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巴菲特，沃伦的大儿子，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人。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的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查理。芒格。对于作家莫里。伯恩斯坦来说，芒格是一个真正神秘的人，是一个古怪得总与你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家。芒格是巴菲特的共鸣板。芒格——只有芒格——巴菲特才会让他走进自己的帐篷。两人有一种特殊的如同共生的关系，而且就像一个美满的婚姻，有着一种命中注定的机缘。曾协助安排两人见面的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对他们相似的举止和机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菲特的女儿认为他们像“无­性­繁殖系”，向前迈着相同的步伐，甚至长得也有点像。

巴菲特总是一副欢乐的样子，然而他这位洛杉矶的伙伴却很冷峻。他没有巴菲特那样轻松优雅而且从来不会犯傻，他常常连再见都懒得说，而且喜欢在他对自己生意做出结论之后就从椅子上直起身并走得无影无踪。

芒格对他的手下疑心很重，因此巴菲特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可怕的非人类”。事实上，这倒为芒格的独特之处提供了一点点线索。他对待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时采用的方式——就是去问什么会出问题。他总喜欢引用几何学家卡尔。雅各比的话“转化，总是在转化”。就这样，在一所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芒格所做的“布道”并不是关于那些带来幸福的品质，而是关于那些必然导致悲剧生活的品质。

在许多次收购的活动中，巴菲特都用芒格作他的律师。芒格拥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一小份份额。然而他们的职业是彼此分离的。

自从60年代以来，芒格就一直经营着韦勒芒格公司，这是一个投资合伙企业，位于太平洋股票交易所楼层的一个位置便利且遍布管道的办公室里。这种结构很适合芒格的心意，因为这充分显示出芒格对那帮装腔作势的公司扈徒的不屑一顾。更富匠心的是，芒格把秘书安置在背后的单人房间里，他和他的合伙人则在敞开的前堂办公。

连一小时还没过去，芒格就会又朝秘书大喊：“给我接通沃伦的电话！”

芒格的合伙人，艾拉。马歇尔感到巴菲特正在培养芒格，而且芒格也想成为巴菲特的合伙人。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职业上的联系纯属偶然。他们每人都各自独立地在洛杉矶公司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买了一点，也为伯克希尔公司买了一些。到70年代初为止，巴菲特成为蓝筹股票的最大拥有者，而芒格则位居第二。

蓝筹公司乃是一块褪­色­的美国古董。它从分发它的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及类似的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当然巴菲特对烤箱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

蓝筹公司具有吸引力的秘密在于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现金，但是可以长时间分批地偿还基金。因为这些赠券常常被塞进抽屉里然后被遗忘了。在这段时间里，蓝筹公司就可以无偿地使用未承付的转帐支票。对巴菲特而言，蓝筹不过是一家不太规范的保险公司而已。

它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了1亿2千万美元的数量，于是巴菲特除了在伯克希尔拥有的货币储备以外，他又多了一个来源。他和芒格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接管了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将这些未承付的转帐支票投入运作。

对于巴菲特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一个经营着两部分资金的投资者在为一个竞争的，而且有潜伏­性­冲突的主人工作。但奇怪的是，由于巴菲特对自己名誉十分爱惜，这种事从未发生在他身上，他和他的朋友正一起经历着买进廉价股票的大好时光。当巴菲特偶尔在加州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对选择股票谈笑一番，使它听起来似乎易如反掌。

有一个例子是有关原始资本基金的，它是一家封闭型共同基金，同样也在洛杉矶。原始资本基金是由弗雷德。卡尔这位投资公司管理者在1968年建立的。在70年代早期卡尔隐退之后，它的股票便一落千丈。的确，它和别的股票一样跌得太多了。尽管原始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有18美元/股，但他的价格却只有9美元。蓝筹在基金中占有20％的份额。就这样，巴菲特和芒格又绕回到投机上来了，但这时其他所有者都已经走开了。

芒格代表蓝筹进入了原始资本基金的董事会，并且对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有一次，当他审阅了债券组合之后，他发现原始资本基金将有一些安全级以下的债券。他直言不讳地对投资组合经理说道：“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令人羡慕的Baa级债券名单，但对于原始资本基金而言，除了A级债券，别的我都不想要。”巴菲特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代理人了1

——尤其因为巴菲特自己是如此不善于处理这样的难题。

在1971年，巴菲特和芒格面向一种“好生意”——遇上了具有潜力的好机会——芒格偏好的那类“好主意”，不同于那种本。格雷厄姆类型的廉价股票。罗伯特。弗莱厄蒂是蓝筹公司的一位投资顾问，他得知加州最主要的巧克力连锁店喜诗糖果店将要出售。蓝筹公司的一位决策者威廉。拉姆齐也很有意思要买下它来。威廉来到弗莱厄蒂的办公室里，两人打电话给正在奥马哈家中的巴菲特讲述了这件事情。

“噫，鲍勃，”巴菲特说，“糖果生意！我觉得我们并不想做糖果生意。”

话音刚落，他就挂上了电话。

拉姆齐在听筒里听到他这番话后，心烦意乱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等着再接通巴菲特的电话。每一分钟都过得那样漫长。秘书在慌乱之中错拨到巴菲特的办公室里去了，那儿没人应答。

约摸三四分钟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巴菲特就说：“我正在看它的数字呢。好吧，我愿意出个价买它。”

这些“数字”告诉巴菲特：加州爱吃巧克力的人们都乐意为喜诗公司的深受赞誉的糖果多付一些钱，购买公司的价格是3千万美元，但由于喜诗糖果公司的账面价值较小，巴菲特和芒格决定买入价格不能高过2500万美元，于是谈判搁浅了。而这次奇Qisuu.ｃom书，巴菲特却犯下了一个常见的错误。

投资者常常臆想账面价值可以估计或者至少可以暗示一个公司的 “价值”是多少。事实上，这两种表达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账面价值等于进入到企业的资本量加上所有留存下来的利润。而投资者关心的是将来能从企业里取出多少价值，这才是决定公司“价值”（也可称为“内在价值”）的关键。

暂且假设有一个新的公司在糖果生产设备、商店以及存货上的投资与喜诗公司完全一样，可是他生产的糖果品牌却是鲜为人知的，因而这个突然崛起的公司比起喜诗来赢利能力要差许多，其价值也必然小许多。由于账面价值无法反映出品牌之类的无形资产，因而对于喜诗这样的公司来说，它的价值标识作用便显得毫无意义了。

但是巴菲特和芒格非常走运，喜诗公司回电话答应了2500万的价格——这也是巴菲特所做的最大一项投资。仿佛在突然之间，巴菲特的王国就已经拥有了糖果、纺织、零售、保险、银行、出版以及赠券。

巴菲特的策略是把它们都划分区域，就好像每个部门都是他唯一的孩子一样。戴着他的喜诗公司帽子，他常常挤入人群中去听有关白糖期货的课。

在他写给喜诗公司总裁查克。哈金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巴菲特是如何惊人地探索着各种细节。

我所犹豫不决的意向是接受12月29日周日那天的价格。我现在的想法是每磅20■～30■……如果砂糖期货还像前几天那样继续下跌的话，我倾向于推迟购买，直到我们得到市场对­精­炼砂糖作出的反应再说。

巴菲特不断敦促哈金斯加强喜诗公司品牌的声誉。有意思的是，巴菲特不适合于作一个美食家的特点反倒启发他明白了公司真正“销售”的是什么东西。

也许产自法国8英亩葡萄园里的葡萄的确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总是怀疑其中99%是说出来的，而只有1%是喝出来的。

此后他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赠券业上。折价的超级市场从那些不用赠券的商店里把生意抢了过来，顾客也越来越觉得光顾后者很吃亏，在他对着蓝筹公司大肆鼓吹如何解释这种洞察力的同时，他也带着一点自我剖析的意味承认营销并不是他所擅长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像会计师或是保险­精­算师那样来考虑问题。我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对消费者解释所有的事实，并且完成所有的数学计算，然后向她表明她买了我们的赠券是多么合算。我想我能说服一群数学家、保险­精­算师、证券分析家乃至会计师，……但是却无法说服家庭主­妇­们。

巴菲特又从来自于伯克希尔的资金源存取出4500万投入到银行股票中。

迄今为此，他在这场危险游戏中仍旧安然无恙。他代表三个公司进行投资，它们分别是伯克希尔，蓝筹公司以及戴维斯菲尔德公司，它们各自有独立的股东群，而他也肩负着办好每一家公司的责任。他该把《华盛顿邮报》放入三个口袋中的哪一个呢？喜诗糖果公司又该放在哪儿呢？巴菲特小心翼翼地想尽量公平一些，即便如此，利益冲突还是不可避免的。要安排好这件事情的确非常困难，而且也很不符合巴菲特的­性­格。况且只要哪件事情一旦复杂化，证券稽查人员就会理直气壮地盯上你。

在这场令人震惊的游戏中，有位经纪人向巴菲特提供加州帕萨迪纳的韦斯科贝格公司股票。这家公司拥有一定量的储蓄与贷款。巴菲特知道韦斯科公司，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每年都读它的年度报表——和他曾经读过的成千上万份储备与贷款报表一样。韦斯科公司股在市场上交易价只有十几美

①元，比它的账面价值的一半还低 .巴菲特和芒格查核了一番，芒格也认为韦斯科公司股很便宜，于是蓝筹公司便买入了它8%的份额。此时是1972年夏天，韦斯科财务公司还是一个很小的，只有200万美元投资的公司；但到了1973年1月，它便宣布要和加州的另一家拥有储蓄和贷款业务的圣。芭芭拉财务公司兼并。

巴菲特和芒格立即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韦斯科公司准备放弃这个商店。

在兼并的条件中，韦斯科股票的持有者将把他们手中持有的低估的股票换成圣。芭芭拉的股票，而后者的股票又似乎高估了。引自巴菲特的话说：

我看过这些条件之后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我把宣布的条件告诉了芒格，他也同样认为难以置信。但这确实是白纸黑字地写在道。琼斯的行情牌上的。

芒格想多买进一些韦斯科公司的股票，并希望借此可以阻止兼并。因为兼并要根据股东投票来决定，巴菲特则不然，他属于能对偶尔的损失坚忍克己的人。他说：“要是为这事痛苦，那可真是个错误。”然而芒格坚持自己的做法。在后来的六周里，蓝筹公司买下了每一张出现的股票，逐渐积累了股票总数的20％。

可是，他们还是无法阻止兼并，并且现在蓝筹公司已经陷得太深。正如芒格所说的，他们就像落入鼠夹的耗子，已经放弃对­奶­酪的渴望了。

2月份时，芒格给韦斯科公司的总裁路易斯。R.文森蒂通了一次电话。

芒格遣词用句显得异常古怪。他说蓝筹曾一直买进股票，目的是“想形成一种氛围”，使文森蒂和其他韦斯科公司的董事不会因为感到任何的“道德的义务”而实施兼并。

而文森蒂坚持按原计划施行。他发现蓝筹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反对自己，而且还会劝说其他股东也这样做。在芒格看来，这个民粹派人士的行径简直无比低俗。他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自信在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宣称说自己很喜欢韦斯科公司的管理方式。而且尤其是文森蒂与巴菲特和芒格是同种类型的人。实际上，芒格多次表示如果文森蒂亲自过问他，两人面对面地交谈的话，蓝筹公司就会停止购进股票。

文森蒂觉得这简直是古怪之至。他无法理解芒格在常规的商业交易中竟会对道德有如此执著和喜爱，然而这也正反映出芒格与人不同之处，他是一个坚持旧式学堂伦理观念的人。他从未试图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语句，但他却认为富兰克林的箴言比任何商学院所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

不论是身在商界内外，芒格都恪守绅士应有的礼数，他执著地走自己的路，却对最后结果的褒贬评价看得很淡。当医生给他作了一个极其拙劣的白内障手术而致使他视力减退时，他竟毫无怨言地承认发生这种事会有10%的概率，从而开始热衷于研究眼科学。

在私人生活上，芒格相当积极主动，继贝洛斯堕胎一案之后，他为洛杉矶设立堕胎诊所立下了汗马功劳。身为古德。萨马林坦医院的志愿主席，他彻底重组了医院的工作团和专家组，只是他也会欺负一下医生，就像他曾在当地计划生育活动中欺负手下受托人一样。巴菲特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而

① 对大多数银行而言，账面价值是很有用的尺度。因为银行资产由贷款和其他金融资产构成，所以类如品

牌等无形资产通常不太重要。

共和党人芒格则俨然位高任重，他飞奔进会议室，搜肠刮肚找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来讲，仿佛是一位戴着形状吓人并且放大若­干­倍的眼镜的独眼哲学家兼国王。

“查理十分有趣，同时也非常自大。”巴菲特圈子中的一位成员说，“他信奉一种贵族式的观点，总觉得世界上有一群经挑选出来的富有才华并且事业卓越的人，而他自己正是其中之一。”

芒格总是开玩笑说要建立一个芒格的“王朝”，当他与第一个妻子——“第一夫人”——离婚以后，就开始阅读各种讣告，期望能为他臆想中的后代找一个具有他认可的品质的寡­妇­，他和他的“第二夫人”养育了8个小芒格君王和贵­妇­。

和他的奥马哈合伙人完全不同，他的生活十分丰富，他常在河里或各种野潭里钓鳟鱼，北梭鱼，以及大西洋鲑鱼；他在加州俱乐部里掌管游戏场地，有时还主持晚会，尤其当他灌下一杯葡萄酒以后。艾拉。马歇尔想起在贝莱尔的一个晚会上，芒格一个人声音洪亮，颠三倒四地独白着，说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芒格觉得这样很有趣味。当主人问马歇尔说：“你能让查理闭嘴吗？别人都没法儿说话了。”

一次，芒格的一位密友奥蒂斯在一次钓鱼旅程的午夜醒来，发现芒格正坐着仔细研读一本书，而且神情十分诡秘。还有一次与巴菲特以及马歇尔去澳洲雨林探险的途中，他们的吉普车在丛林中拐来拐去，芒格却一直在读一本极其晦涩的古生物学著作。后来到了晚上，芒格便给同伴们讲述他读到的东西。“在晴朗深蓝的天空下，他向我们讲述恐龙是怎样进化成鸟类的。”

马歇尔回忆道。

包括巴菲特的朋友在内的人都被芒格的一通关于黑洞和爱因斯坦的演说给吓怕了，不再提起他不屑一顾的态度。一次，巴菲特的朋友罗克珊。勃兰特说她唯一知道的洛杉矶的医院只有锡达。西尼亚医学中心一家，芒格立即反驳她说：“那是因为你是犹太人。”

芒格坐在扶手椅中，像一位令人敬畏的心理学家，其行为举止尤其像一个学生。

他看透了许多现象背后的罪魁，比如：人们往往在改变自己看法时显得无能为力，这也就是被他称作“首次结论偏见”的现象：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组织总是乞求公众的诺言。真见鬼！这也是一个家庭组织总是举行结婚纪念的原因。

这也正是芒格的洞察力对巴菲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正是巴菲特，而不是芒格，能够以一种更为自然的手法来运用这些理解力。巴菲特确确实实是一个能够克服一个人的“首次结论偏见”的伟人。

在韦斯科公司这件事情上，在芒格与文森蒂交涉失败以后，巴菲特开始设法说服那些有能力阻止兼并的董事。伊丽莎白。彼得斯是旧金山的一位女财产继承者，也是韦斯科公司最大的股东。彼得斯的父母亲建立了储蓄与贷款业务，而且公司在50年代末期成为了上市公司。她的兄弟们都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于是重担落在了她的身上，主修英语的彼得斯被送去学商业，以维护家族的利益。她发现：首先，自己可以做得相当出­色­；其次，韦斯科公司为她其他的追求目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参照。她有一些其他的目标，包括去

盛产优质树木的纳帕峡谷葡萄园以及读乔瑟的作品。

到 70年代早期时，韦斯科公司还业绩平平，彼得斯很希望给它一点激励，但是其他董事不论是在财务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利益。直到圣。芭芭拉财务公司提出收购条件以后，尽管彼得斯意识到条件非常苛刻，但是她希望兼并能够鞭策一下韦斯科公司的发展。

巴菲特派蓝筹公司的总裁唐纳德。克佩尔去和彼得斯谈过一次话，但是她还是强硬地支持兼并活动。在克佩尔刚离开不久，巴菲特又打了个电话来。

他很高兴地向彼得斯介绍了自己一番，并建议两个人找个机会好好商谈一下。

几天以后，巴菲特和彼得斯便一起坐在旧金山机场的休息大厅里，巴菲特告诉她自己认为韦斯科公司的股票价值比圣。芭芭拉公司提供的价格高出许多。尽管这些陈词滥调都是彼得斯从克佩尔那里听过多次了的，但从巴菲特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更有说服力。比如，他对她说话时显得好像他是她的合伙人，他的资金和她的生意融在一起。

彼得斯坚持认为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重新激发韦斯科公司的活动，巴菲特则说他乐意试一试，他谈到了自己和其他公司的关系，他称之为一种合伙人关系，他还谈到了自己。他语气镇定，让人觉得十分放心。

彼得斯终于发现自己很愿意成为这个人的合伙人，她喜欢上了巴菲特——而且很喜欢他的风格，同时似乎也看到了一丝希望。

彼得斯只有一个问题还悬在心头。“巴菲特先生，如果我买下你，那么假如你在路口被卡车撞了怎么办？那时又由谁来挽救韦斯科公司呢？”

巴菲特说有一位能力与自己相当的朋友。他已经安排这个人掌管伯克希尔公司，并且如果发生了类似的“卡车”事件，巴菲特家族的利益也将由他来保全。他认为完全可以托付给自己和他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当巴菲特说完以后，彼得斯就已下定了决心，于是兼并之事终于化为乌有了。

巴菲特和芒格也开始感到对她要承担起一定的义务，决定提高他们在韦斯科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他们本来可以在低价位买进股票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兼并活动出现时，股票会上升。但是由于欺骗型投资者鉴于交易失败而作的保证偿还活动，而巴菲特和芒格对这失败负有直接的责任——看上去并不怎么样。因此他们告诉自己的经纪人在价格上可以慷慨一些。

蓝筹公司以17美元的价位向韦斯科投标，这个价格是在这项交易失败之前的普遍价格。尽管此举非不同寻常，据芒格说：“我们在富于幻想的时刻作出的决定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蓝筹公司把自己占有的份额提高到24.9%，后来，韦斯科公司的股票随市场行情一起跌了下来，而蓝筹公司做了许多股权收购活动。在 1974年中期时，蓝筹公司拥有股票总量中的绝大部分。（彼得斯仍旧是少数几个大股东之一）。事情似乎还没有完结，然而巴菲特和芒格并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行踪已经被证券及交易委员会盯上了。

灾难来临的第一个预兆出现在1974年秋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巴菲特和芒格之间错综复杂，很不规范的合伙人关系引起的。巴菲特和芒格在蓝筹公司和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中各自拥有独立的股份额，但芒格与伯克希尔公司没有任何瓜葛。于是，当巴菲特从他的蓝筹公司口袋中掏钱花时，这是带有合作­性­的，而当他涉及到伯克希尔公司——他前面的口袋时——他又是独

立的，这个内部关联的所有权关系令人十分迷惑，于是易于导致冲突和混乱（图示如右）。

作为解开这团混乱如麻的关系的第一步，巴菲特和芒格宣布把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兼并到伯克希尔公司里去。但是证券会及交易委员会提出了质疑，向他们提了一大堆问题。

起初芒格以为也许是由于巴菲特和自己都是十分“有趣”的人物，证交会才会拖延他们的进度。在他脑海中，有一幅古怪的画面：管理当局仔细察看蓝筹公司，就仿佛它是一只爬过显微镜的非同寻常的臭虫。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芒格渐渐变得焦躁不安。在写给查尔斯。里克绍沙——他和巴菲特在芒格法律公司里的律

师——的信中，芒格显得十分不满，仿佛在交通厅和一个步履拖沓冗繁的公务员打交道一样。

但愿我放弃这件事后，证交会的每个人都能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就该尽快地让我收到答复，最好是打电话直接告诉我，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可以使我们的兼并计划顺利完成。

可是，芒格从未读过卡夫卡，里克绍沙把一份措辞相对缓和的信件送给了证交会。在12月份的时候，芒格就收到了他最快的答复——尽管这答复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证交会对奥马哈的君王提出控告：关于蓝筹邮票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沃伦。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HO—784号，等等，巴菲特成为了被全面审查的目标。

蓝筹公司、伯克希尔公司以及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有可能单独或相互协力增加过一些活动。在这些行动中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一种机制、谋划或是策略来进行欺骗。或者还包括有一份不真实的事实陈述材料或遗漏了……

这些询问都是集中在蓝筹是否曾­操­纵过韦斯科公司股票价格的问题上，这确实是一个解决起来进退两难的指控。在证交会的执行部门中，这被认为是一件大事，于是很快事情就扩大成对巴菲特涉及过的一切事情的全面调查。

在调查期间，巴菲特向华盛顿运来了纸箱的档案材料，有他的股票经纪人的记录，有他给蓝筹公司的信，还有他对纺纱厂和喜诗糖果公司的每份备忘录，以及巴菲特的银行，一切都被证交会这个“真空场”给吸进去了。在伯克希尔公司的主管会计韦尔纳。麦肯齐看来，“他们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

富有的人，于是便咬定他必然是一个恶棍。“

尽管巴菲特很担心，但表现得很镇定。他和作投资时一样从容不迫，耐­性­十足，而不管自己的声誉是否正处于危险之中。芒格却正好相反，他几乎要中风了。

罗德里克。希尔斯，芒格的前任法律伙伴，当时正担任白宫顾问的职务。

当调查时有消息传出来，说希尔斯曾被邀请担任证交会主席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的律师给希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把此事拒绝掉，并声称如果他就任这个职位，证交会就会欲罢不能，从而导致更加严厉苛刻地对待他们。“你那儿有什么情况吗？”希216尔斯问道。他暗指的是调查的事。里克绍沙说：“没有，一切都是胡扯。”希尔斯对此显得不屑一顾。后来芒格又打了好多次电话，每次都痛斥希尔斯在巴菲特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他。但是希尔斯还是接受了这项工作。

1975年3月，芒格来到证交会做了两天的证人，他傲气十足地向审问者保证“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沃伦和我将负全部责任”，好像这样就可以结束这件事情似的。他把这件事看作对­性­格的一种磨炼，常常提到参加各种上流聚会时的荣耀。

一位年轻的证交会律师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奋力挖掘他的内幕。他暗示说芒格曾参与共谋，以卖空韦斯科股票起诉者的股票为手段来破坏此次兼并。芒格抗议说，“这绝不是我们的经营作风。”他的语气听上去相当震惊，就好像一个神父偶尔作了一次警察而不是传教士。

事实上，证交会是怀疑其中藏有­阴­谋。具体来说就是：蓝筹公司究竟是不是为了接管韦斯科公司才对兼并加以阻止？

提问者：在2月26日之前，你和巴菲特对这种方式（寻求控制韦斯科公司）考虑了多久？

芒格：我以前说过，我们把98%的­精­力都投入了手头的业务，我们都信奉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谈的工作是手头的工作，而不该顾忌远处很模糊的东西。

不管加里的威慑，律师们更进一步涉及核心问题，那么蓝筹公司为什么为韦斯科多付出不必要的价格？

提问者：你完全可以便宜地得到它，你为何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呢？

芒格：我们希望在路。文森蒂和贝蒂。彼得斯之间作得公正平等一些。

提问者：那么你的股东怎么办呢！难道你不想对他们也做到公平吗？

芒格：是这样。对于那些要求我们去做与矫枉过正不一致的事的股东，我们并没有义务要做到公平。我们的想法和本。富兰克林的一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最诚实的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你看上去被搅得很迷惑？

提问者：的确如此。因为在我印象里，商界人士总是为了他们的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而竭力达到最大利润的。

芒格：也许我们想在更长的时期里达到最大利润。如果我们希望和路易斯。文森蒂建立一种和谐、长期的工作关系的话，或许这只是一种私人兴趣，正好倾斜到你们想当然的层面。

这场谈话的论题与巴菲特在旧金山和贝蒂。彼得斯的谈话十分相似，一项长期投资决不仅仅只在股票上押下赌注，它是一个合伙人的形式。一个大的股东——即一个合伙人——有付出，同时也有收益。对巴菲特而言，“合伙人”这个字眼有某种强烈的暗示，隐含了一系列没有说出口来的责任和忠

诚，也正像他曾经对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投资者所感觉到的一样。

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都二维地来看待股票，它们在屏幕上闪烁，随着按钮的摁下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菲特和芒格需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谈到仅仅经营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芒格回忆道：“我对沃伦说，我们可不想像智者拉塞尔一样成为一个­精­明、吝啬的攒钱鬼。”我们不愿意在①朋友和家人的记忆中只留下一张空空的白纸 .可是，证交会的律师依旧疑心重重。这件事在他们看来仿佛蓝筹公司曾经支撑韦斯科公司的股票——或者叫“­操­纵”它——从而达到在更高价位卖出的目的。但是由于蓝筹公司并没有做出卖它的举动，律师们就变得迷惑不解了。于是，他们又来试探巴菲特：提问者：从商业角度来讲，等到价格落下来时以便宜价位买进股票难道不更好些吗！

巴菲特：单一交易中可能是这样的，但我认为如果你看到蓝筹公司的整体格局，看到韦斯科公司的人们觉得股东确实得到了公平的待遇……我想蓝筹公司的整体商业信誉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好过。

提问者：你对蓝筹公司的股东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

巴菲特：我自己也拥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因此这对我本身也会有影响，我可不是在完完全全花费别人的资金。

提问者：如果在兼并告吹之后你立即入市，同时股价下跌，你觉得这样看起来显得不太好，对吧？

巴菲特：我觉得也许会有人对此相当愤慨的。

提问者：这理由让我觉得很费解。尽管你认为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会感到不安或愤怒……我的意思是你为何对此在意，蓝筹公司为何对此在意，而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又为何对此在意呢？

巴菲特：韦斯科公司的管理层对我们的感觉是相当重要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们拥有控制权，因此它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实际上它关系重大。路易斯。文森蒂并不一定真的非要为我们工作，他只是喜欢和我们共事而已，而我也愿意与他合作，这就算一种良好的关系。你知道，如果他觉得我们是卑鄙小人或其他什么，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这并不仅仅是建立在他拿多少薪水的基础上的。

假如一个政府机构总是指责J.P.摩根或Sr.，太过于注意自己的声誉，这倒显得很不合理。“你为什么对此这么在意？”对于摩根的同时代人而言，这个问题似乎令人难以想象。八五八书房但这个时代里，有某些东西已经被众人遗失了。

的确，巴菲特和证交会的谈话让人觉得像一场跨世纪的对白，这个机构以及它所习惯于打交道的律师们都把公司的事务定义为一系列的交易活动，每个交易都是独立的，今天的合伙人明天就可能反目成仇。巴菲特以建立关系的方式来做生意，显得更为长远。他对自己的规则十分执著，好像自己对自我定位有某种奇怪的偏爱一样。而可笑的是，这却为别人的怀疑提供了根源。

巴菲特有漏洞的事实更加剧了证交会的疑虑。他们已经找到了共谋者，现在只差罪证没找到了。自然而然地，他们想从巴菲特和芒格之间貌似神秘的联盟关系中找到这种罪证。

提问者：在蓝筹公司里是由谁来做投资决策的？

① 芒格在1976 年将他的合伙人企业做了清算，在1962—1975 年期间，以复利计算的年增长率达到了20%.

芒格：通常是由巴菲特先生来做的，他一般事先和我商量一下，然后他在行动之前还会征得我的同意。

提问者：那么在巴菲特先生第一次购买下订单以后，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想继续买进韦斯科公司的股票呢？

芒格：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俩来说再自然不过了，因此我们通常没有必要告诉对方或一起讨论未来的打算都是些什么。

提问者：那你问他了吗？

芒格：我没有必要这么做。我知道他脑子里都是怎么想的。

提问者：你自己是否觉得巴菲特先生是你的知己？

这句不经意说出口的话顿时显得提问者不太坦率。证交会曾经从贝蒂。彼得斯那里打听到类似的语句。于是他们又来试探巴菲特。

提问者：你觉得他可以成为知己吗？

巴菲特：这可取决于你谈的是哪个方面的问题。你也知道，我们在许多投资项目上意见分歧是很大的。而大多数决策中，我们能够保持一致。

提问者：自从你变得有几分投资哲学家气质以后，你确信自己在大多数投资问题上同样征求他的意见吗？

巴菲特：不，不再是……我的意思是有点这势头。

提问者：好的，因此你们讨论一些有关投资学、哲学以及你所投资的项目等问题？

巴菲特：确实如此。

提问者：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你基本上知道他在买进或卖出些什么，而他也知道你的做多做空状况吧？

巴菲特：他知道我对什么东西有买卖的兴趣，我也知道他的兴趣所在。

至于他在某个特定时刻实际做了些什么，我并不十分清楚。

巴菲特一步步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他曾经多次非正式地拜访证交会，而且似乎有意要协助他的审问者，他很有耐心地对证交会的一位叫劳伦斯。塞德曼的律师解释蓝筹公司这个拼图游戏。在他们吃午饭的时候，巴菲特还对塞德曼谈起他在华盛顿的年青时代，他零碎地穿Сhā进一些巴氏的哲学观点，很快塞德曼就不知不觉陷入了巴菲特编织的蛛网之中，和贝蒂。彼得斯当年的情形一样，塞德曼回忆说：

许多次，我和他围坐在桌子旁画圈，他说：“你这儿错了，它不属于这个公司，‘或者’那个属于那边……”。我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多，他没有什么敌意，是一个可以相处的出­色­人物——即使我们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的。

对于现代的决策者来说，要是在没有律师陪伴的情况下走进证交会，并且和一个无足轻重的调查者谈起自己的案子——事实上这是给调查者提供信息——这一定是一件不可能发生乃至荒谬可笑的事情。即便他有这种念头，决策者的律师们都会提出抗议，并且无疑会限制他的这种举动。当代的­精­神总是处于犹豫之中，自发的行为早已让位于谨慎地墨守陈规，产生英雄的时代已经被一种对专门研究的崇尚所取代。我们再也没有伟人了，只有一些服服贴贴的小蚂蚁。

巴菲特至少要在某种程度上做个英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当人们还愿意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活动的时候，他觉察到这些现代的辅助部队——不仅

仅是律师，还有政府公关人员，顾问以及无数其他的顾问——不光在发挥协助的作用，还在进行控制。这些都是他很厌恶的事情，不论成败与否，巴菲特都不会容忍其他任何人来为他安排日程。

除了他十足的个人魅力以外，人们对他的开诚布公也有很好的反应，同时也因为他从不争辩而放松了对他的戒备，巴菲特并没有直接反驳塞德曼而是扔还他一块烂泥。

“拉里，”巴菲特终于说道，“你以你的方法来看，你是对的；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技术­性­的犯规行为。但如果你用我们的方法来看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但我们并不是故意想去做错什么事情。如今，我们该如何解决它呢？”

这个案子在1975年里一直拖着。证交会又把渔网洒向另一个领域进行捕捞——原始资本基金，这是巴菲特和芒格控制的另一组基金。到现在为止，巴菲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混乱局面搞得“奄奄一息”了。如果恶梦一旦结束，他告诉证交会说，他渴望能简化他的事务：

我们希望拥有和现在一样，但少些混乱的企业。我确实不喜欢乱七八糟的局面。我们做的时候它显得很简单，而现在却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到12月份，巴菲特的律师R.里克绍沙恳求了结此案。他辩解说巴菲特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不值得做这样细致的调查。他把巴菲特3年以来毫无瑕疵的准备个人税申报表的记录与林肯的圆木屋相提并论。

自从他14岁开始为送报纸挣的钱交税以来，就一直缴纳联邦收入所得税。30年积累起来可以有数百万美元了，并且他的平均误差还不超过200美元。

1976年时——调查已经进行了两年——证交会终于作出了处理。证交会正式指控蓝筹公司对韦斯科公司的购买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而正如它曾披露的一样，同时还为了阻止兼并（这也的确是事实）。它还宣称在3周时间内蓝筹公司曾人为地抬高韦斯科公司的市场价值。蓝筹公司同意以后不再有类似的举动，没有对罪行的确认或否定，而只是此类事情的一种惯常处理。对于证交会认为在蓝筹公司交易中受到伤害的韦斯科公司股东，它将支付115000美元。

证交会没有采取敌对巴菲特的行动。但几周以后，它又派他去参加一个蓝­色­缓带研讨会，研究公司报表披露实践的情况。也许，证交会以此来表明对巴菲特的赦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前两年一直处于被调查的地位的巴菲特来说，这种待遇已经是非同寻常了。

仿佛一个带着重新做人的热情的罪犯的巴菲特终于结束，也可以说是简化了这种“混乱”的局面。他把蓝筹公司在原始资本基金中的份额脱手出去（已经翻了两倍）。从此他不再以FMC资金管理者的旁观者身分出现了，他把韦斯科公司和蓝筹公司合并在了一起 （他本来要买下整个韦斯科公司，但应贝蒂。彼得斯的要求，他只购进了80％）。经过两年的中断之后，他继续着手把戴维斯菲尔德商店兼并到伯克希尔公司中去。

令巴菲特高兴的是，兼并活动把他和芒格之间的联盟关系规范化了。为了换取他的戴维斯菲尔德股票，芒格在伯克希尔公司中投入了2％的股票，

同时，巴菲特还把他的好友任命为副主席。芒格继续留在洛杉矶迫求一种零散的利益，但对于自己在伯克希尔公司中的地位，他始终很谦虚。“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大多数点子都是沃伦出的。”他说道。然而对于像巴菲特这样一个偏狭的人，有聪明过人的芒格在远处观察战况，提出忠告是非常重要的。

兼并活动同样也使伯克希尔公司在蓝筹印花公司里占有了主要的份额。

实际上，巴菲特只剩下一个“口袋”了——那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他没有任何别的投资组合，实质上也就是没有个人投资了。但是伯克希尔公司，这个被他从纺织行业的死亡地带里营救出来的企业，正是他的“个人投资”。

在最初10年中，巴菲特使伯克希尔公司的净价值从20美元/股升到了93美元/股。他对公司进行了彻底的改头换面。巴菲特自行收购了保险团体、银行，股票组合以及他在蓝筹公司，喜诗糖果公司和韦斯科公司中占有主要股份之后，公司原来的样子都荡然无存了。

要是另一位决策者就会重新命名公司来反映出这些变化——也许叫做伯克希尔。哈撒韦实业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实业”。但是巴菲特对这种调包没有兴趣。他喜欢现在的名字，它使人想起公司的起源历史，虽然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还是叫肯。察思。从新贝德福德的档案堆里刨出昔日总裁们所作的记录，然后把它们都运到奥马哈来了。正如巴菲特对证交会解释的那样，他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

我就是喜欢它。我将为伯克希尔公司倾注我的余生。它是属于公众的，但现在它更像一家家族企业。

他说的不只是长期，而是他的余生。他的事业——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他的生命——都决定聚到这个公司里去了。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每一项投资，都是在一幅永远画不完的油画上添加的一笔。没有任何人能从他手中抢走画笔，就像他当初从西伯格。斯坦顿手中抢来一样。70年代中期时，巴菲特拥有了43％的股票份额，而苏茜持有另外的3％。为了得到伯克希尔公司以及蓝筹公司的下属机构，巴菲特投入了1540万美元。这相当于每股伯克希尔股票价值为32.45美元，这也是巴菲特愿意注入的最大资金。对这幅油画的任何进一步的修饰——即伯克希尔股票价值的提高，以及巴菲特财商的增加——都将从每股32.45美元的投资中，以及他对这项投资所作的一切努力中源源不断地涌出。

10回到华盛顿

当沃伦。巴菲特从天而降出现在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里时，她便进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曾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它在一个拥有5家报纸的城市里排行最末。她那位才华横溢，但最终神智紊乱的丈夫对着自己的太阳|­茓­抠动板机之后，凯瑟琳在1963年接管了控制权。格雷厄姆并没有像别人面对这种意外时感到手足无措，她最多也只对这件事表示了一点同情。作为尤金。迈耶的女儿，格雷厄姆生活在一个富裕家庭特有的孤独寂寞中。母亲是位金融及政治家，又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同时也是一位既世故又冷漠的母亲。她在一个由大量女家庭教师和私立学校构成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习惯了从母亲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回信。在很年轻的时候，格雷厄姆就在作新闻记者，但是她从来没有想到家族的报业将由她来掌管。结婚以后，她便把­精­力都放在营造自己的家庭上了。

在被推上权力的高位时，她显得既害羞、忸怩，又非常自卑，她的男­性­同事都对她毕恭毕敬，而格雷厄姆自己在一次采访中称，在现有社会的运行方式下，“一个男人比女人更适合于这项工作。”她只希望做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责任可以是一剂补药。在当时，《邮报》是一家洋溢着智慧但略有些狭隘的报纸。格雷厄姆聘用本杰朋。希拉德利，《新闻周刊》的华盛顿机构主管，来经营这家报纸，而本杰明在她的鼎力相助下，把《邮报》推进入美国新闻界排行榜的前几位。在1971年，当《邮报》的公司股票刚开始上市时，格雷厄姆撇开了那个态度摇摆不定的顾问，不惜冒着来自尼克松政府起诉的危险，出版了《五角大楼秘史》，即有关越南战争的政府秘闻（美国政府已经通过一项禁令来限制在《纽约时报》上登载）。以后，她又把《邮报》的调查拉回到水门事件上。尽管也许是在尼克松的唆使下， 《邮报》公司在佛罗里达的电视业执照受到了威胁，尼克松的律师总领约翰N.米切尔对即将问世的故事进行审查时说：“如果它出版了的话，那么凯蒂无易于把自己压入轧平机之中送死。”格雷厄姆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

但是她改变自己定位的第二步骤尚未展开。尽管《邮报》在政治圈子里针贬时弊，但作为一家企业，它却没有丝毫吸引人之处。它的领头报纸在华盛顿市场中占主导地位，但其利润率却只有平平淡淡的10％而已。它的电视台业务陷入了同样的局面中。

1971年《邮报》股票上市以后，格雷厄姆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盈亏状况上来。但是她已把财务方面的事务交给了董事长和她的顾问弗里茨。毕比律师来处理，按格雷厄姆的话来说：“我觉得图表数字之类的事还是应该由男人来­干­。”后来，在1973年春季，毕比死了，格雷厄姆成为了《幸福》周刊前500位大公司里的第一位女董事长。她曾勇敢地对证券分析家们宣布说，她希望得到一项普利策管理名义奖，但是华尔街世界却吓坏了她。这正是发生在巴菲特开始买进她的股票的时候。

格雷厄姆通过《华盛顿月刊》的查理。彼得斯结识了巴菲特，但是对于巴菲特是何许人物或是他在忙些什么都一无所知。《邮报》有限公司里警报频传；凯的儿子唐纳德那时正在努力提高自己地位，他警告说自己担心公司会被某些“来自于内布拉斯加的极端左翼分子”所抢去，凯自己也给吓坏了，于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们打听有关巴菲特的消息——“跟踪着他的踪迹，

就像一只狗围着一条蛇打转。“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据布拉德利说《邮报》有两个级别的股票。公开交易的只有投票权很受限制的B股，对公司的控制权在于A股，而A股又只被格雷厄姆家族持在手中。但是凯毕竟是个新手，彼得奇书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德罗，《邮报》新闻周刊部门的高级副总裁，一直安慰她说：”你有A股在手就不要担心啦！“但格雷厄姆还是十分惊慌，她不停地说：”他究竟要怎么样？有人想要同我们竞争董事会名额？“

巴菲特猜想，作为一个执有10％份额的股东，他对公司的影响也许只是轻如鸿毛的。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她——“亲爱的格雷厄姆女士……”——信里他讲述起自己曾经身为《邮报》报童的那些大胆的行为，而且否认自己有任何敌对的意思。她拿着这封信给许多­精­于此道的朋友们看，他们中有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银行家罗伯特。阿布德等等。每个人都警告她说巴菲特善意的表示也许是个­阴­谋，并且建议她离他远点儿。

以前格雷厄姆太依赖她的顾问了，如果说这一次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她按自己的直觉来行事了。她给巴菲特写了封回信，建议两个人见面谈谈。

当格雷厄姆在拜访《洛杉矶时报》时，巴菲特从位于拉古纳海滨的家里开车上来，两人一起度过了被巴菲特称为极其愉快的时光。巴菲特觉察到她的忧虑不安，于是答应她不再买进股票。尽管格雷厄姆对他还很拿不准，她还是邀请他来东部时去看看她的公司。

沃伦和苏茜在这段紧张的时间里住进了距《邮报》仅有一个街区的华盛顿麦迪逊饭店。印刷工人在磨洋工，警察和工会成员们在街上对峙。巴菲特弄到一条黑­色­的领带，开车送妻子去和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当时，他坐在芭芭拉。布什和简。马斯基的中间，等着格雷厄姆的到来。

但是没有人来。最后汤姆。默菲，大都会公司的主席，同时也是巴菲特的好友，和格雷厄姆一起吃了顿午饭，又建议她邀请巴菲特进入董事会。当格雷厄姆在拉古纳拜访巴菲特时，他还试图取悦于她。他买来一把伞和沙滩椅——这引起了巴菲特家人的一阵­骚­动，因为没人见过巴菲特下过水。格雷厄姆移过身子来说：“我希望您在某一天能加入董事会。”巴菲特说：“那么，您还在等什么呢？”当巴菲特开车送她回洛杉矶时，她说：“如果您想对我说什么就请尽管说吧，但您要说得婉转些。如果有人冲我大叫大嚷，我倒宁愿去上吊。”巴菲特其实并不需要她说这番话给他听。

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为了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们——很少数的一伙，包括格雷厄姆的亲戚、《邮报》的主管以及凯的朋友们——都很担心他，引用《新闻周刊》主管德罗的话来说：

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占有公司份额的10％。我们对此的反应是“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他？”这令人觉得害怕，他是第一个自己带着椅子坐到桌子旁边来的人。

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他告诉主管们，作为一项投资，他为什么喜欢《邮报》公司，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份报纸如何能给他一种回家的感觉。和其他新近加入俱乐部的人一样，他所能说的一切不过是能到这儿来，心情无比激动等等。

他签署了对唐。格雷厄姆的委托书 （这使得凯的儿子和继承人有权投伯克希尔的票）——这是他对管理层表示忠心的不寻常的举动。同时，他还书面地宣布希望伯克希尔能“永远”持有它的《邮报》股票——另外一些不过

是借以迷惑现代的投资组合管理者的言辞。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自己不仅仅是个投资者，还是一个合伙人，就如同他曾对贝蒂。彼得斯做过的一样。

巴菲特开始频繁地来到华盛顿。在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他住在格雷厄姆在佐治顿的富丽堂皇的家里。布拉德利，不再是个乡巴佬，说道：“我们盼望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我们从来没有结识过这么有钱的人。”

他似乎被我们迷惑住了，而我们也被他给吓着了。多年来他总是穿着一件兰­色­的皮夹克，每个人都像是想找这件衣服的碴儿。我想他正是因为这样才总穿着它。董事会会议上，编辑们路过这儿，聊上几个故事，他也会凑凑热闹。他很喜欢参与事情，喜欢我和凯之间随意轻松的关系。有一次我们在打网球，我把她逼到栏杆那里去了。沃伦说：“我实在要对敢于把自己老板逼到栏杆里去的人表示敬意。”他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极度感染力的热情。

《邮报》的主管们都习惯于把自己当作新闻记者——自认为自己是新闻巨头。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有关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突然跑进德罗的办公室询问关于《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解释自己对《新闻周刊》特许权有什么样的看法——其中，他运用了与汉堡包连锁店的类比，显得浅显易懂。

“当我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德罗说，“他好像一股激光束，使你集中到一起。但绝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愚蠢。”

尤其特别的是，巴菲特成为了格雷厄姆的私人教师。每次他来华盛顿，总会带上一大堆年度报表，然后让她一行一行地阅读它们。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沃尔特。迪斯尼报告的封底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小孩熟睡在婴儿车中。巴菲特在上面注明道：“这就是在读完第20份年度报告之后的你。”

格雷厄姆的有些同事觉得巴菲特在­操­纵她，但格雷厄姆觉得和他在一起很有意义，他并不告诉她要做些什么，而只是给出建议和劝告，他的魅力在于他富于耐心，这似乎是一股吸引她的强大磁力。格雷厄姆愈发了解巴菲特，她也就愈发喜欢他的观点了。

不久以前，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就是《邮报》应该买回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格雷厄姆觉得这简直是在发疯。如果一个公司偿还了它的资本，那它怎么能够成长下去呢？巴菲特认为整体的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增长率，它就像减少了一块比萨饼分出的份数，如果股票可以用低价收回——此时《邮报》股票非常廉价——那每一块饼上的­奶­酪就会多些。

巴菲特还帮她从数学上攻克了这个问题，在她那佐治顿的堆满书籍的书房里写写画画。

格雷厄姆接受了这些观点，和《邮报》的其他主管谈起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她运用了大量的财务术语。她公开引用巴菲特的原话，而某些人则对此极为反感，在回答职员们提出的建议时，她的回答方式让人生气：“有意思——我们去问沃伦吧！”

巴菲特加入董事会一年以后，格雷厄姆决定举行一次罢工。她一直渴望能削减《邮报》印刷室严重超员的现象，并且把控制权从好战的印刷工会手中重新抢过来。有的印刷工人砸坏了工厂，罢工也变得愈发严重起来，（臭名昭著的布告宣布了凯已故的丈夫，费尔枪击了错误的格雷厄姆。）《邮报》

只有依靠不参加罢工的工人出版报纸，而位居第二的《华盛顿之星》则趁机开始挖走它的广告员人才。

格雷厄姆担心《邮报》会在罢工中取胜而在竞争中落后。“我所需要的，”

她说，“是找一个我能完全依赖的人。”此人便是巴菲特。他许诺他将亲自掌管企业，并且在他认为罢工会对《邮报》的特许权造成长远威胁时提醒她——而特许权的存在正是他投资的理由。他不必这样做了，因为4个月后，工会纷纷瓦解，而《邮报》依然保住了领先的地位。

后来时代公司把败下阵来的《华盛顿之星》买了下来，并和《邮报》商议两家联营。它认为联营协议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也可以尽市民的一份美德①使华盛顿保持拥有两家报业 .在时代提出来的方案中，每个公司可以从报业联合得到的收益中取出约定的份额。

巴菲特对此建议坚决反对。在他看来，《邮报》拥有整个华盛顿发行量的66％，而且正处于占领市场的紧要关头，因而没有必要对排行老二的公司妥协。主要由于巴菲特的影响，格雷厄姆的反向建议更为猛烈，遭到了《华盛顿之星》的拒绝。不久以后，《华盛顿之星》破产了——给《邮报》带来了意外的好运。

格雷厄姆几乎每隔一天左右便和巴菲特谈一次，每周能有好几次谈话。

有次格雷厄姆不得不作一个讲座，她觉得十分害怕，于是给奥马哈拨了个电话，巴菲特会立即给她一个深思熟虑的答复——她曾录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他说到了结尾部分。我说“什么？——你能再说一遍吗？”他不会这样做。这些话从他嘴里出来是如此之快，简直让你大吃一惊，连他自己都无法再追想得起来。

有一次，当格雷厄姆打电话来时，唐。丹利，巴菲特高中时的弹子球伙伴，正在奥马哈看望巴菲特，格雷厄姆担心《今日美国》会对《邮报》采取行动，巴菲特就极力安慰她。令丹利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她竟然在电话里和他谈了半小时之久。

自从巴菲特在董事会里呆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促使她变得更加自主一些，一次，她让沃伦去华盛顿，参加一项谈判，内容是要把《邮报》在华盛顿的电视台加上一笔现金，换成底特律的一家电视台。

“不行。”巴菲特对她说，“你自己去谈判。”

“那好吧！我们给多少价？”格雷厄姆问道。

“不知道，你自己想，你能想得出来。”

但是实质上，每个重大的决策中都渗透着巴菲特的影响，这尤其是他阻止格雷厄姆参加到传媒资产近乎白热化的投标大战中去。作为一个相对来说的新手，格雷厄姆被那些传媒的高调宣传，比如发展迅速的大都会公司主席，汤姆。默菲，还有似乎要买光一切东西的蒂姆斯。米勒等等人物给吓坏了。

她很想跟着他们出价，但巴菲特不断提醒她还是不要花这笔钱的好。

当肯塔基的出版商巴里。宾厄姆，提出只要格雷厄姆能超过甘里特的投标，就把 《路易斯维尔乡村日报》和《时代》卖给《邮报》时，格雷厄姆马

① 1970 年《报纸保护法》允许竞争­性­的报纸合并他们经营中的商业部门，但要保留各自的编辑人员——但

必须是它们能向公平保护部门表明，如果不这样做其中一家报纸将会倒闭。

上给巴菲特打了个电话，虽然他意识到价格简直高得惊人，但他还是尽量小心地不明确表态，从某种更微妙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方法更有效一些。正如校长充分信任一名学生，那么诚挚的学生绝不会辜负他。qi书-奇书-齐书“要知道凯是多么想做那笔生意”，唐。格雷厄姆指的是《乡村日报》，但凯终于还是放手了。

还有一次，一位曾想从巴菲特手中买下登普斯特防沙厂的投资者——戴维德。施德拉斯尔想把一家电缆公司卖给 《邮报》。他在纽约与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道吃了顿饭。他们两人共事时的轻松气氛给戴维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与此同时他也预想到自己的目的要泡汤了。

“凯对电缆很有兴趣。”他回忆道，“她非常老练，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对自己说， ‘巴菲特是不会准她花那么多钱的。’”

在意料之中格雷厄姆对巴菲特的依赖变得不仅仅是商业顾问的关系了，身为一个富有的寡­妇­，她对其他追求者都很不信任，因而过着近乎于隐居的生活。她­性­格相当脆弱，总把人拒于一臂之外，显得十分傲慢。《华盛顿月刊》的查理。彼得斯说：“凯极其需要有一位朋友。”她觉得巴菲特没有任何威胁感，于是两人变得亲密起来，格雷厄姆邀请巴菲特到她弗吉尼亚的农场以及在马撒葡萄园的家里去作客。巴菲特也回请她去拉古纳海滨游玩。格雷厄姆还开始参加巴菲特的本。格雷厄姆团体的会议。

他们俩人的­性­格都很幽默，一部分缘于两人不同的背景和素质。当巴菲特邀请格雷厄姆去奥马哈参观一趟时，他知道她根本不知道奥马哈在哪里，于是决定开开她的玩笑。登上飞机以后，他叫她画一张美国地图，标出奥马哈的位置。这张地图简直糟糕透顶，他想抢过来留下作个纪念，但格雷厄姆手脚很快，一把就把它撕成了碎片。

还有一次，他们到拉瓜迪亚之后，格雷厄姆急着要打电话，便问他有没有一毛钱，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一枚二毛五的硬币。和内布拉斯加其他的百万富翁一样，他舍不得浪费一毛五分钱，于是就跑出去想换成零钱。格雷厄姆大叫道：“沃伦，快把那二毛五给我！”

巴菲特去华盛顿时很少带上自己的妻子，而总是陪着格雷厄姆在城里四处逛逛。“凯的社交圈子扩大了很多。”作家杰弗里。考恩说。另一位朋友说，“《华盛顿邮报》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所面对的人。”突然之间，奥马哈的沃伦。巴菲特就和亨利。基辛格之类的人物打起了交道。利斯。史密斯，一位随笔专栏作者，报道说自从巴菲特成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常客和顾问以后，他变得风靡一时。史密斯又说道：“整个华盛顿社交界都很兴奋，因为不管就餐时在座的人穿得多么高雅庄重，巴菲特先生总是只喝百事可乐。”巴菲特不喜欢张扬，只喜欢在格雷厄姆家里这种易于控制的环境中和要人们相聚。

格雷厄姆生日聚会那天，当许多大人物们一起用餐时，出版商兼文学鉴赏家麦尔考姆带来了一瓶上好的葡萄酒。这瓶酒在格雷厄姆出世那年装瓶入窖，麦尔奇姆借此来暗示自己是花了血本买它的。当侍者走到巴菲特面前时，这个百事可乐的忠实饮者阻止住他：“不用，谢谢。”他说着，一面用手盖住了杯子，“我看我还是节约点钱吧。”

当巴菲特在城里的时候，格雷厄姆总让厨师为他做汉堡包，还在曼哈顿的公寓内堆满了巴菲特最喜欢吃的东西——油花生和草莓冰淇淋。“当他来的时候，”她近乎奉承地回忆说，“这儿只有­奶­酪堡和炸——你管它叫什么来着？——法国炸薯条，整个儿都沾满了盐粒。”为了让他举止变得更优雅

一些，她带他去试穿皮革，还把他用漂亮的服装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反过来，巴菲特把格雷厄姆带到一些具有文化丰碑意义的地方去，比如位于新贝德福德的哈撒韦纺织厂等处地方。“他想让我去看看。”格雷厄姆说道。她把他当作自己“最贴心的朋友”，而且不论是个人建议还是商务咨询，她都很依赖他。巴菲特也在突然之间变成了格雷厄姆孩子的叔叔。他至少每个月去华盛顿一次，然后在格雷厄姆会客室里把所有的衣服都更换一遍，连巴菲特的孩子们都不知道拿这些衣服怎么办才好。

在一次采访中，格雷厄姆说，“我还很年轻”——当巴菲特进入董事会时她正好57岁——“这确实让人吃惊”，但这句话并没有激起关于她私情的谣传。汤姆。默菲也曾拜访过巴菲特，她戒备地说：“如果我使用他，那是一种令人皱眉的事。”

巴菲特有一大堆女­性­朋友——《幸福》杂志的作家卡罗尔。卢米斯、鲁斯。米舍莫尔、芭芭拉。莫罗等等。莫罗认为他是位“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对­妇­女们都很和善。“他对女人有一种洞察力。”她说，巴菲特身上有一种现在已不太流行的侠骨文士的风范。他对粗俗和下流的玩笑非常痛恨，尽①管他确实也曾讲过一些幽默的关于床帏之间的笑话 .对于沃伦有这么多的女­性­朋友，苏茜丝毫不觉得紧张。有人提醒她，沃伦在华盛顿消磨了太多的时间，苏茜回答说她对事物的形式本身并不感兴趣，而只注重心灵的纯净——说这些话时，苏茜一点不觉得难堪和羞涩。（当巴菲特在华盛顿时，他们两个人都住在格雷厄姆家。）

但是，到了70年代中期，巴菲特的生活失去了连贯­性­。苏茜曾经为他付出和放弃了那么多，如今，她对一个朋友说，她想要安排自己的生活日程了。

她积极投身于一项挽救当地高中的运动之中，由于种族问题，这所学校学生流失十分严重；同时，她也开始独身外出旅行。很显然，她对沃伦的工作没有任何兴趣。彼得是家里剩下的最后一个孩子，他发现家里越来越松散，爸爸常常呆在华盛顿，而妈妈似乎总是外出，彼得只好自己做饭吃。巴菲特意识到，像自己一样，妻子在生活中也需要有“一家《华盛顿邮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谈到了快要成|人的孩子们。他说道：“苏茜，你就像一个工作了23年后又失去工作的人。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呢？”

苏茜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家里人都不觉得惊奇，因为沃伦工作时，她总是习惯于走来走去地唱着歌。如今，她有了一些自由的时间，于是和当地的一个乐队鲍勃。埃德森。特里奥一起配合，在某些私人聚会露面。每当她想到公开演出时，她总是紧张不安，但沃伦很支持她，告诉她如果因为胆怯而退缩，她将来会为之后悔的。1975年，在一位名叫尤妮。德内伯格的朋友的帮助下，苏茜克服了恐惧心理，出现在位于奥马哈郊区的一个名叫“­精­发泄”的夜总会的舞台上。

自那以后，在位于奥马哈铺满鹅卵石的集市街区的法兰西咖啡屋里，苏茜开始了她的表演活动。这个咖啡店的主人是一对周游过许多地方的奥马哈人。他们是舞蹈演员迈克尔。哈里森和带有文化前卫气派的安东尼。亚勃特。

苏茜曾在这家餐馆主持过一场计划生育的义演。 （查尔顿。赫斯顿也光临了这里，除了175美元一磅的鱼子酱以外，他别的什么都没吃。）另一次，她

① 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巴菲特一家和罗伊、马萨。托丽丝散步，路过一家旅游品商店，看到橱窗里在一

些布料极其节省的比基尼边上有一块求救牌，巴菲特不禁诅咒道：“难道他们需要一个胖女人吗？”

为赈济非洲灾民登台演出了一场——和客人们一样，她穿着波浪形的印花棉布上装，系着鲜亮的丝巾，赤着双脚。在奥马哈，一个40多岁的家庭主­妇­在台上亮相是令人觉得古怪的一件事，但是城里的人早在此事传开之前就知道沃伦的妻子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人物。

在法兰西咖啡屋里，苏茜在一个刷黑了的石窖中进行表演。她身材窈窕，显得十分­性­感，浑身缀满的金属片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她比当初结婚时还显得美丽动人——高高的颧骨，一头棕­色­的短发，还有一双慑人魂魄的大眼睛。

她说话的声音略有一点单薄，但唱起歌来，它就带上了一种沙哑的特质，她表演极为风格化的爵士和流行曲调，比如忧郁的史蒂芬。桑德海姆《让小丑进来》。第一轮演出历时6个星期，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而且反应相当良好。

奥马哈的一位艺术家肯特。贝洛斯说：“苏茜作为一位餐厅歌手——充满激|情，风格独特。记得有天晚上，沃伦也在场，他脸上的表情显得那样如痴如醉。”

苏茜在台上表演时，巴菲特满脸欢乐地看着她，仿佛着了迷，他对一位朋友说：“苏茜唱歌的时候，声音是多么的甜美，几乎让我停止了呼吸。”

关于了他们的私生活，巴菲特说起时总显得十分甜蜜。他常常说，在见到苏茜之前，自己一直是郁郁寡欢的；如果没有苏茜，他是不会达到现在的成就。作为一对夫妻，他们抛开了一种传统的模式。尽管他们的兴趣，还有他们的安排都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巴菲特一直很依赖她，即使现在，她也会在公开场合依偎在他的身边，牵着他的手，仿佛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她明白自己就像他的缪斯神一样，永远不会对他说一个“不”字。

相比之下，巴菲特和凯。格雷厄姆在一起时就完全不同，她依靠着他，不仅因为她没有财务方面的经验，还因为她没有安全感。如果说得轻点，可以说巴菲特给予她的帮助和他对别的同事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他也想从《邮报》公司里赚得一些利润，但这种意图并没有抹杀这个事实，他被格雷厄姆激发得生机勃勃，而他本人也对她非常宽容和大度。

出版商斯坦。利普西曾看到巴菲特和格雷厄姆一同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利普西说，“但是从他们身上，我看不出有任何在一起睡过的人之间表现出的迹象，凯很有权威，同时也很羞涩。1000个人中有999个人都会把自己想对她说的话再三考虑一番，而沃伦则不会这样。他们俩成了知心朋友。”

不论任何“答案”，似乎都无法解释巴菲特为何能在这种关系中处理得十分妥当。也许他带给她的年度报表与此有关。巴菲特喜欢充当老师的角­色­，就像他给合伙人写的信一样，而格雷厄姆是一个非常迷人、接受能力很强的学生，《邮报》的一位董事说：“这想法实在太愚蠢了，她总在会前就餐，除了沃伦，我们都得离开。我从来不认为这件事和­性­有关。”

主管们看到，巴菲特—格雷厄姆的联盟对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乃至于最终对巴菲特的投资产生了影响。要想让格雷厄姆签发支票是不可能的。

为此，大家完全有理由归咎于巴菲特，在奥兰多市被彻底开发为旅游省的麦加圣地之前，广告部的总管乔尔。查斯曼曾有个机会用2000万元的价格买下一家电视台。“这真是一场痛苦的交易，”他说道，“现在就可以知道它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市场，但是公司上层部门有些人真是令人无法捉摸，它竟然被驳回了。”

“真是有人不可捉摸吗？”格雷厄姆曾给巴菲特打过电话，巴菲特认为

它价格太高了。

常常发生这种放弃机会的事情，于是《邮报》的主管们都很沮丧。巴菲特对蜂窝式电话和有线电视都没什么兴趣，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资本， （他当初投资《邮报》是因为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与航空公司所不同——能产生直接的现金流，利润不必再投回到企业中去）。对于创办新企业或是新技术，他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太新了，就像把口味从汉堡包变成了外国食品一样。

如果巴菲特不能亲眼看到一家企业，他就会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仅仅有专家保证的新项目是远远不够的，而这种保证却是主管们所依赖的东西，如果对某种冒险的事业他没有理解透——本能地——他就会认为自己在投机。

而巴菲特是绝对不会投机的。

由于格雷厄姆对巴菲特的依赖­性­，《邮报》有时会错失良机。自信的大都会公司执行总裁汤姆。默菲也同巴菲特商议各类事情，但他总是有选择地采纳他的建议。但在总管房间的旋转门背后主持工作的格雷厄姆连那些巴菲特自己也不­精­通的事情都要去找他，巴菲特的保守态度逐渐渗透了整个董事会。

在加盟《邮报》之前，查斯曼曾在纽约的Wins电台创办了一个全新闻的版式。70年代后期，他曾提议《邮报》创办一个全新闻的有线节目，特德。特纳也提出过同样的主意。然而，在《邮报》的第一届董事会会议上它没有被通过。“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打算买什么，这与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是相违背的。”查斯曼说道。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想把《邮报》的广播部门脱离出来变成一家独立的公司。《邮报》的总裁马克。马尔在辞职时写了一封长信，极力主张把《邮报》私有化——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拖沓臃肿的公司持有公众资金是很不明智的，理查德。西蒙斯接替了马尔的位置。

在另一项提议被拒绝之后，他冷冰冰地说：“奥马哈的智者又开口说话了。”

有趣的事，对于巴菲特的推理，《邮报》的主管们并没有真正的争议。

在一次典型的评论中，马尔说：“我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见，价格的确太高了。

同时，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主管们都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了巴菲特。和其他人一样，西蒙斯也曾踏上过前往奥马哈的旅程。这趟行程总是一成不变，包括一顿牛排晚餐，去巴菲特童年常去的老地方走一趟，还有倾听一席巴菲特的智慧之谈。“

在《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巴菲特很少说话，但偶尔也会Сhā上几句。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致力于寻找投资新领域的年轻人，工商管理硕士杰弗里。爱泼斯坦对每位消费者在传媒和娱乐工业部门的花费作了一番概述。他指出，家庭娱乐的数目达到了50亿美元。

巴菲特抬起浓浓的眉毛足有3寸之高：“50亿，这数字很有意思，”他说道，“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有2000万十几岁的青少年的话，那么他们每人每月在录像上都要花费20美元。”这就是他的脑子运转的方式，数字，数字。

一下子就很清楚，爱泼斯坦的数字即便是真的，也是经不住推敲的。不用说，①《邮报》没有涉足于录像业之中。

令人吃惊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会任期中，《邮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

① 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商店进货基础上的，这就大大高估了实际的购买水平。不到一年，录像业的大王阿特

里被损失所震惊，这个行业出现了危机。

作为，整整11年中，他开办了体育杂志而后又关闭了它；他在华盛顿卖下一家报纸的同时又在特伦顿买了一家；他还在蜂窝式电话和其他领域中占有很小一份份额；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又被陆陆续续地卖掉了。和从前一样，98％的利润“依旧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4个电视台”。

与此同时，《邮报》的收入稳定在12％左右，这个比率并不可观。唯一显著的变化是它赢利能力得到了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的营业利润为10美分，而1985年时，达到19美分，股权回报率也翻了一番。

当然，如果没有巴菲特的话，在这场报业大战中，《邮报》就会早已取得胜利。他对它电视台赢利率取得翻一番的业绩也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直到赚得利润之后，他最主要的贡献才姗姗来迟。巴菲特灌输给格雷厄姆的是一种以股东为导向的考虑企业问题的方法，而在此时，传媒公司们都争先恐后地忙着抢占地盘。他始终提醒他们——和多年前在纺织厂外面对肯。察思说的话一样——企业规模并不是目标，而对股东的回报才是目标。

机会纵然错过了，但是他把 《邮报》从企业真正的悲剧中挽救了出来，这悲剧是指把本应属于好企业的利润扔进了业绩糟糕的企业之中。

在巴菲特的劝说下，《邮报》用它的超额现金收回了价值750万美元的股票，也就是总股数的40％，净赢利增长了7倍，而每股收益率——也就是每块馅饼上的­奶­酪有了成10倍地增长。

当然，那几年整个传媒界的公司都很兴趣，但是就巴菲特所认可的唯一尺度——利润转化成对投资者的回报——而言，《邮报》在整个领域里独占鳌头。

试想一下，这几年里，从1974年到1985年，《邮报》为股东平均每一美元的资本挣到了可观的23美分，而大都会公司和时代明镜公司的业绩为19美分，尽管还过得去，但也略显逊­色­。

《邮报》的股票以年复利35％的惊人速度不断增值。加上红利，整个年收益达37％，大都会公司是32％，而时代明镜公司勉强是24％。《邮报》比它们都做得更好一些。在1985年底巴菲特即将离开董事会为止，伯克希尔所做的1千万投资已经升值为二亿零500万美元了。

在巴菲特加入《邮报》董事会后不久，他又重新对另一个老牌号的公司产生了兴趣。这家公司不仅在华盛顿历史悠久，而且早在巴菲特年少时便很有名气了。当巴菲特从哥伦比亚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敞开GEICO的门时，它还只是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随后的几年中，它成长异常迅速。洛里默。戴维森，这位曾在多年前的那个周六耐心倾听巴菲特提出问题的人，已经晋升到了主管，而GEICO也一跃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商。

然而，在70年代初戴维森退位以后，GEICO有了新的管理层，公司的气氛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在拉尔夫。C.佩克领导下，承保人们被新出台的“无过失”法律以及逐渐爬升的通货膨胀率折腾得焦头烂额，佩克努力想克服这些问题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于是放宽了公司只接受低风险驾驶员的历史­性­政策——甚至于在总体上还保持低价格。自然，赢利额升高了，现金也滚滚而来。

暂时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显得十分美好。令人遗憾但也一直不足为奇的是，高风险驾驶员开始琢磨着获得更多的要求权，另外，通货膨胀也引起GEICO所保险的汽车修理费用的成本提高了许多。

更糟糕的是，GEICO的管理层没有足够的资金留存来弥补损失，在1974

年到1975年的15个月的紧要关头中，公司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否认，贬抑或是欺骗的态度——不仅对华尔街，还对它自己。依旧在位的洛里默。戴维森抱怨说公司被搞垮了，但是，甚至连他都没意识到情况究竟有多么糟糕。

当董事会保留了一个独立的保险核计公司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1975年圣诞节前一天，我们收到了报告，它可真是件圣诞礼物。我们有了千万的亏空需要弥补——而令人惊恐万分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笔钱。

1976年之初，GEICO宣布前一年份的损失额达到了惊人的1亿2600万美元。1974年时的股票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记录，而如今只标到47 8 元。

自从巴菲特售出手中持有的少量的GEICO股票以来，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他心里一直怀着一个秘密的心愿，想要大规模地重新投资于这个公司，就如同他对《华盛顿邮报》所做过的一样。对于理­性­化的巴菲特来说，他对自己的过去也许是有点多愁善感（尽管在股票很贵时，他并没有昏头昏脑地投资于GEICO），现在，GEICO股票很便宜了，并且它陷入了一场很大的麻烦之中。而且，当巴菲特在加州时，本。格雷厄姆是GEICO的主席，还有一些积蓄在GEICO股票里。于是协助挽救这家公司便带有一种双重的意味：跟随格雷厄姆的脚步，拯救他的公司。

这时候，格雷厄姆和情人马洛正在过着一种宁静朴素的生活，一半时间呆在拉霍亚，另一半时间在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森。在他80大寿聚会上，他全家人都来到了拉霍亚，他满怀深情地回顾自己往昔的生活，却丝毫没有提及他在华尔街的事业。他谈到了自己从美学、文学、艺术以及许多女­性­同伴那里得到的快乐，还像个孩子似地回忆起早年时见到马克。吐温的情景：“他容光焕发，穿着白衣服，还有头银白­色­的卷发。”但是，格雷厄姆并没有对股票丧失兴趣，他在拉霍亚有一个账户，尽管他很少交易，但这位“证券分析之父”会来到经纪人那儿，在角落里的一张不引人注目的桌子旁坐下，读一本他所钟爱的标准普尔的书。一位前来拜访格雷厄姆的人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过一本希腊语的书，而在卧室里则看到了一座罗丹的雕像。

在GEICO陷入困境的同时，格雷厄姆叫巴菲特和他一起合著《聪明的投资人》的修订版。他们通过写信互相联系，但是巴菲特发现自己和老师之间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分歧。巴菲特希望有部分内容关于如何确定“大型企业”

（比如：喜诗糖果公司），而格雷厄姆认为一般的读者难以达到这一点。而且，格雷厄姆建议一个人投资于股票的资产额上限为75％，而巴菲特更为勇敢，他愿意在合适的价位押上所有的赌注。于是巴菲特非常想放弃合著者的身分，而只愿以“合作者”的身分在书里被提到一下。

可笑的是，没有什么股票比GEICO股票更能暗示出两人哲学上的分歧了。格雷厄姆说它缺少安全裕度——在公司濒于破产时，它确实如此。而巴菲特认为如果管理能得到改良，这将是一个机会，于是他紧紧关注着它戏剧般的变动。

1976年4月份，GEICO举行了它的年度会议，400个股东把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挤得水泄不通。就是在这儿，股东们差点把公司的行政人员轰出这幢房子。不到一个月，佩克就被解雇了。一位43岁的旅游公司的老手——约翰。J.伯恩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精­力异常充沛，常常四处奔波着。在新泽

西，他前去拜访了詹姆斯。希让，州保险委员会委员，要求他提高利率。后来伯恩发现自己走投无路了，便从口袋里抓出一张纸，猛地掷到希让的桌子上，说道，“给你该死的执照，我们不再是新泽西州的公民了。”然后，他当场解雇了700名职工，并且通知全州30万投保人去寻找别的承保人。

伯恩在全国范围内关闭了100家办公机构，裁员将近一半之多，但这还不够。华盛顿特区的保险业监管威胁伯恩，要他停止关门，除非GEICO能找到其他承保人，来承担一部分客户 （这就是所谓的再保险）。伯恩做出同意的样子，但到了7月初，行业领导人斯泰特。法姆却象个随意的旅游者一样弃他而去。

现在GEICO的财产值跌到了最低点，巴菲特非常敏锐地开始对涉足于GEICO产生了兴趣——但是和往常一样，他找来其他人为他的介入扫平道路。遵照巴菲特的旨意，凯。格雷厄姆给伯恩打电话说：“有一位贵宾想见见你。”伯恩说另找一个时间。后来伯恩接到了GEICO年长的政治家洛里默。戴维森打来的电话，询问伯恩是否确实有怠慢沃伦。巴菲特一事。当他听说确有其事时，不禁大声叫道：“你这头蠢驴！快到他那儿去一趟！”

7月里，在《邮报》董事会会议召开的前夜，伯恩来到格雷厄姆的大厦①里。此时GEICO的股票只值2美元一股了 .这个一度不可征服的公司正面临着成为保险业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失败者的危险——用巴菲特的话来说就是“保险业里的泰坦尼克事件。”

巴菲特领着伯恩走进富丽堂皇，天花板高悬于头顶的图书馆时，一种神秘的回忆向他袭来。25年前，当他敲开GEICO的大门，由看门人领到洛里默。戴维森面前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虽然他的处境完全变了，但做法还和从前一样。他又一次渴望尽全力地了解GEICO的情况。据面­色­红润的伯恩回忆说，巴菲特和他谈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大概谈到凌晨二三点钟左右，他想知道我要采取的措施。我对企业生存下去的能力的看法如何。记得我们谈到了家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一直谈到深夜。但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GEICO的，我敢说大概有80％的谈话都是我在说。

巴菲特几乎无所不知了。GEICO依然保持低成本营运法 （没有销售代理人），这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粗略地说，GEICO每1美元的利润有15美分用于费用，而其他承保人大约平均花费24美分，因而GEICO收费可以低一些，于是在挑选客户时就更具有选择­性­。最近几年来，GEICO显然放弃了这个成功的办法，但它潜在的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平安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赢利能力就可以得到恢复。

即使当GEICO陷入彻底的混乱而且面临破产的威胁时，天才的巴菲特还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和60年代的美国捷运一样，它是“一个正在度过一段困难时期的伟大的企业”。而且即使是在这样艰难的时期，他也能预见到暴风雨是会过去的。

这天晚上，巴菲特亲自对伯恩评价了一番，伯恩给他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就像一个业主，而不是经理或官僚，他坚毅果断，­精­力充沛，而这正是危机时期所需要的。也许他­性­情多变因而不能平和地率领部下，但作为一个

① 如果要同现在价格比较，必须考虑在1994 年左右GEICO 曾经以1 ∶5 的比例拆股。

战争时期的将领，巴菲特认为他是绝好的人选。

我并没有问，“杰克，这需要多长时间？”这根本无法预测，（但是）杰克对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理解得很透彻。

反正，伯恩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一旦他去做了，股票自身就会证明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也许比这还好。

在伯恩离开几小时以后，巴菲特起床给戈德曼。萨克斯交易所的经纪人罗纳德。古特曼打了个电话，指示以2 18 的价格买进50万股，并说随时都准备“买它几百万股”。在《邮报》董事会会议上，晕头晕脑的巴菲特泄露出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兴许会破产的企业。也许下周，所有的投资都会化为泡影。”但是一旦他越界了，他就绝对不会停下。伯克希尔很快便投资了400多万美元到GEICO的股票上。

伯恩后来说：“在凯家的那个晚上是一个转折点。”但GEICO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它需要的是，首先，说服管理当局给它足够的时间；第二，说服竞争者提供给它再保险，以此来减小GEICO发生损失的风险。

巴菲特为伯克希尔提供了再保险，同时还给特区的保险业督察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打了个电话。事实上，巴菲特认为如果伯克希尔在深思熟虑后对GEICO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那么沃勒克也许就不该这么着急地要把它关闭掉。

与此同时，伯恩也在争取使其他承保人同意承担再保险——但仅仅以“如果”二字作担保是不够的， GEICO必须筹集到新的资本。伯恩跑遍了华尔街上的8家公司，都一一遭到了拒绝。他极度沮丧地回到了当时还是个小公司的所罗门兄弟公司。

所罗门公司的第二把手约翰。古特弗伦德早已直言不讳地拒绝过了伯恩。但是有位名叫迈克尔。弗里凯尔的初级研究分析家曾约请伯恩在午饭后和所罗门谈一谈，由于伯恩要到楼里来，古特弗伦德便同意让他顺路拜访一下自己的办公室。

当伯恩坐定以后，古特弗伦德拿走嘴里叼着的雪茄，冲他很不高兴地冷笑了一下，“不知道谁会买你想兜售的这该死的再保险协议。”他说道。

伯恩心平气和地答说：“你对自己所说的该死的东西一无所知。”

他表现出来的男子汉气概给古特弗伦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伯恩送出门去以后，告诉所罗门的分析家弗里凯尔研究一下GEICO，然后写出一份推荐书。弗里凯尔的结论是GEICO可以被挽救回来，并且应该去挽救它。如果它恢复了元气，他说：“它对投保人会很有价值，同时对于投资者而言也有利可图。”听到巴菲特投资的消息后，古特弗伦德更加安心了。

8月份时，古特弗伦德同意办GEICO承销价值7600万美元的优先股，这可是惊天动地之举。其他公司都认为GEICO非常危险，因而都不愿意加入这个辛迪加之中。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一旦发行失败，所罗门就会因 7600万的巨额资金而陷入困境之中。

参与这项交易的一位律师在一些细节上对银行家不厌其烦地抠来抠去，古特弗伦德大声说道：“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工作是你的，可钱是我的。”

在11月份发行的前一天时，所罗门公司看样子得承担一大笔损失了。

在承销前不久，巴菲特告诉古特弗伦德说他愿意承购下所有股票，而且

由他自己来作价。伯恩希望以每股10.50美元出售，但古特弗伦德很清楚巴菲特的上限，坚持以9.20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不做任何让步——一分钱都不让，巴菲特是他的后盾。

最后，发行终于成功了。巴菲特买下了25％的股份，相当于伯克希尔2300万的投资。幸亏有了Catch—22，投资一旦做出，就不会再有风险了——追加的资本使GEICO脱离了危险。在伯恩眼中，此次搭救的英雄是古特弗伦德，是他在其他任何人都不愿意出面的时候促成了资本的投入。巴菲特对古特弗伦德的印象很深，很显然，古特弗伦德也是他这种类型的投资银行家。

短短6个月时间里，GEICO就上升到了818 美元——达到了原来的四倍，这只是对它潜能的一点点微弱的显示。随后的几年里，伯克希尔把份额翻了一倍，从而使得巴菲特成为了具有控制权的投资者。GEICO似乎陷入了巴菲特的模式——巴菲特对许多公司都有类似的影响。GEICO，和《华盛顿邮报》一样，购回自己的股票，GEICO的老板也养成了常常拜访巴菲特的习惯，它完全被巴氏化了。伯恩是一个很老练的行家，但是他与巴菲特的商业关系与凯和巴菲特的关系没有什么差别。引用伯恩的话来说：

我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对我展示各类有关财务方面有价值的方法。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但永远不会——也从来没有——给过我建议。很久以前沃伦就曾想过，如果他是个乐善好施的股东，他会为伯克希尔挣更多的钱。就是这个家伙使他赚了更多钱。

每年巴菲特都会和GEICO的主管们举行一次提问对答式的活动。他在台上显得从容自如，运用凯西。施藤格尔的技巧来避免过于文学化。他把问题的动机都当作一般化来处理，他还会继续讲一个小故事，其中常常蕴含着一个关于投资的训诫，他的表述风格非常简单朴素。他很随意，然而遣词造句优美­精­确，你不能不为之吸引。

伯恩发誓说，GEICO的人们宁可取消假期，也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有一次，巴菲特说一个投资者在进入股票市场时，就仿佛拿着一张能永久保存的计时卡。每次他买了股票，就相当于在卡上打了个洞。当这卡上有20个洞时，他此生就不再做更多的投资了。非常明显，这个投资者将筛选出最­棒­的点。

正在经营GEICO投资组织的卢。辛普森说，这个比喻对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巴菲特早就拿定了在GEICO“打一辈子洞”的主意，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让伯恩明白这一点。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在伯克希尔的公开报告里都是如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管理者们要么是被迫抬高股票价格，要么就是得面临着被别人接管。但是，巴菲特希望伯恩从长远角度来进行管理，并且一再强调自己一定不会将股票买掉。

当一个在《幸福》杂志排前500名的企业做出一个严肃的投标想要收购GEICO时，它必然面临着一场考验。伯恩曾打电话给巴菲特询问他的想法。

巴菲特说：“这取决于你。”伯恩说：“噢！拜托——你完全可以告诉我是什么。”但巴菲特什么也没说，只是同意陪伯恩去参加一个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举办的夜市交易。

投标者和他的银行家自然是要对这个具有控制权的股东自我介绍一番的。巴菲特说：“你们的谈话对象就错了，他（伯恩）才是你们该找的人。”

伯恩把巴菲特拉到一边恳求道，“你就在我耳朵边悄悄说个价格嘛！”结果

巴菲特还是保持缄默。

“真是难以置信，”伯恩说，“我们要谈的是大约10亿美元的买卖，他却把它都托付到我手上来了。”

最后，伯恩定的价格超出了收购者所能承受的范围，谈判中止了。这正是巴菲特想要的结果，他觉得GEICO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那为什么他还袖手旁观呢？“要想知道沃伦脑子里究竟想什么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伯恩回忆道。

毫无疑问，巴菲特想让伯恩知道自己信任他。而且他必然也已经猜到一旦他显示出这种信任，伯恩就不会使他失望。谁都可以说巴菲特是幸运的，除非说他总是幸运而外。

回想起GEICO经历的坎坷波折，沃尔特。施洛斯，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的兄弟，称整个过程“十分悲哀”。“有的人成为了百万富翁，有的人却没得到任何好处，还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GEICO创办人的儿子利奥。古德温在低谷时期曾作过偿还保证，而本。格雷厄姆则彻底保留下了他的GEICO股票。在1976年9月，正好是保证偿还结束之前，格雷厄姆在法国的家中逝世，享年82岁。

格雷厄姆逝世以后，评论家们常常提到巴菲特与格雷厄姆的方法论之间的偏离，巴菲特明显地进步了。他不仅受过查理。芒格的影响，也受过身为作者兼投资者菲利浦。费舍尔的影响。他们各自都强调：一个好的经营完善的公司与从流行角度上来看的廉价公司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对他自己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影响。

巴菲特比格雷厄姆更主观地分析公司。在一些公司，比如：喜诗糖果公司里，他找到了它的“内在价值”，而这些公司却是格雷厄姆从未涉足的，但这些差别的存在使得进一步的忠诚难以实现。关于股票有“内在”价值，而与行情机无关的思想，巴菲特是从格雷厄姆那里学来的。的确，难以想象的是，要是巴菲特没有读过格雷厄姆对“市场先生”所做的生动比喻的话，巴菲特会在投资年月的Ｇao潮时刻终止了合伙人企业，而在1974年市场低落时又纵身跳了回去。巴菲特为《财务分析家杂志》的撰文之中，他对本。格雷厄姆方法的持久­性­给予了很高的赞扬：

在上市以后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那些看似愚蠢的时点，本的原则总是奏效——在一场摧毁脆弱的智力结构的金融风景之后，它们的价值常常会增加，而且也为别人所理解了。

许多年以后，巴菲特承认说他买的那些股票与格雷厄姆会买的股票一定是不同的。他从本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恰当的关于本质的模式”，那就是，买入价值的原则，蕴含在格雷厄姆的安全裕度原则下的保守主义以及超脱于每日市场起伏的态度。

巴菲特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是格雷厄姆的追随者，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对这位对分数毫不吝惜的老师的感情。很久以后，当巴菲特与作者谈到自己的事业时，他明显带着喜悦，说道：“我最成功的事情是选对了英雄人物，它都来自于格雷厄姆。”当作者提醒他，这番话正被格雷厄姆的一些孩子们听到时，巴菲特的声音突然大了许多，“我希望你能告诉格雷厄姆。”他回答道。

11报业大王

1976年圣诞前几天，巴菲特在《纽约新闻周报》社遇见了凯。格雷厄姆，她儿子唐纳德，邮报的部门经理米格，那儿正有个晚会。几个邮报的主管领着他们的客人——文森特。麦奴，一个报业经纪人躲进了一个房间。麦奴想让邮报对投标购买《布法罗新闻晚报》产生兴趣。下午发行的报纸销量不好，而晚报却因为其声誉和布法罗的蓝领阶层起得很早，一直要到下午下班后才有时间看报而生意兴隆。

但晚报也有缺点，它没有周日版——许多读者愿把整天都花在看报上，而且越来越多的广告商都看好周日。布法罗市本身也不理想，它是一个又旧又冷、满是铁锈的钢铁城。最糟糕的是，总共有13个工会有权代表报业职工并且仍在赢得会员。根据《新闻导报》对131家报纸的统计，《新闻晚报》的职工收入排在第7位。

尽管如此，巴菲特还是顽固地希望 《新闻晚报》是一家可以在大城市发行的主要报纸。它占有的当地家庭比所有其他的全国­性­报纸都还要高。而且布法罗是个积习难改的城市，它的大部分人口都是本地人，《晚报》伴随着他们长大。虽然城市正在走向没落，但巴菲特认为它稳定的人口是个优势，况且他也正急着买一家报纸而不再是为别人出谋划策了。他想事先让格雷厄姆知道，如果 《邮报》不买下《布法罗新闻晚报》，他沃伦。巴菲特可就不客气了。

《新闻晚报》成立于1880年，作为共和党的报纸和业绩，它一直由布特勒家族经营，该家族还拥有当地一家电视台和北美航空公司的部分股票。它近几十年来的业主凯特。罗宾逊。布特勒是一位显赫的贵­妇­人，总是带着卷毛狗坐劳斯莱斯到处兜风。布特勒建了一家豪华的印刷厂，边上种着明显的非本地的热带植物。为了避免与工会发生矛盾，布特勒花钱一向大方。过去手工捆扎报纸的工人在实现自动化后仍做着邮递的工作。报纸从生产线上下来之后，工人把手向传送带上抬一抬，就像发圣餐一样——因此他们被称为“牧师”。但自从布特勒1974年死了之后，她的家族统治也结束了，现在这家报业正待出售。

在《新闻周报》开过会之后，格雷厄姆认为《邮报》刚刚镇压了一场罢工，它在这样一个工会城市里是不会受欢迎的。芝加哥的论坛报业公司也决定不投标。经纪人麦奴刚把开价从4000万降到了3500万。他不久就接到巴菲特的电话。

“你星期天工作吗？”巴菲特问。

麦奴说：“这要紧吗？”

“我想你可能在乎。”

1977年新年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巴菲特和芒格来到了麦奴家中。他们在麦奴的俱乐部吃中饭，被火烘得暖洋洋的。当他们回到住所时，巴菲特就提起了购买的事宜。他代表蓝筹印花公司提出的3000万美元购买《新闻晚①报》 ，麦奴不同意。巴菲特把投标提高到3200万，还是不行。

巴菲特和芒格离开了那个房间。与《晚报》可怜的效益相比，他们的出

① 那时，蓝筹公司比伯克希尔公司有更多的流动现金。伯克希尔公司已经控制了蓝筹公司，蓝筹公司很快

成为伯克希尔控股的子公司。

价已是相当高的了。1976年《晚报》的税前收益也只有170万。但巴菲特知道它有赚更多钱的潜力。他知道在那么多城市中，大报纸会越来越壮大，而小报纸会苦苦挣扎或破产。《新闻晚报》实际上占有整个城市的市场，它的日发行量是早报《布法罗信使快报》的两倍，具有75％强的广告额。

过了一会儿，当巴菲特和芒格回来的时候，芒格在一张黄|­色­法律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正式出价：3250万。麦奴说，差不多了。

不久在布法罗就下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暴风雨，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征兆。当巴菲特和芒格来签订合同的时候，整个城市仍在奋力求生。芒格感到不安——毕竟购买《晚报》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交易。在参观那座豪华的印刷厂时，芒格不快地说：“为什么要在宫殿里印报纸呢？”巴菲特戏称它为东方的泰姬陵，但买下 《晚报》对他来说是一大进步，这不是股票投资而是完全所有。巴菲特不会让凯。格雷厄姆Сhā手的，他要自己办。

在买卖成交前，巴菲特就为办报制定了一个战略。当他同莫里。莱特——这位出生于布鲁克林的烟不离嘴的主编作自我介绍时，他问道：“你对周日报纸是怎么看的？”莱特说他几年来一直在劝出版商办周日报。巴菲特没有表态，但莱特明白他同意他的观点。

合同签署后，莱特在家里为巴菲特办了一个欢迎会。一群喧闹的雇员在后院迎接他们的新老板。巴菲特说道：“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时时都有新闻。”明显地暗示他准备扩展周日版。

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新闻晚报》不会在周日出版，因为过去布特勒家族与康纳家族——竞争对手 《信使快报》的主人——有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信使快报》历史更久（曾为马克。吐温所有），言论更自由，但几乎不赢利。周日版是它的生命线，这我们可以从两家报纸的发行情况中看出来：《晚报》每日《信使快报》周日《信使快报》268000份123000份 270000份它们承印的广告情况也类似。每周《晚报》与《信使快报》的发行量为4∶1，后者只有靠周日版维持。

巴菲特和芒格觉得这种平衡状态不稳定。没有周日版，《新闻晚报》会失去统治地位，而且很可能会逐渐走下坡路。那个夏天，附近的《多伦多每日之星》宣告发行周日版。就巴菲特所知，除《新闻晚报》外，只有《辛辛那提邮报》，《克利夫兰报》和《纽约邮报》是大报纸——还是无周日版的大都市日报。他匆匆忙忙地给芒格写了个条子，幽默地提醒他们不该落在最后：

关于我剃平头，苏茜常说她不介意我是全国倒数第二个理平头的，但我要是成了倒数第一，她可受不了。我想咱们在布法罗的下一步行动是很明白的了。

不久，巴菲特作为《晚报》的董事长，让莫里。莱特马上设计周日报。

莱特组织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组，巴菲特则将每月或不定期地来检查进展状况。引用莱特的话说就是：

我看到我的同事们从口袋里掏出一些事实和数据报告送到沃伦的办公室，当他们支支吾吾说不清的时候，沃伦会突然Сhā嘴说出正确的情况。看来他比写报告的人知道得更多。

巴菲特情绪高涨，协助策划新报纸，包括广告率、推销方案和定价。他给一些出版界的朋友写便条说：“凯，我对此感到这么多乐趣，真是罪过。”

但是布法罗人担心当地萧条的经济状况经不起这两家报纸的殊死搏斗。

当11月邻近时，一些商店至少出于本身的考虑，计划在两家周日报上都做广告，开百货公司的基思。阿尔弗德说：“没人想错过一家报纸——从广告的立场或新闻立场。”《新闻导报》的代表和《晚报》的专栏作家雷。希尔说：“我们知道这一刻终于到了，总有一家报纸会被挤垮的。”

《信使快报》也明白这一点。在这关键的星期天到来的前两周，它发起了惊人的攻击，控告《晚报》违反了希尔曼反托管法案。它大胆地要求禁止这个 《新闻晚报》预计于11月13日的首次发行。

这种对 《晚报》的控告是典型的垄断者的行为。它断言巴菲特准备为这因为他而赔钱的周报提供津贴——就像连锁商店依仗母店的支持在某地削价倾销一样。

巴菲特先生的晚报正致力于……通过垄断的方式来挤垮他在布法罗的竞争者《信使》。

据说它提供的证据包括《晚报》计划在5周的推销期内7份报纸卖6块钱，周日报只卖30美分。而《信使快报》就像锡拉丘兹、罗切斯特、奥尔巴尼和宾厄姆顿等地报纸一样每份卖50美分。

巴菲特坦白地对这种指控表示异议。它称《新闻晚报》完全有望能在周日赢利。他说发行新报只应加强竞争而不是禁止，并明白表示不管后果如何，《新闻晚报》和其他报纸一样有权在周日发行。再说，巴菲特没有义务来维持其他竞争者的业务。这只是别人过去对他太不防备了。

《信使快报》全文刊登了法律文件的抄本，好像这次诉讼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一样。他的夸夸其谈的旧金山辩护人也提醒市民注意巴菲特这个外地佬，要像驱逐钻营的政客一样摒弃他以维护当地的制度。

法律要求《信使快报》出示它的对手意图摧毁它的证据，如价格低于成本的不公正的商业做法，会对 《信使快报》有利，可是一些竞争策略与非法做法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关键的问题是 《新闻晚报》是否有垄断的企图。

福斯认为， 《信使快报》要确定一个具体的恶棍。沃伦。巴菲特在法庭上被他称为奥马哈来的独裁者——就是他的王牌。他的辩论中心就是巴菲特是个百万富翁，根本不关心布法罗，他只想挤垮《信使快报》以提高他的报纸的价值。

巴菲特对此作了私人答复。在出庭前，他提供了他父亲、祖父与报业的关系。在一份口述备案中，他谈到了他父亲、祖父与报业的联系及他给桑普利策当报童的历史：

这对我来说不只是业务，当然我希望获得报业上的成功，可是如果不能取得新闻工作和成就，我是不会满足的。

1977年11月4日，当来自伊利湖的暴雨来临的时候，巴菲特站到了联邦法庭上。整个长廊上挤满了《信使快报》的雇员和他们的家人，等待着决定他们生计的一刻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巴菲特是条毒蛇。福斯发起了猛烈

的进攻，巴菲特则平静地回答他的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开种种圈套。他只是提供事实，事实还是事实。他不动生­色­，什么也不能激怒他。

福斯：那么，当蓝筹印花公司决定购买 《晚报》的时候，你分析了它的亏赢，是吗？

巴菲特：我只是在心里估算了它的现状、出版能力和缺点，它过去的赢利状态和将来的潜力，它的价格和其他市场问题。要仔细计算的话还有一堆要考虑的因素。

福斯：好吧，你是说你没做书面分析，只是推敲一些数字，比如说目前财务状况，那么——巴菲特：那是你的措辞。我根本没有推敲，而只是想估计《布法罗新闻晚报》的潜力。

福斯：你查了它前几年的收入，是吗？

巴菲特：我查了过去5年的收入、发行量、广告量等一些方面的情况。

这是个奇怪的审判：罪犯是明确的——唯一的关键是确定动机。福斯的策略是驳倒巴菲特提供的理由，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巴菲特购买《新闻晚报》不是出于经济原因，他没花多少时间去了解这家报纸——他唯一关心的只是想控制它，然后击垮它的竞争对手。

巴菲特则耐心地反驳说，他是在心算了有关情况和数据后才购买《新闻晚报》的。他的所有依据都装在脑子里。于是，福斯抓住这点不放。

福斯：你只是根据麦奴提供的信息决定购买这家报纸的，是吗？

巴菲特：不，我只是考虑了他提供的一些信息，自己又收集了一些，还有我们对于报业常识的了解。

福斯：你没有检查工厂、设施、报社，没有与别人讨论或其他什么的？

巴菲特：没有。

福斯：那么，先生，你在购买前就已考虑过要出版周日刊了，不是吗？

巴菲特：我想如果一个城市的主要报纸没有周日版不显得奇怪吗？我当然要调查这种可能­性­。

福斯：你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吗？

巴菲特：基本上没有，我只是自己看了看。

福斯：只有你自己吗？

巴菲特：是的。发行量和名次，这些在贸易出版物上就能查到。

我们也许有必要说明一下，真正的商人是不会不作研究就投资3250万美元的，通常还是好几个研究。那样会给他们一种安全感——所谓专家的保证——哪怕并不真的可靠。最后会有人来评估各种情况。这人应是主要管理人，如果没有数据支持，一个自信心不足的人是不会站到分析板前的。如果有人说不需要数据支持的话，别人会觉得奇怪的。

福斯：好吧，先生。你在布法罗一共呆了几天？

巴菲特：也许平均每月一次。

福斯：就是说五六次？

巴菲特：差不多。

福斯：你不是在买下报纸后的这一共5天里做出的成本估算？

巴菲特：不是靠这5天，而是靠我看过的定期财务报告、电话交谈，靠我对报业和《布法罗新闻晚报》一些经营状况的了解。

福斯：还有你对整个报业的知识， 《华盛顿邮报》，《特伦顿时报》，

还有你父亲、祖父积累的对其他行业的知识？

巴菲特：我祖父跟此事无关。

福斯的助手丹尼尔。梅森觉得巴菲特与他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朴实的风格、皱巴巴的衣服都出乎他的意料——梅森就算花100万年也想不到此人竟是个富翁。

巴菲特的话很随便，但很可信。他竭力说明布法罗人会因为多了一家周日报而受益。当法官小查尔斯。布里安特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要学《信使快报》发行周日报时，巴菲特打了几个简单的比喻，就像随身带着一样。

巴菲特：你们都觉得《信使快报》已经发行了很多年头了，独此一家——可人们的习惯力量是很强的。每天早上我刮胡子都先刮同一边，穿鞋都先穿某只脚。人是习惯­性­的动物，他们多年来使用的产品是有很大优势的。

他私下里就是这么对凯。格雷厄姆说的。不管何时何地，他都能概括地谈起业务来，而且全面。但巴菲特不想显得太聪明。当福斯逐渐问到关键问题时，法庭上所有人都已看出，巴菲特对 《布法罗新闻晚报》的经济状况了解得比谁都多。

福斯：那么您是否想过你出版周日报可能会使 《信使快报》停业？

巴菲特：没有。

福斯：从来没有吗？

巴菲特：我想《信使快报》的日子还长着呢。

福斯：你从没讨论过这个问题，是吗？

巴菲特：是的。

福斯总算让对手上钩了。他走向审判席，手里挥舞着一份最近 《华尔街日报》上关于巴菲特的文章的复印件，大声朗读了其中一段，证明巴菲特其实一直有垄断报纸的念头。

沃伦把拥有一家垄断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比作拥有一座不受约束的收费桥梁，然后可以随意提高价格，要多高有多高。

这引用的是桑迪。戈茨曼的话，他是巴菲特在曼哈顿的第一个朋友。巴菲特百口莫辩，可是这个桥梁的比喻太形象了，人人都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

福斯：那么，你是否讲过拥有一家垄断报纸就像拥有一座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

巴菲特：也许我说过拥有一家垄断的小报纸，尤其像在内布拉斯加的佛里蒙特这样的小城市里，在没有电视竞争的情况下会是一个大生意。可是不是收费桥梁什么的我记不得了，这是个好生意。可能会比佛里蒙特的收费桥梁还好。264法官：佛里蒙特有什么要紧的地方吗？

巴菲特：大人，佛里蒙特的报纸处于广告真空之中。那儿没人买电视。

法官：你可有报社在——巴菲特：没有，我倒真希望有一家。

福斯：你是说在一个小范围里拥有一家垄断的或主导市场的报纸，就像拥有一座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对吗？

巴菲特：我不想就此字眼与你争辩。它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商业机会。

福斯：因为你可以想把价格定多高就多高，对吗？

巴菲特：我没有那么强的欲望，但你有决定价格的能力。

福斯：这才是你想要的生意，对吗？

巴菲特：我还没有呢，有一个倒也不错。

福斯：先生，你用过随心所欲的收费桥梁这类措辞，不是吗？这不是你说的吗？

巴菲特：我只说过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什么约束，能有这么座收费桥梁是很不错的。

福斯：为什么？

巴菲特：因为你已投入资本，你用过去的钱建桥，就不用担心贬值了。

福斯：于是你用了不受约束这字眼，这样你就可以提高价格了？

巴菲特：是的。

福斯：你所说的收费桥梁就可垄断整个过河交通了，你是这意思吗？

其实福斯根本不知道，当巴菲特还是个小孩子，看着经过他朋友鲍勃。拉塞尔的家的交通时，他就梦想着一个收费站了。蓝筹公司实际上拥有底特律国际桥梁公司24％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底特律与温莎之间从布法罗跨越伊利湖的大使桥梁。它的确是收费的。福斯忘了这一点，但他还是伤害了巴菲特。

蓝筹的律师团认为巴菲特的证词十分出­色­和可信。可是他是不是太可信了？他对控制行业的热忱是不是太直露了？整个法庭上的人都想着形象的收费桥梁的比喻。

11月9日——就职的那个星期天的前四天——法官布里安特下令在审判未结束前禁止《新闻晚报》发行。尽管他在回答早报记者的问题时回避了一些问题，他又长又快的讲话却对巴菲特不利。

布里安特要求《信使快报》在法庭上证明它的对手使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企图垄断报业，如果举不出证据来，他就败诉：

现在有两家报纸，如果该计划如我想象的那样，将来就只有一家了。

在法官令人敬畏的意见当中，巴菲特是个能给人深刻印象的出­色­的商人——非常­精­明但不露声­色­。在他几页的证词中找不出一句会透露他动机的话。法官因为不知道巴菲特习惯于根据数字来购买企业，所以认为他连报社印刷厂都没去看，也没有与工人们交谈就买下了《新闻晚报》是“企图垄断的证据”。他甚至在副标题“巴菲特先生到了布法罗”上打了个圈。他很有风度地承认“动机只存在人们不可知的心中”。但他不难从巴菲特的行踪中发现他的企图。

巴菲特先生没有掩盖他的经济动机，也没有假装不知，如果《新闻晚报》垄断市场，会给他的业主带来利益。但是由于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以这种价格、全部现金支付及其这种方式获取 《新闻晚报》并没有明显的经济意义。

尽管他允许周日报出版，但严格限制了它的推销工作、市场和针对读者及广告商的编辑能力。可这些措施造成的一半损害还不及法官自己的观点大，他的话使《新闻晚报》得在这么个关键时候花更多的钱来获得公众支持。

判决的结果在《信使快报》上到处都是，还附着法官支持他们的照片，边上登着许多奉承和赞美的故事。代表着122000布法罗人的当地AFL—CIO律师团的主席的话，“别买那家报纸”被引用在头版。为了保证让每人都知道它在与谁斗争，《信使快报》在头版还开了一个新栏目“布法罗人所有，布法

罗人经营“。

在新版的前一个晚上，巴菲特带着穿蓝牛仔裤的苏茜出现在《新闻晚报》的新闻办公室来检查一下。他按了个电钮，报纸就出来了。可是不好的公众形象约束了它的销量增长。读者和广告商担心如果《信使快报》失败了会造成他们失业，于是都站在了弱者的一边。最让人痛心的是，《新闻晚报》对这种不利状况不能做什么，因为法律不允许他们诽谤 《信使快报》。到12月18日，第5期周日刊的时候，他们只有147英寸的广告，而《信使快报》有579英寸，尽管他们的广告版面还多40％。巴菲特的报纸正经历着一时的困境。总的来看，由于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价格在1977年开始反弹，卖到了每股132美元，巴菲特的资产达到74万美元左右，其中有一半在于《新闻晚报》。

两家报纸全力展开了古老的新闻战，在巴菲特看来，只有一家能最后生存下来。《信使快报》明白法院的判决为它赢得了时间，于是赶紧实现现代化——实现了自动排字并改善了设备。它的执行主编道格拉斯。特纳说：“他们批准了我几年来一直申请的东西——增加版面、风景栏、更大的喜剧版、更大的杂志版。我把职工的薪水提高了25％。”

这些新人在全城仔细搜索。罗伯特。麦卡锡， 《新闻晚报》的记者，说道：“如果《信使快报》在报纸上攻击你，你却不敢露面，而是一夜不睡来反击他们。”巴菲特还能控制的不多的事是新闻版的大小，对此他全力以赴。

“我们力争比别人有更多的新闻。”巴菲特对所有人说，“如果他们有7页的体育新闻，我们要比他们更多。让所有的传统做法见鬼去吧！”

在新闻办公室，人们觉得新老板十分与众不同。一个老手说：“看来沃伦真的对此感兴趣。”他会常常送来一张评论某报道的便条，还穿着T恤衫参加职工们的野餐。一群愤世疾俗的记者也喜欢他的怀疑态度。他没有武断地要求挽回经济损失，而是让报纸谈他更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富人们是多么贪婪和无德。

报道讲到加利弗尼亚圣罗莎的一个叫波希米亚格罗夫的秘密聚头处。每年夏天，像默维。格里芬，杰拉尔德。福特和雷。克罗克这样的保守商人会坐着公司的飞机飞到那里，聚会在红杉林中，感慨西方文明的没落。用《晚报》的记者纪实好手李。考普拉的话说：“巴菲特确定的报道角度是调查一下他们的飞机是否享受减税。当时正值石油危机，他认为那么做不对。”考普拉——这位发表头版炸弹的记者——则拒绝接受给他的职位，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对巴菲特经营报纸的期望过高了。

在争夺星期天霸权的战斗上，《晚报》仍在蒙受经济损失。1978年《信使快报》每个周日都比《新闻晚报》多发行10万份。由于布法罗还在经济萧条中，当注意到被临时解雇的工厂工人数目时，人们不禁担心《信使快报》会倒闭。“委员会已买下了他们的生产线，”编辑默里。莱特回忆说，“每个周三或周日我都给巴菲特打电话，告诉他星期天我们有多少广告，实际上很有限。”

巴菲特常常打电话给莱特，他在布法罗的耳目，殚思极虑地想尽可能抢先确定周日报的发行，一个小时的交谈还是短的。“他对周日报的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兴趣。”莱特说。巴菲特会来布法罗会见大的广告商和零售商。他支持发行系列版和竞争——“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巴菲特回忆说：

我们有特殊的发行小组。他们每星期都会对我说：“这星期我们又推销出828份，这星期750份。”然后在星期五晚上，我就能预测周日的发行量，其实只增加412份左右。

在这种困境下，巴菲特产生了向曼。弗蕾迪，哈里。博特或肯。察思求助的念头。他看中的人是他的朋友，在奥马哈的斯坦。利普西， 《奥马哈太阳报》的出版商。可是利普西不想去布法罗。

“你这么办行吗？你每月去一次，看看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巴菲特说。

利普西想了想：“这算是什么工作­性­质？”

巴菲特小心地考虑着怎么回答，说：“如果你去了，一切都会改观的。”

利普西最后去了布法罗，每次以出版商助理的名义在那儿呆一星期，出版商在《晚报》出售后管理着一切。

可是《晚报》仍被禁令严重阻碍着。布里安特法官要求报社出示每个周日的顾客名单。晚报的推销员，工作人员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对手的律师抓住，作为违反法庭判决的证据。有一次他们认为晚报在搞歧视——一个大事件。对方的一个律师马桑说：“《晚报》的情况不太好，我们有能力规范它的行为。我们可以找到证据，可以接触到它的记录。”因此《晚报》基本上是靠联邦法院的恩赐发行的。

到1978年，《新闻晚报》税前损失达290万美元，是巴菲特损失最多的一年。利普西定期从布法罗给他打电话时，对他的镇定感到惊奇。“他已把所有的钱投进去了，他已让周日报欲罢不能了，他还受到垄断制约，可他却在自我勉励，对我的电话表示感谢。”

芒格的情绪则完全不同，在有关歧视的事件后，听到巴菲特要在什么地方演讲的消息，他十分恼火地给默里。莱特打了个电话。“告诉沃伦，”芒格激动地说，“你的话他还听得进，让他对讲话内容注意点。”芒格十分担心再来一次收费桥梁的指责。对此，巴菲特只耸了耸肩。

可是芒格发现报纸再不能决定它自己的命运了。在蓝筹公司的年度报告中，他甚至提到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可恶的官司又费时、又费钱、又无用而且不可预料。《布法罗新闻晚报》的最终命运还是个未知数，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

1979年，也就是蓝筹公司买下《新闻晚报》后的第三年，纽约的联邦法庭推翻了对 《晚报》的禁令和歧视诉讼，布里安特法官受到了严厉指责：

对第一次有关动机的诉讼，我们找不到一点证据证明巴菲特先生买下《新闻晚报》是为了挤垮《信使快报》，它没有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来占领《信使快报》独占的周日市场。

所有的记录只能证明巴菲特先生想尽可能地办好《晚报》，而没仔细考虑过他的竞争行为会给《信使快报》带来什么后果。这正是反垄断法提倡的，而不是压制竞争。

法律证明了巴菲特的清白。可事实上这场官司已经起了作用。虽然《新闻晚报》仍然主导市场，但《信使快报》每个星期天仍以多10万份的发行量遥遥领先。在澄清名誉的两个月中，明尼阿波利斯考尔斯家族的明尼阿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买下了这家早报。现在《晚报》仍面临着一场对另一

位外地大富豪的持久战。1979年，《新闻晚报》创纪录地损失了440万美元。

这是巴菲特和芒格遭受的第一次大损失。芒格回忆说：“我个人做了一次计算——我看了一下我的股票值多少和芒格家族最多能承受多大的损失。”

1980年，利普西开始全天在布法罗工作。巴菲特没有要求他这么­干­，可是利普西从巴菲特不太随便的言行中看出他实际上非常希望他这么­干­。利普西自己也深深地卷入了与《信使快报》的战争。

利普西负责《晚报》后，《晚报》又面临着与工人的新的危机。早在巴菲特之前，报纸的13家工会已从公司中得到好处，用芒格的话说就是，“跳山羊般的利润。”为了打破这种格局，巴菲特和芒格在1980年初的报告中针对工会写了这么一段：

如果布法罗《新闻晚报》发生罢工的话，只能导致报纸停业清算。

送报的卡车司机们想试试刀。1980年底，他们要求增加人手以及不工作的时候也拿钱——这真是十分要命的事。巴菲特拒绝了。那是12月份的一个星期一晚上，在僵持的第十一个小时，雷。布尔，《新闻导报》报社最大一家工会的代表，被人从一个教堂会议中叫了回来，以防止发生罢工。希尔是了解巴菲特的，知道他并不是吓唬人。他劝说司机们不要和他斗心机。司机们的代表是马丁。布鲁根，他曾当过酒吧打手，在过去一次唯一的罢工中还是小头头。布鲁根以为巴菲特不敢在与《信使快报》斗的紧要关头冒这个险。

有人叫来了一个醉醺醺的中间调解人。谈判一直进行了一夜。最后调解人转头对希尔说：“你看，雷，他们要罢工。”星期二早晨6点，司机们开始游行。

在其他工会的帮助下，报社开始印报纸。随后纠察队占领了卡车，记者们停止了工作并拿走了纸版，工作只好停下来。《信使快报》大受其益，登出了罢工的联名呼吁。布法罗到了最可怕的一刻。

据某个心腹人士说，巴菲特当时大汗淋漓。他知道如果报纸长期停产，他损失的市场占有率会要了他的命。他要么赶紧复工，要么关门大吉。可是如果他妥协的话，其他12个工会也会步此后尘的。

星期一大早，他就宣布，如果报纸不能出版，他就不发工资，并解雇全体员工。他还说如果司机们影响了最重要的周日报的工作，他宁可取消周日报。 《新闻晚报》的主要谈判代表理查德。费舍在挂上电话时感到他真是这么想的。

布鲁根由于受到其他工会的压力，也在出汗。希尔告诉他：“马丁，不管你要争取什么，你们都做得太过火。”最后，布鲁根眨了眨眼。司机们体面地让步了，到星期二下午，大街小巷上又看到《新闻晚报》了。

希尔说：“沃伦，这事过去了，我希望我们的合作能继续下去。”

“雷，空袋子是站不起来的。”

希尔认为这话的意思是，他的会员能在报社战胜 《信使快报》后得到奖赏，可是权力的天平已经转向巴菲特一边了，就如希尔说的：“每一次罢工后的情况不可能一成不变。”

布法罗严重的经济萧条给这两家报纸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可争夺周日市场的战争仍在继续。《新闻晚报》取得了一些小胜利，可差距仍然存在。5年后，它们的发行量是195000对265000，但它仍在赔钱，尽管赔得少了。

巴菲特买下该报后，它的税前损失已总计1200万美元。1982年初，芒格认为他们已经挖了一个永远填不平的坑。

如果不算《布法罗新闻晚报》和它遭受的赤字的话，我们本可以拥有7千万美元的资产和每年1千万的赢利。无论布法罗将来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百分之百相信它的赢利会比不买该报少。

过后没几个月，周日的发行量创下200000份的记录，虽然比《信使快报》还少一大截。同时，布法罗也盛传着会有一家报纸关闭的消息。巴菲特激动地否认了这个说法，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个念头，可是这城市养不起两家报纸。

问题仍然在于，是谁先熬不住。到了9月份，《信使快报》倒闭了。

这家早报每年损失300万美元，是《新闻晚报》的两倍。《信使》的母体——明尼阿波利斯之星暨论坛报业公司的主席奥托。西尔哈说，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主要报纸《明尼阿波利斯报》的状况也不好。但他知道，蓝筹公司却一直能靠赚钱的喜诗糖业来维持。

《信使快报》关门的那一天，《新闻晚报》改名为《布法罗晚报》，并开始发行晨报。6个月内，它的发行量就涨到360000——远远超过了它的对手创下的周日读者的纪录，广告率也急剧上升，这也反映了这家报纸劫后余生的读者率和垄断地位。报纸办成个金矿，或者说是架收费桥梁。芒格的话很快就证明说错了，它不仅能赚钱，还能赚大钱呢！

报社在无竞争的第一年的税前赢利就达到了1900万（这些利润属于完全兼并了蓝筹公司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到80年代后期，该报每年赢利4千万，比巴菲特在蓝筹公司和伯克希尔的总投资还要多。他的循环投资链越来越强劲有力，印花公司为喜诗糖业提供资金，糖业为《布法罗新闻晚报》补充弹药，而 《晚报》这个摇钱树赚的就更多了。

巴菲特打破了员工们期望从中受益的美梦。《信使快报》消失后不久，巴菲特出席了在布法罗斯塔特勒宾馆举行的一次报社中层领导的会议。有人问他：“给新闻办公室的人实行分红制怎么样？”这听起来合情合理，那儿的人立下了汗马功劳。

巴菲特冷冷地答道：“第三层（新闻办公室）没有谁能增加利润。”所有的人都呆在那儿。巴菲特只相信追求残酷却公平的资本家信条。巴菲特，《新闻晚报》的老板在困境中冒了极大的风险，而雇员们却不分担损失，现在他们也不能分享成果。

当时也在场的夜间编辑阿尔文。格林说：“我当时就发愣了。这话好像是对所有新闻办公室的人说的。”

雇员们的薪水都增加了，可没他们希望的那么多。格林说：“最大的失望是我们赢得了竞争，我们长了不少薪水，可也没什么特别的。”

在《信使快报》倒闭之后，员工的工资在《新闻导报》的全国排名中从巴菲特购买《晚报》前的第七名降到了第十三名。但《导报》的主席雷。希尔认为巴菲特实现了他的诺言。他说如果他处在那个位置上也会这么­干­的。

作为布法罗唯一幸存的报纸，晚报面临着过去从未想到过的问题。巴菲特在给伯克希尔的信中也指出，垄断的报纸就没有保证其质量的经济动力了。

业主们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利润来自完美的质量。这话听起来舒服，实际情况就没这么舒服了……不说质量好坏，垄断的报纸总能赢利……

巴菲特发誓要保证良好的报纸质量，他也大体上做到了。他的报纸保持了同样数量的广告新闻栏目，与全国所有日报相比仍是最高的。

巴菲特和斯坦。利普西还是好朋友，但他来报社不像过去那么勤了，记者们也听不到他读他们文章的消息了。渐渐地，手下人觉得有些失望。巴菲特还是个不错的老板， （也许）不会比别的老板刻苛。可是记者们希望他再大方一些——如果做不到慷慨的话。报纸没有了竞争时的­精­神。

李。考普拉走了，转向了广播业，最后成了美国政府在布法罗的助理检举人。他是一个闻风而动的纪实记者，曾经如此为巴菲特激动过。他仍时不时地与巴菲特通信。像其他不希望巴菲特做某些事的人一样，他的感情也很复杂。他说：“我期望的事没能实现。”“但迄今为此，我仍尊敬他。”他又补了一句。

与《信使快报》结束战斗的10年后，晚报走进了布法罗3/4的家庭——全国最高的城市报纸占有率。但布法罗比有两家报纸时更穷了，全市的总读者比《信使快报》时期少得多。

当然巴菲特有足够的权力和理由办周日报，或像其他城市的报纸一样的业务。可即使巴菲特没来布法罗，这个城市也同样养不起两家报纸。客观上，他只是帮着那双看不见的经济之手推了一把而已。一家报社还会倒闭，人们还会失业。恐怕在“人的那不可知的心中”，巴菲特早就想到过事情的发展该是这样的，哪怕他在法庭上。让我们看一下他对一位同事谈的关于另一家报纸生存的前景：

在过去的几年里，数以百计的报纸业主也在增加投资。我想这些所谓的专家们相信一个大城市允许不止一家报纸的存在、兴旺，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这是巴菲特在1972年写的，比他考虑《晚报》的事时还早了5年。他早就明白，不是第一的报纸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只是在布法罗证明了这一点罢了。

在伊利湖边，人们久久不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报纸之战。很久以后，《信使快报》的老雇员们还对 《信使快报》倒闭嗟叹不已。就连他们的孩子都对巴菲特的报纸怀有敌意，可是每周跟胜利方的孩子们一样还得天天花钱买报。福斯的助手 （后来成了伙伴）丹尼尔。麦森嘀咕道：“巴菲特到底还是获得了垄断。”

12伙伴，回来

由于巴菲特经常在纽约、华盛顿和布法罗之间飞来飞去，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苏茜醉心于演唱，尼尔。希达卡在奥马哈听了她的演唱，建议她当个专业歌手，她真的考虑了。比尔。瑞恩——巴菲特的朋友，一位投资经理——安排她在曼哈顿的几家夜总会试唱，其中有特兰普斯和舞厅。巴菲特在纽约的朋友发现她唱得不错。歌手罗克森。布兰特说：“如果在大街上，你看不出她是个富翁的妻子。”

当被召回纽约确定报酬时，苏茜开始讨论好的包装和外出演唱事宜。她甚至还同人才公司的威廉姆。莫里斯签订了合同。

1977年春，巴菲特忙于购买《新闻晚报》的时候，苏茜正在奥马哈的法国咖啡厅唱歌。她的同事们常常在演出结束后到巴菲特家喝一杯。巴菲特会和他们呆一会儿，然后躲到书房里，让苏茜一个人招待。“我有个印象，”

彼得说，“妈妈和咖啡厅的人来的时候，父亲就像个大男人。他总在楼上看书。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则像孩子。”

巴菲特家的隔阂如此明显。1977年4月他们庆祝银婚时，斯坦。利普西让一位漫画家画了幅漫画，巴菲特和苏茜在结婚蛋糕上各跳各的舞，擦肩而过。

他们的兴趣差异如此之大，当家里没有孩子时，苏茜感到更加失落。常来作客的画家肯特。贝罗认为他们的结合十分奇妙，就像异­性­相吸一样。更多的时候沃伦像躲进贝壳一样专注于某卷标准普尔的宗卷或独自沉思。在感情方面他与苏茜竭然相反，苏茜对贝罗说：“沃伦只要一本书和一支60瓦的灯泡就满足了。”

苏茜想要的当然不止这些。她很外向，感情十分丰富。她有体贴别人的天­性­，沃伦当然享受得最多了。女儿说：“妈妈花了大量时间帮助爸爸，让他­干­想­干­的事。爸爸则很专注、很迫切，他总是做同一件事。”彼得说得更明白：“妈妈的痛苦来自体贴别人。”直到深夜，苏茜才有自己的时间一个人听听音乐。

在奥马哈《世界预言》采访她的舞台职业时，苏茜说她很感激沃伦支持她唱歌。这篇采访在他们结婚25周年纪念日之后两天发表了，其中苏茜对巴菲特的描述被删掉了。谈起他们的恋爱史时，苏茜说她当时“正疯狂地爱着另一个人”，但最后还是听取了她父亲的意见，并发现巴菲特是个“了不起的人”。但她没说为他疯狂，也没说她仍然常常想起与米尔顿。布朗的那段浪漫史。经过25年，她还常想当初她要嫁给布朗，那么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布朗已是德梅因的一位成功的食品经纪人。）

那时家里只有他们夫­妇­俩，儿女出嫁了，在加州的欧文的《21世纪报》工作，就在她的大学旁边；豪伊则从南达科他州的奥古斯塔纳大学退学了，他在奥马哈附近开了自己的公司——巴菲特挖掘公司——靠从伯克希尔股票中赚的钱来买掘土设备，小彼得刚在斯坦福大学上学。

1977年9月，苏茜在奥菲厄姆演出了一晚上，那是奥马哈一家富丽堂皇的综合剧场，30年代时曾接待过阿尔。乔森和芭芭拉。斯坦威克。在那个特别的晚上，苏茜很感人地唱了首伤感的歌，她唱道：“让我们觉得还在恋爱，好吗？”

几天后45岁的苏茜离开了她丈夫，搬出了巴菲特在奥马哈法南街的家，

在旧金山租了个房间。（豪伊被突出其来的事情弄懞了，彼得则早有所料。）

苏茜说 （不论法律意义上还是别的什么）她并不是与丈夫离婚，她只是早就想自食其力了。

这是对巴菲特的一个沉重打击，他感到震惊、无助、无可挽回。他原有一个逃避一切不快的港湾，使他能专心工作，现在他的港湾破灭了，他的家不再温暖不再快乐了，他失去了苏茜对他心灵的抚慰，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他对姐姐说：“25年来，苏茜一直是我心中的太阳和雨露。”

独自一人，巴菲特不明白为什么她感到孤独，要离开这个家。给她打电话时，他嚎啕大哭。苏茜安慰说，她离开只是个调整，对大家都有好处，这不是完全决裂，他们还可通电话，一起旅行，甚至还像往常一样去纽约和拉古纳海边度假。她保证，他们仍是夫­妇­，但关键是，“我们各有所需”。

沃伦的女儿回家陪了他几个星期，小苏茜得到了沃伦的温暖和关心。凑巧的是，她短暂的婚姻也正处于破裂的边缘。她给空荡荡的房子带来了生机，并帮她父亲做家务，免得他一天到晚吃爆玉米花，脏衣服堆满地。巴菲特对小苏茜也很疼爱，同时对她­操­持家务的能力感到吃惊，“她一下午就能把洗衣房收拾得­干­­干­净净。”“他不常谈到母亲，”小苏茜回忆说：

那时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记得他坐在椅子上看书，谈谈洗衣房的事，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什么也没改变。只要你放放妈妈回来时开门、关门和招呼 ‘回来了’的录音带，你会觉得她还在这儿。”

那些一向称羡巴菲特有个美满家庭的亲戚和朋友也对此感到震惊和悲哀。但沃伦夫­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离婚。虽然苏茜呆在加州，他们仍每天通话，一到圣诞节，他们还和孩子们团聚在拉古纳的海边住所。春天来的时候，沃伦和苏茜还和平常一样去纽约度两周假。

巴菲特的女儿说，情况稍稍好点儿了。巴菲特发现他妻子的变化不大。

可以看出，他害怕只是因为担心有什么大变化。他打算住到南加州去，那儿离大多数家庭成员近一些，可终于没有成行。部分原因是因为那样就得离开他温和忠诚的秘书戈拉德。凯丝。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讨厌改变自己的一贯做法，放弃熟悉的一切去重新开始。

相反，苏茜住在一个像学生公寓一样简陋的住房里，房子里摆满了一些小姑娘喜欢的玩意儿，如米老鼠电话。她对这样自由独处感到满足，毕竟她直到中年才有这种感觉。苏茜在生活中有自己的空间，沃伦也不愿就此与她发生矛盾。他们的家庭成员也理解苏茜有自己的需要。他们也一如既往地保护沃伦，让他能更好地­干­自己的事。他的妹妹罗伯塔写道：“我们不让沃伦受到伤害。我不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它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苏茜比任何人要爱护沃伦，她仍关心他。她在编织关系网上和沃伦同样出­色­。她甚至劝奥马哈的几个女人请沃伦看电影，或为他做晚饭，其中一位叫阿斯其德。门克丝，一位31岁声音温柔的法国咖啡厅的金发招待。阿斯其德为巴菲特做过几道汤并且开始去看望沃伦。苏茜对此十分支持。

如果说在奥马哈还有交往比巴菲特广的人的话，那就是阿斯其德。门克丝。她住在市场区的一个阁楼里，附近到处是理发店和咖啡厅。她出生于拉脱维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来到了奥马哈。她自幼丧母，做侍者的父亲把她寄养在孤儿院里。别人对阿斯其德最多的评价是“幸存者”。她是旧货店

的常客，但即使穿旧衣都显得美丽、聪明。如身材小巧，面容姣好，显示着她的血统。一到冬天，她会裹着阿富汗皮毛大衣，牵着条红毛狗，冒着奥马哈的寒风在雪堆中穿行，看上去像《辛瓦格医生》中的一个角­色­。

阿斯其德似乎认识奥马哈所有放荡不羁的人。巴菲特的侄儿——住在法国咖啡厅楼上的汤姆。罗杰说：“每当奥马哈的雪季来临，人们被暴风雪堵在家中的时候，阿斯其德就和V.梅尔特的厨师一起为大家做晚饭。”她喜欢成为一个有用之人，但不爱出风头。苏茜在法国咖啡厅唱歌的时候，她总在空隙间为她送茶。她有暗中体贴、谦逊的美德。

在苏茜搬出巴菲特家一年后，阿斯其德住了进去。沃伦的这个决定让儿子豪伊感到困惑，所有人都迷惑不解。画家肯特。贝罗知道阿斯其德是旧货店的常客，因此对她找上全市最富的人倍感惊讶。他大声问阿斯其德：“你和沃伦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谣传说巴菲特找了个妓汝。可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就是一对。­性­格上阿斯其德和巴菲特十分相投。他们在一起十分轻松愉快。巴菲特买廉价股票，阿斯其德则去旧货店或去超级市场为巴菲特买便宜的百事可乐。巴菲特呆在书房里时，她呆在花园里。她喜欢呆在家里，巴菲特也可因此不用为琐碎小事­操­心了。如果彼得乘夜间火车回家，阿斯其德就去接他。

也许她过去的生活太孤单了，阿斯其德总是迎合巴菲特，一点也不显得丢脸和卑屈。当然她也会轻描淡写地反对他，但这种关系显得十分奇怪。阿斯其德获得了伙伴和安全，巴菲特则有了一个回家一起吃牛排的人。阿斯其德一住进巴菲特家时就明白他没有第二次结婚的打算，他仍爱他的妻子。她给了他一个舒适的家，会把他打扮得整整齐齐地离开奥马哈去和苏茜共度好时光。

刚开始时阿斯其德宁愿离开奥马哈也不愿呆在空荡荡的家里，一段时间过后她也就习惯了他的来来去去，与巴菲特的家人也混熟了。值得一提的是，她与巴菲特的妻子仍是亲密朋友。苏茜来奥马哈时，她们一起做饭，尽管苏茜不住在法南街。在一年一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聚会上，这两个女人并肩坐在一起小声谈话，巴菲特则在台上讲话。

这三个完全不同的人是完全合拍的。阿斯其德照顾巴菲特的生活，巴菲特离开奥马哈时苏茜陪着他。他们去纽约和加州看望老朋友。在所有正式场合中，比如半年一次的本。格雷厄姆投资集团聚会时，巴菲特总是带上他的妻子。

表面上看，巴菲特和苏茜的个­性­都没有变。依阿华零售商乔。罗森菲尔德常与他们在加州会面，他说：“他们和别的夫­妇­没什么区别。”小苏茜说她父母的“基本关系”还是没变。彼得认为这真是“超现实主义”，他们的住处相隔1500英里，可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霍华德。纽曼 （本。格雷厄姆一个同伙的儿子）甚至戏谑地夸巴菲特有两个女人。“本也想这么着，可你却成功了。”他开玩笑说。可是巴菲特并不像玩笑中说的那样是个浪漫的花花公子。他对待这两个女人是小心的，有区别的，就像计划好了一样。事实上苏茜和阿斯其德是不同类型的人，不像演员一样可以相互替换。这也让巴菲特的朋友们感到不和谐。尽管他们也习惯了这种三角关系，可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想知道巴菲特对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想法，还是他只是重新组织了一个能让他继续­干­好事业的家庭结构。彼得就曾问他父亲，他母亲是不是一开

始就说过要嫁给他。巴菲特自己也对此表示怀疑。可不管朋友们多么困惑，事实是他找到了或者说发明了一个于他有利的解决办法。与苏茜保持关系，虽然相隔甚远却给了他一种一直渴望的稳定感，这是种当他年轻时要急急忙忙赶回奥马哈时的感觉。这使他免受离婚的创伤，也不用大费脑筋地重新寻找安慰。

审慎是他的特点。“我热爱生活，我安排好生活来­干­我想­干­的事。”有一次他对记者说道。他不修边幅，也不管什么社会习俗，到现在仍是如此。

他不打算介绍他的三人芭蕾；在一次被搬上报纸的评论中，他只说这对三个当事人都很合适：“如果你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你就会理解这种关系了。”

巴菲特在与朋友们的谈话中确实强调过阿斯其德是托了苏茜的福。唐。代利，巴菲特的弹子球老伙伴，在阿斯其德住进巴菲特家后来奥马哈拜访过他，很自然地也想了解他的情况。唐发现他们晚上睡在一起。巴菲特告诉他这两个女人是朋友。代利说：“我想这对他很重要，他说他不会偷偷摸摸地­干­什么事的。”

彼得认为，巴菲特在苏茜走后头几年过得很惨淡。“他很伤心，失魂落魄的。”彼得说。巴菲特的一位亲密女友也说他“十分孤独”，但她感兴趣的是他是如何处理的。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他的痛苦。据他的儿子说，巴菲特有时也会忘记不快，专心工作。他会忙忙碌碌地仔细安排新生活，就像“带上眼罩的马”一样。

他过去的经历十分坎坷，少年时一人来到华盛顿当报童。尽管他现在拥有其中几家报纸，他的工作还是基本没变。他还是起得很早，好像办公室里还有一捆报纸等着他去送一样。现在有两个女人照顾他，他打电话的声音都高了5度，就像从来没碰上不高兴的事一样。他的老密友乔。罗森菲尔德从未见巴菲特沮丧过——“一次也没有，他全身心投入到伯克希尔公司中了。”

他说。

巴菲特没因个人的麻烦而有所松懈，他再次振作起来。70年代后期，巴菲特代表伯克希尔公司陆续搞了一批投资。当股市疲软时，他兴致勃勃地用伯克希尔保险公司的大量流动资产来买股票，包括奥姆雷达。赫斯、美国广播公司、GEICO，还有通用食品、《奈特岛拯救报》、通用媒体、SAFECO、F.W.羊毛公司等，还有许多其他公司的股票。

有关巴菲特买某种股票的消息能使股价上涨10％。经纪人阿特。罗斯尔说，“通用食品的股价升得像长了翅膀一样，但沃伦不承认他在买进，他等别人都抛出，股价回落时再开始购买。查理。芒格大声诅咒道： ‘这帮狗娘养的又在跟进了。’”

巴菲特在投资时也在写作。有几次是为经济刊物写的，主要还是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写年度报告。他总在记录他的进展状况。直到巴菲特伙伴公司开张后他才不写了。现在他更多的是写关于投资、管理和金融方面的书信体报告。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他后来整理了这些信件。那是从1978年前半年关于1977年的一封信开始的，正是苏茜离家的那段时间。这封信写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估计没有多少人读它。巴菲特按自己的方式完整地介绍股票：他找的是自己能懂的公司，有诚实胜任的管理人，良好的前景，而且价格很公平。他无意参加短期交易。

他写这封关于购买股票的信的动力是因为 70年代末华尔街交易所的奇

怪情景。巴菲特中意的股票俯仰皆是，可就是没人愿买。1977年夏天，道。琼斯工业股票的指数猛跌到800多点，远低于平均水平1969点。原因是因为70年代中期美国的经济不景气，所有报纸的头版都登着绝望的消息：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伊朗的原教旨主义者，尼加拉瓜的红­色­军团，石油输出国组织活动频仍，国内能源短缺，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作用在削弱。表里不一的尼克松被赶下台了，换上来的吉米。卡特却有德无能。乔治。布什开始关注白宫，并对联邦债务感到震惊。他发誓，如果他当选就要在第一任里实现预算平衡。

5年前美国经济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况，但华尔街度过了难关，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最有力的经济复兴，可这安慰不了谁。金融周期只有在回忆时才是清楚的。无人可以预知未来。市场上的任何变化都只有一次。70年代末最受人痛恨的是通货膨胀，所有物价都涨了13％。华尔街上的主要价格却只有两位数。内地还出现了卖假货的人，只有他们还能利用困难时期大发横财。

巴菲特卖黄金、钻石、艺术品、房地产、稀有金属、冷冻食品、加州希蒙得木豆，还为别人咨询如何度过难关。他的观点是：“别信书上的理论。”

就因为他反对股票代表国家经济状况的观点，他到处受嘲笑。在 1979年的一封信中巴菲特写道，他吃惊地发现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那年只把手头9％的钱花在股票上，再没有比这更胆小的事了。他们本该是“一群理论上说最该保持长期投资的人”。他忍不住加了一句：“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高兴。”

——他指的是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

没人不说股票便宜，可惜直到熊市过后，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还在等着“看清形势”。制造商哈诺瓦从市场中抽出了60％的资金，高级投资顾问维克特。梅隆解释说：“还有些问题不明朗。”詹尼。蒙哥马利斯科特的副经理汉兹。H.比尔也持这种观点：股价很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进，将来的形势还取决于许多棘手的问题。

《商业周刊》做出了最让人揪心的预言，它1979年 8月的一期刊物的封面题目就是“股票完了”。文章很有创意，它仔细描述了股市的不景气。

因此，它说，人们应该投资于货币市场、快速食品或稀有印花，股票当然该让位了。股价太低了，迟迟不见回升就是股市死亡——不仅仅是不景气——的证明。

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必须承认股票永远死了这一事实——也许将来会恢复，可决不会太快。

巴菲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同一周，他给杂志《福布斯》投了篇稿子，批评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过了时的明智：

将来的事没人知道，你们是在大家都看好时才花高价买进。不确实­性­其实一直伴随着长期投资者。

这篇文章反映出巴菲特更急于要正式解释这个行业，比他60年代的思想更深入、更先进。他说基金会的经理们都集中到了当时利率的9.5％的公司债券上了。原因很简单：股票没有息票，而且风险太大了，当时的情况更是如此。

巴菲特看到的不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当时的股票风险很低。他看的不只是股票本身，还得看企业的经济状况，然后再下结论。股票与债券一样也是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它其实也是有“息票”的——即企业的赢利——只是看不见自己。

比方说，道。琼斯指数中某家公司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3％，一个很普通的数字，它的股票交易却达不到这个水平。巴菲特看到的股票就是“带13％息票的道。琼斯债券”——比一般的债券利率高得多。如果他是个谨慎的股东的话，股票始终会给他带来13％的收益。

即使在熊市中，巴菲特自己的股票仍在升值。现在伯克希尔的股票每股面值290美元，使巴菲特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亿4千万美元。有一件事人们觉得不解，巴菲特的工资只有5万美元，但他却从不到伯克希尔那儿要钱。

他连一股都不愿卖，说这漂亮东西太值钱了；他也不让公司分红。从他那蒸蒸日上的事业上刮点钱下来真是亵渎神灵。

由于要支撑两个家，他向奥马哈的一个经纪人查尔斯。海德诉苦说：“我的一切都与伯克希尔生死相关，我想再弄点外快。”

到70年代末，他个人买了一些股票。他对自己的钱要大方一些。比如在买特勒丁时，巴菲特投资股权，他孤注一掷，要么投资失败，要么当个杀手。

他的一位助理说，他还买了黄铜期货——一次真正的投机。

“钱来得这么容易真是让人害怕，”伯克希尔一位雇员说，“他分析了自己要买的股票，然后一下子钱就来了。”当一个朋友建议巴菲特试试房地产时，他笑着说：“现在股票这么好搞，我为什么要试房地产呢？”经纪人阿特。罗塞尔说：“巴菲特就像玩宾果游戏一样赚了300万。”

虽然现在富得流油，巴菲特的生活还是很简朴，至少在奥马哈是这样的。

他自己开车——一辆林肯车——到位于凯威特广场的某个套房去上班。他和另外5个人在那儿处理伯克希尔的业务。他主要的消遣也就是打桥牌，看经济读物，欣赏体育比赛，再就是与别人讨论演出。他和阿斯其德出去时通常都到格兰特去——巴菲特过去的同学开的不起眼的牛排店。

巴菲特的世界越来越大，朋友、公司、他的作品也不只限于奥马哈市。

1980年夏天他50岁生日时，苏茜在纽约的大主教俱乐部办了个舞会。（他40岁生日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的。）巴菲特从斯坦。利普西那儿拿了一大包爆米花，不停地往嘴里塞。在场的还有杰利。奥兰，他在彭内的朋友，中学同学唐。丹利，格雷厄姆—纽曼的副手沃尔特。施洛斯，桑迪。戈茨曼——关于收费桥梁的话就是他漏出去的，凯。格雷厄姆，卡罗尔。卢米斯和马歇尔。温伯格。巴菲特带了一份威尔森角子机的平衡表，那是他的第一次交易。情歌歌手苏茜为他唱了一支长歌。朋友们都祝贺他。最后的一个项目是吃芒格提供的烧烤。

在那个有木板饰墙的大房间里，大家都玩得很痛快。他们也都注意到巴菲特想写点什么。他穿着磨平了底的鞋子，梳着大背头，嘴巴微微前凸，看上去就像个教授。他的身材仍然很好，杂乱的眉头给他增添了点思想者的­色­彩。实际上这些快乐的人都为他而激动，甚至有点崇拜。不管谁拥有伯克希尔的股票——现在每股卖到375美元——都发财了。

第二年，巴菲特接到个悲伤的电话。他和芒格的好朋友，货币交易商里奇。戈林的妻子突然悲惨地去世了。巴菲特在奥马哈给在加州的戈林打了个电话。

“我受不了了。”戈林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巴菲特说，“我父亲去世时我也一样，就像被人揍了一样。”

停了一停他又说：“这么办吧，你带上你儿子飞到查理的小岛，我们一起在那儿住三四天吧。”

巴菲特和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湖上见面了，就在芒格的船上。芒格带着他们坐摩托艇去钓鱼。当他转弯时，水从船舷涌了进来。戈林叫他小心点。

可是芒格视而不见，仍然加大了油门。没多久船就沉了。巴菲特被卡在底下。

强壮的戈林设法把他拉了上来。虽然他们都说不要紧，巴菲特还是不停地发抖。他差点淹死。芒格也从此多了个外号叫“芒格船长”。

戈林为巴菲特因他而把一切都放在一边十分感动。“他很有同情心，”

他说，“可是人们都没发现。这真是给我的一份厚礼——只有时间才会让他表现出来。”

由于戈林及其伙伴的帮助，巴菲特的信开始在华尔街发行了。银行家们把这些报告都复印下来，以连锁信的方式相互传阅。这是第一次有人跟着巴菲特走了。好笑的是他发现伯克希尔开始拥有一批“单股股东”，他们只买一股，为的只是想弄到这些报告。

芒格说巴菲特是不巧经营了一家公共公司——他要是在奥马哈开一家私人公司肯定会更开心。这话没使巴菲特对现状失去兴趣。他在写那些信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能抓住伯克希尔的某个方面——会计上的一件事或保险上的某个问题——写出篇专题文章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信就是公司问题的分析。一个人读通用马达公司的年度报告只能了解通用马达公司而看不到对哪个官员的偏见，即文章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就像《西伯里斯坦顿》上登的那种。巴菲特的文章讽刺的尽是­性­、贪婪、易错的人­性­还有他自己。

文章有哈佛商校的语言和普尔。里查德的年鉴的风格。好像它不是写给凯。格雷厄姆的，而是给全华尔街、全美国的人看的。

认识巴菲特的杰克。拜伦在读信时就有这种感觉。一个不认识巴菲特的年轻企业家里查德。亚茨刚觉得像过了一个“主显节”：“当我19岁时，”

他写道，“我得到了一份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这是主对我的恩赐。”

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只有他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和伯克希尔的运行。大亨有的是，写信的人更多，但只有这儿有个J.P.摩根写着嘲笑威尔。罗杰斯的话。他的文章妙语连珠，旁征博引，用了不少如帕斯卡尔、凯恩斯、梅。威斯特和约吉。贝拉关于文化的描述。文章给人的错觉就是以为他是个乡巴佬。

但这些只是佐料，调调文章的味道而已。重要的是他巧妙地提出一些复杂的问题并解释清楚。

80年代早期人人都发现有三件事总是发生。第一是巴菲特极担心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他父亲遗传给他的。他牢记列宁说过的话，“摧毁资本主义的方法就是摧毁它的货币”。他自己又补充说其实政治家有能力控制货币的发行。因此他认为不正常的通货膨胀总是让人提心吊胆。“价格和贞­操­一样，人们可以保持稳定的价格，但不能把它重新降下来。”其实他是担心通货膨胀会损坏长期债券，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但巴菲特的洞察力使他和许多热心读者把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他尤其欣赏他对保险业的保护。通货膨胀会减少债券的价值，而保险业的大部分资金都在债券上——这是过去的谨慎做法。巴菲特手上有承保人

急需投资于自己公司的资金，当债券损失上升时，巴菲特发现保险公司不愿像往常一样卖掉部分资产来还债，因为不管谁卖掉债券都会大受损失。他还发现承保人投资于债券的钱并不总是他们自己的。

买债券的大量资金来自投保人和申请保险者，（他们通常是流动的），其实这些钱只是暂时放在承保人那儿罢了。

承保人增加现金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更多的投保，巴菲特认为这只能导致保险公司尽可能扩大业务，使保险金降到不能赢利的地步，最终导致巨额损失。他在信中说明了这一点。伯克希尔自己只有一点长期债券，巴菲特说，买了它就等于要在30年内以同样的价格“卖钱”。在通货膨胀时期，这是自杀行为，就像确定了2010年的哈撒韦纱锭的价格一样。

可惜尽管人们明白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可是谁也防止不了。巴菲特痛苦地指出，他接管伯克希尔的时候它的股票的账面价值是半盎司黄金，15年来他想方设法使股价从原来的19.46美元上升到335.85美元，它还是只值半盎司黄金。

他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是投资于那些能防止通货膨胀危害的公司，如通用食品和R.J.雷诺得工业公司。巴菲特说名牌消费品和如波斯特谷类食品和云丝顿香烟可以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价格。他还买农、矿产品的股票，如美国铝公司、克利弗朗克利弗钢铁公司、哈迪＆哈曼以及凯撒铝制品和化学品公司。但他提醒读者说，伯克希尔和任何人一样都没有治这个问题的良方。通货膨胀是巨大的“企业蛀虫”，它会“不管主人的死活，每天都抢先吞噬掉企业投资”。

在华尔街，通货膨胀引发了对企业资产的疯狂购买。公司也和人一样，心急火燎地要把钱换成别的什么，这导致了80年代早期的兼并狂潮。老名牌公司如德尔。蒙特、国内航空公司、七喜、史蒂贝克和热带产物都被高价购买。这迫使几百万富翁巴菲特在华尔街处于最可怕之一的危机时采取了一些未必管用的措施。

在他看来，企业经理的虚荣会使他们做一些愚蠢的交易。这些由于适者生存选举出来的经理个个­精­力充沛，可常常是“动物的脑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块头来评估自己的实力，而巴菲特是用尺子来测量效益的。（他认为这是唯一明智的目标。）这些经理们不像巴菲特那样低价买下公司的一小部分，而喜欢花大价钱一下子把整个公司买下来。可是不用为他们担心，这些狂妄自大的经理们自信有本事付高价。

许多措施太像儿童故事里说的那样简单了，一个美丽的公主吻了他一下，那位被变成癞蛤蟆的英俊王子就变回来了。因此，他们也相信自己的天才之吻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吻我们见多了，可奇迹一直没发生。

这段话是巴菲特在1981年的报告中写的，当时正是兼并狂潮时期。第二年，他忍不住要报复一下。许多经理正在发行股票来支付兼并。巴菲特对这种天真的技巧进行了无情的剖析。首先他发现兼并别人的经理们不仅买进，也在卖出。由于发行新股，所有稳定的股东占有公司的比例都减少了。为了掩盖这个事实，经理们用的是买方的语言：“A公司买下了B公司。”可是

“仔细想一想，话该这么说：”卖掉A的一部分来买B，‘话虽然难听，但确切多了“。

他们为什么要修饰措辞呢？多数股票，包括购买方自己的股价都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兼并方是用无吸引力的货币来买东西，就像美国人在巴黎时，可美元贬值了。当他买下其他企业时，却在廉价出售自己公司的一部分。

巴菲特建议这些经理和董事们“思维敏锐一点”，问问自己是否愿以这种价格出售整个公司，如果不愿意，那为什么还要卖掉一部分呢？

经营上的小错误会慢慢积累成大错误的，而不是大胜利。 （拉斯维加斯就是靠财富转移建设起来的，那时人们也以为这种资本交易损失很小。）

最让巴菲特不安的是经理们是用股东的钱来扩建自己的王国——他们的首要义务应该是为股东服务。这样的经理“最好到政府部门任职去”。

巴菲特形象地把总裁们比作官僚。但生活中他与许多经理是很友好的，他跟他们一起进餐，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信中提他们的名字。可他还是与企业界的朋友们疏远了。（关于白领阶层犯罪，“用笔偷一大笔钱比用枪抢一点钱要安全得多”。）有人说巴菲特是个Dust Bowl的进步论者，可他除了不是草原上的社会主义者外什么都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商人是资本主义，巴菲特恰恰相反。他攻击总裁们当资本家不足却偏偏很自负。

这是巴菲特谈得最多的话题。这在企业经理和股东之间是正常的。他认为，其他股东的企业经理压力很大。这是他在1980年说的。当时修改后的《联邦法》迫使伯克希尔让罗克福德银行独立。巴菲特算了一下，这家银行占伯克希尔资产的4％，于是他让股东们按比例选择持有公司或银行的股票，或者两种各占一些。这完全由他们的喜好决定。唯一无选择权的是他自己，他得接受别人选剩的所有股票，因为切蛋糕的人必须对剩下的那块感到满意。

本着同样的­精­神，1981年由查理。芒格提出构想，巴菲特设计了一个企业慈善计划。每100万元的股票——当时卖到了470美元——由股东选择一个慈善团体，伯克希尔捐献2美元。如果有人持有100股，他就能决定让谁接受200美元的礼物，以此类推。在其他的公共公司里，股东们出钱，由公司经理或董事来选择慈善团体。巴菲特觉得这样太虚伪了，经理们是花股东的钱为自己捞名声。“许多经理对政府怎样分配纳税人的钱感到不满，自己却兴致勃勃地支配股东的钱。”

这些­色­彩使伯克希尔成了一个有私营­色­彩的公司。实际上，他正力求把伯克希尔办成巴菲特伙伴公司的公共部门。其近两千名股东中有一部分人是公司外的伙伴，当然大多数人不是，他写那些信的目的之一就是吸引并组织一个股东组，让他们像伙伴一样——换言之就是让他们跟着他走。

这个方法的独特­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美国的公共公司不实行控股权接管制，因此经理们还鼓励别人多持股。在多数经理的眼中，股东只是一群流动的人——用菲尔。费舍的话说就像高速路上停车吃饭的人。伯克希尔被人接管的可能­性­非常小，巴菲特在信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他希望的“饭馆”模式：“我们希望股东对我们的服务和菜满意，以后年年来。”

在全家前往拉古纳海岸的途中，巴菲特假想收信人是出国一年的姐姐罗伯塔，他草草地在黄|­色­法律用纸上写了7500字的长信。它由卡罗尔。卢斯编辑后发表在 《幸福》杂志上，可信里全是他自己的观点，听起来就像与人交

谈一样，充满了简明的规劝。

这些书信作为报告以公司的名义印在粗纸上，封面上有一条竖黑带。里面没有喜诗糖业的巧克力照片，没有像别的总裁那样故作沉思状的巴菲特和芒格的照片，也没有自我炫耀的图表；里面只有文字。

巴菲特年度报告写得好是因为他读得多。这样的报告是典型的装饰公共关系的文件，它不披露公司的经营，但很能吸引新的投资者。别的许多报告里只有总裁们一些敷衍了事的话，甚至可能是别人捉刀的。巴菲特每年都要看几个报告，就是找不到与经理们谈话的感觉，也见不着对经营状况的介绍。

你们的董事长认为股东有权从经理那里得知公司的实际情况和他们的评估，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你们这样要求私营公司，也该这样要求公共公司。

他很不高兴，因为有的经理说老巴菲特就是这样的鬼话。当企业状况不佳时他们就用一种“有弹­性­的评估体系”，就是说，“先把箭­射­到白板上，然后再把靶心画上去，用这样的办法来交代经营情况。”

他写的介绍专业会计知识的书很能鼓舞士气。他鼓励有意的经理们先打扮一下自己的公司再拿出去，这使得华尔街显得一派生机。但危险时经理们也会像欺骗公众一样欺骗他自己。许多人的经营目标不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报告上的结果。巴菲特说：“强调会计簿上的价值而忽略经济实力，长此以往只能是两者都一事无成。”

那么企业领导人到底该说些什么呢？理论上讲，他们该像经理们那样报告实情。巴菲特希望肯。察思能坦白地向他报告纺织厂的情况，他自己也要同样对待社会投资者，当然两者不可能同样详细。

实际上伯克希尔的报告很少美化自己，它只是向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自己去评估。在合作时期巴菲特一再向投资人说明，他不能事先保证成功的机率。就像个虔诚的教徒，他只有忏悔后才心安理得。如果他的报告还不很完美，那是因为他有点腻味了或是自以为是。有些笑话的意思很晦涩，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而他坦言失误和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有时也显得太做作了。但他的谦虚不是为了欺骗别人，至少不是为了欺骗上层股东。

1982年他的股票卖到750美元。这个数字可反映伯克希尔在股票上的赢利。离开华盛顿到别处发展的时机成熟了。联储主席鲍。沃克一直在尽量榨它的油水。它先经历了经济停顿，然后又是通货膨胀。到了1982年沃克自信可以降低利率了。当时白宫里也是一派乐观景象，里根躲过了暗杀并开始实行减税。

华尔街在此之前一直惶惶不安。现在，就像躲在地下室里啃猫食的人抛去伪装获得解放一样，经纪人和银行家又充满自信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1982年夏天，利率不断下降。6月份国库券的利率还是13.32％，到8月就成了8.66％。股票开始时对这种刺激没什么反应。8月份股市连跌8天，道。琼斯跌到15年来的最低点777点。到了周五13日，它开始回升了11点，到下星期一又上升了几点。星期二上午10点41分，亨利。考夫曼，这位永远忧郁的带着水晶球的所罗门经济学家使情况顿时扭转。素有宿命论博士之称的考夫曼说，与过去安慰人的情况不同，他现在真的认为利率会继续下跌。这个消息使买股者大为恐慌。股票指数猛长了38.81点，是历史上一日内升得最快的一次。第二天的《华尔街日报》预言说：“有人认为这是80年代经济

腾飞的征兆。“人们轰动了。

到第二年5月1日，股票又长了100点；到10月又是100点。到1983年，经济增长恢复到了正常水平，通货膨胀率降到了3％。全世界的人都发现，石油不是太少，而是多得卖不出去了。债券市场仍然兴旺，长期利率从两年前的15％降到了11％。股市也是6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稳定。新股发行到处都是，这在投机时期是不可能的。华尔街的信托交易也恢复了。到5月份，指数达到1232点，比《商业周刊》说它完了时还高出66点。这家杂志现在又赶紧声称股市复活了，但它的订量少了42％。“华尔街到处传说着这家杂志重新发现了股票价值的惊人消息”，阿兰。阿尔本恨恨地说，“它当时的报道引起了一片恐慌。寡­妇­们在哭，孤儿们在泣，交易场地板上扔满了预售的单子。”

伯克希尔持有的股票中，《华盛顿邮报》买进时的中间价为511/16，现在窜到了73；阿弗利亚特买进时为5，当时除了伯克希尔外无人愿买，它到年底的收盘价达到了38 .国际公众广告公司从6 38 涨到52 ；GEICO买进时是最黑暗的时候，现在翻了39倍；两年前买的时代报现在也翻了一番； RJR涨了17％；通用食品涨了40％。巴菲特也有损失的地方，他在赚折扣的中间商弗兰多身上损失了300万，在生产绿­色­食品的斯佩里哈钦森那儿也损失了一些；这两家都是70年代买进的。巴菲特在一些金属股票的套利中也­干­得不好。可总的来说，伯克希尔从不名一股到1983年拥有13亿的市场股票已经十分了不起了。所有这些都是巴菲特从纺织厂中抽出的小钱积少成多赚的。

伯克希尔自己的股票那年也看好。开盘时为775，春天时只比100点少15点；9月30日为1245，比道。琼斯平均指数还高12点。巴菲特刚上任时，伯克希尔为18点，道。琼斯931点，现在是当初的50多倍，伯克希尔与道。琼斯的差距很小。道。琼斯那年收盘时为1259点，增长很明显；伯克希尔的股价升到1310美元。巴菲特的身价也因此涨到6亿2000万美元。用《福布斯》的话说，他现是全国最富的人之一。

股东们要求巴菲特分股。理由是——也是出于关心公共公司——低价的股票更有吸引力，能引起大众对它的兴趣。但他在1983年的信中拒绝分股，理由是把饼切成许多块并不能增加它的实际价值 （不信你试试）。

当然分股肯定能吸引许多新的投资人，并能促进贸易，甚至至少在短期内可以提高伯克希尔股票的价格，但它只是把某个投资者占有的企业财产分配给另一个人。如果有人出更高的价，别人也得跟着买进。但从总体上讲，伯克希尔的持股人却不会变得更富，因为他们拥有的实体如喜诗糖业、 《布法罗新闻》等的实际价值没什么变化。“这些耗资巨大的行动只能决定让谁吃饼却不会让饼变大。”实际上总的一合计，由于要支付增长了的经纪人的报酬，伯克希尔的主人只能亏钱。经纪人推崇频繁买卖的“流动­性­”，巴菲特刚嘲笑说这样的买卖只对“服务员”有利，顾客们却要多付小费。

他的态度有点极端，凡是与“股东利益至上原则”相抵触的方法一概不采用。多数其他总裁没有这样的原则，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但巴菲特的确很在乎。他有意组建一个意见一致的股东群，他们和他一样注意长期价值。

如果有人因为一个与价值无关的原因买股票——比如说分股——那么他什么时候都会卖出。巴菲特尽量不让这样的异教徒成为他的伙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伯克希尔的关系有多深，它是他的王国，就像英格兰对丘吉尔的重

要­性­一样。

巴菲特在同一份1983年年度报告中发表了几条原则，目的之一是吸引和稳定他想要的投资人。表面上看这些原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炼后人们会发现，其实巴菲特和芒格是承诺对投资人开诚布公并对他们的钱负责。这些原则的­精­神与19世纪的企业家奥利弗。察思的作风很像，好像巴菲特就是他的副本。可它与巴菲特自己的­精­神不一致。他的目标是找一个好行业并获益于它的长期发展，而不是审时度势地进入退出，或者用金融或不同方式的“分大饼”和“买大饼”（当然是在价格低的时候）。从讨厌变化这一角度看，巴菲特是很保守的。他直言道，其实他不愿借债，也不想玩抢位子的投资游戏，尽管这种态度会影响伯克希尔的利润。

不管价格多高，我们根本不想卖掉伯克希尔的好业务，也不愿发行股票和债券，只要我们还能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只要我们还对老板与工人间的关系感到满意。我们希望不要再在资金分配时犯选择这些行业的错误……不过，玩米兰牌不是我们的风格。

这段话在风平浪静时也许无人注意，可80年代的金融界不是普通时期。

美国到处都有恶意接管、垃圾债券和杠杆收购。企业家也不再是财大气粗的奥利弗。察思，他们成了华尔街上的­操­刀人和赌棍。那时的特点就是“流动­性­”，不仅股票，就连整个公司都被转手、肢解、重组、再分配。这段时期的信仰也反复无常，信誉只是诱饵，动荡则是必然结果。如果察思复活，我们可以想象他会吓成什么样。如果他再读读他公司的报告，他会不会认为一切都完了呢？

13地毯夫人

巴菲特在分析商情时常问自己，假设他有足够的资金、人员和类似行业的经验等条件，他参与竞争有多容易。

1983年春天，一次这样的分析之后，他走进罗斯的牛排店对面的一家大商店，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穿过排着多用途沙发和餐厅用具的大厅，他走进一个铺着地毯的房间，见到了本店的主人。一个长宽高都差不多的女人，正站在点缀着蓝­色­的混呢大地毯当中。他微微吃了一惊，停了下来。在巴菲特看来，这女人足有10尺高。

罗丝。布朗金，奥马哈人都称她B夫人，正乘着高尔夫球车在巡视。她顺着过道开着，一边与一个店员高谈阔论，一边­精­力充沛地打着手势，倒像个只有她年龄——89岁——一半的人。她双颊泛红、棕­色­的头发蓬蓬松松的，只有两鬓有些灰白。巴菲特想，他宁可“和灰熊搏斗”，也不愿和B夫人竞争——这正是他来的原因。

巴菲特小心地问她是否愿意把商店卖给伯克希尔。哈撒韦。

B夫人说：“愿意。”

“您要多少价？”巴菲特问。

“6000万。” B夫人脱口而出。

他们握手成交。巴菲特拿出一张协议——这是巴菲特迄今为止最大的收购。B夫人不会写英文，连读都很困难，于是她在底下画了个押。几天后，巴菲特就给了她一张90％的支票（布朗金家族仍有一小部分股份）。她看也不看就把支票折起来，然后说：“巴菲特先生，我们要把所有竞争者都送入绞­肉­机。”交易就这样达成了。

B夫人正是巴菲特理想中的商人，她好像是从他的报告中蹦出来一样，巴菲特创造了她来实现自己理想的价值。B夫人坚决、果敢、有头脑，像巴菲特当杂货商的祖父、零售商本。罗斯纳和巴菲特家庭的其他英雄们一样。

她的经历是让巴菲特熟悉和激动的典型的美国人的故事。就像一个霍拉肖。阿尔杰的剧本，再配上《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主题音乐，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893年除夕，罗丝。戈里克出生于沙皇俄国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大家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稻草上。她父亲是个犹太牧师，可是罗丝却不是虔诚的教徒，因为她发现父亲的祈祷并不能给家里多弄来一张床。她常常半夜醒来看见她母亲，一个食品店主，正在火炉上烤面包。

她不愿母亲如此辛劳，因此6岁时就在店里帮忙了。那时哥萨克人经常攻击犹太人，流血事件时有发生，这也是影响她­性­格形成的另一原因。

布朗金一家无力供孩子们上学，罗丝从未见过教室里面是什么模样，但她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学会了读和算术。受母亲的影响，她坚信求别人是件可耻的事。13岁时，她靠辩才为自己在莫斯科一家布店谋了个职位。16岁时，这店就由她经营了，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管理着五个大男人。1914年她与伊萨多。布鲁明克结了婚并把他送到美国，以便日后跟着移民过去。可终于没能成行，大战爆发了。在1917那个绝望的冬天，欧洲遍地烽火，俄国岌岌可危，她登上了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在中国边界上，她被一个俄国士兵扣下了，她没有护照。B夫人告诉这个士兵她正为军队采购毛皮，并保证回来时给他带一瓶伏特加。就这样她穿过满洲里到了日本，然后设法在一艘运花生的船上弄了个铺位，6个星期后，她登上了西雅图。

1919年她和丈夫在奥马哈定居下来。尽管身无分文，她还是把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接过来了，一家人住在一起。伊萨多经营着一家当铺和旧服装店。

为了多赚点贴补家用，B夫人把地下室的家具卖掉了。她不会说英语，就让正在上学的孩子们教她。

1937年当她44岁时，一共攒了500美元。于是她在法南街租了一个店面，就在巴菲特家杂货店往东一个街区。她起的店名叫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期望有大发展。我们从她那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张坚毅的脸，黑黑的头发，挽着髻子，下巴结结实实的。她的经营方式就是她的座右铭：“价廉，不欺。”

大公司认为她的卖价太低，不可能维持业务，于是拒绝供货。可B夫人是个­精­明的投机者，她会坐火车跑到芝加哥或堪萨斯城，那儿的像马歇尔。菲尔德这样的零售商会以比成本稍高一点的价格把余货卖给她。当她实在没有货时，就把自己的家具搬出来。有一次，她那已长大成|人的女儿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快把放小孩玩意的那个柜子清理出来，我这儿有个顾客。”

当她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他们嘲笑地拒绝了，从此她对“大腕”恨之入骨。唯一使她维持业务的就是她的意志。她天天工作，从不休息。而且她发现她的业务对中产阶级很有吸引力，她称他们是“可爱的英国人”。当B夫人有货时，这些忠实的顾客总会带着现金来。

1949年，莫哈威克地毯厂把她送上了法庭，控告她违反了公平贸易法。

厂主莫哈威克的地毯最低价为每码7.25美元，B夫人只卖4.95美元。“那又怎么了？”法官问，官司不了了之。第二天，法官来到内布拉斯加家具世界，买了价值1400美元的地毯。

第二年，B夫人付不了供货商的帐了。有个好心的银行家给了她90天5万美元的贷款。为了生存，她孤注一掷，她租了个大厅，三天内进了价值25万美元的家具，并发誓永不借债。就这样，当她57岁时，愿望实现了。

她对雇员很严厉，对她的家庭成员也不例外。“你个没用的废物！”她会大喊大叫，“你这个笨蛋！懒鬼！”只有她绅士般的儿子路易才能使她改变。路易和他母亲一样­精­明，不过态度温和多了。当推销员来的时候，B夫人会狠狠地杀价，路易则反而加点价。B夫人会把帮手们解雇掉，路易再把他们雇回来。“妈妈很强硬，”路易说，“可我喜欢软的，甜的。”伊萨多死后，路易继续留在店里。不论B夫人说什么，路易总是甜甜地回答：“妈妈，你懂得最多。”

B夫人的方法十分简单：成批购进，尽量减少开支，有钱就存起来。她的卖价常常只比成本高10％，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如果有对年轻夫­妇­来了，手上钱不多，眼泪汪汪的，B夫人虽然清楚地记得每件货的价格，也会只要成本价，以后这对夫­妇­就会常来。

家具世界成了一切典礼的最后场合，婚礼、孩子出生或升职后，人们总到这儿来。在B夫人的店里买过家具的奥马哈人以后每逢搬迁，或他们的孩子搬迁时总会再来。年岁渐高并没使B夫人放松一下。有一次龙卷风把屋顶吹掉了，她还是继续营业。还有一次商店失火，她就给消防队员送了几台免费电视。B夫人从不度假。“我从不撒谎，”她说，“从不欺人，也不轻易许诺。这给我带来好运。”

苏茜。巴菲特与布朗金一家关系不错，沃伦从她那儿听说了这家装扮了半个奥马哈的商店。巴菲特上任不久就想买它，可B夫人拒绝了，说他出价太低。

被拒绝只能增加巴菲特的兴趣和决心。他密切关注着这家商店，看B夫人是怎样击败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的。70年代早期，巴菲特和作家亚当。史密斯在城里开车兜圈的时候，巴菲特指着这家商店滔滔不绝地给他介绍起来——业务量、使用面积、营业额等。

“您为何不买下它？”史密斯问。

“正在筹划。”

“噢。”

“总有一天我要买下它。”巴菲特说。

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路易和三个儿子正经营该店。B夫人则是董事长兼地毯部的全职老板。巴菲特听到她想出售的消息后，先去拜访路易——先打听一个价格并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听懂B夫人那口音极重的英语。

在购买之前，巴菲特先查了家具世界的纳税记录，上面写着它每年的税前利润为1500万美元。他没做例行检查，没有查帐，也没查存货、应收货款和财产目录。一般的美国人在花6000万美元时肯定要看许多报告。巴菲特的行为在现代社会可能有点奇怪，不过与J.P.摩根的观点不谋而合——商业中要看的主要是人。巴菲特说，如果他信不过布朗金一家，为什么还要与他们合作呢？

常常有人忍不住问巴菲特，事情就这么简单吗？回答是他有化繁为简的能力。在这笔生意之前，他在1982年的报告中写了“求购声明”，给出了他的购买标准。他允诺尽快对开价作出反应——“一般只用5分钟。”巴菲特的意思是他不会拖拖拉拉的。当然这机会也是他有兴趣的——布朗金的商场自然是这样的机会。

家具世界是全国最大的，年营业额达1亿美元。在奥马哈的同行业中，它的营业额就占了2/3，这个比例也是其他地方的最大商场无法相比的。因此，一些如迪拉德（年营业额4亿美元）这样的连锁店也不愿在奥马哈卖家具，免得与B夫人竞争。巴菲特可能会说，她拥有奥马哈家具市场的“收费桥梁”。

家具世界的生意如此红火，它运沙发的卡车上都不敢画上标记，免得激怒其他城市的商人。“如果有人做梅塔格洗衣机的广告，她就把它撕下来，贴在自己的梅塔格洗衣机上，”巴菲特吃惊地说，“与她竞争可就小鬼见了阎王。”

购买家具世界那一天，巴菲特的弹子球玩友唐纳德。丹利也在奥马哈。

吃过牛排晚饭后，巴菲特带着他逛了逛家具世界，详细地讲述了布朗金一家的不平凡事迹。另一位参观者，好莱坞制片人诺曼。利尔说：“沃伦对B夫人的崇拜就像个小孩。他提到B夫人时就像小孩提到自己的祖母一样。”

由于巴菲特自己无意经营该商场，也不想监督过多，他想找一个“跟我差不多”的经理，好让商场开业那天就步入正轨。 B夫人正是这样一位自觉、自律的理想人选，理想得像个虚构人物。巴菲特提升后的年薪是10万美金，他付给B夫人30万。平常他提起她时就像提到个“英雄”。

他肯定知道B夫人就像他的翻版，虽然有些地方不如，总的来说还是很像的。这不是她的习惯（她90多岁时还每天工作10～12小时，从不休息），也不是对贷方不信任 （面积43顷的商场并未抵押）。巴菲特说：“她500块钱起家，结果把别人都打翻在地。”这只是她的唯一目的。《奥马哈世界》——赫拉德采访她时问她最喜欢哪部电影，B夫人说：“太忙了。”问她最

喜欢哪种­鸡­尾酒，回答是：“没有。喝酒的人会破产。”那么爱好呢？“开车去窥探一下竞争对手的情况。”

一个去过B夫人家的记者说，她的起居室就像个展览馆。情侣座椅、玻璃咖啡桌，各种玻璃和黄铜雕塑排得整整齐齐，像在商场里一样。灯罩上挂满了价格标签。B夫人不常呆在那儿，也从来不玩。“我不像其他富人，”

她说，“你没钱的时候，富人们对你很粗鲁。我忘不了这个。”

作为一个未受教育的移民，她认为巴菲特写的东西都是些又复杂又无用的蠢东西。她对“弹­性­”这样的商校贸易术语完全不懂，但她告诉巴菲特她的现金平衡，连一分钱也不会错。奇*shu$网收集整理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商校讲课时说B夫人对贬值和利率增长的理解“比所有在场的人都深刻”，尽管她不认得这两个专业词汇。他认为，B夫人有一种本能，她能抓住自己熟悉的东西不放，这点与巴菲特自己也很相似。（由于巴菲特的推崇，纽约大学授与B夫人“荣誉商学博士”称号，获此称号的还有联储主席鲍。沃克和花旗银行第一执行主席沃尔特。克里斯顿。）

有位客人在星期天下午拜访B夫人时发现她正在工作。她穿着毛衣和细纹衣服，篮子里放着块地毯样品。她有极好的幽默感和记忆力，绘声绘声地讲起那天她在莫斯科看见沙皇的两个女儿的情景，不久她们就被杀了。

当看见一个少­妇­正对某块地毯指指点点时，她马上像电动老鼠一样地跑了过去。脸上带着警惕、近乎怀疑的表情。

“39块钱。很漂亮。”

“我已有蓝­色­和粉红的了。”少­妇­迟疑地说。

“这块与什么颜­色­都相配。”

B夫人开着小车去柜台，那儿的女售货员正在给一位买了地毯还没付帐的人打电话。

“挂了，” B夫人说，“让他见鬼去，让他自个害臊去。”

那个售货员还想试试。

“挂了！跟他讲什么劲儿！”

电话那边正在抱怨颜­色­不好，售货员不得不听。

“我一生诚实。跟她说‘再见’，然后挂了。这小子这么滑头，会得癌症的。”

要不是她脸上凸起的血管，她一点也不像90多岁的模样。她的菜谱是水果和蔬菜，每天5点钟起床，也不锻炼，双腿还能走路，她完全健康。也许这是巴菲特最羡慕的一点。

他一想到生病 （或死亡）会迫使他放弃工作就受不了，他还经常开玩笑说将来要显灵来管理公司。 （他总是幽默地表达自己最担心的事。）人们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的，B夫人这种情况多少是个安慰。在给股东们写报告时，他把B夫人的年岁与自己的联系起来。

我想，她的日子不多了，最多还有5至10年的时间。因此，我说服董事会制定了100岁强制退休的政策。（时间会证明：每过一年，我会觉得这个政策愚蠢。）

B夫人的脾气越来越粗鲁，这是她的缺点。她与两个孙子们关系很糟，他们将来理所当然会是商场的经理。其中一个罗纳德。布朗金受够了祖母的责骂，他们都不说话了。布朗金家这些事对巴菲特来说无关紧要，因为家具

世界还在赚大钱。

巴菲特对布朗金一家如此满意，结果伯克希尔又买下一个家庭商店：奥马哈的波珊珠宝店。波珊的情况真是闪一次电打两声雷。48年前B夫人的姐姐和姐夫丽贝卡和路易。弗里蒂南买下了这家小店，他们是往西冒险逃出俄国到了拉脱维亚。现在波珊已成为全美销售量第二的珠宝店，紧随纽约的蒂法尼之后。与家具世界一样，它的宗旨也是薄利多销，当然珠宝的利润会比地毯高得多。

巴菲特认为，这两家商店有着相似的活力，它们都有让竞争者走投无路的护城河。（巴菲特对竞争的厌恶可以从《布法罗新闻》报事件上看出，这是他的特点。）不论谁要同家具世界较劲都得有足够的投资并打一场持久战——这条齐脖深的护城河使别人想都不敢想与它竞争的事。

巴菲特站在家具世界的柜台旁，看着他们打个电话生意就成交了，心里十分兴奋。他常带着外地的客人来参观B夫人的商场，甚至为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提供客车，好让股东们来看看这家商场。一定程度上，家具世界已代替红砖建造的新贝德福德纺织厂，成了伯克希尔公司的象征。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玛特15个月内为巴菲特赚的钱就相当于纺织厂19年赚的钱。

这种比较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哈撒韦是个集团而家具世界是个实体。人们分不清集团与集团的区别，最终消费者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巴菲特苦笑地开玩笑说，从未有人去服装店买一套“哈撒韦”生产的条纹西服。

B夫人巨大的营业额使她很少把钱投在存货上，而纺织厂要花钱。每当有工厂提高规格时，伯克希尔和其他什么集团也都得跟着提高。因此，没有人能得益，没有护城河，各个企业都得花同样多的钱。

尽管巴菲特很清楚这一点，有时他还忍不住想，再投入点资金，情况可能就改观了。70年代中期，他又买下一家纺织厂，在汉普郡的曼彻斯特。账面上看，这次收购便宜到掠夺的地步，而事实证明这是个灾难。回首往事，巴菲特认识到纺织业其实是个陷阱。

单个看，每个公司的资本投资决策都是有成本效益的、明智的；可总的来看，这些效益相互抵消掉了，是不明智的 （就像观看游行时，人人都踮起脚尖以为能多看到点什么一样。）

越来越多的股东问他为什么还办纺织厂。巴菲特解释说，本集团是当地的一个大雇主，工会也很合作，至少他还能得到点利润。他认为肯。察思也很忠实，一开始就是他在经营。他提醒股东说，是察思努力经营纺织厂，为伯克希尔的发展提供了燃料。可私下里他警告察思说：“看起来工厂开始要赔钱了，我可不想这样子。”

察思继续辛勤工作——几乎像B夫人一样。他换了生产线和纺织纤维，提高了机器的规格，与工会领导的关系也改善了。 （他们知道奥马哈的老板是个吝啬鬼。）可他不能在竞争中跑得更远，竞争所需的投入好像是无止境的。巴菲特从中得出了真理：好经理在坏行业中也无能为力。关于困境中的行业也有个老生常谈，叫“变化的情况很少再变回来……”

1980年巴菲特暂停了曼彻斯特的生产并把织机数量减少了1/3.可1981年纺织厂还是损失了270万美元，成了西伯格。斯坦顿的最坏时期。巴菲特对察思说：“如果你不减少开支，我就让你停工。”可是察思竟在困境中成

功了。真让巴菲特又吃惊又后悔。

1983年买了家具市场后，巴菲特的集团松了一口气。他最后拐弯抹角地公开承认由于他崇拜本。格雷厄姆，使他长期依赖于有厂房的行业，如纺织；而忽视了像B夫人从事的这种事业。

我退出太迟了，部分原因是我受老师的影响太深，他的理论一直显得很有价值。

现在他的观点有了巨大转变。第二年，察思退休了，接替他的是莫里森一个有纺织学文凭的M.B.A球员。他申请新的资金，巴菲特拒绝了。没有钱工厂肯定要受损失。到1985年，巴菲特就把它关了。

400名员工，多数是技术熟练的葡萄牙人，获得了几个月的预先通知和新技能培训，有许多人去­干­工资少点的工作。他们要求比合同规定更高的解雇费并给一个月左右的期限，“对于将失业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其实没什么用。”大卫。利马，新贝德福德美国纺织工人工会的财务秘书，回忆说：

工会还要求与巴菲特单独会面。他冷冷地回答说，他想会面毫无意义。加利。莫里森认为：“沃伦要公平。”他的确公平，可是不慷慨。

巴菲特对这些议论很敏感。在后来对这事件的记录中他写道，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250家纺织厂关门了，伯克希尔的纺织厂也损失了500多万美元。他想，在工厂经营这么久以来他已找到一个“中间地带”，不像亚当。斯密那样不顾工人的利益也不像卡尔。马克斯那样什么都包下来。那就是，他愿意承受“一时不正常的赢利状态”，但不是“永无休止的损失”。

当然，巴菲特也有他的“马克思主义”般的心肠，不过隐藏得很深，别人看不出罢了。他想缓和一下亚当。斯密的经济原理，牺牲自己赢利率的“一小部分”——但不是完全放弃亚当。斯密。文章的论点还是抛弃斯密——抛弃资本——是毁灭­性­的。文章的反面人物是他自己，因为他按斯密的原理把钱投到纺织厂以外的行业中去了。文章还提到另一个纺织厂——伯灵顿工业。伯灵顿没有把钱分投到别处，只是盯在纺织厂上。当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大赚其钱的一年里，伯灵顿又在纺织业中投入了30亿美元的资金。它现在是全美最大的纺织公司，可这只是个令人怀疑的空名。在过去的25年里，它的股票只从60可怜兮兮地升到68.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它的投资人损失了2/3的购买力。马克思可能同意它的做法，可斯密和巴菲特是不同意的。

股东们的巨大损失是把大量智力和­精­力花在错误行业上的必然后果。这种情况可以用塞缪尔。约翰逊的马来作比喻，一匹能数到 10的马是头了不起的马——而不是了不起的数学家。

同样，经营得再好的纺织厂也不是很好的行业。

本。察思退休后住到了缅因海岸，他说巴菲特经营此厂已达10年之久，时间是太长了。他强调说，他珍惜与巴菲特在一起的经历——“都说不出为他工作是多么让人高兴”——但他希望巴菲特有所表示。“有件事我总是不明白，”他承认，“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了我。我辞职时，他说：”我记得自我走过工厂的第一天起，你对我一直完全信任。‘这就是他的唯一评论。“

工厂以后的命运证明察思关于巴菲特关闭工厂太迟的评价是正确的。设备以总数 163122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了一帮吃人死尸的乌鸦，这真是笑话。

1981年以每件5000美元买进的织机，在1985年以26美元处理掉了。但巴菲特坚持要保留在科夫街的房地产，房租给了造丝屏、乐器和数字表格的小公司，它们不会记得这儿曾有个纺织厂。BHR公司过去的总部，西伯里曾在那儿自豪地发号司令，BHR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实业的缩写，这个名字常常使人想起，曾有个大厂像艘发霉的大船一样停泊在城市南端。

14的归宿ABC

1984年，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时代公司总部，巴菲特拜访了它的总裁J.里查德。门罗。伯克希尔拥有时代公司4％的股权，巴菲特和门罗也常在一起讨论新闻媒体。而现在他们都知道，有谣传说时代公司要被接管了。

巴菲特认为自己可以帮这家杂志巨人保持独立。“我想要个白衣骑士吗？”他问。这是80年代的说法，他在提出交易。门罗说：

沃伦本可成为我们最大的股东的，而且他也同意决不脱手。他本可成为我们的一员。可当我把这个意见带到董事会时，他们问：“沃伦。巴菲特是谁？”

时代这样的公司可能以为自己是有免疫力的。“情况还没到最糟的时候，我们还不至于夜不成寐。”门罗写道。可不久公司就发现自己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免疫力。瓦那通信公司出了一个刻薄的价格要兼并它，那样时代公司的平衡表就得重写了。时代可能会成为一个反面教材，告诉人们在兼并的年代自我毁灭的经营会造成什么后果。事后门罗对巴菲特的提议感慨道：“我们没抓住它真是大错特错。”

门罗和其他人都会发现，戏剧­性­的变化随时随地都会发生。10年前在第一波士顿的一家不起眼的公司里，有四个人策划兼并和购买，现在就会有一家拥有110人的公司落入圈套。现在的兼并步伐加快了。1975年华尔街的交易量为120亿美元，1984年为1220亿。投资银行家一直被认为是最沉稳的人，现在则招来许多嫉妒和憎恨的目光。他们年轻、富有、穿着整齐而且喜欢用军事术语来作比喻。这吓坏了美国上了年纪的总裁们。

一个世纪来，华尔街应企业当事人的申请提供资金。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华尔街上的中间人掌握了主动权。美国则只为他们提供弹药。杰克塞。奔汉首先开始用大宗债券恶意­操­纵股市猛跌，投资者只有接受他的叫价，不管有多高。从这点看，80年代与过去的投机时期是多么类似。实际上，原来提倡迅速转手市场理论的弗雷德。卡尔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总裁，劲头十足地推销起杰克塞的大额债券来。

当然，华尔街的投机并不陌生，对兼并热也很熟悉。但华尔街的结构变了。500家公司现被如养老基金会和信托基金会这样的职业股东所控制。它们的叫价一向很高，左右着市场。过去，主要股东对某家公司 （至少是好公司）的承诺能有力地防止它被接管，现在这种承诺支持不了半杯茶的功夫。

钱皮恩国际集团总裁安吉。塞尔抱怨他的股东变动如此频繁，他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了。

巴菲特的观点也变了。他曾站在股东的角度来看待这条街，现在步入中年，他的观点也与公司总裁们——如迪克。门罗和安吉。塞尔一致了。他提防股市­操­纵者，提防他们会给董事会带来的危害，小心翼翼地对待接管风带来的价格猛涨。再一次，他觉得华尔街投机时期一样走得太远了。可他这次不想洗手不­干­，他很想做几笔大买卖。

他是在1985年2月26日开始玩这种大游戏的。在华盛顿的那几天他接到了汤姆。墨菲的电话，他是大都会公司的主席，也是巴菲特的朋友。

“伙计，你可能不会相信，”默菲开场了，“我刚买下了美国广播公司。

你快点来教教我怎么付账。“

托马斯。R.默菲与巴菲特一样，他父亲也是政治家，是布鲁克林的法官。

他曾把汤姆介绍给托马斯。杜伊和阿尔。史密斯这样的客人。默菲的童年过得很愉快，他去乡间避暑，到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再后来进了哈佛商校。他的同班同学吉姆。伯克（后来成了约翰逊＆约翰逊的董事长）认为默菲是天生搞政治的料。他高个，秃顶，和蔼可亲，自然不做作，招呼别人时总爱称“伙计”。他辞去利弗兄弟公司的职位后，在哈德森谷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年薪1万的工作，管理奥尔班尼市一濒临破产的超高频电视台。

哈德森谷这个小公司的节目连退休了的老修女都爱看。1957年它设法买下另一家电视台后，开始向社会集资，股价72美分。几年后默菲搬到纽约，住进一个用褐石建造的办公室，任命丹尼尔。伯克 （吉姆的弟弟）为他的副手。他们紧密合作，默菲负责制定战略和交易，强硬的伯克负责具体管理。

这家公司现在叫做大都会公司，已逐渐发展成一个广播、有线电视和出版业的帝国。但它的风格却与规模很不相称。默菲和伯克有着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办公室却十分简朴。大都会公司没有自己的大楼也没有社会雇员。默菲十分节俭，有一次粉刷奥尔班尼的总部时，他只让刷朝着大街的两面墙，对着哈德逊河的那两面不用刷。他和伯克的共同智慧再加上节俭的作风，使大都会公司一直获利非浅。

巴菲特是在70年代早期认识默菲的，他知道不愿在总部浪费一点颜料的人正是他这样的人。1977年代表伯克希尔买下了大都会公司3％的股票，但在股市上经营一段时间后又卖掉了——后来巴菲特说他这么决定 “真是疯了”。同时默菲和伯克开始每作大决定时都先与巴菲特商量。有一次华特。安纳伯格准备卖掉他的出版帝国中的《电视导报》和《瑞辛。富日报》，巴菲特说：“默菲，我们各出一半买下它怎么样？”他到比佛利山见安纳伯格，开价10亿美元，但被拒绝了。他们不得以而求其次买下了斯维森­奶­昔公司，就像两个被10亿美元烧得烫手的人。巴菲特仍然希望成为默菲的伙伴，他说默菲和伯克这两个搭档是全美最成功的。

巴菲特对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兴趣也不止一两天了。60年代后期，ABC已同意转手给国际电话电信公司，但司法部不同意。这桩生意流产时，巴菲特正在太平洋股票交易所。他对芒格的助手说：“要知道， ABC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股票交易者手中，每个人都有控制它的机会。我手头要有这笔钱就好了。”70年代他买下了ABC的一部分，1984年又买了一部分，当他接到默菲的电话时，他已拥有ABC2.5％的股权。

默菲对ABC也同样感兴趣。它的地方电视台是摇钱树，全国电视网更是价值连城。1984年后半年，联邦通讯委员会想兼并ABC成为唯一一家电视机构的意图已是路人皆知。默菲马上拜访了莱昂纳多。H.戈登森——79岁高龄的ABC的创始人和总裁。他们在纽约的ABC大楼会面。“莱昂纳多，”他说，“我不想被你从39层扔下去，可我有个想法。”戈登森没有把他踢下去，因为他知道ABC已被一群玩股的人咬上了，如果他们成功了，就会把他用毕生心血营造的公司拆成碎片。如果他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方，默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至少他可保持公司的完整。

两天后巴菲特就和默菲与伯克在纽约会面了。

巴菲特的措辞很谨慎：“想想它可能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

默菲和伯克马上就明白了。虽然大都会公司拥有像《­妇­女时装日报》和《堪萨斯之星》这样的报纸，圈外的人对它知之甚少；默菲和伯克也像隐士一样

不为人所知。现在默菲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爱在上班途中去圣百奇克大教堂）要和坐着超长高级轿车的电视网经理们共事了。

默菲认为巴菲特的第一个念头是“个人公式”。他要继续前进。

巴菲特担心还有个默菲和伯克都不曾想到的问题：如果大都会公司买了ABC，华尔街的食物链会把它自己也卷进去。

“那我们该怎么办，伙计？”默菲问。

“你最好有头900磅重的大猩猩，”巴菲特说，“一个拥有大量股票的人，是不会不顾价格高低随便卖出的。”显然，这个人必须富有、忠诚。

“你愿当大猩猩吗，伙计？”

巴菲特后来说，直到那时他才想到自己的作用。可当时他还能想到别的大猩猩吗？伯克认为其实他自己一直在琢磨这件事。默菲刚一建议他就举出了两个障碍。

大都会公司在布法罗有家地方电视台。如果伯克希尔成了它的股东，按照FCC的法律，电视台与《布法罗新闻报》不能并存。巴菲特说他不能卖掉报纸。“我把毕生­精­力都投进去了。”他强调说。于是默菲同意卖掉电视台。

第二件事更棘手。还是由于FCC的法律，他不能同时参加《华盛顿邮报》和大都会公司的董事会。他对《邮报》情有独钟，与格雷厄姆一家的交情也非同一般。因此得慎重考虑。

他们分手了。巴菲特飞回了奥马哈，左思右想之后，他认为不当《邮报》的董事但仍持有它的股票，他与《邮报》的关系不会改变。

算好之后，当天晚上巴菲特给默菲打了个电话。他提议由伯克希尔以每股172.50美元的价格买300万股大都会公司，这是当时的市场价，（原先只有72美分。）默菲立即同意了。就是说巴菲特将以5亿美元买下大都会公司18％的股票，是他最近与B夫人交易额的8倍，也是他第一次在传媒业的投资 （《华盛顿邮报》）的50倍。大都会公司则靠伯克希尔输的血来买ABC.（巴菲特的朋友比尔。瑞恩取代了他在《邮报》的董事职位。大都会公司要想兼并就得卖掉其有线电视系统。按巴菲特的提议，它卖给了《邮报》。）

可是与ABC的谈判遇上了麻烦。负责电视网的是在第一波士顿的副总裁布鲁斯。沃莎太。这位头发散乱的矮胖银行家想要再高点儿的价格。当卖方时他是很­精­明的。大都会公司出的第一个价是每股 110美元；由于沃莎太的讨价还价，默菲和伯克很不情愿地把价格提到118美元——是ABC最近市场价的两倍。沃莎太还是贪心不足。3月12日，默菲脚步沉重地来到第三大街斯卡登。阿普斯雷特的摩天大楼告诉ABC的律师约瑟夫。弗朗，大都会公司准备放弃了。可弗朗不让他走，他说情况还有救。

那天下午，双方在斯卡登再次谈判。对方是一群80年代的知名人物：弗朗50年代就开始玩小股票了，现在每一次兼并都离不开他。他的朋友，防守专家现在代表大都会公司与他交涉——他们是兼并场上的老对手了。沃莎太则带来了ABC的一群银行家。（由于巴菲特和芒格的反对，大都会公司没有投资银行。）双方展开了冗长的交涉。

但谈判主要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的：巴菲特对沃莎太。麦克。马拉迪，ABC的财务主任对这两人的对比感到吃惊：一个来自中西部，温柔，土气；一个出生于布鲁克林，更年轻，开朗自信。沃莎太发现与巴菲特谈判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他开开玩笑，使气氛显得很轻松。但双方的差距还有1亿美元。沃莎太的语气强硬起来了，他强调除了收现钱外，还得保证ABC的股东

有购买大都会公司股票的权力。换句话说，沃莎太希望有保持公司部分股份的权利。“我们想，如果巴菲特如此­精­明——他买为什么我们就卖呢？”沃莎太回忆说，“我们不愿同意。”

巴菲特完全不同意。他说的不多，大意是他也讨厌卖股票，他在年度报告中一直批评这种做法，这都成了伯克希尔的习惯了。沃莎太反驳说ABC的股东仍有权得到点利益。他带着ABC的人离开了房间，谈判进入了死胡同。

当他们回来时，巴菲特说：“我想将来我会后悔的。”他宣布沃莎太可以获得这个权力。ABC一方愣住了。现在双方得算算这个权利值多少钱了。

沃莎太他们开始用计算机处理一大堆数据；大都会公司则由巴菲特来算。他只是心算了一下。

巴菲特已经省下了一笔银行投资费用，沃莎太省得更多。芒格对此不大感兴趣，巴菲特则不同。他对ABC的期望高了一点——他想成为最大的股东。

他预言得不错，后来他的确后悔了。

巴菲特给大都会公司的价格是利润的16倍，这在格雷厄姆眼中是高不可攀的。他向《商业周刊》承认：“本对这个决定也不赞成。”巴菲特把赌注押在默菲和伯克能从ABC的电视台榨出油水，增加利润上。可事实上他没机会了。股票不断上涨，伯克希尔要发展，巴菲特要大的投资；小投资是毫无效果的。除了石油外，与ABC35亿美元的交易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兼并。

这个纪录并没能保持多久。紧跟着又发生几起交易，许多都是不怀好意的。投资银行也放弃了传统的方法，效仿起过去的委托人来。企业也从小沙丁鱼长成了大鲸鱼。华尔街成了战场。

套利者也获得了相当的荣誉。他们把自己看作小大人物，至少是小股东。

巴菲特做了这笔大生意的同一星期里，《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登出了T.玻姆。比根斯的照片，他称自己是“根深蒂固”的企业家的对头。像他这样的报业企业家没什么明确的目的，他不能买下企业后再进行改造。他只是买下足够的股票，使企业维持不下而被兼并——然后自己从中谋利。

兼并方的总裁也不高尚。许多总裁 （用股东的钱）来贿赂套利者，让他们离开，然后自己好安心工作。甚至一些大公司，如沃尔特。迪斯尼 （被桑尔。斯坦伯格敲榨），也被迫多付了一笔钱。还有些公司如菲利浦石油公司被卡尔。伊坎盯上了，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显得不起眼，于是大举借债，使自己的平衡表里显得一团糟，免得真的被那伙坏蛋弄糟了。

这种奇怪的游戏为巴菲特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听到好几个总裁说自己已是四面楚歌。于是他突然产生个念头，想让伯克希尔当一下托儿所阿姨，因为它的老板素有稳定和不乱指挥的声誉。不用融资它就可以采取行动，因为一个绝望的总裁如果既不愿被套利者牵着走也不想采取贿赂这种自杀行为，他很可能会走第三条路——把公司卖给巴菲特。这么想着，巴菲特在他的报告中常常提到伯克希尔是个避风港：“对合适的行业和合适的人，我们这儿是个安全的家。”

1985年秋天，机会来了。斯科特＆费兹是俄亥俄州一家无名气但不小的联合企业，其业务范围从世界百科全书到柯比真空吸尘器不等。它在华尔街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984年，董事长拉尔夫。格比想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买下它的控股权。这个价格，只比市场价高5美元。投机商出价53美元，以为这已是最高价了。两周后，投机商伊万。波亚斯基叫价60美元。这个魔鬼已靠与杰克塞的联系发了一笔横财。当然人们不知道，波亚斯基是玩了非法

的股票秘诀，（他会因此蹲班房的。）这只是华尔街暴发户现象的一个缩影。

长着大脑袋小身材的施亚讨厌为波亚斯基­干­，但波亚斯基坚持要400万美元的“放弃费”。施亚拒绝了——而问题很棘手。波亚斯基现在捏着他7％的股票，可能会卖给另一个买主。

施亚又凑了一笔钱，出价62美元，可计划失败了。更糟的是，这么一来股票就跑到像波亚斯基这样的短期投资商手中去了。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公司卖掉。施亚现在能做的就是抢在他们前头找到一位买主。他有幸于1985年夏天得知利尔兄弟——哥哥斯蒂芬，34岁；弟弟朱歇尔，29岁——掌握着6％的股票。这弟兄俩是新一代投机者的代表，他们的股票不多而债权不少，就这样他们已购买了一串小公司。现在施亚说服他们控股权有着无尽的威力。于是兄弟俩也关注起斯科特＆费兹的前景来。拉尔夫。施亚真是撞上80年代了。

巴菲特也在觊觎斯科特＆费兹——他也买了不少股票。该公司现在的资金利润很高，而且世界百科也正是巴菲特渴望的出版业。 （他从小就读过它的出版物。）看到施亚在报纸上猛登广告后，巴菲特认为时机到了。10月份他发出了一封短信：“我们现拥有25万股。我们对贵公司印象一直很好，并不会做不友好的交易。如果您有意寻求买主，请给我打电话。”

对施亚来说，这是天堂来的福音。他同意在芝加哥与巴菲特和芒格会面。

他们一起共进晚餐。第三天早上，即10月23日，巴菲特开价每股60美元，现金支付。施亚提出了两个要求：1.这是实盘；2.没有“放弃费”。正式交易中这种要求是对投资银行提的，但巴菲特没有投资银行。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让施亚起草合同去。一个星期后，巴菲特以3亿1千5百万美元买下了又一棵摇钱树。

巴菲特的现金是从另一宗交易中来的。那也是在10月：菲利浦。莫里斯高价购买了通用食品。作为最大的股东，伯克希尔从中赚了3亿3200万美元。

“我并不高兴。”巴菲特唱歌般地说。他的股票又创纪录了，每股2600美元。

那个月《福布斯》的10亿富翁排名中就有巴菲特的大名，同时还有山姆。瓦尔顿、罗丝。贝罗特和哈利。哈姆斯利。

接管别的公司明显地给巴菲特增加了财富。但尽管他赢利颇丰，他还算不上这个交易时代的代表。与代表人物罗纳德。O.贝罗曼相比，他还是显得与这个时代不相称。

这两人的购买欲都很强，对公司的判断也很敏锐。作为投资者，他们的品质也很相像。贝罗曼运用技巧较少，他是以钱铺路。他目光长远，但从本质上讲也是个金融家而不是管理人。有一次接受《福布斯》的采访时他说，他一个星期要读十份年度报告。

另一方面，咄咄逼人的贝罗曼不做不太友好的交易；巴菲特则不然。贝罗曼只对控股权有兴趣，这一点也与巴菲特不同。他们的最大区别是，巴菲特只以公共公司的股东身分参加交易，而大多数的交易人则是靠内部渠道（如各种收费）赚钱的。

贝罗曼就是靠把《电子­色­彩》、《迈克安德鲁斯》和《福布斯》的其他股东排除在外的方法给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他的开价十分不公平，而且每次交易总得打官司。巴菲特同意作为控方 （他的朋友比尔。瑞恩）的专家证明贝罗曼有罪。比尔拥有MacAndrews和《福布斯》的部分股票。当时参与诉讼的一位律师说，巴菲特说贝罗曼在“敲榨股东”，贝罗曼坚决否认。最后

官司了结了，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有趣的冲突。

在巴菲特买下斯科特＆费兹的同时，贝罗曼又发明了一条华尔街的游戏规则——一旦使用就能致某家独立的公司于死地。科尼。布朗奇在《猎者舞会》上评论说，贝罗曼对拉弗龙的进攻就像阶级战争一样。这家化妆品公司的贵族经理麦克。博格里斯认为叼着雪茄的贝罗曼和它的杰克塞资本家是“开当铺”的。他粗鲁地拒绝了，说这家公司不准备出售。贝罗曼反击说博格里斯是典型的企业废物。 （博格里斯在巴黎有座房子，还有管家，贝罗曼称它为博格里斯城堡。）正常情况下这场战争显得很奇怪。贝罗曼的王牌的价值只有1亿4500万美元，拉弗龙则值10亿美元。可是由于贝罗曼通过大额债券融资，他反而占了优势。他买下了拉弗龙，博格里斯失业了。事实证明他对拉弗龙说不卖的话错了。——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买卖的。

在贝罗曼买下拉弗龙一周后， （他保留了管家和城堡），巴菲特在哥伦比亚法学院的研讨会上做了关于恶意接管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企业总裁、银行家、兼并商、买方律师——马蒂。利普顿也在其中，他在防卫拉弗龙中受的伤还没痊愈呢——和一群学者。对他们来说，接管是家常便饭。大都会公司与ABC之间的交易才过8个月，而且还没最后完成，又有5次更大的接管发生了。前一天，亨利。克拉维斯就站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董事会上扬言要买下这家公司，其中有位董事知道这不可避免，当场就失声痛哭了。华尔街的钱转手得如快之快，（拉弗龙的律师费和银行家费用就达1亿2000万美元。）经常有人跑到住宅区，不是去种满常春藤的花园里吃晚饭，而是想拜见巴菲特。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在想着拉弗龙的事，但巴菲特没有提它。他没写讲稿，谈的是喜诗糖业和他自己。自从11岁时买了城市设施的3张股票以来，他搞投资已有40多年了。从那些久远的记忆中他回忆说，当时对他来说，股东们当然是“名正言顺的老板”。

我想在报纸上读到条小报道，说我是城市设施公司的老板，并以为经理们正按我和其他股东的话办事。如果有人想买那家公司就得找我商量。

长大之后他还是这么想。如果有人向喜诗的经理开价而经理没通知他，他会觉得“被忽视了”。如果必须有人决定是否出售时，那必须是股东，那是他们的钱。像博格里斯这样的总裁，喜诗是万万不能要的。

他没有否认股东们能从接管事件中受益。巴菲特自己就从通用食品中狠狠赚了一笔。他说：“我母亲今晚不在这儿，所以我承认我也玩过股票。”

因此他也一直从这种事业中渔利。他过去曾嘲笑“护城河那边”的总裁们其实与套利者没什么两样。

可是现在的玩家越来越多了，对此他深感为难。企业总裁们现在与他在同一战线上——许多情况下还是朋友。他由衷地对玩股人的破坏作风越来越感到担忧。

我想经济达尔文主义正在起作用。只要有人出价，看不见的手就会行动起来，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几年来我一直被两件事困扰着——我不知为什么——我只告诉你是哪两件事。第一件：我知道一些经营一直很好的公司常常会被以高于实际价值许多的价格出售……

理论上讲接管有治疗作用，这种体系能剪去企业大树上的枯枝。在理想经济模式中，资产将流向出价最高的人，因为理论上他们能最好地利用这些资产。

可股市并不是理想的。即使一个很好的公司的股票，如大都会公司，价格也常常很低。玩股者就会抓住这个时机——并不是因为默菲和伯克是枯枝，只因为他们的股票不幸处于低谷。就连布恩。比根斯也抱怨说，石油接管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控制石油的成本要比在地上挖便宜得多”。华尔街今天炒石油，明天就会炒别的。在巴菲特看来，这不是企业达尔文主义而是轮盘赌局。像汤姆。默菲这样的人被别人用钱搅局而破产，那可不太妙。

另外让巴菲特不安的是，他发现接管会扰乱价格。商人就像政客，他们花别人的钱总比花自己的钱大方得多。好几个总裁都告诉过巴菲特，当公司给报销时，他们就坐头等舱，住豪华宾馆。

我还发现他们买公司时，对待股东的钱和对待自己的钱不太一样。

如果能用别人的钱，玩股者在购买公司时会花比它的实际价值多得多的钱。华尔街对大额债券的巨大胃口也提供了这种来之甚易的钱。大额债券成了一种“傻瓜货币”。（说它傻是因为买主们毫无头脑，竟天真地以贷方的方式提供融资。）不管谁借得最多，他最后都会把它存起来。巴菲特对此大为恼火。债券的问题是总有人上钩并被长期蒙在鼓里。他允许贷方引用他的话：“我个人以为，在一切都结束之前大额债券将一直存在。”

这段话对1985年的经济界刺激很大。大额债券蓬勃发展，很少听说有违约现象。投资者们在阿丽德百货、大陆航空公司、梅西和特伦普的城堡门口排起了长队，认为它们肯定会履约的。 （但后来许多公司都破产了。）

密执根大学金融和法律教授麦克。布拉德里在哥伦比亚研讨会上抗议说：“用大额（另一个意思是废物）这样的词来称呼这种赢利巨大的证券，我真是不明白。”布拉德里的观点是：这种债券的风险其实已被它的 （高）

利率抵消了，就像资信评级为AAA的债券一样，它们是不会发行坏债券的。

理论上巴菲特同意这个观点。一年前伯克希尔在购买华盛顿公共电力系统的债券中赚了一笔。 （当时它的信誉不高而且价格便宜。）从价格价值比上看，濒于破产的贷款人也是很有吸引力的；麦克。米尔根、杰克塞的大额债券代理人就是靠经营这种债券起家的。最近一段时期的大额股票很有特点：它们居高不下，尽管以票面价格发行的贷款人的资信不高，它们的价格久久降不下来，但也鲜有回升。

巴菲特尖刻地指出，这种发行人正像推销商一样赚得饱饱的。他认为接管游戏就像毒瘾，华尔街正被大额债券这个“针管”扎得麻木了。除非受到巨大挫折，它才会消失，巴菲特预言道，“它的利润太诱人了。”

所有这些都是1986年1月——大都会公司的兼并刚刚结束时——巴菲特反复思考的问题。在大都会公司的经理们按惯例去凤凰城度年假时，他提出了这个惊人的问题。他说现在有许多投资人是按“随时变化的股票”来决定是否忠实于大都会公司。巴菲特发誓他的投资决不改变，直到他死——事实上即便他死后的一段时间，也不会发生改变。

有人问我，如果我被卡车碾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一般回答说我为那位司机感到难过。我已安排好一切，如果我死了，伯克希尔也会连一股都不卖出。我会实现诺言的。

巴菲特的诺言是为了防范像贝罗曼、大都会公司比根斯或克拉维斯这样的人的。他不仅给了默菲和伯克代理他的股票的权利，而且保证他们有权限制伯克希尔卖出。他甚至连改变主意的自由也没有了。

巴菲特解释这种不寻常的经济约定说，这样默菲就可专心经营而不用担心被人袭击了。但巴菲特还有个人和职业的动机。“个人关系”在这次投资中也很重要。巴菲特对一位记者评论道：

我愿终生与大都会公司在一起。这就像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你不会在5年后卖掉他，因为我们是他的父母亲。

这笔交易的确有问题。这在交易还没完全结束时就表现出来了。电视的广告收入剧减，ABC就像自由落体一样；电视网只被评为第三位，不管是老节目还是新节目。它面临着损失垒球、橄榄球、冬奥会和两个糟糕的特别节目的转播。它的成本失控了。

巴菲特的一位朋友说：“我想巴菲特不清楚ABC是多么浪费，它的管理有多乱。”彼得。巴菲特回忆起他父亲检查各种费用时，吃惊地发现ABC光付给花匠的钱就达6万美元。伯克在谈判时也被它气派的大楼吓了一跳。墙上挂满了杰克逊。珀拉克和威莱姆。德库宁的油画。该电视网买这些画是为了应付年度平衡表。

ABC转手后一年，它的利润从原来的1亿3千的赢余变成了7000万元的亏损。要是默菲和伯克没有减少一大笔开支，情况会更糟。默菲第一次去洛杉矶时，招待所派了一辆白­色­的高级超长轿车去接他。从那以后，默菲只坐出租车。他关闭了纽约总部的私人餐厅。几个月后，默菲和伯克把整座大楼卖给了一位日本投机商，价格是每平方英尺 165美元。他们还解雇了 1500名员工。

巴菲特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没有Сhā手。有一次，当ABC为星期一晚上的橄榄球赛重开谈判时，他来到了纽约。伯克估计ABC将损失4000万元。

由于他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有魅力事件包括体育的报道，他不想再错过美国橄榄球联合会的赛事。“沃伦结结巴巴地没说明白，”伯克回忆说，“但很显然他想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巴菲特的话不多，他只是在一旁观察。用伯克的话说他就像“闻到味儿了”。当他们等待全国橄榄球联合会肯定的答复时，巴菲特闷闷不乐地说：“可能他们把我们的电话号码给弄丢了。”（他们没丢。失去这个合同是他们意想不到的。）

默菲和伯克压缩开支的本领是惊人的。可是整个传媒业的竞争更激烈了，因为现在有那么多的电视节目和报纸。收看三家主要电视网有线电视节目和家庭录像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巴菲特和默菲一起在大屏幕彩电上看周一的橄榄球赛时，巴菲特说：“画面不错吧！”默菲道：“我更喜欢看8吋的黑白电视，那时只有三家主要电视网。”

不用说，要是只有一家电视网巴菲特会更高兴。虽然他对传媒界的对手越来越无礼了，但他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在兼并的几年后，沃尔特。安那博格飞到奥马哈，就是否把他的杂志王国卖给鲁珀特默多克向巴菲特征求意

见。巴菲特建议说虽然传媒业仍是个好行业，但有走下坡路的趋势。安那博格在最好的时机退出了战场。但巴菲特自己却不想无事一身轻。

伯克认为，巴菲特为此付出了代价。大都会公司的股票猛涨到了630美元，并保持了一段时间。巴菲特非常明白这个价格太高了，“他本可卖掉的。”

伯克说。一年后股价又急落至360美元。

有位杰出的年轻金融家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菲特失败了。“沃伦有过三个职业，”这位投资批评家说，“过去他是清道夫，追求的是价值。当情况不妙时他又成了企业投资者，以合适的价格买了不少好企业。他说过：”如果我再不能以合理的价格买下好企业时，我就靠自己的规模赢利，让全世界都看一看长期投资的威力。‘我想现在的情况变糟了。这真傻。“

巴菲特和芒格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做得更好些。其一，只买不卖的投资人交税少——时间一长就是一笔可观的钱。其二，长期持股能创造不少机会，像B夫人和拉尔夫。施亚这样的人都愿与巴菲特这样的老板合作。巴菲特知道分手不是个好方法，因此他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非常谨慎。他和所有投资者一样不会考虑什么时候撤回投资，因此他在投资时非常挑剔。这与婚姻一样，多选选结果会更好。

巴菲特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卖出会使他空虚乏力（不管傻不傻），因此他对与默菲合作感到十分满意。他对《商业周刊》说，卖掉熟悉的股票就像“对妻子喜新厌旧”。这话十分有力，他的妻子早已与他分居，但他对她仍然忠诚。他在一份报告中再次使用了这个比喻：卖掉好股票就像与钱结婚——这种错误时有发生，他认为这“对一个有钱人来说，真是疯了”。

只买不卖在金融上是有道理的，但别人认为只是巴菲特的个人­性­格，是他“个人和经济上的考虑”。他有保持的癖好——股票、合作伙伴和一切可以长期保持的东西。他只在有人“发疯似地”出两倍或三倍的价格时才卖。

其他投资者，如那位年青的评论家认为巴菲特是个疯狂的家伙。但他总是靠保持连续­性­来赚钱：同一个合作伙伴、同样的股票和同一种事业。他的一生向来如此。

巴菲特还有个­性­格特点，就是尽量避免借债。1986年资产评级为AAA的爱克森公司的资产债务比为4：1，伯克希尔是25：1（一个可让清教徒安心睡觉的比例）。当时过多的债务有时不能保证经营的连续­性­，这可能比“喜新厌旧”还要痛苦——他将不能控制伯克希尔。巴菲特在凤凰城时说过，债务是金融界的狐狸­精­，是个致命弱点。

这可太悲惨了。如果某人的经营非常成功，但他有点小毛病，或者贪杯或者爱占小便宜，这就是他的弱点。金融市场的弱点常常是这种借来的钱。

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他一直对债务不屑一顾。因此他对LBO的推销商也颇有微词。他们在交易一开始时就计划退出的办法，并急着要把债务转移给别人 （通常是公众）。他说这是个“奇怪”的方法。巴菲特对投资的定义是从企业的经营结果中收益，而不是赚差价。LBO的推销人其实不能算真正的“投资者”，他们只是把资产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他们不创造价值——为社会提供必需的和有用的产品和服务。他们的利润常常只是靠把资产变成债务后能节省一笔巨大的税收。 （而要付的利息是有数的。）

巴菲特对此表示异议。因为这种人不配获得如此大的利润，而社会会因

为少了税收而变穷。他的观点很传统，在他的评论中他更欣赏B夫人的工作而不是在美林发生的那种活动——烤大饼比分大饼更有价值。他在大都会公司的另一座办公楼里说，LBO的人既不能“让牛排更美味”，也不能“让衣服更保暖更耐穿。”

你们别看伯姆。比根斯和吉米。戈德史密斯这些人一直说为股东创造价值，其实他们没有。他们只是把社会的钱转到股东手中。这样做是否合适姑且不论，它的确没有创造价值；没有像亨利。福特那样发展汽车业，也没有像里克。格拉克那样做出更美味的汉堡包来……就在过去的几年里……公司一个接一个地被熟悉这种游戏的人换了招牌。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要为政府提供的服务和财产多付一点钱。

在大都会公司的ABC，巴菲特试图组织一群不会研究这种“退出战略”

的人。ABC曾是个最动荡的电视网，在这次交易后它成了财政稳定、业务过硬的电视网。它白天播放肥皂剧，晚上放新闻，而且都是在黄金时间。与之相比，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则由于管理班子动荡和对主人拉里。茨克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不信任而苦苦挣扎。伯克认为巴菲特的投资使他感到放心舒服，要没他“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在那么严重的衰退时期，公司可能被削权而不能正常运作。它本来很可能会遭到与《时代》杂志同样的命运。现在默菲和伯克不断获得巨额利润，而且巴菲特对它的支持也使大都会公司的股价急剧反弹。

15公开与私下

当大都会公司的交易还在进行时，已有人纷纷效仿巴菲特。在奥马哈就有50人因为巴菲特而成为百万富翁，在全国则有好几百。当他去哥伦比亚商学院讲投资时，有200名热心听众被拒之门外，房子装不下了。《福布斯》称他为“神话般的英雄”。在堪萨斯城和纽约分别有人给爱犬取名为“沃伦”

和“巴菲”。毕业于斯坦福商学院的威廉。奥本德福在见过巴菲特后，辞过了麦金西公司的工作，毅然决定搞投资。钱商克里斯托福。史塔文为儿子洗理取名为亚力山大。沃伦。奥马哈的股票经纪人道格拉斯。史特里久慕巴菲特之名而无缘相见，当他妻子马莎即将分娩时，他拿了份 《财富之王》的复印件给妻子大声念有关巴菲特的章节，好像要以此胎教提高未出世儿女的智商。

到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价已突破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已把一个小纺织厂的碎渣变成了黄金，股票翻了167倍，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只翻了一倍。整条华尔街对他却是又敬又怕。当他告诉范妮梅的主席大卫。麦格斯韦说他对他的公司进行了投资时，麦格斯韦激动得想跑到窗前对外大喊：“沃伦。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福布斯问：“他真高兴成这样么？”头条新闻的作者称他为“迈达斯”，（希腊神，据说有点石成金术。）“巫师”，“奥马哈来的智者”和“奥马哈神”。

许多不相识的人围着巴菲特要“做生意”。一个巴基斯坦的移民要把自己的书报摊卖给他，还有个女人要卖一幢战前盖的大楼，（“你出钱我出点子，我们会成功的。”巴菲特取笑说。）最惊人的是有个从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来的人狮子大开口要1亿美元的“贷款”买农场，被巴菲特拒绝后，他竟拎着把手枪来到凯威特广场，结果被巴菲特雇来的FBI成员逮捕了，巴菲特则坐在他的桌旁纹丝不动。

尽管巴菲特很受公众注目，他私人生活还是保持很平静很平常，不像现在的总裁们。他不会事先安排时间，宁愿随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比尔。格雷厄姆（凯的儿子）问他什么时候来拜访方便时，他回答说：“什么时候都行，我没有什么时刻表。”《华盛顿邮报》的经理理查德。西蒙斯对他房间里的简朴宁静大为惊讶，这间翠绿的房子里几乎连一个牛呀熊呀什么的雕像都没有。玻璃圆顶下只有一台老式的爱迪生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一张普利策的奖状，几帧家庭相片 （有一张是本。格雷厄姆的）和一张长椅。上面有一层灰，说明这其实都是摆设。他没有计算机，没有股票终端也没有电子计算器。“我就是计算机。”他这么对采访者说。当他在办公室时，西蒙斯形容说：“看起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有时比尔。斯科特（巴菲特的交易人）探头说‘1000万美元，股价125 18 ，行不行？’电话也不常响。

与别的总裁比起来，巴菲特的时间太充裕了。“他每天的分分秒秒都很自由，他会坐在马蹄般的红木桌旁看上几小时的书，靠电话与外界联系一下 （还是自己接的），还有三条私人线路通向：所罗门兄弟公司，史密斯。巴内公司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

不管是谁先说的，第一眼看到巴菲特时的确觉得他有点天真。一个年轻的投资商西什。卡拉曼与这位亿万富翁在波士顿的里茨卡尔顿吃了顿早餐，卡拉曼发现他跟传说中的一样，当他在服务台前等候时，没人会注意他，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他吃的是整条的香肠和几个­鸡­蛋，是全美最后一个吃香

肠的人。“好莱坞制片人诺曼。利尔在奥马哈机场遇到这位富翁时，错把他当成了司机。他微微有点发胖，平平的脸上戴着副玳瑁眼镜，头发稀疏，没怎么梳理，手里拿着车钥匙，只有杂乱的眉毛显示出他独立的个­性­。

作家亚当。史密斯发现“这位获得巨大成功的美国佬有点怀旧”。这位亿万富翁自己开车，自己管家，住的房子也是1958年花了31500美元买的。

他就像美国神话中描写的那样，以正义和公德取胜的见多识广的老狐狸。理想的传统战胜了瞬息万变的肤浅的现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中不仅有著名的钱商马里奥。加贝利等人，还有爱荷华州休克斯的专栏作家埃皮。莱德勒和a.k.a.安。兰德斯，他们与巴菲特一见如故，且为几百万普通的美国人提提居家过日子的建议。巴菲特则是华尔街的意见专家。

到80年代中期，巴菲特追求平凡而被人大吹大捧，真是有趣。赞扬他的文章常以“噢，是沃伦。巴菲特”和“一个吃玉米的资本家”这样的话为标题。里面讲的是他自我批评的明智和朴素的生活作风。他朋友卡罗尔。卢米斯在报纸上写道：巴菲特并没有对这些报道津津乐道。但不久就证明这话错了。有人问维恩。麦肯齐——伯克希尔60年代的财务主管——他的老板有什么变化，他说巴菲特开心多了。“我从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喜欢镁光灯和引人注意。”他说。

其实他一直喜欢，只是过去别人不曾注意他罢了。他一向健谈，爱娱乐且喜欢让自己载入史册。不过他善于在采访时把自己伪装成漫不经心的寒碜模样。他总是谈自己的工作成绩；不管是与朋友同事交谈还是演讲，他都有神话自己的过去的强烈愿望。他总是给自己的过去穿上点糖衣，像要使它更完美一样。巴菲特的高中同学丹利还记得他，丹利的第一台弹子球游戏机是他自己买的。而巴菲特后来说是他们合买的。大学时代的鲍勃。鲁塞尔回忆他们的排名表“男孩排行榜”是用铅笔写的，巴菲特说的则冠冕多了，说它是公开印刷的。

巴菲特的自传中没有夸大自己的成功，反而删了不少自己的雄心和打算。比如说，他说自己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书是因为与本。格雷厄姆太要好了，而不说是哈佛开除后决定去第二好的大学念书。同样地，他说自已放弃在格雷厄姆—纽曼的职位去奥马哈不是“为了当头儿”；他与伙伴之间也只是亲人般的劝告和恳求。这可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当奥马哈《世界先驱报》报道巴菲特从纽约回来时，他的伙伴们赶紧努力工作了三星期。他还说让他充当汤姆。默菲的“大猩猩”是默菲的点子，而他自己对此的努力也众人皆知。

好像他有点想把自己的成功说成是上天的安排，而不是他一生努力追求财富的结果。

其实朋友们最喜欢他的一点是他十分谨慎、认真，他从不心不在焉。诺曼。利尔说：“他一生都给人快乐，他没有缺点。”这种印象也是巴菲特充沛的、少年般的活力造成的。他不很正式但不“马虎”，坚定而不无动于衷。

巴菲特能把一些普通的乐趣变成享受。有一次《纽约杂志》报道说他“大口地喝百事可乐，因为他喜欢红­色­甜食”。巴菲特过去在奥马哈的邻居唐。凯奥——他曾拒绝与青年巴菲特一起投资——凑巧读到了这篇报道，他被激怒了。凯奥现在是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他给巴菲特写了封信，提出要让他尝尝“神的玉液琼浆”。几个来回后，巴菲特同意试试这种新“红­色­可口可乐”

的样品，然后就是试用。“他对红可口可乐有点上瘾了。”凯奥说。实际上他一天喝5瓶， （不要百事可乐了。）而且常常小孩一般给凯奥写张条子说

他有多开心。据一位来访者说，他的办公室里塞满了土豆片和“几千个”红­色­可乐的瓶子。当1986年（白宫换届那年），凯奥再次遇到了巴菲特，他认为这位老邻居一点儿也没变：“这家伙还是那样热爱生活。”

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度会议时，巴菲特的神话传说就会达到顶峰。

过去在奥马哈，只有几个股东参加在附属它的国家赔偿金公司的自助餐厅举行的这项会议。当零星有几个外地股东来时，巴菲特把会议的地点改在红狮饭店的地下室。到1986年，股东们潮水般地涌来了，他租下了粉红­色­大理石装饰的陵墓般巨大的乔斯林艺术博物馆。股东们拿着他的报告，像鸟儿一样塞满了奥马哈。其中有巴菲特的崇拜者，钱商，格雷厄姆的追随者，纽约银行家，退休了的富豪和向往财富的年轻投资人。他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短袖衬衫；有的从东部来，有的从南部来，也有来自西海岸的。相比之下，其他公司的年度会议几乎连一个股东也吸引不了，因为那是浪费时间，来奥马哈参加会议的共有450人，会议结束后，巴菲特就带他们参观B夫人的家具世界，那儿陈列着一些卖价1万美元的东方地毯。

会议本身就像是巴特尔斯＆杰姆斯的聚会。桌上放着咖啡壶，桶里装满了罐装可乐——公司的“官方饮料”。与会的95％的股东至少持有股票5年了，这种忠诚在华尔街上独一无二，其中多数人把积蓄都转到这种股票上。

他们对它如此依恋，简直到了宗教信仰的地步。巴菲特就是他们的神。他们仔细注意他的每个手势，每句话，好像可以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一样。他们都美滋滋地认为自己也有那么点荣耀——即使自己不是天才，至少他们发现了天才。这个教派有自己的教义（“格雷厄姆和多德”投资哲学），它的教徒都是些感觉良好的虔诚教徒。

他们当中有读过“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图森的冶金工程师詹姆斯。雷克，有在波卡特洛、爱达荷经营一家保险公司的罗纳德。弥尔顿，还有奥斯汀的摄影师迈克尔。奥布里恩，他是在写转让证书时认识巴菲特的。读了巴菲特的书信体报告后他买了他的股票。还有一个是杰克逊维尔的叫萨德。麦克纳尔蒂的钱商，他对巴菲特如此崇拜，于是他带着妻子来庆祝自己的结婚纪念日。

还有一个忠实者来自密西西比的蒂姆C.梅德利，是个杰克逊的财政计划人。他的妻子吃惊地问他：“你花1000美元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只为了听人讲话？”梅德利只有一股股票，“也许我是有点疯狂，”他承认说，“可你是个忠实的教徒，你常去教堂，巴菲特对我就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梅德利第一次遇见巴菲特是在梅德利的走廊里，当时巴菲特正在欢迎投资者。他头发乱糟糟的，穿着蓝­色­短便上衣，一条肥大的灰裤子，皮带眼的地方都磨薄了，看上去就像一个中学蓝球教练：一个梅德利深感敬畏的“普通人”。

当巴菲特和芒格走上讲台时，人群崇敬地安静了下来。台上放着一夸脱的红可乐，像圣餐一样。巴菲特很快地介绍了一下公司的业务情况，然后就开始回答问题。他一本正经地说要早走的人只能在芒格发言时走，他说的时候可不许。以后的几小时他们随便，无隐瞒地谈起了年度报告，回答了关于伯克希尔和业务方面的问题。

芒格扮演的是配角，他老是提起“文明”的问题，好像现在世风日下一样。在一次会议上他高谈道：“这个屋里坐的都是智慧的人。”但他不是人们最赏心悦目的人物，对他捧场的人廖廖无几。

巴菲特抢了所有镜头，他的眉飞­色­舞的玩笑一个接一个，眉毛好像在脑门上跳起了华尔兹。他喜欢看到熟悉的面孔——他认识多年的人，因他而富的人，还有像贫民道。安格尔这样的人，他现在可有了1500万美元。他对一个朋友说，他觉得自己在画一幅巨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称羡不已。也许他在伯克希尔的这种救世主般的地位正是他连一股股票都不愿卖，并把股东会开成典礼一样的原因吧！他谈到了通货膨胀，B夫人和公司的管理，并回答了关于投资，大都会公司和本。格雷厄姆的问题。还时不时用个简明的小故事来说明道理，随便得听起来像是夏天下午慵懒地在安乐椅上闲聊一样。

有一次巴菲特在大都会公司做即兴演讲，有人问他有什么管理技术可推荐的。他讲了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小镇的故事。他想与当地人交朋友，他走到村子的广场上，看见一个“德国牧羊人般狼狈的”报时员老头。巴菲特接着说：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一条狗，问道：“你的狗咬人吗？”老头说：“不”。于是陌生人弯腰拍了拍这条狗，狗扑上去，很熟练地咬下了他的袖子，陌生人一边动手补衣服一边问老头：“你不是说你的狗不咬人吗？”老头说：“不是我的狗。”故事对管理人的寓意是：问对问题是很重要的。

巴菲特总是用这种言简意赅的方式来说明问题，哪怕是在私人场合。有一次一个大力吹捧巴菲特的保险公司但自己不愿投保的人——史蒂文。格拉克斯特恩飞到奥马哈问几个问题。那是个寒冷的早晨。格拉克斯特恩在报纸上读过巴菲特的评论，现在他急着想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巴菲特穿着法兰绒衬衫和卡其布裤子会见了他，他一下子觉得轻松多了。他对巴菲特讲起了理论上的风险问题。“嘿，斯特恩，”巴菲特说，“要知道你打扑克牌时总有一个人要倒霉，如果你看看四周看不出谁要倒霉了，那就是你自己了。”

这就是巴菲特警告他不要承担他不懂的经纪人风险的方式。格拉克斯特恩觉得东道主就像那些年度报告的作者一样——说得很简单，不多，但含义深刻。他接受了巴菲特的劝告。

巴菲特的公私界限弄不清了。他的朋友也是他热心的支持者。他们常来咨询一下，要点建议。斯坦。利普西要巴菲特帮助参谋一下该怎么摆脱女友的纠缠。德克萨斯融资家理查德。雷恩沃特跑过来咨询定期的“不动产票据”

问题。1986年，雷恩。沃特举棋不定时，巴菲特警告他不要为了几个钱而轻举妄动，不值得。这事雷恩。沃特终身难忘，因为不久华尔街上行情正好的几种股票垮了。杰克。伯恩谈起巴菲特就像谈到国宝一样。“有些认识沃伦的人没得到好处，”伯恩说，“他也该给我点好处。”

每逢奇数年份，巴菲特内层——所谓格雷厄姆一伙——都要召开一次碰头大会。刚开始只有巴菲特和几个投资伙伴参加，很简朴。他们在佛罗里达棕榈海岸第二次碰头时，有个旅馆服务员对小费看不上眼，把它掷到门上了。

还有一次，富得流油的桑迪。戈茨曼跟他们一起去开会，到机场时原以为是坐头等舱，别人都说不是，窘得戈茨曼结结巴巴地说他的秘书搞错了，最后跟着大家坐二等舱。

现在他们开会可不再是这样了，参加者范围也扩大了。他们现在是坐伊莉莎白去斯科茨代尔、亚利桑那太阳谷、爱达荷这样的地方度假。巴菲特邀

请了一些有钱的朋友和夫­妇­，如本罗尔。卢米斯和汤姆。默菲。有一次他们在科罗拉多河上玩，大老爷凯。格雷厄姆忍不住说道：“我的ρi股从来没有这么湿过。”

巴菲特认为与朋友们去度假是极其开心的事。他很喜欢他的朋友，别人对他也一样。这种聚会也有种神圣的气氛，虽然与年度会议不完全一样。尽管这些朋友的事业都很成功，他们都愿意听巴菲特的安排，好像是专为他们开的庆功会一样。客人名单由巴菲特决定，只有他说让谁来才算。一个常客说：“人们显然都希望与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你忍不住会想，他会坐我这张桌子吗？”已成为音乐家的彼得。巴菲特觉得他父亲的朋友都渴望加入他的公司。坐在他那挂着约翰。列农和约科。奥诺画像的音乐室里，彼得把他们比作是一群有天赋但比不上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家。常客埃德。安德森认为巴菲特是个“奇迹般的人”。巴菲特在这种聚会上的行为很随便，说明他对这些朋友——至少其中部分人——比普通股东“听众们”熟悉得多。

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家庭和财富有责任。他们老是谈巴菲特和股票，就连走路时也喋喋不休。巴菲特的朋友经纪人马歇尔。温伯格曾建议不要在伯克希尔股价为77美元时卖出，说还会涨，当股价到了105美元时他还是这句话。巴菲特的另一名老朋友亨利。勃立特也总是人云亦云地向别人介绍伯克希尔的前景。当股价涨到1700美元时，他有点慌了，于是卖掉了他妻子的股票。

按说，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卖了，是让巴菲特安排，而不是自己拿主意的。但股价得异乎寻常地高，人们都不知所措了。雷诺兹证券公司的董事长凯斯。威林曾以40美元伯克希尔的一些股票，后来又在43美元时买了些。当股价达到50美元，他就等着价格回落了。可他等了又等……最后在3000美元时再买些。

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么个下跌法——每股跌1000美元？还是2000美元？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在一次年度会议上有这么段对话：提问者：巴菲特先生，我一直想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但不得不考虑您个人会发生某些事，我可承受不了意外风险。

巴菲特：我也承受不了。

巴菲特在家中的角­色­也很模糊。他有几次书信体年度报告是假想给他姐姐罗伯塔写的。可他们在一起时，他对她又敬而远之，罗伯塔住在加利弗尼亚，她很清楚地不想­干­涉她兄弟的事，因此在问他问题时十分简洁。

她发现他的回答绝对是“很­棒­的”，但她不像与“其他人谈话那样”与他交谈。她说，她明白“随意Сhā话”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得重新回到原来的思路上，他有专注的习惯，­干­什么都认真专一”。

巴菲特承认他在公众面前和个人生活中表现得不一样。用他的话就是在家内向，在大街上外向。这点从他的女伴中就可大体反映出来。苏茜是巴菲特多数社会活动的女伴，如在格雷厄姆他们的研究会上，在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上或与朋友们一起在纽约和加利弗尼亚度假。

苏茜也是个十分外向的人，她虽已住在旧金山略为简朴的小房子里，但也不常在家。当她的孩子们或朋友需要帮助或生病、病危时，她会二话不说地陪他们几个星期，直到事完为止。当她在奥马哈的朋友贝拉。艾森伯格，

一个爱滋病幸存者，想去看看她们的老朋友时，她什么也没说，就陪着她到处乱飞。也许是因为她到过许多地方，热衷于人口控制，包括跋涉到印度、土耳其和非洲。她自己说“我的日子是在天上过的”。她也照顾旧金山人，曾把一个爱滋病患者领回家护理。她后半生的游牧生活不是为家庭或自己的小圈子度过的，而是为所有需要她的人——包括她丈夫。“奇怪的是，”巴菲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他仍然爱她爱得发疯。”

他在奥马哈的伙伴阿斯其德也很少参加公开活动，这点与巴菲特在奥马哈时一样。她每天早上都去当地的动物园照看植物，人们可以看到她穿着牛仔裤和毛衣在那儿挖土。她和巴菲特都不常参加社会活动。巴菲特在家时，常呆在起居室边上的他的“小窝”里，那儿曾是全家人晒太阳的地方，放着他的书和文件；还有一个大电视。他的伙食也很简单，常常啃火腿三明治或是对着盒子吃香草冰淇淋，早饭也是如此。这种平静的气氛让阿斯其德觉得舒服，她的童年太不稳定了。有一次节日聚会时，沃伦的姐姐多丽丝冒冒失失地问她和沃伦到底是怎么过的，阿斯其德脸红了，说沃伦是“一起过日子的最好的男人”。

巴菲特很希望凯威特广场的第14层能安静点，朴素点，他称那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世界中心”。尽管他的公司十分富有，但共只有11个人：两名秘书，一个出纳，三个会计师，一个贸易商，一个财务主管，一个保险经理，格拉迪丝。凯丝 （一直是他的助理）和老板。伯克希尔没有律师，没有战略计划者，没有社会雇员，如门卫、司机，情报员和顾问。它没有连着一堆­阴­极­射­线管的分析仪，没有现代企业有的那些玩意儿。

这些简朴的作风是巴菲特特意安排的，为了实现他所谓的“机构机动­性­”。如果他雇了一层的贸易商，他们就会找点可做的生意；如果雇了律师，他们就会找人打官司。

一个­精­练的组织使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业务上，而不是花在相互协调上。

华尔街曾有个投资银行家长途跋涉来到这个资本主义堡垒，所见的一切令他终生难忘。他就是来自贝尔斯特恩斯的约翰。奥特，他第一次看到红狮的时候吃了一惊。与他同来的委托人准备出售一家天然气公司，当他们告诉旅馆门卫要去伯克希尔。哈撒韦时，门卫呆呆地看着他。最后他们总算找到了凯威特广场，对这座位于比萨饼对面的小楼大感惊讶。那儿屋里屋外都设有沃伦。巴菲特公司的标志。

巴菲特穿着双克马特鞋接见了他们。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他要求奥特的当事人大概介绍一下情况。巴菲特现在的模样就很有特­色­了。他紧闭双­唇­，皱起了眉毛，眉头却进入了眼镜框。听对方介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问了几个问题。天然气业的经济问题很复杂的，它要受法规的制约，同时涉及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奥特事先曾给巴菲特寄了一袋材料，巴菲特也十分了解。

当当事人再提供一些信息时，巴菲特重新算了一下它的经济状况。奥特发现巴菲特没带记事本，也没有人跑进跑出为他提供支持数据。他唱的是独角戏。

三四个小时后，巴菲特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出了个价。这回又轮到奥特目瞪口呆了，因为一般的总裁不会进行一次会谈就出价的。 （最后生意告吹了。）

巴菲特有从杂乱无章的线索中紧紧抓住主题的天赋；他简洁的作风也为这种能耐增­色­不少。他认为太多的领导人反而会让他不能集中注意力，尽管他们可能好意、热心、聪明。他们做的许多“工作”却是不必要的。 （巴菲特的格言是：“不值得­干­的事就不用好好­干­。”）他不喜欢犹豫不决，也不

愿拉锯般地讨价还价。他的谈判风格是想好一个价格，要么成交要么告吹，一旦决定绝不改变。

巴菲特和比尔。斯科特两人负责投资的事，这在其他公司得有几十个贸易商和分析家。斯科特还不是全职工作，他每天3点钟就要下班去练波尔卡舞。所有情况下，都是巴菲特安安静静地自己研究，自己做决定（当然也与芒格通通电话讨论一下）。与这么个一个半人的班子相比，具有相当规模的哈佛大学基金会的职员超过100人。

巴菲特最重要的职员要数他的助手兼秘书格拉迪丝。凯丝。她把所有的来访者拒之门外，声音单调地回答着各种问题。

财务主管维恩。麦肯齐是内布拉斯加的弗里蒙特本地人。他身体瘦小，有一双蓝眼睛，对巴菲特忠贞不二。自60年代以来，麦肯齐从来没有要求巴菲特加薪。“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他也不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我错了。”

麦肯齐­干­巴巴地说。（巴菲特在六七十年代给他的薪水极少，但到了1986年，他拿到了19万8千美元）。

自70年代早期麦肯齐从新贝德福德回到奥马哈以来，巴菲特从未在他面前大声说过话，也从没表明过自己内心想法。“如果我觉得可能会伤害他，我就不说。”麦肯齐说，“但巴菲特是这么内向，我想与他谈那些也不可能。”

这群忠实的同事中没有谁像巴菲特这么聪明。他们也不来打扰他的宁静，巴菲特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但话不多，就像与他的朋友们一样。除非有客人来，他才单独进餐，叫秘书去麦当劳订餐。 （“要一个1/4磅的，带­奶­酪和法国烤鱼。”）巴菲特曾与几个儿子谈起父子兵的想法，可惜他没有什么配角空位。芒格说幸好伯克希尔的几个部门和喜诗糖业的头儿们，不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具体地看，“没有谁”想过要与巴菲特一比高下，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巴菲特曾收3个徒弟，丹尼尔。格罗斯曼，是个生于奥马哈的年轻网球明星，得过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学硕士学位。格罗斯曼不愿谈这次经历，但据同事们说，他看起来，不能适应这儿的工作强度。最可能是因为巴菲特是个缄默的导师，没有目的是不说话的。奥马哈的一个律师是这么样评论巴菲特的：“马达总是不停地转，在那儿工作没有解析头脑是不行的。”

我们不知道巴菲特希望与格罗斯曼如何合作。彼得说：“这是父亲第一次试着找一个接班人，可惜不如意。他不知该怎么做。”巴菲特从不给职员们布置任务，也不用他们帮忙。“如果丹尼尔是想看看他怎么工作，学习点经验，这在那儿是不可能的。”巴菲特的女儿说：“你什么也看不见，所有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那儿常常是巴菲特坐着沉思或看看文件、书什么的。

格罗斯曼终于放弃了，不过他成了加州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1986年，巴菲特破天荒买了架二手福尔肯飞机。与其他公司的飞机比，这架有点寒酸，花了85万美元。但这已是他一直反感的公司的臭架子了。他在年度报告中的某封信中提起了这架飞机，戏谑地报怨它“太贵”，“太奢侈”了。但不管他怎么不喜欢买飞机，对这架飞机还是十分钟爱的。其实这不算改变作风，他只是飞到天上图个更清静而已。他曾对朋友说他现在旅行得更多了，其他顾客也都认识他了。他们常向他打听市场上的事，而这正是他痛恨的事。

巴菲特古怪的行径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投资商，但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好的管理人。他处理抽象的问题和数据比处理实际的具体问题强得多，他总是

很谨慎地避免与别人一起处理事务。

到了1986年，他管理的已是一个大集团——一件他从没想过的事。伯克希尔现有保险公司、蓝筹、喜诗糖业 （一家银行）、《布法罗新闻》报、家具世界、世界百科和斯科特＆费兹，一个小钢铁厂和其他资产。

巴菲特严格限制自己的作用来弥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他只做一些大的决策。他常说一个人不需要“一大圈的能力”，但“知道圆周在哪儿很重要”。

他对自己的不足也很有自知之明。在管理上，他指挥大家合唱，自己却不跳舞。（他对B夫人就没什么“建议”。）有许多经理常会­干­涉过多而造成许多麻烦，巴菲特的简单作风使他避免了这个问题。

巴菲特从不要求下属的单位经理们预报赢利情况，（计算机模拟是靠不住的；它常做一些“错误的­精­确”预报。）也不安排会议，（喜诗糖业的董事长查克。霍金斯有20年没来奥马哈了。）更不把他的伯克希尔“文化”强加于人。受过哈佛训练的斯科特＆费兹用的是全副武装的现代企业工具，预算，计划等等；B夫人用的则是……另外的办法。但他们对巴菲特都同样感激——他允许他们自主地经营，很少过问。

没有人像我这样，将来也不会有，不管是各宗教派别还是刚刚招兵买马的NBA球队等。

我们买下一家公司后仍让原来的主人经营。

从这点看伯克希尔是个很奇怪的集团。它简直不像个现代的机构。现代社会是个专业化的社会，它其实是制造了对专业化的狂热。这也正是为什么历史学家长篇累牍地写法国波拿巴的鞋子尺码和现在的橄榄球队员比库利奇总统时期多的原因。在各企业，人员逐渐增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橄榄球教练和企业领导们都害怕承担责任，或不敢做大的决策。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结构上就像亚瑟王的会议。权力集中在两层，执行负责人和巴菲特本人。巴菲特雇佣执行经理（有权解雇他们），他控制他们的资金出入。他的第三个不言的工作是激励他们，其中如斯坦。利普西是他的朋友，但有许多不是。

拉尔夫。施只是通过工作需要与巴菲特认识的。他每月给他交一份财政报告 （巴菲特要所有的业务细节，其实他自己也记得。）有时施给巴菲特写一份介绍情节，让他觉得他在管理。一个月左右他们再通过电话交谈一次。

但施必须打电话，因为巴菲特从不给他打。施有相当广的自主权，这在别的地方是想都不可想的。

当施计划重新组织世界百科的销售经理时，虽然巴菲特表示怀疑，但还是让他放手去­干­了。这次变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销售量降了20%，“这种事绝不会有第二次了。”施让步说。巴菲特还是没有说他。

这次事件中的感召力是不可轻视的。除了每年6月30日和12月31日施必须把利润上交到奥马哈外，他觉得业务就是自己的。按传统他可以像自营者一样长期经营他的业务。与所有伯克希尔的经理们一样，他都有可能获得加薪（只有巴菲特和芒格除外，他们的工资固定在10万美元）。但施还受到了巴菲特的个人激励。用他的比喻说，就像小孩汇报成绩一样，他不愿给巴菲特带去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