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返琼，韩少功家里的电话也几乎被打爆了。从妻子工作的单位到小孩就读的学校，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在议论纷纷，一些熟人见面时眼神中也闪烁着说不出的意思。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原先回答《文汇报》记者的“置之不理”的那番话是做不到的。这不是他的作品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他是否有做人的人格问题，因为按照张颐武“全盘照搬”的说法，《马桥词典》就不是他写的，而是抄袭来的。在媒体排山倒海的起哄之下，他已经被人们当成无耻的窃贼。人们对抓贼有一种快感。如果他不发出声音，那就意味着默认。如果抄袭、照搬和剽窃的罪名成立，意味着他侵犯了帕维奇的著作权，必须向这位外国作家请罪并且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了。于是，他转变态度，陆续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
正在这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最终促使韩少功下定决心向法院递交诉状。3月20日《作家报》刊登了署名华锋、解永敏题为《〈秋夜难忘〉模仿乎？抄袭乎？》的来信，检举叶蔚林的小说《秋夜难忘》从背景、构思、视角、故事到人物设置乃至主要情节，甚至语言环境、营造氛围等，与山东作家尹世林七年前发表的《遍地萤火——我在一个秋夜的经历》同出一辙。第二天的《羊城晚报》又刊登了两篇小说的详细比对。叶蔚林很快就承认自己套用、抄袭的错误，并向尹世林表示道歉。叶和韩均出道湖南，并于1988年一同移居海南，他们身上相继发生的事情引发的暧昧联想，对韩少功也构成了某种说不清的压力。有了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他，对许许多多的事物都看淡了，但对于自己的清名，他还有几分珍惜。他说他可以容忍他人在自己身上泼冷水，却不能容忍他人在自己身上泼脏水。
3月28日，在事情发生三个多月之后，韩少功委托律师李玦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将张颐武、王干、为您服务报社、曹鹏（经济日报社记者文敬志）、劳动报社、《书刊文摘导报》等告上法庭，要求依法确认上述被告严重侵害原告的名誉权，并责令他们停止侵害行为，以适当方式消除因其侵害行为给原告名誉造成的恶劣影响，为原告恢复名誉并向原告赔礼道歉，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日后回答《文艺报》的提问时，他表达了提起诉讼的动机：“对不大习惯讲道理的人，除了用法律迫使他们来讲道理以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对分不清正常批评和名誉侵权的人，除了用一个案例让他们多一点法律知识之外，我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让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和精力》，《文艺报》1997年5月17日）
就这样，一场“笔墨官司”最终上升为一起诉讼。面对来自不同渠道的调解，特别是陆文夫先生的出面，韩少功表示感激。然而来自权威媒体的压力，只能强化他讨回公道的决心。把事情提交司法程序对他而言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他要洗清自己的莫须有的窃贼罪名已经找不到其他有效的办法。在回答记者的采访时他表示：我随时愿意撤诉，但撤诉的条件是道歉。在见诸6月7日的《文艺报》和一周之后的《羊城晚报》的采访中写道：
韩少功不排除调解的可能性，他说民事诉讼可以庭外和解和调解，在法院受理之后也还有由庭内调解的机会。但他认为接受调解要有先决条件：“指责一部作品‘剽窃’、‘抄袭’、‘无论形式或内容完全照搬’他人作品，这不是判断作品好或者坏的问题，是事关该作品著作权属于甲还是乙的问题。指责关于《马桥词典》的评论是‘广告满天飞’，是作者本人‘广告套路’‘熟能生巧’的运用，这不是判断有关评论优或者劣的问题，是涉及众多评论者和作者本人道德品质是否败坏的问题。如果这些指责纯属虚构，纯属舆论发端者对文化论争对手轻率的攻击，当然不是正当的文学批评，是我不能接受的，也是我不应该接受的。有关当事人只要对上述说辞给予公开更正或收回并致适度的歉意，我愿意随时撤诉。”书包 网 想看书来
马桥事件（7）
韩少功提出收回说辞并致适度的歉意的条件并不苛刻，但仍然没有得到对方当事人的接受。最先挑起事端的张颐武等，一直保持一种理直气壮、咄咄逼人的姿态，并且得到某些权威力量的支持。张颐武、王干他们甚至声称应该是别人向他们道歉，而不是他们要向别人道歉。在这种情况下，让最早受到伤害的另一方宽容退让、息事宁人，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诉讼不可避免。
1997年12月，法院终于就此案公开审理。但是，韩少功、张颐武和王干都对法院的判决有所不服。1998年12月，在受理四位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上诉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就此案公开审理。经过长时间的慎重研究，1999年3月23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下达《民事判决书》。该书清晰地描述了此案的审理过程：
原审（即中院一审）认定：韩少功所著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是内容截然不同的两部作品，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证明《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之间存在着抄袭、剽窃、完全照搬的情形。张颐武、曹鹏撰文，《为您服务报》与《劳动报》刊载文章指责韩少功的系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的抄袭之作，已构成了对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王干发表的《看韩少功做广告》一文，其内容不涉及对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据此判决如下：（1）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之内，张颐武、为您服务报社在《为您服务报》上，曹鹏在《服务导报》上，劳动报社在《劳动报》上刊登经本院认可的向韩少功赔礼道歉的声明，为韩少功消除影响，恢复名誉；（2）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张颐武、曹鹏、为您服务报社、劳动报社分别赔偿韩少功经济损失人民币一千七百五十元；（3）驳回韩少功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韩少功、张颐武、为您服务报社、劳动报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经审理查明：一九九六年四月，韩少功发表其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同年十二月五日，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第一百三十七期上发表《精神的匮乏》一文，文中指称：《马桥词典》“无论形式或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同期同版的《为您服务报》上还刊载了王干的《看韩少功做广告》一文，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模仿一位外国作家，虽然惟妙惟肖，但终归不入流品。但也已广告满天飞，仅一位海南作家就在全国各种不同的报纸上发表了完全一样或大同小异的文字加以热烈吹捧，此类行迹，不过是《天涯》广告的又一延伸而已。这一套路韩少功用得熟能生巧了。”韩少功“怀疑广告（称之为古代江湖骗术和现代推销术的嫁接），但他为《天涯》的发行量和知名度又‘奋不顾身’地变着戏法儿做广告”。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曹鹏在《服务导报》上发表署名文敬志的文章《文艺界频频出现剽窃外国作品的公案》，文中称：“张颐武指出……韩少功的词典全盘袭用了人家的形式和手法，甚至内容都照搬。”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劳动报》刊发了俞果的《翻〈马桥词典〉，查抄袭条目》一文，文中述称：“张颐武教授斩钉截铁地指出：韩作抄自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外国文艺》上的《哈扎尔辞典》。”并指出：“何谓抄袭？应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然，古人、洋人将频频与我们撞车，书架上也将出现许多《ｘｘｘ词典》之著。”上述文章发表后，《中华读书报》、《羊城晚报》等进行了转载。
本院认为，关于一部作品“完全照搬”另一部作品的判断，已不是单纯的文艺批评上的判断，而是对作品有无独创性（或原创性）所作的判断。按照著作权法的原则，“完全照搬”即抄袭、剽窃，该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否定评价的。对于一个职业作家尤其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而言，其职业生命在于独立创作作品，抄袭、剽窃无疑是对其职业道德和人格价值的自我否定，必然会导致社会公众的否定评价。张颐武在《为您服务报》上撰文断言《马桥词典》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很像，而且是完全照搬《哈扎尔辞典》，肯定《马桥词典》是一部抄袭、剽窃之作，但诉讼期间未能举证证明，因此，张颐武的“评论”缺乏事实根据，《为您服务报》、《劳动报》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刊登张颐武的不实“评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侵害了韩少功的名誉权。原审判决定性正确，应予维持。《劳动报》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王干在《看韩少功做广告》一文中明显地表达了韩少功有授意他人对《马桥词典》加以热烈吹捧之意，且已广告满天飞，该文的标题也直截了当地称“韩少功做广告”，客观上把韩少功置于一种搞“友情评论”的不道德境地，却无证据支持，亦构成对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王干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定王干的行为不涉及对韩少功名誉权的侵害错误，应予以纠正。
闹闹哄哄的“马桥风波”终于尘埃落定，胜诉的韩少功心里并没有感到高兴。一种缺乏根据的肆意诽谤，竟然得到那么多媒体不负责任的喝彩和热炒，闹得真假不辨是非颠倒沸沸扬扬，无端耗费许多人大量的时间和心思。让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在这段时间里翻译的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名著《惶然录》已经交付出版，装帧设计相当精美，下一本书也已经在写作当中。他没有要求法院去执行最终的判决。
马桥事件是新时期文学史上争议最激烈的公案之一，有众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争端之中，然而，他们最终要闹明白的，不是作品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败得失，而是作品是不是抄袭这样至为简单的问题。严格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一个法律和道德问题，但却被许多人当成正常的、健康的文学批评来对待，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马桥事件真是中国文学的耻辱。只要读过《马桥词典》和《哈扎尔辞典》的人，都会对“抄袭”、“照搬”一说感到莫名的疑惑。虽然同样冠以“词典”的书名，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实在悬殊，以至于要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还得花费许多心思。
马桥风波之后，韩少功后来又写出了《暗示》、《山南水北》等与《马桥词典》同样有分量的作品。回顾马桥事件，我们不禁庆幸，如果关于《马桥词典》抄袭、剽窃的指控作为“正常的文艺批评”得以成立，酿成一起冤假错案，我们会不会因此封杀了一个优秀作家？经过马桥事件，人们应该更加清楚合理批评与恶意诬陷和人身攻击的界线，中国文人应该比其他阶层更有涵养，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和人格，不能因为观念的分歧就肆意糟践它们，以图出一口恶气。在维护事实真相和人格完整的伦理前提下，批评家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
进步的回退（1）
作为一个行动者，韩少功的心志少有旁骛。心志专精者往往失之迂直，但他却善于在生活的流变中迂回地把握自己。不是每一条偏僻的小路都通向辉煌的殿堂，但是每一条康庄大道都有走到尽头的时候，任何聚宴都指向一个离散的结局，这是人人都听说过的道理。韩少功的机敏在于能够弃舍，在康庄大道熙熙攘攘时悄然拐出，另辟一条羊肠小道；在觥筹交错的时刻抽身离席，“一次次回到一无所有和从零开始”，避免收拾残局的狼藉。用蒋子丹的话说，“韩少功的明智，恰在于他正值春风得意还想灯火阑珊”（《〈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走到光明，比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走到黑暗是要好些。
90年代后期，文学题材的类同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个性充分伸展的时代，奇怪的是，个性化的追求最终指向一些不约而同的共性。尽管社会的阶层和角色的分化越来越悬殊，但人们内心的愿望却趋于一说，从君子到庶民皆以物欲为本，皆以身体为尺度。一个时期，在《天涯》的小说来稿中，竟然有近半是写红杏出墙和多角恋爱的，小说中的人物玩世不恭、嬉皮笑脸的做派也如出一辙，人物活动的场所也在从商场、酒吧到宾馆床笫之间的一条线上。在作家同行之间的交流中，除了Сhā科打诨的玩笑话和有色段子，剩下的就是耳熟能详的事情。城市生活就像它的建筑面貌一样，在复制中迅速同质化，人们在精神上也迅速向右看齐，就像操场上的士兵。多年的城市生活没有养成韩少功情感上的认同归宿，反而还有了愈来愈强的疏离感。他的心似乎始终漫游在城市之外的野地里，彷徨于古老纯净的月光之下：“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山南水北?扑进画框》）
韩少功不是一个凭天才写作的人，虽然他不缺少想象力的禀赋，但他的作品更多是来自经验和对经验的研磨与读解。在这一点上，他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许多先锋作家很不相同。先锋作家更多是凭想象力，凭天赋的才华写作，天马行空，妙笔生花，富有浪漫的诗意和梦幻色彩。这种写作方式在小件作品的创作上显示出艺术的魅力，但在大部头的创作中却变得捉襟见肘，因为缺乏经验的支持，想象力难以为继，虚浮、玄诞和重沓不可避免。因此，先锋创作往往只是作家文学活动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他们笔下飞出去的鸟群终将降落于经验真实的湿地，成为立地行走的物种。韩少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广泛涉猎多种学科的知识，但他更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的知识准备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生活的经验，对现实有新的发现。在生活中，他特别重视扩大自己的经验范围，避免自己的生活圈子化，避免经验重复导致的麻木和熟视无睹。在写作中，他警惕作品对经验的过度逾越，从而丧失文字的可信度。对于一些经验的盲区，一些找不到真实感觉的事物，他都尽量避免去触及。虽然他在城市的街巷里活动了很多年月，但他还是很少写到现代城市的生活，而且他也很少描写女性的生活。他写得最多也最为得心应手的还是上山下乡那七年的乡村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他缺少全身心的融入，缺少人与环境打成一片的如鱼在水的感觉。因此，他说：“我喜爱远方，喜欢天空和土地，只是一些个人的偏好。我讨厌太多所谓上等人的没心没肺或多愁善感，受不了频繁交往中越来越常见的无话可说，也只是一些个人的怪癖。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连自己有时也不喜欢。我还知道，如果我斗胆说出心中的一切，我更会被你们讨厌甚至仇视——我愿意心疼、尊敬以及热爱的你们。这样，我现在只能闭嘴，只能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我愿意在那里行走如一个影子，把一个石块踢出空落落的声音。”（《山南水北?回到从前》）
进步的回退（2）
重返乡村，和农民一起面朝土地，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生活，换一种方式来经验人生，是韩少功蓄谋已久的行动，也是他和妻子守候多年的秘密。他喜欢清静，喜欢在水光山色之中与自然合二为一的适意感。早在1986年，他的妻子梁预立在《诱惑》一书的跋里就曾说到，他们最大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回到农村去，回到鸡鸣狗吠中去。多年的城市生活非但没有让他在水泥地板上扎下根来，反而平添了“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慨叹。其实，文人墨客中，像陶渊明那样怀有这种桃源梦想的人不会少，但许多人只是梦想而已。韩少功是一个不让愿望胎死腹中的人，想好的事情他就必然坚决去做。
就在马桥诉讼还在进行之中的时候，韩少功就和妻子开始寻找适合他们落户的乡村。当初他曾经考虑过海南乡下，只是因为不懂海南方言，与当地农民沟通不便，最终放弃了。于是回到湖南，在长沙方圆二百公里的农村看了很多地方，终于他还是选择了汨罗的八景乡。这地方是一个水库区，有山有水，民风也淳朴，而且交往起来没有语言障碍。他曾经下放这一带生活了七年，对此地的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当地政府对这位老知青再次前来“Сhā队”十分欢迎，他们表示要免费赠送土地，但韩少功还是坚持出钱购买。他以两千元一亩的价格，把八景峒小学旁边一片凸进水库湖区的荒地买了下来。设计好图样，他就委托当年下乡时的农友监工，开始了房屋的建设。虽然只是一幢二层的小楼，还是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竣工。他原想要建的是沉静古朴的青砖房子，实际上建起来的却是性质热烈的红砖房，因为那一带烧制青砖的老窑都废了，工艺也已经失传，烧出来的青砖色彩驳杂，质地粗劣，不成材料，只能用来围外墙。
在基建工程推进的同时，韩少功也在为自己的退隐做一些准备。他陆续辞去了海南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史委主任等职务。2000年海南省作家协会换届，他原想乘机解除行政上的工作职务，利用自己三十二年工龄的合法条件办理退休手续。然而，有关方面非但没有批准他的请求，反而要求他出任省文艺界联合会主席一职。在坚辞不准的情况下，他提出了一个请求，每年给予他半年的创作假。这个请求最终得以接受。他唯一没有推辞的职务，是《天涯》杂志的特邀编审。在其位则谋其职，海南省文联的制度摸索和建设、人力培训和选拔、活动策划和组织以及机关物质硬件的改善仍耗去韩少功很多精力，机关面貌变化与他的用心与努力密不可分。但他每年有半年时间退出都市，体验乡村生活并从事写作。
2000年5月，他和办好内退手续的妻子迁入了汨罗市八景乡，成为这里的一个兼职新农户。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一条名叫三毛的长毛狗。这家伙是几年前蒋子丹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捡来送给韩家的，它是一只丧家之犬，情状相当凄惨。并不喜欢养宠物的韩少功经蒋子丹的游说，勉强接受下来，没想到他们后来成为莫逆之交，演绎了一段超出人道主义的亲情。它的进入还改变了韩少功的一些观念和行为，为了黄昏时给它放风，韩少功养成了每天散步的好习惯。它和韩家的人灵犀相通，家里来往的客人都得到它殷勤的迎送，有时热烈得让人受不了。虽然户口本没有记录，但它已经是韩家的一名正式成员。它成为韩少功小说《老狼阿毛》的主人公，也是蒋子丹小说《老狗三毛的遗言》一书的重要角色。《山南水北》一书有它身世的完整介绍。
当地的农民和学校里的老师，对这家从大城市里迁来的邻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当听说他还是一个著名作家的时候。陆陆续续，有一些人走进院子里来参观访问，他们很快就发现里面的情况与他们的想象并不相符。这家人出入穿的是他们早已遗弃的布鞋，甚至还有旧式的军用胶鞋；菜地里施的不是化肥，而是猪粪和人粪；揭开锅盖，里面盛的竟然是稀粥和咸菜，生活水平相当一般。最让他们想不清楚的，是客厅里的木头沙发和饭厅里的桌椅，全是用当地最寻常的梓木做成的，除了需要对接的部位，其他连树皮都没有刨去，人坐在沙发上就跟猴子蹲在树丫上一样。在许多地方，他们觉得这家人甚至比农民还要农民一些。当地农民不仅劳动也要穿上皮鞋，很多就连菜也不怎么种了，以至于后来韩少功还成了自种瓜菜的倡导者。看到韩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亦乐乎的，八景峒学校的有些老师和家属这才好意思跟着挑起了粪桶。
进步的回退（3）
早上6点钟，韩家人就在鸡啼鸟叫的交响中醒来，这时，淡蓝色的晨雾从湖水中氤氲而起，弥漫在长满松树和梓树的重重山体上，把它们浸染成虚幻不实的影子，如同一幅水墨丹青。韩少功通常会挑上一担粪桶到学校公共厕所的粪池里去淘粪，一般情况下他都满载而归，但有时候遇上另一个人收获则会少些。那人也曾经是这里的知青，在这里买了几十亩地种菜。他身强体壮，粪桶比韩的还要大出两号，干起农活来像疯子一样，完全不知道脏累。待到把菜地里的活忙完了，把鸡从笼子里放出来，伺候好猫和狗等小动物的饮食，一家人才开始洗漱，然后吃早饭。饭后接下来是处理邮件和读书的时间，包括通过网络和传真处理一些来自海南方面的公文和文艺作品。为了保证蔬菜的无公害性，他们不用任何化学肥料。蔬菜长虫了，也是戴着老花镜用手一只只捉拿下来，不用农药来除灭，“实在捉不完，就让虫子吃点算了，人家好歹也有一条命”。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图景，和屈原时代的农民差不多。地里的活并不太紧，上午就可以解决，下午的时间看书写作。如果天气允许，五点钟他们就跳进水库，在荡漾着炫目晚霞的水中舒展四肢尽情划动，发出动物一样咿咿啊啊的叫声，湖水清凉柔润，沁人心脾，不知不觉中，满湖的霞光变成了溶溶的月色。韩少功是个泅水的好手，游泳是他毕生最喜爱的运动，不管心里有什么事情，只要跳到水里就成了庄子寓言中快乐的鱼。晚上一般就看看电视，碰到没有好节目，就翻翻报纸和杂志，十点半钟准时入睡。
接待来访也是韩家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不时有人来串门拉家常，坐在梓木沙发上，喝一口绿茶，点一根烟，便烟雾缭绕信马由缰地聊开了。聊这地方上过去发生的事情，聊田间地头的农活，聊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扯不清的事情，还有国内外的形势变化。聊得熟了，大家来往也就随便起来，分不清权利边界了。左邻右舍有一点鲜肉需要存储，以备客人的光临，也一碗碗端到韩家来，塞入韩家的冰箱。有一次韩少功忘记了这里头情况复杂，打开冰箱，抓到肉就下刀，结果把人家的东西给做掉了。韩家菜园的产权也不再明晰，有时一个后生推门进来，见瓜架下有菜瓜，拧下一个就吃起来，说味道真不错，好甜，好脆啊。
农闲的日子，韩少功也喜欢四处走走。八景峒有三千多人口，稀稀落落地分布在几道深深的山冲里，韩少功的布鞋几乎走遍了所有的旮旯。他可以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坐下来聊上一个上午或下午，然后抓起筷子吃完饭再走人。农民逢上喜事设宴，通常都会请上韩作家。有的乡村秀才写了几首古体诗词，也会拿来与韩作家斟酌一番。农民并不缺乏智慧，他们的叙述充满机智和巧妙，其幽默诙谐常常让韩少功禁不住捧腹大笑。初春时节，瓜菜还没长起来，他们就提着篮子去山上采香椿、蕨菜、蘑菇、春笋一类。一路上迎上的都是歪歪的笑脸，仿佛是同一条藤上的南瓜。特别是那些农妇，都在笑眯眯地招呼他们：“有菜吃没？”意思是问要不要在她们那里摘点什么。在山冲里走着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坡上的林子里传来山民的歌声，诸如，“茶罐小了难煨茶，丈夫小了难当家”；“郎在高山姐在冲，两人相爱路不通”。有一次他们走了很远，到了高山上一个外人罕去的村子，发现那里的人异乎寻常，他们神情清明，老人小孩皆是一脸纯真无邪，全无烟火之气，对他们的到来不将不迎，对他们的离去也不送不留，其超越物外的风度让韩少功惊为天人。
如此来来往往，互助互动，韩少功很快就融入了八景社会，成为其中有机的分子。乡里村里开会，商议乡村管理事务，通常都会请韩作家参加，让他给出出主意，谋划谋划。他们还想利用一下他的影响和关系，引来资金和技术。村里以及邻村的好几条山区车道的开通，村广播网、学校图书室等公益事业的兴建，乃至财务清理和矛盾调解，都有他积极的投入和付出，包括多次去长沙和岳阳交涉。从八景峒学校到佛果寺十里长的公路建好之后，他们想竖碑谢恩，但韩写了约三百字的文言体《佛果路记》，为所有建设者与支持者评功摆好。其文被勒刻在公路边的一块青石碑上。
进步的回退（4）
此外，给特困户盖房子，让失学少年重返课堂，乃至邻里失和父子吵架，子女报名考大学和进城找工作，这一类麻烦也会找上门来。有的只是出出主意，谋划谋划就可以了，有的还得调动一些个人的社会资源。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能有求必应，许些无理要求还是设法招架。譬如有人打着集体招牌谋个人利益，随便编造一个项目就要求借贷百万，请韩作家帮着去银行找关系。还有些人异想天开，提出借汽车去县城走亲戚，甚至想得到建筑公司的资质证明或某亲戚官场高升的机会。遇上这类事情，韩只能直言明拒，或者以戏言见招拆招，比方说：汽车是我老婆，怎么能够随便借？除了送危重病人上医院，其余的事由今后请一律免开尊口！
实际上，拒绝并不一定结怨。求助者一旦理屈词穷，倒会对主人的原则性感到佩服和敬畏，即便遭一顿训骂，也能感受到直爽中的某种亲切。毕竟大多数农民都通情理，不会不明白事情的曲直轻重。合理拒绝的前提，是韩少功把交往互动中的许多繁琐事务，包括有时给病人当当司机，看成是自己生活中不可减少的部分，愉快地接受下来。
当地政府和一些机构也不想让资源闲置，有时候会邀韩作家去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让他当“坐台先生”。一年端午节，他应邀到县城参加祭祀屈原的大典。到了那里才知道，主宾必须身着西装。于是临时派人从照相馆给他借来一套换上。这套小号西服把他捆成了一个端午节的粽子，憋得他大汗淋漓，令身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和湖南作家谭谈深感同情。他只好以苦笑解嘲：“屈原是一老外吧？不然为什么大家都穿西装来见他？”（《山南水北?准制服》）汨罗市召开全市乡镇干部会议时，当局也请韩作家给干部们做演讲报告，讲全球化背景下乡村面临的问题。作为近水楼台的八景峒学校，也多次请韩少功去给老师和学生上课。有一次，老师们提出来，说韩作家，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就给我们介绍如何赚钱吧。于是，韩作家如是告诉他们一些“赚钱”的秘诀——
要赚钱，首先要学会算账。你们都很会算账，但有几笔账可能没有算清楚：
第一，身体健康就是赚钱。现在医药费太贵啦，你赚了个几万十几万，可能一场病就倾家荡产，所以因病返穷已成了村民贫困的第一位原因。你看现在，二十几岁就患高血压，四十几岁就患中风瘫痪，什么原因？难道与烟酒无度乱吃乱喝没有关系?与你们荒废了油茶林常年大吃猪油没有关系?智峰乡、三江镇那边黑烟滚滚，烟囱林立，毒气呛人，什么原因？就因为那里有许多人在做垃圾生意，办些污染严重的工厂，也许他们可能会赚到钱，但空气污染，使不少人生病，你们说这合算吗？
第二，教好子女就是赚钱。俗话说得好：穷人望崽大，富人怕崽败。儿女好，穷家可以变富，反之富家必然变穷。人都是要老的，教好子女是父母最重要的中长期投资。子女教育好了，既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接班人，也是为家庭造了福。有的人抛家离土，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家里孩子交给老人管，老人又无法管好，结果让好端端的孩子在外面学坏，你们说这是钱能买得回的吗?
第三，不跟时髦就是赚钱。我在外面时间多，就知道其实许多时髦都是商家制造出来的。商家变着法子要你不买十块钱一件的衣，去买一千块钱一件的衣，其实两件衣都只是保暖，样式差别也不大。还有些舆论，今天说双眼皮漂亮，明天说单眼皮漂亮;今天说红头发漂亮，明天说绿头发漂亮，哄着你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你要是信以为真跟着跑，就是中了人家的奸计，傻乎乎地给人家送银子。有些电器产品，本应一次性推向市场，但商家保密，一轮轮推向市场，一次次逼你掏腰包，使你本来只需要一个手机的，到头来买了五个手机;使你本来养了五头猪的，到头来等于只养了一头猪。你去跟着时髦跑亏不亏?
第四，简朴生活就是赚钱。还是俗话说得好：花红一时，草绿四季。富豪奢侈之家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最弱。富人是高危险行业，也是高烦恼群体，其实城里富人没有乡下人活得好，连每天吃饭都没有乡下人吃得香。你们看，现在城里富人有了钱就要玩乐，一到节假日，就开着车到乡村里来看山看水，享受大自然，他们这是要花钱的呀!而居住在乡下的人可以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青山绿水中生活，时时刻刻都在享受大自然，你们是大富人，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样穷?富人有了钱要健身，买个会员金卡，吃饱了就去活动筋骨，出身汗，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活动筋骨和出汗，为什么就不觉得这也是在赚钱呢?
老师听了也觉得有几分道理。在中国，生活在乡村的人，眼睛齐巴巴地望着城市，被城里光怪陆离的事物搞乱了心志。他们都生活在别处，很难安然“素其位”地过好属于自己的日子。
韩少功在八景的所作所为，给他赢得了一个特殊的称谓：韩爹。“爹”在当地是爷爷的意思，年事不高的人被称为爹，是一种相当高的礼遇。
诸象的魅惑（1）
到八景峒之后，韩少功拿出来的第一本书是《暗示》。其实，在马桥事件还在闹腾的时候，他就开始琢磨这本书的内容，并且写下了一些章节。正像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部象典，可以视为《马桥词典》的姐妹篇。《马桥词典》是对语词意义的探源，《暗示》是对具象意境的阐释，都带有学术的性质。不过，《马桥词典》主要是由散文体的篇目组成，感性的成分更多；《暗示》主要是由随笔体的篇目组成，理性的成分更浓。因此，把《马桥词典》说成是一部小说，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把《暗示》说成长篇小说，却要遭到很多人的异议。
只要是仔细阅读过这部“象典”的人，都能够看出其中蕴含的小说的因素。虽然这本书按照学术“规范”把众多具象当做哲学范畴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安置在《隐秘的信息》、《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言与象的互在》等标题之下，但这些具象的解释都不止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而是援用了生活中的具体情节。当你将这些援用来阐释各种现象的故事碎片拼接到一起时，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部长篇小说的脚本，而且人物的性格还相当鲜明，彼此之间也还有冲合。比如，有一个叫老木的人在《暗示》的许多章节里出出入入，小时候窥视过女人澡堂的他（《祼体》），出身反革命家庭，曾因在校园里穿一套军装被红卫兵痛打一顿，发出“牛马般的嗷嗷乱叫”(《军装》)；下乡时与当地一个叫武妹子的人结拜过兄弟，进城之后却假装糊涂不认人(《鸡血酒》)；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眼，从此脸上透出一股狠劲，得到一个广东女子的青睐，因此交了好运，移居香港从而发迹（《独眼》）；90年代，他发了财，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衣”(《军装》)；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的他，“打开了一千多块钱一瓶的XO之后，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当“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时，他竟然勃然大怒，“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红太阳》)夜夜在歌厅里生了根的他“把陈女士泡了。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都是刚成年的学生”，事情败露以后托人送去了六万块钱了结(《卡拉OK》)；他有一个义举，是把被判处死缓的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介绍去当歌舞厅小姐，“吃花花饭”，让她的家庭得以脱贫，盖起了让人羡慕的小楼（《暗语》），等等。像老木一样出入于《暗示》中的人物还有小雁、易眼镜、大川、鲁公子等。
《暗示》把一部传统长篇小说的内容当成材料来裁剪。就那部隐约中的长篇小说而言，韩少功更像是一个有研究目的功利心极强的读者，他对一个小说家惯用的背景铺垫、氛围营造、结构故事的手段不感兴趣，只是对那些具有解释力的、可以用来说事的片断情有独钟。如蔡翔先生所言：它采用了“片断化”的叙述方式，“在它一百多个小节中，我们仍然可以辨别出诸多的小说元素，几乎每一个小节，都能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短篇小说———如果韩少功愿意的话”（《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因此，《暗示》看起来似乎是一本哲学著作和一部小说的重叠。你可以把它当理论著作来研读，也可以把它当长篇小说来阅览。《暗示》和《马桥词典》都被认为是作家冲刺长篇小说极限的大胆行动，表达了一种企图对文体重新立法的野心冲动。就像《马桥词典》中语言替换人物成为叙事的主角一样，在《暗示》中，原本作为道具来使用的环境、场所、氛围、仪式、座位、烟斗等形形色色的具象占据了主体位置，人物倒成了一些随意摆弄的道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一些章节里甚至连个人影也找不到。就小说体裁而言，《暗示》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它是一个另类、一种异数，以至于连作者本人也倾向于把它归入长篇随笔要合适些：《暗示》“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南方周末》2002年10月24日记者访谈）。这个文本之所以写成非驴非马的样子，跟它负载的使命有关。和《马桥词典》一样，《暗示》都有明确的解释学追求，解释有抽象分析和具象还原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由一个判断推演到另一个判断，后者则从判断退溯到该判断得以成立起来的经验领域，返回尚未归纳的事象之中——这其实是最充分的解释，它返回了前提，前提的前提。作为作家的韩少功，当然选择了后一种向度。他的解释总是借助叙述才得以完成，但叙述功能又每每屈服于解释，因此它的完整性操守受到了摧残，人物和故事的连续性被“急功近利”的意义分析所肢解，最终支离破碎，成为乞丐身上的破衣烂衫。难怪作者说“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
诸象的魅惑（2）
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并不止于语言，在语言之外还有许多秘密的通道让我们走向社会，与他人相遇。语言只是社会交往中浮出水面的部分，它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没入水中的部分，取决于水的溶化。许多时候言语并不是必需的，甚至是多余和败事有余的，人应当学会潜心体会沉默和沉默中的意义。在《暗示》这部作品中，韩少功调动了有生以来的经验，特别是下放汨罗岁月里的特殊记忆，通过对这些经验记忆的系统解读向读者举证，在我们尚未开口说话的时候，彼此的交流就已经开始，潺潺涓涓或是滔滔滚滚地进行着；即使是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的时候，交流也没有终止。它通过身旁一团跳动的炉火，通过窗外吹来的一阵清风，通过一个闪烁的眼神、一个暧昧的表情，甚至一个掐烟头的动作，微妙地作用于我们意识的暗区，改变我们的态度和判断，影响我们对事物的接受与拒绝。“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与表情冲撞，姿势与姿势对抗，衣着与衣着争拗，目光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与语气停顿撕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谈笑微不足道。”（《默契》）总之，种种可视、可听、可嗅、可触的现象都会加入进来，兴高采烈地融会着，它们也许就是沉默中闪闪发光的金子。一旦漏掉了这些金子，剩下来的言辞可能只是一堆沙土、一片戈壁荒滩，不仅难以传达和记录交流的意思，甚至严重歪曲了交流的内容实质，在某种特殊的境遇中还会成为可怕的指证，酿成覆水难收的局面。在不同情景中，同样的语句，同样的陈述，可能蕴含着截然不同的意思。因此，那些止于言说和文字的聪明才智从来都是十分可疑的。
事情常常是这样：一朵带露的玫瑰，可能比一百次“我爱你”更能够打动少女的春心；一次冷眼的对视，可能比没完没了的指责和斥骂来得奏效；一场白头偕老、惊天动地的爱情，可能源于腰背间飞扬的一条乌亮的长辫；一次信仰的抉择，可能关乎某个教堂尖顶引起的联想；一次慷慨仗义的帮助，可能发端于某个无邪的笑容；一次谈判的失败，可能始于额头上过于醒目的黑痣。就好像一场旷世的风暴，可能缘自一只蝴蝶翅膀的扑扇，恍惚之中不太留意的一些具象，可以像炼金术一样改变事物的性质和事情的结局，让你喜出望外或是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