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父偃一朝得志，深得武帝器重，这与他个人丰富的社会阅历及其工于心计，尤擅长剖析利害关系的能力是分不开的。他很会把握武帝的心意，总是能找到最恰当的时机为武帝出谋划策，因此其进言每每被完全采纳，成功率极高，升官晋爵自然也就是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事了。

对于诸侯王国问题，长期的漂泊流亡生活使主父偃具有深刻的体会，对于各地区下层的实际情况也比一般朝臣更多一些感­性­认识，少空谈而务实际，他所提出的策略与方法深受武帝青睐。元朔二年正月前夕，他首次提出了他的“推恩建议”，内容如下：

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超过百里，强弱形势容易控制。而今诸侯有的连城数十座，地方达到千里，政令松缓他们骄奢容易行为­淫­乱，政令严急阻碍他们势力发展就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如果以法制力量割削他们，则叛逆便会发生，前朝的晁错就是典型实例。现今诸侯的儿子多达十余个，但只有长子才能继承侯位，其余子弟虽为骨­肉­至亲，却没有尺土的继承权，这样仁孝的大道理不能得到贯彻。希望皇帝陛下颁布诏令允许诸侯推恩泽分封所有的子弟，给子弟土地立为诸侯。他们人人高兴得到了所想得到的东西，皇上实施了德政，实际是分割了诸侯的国家，他们必然逐渐自行削弱。卷六十四，系译文。

据说这个方案是贪财的主父偃私受王国子弟贿赂而想出的一箭双雕之策，既讨好了诸侯王子弟，又为皇上去了心病。武帝倒顾不着那么多，他认为此策甚妙，马上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尽快颁行天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推恩令”。

“推恩”的实质在于“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这就把困扰历代皇帝的分封问题抛给了诸侯王们，在中央政府不动声­色­的注视下，诸侯王国自行分化殆尽，化整为零，削藩裂地思想终于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在推恩的过程中，朝廷所要付出的不再是一块块实际的土地，而是一个个的封号。王国愈封愈小，势力越来越弱，便无力量与中央相抗衡。简直就是割自己的­肉­来为武帝赚名声，实在居心险恶！

三、诸侯王问题的最后解决

实际上“推恩分子弟”早在景帝时期就有了最初的实行样板，但当时主要在于一次­性­分大王国为若­干­小王国，至于侯国亦一般不予过分要求。武帝元光末年，也实验­性­地于各地试行裂地之法。如元光五年封河间献王子明为兹侯，元光六年封长沙王四子分别为安城思侯、宜春侯、句容哀侯、容陵侯等。这些试探­性­的进一步分封实际上仍是为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而做的有益尝试。主父偃的建议正是这种试验成果的总结。这表明，汉王朝对于诸侯王问题的认识已趋成熟，彻底解决诸侯王问题的时机终于来了。

武帝元朔二年正月，武帝借梁王、城阳王愿以邑地分弟子之际，正式颁诏：“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卷六。又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卷一十五。推恩之潮，由此而兴，不久全国一片沸腾，侯国纷纷建立。

武帝时期大规模实行推恩封侯，主要集中于元朔年间，“推恩”进程迅猛而集中，有时甚至一天之内竟有二十四人同时受封。侯国的大量繁衍，“支庶毕侯”局面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廷对侯国直接定制封号，从而使新封侯国逐步脱离诸侯王国，而别属汉郡。其结果则是诸侯王国土崩瓦解，而由汉王朝直接控制的郡县则不断扩大。到武帝后期，汉王朝直辖的郡已达八十个以上，这与汉初中央控制的十五郡相比，显然已有根本不同。昔日诸侯王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盛况已是一去不复返了。“推恩令”作为武帝时期集削藩之大成者，无疑是一劳永逸的措施。

对于公然反抗“推恩令”、图谋不轨的诸侯王，武帝早已准备好了武力重拳，待机而发，一击置之于死地。

淮南王刘安对于“推恩令”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他是高祖之孙，刘长之子，比武帝还长一辈。刘安有二子，太子刘迁，庶子刘不害。刘迁是法定的王国继承人，而刘不害与其子刘建却得不到尺寸之封地，心中十分不满。刘安不推恩自然有他保存实力的打算。早在七国之乱时，刘安就欲发兵响应，只是由于­操­作失误才侥幸未能卷入。景帝死后，他以武帝长辈汉“中国大宁”鎏金神兽铜镜湖南长沙出土自居，以好读书、善鼓琴、礼贤下士来收拢人心，求取名声，广致四方豪杰宾客几千人，并积极著书立说，编成一书，大谈道家神仙、修身养­性­之术，这与尊儒的武帝大有唱“对台戏”之嫌。起初，对于这位博学善文的堂叔，武帝非常谨慎。朝见宴会，恩礼有加；凡发往淮南诏令赐书，多由司马相如过目审读后再发以免出纰漏。而刘安一直有夺位之心，加之宾客妄言吹捧，便暗地修治战具，联络四方，并派女儿刘陵入长安，争取汉宫内应，日夜与其谋士加紧策划、布置。刘安的同胞兄弟衡山王刘赐也与刘安串通，企图借支持刘安夺取皇位来为自己谋求江淮一带的分裂割据。他们甚至都刻制了登基用的天子玉玺和文武百官的印绶。但这次叛乱还来不及发动就被人向武帝做了告发，而告发人正是刘安的孙子，因为刘安拒绝推恩而怀恨在心的刘建。元狩元年，淮南、衡山二王谋反活动彻底暴露，武帝下其事于群臣，大臣们一致认为谋反者应该伏法。结果，二王畏罪自杀，二国被除，封土改郡，收归朝廷。当时卷入叛乱­阴­谋被株连者达数万人。第二年江都王刘建亦被卷入，同样遭到灭顶之灾。经历过这一场空前株连大狱，诸侯有谋逆迹象的全部被肃清了。

在审查淮南、衡山二王谋反案之后，武帝颁布了“阿党”、“左官”、“附益”之法，用以限制和打击王国势力。在“左官”三法的限制下，诸侯王国的经济势力越来越弱了，人才资源趋向枯竭，诸侯王国对中央的威胁彻底解除了。

对于众多侯国在汉朝境内的星罗棋布，汉王朝亦没有等闲视之，采取了进一步削弱的措施。元鼎五年南越发生叛乱，卜式上疏武帝，愿父子从军，效死疆场，全国几百列侯却无一人要求从军。武帝下诏表扬，号召天下向他学习，这里面已经含有相当的不满之意。同年九月，武帝在进行年度祭祀时，以列侯助祭之“酎金”重量及成­色­不足不好为借口，一次被夺爵的人有一百零六名，收其封国归于汉郡。另外，列侯因犯罪或无嗣而除国的也很多。侯国越来越少，到武帝太初年间，刘邦当年所封一百余名列侯已寥寥无几。这样一来，延续近一个世纪的诸侯王问题，到武帝时期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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