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由于一直在上学，他父亲怕耽误他的学习，很少让他下地­干­活。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文弱书生”。对于他来说，第一次­干­筛沙子这样的重活真有点吃不消。

­干­了一天的活，我的手已经磨起了好几个血泡。但是我不敢放下铁锹，怕被人瞧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偷懒；也不敢叫痛，这点小痛是不值得叫的，不就是铲铲沙子吗？等磨出茧子来就好了。如果父亲在天有灵，可以看到我的话，一定会很伤心，他的儿子本来是应该上大学的，现在却在像犯人一样在“劳改”。

不知道在天上父亲过得怎么样？还用着用不着卖命似的的­干­活，就像他活着时的那样？天上有没有大学？如果有的话，学费会不会也是很贵呢？不过还不知大父亲有没有进天堂，据说自杀的人是要进地狱的。若是父亲果真下了地狱，就真的天理不存了！

天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眼前还相信它的存在，现在我开始怀疑它了。如果有天理的话，父亲也不会死了，我也不会当犯人了。

这是我­干­了一天的话之后所想的。

“小伙子没有­干­过这种活吧？”这时我身边的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善意地问我。

“呵呵，”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叫二毛，怎么称呼您？”我想和他认识一下。

“你姓徐。”

“那我称你徐大哥算了。”我想这样叫起来亲切一点。

“好吧。二毛，我看你像个学生，怎么不读书了？”忘了说了，由于对于眼睛保护不利，我还呆了一副五百度的眼镜。

“本来今年我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就放弃了。”我并不想把父亲的死说出来，“反正在家呆着也没事­干­，就进城寻思着找个工作，听说城里挣钱容易”。

“哦，原来是这样。现在上大学是不容易，学费高的吓人。没钱根本不行。”他深有同感，“穷人是没法活了，在村里靠种那二分地连老婆都养不活，我想着也是进城找个工作，挣点小钱，不过城里的钱也不好赚，你得天天提防着城管（人员）、联防队和警察，还要受城里人的歧视。像我们这种从农村出来的，又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简直是猪狗不如。光是这证那证就得花不少钱，还被赶得到处跑。有时候我就想不通，你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活在一个国家，为什么咱村里人到城里就要办理暂住证呢，有身份证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人和人就这么不平等？为什么有理没处去说？你说还有没有公理可讲？”

“说实在话，我也想不通这些，”我想了一会说，“前天晚上我进的城，晚上没有地方睡，就在公园的椅子上凑合了一晚，昨天早上那些人说我无证睡觉就要抓我，我和他们解释说我不是暂住，也不知道要办暂住证，我才来，即使要办也不可能半夜去；再说我又不是犯人，他们凭什么抓我？可是没有人听我讲道理，不容我多说就打我，他们说“就凭老子身上的这身皮”就可以抓我，于是我就被抓到这里了。讲公理？没门！”

“是啊，和这一帮黄皮狗没法讲理。自认倒霉吧。”

“你来多久了？怎么被抓到这里的？”

“我来了半年多了。我每天靠卖点早点——就是煎饼果子之类的东西——挣点钱。在郊区和别人合租了一间房子，暂住证也办了，可是昨天当我正准备收摊回家时，在路上就被他们拉住了，不由分说就把我的摊子砸了个稀巴烂，他们人多我不敢动手，然后他们也是和我要暂住证，我就给了他们，你猜他们怎么着？”

“怎么着？”

“他们说我的暂住证是假的，不容我申辩就当场撕掉了，然后就把硬把我抓到这里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的暂住证是不是假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我是在派出所办的。他们就是故意的。”

“是啊，我也有暂住证，也被没收了，说是过期了。我是前天才办的，这么可能过期呢？”这时一个接了徐大哥的话茬，“他妈的，遇到这些‘土匪’就这能自认倒霉！”

“是啊！”我和徐大哥不约而同地说道。然后就都沉默了。

星星不知道都哪里去了，天空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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