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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笨蛋中没有一个人能想到，只要动笔写作就会暴露自己。我就是这样了解他们的：根据他们说的内容了解他们。我的为人和为文是一致的，文如其人嘛。上午十点钟，卡马格在编辑部的大厅里来回踱步，低声哼唱着为他概括的新闻界全部智慧的口头禅。在这个钟点，他喜欢在自己没有人烟的王国里转悠，这里有从天窗上­射­进来的洁白光线，有空荡荡的写字台，有一尘不染的电脑终端，有雪白的纸张在等待着永远不肯前来的想象力。清洁工们早已经拿走了那些废纸，那些前一天写下的违反事实的废话连篇、违犯事情没有发生就应该保持沉默原则的文章；他们一个个都写了依据什么什么、原因是什么什么、方式怎样怎样、目的是什么什么，而他一直要求他们写出通过什么什么手段，要求他们写出通过什么方式的体验，要求他们追踪外部世界与每人内心世界相连的线索；他说，现实应该像你们，而不是你们应该像现实！假如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由他一人撰稿的话，那么报纸的效果会好得多！假如由他一人执笔描写世界，那么世界会美丽得多！

在文化版的小房间里，靠近洗手间的地方，一个年轻女子站在电脑显示器前工作，她不时地咬咬指甲。卡马格远远地欣赏着她那洒脱的举止、小小的圆臀以及紧身毛衣下朦胧凸现的Ru房。

“嘿！您过来看看这条消息！”那姑娘的目光不离开屏幕，喊道：“您瞧谁死了！罗伯特。米切姆！（①罗伯特。米切姆（1917—1997），美国著名电影演员，曾主演《一个美国兵的故事》、《开普菲尔》、《仇恨的十字架》和《猎人之夜》等。）要是让我写这条消息该多好哇！”

她的声音洪亮有力，喜欢发号施令。手指红肿得像葡萄，沾满了口水。卡马格觉得这姑娘没有认出他是谁。很少有记者能与他迎面相遇。

他说：“我是卡马格。”

他习惯于用自己的名字震慑全体编辑，把新手吓得不敢乱动。那姑娘怀疑地看看卡马格。

“您就是ge eme？”她问道。“是卡马格博士？想不到您是这个样子。”

这是不够谨慎、相当粗俗的评论。想不到是这个样子。

既然大家都认识他，怎么会想不到呢？很少有人如此放肆地叫他ge eme；几乎没人打听这些词首字母的所指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词首字母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字，如同d.h.劳伦斯、t.s.艾略特，或者h.a.穆雷纳（h a 穆雷纳（1923—1975），阿根廷作家，著有《美洲原罪》等散文。），甚至连他本人都不去想这些词首字母的含义了。他的教名日是gregorio）magno pontlfice ；虽然身份证上出现的是g.m. p. ，他却成功地隐藏起pontifice （pontifice.西班牙语，意为“教皇”、“主教”等。），最后就剩下ge eme了。

他问她：“你是谁？”

“对不起。我叫雷伊娜。雷米丝。我在举止礼貌方面糟透了。”

“你这个年龄的人不可能真正知道罗伯特。米切姆是什么人。你多大？二十二？

二十五？”

“三十。我知道的事情比您以为的多。”

“那你还等什么？坐下来！把这条消息写出来吧！”

“主任会不高兴的。说不定他已经想到留给别人去写了。”

“我决定的一切，你的主任都会喜欢的。”说罢，他转身而去。

啊，上帝啊，我为什么至今还有豪爽、慷慨的冲动？给别人让出属于自己的地盘，这是此前没人为他卡马格做过的事情。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苦苦挣扎，打败多少对手方才爬上今天这个位置的。行善和作恶：他从高高的位置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肯定或者否定。权力就是由这样的组织构成的。他刚刚把一个自己喜欢的题目让给了一个傲慢又无趣的姑娘，那又怎么样？这类事时时在发生。米切姆是他的崇拜对象，他早就答应报社写一篇献给这位美国明星的最后悼词。一九五八年，他二十一岁时看过《猎人之夜》。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那突然的发现：一场露天电影，夏日的知了们在树上编唱着令人撕心裂肺的应答祈祷歌，一个故事、令人不快的故事——让他第一次发现绝对邪恶的威力。自从那以后，他有数月之久痴迷于这样的想法之中：邪恶处处都有，或许邪恶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上帝。要不然，邪恶就是一种错觉，一种可能发生的现象，仅仅因为宇宙是非现实的，如同古印度《吠陀经》说的一样。反之，邪恶就是天天在证明：上帝就像人类一样软弱无能。《猎人之夜》他仅仅看过一次，但是他记得影片中的每个场景、每条对白，仿佛是他自己亲笔写出的一样。没有哪部影片能像《猎人之夜》那样叙述得如此自由而娴熟。其中的形象使用了一种无论在文学或者电影中无可比拟的新语言，或许法国作家马拉美偶尔用过，或许达达派的作家们用过。他一生都在梦想哪天醒来时明亮的书桌上已经写完了一篇评论《猎人之夜》的文章，一篇良知深处口授的文章：里面充满了从未使用过的话语，如同那部电影一样。他满怀好奇地准备阅读那个姑娘、叫什么雷米丝的女孩写的文章。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说过，语言就是反映人物本来面貌的池塘。

卡马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面装出没有听见部下们的阵阵问候声。按照常规，只要他一进办公室就不允许部下来打搅，至少半小时之内不行。他曾经在戴高乐将军写的一部题为《剑刃》的书中读过这样的话：伟大人物毫无例外地都有隐蔽自己真实思想的本领。卡马格，空气在高处是纯洁的，那里没有噪音会­干­扰你的思想，世界应该继续围绕你的想法旋转。卡马格，世界还应该围绕你看见的东西旋转，因为你看到了一切。卡马格的王国是由防弹玻璃墙围绕起来的天地，看起来令人生畏，好像有鲨鱼的水族馆一样，位于解放者大街一幢塔楼的第二十层上。欧仁。奥尼尔（欧仁。奥尼尔（1888—1953），美国戏剧家，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重要剧作有《东航加的夫》、《天边外》、< 琼斯皇帝》和《安娜。克里斯蒂》等。）曾经在楼下的露天集市上过夜；博尔赫斯曾经公开说出他相信关于记忆思考的平庸线索：“伊尔内奥。福内斯一八八九年死于肺气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正走在前往好友阿道夫和席尔维娜的家中去吃迟到的晚饭。卡马格，这过去的一切都属于你：博尔赫斯那句话属于你；奥尼尔与《东航加的夫》中的史密特在集市拱门下喝杜松子酒的瓶子也属于你；远方乌拉圭的河岸属于你。即使卡马格没有想到乌拉圭的河岸，拉普拉塔河水深厚而宁静的暗流总是在那里，全然不晓地塌方在蚕食着河岸。卡马格一挥手就抹去了暗流。他拿起遥控器，降下百叶窗。办公室处于半明半暗之中了。他打开电视，上午的消息如同巴赫的轮唱一样重复个不停。

四千名中国士兵向香港边境进发。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即将结束了。成千上万的大小木船从维多利亚港驶向九龙半岛，每条船上都Сh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播音员用粗犷的声音说道：“过去，啊，过去了！难道我们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吗？”

接着镜头在展示一亿七千万年前海生爬行动物的复原体，它们的化石是刚刚从内乌肯（内乌肯，阿根廷中西部一个省份。）的墓|­茓­中发现的。三位古生物学家小心而自豪地摆弄着那些化石残片。新闻突然转向轻浮的题材：几起几落的墨西哥女演员萨尔玛。海克惊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超市。她是来出席新片首发式的，结果一群热情的记者乱哄哄地跟在她身后，七嘴八舌地问她爱情方面的乐趣。屏幕上出现了她大腿的特写镜头。随后又一次重放中国军队向香港的进军。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是他妻子打来的。

她对丈夫说：“我母亲又一次出现心肌梗死。医院通知我：她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今天晚上我必须去密歇根。我和孩子们一起去。希望你不会在意。哎？我­干­吗说这个呀！你当然不在意啦。”

妻子布伦达有一张温柔的脸，大大的眼睛像小鹿一样纯真。年轻时，她的头发长及下巴颏，翘翘的下颏有些像霍莉。亨特；但是，上了年纪以后，她把头发盘到了脑后。她是美国人，出生在大湖区的特拉弗斯城；如同她那个家族的所有女人一样，她的活动是随着实用的本能节奏而不是激|情来变化的。她平时说话，含混不清，无人可懂；可是，一旦跟卡马格说话，她发音清晰，用词准确。现在，她的老母亲已经病危，这就是说：除去孪生女儿之外，紧紧拴住她的人生负担就要减轻了。她母亲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了多少年？

这已经难以计算了：自从卡马格与她相识以来，她母亲就在火炬湖边一处装满废旧渔具的大房子里准备迎接来世了。

陪伴老人家的还有鸟群。几百只不同的鸟：乌鸫、田鸫、蓝鹊、红冠鸟，每天都在大屋里唱歌，让母亲的悲伤与日俱增，让老人家日益接近死神。如今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这一次她母亲真的要死吗？他从那­阴­沉的天空上看不出任何预兆啊：此前总是假的心肌梗死和假警报。他本想对布伦达说：让老人家安安静静活几天吧。老太太一人置身于鸟群中是很幸福的。结果却相反地说出：“好啦。你母亲终于得到她长期渴望的东西了。”

“是吗？你认为她想死？或者她一直这么说是为了引人注意？医生告诉我，她怕得发抖。可怜的妈妈Сhā满了导管，没办法说话。她打手势要看外孙女。卡马格，我带上两个女儿去了。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总要几周的时间吧。有时弥留的时间要有几个星期呢。”

他感到布伦达极力在克制已经引发的抽泣声，但是她抽泣得太厉害了。实在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求上帝别让她这样！既然要死，那就快一些吧。我准备卖掉湖边的大屋、家具、陶器和渔具。谁愿意购买这些这么破旧又偏僻的房子和东西呢？两个女儿对我说：外婆要是去世了，她们就打开鸟笼，放掉那些小鸟。你可以到湖边去啊！找个周末你去一趟嘛！再说也不是第一次了。”

“布伦达，亏你想得出来！这趟旅行要二十个小时呢。

要去芝加哥，再转到特拉弗斯城。现在我不能离开报社。“卡马格每当跟妻子说话的时候，就无法控制恶劣的情绪。结婚的头几年可不是这样，每当二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心花怒放。如今情况刚好相反：他总想伤害她，这欲望难以抑制。他一心想看到她吃苦受罪的模样，看到她赤脚走在炙热的荒地上，看到她沿街乞讨，或者在垃圾里寻找食物的样子。她答话的声音总是那么温柔：“那你送我们去飞机场吧。两个女儿还要亲吻你呢。”

“看情况吧。这要看今天晚上参议院会不会有事情了。

飞机几点起飞？““八点半。”

“啊，那就不行了。以后我给你们打电话吧。现在我得挂上了。”

“好吧。这么说，就不见面了。”

“不见了。不行啊。喂，布伦达，旅行愉快吧！”

卡马格挂上了电话，松了一口气。她们母女三人走了，家里又一次剩下他孤身一人了。近年来，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为期很短，他根本来不及放松。此前，老婆和两个女儿成立了一个由钢琴、小提琴和架子鼓组成的三重奏乐队；几个省的文化委员会，在卡马格亲友的鼓励下，邀请母女三人做专场演奏；回家时，总要带回自家烘制的糕点、本国音乐家的乐谱以及廉价的工艺品。布伦达原来是在卡拉马祖（卡拉马祖，美国密歇根州西南部城市。）公益会学校读书的，至今讲西班牙语还很费力；她一直不能摆脱某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穷国文化的强烈好奇心——或者是她认为的穷人文化，而从来不区分什么是真正的才能，什么是卑鄙的抄袭。她钢琴弹得比较熟练；早在两个女儿认字之前，她就强迫这对孪生姐妹上音乐课。在住宅的花园里，在面对着拉普拉塔河的悬崖上，为了让母女三人排练，卡马格命人建造了一个有音响隔离设备的茅屋；以后，渐渐地，母女三人为演奏贝多芬、阿尔康（阿尔康（1813—1888），法国钢琴家、作曲家。）以及加布里埃尔。福莱（加布单埃尔。福莱（1845—1924）。法国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而疏远了他。尽管茅屋建造了隔音墙，卡马格一走进家门还是常常听到那讨厌的乐器嗡嗡声。

她们污染了黄昏，污染了透明的空气，让他从记忆中永远勾掉了对贝多芬们的全部怀念，而在此之前，他在音乐厅里倾听这些大师的作品时是幸福的。

当你不再爱一个人时，那她所做的一切你也就不再喜欢了；布伦达虽然还能吸引别的男人注意，但是却不再打动卡马格任何部位的肌­肉­了。卡马格不喜欢妻子的最早症状开始于十二年前的一个早晨。那时孪生女儿刚刚学会走路；那天夜里，姐妹二人轮流哭个不停。布伦达突然癔病发作，前额上两条微血管肿起，形成一个v字。这个毛病，她可能从前有过，但这是第一次让卡马格发现。忽然间，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跟她结婚；不明白这是在做什么：同床并且有了两个不让他和她睡觉的女儿。次日早晨，妻子打哈欠的动作、她身上的­奶­水气味、她做早餐时穿的兔皮拖鞋等等，都让他感到讨厌。布伦达是个曾经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事情，但他已经不是那个人了。但是，如果分居，那比继续生活下去更不舒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何况分居也不会让他比现在更自由。

卡马格，回到现实中来吧！现实又回来了。可是难道你什么时候离开过现实吗？

一个女秘书踮着脚尖走了进来，小心翼翼地提醒他说，十二点钟要在雷科莱塔公墓为瓦伦提参议员举行葬礼。博士，要我们给您派车吗？报社里几乎人人有个坏习惯：总是打着“我们”的旗号跟他说话。

派车吧！派车吧！

前一天夜里，他看到老城里走过一队长长的修士队伍。

他经常梦见老城。他喜欢在老城里散步，因为他熟悉城里的一切，好像从来不知道还有别的城市存在似的。桥梁、通道、漂浮在巨大盐湖上快要倒塌的市场、分针秒针永远指定一个时刻的钟表。这是一座没有树木、无边无际的城市，它上空的太阳脏兮兮，夜晚明亮得如同白日。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开放着一排排大大小小的巢|­茓­：卡马格知道那是旅馆和用大蜡烛照明的壁龛。那队修士正走进一家旅馆。他看见了那些修士，他们有几千人之多，那时月亮好像大球一样落到城市的地平线上；他穿过落日的余辉，去再次恢复月亮的位置。修士们低声在唱，嗡嗡声让卡马格不得安宁。当他正在一座木桥上推动月亮前进的时候，联系报社的手机把他吵醒了。

那是清晨两点半或者三点。布伦达睡在大床的另一侧，脸朝上，抹着一层令人恶心的杏仁霜。她还不知道老母亲在北半球已经进入弥留状态了。卡马格，你还不知道那天夜里正在死去的一切呢。手机固执地响个不停。

他没能立刻听出夜间值班编辑的声音，由于疲倦那声音变得犹如细丝一般。

编辑对他说：“博士，发生了不幸事件。就在我们印刷了一半报纸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瓦伦提参议员自杀了。”

“你是怎么办的？”

“博士，我们想您可能采取的措施是停止印刷。咱们还来得及能让这条消息以头版印出来，发到首都各个报亭里去。”

“你说的是瓦伦提？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夫人发现丈夫跪在床边，子弹是从嘴巴里打进去的。他没有留下任何书信。

人们就是这么说的。”

终于有人出来做了一个表示尊严的动作。阿根廷已经病人膏肓了。但是，一个人的死亡改变不了现存的秩序。

“那你就这么写吧：开枪自杀，未说明原因。”

“博士，您不觉得分量有点重吗？”

“事实不就是这样吗？啊？那就说出事实吧！在什么地方守灵？”

“没有守灵仪式。参议员遗孀拒绝守灵。她希望尽早安葬丈夫；如果可能的话，中午就下葬。”

卡马格心中不安，在床上辗转反侧，最后决定起床。他故意弄出动静，为的是吵醒布伦达，让她起床准备咖啡，尽管他知道妻子不会为他做任何事情的。他穿过走廊，进人办公室，打开电视机。他迅速按动遥控器的键钮，寻找新闻频道上是否有自杀的图像：或许急救车停在瓦伦提住宅的门前，或许有邻居们围观的热闹场面。

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加沙和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场面。

正如那个女秘书对他说的一样，葬礼是在十二点钟举行。但是，差五分十二点时，送葬的人们已经在公墓里集合了。空气潮湿得叫人难以忍受。大理石渗出了水分，养育着苔藓；坟墓外部比内部更显得无依无靠。除去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没有哪家报纸提到这一自杀事件。各家广播电台都只是一带而过，不提自杀事件的具体情况，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好像是一件大家都想忽略过去的死亡事件，仿佛根本就不存在这回事似的。由于人人保持缄默，因此可以明白送葬人少的原因了。来的人少，但是显赫：共和国总统及其警卫人员，政府宠爱的几位法官，死者的一些同事。灵柩上一朵鲜花也没有。没人敢发表即席演说。一位总统侍卫官临时抓来一个聋子教士，后者似乎不明白来墓地的任务，急急忙忙地念了一遍悼亡经。

总统高声道：“可怜的瓦伦提！这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他大衣的领子是竖起的，他冷漠地回应着人们的拥抱与握手，目光朦胧，仿佛眼前没有任何人似的。

只是在卡马格走到总统身边时，他似乎才打起­精­神来。总统挽住卡马格的手臂，拉他到一旁说：“啊，卡马格博士，非常感谢您来送葬！”总统又叹息道：“请您尽量别在您的《日报》上散布那些毁掉了瓦伦提的卑鄙言论。可怜的他已经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了。”卡马格一向讨厌别人暗示他什么应该说、什么不能说，因此立刻警觉起来。他克制着自己，但是仍然无法避免以冷冰冰、疏远和傲慢的口气作答：“什么散布？我没有散布！先生，我公布的东西是可以拿出证据的。无论活人还是死人，我平等对待。昨天有位法官说，瓦伦提在武器走私问题上是有过错的。您怎么能希望这事不公布出来呢？”总统坚持自己的看法：“法官！法官！这是什么意思啊？现在上帝正在审判瓦伦提呐！， 他招招手，让侍卫官过来；接着，把卡马格撂在了身后。总统身材矮小，瘦弱，由于消瘦而掩盖了衰老。深栗­色­的假发把头顶上的光秃窘境遮掩得比较成功。从远处看，整形外科手术使得总统朝气蓬勃；而从近处看，他好像是个烧饼娃娃。

风儿吹得烟头团团转。在公墓人口处，卡马格在巨大的签名纸前停步，客人们纷纷在纸上留下名字，以便说明自己出席了葬礼。他斜着眼看到恩索。马埃斯特罗一面快步向他走来，一面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恩索在葬礼上没有露面。他要­干­什么？一九八二年他和恩索在报社编辑部里邻桌共事；二人隔三差五地共进午餐，这是最亲近的礼仪了；卡马格理解为亲密友谊。但是如今思索已经变成了总统的哈巴狗、私人秘书，只有他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才来找他卡马格谈话。

“自从为这桩自杀的事情把我叫醒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合眼。”思索说道。他很激动，满脸是汗。“如果有人要把我也弄进监狱的话，我也会自杀的。”

卡马格冲他一笑，说道：“我不会自杀。要自杀必须感到非常有罪才行。”

卡马格穿过园门，向入口处那一排高大的橡树走去。

公墓外面，一片生机勃勃。太阳快乐地钻出了云层，悄然地影响着人们的情绪。

思索固执地跟在卡马格身后走着。

“卡马格，你没看到总统情绪很坏吗？四面八方都在冷淡他。你以为让总统威信下降国家就有救了？事情好了，我们也抱怨，因为要更好。他们对可怜的瓦伦提的做法让我伤透心了。”

“恩索，谁也没对瓦伦提怎么样。事情都是他自己­干­的。人家把走私的回扣交给他的时候，他让人拍摄下那场面来。他已经不可救药了。”

“谁知道这样的事情他们­干­了多少呢！可是没有人进监狱啊！”

可恶的痉挛突然又发作了。它传到下半身，像棍子一样打在胯下的肌­肉­上，迫使卡马格弯下腰来。一个月前就这样发作过一次；一年前，在前往达沃斯的旅途中，也犯过一次。但是只要一发作，他就成了废人。恩索低声下气地用力扶住卡马格。

“恩索，没事，没事。我原来以为是崴了脚脖子。你看，好了，好了。”

两人向面对公墓的威拉大街走去。报社的司机已经把车子停靠在麦塞德斯街口处了，但是卡马格打手势让司机等一等。咖啡馆里坐满了人。两人刚一进门，临窗的一张桌子就空了下来。卡马格便坐在椅子上了。‘“你需要去健身房活动活动。”

恩索说道。“你看看我！

骑自行车，洗桑拿浴，加上按摩，两个月里我减少了十公斤呢。不知不觉就换成一个新人。“两个参加过葬礼的参议员从面向威拉大街的门口看见了卡马格，那样子好像要过来。卡马格举起一只手，眼睛不看着他们，表示：请勿打搅。

“卡马格，你真让人害怕。”恩索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你身边只有马屁­精­，而没有跟你说心里话的朋友了。”

恩索的举止一向给人油滑的感觉，好像是教堂里的司事；说话的时候总像是在求饶。

“可能我像你的上司，跟全国一样。恩索，我不跟那两个小偷握手。不行！让我恶心。”

“那你也别跟我握手了！我跟他们是在同一个舞会上啊。”

“你不一样。你有才­干­。人家在用你呐。你最后会像其他人一样也进监狱，不过可怜得像个老鼠罢了。瓦伦提的事情仅仅是个开头而已。”

“你是这么看的？这里边的事情是没头没尾的。这个国家一向是看上去要发生可怕的事情，可是不会发生的。

一切还会是老样子。你走着瞧吧。““如果事情取决于我，那不会发生什么。你上司说的话，我的报纸一句也不相信。他吓不倒也收买不了我的报纸。”

恩索凑近卡马格，低声但是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希望这事变成乱子？你想要大家都像瓦伦提那样自杀？你不是上帝！”

“恩索，没有上帝。这说法有害。根本没有什么上帝。”

卡马格回到了报社，情绪糟透了。他通知各部门主任立刻来他办公室开会。可是都去吃午饭了，没人回来。他命令女秘书们通过手机把主任们一个个呼回来。这一天真­操­蛋！痉挛还在胯下隐隐作痛。最好是去看医生，但是眼下不成。现在他要准备作战了。瓦伦提参议员洽谈了一笔军火生意，说是把武器卖给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可是那里不需要军火，因为没有军队。显而易见的是，军火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参议院通过了这笔生意，总统也签署了最后的批示；但是没有在任何通报里公布，借口是会影响国家安全。瓦伦提在同某国——可能是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或者是塞尔维亚——的使者洽谈一千六百万美元转账到卢森堡银行的问题时，有人拍摄了谈判过程。拍摄下来的录像带后来落到了一个在野党的众议员手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报界一直在猜想瓦伦提是某个高层权贵的傀儡，部分回扣已经同另外一些参议员私分掉了。最大的那块肥­肉­应该在总统的腰包里，但是此事连暗示一下也是不行的。终于有个法官冒着生命危险判定：瓦伦提是非法合伙经商的组织者，命令将其逮捕归案。现在卡马格打算调查一下：瓦伦提是真正自杀呢，还是总统派人将其杀害灭口。

今天讲述这个故事是很容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一九九七年，这事还是一团令人难以置信的乱麻，人们不大在意，或者以为是激战的报界在夸大其词。有两个记者收到了匿名信，上面有六个同谋的参议员的名字以及从二十万到五十万美元的钱数，估计是影­射­受贿的数额。卡马格本人收到参议院盖章的一封信，信封上印有“机密”的字样，里面只有一页纸，上面写了十四个数目字。

一开始，他怀疑是几个银行账号，便把这些数字寄给驻纽约的记者，让他找那里的专家进行破译，但是一时还破译不了。全体政治组的成员都在狂热地调查这个案件，千方百计地诱惑六个参议员的看门人、清洁工和秘书说出他们在走廊里听到的谈话。

几天后，卡马格灵机一动，打电话给巴拿马、利马、蒙得维的亚和圣保罗的日报社长，请他们协助调查。对此，他并不抱多大希望，但是应该点到的地方都要点到。

吃罢午饭，编辑们纷纷回来了，没带回半点关于瓦伦提自杀的消息。所有的消息来源都被堵死了，死者的兄弟不接电话，没有人知道遗书的蛛丝马迹，或许根本没有什么遗书。编辑们都有些泄气，战事的失利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卡马格把座椅退后几厘米，双脚放在写字台上：这是他为便于思考而特别喜欢的姿势。他需要考虑调查的新战略。否则掷下­色­子会有坏点。为什么不找一找那个拍摄录像的家伙呢？那盘录像带装在一个匿名的大信封里，早已经到了那位在野党众议员手中。政府的情报人员没能查到录像带的制作者。也许美国大使馆的人知道一些情况，但是如果录像带是从那里失踪的——这是卡马格的推测，那不会有任何人走漏消息的。编辑们在忙着记录；他们身后的电视机里还在重复同样的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正在开进香港；萨尔玛。海克的ρi股；轮胎横在九号公路，切断了通向萨尔塔城（萨尔塔城，阿根廷北部一省的省会。）的道路。

电话铃声吓了大家一跳。卡马格事先已经禁止秘书把电话转进来。如果电话是他妻子的，他要好好收拾那些女秘书。电话里说：“是圣保罗的。”他听出来那缓慢、低沉的声音是安东尼奥。皮门达。内威斯的，《商报》的社长，大家都叫他皮门达，如同叫他卡马格一样。卡马格至今还有拉长字母r 的毛病，这是土库曼省人的习惯，他出生在那里。

皮门达发r 的音也带开皮拉地方的口音，这是英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