在对于西南夷的经略方面，武帝充分展示了他恩威并施的政治手段，而其对当地的开发与管理亦有其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一面，为我国西南地区早期的开发管理奠定了政策基础。
三、定朝鲜为四郡
秦汉时期的朝鲜主要是指朝鲜半岛而言，其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要比作为国家的概念更准确一些。这一地区在战国时代属燕国势力范围，燕在全盛时期曾在真番等地设置官吏，修筑障塞。
秦灭燕国，所连接长城是在朝鲜以北，并把其故地作为外徼辖区，隶属于辽东郡。汉朝初立，“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卷一百一十五。水，即是现在的清川江一线。水以内属燕王封地。不久，燕王卢绾叛逃匈奴，刘邦东征，燕地大乱。燕人卫满为避战乱，纠集千人着朝鲜族服饰东走出塞，渡过水，到达王险城，进而又招兵买马收拢大批燕齐故地流亡之人及当地土著，以王险城为都城称王建国。吕后时期，辽东太守与卫满达成协议：卫满做汉室“外臣”，负责管理塞外居民，不许他们侵犯汉边境；如果土著首领愿意入汉朝见天子，卫氏政权亦不能妄加阻止。
这样一来，事实上汉王朝已暂时承认了卫满政权的合法性，并希望通过这一政权间接统治朝鲜境内各部民族；同时亦留有余地，为汉以后借土著名义最终解决这一问题埋下了伏笔。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势力的极度膨胀，卫氏朝鲜之存在已是没有必要了，向朝鲜伸展其势力范围，建立对该地区的直接有效控制，才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卫氏朝鲜利用和约所争得的宝贵而有限时间，一方面继续招诱内地之民，一方面尽力阻拦朝鲜等各族与汉王朝发生联系，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发展力量。经历三代人的努力，到卫满之孙卫右渠统治时期，已扩张成为一个“地方数千里”卷一百一十五。的独立地方政权。
元朔元年，朝鲜半岛东部的秽君南闾率领部众近二十八万人降汉。武帝在那里设立苍海郡，但元朔三年春，由于北方战事而罢除见卷六。苍海郡的一度置废，已向右渠表明了武帝政策的立场，引起了他的极度不满。因此他在加紧对其境内部族控制的同时，亦拒绝了南方的真番、辰国经其领土朝见汉廷的要求。这样，双方的矛盾终于暴露。
元封二年，武帝派遣特使涉何前往交涉，右渠竟拒不奉诏。涉何无功而返，途中他贪功心切，竟在水边界派人刺杀了为其送行的卫氏朝鲜的一名裨王，然后迅速渡入塞，向武帝谎报说杀了朝鲜大将。武帝亦没加以认真追究，让他充任辽东郡东部都尉，防御朝鲜。右渠闻讯大怒，即发兵越界攻袭。洋洋自得的涉何都尉官位还来不及坐稳，就被杀死了。涉何贪功被杀这一偶然事件，事实上是汉王朝对朝政策的必然结果。涉何之死，朝军入境，成为两国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本不可避免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当年夏，武帝征募罪人为东征做准备；同年秋，派出水陆两军东征朝鲜。海路由楼船将军杨仆率领，从山东半岛浮海东进；陆路由左将军荀彘率领，从辽东南下。约定二军合击，同攻王险城。但汉军明显低估了朝鲜军队的战斗力。陆军在边界进攻受挫，水军虽勉强登陆却也被打得溃不成军。汉廷于是又派使臣卫山入朝劝降。右渠虽然一战而胜，但也对进行长期战争缺乏信心，于是妥协，答应派遣太子入朝谢罪，并贡马五千匹。但当卫太子率领万余人的军队扈从来到水边时，双方都对对方产生怀疑，结果不欢而散。武帝认为卫山处置失当，杀了他，和谈失败。
荀彘、杨仆再兴兵讨伐，虽会师于王险城下，却又都贪功，不肯协调，杨仆希望能迫使朝鲜投降，而荀彘却欲灭之而后快，结果作战数日，仍不能攻下王险城。无奈，武帝派故漳南太守公孙遂入朝鲜，统一指挥，设计剥夺了杨仆兵权，合兵一处，急攻力战。朝鲜毕竟力量不支，内部产生分化，路人、王、韩陶等权臣降汉，不久尼相参使人杀右渠来降，城中只剩以成已为首的一部分人仍殊死抵抗，不久亦被民众所杀，王险城终于被攻下。卫氏朝鲜灭亡。
这次战争，历时一年。战后，武帝以嫉妒争功乱策罪处死了荀彘，以擅自冒进造成伤亡之罪论杨仆当斩，但允许其赎为庶人。封朝鲜王右渠之子卫长和倒戈有功的韩陶等人为侯。在其地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汉郡朝鲜，客观上有利于朝鲜半岛与东北地区的交流联系，对促进朝鲜半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朝鲜民族与汉国家的联系与沟通，即使在半岛上出现统一局面、独立国家之后，也是绵延不绝的。
四、羌人归顺
武帝时期在处理同南越、西南夷及卫氏朝鲜的关系时，其政策的轻重缓急总与北方匈奴问题的进展有密切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是总体性的、策略性的。而对于居住在西北边地的羌人，这种联系就变得内在而直接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羌人问题的解决完全可以作为汉王朝整个对匈奴战争、开通西域大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羌族作为我国一个古老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代、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羌族的发展与华夏族发展的历史是相伴而行的，它的活动范围也相当辽阔：从中原的河南到西北边陲的帕米尔；从四川西南到蒙古高原南沿，都留有不同历史时期羌人的生活痕迹。
夏商之际，羌人即向中原进行迁徙，并在以后的历史中留下了许多姜姓之国，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放弃了游牧的生活，定居下来，逐渐融合到华夏族中，而更多的羌人仍留在甘肃、青海一带，继续射猎游牧的民族传统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活动中心再次东移，以后逐步稳定在陇南以西、长城以南的河湟地区。活跃在西北边地的义渠戎，可能就是羌族的一支。
随着历史的演进，羌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亦随其活动中心的东移而发生相应变化。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羌中人民已不再是单纯的游牧田猎，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从事农业及饲养业。汉景帝时期湟水流域的一支羌人内迁，其首领留何为汉戍守陇西边塞，被安置在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一带。
汉臣服四夷类瓦当记述秦帝国的版图“西至临洮、羌中”。武帝即位以前河西羌人与匈奴的交通更加频繁，许多羌人甚至已加入匈奴部落。又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这一时期的羌人已形成了不稳定的政治中心，并与匈奴相呼应，成为秦汉西北边地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讲，“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这正是汉王朝河西战略的具体表述。欲彻底消除匈奴对西域地区的控制滋扰，就必须打破羌胡联合，而对于势力较弱、组织松散的羌人，当以震慑为主，兼以怀柔。
元狩二年，汉军在取得河西战役的胜利之后，置敦煌、武威、张掖、酒泉四郡，驻军屯垦，移民实边，在羌人与匈奴中间打入一个楔子，阻断双方的勾结与联系。河西战役对羌人与匈奴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却没有根除羌人为边患的根源，部分羌族酋长贵族多次谋逆反叛，河湟地区局势一直动荡不安。
元鼎五年，羌人中的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联合反叛，并再次与匈奴相勾结，合兵十余万，进攻汉边地令居、安故等地，围攻罕，匈奴趁机出兵五原，杀汉太守，气焰十分嚣张。次年，武帝派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大军十万讨伐羌中。这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对羌作战中是空前的。原本结构松散的羌人内部随即发生了分裂，以先零羌为首的一部分羌人归降汉王朝，受到汉王朝的优礼相待，而另一部分羌人则在战乱中离开河西、湟中向西迁移游牧。随后，武帝下诏在羌中故地，设置“护羌校尉”，专门负责管理羌人事务。
伴随匈汉战争的进展及匈奴的战败，羌人对汉态度亦发生根本性变化，元封二年以后，羌人边患基本平息。不断的民族迁徙，移民屯垦亦使河湟之间汉羌交错而居。到昭帝时，除河西四郡外，又增设了一个面积辽阔几乎包括西羌分部中心的金城郡，下辖县数一度达十三个。这样在西羌地区以护羌校尉为依托的郡县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河西、羌中正式并入汉王朝的版图。但由于整个地区的民族矛盾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故羌人反叛、起义仍时有发生；而由于移民引发的对土地的争夺亦是此伏彼起。有汉一代，羌地动荡不断，始终围绕着这两个环节在进行斗争。这种矛盾，却不是武帝雄才大略所能够根本予以解决的。
纵观武帝一代对于南越、西南夷、朝鲜、羌人的经略，我们不难发现武帝对于边地少数民族的政策与其国力强弱互为表里，恩威并施，礼兵交加，始终是其开疆拓地的既定政策。这些经略，不但巩固了中原文化圈既有的势力范围，而且也有所突破，为秦汉文化大规模、远距离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以前所有历史中还没有哪个帝王及其王廷中央能达到这种程度。武帝一代已基本奠定了西汉王朝在东北、西南、东南、西北的疆界，成为有史以来前无古人的辽阔疆域的全权统治者。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