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造的个人责任是独一无二的，”施解释说，“我们不能像巴菲特管理我们一样管

理斯科特＆费兹。我们企业办公室有40人。我们有预算，有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还得制定规则。我们可不像伯克希尔。“

如果巴菲特有什么值得经理们抱怨的话，那就是太孤僻了。他从不说好话，别人问他有什么建议时他的话也总是很难懂。一个经理说他会“丢颗珍珠出来”。这正是巴菲特的资本主义教义，但遮点光，好像他的经理也是他的“教徒”一样。

但对有些经理来说珍珠是不够的。当波珊珠宝店的头死后，接替他的是女婿唐纳德。耶鲁，一个新手。他需要有人帮他。他发现巴菲特对数字很在行，但不愿或不能带他熟悉业务。当他问巴菲特一些经营问题时，巴菲特泛泛而谈或半遮半掩地搪塞过去。耶鲁想巴菲特针对生意上的战略谈谈看法，巴菲特却没正面回答。

到现在为止，巴菲特没解雇过任何经理，显得胸襟很宽广。70年代他显然对乔治。亚得顿不满，他是一家小企业的董事长，位于伊利诺斯莫里斯山中，背景是国民银行。（巴菲特给他写信说他的模糊报告太让人“恼火”、“生气”了。这已是巴菲特的最尖锐的措辞了。）但也没有开除亚得顿，而是把银行给卖了。

对开除的谨慎当然会对业务有利。尤其与斯泰因布伦纳的动不动就开除的作法相比更显得如此。巴菲特对人十分忠实，他认为对“人”的考虑是影响股票的一个因素。他用胡萝卜刺激人比用大­棒­内行得多。他不愿与人对立，倒是不折不扣的拍马专家。在一篇机智的赞歌中，他写道：

当我叫着经理们的名字时——布朗金，弗里德曼和埃尔德曼家族，还有查克。霍金斯，斯坦。利普西和拉尔夫。施——我觉得热面沸腾，就像比勒。哈金斯在1927年宣布让他的纽约人列队时一样。

当他的事业获得额外的收入时，企业的发展却不够快，巴菲特对此有一定的责任。他对再投资过分谨慎了，也许这是因为他在纺织业上曾失败过。

为此，世界百科迟迟才开始发行电子版，波珊也错过了增加商场，扩大名誉的大好时机。

巴菲特不是不愿扩展，他只是要求布朗金、利普西或施向他证明经理们挣的钱能比让他和芒格在别处投资挣的更多。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也照样按例向奥马哈交红利。巴菲特对自己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他和芒格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那就让伯克希尔停止发展，他照样给股东们发红利。

16崩溃

我从未见谁能够预测市场。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1987年年度报告80年代中期，伯克希尔的保险业飞速发展。它有众多的财产保险公司和意外风险保险公司，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偿金公司在奥马哈。纽约和其他地方都有办事处，为巴菲特赚取巨额利润供他再投资。这些利润用他的话说是可“捏在手中的”，它以现金支付而将来不一定会索赔。巴菲特对这两者之间的转换计算十分熟悉。他绞尽脑汁想出了所有可以承保的项目：赛马，飞机失事，甚至核战争。在一次有25人参加的格雷厄姆聚会上，巴菲特与卡罗。卢米斯打赌说其中至少有两人的生日相同，卡罗惊奇地发现他对了。解释很简单，也很令人惊奇，因为从数学计算上看这种概率为60%.保险业其实也是用概率来计算一些生活经验而已。他的保险事务主管杰克。伯恩永远忘不了在华盛顿的大学生俱乐部里第一次遇见巴菲特的情景。他当时带着3个骰子。上面的花­色­与普通的不太一样。巴菲特提议让伯恩随便挑一个骰子，他从剩下的两个里拿一个。他敢肯定，只要掷上20次，他就赢了。“我拿出了夏普计算器，”伯恩回忆说，“因为我不想在拿手的事上丢丑。”

计算了可能­性­后我拿了一个骰子，结果他赢了14次。他说：“还玩吗？赌一顿午饭。”

这次我挑了他那枚骰子，结果他赢了16次。我又拿出夏普来算，巴菲特坐那儿咧着嘴笑，脸上的表情跟吃了屎一般。

因为这几个骰子是相互克制的。只要你选对了骰子再滚上足够多次，你就输不了。保险业也是如此：只要你算出飓风或三车相撞的可能­性­再相应地制定价格，你就像玩这种骰子一样输不了。

巴菲特对保险业的关心比什么都多。他知道保险的发展是计划中想象不到的；而其他行业的发展总会伴随着这样那样的挫折。70年代佛罗里达的汽车保险骗局和加州工人要求加薪的风波使伯克希尔大伤元气，它关闭了在德克萨斯、明尼苏达和依阿华州的子保险公司。伤亡事故巨额赔偿金的增长也使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巴菲特与国家偿金公司的经理们见面只说了一句话，“谈谈坏消息吧。”但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保险商们总是过于乐观地估计自己的损失。

1982年巴菲特承认了自己在此业务上的失败，他请36岁的前麦肯锡公司的顾问，已在伯克希尔工作了几年的麦克。戈德博格来管理保险业，戈德博格在巴菲特手下­干­的时间不长，他的办公室就在凯威特广场巴菲特的隔壁。如果还有人能在这利他的领域里­干­出点名堂来，那就是戈德伯格。他说巴菲特要的是个“忘我的人”，他正合适。

他是个瘦瘦的纽约人，非常热心，常使人联想起伍迪。艾伦。有位同事说如果戈德博格的智商有180的话，谁也不会觉得奇怪。他是布朗克斯理科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才华一直被别人淹没。巴菲特认为，他的价值在于对风险比他还敏感。戈德博格除工作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车破烂不堪，有次把他的外衣都挂坏了。当时他的薪水是200万美元，他和他的妻子尚未生养小孩，住在离巴菲特家不远的一套两户同住的房子里。但他与巴菲特不常来往。

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巴菲特常找他谈论一些数学问题， （总是巴菲特去他的办公室，这样巴菲特可以随时离开。）戈德博格也偶尔拿着些政策去征求他的同意。但巴菲特明确表示不想回答很多问题，他只是指出个方向而已。

伯克希尔除了保险外，最喜欢的业务是“再保险”。这其实是个大销售业务。与向家庭和司机承担几千个保险不同，再保险是买其他保险公司的投保，分担它们的部分风险。这是典型的“长尾巴”业务，因为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有人索赔。这样再保险公司可以把保险金长期投资于预备金，只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它的赢利或损失是多少，因此许多再保险公司过分乐观也就不足为奇了。巴菲特十分巧妙地形容道：

基本上每天一大早就能接到报告赢利若­干­的好消息，几乎听不到有损失的情况。它给人的感觉就像天真的人第一次获得信用卡那样快乐。

竞争是一直存在的。巴菲特认为，增加保险量与一般的商品不一样，它只需承保人签个名就行了。因此当保险费升高时就会有许多新的保险公司加盟。这常常会引发周期­性­的降价。80年代的前5年就是这样，保险费一直不够高。但巴菲特对这种衰退的反应与众不同。

他喜欢把这项业务与扑克牌联系在一起，这样在考虑具体付款时就形象得多。每两年他就要和汤姆。默菲、查理。芒格和别的一些朋友到加州的水晶海滩去打高尔夫球或桥牌。他们常赌点什么。80年代初有一年GEICO的董事长杰克。伯恩出了一个新花样。他说如果那个周末有人能一杆进洞他愿输1万美元，否则别人给他11美元。人人都跃跃欲试，只有巴菲特冷静地算了一下，说与这种可能­性­比11美元太高了。朋友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亿万富翁会这么抠门，他们都嘲笑他。巴菲特也笑了，说他算11美元的赌注就像算1100万那么认真。他的钱包总是锁得紧紧的。

在保险上他也是如此。当别的公司为保住市场份额而纷纷降低保险费时，巴菲特认识到这其实是在碰运气。他和戈德博格不愿照做。1980～1984年，他们宁可让收入从1亿8500万美元降到1亿3400万。如果某一行不再赚钱了，巴菲特就退出这一行。他在1982年写道，总有一天那些保险公司会受不了亏损而退出的，他只要等着就行了。

很自然有人会问为什么别的保险公司不采取巴菲特这种措施。因为他们的股东和经理们接受的教育一直是“稳定”增长，放弃是与这种­精­神不符的。

伯克希尔的保险公司则没有这种压力， （他没什么“保险文化”。）纽约分公司的经理康斯坦丁。伊渥达农说当他制定政策时，他很清楚地顾及“巴菲特的支票本”，这就避免了去碰运气。

到1985年，保险市场果然变了。业界遭受了巨大损失；腰包告罄了，许多公司不得不缩小承保范围。承保能力，用巴菲特的措辞就是，“一种判断而不是具体的因素。”在1985年，许多公司的“判断”和资金都一落千丈，于是保险金又扶摇直上了。

巴菲特现在可以从以前的保守行动中获取双倍的利益了。大的商品客户认识到一个没钱的保险公司的承诺其实毫无保险可言。他们要的是服务质量；而伯克希尔的资金是其他公司平均水平的6倍，他的平衡表也是全国最­棒­的。因此，当伯克希尔给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价格之后，它的顾客络绎不绝。

1985年中期，巴菲特打出一则惊人的广告，愿意以100万以上的保险金为难以找到承保人的大顾客承保任何风险。这有可能会被误解为当事人必须自报价格。如果巴菲特或戈德博格认为某项投保不合理，他们会一口拒绝，绝不给第二次机会。这招给伯克希尔赚了1亿多美元。

这种强者愈强的情况在再保险中尤其明显。过去的保险公司的损失越来越大，为了生存在苦苦挣扎。再保险公司的损失也不小，很少有哪个公司还能再接保投保，更不用说有谁愿这么做了。它们在低价位时受了损失，现在是不论什么价都不敢弥补了。巴菲特把它们比作马克。吐温笔下的猫：“在热炉子上坐了一下，以后再也不敢坐了。哪怕炉子是冷的。”

伯克希尔现在能制定一些大的项目计划了，这得力于它雄厚的资金和巴菲特的“判断”。只要机会和价格都合适，他不怕冒损失的风险，哪怕是1000万的火险或地震风险。他在1985年的报告中慷慨陈词：“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承保能力。”1986年伯克希尔的保险金收入达10亿美元，是前两年的7倍。这为它提供了8亿可用于再投资的预备金；第二年是10亿。

到 1987年，伯克希尔有的是钱了。可人们不知道巴菲特将如何用这些钱。他“宁可买好股票也不买好飞机”，巴菲特自嘲说。可惜他找不到便宜的股票。那时正是牛市的全盛期。到春天伯克希尔召开年度会议时，道。琼斯指数是让人大开眼界的2258点， （伯克希尔股价3450美元。）巴菲特已静静地卖掉了大多数股票，只保留了“永久的”三种：大都会公司， GEICO和《华盛顿邮报》。但他很难找到可以重新投资的地方。

巴菲特不相信预测，他提醒股东，当道。琼斯只有400点时本。格雷厄姆还是不断下跌。但巴菲特的悲观情绪是遮不住的。他有一次回答问题时说，如果市场上的股价（当时不稳定地维持着20倍的利润）下跌50%他都不会吃惊。最近股价上涨的幅度已经超过一些赢利公司发行的债券的 12～13%的息票。巴菲特认为股市现在是个危险地带。

有个记忆很好的股东问他现在的气氛是不是很像1969年，那时巴菲特伙伴公司刚刚成立。巴菲特回忆说：“那时没什么机会，我退出了市场，把钱都还给了合作伙伴。”但他现在不能退出，他的成员——保险公司，B夫人等仍在为他赚钱。他需要一个可投资的地方。

那年的春夏两季，股市渐趋稳定，道。琼斯指数达到2500，到8月是2700.许多人从牛市中大发横财；但像巴菲特这样在一旁观望的人却失去了本世纪最大的一次机会。虽然伯克希尔的股票又创造了新纪录——4270美元，但这几乎没什么要紧的了。1969年他把钱投到了地方政府的债券上，现在却毫无选择。不久他就接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总裁约翰。戈弗洛德的电话。

自从10年前帮过GEICO的忙后，戈弗洛德与巴菲特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戈弗洛德常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他常打电话向巴菲特征求意见；巴菲特则敬佩戈弗洛德是个高人一筹的投资银行家。戈氏虽以嘲讽闻名，他处理业务时还是很保守的。他曾拒绝让所罗门购买控股权来赚价差或买大额债券，尽管那样利润十分丰厚。在查理。芒格眼中，戈弗洛德体现了所罗门文化中的所有高贵的品质，特别是敢于冒投资风险的­精­神。他有种新一代经理们少有的崇高气质。

在夏天，巴菲特提过如果所罗门的股价再低点的话他将很感兴趣。尽管它的股价已经跌了1/3，但还不是巴菲特想要的水平。可惜它的业务正有麻

烦。

当时所罗门最大的股东矿物和资源公司（又叫米诺可）正在不安分地叫嚷。米诺可受控于南非的哈替。奥本海默公司。它聘了一位投资银行家菲利克斯。鲁哈顿，声明米诺可正急着要卖出。尽管所罗门公司 14%的股票正捏在人家手里，戈弗洛德还是随波逐流地由他去——要命的习惯。到了9月中旬当他得知鲁哈顿已找到买主罗纳德。贝罗曼的拉弗龙时，不由得目瞪口呆。

戈弗洛德向他的投资银行家们屈服了，他同意让所罗门接受被接管的命运。他从未想到自己会落到这一地步。一年前他在一次圆桌会议上还有说有笑，当时与会的还有布恩。比根斯、兼并律师乔。弗朗、杰克塞的总裁弗雷德。约瑟夫、鲁道夫。吉鲁拉尼、套利人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和巴菲特。

洛尼斯。开顿提起了“哈利”——典型的传统总裁——致力于建立长期价值，但突然受到了套利者的威胁。

戈氏：我们别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哈利身上了。

调解人：（采用哈利的方式）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公司是从我家后院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戈氏：在那个年代你­干­得是不错。可是对不起，这是生活，董事会有权开除他。

调解人：这公平吗？

戈氏：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你不能让时光倒流。不管是改善管理后自食其力还是被人接管……哈利都已成为过去。

现在戈弗洛德照镜子时，“哈利”正看着他呢！

戈弗洛德同意会见贝罗曼。后者向他保证他的“动机是友好的”，他希望戈氏能留下来。但它说他希望在董事会有两个席位并暗示要买下25%的股票。戈弗洛德显得很冷静。

所罗门的支持者们很快就通知他贝罗曼派来的代表是布鲁斯。沃莎太，并担心如果贝罗曼获得控股权后“布鲁斯”很快就会掌权。贝罗曼对此不屑一顾，他说他不会掏自己的腰包为沃莎太找工作。在一次采访中他再次声明，人们误解他的动机了。但他自己却模糊其辞，只说所罗门的业务使他感兴趣。

但不论如何，戈弗洛德和所罗门的人还是信不过他。“他们认为他就像阿蒂拉公司的野蛮人。”鲁哈顿说。贝罗曼当时正对吉列发起二次进攻，并从中大捞其钱。所罗门的­精­算师马丁。莱博威兹说：“人们不可能为贝罗曼工作，我们决不会。”

可惜啊！这种高度团结显得太晚了。米诺可现在只要有人买就愿卖出了。

所罗门自己买不起，贝罗曼准备以每股38美元买进（市场价为30美元多一点），共7亿元左右。当时正是9月21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鲁哈顿认为所罗门只能争取在周末前再找到一个买主了。于是戈弗洛德给奥马哈打了个电话。

一两天后巴菲特在纽约安排了与戈弗洛德和所罗门的财务主管吉拉德。罗森菲尔德的会面，地点是在戈弗洛德的顾问，律师马蒂。利普顿的办公室。巴菲特穿着随便，胳膊下夹着张报纸就来了。他的蓝白相间的泡泡沙衣服边上都开了线了。看到这副破烂相，罗森菲尔德倒吸了口冷气：这就是所罗门的救世主吗？

巴菲特和戈弗洛德都亲自试探对方的意图，一个半小时后，罗森菲尔德也加了进来。巴菲特开始问他所罗门的前景，包括5年内股票能升到什么水

平。他们一致认为65这个数字的可能­性­比较大。巴菲特认为买普通股太冒险了，只要伯克希尔的税后年收入能达到15%的话，他更想投资于一种可优先转换的债券。当会谈继续下去时，他的这种想法越来越明确了。

可转换债券的产生有一半是因为华尔街的缘故。它有债券的属­性­。固定的息票和债务人的抵押或担保。同时持有人还可将它换成普通股。它被形象地称作带奖券的债券。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小，并有机会大杀一笔——尽管利润不如做普通股高。

巴菲特坚持要9%的息票和两个董事席位—一个给自己，一个给芒格。所罗门的高级经理对此展开了激烈讨论，他们原来都把巴菲特想得太好了。“给人的感觉是，价格很低（只有38美元），分红很多。他两样都占了。”所罗门芝加哥办事处的头威廉。麦金托什回忆说。伯克希尔每年得到的6300万美元的分红与其他公司的同类收入一样，是基本免税的。但另一方面，巴菲特的钱能把所罗门从米诺可手中买出来，也避免了来自贝罗曼的威胁。在所罗门的领导人心中，巴菲特和贝罗曼之间根本无须选择。

星期六晚上戈弗洛德与贝罗曼再次会面。他们在纽约东上角优雅的阿特尼广场酒店喝了一杯。这次戈弗洛德礼貌而直率地告诉对方，他作投资者是不受欢迎的。两天后，受挫的贝罗曼说他愿意接受和巴菲特同样的条件，但少拿利润，他还威胁说如果遭到拒绝，他将在公开市场上买下所罗门的控股权。戈弗洛德再次拒绝了。

接着戈氏告诉他的董事们要么让巴菲特成为最大的股东，要么换一个总裁。他争辩说，巴菲特肯定能帮他经营好公司的。有一位股东莫里斯。格林伯格坚决反对，但董事会还是通过了这项决定。促成这次昂贵交易的唯一理由是一个不确定的假设前提——所罗门在巴菲特手中会比在贝罗曼手中好。

当9月底这个消息公开后，整条华尔街都呆若木­鸡­。《华尔街日报》评论道：这种事本来发生在谁身上都有可能——只有一个人除外。巴菲特在一个由交易商组成的公司里投入了7亿美元——他最大的一次赌博。他对戈弗洛德十分尊敬。不久他说道：“我和查理都喜欢约翰，敬佩他，信任他。”

而且这种担保看起来很安全。贝尔斯特恩斯的总裁，自作聪明的阿克。格林伯格认为巴菲特“为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做了笔大买卖”。如果戈弗洛德把市场拱手送人了，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巴菲特还是有点冲动。《福布斯》的阿兰。斯隆指出巴菲特的融资使所罗门有能力偿付米诺可。崇拜巴菲特的人有些失望，因为他现在与华尔街是一伙的了八五八书房。一年前他还轻蔑地写道，如果有商学院毕业生问他该如何快速致富时，他就会一手捂着鼻子一手指着华尔街。现在就连最忠实的卡罗。卢米斯都在《幸福》杂志上感慨道：

巴菲特投资于所罗门的最迷人之处就是他与华尔街同床共眠了，他过去是一直嘲讽它贪婪的。

事实很快就证明巴菲特大错特错了。两周后所罗门透露消息要解雇80O名职员和关闭两个部门，这些举措须花费6700多万美元。戈弗洛德好像失控了。这引起了股市和债券市场普遍焦虑。

牛市已经持续5年了。尽管1987年大部分时间利率一直在上升，（这会影响业务的内在价值的。）股市仍无动于衷。到8月份，股价达到了历史上

最不稳定的水平——利润的22倍。

就像疯子都有观点一样，牛市也有自己的理论来解释。1987年只有额外“流动资产”才能把价格控制住。这种傻瓜理论认为：一些不知名的人的现金（流动资产）才能挽救当时的情景。日本的股票当时是利润的60倍，据说已经到顶了。不论国内的股市有多荒唐，由于日本更荒唐，美国的持股人还是比较安全的。当然这种解释不能避免价格回稳会突然停止。牛市就像恋爱，它只有一次，你的这一次不可能有先例。

惠灵顿管理部门的高级副经理宾克利。肖兹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们。他是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有三个孩子。现在他把手指搭在了华尔街的脉搏上。他承认股市现在很富，而且心脏跳动还很有力：

我们的市场吸引了许多外资，因为它没有他们的国内市场费。也许它会持续上升，尽管它不合规律。

没有人不说价格很高，但牛市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商业周刊》说，“昨日的尺码”不灵了。巴菲特认为钱商们完全放弃了对股票的评价，什么标准也没了。他说：“对他们来说，股票只是游戏玩具，就像专利的顶针和熨斗一样。”

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基金会经理们在市场这个“篮子”里整桶买股票——请来几百万通用，几百万美国电话电报，给一部分西屋。同时在芝加哥的商品交易地还出现了股票指数期货。这是继猪­肉­和牲畜期货后的又一新型期货合约。它使人们可以对整个股市的走势进行投机。对格雷厄姆和多德这样的投资人来说，股票的价值当然来自相应公司的业务；但这种新投资人是买整个市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股票，更谈不上风险分析了。

在华尔街 （如果不是奥马哈的话），“资产再分配”风起云涌。证券经理们第一次决定对“某类”股票投资多少，而不是“某种股票”。投资的总额一直摇摆不定，常常造成全部转手的情况。结果许多经理只好依赖计算机模型或完全让计算机来­操­纵买卖。1987年9月，“情势忠告者”公司警告说，过分依赖技术专家会导致“自以为很完全的错误观念”。

可惜注意到这点的人几乎没有。基金管理者们的“证券保险”策略据说是很保险的。按照这种策略，他们事先规定在市场价格下跌时自动卖出股票期货，跌幅越大卖出越多。理论是：售出期货比卖股票容易得多。证券交易商可以用迅速卖出的方式抢在猛跌之前减少损失。

明尼波利斯第一银行交流的投资顾问V.肯特。格林说，当有人想出手时会发现“你的有些股票所处地位具有很差的流动­性­”——就是说没人想买它。

但格林还是睡得很香，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走芝加哥的捷径。“期货的流动­性­，”他说，“现在是股票的4倍。”

格林并不关心的原因是现在他无须卖出期货；只有当市价下跌时他才和别人一起卖出。以投资银行家尼古拉斯。F.布拉迪为首的白宫研究组调查表明，当这一刻到来时，会有600亿到900亿美元的期货像格林一样运作。

回想起来，人们记得10月份并不是因为那时发生的突然变化，而是人们对它的强烈预言。当时到处都是悲观的看法。新闻发稿人查尔斯。阿尔门说那是一次“1929年般的大崩溃”。看跌者认为价格太高了，看涨者也是这么想的，可他们都想最后捞上一票。从1月1日到8月达到最高点2722.4点时，

道。琼斯已惊人地增长了44%.人人都被冲昏了头脑。摩根。斯坦利的投资战略家——也是华尔街最引人注目的灯塔之一——拜伦。威恩都准备放弃规则办事了。他在8月说，即使坏消息也不能阻止股价上升。

……一此神秘的力量推动着市场不断发展……也许现实与股价之间的联系不像我们在商学院学的那样紧密。

老天！一周以后，现实揭开了面纱。通货膨胀的苗头开始出现，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美元汇率急剧下降。为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和保证美元坚挺，美联储在劳动节那天宣布提高贴现率，这是美联储提供贷款时人们最关心的利率。受它的影响，债券市场猛跌，股市一天之内也跌了38点。

到10月初，长期债券的收益从3月份的7.4%升到近10%.在10月6日，道。琼斯跌了91.55点，是跌幅最大的一天。市场变得模糊不清，情况的发展不以人为控制，历史­性­的大变化随时可能发生。从短期看，情况十分严重。

10月12日左右，巴菲特卖掉了至少一批可以分红的股票。除了他的三种永久股票外，他把所有的股票都卖了。他的助手说，“命令很明确：把一切都卖掉。”

巴菲特不是在预测。他只遵守了两条宝贵的规则：一、永远不要损失；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芒格说，“沃伦决不会要求卖出的。”但也许巴菲特现在更注目他墙上的那张1929年的报纸了。随后的一个星期内利率升到了10%.日本的股票继续上涨，但华尔街已没有谁关心日本了。在黑­色­星期五，10月16日，道。琼斯跌了108点。

华盛顿焦急不安。每当市场下跌时，官僚们总指望胡乱找一个罪魁祸首——投机商，像瑞士大银行家那样给外国政府贷款的人等等，谁都行。有人把市场下跌归罪于“29岁的技术专家们”头上。财政部长很注意风度地在周末电视上说，他认为联储政策不可能再紧缩了，可惜太迟了。

10月19日星期一，市场里堆满了出售表。30种道。琼斯平均工业股票中有11种在交易开始后一小时不能开盘。中午时分，证券保险售出程序自动启动了。期货市场做的是自由落体运动，当然这也引发了股票的下跌。到收盘时，哪儿出现售收显得十分重要。门显得太少了，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挤进去。高耸入云的股票重重地跌了下来。到黄昏时分，恐慌终于发展成了大崩溃。

在波士顿的“忠实投资公司”外面，等待变卖股票的人排成了长龙。报上登出了“歇斯底里”的消息。纽约的金融中心则比平常安静了许多。人们都呆在办公室里紧盯着计算机显示屏，黑­色­星期一成了现代社会的第一次历史事件，它无所不在，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发中心。道。琼斯跌了508点，或者说22.6％。

巴菲特所有的损失达到了3亿4200万美元。他可能是全美为数不多的没有随时关注经济崩溃的人之一。只有一次，他走进麦克。戈德博格的办公室，平静地告诉他伯克希尔该­干­什么，然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桌子旁。

两天后，巴菲特的格雷厄姆一帮人聚集在弗吉尼亚的威廉斯堡。市场仍动荡不安，但他们都奇怪地置之不理了。没有人离开过会议室去看价格，甚至都谈得不多。他们在秋高气爽的时节参观了一个种植园，对那儿的观赏植物赞不绝口。温德汉。罗伯森，一个大学管理人和这个小组的记者，问巴菲

特这次崩溃“意味着什么”，他总能说的只是：“也许市场已升得太高了。”

与1929年大崩溃的黑­色­星期四相比，这次黑­色­星期一空洞得出奇。它没有引起经济萧条或什么其他风波。刚开始人们以为这次崩溃会成为社会经济的里程碑。专栏作家们欢呼这次赌博时代的结束，对银行投资暴发户的头头们的消失更是感到兴高采烈。华尔街继续运转。事实上1988年银行家们的交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股票也重新占领了大部分失去的阵地。崩溃好像没留下任何痕迹，只在交易商的显示屏上留下了一条锯齿形曲线。

崩溃没带来多大的明显变化。在它发生之前一周，伯克希尔的股票卖到4230美元。16日星期五，它的收盘价为3890美元。在疯狂的星期一，它跌到了3170美元。伯克希尔经过22年的辛勤经营，现有资产近50亿美元。公司什么都没变：斯坦。利普希在布法罗的报纸销量不变；世界百科还是安静地摆在学生们的书架上。但在那一周里，公司的市场价值减少了25％，一代人辛苦经营的成果有1/4消失了。它还是受到了损失。

17关于飞镖

我们的经济理论没有一点从众心理，（它常表现为盲目从众，）

因此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称羡。

——本纳德。巴罗奇本。格雷厄姆曾把股票的行为比作一个友好但多变的名叫“市场先生”

的行为，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失落。“市场先生”下一步反应可能是任何人预测中的一种。投资者的策略就是别去管他那不可测的情绪变化。但在1987年10月19日所有人都遭到了他的诅咒，只好痛苦地卖出股票——所有股票。

格雷厄姆会被抛弃是巴菲特早就预料到的。他被认为是一个“巫医”学者，有着“神秘的方式和技巧”。尽管本的理论是对付“超级市场传染病”

的永远正确的方法，但很少有哪个商学院会以格雷厄姆的理论为教材。巴菲特在悲剧发生后哀叹：“专家学者们讨论的只是高效的市场，动态保护和第二好的情况。”

这次崩溃暴露了华尔街的知识结构中的空白之处，但有关争辩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自60年代以来，在巴菲特带领下，格雷厄姆和多德等投资家们与现代金融理论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奇怪的是，这位当代 （也许永远是）

最成功的投资家竟被该领域的多数学者忽视了。那些卫道者们以为他是异端，而巴菲特认为，这些修道士们正越来越起劲地用华美的语言来详细证明地球的确是扁的。

巴菲特的职业前提是，合理的分析（尽管很难且带主观­性­）可以帮助股票选择。常常有些股票的价格会比它的实际价值低，­精­明的投资者买了它就能获利。

学者们则提出了一种简单但吸引人的理论，有效市场原理。它认为不论什么时候，一个公司的所有可公开获得的信息都可从它的股价中反映出来。

当某种股票的变动公开后，贸易商会迅速行动起来，或买或卖直到它的价格重新达到平衡。它的前提是，股票原来的价格就已很合理，因此，以后的价格变化也很合理。交易商的作用只是推行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手的理论。

既然股价已经反映出公司的必要信息，那么风险分析其实只是引用一些众人皆知的信息，“基本上是无价值和不完整的。”股票的走向仍取决于（未知的）新信息。它仍是不可测的，随机的。

如果市场是随机的，那么投资就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巴菲特也只是一个走运的人，谈不到老练。就像一个扔硬币老能获得正面的人，只能算运气好，不叫掷币高手。这种说法直接对巴菲特的内在能力提出了质疑。

巴菲特的纪录则是另一个挑战，它是不遵循任何法则而建立的。他事业上的成功就是对学者们的嘲弄，好像在问：“你们这么聪明，你们倒说说我为什么这么富？”

但是所有的商学院和经济系都把有效市场理论当作经典。人们认为它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不同的理论到处被禁止。该理论作为投资理论和依据也渗透到华尔街。实际上它受绝大多数的投资者的青睐，成了分析不确定­性­的理论基础，并逐渐发展应用于各个领域。早期为它做出贡献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和教材编著者保罗。A.萨缪尔森。他是个凯恩斯学说的支持者。

但凯恩斯伯爵讽刺股市是个赌场，而萨缪尔森却热衷于市场价格。在 1950

年前后，他购了一种要价为125美元的附票债券。不久他就断言说，如果发行公司的经营真的是“公开”的话，它的要价就不止125美元，而且也不会把附票送到别人手中了。有一个关于有效市场理论家的笑话，说的是两位经济学家在校园里漫步时，看到地上有张十块钱的钞票，其中一人弯下腰去捡，另一个说：“别费劲儿了，如果它真的值十块钱就不会在那儿了。”萨缪尔森的里程碑是他在1965年出版的《论准确预测价格的随机­性­》，给这种观点披上了学术的外衣。他的吸引人的观点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总是有影子的”——即，它们会反映在价格上。

当你确认价格将上升时，它已经上升了……你不可能不花代价就获得什么。

两年后，萨缪尔森站到了参议院委员会的讲台上，谈了他对信托基金会的看法。我们曾说过，投机时代的信托基金的要价是很高的，但它的经理们并不配要这么高的价，典型的基金甚至都达不到市场的平均水平qi书-奇书-齐书。萨缪尔森的解释是，“聪明人一直在寻找有价值的东西”，他们买进的是便宜货，卖出的是好价钱，甚至当机会还没完全出现时就被他们抓住了。信托公司的纪录如此糟糕，它们本该做得像掷飞镖一样好的。委员会的主席乔尼。斯巴克曼愣住了，萨缪尔森说的是飞镖吗？

萨缪尔森：我的报告只是说，有机会获得这种高收益业务的中间基金实际上的收益最多只能跟市场上随意选的那种股票相比。

斯巴克曼：你说的随意选是指闭上眼睛胡乱抓住的那种吗？

萨缪尔森：完全正确。

斯巴克曼：还是像您这样的专家挑选的那些？

萨缪尔森：不。随机的。我说的随意就是像掷骰子、飞镖或别的什么随机数字。

但是教授并不是鼓励掷飞镖来选择投资。他知道，有效市场原理中存在某些问题。股价比发行它的公司的流动资金变得还快，而理论上讲股价是流动资金的镜子。萨缪尔森当时正与康拉得。塔弗论战。后者是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的早拥期护者，他认为这种理论是一派胡言。有一段时间巴菲特真的在办公室里挂了块飞镖盘，他每年都在“掷飞镖”。塔弗告诉他，萨缪尔森对他迷惑不解而且越来越感兴趣了。他是第一个注目于巴菲特的有效市场理论家，就像天文学家对一颗神秘的星星那样好奇。

但萨缪尔森的主意没变。他的理论还有个诱人之处就是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说引申到了金融市场。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家认为内在价值是种固有品质，它藏在人们看得到的市场价格的“后面或下面”，而价格本身只是一种大概值。但古典学者们认为，看不见的手一直在促使价格与价值一致。

用极端的观点看，价值只有在买卖双方就价格达成一致时才体现出来——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才存在。如果IBM每股卖到120美元，那么IBM就值120美元——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当然隐含的前提是买卖双方都是明智的。

巴菲特对公司和个人的观点则更谨慎更周到。首先，价值并没有这么­精­确；另一个理智的投资家可能会出130美元买IBM的股票。而且投资者并不是一直都很理智。有时，特别是出于从众心理时，他们可能会出160美元，或只以80美元卖出。

有效市场理论实际上试图揭露市场的非理­性­的一面。从格雷厄姆时代开始，华尔街就开始鼓吹所谓的技术分析家的作用。这些可以成为美林的人通

过分析过去的价格表来预测将来的走势。他们的用词被广泛接受，评论家会说：“股票遇上了严重的障碍。”但那并不是障碍，只是表上的一条推理线而已。有效市场理论家们称根据图表决定的人为骗子；或者，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尤金。F.费马的话说，是“占星家”。价格只在回顾时才有“形成”，没人能说股票在下跌10％后会反弹10％还是再跌10％。（出于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原因，美林、摩根。斯坦利、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仍雇有这种自我安慰的人。）

但理论家们只是用自己的巫毒教来代替图表专家们的巫毒教。他们一面嘲笑价格反映未来的观点，一面鼓吹价格是对现在的正确反应。就是说，价格是永远不会错的。他们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佳方式把所有信息都叠加在一起来推测公司的长远前景。因此研究这些前景是毫无意义的。除攻击图表专家外，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了巴菲特这样的“本质分析家”——他是通过梳理公司的报告来发现有价值的投票的。费马说：“如果随机理论正确，抵押交易也是 ‘有效’的话，那么股价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代表着正确的内在价值。

因此，多余的本质分析只有在分析者没有信息——或者对普通信息的作用有了新见解时才有价值……“

从字面上看，这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显然，如果分析家既没有新信息也没有新见解时是不能起作用的。但“新信息”一词这儿不能只看字面上的意思。它暗示：经营一直很成功的投资家肯定有内幕情报，至少是为数很少的人知道的情报。这样这句话的意思就完整了：即使一个理想市场在信息完全公开前也会有一段滞留时间。专门曲解报道著名理论家的话的《经济学家》断言，选择股票的天才“不是很少就是根本不存在”，它嘲弄说：“这有助于获得像伊万。布亚斯基那样的只有自己知道的天才。”萨缪尔森的话更明白：

同样，经验告诉我们，像沃伦。巴菲特这样有赚大钱的能力的人是因为他们知道哪些东西是本质的，哪些新信息值得花大钱去买。这样的超级明星花钱是不少的：当你注意他们时，他们的费用已是天文数字了。

尽管萨缪尔森知道巴菲特不花钱买信息，他在任何情况下主要都是从年度报告中获得情报的，这其实人人都可做到。但萨缪尔森却执意把巴菲特的成功归因于他的情报收集，而不讨论巴菲特是否有分析数据的天才，好像他只是个不错的图书管理员。

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知道巴菲特不止是这些。他在参议院讲话后不久就买了大量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作为此种情况下的套头交易，（就像过去伏尔泰暂时接受基督教一样，最终是为了消灭它。）萨缪尔森拒绝就此发表评论，但这样做的人不止他一个。我们提过的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学家阿芝A.阿尔齐也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但他在给某位同学的信中仍坚持：

我还是坚信，无论什么投资基金，不管以什么新方式或在新领域中，都不能证明其为超级天才的决定。是运气，不错，而不是天才。在这个世界上可靠的预测都得花相当的钱来做到，但留给别人的只有惊奇。这种惊奇就是“随机”的定义。

但阿尔齐对解释巴菲特的成功十分热心。最后他认为内布拉斯加州的保险法中有个偏向，它允许该州的保险公司在监督投资时有比别的州的公司更大的权力。

我认为他的成功完全依赖于这种有利地位，而不是他比竞争者技高一筹。

我们不能不为阿尔齐得了便宜不卖乖感到惊讶。萨缪尔森至少还说：“沃伦可能就是我看到的那种投资天才。”这其实也是诅咒。天才不是技巧——萨缪尔森否认他的技巧。“沃伦有次讲演中说：”任何傻瓜都看得出《华盛顿邮报》的价格太低了，‘“萨缪尔森说，”我不是傻瓜，所以我看不出。“

那么巴菲特为什么要买下《邮报》呢？“这就是天才与技巧的区别，”萨缪尔森回答说。巴菲特被认为是个怪才。有效市场理论仍然永远正确。因此斯坦福大学的威廉。F.夏普认为巴菲特只是个“3Σ事件——一个统计学上极小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

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学者们苦心建立了一整套复杂的现代财务理论。财务与投资正相反，它是从公司的角度来阐述融资的作用的。它是有用的理论，但不确切。现在它与投资理论一起成了一门可计算的社会科学，而且比实际世界还要­精­确得多。有位学者给出了一个公式，其中R是股票收益，M指市场，a和b是参数，因股票的不同而异，u是随机因素：R=a＋bM＋u.该学者又赶紧补充说这只是个“最简单情况下”的模型，没有哪个模型会像《古兰经》或《死海漂浮》那样永远正确。

这种“科学”的基础只是学者们认为正确的有关依据：（假设理想状况下）股价忽略了所有大的变化因素——如公司的策略、产品、市场能力和经营方法等，这些因素在实际评估中是很重要的。不过它们带有主观­性­，也不准确。而像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分析家无疑每天都在考虑这些因素。

也许有人认为，可能有些商学院会采用巴菲特的报告，至少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做做导言。但巴菲特除了临时被邀请做讲演外，不属学术界的人。他对此十分敏感。许多投资人只要有钱赚就满足了，巴菲特则非常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对他很重要。他当过教师，现在希望格雷厄姆和他巴菲特能成为一个有用的榜样。他在某封信中说：

我认为，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巴菲特伙伴公司和伯克希尔连续63年称雄的事实，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有效市场理论是愚蠢的……这三个组织经营的证券有几百种之多……我们无须挖掘什么内幕消息……我们只是根据完全公开的信息来经营的……

最令巴菲特痛苦的背叛是格雷厄姆在生命最后阶段非常怀疑分析是否还有必要，因为当时对股票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他在去世前不久的1976年对一位采访者说：

我不再提倡为寻找有价值的机会而进行技术复杂的风险分析。它在40年前，当我们刚刚出版了《格雷厄姆和多德》时是有价值的。现在形势不同了……

由于格雷厄姆在6个月前也强烈抨击了所谓的“随机­性­”，特别是有效价格的观点，人们只能认为他的观点在理论上仍是无效的。但他怀疑人们能

否利用它。巴菲特从未指责格雷厄姆的不忠实，他总是尽量把他往好处想。

格雷厄姆纸上谈兵的本领也的确比投资强。

与他相反，巴菲特和学者们都不喜欢模棱两可的理论。巴菲特说，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理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课本——理查德。布拉里和斯图亚达。麦亚编的《企业财务原理》也无人怀疑其正确­性­。

作者说“发现了”有效市场原理，就好像居里夫人发现了自然存在的镭一样。

他们到处鼓吹：“在有效市场中价格是让人完全放心的。它提供了每种证券的所有有用信息。”人们会想象一个残酷的交易商该怎么看待这种描述下的理想股票市场。布拉里和麦亚描述的交易人一直很平静，投机商也心平气和：

有效市场中就没有金融判断错误了。投资者们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公司的资金流动，看看有多少流到自己名下。

学者们的确反复检验了这种理论。在某种很小范围内，他们研究了许多随机价格的特例，这些所谓异常的特例其实还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比如某些股票在1月份赢利，或一星期中的哪一天赢利，或在某些小公司那儿赢利等。

这些适用于该理论的特例使学者们欣喜若狂，他们急着要找更多的相似的例子，真是奇怪的研究方式。但是这个宠大的理论体系中没有对“异常”情况的研究，因为那会使它显得矛盾无力。它不提常胜不败的巴菲特纪录，还有凯恩斯、格雷厄姆、约翰。坦普尔顿、马里奥。加贝利、约翰。内夫和彼得。林奇，这只是一些较有名的名字。

他们对这些纪录视而不见或希望它们根本不存在。银行家信托公司的投资经理托尼。汤姆森漫不经心地说巴菲特只是个“例外”。他的纪录不说明任何问题；他不看巴菲特公司的四季纪录就断言，不论谁不管靠智慧还是运气都不可能获得这种成功。“因此，这个问题该由巴菲特先生自己解答。”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巴顿。G.麦基亚在他的畅销书《华尔街漫步》中大力鼓吹这个观点：“虽然我相信存在这种优秀的投资经营者的可能­性­，但我必须强调，至今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还不能证明这种能人的确存在……”麦基亚看不到这种“才能”，就像看不到掷硬币者把自己的运气说成是技术一样，“万能的上帝，”他断言道，“都不知道股票的正确价差将会是哪一种。”

这段动人的评论其实只是个稻草人。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人从不断言某种股票的正确价格。他们的观点是一种模糊的范围。他们只说有时候有些价格很不正常，人们可以不加思考地大量买入。这样的例子不多，格雷厄姆和多德就从数千种股票中买了十几种这样的股票。但这少数几种股票就可使人大发横财了。巴菲特有这么一段话：

（市场有效理论的支持者）看到市场常常有效，就断言它总是有效的。这其实有天壤之别。

两个对立辩方的一个严重分歧就是关于“风险”的定义。在巴菲特看来，风险是指多于某业务实际价值的风险，而各种变化因素的范围是无限的。一个公司是否只依赖于少数顾客？董事长喝酒吗？由于不能确切地知道这样的风险的程度和种类，巴菲特找的只是少数能够承受得起失误风险的公司。

理论家们则不考虑这些细枝末节；他们认为风险是可度量的。由于股份

正常，他们就认为业务的可预测风险已反映在它的股价上了。业务的所有变化都将引起股价相应变化。因此判断某项投资的风险时最好看该股票过去的风险情况。所以股票的风险就是它价格的易变程度。它有­精­确的数字定义，就是它的波动程度与市场波动程度的对应关系。好像是为了使它的代数式显得神圣点，它用了一个希腊代码β。如果某种股票的β为 1.0，它的波动程度与市场相仿；如果β是1.2，波动程度则比市场严重；如果是1.5，波动就更厉害了。

理论家的逻辑是让人糊涂的呈螺旋­性­发展的。投资者不喜欢风险。他们在理智的情况下买了高β值的股票，肯定是因为这种股票的收益率高于平均水平，即收益率能抵消数学推理上的β风险值。反之，买了低β值股票的投资者只能获得较低的回报，也是为股票过去的稳定付出的代价。实际情况是没人为你提供免费午餐，要想多赚钱就得接受附加风险，即高β值。现在就必须提到现代金融领域的本质问题了。计算某种股票回报的唯一必要因素就是它的β。公司所有的基本情况都无关紧要；根据股票过去的价格计算得出的β值是唯一有关的问题。“你的β是多少？”学者们问，就像在唱一支老歌。华尔街的分析家们也十分在意。实际上全国的经纪人都要求他们的分析家评估自己股票的β值，并制定相应的回报。

在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看来这简直是疯了。对一个长期投资者来说，股票的波动并不增加风险。实际上，风险存在于β制定之前，让我们看看巴菲特买《华盛顿邮报》的例子，当时《邮报》的市场估价是8000万美元，假使在他购买之前价格下跌一半，它的波动­性­就越大，因此根据有效市场理论它的风险更大。巴菲特尖刻地说：“我永远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花4000万比花8000万的风险更大。”

1984年，哥伦比亚大学把辩论的双方召到一起，那年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教科书发行15周年。巴菲特被邀请代表格雷厄姆和多德一方发言，来自罗杰斯特大学的麦克。C.江森代表学者一方。江森是个虔诚的信徒，他在1978年写道：

我相信经济学中没有比有效市场理论更有经验证据的理论。

事实上他警告持异议者说，“该理论作为生活中的事实而被广泛接受，如果有哪些学者违背它而提出什么模式的话，他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由于江森的训导，该理论，尤其是β概念已无人敢反对了。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尤利斯大厅里挤满了巴菲特这样的投资者。面对众多的听众，江森换了种严肃的口吻。他觉得自己就像“火­鸡­猎会开始前的一只火­鸡­”。

但这只火­鸡­可不容易制服。江森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抽象的观点：对公开信息的分析不能导致获得对应的利润。然后他举了一些例证，都是特例。不过他好像承认了优秀分析家存在的可能，但从整体上仍嘲笑这种职业者。人们向股票分析家咨询就像请教牧师一样，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

由于科学的解释是没有已知答案或（更糟）根本无答案的，人们不满意——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愿意制造一些答案或花钱请人为他们编答案。

于是，股票分析家成了继“卖假药的、通灵者、占星术士和祭司”之后

的新一代­精­神骗子。为反对这些异端的玩股者，江森要求承认有效市场理论的“科学­性­”。当时与会的都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明星学生们”，江森还断言很难说“他们”是否真的很杰出，理由是著名的“选择倾向问题”。

如果我调查一些不杰出的分析家如何用掷硬币来做决定时，我敢说有些人一轮中有两次是面朝上，甚至有10次是面朝上的。

巴菲特不可能要求有更好的解释了。多数钱商不能做得比掷硬币者好的例子已被反复使用。但是人们除此之外，就再看不到别的了吗？既然多数交易所是杰出的人达成的，那么一般的选股人也只能望其项背了。问题是有效市场中是否有足够的漏洞，使得一些身分不明的集团（组织）从中谋利？

巴菲特借用了江森的例子，讲了一个“全国掷币比赛”：全国每天每人掷一次硬币，尾朝上的人被淘汰，那么20天之后全国就只有215个掷币人了。

现在这些人很可能会有点趾高气扬——这也是人之常情。也许他们会尽量表现得谦虚一点，但在­鸡­尾酒会上常会对漂亮的异­性­承认他们的技巧是什么，他们对掷硬币领域的高见是什么……于是一些商学院教授们会粗鲁地指出，如果让2亿2500万长臂猿来掷硬币的话，结果也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最后的那些长臂猿大多是从同一个动物园——或者更明白点，从奥马哈——来的，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怀疑动物饲养员与此有关。巴菲特的观点就是这些老能掷出正面来的，的确来自同一个动物园——“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智囊村”。接着他标出了39个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财务经理的纪录——巴菲特与他们都有长期的私人联系。从雪茄 （沃特。施洛斯）到特权股票（比尔。瑞恩），他们的口味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长期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每人都具有格雷厄姆和多德的特征，即寻找市场价格与价值不符的股票。他们从不关心股价是周一高还是周二高，是1月高还是8月高。

巴菲特发现其实学者们也在研究这些问题。但他们只是研究可度量的问题而不是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一位朋友（查理。芒格）说过，拿着鎯头的头儿们看什么都觉得像钉子。”

巴菲特好像特别讨厌母校的观点。他愿意每一两年来哥伦比亚大学讲一次课，但不愿捐钱。商学院院长约翰。C.巴顿说：“他很坦白地告诉我说他认为教育不是靠钱来提高的，再者就是商学院教的东西是他所反对的。他很敌视有效市场理论的研究。”

巴顿——他也买了一些伯克希尔的股票——认为巴菲特的理由是合乎情理的，但无远见得出奇。巴菲特经常个人借钱给格雷厄姆，但巴顿要求他给学校捐点钱来培养未来的格雷厄姆和巴菲特时，他总是拒绝。

哥伦比亚的教授不像多数大学那样一边倒。它常雇华尔街上的杰出人物来校讲课，其中有些人讲的就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方法，但金融课程学的还是有效理论。到校书店的商业书栏看一圈就能发现，学生们无需知道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名字，对价值投资一窍不通的照样可拿商业硕士学位。大学最后设立了一个格雷厄姆和多德的位置，奇怪的是却把它交给了布鲁斯。格林瓦德；他学的是市场投资理论，与钱结婚的人。他在期货上赚了一二百万后又赔在石油上并与老婆离了婚。“在投资上我是个十足的白痴。”他很和蔼地

补充说，他搞投资是出于投机。他请巴菲特来客串讲课，同时又认为不可模仿他。“我对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观点很同情，”他说，“但我不是他们一伙的。”

当时的华尔街充斥着这种理论。人们趋向于“­精­确”的股票分析。经纪人注重按组选股票而不是选具体的某种好股票。大约在1979年，杰克塞。本曼的决策者有段著名的话，他说他不希望分析家像自主的企业家那样独立地分析股票，也就是不像巴菲特那样。

80年代股票期货的出现标志着这种理论时代的到来。学者们说过投资者是不可选股票的。现在他们不用试了，只要在整个市场中掷掷飞镖就可以了。

1982年巴菲特敦请众议院下的监督调查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禁止发行这些期货。“我们不需要让更多的人用这种毫无意义的工具来赌股票市场的走向。”巴菲特写道。他预言并警告说，这些期货将引起大量的投机行为，损害多数股东们的利益。

人们很容易把期货和股票混为一谈，它们不都是投资吗？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期货是对市场走向的无代价预计，它不是为企业积累资金，而吸收资金却是股市的根本目的。期货不在企业经营上下注，而是对未来下注。

80年代，资金大量涌向期货业和一些模拟市场平均水平的“定向基金”，（方式是买各种股票或一定合理比例的股票。）经纪人放弃了投资；转向整个市场——未来他们在市场中的作用是通过寻找便宜货和卖出高价股票来实现价格合理化。到1986年，总计有1000多亿美元就是这样“被动”经营的，即根本不算经营。这必将导致股票的破产。

到了1986年夏天，人们终于大声疾呼这种潮流已经走过头了。当时道。琼斯惊人地下滑了62点。也许有太多的人关心股票的死亡名单了吧！巴顿。麦基亚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异议，如果市场是有效的，自动的投资只能引起庆功会：

……我很自豪，至少部分是因为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股市的有效­性­，并趋向于无为而治的股票管理。

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针锋相对地说，这种新时代的交易活动正在把“凯恩斯市场就是赌场”的悲观预言变成现实。市场上到处都是投机行为，过分活跃的交易正在摧毁期货交易本来应具有的发现商品价值的功能。这种新的神秘方法不能算投资；它对社会毫无好处；也不是按“看不见的手”办事，而是按“绊社会的脚”来办的。这次巴菲特的讽刺十分刻薄：

我总是在想，假使一条乘着25个经纪人的船出了事，他们挣扎着游到一个荒岛上，没有获救的希望。为了尽量过得好点，他们开始发展经济。我想，他们会不会分出20个人来生产食物、衣服、住房等，而另5人坐那儿永无止境地对那20人还没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交易呢？

作为解决“赌场社会”的方法，巴菲特提出了一个乔纳森。斯韦夫特会认为“温和税收”的方法：对持有时间少于一年的股票和期货收100％的利润税。当然没人会理睬这个主意，但对过分活跃的交易的担心却一直存在。

1987年的市场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会出现崩溃。麦基亚再次在《纽

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按电钮的交易方法可以提高“流动”­性­。暗示市场时他说：“可是由于边缘影响，市场好像稍稍易变了点。”话音未落，三周后市场崩溃了。布拉迪对黑­色­星期一的报告说明麦基亚漏掉了一个普通道理：当所有人都站在交易的一边时，期货的流动­性­只是一个幻想。

麦基亚曾称赞职业投资者用期货“来转移和控制风险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巴菲特认为真正的风险——比如说家具和世界百科销售量骤减的风险——是不可转移的。这种风险是伯克希尔与生俱来的。市场变化也不需要什么“反应”。他把市场崩溃归咎于受麦基亚称赞的那些人：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管理着几十亿美元的职业投资家们制造了这次风波。许多威望显赫的钱老板们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将来的业务发展上，而是放在希望别的钱老板们会怎么­干­的上面。

市场度过了难关，但理论则出现了漏洞。价格怎能在风波前后都是合理的呢？没有人对此做新的解释。将来的利润预计从没有突然的变化。事实上10月19日卖出股票的人并没有长期的总利润的考虑。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西勒在黑­色­星期一后不久调查了1000人，表明投资者们在那天得知的新闻只有崩溃的消息。西勒描写的冷静、“安定”的《布里厄利和迈尔斯》的投资者那天也是满手冷汗，心率过速，高度紧张。他们平均查了35次股价。

调查还表明了小范围内的公众心理，有40％的机构投资者承认“从别人那里传染了恐惧”。

还有一个打击，尤金。费马证明股票的β值与期望的收益无关。β论点曾获诺贝尔奖，现在证明β毫无用处。但分析家和学者们还是利用它。它的定义不断改变，但整个理论体系仍然没变。《经济学家》报道说，该理论有自己的生命力，尽管事实是“这么糟”。

伦敦经济学院的查尔斯。古德哈德指出，没人提出过更好的理论。学者们只是试图用一种不这么吓人的方法来解释不妙的现实。

《布里厄利和迈尔斯》杂志在“崩溃”以后的版面也没有改革。它在一小段文字中承认黑­色­星期一反映出一些难题。但在同一页，作者再次建议：“……你可以信任价格。”到底是哪个价格——10月19日早上的价格？还是6小时后的价格？不过不要紧，该理论“已被事实反复证明是对的”。

从广义上看，这理论仍把持着投资领域。华尔街的股东们仍纷纷运用神秘的新工具，咨询者也还是建议最大的“多样化”。特别是伯克希尔的股东，老有人建议他们“多样化”——即卖了伯克希尔。J.P.摩根托管着某位­妇­女的投资，她把所有的钱都放在伯克希尔上了。当她的股票升到几百万美元时，她在摩根公司工作的丈夫反复劝说她卖出，可惜没用。他不相信某种投资是最好的，因此在她的话后面附了张条子来掩饰自己：“共同的托管人和受益人拒绝卖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

从狭义上看，该理论继续存在对巴菲特大有好处。他的数千个竞争对手被教导说研究股票是浪费时间。“从自私的角度讲，”巴菲特在风波之后写道，“格雷厄姆派也许应捐点钱保证一直有人在传授有效市场理论。”可是如果大学教巴菲特理论他会更高兴。在学术界，他仍是“异端”、“旁门左

道“和无关的”3Σ“。”没有人，“他描写理论支持者道，”说过自己错了，不管他错误地教出了几千名学生。更有甚者，市场有效理论仍是商学院的主要教程之一。“而巴菲特的理论则不是。但在黑­色­星期一之后，巴菲特更要提出自己最有力的理论了。

18圣堂里的秘密

1980年秋天，可口可乐公司发现有人在买它的股票。董事长罗伯特。C.戈伊兹亚塔和总经理唐纳德。凯奥对此人是谁十分好奇。现在的股价已从市场崩溃前的高度中跌了25％，这位神秘来客却有病似的大量吞进股票。当凯奥发现是中西部的某位经纪人在买进时，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过去的邻居，于是他对戈伊兹亚塔说：“可能是沃伦。巴菲特。”戈伊兹亚塔催他赶紧打个电话。

“喂，沃伦，你好吗？”凯奥说，“你总不会凑巧在买可口可乐股票吧？”

“很凑巧，我正在买。”巴菲特回答说。

他请凯奥在他公开此事前保持沉默，同时他继续买进。到第二年春天，巴菲特已买了10亿2000万即7％的可口可乐股票，平均价是10.96美元。

当消息传开时，他用爱喝红­色­可乐为借口来躲避问题。他俏皮地说这次投资是“最后一次为享口福的投资”。他的话很难懂：

这就像你娶了位姑娘，你要的是她的眼睛还是她的个­性­？那是她不可分割的整体。

华尔街上有位分析家说这是“非常贵的一种股票”，但只有3年，巴菲特在可口可乐的赌注就涨到了37亿5000万美元——差不多是他开始投资于可口可乐时的所有资产总值。

可口可乐在这三年里有什么变化？它的每股收入涨了64％——赢利不少，但远比不上股价上涨三倍的速度。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华尔街对本行业的认识发生了大变化。投资者们突然发现可乐很受欢迎，地球上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它的踪迹。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要喝掉296瓶可乐，而地道的外国人则喝39瓶。可口可乐公司正迫不急待地要填补这个差距，它在东欧、法国、中国和整个太平洋地区迅速扩大市场。它在日本的赢利已经超过本国。在印尼这样的年人均消费仅有 4瓶可乐的地方的市场潜力也是巨大的。凯奥说：“当我考虑印尼时，这个有1亿8000万人口的热带国家人口平均年龄为18岁，而且它的穆斯林禁止喝酒。我觉得就像看到天堂一样。”到1991年，华尔街从它的股价上也看到了这一点。

是什么驱使巴菲特在可乐大发展之前成为它的最大股东的呢？是什么驱使他在可口可乐投入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钱呢？这只是一次幸运的飞镖吗？或是像巴菲特自己坚持的，是由于他洞察秋毫的捕捉事物本质的能力？

在他之前有许多投资是根据单个事件或平衡表上可见的价值作出的。《华盛顿邮报》的卖价曾只比它能承受的破产价高一点；GEICO则几乎一无所获，没有人相信它能走出困境。可口可乐不同，巴菲特从它的平衡表上看不出它的价值。他看不出但算得出。

可能有人会问他是如何判断股票价值的。巴菲特把它比作债券。债券的价值在于把它将来的收益换算成现在的收益。股票价值的计算也一样，它等于每股的预测资金的变化，不同的只是投资者必须自己来判断细节问题：

如果你买了债券，你很清楚将来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种好债券——美国政府债券，比方说它的利率为9％，你有可能知道30年内息票会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买的是公司股票，它也有息票，唯一不同的是没印上数额而已。这就要靠你算出或给它印上数额了。

巴菲特就是用这种价值观来找发现其价值大于价格的股票的。他的购买指南可以很快总结出来：。不理睬经济大趋势和预测，也不理睬人们对股价变化的预测。只注意业务的长期价值——这可以从街上的息票数目上看出来。。永远只经营自己力所能及的股票。对巴菲特来说就是拥有特权顾客的公司。总规格是一样的：如果你对业务不熟悉——不管是报业还是软件公司——你就不能正确评价股票。。要找对股东的钱像对自己的一样认真的公司。。要非常详细地研究股票的竞争对手的前景。要看第一手材料而不是分析家的总结报告。

巴菲特说要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无须分析得过于­精­细。篮球教练选队员时不会看6英尺1英寸还是6英尺，他只选7英尺以上的人。。多数人不可强求的股票就不要理它。美林对每种股票都有看法，巴菲特没有。而投资人一旦看中某种股票就要义无反顾地买下，成吨地买。

巴菲特就是这么­干­的。在买下大都会公司后，他有整整三年没买过一股股票 （不包括套利活动和秘密的小额买进）。但当他盯上可口可乐后，他拿出了伯克希尔市场价值的1/4左右。

问题是，为什么可口可乐的股票几年来一直很便宜，它在世界饮料市场上也没有新进展。来自佐治亚州的罗伯特。温莎普。伍尔夫自1923年担任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以后一直决心让全球各地都有可口可乐。1928年它首次进入中国。二战期间，公司说服美国政府在海外建立了95个灌装厂，名义上是为了提高士气而不是专门为了扩大市场。1949年曼谷的工厂在9位高僧的主持下开张了。1956年公司的一位推销商决心要找出一个不知道可乐的人。他深入秘鲁内地150英里，最后在丛林中碰到了一位印第安­妇­女。推销者通过翻译介绍了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位­妇­女就从他包里拿了一瓶可乐。

巴菲特是在1935年开始喝这种奇妙的饮料的。“的的确确”，他在给股东的信中写道：

我家的杂货店巴菲特父子店是1936年开始以每瓶25美分的价格进可口可乐的，然后以每瓶30美分的价格零售出去。在这种高收益的短期买卖中我发现可乐很能吸引顾客，商业机会也很多。从那时起到可乐普及世界的52年中，我发现它一直有这个特点。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小心地避免买它的股票，而宁可把公司资金投在市内地铁公司、风车磨坊制造厂、无烟煤厂、纺织业……等等。

可口可乐是种“简单”的生意，它有提价能力和“护城河”，正是巴菲特喜欢的那种。到70年代，巴菲特的口味从“无烟煤”转向了像喜诗这样的有特权的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主要业务不是卖可乐，而是提供装有浓缩糖浆的瓶子和苏打喷泉。这样的业务与灌装不同，它需要的资金很少。而且它的名字也很独特，特别是在国外，它与百事可乐的销量比是4∶1.用巴菲特的话来说，这个牌子就是收费桥梁。

但是尽管70年代可乐普及全世界，公司却搁浅了。推销工作由国外各灌装厂负责，但不是所有的厂子­干­得都不错。而且某些国家的文化倾向也延误了可乐的普及，比如法国的反美化情绪只能使葡萄酒大受欢迎。更糟的是，总裁J.鲍。奥斯汀不知该如何处置多余的现金。到70年代中期，他遇上了3

亿美元的财政困难。这位毕业于哈佛的漂亮的红发奥运快艇选手，把钱投资于众多与可乐无关的行业中：水净化、白酒、养虾、塑料、|­乳­清饮料，还有水果和蔬菜。巴菲特认为这些举措是在浪费宝贵的资金。事实上70年代可乐公司的股率收益率仅为可怜的1％。

1981年，出生于古巴的化学工程师戈伊兹亚塔接管了可乐公司，他让笑嘻嘻的推销商凯奥做他的副手。戈伊兹亚塔上任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还要多样化。1982年公司把手伸向了影视业，它买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后者出产的杂耍般的影片正是巴菲特所讨厌的。可口可乐那年的年度报告足有6页讲的是影片公司和白酒业，（其中有一整页是红得发紫的达斯汀。霍夫曼的照片，）只有三页讲可乐的国外的销售情况。

公司让可乐节食，而可乐恰恰是它成功的业务。戈伊兹亚塔不久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美国可乐市场的竞争。他是如此陷于百事可乐的争斗中，以致在 1985年，可口可乐放弃了已使用一个多世纪的果浆配方面公布了新的可乐。这一惊人的失误付出了出人意料的代价。在大众需求的压力下，老饮料又恢复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巴菲特由喝百事转向果味可乐。这种带樱桃味的冒泡饮料好像有催化作用，巴菲特开始对它的股票越发感兴趣了。新可乐的惨败也只能增加他的兴趣。他解释说，其实美国人更喜欢更甜的新可乐，可当他们得知新老交易的消息后就想要老可乐。可乐“不仅是种口味，它也能给人们带来儿时玩球喝可乐的回忆”。巴菲特继续深入研究，他读了能弄到的所有可口可乐的资料。《幸福》刊登的一段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

每年都有一个有份量的严肃的投资者，多次注意可口可乐的纪录，但总是遗憾地下结论说他来得太晚了。

这则报道发表于1938年，当时可口可乐为了分股，把价格订为45美分。

那时所有美国人就认为可乐有着非凡的品质，他们往自动售货机的投币孔中扔枚硬币说，“来瓶咝咝冒泡的。”然后一瓶冰冷的可乐就出现了。即使在1938年，人们都认为它能引起外国人止不住的渴望。这就是让巴菲特久久注目的原因。

到80年代中期，他终于看到可口可乐的经营策略发生了改变。戈伊兹亚塔渐渐放弃了与可乐无关的证券。他的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 （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哈瓦那的一家灌装厂）也开始关心开拓国外市场了。

其中一个能说明的例子是菲律宾。当地的圣米格尔酿酒厂既生产可乐也生产啤酒，但它忽略了可乐的生产，结果让百事可乐跑到前头去了。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投资1300万美元成为该厂的合作伙伴，很快就夺回了2/3的市场。

受此成功的激励，可口可乐开始加强在巴西、埃及、台湾、中国、印尼、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灌装生产。在年人均产量只有31瓶的法国，可口可乐开始了一场解雇灌装厂的持久战。公司对利润也更关心了。在墨西哥这个有特殊利润的大市场中，价格不断上涨，利润像打了气一样膨胀起来。这种策略重心的转变不是新闻，它已在可乐的年度报告中明确声明了。它的 1986年年度报告的封面是三瓶可乐放在世界之巅，里面则表达了公司对未来的热切期望：

潜力是无穷的。到处都有人安装可口可乐系统……全世界都有可口可乐，到处都能买，到处都能卖。

报告中的数字表示公司的策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1984年到1987年，即巴菲特投资前，它在全世界的销量增加了34％，每加仑边际利润也从22％上升到27％。国外的总利润从6亿6600万美元涨到了11亿1000万。

报告中更吸引人的是重新调整后的公司本身。1984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国外利润只勉强占总利润的一半多一点（52％），到1987年，它的利润的3/4来自非本土。而未知的潜力仍是无穷的。在经济腾飞的环太平洋地区，年人均饮用的可乐仍不到 25瓶；非洲则更少。即使在经营了几十年的欧洲和拉美，该数目也不到100瓶。而且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和未提到的地方，每瓶可乐的利润要比国内高得多。巴菲特认为，这有力地证明了可口可乐股票上的“息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会上涨。他在做完投资但股票尚未飞涨时写道：“当时我看到的是：很明白很引人……世界上最流行的产品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新的丰碑，它在海外的销量爆炸式地迅速膨胀。”

除此之外，戈伊兹亚塔正用公司的剩余资金买回自己的股票，与巴菲特曾劝凯瑟琳。格雷厄姆买回自己《邮报》的股票如出一辙。他还以资本收益的多少来评价经理们的工作。听起来与巴菲特很相似，未受过金融训练的戈伊兹亚塔评论说：“我发现当你开始让人们对他们的资本负起责任时，各种（好事）都会发生。”巴菲特有知音了。

到1988年后半年，可口可乐的股价是1989年预期收益的13倍，或比平均股价高15％，这是本。格雷厄姆付不起的价。但考虑到它的赢利能力，巴菲特认为他是在以雪弗莱的价买奔驰。他认为他没有抛弃格雷厄姆，绝对没有。

我认为买可乐的边际安全­性­与花集团40％的钱买联合公交公司一样。我赚的都会比付的多。这样更容易理解。

其实华尔街的每一位分析家都看到了。巴菲特在年度报告中详细阐述了他对可乐公司的理解，就连第四流的经纪人都看得懂。可口可乐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商标。可是由于出了几次意外的情况 （用第一波士顿的马丁。罗姆的话说就是“强行购买”），分析家们都畏缩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研究错了，而是神经受不了。迪恩。威特公司的劳伦斯。阿德尔曼评论道：“可口可乐有能力在今后5年内以高于S＆P500倍的速度扩大利润。”但阿德尔曼自己不敢有何动作：他愚蠢地向委托人建议“购买——持有”。当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罗伊。巴瑞也认为股价会有大的涨幅，但他也不敢向别人推荐此股票，因为“近来美元的变化十分不稳定”。

更有趣的是佩因韦伯公司的艾玛尤。戈德曼，他看好可口可乐但更喜欢多样化的百事可乐。他犯的就是华尔街的通病，太注重总体了。他说，百事可乐拥有更高价格的弗里托。莱，更好结果的芒廷都，国内产销的比萨饼，49美分的塔科贝尔份饭和更健康的肯塔基炸­鸡­。所有这些对百事公司会有促进作用。巴菲特也注意到了百事可乐公司，它的情况也不错。但他对比萨饼，炸­鸡­和塔科份饭没有同样的信心。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可口可乐的价值：

如果你给我1000亿美元，让我放弃可口可乐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我会把钱还给你说，不可能。

巴菲特投资于可口可乐后，成了一名公司董事，但他在董事会上不起什么作用。简而言之，不管是谁只要事先知道这种结果都会买的。但华尔街投资商怀疑巴菲特是否值得学习。他们仍坚持认为巴菲特是买了内部情报后才做这个决定的；他们当然没这种希望。奥马哈有位经纪人好像无所不知地说：“巴菲特的人际网是最好的。”于是华尔街再次声嘶力竭地嚷嚷：小人物是比不上这位专家的。

巴菲特的确有几次生意谈判，如所罗门，是通过私人关系完成的，而且巴菲特的人际圈子的确不小。但他多数的投资是在市场上买的股票。事实上他要求经纪人不要用反复无常的主意来分散他的注意力。据芒格说，自从有了第一次后，巴菲特就开始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搞调查了。

与巴菲特通常的持股时间相比，小道消息的价值是很模糊的，人们很难想象这些消息在5年后是否还有用。但没有过这种主意且嫉妒巴菲特的成功的人也因此得到了解脱。有一次有位投资者要求再买伯克希尔，他的曼哈顿的经纪人恨恨地说：“沃伦也会犯错误。”巴菲特遭嫉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老是嘲笑别人信赖的复杂的“工具”。那些研究年度报告没他勤奋的人也不愿相信，特别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发现股票的。有位金融编辑探寻到，巴菲特的“秘密”也许是有一个藏在凯威特广场深处的“黑匣子”吧？

巴菲特再三声明他没有什么神秘的捷径，也没有水晶球。有一次，有位经纪人在买房子时向巴菲特请教对利率的看法，巴菲特戏谑地说：“只有两个人知道。他们都住在瑞士，但意见完全相反。”

巴菲特­干­的大多数事情，如读报纸和贸易报告，小的投资者也能­干­。他深深感到许多灵敏人的想法都错了。小人物也可在市场中投资，只要他们坚持构造自己的格雷厄姆和多德网。但他发现，人们要么想一口吃成个胖子，要么永远不吃。很多人都“不正常”地要把事情弄复杂。这个毛病也传染到了巴菲特一家。

他的姐姐多丽丝有一次曾想通过卖“无担保选择权”来增加收入——正是巴菲特鄙视的那种市场轮盘赌。当黑­色­星期一到来时，爱冒险的多丽丝发现自己背了140万美元的债。沃伦同意由他安排多丽丝的生计，她可每月得到一定的津贴。但他很坦率地拒绝代她偿债，一点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多丽丝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从此她对沃伦总是冷冷的，他也因此受到了伤害。但他的本­性­不允许他帮助一个投机者，谁都不能让巴菲特改变规则，就连亲姐姐也不行。

当然，对格雷厄姆和多德亦步亦趋并不是多丽丝（和其他大多数人）这样的人做得到的，只是巴菲特有这样的天赋。随便提起一种股票，任何一种股票，巴菲特都能概括地说出它的事实情况，就像他小时候靠记忆背出各地城市的人口一样。他的数字能力也同样使同事们目瞪口呆。 （巴菲特在解释自己的心算爱好时说，如果他“脑袋”里不理解数字，他就完全不理解了，因此他不用计算机。）

人们习惯于用机械术语来形容他的思维。多丽丝自己就反复描述过沃伦的“屏幕”上的信息反应有多快；麦克。戈德伯克曾谈起他凭记忆“复述”

了保险政策。他脑袋里的这种快速筛选索引卡的能力使他能回忆起过去的情况，通过无语的回忆发展成一种投资本能。而普通的投资者脑袋里可没有计算器，也没有现成清晰的百科全书。

这不是说巴菲特不可能成为榜样。 （太德。威廉可以造就一个不坏的击球手，虽然不是400码的击球手。）每个人都有权采取把股票当作部分业务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只在屏幕上一闪而过，就像每人都有权进行购买权交易一样。芒格认为巴菲特的风格是“很值得学习的”。

请别误会，我并不认为有数万人­干­得都不错，但是，成百上千的人­干­得的确比他们料想的要强。这要一分为二地看。

但部分“二元­性­”是人们常把“简单”与“容易”混为一谈。巴菲特的方法是直接了当，从这种意义上讲是“简单”的。但做起来又不容易。评价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需要有由多年经验形成的睿智，还有很强的主观因素。

有位伯克希尔的股东抱怨说像可口可乐这样的特权经营者太少了。芒格尖酸地批评他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你­干­两三回，就指望一家人一辈子都有钱花？”

巴菲特说这不需要正式的教育，也不需要高智商，要紧的是气质。他讲了一个在商学院做的小游戏。假设他在一次讲课时说，每个学生都可得到每位同学将来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们愿意选谁？学生们可以左挑右挑。巴菲特发现他们选的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同学，而是有如下气质的人：忠诚，有活力，有原则，有头脑。

最要紧的是对自己判断的信心，使你保持冷静，免得“乱了手脚”。表现在市场上就是，如果你认识到了某种股票的价值 （公司的价值），那么关于它下跌的消息就不会引起你的恐慌。事实上巴菲特在每次投资之前都要完全相信它，这样即使市场连续几年处在崩溃的边缘，没有一点股价上升的好消息时，他也会为拥有这样的股票而自豪。这听起来很特别，但人们的房子并没有每天的报价，多数人却不会为担忧它的价值而失眠。巴菲特就是这样看可口可乐的。

当1989年2月，他的这次投资公开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也像注入了二氧化碳一样咕咕冒泡。它卖到了4800美元一股，仅6个月之后它又上涨了66％，到了8000美元。

现在值38亿美元的巴菲特好像是专为这项新投资而生的。他很快就成了可口可乐主义的提倡者。他会向每位愿听的人背诵可乐在世界各国的人均消费量，或按它的财务成分分析每罐可乐。他知道它的销售情况和增长率。当他看到超级市场中堆着的红白相间的可乐时会感到一种冲动和舒服。他对来访者解释说，他知道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喝这种产品，就好像他们正坐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一样。他牢记着这样一组数字：每销售8盎司一份的可乐就有1美分的利润，每天卖7亿份，每年可卖出2500亿份。

19豪伊的伤感

1980年，巴菲特在奥马哈《世界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强烈抨击大富翁们的奢侈生活。在巴菲特看来，大批财富，包括他自己的，代表的是一堆“有主支票”，最终是要服务于社会的。他把炮火对准了赫斯特，后者把自己的有主支票挥霍在浮夸的圣。西蒙上，因此占用了“大量用于其他社会目的的人力和物力”。

巴菲特也同样批评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的大富翁。比如说，后期的杜邦公司“对社会的贡献几乎没有，却多次声称捐献了产值的多少”。巴菲特用人人平等的目光说，杜邦“可能认为自己很有眼光，发现穷人们的食物越来越少了”，但他们自己的“食物都多得吃不了”。

杜邦自然找不出巴菲特一家的毛病。沃伦有个堂弟在开出租，他的一位侄子在爵士乐队演奏等等。他们中有些人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但巴菲特总是公事公办，不会给他们特别照顾，也不透露内部消息。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依赖这种讨厌的因素，他的家庭会更“纯洁”。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们能过正常的独立生活。这迫使他，至少在他眼中，停止了给孩子们的经济资助。他很担心为可爱的孩子们“提供食物”会毁了他们，于是拒绝给他们丝毫的经济帮助，而这样的帮助即使是中等富裕的父亲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他的态度使许多富翁朋友们迷惑不解， （芒格除外，他基本上赞同巴菲特的作法。）当格雷厄姆集团在讨论给孩子们留“多少数目”才合适时，巴菲特说几十万就够了。拉里。蒂施反对道：“沃伦，你错了。如果他们到12岁时还没被毁了，那就不会被毁了。”当时正为儿子接管《邮报》而伤神的凯。格雷厄姆回忆说：“这正是我们（她和巴菲特）争辩的话题。”

巴菲特的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且他是个慈祥，甚至有点活泼的父亲。他鼓励孩子们模仿心目中的明星，当有谁遇到丧气事时——比方说，工作或婚姻方面——他也很耐心。但一旦涉及钱的问题他就变得强硬，公事公办，好像孩子们只是初级经济伙伴一样。他的方法中有许多明智之处，亿万富翁应该有限度，但巴菲特就像在职业中一样，从无折衷的余地。当苏茜需要 20美元在机场停车时，她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巴菲特给孩子们贷款时，他们要订协议，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就这样上了合法的钩了。

伯克希尔的许多股东都把大量股票当作礼物送给孩子，但巴菲特不是这样的。他只在圣诞节给孩子们及其配偶每人 1万美元——刚好是免税的限额。

这些限制给他们个感觉，就像给了他们几百万一样。当孩子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巴菲特给杰里。奥兰斯写过一封信说，他想推迟给孩子们钱，最早到他明白“树上结什么果子”时才给。步入青年的苏茜、豪伊和彼得认为父亲仍把他们当作刚长成的幼苗。原则上他们支持父亲的作法并为此而自豪。

但他们止不住想，就像豪伊说的，为什么他“高兴不起来”，有时好像还痛恨这种单调的激励措施。

在巴菲特眼中，孩子们的方式都很活泼、直接了当。 （他们没有谁喝比可乐更烈­性­的饮料。）他们都像巴菲特那样急切，但花开得很迟。他们的大学都没毕业，婚姻上也都是早婚而不幸。经济上孩子们继承了祖父的那份，

这是沃伦为他们在伯克希尔投资的。因此他们本来可以一天活都不用­干­就成为百万富翁的。

苏茜卖了部分股票（当时价格不到1000美元）买了一辆波尔舍轿车，她在婚姻破裂后搬到了华盛顿，并与凯。格雷厄姆有了联系。后者主动帮他在《新共和》杂志找了一份管理工作。1983年，苏茜再次结婚，丈夫阿兰。格兰柏格是一位公共利益律师，后来成了国会里的助手。沃伦和妻子对格林柏格心满意足，他是那种不很英俊但温和的人，巴菲特夫­妇­称他为“理想的女婿阿兰”。

当格林伯格夫­妇­搬到杜邦公司附近的一座房子时，苏茜的伯克希尔股票也花完了，这对年轻的夫­妇­把自己房子的大部分租了出去，只留下一个很小的厨房。当苏茜怀孕后她想要个大点的厨房，以便孩子出生后再添张桌子，并开个通往后院的门。她订好了计划，估算了一下大概要花3万美元。苏茜知道父亲不会为她付钱的，于是她申请贷款，利息从优。

沃伦拒绝了。

“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去银行贷款呢？”他建议说。

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伦解释说，如果他是内布拉斯加橄榄球队的四分位，要是只把球传给子女那是不公平的，在钱的问题上也是如此。这个回答十分“合理”，但不“合情”，好像苏茜只是个普通人。她对这十分不快。

当苏茜快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常常卧床不起。她的密友“格雷厄姆夫人”常带着食物来与她共进晚餐，她把水煮桃子和冻鲨鱼­肉­一直送到楼上卧室。格雷厄姆发现苏茜只有一个黑白小电视，她建议她买个大点儿的彩­色­的，当苏茜说她买不起时，格雷厄姆夫人吓了一跳——这可是巴菲特的女儿！

毕竟巴菲特自己有个大屏幕彩电。格雷厄姆立即给巴菲特打了电话。这次巴菲特发了慈悲，给苏茜买了个像样的电视。

但格雷厄姆还是忍不住替他感到害臊。

也许钱是他生活中的主要动力，好像巴菲特以为所有人也都只是关心钱。他可能认为苏茜会以钱来衡量新电视，就像他自己一样，或者这样的礼物会改变女儿活泼乐观的­性­格。但在苏茜眼中，它只是个电视而已。

但苏茜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很容易接受他的影响。她认为厨房事件只是她了解的父亲的一部分。“他是个很直率的人，”她说，“只不过不给我们钱罢了。”

对豪伊来说，靠父亲养活比打仗还难。他也像父亲那样不修边幅，不打领带，只穿运动鞋。只有一点不同，即他可胖得多了。他把伯克希尔股票卖了之后开办了自己的掘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长，公司很快就倒闭了。于是豪伊跑到洛杉矶的喜诗糖业工作。80年代初他回到了奥马哈，第二次婚姻后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从事房地产业务。作为副业，他租了块地种庄稼。

沃伦知道，豪伊真正感兴趣的是农场。在一段时期的“自我折磨”之后（用某位朋友的话说），沃伦提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最慷慨的建议。他要买下个农场然后以标准的商业交易形式租给豪伊种。 （豪伊必须把经营农场的部分收入交给巴菲特并承担税收。）

豪伊问他母亲为什么父亲想Сhā手。

“别问，”苏茜说，“弄到农场再说。”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沃伦根据农场的潜力提出了封顶价格。豪伊跑了上

百个农场，但由于出价太低，只能被人嘲笑回来。他对买农场都绝望了，但沃伦拒绝妥协。最后在1985年他们以30万美元在内布拉斯加的蒂卡马哈买下一个农场，就在奥马哈北部，驱车只要45分钟。

“这是典型的沃伦。巴菲特购买方式，”豪伊说，“我们是以市场最低价买下它的，我想他也是想教我点谈判技巧。”

豪伊的农场里连电话都没有，但那儿是他得意的避难所。每年春秋两季他就带着一家人开着拖拉机种玉米和大豆。但沃伦是不会和他一起度过这些时光的。“我不能让他到这儿来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了。”豪伊哀怨地说。

6年里巴菲特只去了两次。他对豪伊的新事物不屑一顾。他说：“把租金拿来，可不要少了。”尽管他买这个农场时已经左思右想，但豪伊还是不能相信他这么­干­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可以看豪伊的书，但不看他的庄稼——那正是豪伊最关心的。在沃伦眼中，这只是场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他对农场的这些事不屑一顾并讽刺说：“没人会到超市买豪伊。巴菲特牌的玉米的。”

沃伦的确用农场教了豪伊点什么。他同意只要每年豪伊体重不超过某值，他就少收租金。 （他自己就十分苗条，他认为这有益于长寿。同样他也用钱来刺激女儿和妻子控制体重。）但多数年份，这种用经济手段让豪伊控制体重的明显企图都失败了。

沃伦对豪伊更有帮助的是他的指导，因为豪伊常征求他的意见。在豪伊得到农场后，他决定像共和党员祖父一样参加地方竞选。但他担心人们会以为沃伦替他买选票或更糟——沃伦根本不支持他。父亲打消了他的顾虑，他宣称为他做一点捐助——最后豪伊当选了。

他们的关系改善了，因为豪伊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开始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在他当选后，他被指定负责为委员会推广乙烷的工作。乙烷政策使他有机会与朵因。安德鲁——参与政治的阿切尔。堂。米德兰德公司董事长——接触。最后安德鲁雇用了他，成了一名飞来飞去的经理。沃伦向一位朋友夸口说，豪伊比他还“能­干­”，这是他为豪伊感到自豪的表达方式。豪伊说，孩子们的成功会使巴菲特“感到由衷的高兴”，就像他们会对父亲的表扬“感到由衷的高兴”一样。

沃伦的小儿子彼得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他从斯坦福大学退学后开了一个音乐室。尽管巴菲特竭力反对，他还是卖了他的伯克希尔股票，花了3万美元买了一个24磁道的录音机。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给他带来的收入没有多少。

尽管如此，他还是和妻子慢慢在旧金山建了一个音乐出品公司，后来又搬到了密尔沃基。尽管他只能写些叮响的作品，他却批判了电影《与狼共舞》中在火堆旁跳舞的那一幕。他录了新时代乐队的几张流行专辑。

在密尔沃基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彼得逃出了他的隔音玻璃音乐室，那儿正有两位音乐家在剪辑广告，并开始谈论起他父亲来。他不由得想起了沃伦曾笨拙地想对他施加影响。他曾邀请彼得到华盛顿阿尔弗法俱乐部这个独特的晚会上演奏，条件是，彼得得把傻乎乎的马尾辫剪掉。彼得并没有道谢。

“他总喜欢附加条件。”彼得说。近些年来沃伦开始以股票形式给孩子们1万美元的圣诞礼物。彼得认为这是个“信号”。“这又有个附加条件。这钱不能花。如果你投资于它，它就会增值。这是考验我们的耐心。”

“我把大部分股票卖掉了。我很高兴这么做了，”彼得补充说，他的马尾辫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我不用等待就一步到了位。真不错。”但

不久他又说很后悔父亲没有告诉他——或者他没听仔细——他本可以不用卖就可靠它借钱的。

彼得明显地喜欢刨根问底。好像他对沃伦的­性­格也很好奇。他对父亲的成就和道德非常自豪。他回忆起沃伦有一次对他说：“总有一天你会不得不对你老爸说，见鬼去吧！”他说他跑到新城市打天地并卖了伯克希尔股票就是翅膀硬了的一个证明。沃伦是否对他爸说过见鬼去呢？彼得不知道。

彼得成为成功的音乐家后对父亲的理解加深了。当彼得和他的15人乐队在密尔沃基为700名观众演奏钢琴时，沃伦也在场并对他大加赞赏。他对儿子说：“我们­干­得都一样。”对彼得来说，这是最好的赞扬。

到80年代末期，彼得这位儿时曾为孤僻的父亲买《父亲手册》的人，终于和父亲一起学会了相互交流。当彼得婚姻破裂时，沃伦以从未有过的同情来安慰他。有一次，父子俩在深夜的微风中漫步在法南大街上，彼得很自然地说起了他的母亲。沃伦说他真希望苏茜能在他的巴菲特世界中多呆一段时间。“我们谈起了妈妈有多少­干­自己想­干­的事的机会，”彼得说。沃伦突然沉默了，这是他动了感情的习惯。彼得回忆说：“我们一直长谈到深夜两点。

谈话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天哪，原来老爸的感情如此丰富。你可以从他的表情和寡言少语中看出来。我真感动。“

沃伦与家庭的关系有了新篇章，但与苏茜的关系仍无进展。她直接向他说明了更多的离开的原因。他们互相理解，也很坦率。他们的侄子汤姆。罗杰斯说，巴菲特根本没有必要“设法弥补他们的关系，他们都是对方的影子。

一旦苏茜婶婶下了决心，他和巴菲特叔叔一样勇往直前，决不动摇“。

沃伦与妻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常见面。他仍像以前那样爱她。他们在西彻斯特县汤姆。默菲家中过了一夜之后，与斯坦。利普希一起同坐一辆超长豪华车回曼哈顿。他们坐在后排，一路上一直手拉着手。苏茜对他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情况很好。”她指的是沃伦达到了与她保持婚姻关系的目的。

1987年沃伦为家庭做出了一大贡献。他让女婿阿兰。格林伯格管理巴菲特基金会。与往常一样，这次慷慨也是有条件的——苏茜和阿兰必须搬到奥马哈住。他们同意了，并在离沃伦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买了所房子。苏茜很快就加入了沃伦的后勤网。当他需要车时，她就跑到推销商那儿为他挑了一辆。当年度会议召开时，苏茜帮他安排活动时间。她去奥马哈就是为父亲服务的。

由于沃伦给女婿的年薪只有49846美元，小苏茜的生活与奥马哈其他带小孩的­妇­女没什么两样。当她的儿子出生时，笔者有次碰巧去看过她。当时苏茜给小孩洗澡。她没有护士，也没有保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想赚钱的人常常误以为苏茜有打开通往财富之门的钥匙，为此苏茜不得不左支右绌。

有一位沃伦陪着微软公司亿万富翁神童威廉。盖茨去参观波珊的珠宝店。他们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个标着“巴菲特预订”的小盒子。巴菲特问这是谁的。有位职员怯生生地承认是苏茜分期付款买的一串珍珠。巴菲特付了这笔钱作为给苏茜的生日礼物。他开始发现为波珊花钱真是可笑。另一次他好象发现了新大陆似地说：“哼，苏，女人们真的爱珠宝。”

苏茜在身边的时候，沃伦发现家都大了许多。苏茜常把孩子们留在沃伦家让阿斯其德照看，这让阿斯其德与巴菲特一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苏茜甚

至劝阿斯其德重新布置一下房子，那里正在消失的活泼格局还是苏茜的妈妈原先布置的。阿斯其德与苏茜一起把房间装饰得更温馨，厨房里摆上了阿斯其德收集的老式烤面包机。 （沃伦的妻子与她家中的女朋友的关系更好了。

这个奇妙的三重奏小组给亲戚们送礼物时，附上的卡片总写着“沃伦，苏茜和阿斯其德”。）

小苏茜和她的孩子们总是围着沃伦转，这使沃伦人­性­化了。他会穿着旧运动服跑到格林伯格家，趴在地板上与两个外孙一起玩耍。吃晚饭时他会漫不经心地听一家人闲谈，缩着嘴，敲着下巴，时不时Сhā句俏皮话，而且每咬一口汉堡包就加一次盐。他对凯。格雷厄姆说，苏茜回到了奥马哈改变了他的生活。他甚至给了苏茜一支红宝石手镯。平时他可是连手势都不爱打的人。

看到“树上结出果子”了，沃伦渐渐感到放心了。他让女儿当上了巴菲特基金会的一名董事，而且稍稍放宽了自己的继承政策。孩子们每人可能将得到300万美元左右。 （他没说具体有多少。）

但不管数目大小如何，他都不可能让苏茜、豪伊和彼得过让人讨厌的“超级大富”的生活。除了改善生活外，他认为孩子们无权大把花钱。那样子他们的财力会太多，而他认为这是社会的财富。“我一向讲究公平。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一辈子有饭吃就可以了，”他说，“这些钱必须回到社会中去。”

但他的慈悲心肠与他给孩子们钱十分矛盾。他在捐赠时 （即使是为慈善事业捐赠）从没痛快过。他的朋友詹姆斯。博克（他离开了约翰逊—约翰逊，参加了美洲无毒品运动）说巴菲特有个“障碍”，如果他掏钱，他就“少了可赚钱的工具”。

多年来，巴菲特基金会一直是人们取笑的对象。当 1979年巴菲特有 1亿5000万美元时，他的捐赠的总额只有725000美元，那年他也只捐了38453美元。但在1981年巴菲特开始实施伯克希尔慈善计划后，苏茜和他用它为基金会准备资金。巴菲特稳步提高了公司的捐赠额。当然它没伯克希尔股价升得那么快。到1990年，每位股东可从伯克希尔的这笔钱中为自己喜欢的慈善事业捐赠6美元，即巴菲特和苏茜间接地捐了300万。

这个计划的经典之处还在于，它无须巴菲特掏腰包。这不是他个人或伯克希尔的几千万或上亿财富中的一部分。他不为基金会掏一分钱。就连通过伯克希尔计划的这些间接捐助也与他的40亿财产全无关连。

巴菲特的吝啬常常受到朋友们的批评。他们知道他很关心社会，也知道他没把这些钱花在自己身上。从个人角度看，他们认为他相当“慷慨”——他们常用的一个词。有个例外情况，就是他每年圣诞节都给儿时好友鲍勃。拉塞尔的母亲一小笔钱。 （这是从一次银行失误中被发现。）更典型的是，他在非经济问题上是十分大方的，比如给别人手写一些值得深思的短信，或为他们及时提供建议。但即使是亲密朋友向他要钱或有用的东西时，他总是搪塞过去。当作家乔福里。科万得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成功的新闻节目《周末编排》遇到资金困难时，他向巴菲特打电话求助。如果《周末编排》不能马上凑到5万块的话就得停播了。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多数人多少会掏点钱的。

但巴菲特的个­性­相当强，他说“不”时，一点儿也不会感到不自然。他一毛钱也没掏。另一个朋友安。兰德斯常劝他不要把钱抓得太紧了。她说她尽了最大的力来劝巴菲特对“能为世界做点什么”感兴趣。

他­干­的就是积累，赚钱，赚钱，积累。但为了什么？他是买了架飞机，而且很喜欢。于

是我们以飞机举例说：看看这架飞机为你带来多少乐趣！如果你把部分钱捐出，你会感到有趣的。他只是笑了笑——赚钱、赚钱，有劲吗？

巴菲特对慈善事业的嘲讽，有部分原因缘于70年代他与格林内尔大学的一件事。他的朋友说服他加入了该校的董事会，巴菲特把这个依阿华州的小艺术学校变成了经济动力厂。在他的管理下，格林内尔花捐款中的1360万元买下了代顿的一家电视台，4年后又以4800万元卖出。但令他吃惊的是，他发现学校以他不喜欢的方式花了这笔横财的一部分，这笔钱没被用来提高教育质量就被教授们随随便便地花掉了。

这使他对高等教育大倒胃口，虽然他仍为许许多多学生提供奖学金。格林伯格说：“沃伦宁可被钱噎死，也不愿意给大学写支票。”当他的母亲同布达拉斯加大学的集资人来到他的办公室时，他连门都不开——虽然他是该校橄榄球队的狂热球迷。

巴菲特的慈善观多少有点像搞投资。他拒绝“多样化”，宁可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他希望能监督他的捐款，因为他认为多数捐款的一部分都被管理人花在午餐上了。有一次做东请朋友们去拉古纳海滩玩时，巴菲特提出了一个经过再三思考的问题：“如果你们必须为某种事业捐款，你们选哪种？”

他好像是在为可口可乐寻找一种慈善事业，一种国内的，可以逐渐减少社会投资需求的事业。这种想法在股票上可以，但对公共事业不太合适。因为需要钱的计划，比如医学研究很快就可以对病人产生效益。捐助人愿意承担一些损失。但其他的如高雅艺术，用巴菲特的话是“对所有人都有益”，却可能是件无意义的事。（虽然对“部分人有益”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没人为博物馆投资，那整个社会也就枯燥多了。）换句话说，衡量社会的进步不像测可口可乐的利润那么简单。但巴菲特想看看“具体的结果”。

由于这些限制，他发现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公益事业。巴菲特基金会名义上是由格林伯格管理，实际则­操­纵在沃伦和他妻子手中。它的大部分收益是留作将来的捐赠的。到1990年，基金会从伯克希尔和它的各种股票中的收入是380万元。但它只捐赠了230万。而当时它的资金已近1800万，真像个小伯克希尔。它只为了少数经过仔细挑选的事业捐赠，而它的资产“不断地积累”。

巴菲特对此有两个主要理由。自从广岛事件以来，他一直担心爆发核战争，而裁军又不是普通公民力所能及的。巴菲特对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加南的研究很欣赏，后者在普林斯顿时是核裁军的积极鼓吹者。1984年，巴菲特得知哈佛法学院的谈判专家威廉。尤格正从事研究防止发生突然战争的办法。他请尤利到波士顿的里茨—卡尔顿吃年饭，并非常有人情味地讲述了自己对最后战争的担心。谈到中国时，他打了个比方，让尤利预测一下将来的情况。他说比如桌子上有数千颗白石子，其中只有一块黑的，假如有人每天捡走一块石子。那么迟早，也许100年以后他会捡到那颗黑的。那就是核战争。

尤利曾提议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一些缓冲中心”，在那儿通过电话和传真可以在危机时开通交流渠道。但尤利说，美国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对苏联非常敌视。

巴菲特说：“你看，这就是人­性­的另一面。我们建立的体系可以毁灭全

世界。“他紧接着说：”我支持你，我要给你10万美元。“（最后基金会实际提供的是20万。）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谈时，同意了建立缓冲中心，直至今日。但直到冷战结束，巴菲特对裁军一直无能为力。

巴菲特所有事业的根本理由是人口控制。例如，1990年捐赠额的75%，即170万是用于计划生育、­性­教育、控制出生率和堕胎权力法案等的。苏茜和巴菲特对此都深信不疑，但两人之间有分歧。苏茜是因为对第三世界的人，特别是­妇­女的恶劣生活条件触动很大，而沃伦则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那样，担心人口过多会引起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食品，住房，甚至人类生存的问题。

他的这两个理想都很实际。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或防止将来发生的不幸事件，比如战争和人口过多。但他却不愿把巨大财富中的一分一毫用于帮助穷人、病人、文盲和居住在贫民区的人，也不为当地的音乐厅、博物馆、大学①和医院捐款（只有堕胎和计划生育项目除外）。由于只关心宏观经济和将来，巴菲特的慈善观看起来与现在毫无关系，甚至有点不近人情。

他认为普通的慈善事业是“浪费”他的钱财。从另一种角度看，捐款于人口控制也可解释为一种“投资”，一种全球­性­的赎回股票，因为将来要求分红的人会逐渐减少。同是马尔萨斯人口论支持者的查理。芒格，在欢迎凯丝。卢塞尔的宴会上阐述了这个观点。后者在加强贝洛斯堕胎权力法案问题上是芒格和巴菲特的战士。在场的许多人曾是卢塞尔的病人，他们纷纷祝贺他接生了许多婴儿，芒格也高举酒杯站了起来说：“我想为卢塞尔医生不曾接生的婴儿­干­杯。”

巴菲特关心人口控制最奇怪的一个方面是他并不因为人们得到了他的帮助而高兴。他常问别人是否对公益事业有什么好主意——好像这类事天下还太少一样。但常常是一无所获。他总是认为接受者可能并无价值，慈善事件的捐助者与受助者都无益处。有趣的是，巴菲特受人施舍时也同样不安。有一次他在奥马哈的古德里奇甜食店要了一份巧克力麦芽，但发现身边最小的票子都是100美元的。可惜太晚了，|­乳­品店找不开。有位老­妇­人知道巴菲特不常来此店，于是很慈详地为他付了钱。巴菲特坚持要还她这一块五毛钱，但他却记不起她的名字来，真是太痛苦了。也许是良心不安，最后他终于找到这位老太太，把钱还给了她。

最让巴菲特高兴的一项公益活动是基金会每年都给 15所公立中学的教师发1万美元的奖金。奖金全是以巴菲特的姑姑艾丽丝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一名教师，她在巴菲特幼年与祖父一起生活时对他倍加爱护。获奖人的评奖标准是业绩，因为这份奖金不是食品救济。巴菲特常指出，有钱人爱把钱扔到大学里，好让他们的名字刻在某大楼上，但他们根本不理对孩子们的影响更大的小学。他设立这项奖是对奥马哈的感谢。

但他不参加奥马哈一般的慈善事件常常招致许多老人的批评。当地有位厂主罗伯特。道格蒂说：“沃伦以不掏钱而出名。”在奥马哈，你看不到一点迹象表明这儿住着一位全国最富之一的人。乔斯林博物馆里没有巴菲特展厅，城里没有巴菲特公园，地方大学里也没有巴菲特的位置。

在几年的表面冷漠之后，巴菲特再次出钱建立了一个基金会——施伍德

① 也有例外情况。如1982 年巴菲特以他外祖母的名义向内布拉斯加州西点的一个图书馆捐了10 万美元；

更典型的是在1992 年，他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40 万美元的礼物，让其用于计划生育医疗活动。

基金会，只为奥马哈的慈善事业提供资金。尽管它的规模比巴菲特基金会小得多，但它表明现已60岁的巴菲特终于明白了奥马哈为造就他而做的一切，而他却基本上没什么回报。

令奥马哈大吃一惊的是，尽管巴菲特是个小气鬼，但他的群体意识非常强。政治上，他不屑募捐并没有导致想象中的保守主义，而是他强烈认为政府应该代表整个社会而不是为某些个部门服务。早在 1977年人们还未攻击“特殊利益”之前，巴菲特就尖锐地批评了“社会上许多团体用选举力量来转移而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恶习”。

从那以后，他常常写些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性­的提议，发表在 《华盛顿邮报》上。主题通常都是“扩大大饼”而不是“大饼重分”，（就像他嘲笑华尔街的“大饼重分”一样。）其中某个主意可以简单地避免交易的缺陷而无须使用配额、关税和繁琐的手续。在这个了不起的设想下，自由市场只需要算出要进口多少日产卡车和出口多少阿迪达斯跑鞋，政府只须一个法令就可限制进出口总量。前提是社会的整体贸易平衡上有一定的法码，而无须在多种工业之间进行协调和仲裁——事实上它­干­得不怎么样。

虽然他并不反对政府解决实际的“温饱问题”，但他对政府的措施冷嘲热讽。他有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里用了一个“稳定岛”的喻言警告。那是一个假想的具有稳定人口的社会，他们只大量种植大米和生产白酒。由于这是个“有同情心的岛”，工作者将为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提供食品。巴菲特说，这样当退休者日复一日地增多时，通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可得出，工人们得累断脊梁地­干­，而且自己没酒喝来保证先辈们法定的大量配额。

他的多次建议都提到了新保守主义的作法，即约束人们的自私行为而不是依赖他们的“人­性­善”。沃伦与妻子不同，他对“人­性­善”不敢苟同。70年代苏茜与拉里。金成了朋友。他办了一个假装在为黑人提供信用的信用组织。尽管金的工资只有16200块，但他开的是白­色­奔驰，戴的是金表，穿的是斑马皮衣和豹皮大衣，经常出入高档晚会。他骗遍了半个奥马哈城，包括苏茜。但他骗不了沃伦。他不客气地说：“我知道金是个骗子。我想他也知道我知道。可能我是奥马哈唯一没被他要过钱的人。”那时金已经因为诈骗了几百万而进了大狱。

还有一次，苏茜请沃伦资助奥马哈的民权活动家查尔斯。华盛顿。沃伦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借了他24900美元。6个月后华盛顿没有按期还债。

沃伦对这笔小钱被诈十分反感，于是他把华盛顿送上了被告席。这是他生平唯一一次起诉别人。

在国家级的政治家中，巴菲特与其中几个十分要好，如丹尼尔。帕其克。莫尼汉、比尔。布莱德利和鲍勃。凯利。但与多数总裁不怎么样，巴菲特并不对他们阿谀奉承。纺织贸易组织反复要求巴菲特帮着游说实行进口保护，但他从没这么­干­过，尽管他自己的纺织厂也可从中受益。

还有一件更富戏剧­性­的事。伯克希尔的存款和贷款是美联储的一部分。

与其他类似机构一样，美联储也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为各成员争取尽可能大的政府分的“大饼”。甚至在S＆L丑闻曝光之后（它的成员已欠了纳税人1000①亿美元） ，它还四处游说要更多的资金。

① 在那件丑闻爆发前6 年，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带有先见之明的预测中，芒格指出：“一个美国政府的机构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像以前一样，继续为储蓄与贷款业的储蓄账户保险，其结果必将是储贷协会越来越

巴菲特和芒格不清楚说客们是否还有社会良知，但他们退出了该组织以示抗议。芒格几年来一直对S＆L的危险信号提出警告，他在报告上发表了一封信，尖锐地抨击了委员会“修饰自我服务的废话”的作法。

由于委员会长期以来已明显地误导了政府，它应就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公开道歉，并保证不再变本加利地进行误导。

虽然巴菲特嘲笑政府对联储的袒护，但他完全不同意新保护主义者认为市场判断永远正确的观点。他不同意眼下时髦地认为自由市场是个人价值的最终判断者的论点。从事不重要工作的人，尤其是­妇­女从未发现巴菲特有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行为。有一次他把自己同秘书对比时，他同意秘书“可以带孩子和参加社团活动。市场社会对她的许多才能的评价方法并不一样。

如果把我扔到阿富汗或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我有什么才能了。“

作为一个亿万富翁，他是十分激进的。当然他的政界朋友都是民主党人，但他的某些观点与他们相比要左得多。有一次在大都会公司的Q＆A，有人问如果他有权改变税收法，他会怎么做。“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权利，我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巴菲特说。他要对个人消费课以重税，并收取很高的遗产继承税。

如果我想坐飞机旅游，我是这么­干­的，那好，我用支票结算。但必须对我课以重税，因为我消耗了社会的人力和燃料资源等等。

他的观点如此自由，但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做得不够多。芒格虽然对公益事业也持讽刺态度，但他是个慷慨的认捐者，而且与一家医院和私立学校牵连甚深。但巴菲特拒绝参加进去。诺曼。利乐有一次请他在为一条叫商业企业托拉斯组织的颁奖仪式上做个简短的介绍。巴菲特对此组织很信任，因为它表彰的是对社会有贡献的商人。他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一定到场，但同时明确表示不愿做演讲，因为他每个月都收到50个类似的请求。利尔感到很沮丧，他不相信似地补充说：“其实他只要走上12级台阶，到台上做个半分钟的介绍就可以了。”

巴菲特认为，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捞一把，就像带着相机的旅行者追寻有­色­土著一样。凯。格雷厄姆认为他的自我保护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做法，不管是在公益事业上还是其他方面。抓着钱是保证控制权的一种办法。当他还是个孩子，为凯。格雷厄姆当报童时，他就不让母亲碰他的钱。

成年后的巴菲特对他的474948股伯克希尔的股票也是如此。比尔。盖茨时常卖点他的微软股票，李。艾柯卡卖点克莱斯勒等等，但巴菲特对他的漂亮股票就连一个角都不愿撕。可笑的是，伯克希尔如此上涨，却没为他的口袋里增加一毛钱。

从社会的观点出发，他争辩道这是件好事情。他现在能给的毛票不只是自己的毛票了。它的一笔钱代表着街上的两毛五和半美元。“我想，”他说，“现在存在的严重的社会本质问题，在我死了之后仍会存在。”他计划把股

胆大。格莱欣法则 （劣质贷款驱逐好的贷款）可能只对充分竞争的而不是存款被保险的机构发生效应，如果 ‘胆大妄为取代了保守稳健’，最终定会出现由大胆信贷扩张导致的灾难引起的大范围破产。“

票留给苏茜。不管谁先死，活着的那位都要把它遗赠给基金会。那样社会就可以从他积累的财富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仍带有成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菲特本来每年只要拿出1%的收入，就可为“严重问题”提供数千万美元而不影响他的财富积累。

读者也许会想，他对财富的控制欲会不会至少是部分，因为他不仅想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想控制死亡。只有人才希望或相信在某一伟大的旅程中是不会死的。以巴菲特的“人心之不可测”的观点看，他对伯克希尔的控制，或许可以保护他一生不受恐惧的侵袭。也许与林肯一样，在这一场战斗结束之前，上帝是不会召唤他的。只要他仍在不断积累，事情就还没结束。

20恐钱症

随着黑­色­星期一的影响渐渐消逝，华尔街又沐浴在晚秋晴暖宜人的阳光里。股票涨到了新高度，交易商创造了新的LBO的波澜，与之相比，以前的浪潮只能算是毛毛雨。80年代的算术是很简单的。承蒙交国税的政策的关照，任何公司只要把股票换成债券，它的价值马上就上升了。而人们认为所有公司都有能力作这种转化。

当贪婪明显地占了恐惧的上风时，投资银行也就成了“商业银行”。它们不仅经营 LBO，而且不管资金风险，自己购买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保守的约翰。戈弗洛德也加入了这一冒险行列。这更表明了这一趋势，也使得巴菲特和芒格有机会仔细观察此交易时期的后半阶段。

这两人总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有人要与他们做生意时，好董事巴菲特向所罗门的银行家问一些老练圆滑的问题，芒格则设法把生意切成小块来做。有一次，董事会拒绝通过购买几个连锁加油站的提议，一位高级经理说巴菲特和芒格的“意见太不一致了”。

所罗门的商业银行业务的头麦克。兹马曼说：“沃伦的态度是，如果某笔交易不值得用股票方式来做，那么它也不值得用债券做。”巴菲特认为银行家应专心寻找好的业务，而不是致力于重新安排平衡表。但他从不反对任何交易。

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日傍晚，巴菲特在奥马哈家中接到了戈弗洛德的电话。他正与所罗门的几个银行家呆在第5大街的公寓里。上星期三，生产云丝顿和沙龙香烟、里茨饼­干­和奥诺甜饼的雷诺烟草公司久经风霜的老板F.罗丝。约翰逊，提议要他单独购买他的公司。约翰逊的业务银行是附属于美国捷运公司的希尔森。莱曼。哈顿公司。这笔大交易的消息刚一透露，华尔街上的所有其他银行都打算从中捞部分生意。所罗门兄弟公司也正在紧张研究有竞争力的投标，但戈弗洛德他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所罗门董事和大股东的巴菲特会支持吗？再就是伯克希尔愿意自己出1亿美元以普通伙伴的身分参加这笔交易吗？

但银行家们不知道，其实巴菲特在几天前在罗丝。约翰逊刚宣布消息时就已要求购买雷诺烟草公司的股票了。当所罗门的高级投资银行家吉耶。希金斯开始向他解释公司的优点时，话筒那边传来巴菲特急促的中西部口音：

别跟我谈经济学。我知道情况很好。你花一分钱生产产品就可卖1美元，而且买主都是有瘾的。他们对这个牌子也情有独钟。

在买位于孟菲斯的生产可嚼烟草的康伍德公司时，巴菲特与芒格的意见终于接近了。他们决定不成为烟草业的主角。在与其他银行家谈论时，巴菲特也流露出这个想法。

“这个产品——有点问题，”他痛苦地说，“我不想我的墓碑上刻着我是其中一个合作伙伴的字样。”所罗门可以放手去­干­RJRNabisco的事，但巴菲特不想直接参与。

第二天，考伯格。克拉韦斯。罗伯兹提出了它自己的投标，所罗门与罗丝。约翰逊他们的希尔森成了联盟军并投入到竞标战。这种投标华尔街以前从未搞得如此公开化。当交易的主要部分即将来临时，许多竞争银行都想出

比对手更高的价，结果这个兼并狂潮一直涨到了顶点。现在为雷诺出多少价都不算高。

11小时之后，KKR提出了一个优厚条件，它答应在交易成功后，将“重新调整”大额债券的利率来为这LBO融资。雷诺烟草公司的情况越糟，它的利率就越高。（就像买一所可调整抵押的房子，你失业后它的利息就得翻倍。）

KKR这么做毫无秘密可言。不管它的投资者会遇到什么恶果，它现在就可以直接得到7400万美元的好处。

戈弗洛德本来有机会模仿这种“重调”的作法的，出于对自己信用的考虑，他拒绝了。因为这样他在交易中花费的会更多。

KKR做出这个决定后，巴菲特买了更多的雷诺烟草公司股票——一种短期的赚价差的作法（也是为了防止交易泡汤），伯克希尔将很快从中赚到6400万美元。巴菲特一向以批评这种作法闻名，但这次他也突然Сhā手别人的生意，看起来真有点虚伪。但他自己不这么看。每当叫价摆在桌上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管，只分析风险和收益，利润或损失。他还从比阿特丽斯、联合百货公司、克拉夫特、因特科，南部地区和一些其他公司中赚了短期价差。

巴菲特是从本。格雷厄姆那儿学会这种手段的，但他与华尔街的套利者不同的是他有格雷厄姆的特­色­。当交易升温时他的参与积极­性­会逐渐消失。

几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接管研讨会上，他警告说，银行家使用这种欺骗­性­的货币政策，总有一天会使投标达到不稳定的地步。雷诺烟草公司这笔250亿美元的交易成交后，他认定这话不再只是预言。

交易者是用“零息票债券”为这种LBO融资的，这个可笑的债券使买者借到了大笔资金并可推迟数年还清本息。由于发行这种债券很容易，而且投资者都盲目自信，所以交易价升得比天还高就不足为奇了。用巴菲特的话说：

接管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非常过火的行为。多萝西说：“老天，我觉得我们都不在堪萨斯州了。”

这是巴菲特在1992年2月雷诺烟草公司交易接近尾声时写的。他已从中捞到了钱，现在他除了赚价差外别无所求，因为他觉得这样的交易太不安全了。

伯克希尔在1988年的利润很好，你们也许都以为我们在1989年会大做利差交易。但我们却想袖手旁观。

股市也正牛。巴菲特除了最后一次购买可口可乐之外也无所作为。但他需要找个地方投资。由于伯克希尔规模越大，这个任务也就越困难。早在巴菲特伙伴公司成立不久他就预言，迟早有一天他会受到平均法的制约的——说是这么说，但他认为为时尚早。他警告股东们说：“高增长率最终将自我束缚。”为了不认命地继续寻找可能的机会，他不得不把钱用于投资。

这种投资动力是危险的。它被形象地称作恐惧综合症——投资者“害怕拥有现金”。巴菲特承认他有这种感觉，到处有现金“是个巨大的诱惑”。

我承认，我和别人一样有种渴望。渴望­干­点什么，特别是在无事可­干­的时候。

像突然爆发一样，他做了三笔大买卖。那是1989年下半年，他与吉列、美国航空和国际冠军的交易总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总的来说，它们还不符合他的一般标准。对世界上主要的剃须刀销售商吉列的投资是典型的巴菲特风格，而美国航空和造纸公司国际冠军由于是资金密集型企业，它们与他过去的成功投资完全不同。 （虽然国际冠军与他过去的失败投资有相似之处，但巴菲特认为这可避免通货膨胀的损失。）

每种情况下，伯克希尔都买了一些可转换股票，就像买所罗门兄弟一样。

除具有像可口可乐那样著名品牌的吉列公司外，巴菲特对其他公司没什么特别想法，这正是他为什么选择有固定分红的可转换股票的原因。事实上，他忧郁地说：“如果我还能买40个可口可乐那样的公司，我就不买这些了。”

又一次，这些交易的背后都潜伏着被接管的危险。吉列正处在罗纳德。贝罗曼的虎视耽耽下；美国航空被麦克。施坦哈德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国际冠军也将成为众人瞩目的目标。“当你拥有一个能­干­的管理层时，”巴菲特在《华盛顿邮报》上说，“应该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完成自己的目标。”现在这些公司都把巴菲特当作自己的挡箭牌。作为回报，巴菲特得到的是平均9%的固定息票和保留换成普通股的权利（一种“彩券”）。

但巴菲特的最新举措非常特殊。他和其他人一样买的是大都会公司普通股，但在最近的交易中，他谈判时要求获得只用于他的特别风险保护。林达。萨德勒在 《华尔街日报》上指责巴菲特是以保证其他总经理的职位为条件来为伯克希尔赚大钱的。

华尔街的许多投资者都说，巴菲特先生的特殊交易玩的是种绅士般的保护游戏。以前的索尔。斯坦伯格这样的企业套利者是拿了“绿票子”就离开了，但巴菲特先生是又要­干­净的“白票子”又坚持不放，而且紧拉着管理层的手。

这种有争议的与总经理们的特殊交易剥夺了股东们在接管时自由卖出的权利。 《福布斯》上的文章说：

巴菲特得到了特殊交易，管理层也一样………但换个角度看，沃伦。巴菲特为避免被接管开了多大的价？

巴菲特当然对吉列、美国航空和国际冠军的股东没有责任。他只要为伯克希尔做好生意就行了。人们对道德学家的标准总是更严格，突然处于防守地位的巴菲特好像急着要保护他的这块高地。在这次“­干­净的敲诈”交易之后，他在写给股东们的一封信中争辩道：

……其他被投资公司的股东会从我们优先选择股票购买行动中获几年的利。证据就是：现在每个公司都有了主要的，稳定的和有兴趣的股东……

该论点的问题在于，它是假设每个总经理 （或巴菲特眼中的总经理）都需要这种保护，并能公正处理长期的利息冲突。但不是每个总经理都是汤姆。默菲。巴菲特自己在哥伦比亚论坛上就争辩说，这与接管本身一样并不可靠，最终决定得由持有“小纸票”的人（股东）做出。

国际冠军更是一种遗露重重的情况。它的总经理安德鲁。西格勒是个激

烈的接管反对者和大生意游说组商业协调会的成员。他把国际冠军的钱大量投入工厂出产，给股东的则很少。在过去的10年里，作为市场上的一大股票，伯克希尔的年增长率只有可怜的3%.即使在造纸公司的行列中，它的利润排名也排在最低一档里。

唯一可解释西格勒的可怜纪录的原因就是安德鲁。西格勒本身。在不景气的1989年，西格勒给自己的工资是80万美元，外加 42万 5000美元“激励奖”。除此之外，他乘国际冠军股价很低时奖给自己3万1000股可选择股票。第二年，国际冠军的利润少了一半，但西勒把自己的工资加到了120万美元，外加 2万 8000美元的奖金，这样他就不用付个人调节税的咨询费了，同时他又再拿了4万7000股可选择股票。

当然巴菲特猛烈批评可选择股票，特别是如此奖给无所作为的总经理更是令他反感。如果有人有意接管国际冠军，我们看不出巴菲特有什么理由要反对。

吉列和美国航空的管理层则是另一回事。美国建立了一个全国体系，在各中等市场的城市中都设有中心，但它的地位仍须巩固。它的策略好像是需要保证时间和一点“保护”。吉列则很简单，就是要赚钱。

虽然巴菲特的办法是比普通的股民们在公开市场上更有赚头，但生意也不像批评他的那些人说的那么好。伯克希尔在以后的10年里将被死死地锁在这几种股票上，在华尔街看来这是漫无日期的。其实大多数管理人是不会同意巴菲特这种“甜心式”的做法的。

但交易仍有不完全的一面。它有点内部交易的味道——巴菲特和企业董事会的几个伙计们靠得太近了。他那年花了 670万买了架飞机也许不是巧合。在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花了大篇幅就此福利对自己极尽嘲讽， （却没有提到他低得出奇的10万美金的年薪。）他说如果换新飞机的代价“以现在的每年100%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要不了多久，伯克希尔的所有资产都得花在飞机上了”。他伶巧地说买这架飞机是无可辩驳的，这说明他在城外和其他优秀的公司里呆的时间更多。

到80年代末，老不着家的沃伦。巴菲特好像无人不识。他坐着飞机离家去参加董事会，去看超级杯或参加晚会并巧遇鲍。纽曼、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他和美国企业的名人经理们打桥牌，其中一次比赛是与国会议员们在老巴特尔西打的，那是马尔科姆。福布斯17世纪时在伦敦的老家。如果有人问他对总统有什么经济建议吗？他可能会说，他上周末刚与布什共享晚餐。

他的妻子坚持对女儿说，该给他弄几套“体面的衣服”了。当老苏茜在奥马哈时，她和女儿把沃伦扯到商场并给他买了套1500美元的杰尼亚西服。

这套意大利产的杰尼亚成了他的制服，就像他需要樱桃红可乐和飞机一样。

（但他拒绝了某位推销商让他买定做衣服的请求。他更喜欢到杰尼亚在纽约的分店，从衣架上拿几套西服。）

他的新圈子大得让人吃惊。在波士顿，他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和《环球》杂志的编辑托马斯。温莎这样的人交往。温莎说：“沃伦找的朋友真多。”这个评价对一个找股票和持股票的人来说真是有趣。巴菲特在华盛顿有一伙人，在加州也有一伙。苏茜和他去大苹果时是“有计划的”——用某位朋友的话说——就是要让某人挤进去。“他们和别人不一样，”她说。

巴菲特的内部圈子——包括格雷厄姆、卢米斯、默菲、芒格和瑞恩——还是和以前一样。但他的迪克。霍兰德这样的奥马哈朋友发现他不像以前那

样常在了。维恩。麦肯齐估计他的老板每周总有一两天不在奥马哈。

但在其他方面巴菲特就不一样了。他像信天翁一样从一个海岸飞往另一个海岸。他在奥斯卡晚会上与多丽。帕顿一起进餐，然后飞到马撒葡萄园与南希。里根和《 60分钟》的通讯员迈克。沃莱斯这样的人参加凯。格雷厄姆家的聚会。还有一次他带着妻子直扑沃特。安娜伯格在加州棕榈喷泉的别墅。它就像沙漠中的一朵奇葩，四周种满了柽柳树和神态各异的灌木丛。山姆。沃尔顿也来了。

巴菲特很受他们的欢迎，因为他没有一点财大气粗的架势。他说话时的神情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使人们想起了30年代。（不过现在的口头语是“是我抓着线呢！”而不是“是我打电话”了。）在1988年卡拉里冬季奥运会时，巴菲特是默菲和ABC的客人，但他躲开了请他在清澈的路易斯湖畔吃中饭的邀请，一个人躲在城里工作。ABC的肥皂剧编剧亚格尼斯。尼克松在卡拉里遇见了巴菲特，她认为他是“威尔。罗杰斯的新化身。”她请他去纽约担任一白天肥皂剧《爱》里的某一浮雕。在录音结束后，尼克松和其他的 ABC工作人员跑到城东的一家北意大利风味的饭店布拉沃詹尼聚餐。他们刚出发时，尼克松发现另一位亿万富翁约翰。克鲁格也很兴奋。克鲁格钻进了等在一旁的高级超长轿车，巴菲特则走下人行道叫住了一辆计程车。

巴菲特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位进入上层社会的乡巴佬形象。有许多关于他假装无知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在某次晚会上他坐在亨利。克拉韦斯的妻子，时髦的卡洛琳。萝茵身旁。萝茵说：“您能为我切食物吗？”巴菲特不清楚这是否是上流社会表示好感的最新方式，说得难听点就是“来吧”的意思，因此整个晚上他都没理她。直到服务生把她一直没吃的烧烤撤走之后，他才吃惊地发现，原来她的手腕上打着石膏。

巴菲特喜欢朴素的形象。他不喜欢自己现在的名声。当电视节目《富翁、名人的生活方式》中出现他的身影时，他十分尴尬，赶紧对别人说，制片人没让他知道就把片子剪辑在一起了。而实际情况是他带着麦克风正式接受了采访。

1989年奥马哈的新闻中心出现了巴菲特的身影。卖地毯的B夫人的权威被两个孙子罗纳德和艾尔温夺走了，家具世界也落入他们之手。B夫人盛怒之下离开了商场。她指责巴菲特出卖了她，并公开称她的两个孙子是“希特勒”。

这场风波在奥马哈引起的注意不亚于其他城市对查尔斯王子与黛安娜王妃的关注。B夫人指责她的孙子是无用的废物，只会溜须拍马，把时间都花在“开会”上，但活得像个“百万富翁”。她还伤心地补充说：“当你一无用处时，真是让人伤心。”

这位95高龄的老太太仍然­精­力充沛。她在家只呆了几个月就在家具世界附近开了一家新商场“B夫人之家”。它们现在是鱼死网破的对手。

“真伤我的心。”一个星期天当她坐车经过商场里的地毯海洋时，B夫人感叹道。她现在的工作“纯粹是为了报复；我母亲91岁发病时，我把她带到家里来照顾，好像她只有我这个孩子似的”。

巴菲特对此十分担心。B夫人生日时他带去了两打红玫瑰想与她重归于好。但在生意上，他仍坚持自己的选择。在向股东们报告这件不愉快的事时，他称赞B夫人的儿子路易和两个孙子是“出­色­的商人”。

也许B夫人在商业决策上比全体美国人都聪明，但在这件事上我相信该家庭的其他成员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的3年里，商场的其他部门的销售额增长了24%，只有地毯销售下降了。

但是人们都认为就算巴菲特自己处在B夫人的位置上，他也得如此收场，又踢又叫的。因此B夫人在某种程度上仍值得受人尊敬。在她失败后不久，巴菲特很同情地谈起了她：

她没有失去自己坚毅的­性­格。但她对两个在商场工作的孙子很不好，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他们有时不愿与家庭一起工作。相信我，他们都是很­棒­的小伙子，但他们不能像 B夫人那样卖命……她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家庭，这是人类的悲剧。但他们要的是一个轻松点儿的家——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B夫人的离开并没给伯克希尔造成损害，它在1989年9月的股价升到了8750美元。但奇怪的是巴菲特总在牛市的情况下焦躁不安。他对缺乏机会感到忧郁，甚至对伯克希尔感到忧郁。

他的反应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他与吉列、美国航空等的交易中，他卖出了可转换成伯克希尔股票的债券，凑了4亿美元。买了这种债券的人能得到固定的收息，还有在伯克希尔股票上“中彩”的可能。

巴菲特这次的方式比糖还甜，他的利率只有5.5%.利率低说明投资人认定伯克希尔仍会升值。 （他们是在赌“彩券”。）

更有甚者，由于这是“零息票”债券，因此伯克希尔虽然欠着利息，但直到15年后债券到期前它并不用实际付清。可是根据税收法中的某条奇怪的规定，伯克希尔可以一直扣减利率，好像它真的在偿付一样。

再有的是，伯克希尔可以在3年内赎回这些债券。因此投资者赌的不仅是伯克希尔股价会上升，而且是很快就升。而巴菲特赌的正好相反。

两周后，美国航空预期的LBO失败了。赚价差者遭受了巨大损失——巴菲特则在数月前就退出了游戏。股市在一天内跌了191点。大额债券市场垮了；接管游戏也结束了。几个月后，杰克塞。本曼死了。华尔街与债券的长期恋爱划上了句号。1990年早期，华尔街沉闷无力，伯克希尔的股价也一直不到8000美元。

在年度报告中，巴菲特确认了他的担忧。他预测伯克希尔的网络价值在3年内“几乎可以肯定”会下降（这是他任职以来头一次说这种话）。他用一根线天真地把伯克希尔近来的表现与华尔街的货币危机联系在一起：许多正摇摇欲坠的LBO，比如说布卢明代尔的联合母公司也是用零息票债券来融资的。他脑袋里想的当然不止这些。在华尔街常常是好生意给你惹麻烦。聪明人­干­在先，“傻瓜最后当跟屁虫”。LBO和零息票债券就属于这种情况。

他在这类文章中的一贯风格是先写小的遥远的事。他请读者们“回到亚当时代，就在亚当还没有咬苹果之时”。

如果你年纪与我相仿，并在二战期间第一次购买了零息票债券，买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发行最多的 SeriesE U.S.SāvingsBond（美国存储系列证券）。

没有人称它是零息票，但系列证券就是这种情况。当到期时再付总利息。

买了系列证券的人不是傻子。因为财政部有着可靠的信誉，买主可以安心睡觉，他们的钱稳稳地以每年 2.9％的速率增长。

80年代，投资银行为大贷方发明了一种零息票。这些贷方与伯克希尔一样都是AAA信用级，不久银行家们就发现，这种零息债券与差不多最后付清（PIK）债券都可为LBO融资。理由很明白：既然可以数年不用付清，投标人当然希望一下子就能借到所有的钱。巴菲特的解释当即把这藏猫猫游戏揭露无遗：

对这些发行者来说，零息债券 （或总付债券）有一个极大的好处：你不会不履行什么也不付的诺言。如果墨西哥、巴西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政府在70年代不是举债而是发行长期零息债券的话，它们现在就是个清白的借方了。

巴菲特建议投资人给银行家尝尝自己的药的滋味，他认为美国上所有人都知道，华尔街正在用可笑的钱进行交易。

我们建议您把钱包锁上，让发行人和跟着赚钱的人自己认付零息票费用，在没有完全付清之前不让他们得手。看看那样子他们还有多大兴趣。

虽然这些文章都有广义上的指导意义，但并没有透露巴菲特的策略。他真是个保密专家。

当时巴菲特正在报上猛烈抨击大额债券，但他自己就做了一笔有史以来最大的交易——花4亿4000万美元买了雷诺烟草的证券。之前雷诺烟草公司的大额债券和其他发行人一样剧跌。奇*shu$网收集整理巴菲特认为，由于可靠的现金流动就像尼古丁上瘾一样，市场已经走过头了。但他又买了大额债券，这显得有点口是心非。其实不是的。巴菲特觉得把不能承兑的大额债券卖出是道德危机。

但买债券则不同。对投资者而言，没有哪种金融工具“本身是邪恶的”，重要的只是价格。

当购买消息公开之后，巴菲特导师的儿子，伯克希尔的股东本杰明。格雷厄姆署名抗议伯克希尔投资于烟草业。巴菲特说他不会造香烟的，但他持有烟草股票无可非议，因为报纸上也登着香烟广告。“我不敢确信这在逻辑上是否很严格。”他承认道。但他认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这仍是个划清界限的好方法。

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摇摇欲坠的信用”像滚雪球一样倒退了。新的10年并不预示着新时代，但这一次不一样。80年代末时，人人意气风发，偏偏巴菲特与众不同地小心翼翼。到了90年代，华尔街再次陷入恐慌，借出钱的人想把钱收回来，本来可以借几百万的公司也发现窗子紧紧地闭上了。

企业纷纷倒闭，大额债券不履约也频频发生，（就像巴菲特于198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预言的“重重一击”那样。）满是大额债券的弗雷德。卡尔的保险公司成了历史上倒闭的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而刚刚从国外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各大银行发现自己不得不面临着国内的许多致命打击，比如 LBO和商业房地产。银行倒闭像传染病一样从德克萨斯席卷佛罗里达、新英格兰和大西洲中部各州。忧心如焚的人聚集在投资研讨会上讨论花旗银行或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否会倒闭。

但巴菲特认为——他总是和弗雷德。卡尔步调相反——这正是冒点风险的大好时机。伯克希尔的股票和其他股票一样也下降了，（那年的最低价是5500美元，比最高价跌了近44％。）但巴菲特在这种情况下的状态总是最好的。如果价格太高了，他反而会得恐钱症；但在世界一片黯淡时，他却有着致命的本能。

在银行业自大萧条 （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最坏的1990年，巴菲特买了旧金山银行业中的巨人韦尔斯法戈10％的股票。加州的房地产业开始下降，银行不得不受此痛击，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痛苦将是长期的深沉的。

而韦尔斯法戈恰恰是全国给加州房地产业贷款最多的银行。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一般来说，巴菲特不喜欢银行，因为局外人不知道贷款的利用情况，等知道了又往往为时已晚。但他却在这家银行上坚持了好几年。韦尔斯法戈在加州有许多特权，它的利润在全国大银行中也是一流的。它的董事卡尔。理查德也像汤姆。默菲一样善于压缩成本。在过去的困难时期里，理查德卖掉公司的飞机——一种巴菲特欣赏的牺牲——并冻结了高级领导人的工资。他避开了许多一时的热潮，比如说给其他银行带来巨大损失的给拉美的贷款。巴菲特还知道，理查德和银行二把手保罗。汉森曾在70年代紧紧咬住了地产贷款并躲过了当时的房地产大崩溃。

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韦尔斯法戈在今后一两年内前景乐观。但巴菲特考虑的时期远不止今后一两年。这家银行资金雄厚，它应该可以渡过这次难关。

巴菲特在报告中说，一个坏年头“并不能折磨我们”。

由于别的公司都饱受折磨，巴菲特因此可以在挥泪大甩卖的平均价格58美元时买下了2.9亿美元的股票。它最近的价格是84美元，巴菲特从中获得了5亿美元利润。

巴菲特投资后不久，韦尔斯法戈的各种证券都开始进水下沉了。《华尔街日报》将其注销；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战略家巴顿。比格斯也说他看不出韦尔斯法戈能够幸免于难，巴菲特的命运也将一样。1991年春季，韦尔斯法戈为防止贷款不能回收订了一个很高的底价，它的股票利润降到了每股 21美分；而前一年同时期则是4.40美元。巴菲特对此反应镇静。事实上他要求法律支持他把投资加倍。

当时韦尔斯法戈成了短期交易者的宝贝。它的房地产贷款高达150亿美元，是它的邻居美洲银行的2.5倍，而且有一半都在南加州——美国现在信用最坏的地区。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洛杉矶，开发者争先恐后地完成了摩天大楼的建造，但现在已租不出去了。在奥林奇县有22％的办公室闲置。巴伦在描述韦尔斯法戈的熊市时讥笑说，这下“奥马哈的聪明人沃伦。巴菲特”一样也逃不了。

就连巴菲特的一些伙伴也认为对韦尔斯法戈的赌博行为是种背叛。格雷厄姆和多德型的财务经理斯科特。布莱克说：“这使我感到不安，巴菲特犯了个错误。”好像是《圣经》里说的一样。对80年代过多的借贷投机胆战心惊的人，看到邪恶者罪有应得时真是大快人心——贷款给房地产的人就是邪恶的人。

巴菲特也反对借贷大投机，但他的计算占了感情因素的上风。他乐意以某个价格买银行，甚至买大额股票。在形势最糟的时候，曼哈顿的一位朋友电话“警告”他说韦尔斯可能会遭受大笔罚金。巴菲特平静地说：“会知道谁对谁错的。”

巴菲特不高兴的是，萧条结束得太快了。当1991年初美国向伊拉克开战时，股市重振了。战争只持续了6个星期，但股市复兴可不止。到7月道。琼斯突破了3000点。手上现金多了和投资机会少了却使巴菲特再次产生了恐钱症。当美国捷运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D.罗宾逊给他打电话时，他听得非常仔细。

来自亚特兰大银行业世家的罗宾逊是位谦恭的可口可乐的董事，也是巴菲特的好友。他是13个董事中的常任董事，说起话来字斟句酌的，就像政治家一样。从个人角度来说，巴菲特很喜欢罗宾逊，但对他作为美国捷运公司的总经理不甚了解。

从公司的价格卡和旅行支票上看，它的经营十分成功。近10年来，他们每年的利润都高达18％。但罗宾逊的股东则从未见过这18％。

罗宾逊把这个好行业获得的利润输在坏行业中了，如保险，银行业，充当经纪人甚至还有个专门收藏19世纪美国油画的艺术长廊。由于急于跟上80年代“金融超级市场”的热潮，罗宾逊花了吃­奶­的劲凑足40亿美元押在希尔森银行上。但他的监督工作做得很马虎 （希尔森把2600万美元“投资”

到科罗拉多滑雪圣地的“会议中心”），投资银行不得不一再调动头寸来解决困难。更糟的是，美国捷运有不到坏消息变成事实不采取行动的习惯。

罗宾逊设法躲过了对这些失败的指责，一半因为他繁忙的社会关系部，一半因为他的董事会里都是被金钱俘虏了的董事。其中，亨利。基辛格每年就能拿35万的想象中的管理监督咨询费。

尽管罗宾逊作了好的宣传，但巴菲特不可能不知道罗宾逊的纪录。1985年，巴菲特参加了美国捷运公司的一次董事会，当时公司正考虑把消防基金保险单卖给巴菲特所在的一个集团。巴菲特提出了一项建议：公司应该把消防基金卖掉，把­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好生意中。不久GEICO买了一大笔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巴菲特打电话要求GEICO谈谈自己的目的。虽然巴菲特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在报告中对罗宾逊经营失误的大概记录表示痛心。

这次罗宾逊打电话来时，一切都已淡忘了。据纽约的 《英迪芬塞堡》杂志报道，巴菲特显然被一个想法纠缠住了：他在美国捷运的投资已有25年了，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打出的第一口喷油井。现在该公司又一次遇上了麻烦。

就在几周前它的信用降级了。当罗宾逊要求有3亿美元的资助时，巴菲特很快就答应了。

这次巴菲特说，市场升到这个地步，他正在找他喜欢­干­的事，而美国捷运的基本业务正是他喜欢的。这仍不能解释他“我们购买是为了与吉姆（罗宾逊）在一起”的话。他的朋友们目瞪口呆。他甚至同意了——虽然有些勉强——一种会限制伯克希尔未来发展的方式。美国捷运的一位董事杰克。拜恩对《商业周刊》说，他原以为巴菲特的“聪明基因”会阻止他这么­干­的。

在与巴菲特当面交谈之后，拜恩才知道巴菲特把上次对美国捷运的投资看作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牌，现在他急于参与公司复兴，巴菲特对他说：“我这是又要回家了。”当然他已回到了GE-ICO和《华盛顿邮报》。他喜欢这些旧鞋子，就像喜欢投资于儿时分送过的软饮料一样。重新进行这种商业冒险使他回到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

芒格也认为他的伙伴的职业中充满了“奇妙的巧合”。“沃伦很怀旧。”

他承认道。但他不愿进行进一步讨论，只说：“我可不想做心理动机的分析。”

到1991年8月，巴菲特证券组合中的许多新成员遇上了麻烦。韦尔斯法

戈处在灾难的边缘。美国捷运遇到的麻烦则是：各大饭店叛变，持卡人数持续减少和利润锐减。

在饱受批判的“白钱”交易中，吉列脱颖而出，它被伯克希尔转成了普通股票。吉列的其他持有人情况也不错，因为现在的股价已是贝罗曼开价时的两倍。共同基金经理和吉列公司股东彼得。林奇说：“与巴菲特做生意人人有利。”

但巴菲特与国际冠军的生意可得不到同样的评价。它的利润下降了 85％，但伯克希尔却不受其害，因为它的红利是固定的。同时总经理西格勒又以远低于公司账面值的价格赏了自己25万多股的选择权。

美国航空的情况最糟。几乎就在巴菲特投资的同时，一场乘客大战已经爆发。当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民航业垮了。美国航空当时的雇佣成本极高，在巴菲特投资后的一年内，它损失了4亿5400万美元，而且大出血不是很快就能止住的。

有一次，总裁萨斯。沙菲尔德给巴菲特打电话，对投资结果表示道歉。

“萨斯，希望你记住，”巴菲特反驳说，“是该我给你打电话而不是你给我打。之所以投资不好我只能怪自己，现在只有顺其自然了。”

巴菲特对自己的责怪更深刻得多。他本知道航空业的动态的——竞争激烈，固定成本高——但他还是投资了。因此公众对错误的焦点首当其冲地落到了巴菲特身上。带点威尔。罗杰斯的味道，他向股东们写道：“没人逼我；用网球术语说，我是 ‘失误’了。”这显然是他最糟的一次投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美国航空的其他股东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给困难重重的航空公司注入了急需的资金。

虽然巴菲特的证券组合中有几处败笔，但它轻易地就被其他股票弥补了，比如说可口可乐、吉列和雷诺烟草公司大额债券，他很快就从中获得了约2亿美元的利润。伯克希尔的资产净值不顾巴菲特的预言继续上升；它的股价也迅速反弹，到8月时达到了8800美元。最好的是，他下属各公司的问题与他无关。他爱说他对生活“作了安排”，这样就不用­干­不喜欢­干­的事了。

1990年夏，此话成真了。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内布拉斯加和科罗拉多即将到来的比赛。

巴菲特对所谓“白钱”交易的辩护——即公司可以因“拥有大量的、稳定的和感兴趣的股东而获益”——也有待验证。也许这永远不成立，但矛盾渐渐消失了。就连常常遇到麻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那年的纪录也很可观。

21证券大王

约翰。戈弗洛德把所罗门经营得非常好。

——沃伦。巴菲特199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报告确切地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原型来自一场家庭纠纷。费迪南多。所罗门出生于阿尔萨斯。洛林，他们一家都是当地的经纪人。19世纪末他移居纽约时把祖传的生意也带来了，为证券公司提供短期贷款。在新世纪的曙光下，他四个儿子中的三个人成了他的帮手。当时华尔街周六还只开业半天。正统的费迪南多要保持犹太人的安息日，但儿子们坚持要工作。慢慢地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了；终于在1910年，儿子们凑了5000美元自立门户去了。

他们在百老汇80号开了家商店，兄弟们每天早上一家银行接一家银行地跑，问谁有多余的钱，并把钱放到经纪人那里。渐渐地他们也做起了公司债券生意。虽然传统观念认为这是个死气沉沉的业务，所罗门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委托人——美国政府。1917年，所罗门成了财政部的注册经销商。不久，人们就认为做所罗门的伙伴就是做“美国财政部的伙伴”。

但公司规模多年来仍然很小，使它获得发展的主要是两个重要决定，并最后把巴菲特吸引了过去。

所罗门公司自建立伊始，它的组织就不很严密，这招致了众多议论。但尽管出身卑微，它的一位兄弟阿瑟。所罗门却是华尔街上为数不多的小J.P.摩根要征求意见的人。有一次他正在刮胡子时得知摩根想见他，阿瑟来不及修理两鬓，就匆匆擦去肥皂跑到了摩根办公室。为了报答这种忠诚，摩根家族也经常给他块骨头啃一啃——比如一点公司债券——正是所罗门喜欢的那种。

但所罗门不满足于充当第二小提琴手。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华尔街上各大腕纷纷“撤资”以抵制最新成立的SEC时，所罗门深入险境，在认购中取得了立足之地。这种大胆的行为和它的伙伴们甘冒资金风险的勇气使公司欣欣向荣。

有人认为这种“有销路”的债券正是所罗门在战前获得发展的动力。但它仍是个谨慎的玩家，作为债券交易商，它难免担惊受怕，但在承保和投资银行业上仍十分大胆活跃。

1958年威廉。所罗门只用高明的一步棋就对公司实行了改革。第二代的所罗门规定每个伙伴除了每年抽5％的利润外必须把钱留在所罗门。急于买房的年青伙伴们要求开个先例。黑发的比利。所罗门自信地拒绝了；因此伙伴们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排外的­精­神也出现了，且当时750万美元的公司财产也开始增加了。

所罗门公司于是用日益增多的资金来弥补公司关系不好的不足。它挤进了出身高贵的摩根和基德尔。皮博迪的行列从事股票交易和投资银行业。1968年第一个受雇于所罗门的股票推销商布鲁斯。海克特回忆说：

我们是最后一家开始研究的商行，最后成立的一家投资银行。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与顾客很熟，而是与市场很熟。我们是赚钱机器。

1979年，IBM要求摩根。斯坦利放弃唯一的承保管理人的传统地位，而

与所罗门一起管理它的10亿美元的债务。当摩根拒绝时，IBM选择了所罗门，让老伙伴摩根瞠目结舌。所罗门羽翼已丰，再不用匆匆离开理发间去听摩根的吩咐了。它的资金当时已升到了2亿美元。

这一次华尔街的私人公司感觉到需要资金，开始公开出售股票了。比利。所罗门认为保证稳定的伙伴关系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强烈反对发行股票。

受他重用的约翰。戈弗洛德也有同感。有一次他偶尔听到几个伙伴在谈论采取这种行动，戈佛洛德粗鲁地Сhā话说：“你们几个小子再想这件事的话，我现在就辞职。”

戈弗洛德成长于斯卡斯得尔的乡下郊区，他的父亲——一家­肉­类公司的老板常与比利。所罗门一起打高尔夫球。聪明内向的戈弗洛德在奥伯林念的是英语专业，本打算教书的。当他从朝鲜服役归来后，比利。所罗门请他到城里去。这位粗壮的年轻人被交易场里的繁忙景象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他当上了一名学徒。

他在市政债券和辛迪加中工作努力出­色­，34岁时终于成了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他带领所罗门公司在承保业中获得了闪电般的增长，但他却永远成不了华尔街中的一员，越战期间，已留了大胡子的戈弗洛德在金融区领导了一次反战游行。

好像为了补偿自己的不合群，他表面上显得很无礼，甚至很粗鲁。在一次正式招待会上，他被介绍给新泽西州养老基金会的经理罗兰德。麦克豪德。

由于对从特伦顿得到的生意份额不满，他突然破口大骂：“哼，他妈的有什么必要要和新泽西州做生意呢？”

同事们认为他语言粗俗是不得已的，他其实只是掩盖自己的害羞­性­格罢了。公司里的一位好友吉德尔。哈勒韦兹说：“约翰的问题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富有同情心。他离不开这个外壳。”

比利。所罗门认为戈弗洛德不会总是这么粗鲁的，于是他在1978年任命他负责公司业务。所罗门公司1981年遇上了一件毫无准备的事。那天戈弗洛德、亨利。考夫曼和另一个伙伴飞到了纽约南安普顿海边的所罗门总部。所罗门穿着便装欢迎了这群穿细条纹西服的来访者，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公司将不得不出售公司资本份额给做商品交易的菲布罗 （Phibro）公共公司。（戈弗洛德不愿卖，但最后还是屈从于他的同事们了。）所罗门的 70位伙伴从中平均获得了700万美元。

出乎戈弗洛德意料之外，南安普顿现在有了一条通向奥马哈之路。这次交易之后，所罗门有了一条公开集资的途径；它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但企业文化的改变也是不可逆转了。虽然经理们仍互称“伙伴”，但它只是个措辞而已，现在他们不再把钱留在公司了。比利。所罗门回忆说：“你的人突然有了56000千万美元。他们现在关心自己的钱就和关心公司业务一样。”

戈弗洛德同意与菲布罗的总经理大卫。坦德勒分享董事长的权力。但当坦德勒自己的业务垮台之后，所罗门公司轻而易举地解脱了出来。戈弗洛德立即把他一脚踢开。到80年代中期，所罗门不仅在传统的债券生意上有了大发展，而且在股票上也加大了份量。它在认购过程中遥遥领先，被《商业周刊》冠以“华尔街之王”的美称。杂志还预言：如果公司因故发展停滞，利润下降的话，它也能立刻恢复过来。

困难是每个人都不期望发生的。在那些年里，戈弗洛德就在面对自由女神像的一间传说般的小房里办公。矮小厚­唇­的他经过两排交易人，身后留下

长长的雪茄烟味。他颤动着颌下的两堆坠­肉­，大声嚷嚷着，得罪了所有的同事。“他赶着大家­干­活，”一位伙伴说，“让我们处理地板上堆着的狗屎东西。”

据说戈弗洛德曾鼓励他的债券交易明星约翰。玛丽威舍花100万美元去赌一轮定胜负的扑克游戏，那是债券市场沉闷时交易商才玩的游戏，这件事记录在销量最大的对该公司的内幕报告《撒谎者的扑克》上，也许它是捏造的，但它给戈弗洛德蒙上了交易商的交易商这种­色­彩。

在不玩扑克时，玛丽威舍的债券奇才们——其中有些是博士——用复杂的交易手段在利差中玩百万美元的赌博。戈弗洛德鼓励他们冒险，对不可避免的损失也很有男子汉气概。他不仅鼓励人们小心谨慎，还要求他们忠诚。

“约翰的经营让人难以忘怀，”会计师马丁。莱伯韦兹说，“他就像在一条长廊中漫步，所到之处都变得一片光明。”

整个公司都充满了戈弗洛德的自豪感。交易者们相信就算他们会­干­不道德的事的话那也是最后一个。在杰克塞、基德尔和摩根。斯坦利他们被内幕交易所玷污之时，所罗门一无所染。饱受传统学校影响的戈弗洛德躲开了寡廉鲜耻的当事人，拒绝了自己不满意的交易。

但在出售公司伙伴关系时他终于屈服了。他同意他的银行家们资助雷弗科和南部地区的LBO并授权贷给TVX电台一宗大额债券。与他坚强外表不和谐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导致了三次惨败。

实际上戈弗洛德没有真正的控制权，各部门也没有预算。在 1991年之前，所罗门甚至没有财务总管。当那年债券市场崩溃后，戈弗洛德才发现他的人员太臃肿了——可惜为时已晚。由于开始公开集资，公司人员增加了两倍，达到6800人。戈弗洛德加大了在股票和投资银行中投入的资金，但利润却在下降。有一次他对《纽约时报》可怕地预示说：“我的毛病就在于对人太审慎了。”

从他历来开除的人数中，伙伴们发现了他内心的痛苦。他像笼中鸟一样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周围是一群狂欢的交易商。有一次伙伴们一起去科德角半岛度假时，莱伯韦兹发现他一个人躲在一角喝酒。莱伯韦兹问他怎么了，戈弗洛德说：“我发现，工作迫使我去伤害一些我不愿伤害的人。”

为了掌权，戈弗洛德一再改动管理层结构。他的亲密同事刘易斯。拉那烈实际上是独自管理抵押部门，按惯例从每次交易中都抽一定的好处。戈弗洛德无情地解雇了他。但所罗门控制不了与对手、上层的债券交易商、中层银行家和推销商的竞争。一些著名的人物如交易人艾拉。哈里斯和债券市场大师亨利。考夫曼出现了。戈弗洛德也岌岌可危。有人密谋要推翻他，但因力量太弱而失败了。

这种勾心斗角的核心是为了年终分红。戈弗洛德想少发，但所罗门的各个中高级人员迫使他提高奖金。

在事业上的麻烦不断的时候，戈弗洛德的个人生活中也出现了问题。就在公司公开发股的同时，他与曾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著名的空中小姐再婚了。

本来不喜交游的戈弗洛德成了盖茨比，他和妻子大概花了2000万美元在第五大街买了幢豪华二层楼，经常举行奢侈得难以置信的晚会。最后，小戈弗洛德16岁的金发女郎苏珊。戈弗洛德在吕。德。格雷纳尔买了幢18世纪的房子，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似乎他们去巴黎度假用。

她并不经常使丈夫把注意力从公司上移开，但她却使戈弗洛德与同事之

间的关系更紧张了，因为他仍觉得得抢着­干­出点名堂来好引起老板的注意。

苏珊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他们喜欢的经理会议室变了个样，把舒适的大沙发换成了毛茸茸的长椅，老式的烟灰缸也不见了。“看上去就像个法国妓院，”一位合伙人发牢­骚­说，“我叼着雪茄走了一圈，就是不知道该把烟灰弹在哪儿。”

戈弗洛德越来越向公司外寻求建设。到80年代末，他每周都要往奥马哈打好几次电话。毫无疑问，最大的股东巴菲特对他帮助很大，戈弗洛德向《机构投资者》承认，他对巴菲特比对伙伴们更信任：

沃伦是源泉。每当我不能问公司里的人并得到可靠的答复时，我就去找他。或更坦白地说，我不相信公司内部的答复完全客观。沃伦是个很­棒­的人。

自从70年代中期戈弗洛德拯救了GEICO之后，巴菲特就迷上了他。他一再称赞戈弗洛德的“忠实”。但他和芒格对公司的混乱极为不满。他们和其他董事甚至得不到最新的平衡表。

1990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利润增加了1亿1800万，戈弗洛德也把资金总额增加了1亿2000万。巴菲特大吃一惊。公司的税前赢利为10％，比美国工业的平均水平低得多。它的股价一直只有20亿美元，8年来几乎没变，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增长了近三倍。它的业务年年发展，但股东们连一个子儿也捞不到。它与巴菲特的哲学完全矛盾，他对此十分不满。因为这是用股东的钱来为投资银行家买奢侈品。

那个年底，巴菲特去了他们的经理委员会——他很少这么­干­涉公司管理——要求他们再把奖金降下来。“我不管你们怎么付，你们可以把钱都给一个人，”巴菲特说，“但总数错了。”巴菲特是补偿委员会的三名董事之一。

这次忽略了巴菲特利益的戈弗洛德命令他的银行家们减少奖金。但他的老爷兵们全力反对，最后他只好同意把奖金计划再提高700万美元。

巴菲特对此计划投了反对票——唯一一次对管理人投反对票，其他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巴菲特投票反对戈弗洛德的消息，像雷霆一样震惊了整个所罗门公司。后来巴菲特解释说，他是担心不合理的报酬是不会长久的，这样一边倒的报酬会让整个公司都变得“不理智”。但所罗门就是个不理智的公司，尽管效益不好，但拿到100多万美元的经理不少于106人。

­精­­干­的玛丽威舍套利小组中竟有人拿了2300万！尽管该组已为所罗门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这位交易人的奖金比别人高得离谱，别人都只有7位数。

所罗门政府债券部的经理鲍。莫舍更是“发了疯了”。

34岁的莫舍相当受信任。他长着双细眼，带金丝眼镜，成长于长岛，得过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是1979年成为所罗门的债券推销商的。

他在玛丽威舍小组里默默无闻地­干­了4年。1988年，戈弗洛德说服他接手政府债券部，他说这是“第二好”的工作。但他仍坚持工作。他和也在华尔街工作的妻子在巴特利城市公园里弄了个套房，从那里他们可以走着去所罗门上班。他在卧室里装了个交易显示屏，每天6点起床去接伦敦来的长途。

他在1989年赚了400万美元，1990年达到475万。

虽是交易商，莫舍也是很急躁的。当审记员约翰。麦克唐纳通知他要查政府债券部时，他勃然大怒：“你看，我的生意很好！”

“鲍，你无权拒绝查帐。”麦克唐纳提醒说。

“他妈的，我们每次想­干­点漂亮事时总给打回来。”莫舍咆哮道。

当莫舍的上司玛丽威舍听说此事后，他笑了：“对他的话你该有保留地接受。”但从未有人问过莫舍的贡献。

莫舍­干­的就是在美国财政部拍卖公债时参加投标并在发行后进行交易。

公债券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每天交易额达1000亿美元，而纽约股票交易量只有80亿左右。市场受纽约联储银行选定的“主要经销商”的控制，他们为银行完成交易。虽然人人可以参加公债拍卖投标，但只有主要经销商可以代表当事人投标。因此他们可以提前很多知道市场导向。而在39个主要经销商中，声名显赫的所罗门仍能分得最大的债券部分。

出于对此青睐的回报，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一样要帮助政府平稳地发行国债并让官员们不落后于债券市场。它的交易商其实每天闲谈时都盯着联储。

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的，有点像把球传给击球手，是在法制不健全时期时绅士般的信任。每个季度，包括所罗门在内的经销商和投资人都被请到财政部，告知政府的资金需求并征求如何行动的建议。 （经销商则要以名誉担保不向他们的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根据最新信息交易。）然后商业家和官员们一起去麦迪逊宾馆吃晚饭，按惯例吃的是羊­肉­片。

他们只有在拍卖时才是对立双方，经销商要以最低代价获得投标，政府则要最大价。每次拍卖前，莫舍这样的交易商总要匆忙调查顾客的民意，确定需求。同时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派业务员守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美联储大楼的一排电话旁边。在1点钟拍卖开始前几秒钟，业务员们得到他们的指示并手记下来。他们把投标放在木盒里，当时钟敲响一点时，联储的一名职员就用手遮住木盒Сhā孔不让再投了。

这套严密的体系自一战以来，已成功地为美国政府债务进行了融资。1990年，财政部拍卖了1万5000亿的汇票、借据和债券。只有1962年发生了点麻烦。当时摩根的银行家要买一半的要拍卖的短期债券。财政部副部长担心摩根有­操­纵市场的企图，他当然不愿依赖于少数几个经销商。从那以后，它强行规定授于每个账户的业务不得超过35％。

通常中标的人达不到这个比例，因为它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精­明的莫舍找到了一个漏洞。他认为授于不得超过35％，但招标不是。于是1990年他投标要两倍于所有拍卖中的借据。虽然比例早已分配好了，但莫舍还是得到了最大的份额。

负责拍卖的穿白衫的官员麦克。巴琛立即给莫舍打电话，警告他不能这么­干­了。毫无疑问，他是说这种作法是最后一次了。

但两周后拍卖50亿的债券时，莫舍投标要买100亿。巴琛目瞪口呆；他不相信经销商敢公开与美国财政部做对，而且是不多的已吃了他3/4个世纪的经销商。他拒绝了莫舍的投标并宣布投标也不能超过35％。

现在莫舍采取了一个众人难以置信的行动，他威胁要越过巴琛直接与财政部副部长对话。然后他向报界大声咆哮，这种非绅士的方式让财政部大光其火。受到警告的所罗门高级人员安排了一次与财政部负责金融的副部长罗伯特。科罗贝尔的早餐，让莫舍道歉。莫舍别无选择，他显得很委屈。所罗门公司对此十分关心，命令莫舍打电话道歉，然后乘船去伦敦冷静一下。

但莫舍陷进去的比所罗门知道的多多了。在7月和8月的拍卖中，他代

表并没授权于他的顾客投标，获得了很大的份额。

到1990年11月，在4年期借据的拍卖中，他假冒一个顾客向墨丘利神资产管理公司提出了10亿元的投标。他或他的代理通知一位工作人员从不知情的墨丘利神的账户上把债券“卖给”所罗门，好像墨丘利神真的参加了投标，然后又卖给所罗门一样。为了掩护莫舍，该工作人员在交易票据上写了“不要证实”，这样就不会有人向墨丘利神问这次交易的事了。

以这种方式，1991年2月莫舍又为两位顾客——量子基金和墨丘利神公司——提出了35％的投标，也是无授权的，实际上是所罗门自己的投标。所罗门和它的“顾客”得到了51亿美元的票据，占全部拍卖额的57％。

财政部当然不知道这些债券都违反了它的规定，跑到一个公司手中去了。但到了4月，财政部一位官员在回顾拍卖时，例行公事给墨丘利神总经理查尔斯。杰克逊发了一封信。莫舍也得到了一份复印件。可以想象他有多担心。信里提到了所罗门“代表墨丘利神资产管理公司”在4月的投标。但墨丘利神根本不知道。

莫舍急着要保护自己，给杰克逊打了个电话，忸怩地说这次投标是某个工作人员出的错，所罗门正在纠正。他请杰克逊不要如实地给财政部打电话让他为难。杰克逊同意了。

为了安全起见，莫舍告诉玛丽威舍他只投错了一次标，并说正在努力、尽快地纠正过去。玛丽威舍当时呆住了，他说莫舍会因此丢掉饭碗的。“还有吗？”他问。

莫舍撒了个谎。他说只此一次，并请求再给他次机会。

几天后，在所罗门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新总部，一座花岗岩和玻璃建筑中，玛丽威舍与戈弗洛德、所罗门董事长托马斯。斯乔斯和律师唐纳德。福尔斯坦会面了。戈弗洛德对听到的消息大为震惊。“你怎么可以乱用顾客的名义？”他问。

玛丽威舍求情道，莫舍是个勤奋的经理，他只是一时犯了一个错误。但他们知道这次行为不是孤立的。他们讨论了莫舍和巴琛之间的冲突和他对公司审计师的不满。

福尔斯坦说投错标很可能会犯罪。他认为虽然没人要求所罗门这么做，但还是应该报告这件事。戈弗洛德犹豫不决。他久久考虑是向财政部报告——由于莫舍与巴琛的争吵，这是个不愉快的选择——还是向联储报告。给纽约联储经理直接打个电话就可解决了。但他们也许可以通过私人访问慢慢地透露这个消息。所有人都同意应该公开莫舍的错误行为，但由谁在什么时候却没决定。毫无疑问的是，莫舍得由政府处置了。

任何处在莫舍这个位置的人都得谨慎点了，至少短期内得小心点。但在他的手册中找不到这两个字眼。在5月拍卖二年期借据时，他出了个意想不到的高价，拿了106亿美元，即87％的份额，由所罗门和两位顾客分担。很聪明，但聪明过分了。

许多承诺要分销票据的经销商得不到票据，他们被“诈”了。导致了一场争抢“5月二年期票据”大战，价格直线上涨。莫舍从中诈得1800万美元。

（他前段时间的投标赚了400万美元左右。）

但交易商们大声抱怨——有人直接向华盛顿抱怨说，所罗门垄断了市场。除了­阴­谋独家控制价格外，轧空并不算非法行为，他们也是不明显的。

但5月的轧空使许许多多人受到了损失，有几家交易商都破产了。

财政部对莫舍的非法投标仍一无所知，但巴琛和他的同事们已注意到莫舍了。现在让巴琛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财政部信任的伙伴有­操­纵市场的无耻企图。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他秘密通知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当整个华盛顿忙于欣赏樱桃花时，它的调查机器也悄悄地开始了运转。

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开始秘密调查所罗门在这次轧空中扮演的角­色­。所罗门的当事人收到了传票。

同时财政部也受到了下属委员会主席瑞普爱德华。J.玛基的压力，他听到了许多交易商的牢­骚­。马萨诸塞民主党开始准备加强债券市场监督的议案。

所罗门的外行但却能­干­的院外活动家施蒂芬。贝尔对法律程序很担忧。

当他看到轧空的报道时，他知道麻烦来了。

贝尔是新墨西哥州人，爱穿一双牛仔靴。他给所罗门的政府债券部打了电话，他吼道：“这他妈是怎么一回事？”莫舍说所罗门没做错任何事。贝尔想，什么事也没有，华盛顿会如此反应！

6月初，在贝尔的催促下，戈弗洛德礼貌地拜访了财政部副部长科劳贝尔。尽管他的律师已一再提醒他，他还是没透露非法投标的事。但由于财政部对轧空已很关心，现在透露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他稳稳地坐在科劳贝尔的黑­色­画像前为所罗门辩解，并表示要努力合作。但他没提公司的政府公债部的头头向财政部撒了谎。科劳贝尔不明白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也许戈弗洛德是讨厌在所罗门复兴之时发生此事。但现在他得解释自己为什么拖延了。就像久久保持缄默的证人，他的行为好像他自己也有罪一样。

他对斯乔斯说，他仍打算公开这些非法投标，但这只是“小事”。真是难以置信。他竟想不到财政部——这个所罗门最老最有价值的伙伴——想的会跟他完全不同。

到6月底，戈弗洛德得知所罗门成了民事和刑事调查的对象了。他立即雇请沃其泰尔。利普顿。罗森和卡茨法律公司调查所罗门在轧空中的作用，但他还是没说莫舍做的投标。他对自己的律师都守口如瓶。直到7月12日，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律师发现了非法报告的证据时，所罗门才真相大白。

以后的一个月里，沃其泰尔。利普顿发现了6起非法投标。法律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戈弗洛德的密友马蒂。利普顿也建议他应公开此事，虽说他没有这个义务。戈弗洛德同意了。他认为自己­干­的一直是对的，即使无人喝彩，也应得到赞许。

8月8日星期四，所罗门向董事们通报了此事。他们用塔霍湖畔一家饭店边上的户外收费电话通知了巴菲特。由于巴菲特知道得不多，所以不很在意。但在明尼苏达州小船上吃饭的芒格则要求解释此事。

同一个晚上，在长期拖延之后，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给纽约联储的克里根打电话通知了沃其泰尔。利普顿发现的情况和自己某段时期内发现的某次非法投标。克里根很冷静。同样戈弗洛德也给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里查德。布里顿和科罗贝尔打了电话。

周五，报纸公开报道了所罗门的事。但写报道的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律师们照例只是轻描淡写。他们没说戈弗洛德和斯乔斯几个月前就知道一起非法交易。曝光的只是含糊其辞和不完整的情况。戈弗洛德说的也同样少。推销商和交易商放心地回家过周末去了，他们认为这只是莫舍和他的当事人闯下的祸，他们知道该怎么保持沉默，可惜错了。

8月12日星期一，调子变了。《华尔街日报》把焦点放在了怀疑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的作用上：熟悉该公司的一位人士透露：“我几乎不敢相信——但千真万确—— （所罗门的管理人）竟不知道自己公司的投标额。”

认为戈弗洛德与非法投标有染是不妥当的。看到这类文字时，戈弗洛德明白镁光灯已从莫舍转到了自己身上。

他立即召唤了主持所罗门周一投标银行家会议的德里克。莫汉和主持每周销售会议的威廉。麦金托什。他要这两人再次向下属保证问题“已经被控制”了。这两人照办了。但问题并未结束，所罗门的股价下跌了；更糟的是，交易商们开始抛售所罗门赖以集资从事经营活动的短期商业票据。

那天快结束时，市场上谣言四起。麦金托什再次面见戈弗洛德和斯乔斯；他们承认还有更多的非法交易，而且4月份时就已得知其中一项。有30年工龄的秃顶的麦金托什大胆地要求戈弗洛德辞职，但被拒绝了。不过他允许麦金托什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试着写份好些的新闻稿。

星期二，麦金托什给莫汉打电话：“德里克，我发现了一些情况。感觉真糟。”他说，“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莫汉是英国人，曾把所罗门的东京办事处变成一个重要的赢利中心。他最近被召回纽约来振兴公司的金融部门。他是煤矿工人的儿子，在伦敦经济学院念的书。现年43岁的莫汉现在有望成为戈弗洛德的接班人。

就在一天前，莫汉还为戈弗洛德的正直打了保票。现在他和麦金托什都觉得被推上了绝路。他脸颊红红地给为福尔斯坦工作的所罗门的律师萨沙利。斯诺拨了电话：“萨克，我需要和他通话。我要事实。如果你不来，那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同时，联储的一封信也到了戈弗洛德手中——克里根也要事实，而且他暗示所罗门原来的经销商地位现在很危险。戈弗洛德和斯乔斯觉得事态严重了，于是赶紧给克里根打电话，但发现对方不太友好。这位强壮的中央银行家对在他眼皮底下发出丑闻十分恼火。甚至在电话中他都觉得在“一点一点”

地发现事实。据说他对斯乔斯发了脾气：“你对我怎么可以这样呢？”

周二晚，所罗门的高级官员再次在沃其泰尔。利普顿处碰头。对戈弗洛德的罪行进行了白热化的讨论之后，他们起草了第二次新闻稿。这次他们微微承认“高层领导人”事先知道那些投标。芒格打来了电话：“不要说什么‘高层领导人’，我们想知道是谁！”于是解决了。

一周前戈弗洛德还是华尔街上令人生畏的总经理，但到了星期三他的职位就岌岌可危了。关于他4月份就得知非法投标但仍让莫舍一错再错的消息曝光之后导致了一串连锁反应。在管理者、律师、记者和所罗门自己的雇员眼中，公司已与刚刚死去的杰克塞。本曼无异了，后者也于一年前与政府发生了长期争执而倒闭。

星期四，顾客们跑了。威斯康星投资委员会除去了所罗门之名。穆迪公司宣布它有可能降级，公司的当事人也说在高层领导班子换人之前不必再来电话了。与亲信们躲在43层的戈弗洛德成了人见人怕的麻风病人。

再往下走13层，抓紧收获的莫汉像截断了司令部命令的副排长那样，发出一些权宜­性­的指令。但他平息不了市场。一夜之间，公司的股价从37跌到了27.债券市场也和它的前国王翻了脸。所罗门的中期债券跌幅也从曲线上的60点变成了300点。它的信用摇摇欲坠。人们建议莫汉该给从未谋面的巴菲特打电话。

周四晚上，克里根与戈弗洛德再次通话。这次克里根明确表示他将取消所罗门公司主要经销商的资格。

身处高位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巴黎还有度假别墅的人很难理解警铃会为他们而响。戈弗洛德当然也从未想到莫舍的小动作会危害到他，但他怀疑如果没有克里根，他还能不能再­干­下去。

星期五，戈弗洛德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照片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条。他认为他看到了自己的讣告。6时半他给克里根拨了电话，对方并不反对他辞职。然后他又给利普顿打电话，对方正在刮胡子。利普顿总是热心帮助朋友——尽管他的当事人是所罗门而不是戈弗洛德。他请他再考虑一下。

曾是证券大王的他急忙去了办公室。奥马哈时间不到7点，他往巴菲特家打了电话唤醒了他。戈弗洛德说他个人决定辞职，并要求巴菲特Сhā手。

巴菲特犹豫了，因为他一向小心避免卷入这样的纠纷中。他在奥马哈的生活很有规律。过去当汤姆。默菲准备购买ABC时说：“想想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无疑他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必须来纽约，”戈弗洛德坚持道，“我看到自己的讣告了，你看看报纸吧。”

“好吧，让我想想。”

巴菲特洗了澡，穿上衣服，按老路线去了凯威特广场，脑子里想着所罗门的资产负债表。他知道它的资产近1500亿，其中有40亿是股票。所罗门比美国花旗银行下的任何银行都更可靠。然后他开始考虑所罗门的有形资产。生意很赚钱，并不会破产。关键是对生意极为重要的管理层一夜之间就垮了。董事们星期天将接受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的辞呈，需要有新人来管理公司。

巴菲特的心腹们十分怀疑他是否该这么做。芒格的托尔斯和奥尔森的律师罗。奥尔森警告他“这是高风险的决策”，一旦失败他的名誉也就永远毁了。豪伊也向父亲发出了预言：“所有想背后给你一枪的人，现在会找到机会的。”

保险的做法是让所罗门安静地死去。不错，巴菲特在所罗门有7亿美元的优先股。优先股要比普通股安全得多；但芒格和巴菲特都觉得不能随波逐流地失去这么多。

他将失去或黯然失­色­的只是一张帆中的一小片。但他认为他的职业是把股东和公司紧密结合起来。戈弗洛德由于无能和优柔寡断而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但这种紧密的协议是双向的。作为所罗门最大的股东，巴菲特也有责任。

他的责任与命运极为相似。

中午时分，巴菲特坐上飞机直Сhā云霄，义无反顾地飞往纽约。

那个周五的大部分时间，对所罗门股票的交易停止了。它的日常业务也歇业了。高级领导人聚在董事会议室里。中午时分，戈弗洛德进来了，他说：“沃伦是新总裁。”其他人等待着，四处闲逛。据莫汉说：

整个公司放下了所有电话。他们知道正在开关于新董事长的会议。在等待新总裁飞来时，我们莫名地感到有了生机。

经理们知道公司走出低谷也许要几天、几周的时间。他们已两眼发直地开了许多乏味的会议。财务总管唐纳德。豪百德说：“我们都吓懞了。”

那天下午，巴菲特把头探进董事会议室热情地招呼了声“嗨，好吗？”

他开玩笑说，“我们现在遇上点小问题，”好像公司只是走丢了一名不错的随从一样。然后他使劲地大声补充说：“我对约翰和汤米感到难过。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JM（玛丽威舍）吗？”

巴菲特对他现在要负责的丑闻细节仍一无所知。但他不想盘问谁。他环视了一下说，很显然大家都累了，该休息一下了。他轻松的方式达到了效果，本周来经理们第一次感到­精­神振奋。

“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他好像真的知道一样。

然后巴菲特去了礼堂把所罗门所有的管理人都召集起来。戈弗洛德首先发言。他说公司很幸运地迎来了巴菲特，这是他给他们鼓劲。他没有多愁善感，但仍略带着反叛的神情。他没做错什么，但他得走了。莱伯韦兹觉得他冷冰冰的告别仪式真是“太悲惨了”。投资银行家理查德。巴拉特说“这才是约翰——让坏时刻显得更糟”。没有人会忘记戈弗洛德最后的话：“道歉不是狗屎。”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第一次站在了这支队伍面前。他发现公司处境艰难，急需有人领导，但又不知该走向何方。现在巴菲特告诉他们，所罗门兄弟公司不能只遵守规则，他的标准将更严厉。

不仅是压线的，就是在线边上的事都不许做。

这是警告，也是挑战。它唤醒了人们对公司失去已久的荣誉的模糊记忆。

第二天，《纽约时报》登出了在场的人的话，也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话：

巴菲特先生要求管理人让公司严格依法办事，经理们对这位即将上任的董事长报以热烈的掌声。

22对所罗门的审判

I—危机

星期五傍晚，巴菲特和戈弗洛德与斯乔斯一起离开了所罗门公司。高级大轿车在金融区里蜿蜒而行，加入了6点钟下班回家的车队长龙。克里根在联储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他强调所罗门的经销商地位很危险了；同时他明确表示，他不仅希望解决非法投标，而且要全面改革，就像过去好的时候一样。巴菲特请求给他时间，不然他就得像失败的武士那样剖腹谢罪了。

早上，巴菲特又一次把所罗门的十几位高级官员召到了市中心的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办公室。面对他们——其中有数人他从不相识——他冷静地宣布要从中选出一人来管理公司。

“我要与你们所有人单独见面，”他说，“每次都问同一个问题。‘谁堪担此任？’你们可以按任何次序进来。”然后他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关上了门。

除两人之外所有人都提名同一个人。莫汉说：“看来此人非我莫属了。”

当巴菲特再出来时，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合伙人劳伦斯。沛德韦兹简单地介绍了莫舍事件。巴菲特询问了有关玛丽威舍的问题。总的观点是，所罗门的最高领导人没犯错误，但迫于清理内部的呼声，他不得不辞职。后来巴菲特私下会见了玛丽威舍。本事件的第一位牺牲者“JM”辞职了。

星期六晚上，镜头转向了曼哈顿东部热闹的牛排店克赖斯特塞拉。巴菲特、芒格和戈弗洛德正在进餐。后者无偿地提供了建议。巴菲特礼貌地说他需要所有帮助。华尔街之王举起了酒杯祝贺这个新班子。

星期天早上10点钟，在第七世界贸易中心外面，董事们在摄影记者的重重包围之下艰难地向第四十五层的董事会议室挪去。但情况的发展比他们更快，当他们刚在带有树节的核桃木桌旁坐下的时候，消息传来了，财政部取消了所罗门参加拍卖的资格。

董事会显得很杂乱。有位董事是在芝特。麦金利的小屋里通过对讲机参会的，还有一个是在缅因州打的电话。巴菲特不断地出去接政府官员们来的电话，其中有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拉迪，部长助理杰龙，还有克里根，他也正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班等人开会。巴菲特不卑不亢地向他们求情，他提醒说所罗门巨大的 15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几乎全部是靠短期证券融资的。每天经手的数额高达500亿，其中只有10亿是以所罗门的名义担保的，这样的资产很快就会枯竭的。如果它不能重新融资，那就只有破产清算这一条死路了。与此同时，沃其泰尔。利普顿正在准备破产文件。虽然纽约现在是早晨，东京的开市时间也只有几小时了。巴菲特担心财政部对所罗门的制裁会引发日本的集资危机，并最后导致公司的倒闭。需要证明政府仍然信任所罗门或巴菲特。

同时，当电波载着所罗门被开除的消息四处传播时，公司雇员们在交易厅里四处游荡，就像人们在等待某个亲戚的葬礼。债券交易人艾里克。罗森菲尔德、2300万美元的套利者劳伦斯。希利布朗特和麦金托什正考虑的选权股来紧急筹资。莫汉正与日本方面通话；刚刚完成一个三项全能运动的财务主任，37岁的约翰。麦克法兰急急忙忙赶回了办公室。他正忙于计算所罗门第二天需要多少资金。在巨大的交易厅上方挂着3个电子钟，分别显示着纽

约、伦敦和东京的时间。麦克法兰说：“你们的生命就在眼前飞快流逝。”

会议室里，戈弗洛德辞职了，巴菲特接过了权力。他的幽默感不见了，但开会时仍带着原有的平静和目标。董事多伊。安德鲁斯看到巴菲特自己在所罗门也有许多投资时，他感到放心多了。还有人因为巴菲特与许多政府官员有私交而欢欣鼓舞。不管于什么原因，所有董事都认为巴菲特集名誉、财力、经验和能力于一身，正是能够拯救所罗门的人。他的所有工作习惯——特别是独自决策的习惯——现在都用得上了。

但巴菲特还不肯定是否接此工作。如果所罗门仍在财政部的黑名单上，他的作法就与所罗门自己的经理没什么区别了。芒格强烈表示，巴菲特应该拒绝这个任务。

中午时分，布拉迪部长的电话来了，当巴菲特踱出会议室时，芒格吼道：“你去接它真是疯了！”

布拉迪正在萨拉多加的避暑别墅里，他在那里评估了如果华尔街最大的公司倒闭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巴菲特在旁边一个装饰着古代陶器和淡紫墙纸的房间里接过了话筒。他一一数说了所罗门的变化：莫舍被解雇了，戈弗洛德和斯乔斯辞职了，公司采取了一些新的特殊方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他还以个人名义担保要全面整顿公司。

“我告诉他以后要严格控制，并向我负责……同样我计划的未来要与过去大不相同。”但是，他补充说，如果财政部将所罗门除名，他当这个董事长就毫无意义了。

布拉迪明白巴菲特这是威胁，但本能告诉他巴菲特不会撒手的。“过去他从未放弃任何投资。”他对自己说。

布拉迪对所罗门消失后的前景也相当不安。该系统已经度过了黑­色­星期一，杰克塞倒闭风波和其他惨剧。“没有什么比美国政府更重要。”他想道。

当然布拉迪也了解巴菲特。他就是同一个尼克。布拉迪，在哈佛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时他就以家庭公司巴菲特­精­纺公司为题材写过一篇论文。虽然在他玩股票时巴菲特还未出山，但他很清楚巴菲特后来­干­了些什么。近些年布拉迪常与巴菲特在凯瑟琳。格雷顾姆的晚餐会上见面，也和格雷厄姆一样不时给巴菲特打电话要“真实支票”。虽然他对巴菲特的威胁不屑一顾，但还是承诺要投入大量股票来清理所罗门兄弟公司。他们的谈话一无所获地结束了。

董事会一直开到下午3点多钟，然后巴菲特按计划去礼堂参加新闻发布会。当他走出会议室时，他整了整德里克。莫汉的衣领，点头说：“你当选了。”从此，华尔街交易商中的巨人所罗门就落入这两人手中，一位来自于中西部，曾要求对短期交易征100％的税；另一位则曾是英国的公务员和专职管理人。

在向报界介绍了自己和莫汉之后，巴菲特表示他在所罗门走出困难之前只是一位暂时的不拿工资的董事长。接着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布拉迪刚刚改变了决定，所罗门可以用自己的账户参加财政部的拍卖会，但仍不能代表顾客。这个有条件的缓刑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缓解提问者咄咄逼人的攻势，巴菲特说他准备像“从未见过律师的人那样”回答问题。他对这次丑闻仍只知道个大概。但面对各种问题，他就像在年度会议上一样平静、机敏。什么时候忏悔，什么时候该礼貌地反驳，他已有一套策略。他愿为过去道歉，但不让过去与未来挂钩。

记者：我想知道您是否读过《撒谎者的扑克》？

巴菲特：是的，很久以前。

记者：后来看过吗？

巴菲特：没有，我想它没有再版。

记者的问题是所罗门文化是否值得批评，莫舍是不是只是个预兆。巴菲特反驳说，总的来说所罗门是光明正大的。它并不是“满足违法行为”。但他认识到这次事件的起因是模糊的，所罗门文化也可能有部分责任。“我想同样的事在修道院就不会发生。”他承认。

多数问答都与戈弗洛德有关。巴菲特宣布，他对莫舍的事的无声支持是“不可思议和不可原谅的”。但是他对朋友赞许的描述并没改变。

记者：您是否认为看错了约翰。戈弗洛德？您对投资于所罗门后悔吗？

巴菲特：两个回答都是“不”。

三个小时的招待会很成功，巴菲特表现不俗。会后，他走进高级经理和分销商所在的那个房间，宣布了一条意料之中的消息：“公司由德里克管理。

升谁解雇谁都由他决定，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回见。“

然后他走进了附近的马里奥特旅馆。一天之内他尝到了报界、经理和职员间调解人的滋味。要拯救所罗门他得满足此三方，当然还有公司客户和债权人。近来还没哪家投资银行遇上此类危机后还能幸存的。

Ⅱ—战争时期

对所罗门来说，困难时期才刚刚开始。周一的《华尔街日报》悠悠地说道。也许有人问为什么才开始。坏事结束了，坏人走了，但《华报》是明智的。在华盛顿，管理当局发誓要全面调查；所罗门的债权减少了。公司仍不能参加商业票据的市场交易。越来越多的顾客——康乃狄克、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雇员退休金体系和世界银行放弃了所罗门。单个地看，这些打击不足为虑；但一起来时就是一种危险了。仔细想一想，“丑闻”仍在继续，它把戈弗洛德的债券部变成了坟墓。

在几条战线上巴菲特奋力反击。

星期一一大早，他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罗门的几位最高层领导人，还发了封信要求他们一发现有错误指挥的迹象就给他打电话。虽然这主要只有象征意义，但这是简单而有力的一招棋。多数总裁是不喜欢把电话打到家里来的。

同一天，他和芒格去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里查德。布莱顿，它是调查所罗门的主要机构。布莱顿这只纠察老鹰正准备把他的司法权扩大到债券市场。为维护他严厉的名誉，他警告来访者，说他时刻准备着“为找一粒砂子而翻遍整个海滩。”

“如果有人不与你合作，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巴菲特平静地说，“20分钟内我就为你换个新人。”

布莱顿被深深打动了。

回到纽约后，巴菲特开始集资。所罗门与人交易时把利率定得很高，诱使它们出售证券。到第一周结束时，全公司的资产开始解冻了。

紧接着巴菲特要求戈弗洛德的大律师福尔斯坦辞职，并请洛杉矶芒格。托尔斯的伙伴罗伯特。邓汉放下手头工作来接替这个位置。很要­干­净的邓汉担

任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事务律师已有15个年头了。“鲍勃，我很需要你。”巴菲特说。邓汉觉得不好推辞。

最大的担忧来自司法部的制裁。巴菲特知道在打官司时公司是不能营业的。如果它被控有罪，公司就几乎全垮了。（许多委托人是不许与罪犯有业务往来的，普通公司也很少这么­干­。）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全力与政府合作，争取缓刑。沃其泰尔。利普顿说：“这真是个漫长的枪毙过程。”司法部是很少同意放弃对明显非法案件的制裁的。

巴菲特能采用的策略只有一个。他本能地减少了与对手的冲突，但他是无须战斗而取得胜利的专家。不费口舌、不使手段他就当选了。他害怕引起别人的敌意，因为他知道，别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只要不发生冲突——忠心耿耿是很快会有好报的。他就是如此让凯。格雷厄姆信任他，让斯坦。利普希拯救了他的布法罗，让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蓝筹的调查的。

现在他不得不与调查所罗门的人合作，在指控人面前低声下气，如实协助司法部取证。也只有巴菲特会公开表明对此丑闻负个人责任，不但要洗清污点，还要诚挚地忏悔。

该事件还牵涉到政治因素，当时的敌意是公开的、明显的。由于以前的丑闻和《撒谎者的扑克》的影响，公众先入为主地以为所罗门从头到脚都是腐败的。曾因对S＆L惨败而威信扫地的执法人员和许多国会议员也抓住所罗门事件，作为展现自己“作风严厉”的好机会。他们好像也急于先下结论一样，调查所罗门的德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J.J.比格公开宣称：“我担心这不是仅有的越轨行为，所罗门还会大翻车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布莱顿把所罗门当作杰克塞重演，他雪片般地发出了135张传票并要求提供信息。

与波亚斯基与弥尔根比，莫舍当然只能算小打小闹。但他胆敢顶撞财政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尔街的傲慢，这比任何具体罪行更令公众反感。

从某个意义上看，所罗门是最傲慢的。“不只是弥尔根，”所罗门的一个老经理说，“我们也能玩美国的政府债券。”

当夏天过去的时候，华盛顿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沸沸传扬“所罗门丑闻”。

马基在劳动节后两天就订了听证会席位并请巴菲特当主要证人，参议院也安排了一周的听证会。

所罗门的主要说客贝尔很机灵地让巴菲特率先去拜望了几位审讯官员。

有几人又冷又硬地问了一些所罗门董事会缺乏监督的问题。巴菲特说，他也后悔当时不够注意。他显得很卑微，态度就像把帽子拿在手里，花言巧语地安抚别人咄咄逼人的攻势。他提醒说他父亲也是议员，并自嘲说现在他是自食其果。

他坦率地承认所罗门犯了错误，他站在执法者一边。与巴菲特交谈之后，议员杰克。甘对助手说：“你看，我们处理时要谨慎一点。”

巴菲特与几个主要角­色­很要好，这使他受益非浅。不像多数商人，他从没批评过司法机关的错误，因为他相信政府。

听证会通常要对证人狂轰滥炸，但议员们往巴菲特脸上抹黑时却很小心。虽然他在所罗门的投资有70亿，但议员们认为他不是来自华尔街，而是大草原上的来客。“有一半人认为奥马哈是个乡村小镇。”贝尔说。

贝尔与巴菲特准备听证会时常在一起，对他洞察华盛顿的能力大为震惊。他认为他比法国的罗素还­精­明复杂。

他脾气很好，一点儿也不粗鲁。我总觉得他是个新英格兰的北方佬，就是18世纪生意上老有上帝保佑的那种。他在道德标准上毫不含糊，但也决不多愁善感。他很有道理地­干­自己想­干­的事。他很少说“不”，因为他不会自命不凡，当然他也会以独有的方式与人发生冲突。他是个复杂的矛盾组合体。

与审判一样，听证会也是自发组织的，不管结论如何，它只有一次机会。

9月4日那个酷热的下午，雷伯恩公司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挤满了人，记者、说客和看热闹的人纷纷涌入2123房间，座位早已被占满了，就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当初麦克。弥尔根就是在这儿怒目圆睁地引述《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提供于已不利的证词的。最前排挤满了全副武装的记者——令人眩目的聚光灯、摄像机、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穿着黑­色­西服坐在证人席上的巴菲特和前排的凯瑟琳。格雷厄姆最引人注意。在他们作证之前，议员们摆好了上镜头的姿式，抽搐般地宣布：“——美国人民的利益——被一些傲慢的——恶意的——交易商——侵犯了……有伊万。波亚斯基——麦克。弥尔根……

我们的经济文化中——出现了不光彩的Сhā曲……“

众议员吉姆。斯拉特利对证人说：“巴菲特先生，您现在有一个为全国纳税人做事的好机会……我很高兴您迅速解雇了负有有关责任的高级管理人……现在只希望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一直认为，责任者不配得到所罗门公司的任何回报，一毛解雇费也不用，一毛赔偿金也别给。所罗门公司该把他们踢到大街上，踢他们的ρi股……”

他们宣布了旧体制的死刑之后，又迫不急待地称赞起新班子来：“巴菲特先生，我得祝贺您……巴菲特先生，您的诚实不容置疑……巴菲特先生是一贯走正确的、正直的路线的人……”

来自奥马哈的众议员彼得。侯格兰站起来介绍他的邻居是典型的成长于并受中西部影响的人……他一直住在奥马哈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他主动申报个人所得税……

在数十位摄影师和摄像师的尾随下，巴菲特轻快地走上了讲台与主席马基握手，周围响起的快门声就像夏日的蝉声一样连绵不绝。他的肚子现在微微有点发福，眉毛在镜框上跳起舞来，毛发就像撒了辣椒和盐的拖把，他的声音微微发颤，笑容也略显紧张。

高中时第一次见过巴菲特照片的诺马尔。让。瑟斯顿，立刻看出了巴菲特的风格和睿智。他在沃顿时的朋友哈利。贝加在墨西哥看到了这一场面，已是当地成功商人的他挤挤眼说，他看得出巴菲特“很开朗”，但他的朋友却太害羞了。

巴菲特面对众位众议员坐在证人席上，他说话时左手一直在划着弧形：

首先我想为让我们走到这儿来的事件道歉。政府有权要求人们遵守法规，但所罗门不幸违反了其中几条。

也许以后再不会有比这更坦率的道歉了。自1912年J.P.摩根伯爵参加了PuJo听证会以来，华尔街已有不少巨头被召到国会，但从未有人道过歉。

快门声又一次响起。巴菲特说8千所罗门职员中“多数是勤奋、能­干­、诚实的”。他发誓要采取新措施来保证依法经商。但最后他说：“依法办事的­精­神要比口头上说的更重要。”在谈到对改组后的所罗门的展望时，巴菲

特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似乎他可以从讲台跳进美国的每个家庭，让每个人都看到和听到：

我要每个雇员都想一想，是否想让某些可耻的作法刊登在第二天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让他们的爱人、孩子和朋友们看见……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为以下的决定感到担心：我能够理解公司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但如果公司名誉受到丝毫影响，那可别怪我无情了。

巴菲特如此注重名誉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摩根的话——个­性­（而不是钱）

才是信誉的基础。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了。摩根等人集中体现了华尔街的狡诈，但人们一致认为，在股市上大发其财的巴菲特是当年美因街带给华尔街劣行的一剂解毒良方。所罗门不可能另找一位集此两极端于一身的美国人。

众议院和后来的参议院的听证会的气氛却是很温柔的。小组委员会没有完全行使执法人的权力。“克里根先生，联储对发生的事一直都了解，对吗？”

记者问。巴菲特离开众议院时也被团团包围，但他一头钻进高级大轿车，直驶《华盛顿邮报》。

所罗门“被开除的管理人”没有被踢到大街上。戈弗洛德和斯乔斯在前总部的空楼里有了一间新办公室和秘书。公司中仍给他们合法收入。

接管后巴菲特给戈弗洛德打了几次电话。戈弗洛德的一位助手说：“我看他不错——他对约翰说，他不是无用之人。”但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戈弗洛德说以后他们不要再联系了。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所罗门的董事们相聚在纽约。巴菲特提起了戈弗洛德和其他几个前管理人的利益的话题。由于众议员斯拉特利的话仍在耳边回响，他们取消了他们的解雇费、奖金、法律费用、办公室和秘书，还有医疗保健。戈弗洛德坚强地对朋友说，他理解巴菲特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公司。

当有位同事要来看望他时，戈弗洛德说：“你，还有公司必须与我保持距离。”

此时，巴菲特正在原来戈弗洛德的办公室里用他的秘书办公室！他用着他的橄榄木的意大利式办公桌，窗外哈德逊河和东河的风景一览无遗。但他对这一切都不熟悉，觉得很压抑。

到星期五下午，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登上了飞机，他知道当他回到奥马哈时，阿斯其德和家人会在歌乐思接他的。他可以坐在舒适的牛排店里，四周荡漾着美妙的风琴声，那儿的人不懂经济，他也不用费神去讲本周华尔街的故事了。

对巴菲特来说，在所罗门最紧张的事就要算对付各种外来压力了。他能重新建立银行家、信用机构、投资人和新闻单位的威信。就跟在伯克希尔一样，他也控制不了所罗门的事。“就像得有另一只脚来踩蜈蚣一样，”他对朋友嘀咕道。他甚至失眠了——在他这是极少见的。

熟悉他的朋友十分担心，因为巴菲特总是小心­干­自己的事，尽量避免不熟悉的事。除了他妻子动手术那次外，芒格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痛苦。曾在翻船时救过他命的里克。戈林说：“人们不知道巴菲特为所罗门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另一个好友有点尖酸地说：“沃伦在和平时期是好样的，现在看看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如何。”

巴菲特是个不情愿的斗士，但他却有大将风度，如自信、目光敏锐、无

与伦比的注意力和与下属沟通的天赋。现在他得把这些手腕都使出来了。

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巴菲特交上沃其泰尔。利普顿的报告——本案中最致命的证据。与所有律师与交易人之间的联系一样八五八书房，传票对这个报告不起作用。

所罗门外部的律师要求巴菲特拒绝。美国所有的律师都会提这样的建议的。贝尔透露，律师团说：“我们快赢得别人信任了，不能承认此事，它会带来恶梦的。”

“这些话我不想听。”巴菲特一口拒绝了。他不关心民众怎么想——钱是可以赚回来的，在他脑子里，法律细节再重要也不能让他对联储食言。

“我们的处境是，”他接着说，“我们做错了事，现在要坦白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在起诉书上已经签了名了。”

他接着向贝尔询问可否解雇所罗门的有偿政府顾问。

“我们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贝尔解释说，这些顾问都是各方面的内幕人士，手上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所罗门可以利用他们。

“你的话有道理，”巴菲特说，“但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顾问没有了。巴菲特痛恨这些职业帮手。他们使一些重要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巴菲特要像孤独的牛仔一样自己来­干­。

其实巴菲特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赢得宽容。他命令所罗门停止与石油交易商、亡命之徒马克。里奇做生意。他停止了政治上的援助，免得别人以为他在买好处。他还解雇了与戈弗洛德有牵连的沃其泰尔。利普顿。

他一再警告所罗门的交易人不要做“擦边的”生意，这是他简单有力的另一措施。几周内，足有6位所罗门交易商把新策略拿给巴菲特，看看是否符合他“以法律为中心”的要求。

艾里克。罗森菲尔德，这位杰出的交易商，前哈佛大学的教授接替了莫舍的位置，他提议靠税收法中的漏洞赢利。罗森菲尔德按这一想法做了几个月，许多律师认为该计划绝妙极了，可以赚一大笔钱。

巴菲特说：“艾里克，我觉得不妥。”他说这也许合法，但“太擦边了”。

他是想用反复进行道德教育来提高雇员的自我意识。公司的银行业务分析家托马斯。汉利从未见过所罗门如此团结，他认为巴菲特“太了不起了”。

但巴菲特却不能让公司从报纸头版上走下来。莫舍的错误的新细节一再被披露，政府也不断宣布新的调查和扩大调查范围 （5个联邦机构和许多州都加上了这一行列）。新闻媒介也总说还会发现所罗门的一些其他罪行，公司受到了多次民事起诉，它的贷款来源被切断了。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但表面上看丑闻越来越大了。

公司的客户也十分警惕和担心，它们不愿把生意交给第二天就会被宣布有罪的当事人手中。英国电信取消了它参与一宗大买卖的权力。债券交易商也退缩了。为了让大的企业客户的总裁们相信，巴菲特几乎得把双手按在心口上发誓“再没丑事了”。

5周后，危机开始稳定下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E.阿兰，这位全美最受尊敬的总裁之一又赐以一记重­棒­，他公开宣称所罗门的道德腐败是“不可原谅”的。所罗门就像寓言中尾巴上绑了个罐子的狗，不管跑到哪儿都招人骂。第二天，9月24 日，它的股票跌到了20 34 美元。

两天后，巴菲特飞去见格雷厄姆小组，它现已有的50多个成员都是他的朋友及他们的爱人，其中有维多利亚湖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年青人比尔。盖茨。他们对巴菲特能来很是惊讶，但旅行对巴菲特来说只是补品而已。

朋友们去维多利亚郁郁葱葱的美丽花园时，他呆在小旅店里——其实他本可以随意去看看。不过他倒是参加了研讨会。题目是丑闻发生前就确定的——“我在投资或经营中所做的最蠢的事情”。

丑闻大大动摇了纽约的军心。一位经理说：“每天早上打开报纸的那一刻真不好受，你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政府债券部能­干­的新头儿罗森菲尔德去过东北区的一家年青专业人员聚会的饭店，他碰巧听到其中一位自作聪明地谈论所罗门说：“你说恶心不恶心？”——好像所罗门里满是骗子一样。

10月初，巴菲特给手下­干­将开了一次动员会。他说他的确觉得前景光明。多数职员还是第一次经历危机，但巴菲特以前就碰到过类似情况。

我见过几个公司进了急救室——1963年的美国捷运，1976年的GEICO……GEICO当时有些人犯了错误。它从一个非常自豪的组织一落成为倍受怀疑的组织，上万名股东离开了它。我承认，危机得持续一段时间，杰克。拜恩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与鳄鱼搏斗。

他淡淡地说，但从那时起， GEICO的股票从 2美元涨到了194美元。谈到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买股票时，他对雇员说，他们不能只看眼下，而是要放眼未来，他觉得未来是光明的。

华尔街现在赌的是所罗门能否幸免，还是变成小公司，正如《商业周刊》说的：“小点，少赚点，无力点。”人们担心正在清理所罗门的巴菲特已给公司行了去势。他已监督出售了500亿美元的资产来缓解信用危机，但这降低了公司做传统的大买卖的能力。拉里。蒂施一针见血地问：“若按戈弗洛德的理解看，谁来承担风险？”巴菲特没有答案。

从外表看巴菲特在所罗门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常常跑到经理餐厅抓起个三明治狼吞虎咽，其他人则在那儿吃牛­肉­饼。他也不像戈弗洛德那样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当案子渐趋平静时，他留在奥马哈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他只与几个雇员有紧密联系：罗森菲尔德， （这位对巴菲特细腻的套利技巧惊讶不已的交易神童），财务主管，总律师邓汉和莫汉，后者把巴菲特当作公司的百科全书了。

刚开始经理们误把巴菲特和蔼的外表同­性­格柔和等同起来，但他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强硬得多 （与戈弗洛德恰恰相反）。“他和约翰完全不同，”

高级副经理威廉。杰宁说，“要说服他可不容易，他的立场很坚定；而约翰想说 ‘不’时总是犹犹豫豫的。”

但巴菲特不愿具体管理所罗门。他的话让莫汉吃惊：“我不愿让你失望，可我从来不想经营投资银行。”实际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方式——做一个专注但又保持距离的监督者，就像在喜诗糖业一样。

与多数总裁不同，他不与其他经理打成一片，他不像一个经理，倒像个坐在一边看台上的投资商，10月份，他对莫汉说：“你的公司可能很不错，但股票太糟了。”这是提醒。在过去5年里，所罗门股票的利润在S＆P500种股票中只排在445位。现在巴菲特的注意力开始慢慢从丑闻转向股票了。

Ⅲ—痛苦

从长期看，巴菲特认为所罗门的前景十分美好。它的资产打了气似地膨胀起来，但它的资金利润却越来越少。它有稳定的赢利业务，如东京分部、套利、债券交易和承保。但拿钱不少的投资银行家几年来一直在赔钱。在股票上，它一年赢利一年损失；平衡表表明它现在是部大机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雇员也增加了，可就是赚回的利润太少了。

巴菲特开始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所罗门发的奖金太多了。过去戈弗洛德让经理们把3/4的公司利润都拿回家了——好像公司不赚钱也得让经理们呆着一样。但真正的伙伴——股东却被冷落了。经理们不负责任是个畸形的信号，就像巴菲特不愿过分纵容孩子们一样。他们的奖金越高，公司的红利就“不足或没了”。

现在巴菲特要采取大胆行动来打破这种格局。10月29日，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两则醒目的广告。中心内容是巴菲特写的关于缩减报酬的一封信。他强调，特别好的工作可以得到特别的奖赏，但所罗门“平分财富”的体系已经剥夺了所有——甚至中等水平的——股东的利益。

随之而来的，他扔下颗炸弹。1991年他减少了奖金总额的1亿1000万美元。因此尽管那年（丑闻前）的得率比1990年翻了一番，但奖金还是略微减少了。不喜欢的人可以走。

我们按效益分配的原则肯定会导致一些管理人才离去……但最后留下的人都会遵守原则。

25年前，巴菲特在哈撒韦集团面临困难时就对肯。察思说，他要的职员对公司像对自己的财产一样负责。现在，在华尔街一座漂亮的玻璃和钢结构的大楼里，他告诉莫汉他已准备好接受大批雇员辞职的事实。莫汉问会有多少人，巴菲特说：“德里克，忠诚是买不来的。”

巴菲特的决定赢得了公司外的大力支持，许多人希望它可以最后让华尔街的报酬方式变得合理些。自己公司里的反应则完全不同。雇员们觉得莫舍造成的黑锅扣到了他们的头上，因此对巴菲特走向公开化的做法深恶痛绝。

广告刊登的同一天，专挖人才的加利。哥德斯坦就接到了许多所罗门的经理们来的电话，他们希望忠诚是有标价的。

还有，这次创华尔街的削减程度也让他们呆若木­鸡­。莫汉减了经理70％的奖金，投资银行家是25％，减得最多的人达50万美元之多。巴菲特和莫汉还解雇了80名专业人员和200名后勤人员。

巴菲特很快就因此颇受微词了。人们感谢他拯救了所罗门，但现在又受不了了。他们认为巴菲特对执法者曲意奉承，而且对他冷落戈弗洛德也严加指责。一位老分析家说：“我们当中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的人对戈弗洛德很同情，沃伦是个救星，你知道人们对救星是又爱又恨的。”

戈弗洛德的老部下中最受同情的是所罗门主要的股票经销商斯坦利。夏普康。过去戈弗洛德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雪茄，穿金带银的壮汉夏普康在一边做着股票交易。在华尔街夏普康做大买卖和展示自己块头是出了名的。

但他经管的证券部却效益不佳。巴菲特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他命令他

卖出一些赔钱的股票并放弃投机行为。夏普康辞职了。

他的离开给证券带来了一些麻烦。当巴菲特宣布了为数极少的奖金额后，接替夏普康的布鲁斯。哈克特暴跳如雷地对下属说：“我都快疯了，你们猜猜是为什么吧！”巴菲特对公司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像在所罗门的阁楼上开了个暗门，作祟数十载的鬼怪们纷纷着了道儿跌落下来。

1991年冬季是个灾难时节。所罗门包销的证券份额从丑闻前的8％跌到了2％。那是个可怕的时期，整条华尔街的推销商、分析家还有银行家都无所事事。于是他们纷纷离去。

“沃伦认识不到让人离开有多容易，他真是太自作聪明了，”一位离任的银行家斜倚在男子汉俱乐部的一张皮靠背椅上，怒气冲冲地说，“他经营公司就像经营股票一样，从不考虑人的因素。”

他越说越激动：“你以为他的全部纪录敢上头版吗？除非他不是人，是圣贤什么的。”

1992年1月，巴菲特又面临着一场危机。曾受巴菲特的集体观念鼓舞的银行分析家汤姆。汉利威胁说，如果他的工资不加到200万，他就要为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他过去就是这样给自己加薪的（1991年甚至加了40％），虽然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位有价值的分析家，在为银行争取业务中很有影响。

巴菲特还是让他走了。

同时还有4位分析家离去了。这引起了恐慌：大牌走了，该部正面临着人才被挖空的危险。在莫汉的一再催促下，巴菲特稍加让步，他保证了6位青年分析家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妥协。

巴菲特同时也正与莫汉试图建立一种把各组奖金和利润挂钩的体制。这可不太容易，所罗门从未算过下属众多单位要用多少奖金，巴菲特认为这是致命的疏忽。

坦率地讲，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经手近40亿证券资金的人，竟不知道是谁在用它。

当奖金大战还在继续时，杰克。拜恩的儿子，正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的巴其克来拜望巴菲特。他们就激励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巴菲特鼓励小拜恩对书上的教条提出质疑，他说，人——至少有些人——并不像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是经济动物，他们还可用忠诚来激励。

客气地讲，华尔街上看不出这一点。人们当投资银行家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你不付报酬他们就走人。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尼克。布拉迪认为巴菲特对此很不适应：“这就像一幕歌剧，你得与很自私的人打交道，与主角打交道。

我想他不完全了解这一行。“

许多人同意此观点，还有人补充说巴菲特是想把自己的中西部道德标准应用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批判暴露出华尔街总是与巴菲特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对此大加批评，但又对自己的专业人员的报酬和表现深感不安。华尔街上一家主要的非公共竞争公司的总裁嘲讽地评价巴菲特是“清洁先生，一个来自奥马哈的眼睛瞪得亮亮的小子”。

说他是什么都不如说是一位俭朴、­精­明的商人。但他试图使报酬合理化未免太天真。（他紧张地讪笑着。）他的话至少有部分说到点子上了，我同意报酬并不合理；我的工资就得由公众投票决定。真讨厌。 （又是一阵讪笑。）他很对，是该把它当作生意来管。

就像豪伊预言的一样，等着从背后给他父亲一枪的人终于从树林中钻出来了。《商业周刊》从韦尔斯法戈和所罗门的失败中（就是不提可口可乐）

断言巴菲特已失去了投资者的内质。三周后，《商业周刊》再次断言巴菲特在所罗门的职位也告吹了。虽然杂志也承认巴菲特的确拯救了所罗门，但猛烈抨击他犯了“一系列错误”。他让雇员们吃了不少苦头，却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磨去了公司敢担风险的棱角，而且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和用人不疑的风度了”。

有些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一期《华尔街日报》上对巴菲特有情­妇­一事大肆渲染，并暗示巴菲特传奇般的形象纯粹是骗局。从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看，巴菲特­精­心构思的年度报告是为了躲避“严肃问题”，他用自己的形象使股票浮在半空，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交际圈无人能比。《华尔街日报》引用金融界竞争者麦克。普莱斯的话，认为巴菲特是“最大之一的幕后市场­操­纵者，在套利和所有活动中他得到的市场信息比任何人都有用，但大家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正常人”。

习惯于被报告奉承的巴菲特对此文“极为烦恼”，彼得说：“我和他在一起，他摆脱不了这种烦恼。”巴菲特给报社写了封信，对报道中的许多论点提出反驳奇*shu$网收集整理，但他特别不愿公开表示自己被伤害了，因此他坚持不许发表他的信。

紧接而来的是《撒谎者的扑克》的作者麦克。刘易斯，他在《新共和国》上大肆讽刺巴菲特。他在《圣沃伦：华尔街上失败的天使》中攻击了巴菲特，全文谈的无非是投资和伦理的问题。这也证明一个一无所知的作家可以表现出发现了本世纪最大的一个骗子和骗子的惨败。刘易斯根据有效市场原理，说巴菲特事业上的成功只是扔硬币时运气好罢了，而且这个“失败的天使”

实际上满是错误。

巴菲特被这篇文章气得脸­色­发青。本。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寻找布里迪。默菲》的作者曾偶然相识巴菲特，他给他写了封短信表示同情，并说刘易斯的话是明显的亵渎。一向对文辞谨慎的巴菲特回信说：“莫里，谢谢你对麦克。刘易斯文章的评价，你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有趣的问题是，刘易斯为什么如此恨巴菲特？这可从他的《撒谎者的扑克》中找到了线索，也表明华尔街不喜欢巴菲特。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年轻的债券交易商，由于把8600万美元无人要的奥林匹亚约克债券出手给一名上当的当事人而兴高采烈。但他也承认为此感到难堪，因为他欺骗了一个信任他的“最好的顾客”。刘易斯卖出的债券是“自己八竿子都不想碰到”的。他的这种“光荣”会使他在所罗门步步高升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其次我现在的感觉比当时更糟。

在描写巴菲特一文的结尾他写道：

你可以一时吓得人们手足无措，但时间一长他会犯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进退两难：做好人还是赚钱？

事实上做此选择的正是刘易斯本人。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鱼与熊

掌兼得的。他反复申明的“好利润并不与好行业矛盾”正是对刘易斯和其他愤世疾俗者的理论的挑战。

当1992年2月中旬刘易斯的文章发表时，所罗门已跳起了欢快的凌波舞。股票恢复到了30美元。世界银行和养老基金会这样的顾客也回来了。管理层已完成了大修改，大多数时间巴菲特都呆在奥马哈。

但所罗门的业务仍在流血。莫汉痛苦地发现公司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主要业务；同时谣言四起说巴菲特准备把公司重新交给债券交易商，把其他一切业务包括投资银行都取消。光2月一个月就有100名雇员开小差跑了。而8月份还拿工资的人中，有1/3的股东和1/4的银行家也跑了。就连丹尼斯。波文也跳槽去了贝尔斯特恩斯，他是70年代巴菲特的崇拜者。

叛变情况如此令人痛心，但巴菲特毫不示弱地坚持所罗门要按轨道行驶。他说，当迷雾散尽，所罗门在各方面都会更强大。没有哪位手下见他动摇过。这正是巴菲特的根本价值所在——勇于坚持自己的路线。财务主管唐纳德。豪瓦特说：“他对我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他心如刀绞，也许巴菲特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不习惯于和对他不忠的人一起共事。“那种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说，“就像血腥的谋杀。也许我们现在谈话时所罗门正在失去主要的关键雇员。”只要财政部的案子一日不了结，想结束这种打击就毫无希望。

Ⅳ—初恋

巴菲特早就明白政府一直让所罗门耗着就是对它的惩罚。他请求财政部早日了结此案，尽管他一向很少对人施加压力。“快点下手吧，”他说，“我们不想在你还没想好之时就失血而死。”

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所罗门接受重罪名和4亿美元的罚款。所罗门的刑事律师加利。耐夫台尔认为这个决定严峻得吓人，他在1990年为之辩护的基德尔。皮博迪的罚款只有2500万美元，而且没有罪名，虽然当时它的交易明星马丁。西加承认了大量的内幕交易。政府对所罗门唯一的起诉只有不正当投标。 （更重的罪名——市场榨空——由于缺乏证据而取消了。）

孩子气的耐夫台尔甚至就本案的不足为奇向政府律师团开玩笑说：“哪个宝宝被坏人杀了？”

一位美国助理律师回答：“你对政府撒了谎，这比内幕交易更严重。”

最后的决定得由曼哈顿的美国律师奥托。G.奥伯迈尔做出。他与喜欢给白天的投资银行家戴手铐的前人鲁道夫。朱力尼不同，奥伯迈尔是个一向被视作温和派的法学家。可惜执法人都有要震慑别人的天­性­，他判定所罗门有罪。

当耐夫台尔与他的律师谈判时，他发现巴菲特已给了他一件奥妙的武器。8月份巴菲特已答应与政府合作，而且政府认为他没有食言。因此耐夫台尔辩解说，如果奥伯迈尔现在制裁所罗门，那么人们会以为巴菲特的坦率诚实是太天真了。因此制裁不是警告别人以后不要犯罪，而是以后千万别与政府合作了。本案中巴菲特有很好的表现，不是莫舍也不是戈弗洛德。

4月份本案到了Ｇao潮。耐夫台尔打出了王牌。他、邓汉和律师罗。奥尔森把巴菲特带到了政府的律师办公室。他们在联邦法院边上的一座棕­色­矮楼里与奥伯迈尔见面。由于这次是巴菲特唱主角，几位律师都闭上了嘴。

巴菲特随随便便地说起了自己的职业。他没有就本案辩解，倒像为被控谋杀者辩护的乡村律师那样大谈家庭的正直。同样，巴菲特没从正面开始，他简单介绍了他与所罗门公司之间的几个里程碑——它是如何开始为伯克希尔赚钱，如何继续成为他的经纪人，戈弗洛德是如何拯救GEICO等。从巴菲特的经历看，所罗门是家值得自豪的公司，他与它25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巴菲特没有夸小戈弗洛德向他求救时公司的道德和财政危机，但他争辩说现在公司在这两方面都已恢复正常。“公司与8月份时已判若两人。”

他强调说。

奥伯迈尔只问了一个问题：巴菲特准备为他­干­多久？

于是巴菲特侃侃谈起了他的长期投资哲学——对待公司就像对待伙伴一样，就像他在早期职业生涯和风云变幻的 80年代一样。他从不从公司中吸血，而是紧紧地与它们站在一起。现在和将来他都会留在所罗门董事会中，为它投资为他监督。与星期天和整个事件过程中不一样，现在他不是求情，而是谈个人观点。

虽然奥伯迈尔坚持认为事实不容否认，但他在5月宣布不予起诉。同时各种联邦机构也宣布与所罗门达成了民事调解。巴菲特孤身一人就赢得了众多高级官员。财政部的助理秘书鲍威尔说：“我想，所罗门的所有股东都会在床头柜上放上张巴菲特的照片的。”

调解花去了所罗门2亿9000万美元，（包括1亿元的起诉撤消费。）这是历史上对美国证券公司第二次大数额的罚金。

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后详细公布了10次“极严重”的违法投票。布莱顿严肃地说他发出了400张传票，得到了3万页的证明材料。但委员会在证实所罗门的忠实上做得最多。它的详尽调查除了莫舍的行为外找不到一丝违法行为的证据，这是对所罗门的一次大公开。

6月份，巴菲特离开了坐了9个月之久的董事长的交椅。股票现为3358 ，比1991年8月高出25％。又一次使华尔街目瞪口呆的是，巴菲特挑选了寡言少语的鲍伯。邓汉作他的接班人。

这位和颜悦­色­，柔声轻语的德克萨斯人是华尔街的门外汉，但他对巴菲特忠心不二；他的使命是坚持巴菲特的改革。德里克。莫汉继续去管业务。

但王冠后的权力没变——仍在巴菲特手中。

巴菲特进入所罗门时大张旗鼓，离开时却静悄悄的。送别的只有比尔。麦金托什的一张小条。

“我与所罗门同在”是句骄傲的言语，多年以后我们仍然将感激您。

巴菲特买了更多的所罗门股票，使伯克希尔的持股率达到了20％。在巴菲特购买之后，一度升到50美元的股价有了一次猛跌，但仍高于他当董事长时的最高水平。

财政部的市场也有了奥妙的变化，联储恢复了它主要交易商之一的地位，但丑闻后的变化已降低了此地位的重要­性­。联储的木箱子仍以老方式工作着。

鲍。莫舍承认他对财政部撒了谎。他在不大安全的监狱里呆了4个月，交了110万各种罚款，并被永远禁止从事证券行业。

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戈弗洛德没能监督莫舍也采取了行动，他被处以 10

万美元的罚款并不许经营证券公司。放逐后，他对自以为不公正的捏造罪名和失去社会地位倍感心酸。他与巴菲特的友谊中止了。随后出现了丑陋的一幕，他向所罗门公司索要钱和股票，并称那是公司欠他的离职费，可选择股票和奖金——由于股价上涨，这笔总数也膨胀到了5500万美元。他急于要拿到这笔钱，因此在加州与巴菲特和芒格见了面并发了脾气。调解委员会作出了对戈弗洛德不利的决定：他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常人都以为戈弗洛德是个事业上的巨人，但道德上有污点。可笑的是没有一条是正确的。他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事业上的弱者，他没给股东带来什么长期价值。他对莫舍的错误行为的延误更是管理上的一大失误。

所罗门的一些市场股票重新规定了红利，并重新组建了职员队伍。它开始在长期徘徊的美国股票和投资银行中赢利。它在债券市场上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虽然它不再天马行空，但它对顾客的利益关心多了，而他们在交易商是上帝的时代都被冷落了。

丑闻后的两年内，所罗门的利润创了纪录，但在1994年债券市场动荡时它遭受了重大损失。显然部分损失是与丑闻直接相关的。曾是玛丽威舍手下最好的交易商，包括天才的艾里克。罗森菲尔德也开小差跑到他新开的套利小组去了。所罗门的套利小组像遭了瘟似的迅速减员了。工资表稳定执行了几年之后，奖金又涨得失去了控制，逼得巴菲特忍辱含垢，只好再次检查引起新一轮叛逃的报酬制度。总之，巴菲特宁可让莫汉这样毫无特­色­的人来重新管理公司，也不愿把公司交回到强有力的债券交易商手中。但他还得回答蒂施的问题——还有谁可以代替戈弗洛德坐所罗门“风险承当者”的位置呢？

当他卸下担子之后，一方面为拯救了公司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无官一身轻而高兴得像百灵鸟一样。在他卸任后，彼得与他谈过话，觉得父亲听起来都像成了另一个人。不久，巴菲特和妻子飞往布法罗参加《布法罗新闻》报的野餐会，他在那儿可不受欢迎，人们会往他身上扔甜饼的。出版商斯坦。利普希带着这对夫­妇­出去玩，碰巧天下雨了。巴菲特与苏茜手牵着手，小心翼翼地跳过泥坑。他们走过墓地，巴菲特久久凝视着块块墓碑，然后他们来到奥尔布赖—罗克斯艺术走廊，那里正有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过了一会儿利普希与苏茜去看展品，沃伦则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听爵士乐。最后他们和利普希的女朋友，还有编辑马利。莱特夫­妇­去吃牛排——利普希特地从奥马哈订的。

巴菲特因为又回到过去而激动不已。他写道，所罗门闹剧“有意思，也值得一试”，但“一点儿也不好玩”。现在凯威特广场的圣殿又发出了召唤。

巴菲特毫不犹豫地向股东表示：“伯克希尔是我永不消逝的初恋。”

23巴菲特的公共电车

从预言中你可以得知许多预言家的信息，但对未来却一无所获。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1980年度报告巴菲特在90年代初活动不多，介绍起来很容易。苏联解体后，人们盲目乐观地相信和平已经到来，国防业的股价很便宜。巴菲特以每股11美元捞了14％的通用动力公司。没过多久，前南斯拉夫爆发了内战，乌托邦的梦幻破灭了，通用动力公司涨到了43 12 .巴菲特增加了在韦尔斯法戈的赌注。当房地产业的衰退结束后，银行缓过气来了。它的利润突飞猛进，巴菲特曾被广为嘲笑的投资，平均买进价为每股62美元，现在飞到了145美元的高度。

巴菲特还在两个熟悉的公司上下了大赌——酿造约翰尼。瓦尔克和其他牌子的酒的吉尼斯公司和最近购买的报界王国甘尼特公司。

最后巴菲特又花了6亿美元买下了新英格兰的三家制鞋厂，知道这一投资的人很少，但它为伯克希尔和证券组合增­色­不少。H.H.布朗恩和德克斯特鞋业这两个更大的公司坚持罗丝。布朗金的工作方式，开发出一些特别畅销的产品，如工作鞋和户外运动鞋，用这些方法，它们已经抵制了进口货的冲击。这两家公司经营得都很好，而且都是巴菲特中意的家族公司。

B夫人主动与孙子们和好了。她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而且把她的新商场以500万美元卖给了伯克希尔，重新回到了集体之中。99高龄的她仍坚持工作在岗位上，负责她的地毯生意，一周7天，从不休息。“我很高兴B夫人又回到我们中间，”巴菲特高兴地在报告中写道，“她的沧海经历无人能比。”

巴菲特的其他股票中，吉列涨到74 7 8 ，可口可乐是5112 ，在5年时间里，这两种股票一个翻了3倍，一个翻了近5倍。1986年以来股票分割价17 14 买入的大都会公司现在坐火箭到了80 14 .而巴菲特下14在GEICO的4600万的赌注现在翻本到了17亿美元。

美国捷运解雇了吉米。罗宾逊。到1994年底，这个“错误”给巴菲特每年带来了两位数的回报率。

美国航空在巴菲特投资后的损失达到30亿美元。到1994年，它推迟了给伯克希尔的优先分红，因为它处在了严重的破产边缘。

但这些股票的变化都不如伯克希尔自己那样戏剧化。1992年6月，巴菲特离开所罗门时，它是9100美元；到11月它突破了万元大关。年底巴菲特赎回了伯克希尔的零息债券，这表明他仍认为股价太低了。1993年好像有上帝之手在进行交易，到情人节时伯克希尔卖到了12400美元。从春到夏，它就像跑向奥林匹斯山的送信员，达到了17800美元的顶峰，最后又稍稍回落一点，以16325元收盘。

《福布斯》说这个曾在理发店里安弹子球机的小伙子现在成了全美最富的人。1994年，巴菲特把王冠交给了年轻的比尔。盖茨，但他并没有完全衰落。伯克希尔上扬了25％，而同一年内道。琼斯指数只上扬了2％。巴菲特开始买进时，伯克希尔的­精­确价格是7美元60美分，当他离开时，股价为20400美元这一惊心数目。从这个价来看，巴菲特的身价为97亿美元。

30年来，他的股票平均每年增值26.77％，同期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包括红利）的增长为9.51％，标准普尔的500种股票为9.9％。换句话说，如果1965年有人在伯克希尔，S＆P500和原油中各投入1万美元，那么到1994年底伯克希尔可给他1130万美元，S＆P股票组合为16万3000美元，原油为65000美元。

如果有人翻翻巴菲特的伙伴纪录，他会发现40年来巴菲特没用过财务杠杆，没有投机，没冒无谓的风险，而且没有哪年亏损。尽管持反对意见的人总是说他的某项新投资“这次”会失败，但同时期没有人的纪录可与巴菲特相媲美。严格地说，甚至没人能够接近他。

在历史上伟大的投资家中，巴菲特以他敏锐的业务评估技术引人注目。

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零售商山姆。沃尔顿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一种产品或发明。巴菲特却是个纯粹的投资商：他的钱来自对各种行业和股票的选择。

当他1965年接手伯克希尔的时候，这个大纱厂正在衰退。他把资金重新分配到保险业、糖果业、商场（错误决定）、银行和新闻媒体；然后是烟草、软饮料、剃须刀、民航 （又一个错误决定）和许多从百科全书到鞋子的各行业。现在他的整个工业王国已从一个濒临倒闭的纺织厂寒碜的小钱发展到230亿美元，不久他就把纺织厂零卖了。尽管伯克希尔仍由原来的12人管理，但它的市场价值已排在美国第24家大公司的行列，比一些家喻户晓的公司如美国捷运、花旗银行公司、道化学公司、伊斯曼。柯达公司、通用面粉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施乐复印机公司更值钱。

希望巴菲特呆在自己轨道上的投资者，没有忘记他经常说的对过大规模的担心。至今为止，巴菲特还不用为此­操­心。在过去的10年里，伯克希尔的股票昂首阔步，年增长率达32％。但令人担忧的是，资金分配要比资产增长难多了。

而且他最成功的行业——顾客优选的产品，报纸、电视等——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回扣、假商标交易等畸形潮流对老牌子是一个极大的挑战。1994年，巴菲特发现吉尼斯著名的酒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有竞争力，于是他突然抛出股票，估计遭受了15～20％的损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想象，巴菲特拥有更多投资的可口可乐和吉列也会面临边际利润的严重威胁。

同样，如果未来幻想家没有全错的话，报纸和网络在提供新闻和娱乐方面的竞争会有大的变化。如果那样的话，大都会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收费桥梁”就岌岌可危了。但这两家报纸的经营都不错奇*shu$网收集整理，没有理由可以抛弃它们。

只要巴菲特还没金盆洗手，他就必须接受新事物。他最近发出的这种信号越来越明显了。几年来，伯克希尔一直在写特别的再保险政策——所谓的“大猫”，巴菲特对巨灾保险的称呼。

保险公司买巨灾保险来保护100万美元的灾难，这些灾难会索取一大堆保险单的。伯克希尔是在1989年紧接而来的两次灾难哈里肯雨果飓风和旧金山震动世界的地震后进入此行业的。随着保险公司纷纷倒闭和赔偿金疯狂上升的同时，巴菲特觉得这种风险与机会同在的行业更有吸引力了。

从那以后，伯克希尔的巨灾承保业迅速扩大，在多数年头，它给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但在不正常的坏年头，一系列的灾难或者像安德鲁飓风那样的一次打击，就会使伯克希尔大亏血本，可能会达到6亿美元。 （很少有人

承保巨灾，因为赌注太大了。）

巴菲特和阿济特。加因这位生于印度，受教育于哈佛的伯克希尔巨灾业的明星（他在康涅狄格州工作）经常讨论新西兰发生地震、中西部洪水或气候长期转坏的几年。但巨灾发生率很难­精­确计算，因此巴菲特和加因只能依靠个人判断以及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

巴菲特最近写道，谁会想到美国最严重的地震会发生在密苏里的新马德里呢？但1812年就有一次里氏8.7级的地震。“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天气频道就眼疼了吧！”

非常感谢巨灾保险，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在短短10年内就连翻10番，到1993年达到了23亿美元。这些钱可以看作是低息贷款，在索赔前由巴菲特随便玩。近些年，巴菲特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笔数目巨大的资本，它比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更低。巴菲特从中获益非浅。

通常巴菲特不愿盲目乐观地估计未来，但对他的保险业有一个玫瑰­色­的预测。他说，他和基格希望“这是未来几十年内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并暗示他认为它的价值无以伦比。但他坦白承认，在几十年的损失未被总算之前很难评价他赌巨灾的输赢如何。

巴菲特的股东对要考虑如何长时期很不舒服。他们最担心某种巨灾的发生——有位股东兼老朋友冲动地说：“我们对巴菲特的健康极为关心。”

讨论“巴菲特效益”——即巴菲特的存在带来的高于股票实际的价值——是股东们永远的话题。人们担心一旦他去世会引起卖出的恐慌，尽管巴菲特一再毫不犹豫地说他的去世不会影响伯克希尔的可乐和其他资产的价值。

巴菲特自己并未评价伯克希尔的价值，最多只是暗示而已。他的方式是公开该公开的公司信息，让交易自由进行。

但对自己的长寿问题，巴菲特比谁都关心。这有几个原因，他反复俏皮地说他死后几年里还会显灵来管理伯克希尔的。 （即使那时他也不会与伯克希尔说再见。）

当姐姐多丽丝研究家谱时，沃伦说他只想知道先人们都活了多久。还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发表高论道，尽管科学家还没发现年龄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他想他们肯定没研究过年龄与巨大财富的关系。还有一次，当某位股东问他成为全国最富的人还有什么打算时，他脱口而出：“做最长寿的人。”

就连私生活中，他也与一个只想帮助人们反抗死亡的女人结了婚。

对死亡的恐惧更增加了巴菲特谋取财富的动力。这也合情合理。他是个非常冷静的不可知论者，从不麻痹自己。他有种要证明自我存在价值的激|情，他喜欢的不是单纯的赚钱。他迷恋他的朋友、房子、喜欢的食物、各种股票和股市。值得一提的是，他喜欢的不是经营，而是拥有。在朋友巴巴拉。莫罗眼里，他离开奥马哈去华盛顿念书那段时间正是­性­格定型的时期，他是被迫离开的。他一直积累财富却从不出售或移情。他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喜欢买，卖出则另说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持有——拒绝说再见。

伯克希尔年度会议召开前一天的那个春日早晨，有人在奥马哈看到了他。他坐着一辆代用的电车——与他儿时乘的相差无几——穿行于各大旅馆之间接他的客人。他坐在前排，热情地欢迎来访者——来自沃顿的一位老朋友的寡妻、本。格雷厄姆的学生、他下属各公司的总裁。当你翻看相册时会发现他们在不同时期进入了他的生活。穿着随便的巴菲特妙语连珠，把一百多位虔诚的教徒、朋友和仰慕者带到了他的乡村俱乐部。

下午的聚会（现已对所有股东开放）仍在波塞家举行。桌上满是鱼子酱、鹬驼山苗饼、­奶­酪蛋糕和烤得红红的牛排，边上陈放着珠宝和­精­美的瓷器。

一支四人乐队伴奏，穿着礼服的侍者托着衬有天鹅绒的钻石盒子和瓶瓶香槟穿行其中。

巴菲特呆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与几个老伙计打桥牌。当宴会渐入Ｇao潮时，巴菲特悠闲地走了进去，站在了一群钻石耳环对面。股东们鼓起勇气三三两两地走了进来。巴菲特对他们负有责任，不是因为他的事业，而是他觉得他们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波塞家中的多数面孔是巴菲特所熟悉的。他说他认得出伯克希尔7500名股东中90％的人。他向秃顶的天文学教授詹姆斯。阿尔打招呼，骄傲地回忆起1957年与阿尔的父亲一起投资时的情景。

巴菲特说他记得伯克希尔100多万股股票中每一股的经历，难以想象还有哪个公共公司的总裁如此熟悉业务，他们甚至连望洋兴叹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只有巴菲特记得。每当某股伯克希尔转手时，他就在脑子里记上一笔，就像有人上下他的电车一样。

这也是巴菲特对崇拜者有如此吸引力的原因。与他不可思议的成功相比，他的忠诚更是罕见。他一生中对老朋友和老习惯忠贞不二。请看一下约翰。钱在他的畅销书《财富之王》中是怎么说的吧：

所有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季节，它不会永远不变。世界的热点在变；投资者的热点也应改变。

华尔街上无人表示异议，甚至连些许怀疑都不会。过去热衷于债券的克里韦斯和贝罗曼等人早已对财务杠杆失去了兴趣，在90年代卖起了股票。

但巴菲特一生中基本上只有一个热点。他从未改变投资模式，不论是60年代的迅速转手股票、80年代的高杠杆投资还是90年代的金融衍生工具。

他寻找的一直是他老师称作“内在价值”的不会减少的果核。

巴菲特的形变经历过从本。格雷厄姆的“有价”股票到“增长”的公司。

华尔街对这种分类情有独钟，就像艺术评论家善于区分白描和立体派艺术一样。但这种界限与艺术家毫无关系。对巴菲特来说，增长和价值的区别是虚幻的。他认为某行业的增长潜力就是它的价值，因为它的资产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某个价格上奇Qisuu.ｃom书，可口可乐的潜力代表着它的好价值；如果价格过高，情况就不一样了。

问题是巴菲特把所有的投资（包括他试过的）都看着“价值投资”，其他的都不配此名。他在所罗门Сhā手一年后写道：

如果投资连与投资额相当的回报都得不到，那算什么投资？故意以高于股票计算价值的价格买入，希望能很快就以更高的价格脱手，那只能叫投机……

可惜世界看不到这一区别。加州奥兰治县的财务主管毫不考虑地就大举借债，以神秘的利率导数投机于公立学校、道路和供水系统基金，结果该公司更近破产了。事实上这种对恒定价值的认识太理想化了。在一个基本水准和“热点”迅速变化的世界上，价值不是不变的，而且是短暂的；只有人们评论时，油画才有人欣赏，美的标准在欣赏者的眼中。对奥兰治县来说，美

就是它的财务主管。美林和他的经纪人说的那样， （他们都不清楚，但都愿投机。）而从另一面看，这种缺乏说服力的认识只是一种普遍的懦夫行为。

如果说人们失去了具有爱默生那种内在自信，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过去的那些榜样来引导他们。现代社会的相互关系使我们都变成了胆小的专家，只能从标有“增长”和“衍生”的分类栏中去发掘。同样，缺乏内在价值系统也使教育者的说教和评判显得无说服力。他们只能回到模棱两可的复杂的理论，只以粗声大气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当缺乏有力的理论时，上千种观点就会出现，这是必要的来源。但我们的领导们忽视了它，不仅华尔街如此，就连工业界、教育界、政府和公众也是一样。

但巴菲特不同，他十分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他说是“我不与我不喜欢的人共事”。但有同感的人、总裁和政府官员却为数不多。

他独自一个呆在书房里，没有顾问也没有仆人。他坐在裱着的发黄的报纸和他父亲的照片前，静静地享受着爱默生的甜蜜的孤独。几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连电话都很少响起。他以自己的技术追求实际价值而不是看屏幕上的图表，他要的是经受过时间考验的商人，鞋业公司、霍拉肖。阿尔杰—罗斯。布朗金、本。罗斯纳零售商、世界百科、新贝德福德的肯。察思、严谨的汤姆。默菲和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他也不是根据“季节”来选择的，而根据他祖父、父亲和本。格雷厄姆认同的原则和格言。巴菲特并不总是像英雄一样地活着，他也是人，当然也会犯错误。但他已很像他自己的偶像，这也唤醒了人们对那个更单纯、更稳定的时代的记忆。

当巴菲特逝世时，他的遗赠很可能会使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等前人的传奇相形见绌。巴菲特基金可能会成为全国最大的捐赠，（现在最大的是福特基金，资产达70亿美元。）但他的业绩不会只是他留下的钱，而是他对伯克希尔做出的贡献。他心中有着一个惊人的设想，一旦他进了坟墓，伯克希尔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事实上他强忍悲痛地向投资者保证，不论他和妻子谁先死，“要收的税和遗赠都不会引起股票的大量抛售。”

如果巴菲特和芒格同时被车撞了，或者巴菲特来不及培养一位接班人，至少目前公司已有一位巴菲特选中的“第三人”来经营。这是个严守的秘密，就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

除此之外，公司还将落入巴菲特­精­心挑选的董事会手中。最近他指定妻子和儿子豪伊为公司的董事，以此来保证公司绝不会忘记它的使命。 （其他董事有巴菲特、前董事长的儿子马尔科姆。G.察思第三、芒格和奥马哈的商人，小沃尔特。斯科特。）他的家庭成员将成立基金的控制者。“归根结底，”

巴菲特最近写道，“我们已做好了‘被车撞’的准备。”

尽管他没像其他职业者那样­精­心节食，64岁的巴菲特仍非常健康。早上他常端着一碗花生和一瓶可乐向人问好。参加汤姆。默菲安排的观看超级杯的周末，他为第二天早餐点了香草冰淇淋和巧克力调味汁。当朋友们就他的健康开玩笑时，他不自然地回答：“当人们经过我的棺材时，我希望他们说‘天哪，他老吗？’”

他对工作仍然全心全意，但对成功的兴趣却稍稍减少了。儿子们说他比往年过得轻松多了；彼得也看不到他父亲再像脑子里装着嘀嗒作响的闹钟一样忙忙碌碌了。

这得部分归功于阿斯其德，巴菲特因她而过得非常舒服。他也认为自己帮她建立了尊严，无疑这是种互助互利的关系。当他们一起出去时，比方说

去格罗茨，他们就像奥马哈的一对普通夫­妇­，有时巴菲特还搂着她。阿斯其德对自己的角­色­很有幽默感，有一次她对巴菲特的某亲戚说与巴菲特一起生活“是她最好的工作”。巴菲特几十年的老朋友乔。罗森菲尔德说：“阿斯其德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她不介意他离开，真是个很有自由­精­神的姑娘。

了不起。“

尽管如此，巴菲特仍是苏茜的，他们几乎每月都相聚 （比如说去巴黎参加可口可乐的董事会）。沃伦对这种安排也很有幽默感；他对朋友说，他不能与苏茜离婚，因为她太有钱了。

近来，巴菲特稍稍放松了自己的钱包。他用自己的125万美元买下了奥马哈一支小­棒­球队 25％的股权——相当于为本城这支球队能够维持生计的募捐。1993年当B夫人百年大寿时，他像往常一样献上了鲜花和喜诗糖果，并给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资助B夫人正把废弃的罗丝。布朗金表演艺术中心变成儿童剧院的工作。他个人花钱也大方了一点，比如用于旅游和服装，尽管他的壁橱里好些衣服都要发皱了。但相对来说，他的花销和善举仍是九牛一毛。

工作是他的生命，而食物和住所只是小事一桩。他仍然自己开他的蓝­色­林肯。他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小轿车和房子，即使有他也不会感兴趣。最近在拉古纳海边的房子度假两周时，他只离家三次——两次去看电影，一次去吃饭 （女儿付钱）。他仍打桥牌，通常在他不愿用于工作的计算机上玩，另外的几个玩友则在数千英里以外。

他在奥马哈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经过法南街时，人们的车开得很慢，都到快停下的地步了，他们好奇地注视着那座朴实无华的房子。巴菲特可从厨房看到他们。他在那儿享用冰淇淋、可乐或拿着报纸和年度报告自得其乐。

房子里只有他和阿斯其德两人，身边没有仆人，也不用请人做家务，他们只有一个女仆，每两周来一次。阿斯其德仍在买便宜货，当有可乐卖时也常满满装一小车回来。

当亿万富翁的确让巴菲特很开心，他以不寻常的方式享受着。就像他说的，钱改变不了你的健康状况或让别人爱你，但“它会使你的环境更有利”。

他现在与比尔。盖茨的关系非常亲密，后者是他金融上的对手，比他小 26岁。有意在俄罗斯推行资本主义的世界象棋冠军加利。卡斯帕罗夫也曾来奥马哈拜访过他。1994年夏天快结束时，他与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起在马撒葡萄园打高尔夫球，之后，他们一起去凯。格雷厄姆家吃了顿平静的晚餐。

现在他发现在推行他的沃伦。巴菲特教时有了许多观众。他经常四处奔走，大学，公司，甚至去一些小的非正式团体，举行他的仪式，重述他的故事，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登上他的电车。

人们对他，对他的生活不知道的事情仍然很多。正如布法罗一位法官对他可能有的垄断目的评价的那样，也许他的秘密深深埋在他的“不可知的内心”里。

但他的社会活动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巴菲特对历史不平凡的见解使他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形象，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资本家，而且是位伟大的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人。他教导了一代人该如何考虑业务，证明股票与垄断不同，投资也不是只凭运气的游戏。它也是一种合理的可感觉得到的事业，与它代表的具体业务是一样的。他揭开了华尔街神秘的面纱，说它与美国没什么两样——也许是个不可捉摸的地方，但也是普通美国人可以理解的地

方。只是巴菲特还不为华尔街所熟悉。

对于人们熟悉的华尔街黑暗的一面，巴菲特是人们很少见到的。他是为数不多的不伤害别人而获得巨富的资本家之一。 （他在布法罗的对手是个例外）。用芒格的话说，他努力争取的不是做一个“痛苦的积累者”，他把投资人和被投资人都当作伙伴，而且从不侥幸，也不“准备退路”。

现在巴菲特开始要超越金融界，获取更大意义上的成功。他说他最喜欢的持有时间是“永远”，这也让华尔街内外的人大为吃惊。现代人的耳朵还受不了“永远”这个词，通常它只是小说或传说中的字眼。

而巴菲特就是这样承诺的，对他的糖果业和报业，对汤姆。默菲、凯。格雷厄姆和许多其他人。在这个忠诚不会长久的时代，他把投资变成了相互关系，而且几乎都成了社会合约。1969年他提到伯克希尔。哈撒韦时，给伙伴写道：我当然不会只为一个诱人的价格，就把某个由我喜欢和敬佩的人经营的有良好控制的行业卖掉。

这样多情的话华尔街上是听不到的，就连美国都很少。它与校园里传授的太不一致了。

而且到了今天，这类话更让人吃惊了，因为它更少见了；它与易变的信托基金格格不入，甚至连许多社会上可以看得到的现象都显得不和谐。今天，华尔街和布罗德街上的疯狂交易成了迅速变化的代名词，而过去社会对职业、社区、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紧密联系现在也脱胶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快。

如果安迪。瓦荷给我们每个人都预测名誉的话，那么15分钟之后至少有一半人会使他失望的。在这个动荡的时代，15分钟就消失的不仅只有我们的名誉，而且过去曾有过的持久的关系现在也是如此。各种职业上的伙伴关系四分五裂，英雄的运动员离开了自己的队伍，老板不停地解雇雇员，就连被认为最该保持传统的大学也急着要重新发明已使用了近千年的加农炮。在日常生活的各行各业中，“电车”上的人一夜之间就会换了新面孔。投资者在寻找退路，但这么做的不只是投资者。从这点看，华尔街疯狂洗牌只是曾经持久的承诺，也是可以出钱买走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就是巴菲特为什么要填补空白的原因。而最重要的，他获得巨大成功不是因为做出交易承诺，而是因为他坚守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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