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者梦语》（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是对中国人文领域流行乃至泛滥的后现代思潮的解析；也是在作为绝对价值和绝对责任化身的上帝死亡，从而上帝说要有于是就有的光熄灭之后的暗夜里，对人们精神困境的一种探索；还是对圣者与流氓两种不同人格的一种勘误。文章首先提醒惯于引渡外来概念判断事物的人们，概念的内涵不仅仅是词典里的定义，“常常含注和负载着各种不同的心绪、欲念、人生经验”。因此，哲学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而不是用脑子研究出来的。脑子的研究者感悟不到概念之外的指涉。就拿虚无来说也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呕心沥血艰难求索后的困惑与茫然；一种是消费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后的无聊和厌倦。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但前者首先是看破了自己的钱财，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大家的就是我的。圣者和流氓都可以怀疑爱情，但前者可能从此节欲自重，慎于风月；而后者可能从此纵欲无度，见女人就上。”上帝死亡对于有些人来说，意味着承当更多的责任，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意味着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只有无边际的权利和无止境的欲求。
“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人也被宣布死亡。在后现代的解构下，人的本原已成为虚妄，世界不过是一大堆文本，没有终极和根本的东西，“一切道德和审美的等级制度都被证明出假定性和暂时性”。于是，一切都被允许，怎样都行，“唯一不行的，即是反对怎样都行”。人不再为任何本真的、神圣的、绝对的价值法则活着，人的存在也被还原为身体一维，身体功能欲望之外的一切存在诉求都是虚妄。“身体”一词对“自我”的替换，“意味着人和上帝的彻底决裂，意味着人对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你别把我当人”。
韩少功认为，欧洲现代精神危机不是产生于贫穷，而是产生于富庶。叔本华、尼采、萨特他们成长的背景，“是巴洛克式的浮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锦衣玉食，是优雅而造作的礼仪，严密而冷酷的法律，强大而粗暴的机器，精深而繁琐的知识”。而他们的中国学生却是用迥然不同的中国经验来解读老师的精神叛逆，并且加以无条件限制的延用。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点富人的忧愁，要发点富人的脾气；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减肥药，当成穷人的救命粮”。
在韩少功看来，“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处者的哲学，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动者的哲学”。在中国，它会留下诗人，也会留下流氓。“对于有心使坏的人来说，‘怎样都行’当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论执照。这将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来命名粗暴，以超脱来命名懒惰，以幽默来命名欺骗，以法无定法来命名无恶不作，或者干脆以小人自居，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在社会管制严密的情况下，人人慎行，后现代主义只能更多产生于学院，成为一种心智游戏；那么在管制松懈之地，这种主义便更多流行于市井，成为一种物身的操作。”他预言，很多后现代人可能会与环境妥协，回归成为社会主流人物，因为“最虚无的态度，总是特别容易与最实惠的态度联营”。
灵魂的声音（3）
《性而上的迷失》（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解剖的是性解放的潮流，他首先指出，性不算是人类的专利，而所谓性的解放是性禁忌和压抑的必然结果，“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正是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意义，赋予了它日后神圣的光环，使纵欲成为一场盛大的凯旋。但是，当性的神话变成现实之后，并没有真正缓解人心灵的孤独和苦闷，而且还衍生出艾滋病、性变态、吸毒之类的苦果。实际上，由于男人和女人对异性的期待和追求并不对接，一般而言，“大多数男人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入情感，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数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妖媚化，他们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餐食品；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造得道德化、英雄化。但在工业化时代，愈来愈物质化的男人，已经很难充当女性心目中的德勇双全的英雄；被文明哺育出来的精神化的女人，也不愿意接受简单的泄欲，她们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这些文化上的歧异，注定了男女双方在性解放的运动中不能走到一起，其中一方的解放恰恰是另一方的桎梏。因此，他们最终全都会扑空，不能深深地投入对方的怀里。
于是，韩少功得出结论：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的误会，它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解决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缓解性的危机，实现根本意义上的解放。
被工业原则接管的人文日益技术化，真实和自然被一丝丝抽去，让位于技术和功利的因素，从而透露出塑料的气味。就连被看做一切意识形态统制天敌的先锋独特、叛逆的姿态，也可能是出于市场营销策略而设计制作出来，成批量生产批发的。“先锋们内心的神圣一旦冷却和消失，就与奸商无异”，于是，“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文本在繁荣的声势中高速空转，越来越与人们的心灵绝缘，无法与人们的情感经验接轨——越来越远离人”。而已经加入进来的电子传媒，以它无所遮拦的空间覆盖和不可抑制的复制能力，构成对人精神生活的干预和压迫；以强大的暗示力对人的意识进行规驯和造型，不断缩小人的个性空间，削减人性中的自然因素。“电视迷最容易习惯自己对于世界的观众身份，成为一个庞杂信息的垃圾桶，成为一具生命元气过多磨损和耗散的空壳，失去对潮流作出积极反应和抗争的勇气。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惫、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后面常常都有一块忘记关机的白花花的电视屏幕。”
韩少功对佛法的思省和体味，自1984年起一直延续下来，在1994年发表的《佛魔一念间》、《圣战与游戏》等文章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佛魔一念间》缘起于作家何士光写的《如是我闻》。90年代，伴随着几乎全民性的气功、易玄热潮愈演愈烈，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打入冷宫的佛法，也夹杂在所谓特异功能的神通道术之中为人们所讨论。也由于这种特殊的缘起，人们更多是从法相功能境界的方面来理解和追求佛法，而很少从直指心灵的意义上来接近释迦牟尼的本怀，增进自身的智慧和超迈，因此存在着许多误区和险象。贵州作家何士光因为特殊的因缘，涉入了这方面的实践求证，以自己由身体气脉到心性的修行，从追求神出鬼没的境界到最终依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偈）的行履，写下了《如是我闻——走火入魔记》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韩少功对此类现象也有所涉猎和思索，他企图借题发挥，厘清时下看起来与佛法相关的文化现象中存在的歧谬和偏颇。
在韩少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蕴积极深，生力未竭，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予以开掘和重造，以助推动社会进步，以助疗救全球性的现代精神困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经开始了的一个现实过程”。佛法更是世界诸多宗教中哲学含量最高的一种。然而，时下流行的气功热、易经热、特异功能热、风水命相热等群众性风潮，“大多止于术的层面，还不具有一种人文精神的态势和伟力，能否走上正道，导向觉悟，前景还不大明朗”。放下道体究竟不问，而去追求神通术数，是舍本求末，势必落入旁门左道之中；而舍去功能作用求证道体却又无体可证，容易陷入对无念无我之孤寂境界的执著，形成新的心理禁闭和滞障，偏离佛法###见性、智慧解脱、济世度人的大义。在他看来，“禅是弃小我而得大我的过程。虚净决不是枯寂，随缘决不是退屈，‘无’本身不可执，本身也是念，当然也要破除。到了‘无无念’的境界，就是无不可为，反而积极进取，大雄无畏了”（《佛魔一念间》，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承接近世以来“人间佛法”的精神，他认为佛法应当是世间法，大乘佛法的行者必须在宏立“菩提大愿”的前提下广开方便之门，直面世间的艰难困苦，甚至面对血淋淋的人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历劫修行”，在浓浓的人间烟火中证取清凉自在，在污泥浊水中种植高洁的莲花，将一切法变成佛法，而不是在世间法之外另立一个佛法，退避山林，执著一个佛的境界。
灵魂的声音（4）
佛的慈悲遍及所有六道众生，而不仅限于某个家庭、种族、教派、国家，也不仅限于某个生命物种。佛的智慧直指超脱的心灵，扫荡一切现象境界，不留任何挂碍和遮蔽，包括对佛法本身也不能有丝毫的执著。在《金刚经》的叙述中，倘若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及有众生如来度者，都是对佛的诽谤。因其慈悲喜舍，救苦救难，佛法是神圣庄严的；因其智慧超脱，不落窠臼，不立一法，佛法又是一种逍遥和嬉戏。在《圣战与游戏》这篇短文中，韩少功把佛法中悲智双运的内涵表述为：“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与背叛，奔赴真理从不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圣战与游戏》，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大乘菩萨止于慈悲，却又游戏神通。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神圣的游戏者。
他这个时期的这些随笔作品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文化素质，对各种文化资源吸收和消化的能力。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读者和耐心的倾听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宽大的学习胃口，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表达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些随笔的书写，为他日后从事的随笔体长篇小说的创作做好了铺垫。
一系列思想随笔的发表，被认为是一次思想的出击，给当时的文坛投下了炸弹。并不看好韩少功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评论家孟繁华，甚至称其卷起了一场“庸常时代的思想风暴”。他说，“韩少功站立在南海边地，以散论作为鞭子无情地抽打了那些垂死的灵魂，同张承志们一起不时刮起思想的风暴，洗涤文坛的空前污垢，从而使他们这类作品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冲击力。一个作家是否一辈子都有好小说问世并不重要，那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的是，他能以站立的姿态，示谕着人类仍然有不灭的精神存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有些论者把他和具有###文化背景的张承志和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张炜归入一列，称他们是文坛上理想主义的“三剑客”。
张承志激烈抨击文坛流行的“痞子”气，倡导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清洁的精神”，呼吁作家们要“以笔为旗”进行抵抗，拯救母亲一样的中华文明，他决绝的姿态显得高标绝俗，让人联想到一度燃遍全国的红色思潮。张炜宣示一种土地的情怀和“精神的魅力”，批评物质至上的社会时尚，并表示对种种媚俗乃至恶俗的现象“拒绝宽容”。他指出，“在这个时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而“一个思想家、艺术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音，喊出自己的声音：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永存”（张炜：《精神的魅力》）。与他们相比，韩少功显得温和一些，他是在肯定物质欲望和世俗追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去批判将这种合理性和必要性无度夸大，从而取缔一切精神性价值的极端倾向。他同时也批判那种无视物质生活前提，取消世俗生活价值，一味夸大精神荣耀的另一种极端倾向。他在发出对“灵魂的声音”的呼唤的同时，也肯定王朔等作家对伪道德的“杀伤力”及精神意义。然而，在所谓理想主义“三剑客”的有失宽泛的归类之下，他们三人之间的差别很容易就被人们忽略了。尽管都是反抗精神对物质利益和权力的依附和投降，出卖灵魂的尊严，但在不依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前提下，精神还可能依附于其他听起来冠冕堂皇的东西，接受另一种类型的屈辱和禁锢；利益也可能像病毒那样以其他变体的方式出现，来突破灵魂的免疫系统，进入其核心领地，这同样是韩少功不能接受的。倘若人的精神不能自足充盈，必然寻找依附体，依附的对象虽然不同，依附本身的性质却是同样的。以一种依附去反对另一种依附，或是在反对一种依附时走向另一种依附，会永远在趋附的过程之中，立不到超越依附的“从无住本，立一切法”的境地上来。佛学的智慧直截了当，反对的是一切心灵的依附性，而不是反对某种特殊的依附对象，即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贯穿于佛学典籍中的这种无依无傍的超越精神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
灵魂的声音（5）
90年代初期抵抗流俗文化的“单兵作战”，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浑然一统的中国启蒙思想界开始分化和裂变，形成内在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直接引发了1993—1994年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与上海几位青年学者的对话，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对话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一是作家丧失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靠媚俗悦众来谋取生活；二是作家把文学视为打拳健身乃至搓麻将一样的玩法来自娱。王朔的“痞子文学”属于前一种，其特点是以硫酸般的“调侃”消解生存的神圣和庄严的意义。张艺谋改编导演的电影属于后一种，他“玩”出来的文学逃离真实的生命体验，在表现陈腐肮脏的东西时并没有多少批判意识。文学的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对话提出了作家自身“灵魂救赎”的问题，并呼唤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对话发表之后，吸引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很多学人加入讨论。围绕着如何估计中国的人文现状，如何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如何评价中国的人文传统，如何实现中西人文精神的对接等问题，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以来的又一次理论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恰好相反：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对人权的桎梏而提出的，它要伸张的是人的欲望，世俗化正是它的根本诉求。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基本是沿袭这一取向，而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针对的却是正在滥觞的世俗化，一种过度人性化的状况。虽然它不是要从人间回到天国，但却是要从身体欲望的追逐回到精神关怀，反抗物质利益对一切精神价值，包括道德情怀和审美趣味的收买。他们把市场意识形态视为危害中国人精神生活品质的祸水，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它。“人文精神”的提倡看起来像是对20世纪80年代人文主义启蒙的一种否定。
与身处江湖的人文精神倡导者不同，生活在北方、较为接近于庙堂的另一些作家、评论家，如王蒙、刘心武、李泽厚等，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解放人性的启蒙使命，对“左”倾意识形态、一元文化专制和伪道学的流毒心存余悸，把之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大障碍。他们看到世俗化的潮流和娱乐性的倾向，对此具有相当强的解毒作用，可以作为武器或工具来使用，而对这种同样具有专制暴力的市场意识形态缺少应有的警惕。他们认为世俗精神和大众文化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而是人文精神的应有之义。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计划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极“左”意识形态。他们先后撰文作出回应。北京大学的张颐武和南京的王干两位评论家还分别与刘心武、王蒙合作系列对话（通称“二武对话”、“二王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将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和倡导人文精神的学者，与极“左”思潮捆绑在一起来一锅煮。张承志等作家被有的人冠以“文化恐怖主义”、“红卫兵”、“希特勒冲锋队”、“奥姆真理教”等耸听的名号。一些倡导重振人文精神的学者，也被称为对着风车开战的“堂?吉诃德”。与此同时，被称为“痞子作家”的王朔等受到了较高的评价。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认为：“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改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咋咋呼呼，哭哭啼啼，装腔作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著、悲愤的装神弄鬼。是的，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王朔的文字“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但他的作品“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他平民化的思想和叙述姿态，让“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得如同吸一口香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的原则与上级的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
灵魂的声音（6）
虽然早在人文精神讨论之前，韩少功就发出“灵魂的声音”，但人们还不好把他简单归入两个对立面中的一面。他从来都警惕站在一个极端来批评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或者说，他对两种意识形态都保持警戒，他要批评的是所有极端化的倾向。他批评恶俗化倾向，但这种批判是在肯定物质生活的意义和人的身体诉求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倡导精神的无价，灵魂的高贵，同时也肯定世俗的必需，只是反对“有些人的‘世俗化’只有一己的‘世俗’，没有他人的‘世俗’；只有‘世俗’的肉体欲望，没有‘世俗’的精神需求”（《世俗化及其他》，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批判虚无主义和痞子思潮对人类道义和社会责任的无度销蚀，但这种批判是在肯定它对极“左”意识形态和伪道学具有消解作用的条件下展开的。他反对灵魂的依附和堕落，同时也反对精神的洁癖。他反对伪君子，同时也反对真小人。他不像那些拒绝崇高、嘲笑神圣的作家那样，以市场意识形态来批判国家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也不像某些人文精神的倡导者那样以道义关怀来抗拒市场意识形态，对于王朔小说嘲解伪道学的假仁假义的意义，他也给予了适度的肯定。因此他被归入“温和的理想主义”（刘心武语）的类别。尽管如此，他也还是进入批评者的火力范围。他申斥流俗媚俗倾向时显现的昂然姿态，其实已经把自己树立成靶子Сhā到高高的斜坡上，让路人看到便禁不住射击的冲动。就像王干所说的，“韩少功这等好手来从灵魂绿党精神生态保护者的角度入手更令‘后主’们一剑封喉”（王干：《看韩少功做广告》）。张颐武和刘心武发表在《作家》1996年第4期的对话《商品化与消费化：文化空间的拓展》），对韩少功作了虚拟的批判：
刘心武说：“韩少功提出的一个见解还是值得考虑的，他认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批判工作是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地点，天然应该进行的。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俗世的对立面上，不管如何都应该按一种最高的标准来评价社会，应该给社会一些最高的原则。”
张颐武接着说：“恐怕不能像韩少功这样机械地理解……我觉得张承志、韩少功等人的困境在于，他们都对自己的运作方式，自己受到欢迎的情况，自己与市场的极为微妙的互动关系还缺少或根本没有反思。这与德利达、福柯这样的思想家批判社会的同时也批判自己是不同的。这样，他们的自信、自傲、唯我独醒，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独断的色彩和专制的味道。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绝对否定世界，而绝对肯定自己。”
刘心武接着发挥，说：“比如他们对崇高的追求，首先就是以对自我的肯定为前提，来否定他人。这是很奇怪的，这在现代的世界上很少见了。”
韩少功在《世界》一文中对蔑视自己母语的行为的批评也受到曲解。刘心武在与张颐武的对话中说：“韩少功的《世界》一文最感情投入的、最激切愤怒之处就是‘请说中文’，但人家却不说中文。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中文被韩少功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屈原、李白用它写过那么好的诗，曹雪芹用它写过那么美的小说。但现在的现实是相当严酷的。”（《文化转型时期的挑战》，《作家》1996年第1期）他们把韩少功的观点漫画化，然后加以评议。
面对这种对虚拟目标的攻击，韩少功感到有些奇怪，他给《作家》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说：“我得说明一下，这些都不是我的观点，不知刘心武先生引述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作家》1996年第6期）但他没有等来任何回应，直到几个月后“马桥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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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瓶子里装新酒（1）
1995年4月，在海南岛上与韩少功朝夕生活了几年的母亲因病逝世。晚年的她记忆力衰退，性格也有些古怪，但仍得到儿子和儿媳耐心的照顾。奇怪的是，对于照顾自己的人，特别是有时候还要背着她上医院的四毛，她总是有些微词和怨言，而对其他不在榻前膝下的儿子反而称赞有加，说他对她怎么怎么好。就像《鞋癖》里写的，经过多年的政治迫害，她的精神世界有了许多外人难于理解的异变，不爱与外人打交道，不得已要有对外活动时，也总是对别人怀有深深的疑惧。她每次生病到医院留医，总是哭闹着要回家。不管是多么友善的大夫还是多么温和的护士，一律被她当成不怀好意的坏人：“这些人么，我算是看透了，骗钱！”在家的时候，总是靠在电视机前，透过小小的屏幕窥视让她疑惧的世界。“她看电视时常有一些即兴评议，比如惊叹眼下天气这么冷了，电视里的人竟然还光着膀子，造孽啊；或者愤愤地检举某个电视剧里的角色其实有老婆的，今天又在同别的女人轧姘头，真是无聊。”儿子向她推荐一部新剧，她却说都已经看过好几遍了，而她自己喜爱的《武松》每看一遍都是新的。最后一年，她身体越来越虚弱了，白内障蚕食着她昏花的眼珠。“看电视更多地成了一种无名的习惯——其实她经常只是在电视机前蜷曲着身子垂着脑袋昏睡。我们劝她上床去睡，她不。她执拗地不。她要打起精神再看看这个世界，哪怕挺住一个看的姿态。但我知道她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黑暗正在她面前越来越浓重，将要落下人生的大幕。她尽力投出去的目光，正在消散在前方荒漠的空白里。有一天她说：‘那只猪在搞什么鬼？’其实银屏里不是猪，是一块巧克力。”这时候，她的儿子四毛心里不免难受起来，他默默地坐在母亲身边，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知道母亲连自己的儿子长成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了。
也许是预感母亲将不久于人世，在死别之前的一个月，韩少功写了题为《母亲的看》的小文，记录了老人在世上最后的时光。对于女儿他堪称慈父，总是多加鼓励褒扬，当学校老师给女儿的作文打不及格的时候，他就说我给你打八十分；对于母亲他堪称孝子，尽管老人的情绪变化叵测，他也不敢违逆，他深知在20世纪风云翻覆的中国，一个妇道人家要活下来并且抚育这么多儿女成|人实在不容易啊。
就在母亲弃世的这一年，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叶蔚林届满退休，有关方面多次找韩少功谈话，希望他能够接任这一职务。他当时正在潜心修改《马桥词典》，对尝试中的写作方式兴致盎然。曾经在作家协会出入多年的他，对这种体制下的状况并不看好。自古以来文人自重相轻，文人聚集的地方更难得清静，为了名位上无谓的计较耗尽才华和光阴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地方的协会十几年间无法按照章程换届，成为市井奇谈。有的地方则像是个维持会，大家相安无事，却没有实质性的作为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海南省作家协会虽小，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但因为管理失制，个性张扬无度，差不多是个烂摊子，屈居在海口市和平南路省文联院子一间八平方米的简陋的屋子里，连电风扇都转不起来。在文学的黄金时期80年代，曾经发行六十万份的协会机关刊物《天涯》已经被人彻底遗忘，编辑几乎没有组稿，每期印个五百册堆在墙角边，实际发行则只有赠寄作者的一百多份，剩下的最后都作为废品论斤卖给捡破烂的，作者和编辑合起来几乎就是它全部的读者，纳税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珍重、转化和升华。编辑们也“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提前退休了一般，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王雁翎：《〈天涯〉故事》，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7日）。此外，因为前任领导层违规出卖刊号，新闻出版局已经两次亮出黄牌警告，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一团乱麻，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一桩输多赢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审理。尽管如此，换届前还有人在暗地里活动想把韩少功挤走，好像他真的非要当这个主席不行。
旧瓶子里装新酒（2）
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在不好推卸的情况下，韩少功终于接受主管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此时的他四十岁出头，可谓正当盛年，陆文夫先生信中的话更让他难忘：“人生就是一本大书，其中有些是字，有些是事。”（《陆苏州》，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实际上，事比字要重要一些，而且字还是要从事中来、跟事结合在一起才有生命力。曾经以《美食家》等作品享誉海内的苏州作家陆文夫，为了照看自己病重的女儿，80年代后期很少动笔，朋友们都在为他焦急，他却不以为然。他不认为虚构小说故事获得社会荣宠，比真实生活中的骨肉之情更重要。在对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上，韩少功和他所敬重的陆文夫是相通的，况且，“治国去之，乱国就之，这是庄子的教诲，也是我的处世原则”（韩少功：《我与〈天涯〉》，见《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想，如果真能把一些事情做好，于社会民生有些益处，少写几本书又有什么关系呢！
经过反复思考，韩少功认为，在现存的体制框架之下，充其量也只能实施一些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尽管进入90年代以来，文学类期刊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曾经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份的刊物跌落到几万甚至几千份以下，多数刊物实际上已经关门大吉，有的刊物靠大额财政拨款、企业赞助或被大的传媒养起来，有的干脆改变性质，从纯文学转向通俗文化类读物。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下，要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天涯海角，将一个名存实亡的刊物起死回生谈何容易，但韩少功信心坚定。眼前的困境非但没有让他畏退，反倒让他暗自高兴。“原因很简单：要办成一件事情关键是要带出一支队伍，而优越和富足的条件对锻炼队伍来说应该说利少弊多。几年前曾经有一个香港投资者以出资两百万为条件，动员我的一位朋友为他主编一本杂志，我一听就摇头，说这两百万纯粹是坑人，因为那些一听两百万就双眼发亮摩拳擦掌趋之若鹜的人，肯定都是一些想来坐进口车的人，来住高档房的人，来蹭吃蹭喝的人，我这位朋友能依靠这些消费分子编什么杂志？……以我狭隘的经验来看，白手起家就是背水作战，能迫使人们精打细算、齐心合力、广开思路、奋发图强，而这些团队素质的取得比几十万或者几百万投资其实重要得多。正如我的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这就是劣势中的优势。编辑部只剩下了几员女将：罗凌翩是我在《海南纪实》的老同事，虽然没有高学历文凭，却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博闻强记的本领，可以充当百科知识竞赛中的抢答高手。王雁翎，离校还不太久的硕研，虽然如多数女性一样喜好到花花商店里汲取精神营养，但办事诚恳、细致以及随和，后来成了编辑部的内当家。蒋子丹当然更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小说和散文创作使她积累了成熟的文学经验，在《芙蓉》和《海南纪实》编辑部供职时挖稿和抢稿的战绩，还使她获得了当时全国编辑行里所谓‘北周南蒋’的口碑。在我看来，她能否出任主编实是《天涯》能够起死回生的关键之一”。
《海南纪实》停刊后，蒋子丹差不多用两三年的时间才梳理好心绪，投入到“吾手写吾心的快乐”中，并于1994年年底1995年年初，相继拿出小说集、散文集《桑烟为谁升起》、《左手》、《乡愁》等。此时，沉迷其中的她已经欲罢不能。况且，作为一个二十二岁开始从业的资深编辑，她“深知其中甘苦，尤其在当今刊物数量膨胀，竞争激烈，许多纯文学杂志朝不保夕的情形下，接手这样一本地处边远省且毫无知名度的刊物，何尝不是一捧烫手的栗子？”（蒋子丹：《结束时还忆起始》，《当作作家评论》2003年第5期）然而，友谊和责任让蒋子丹难以拒绝，特别是当韩少功问她“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她写道：“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另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天涯》那时每年享受工资以外的十五万元财政补贴，每期却只印五百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看着也的确让人觉得不太对劲。”（同上注）经过几天的考虑，她答应“友情出演”，条件是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这个条件不算苛刻。
旧瓶子里装新酒（3）
1995年5月的一个上午，《天涯》改版会议召开，因为作协办公室椅子也不够坐，只好借了招待所的一间房来个“飞行###”。当时有蒋子丹、王雁翎、罗凌翩在座。韩少功左手捏着烟，右手拿着他和蒋子丹策划的改版设想烟雾缭绕地说起来，他发现他的同事们大多数眼里一片茫然，并没有期待中应该有的兴奋，只有制冷不良的空调机嗡嗡地响着，算是对他的回应。海南岛五月的溽暑让人心烦意乱。
韩少功首先提出，要从文体上突破“纯文学”的框架，把《天涯》办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杂”志，或者说“杂文学”、“泛文学”刊物。他说，中国的文化传统从来是文、史、哲不分家，《史记》是历史也是文学，《庄子》、《孟子》是文学也是哲学。《天涯》如果能在恢复中国独有的大文化传统方面做点工作，应该是很有意义的。这种设想的提出，跟韩少功本人的学养有密切关系。早在两年前，他就一直在考虑小说如何才能突破固有的叙事方式，找到一种新的跨文体的、表达更加自由变通的写作样式，并正在努力将这种思考渗入到他的写作中去。这种想法已经贯彻到长篇小说《马桥词典》的写作当中。在“杂文学”、“泛文学”的指向下，韩少功更注重文学与思想的结合。他喜欢作家型的学者，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他认为，这“不光是文体的问题，而是理论的实践品格问题，是学问是否通透的问题”（《九十年代的压力与选择》，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其次，针对90年代流行的拒绝崇高、嘲笑神圣的风气，以及纵私欲侵公义、争权利避责任的种种世相，他提出了呼唤文人的道义感、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思想指向，“立心立人立国”的办刊宗旨。在杂志改版初期的征订单中，有这样郑重其事的声明：“《天涯》不是一本纪实新闻性杂志，更不是时下形形色色的消闲娱乐读物。《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无意谋求畅销，拒绝与低俗为伍。”在当时，这样的高昂的姿态实不多见。
在总体立意之下，杂志设有五个栏目：文学、艺术、作家立场、民间语文、研究与批评。小说、散文、诗歌被统一置于“文学”栏目之下。对于杂志的定位和各个栏目的意图，社长本人都有自己的一番运筹。这在他卸任之后写的《我与〈天涯〉》一文里有详尽的记叙——
进入9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黯淡的低谷，不再有来自国外的文学观念刺激之后，很多作家突然都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六神无主；而商业大潮的冲击又使很多作家对爬格子的苦差很快打不起精神，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像当年投入土改或“文革”一样纷纷投入到各种生财的门道上去了，挣钱运动已经成为“跟上时代”的前卫和崇高之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意思的文学正在明显减产，即便还有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在冒出来，但供小于求，稀缺原料已被《收获》、《钟山》、《小说界》、《花城》等老牌刊物瓜分一尽，其他刊物都面临着无米之炊的深重危机。显然，在这个时候的《天涯》若要活下去，绝不能再去参加各路编辑对稿件的白热化争夺，不能再去干那种四处买单请客四处敲门赔笑然后等着一流作家恩赐三流稿件的蠢事。我相信作家朋友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李锐、吴亮、严力等可以为我们的杂志两肋Сhā刀，事实上这些作家后来也确实在《天涯》一次次展现了动人的文字，在很多方面一次次承担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推进。但越是在稿纸上放血的作家越是出手很紧，企图靠几位老朋友来填满所有版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说，《天涯》生不逢时，必须励精图变，必须为一场持久战另外获取资源和空间。一位个体户曾经对我说过：“最有力的竞争，就是无人与你竞争。”这句话时隔多年后在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
《民间语文》的栏目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栏目使刊物的供稿者范围扩大到作家之外的所有的老百姓，让他们日常的语言作品，包括日记、书信、民谣等都登上大雅之堂，不仅记录民间的语言创造活动，而且也可使有心人从中读取各种社会和人生的信息，从而对当代中国有更深入的语言勘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被戏称为“严禁文人（与狗）入内”的栏目以其“亲历性”、“原生性”、“民间性”受到了读者最为广泛的欢迎，其中《患血癌少女日记》的艺术力量为很多著名小说所不及，曾经使我和很多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而《火灾受难打工妹家书》、《下岗女工日记》、《“文革”支左日记》，等等，对中国的“文革”和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深度披露，被很多社会科学家所重视。我在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地访问时，一些汉学家即便与文学毫无关系，也会对《天涯》的这个栏目中的很多文本如数家珍赞不绝口。他们都注意到了编辑的特殊做法：比如对原稿中的错字病句只标注但不更正，以保持各种资料的真实原貌。
旧瓶子里装新酒（4）
由于《天涯》所受到的市场压力，我不得不经常警告编辑们不要把刊物办成一般的学报，不要搞成“概念空转”和“逻辑气功”。那些事情也不错，但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天涯》应该让思想尽量实践化和感性化，《特别报道》栏目就是根据这一要求进入设计。它应该是每期一盘的专题性信息大餐，雅事俗说，俗事雅说，较能接近一般读者的兴趣和理解力，相当于思想理论中的大众版本。严格地说，它与常见的所谓报告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它的作者不仅应就某一重大主题有思想理论上的全景观察，而且还应有翔实的事实例证和尽可能生动的表达。作为1997年这个栏目开办时抛砖引玉式的引导，第一篇特别报道以亚洲金融风暴为题，只好由我来试着偷偷炮制。整整一个星期，书房里满地剪报，我从几大堆搜寻来的境内外报刊当中提取了近两万字的精粹，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现代经济学的惊险故事和旅游地图。笔名“雷斯”就是“累死”的意思，“范闻彰”则是“（示）范文章”的意思，是一句办公室里的自夸戏言。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竟被好几家报纸连载，国家财政部的官员还打来电话要找“范闻彰同志”切磋和探讨，吓得我让编辑赶紧回话称范同志已经“出国访学”以作遮掩。我原来以为，有了这一口大大的砖，一块块宝玉跟上来大概不成问题，因为刊物发什么作者就跟着写什么，这是编辑工作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一次我们估计错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做信息大餐的。学者不热心叙事的絮叨，作家不习惯理论的艰深，而有些记者写来的稿件不是有质无文的“干”，就是有事无理的“浅”，这个栏目的理想作者队伍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好几次无米下锅之际，我们只好让后来调入的编辑张浩文、李少君也冲上前台直接出手，还拖出王雁翎的丈夫单正平来紧急“救球”，逼着他又写又译，充当这个栏目的主打。好在他是一位模范家属，受点委屈也忍着。
至于其他一些栏目如《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等等，虽然都是大板块，却没有什么特别了，连栏目的名称也直白无奇。也许，一个刊物需要创意，需要变化，但其实并不需要处处特别，相反在很多方面倒更需要一些沉稳、笨重、木讷甚至保守，正像每个餐桌上都需要一些并不特别的面包或者米饭来充当主食。我曾经毫无道理地说过，中年人办刊物尤其应该这样。处处特别的要求只合适奇装异服，只合适挤眉弄眼，不是中年人心目中的文学。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定牛皮纸做封面，选定汉简隶书做刊名用字，选定五号正宋作为刊物的当家字体，是一副不合潮流的姿态，决不使用消闲杂志或者青年杂志常用的那些花哨字体。1999年，蒋子丹兴高采烈地从自来稿中发现了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散文，这些散文中的沉静、忍耐、同情、奇思妙想、质朴大方，就体现了《天涯》的文学理想，就是不适合用花哨字体印刷的。以致后来刘亮程的散文在另一张畅销大报中出现，被各种时文和一些花哨字体包围，我的第一感觉是：刘亮程这回算是“误入不正当场所”。
《天涯》的产品改型就这样渐渐有了一个轮廓，并且在大家努力之下日臻完善。这样的刊物有什么新鲜吗？细想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严格地说，在这个设计过程中，我们谈不上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大体上知道了我们应该去掉一些什么，比如要去掉一些势利、浮躁、俗艳、张狂、偏执、封闭，等等，而这是一本期刊应有之义，不是什么超常的奉献。因此，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连短短的改刊词也不要，就把新的一期稿件送进了印刷厂。
主编蒋子丹放下了自己醉心的写作，按照韩少功的说法，她把团体赛当做个人赛来打，成了一个跑全场的足球运动员。组稿原来是她的强项，现在，排版设计也成了她的强项，还有发行，也成了她的强项。晚上9点以后是长途电话半费优惠时间，她的电话总是从北向南次第拨打，在人们熄灯前完成有关约稿、改稿或者退稿的商讨。为了增加杂志的发行数量，她一个人面对全国数十家零售书店的老板，用她的机敏和凌厉与他们讨价还价，催款结算。有时要追回一笔小小的货款，得打上几十个电话。这个时期中国商业领域的信用，实在让人没有一个好心情。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旧瓶子里装新酒（5）
出于海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编辑人手不足的考虑，杂志社聘请了李陀、南帆两位著名评论家作为特邀编审。
韩少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当做一种政治试验来完成。与书本上的理论不同，实践需要依据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在操作过程中，他发现民主程序是必须悉心设计的，有时候需要向弱势的一方倾斜。比如投票者是强势时，就必须制约投票者，只能实行有记名投票并公示有关情况。1995年开始的海南省青年文学大奖评比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相反，投票者是弱势时，就必须保护投票者，应实行无记名投票，推举协会各位负责人等活动中则采用这种办法。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再一次换届，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候选人，也是按理事会和机关两次民意测验时得票多少来择优确定的。根据现行体制的规定，这些候选人还须经省组织部门“考察”，但这些部门后来考察了几个月，得出的结果与民意测验没有多少出入。
当然，民意的表决并不见得总是正确和符合道义的，民意受到表决者浅近利益和知见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他警惕把民主当万能膏药来对待的态度。在涉及超出这个群体眼前利益范围的事情时，在民意可能受到特殊文化因素左右和强Jian的环境，民主都必须慎用。在一些需要专深知识才能做出正确判断的事情上，也不宜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来表决。比如杂志社有了一些收入，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来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也可以分作员工奖金，那么在资金如何使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民主？如果拿来投票表决，吃光分光的主张最终很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主流意见。“在这个时候，民主可能就会有些丑陋了，而‘独裁’和‘集权’势必就是遏制丑陋的权变之策。事实上，每碰到这种挠头的事，我就只好像个专横的恶霸，暂时充当民主的叛徒。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民主很可能助长而不是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狂热，就是基于这种日常经验。我还相信，真正成熟的民主体制一定要授权什么人或者什么委员会，在群体利益形成对外侵害的时候，能够实行特殊议题上的一票否决。民主不意味着民众崇拜，相反，理智和成熟的民主一定要给自己装上某种安全制动闸。”（同上注）在这些政治实践中，韩少功身上的世俗智慧得到了运用。深受重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影响的他，注重理论的实践品格，在大原则的执拗之下，讲究策略的灵活变通甚至手段的应机运用。比起书生气浓厚的迂腐的知识分子，韩少功要多出几分江湖气。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一文，曾经指出韩少功骨子里充盈着东方人含蓄的狡猾，说“只要你细心观察一下韩氏谈笑时黑眼珠子间或一轮，言语中须臾片刻的迟疑和停顿，就可知道他的锋芒和精明了”（《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此言并非捕风捉影。倘若没有原则上的坚定性，一个灵活机巧的人可能会演化成为一个混世魔王；倘若执著于原则的坚定性，缺少应对复杂局面的灵活身段和手腕，一个人的理想很难进入实践操作的层面，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作为，善良的愿望最终也就成了空谈。然而，那些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理想坚定性的人，他们往往以与时俱进灵活变通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那些张扬理想旗帜的人，他们在策略上的灵活变通很容易成为一种用来攻击他们的把柄，当成虚言欺世乃至奸佞狡诈的举证。韩少功想必不会不清楚这一点。在《完美的假定》一文中，他就写道：那些怀抱理想的人“他们也是人，当然也有俗念和俗为，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局限，难免利益集团的背景和现实功利的定位。挑剔他们的不足、失误乃至荒唐可笑，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领导者的行为表率与制度设计一样重要，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厌恶少付出多获取的贪婪行为，耻于利用职位之便占有他人劳动和享受社会的优惠待遇，许多琐碎的事情都亲力亲为，避免给别人增加工作负担，也避免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直到后来成为文联主席，他都是最少给部下带来麻烦的领导。有一年因为长时间头痛需要做头部手术，他没有告知什么人，也没有通过关系去找医院，就一个人在妻子陪同下悄悄住了进去，被安排在最靠近厕所和盥洗室的四铺位病房，因为水龙头开关失灵，流水声二十四小时哗哗不断。他实在睡不好觉，就跟科室医生提出了交涉。同室有一个病友揣摩半天之后作出判断：你是一个科长。他只是笑笑，询问对方病情如何。手术后的第二天，病友发现来探望的人中有些人看起来有科长模样，就给他提了一级，说：我看出来了，你是一个副处长！临到出院时，该病友又给他提了一级，说：“处长走好!”
旧瓶子里装新酒（6）
在一篇应约给某刊物写的命题作文《一天流水账》中，他记录了作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兼《天涯》杂志社社长的生活内容——
早近8点起床，散步菜市场购豆腐、青菜、酱油等，备老婆回来后的炊事。两只油饼一杯热茶算是早点。餐后继续审校《天涯》一篇文学评论的译稿，计改错数十处，删四千多字，似勉强可以出手了。译者的粗疏让人感叹。单正平译杰姆逊《文化与金融资本》一稿则明天再说。约10时半至退休前任作协主席家谈他的住房问题，或购新房（私人按规定出资一部分），或调换旧房，两种方案任其选择。中午到机场接从湖南度假归来的老婆。我比她早归一周。此次北行最大收获是带孩子冒大雪访当年下放地，见几个好山好水的去处，当年李龙光诸朋友邀我们在那里建房安居。因一武警车在机场“霸道”，车子困在泊车位约40分钟才得返家。车上谈湖南麻将狂潮等社会败相，“赌汉不知亡厂恨”，下岗老同学们的状态堪忧。约14时半拆阅一大堆假期积压的来信和报刊。有《中华读书报》“97风云录”文列“马桥诉讼”两条起因——所谓《马》书“模仿”和为《天涯》做广告——均与诉讼事由无关，可见舆论搅水仍有残余效果。但此类曲解无须逐一辩白。世界之大，即便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的误解应属正常比例之内。16时许继续译《惶然录》，得两页。此书稿理应年前交付出版社，眼下看来要拖到三月，奈何？惊羡原作者有如此美丽的思想和文字，可比出自己的肤浅和平庸。晚餐时接海南大学张志扬电话，答应明天下午去听汤一介、乐黛云、赵一凡等人演讲。又与一作家通电话，查清了《天涯》译稿中所引述他的一段原文。晚有孔见来访，听他谈邢家宋朝迁来海南以后的各种故事，其中将盗匪活捉后凌迟下酒时盗匪苦求一死的情节惊心。谈到我近期小说写作的打算，我建议取消“小说”概念而以“叙事”取代，以打通各种叙事文体的手法和破除传统体裁专制。
入睡前查电子函件，今天没有。
《天涯》改版，聚集了许多殊胜的因缘，也凝结了许多人的智慧和才华。
按照单正平的说法，《天涯》的编辑把每一期杂志都当成创刊号来对待。韩少功和他的同事们为刊物生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努力没有付诸东流，《天涯》在改版的当年就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居第二位）；第二年被《书城》杂志评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1998年5月，作为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栏目选评的全国四种文学期刊之一，杂志主编蒋子丹应邀在该节目中介绍《天涯》；同年10月，在“上海在线”网上发布的“东方书林之旅”图书排行榜中，《天涯》是上榜图书中的唯一一份杂志。当时读书界流传“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在短短的时间内，杂志就奠定了自身在中国人文知识界的地位，在国外的影响也渐渐荡漾开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罗布?格里耶、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荷兰汉学家雷马克，美国汉学家朱迪?###，日本学者山口禾子先后到《天涯》访问。有的还与杂志社的编辑一起津津有味地吃五块钱一盒的快餐。法国国立图书馆，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耶鲁、芝加哥、柏克莱、斯坦福，日本早稻田，德国海德堡等六十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及汉学研究机构，都成为《天涯》的长期订户。而在海南岛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韩少功也和三亚的岈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十二种理由。
由于杂志特殊的定位，它的社会效应没有充分转化为经济效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天涯》还谈不上什么成功，而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被韩少功过高估计。在《我与〈天涯〉》一文中，他写道：“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也知道人类有了几千年的灿烂文学之后，酷爱贝多芬的纳粹军官要杀人还是杀人，熟读苏东坡的政客要祸民还是祸民，20世纪的坏事并不会比几百年前或几千年前更少。文学也好，思想也好，并不能阻止战争、专制、###等各种社会悲剧一再重演。那么一种杂志，无论发行量大还是小，质量高还是低，最终能于世何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字生产出来，只不过是像一些石子投向湖面，虽然会激起大小不同的一些浪花，但很快就会消失无痕，人性和社会的浩瀚大海仍然会一次次证明它最终不可变易。《天涯》这颗小小的石子能溅起多大的浪花？我十分害怕面对这样的冥想，特别害怕在夏夜的星空下来回答有关意义的难题。星空总是使我们哆嗦而且心境空茫。于是让我们还是回到阳光投照的办公室来吧。在我的面前，一篇等着要发的文稿终于在第八遍或者第九遍调整润色之后完成了编定，终于在我翻乱一大堆书之后完成了一段重要引文出处的校正。在这个时候，我只能认定这个大多数读者根本不会注意的出处本身就是价值，我的滚滚哈欠本身就是快乐。”“我们只是交出了我们的体温。”十年之后，在纪念《天涯》改版的座谈会上，韩少功又这样说：“《天涯》不是一个畅销的杂志，按照某种流行的成功标准，我们没有暴得大利和大名，是不成功的。但这不要紧。人一辈子不能光做聪明的事，有时也要做些傻事。如果我们以后回想这一辈子，这个风险也躲过了，那个苦头我也躲过了，这个人我没有得罪，那个人我也一直拉拉扯扯，我们的这一辈子就十分令人满意吗？人生要有意思，恐怕还需要做点傻事。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在我们这个大家都特别聪明的时代，我想说的是：我傻故我在，我们傻故我们在。”这些话显露了他机巧背后潜藏着的某种笨重的东西，世俗智慧背后某种愚不可及的倔强。玩味辩证法颇有心得的他，总是喜欢在相反的两极之间寻找安身立命的区域，让自己的心活络起来，不至于被一些观念绑架。
马桥事件（1）
被《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的，还有韩少功的词典体长篇小说《马桥词典》。
尽管随笔的写作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在韩少功的文学活动中，他最看重的还是小说的写作。他认为小说仍然是一个作家综合能力的表现，只是他已经读不下那些把事情写得有头有尾、有滋有味，却不能提供多少情感冲撞和心智开启的小说了。对于熟悉传统小说套路的人，技术因素已经不起作用，许多故事一开头就很容易知道结果。他试图尝试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将许多非小说的因素引渡到小说中来，譬如把小说写得像散文那样，或者像随笔乃至诗歌那样。因为故事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对他的发散性的思维已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制约，他不想为了维护故事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类型，牺牲文字的自由和思想的灵变，稀释掉作品灵性和知性上的内涵。实际上，在现代文学中，企图突破小说形式以获得更大的写作自由度的作家不乏其人，韩少功曾经翻译的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小说中引进了哲学的玄议，Сhā入了词典的小样。对形式的探索有时候是出于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有时候是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让内心的东西能够畅快地流淌出来。
在下乡汨罗的时候，他就发现当地的方言里有许多特殊的词汇，有的发音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时代，有的含义却源自某个村落的典故，因此，外来人要进入当地的语境之后才能听明白其中的所指。不过，他对语词的自觉捕捉是从80年代前期才真正开始。那时候，对湘楚文化的兴趣使他不断寻找机会到湘西去进行田野调查，随身携带的本子不仅记下了一些民歌民谣，也记下了一些别有意思的语词和短句。直到90年代初，参加过海南省作协一些###的人都能够看到，韩少功总带着小本子，有时不知在记些什么。作为作家的韩少功是一个十分勤勉的学习者。就像有的论者所说的，他对语言的兴趣暗合了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存在的本体问题被转换为认识论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又转化为语言的问题，语言成了意义生成和转换的“家”。这种不期而遇的暗合，赋予他语词兴趣以某种现代性，原本是一种文学预备活动的语词玩味变成了具有哲学意义的事情。
大约在1994年年初，一部词典体长篇小说的构思就在他的脑子里渐渐明晰，让他大脑兴奋起来并进入了状态。这一年，朋友圈子里的人就都知道他在鼓捣一本词典小说。为了避免受到干扰，他特地买了一个寻呼机，号码仅告诉少数亲近的朋友，电话则一概不接。他选择自己曾经下放过的、在中国方言版图中最为破碎的地区之一的湖南汨罗，作为小说的基本情景。因为对这里的语言生态、历史文化和生活风貌比较了解，又有过一些记录和思考的积累，小说写得还算顺利，在1995年秋就完成了初稿。
书写得顺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词典的形式巧合了他作为一个知性作家的秉性和散点透视的思维方式。从主体故事结构和主要人物性格的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小说的结构一下就开放起来，有了许多可以自由进出的口子，作者也从一个接受严格纪律和绝对命令的士兵，变成了一个徜徉在水光山色中览胜的游人，兴起则行，兴尽则止，遇上绝妙的景观即可尽情抒发，否则也可以匆匆走过。在韩少功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随笔中，人们可以留意到他的思维并非遵循单一的逻辑路线，而是带有中国古典绘画中那种普遍使用的散点透视的格局。他没有始终站在一个固定的角度和立场上来观察事物，而是不断地挪动位置，从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立场角度来观照庐山，企图从中获得一种融会于心的贯通，而不是一种定见或成见。这种迷踪的思维给他的批评者带来困惑和困难，于是，他们有时候会把他当成一个机会主义者来对待。在散点透视式的观察和叙述中，各个事物都以现象的身份获得平等的地位，它们都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并以中心的地位与其他中心交会成为一幅完整的画卷。
在《马桥词典》中，这些分散然而又交融到一起的中心，不是人物和事件，而是一个个语词，它们成为小说的主角，人物和故事只是语词获得意义的因缘聚合，而语词一旦获得意义就有了自己的意志和灵性，反过来改写人和事物的关系。在小说的跋里，韩少功表达了他对语词活生生的感受：“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殖，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有衰竭还有死亡。它们在特定的事实情境里度过或长或短的生命。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笔记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这些词。我反复端详和揣度，审讯和调查，力图像一个侦探，发现隐藏在这些词后面的故事。”作者对语词的感觉，近似于农民对禾苗、庄稼的感觉。因此就有了这本关于语词身世的传奇之书。它的使命可以说是对语词在当代生活中的命运的某种救度。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马桥事件（2）
表面看来，语词在当代生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宠幸，用语词编织起来的媒体和书籍堆满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生活场所，使人们越来越依赖它们的逻辑来寻找意义。然而，就像家族专制时代的妃子，一旦在君王那里受宠，就会反身过来干预朝政，语词作为人与人群交流的工具正日益深入地干预着人们的生活，使我们远离原始的经验和感受。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席卷着的今天，为了把更多的人群纳入势力范围，扩大流通领地，语词不断剔出自身特有的原始的感性内涵，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抽象、单薄和乏味。就像都市间呼啸奔驶的公共交通，它们给你带来快捷的方便，但总不能抵达你家的小院。除了有机内涵的减少所导致的空洞化之外，语词的不幸和悲哀还集中表现在它对自己出身的遗忘，就像一个农民的儿子进城之后忘了养育自己的土地和母亲。语词的这种不孝把自己置于无源之水的境地，其内在生命的枯竭也就在所难免。今天，语词听起来都是没有自身生长过程的共时性存在，是从生存经验之外强加或施舍的一种既成的符号系统。《马桥词典》的写作是逆语言发展的历史的一种努力，某种意义上，它是在抗拒汹涌澎湃的普通化进程带来的歼灭性暴力，揭示语词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从中来领悟它们被再三剔减的内蕴。而这些被轻易剔出的内蕴包含着的人们对事物至为珍贵的初始领悟。
《马桥词典》展示了语词发生和使用的传奇过程，让我们看到的语词的出生并不是某些词典编纂者和语言学家在暗室里构造杜撰的结果，它们的背后隐蔽着许多生动的脸孔、蹊跷的往事、神秘的意境。它们自然生成的过程是夹带着怒火和泪水、欢悦和忧思、挚爱和仇怨的生活流。每一个词都有人的命运起伏和心灵悸动。回溯语词自然生成的过程，可以帮助人们从语词概念的现成定义退回到尚未构成之前的经验中去，领悟存在难以言说的真实。这也就是从有名返回无名的状态，勘探无中生有的命名过程，其中卷入了种种因缘的聚散。可以说，韩少功所做的工作属于词源学的范畴，《马桥词典》也可以称为《马桥词源》。它通过对马桥地方一个个语词隐秘身世的侦探和解密，了解意义是如何被赋予和剥夺的，以及语言与真实之间复杂有趣的关系。显然，这种努力和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有着承接关系，是一种意义的寻源。寻根更多是寻找一种具有民族气质和风度的表现方式，寻到语言为止，而寻源却是要寻找语言背后的隐蔽的东西，让哑巴说话给聋子听，去解读人性和命运的谜团，拓展悟性的空间。《马桥词典》不乏感性的表达，但它给阅读者更多的是心智的启迪。
《马桥词典》是一部相当人性化的词典，总共收入马桥人生活中的一百一十五个关键词，马桥人生活史上的典故被编入其中，成为词义的注解。通过对众多语词个案的考据，我们发现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娓娓动听的故事。于是，一部《马桥词典》看起来就像是一本故事的集锦，而它叙中夹议的写法看起来又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读者不难联想到中国古典的笔记小品。因此，在新颖的着装之下，包含着十分传统的里料。所以作家王蒙这样说：“书里的精彩的故事如此众多如此沁人心脾或感人肺腑，使我感到与其说是韩书舍弃了故事不如说是集锦了故事，亦即把单线条的故事变成了多线条的故事”，“韩书的结构令我想到《儒林外史》。它把许多各自独立却又味道一致的故事编到一起。他的这种小说结构艺术，战略上是藐视传统的——战术上又是重视传统的，因为他的许多词条都写得极富故事性，趣味盎然，富有人间性，烟火气，不回避食色性也，乃至带几分刺激和悬念。他的小说的形式虽然吓人，其实蛮好读的”（《道是词典还小说》，《读书》1997年第1期）。不过，与传统文学中的笔记故事不同，韩少功透过语词来探视不同命运中展开的人性，获得文化上特殊的释义的视角，赋予了故事崭新的寓意，使他不同于蒲松龄等古典故事的叙述者。小说时而叙述时而议论来回穿梭的自由书写方式，也不是小说惯用的熟能生巧的方法。词典中议论为主的篇目看起来像是随笔，叙述为主的篇目读起来像是散文。前者寻求哲思和解悟，后者提供诗意和感动。因此本书也可以称为随笔体长篇小说或散文体长篇小说。虽然怀着知性的使命，但书仍然写得十分轻松，妙趣横生，知性的价值并未与美学的价值相互抵消，同归于尽，而是相互呼应，相互加强。在一些议论性的篇目里，包含着优美的叙述片段；在一些全然记叙的篇目里，也隐含着不用托出的解释。如：《三月三》、《豺猛子》、《红娘子》，它们把概念还原为活生生的经验，似乎不作任何解释，其实是一种最为充分的解释。《红娘子》不仅写出了蛇的阴毒，也写出它的美丽：“山里多蛇，尤其是天热的夜晚，蛇钻出草丛来乘凉，一条条横躺在路上，蠕动着浑身绚丽的图案，向路人投来绿莹莹的目光，信子的弹射和抖动闪烁如花……”但当恶与美结合在一起时，出于恐惧我们往往只看到恶的一面，美也成为恶的伪装或帮凶了。如果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我们是能够领略和欣赏这种生命身上的华丽的。
马桥事件（3）
从词义的生成和运用，可以看出马桥人错杂的观念，和他们与自然之间亲切而浪漫的关系。马桥人把我们用于人类和动物身上的“肯”广泛应用于各种事物之中，如“这块田肯长禾”，“这条船肯走些”，“真奇怪，我屋里的柴不肯起火”，等等。这在语法并无错误，但听起来却有些奇怪。这种运用可能是他们对事物的理解与其他地方的人不同，也可能是一种巧妙的比喻，一种诗意的说法。他们把休息表述为“懈”，其实是一种更精准、恰当的说法；而把田埂流水的缺口称为“月口”，则是一种隐喻，源自诗意的联想和优美的情调。“月口处总是有水流冲出的小水坑，沙底，有时候还有小鱼花子逆着水乱窜，提供了收工时人们洗刷什么的方便。女人们如果不愿意去远远的江里，路过这里时总要洗净锄头或镰刀，顺便洗净手脚，洗去脸上的泥点和汗渍，洗出了一张张鲜润的脸以及明亮的眼睛，朝有炊烟的傍晚走去。”（《月口》）
由众多掌故汇聚起来的词典，自然没有中心人物和主体故事结构，这让人想到野生的灌木林，低矮的小树木婆娑地交集在一起，构成了一片葱茏的景色。从细部看，《马桥词典》是一个个短篇故事；从整体看，它却是一部长篇小说。而将这些语词和语词背后的故事关联起来，使它获得长篇小说称号的是马桥这一地缘因素，和许多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我”——这个对语词充满好奇和敏感的知识青年。正是这两个因素把人物和事件裹抱起来，使它们不至于分散出去，成为单独的散文随笔篇目。当然，马桥这一地缘只是叙述的起点，而不是边界，韩少功利用“我”与所有孤陋寡闻的马桥人不同的身份，在书中调动了自己在其他地方的生活经验，包括在世界各地不同语系的国家的见闻觉知，来参证自己在这一个小地方的语言发现，通过马桥地方语词与普通话乃至英语等其他语种中相关语词的比较，提供了多种解读生活和文化的可能性，揭示一些被普通话遮蔽的意义，或者补偿语词流失的意涵。
对《马桥词典》的阅读是一个轻松有趣的过程，跟随着那个多年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知识青年，人们不知不觉就走进了马桥人家，一个个静默的语词也像一只只被惊飞的鸟，舒展起想象力的翅膀，开放出丰富的理解空间。当然，本书仍有一些可以挑剔的地方，尽管作者追求知性与感性的圆融，但词典给予的心智上的启示多于灵府间的感动；众多词条汇聚起来虽然蔚为大观，但词条之间还是显得有些参差不齐，有的词条也只是聊备一格；随着宏大叙事框架结构的解体，作品的沉重感也有所减轻。虽然本义、戴世清、铁香、三耳朵等人物之间演绎出来的故事足够精彩，但对于有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期待的读者，总是不够尽兴。由于缺少对关键性的词条充分极致的阐发来提挈、统摄，作品显得有些松散和芜杂。当然，这些情况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都与作品本身的形式有关，是作者一开始就必须做出的选择。
《马桥词典》很快就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海南大学社科中心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召开了作品的座谈会。萌萌教授认为韩少功“以《马桥词典》为标志，完成了一次‘语言学转向’，即从文化寻根转向语言寻根”。“他在当时（下乡Сhā队时期）就开始积累语言，这一做法暗合了20世纪后期中国学界的语言学热情”（《语言的追问》，《文学报》1996年8月29日）。评论家鲁枢元则指出：“历来都是用语言写小说，语言写了古今中外的许多小说名著，而小说却把语言遗忘了，‘得意忘言’还成为文学创作的一条宝贵经验。……韩少功用小说的方式写了语言，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重大尝试，或者说是一个发明。”哲学教授张志扬则在肯定作品的同时，含蓄地批评作者“对现代语言学没有太清醒的意识”（同上注）。上海的研讨会上，有的评论家认为：“小说抛弃了传统小说所依循的时间秩序、空间秩序和因果逻辑，将历史的排列托付给词典，利用一个个词条组织历史，树碑立传，是一种罕见的实验，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新天地。”（《韩少功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进行研讨》，《新民晚报》）1996年10月14日）韩少功没有出席海口的座谈会，但在出版和主办方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再邀请下出席了上海的座谈会。在简短的发言中，他提到词典体小说自己实非首创。
马桥事件（4）
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小说词典形式上，缺少对作品内涵的深入分析。一个名叫陈瑞元的不太知名的论者在题为《亦说〈马桥词典〉》的文章中指出：《马桥词典》是一部相当出色的小说，自从《小说界》刊出这部佳作，好评如潮。从北京到海南再到上海，专家学者纷纷撰文研讨座谈，热情洋溢慷慨激昂赞许有加，足见这部小说给大家的震动。由于形式特别新颖，大家反倒忽略了小说的深刻内容。他提到两年前发表在《外国文艺》上的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所写的《哈扎尔词典》，认为虽然同是词典体小说，韩少功的写作还是十分成功的。也许是由于《外国文艺》的发行量过小，不论是韩少功本人还是参加讨论的评论家们，几乎都没有看过《哈扎尔辞典》。他的文章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所有这些讨论，不论褒贬抑扬，都没有超出正常的学术范畴。
1996年12月16日，中国文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已经有十二年时间没有召开过全国代表大会了，因此本届会议意义非同寻常。来自天南地北的久别重逢的作家、艺术家们会聚一堂，畅叙文坛现状，交流创作的心得和想法，气氛可谓热烈。然而，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住在京西宾馆的作代会代表却蹊跷地收到了一份《文汇报》（宾馆每天给客人发送的是《北京日报》），报上赫然写着一行标题：“《马桥词典》是抄袭之作吗？张颐武有此一说，韩少功断然否认”。这几乎成了本次大会的头条新闻，人们纷纷传阅，会场内外议论沸沸扬扬。
《文汇报》的消息来源于两天前南京《服务导报》上署名文敬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文艺界频频出现剽窃外国作品的公案》，而后者的消息又来自12月5日北京《为您服务报》的一篇文章，即张颐武的《精神的匮乏》。其引发争议和诉讼的主要内容如下——
现在某些作家似乎更加大胆，明明是一本粗陋的模仿之作，却被大吹大擂为前无古人的经典。这种作风不能说是怎样“崇高”，只能说是极度的精神匮乏与极度的平庸。
这里指的是韩少功先生的小说新作《马桥词典》。这部被一些批评者以热烈的歌颂称为“杰作”、“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的著作，却不过是一部十分明显的拟作或仿作，而且这是隐去了那个首创者的名字和首创者的全部痕迹的模仿之作。
在韩少功这里，词典的形式和由词条引用故事和哲理思考的方式被完全套用了。只是它不再是“哈扎尔”的词典……我只能说它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在这位名叫帕维奇的塞尔维亚作家面前，中国作家韩少功无疑是一个模仿者。但遗憾的是，时常宣称自己有“理想”和“崇高”的韩少功先生在《马桥词典》的“编撰者序”和“后记”中，帕维奇的作用根本就没有被提及，尽管《马桥词典》这两部分是如此类似于《哈扎尔辞典》的“编撰始末”和“辞典使用说明”两部分。
跟文学关系不大的《为您服务报》，在同一版面上还组发了王干的《看韩少功做广告》一文。文章在批评韩少功发表在《扬子晚报》上的《第一本书之后——致友人书简》是在借用报纸版面给自己主编的《天涯》杂志做广告、做征订启事的同时，指责他的《马桥词典》惟妙惟肖地模仿一位外国作家——
从理论上讲，韩少功做免费的广告是成功而合理的，他借助自己的有效身份，利用自己的有效版面，把握读者的有效成分，把《天涯》推销到合理的方位。他的《马桥词典》模仿一位外国作家，虽然惟妙惟肖，但终归不入流品，但也已广告满天飞，仅一位海南作家就在全国各种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完全一样或大同小异的文字加以热烈吹捧，此类行迹，不过是《天涯》广告的又一延伸而已。这一套路韩少功用得熟能生巧了……
对于明显来意不善的诬陷，韩少功开始还能够保持君子的风度。在回答《文汇报》记者谢海阳时，他表示：模仿、抄袭、剽窃他人的作品，是一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他个人对这种行为也极为反感，倘若指控他抄袭的张颐武能公布出过硬的材料，他将十分欢迎。但如果只是武断地含糊其辞，那是非常无聊的，忙得不可开交的他对此只能置之不理（《文汇报》1996年12月17日）。他认为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和攻击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马桥事件（5）
《为您服务报》在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组织这样一个专版，很难让人相信是偶然的碰巧。张颐武文章里反复提到“时常宣称自己有‘理想’和‘崇高’的韩少功先生”，也让人听出一些弦外之音，使人联想到在此之前有关世俗化和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的论争。时值大会选举前的酝酿阶段，《文汇报》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一条轰炸性的新闻，背后的动机也让人感到纳闷。会议代表当中的很多人并没有看过《马桥词典》，更不用说《哈扎尔辞典》了，他们根本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而对于这类幸灾乐祸之事人们总是宁信其有。于是，会场一下就炸开了窝，韩少功所住的房间来人络绎不绝。身为当事人的韩少功知道，这种看起来像是学术争论的行为背后是另有学术的，他本人至此也没有读过《哈扎尔辞典》，模仿从何谈起，更遑论抄袭和完全照搬，但《哈扎尔辞典》的发表却在自己的著作之前，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见到这本书。凭着自己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自信，他断定源自自己多年生活经验和思考的著作，不可能与某个异域作家雷同。因为要为《天涯》组稿并参加预备会，他比普通代表早几天进京。在拜会一些作者时，他就被朋友告知：有人正在把你吊起来打。他没有把所谓的“吊打”当一回事，以为市井小报为了促销的哗众取宠之举实在不必当真。但事情很快就波及整个文坛，并且向文坛之外的区域蔓延。各地媒体抓住了这个难得的焦点进行爆炒，继《文汇报》之后，《羊城晚报》、《扬子晚报》等全国四十多家报纸纷纷刊载文章，几乎众口一词地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欺世盗名的文贼。《〈马桥词典〉——抄袭之作》、《翻〈马桥词典〉，查抄袭条目》这样的大黑标题见诸《书刊文摘导报》、上海《劳动报》等纸媒。
在京参加会议的许多作家对于这种未经任何深入的比较研究，就给作家作品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感到愤怒，纷纷发表意见。蒋子龙认为，《马桥词典》标志着中国新意识小说的成熟，它在形式、内容、语言、思想上非常完整统一，完全是中国式的，是抄袭不来也模仿不出来的。张炜认为《马桥词典》的出现值得庆贺，它对生活的感悟，它呈现的思想力度和哲学高度都让人惊讶。仿造不可能仿出如此鲜活的灵魂，真正的创造也不可能轻易地被流言折断。评论家南帆指出，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垄断一种文体。果戈理写过《狂人日记》，鲁迅还可以用同样的题目和文体写小说，并且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之作。女作家方方表示，如果评论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宣布某部小说是抄袭或模仿，即使不符合事实，所有的后果还得由作家来承担，作家岂不是随时都可能受到伤害？（参见《文汇报》）1996年12月19日）刊发上述作家意见的这一期《文汇报》，同时也发表报道，称张颐武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一批评，主要是针对评论界对于《马桥词典》过高的不适当评价。”“有人在其他报刊转述这一批评时，使用了‘抄袭’之类的字眼，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模仿和抄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他没有收回自己“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像”和“完全照搬”的指控，更没有表示任何歉意。
下肢残疾的作家史铁生这时正好迎来自己的又一个生日，关注事态发展的他无法在轮椅上安坐，便与作家何志云联系。他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中国作家协会有责任出面来澄清事实，不能无动于衷，于是联络了一些作家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了一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
最近，全国数十家报纸以及数家权威的文摘报都载文报道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为“抄袭”、“剽窃”之作，舆论风潮还在发展。这些说法最早源于1996年12月5日北京《为您服务报》上北大副教授张颐武的观点，即《马桥词典》“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而很多作家批评家认为由张颐武发端的这些指责毫无根据，极不严肃，是丧失批评道德的不实之词。
鉴于上述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并造成了文坛混乱和社会舆论风波，鉴于这一事件已经超出批评的范围而牵涉到作家正当权益，我们吁请贵会聘请权威性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给予公正评审，就韩少功是否“抄袭”、“剽窃”、“完全照搬”的争议得出结论便公之于众。
马桥事件（6）
史铁生、何志云、汪曾祺、蒋子龙、方方、李锐、
蒋韵、何立伟、迟子建、余华、乌热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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