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韩少功不作任何正面的回应，但他后来还是追写了《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和《胡思乱想》两篇随笔，进一步发挥自己的寻根理念，将其与海外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寻根”，和国粹主义、地方主义区别开来。“就我自己的理解，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东方文化自然有很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东方的寻找和重造》）。这种优势包括直觉思维，区别于西方条理分割和逻辑抽象的整体把握，以及在审美上对主体风骨、气韵等心态的推崇。在对寻根理念加以阐述的过程中，韩少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悟性。虽然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之一，但他并不喜欢戴这顶帽子，让它把自己的脑袋罩住。在1987年发表于《北美华侨报》的《胡思乱想》一文中写道：“有一种‘寻根’的意向，但不好说什么‘派’。一谈‘派’就有点阵营感、运动感，而真正的文学有点像自言自语，与热热闹闹的事没有多大关系。赞成‘寻根’的作家也是千差万别的，合戴一顶帽子有点别扭。‘寻根’也只是很多问题中的一个，我们谈了根，也谈了叶子，谈了枝干。是不是要有‘叶子派’、‘枝干派’？”
十多年后，在王雪瑛女士谈到“文化寻根”问题时，他又再度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确实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但文化传统是文学问题中的一个，并不是全部的问题。我不知道‘文化寻根’的确定含义，不知道它与田园文学、乡土文学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什么区别，‘文化寻根’这顶帽子也就太大了，大得没有什么用处了。另一方面，文学现象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人对乡土有兴趣，往往是因为他生活在城市里。一个人对传统有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已经非传统了，甚至反对传统了。就像葡萄牙作家佩索阿说：只有穿上衣服的人，才能欣赏祼体的美丽。”这些话语表明了韩少功思维的开阔旷达和整体把握事情的定力，透露出一种游刃有余的中庸心法。精神建造不能凭空而起，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如果各种资源都充分具足，就不需要提出什么诉求，默默去创作就是了；若是提出某种诉求，或拿某种东西来说事，说明这种东西还处在欠缺甚至严重欠缺状况，需要加以补充，并非意味着只有这种资源才是唯一必需和有价值的。寻根理念完全是针对文学创作的无根状态这一时弊而提出的药方，但人们却把它当成医学的基本理论来对待，指出它存在种种片面。许多无端的争论都是这样衍生出来的，让人有些啼笑皆非。
《爸爸爸》与《女女女》（1）
沉寂三年，修足“拙火定”之后，韩少功突然出山，连续抛出《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等风格相近的作品，使自己从文学寻根运动的摇旗者变成实践者。这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牢不可破的地位。他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从此开始。
开始于1982年的悲观怀疑进入了作品并成为它们的基调，对社会的批判转入了对人性黑暗的洞察。从人性的变异来寻找民族的兴衰，拨清生活的迷惑成为一种视角。尽管韩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有意隐晦了自己的判断力，放弃了批评家的口径，企图完全地成为生产者本身，但我们仍然可以简略地说出故事的内蕴。
《归去来》写主人公“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一个山寨去，“我走着。土路一段段被山水冲洗得很坏，留下一棱棱土埂和一窝窝卵石，像剜去了皮肉，暴露出一束束筋骨，一块块干枯的内脏……”眼前的一切陌生又眼熟，不仅景象与想象中的相仿，村寨里的人物也是似曾相识的样子。更奇怪的是，所有的村民似乎都认识我，喊我“马眼镜”，说我怕上十年没回来了。当我申明自己姓黄时，人们却问我“改姓了”，还说我那时候饿得脸上只剩下一双眼睛。有的人找上门来，说是给我还钱，请我去他家卧夜，竟有人向我打听：阳矮子是不是你杀的？夜里还有一个姑娘对我说“吾姐，好恨你”，她“已经变成一只鸟，天天在这里叫你，叫你。你听见没有”？我仿佛进入一个梦境之中，最后几乎是逃出了山寨。当朋友在电话里叫“黄治先”时，我愕然了，不知自己到底是谁。虽然小说写的是自我的陌生化、疏离感，乃至丧失的惊悚，这种富有现代意味的主题，但叙述的场景完全是远离文明喧嚣的古老山寨，铺垫的氛围充满迷幻的色彩，语言更是浸润于一种巫楚文化的魅惑之中。写到被蛇咬死的三阿公的将被杂草吞没的茅屋的黑影，“它静静地看着我，用乌鸦的叫声咳嗽，用树叶的沙沙声与我交谈，我甚至感到一种酒气”；写到山寨人家，“黄黄的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开来，凝成了一截化石”，“墙壁特别黑暗，像被烟熏火燎过，像凝结了很多夜晚”；写到夜晚，“巨大的月亮冒出来，寨里的狗好像很吃惊地叫。我踏着树影筛下的月光，踏着水藻浮萍似的圈圈点点，向溪边走。我猜测，在溪边可能坐着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姑娘，嘴里正含着一片木叶”。感觉的细腻、想象的奇妙都显示出充裕的灵气。
发表于1985年1月的这个短篇小说应该视为韩少功文学道路上的一座标志性建筑，虽然它篇幅很短，也没有《爸爸爸》、《女女女》那么受到关注，但它意味着韩少功一个新的文学起点，一块特殊意义的阶石。他找到了与自己心绪相应的语感，对意象的捕捉和氛围的营造都有了看家的本事。古老的方块文字听从他的呼唤，在他手下有了灵魂生命，像一群来去无踪的鸟，一群色彩缤纷的蝴蝶，可以自由飞翔起来，也可以栖落成某种特别的景致。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出现了文体上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马原、莫言以及后来的先锋作家余华、格非等备受关注，但除了个别评论家将《归去来》归入“先锋文学”的行列产生争议之外，很少有人把韩少功当成文体革命者。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写作看起来显得老气和沉着，没有那么飘逸和华丽，浸润着远古文化的气息也不像是一种进步，倒似是一种复辟。但对韩少功个人而言，他确实完成了自己的“文体革命”。
《爸爸爸》是叙述一个部族失败历史的寓言，是对失落的父性、阳性的呼唤，同时也是对“妈妈性”的咒骂，幽默中透露着苍凉，怪诞中透露着庄严。鸡头寨出生的一代代人都要经过两把刀的裁剪：丙崽娘的割刀割去他们的脐带——剪断先天，剪断与乾阳飞龙的联系，于是妈性断送了爸性；仲裁缝裁下他们的身材——剪出后天，文化抑制了天然生命力，类似于削足适履。两把刀的交叉剪铰之下，茁壮的父性萎缩了，变异了，于是有了丙崽和仁宝这样的后代，一个是长不大的怪物，一个是娶不了婆娘的孬种。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衰落了。老人们抄出典籍，怀念“身高八尺，力敌千钧”的先人，怀念神勇的刑天与智慧的卧龙先生；青年人嫌恶祖业的式微和先辈的守旧，梦想来世投胎到异国他乡去。最后，一度有着辉煌历史的鸡头寨竟然被鸡尾寨打败了。仲裁缝看着自己刀口下不成器的后代，感到愧对先人，用毒汁药死寨里的老弱，只留下几头牛和青壮男女作阳春。然而剧烈的毒汁竟药不死丙崽，这个父性缺失的怪胎、神秘的精灵不断地咒骂着“× 妈妈（吗吗）”，并对每一个过路人呼唤着“爸爸爸爸爸”。那个爸爸出走了很久很久一直没回来，而且死活不明。
《爸爸爸》与《女女女》（2）
没有哲学上的诉求，文学会显得浅薄，有哲学关怀的作家才可能成为大作家。但是，如果让文学，特别是小说来完成哲学的使命，发现某种存在的真谛，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常常会出现力有不逮的局面。因为理性的思辨很容易损害作品美学上的圆满，使其露出破绽来。萨特、卡缪、黑塞、昆德拉是具有哲学关怀的作家，他们都曾经运用过小说来进行哲学探索，提供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如果用文学来质疑、嘲弄、颠覆某种价值坚持，往往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若是用文学来肯定、证明、揭示某种真理，却就困难；如果所揭示的理念是悖反的、荒谬的、两难的，是一种困境，也容易获得成功，若是所揭示的是一个定论，一个自圆其说的、雄辩滔滔的、不可辩驳的命题，就更加难于操作。卡缪的《局外人》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小说《爸爸爸》看起来就像一起策划得十分周密的阴谋，策划者在每一形象甚至每一句话里都暗藏了玄机。与所有寓言体小说一样，它有着哲学上的意义赋予。强烈的哲学使命，赋予了作品某种不同凡响的气度。因为这种寓意隐蔽在浓郁的巫楚文化氛围里，作者在文字中倾注了足够激|情和丰富甚至奇特的想象力，使作品显得像热带雨林一样郁郁葱葱，具有很强的隐喻性，不轻易被人识破其中的机关，因此，哲学上的追求没有伤害到文学上的美学原则，作品所负载的仍然是一个隐秘的使命。
虽然是寓言体小说，《爸爸爸》并不是为了表达意念完全凭空构造的，在回答施叔青的采访时，韩少功作了这样的说明：“《爸爸爸》的情况最开始是一些局部素材使自己产生冲动，比如那个只会说两句话的丙崽，是我乡下邻居的小孩。‘文革’时，湖南道县的农民大开杀戒，杀了几万人，我把这一段也用到小说里，比如把人肉和猪肉混在一起，每个人都要吃。丙崽、道县人、古歌，使我产生了创作的欲念。构思之后，理性参与进来了。我特意把时代色彩完全抹去，成为一个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故事。”（韩少功：《鸟的传人》，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女女女》是对自然人性的呼唤，也是对《爸爸爸》中“妈妈性”的探索和诅咒，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庸之道。韩少功显然把德性看成一个常量，总体上不增不减，遵从守衡不灭定律。一部分人道德品性的高尚，以另一部分人的道德堕落为前提；同理，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德行越善良纯洁优美，他心灵深处保留的人性原型就越丑恶肮脏卑鄙。对人性的挖掘最好自女性入手，因为男性从来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远不如女性具体可感，丰蕴难喻。西方文艺复兴时代人性的觉醒实际上是男人对女人的发现。
《女女女》是一次女性精神的探险，对读者来说也是一次毛骨悚然的旅行，是美“女”与怪“媭”的双向演变。“媭”似是巫楚文化中精灵鬼怪的意象，阴柔神秘，怪异而难于理解，透出一种令人畏怖的气息，在小说中是一种变异的精神原型，是人物自我内部的一种她性，这种她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占据了自我、废黜了自我。由于承担太多的责任义务制造的压迫和贫穷困苦形成的克制，女性本质蜕变为一种“媭”；而逃避和拒斥一切责任和义务的放纵也会使女性蜕变成一种新的“媭”，这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两难处境。韩少功揭开了一个罪行的阴谋，但无法阻止这个阴谋的完成。随着时间的前推美消丑长，可怜的“女”们无可挽救地要变成“媭”了，反叛者阿黑也不能例外。于是生产一种自然自在自由的无媭、非媭之女就成为生育的任务，正像《爸爸爸》中生产一种不裁不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腰子不阴痛的正种成为鸡头寨复兴希望所迫切的生殖使命一样。
《爸爸爸》和《女女女》可以说是种性的呼唤，两个标题都是极大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充分显示了呼唤的迫切性和困难性。前者以对“妈妈（吗吗）”的诅咒，后者以对“媭”怪的恐惧和怜悯，从反面加强了呼唤的力度。呼唤的重重加强表明呼唤者已经声嘶力竭，有了千呼万唤不出来的绝望。对分娩的苛刻而迫切的要求和期待，使临盆显得十分困难了，于是阿黑她们不仅要逃避赡养老人（这是最初的逃避），更要逃避生育（这是最后的逃避），对生育的期待也变成了对生育的歧视。要么怪胎孬种，要么绝育，韩少功面对着千千万万的产房，面对着中国母亲们深暗的子宮，竭尽力气呼喊一次伟大的临盆，呼唤一个中正阳明的胎儿。这是对母亲和赤子的双重呼唤。呼喊者本身也不逃离被呼喊的身份，他并不超脱成为局外的幸者，或尊者。在《胡思乱想》中，他作了一个注脚：“《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和旧党都无力救世。《女女女》的着眼点则是个人行为，是善与恶互为表里，是禁锢与自由的双双变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我希望读者和我一起来自省和自新，建立审美化的人生信仰。”
《爸爸爸》与《女女女》（3）
在给法文版《女女女》所作的序言中，韩少功对作品作了一个注脚：“幺姑是一位东方礼教训练下驯良而克己的妇女，与我们十分敬重的其他善良人不同，造物主给了她一个中风致瘫的机会，使他们得以窥视她内心隐藏的仇恨，并以她测试了周围更多善良人所谓同情心的脆弱。她似乎是长在人类脸上的一个痂疮，使体面的我们不免有些束手无策和尴尬。她的死亡也是一句长缓得使人难耐的符咒，揭发着人性境况的黑暗，呼唤着神在黑暗里仍然赐给万物以从容而友好的笑容。”这个注脚赋予了这部批判性作品以慈悲的情怀，使它更具精神的品质。
1985年对于韩少功来说，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年。他的思想和文字都有了一个特殊的飞跃，并透出了成熟的气息。从《爸爸爸》和《女女女》等作品来看，他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并不止步于认祖归宗，获得作为中国人、楚地人的灵魂归宿感，还在于探问一种辉煌的文明如何堕落到软弱无力和滑稽可笑的地步。他通过巫楚文化的化装变形，潜入民族的无意识内部，洞烛其中的黑暗和狞厉，揭示已经内化到种姓人格当中的龌龊怪诞的根性，以及蕴藏的让人毛骨悚然的阴鬼之气，承接鲁迅尚未完成的批判国民性的使命。在几篇文章里，他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要做的事，是要研究这种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怎样变成了一样空洞无物的精神鸦片，研究庄子怎样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阿Q，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使它的负面效应转化成为正面效应。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Q，就连累庄子，对什么都自惭形秽。”
以《爸爸爸》为首的系列作品与伤痕文学截然分流。伤痕文学的作品往往直奔一个主题，追求一个确定的结论，对社会悲剧性现象根底的揭发往往止于政治伦理层面。但这一系列作品似乎不忙于追求结论，甚至不需要结论，它们对社会现象的刨解深入人心灵无意识的暗区。作品使用了阴森奇诡的意象和大量的灵性语言，复活了一种原始野生景趣，加上神秘的氛围和一言难尽的题意，使评论家们惊叹之余不敢贸下诊书。另外，作品透露出极浓的巫鬼之气，就像楚辞的某些篇章，这使韩少功正式成为楚文化的一百代传人。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这组作品写的多数是精神病态的猥琐的人，使用的意象几乎全是丑陋、龌龊、污秽和令人恶心的，如蛇、蝙蝠、蚯蚓、拳头大的蜘蛛、鼻涕、月经、阴沟、尿桶，等等。这种美学的取向与他赋予自己文学的使命是密切相关的。企图揭示庄子是如何变成阿Q的他，显然认为自己民族的精神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已经变得不健康了。也就是说，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已经是一个病人，即使在它最杰出的人物那里也是如此。于是，如何让它康复起来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而让它康复起来的前提是要了解它是如何从健康变得不健康的。因此，继承了《阿Q正传》作者批判并企图改造国民性的衣钵的他，和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同，其批判的现实是心理层面上的现实，而不是社会层面上的现实。而心理层面上的现实比社会现实要复杂得多，具有特殊的魔幻性。他不打算只是恨铁不成钢地骂斥一番就拉倒，而是要探测人们心中病变发生的机制，掏挖出潜意识暗区隐藏着的龌龊的原型和动机，从而使疗救具有更大的可能，带有精神分析的性质。与社会层面的揭发控诉不同，韩少功对人们心理深层结构的探索挖掘，采用了巫楚文化中常见的象征方式，而与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的阴暗情结和诡秘地带相应的意象，不可能是明媚优雅、光辉灿烂的事物。
这种对人性黑暗的敏感来自作家的责任感，更来自生活中的观察。直到这本评传写作之日止，韩少功的文学仍然保持着这种敏感乃至爱好，他总能在高亢的言行背后发现卑下的动机。作者曾经就此问题请教他，为什么不写一些正面的、心理健康、形象美好乃至伟岸的人物？过多过狠的批判揭发，对一个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也是有损害的，改下除药为进补药也可以达到康复的目的。韩称自己也曾经考虑要这么做，他也深知褒扬和激励的意义不下于批判和指责，然而，不知为什么，这种正面的人物写出来就让人觉得虚假，缺少文学所必需的真实感。
1986年，韩少功对文坛的前景作了这样的预测：“伤痕文学的时期已经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已经过去或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经不足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匆匆补了人家几个世纪的课，现在正面临着一个疲劳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将滞留徘徊，有更多的作者会转向通俗文学和纪实文学，有少数作者可能坚持建筑自己的哲学世界和艺术世界，成为审美文学的大手笔。”这个判断基本上是准确的。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1）
文学批评界非常及时地给《爸爸爸》和《女女女》太多的溢美之词，但真正明白其中悲凉的人并不太多。韩少功没有被它们的成功连根拔起，他感到了距离拉开之后的一种寂静和漠然。1986年北京召开了盛大的青年创作大会，参加这次大会是青年作家们引为傲豪的事情。作为湖南省代表团领队的韩少功以女儿腿伤为理由绕开了，守在家里读佛经。他在喧嚣中体会到了寂寥。文学的扁舟载不起沉重的社会使命，毛笔也改写不了历史的必然，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神圣了。一个问题悬挂在他面前：除了能给创作者沽钓一些名誉和掌声和职称之外，写作又能带来什么？年内，精装本的中短篇小说集《诱惑》出版，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请名家作序，而是请妻子梁预立写了一个跋，回顾他们一同走过的艰难的历程和曾经有过的温馨的念想。
也是在这一年，韩少功的悲观怀疑复加到了近乎绝望的程度，他把怀疑当成了一种信仰——这可能是一个乐观信仰者的当然结局。曾经一度，他相信一个完美理想社会形态存在于时间的前头，并会通过他和他的同类的共同努力如期降临。于是把现实的困苦和艰难放在自己的肩上，成了英雄应有的披挂。现在完善的可能在缥缈中无期地迁延，现实的乖谬反倒显得神圣不可侵犯，肩上的困苦艰难骤然变得既沉重又荒谬。这一代人少年时期接受的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教育，和油灯下阅读马克思著作时发下的誓愿，以及与此相伴的对未来社会和人性的想象与期待，都变得越来越缥缈，让他有了一种幻灭感。通过对民族无意识暗区的探视，他发现，社会完善的可能性是与人性的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性的迁移比江山的改变要艰难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愿因此收回自己的情怀，放弃那个红色少年的梦想和承诺。
不胜重负的心灵总要找到解脱和超越，韩少功一次次把眼睛交给天空、流星和黑夜的暗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苍老的声音在召唤他的名字。他开始读庄子的书，老子的书，陶渊明的书，佛陀的书。这些直指人心又交还天地的智慧，牵引着他走向人性更为深沉的内里，并一次次曝光显影，使他得以层层看破。在他的心智中，相对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绝对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肯定的东西越来越少。在怀疑和否定中，他无穷地后退直到后脚踩空。
对佛的兴趣是由一个朱姓邻居引入的。这个贫困潦倒的老知青在做完一天的苦活后，就在昏昏灯影下研读佛经并且写诗。这时，他那有点钱的哥哥就在赌博和玩女人。据韩少功回忆，这个固执不容说服的人诗写得非常棒，感觉和意象尤为奇鲜突兀，但极少发表，似乎就发表过一首。后来，可能由于对自己要求太苛刻，把自己的心思逼入了死胡同，反而就难产，写不出来了，而且把自己折磨得相当苦楚。但是，谢谢他的介绍和真诚的交流，韩少功由此走入一个更为深广通邃的思维空间，获得审度自我和人生的新视野。
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韩少功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家底原来没有多少了解，而且在没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他们就早早开始了对古典文化的批判，把它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加以唾弃，现在终于有机会来给自己补课，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静静地翻阅用繁体字竖排版影印的旧书。其中有马鸣的《大乘起信论》，记录禅宗六祖惠能行迹言论的《六祖坛经》，和《大珠彗海禅师语录》等。《大乘起信论》中的“一心二门”的思想，《六祖坛经》中关于禅定和“无住生心”的阐释，《大珠彗海禅师语录》中关于儒道佛三教异同的开示，都让他心生欢喜，顿然开朗。他认为，在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中，佛教的哲学含量是最高的。他尤其推崇禅宗经典《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
那段日子，他曾经出入过一些丛林庙宇，与对宗教感兴趣的朋友和出家人有过切磋交流，在得到熏陶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存在的弊端。在绝贤弃智、返璞归真、还本溯源、###见性、崇无守弱、四大皆空的精神意境中，不仅显扬了深邃光明的智慧、浩瀚无碍的胸怀和慈悲纯洁的品性，还不自觉地收容了许多人性的卑贱猥琐，如软弱无倚，屈辱于黑暗势力，自私独善，逃脱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义务，缺乏正面面对人生苦难的勇气，等等。这些同样令他感到惊奇。“我到过一些寺院，见过一些和尚和居士，我发现某些教徒大慈大悲的精神面具后面，常常不自觉地泄露出一些黑暗：贪财嗜利，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也许像很多从事政治的人并不是爱好政治，很多从事文学的人并不是爱好文学，很多从事宗教的人也不是爱好宗教。”（《看透与宽容》，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作为一个站在地面的人本主义者，韩少功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看待佛教的，他坦率地表示：“我不喜欢那些压迫生命欲望的苛刻教规，那些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繁琐教条，不喜欢那些关于天国和来世的廉价许诺，不喜欢那些仅仅是为了得到上天报偿这种可怜的私欲而尽力‘做’出来的种种伪善。”相比之下，他更愿意亲近具有中国味道和现世色彩的禅宗。因为，“作为一种知识观和人生观，它包含着东方民族智慧和人格的丰富遗存，至今使我们惊羡”。在韩少功看来，“真正的宗教只是一种精神和心智，一种透明，一种韵律，一种公因数，它的任何外化和物化，它对任何教派的附着，都只能使它被侵蚀被异变。于是我不愿意接受任何现实的宗教活动”（同上注）。他企图超越教规、教派和教条来把握佛的精神。的确，究竟意义上的佛法是直指人心的，是一种心法，心的解脱超越和智慧发明，以及全然奉献。即《金刚经》反复宣说的：心无所住而行布施。倘若心外有法，心外求法，将心鹜趋于种种事物现象之上攀缘附会，要么不得究竟，要么就是外道邪教。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2）
当时，荒诞派文学思潮在国内已经开始流行，相对主义的观念成为一种时尚，道家和佛家的学说也被许多人搬出来，作为硫酸使用，消解曾经被绝对化、神圣化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原则，卸下心灵不堪承受之重，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轻松和舒缓，即所谓“看透”。对于数十年来被乌托邦梦想悬挂起来，被严格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禁锢起来的中国人，这不失为一种解药、泻药，但人们却把解药当成滋补的营养品来服用。他们所谓看透，并非是佛家所说看破红尘，看破个人的世俗利益、物质欲望的出世情怀，而是看破人生的社会价值并实现终极意义的自我拥抱。正像许多社会思潮一般，这种相对主义滑向了另一个极端，演成一种怪异的虚无主义——通过解嘲、回避乃至拒绝社会责任，来偷渡、放纵个人私欲，及时行乐。
针对这种现象，韩少功提出：要把“看透”本身也看透。“很多朋友已经学会了‘看透’。在他们犀利的调侃、反讽、刻薄面前，一切故作姿态的说教者都免不了冷汗大冒，一切曾经神圣显赫的绝对化观念都狼狈不堪。这些人总是带着有毒的目光东张西望，既挑剔豪贵也挑剔平民，既挑剔改革者也挑剔保守者，既挑剔哲学也挑剔武侠小说，既挑剔对他们的褒奖也挑剔对他们的指责，似乎什么也满意，什么也不满意。这些文化的弃儿，强有力地反抗和消解着文化，摧毁一切意识形态，包括集权主义也包括自由主义。如果撇开他们中间一些自大狂和自私狂不说，他们显然折射了民族灵魂的某种觉醒。……但从主观上来说，他们中间某些人确是经常宣布要出世或玩世的，经常预告要消极的，有的甚至以自大自私为荣，以承担责任为耻。这些人享受朋友的帮助但转脸就嘲笑友情，一边挥霍建设的成果却一边鄙弃建设，他们肆无忌惮地刻薄一切人之后又经常抱怨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他们骂倒一切传统的作品之后又经常为捍卫自己的作品与更加激进的作者争个面红耳赤。对这些家伙，我们唯一可做的事似乎就是拨开他们那些油嘴滑舌或慷慨激昂，也来‘看透’一下他们。”总之，要看透“看透”这种心态中所包含的意识无意识内容。因为一个所谓看透了的人，可能是圣人，也可能是流氓。“没有把看透也看透，实际上没透。正如有些朋友什么也不在乎，实际上很在乎他们的不在乎；什么也虚无，却把这种虚无拿去说去写去唱去呻吟去叫嚣，弄得百般实有。用禅宗的语言来说，这些人只知‘无’而不知‘无无’，乃是执迷”（同上注）。从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对禅宗心法的参悟。
通过对看透的看透，对怀疑的怀疑，韩少功的心灵在坠落中上升，在空虚中获得了充实。这样，他完成了由社会而人生、由种族而性命、由天理而人心、由外学而内学的基本修习过程，对人生的准备相当充分了。当然，经历这个过程的人不止韩某一人，但是不少人由此陷入个人情ｙu的暗流，在冷漠枯顽的懈怠之中不能自拔，以超脱来拒绝人生和社会的责任。韩仍然企图于空中举实，无中生有，以柔软轻盈之姿游刃于实在事物之中，保持一种进取的姿态。这种姿态被命名为悲观进取，尽管知道自己个人的力量十分有限，尽管知道目标实现的希望相当微茫，尽管知道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生出新的问题来，仍然不放弃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甚至不抱任何希望地去努力，在过程中而不是到结果里去寻找意义。这有点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意思。
1986年8月，韩少功应邀参加美国新闻署“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是他第一次出访国外。“国际访问者计划”是美国推广自己国家形象策略的一部分，这次邀请的中国作家除了韩少功，还有剧作家张笑天。前来机场迎接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曾经在湖南医学院当过外教的彼尔先生。他有一个叫“华巍”的中文名字，和从湖南娶来的娇小的中国妻子。这个曾经跳下粪坑为中国朋友捞过手表的高个子算是韩少功的故交，几年前就认识，并且还到韩家一起吃过饭。他接受的任务是每天陪韩少功他们到处参观访问，然后向雇主汇报一天的行程及客人的表现。在他的陪同下，韩少功他们去了交易所、教堂、精神病院、酒吧、贫民窟、越战纪念碑等各种不同的生活场所，还到彼尔乡下的家里去体验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美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现代文明程度让韩相当震惊，在一篇讲话里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哇，美国的程控电话、286电脑、飞机、汽车、文明礼貌、环境卫生，把人震晕了。我看了一个美国的疯人院，觉得比中国的省长住宅还要舒适。从飞机上往下看，美国像一张五彩照片，中国则是一张黑白照片，那些灰蒙蒙、乱糟糟的城区，只能让人偷偷想到一个词：满目疮痍。他暗暗想，中国要多少年才能够赶上人家啊。当然，他也留意到作为新一代美国人的彼尔的弟弟的迷惘。自由在这个小伙子那里是一种无所适从，他的前方雾气弥漫。
内学涵养：走出精神的暗区（3）
到达爱荷华的那天，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来机场接应，当他听说韩少功曾经是红卫兵时，立即露出惊悸的神色，停车招呼自己的同伴：来来，把这个家伙丢下车去！在很多海外中国人眼里，红卫兵是类似纳粹冲锋队的极端恐怖分子。无论你如何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他们都无法理解中国的那段历史。红卫兵在西方人那里的知名度是韩想不到的。参加讨论会时，作为作家的韩少功自然要谈到前辈鲁迅、巴金、沈从文，但人们听得一头雾水，脸上皱起一圈圈的疑情，当谈到红卫兵，人们似乎已经了然于心，并对眼前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红卫兵暗生疑惧。
旧金山的一个深夜，和朋友看完电影《长城》出来，在门口碰到一个身体清瘦的金发碧眼的姑娘抱着一大摞传单在分发，传单上是已故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像，和红色经典《白毛女》的剧照：喜儿劈腿一跃高高举起来复枪，落款是黑体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纪念委员会。这让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老红卫兵的心里浮想联翩，从流血牺牲的革命想到革命胜利之后的自由与繁荣，想到法国大革命，想到曼哈顿四十二街红灯区，“那里有性影院、性商店、性杂志、性表演，比比皆是，脱衣舞厅总是撩门帘半边，让别人瞥见里面狂野的观众和聚光灯下扭腰撅臀的条条身影。……美国确实有很多自由，但也有脱衣舞女出卖肉体的自由，有醉醺醺的色鬼们来棱辱女性的自由，有奸商们用人类的堕落来大发横财比众多诚实的劳动者和创造者活得更神气活现的自由”。不自由，毋宁死。为了争取自由，人类历史上曾经发动过多少次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多少人头落地，代价可谓惨烈。可有了自由，人又能怎样，又有什么出息呢？有多少人不是在滥用自由，作践自由，廉价地出卖自由？使自由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有害无益，追求自由时表现出来的高尚人性，获得自由之后又坠落成为一种庸俗乃至肮脏下作的东西。于是他想到：“当年慷慨赴死的先辈，是否愿意看到他们的女儿和孙女儿，正在享受着自由卖身的权利？是否知道她们的顾客，正在自由地吸毒，自由地豪赌，自由地醉生梦死，自由地视前辈的献身精神为狗屎不如的‘傻帽’？”（同上注）于是他想到了赫胥黎老人的危言：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他问自己：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美好的人性吗？有更多欢乐更为合理的社会吗？充分自由的社会里，人性的高贵成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在一条小街斑驳的墙壁上，他看到一条醒目的标语：“我们全在阴沟里，但仍然有人仰望星空。”
在美国的日子，他还见到了湖南师范学院的同学梁恒，他正在主编一本名叫《知识分子》的杂志，并主持着一个基金会的工作。他告诉韩，他已经与“###”闹翻并脱离了这个组织，在他新写的书《噩梦之后》里，充满着对中国改革的赞许和希望。自称已经是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梁恒，在金碧辉煌的饭店里请韩少功吃饭，两位老同学好不容易坐到一起，但在谈笑风生之余却有些惶然，不知说什么才是。
1987年6月，韩少功到湖南省怀化地区，以林业局副局长的身份体验生活。作家到基层社会挂职体验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安排。作家柳青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挂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在乡下与农民一起生活劳动。1985年11月，韩少功也曾经到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团委挂过副书记职务。这种挂职扩大了作家的经验范围，为他们了解某个社会层面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方便。挂职体验与全职工作有所不同，有相当充裕的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利用这些时间，作家照样从事写作。
这一年韩少功主要的文字工作是和二姐韩刚共同翻译捷克流亡作家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年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昆德拉把政治生活与人的生存体验、哲学与小说结合起来，并采用一种夹叙夹议的方式自由书写，中间甚至还夹有一些名词解释，让人耳目一新。书中提出的关于存在的轻重问题，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别的启发性，因为，刚从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想象中走过来的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摆脱生命存在之重，他们缺少轻的体验，也很少有人想到轻的一头可能发生的事情。尽管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但两姐弟精良的译笔还是给本书增色不少。该书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后，在三个译本中脱颖而出，被视为最佳译本，一直热销至今。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1）
1987年底，中央政府决定把海南岛改制为一个特区省，把这个曾经是穷途末路的热带海岛当做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船，推到了许许多多幻想家的面前。一时间，数以万计的人怀着发财发迹发达，挣脱原旧背景关系的愿望，奔赴这块低纬度的土地，使它像诺亚方舟一样拥挤和沉重。他们当中有怀才不遇者和不甘寂寞者，离婚者和无法离婚者，离职者和无法离职者，无职业者和流浪窃贼，逃案犯和刑满释放犯，当然还有出身高贵者和腰缠万贯者。他们像一支杂牌混成旅在秀英码头陆续登陆，带着有限的本钱和无限的情愿。一对对闪闪发亮的眼睛，扫视着椰子树的土地和天空。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看到如此高洁的天空和轻柔的浮云。在众多攒动的人头中，韩少功是引人注目的，他和叶蔚林等一帮湖南作家一起南迁，人未到名字就在岛上叫响，成为一种号召。
1987年4月，韩少功参加由《钟山》杂志组织的笔会，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被这里白天的清新爽朗和夜晚的深邃浩瀚所吸引：“海南地处中国最南方，孤悬海外，天远地偏，对于中国文化热闹而喧嚣的大陆中原来说，它从来就像一个后排观众，一颗似乎将要脱离引力堕入太空的流星，隐在远远的暗处。而这一点，正是我1988年渡海南行时心中的喜悦——尽管那时候的海南街市破败，缺水缺电，空荡荡的道路连一个像样的交通标志灯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处引诱着我。”（《南方的自由》，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回去不久，听说这里要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便鼓动叶蔚林等作家一起前来创业。1988年春节的这一天，他将房子留给性格爽朗、笑声嘹亮的保姆游阿姨，和妻子女儿带着自家的全部积蓄乘上从长沙到湛江的火车。动身时口袋里揣着他的辞职报告，他太太的工作关系（尚未找到接收单位），女儿的转学证明，还有被褥脸盆热水瓶等家常用品，于大年初三坐船抵达海口秀英港。这一去他决计破釜沉舟，不打算吃回头草。
韩少功向往“一个精神意义的岛”，他一直在寻找当年那只飞过蓝天的鸽子降落的地址。这次南迁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一个最完善的社会细胞，在一个有限的部落里，克除地球上现存各种制度的流弊，最大限度地实现平等、自由、人权、民主、高效、富裕等，完成|人类理想的安全着陆。这是自少年起一直萦绕心怀的未圆之梦，这个梦曾经在汨罗江边磨损过，现在他想完成它，了却一个未遂之愿。当然，这是经过现代主义改造的红卫兵理想，不完全是旧梦的重温。作为一个接受过深重教训的醒觉者，韩少功明白，完成可能就是破灭，但他不在乎结局如何，只在乎过程的美好，他也想睁大眼睛看这个在心头萦绕多年的美梦是如何破碎的，以此探测社会与人性的秘密。这是一道有趣的社会改造习题，也是生活经验的扩大再生产。由于他是一个作家，很容易被理解为文学素材匮乏之后的重新炮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少功经常往返于北京，与李陀、戴晴、苏炜、黄子平、陈建功等有些交往，但崇尚“知行合一”的他，不太习惯京城文学界里飘浮的沙龙气息，希望什么事说了就要去践行，把自己的关怀和抱负施展出来，不能光说不练，老在十几厘米的半径里打转，宁愿磨破嘴皮也不愿磨破脚皮。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估计中国市场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起心要到这个陌生的领域里去探一下水的深浅。为此，他开始结交一些个体户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学习经济之道和理财之术，做好下海游泳的准备。
来到海南，韩少功把工作关系落户在正在筹备中的海南省作家协会，便着手开始谋划起事情来。首先，他想到的是要创办一份名叫《真实中国》（后被管理部门定名为《海南纪实》）的杂志。根据他对市场的判断，杂志定位为纪实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新闻刊物，可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当然，杂志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行动相继展开，包括出版社、函授大学、报纸、农场，等等，也已经在谋划之中。在申报《海南纪实》杂志社的同时，他们还申报了一家出版社，一家函授学院。只是出版社最终没有获得批准。书包 网 想看书来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2）
这时候的海南岛，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下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从大陆鱼贯而入的“人才”很多，而机会十分有限。韩少功一家最初住在叫213号院的部队营房里，“旧营房没有天花板，亚热带的阳光和雨露从青瓦的缝隙里漏进来，一些老鼠在屋梁上跑，扫下成分不明的灰屑。……韩少功在这个没有天花板的集体营房里，接待过各地前来海口闯荡的文学爱好者。有时候，流水席从中午开到晚上，电饭煲的电线煮得发烫，买一桶花生油，两三天就吃得一滴不剩。最后，韩先生终于招架不住，只好在门口贴出一张启事，内容简单明了，一共三条：不谈生意，不言招聘，不管食宿”（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海南纪实》杂志的编辑部由张新奇、蒋子丹、林刚、徐乃建、叶之臻、王吉鸣、陈润江、罗凌翩、杨康敏和赵一凡等组成，一共二十多人，大多是原来文学上的朋友、同路人，成分单纯。以什么体制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最初是有过激烈争议的。有人主张实行市场社会最为普遍的老板制，由极少数核心人物为雇主，其他人为聘用的雇员。老板制在当时被看做是克服大锅饭的体制改革，实行这种体制，显然有利于韩少功所属的领导层，而不利于一般成员，但韩少功仍然坚决反对。他声称平生痛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主张作一种制度上的尝试，建立一种人与人相对平等的劳动股份制。这种制度以劳动付出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以资本投入的多少为分配的依据。他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它的内容条例，是较有特点的。
由这个条例组织起来的集体，是一个新型的“公社”，是1825年欧文在三万英亩美国土地上的“新协和”公社的变体，是20世纪末中国平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次罗曼蒂克，是最后一次红卫兵行动。尽管这二十多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公社，也是最缺乏自然基础的公社：没有血缘纽带，地缘关系也不同源，而且，各人的秉性和志愿能力各有千秋，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种试验有多大的价值，只是被首创者的热忱感动了。由于韩当时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他的意志不作多少折扣就成了公社的意志。公社的成员们在看到这份公约后兴奋不已，非常慎重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当时有意投资这家杂志的不乏有人，但他们拒绝一切货币资本。韩少功认为，刊物属于高技术产品，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智力的投入，货币资本投入反会掩盖利润的真实来源。而且，拥有资本就可以吃红利，不劳而获，这种东西是违反人性的。他设计了一种没有货币资本和资本家，以劳力支付为分配依据的劳动股份制。公社成员每个人都是杂志社的股东，他们不以资本入股而以劳动入股，参与劳务工资奖金和利润的共同分配。成员之间分配的差距小于1∶3，而执行的结果是不到1∶2。成员退出公社劳动，其工资奖金也停发，但股份仍然持续，并以每年二分之一的比例递减。
原始启动资金是以借欠的形式凑集起来的，大家拿出自己的一些私钱，省文联借了五千元。韩拿出自己数千元存款（是杂志社所借私款的最大数），把作家协会发的二百多元工资也交给公社，全身全意投入杂志社的运作。他觉得这是一件比写作更有意思的事情，办好了小说完全可以不写。因为正如王樽所说：“作家首先是人，人的概念要优于作家的概念。第一是做人，第二或者第三才是当作家。”
签约之后，大家热情高涨，思维十分活跃。作家张新奇和曾经做过摄影记者的林刚对《海南纪实》的形式进行了大胆的设想，该设想对于《海南纪实》的发展至关重要。他们企图把《海南纪实》办成一个图文并茂，具有强大视觉冲击力的刊物。杂志编辑的阵容相当可观，都是能写能编的好手，《芙蓉》编辑出身的女作家蒋子丹更是组稿方面又快又狠的枪手。杂志在刊号还没批下来时，就已经被闹得沸沸扬扬，并有书商闻风而来要包销刊物，因此大家基本上不用担心发行的问题。书商的参与，也带来了许多特别的招数——让零售刊物的每一个书报摊，都张贴《海南纪实》封面的大幅宣传画，这在当时的期刊经销中还是一个十分新鲜的举措。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3）
1988年10月，就在《海南纪实》人员尚未聚齐的时候，第一期就出版了，而且创下了发行六十万册的纪录。它以鲜活的版式风格和特别选题以及不易获得的图片材料，吸引了广大的文化消费者，发行量直线飙升，很快就突破百万册。有时三个大印刷厂同时开印，才能满足市场需要。杂志除了一些“揭秘”、“解密”的热点稿，还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报道和文化解析，经济调控、台湾变局、思想解放、五七年“反右”、“大跃进”、知青运动，等等，都成为专题研讨的题材，一开始就展示出“守正出奇”的大气象，与“拳头加枕头”的其他地摊杂志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诸多文学界与摄影界名家的参与，更促进了刊物在市场上的轰动，差不多在期刊出版领域里是一枝独秀。在杂志出版的同时，杂志社所属的函授学院也开始招生，有两千多名青年文学爱好者踊跃报名参加。整个事业看起来欣欣向荣，形势一片大好。
身为主编的韩少功始终工作在第一线，有时还要加班加点为新一期杂志赶写时效性较强的稿件，甚至跑印刷厂校对清样。主编的敬业和劳动股份制以及杂志的高额利润激励了公社成员空前的劳动热情，他们像疯子一样为公社劳动，奔走于北京、长沙、广州、海口等城市之间。旁人看到公社成员如此卖命，以为是给自己干的个体户，听说是为公家干的，都大惑不解。为了保证成员的身体健康，公社不得不强制命令：不准加班，必须吃好睡好。周末还组织郊游活动，到海里去游泳戏浪，到海边的树林里去野餐，让大家的身心得到必要的放松。
在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公社开始时的艰苦生活很快改观。成员们的月收入由最初的二百元成倍翻升，并且还享受电话、新宅、高额保险等集体福利。甚至于，午餐也是通过电话订购的方式由餐馆送来，防暑的水果和各种各样的饮料充塞冰柜任由成员各取所需。这在当时条件还很艰苦的海南，是令人艳羡的待遇。
当时，许多书贩为了争取《海南纪实》在某一地区的发行权，提着名烟名酒名茶和各种珍贵礼品和回扣的意思，来找公社成员。但大家均能保持纯洁的精神风貌，没有一个人拿回扣，所有的礼品全都交公，搁在办公室里，直到韩主编倡议把它平均分配给各个成员。尽管协议规定成员及其家属的医疗费可以报销，但两年下来报销医疗费的总和不到一万元。
杂志风靡全国的势头，让同人们满怀憧憬，他们想象着将来事业的拓展和个人生活的灿烂前程，谁都没有意识到，如此蒸蒸日上的事业没满一年就走到尽头。1989年内地发生大规模的政治风波，有过###经验的韩少功，尽管对天安门广场上的热闹心存疑虑，处理稿件也十分谨慎，但在年底全国数百家停刊整顿的杂志名单上，《海南纪实》还是入列其中。
就在韩少功为《海南纪实》忙活的日子里，老朋友莫应丰身罹癌患，离开了人世。莫应丰一度出仕当官，迁至湖南省文联的领导，终为官场诸多事务所苦恼，沉湎于白酒开示的意境之中。就在韩少功他们在海南创办杂志的同时，这个汉子重新振作，禁烟戒酒，辞掉官职到岛上来筹办农场，决心开辟新的生活疆土，整日骑着单车挥汗如雨地奔走于热带阳光下。然而，就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人却重重地倒下了。在他住院治疗期间，韩少功曾到长沙去探望。经过开颅手术和放射治疗的他已经面目全非，时常注视着天空喃喃自语，问一句：“然后呢？……然后呢？”相惜多年的朋友最后见面，纵有千言万语也不能说出声音，只能默默对视和久久地抚握。莫将自己抄写的苏东坡诗句“夜雨对床应有时”送给了韩少功，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期待和遗憾。面对这位曾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好汉的夭折，韩痛惜良深，写下了动情的怀念文章《然后》。文中有这样的感慨：“岂止是为官，就是发财、出洋、归隐、恋爱、堕落、行善，等等，这些活计干久了，要干得有滋有味都颇不容易。倘若不把过程看得比目的更重要，倘若没有在过程中感受到辛劳的愉悦，那么欲望满足了便会乏味，目标达到了便会茫然，任何成功者都难免在通向未来一片空白的‘然后’二字前骇然心惊。”（《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公社瓦解，虽属意料之事，但它来得太快了，而且不是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造成的，更不是由于经济上的亏损导致的，这使人有意犹未尽之感。杂志最终被停刊的消息从北京传到长沙的那个夜晚，杂志社的部分同人聚集在一处喝茶。蒋子丹女士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家唉声叹气之余惶然不知如何是好，韩少功却显得相当淡定，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人家不让做，咱们就干点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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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自叙（1）
干点别的什么呢？
从政为官，不失为人生一条大道，而且这条道路很早就为他敞开了。他二十九岁就是省青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在省工会和省作协曾被当做“第三梯队”的人选考察。但依自己的经验，在不能得到革新的体制下，最好的官往往不过是把一个单位做成一个“维持会”，一个清官不用说是做实事就是要当下去也不容易。另外，他是一个性格独立，喜欢清净和独行的人，深知官场上复杂而等级分明的人际关系，并不利于这种个性的舒展。他曾给“科长”一词写下释义：“比副科长有更多机会和更多义务，对不好笑的话哈哈大笑。”
这段时间，他经常独自一人到海边漫步，面对荒凉的海岸和无边无际的天空，面对沉没的太阳和不断涨起的潮水，静静地阅读一度被忽略了的自然之书，倾听来自自己内心的声音，重新梳理有些苍茫的思绪。散文《海念》记述了他这一时期的心理过程——
大海老是及时地来看你。
大海能使人变得简单。在这里，所有的堕落之举一无所用。只要你把大海静静看上几分钟，一切功名也立刻无谓和多余。海的蓝色漠视你的楚楚衣冠，漠视你的名片和深奥格言。永远的沙岸让你脱去身外之物，把你还原成一个或胖或瘦或笨或巧的肢体，还原成来自父母的赤子，一个原始的人。
还有蓝色的大心。
当人从大海的深邃辽阔和湛蓝找回自己原始的大心，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像是海面上小小的浪花，所有的计度也就被风刮走，变得无谓了。回想起《海南纪实》末期出现的那些刺痛人心的事情，他也有了几分释然、豁达和豪迈，“你为他们出战，就得牺牲，包括理解和成全他们一次次的苟且以及被收买的希望”。在无人的海边，他询问自己：
你是不是生气了？
现在想来有点不好意思。你真生气了，当了几天气急败坏可怜巴巴的乞丐，居然忘记了理想的圣战从来没有贵宾席，没有回报——回报只会使一切沦为交易，心贬值为大粪。决心总是指向寒冬，就像驶向大海的一代代男人，远去的背影不再回来，毫不在乎岸边那些没有尸骨的空墓，刻满了文字的残碑。多少年后，一块陌生的腐烂舷木漂到了岸边，供海鸟东张西望地停栖，供夕阳下的孩子们坐在上面敲敲打打，唱一支关于狗的歌。
人在少年时代，给自己生命取向的时候，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方向上遭遇的种种可能，随着岁月的增加，当这些隐秘的可能性渐渐显山露水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这个时候要改变初衷也还来得及，但韩少功不打算修订自己少年的梦想，事情的严重反而激起了他更多承担的勇气。他深深地意识到，一个人对自己精神生活的选择必须是一厢情愿的，而且应当是义无反顾的，不能以别人的认同、支持和社会的回报为条件。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无待。“你在遥远的山乡的一盏油灯下决定站起来，剩下的事情就很好办。即使所有的人都在权势面前腿软，都认定下跪是时髦的健身操，你也可以站立，这并不特别困难。”在散文集《海念》的后记《南方的自由》里，他再次表达了这种决心：“我倒想看一看，在一片情感失血的沙漠里，我还有多少使自己免于渴毙的生力。我讨厌大势所趋之类的托词。我相信一个人即使置身四面楚歌弹尽粮绝的文化困境，他也还能做点什么，也完全可以保持从容——何况事情还没有这么糟，还不需要预付悲壮。”他把自己这种“在相同条件下作出不同的选择”的自由，称名为“南方的自由”。
一番权衡之后，他觉得还是退回书房，干自己的老行当有意义些。尽管变革中的中国不断提供新的机会，尽管各种行业都可以通往成功，但对文学的选择对于他具有特别的意义：“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关系。”因为，“当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当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语言来养育和呈现，语言的写作和解读就已经超越了一切职业。只有苏醒的灵魂，才不会失去对语言的渴求和敏感，才总是力图去语言的大海里洁净自己的某一个雨夜或某一片星空”（《为什么还要写作》，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与一般作为生存手段的职业不同，写作对于他而言是一种精神的职业，关系到一个人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一个人灵魂的归宿，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方式。但在这个时代，人内心虔诚的关怀要么成为一种隐私，要么被当做一种笑料。他只能用隐晦的语言表达自己心底对于文学的寄托。
幻想自叙（2）
一个人并不能做所有的事。有些人经常需要自甘认输地一次次回归到零，回归到除了思考之外的一无所有——只为了守卫心中一个无须告人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需要走向人。为了这个梦想，人们有时候也需要离开人。
我回到了家中，回到了自己的书桌前。我拔掉了电话线把自己锁入书页上的第一个词。事情就那么简单。一念之间，寂静降临了，曾经倾注热情寄寓心血的一切就可以与你完全没有关系。
《海念》一文和散文集《海念》的后记《南方的自由》，是韩少功作品中少有的内心独白，也是一个人反对种种向金钱和权力投降缴械，捍卫精神自尊的宣言。其中不止一次地使用了“圣战”这个让许多人敏感的词。本质上，韩少功从来都不是一个游世者，他内心深处有着对现世社会的恳切关怀，他是一个悲伤的人，一个很容易流泪的人。因此，他从不离开慈悲和责任来谈论超脱和潇洒。但是，相对于迂腐的卫道士，他又是一个游戏者，一个轻松快乐甚至妙趣横生的人，不轻易被那些道德的教义所困，失掉天真和机智。也许是不想高标绝俗地标榜什么，树靶子给人家玩枪法，《海念》和《南方的自由》之后，韩少功不再有这种直抒胸臆的个人自白式的文字发表。90年代以后，在中国知识界谈人生理想和精神关怀，成为一个极为私密的话题，甚至是不能见人的事情。但谈声色犬马，谈吃喝嫖赌，则可以大言不惭，并赢得众人喝彩，还能够让凑不上份儿的人自惭形秽。
1991年春天，韩少功接到来自法国科学院的邀请，到那里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创作交流。在戴高乐机场，见到了他作品法文版的翻译者、老朋友安妮?居里安。这位法国科学院的研究员带来她女儿一幅题为“中国女儿”的漫画送给了他，让他倍感亲切。这是他第二次出访法国，第一次是1988年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与陆文夫等一同前往。寓居在英国的北岛到法国来与他见面，他们在巴黎到处乱转，误入红灯区被人宰了一刀，北岛惊异刚出国门的韩少功还能用英语跟店主吵架。这次在法国的日子，除了参加学术交流，做演讲和出席法文版《诱惑》、《女女女》、《爸爸爸》的签名售书，还安排了一个创作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一个人待在法国西海岸一座别墅里。别墅里十分安静，大海挂在阳台和窗户上，涛声弥漫在空气中，随风飘扬，还有朋友送来的舒伯特独唱曲。他的心褪去一些躁乱的尘埃，回到了心里。于是有了小说《鞋癖》和《会心一笑》（后改名为《梦案》），开始他文学创作的一个新阶段。
《梦案》源自《海南纪实》末期发生的事情对他的提醒，小说写的是主人公我在梦中见到一个人要杀掉他，醒来后对这个梦疑惑重重：那个企图在梦中杀我的人，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不可能、最不应该杀我的人。因为那人在我这里得到的帮助和好处最多，感恩戴德都还来不及。然而，后来种种可疑的线索都指向那个人，表明那个人确实伺机杀掉我，于是我恍然大悟：我给他过多的帮助对他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压抑，成为他尊严上的一块巨石，让人感到窒息。《鞋癖》可以说是一篇迟到的“伤痕文学”作品，以作者自己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际，特别是围绕父亲之死发生的事情为素材，韩少功并不打算通过对事件和个人情绪的悲剧性渲染来控诉社会与他人，抚慰自己心灵的伤痛，而是从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来探究人在特殊境遇中复杂微妙乃至诡秘的心理变化，包括感动、逃避和狡黠的自我保护，等等。如：在权力机关和周围人怀疑父亲叛逃的情势下，我的心里突然冒出“父亲可千万别活着啊”的念头。可后来，在接连发生的瓶子破裂的声音中，我又希望甚至相信父亲仍然活着。这种陌生化的情感体验有别于一般道德想象和常识逻辑，给读者提供了理解世道人心的更隐秘的线索。母亲对鞋子的古怪癖好，更具有一种难于参透的隐喻性。小说在叙述事件时，并不平均用力，只是在一些并不连贯的、跳跃式的书写中抓住一些有意义的节点加以展开，生出一些花花来，带有某种散文的特性。作品篇幅不大，但时而绽露出一些开放性的线头，延伸着想象的空间，看起来不像是一根线织成的毛衣。 txt小说上传分享
幻想自叙（3）
此次出访法国，距###平息不久，有人怀疑韩少功此去就不复回还了，但他却是按预定时间回来的。作为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事业根在中国，“人可以另外选择居住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太多的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和气喘吁吁……”（《世界》，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正面面对这个变革中问题丛生的国家现实，获得与自己过去记忆相对应的新鲜经验，哪怕是揪心的苦痛与忧愤，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也是一种生命的有机物。实际上，许多出走海外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在异域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他们在市场社会能够照顾好自己身体的生活就不错。
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省政协常委的职务，并没有带来多少事情，相当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一个专业作家。除了每月骑着半新的本田摩托车到单位领取工资和邮件，到街上去换煤气罐，偶尔拿着本子踏着黑布鞋去参加研讨会什么的，其余白天的时间他都在海南师范学院的怡园里看书写作。他养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晚上一般停止工作，只是看看电视或与上门的客人聊天，生活近似于一个山林里的隐者。邻居们记得，这个住在顶层六楼的人经常悠闲地拖着扫把，将一到六楼的阶梯打扫得干干净净，像学院总务处的一个勤杂工。寂静的日子里，又有《领袖之死》、《北门口预言》、《红苹果例外》等小说相继脱笔，一部至今都没有出版的长篇小说也陆陆续续地从电脑打字机里出来。《北门口预言》再度显示了一个专业写作者在意象的捕捉和氛围营造方面的功底，只是在立意方面似乎有些分散，凝聚不起足够强烈的力量来击打读者。
韩少功是一个在文体上有自觉追求的作家，一段时间，他都在捉摸一种称为“幻想自叙体”的叙述方式。这个时期出手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叙述方式的实验。在这种叙述中，现实和幻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真实。当然，他感兴趣的“幻想”并非未来世界的科学幻想，不是人长出翅膀，机器征服人类，外星人占领地球之类。他的幻想是对同一现实多种可能性的演出，企图表达生活的模棱两可、恍恍若若，难以捉摸的真实，暗藏杀机，猝不及料的变数和恍然大悟的明白和会心一笑的开朗。这种文体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制造了神秘。
构成幻想和神秘的前提，同样是构成怀疑的前提，不同的是，幻想和神秘指向未知的领域，而怀疑则指向已知的常识和公理。许多年来，韩少功像一只狐狸那样怀疑着，从伟大的宇宙真理到亲人朋友的品质。怀疑主义的相对、否定、排除、破坏性格极大地帮助了他，使他取得了知性上的进步并区别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由于知性见地上普遍缺乏纵深和提高，不少作家在同一水平面上挥霍了自己大量才华，排泄了大量的精血，这是令人惋惜的。有的作家以烈性的感情浓度撞击别人的胸脯以获得共鸣，让人跟着他走；有的作家则以离奇怪诞、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和残酷的血腥以及色相暴露来刺戳别人的眼睛，挑逗别人阴暗情ｙu；还有一部分作家沦为工匠，把玩文体文字技艺走火入魔，把人学变成文学，把文学变成艺术，把艺术变成文字的嬉戏。重视文学知性意义的韩少功，其作品的魅力在于说服，不在于怂恿、引诱和打动。
在怀疑的激流和神秘幻想的旋涡之间，敬畏应当也只能是一个浮标。然而，当敬畏可以浮动时，敬畏便不足以敬畏，于是要敬畏和不要敬畏都同样困难了。许多事情的最后都是十分尴尬的。韩少功曾经表示：只有对人性的绝望和怜悯才能深深打动他。
尽管这一阶段的小说并不是韩少功十分得意的文字，但对于神秘之境的幻想自叙在他的创作中一直延续下来，后来的作品，包括《马桥词典》、《暗示》和《山南水北》，都或多或少地含有这种魅惑的成分。而它的源头，可能是寻根时期承接上的巫楚文化余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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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声音（1）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学已经丧失其轰动效应。韩少功零星发表的小说，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倒是他写作的《性而上的迷失》、《佛魔一念间》等一系列思想随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思想性作家的定位。
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阶段，首先，知识精英们千呼万唤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过去完全由政府调配的社会资源逐渐转向市场调配，人们生存的自由空间不断扩大，带来了对有限机会的无限竞争。一马平川的地面开始浮动，原来在人民群众概念下过着同质同量生活的中国人开始分化，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地位和收入的距离越来越大。80年代得以复苏的乡村大面积凋敝，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水般地涌入城市，城市里又有大量的人员下岗待业。作为自由竞争补偿机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时间还建立不起来，国民教育、公共医疗等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支付的公共产品，都在大力推行产业化、商业化，要求人们购买，在社会竞争失利的人将面临无底的深渊。于是竞争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并且迅速恶性化，社会的道德底线也一再下降，许多人开始在道德和法律的界线之外寻找生存的机会。交易中充塞着欺诈行为，市场上到处是假冒伪劣产品，街面上铤而走险和见死不救的事情时有发生。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都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到处都有布设的陷阱和圈套，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总是处于一种焦灼、惶恐之中，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曾经为市场经济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们惊讶地发现，在正在建立的体制下，他们的位置也飘摇起来，而且不断下陷。面对真龙的降临，这些原本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有可能沦为弱势群体的叶公们心意徊徨，失去了对现实说话的能力和自信，更遑论要批判什么了。物质生活的迫切性使它赢得了远远超过精神生活的价值，对正在下沉的肉身的拯救优先于对灵魂的拯救。
此外，是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澎湃涌入，成为失语者最后的语言，成为一种所向披靡的学术时尚，将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如数收容，变成它的信徒和弟子。他们用中国生活的经验去理解、演绎西方的话语，并且不加检视和批判就拿来套解中国的社会现象，瓦解中国人心中所剩无几的价值理念，为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乃至恶俗化浪潮推波助澜。
应该说，中国刚刚经历过为期不短的禁锢个人肉体欲望的历史阶段，人们对自身的身体和与之相应的物质生活的福祉还相当陌生并心存好奇，深明世道人心的人对这种世俗化的浪潮是可以理解和默认的，但理解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则是另一个问题。是采取一种“勿忘勿助”的态度呢，还是采取一种怂恿激励的态度，像过去歌颂高标绝俗的极端理想主义那样来歌颂它，把这种生活取向抬举为唯一真实的货币来排除一切价值？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严格说来，人生面对的是由诸多问题交集起来的一个问题域，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一的问题，因此对它的回答是一种道，而不仅仅是一个理。人生在世，既要解决与生俱来的所谓世俗化的问题，解决人能否在地面上站立起来乃至行走的问题，还要解决情感的慰藉与精神的升华与超越，解决人能否在天空中飞翔起来的问题——这关乎心灵的福祉。
处身如此跌宕与喧嚣的时代，面对生活提出的种种困惑，是一个作家欣逢的幸运。韩少功一直关注着社会和人心的微妙变化，对诸多问题都进行了沉静的思考。他接连抛出了《灵魂的声音》、《无价之人》、《性而上的迷失》、《伪小人》、《夜行者梦语》、《个狗主义》、《世界》、《佛魔一念间》等一系列随笔，对流行思潮和大众心理盲区和误区进行分析与批判。
《灵魂的声音》（见《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是针对时下文学中存在的精神失血状况而写的，文章指出：“今天小说的难点是真情实感的问题，是小说能否重新获得灵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整个时代精神生活的荒漠化状况有关。“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丧失精神根基的人们，不可能自足自立，他们势必趋附并委身于权势和物质之上，造作出各种无耻和下贱的模样，失意时颓丧潦倒，得志时穷凶极恶，甚嚣尘上。“权势和无耻是他们的憎恶所在更是他们的羡慕所在。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这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当然只会生长出空洞无聊的文学。”凭借一些从异域引进的叙述和修辞技术，变换缭乱的花样维持着虚假的形态。
灵魂的声音（2）
在批判众多无名氏的同时，他赞扬《心灵史》的作者张承志和《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称他们是“单兵作战”的圣战者。“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尽管存在某种视阈上的局限，但张承志获得了生命的激|情，拥有了与全人类相通的赤子的血性和赖以为文的高贵的灵魂，“至少不是一个纸人”。而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以个体生命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人类心灵的纯净和辉煌，“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