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
27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三、1956年前后探索的局
限性及真历史教训
三、1956年前后探索的局
限性及真历史教训
了
20多年。
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都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此，现在的探索与那时的探索，既存在延续性，
又具有阶段性。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割断历史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是，简
单等同，否认两者的区别，认为现在的探索早已有之，这也是没有辩证观点
的非科学态度。
1956年前后的探索有这样几点主要的局限性：
（一）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以及我国在社会主
义发展中的历史方位缺乏认识。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
20年即宣布建成社会
主义。据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似乎不具有阶段性，也不存在长期性。我们党
在
1956年的探索虽然在某些方面力图突破苏联模式，但从未想到更新这个观
念，当时设想的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即是根据苏联提
出的以工业产值达到国民经济比重的
70％为标准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
证明，工业产值达到
70％并非是一个科学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是否建成是
一个综合指标，而非单项指标。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在日益丰富。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的认识带有几分天真的稚气，也有几分盲目
性。
（二）1956年前后的探索在总体上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
会主义传统模式，有些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出于完善这种模式。这是那
时的改革探索同现在的改革探索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那时改革探索的一个
主要局限性。例如那时进行的以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主要是各级行政管理
经济权限的划分，没有把搞活企业放在首要地位，也没有着重转向用经济的
办法来调节和管理经济。那时确认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模式，
虽然也引进了商品关系、价值规律的某些机制，但其主旨是在健全、完善以
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改变其僵硬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
从根本上要改变产品经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在的改革探索与
30
多年前的改革探索相比较，不是过去的思想的简单继承，主要是根据当代历
史发展和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使其发生了某些性质上的变化，因此进入了一
个更高层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曾经被视为思想解放成果的、对传统
模式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在今天可能换位而变成改革的对象。但是，对它的
否定，丝毫不否认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三）就.. 1956年前后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本身来看，也还存在一些
缺陷，有的不准确、不完备、不彻底，有的在认识上发生动摇，有的内
涵是随政治斗争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八大决议把主要矛盾的实质表述
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容易使人误认为似乎我
们国家的问题只存在于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无须改革和完
善，不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变化就
是从对这个表述的不满发展起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在八大报告
中不仅没有重申“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而且强调执行“团结、教育、
改造”政策，仍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这又说明
认识在向后退。”双百”方针后来注入了多种含义或加以多种解释，使其完
全演变成为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工具，改变了提出时的初衷。
全演变成为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工具，改变了提出时的初衷。
1956年的探索没有得以坚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宏观上看，能
否说下面这佯几方面的因素发生了直接影响。
第一，阶级斗争惯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群
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
再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国在
1956年进入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以后的基
本形势。对于这个形势，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开始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在
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一些地方发生罢工、罢课等闹事之后，
特别是在大鸣大放以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就逐渐地改变了认识。对于大鸣大
放所引起的政治波澜，用毛泽东的话说，完全出乎意料。尽管这个时期已经
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也在着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但是直面敌
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错，阶级斗争因素的混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发
生了迷误。由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政治感觉的惯性作用，夸大了整
风民主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夸大了阶级斗争成份中的敌我矛盾比重，对
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以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
斗争来对待作为主流的民主运动，这样，1956年的探索不能不被中断。
第二，批判“反冒进”，指导思想逐渐堕入“空想论”。在
1956年，党
的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如速度问题，虽存在分歧，但在探索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同时为了准备召开八大，被掩
盖了。毛泽东尽管对反冒进不满意，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
持修改和审定了八大的各主要报告，从而八大得以顺利召开，1956年能有较
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但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在
1957年
10月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以右派分子攻击
1956年全面冒进问题为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
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
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发难，把反冒进
视为两种建设方针的斗争，大反“反冒进”，从而改变了八大规定的正确方
针。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陶醉，骄傲情绪、主观主义急剧
发展，指导思想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
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强调党的工作重点应转入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在
1958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建设时堕入空想论。
“左”倾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越来越热昏的头脑，
使党的领寻人不仅对国内政治形势失去了正确的估量，而且对改变国家经济
落后面貌的许多认识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水准，幻想一天等于二十年。这里是
双重的“空想论”，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无论对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对年
度计划，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生产翻番指标；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
强制实行小社变大社、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穷
过渡”，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共产主义。“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两方面的“空想论”的产物，使我国的经济发
展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以后数年，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为恢复国民经
济的元气而努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某些探索，但自
1962年八届十中全
会以后，总的指导思想却在沿着“左”的方向发展，而没有继续
1956年的路
线。
第三，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在.. 1956年前后，我们党根据传统
观念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意味着过渡时期结束而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由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始，再加上对
由于“大跃进”运动失败和三年困难而加深的党内意见分歧的错误认识，还
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沦战的错误估挝等囚素的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以
后逐步形成了“大过渡”理论，即错误的社会七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根
据这个理论，过渡时期不仅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包括从社会主义
到共产主义，即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的历史时期（大约二三百
年内）都属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的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
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需要。
这个理论完全改变了.. 1956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1956
年的探索也就自然终止了。那时，在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也自认为搞阶
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探索。但是，那是与1956年的探索性质
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
第三，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在.. 1956年前后，我们党根据传统
观念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意味着过渡时期结束而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由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始，再加上对
由于“大跃进”运动失败和三年困难而加深的党内意见分歧的错误认识，还
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沦战的错误估挝等囚素的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以
后逐步形成了“大过渡”理论，即错误的社会七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根
据这个理论，过渡时期不仅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包括从社会主义
到共产主义，即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的历史时期（大约二三百
年内）都属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
的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
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需要。
这个理论完全改变了.. 1956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1956
年的探索也就自然终止了。那时，在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也自认为搞阶
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探索。但是，那是与1956年的探索性质
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
现代中国的探索之路是相当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
化异常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形成的
民族心态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有某种隔膜，影响着去对世界先进文明进行
探索。如上所述，中国虽然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民主意
识还异常薄弱，既有不懂得怎样运用民主权利的，也有视民主为怪物的；改
变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就其激励奋发日强来说是积极的、可贵的，但它也
容易导致产生急躁冒进情绪；背着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包袱形成的民族自大意
识，容易产生狭隘的虚骄心理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盲目性。这些都是
探索中国之路的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的中同现代史的新篇章，不仅使
党和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使中华民族的某些消极心态有了改
变，现在，党清醒了，人民清醒了，民族清醒了，改革的探索己成为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相信，新的探索决不会重蹈1956年前后
探索的覆辙：它将把中国引向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美好明天。
（写于.. 1988年夏，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
院评定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原文
载于《党的文献》1988年第.. 6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年
8月出版的《资本论》（郭大力、工业南译）外，还读了《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基础理论》①、《经济学大纲》
②、《政治经济学教程》
③、《经济科
学大纲》④等书。建国以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毛泽东提倡领导干
部学一点政治经济学。1958年
1月，还把它列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中的第四十条。本篇着重谈谈
1959年
12月到
1960年
2月，毛泽东学习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情况。
①河上肇著。李达等译，昆仑书店
1930年
11月第
2版。
②河上肇著，陈豹隐译，上海乐群书店
1929年
5月第
2版。
③拉皮杜斯、奥斯特洛维强诺夫著，张仲实、樊英译，商务印书馆
1936年初版。
④波格达诺夫著，施存统译，上海大江书铺
1930年
4月第
4版。
一、积极倡导学习《政治经济学》
一、积极倡导学习《政治经济学》
年
8月，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潮流涌向全闰。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
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10月，毛泽东视察河北、河南等省农村，
发现许多地方出现了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和急于向全民所有
制过渡的错误倾向。11月上旬，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
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在讲话中，他提出要划清集体所
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肯定我国现阶段是
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他特别强调在中国这样商品生产
很不发达的国家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而不是消灭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时
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只要全社会还没有进入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就不能实行产品调拨，就不能废除商品交换，为了帮助各级干部纠正错误认
识，使他们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
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
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
西还没有。他在
11月
9日发出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
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①
在
1958年
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
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11月
21日，他在讲
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
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夏正
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
12月的八届六中全
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①；大家没有看，要拿出
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
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
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讨论的
19个问题，头一个问
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7月
2日，他在会议开幕
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
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
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
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53页。
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简称，由中共
中央宣传部组织编选。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
毛泽东的这番计划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开展的错误
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
毛泽东的这番计划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开展的错误
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年
11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
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学习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
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1960年
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
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
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
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
现在
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
2月、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
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
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
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
就这么作。2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
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用了三个星期，
将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
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毛泽东本人从
1959年
12月
10
日到
1960年
2月
9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
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
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①。过去人们
以为毛泽东有个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读书笔记，其实毛泽东本人没有写读
书笔记。只是在边读边议时，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
话整理成了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
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
这个本子由胡绳同志在周恩来读书小组内作过宣讲，流传较广②。后者以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下面对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一些重要意见加以介绍。
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并在日记中对当时读书的情况作了部分记载。根据林克
日记所载，毛泽东于
1959年
12月
10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
10页左右，少则
5页，多则
19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次年
2月
5日至
9日，在广州读完了
全书。
②关于这个本子的情况，1960年
3月
7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曾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
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
我们己告诉参加学习的同志，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信中讲的笔
记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误传为毛泽东本人写的“笔记”。
二、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二、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年
4月毛泽东的《论
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1957年
2月毛泽东
的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的以生产资料私有
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
主要有：
（一）关于反对官僚资本。这是毛泽东在
1948年
4月发表的《在晋绥
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提出来的。反对官
僚资本，在政治上是推翻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经济
上是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它们控制了全
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
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
1949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
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
下一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
越地位奠定了基础”，主要是从它的作用上讲的。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
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
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舅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
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义带有社会主
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
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
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
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这个“两重性”的分析
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所引起的革命转变。
（二）关于土改与合作化。我们党的上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从解
放战争时起，在老解放区就实行了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对于富农，在老
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
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
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
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
应征收其出租上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
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
1954年，富农户数在全国
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
在
1954年
9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
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
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正是基
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谈话时多次指出：
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
质。这是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在毛泽东看来消灭富农经济与消灭
官僚资本起到了同样的历史作用，因而也具有二重性，这是同一个思维方式
的必然逻辑。事实上党对这两者的政策有原则区别。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
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
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
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
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
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从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
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毛泽东总结的互助合作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
形式，虽然把合作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简单化了，但是他的概括可以帮助我们
对互助合作运动作历史考察时，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生产形式的特点。
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
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
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
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
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从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
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毛泽东总结的互助合作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
形式，虽然把合作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简单化了，但是他的概括可以帮助我们
对互助合作运动作历史考察时，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生产形式的特点。
用
1.2
亿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
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穹社会主
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
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
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下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
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
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
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
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
难道统统没收叫？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
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拿我们有些
肯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
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
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
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
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
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我们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观点，
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而是想说明我们党的这些基本成功的经
验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尽管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也应当
正确地认识走过的历史道路，珍视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
三、思索建设道路，提出四化思想
三、思索建设道路，提出四化思想
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刊指导
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他本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贯彻了这个精神。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怎样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
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
用的，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已经暴
露出来，从.. 1955年底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初对..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
那样兴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池认为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下
敢设想的事实现了”②。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这段历
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
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
不舒畅。1955年底到.. 1956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 1946年选举演说，苏联在.. 1921年
产钢.. 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 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 1400万吨，当时
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
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
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
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把提出社会主
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完全正确的探索成果加以肯定，而实践证明它在许多方面
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党的领导人
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巨大努力。毛泽东讲的这段历史
力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一）关于工农业并举的思想。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来
的，以后有发展。在.. 1956年.. 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鉴于苏联片
面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给人民生活带来困难的错误，在《论十
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又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在.. 1957年.. 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农
业的发展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时，指出：“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
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中国
工业化的道路”。在.. 1957年.. 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幕前夕，为了改变偏重于
工业宣传的片面性，毛泽东指出：农业是基础，没有农业就没有基础，要大
力宣传农业。到了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进一步认为工农业并举等一
系列并举，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路线。但是在这以后，由于以大办钢
铁为中心的“大跃进”，使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受到了很大破坏，在.. 1959 年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安排是重、..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52页。
②毛泽东
1958年
11月
6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轻、衣，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捉两条腿走路，可是
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
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
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
轻、衣，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搞十大关系时就捉两条腿走路，可是
没有很好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
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
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
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提出后的一些糊涂观点，具体地阐述了
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井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
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怯是在优先发展
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
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
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全面他说明了这个方针。
（二）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发
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不起作用？这个问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以前，在我国经济学界就引起过学术讨论，但没有人提出过决然否定
的意见。从理论上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回答了这个问
题。在实践中，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坚持了这个方针①。只是
在
1958年“共产风”刮起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搅乱
了人们的思想，这才发生了疑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从
1958
年
11月的郑州会议起，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郑州会议上，他指
出：现在有一股风，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
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
严肃的态度”。他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
会主义的商品，加一个‘社会主义’”，以便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他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
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
会主义。他明确指出：“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
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
东的这些观点，虽然从斯大林那里引发出来，但比斯大林讲得明确、坚定。
他使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实际上是讲的商品生产的社会属
性，比斯大林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的概念——主要是从商品
生产的历史作用上来使用的，前进了一大步。
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
在消费资料的流通领域内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提出了质
疑。在武昌会议期间，他看到中宣部内部刊物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
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上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单是生
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同这个修改。新版教科书还认为价值规律
①薛暮侨在
1953年《学习》杂志第九期上发表的《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说：“到了社
会主义改进基本完成的时候，商品生产仍然会在一定范围以内存在，价值规律仍然会对商品生产，特别是
对商品流通保持其一定程度的影响。”（见薜暮桥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第
15页。）这代表了当时
我国理沦界的看法，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也是这么实行的。
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并在
1959年
3月
30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
学校”的著名观点。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重申了上述观点，
并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
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三）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
程。早在
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
“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1953年
12月中宣
部制发的、经毛泽东修改和审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
提纲》，在解释总路线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指出要“促进农业和交通运
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1954年
9月，周恩来在一
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
“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
化的国防”。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出对物质文
明建设的要求，在
195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
1958年党的八大二
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
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
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秆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
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说明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
建设的要求。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
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
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
表达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虽然
1963年
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
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现代化”，
但基本思想没有变。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
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①我国的经济学界比较早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孙冶方在
1956年《经济研究》第六期上发表的《把计划和统
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就批评了价值规律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认为“不论在共产主
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或是初级阶段，这规律将始终存在着而且作用着，所不同的只是作用的方式而已，只是
这规律体现自己的方式而已”。“否定或低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反之
承认并强调这一规律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尊重它，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于光远在
1957年《学习》杂志第十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一文认为，“价值
规律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起调节商品交换的作用，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四、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
四、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从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
发达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出发，发展了马
克思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
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
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再划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
是下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
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
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构想，目前已为理论界广泛承认。
（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
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在
1955年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在《工作方法六十
条》（草案）中开始在党内宣传“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
多的发展阶段。”在读《政治经济学》时，他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
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他把
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
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
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
固’下去吗？”
毛泽东还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
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入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
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在劳
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
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
不可能一下了完全满足命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
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
去。”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正确，可以
让历史去检验，这里不作评论。但是他的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
社会的一些构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问题。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
新问题。毛泽东早在
1956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接触了这个问题。他
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
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
饲。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①这里没有明确讲
共产主义，因为全世界的阶级都消灭了，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了共产主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
5卷第
318页。
是否进入了，还要看其他条件。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谈到
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革命的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
中，毛泽东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
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
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
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
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根据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很多
发展阶段的思想，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又一
次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过
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
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卫讲
的“革命”的含义是明确的，与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是两回事。因此，他的这个思想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也是有意义的。
五、从经济学谈到暂学，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
五、从经济学谈到暂学，也提出了一些重要见解
于
1954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
主义经济问题》就是针对这本书的未定稿而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本书的主
要骨架早就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本书很不满意，但并未
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管有多少
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人功劳。
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点，是缺少辩证法。他说：作者们没有辩证
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
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
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还具体分析了这本书缺少辩证法的
表现，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
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不仅是对苏
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毛
泽东作为哲学家，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既然从哲学角度加以种种评论，自然也
谈及了不少哲学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继续得到了发挥。他指出：
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这一观
点，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下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个
观点是鉴于苏联这本教科书的弊病提出的。这个看法是否完全正确可以研
究，但它的提出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也把对
基本矛盾问题本身的认识深化了。
（二）关于认识过程论。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阐述过认
识的过程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后中，他比较多地谈及了这个问题，
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本是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同情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并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但是，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
动的缺点错误的暴露，他感到探索一条新的途径并非易事。纠正“大跃进”
和公社化中的错误，使他对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较深的感
受。因此，在这里，他从谈建国以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的角
度，就认识过程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
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
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计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
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
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他还特别强调.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
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随后
写的《十年总结》和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
就是这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三）关于部分质变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中的一个重
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但是，最早把这
个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的，却是毛泽东。他早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提
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实际上已经运用了这个思想。以后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更是自觉地运用
这个思想来指导实际工作。正因为这样，在
1958年初制定《工作方法六十条》
（草案时.他便把“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的思想，作为工作
方法提出来。这是他对长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的
谈话中，毛洋东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说明了这个思想是唯物
辩证法的一个普遍性原理。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
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
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
在这个时候，旧的质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
新的部分质变。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毛泽东举了好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
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它的
变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都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
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
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
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
就是通过以往的不断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
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
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佯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
毛泽东分析这些例子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
一定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
问题。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
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① 30年代初。苏联的西洛可夫、受森堡等人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最早提出了“过程内部或质
量内部的飞跃”的思想。他们在论述质量转化法则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考察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
一种质量他种质量的飞跃，..并且还要考察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在资本主义以及苏维埃经济
中，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个飞跃。这因为它在质的方面转变到新阶段。”还指出：“这
种飞跃是与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在当作全体看的过程之一定规律性的范围内
所发生的飞跃。”这种飞跃“是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之发展中所固有的”。毛泽东在
1936年
11月到
1936
年
4月读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三版时，在这些地方作了批注，指出：“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
飞跃”。“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这一认识却要紧”。李达在
1937年
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
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他说：“一定的质所包含的个个侧面，由于量的变化，通过其许多属
性，形成许多局部的非连续性的变化（即部分的飞跃）。”他举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变化为
例，指出：“这两个阶段以及这两阶段之间的推移，都包含着许多部分的侧面的飞跃的变化”’，都可以
说是全体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部分的质的飞跃。这些部分的飞跃，成为有机的联系而发展，达到一定的程
度，就准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总飞跃。”毛泽东读李达这本书时，虽然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在有关的地方
划了杠杆、圈圈，但无批注文字。艾思奇在
1939年编的《哲学选选辑》的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地
使用了“部分的质变”概念。他写道：“一过程向另一过程的质变，和一过程内部的质变，其飞跃的形式
也不同
.前者是过程全体的质变，后者是部分的质变。”毛泽东当年读过这本书，但在书中的这些地方，
既没划杠杠，也无批注。
毛泽东对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比起
30年代的苏联学者和中国学者的
论述来深刻多了。他不仅从对立统一关系上揭示了事物部分质变的内在原
因，而巨从认识论、方法论上来说明这个思想，赋予了它巨大的实践意义。
也正因为毛泽东在这里作了深刻的阐述，这个在哲学界沉寂了
20多年的问
题，自此以后获得了新生。60年代以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广泛地承认了这个
思想，许多哲学教科书都以专节论述这个思想①，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重
大贡献。
①前几年虽有个别文章量这个思想提出了异议，但哲学界不少同志仍然认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
理。
六、正确对待毛译东在读《败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谈话中的“左”倾观点
六、正确对待毛译东在读《败治经济学》
教科书的谈话中的“左”倾观点
到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
毛泽东和党中央虽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一则没有认识到这
是指导方针的根本错误；二则庐山会议又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方向，
因而在
1959年底到
1960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还
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在政治方面，认为什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
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
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一）关于“穷是动力”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
我门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这
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句活被引向极端，
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
1958年
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
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
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
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
在农民收入会很快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
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
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
管当时也在实际工作中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
说明了那时纠正“左”的错误的不彻底性，不是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根本的纠
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很欣赏这句活，说：
“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
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所讲
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
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
生了我们党的富民政策。
（二）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问题。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
毛泽东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但另方面仍下把它看作是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
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
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
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
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
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
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
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的
问题，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费几十亿元、动员几
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
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如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必将受到历
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
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如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必将受到历
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
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
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
点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后果是清楚的，今后还要继续克服这些“左”倾观点的
影响。但是，我们不要仅仅从消极方面来看待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同对待任
何事物都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样，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来对待毛泽东的
失误。毛泽东本人说过：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
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
地总结教训，吸取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
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
对毛泽东的大误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
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
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写于
1986年春，主要内容载于《毛汗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
1986年
9月出版，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从刘少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兼论毛泽东
从刘少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兼论毛泽东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上
的一次巨大挫折。这两个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对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
在人们思想上引起的混乱，是十分严重的。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
义基本经济理论，提高思想认识，纠正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多次号召
广大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的同时，要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
义部分。刘少奇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党的领导人中间，率先学习苏联
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一、带头组织学习小组
一、带头组织学习小组
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了解我国经济学界对一些重要经
济理论的争论意见，刘少奇请求中央有关部门派出两名经济学家参加他的读
书小组活动。1959年.. 11月.. 2日，他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负责人写了
这样一封信：
尚昆并富春、康生、一波同志：
我们昨日一天到达，不觉疲劳。此间天气同北京的夏天相同。
我们拟在此读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册，同秘书医生等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按计划读书，并开小组
会。但在这里还没有熟悉政治经济学古典著作的人，了解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的人也没有。因此，想
请你们物色两个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其中至少一人又了解一些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即日来到
这里，参加我们的学习小组，并作一些学习的辅导工作。如何？请你们务予帮助。他们来时，请带一
些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若干经济问题的材料。
我们在此大约最少可以学习半个月，多则可以学廿多天，一本书，当然可以读完，并且还可能
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作为经济工作的参考。
来人请带夏季服装。
祝你们工作顺利！
刘少奇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11月.. 2日，杨尚昆等负责人经研究，提议派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
桥参加刘少奇读书小组。
11月.. 7日，王、薛二人前往海南岛。
11月.. 11日，学习小组开始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学习
小组读书讨论的，还有广东省委负责同志陶铸、林李明等。读书讨论会汗了
八次，直到.. 11月.. 22日结束。在每次讨论会上，刘少奇都发表了意见。
这次读书活动，是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的一次重要的反思。
毛泽东肯定了组织读书学习小组的做法，1960年.. 1月.. 17日，在上海中
央工作会议上，他提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
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社会
主义部分读一遍。
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刘少奇的带动下，这以后，全党的高级干部开始了集
中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亦简称《政治经济学》）的读书活动。
二、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二、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在
11月
17日的讨论会上，薛暮桥介绍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
本”矛盾有四种不同的意见，即：（一）人们平等地从事劳动而在经济上还
没有完全消灭差别的矛盾；（二）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同资本主义社会斑痕和
残余之间的矛盾；（三）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之间的矛
盾；（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薛暮桥说，在学术界，多数同志
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是基本经济矛盾。
在薛暮桥的介绍里。“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两个概念，是混用的，
这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严格区分，刘少奇发言时也没有加以区别。
在薛发言时，刘少奇作了Сhā话，认为“基本”矛盾问题牵涉到对社会主
义社会的性质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尚未成熟的、带有旧社会斑痕
的共产主义社会。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有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基
础、社会基础、思想习惯、生活习惯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总的矛盾是
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
在
19日讨论这个问题时，刘少奇进一步指出：新的与旧社会残余的矛盾
是存在的，思想战线的斗争还很激烈，但逐渐缩小，多种经济变成为单一的
社会主义经济后，主要的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矛盾促进生产
的发展。“社会需要”是包括生产和生活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是全体人民的需要。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刘少奇也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表述提
出了异议。他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最充分满足”人民需要，恐
有困难，我们只能是有限度的满足。今天限制一点，明天就可以多满足一点。
刘少奇的这个看法，比较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
刘少奇关于“基本”矛盾，实际上是主要矛盾的看法，尽管在表述上不
太准确，但其思想还是党的八大决议的思想。
在八大决议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
当前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论断以后，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
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根本转变。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是肯定八大
的思想的，他不仅认为我国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
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第一次提出了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矛盾的著名理论。但是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他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
发展规律作了错误的分析，因而在这年
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八大
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思想，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
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
在毛泽东的观点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变化后，刘少奇在那时也是跟着
变了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作报告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他指出：
“繁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
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里，过渡时期的含
义已经变了，它是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里，过渡时期的含
义已经变了，它是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毛、刘二人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认识变化都是不小的，但是情况很下一
样。如果说毛泽东由正确到错误的变化是一百八十度，那未刘少奇由正确到
错误再回到正确的变化，则可以说是三百六十度。刘少奇的变化，至少说明
他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说法并没有“根深蒂固”，对
八大的思想的记忆还是很清楚的。当然，学术界认为生产与需要的矛盾是主
要矛盾的意见，对他有影响。
顺便指出，学术界和刘少奇在当时能发表与毛泽东不尽相同的意见，这
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在庐山会议之后，尽管党和国家的政治民主生活受
到了很大破坏，但在一些学术领域内，探讨学术理论问题，还不是没有一点
自由空气；尽管毛泽东已树立了巨大的政治威望，但他的一些理论观点要被
人们完全接受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时的个人崇拜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把他
的每句话都奉若神明的地步。当然，这个过程是很短的，在
1962年
10月的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的思想统一在他
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之下，学术讨论的自由空气
也就渐渐少了。
三、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三、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1951年，刘少奇在《闰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的笔
记中；认为矛盾可以分为“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和“在根本上
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工人阶级和人民内
部的矛盾”是“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可以“用同志的、和解的、
团结的办法来处理”①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不是从全社会范围内，而是就一个
工厂企业来提出问题的，但是他明确地将矛盾分为两类，提出要用不同的方
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地使用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科学概念，
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却是前所未有的，在理论上，这一大功劳不可抹灭。
在
1957年
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之后，刘少奇在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时，往往运用他自己的习惯表达方式。这
年
4月，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发挥了他在
1951
年的思想，继续指出：矛盾可以分为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
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还说：对人民内
部矛盾“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如
果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
使矛盾缓和，“妥协解决”，那是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
②
在这次讨论《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在
11月
22日，也是最后一次的
发言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他指出：
对抗性的矛盾，从它的根本性质来讲，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的；从它的斗争形式来讲，这种斗
争形式是有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对抗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对抗矛盾当作非对抗矛盾，
但在把对抗当作斗争形式时，非对抗的矛盾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如夫妻打架，夫妻本来不是对
抗矛盾，但可以是对抗的形式，对抗一下，然后和解。对抗性矛盾，必须采取对抗斗争来解决，但在
某些时期，可以采取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资产阶级愿接
受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解决，矛盾解决了，对抗矛盾可以和解。
在这里，不妨将刘少奇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同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论
述作一比较研究。
一方面，从宏观上说，从总的指导思想来看，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他们都强调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
方法来解决。他们都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对抗性矛盾和非
对抗性矛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另一方面，从微观来看，就两人的立论、侧重点和表述方式而言，应当
承认，是有区别的。
第一，两人所立的矛盾系统下完全一样。毛泽东是直接从政治着眼，将
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这是他立论的基石。
在肯定了社会矛盾的政治性质之后，再从哲学上揭示和阐述其特征，说明它
们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刘少奇的论述，则更多地是先从哲学上提出问题，
将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然后将其运用到政治领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92页、93页、94页。
②《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02页、308页。
域，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别属于哪一种性质。简单地说，毛泽东
的矛盾系统的逻辑，比较多地是从政治到哲学；刘少奇的逻辑则比较多地是
从哲学到政治。
域，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别属于哪一种性质。简单地说，毛泽东
的矛盾系统的逻辑，比较多地是从政治到哲学；刘少奇的逻辑则比较多地是
从哲学到政治。
从上面所引的刘少奇的讲话来看，他讲两类矛盾时，是同时强调矛盾的
根本性质和矛盾的斗争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更深了一层，
有助于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因为对抗性矛盾是从根本性质而言的，并非指对
抗的斗争形式；而具有对抗的斗争形式者，并不一定就是对抗性质的矛盾。
强调矛盾的斗争形式这个方面，能强化将表现为对抗的矛盾作具体分析的这
个意识，避免将采取了对抗形式的非对抗性矛盾误作对抗性矛盾处理。
第三，在论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时，毛泽东爱使用“民主方法”
的说法；在讲“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时，往往是将“批评或者斗
争”同时并用的，即认为在人民内部也可采用在“批评”这个等级上或“批
评”的意义上的“斗争”的方法。刘少奇则不同。他爱用“和解”、“妥协”、
“调和”等说法来表述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法。他讲的“团结——批评—
—团结”的公式里往往是不包括斗争的，并且是相对立使用的“他认为“斗
争”的方法只适用敌我矛盾，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用“斗争”方
法，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实践证明，在政治上把“批评”和“斗争”加以区分有利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整人的人正是钻了将“批评”与“斗
争”混用的空子，在引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公式时偷梁
换柱，既借“批评”的幌子搞残醋斗争，又把残酷斗争说成是所谓爱护性的
“批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这些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刘少奇的风格。
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理论的重要补充；其中第三点还是
对毛泽东的“公式”的重要修正。
四、关于人昆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四、关于人昆内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的
1951年那篇笔
记中，他认为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
盾”，并由这个矛盾构成“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形成“完全新的社
会主义的生产关系”①。上面提到的
1957年
4月的那篇讲话，进一步认为“人
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昔之间的矛盾问题上。
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①
这里是就全社会而言，不是就某一个具体单位讲的，可见，他把这个矛盾放
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上。
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从分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个基本矛
盾的角度，又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在
11月
13日的发言中，他在分析人们
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时，说：正确处理劳动者相互间的关系是个大问题。集
中的问题，又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厂长可以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劳动
者，也可以用国民党的态度来对待劳动者。怎样使大家干劲十足，心情愉快
呢？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和工人一起干（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劳
动者就干劲十足，心情愉快。还说：重要的问题是讲劳动者相互关系中的领
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的各个环节的关系。“干部和群众一道干，劳动者
情绪高了，生产力也就出来了。”
在
11月
16日的发言中，刘少奇还指出：公有制还不能保证同志式的合
作和真正一致。相互关系方面的问题多得很。在农村、工厂，干部不参加劳
动，不下车间，就有问题。我们现在是采取“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
劳动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
11月
22日的最后发言中，刘少奇进一步指出：人与人的关系中，重
要的一部分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个问题，应提到经济学上，提到生产
关系上来理解。搞不好会妨碍生产力发展。还说：我们干部参加生产一般是
做粗活，如果说要创造价值，是创造不了多少的，主要是为了去掉官僚主义。
相互关系中有官僚主义，群众看了就不高兴。它妨碍着生产，使社会生产力
不能全发挥出来。
在这里，刘少奇把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提高到经济学上来认识，把改善
关系与发挥生产力的潜能相联系，是非常卓越的思想。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同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所发表的意见完全一致。
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
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
系问题。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制的性质是相对
稳定的。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是可以不断变化的。例如，我们的
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企业，而在这
10年中间，
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
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
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
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93页。
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03页。
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刘少奇和毛泽东都把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中的重要关系，并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这个视角来认识领导与被领导
之间的矛盾的意义，这个观点有重要的现实性。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
生产关系方面的重大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克服官僚主义，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仍然是需要努力探索解决的
重要问题。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主产
五、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主产
在
19日的发言中说：商品
的作用，商品存在的原因、性质、定义，社会主义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的比
较，哪些变了，哪些还没有变。先区别有何不同，然后再说统一性，有哪些
是遗留下来的。相同于过去，区别干将来。将来两种所有制没有了，按劳分
配变了，商品性质也要变。生产资料的商品性质与消费资料的商品性质有哪
些不同，还有价值、价格与货币等问题，也要研究。
刘少奇对否定商品生产的“共产风”是反对的。他明确指出：武汉、郑
州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为了批判否定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刘少奇论证了商品存在的长期性。
首先，刘少奇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在他看来，社
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既不是资本
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区别于共产主义。尽管
‘其最基本的性质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是共产主义的半成品，但因为它刚
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有许多斑痕脱离不了，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仍要
采用，如商品、货币、银行等等，这些虽然是旧的形式，但内容变了，还要
加以利用。要“把它作为工具促进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如利用政党、
军队、国家这些形式一样。“这些形式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什么时候消灭
要看条件”。
刘少奇还从哲学上的形式与内容这对范畴的关系来说明商品存在的氏期
性，指出：新内容总是在旧形式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把旧形式冲破。
现在商品货币的发展，还未完全冲破旧形式和抛弃它的外壳。社会主义保留
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但还没有到杨弃旧形式的程度。
其次，刘少奇从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上进行了分析。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有三种。一是因为有社会分工；二是两种
所有制的存在；三是按劳分配的原则。刘少奇不完全同意教科书的分析，认
为社会分工不是商品产生的原因。他说：商品最初是在两个部落之间产生的。
在一个部落内不发生商品关系。如果把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的产生原因，那么
将来分工还要多，商品就会更发展。社会分工必然产生交换，但交换可以是
商品交换，可以不是。交换在将来也是必需的，等价交换还是有的。他还指
出：我们要预见到将来商品怎样消灭，但消灭还是将来很久的事。刘少奇同
意苏联教科书所讲的两种所有制并存是商品生产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进一步
指出：如果没有两种所有制了，也恐怕还需要有商品。因为有些消费需要按
劳分配，消费资料有价值，生产资料也要按价值计算。因此，他强调：只要
有按劳分配存在，那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商品仍会存在，不过商品的性
质变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了，但仍要采取商品的形式。既是商品，就需要一
种计算方式。货币是等价物，就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我以为，只要
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在当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创见。在党的领导人中，像刘少奇这样对
商品生产问题作深刻分析的还不多见。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问题还有一个贡献，就是他比较早地对生
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一书中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1956年
11月，周恩来在党的八届
二中全会上发言讲到生产资料问题时，刘少奇Сhā话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
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在
1958年
l1月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与会的负
责人一起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表示下同意斯大林的意见，指出：
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不同，又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
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意见。1958年底，苏联修订的《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修改了原来的观点，也认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都是能够流通的商品。在研读这个修订本时，刘少奇重申了他的观点，认为
生产资料要按价值计算，是社会主义的商品。并且，他开始考虑生产资料怎
样供应的问题了。他说：生产越来越复杂，生产资料的分配是个大问题，没
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担负这件事，是要出乱子的。
这是一个重要思想的萌芽。这以后，刘少奇负责指导生产资料流通的改
革工作。在
1962年
3月到
1965年
9月，他听取物资工作汇报期间，提出“物
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物资部门实际上是商业部门”，
因此主张成立“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当然，他提出的这个主张与我们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几年允许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流通的政策是不同
的，其着眼点还是为了加强物资的统一管理，而不是放权分利，并使其商品
化；但是，相对于长期实行的统一调拨的“死办法”来说，这毕竟是一个改
革。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主张未能得到实施。
从上面所引的刘少奇分析按劳分配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的论述中，可
以看到，刘少奇已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采取了商品形式的问
题。斯大林既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也下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有剩
余价值，称资本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生产资金）。在刘少奇看来，劳动
力不是商品，但可以采取商品形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有剩余产品，
而下敢讲有剩余价值，不讲有盈利。刘少奇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他批评
教科书说：我们采取了许多旧名词，但是内容变了。譬如我们习惯讲很“心
痛”，而不讲痛“脑”，用衷“心”而不讲衷“脑”，旧名词是改不掉的，
这有什么妨碍呢？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实质上不是商品，固定资产也不
是剥削，剩余价值也不是个人占有，为什么不敢讲？教科书在解释旧名同时，
忸忸怩怩故意回避。
刘少奇认为劳动力不是商品，但要采取商品形式，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思想。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社会，当前的任务是
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在理论上要改变过去的许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固定观念，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规律的特点。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
问题是当前理论界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刘少奇在
50年代未能提出这个问
题，尽管没有作肯定的回答，但也表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刻思考
和一定的理论胆识。
当然，从总的方面说，刘少奇对商品生产的看法，并没有突破斯大林以
来形成的框子。他也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为需要生产，而不是为利润生产；
社会主义商品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
资本主义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的性质，到社会主义社
会完全变了；价值规律对生产只有调节作用，而没有决定作用，过分强调价
值规律的作用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价格由国家干涉起作用，而不是价
值规律起作用；目前利用商品与价值规律，是为了消灭商品与货币，等等。
总之，他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商品是资本主义的旧形式这个观念上，不认为商
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的、固有的本质属性，因而把商品经济规律与
计划经济规律始终相对立。
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看法
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看法
（一）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将是很长的。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向共产
主义的过渡是个短暂的阶段，而共产主义则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漫长的
历史。他说：共产主义有多久：长得很。假如地球存在一百万年的话，那么
共产主义社会是九十九万五千年，而有阶级的社会不过只有几千年罢了。他
还援引马克思的话来加以论证，指出：马克思曾说，共产主义以前的历史是
不自觉的，真正的人类历史还未开幕。正戏还未上演，正戏是从共产主义开
始演的。以前的历史是社会前史，现在是正吏。阶级社会是短暂的，只有共
产主义社会才是很长的。
（二）共产主义社会将分若干小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既然是漫长的，就
不可能没有发展。有发展，社会就显出阶段性了。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社
会，还有社会主义社会，都将分若干阶段。他说：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两
个阶段又可以分为许多小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几个小阶段，共产主义
也可以分几个小阶段。他在另一次发言中还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
一个发展阶段，现在我们是低级阶段，将来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
从广义的共产主义来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低级阶段怎
样向高级阶段过渡呢？刘少奇认为，要实现过渡，一个是产品极大丰富，一
个是人民觉悟大大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就是要为了共产主义能愿意暂时
牺牲个人利益。
（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将逐步实现。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实行按
需分配，也是先满足基本生活资料，然后才逐步扩大到其他方面。他说：按
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有些能够满足，先从衣食的需要开始，让人们先满足
吃、芽的需要，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什么东西，不是所有的东西在一个
早上都能做到，而是逐步的。他还举新产品为例说：新产品总会有的，而新
产品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总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当某一新产品普遍大量生产
了，又有新的新产品出现，因此，在他看来，按需分配采取逐步实现的方式
是确定无疑的。
在上述几个问题上，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表现了惊人的一致，
甚至连表述的语言也几乎一样。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时，也把人类社会
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相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
还会存在不知多少万年，这么长的历史都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基于这一认识，
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
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毛泽东也认为共产主义的
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
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
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中去。”
共产主义社会对我们来说，是遥远的未来。刘少奇、毛泽东的这些看法
是否科学，留给历史去评判。但是，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未来社
会的一些设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七、读书研讨中的“左”的历史印记
七、读书研讨中的“左”的历史印记
关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是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
化以后，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当时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
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了。在这时，如果还要进行政治
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那未革命对象是谁？把握不好势必要改变对主
要矛盾的认识，导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就不能不犯阶级斗争严重
扩大化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刘少奇读《政治经济学》，仍把这一条当
作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经验进行总结，反映了当时党的“左”的指导思
想。
关于物质刺激问题。刘少奇认为，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光靠
物质刺激，必须是政治加技术，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使人入懂得为社会主义
做好工作，这是对的。但是，他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时，往往把两者对立起
来，贬损或否认物质鼓励或物质刺激的作用，就有片面性了。他说：政治驾
驭技术、物质，政治是统帅。机械唯物论是没有灵魂的唯物论，单纯强调吃
饭、穿衣，不是政治挂帅，而是钞票挂帅，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可能出现“按
酬付劳”，会引起许多副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还说：物质刺激的办法，
资本家很强调这个，并不惜培养工人贵族。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
在这里，刘少奇把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和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或物质
刺激）混为一谈，是不对的。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体
现。既要教育劳动者不能只为别墅、汽车、漂亮老婆而工作，但是也必须给
劳动者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它不以
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已为我国和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
所证明。
关于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问题。1958年“共产风”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
急于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刘少奇一方面批判了急于过渡的观
点，另方面也不认为社会主义阶段需要使两种所有制长期并存。他说：在社
会主义阶段是否一定要存在两种所有制？不一定。两种所有制存在是一定历
史时期的特征，但并不是一定要两种所有制非同时存在不可。集体所有制万
岁，这是机械的看法。还说：集体所有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力巩固”
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从理论上说，无论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社会主义在自身的
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集体所有制势必在将来的某个时
候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是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在
50年代末，我国的生产
力还处于十分低下的状态，对这种卖际状况缺乏清醒的头脑，不是要求巩固
集体所有制，而是批判“大力巩固”的观点，这样做，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
展的，也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事实也是这样。由于存在这样的
指导思想，对“共产风”的批判很不彻底，急于过渡的错误倾向始终没能克
服。从列年代到
70年代，几起几伏，使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巨大损
害。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左”的指导思想，才真正解决了
这个问题。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从这个新观念来看，刘少奇
的这些看法显然是有历史的局限的。
这个问题。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新观念，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从这个新观念来看，刘少奇
的这些看法显然是有历史的局限的。
于
1987年春，主要内容载于《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
5期，收
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
艰辛的开拓
艰辛的开拓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 S形。”.. ①
17年前.. ②，毛泽东对斯诺讲过的这句话，形象他说明了我们国家走过的
道路。实际上，毛泽东生前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也是这样。
曲折的道路，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失，给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但
是，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难以逾越的，是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不
经历的过程。迄今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避免了.. S形的弯路，当然弯曲的性
质和形式各异，弯曲的程度和纠正错误的方法不尽相同。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的艰辛
探索，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
的经验与教训，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①毛泽东
1970年
12月
18日会见斯诺时的谈话。
②指
1970年，这里系相对于本文发表的时间言。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对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历史过程
一、“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泽东对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历史过程
（一）1955年底到.. 1957年夏天反右派斗争以前
这是探索的开始时期，探索任务的提出，首先是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
社会主义改造推动的结果。三大改造Ｇao潮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蓬
勃展开，不仅对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而且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有重大影响。
毛泽东多次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 1955年，当我
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
了①。毛泽东这样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1949年的胜利在他运筹帷幄之
中，而社会主义改造“Ｇao潮”到来之迅猛，进行之顺利，则为他始未料及。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意味着中国从此将消灭剥削制度，要进入社会主义社
会了。这是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为它的实
现艰苦卓绝地奋牛了几十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Ｇao潮”的到来和完成，使中国开始了“由阶级斗争到
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②的转
变。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像社会主义改造一样，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
呢？这是毛泽东在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则没有进行大规模经济
建设的经验，二则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还放在革命上，这样，包括“一五”计
划在内，那些年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对于这种“抄”，毛泽东一方面认
为”是必要的”，另方面“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①。苏共二十大揭露
出苏联经济工作的错误和我国照搬苏联经验的许多弊病暴露出来以后，毛泽
东把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同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一样，毛泽东对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探索也从农业开始，1955年.. 10月到.. 1956年.. 1月，他主持制定的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以及.. 1955年.. 12月他为《中国农村会主义高
潮》一书写的某些按语，虽然带有当时急躁冒进的历史印记，但从其指导思
想的主导方面而言，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
路，特别是发展农业的新道路的思考。
1956年.. 2月中旬到.. 4月下旬，毛泽东由对农业问题的研究，转向了对工
业问题的调查。他连续听取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几个部长关于工业生产和
整个经济工作的汇报。他还准备“分别听取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
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也准备以后每年搞一次汇报，
找一些工厂作典型研究，“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 ②。这些计划没有实现。他
还阅读了斯大林.. 1946年在莫斯科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认为苏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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