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真愚蠢，还劝自己说没什么事，跑跑就好了。结果在场上忍耐了十分钟，一点好转也没有，只能下场。谢天谢地，X光显示没有骨折，骨头也没有损伤，可是第二天伤势更严重了，肿得很厉害，颜­色­也很奇怪。我们知道情况不好，可从我用手指示医生的那些地方来看似乎又查不出什么。土耳其与英格兰的比赛很快就要来临，我只剩下七天的恢复时间。由于没有明显的结构­性­的损伤，我与全队会合，期待着过几天能好起来。

可是两三天之后（受伤后的关键阶段），很明显我连走路都感到疼痛，于是英格兰队医把我送回了利物浦。我做了一系列检查，又看了几位专家，可是谁也没见过这样的伤病。受伤当天我走进诊疗室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不是骨折就是膝部十字韧带受损，因为从显示屏上看起来很可怕，我的感觉也糟透了。那不是踝伤，我能感觉到伤处在胫骨，但一定有出血影响到了我的脚踝，伤势很难控制。从扫描中我们看到，沿着我的胫骨有一层组织裂开了。

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而且通常那层组织裂开之后骨头就会骨折，我的已经裂开了，骨头却在断裂前保住了。看比赛重放录像，你能看到我跳起来，在最后一刻抬起了腿，也许就是这个动作保住了骨头。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还算幸运。①科普一词来自南非纳塔尔一座名为斯拜恩·科普的山，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英国军队在这里惨败。为纪念阵亡英军将士，１９０６年，利物浦俱乐部重建主看台，将看台命名为斯拜恩·科普。现在科普看台已经成为利物浦球迷的代名词。

不过错过了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队的战斗，这让我非常遗憾，毕竟这是那种你特别想踢的比赛，人人都在谈论着那种气氛，还有两支队伍之间的对立情绪。我热爱这种国际比赛：高风险、剑拔弩张的氛围、肾上腺分泌旺盛，可我却无法上场。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如果我恢复了一半，很可能管不住自己去敲主教练的门，告诉他我已经没事了。如果你受伤了，也没法像往常那样说话行事。最后的战果是双方0∶0互交白卷，我们以2004年欧锦赛小组赛第一名的身份出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下一步我该作何治疗，也很难制订恢复时间表。随着肿痛的消失，我开始感觉好些了。

俱乐部主教练问我能不能克服一下，在10月25日对阵利兹联队的比赛里上场，那时距我受伤仅仅过去了二十一天。大家都知道我的状态并不适合比赛，因为我已经好几周没有正常训练了，可是球队的成绩不好，主教练希望我能顶一下。我上场了，并且进了球，可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踢比赛，因为我的身体虽然在场上，却不能全心投入。下一场对阵富勒姆我再次披挂上阵，导致伤势再度发作，于是又歇了更长一段时间，直到最终痊愈。在土耳其与英格兰之战前我们进行了集训，很多人记得那次集训是由我们所谓的叛乱引起的，事件的起因是里奥·费迪南德没有参加在俱乐部训练场卡林顿进行的药检而被英足总禁赛。

这消息最初是曼联的球员下了飞机在机场告诉我们的，当时有利物浦、埃弗顿和曼联的一共大概十名球员。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下有麻烦了，可没想到后来我们都成了一个杜撰故事里的角­色­，事态也演变得极为混乱。很快禁药事件变成了政治问题，费迪南德面临着在国际比赛中漫长的禁赛期，不可能参加对土耳其的比赛了。在英格兰队下榻的索普韦尔饭店，我们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踢了”，而只是希望能让费迪南德回到队中。

尽管我不去伊斯坦布尔参赛，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参加球员委员会的讨论，此前委员会已经征求过其他队员的意见，所有人达成了一致，如果我们希望让费迪南德解除禁赛，就必须团结一致、并肩作战。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认为自己所代表的协会不仅让我们的一名队友失望，还辜负了整个英格兰球队及其主教练。他们简直让我们失望透顶，我们争辩说，英足总的决定在一场关键之战前“削弱了队伍的战斗力”。的确，我们采取了一种强硬的姿态来帮助队友，但也仅此而已。这中间不掺杂任何金钱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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