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国之乱后的诸侯王态势

在经历了西汉前期六七十年的政治风雨后，武帝时期正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如果说匈奴边患是西汉王朝急需缓解的外部威胁，那么自汉初以来一直存在的“王国问题”就是这一阶段最为棘手的内部危机。像所有帝国时代的王朝一样，如何处理好分权与集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是西汉王朝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武帝的先辈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各种集权活动，无论成功与否都给他留下了足够的经验与教训。

西汉王朝王国问题爆发的最Ｇao潮，无疑是在景帝执政期间。在经过长期的权衡与踌躇后，中央政府小心翼翼地推出了“削藩”的政策，当时的御史大夫晁错是这项政策最有力的推动者。一直暧昧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终于可以撕破面纱，赤­祼­­祼­地切齿相对。在一场轮盘赌博般的战争中，晁错无疑是最大的输家。景帝为延缓矛盾，竟然使这位忠诚不贰的大臣最终丢掉了­性­命。以吴王为首的七国势力也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运气和实力，不到三个月，便土崩瓦解，一败涂地。景帝在惊出一身冷汗之后也是见好就收，没能一鼓作气取得全胜。也许是历史故意安排他必须在史书中留下优柔寡断的面孔，以衬托后继者的坚毅与果敢。

通过七国之乱，西汉中央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终于看清了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决不是温情脉脉的眉目传情，而是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因此中央政府借战争胜利之机优化削藩政策环境，趁诸侯王势力大减之际，制定一系列政令，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打击地方分封势力。其主要有两个方面：

继续推行贾谊“众建诸侯以弱其势”的政策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景帝中元六年，借梁孝王去世的机会，“分梁为五国，立孝王子五人皆为王”卷五。一事。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因至亲故，地位特殊，景帝甚至表示要传位于他，窦太后对这个小儿子也特别疼爱。吴楚七国之乱，梁国首当其冲，而在平叛战争中，梁的战绩又十分突出，“所杀虏与汉中分”卷十七。这样一来，孝王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其“出称警，入言跸，儗于天子”，“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甚至“­阴­使人刺杀爰盎及他议臣十余人”卷十七。景帝对这位小弟弟虽很气恼，但碍于母亲的呵护，也无可奈何。这次总算天赐良机，使景帝终于解决了梁国这个大老难问题。此外，景帝在七国之乱后，徙汝南王非为江都王，据吴国故地；徙广川王彭祖为赵王，据赵国故地，以及封皇子端为胶西王，封皇子寄为胶东王等一系列“以亲易疏”的做法，亦明显具有对吴楚赵等叛国故地进行再瓜分，以削弱诸侯力量之意图。

削夺各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压缩其政府机构

“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卷一十四。据：“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如此一来，诸侯王原本依照汉朝廷所设置的官制基本上被削夺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此诸侯王的用人之权被大大限制了，他们公然招募私党、图谋不轨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

尽管景帝时期做了一系列工作，来削弱诸侯王势力，而且确实也收到了积极的成效，但诸侯王的力量毕竟还没有被削弱到极点，在某种情况下，他们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他们享有的封国，规模仍然偏大，一旦羽翼丰满，很容易构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

武帝即位后的前十多年中，光是为兴儒与窦太后的斗争就反复了多年，之后又忙于准备向匈奴动武，加之黄河决口，陈皇后后宫巫蛊事件，使武帝及其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不可能有机会在削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然而诸侯王的事儿，终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当元朔之初，汉廷内外诸事基本理出一个头绪之后，武帝开始着手最终解决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诸侯王问题。而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位晁错式的人物——主父偃登台亮相了。武帝同他一拍即合，从而在汉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印迹。

二、主父偃的推恩建议

武帝即位初年，朝中大臣鉴于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纷纷为晁错当年被杀鸣冤叫屈，同时对于当前某些王国连城数十，近乎尾大不掉之势，力主继续推行削藩政策，并多次上奏揭发诸侯王僭越仪制、营私结党的恶行。而另一方面，诸侯王则认为自己是皇室骨­肉­，其在外屏卫汉廷是历代先皇的遗训，也是大汉立国之本，而朝中诸臣别有用心，企图借削藩之名而为个人谋求名声与地位。为此建元三年中山王刘胜利用到长安朝拜的机会，率先向武帝进言。武帝亦颇动骨­肉­之情，遂暂时否决了有关官员要求削藩的建议。

但是面对权力争夺的攸关之计，武帝还是有自己的打算。对于至亲诸侯，他并不希望通过铁与血来给予最后的解决，但如果有人对他的权力有什么奢望，或对他的绝对权威有所疑问的话，他是不会顾及太多亲情的。河间王刘德通明经术，尤喜好收集遗书佚册，有很大的影响，天下英杰俊儒多往赴河间，这就引起了武帝的猜忌。据说，有一次刘德入京朝驾，两人谈论治国之道时，武帝对他所讲的商汤、周文王以小国而取天下的事情弗然不悦，尖利地挖苦说：“汤王以七十里取天下，文王以百里取天下，你河间王也可以努力争取么！”刘德吓得魂外，再不敢多言，谢罪而退。归国后，纵酒玩乐，不再谈论国事，以求个人苟安。

正值武帝在这种两难处境之中摇摆不定的时候，主父偃为他提出了一个比较温和但却切中要害的新措施。

主父偃是齐国临淄人，自幼学习“长短纵横”之术，后又博览群书，尤好及百家之言。早年打算在齐地谋求政治上发展，但却没得到当权者的赏识，而其他正统儒士也排挤他。由于没办法在齐地混下去了，只好周游北方各地，但怎奈时运不济，总是怀才不遇。元光元年，他抱着一丝侥幸来到关中，投奔大将军卫青门下。卫青倒是来者不拒，谈论之间，卫青觉得此人还有些见地，就向武帝推荐了他。但一连说了几次，武帝也没理会。主父偃钱也快花完了，经济上很窘迫，卫青门下的诸宾客也都瞧不起他。万般无奈，他决定孤注一掷，直接上疏武帝。没想到奏疏早上送进宫中，到傍晚武帝就下诏召见他。在碰壁几十年后，主父偃的机运终于来了。这一次上疏也正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时机。武帝这次召见的共三人，除主父偃外，另外两个是徐乐与严安，他们都是因“上书言世务”而被召见的。一进宫廷，武帝远远地就说道：“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卷六十四。三人当即被拜为郎中，而主父偃不久通过上疏言事，一年之内，四次升迁，官至中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