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少走弯路，可以比苏联搞得好点，快点。..
①毛泽东
1958年
2月
28日和
7月
22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②毛泽东
1957年
3月
19日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①毛泽东
1959年
12月到
1960年
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②见中共中央
1956年
3月
30日关于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提纲。毛泽东
1956年
4月
28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在经过对农业、工业将近半年的调查与研究后，1956年
4月
25日，毛
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的十大关系，在经济关系中最重要
的就是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他提出的工农业并举思想，既是鉴于苏联和一些
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也是他在考察了农业问题之后，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
发提出的。《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随即成为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1957
年
2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论
十大关系》的思想。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列主义普遍
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他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取得的辉煌成果。
（二）1958年
1月南宁会议到
1958年
11月郑州会议以前
这是探索的失误时期。反右斗争的开展中断了
1955年底开始的探索。毛
泽东把主要精力又转到阶级斗争方面。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不仅
使党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使党对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脱离了正常轨道。“左”倾思想由指寻国家政治
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毛泽东对此以前的许多正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采
取了否定的态度。
这次失误是从批评
1956年的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底和
1956年初，有
些部门和地方不顾实际可能，盲目地增加预算投资，扩大基建规模，给国民
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许多困难。周恩来、陈云等发现问题后，建议中央在反对
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
6月
20日，中央政治
局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传了这个思想。党的八大会议也贯彻了这
个精神。这对于保证
1957年的经济建设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提前完成“一五”
计划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毛泽东对于提出反冒进是有保留的。在
1956年
4月下旬的政治局
会议上，他主张追加基建预算投资
20亿元。《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他批示“不
看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给“右派分子”
提供了口实。在这年
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
好、省的口号等，是“右倾”、“促退”，在
1958年
1月的南宁会议上，他
进一步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
首先没有把指头搞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长了疮，不提反冒进，就不
会搞成一股风。这属于政治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
的边缘，只剩下
50米。在这年
3月的成都会议上和
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他继续对反冒进问题进行了尖锐批评。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激烈地批评反冒进？他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
种思想、两种方法、两种路线的斗争；打仗可以发动群众，社会主义建设，
群众可以发动得更充分，“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
①。
在他看来，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
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情清，少慢差费，他主
张前考，反对后者，甚至提出以后只能反有倾保守，不能反冒进②。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带有浓
厚的“左”的色调，8月的北戴河会议把“左”的思想推向了高峰。这次会
①毛泽东
1958年
1月
20日在南宁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
②毛泽东
1958年
2月
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讲话。
后，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像两股潮水似
地涌向全国，整个国家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
产”风严重泛滥，经济工作完全乱了套。
后，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像两股潮水似
地涌向全国，整个国家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
产”风严重泛滥，经济工作完全乱了套。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并且自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1958年
10月
2日，
他接见东欧六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世界上就有这么蠢的人，像我和我们这
些人，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我们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
来了，其他东西部可以跟上来。1959年
4月
20日，他对意大利共产党代表
团说：现在已经打开一条道路，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建设一年
一年地好起来。但是，实践证明，1958年“大跃进”和公社比这样的探索，
既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
“大跃进”的许多成就是虚幻的，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变革具有空想性质。
（三）1958年
11月郑州会议到
1959年
7月庐山会议前期
这是对探索失误初步纠正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是大炼钢铁、人民公
社运动的“始作诵者”；另方面，这两个运动中的俘夸风、“共产”风等错
误，也是他最早提出纠正的。他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
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相
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
1959年
2～3月的第二
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从
1958年
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
“党内主要倾向还是‘左’”。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说“中央可以不
讲，我个人可以讲，我一讲，我就没有包袱了。”
毛泽东承认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然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并
不认为根本指导思想错了。在他看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完
全正确的，不能动摇的。因而，他对错误的纠正是很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
当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从指导方针上提出反“左”问题，要求从根本上总结
教训时，他认为这是比反冒进更严重的错误，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于是不惜
冒犯众怒，挺身出来“反击”，从而中断了反“左”的进程。尽管如此，“大
跃进”的教训对毛泽东来说还是深刻的。60年代，他对经济工作的指导，再
没有重犯这类错误。
毛泽东在纠止他觉察到的错误的过程中，开始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经
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多次号召仟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
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等著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具四级
党委委员，建议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使
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寻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在这次会议上，
他亲自和与会同志一起，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武昌会议期间，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沦纷纷。
因此，他再次要求与会同志读那几本书。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
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
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庐山会议开始时，他还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会议的首要内容。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53页。
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
经济发展规律，应当好好读书，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
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下来。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
但是在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后，他中断了这个安排。到
1959年冬
天，才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在
1959年
12月到
1960年
2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用了
两个月时间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讨论，初步地总
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
的见解。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了这样长的时间集中
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然，他的许多认识还受着当时“左”
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次读书毕竟是一次重要的理
论反思，对于他后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影响。
（四）1961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到
1962年
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
这是继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和新
的“跃进”运动的开展，使在此之前得到一定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共产”风等错误，以更猛烈之势重新蔓延开来。“大跃进”三年，“三
分天灾，七分人祸”，国民经济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毛
泽东承认，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
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①。
为了扭转困难形势，党中央在
1960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
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尽管当时仍没认识到三年受惩罚是根本指导思想的
错误，但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
问题。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指出：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
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
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
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在随后
3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再次
指出：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
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
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这年春天，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三省
农村进行调查。他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恭谨勤劳地开展
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使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在毛泽东对
农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推动下，其
他各条战线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党中央主持，分别制定了“工
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
四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工
作条例草案，尽管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
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把党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有了重要保
证。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实际上是我们党所探索到的上述各方面社会主义建
设工作的第一批工作“法典”。
①毛泽东
1961年
6月
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毛泽东对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
经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毛泽东对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
在
1961年
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
的预备会议上，他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
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搞几年慢腾腾的。这对我们有利，
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在这年
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说：这个社会主
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苏联
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他
提出，我们搞了
11年，现在要总结经验。1962年
1月的七千人大会，就是
全党全面总结经验的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认识社会主义建
设客观规律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
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
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
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在这
篇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得到的最基本的经
验。
（五）1962年
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
1966年
6月“文化大革
命”爆发之前
这是毛泽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个阶段，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接近尾声的时期。八届十中全会是毛泽东的思想发生
重大变化的又一个关节点。他对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于社会
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认识，使他在这次会后把主要注意力又转到抓阶级
斗争去了。这时期，他主要思考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方向问题。
但是，这不是说，毛泽东对经济工作完全不考虑了。他接受庐山会议后
反右倾冲击经济工作的教训，强调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不要干扰正在进行
的经济调整工作。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之后，有的同志认为调整时
期已经结束，提出进行大发展时，他同意陈云等领导人的意见，决定调整时
期从
1963年起再延长三年，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些正确的决策，保
证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圆满完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复苏和走向繁荣
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也在思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法问题。鉴于经济发达国
家的技术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大以后有了飞快发展，毛泽东也强调要学习先进
技术。1964年
2月，他接见钱学森等科学家时说，要搞少数人专门研究防弹
道式导弹，5年不行，10年；10年不行，15年，总要搞出来的。这年
10月，
他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指出：有可能再有
10年，不仅原子弹，氢弹，导弹，
我们都搞出来了。这年
12月，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
府工作报告时，他还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
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
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①
同时.毛泽东也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除了学习先进技术以
外，还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创造性。还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时，他就提出：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9页。
加政治。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思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了这个
思想。但毛泽东在应用上却欠妥当。他在听到大庆、大寨艰苦创业的事迹汇
报以后，在
1964年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号召学习他们艰苦创
业的精神是对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把这当成是适合中国情况进行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经验。实践证明，除大庆提供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大寨提供了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某些先进经验外，其他的经验不够成
熟、不太科学，甚至还带有许多“左”的色彩。
随着对阶级斗争认识的不断升级，毛泽东在
1966年
6月发动了“文化大
革命”。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探索（尽管其
间也有错误）也就基本结束了。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道路的思想的基本点
二、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道路的思想的基本点
（一）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为全面开展社会
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创造民主的，安定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注意到了对于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要加以
分析；在解决党内和革命队伍内的矛盾时，提出了要划清两种不同性质的界
限，区分敌人和自己人，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的思想；
但是从全社会的范围内，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
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
题，这些思想却是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来
的。建国以后，我国的社会政治矛盾实际上分为“两类三层”：即分敌我矛
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人民内部矛盾义分为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
的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两个层次。建国头三年，解决民主革命的重大政
治遗留问题（如剿匪、反霸、没收地主土地，镇压反革命），多属于敌我矛
盾范围。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际上是解决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间的
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层次的矛盾，因为在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
下，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已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说，社
会主义改造的进行，已使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
改造的完成，实际上是我们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实践。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由阶级斗争转向自然斗
争的新时期；另方面也使不具有阶级斗争意义的其他许多矛盾，主要是劳动
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起来了。能否正确处理这个层次的矛盾比能否正确处理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更为重要。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
定了劳动人民，无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既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
主体力量；又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直接依靠力量。能否正确处理劳动
人民内部的矛盾，关系到国家能否稳定，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同时，
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动乱，也使毛泽东感到，能否正
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在历史处于
转变的关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这个转变。因此，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经济建设道路的时候，毛泽东首先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理论。他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
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
“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个理论的提出，为解决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大问题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主观愿望上，确实希望造成一个民主集中、生动活泼、心情舒
畅的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他
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分析，恰恰在这个
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撇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
命”这些在根本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不论，就“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而言，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违背了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
矛盾的原则，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受到了巨大损害。
畅的政治局面，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他
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错误分析，恰恰在这个
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撇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运动和“文化大革
命”这些在根本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错误不论，就“大跃进”和人
民公社化运动而言，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违背了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
矛盾的原则，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受到了巨大损害。
经济建设就兴旺发达；反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受挫折，走弯路。这条教
训值得永远记取。
（二）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毛泽东在探索中指出过但没能坚持实践的又一个重要思想。从理论
上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明确的。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己指
出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要
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在这一年.. 6月，他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名致张澜
的信中，还明确指出：“今后工作重点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①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后，他在.. 195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指出：”
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
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
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造“Ｇao潮”到来之后，他在.. 1956
年.. 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
力。”在社会上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同意八大决议提出的，党和全国人
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中，他也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
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反右斗争扩大比之后，1958年.. 1月，
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指出：从今年起，“把党的工作的着
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在这一年.. 3月的成
都会议上，他补充说：要搞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南宋会议上只提了技术
革命，现在再加上文化革命，就完善了，随后，在.. 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被规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任
务。这年12月，他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还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新的革命
是对地球和自然界的革命。在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1959年.. 10月，
他接见拉丁美洲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还说：过去几十年内，革命同建设同
时进行，头八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两年，
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今后.. 10年或.. 20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
设方面。在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抓阶级斗争之后，1963年.. 12月，他在听取聂
荣臻关于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时，还指出：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
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
从以上部分论列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主要不在理论
上，从政治方面看，他的错误主要在于，第一，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心不
坚定。从上述论列可以看到，他在.. 1956年以后就反复了三次：一是在.. 1957
年夏天将反右斗争扩大化，并在这年.. 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提出无产阶
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正确的论..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23页。
断；二是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并把这个斗争引向全
国，冲击了当时的经济工作；三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抓了一段经济建设的
恢复和调整，但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把主要注意力转到抓阶级斗争了，直
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在建国以后，他领导全党的
27年间，真正集
中力量抓经济工作的时间就很有限了。仅此一点，对于一个执政党的主要领
导人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严重错误，第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思想路
线不正确。这主要指
1958年这一段。这期间，他是全力以赴抓经济工作的。
在一月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时，他明确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
设工作。他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各级干
部适应这个转变，它的主要内容也是围绕抓经济工作的。但是，由于他不断
地对反冒进问题的错误批判，结果自食苦果。他自遵义会议领导全党以来长
期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批掉了。他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破坏。我们国家的这一教训和一些社会主
义国家的教训都说明，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对于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来说，还仅仅是走了第一步；能否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不仅在于坚
定不移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且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同时并
举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有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这个思想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它概括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鉴于有的东欧国家按
照苏联模式，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损害了人民利益的教训，
1957年
4月，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真不是一件容易窄，建设社会主义，
丢了人民；建立了重工业，丢了人民，这是不成的。①
1958年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受到了严
重影响，毛泽东在纠正这个错误的过程中，在庐山会议前期总结教训时，提
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他说。“过去安排是重、轻、
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提出两条腿走路，可是没
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
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
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
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在这年底到翌年初，
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这个思想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我
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二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
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
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这就澄清了时“农、轻、重”提法的误解，对“并举”
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他还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生产资料优
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
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份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
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
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
时并举，以下农业同时井举为最重要。这个比较，具体说明了中国道路的优
①毛泽东
1957年
4月
25日接见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时的谈话。
占和特点。
占和特点。
以工业为卞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是毛泽东对他本人和党的其他
领导人过去提出的思想的新概括。
毛泽东关于工农业关系的思想，是他探索到的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
重要思想，至今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
（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这是毛泽东在纠正
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的。他针对当时出现
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指出：现在有
些同志，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
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
“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
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加一个‘社会主义’”，以便发展“社会主
义商品生产”。他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
一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上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
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明确他说：“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
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针对中国的
实际情况，他还强调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下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
行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毛
泽东的这些观点，虽然是从斯大林那里引发出来的，但比斯大林讲得明确、
坚定。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说：
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
有制之间，实际上牛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还说：价值法
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
行无偿占有；在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只能是买卖关系，
必须遵守等价交换原则。他批评“共产”风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就
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二收款’，引起广大
农民的恐慌。
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大矛盾，一个大问题。”
为了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缓和与农民的紧张关系，毛泽东提议对
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
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他还
提议，这次郑州会议拟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要加上价值法
则的内容。后来文件中写上了“物资劳动，等价交换”一语
①。这次会后，他
了解到广大农民普遍要求清算公社化和大炼钢铁中所调生产队的物资、劳力
等项账目的情况。在
3月下旬的上海会议期间，他进一步指出：客观存在的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
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不可能。
①这个方汁的完整提法是：“统一须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
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
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
底
1960年初，他读《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
发展的要求的。1962年七尸人大会期间，他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
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
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
则。”这个概括，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的理论总结。
（五）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主业自主权，改革经济管
理体制
中央和地厂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讲的几大经济关系中，除了工业与农
业两个产业是最大的关系外，就是最重要的关系了。这个关系，一方面是经
济关系，属于生产关系；另方面涉及行政管理体制，属于上层建筑范围，鉴
于苏联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把地方卡得很死造成的许多弊端，毛泽东认
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
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利。但是，建国后
的经济管理体制，很大部分是因袭苏联的。因此，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
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
虽然在
1958年“大跃进”中，一度权力下放过多，出现过分散主义倾向，
但随后迅即得到了纵正。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教训时，毛泽东认
为，中央管得多，统得死，这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中的主要倾向，因此，仍
然要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他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下实行中央
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
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问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他还把我国同欧洲相比
较来强调这个问题，指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
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
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
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夭，
经济发展很慢。他主张既统一，又分权；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
搞一套。1960年
3月，他在天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要把我们这个
国家看成“联合国”，一个省就是一个“国”，我们中国是个“联合国”。
这以后，中央和地方关系虽然几经调整，但地方的自主权仍较少。因此，1966
年
3月
12日，毛泽东就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问题写信给刘少奇，提出要扩大地
方自主权。他说：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
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
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
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
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
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这里虽然是就一部门的问题而言的，但提出
的分成原则有普遍意义，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经验。
与强调发挥地方积极性相联系，毛泽东还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这也
涉及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关系问题。1956年
4月
28日，他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问
题。他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一长制毫无疑义是不要了，不过形
式上的决议案还没有通过。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谓独立自主到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