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导游说，到目前
为止，对于烛台地画，比较
流行的观点有三，一说是外
星人所为，二为寻宝图，三
为祭海神用，至今无定论。
对这些难解之谜，人类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总会有人想方设法甚至穷其一生要去破解，精神可嘉。其实，有些谜，让它永远成为谜，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的。船行约1个小时，抵鸟岛海域。老远就看见往来飞去成群的鸟，唧唧喳喳的叫声不断。鸟岛由南岛、北岛和中岛及6个礁石岛组成。其中北岛最大，面积为64公顷，距海岸11公里。沙漠绿洲“月亮湾” 2008年12月3日摄帕拉卡斯（Paracas）半岛上的鸟岛(Islas LasBallestas)码头 2008年12月3日摄晒太阳的海豹在和游客打招呼 2008年12月3日摄210 岛屿高处堪称鸟类的天堂，生活着600多万只海鸟，以鸬鹚、火烈鸟、鲣鸟、鹈鹕、海鸥居多，有一种企鹅为当地所特有。其中一个海岛上有一相对平整的坡地，上面的海鸟黑压压一大片，密密麻麻几乎覆盖整个岛屿。光是岛上积聚着的鸟粪，每年达10多万吨，这些优质肥料，使鸟岛俨然一座天然化肥厂。100多年前，初到秘鲁的华侨，许多在此以采鸟粪为生。几百万只鸟密集的栖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上船前，导游提醒，最好戴上帽子，否则空中飞翔的海鸟随时会“扔”下鸟粪。同船的人戴帽子的不多，大家戏称：能被鸟粪击中，也算是“中彩”了。实际船上的人后来好像也没谁“中彩”。说是鸟岛，其实岛上还栖息着许多海豹、海龟、海豚、海狮等海洋动物，尤以为数众多的海豹最为抢眼。他们大多栖息在岸边，或较低处的岩石上，有的在晒太阳，有的在水中游水嬉戏，个别胆大的海豹，还游到游船附近探头探脑。整个鸟岛上，海狮、海豹低沉的吼叫声，此起彼伏，与海鸟的鸣叫声交相辉映，煞是热闹。秘鲁政府十分重视鸟岛的保护，已专门成立鸟岛自然保护区，岛上设有监测站，游客被禁止上岛活动。帕拉卡斯镇码头附近有几排商铺，兜售贝壳、海洋动物牙齿和动物标本等旅游纪念品，还有几家“CHIFA”，生意也很红火，显然都是靠鸟岛旅游发展起来的。其实真正“中彩”的，是帕拉卡斯镇——几百万只海鸟，引来了游客，带动了当地经济，这当然是海鸟自己所不能知道的，但“中彩”者一定是高兴的。211烛台造型（一说像仙人掌树）的大地画 2008年12月3日摄走马观花巴阿秘之十七国际旅行最好找当地老外做导游方 20天的旅行，走了3个国家，跨越葡萄牙和西班牙2个语种，跑了12个城市。先后接触的7个导游，都是在当地打拼的中国人：两个北京人，一个吉林人，一个广东人，一个福建人，一个浙江人，一个台湾人。他们都很辛苦，很敬业。可是，他们的服务还是让我们不怎么解渴，对个别的甚至还有些不满意。其实，台湾和广东的那两个导游，我们是比较满意的，大家在一起相处得比较愉快。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服务比较专业，服务意识强，细致而周到。比如在巴西伊瓜苏接待我们的台湾导游，虽然年纪有50多了，但从机场一接上我们，就主动帮忙提行李，上车就发矿泉水，到宾馆房间马上主动帮忙把空调打开，一路上总是不停地介绍伊瓜苏的情况，参观伊瓜苏瀑布时，我们的眼镜都被水打湿了，他主动递上纸巾；在阿根廷的广东导游，也很贴心，即使是带我们购物，也都随时提醒我们，哪儿的便宜哪儿的贵，从不主动带我们强制购买，一旦我们个人有什么问题和难题，总是很积极主动地帮忙出主意想办法。按说，这些都是每个导游应该做到的，可是，另外几个导游即使是在这些问题上，也做得不很够。当然，这些倒在其次。出国旅行，我们最希望导游能多介绍一点所在国、所在地的情况，特别是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传说逸事等等。尤其是在非英语国家，因为语言不通，一切完全依靠导游，他不介绍，我们就啥也不知道，比盲人摸象还惨。可是，我们这次接触的这些生活在国外当导游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对所在国、所在地都并不了解，还没能融入当地社会，对当地社会以及人和事的了解和理解，比能来这儿旅行的中国人强不了多少，观念和价值判断与我们没有多少区别，不仅不能给我们多少新鲜乃至独特的观察视角，有时甚至还把不少以讹传讹的东西传播给我们。从内心来说，我觉得让所在国的本地人当导游，会比较好。虽然他们说汉语可能有些磕磕巴巴，甚至可能词不达意，但至少他是用当地人的思维和观念来认识、判断和介绍的。而外国人说中国话时的词不达意，并不丢人，反倒增加了旅行的乐趣。2006年去俄罗斯，这种感觉就很明显。在莫斯科时的三个导游，都是东北人，有一个甚至可能还是打黑工的。他们虽然生活在莫斯科，显然并不了解莫斯科，一路上絮叨的全是些我们在国内就能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再加上他们自己所做的许多演绎，连我们都能听出有许多完全是在胡诌八扯。更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有一个导游，好像是从部队退伍以后到的莫斯科，大约也没多少文化，从始至终都是在贬低挖苦莫斯科和莫斯科人，讲那里怎么差、人怎么坏，可对那些景点及景点背后的故事，却一问三不知。倒是到了圣彼得堡，接待我们的导游是俄罗斯人玛利亚小姐，算是初通汉语，对俄罗斯的历史掌故以及风土人情自然是了解的，一路几乎是在不停地介绍。她很照顾中国人的情绪，知道很多中国人对前苏联多少都有些复杂感情，所以在介绍有关景点和事件的时候，相当慎重和委婉。比如在参观冬宫的餐厅时，她讲到沙皇的一个餐桌时说，餐桌上原来镶有许多宝石，十月革命的时候，冲进来的人们把宝石撬走了不少，当然这不能叫偷，只是顺便拿走罢了。弄得我们哄堂大笑。再比如在参观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时，她问我们知道当时炮轰冬宫，用的是什么炮弹吗。我们都答不上来，过去印象里觉得应该就是普通炮弹。她说，当时用的不是真正的炮弹，是空弹，信号弹而已，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冬宫才会那么完好无损。听完我们都瞠目结舌，也恍然大悟。2001年我去泰国，导游是个泰国人。一上来就说，我名字的泰语发音是“PIGU”，你们用中文叫我“ρi股”就可以了。因为是地道的泰国人，所以结结巴巴的汉语说起来很费劲，但从泰国的历史，到泰国的王室，到佛寺僧侣、风土人情等等，都解说得很到位，大家都很满意和尽兴。按说，这些外国导游更了解当地的状况，但几乎没听到他们说出门要注意被偷被抢之类的提醒——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不想抹黑自己的家乡和国家。在国外旅行，每次遇到中国人做导游，把当地说得很不堪的时候，我就213在想：不知道到北京旅游的老外们，接待他们的那些导游，是不是也把北京说得很不堪，很乱很危险。当我们同行的几人一起谈起这些的时候，其中的一位说：即使导游把北京说得很不堪，老外也不怕呀，很多老外说不定还喜欢这一口，就想见识一下，看看你到底怎么个乱法呢！出门旅行，安全毕竟还是第一位的。但老被人提醒这里不安全、那里不方 能去，甚至有些明显就是在忽悠，对旅行的心情终归还是有些影响的；尤其是到了国外，还整天和自己人待在一起，一样的眼光、一样的观念和想法，也就失去出门看世界的意义了。想起多年前报纸上看到的一则笑料：北京胡同一哥们，从小不好好读书，在国内没考上大学，家里花钱把他送到澳大利亚留学。几年后海外归来，邻居很羡慕，问哥们他爸：“这下孩子有出息了。国外镀金回来，起码英语是过关了！”答：“嗨，什么呀，留学几年，英语没学会，倒学了一口的‘鸟语’！”214 走马观花巴阿秘之十八在南美打拼的华侨华人
走马观花巴阿秘（10）
中国人在海外的境遇，总是和中国、中国人的形象、实力分不开。在巴西、阿根廷、秘鲁，当地人对中国的印象大体停留在：是个大国，人口多，经济不发达。中国商品和中国人过去给当地人的印象并不怎么好，商品品质不高，人的诚信也不行，在当地社会中没什么地位，受到或多或少的歧视。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多次到访，展示中国和中国人崭新的形象，当地媒体为此配合做了不少有关中国现状的报道，增进了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当地人刮目相看，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也让当地华侨华人增强了自豪感。当然，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的改善，与当地华侨华人自身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这次到巴西、阿根廷，正是要了解当地华侨华人的现状，先后接触了驻当地的使领馆和主要的华侨华人社团及侨领。秘鲁据说有200万华侨华人，因不是我们此次了解的重点，故未有专门的接触。据介绍，大约在1810年前后，统治巴西的葡萄牙殖民当局，曾多次在粤闽一带招募华工去巴西从事苦力。但是真正掀起移民巴西的热潮，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以港澳台同胞为主。大陆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有内地各省份的居民移居巴西，其中尤以浙江、福建和广东人居多。巴西现有20多万华侨华人，90%居住在大圣保罗地区，其次是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地区的18万华侨华人中，台湾省籍移民大约有7万，广东省籍移民215巴西知名华人家族企业H-BUSTER公司家族在圣保罗开的中文书局，也是当地唯一的一家中文书店，书刊包罗大陆、香港、台湾的出版物，虽然顾客不多，仍坚持经营 2008年11月17日摄有6万，其他则主要是浙江和福建省籍。所从事的职业较广，除中餐馆、百货店等传统行业外，华侨华人还涉足进出口贸易、农场种植、养殖加工、超市、石油化工、陶瓷制造等行业。中国人移居阿根廷的历史大约百年，主要是来自美洲国家的广东籍人，人数也不多。1972年中阿建交时，在阿华侨华人仅700人。上世纪70年代末，方 大批台胞移居阿根廷。到80年代，由福建、上海、广东等地移居阿根廷的华侨华人大量增加。目前，阿根廷华侨华人约有6万人。他们主要居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及其近郊。在阿华侨华人从事的行业，和巴西差不多。其中超市业做得比较成气候，华人超市已占据阿根廷超市业“半壁江山”。仅在首都和附近省份就有约3000多家华人超市，全国其他地区也有1200多家华人超市，而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年上百家的速度递增。2007年阿根廷华人超市业的营业额已达75亿比索（约合24亿美元），超过了家乐福等国际大型超市连锁企业。移民遇到的问题，大体都差不多。移民到南美的中国人，技能、资金等多不厚实，最初只能从卖体力开始，生活在社会底层，自然都会面临受歧视的问题。在圣保罗和布宜，和我们见面的几位侨领，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社团的角度，谈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争取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的地位问题。阿根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陈瑞平，在福建福清出生长大，从部队退伍后，在国内跑过一段时间生意，后应在阿根廷的乡亲和友人邀请，来到阿根廷。陈瑞平在阿根廷经营的企业包括连锁超市、星级酒店及酒业有限公司等。近年来，陈瑞平还把投资领域延伸到了他的故乡福建，创办了福建安第斯门多萨酒业有限公司，在海内外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业绩。据他介绍，由于语言限制，华侨华人在阿根廷能经营的行业大体集中在三大类：超市、中餐馆和洗衣店。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华人移民数量日益增加，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秘鲁利马唐人街 2008年12月2日摄烈。阿根廷新移民中出现了一些以经济不景气、找不到工作为借口进行敲诈勒索的非法之徒，华人成为被勒索的主要对象。和陈瑞平见面的时候，他对自己曾被当地黑社会绑票、遭到毒打和勒索，一直耿耿于怀，幸亏他在部队受过专业训练，凭自己过人的身体素质和机智，总算化险为夷。为维护侨界安定，1996年1月，在陈瑞平建议下，三福华侨企业商会正式成立，陈瑞平当选首届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当地很多企业主无条件、无报酬地参加商会工作，加入到保护侨民利益的行列中。考虑到三福企业商会已具相当规模，并且近几年又来了许多新侨，陈瑞平便倡议组成福清同乡会，凡福清籍侨民均可参加，以便增加乡亲们的交流，相互提携，共同发展。随着三福企业商会和福清同乡会人数日益增多，乡亲们感觉到没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地点很不方便。很快，福清同乡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中心购置了一栋独立的三层楼房，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称福清会馆，又叫五岳大酒店，既是福清人的家，事实上也成了阿根廷华侨华人的家，在当地引起很大反响。同是福清人的阿根廷华人超市公会主席陈大明，两次设宴款待我们，细致而周到。陈大明1994年来阿根廷，凭着一股创业热忱，赤手空拳开始打拼，于抵阿一年后开了第一家超市。他告诉我们，华人超市以其迅速增长的势头，已经受到阿根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华人超市业刚起步那几年并不顺利，超市业侨胞受歧视、刁难的不少，遭偷抢的事时有发生。为维护华人超市业者的合法权益，互通商业信息，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社会，2004年4月27日，在阿华侨华人超市业者成立了阿根廷华人超市业公会，推举陈大明任主席。超市业侨胞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要与警察、税务等部门打交道时，有公会出面斡旋和谈判，可以避免诸多不必要的麻烦，公会为此设有两条紧急专线电话，为超市业侨胞24小时提供服务。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后，通货膨胀比较严重。华人超市公会与阿政府率先达成协议，最先执行主要商品降价限价政策。为此，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基什内尔在总统府接见华人超市公会代表，并签订物价协议。这一协议的签订，迫使其他大型零售集团都与政府签订了相似的协议，阿根廷物价因此得到了平抑。2005～2008年间，阿根廷前任总统基什内尔与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先后217七次接见陈大明等华人超市公会领导，鼓励华人业主在这个领域继续发展。有了这样的局面，华侨华人的腰杆稍微硬了一点。我曾私下问陈大明先生，在阿根廷挣钱和国内相比怎么样。他说，还是这边容易些，比如花40万美元投资一个中等超市，大约一年多，就能收回本钱。在巴西圣保罗，从浙江青田辗转到巴西、现任巴西华人协会会长的吴耀方 宙先生，曾邀请我们参加他们举办的一个酒会，欢迎中国画家到圣保罗举办画展。出席的有巴西当地人，还有美国、加拿大人。画展的组织者大约也是经纪人代表画家致辞，一口京腔，一张嘴却很高调：他先说中国现在如何了得，面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人拯救不了，只有我们中国才能做到，美国人也得求我们中国等等。谈到来南美办画展，他说过去中国的画不值钱，在国际上没影响，现在中国发达了，经济上去了，我们的画也被国际上重视，也可以出来办画展了云云。这些话，连我们几个局外人都觉得很不中听。好在在场的圣保罗总领事致辞时，很委婉地补了台，大意是中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发达，我们不充老大，还是要老老实实、扎扎实实把经济搞上去，把国家治理好等等。陪同我们的中国导游悄悄告诉我，幸亏现场翻译没有把经纪人的话全部翻译出来，否则太丢人了。我没有就此询问吴耀宙先生的感受。但他告诉我，随着广大华侨华人经济地位的改善，巴西华侨华人中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族群要有自己的政治地位，积极投身主流社会、参政议政，是最重要的手段。2008年就有4位华裔候选人参加大圣保罗地区市议员选举，虽然选举的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在圣保罗，巴西知名华人家族企业H-BUSTER算是经营很成功的了。该公司董事长何行给我们介绍完情况，坚持要请我们去他的企业参观。H-BUSTER总部就坐落在离圣保罗市往南30公里的圣若泽工业区，它是巴西主要的汽车音响生产企业之一，旗下有分厂3家，员工上千人，其扬声器的市场份额占到50%以上，CD机占到30%，车载DVD机也正在逐渐占领市场，2007年的销售额达到亿美元。何家祖籍福建，何行的父亲何德光是巴西德高望重的著名侨领，当年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开馆之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就由何德光亲手升起。1979年，何德光将何行的大儿子何畏和二儿子何易从中国内蒙古带到巴西，兄弟俩在巴西完成了高中和大学学业。后来，何行的三儿子何如在上海念完大学后与妻子相偕来到巴西，同两个哥哥一起胼手胝足创业。10多年前，巴西生产的汽车80%出厂时不装音响，但巴西人对汽车音响非常讲究，已有的市场，主要被日韩欧美品牌占领。1997年，何家注册了H-BUSTER品牌，并委托中国厂商贴牌生产，再进口到巴西销售，因为产品价廉物美，销售策略灵活，短短几年，H-BUSTER品牌就声名鹊起，现在已是巴西知名品牌。何行是何家最后一个到巴西的，1995年作为山西铁路系统的退休工程师，架不住孩子们的劝解，和太太一起来到巴西，为家族事业掌舵。何行给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如何依托中国，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言谈之中，他流露，和巴西社会各界包括政商界上层已建立良好的关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据说，巴西总统曾私下对他表示，“如有事找我，只要我在国内，提前一周告知，我一定安排见面”——即使巴西本地的精英，能有此待遇的，恐怕也不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袁建平给我们的感觉，是踌躇满志。这可以理解，毕竟早在2003年，袁建平就被阿政府授子“杰出移民勋章”，这可是旅阿华人第一次获此殊荣。袁建平的面色是蜜色的，很健康，但这种肤色，常常会被误当外国人。和袁建平第一次见面，他直接定到餐厅，一起吃巴西烤肉，边吃边聊。袁建平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毕业于集美财经学校。作为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他的头衔还有一大堆：中南美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阿根廷华人进出口商会名誉会长、阿根廷廷生贸易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建平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精明的头脑，而且克服了语言障碍，已能熟练运用西班牙语，特别是他在中国和平统一事业及中阿贸易方面的突出贡献，受到中阿两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1999年10月1日，他应邀回国参加50周年国庆大典。2001年江泽*席访问阿根廷，在阿总统欢迎*的国宴219在巴西伊瓜苏桑巴舞表演现场，主持人专门介绍观众中的中国游客，并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演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2008年11月22日摄上，袁建平夫妇是唯一被阿方邀请出席的华人夫妇。2000年，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访华，他是随行者中唯一的中国人。访华之后，他又随德拉鲁阿总统访问西班牙，之后又顺理成章地跟随下一任总统内斯托尔·卡洛斯·基什内尔到中国访问。侨领们打拼出的天地，确实给当地华侨华人以鼓舞和信心。方 巴西华人协会会长吴耀宙说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中国因为综合国力的强盛，对华侨华人的期望也不再是更多地要求支持国家和家乡的经济建设，而是希望海外华人在国外勤奋创业后，安居乐业，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政，自立自强，并要回馈当地社会，为居住国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转变。要知道，在国外打拼的华侨华人，确实相当不易。回归后的“东方明珠”别样斑斓绚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走马观花巴阿秘（11）
——人民网文化频道视频和文字在线访谈（2006年12月14日14:30～16:46）编者按：香港回归转眼9年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生、法治等方方面面有何变化？号称亚洲四小龙、金融中心的香港如何以弹丸之地赢得如此美誉？那里有最奢靡的夜总会，也保留了最传统的中华文化，中西文明如何得以繁荣并存？日前，资深记者朱思雄做客人民网文化论坛，谈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东方之珠”：回归后别样的斑斓和绚丽 【庐山】香港回归9年了。你觉得回归后的香港有哪些大变化？这种变化在香港人身上有哪些体现？【朱思雄】从人的角度来说，香港回归以来，港人的身份认同得到强化。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认同，确实前所未有，要知道，以前很多港人，都不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人，现在说这样话的人几乎没有了。过去港人中间的年轻人，很多听不懂普通话，更不会说普通话，我认识的不少20多岁的香港年轻人，居然从来没有到过罗湖桥，更不用说到北京、上海。现在这种局面已经改善，说普通话的多了，到内地来旅游的多了，公司招聘时，能说普通话会成为应聘者一个很大的优势。【主持人】有不少人担心香港回归后，被边沿化，特别是内地城市比如上海、深圳、广州的崛起，对香港构成威胁。现在情况怎么样？【朱思雄】香港回归以后最初的一段时间，确实有很多人担心香港可能要被边沿化。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城市的崛起，确实给香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看来，这种压力没有过去想象的那么大。香港的很多优势，是内地这些城市短期内难以比拟的。过去香港还有一个潜在223的竞争对手——新加坡，现在看来，新加坡对香港的压力也没有过去想象的那么大。【我没有方向】都说香港是“花花世界”，可惜没去过。请问嘉宾，果真如此吗？怎么个花法?【朱思雄】“花花世界”应该是一个比较陈旧的词，而且主要是带有负方 面的成分。其实香港的“花花世界”有很多娱乐和让人享受的方式和成分，相当丰富多彩。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法律的监管非常完备，一切都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香港的电视节目可能比我们内地的节目还要“干净”。你到了香港，就会感觉到这个“花花世界”有时候确实很受用。【主持人】同为中国土地和中国人，香港为何能呈现另外一种斑斓和绚丽？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和内地大不相同。你认为有哪些原因？ 【朱思雄】这应该和殖民有关。100多年来，香港建立了完备的法制，制度上的设计也很成功，和国际上的交流也很融洽，和国际接轨上应该比内地先走了一步。【爱尔兰天空】香港的很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有些方面比内地做得还好。 【朱思雄】在香港，确实有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保存得非常完整。这也是英国在经营殖民地的时候高明的地方：尊重本地的传统，但目的是为了发展，为了自身获益。我看过香港的好几处村屋，都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了，这些在内地可能很不起眼，而且随时可能会被破坏，但是香港把它作为文物古迹保存得非常好。政府安排村屋的主人负责文物古迹的管理、旅游开发，政府给津贴，获益归主人。【主持人】香港的社会文明程度如何？【朱思雄】香港的社会文明程度比较高。比如排队，在香港几乎无处不在。无论是乘公车、轮船，还是买票、交钱，大家都很自觉地排队，基本不会出现一窝蜂或者加塞的情况。在街上问路，都会得到热情的帮助，恨不得带你直接过去，不会爱搭不理。我坐公车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占两个座位，或者让自己的行李占一个座位。给老年人、残障人士、小孩让座都习以为常。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的事很少发生。倒是内地去的游客，经常因为这些事引起当地人侧目。【庐山】问个关键的问题：你眼中的香港到底是咋样的？你这本书最主要反映了些啥？香港好为啥这么快就回来？不好又有哪些方面？【朱思雄】我眼中的香港就是“东方之珠”，我非常喜欢。香港固然好，但是和我没什么关系，它的很多优势我用不上，我的优势在那边也发挥不出来。所以我要回来。【强国仰泳】香港的廉政公署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他们的监督机制如此奏效？【朱思雄】香港的廉署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70年代成立以来，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威望。廉署只对特首负责，所有公务员和公营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在它的监管范围之内，可能也是因为有一些办案的“特权”，所以有比较高的效率。但是，他们行事的所有方式，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也受到严格的监管。廉署机构里面有一个防止贪污处，这个部门非常有意思，它负责给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就各自制度设计上进行考察，从中找出可能导致贪污*的漏洞，提出建议，而这些机构必须根据廉署的建议修正和落实。私营机构只要提出要求，廉署防止贪污处才可以就他们的制度设计甚至规章进行考察，提出建议，是否落实，由私营机构自己决定。这是对贪污*所建立的一种防范机制，非常有效。通过具体的个案，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防微杜渐，这方面的“功课”，他们做得很足，也很到位。香港记者 敬业精神让人敬佩【深情依恋】朱思雄，很感谢您能给我回复！您当初是代表人民网的港台频道过去的是吗？在那边报道新闻，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啊？与香港的记者相比，您觉得压力大吗？您觉得相比之下，两地记者之间各有什么优劣势啊？您说香港的记者待遇不高，那待遇具体如何啊？【朱思雄】不是代表人民网的港台频道过去的，我是在香港的一家本地媒体当记者。在香港当记者确实很累，压力非常大。但是香港记者的敬业精神很让我佩服。香港记者的待遇在当地的专业人士中不能算高的，一般记者都是年轻人，主要是跑街，干几年之后，基本都转行了，或者干编辑，或者办文化公司或者公关公司。【我爱丽江】对香港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最初到香港和客居几年以后感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您喜欢那个地方吗？225【朱思雄】我对香港印象最深的是自由，心灵的自由、精神上非常放松。比如单位很少开会，就不会觉得累。如果是真正的港人，他们在自我实现的方面确实有相当大的空间，只要你努力，社会也会给你提供很多条件，人际关系相对也简单。我很喜欢香港，但是香港不适合我，因为我在那里举目无亲，如果我再年轻一点，我将更有信心在那个地方发展。现在看来不方 行，还是内地好。【白玉兰】 你说在香港举目无亲，所以回来了，但是在北京，难道你举目皆亲吗？是否文化的差异导致，像你这样一个记者，如果到香港工作，生存空间有多大？【朱思雄】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有，但主要是我个人的感觉。我在那边没有资源。在那边做记者的，到了我这个年龄几乎没有了，香港记者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有精力、有活力，可以满街跑，我不能这样。对我来说，如果到香港工作，记者是不能干了，当个作家还行。但是，在香港当作家要暴富很难，特别是如果像内地这样以当作家为生，日子会很难过。【主持人】香港的传媒状况如何？据说记者很八卦，都有娱乐至死的趋势，内地好像在这方面大有青出于蓝的架势，你觉得呢？ 【朱思雄】内地的娱记和香港的“狗仔队”确实有一拼。但是香港“狗仔队”的影响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他们的很多做法，内地的娱记和其他的记者，目前还难以达到他们的“水平”。尤其是最近几年，香港“狗仔队”对艺人的骚扰，引起香港传媒界提出“新闻自律”。确实有很多人认为，香港传媒的社会责任感相对要差一些，内地传媒的责任感源于记者的自律和有关部门的有效管理。【文学大王】很好奇，你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是咋样的啊？现在内地大多数人都觉得生活压力太大，活得很疲累，即使不为功利名声忙碌，也整天要为生存压力奔波，像这样活着有啥意思呢？香港的节奏更紧张，可看他们好像没内地人累啊？你认为呢？【朱思雄】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所以都得为生存去奔波。香港的节奏确实更紧张，也确实感觉没有内地人那样累。因为从生存的角度来说，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你的努力和你感受到的压力，都是你成功的前奏，都是为了你自己。如果不想累也可以，那就永远没有成功。累并不可怕。【阿信2】朱思雄你好,你认为北京会超过香港吗? 【朱思雄】北京和香港两者没有可比性，香港是一个商业城市，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城市，只不过目前香港的国际化比北京要强一些。要说国际化都市，香港现在就是，对北京来说，这还只是一个追求的目标。【文学大王】目前，住房、医疗、教育是内地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这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关，那香港在社会保障方面情况如何？香港的社会保障对内地有哪些可以借鉴的？ 【朱思雄】“新三座大山”在香港如果说有，只有一座，那就是住房。医疗和教育的社会保障非常完备，不会有人因为没钱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即使是住房，没钱也没关系，政府会提供廉租房，只是空间相对狭小，但生存没有问题。如果想改善，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一般也可以达到。一个普通员工工作一辈子能够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算很成功了。当然这个房子是属于比较宽敞、舒适的。应该说，教育、医疗这些社会的基本保障，内地应该可以做得更好。现在的社会对这两个问题反弹比较大，确实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这跟政府的财力大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只要实行有效的管理，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新三座大山”完全可以推翻。【幸福在路上】请问您觉得大陆和香港文化最大的差异在哪？人们的价值观理念有何不同？【朱思雄】香港的文化从最根本上讲还是中国文化，但是，被殖民之后，殖民文化、西方文化也在那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港人的价值观念“拼搏为享受，成败靠运气”，说的很明确，也很功利，*祼。实际上，这种观念也已经深入内地。人生哲学：拼搏为享受 成败靠运气 【文学大王】哈哈，老师好．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内地来发展，你觉得原因有哪些？是不是也说明香港的竞争优势正在减弱？你觉得当代香港年轻人身上有哪些特点？【朱思雄】香港的就业压力确实很大，比较而言，内地的就业机会要多得多，香港年轻人到内地来发展，除了制度上、观念上有差异外，其他的障碍不大。如果能够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资金、项目，内地何乐而不为？香227港年轻人来内地发展的多起来，并不能说明香港竞争优势在减弱。商业社会的人，哪里好找钱就去哪里。【布拉尼顽石】请问香港人下岗的多吗？他们怎么看待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内地大还是香港大？他们“仇富”吗？ 【朱思雄】回归以来，香港的失业率应该说一直保持着一个香港经济方 能够承受的范围。香港人失业和我们内地人下岗不完全是一个概念，香港人即使失业了，生存的保障是绝对有的。香港的贫富差距比内地大，但是“仇富”的不多，因为他们的人生哲学是“拼搏为享受，成败靠运气”，成功的人士都是靠自己的努力，社会也给你提供这种机会和保障，即使处在社会最底层，在仰望富豪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敬佩。【相爱如何】请问嘉宾，香港的交通有北京这么差吗？ 深受其害者问【朱思雄】香港的交通管理水平确实值得北京学习，香港也有堵车的时候，主要集中在上下班时间，也主要是在港岛上。但是，香港岛那么一片狭小的地方，堵车不会堵死。香港马路上的车经常都是飞快的，司机的守法意识比较强，比如，在行车过程中，很少有司机会中途随意地变线，在远离红绿灯路口很远的地方，汽车就已经走在该走的道上，不会为了赶时间、赶路随意超车，变来变去。因为有秩序，所以也带来效率，交通状况相对好得多。【还是个好人】您认为香港的大学和内地的相比，有什么优势吗？ 【朱思雄】香港的大学国际化比较彻底，他们和世界各地的联系比较密切和通畅。【虎皮金兰剑8009】嘉宾，去香港的手续复杂吗？我们老百姓过去玩大概要准备多少银子？ 【朱思雄】现在手续非常方便，凭身份证、户口本就可以去办理。旅游的花费中路途、住宿是大头，在香港购物，很多名牌价格确实比内地便宜，常年打折，而且货真价实，有钱就多买。【碧芽春5009】香港人士过圣诞还是春节？他们怎么过年？【朱思雄】圣诞是香港最隆重的节日，可能在世界上香港的圣诞节都算是最丰富多彩的。春节也过，相对要冷清一些，而且过春节的人很多老家都在广东、福建等地，都离开香港回老家了。春节那几天街上人烟稀少，但是这两个节日，是香港公众假日里时间最长的两个，都是3天。过春节的香港人也一样贴春联、写挥春，也吃团圆饭，大致和内地差不多。【小轩窗绿藤萝】香港人还喜欢金庸吗？【朱思雄】喜欢金庸的人更多的是在内地，我身边的香港人提金庸的不多。【文学大王】香港的富人，很关心社会公益事业，比如成龙大哥。可内地的富豪在慈善方面鲜有建树，那你觉得内地的富裕阶层和香港的富人之间有哪些差距？内地的富豪是不是在文化和素质方面应该向香港学习？【朱思雄】内地的富裕阶层基本属于“先富起来的”，属于暴富这一类的比较多，富起来的时间也不够长，所以他们对公益事业的关心上，确实还很不够，或者也是顾不上。跟文化素质没有必然的联系，香港富豪这方面的素质也不一定高到哪儿去，但是他们在这种社会氛围里面，从他们自身的事业发展出发，需要他们倾注很大的精力和财力，向社会倾斜，以谋求一种类似内地现在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在香港无论是富豪还是普通的市民，比较而言，他们的心态都比较平和，没有我们这么浮躁。图文网址：香港：自由的天空方 ——《人民日报》社驻港记者朱思雄谈香港回归这10年(人民网2007年6月28日14:00～15:25)编者按：1997年7月1日，历史将永远铭记。那一天，中华民族的百年国耻得以洗刷，“东方明珠”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时光飞转，岁月如流，而今我们迎来了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10年。10年间，两地同舟共济，交流融合，香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可以说，1997年至2007年是香港经受种种考验的10年，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成功推进的10年，也是香港书写新的辉煌篇章的10年。为此，人民网特别推出系列访谈，邀请《人民日报》社三位驻港记者吴长生、朱思雄、王尧做客强国论坛，以“香港回归：那一夜这10年”为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讲述他们驻港期间的见闻和故事，畅谈“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变”与“不变”。6月28日14:00，访谈嘉宾：《人民日报》驻港记者、主任编辑朱思雄。访谈全文【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人民网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的系列访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人民日报》社记者朱思雄老师，朱老师您好。【朱思雄】您好。在香港人们生活状态很自由，工作很敬业【主持人】朱老师和香港和我们人民网都很有缘分，去年您来过我们这里一次，当时是因为您的这本书《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香港，其实今年也是因为做回归报道，我包括外面的导播同志一起去了香港，所以看您的书更有感触，今天很高兴能和您一起聊一聊。【主持人】我们提到香港很自然容易想到自由，不管是它的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香港的自由程度令整个世界肃然起敬。您在这本书里提到了很多关于自由、关于民意的一些说法，不知道您怎么看“自由”这个词对于香港的意义。【朱思雄】“自由”这个词，在我们内地人看来是比较政治化的一个词，我们一说到这个词，首先想到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比如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往往从这个角度考虑。从辞典上看，“自由”的第一条词义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随自己意志行动的权利”，这个解释还是过于概念化和政治化。实际上在香港生活3年半以后，我对香港的自由的感觉，首先不是从政治的角度，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而完全是从作为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生存，所感受到的这种精神上的自由、这种放松。包括去年我写的《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里面所有章节涉及与香港有关的问题，以及香港和内地进行的比较，我想告诉大家的，主要是在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实践的情况下，大家精神上的放松，这是我作为一个内地记者在香港生活3年半以后感触最深的一点。【主持人】我们知道您这3年半是从《人民日报》借调到香港的《紫荆》杂志社。我看您文章里提到香港人最主要的生活方式是生活上的高度自由。可是很多人印象中觉得香港人的生活节奏非常快，他们的压力非常大，不知道您怎么看他们这种生活上高度自由，同时又追求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呢？【朱思雄】最初到香港去的人，尤其是我们内地人，如果在香港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一般会得出一个结论：香港这个城市太浮躁，节奏快。它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快是肯定的，但是说到浮躁，这是对香港比较浅的认识。当你比较深入地了解了香港社会，了解到港人的工作和生活之后，你会觉得它实际上并不浮躁。港人生活上高度自由，它的表现方式，一方面是有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从住房等有关民生的方方面面，香港给市民提供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前提，基本生活有了最根本的保障之后，老百姓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其次是工作，即使在231香港不工作，也可以活得比较有尊严，工作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放松。有了这种保障，香港人出来工作，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你有这种选择的权利。在香港，如果你想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品质，或者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个社会给你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通道，你通过自身的努力就可以达到你想达方 到的目的，不会有太多的限制或者是羁绊。因为有了这样两方面的结合，所以说，我个人感觉港人在生活上的自由体现得比较充分。到了香港以后，我感触比较深的，就是看香港人的脸，从脸上就能看出来一种安逸、闲适，也可以说是富有或者是富足，我个人觉得，香港人脸上的这种形态，比很多地方的人要生动。我妈妈2003年到香港看我的时候，我带她从罗湖坐火车，然后转乘巴士，大概一两个小时，到了我在香港的家以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地方人长得不行”。确实从香港人的外在形象来说，大多数可能跟我们内地的相比，确实不行，确实长得不好，但是你看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气质跟我们比还是有区别的。让我概括的话，香港人脸上的神态来说，我说第一个就是生动，你看不出他的那种沉重或者是灰头土脸，这种神态很少，也许他长得不好看，但是因为在这种自由的环境里，他很放松，精神上很愉快很愉悦，看起来很灿烂，这也是一种因自由而获得的一种很重要的支撑。【主持人】您刚才是说，他们生活状态很自由，其实我看您也提到香港人是非常敬业的，他们的这种敬业好像跟他们所谓自由的生活状态也并不冲突？【朱思雄】对，我们叫做敬业精神，实际上叫专业精神可能更准确。敬业精神在我看来可能是偏重于爱岗敬业，干一行爱一行，就是说我喜欢这个工作，酷爱它，不干这个不行，所以我才会拿出我全部的精力去做。其实，专业精神不是这样的。所谓专业精神，说庸俗一点儿：你干的这个工作只是谋生的一种方式，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不管你爱不爱干，但是你需要它，你需要通过它来改善你的生活，需要通过它来提高你的生活品质甚至你的社会地位，包括改善你家庭的生活环境，那么你到了这个位置上以后，你就要按照专业上的要求，按照专业所赋予的某种规范，完全按照这个规则去做。这样的话，专业对你的要求，与你对规范的适应两相结合以后，你的工作只能做好，不可能做坏，而且也不允许你做坏。这种不允许是你自己约束自己的，不一定是老板的要求，你做不好老板会开你，但是你会很自觉的，这个工作应该说更主要的是为了你自己，尽管老板有要求，实际上你也可以炒老板。我个人理解，专业精神应该还有一层意思，比方说，你是一个建筑师，想设计一个建筑，你肯定会挖空心思从艺术上、技术上，从建筑学，包括从美学的角度，花很大的工夫，每一个人，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把这个建筑的设计任务交给你，你肯定会全力以赴。但是仅有这个还不完全够，作为一种专业精神来说，你在建这个东西的时候还要考虑周边的环境怎么样，建筑物建起来以后对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影响，会不会对大环境有影响，这个建筑物确实很漂亮，但是也有可能一枝独秀破坏了整个环境，作为真正有专业精神的人，这些问题都要考虑进去。 大夫也是一样，不是你找我看病，把病因摸清楚，对症下药就完了，不是这样的。可能还要考虑你能不能承受，我怎么说病人更容易接受，不要因为你来看病增加了过多的负担。总之有很多软性的东西，提倡专业精神可能在这个方面强调得更多一些。而不是说你一定要爱这一行，爱这个东西有时候说起来比较虚。香港人的专业精神确实非常强，我印象比较深，我认为这个事情对我很有启发。在内地除了提敬业精神，今后随着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细，随着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提倡专业精神可能对我们这些工作的促进会更大。【主持人】刚才说了生活上的自由和专业，其实它的自由体现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很多，我们内地人还很关注。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不知道作为内地记者的您，是怎么看待的? 【朱思雄】香港的新闻自由，是在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下的一种客观存在，香港毕竟是实行“一国两制”，和我们内地有很大区别。从某种角度上说，它们的立足点就是新闻，也不能说完全不附加其他的因素，但是相对来说要少。立足新闻是指什么，首先考虑的是读者，是受众，是观众，是听众，这是第一需要。【主持人】他们更多考虑的是读者的需要而去关注新闻本身，可以这么说吗？【朱思雄】对，应该这么说，所以他们在新闻的取舍上，跟我们的感觉，包括操作方式上，都不完全一样。甚至于尤其是涉及政治新闻的时候，233跟我们的这种管理上的一些做法完全不一样。【主持人】那您说，比如涉及政治经济的包括新闻出版高度自由的城市，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很强烈的一种来自这个城市的人的法制意识，他们的法制意识都非常强，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鲜明的对比呢？【朱思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方 围内，随着自己个人的意志行动的权利，它是有一个权利，所谓自由，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有自己的自由，如果你违法，那法律不可能给你自由。作为香港来说，它法制的完备在世界上有口皆碑、有目共睹。有这么一个大的法律框架的监管，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因为法制太完备，会不会受很多限制，在工作和生活中可能要受到很多规避。实际上一个法制完备的社会，是对老百姓来说，对市民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比较稳妥，让你心里比较踏实的社会。人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律完备，所以人本身的很多需要满足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全感，被尊重就不说，主要是一个安全感，在这种法制完备的情况下，你就尽可能地做你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希望做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下，你就可以把你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当然前提是你有这种愿望。刚才我讲了，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干了，也可以，这个社会也会让你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吃住行等等都有社会保障。实际上我们过去讲到北欧社会主义的福利，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会不会造成老百姓都不干活了，都不工作了？其实不会的，越是在这种环境下，实际上人工作的欲望可能更强。差别在哪儿？你到底具备多少技能，你到底可以为这个社会贡献多大的力量？很少有一个人说，在这个社会有吃有喝、吃穿不愁就颓废了，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因为人的本性还是向上的，还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在这个法制完备的环境里面，你向上，你想有所作为，法制对你来说是一种保障，给你提供一个强大的法律支撑，有了这个支撑，应该说，人的自由度、一个社会的自由度可能更大，可以把你潜在的能量尽情发挥出来。我认为香港社会是和谐的【主持人】有网友问您“那一夜”,指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夜，您在干什么？这10年，您觉得香港给予了您什么？【朱思雄】1997年的7月1日，我在北京，那一夜好像是我们在一个饭馆里喝酒，一边看电视一边喝酒，当时有几个人提出来说，要喝完酒搞点儿娱乐活动，我说算了，香港回归，百年一遇，以后很难有，我们还是看一看吧。那一夜就是一边喝酒一边看了政权交接仪式，当时比较激动、比较兴奋，尽管我个人觉得，当时把“洗刷耻辱”的成分宣扬得稍微多了一点，其实没有必要把这个宣扬得太多。当然，作为中国的一块土地，终于回到了中国，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还是比较值得庆贺的事情。第二个问题，这10年香港给予了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应该说我在香港感觉到精神上的放松，使我改变了我对工作，包括对社会、对与人交往的很多观念和态度。比如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第一很少开会，也很少有人说工作上你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自由发挥的余地就比较大，虽然不能说我在那儿干得很好，但是在这种环境下，我的潜能发挥得还可以，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以外，包括写的这本书，就是在这3年半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可以很安心、很静心地写出来。有这样一个环境能够让我做一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给我的感触很深。现在回到内地工作，我在想：本职工作要做好，本职工作之外的别的事情应该以什么样积极的态度来做呢？在香港生活的这几年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在香港这3年多时间我感触比较深的，包括现在回来以后也会不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香港除了自由另外一点就是文明程度，这一点对我刺激比较大，在很多场合比如说坐公共汽车或者在商场购物，大家都自觉排队，尤其是坐公共汽车，在北京坐公交车，经常可以看见乘客自己坐一个位置，包占一个位置，在香港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这个位置一定是空着的，包都放在乘客自己腿上。如果来了乘客，看到你包放在这儿，可能心理会有负担，人家是坐还是不坐？你无形中给人家增加了负担，这是一种文明程度和文明的素质。在香港，坐自动扶梯从来都是所有人靠右侧站，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每天早上赶着上班，时间特别紧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扶梯的左边空235出来是多么重要，我可以很快地从扶梯上跑步。不过现在北京地铁里面的自动扶梯大部分时候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大家很自觉地靠右侧站立，左侧的通道是空出来的。我从香港回来以后，每当想到我在香港接触到的香港社会、香港市民的这种文明行为时，我也会时常提醒自己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我喜欢方 抽烟，但是什么场合该抽、什么场合不该抽、什么时候禁烟、什么时候不禁烟，我就要首先对自己提出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我本人自身的一个提升。【主持人】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让您找一个词形容香港，您会选择什么词呢？【朱思雄】自由。这种自由是精神上的一种自由，是一种彻底的放松。有了这种放松，就可以调动人的很多潜能，甚至于调动整个社会的很多潜能。香港被英国人占领以后就宣布为自由港，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人的精神上的自由，有了它，就能够爆发出无穷的活力。现在内地提倡建设和谐社会，香港正是因为有生活上的高度自由，当然也不仅是生活上的高度自由，我认为香港社会是和谐的。前不久香港特首曾荫权在一个发言中也提到了香港也要建设和谐香港，我相信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视频访谈就到这里，如果你有问题想问朱老师的话，我们一会儿会转到强国论坛，欢迎继续和我们一起交流，谢谢大家！【yoyo】嘉宾您好，香港人比较关注内地什么样的新闻？比如类似此次黑窑事件，香港媒体有何评价？【朱思雄】应该说无论是香港人还是香港的媒体，他们也关注内地的新闻，过去更多的是政治性的，回归以后，内地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等，他们都比较关注。关注政治性的问题还是受回归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闻自由的这种影响，他们可以做很多演绎，想象比较丰富，我们一般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像黑砖窑这样的事件，香港的媒体肯定会做比较大的报道。有一些媒体肯定会把它往政治上引导。我们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部门对香港传媒有一个基本评价，那就是：回归以来，香港的传媒生态没有大的改观。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作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可能在对传媒的宏观管理上，特区政府很难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其实没有改观也是一个正面的评价，毕竟是“一国两制”，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传媒一贯坚持的操作方式，也没有大的改观。【黄晨】尊敬的嘉宾，您好，有人说，香港是内地经济的负担，算经济账我们是亏损的，政治账我们是大赢家，请问，是这样的吗？【朱思雄】香港回归之前，香港是要给英国政府交很大一笔税的，包括香港的驻军，很大一部分也是由香港政府承担。回归以后，香港特区政府不需要给中央政府交税，驻军的费用也由中央政府承担，由此给很多人造成一个印象，觉得是内地在中央政府收回香港以后经济上是亏了。实际上，香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特殊窗口，在没有回归之前，就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回归以后，这种作用就更加明显，如果一定要算经济账，其实应该是双赢的，当然政治上我们更是大赢家。【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值此10周年之际，深刻缅怀小平同志，所谓得一人而兴邦，不虚言也，请问嘉宾如何评价小平同志的功劳？【朱思雄】在香港回归的问题上，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从一开始，小平同志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国两制”虽然是针对台湾提出的，但是，首先在香港付诸实施，对谈判的顺利进行以及最后圆满解决，功不可没。回归10年来，香港“一国两制”成功的实践，更加证明小平同志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高屋建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香港回归1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黎莘】香港回归10年依然繁荣昌盛，而且是更上一层楼，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保持维持了香港的发展？谢谢。【朱思雄】首先是香港它有一个完备的法律制度、金融管理体系等等，这些体系和制度在回归前就已经相当完备，保障了香港始终在一个平稳的尺度上运作、发展。虽然其中经历了很多风雨，但是社会的基础、制度的基础依然坚如磐石。这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回归以后中央政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从CEPA、自由行等等，从经济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撑。中央政府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要求，在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也是香港回归1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所有这些，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237【我来探索探索】让内地的老百姓轻松自由起来，并且让老百姓法律意识浓厚，你认为大陆与香港相比目前存在哪些差距？【朱思雄】应该说内地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和香港相比相对薄弱一些。我们的法律制度也还有待完善，一些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工作作风还有待提高。我们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整个社会和谐方 了，老百姓就轻松了，精神上就会更加自由。【朱思雄】谢谢各位网友，很多问题我都想回答，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我的博客和我继续交流，我的回答可能太正统，换一个场所我会给你们展示另外一种风采。再见！图文直播网址：视频网址：央视《双城故事》第三集：爱在他乡
走马观花巴阿秘（12）
央视一套《亲历·见证》栏目2007年6月29日 01:20首播央视七套7月2日20：30重播附记：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中央电视台《亲历·见证》栏目拍摄系列纪录片《双城故事》，此为其中的第三集，文字为该集的解说词和对白的全文。解说：2003年的2月1号，是癸未羊年的除夕，全国很多地方的人，都在庆祝新年的到来。在香港工作的朱思雄也回到了北京过年。朱思雄，两年前被《人民日报》派驻香港《紫荆》杂志社工作。 解说：2003年2月3日，中山医科大学传染病研究所向中国疾病防控中心报告，广东省发现一种怪病，但病原不清，具体表现为：肺部感染，高烧等，而且有家族及医护人员极易被集体传染的特点。解说：忙着庆祝新年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上面这条消息。整个春节假期，朱思雄都是在兴奋的情绪里度过的，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怀孕5个月了，为了给妻子增加营养，朱思雄从香港带回了妻子爱吃的水果。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我问她带什么水果，她说车离子，香港叫车离子，实际上我们叫樱桃。冬天么，那应该是比较少了，我说好。回来以后她问我多少钱一斤？我说30多块钱一斤，她说，那么贵？但是我买东西从来不问价的。只要想买，好就买。 解说：香港亚视的新闻主播李彤的这个春节却过得并不轻松。为了准备当年的“两会”，李彤的春节假期只休息了一天就又回到公司上班了。李彤，香港人，1993年加入亚视，时任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因为那年的“两会”是党代会之后的一次“两会”，就是换届，而且这次换届，在我自己来说，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次换届。 239解说：整个春节假期，朱思雄和妻子都在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祈祷祝福。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就是盼着孩子赶快出生，所以应该说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想法都是围绕她，怎么能让她平安地出生。解说：春节之后，为了方便照顾妻子，朱思雄把她送回了济南的岳父母方 家，然后返回了香港。他们约定，等孩子出生的时候，朱思雄一定回来守护在妻子的身边。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肯定是在我爱人身边的，不论是困难、是高兴、是幸福，至少我应该和她在一起，叫分享也好，叫承担也好。解说：随着香港和北京关系的日益密切，香港亚视每年都会派摄制组对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报道。所以，新闻主播李彤和国内的接触就越来越多起来。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以前有些部门跟我们是基本没有什么接触的，比如说公安部，记得那时候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一周两次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新闻了，那是在回归以前。现在的担心就是说（记者会）太多了，怎么挑，怎么选呢？解说：春节刚过，李彤就带领4人组成的报道小组来到北京报道当年的全国“两会”的情况，虽然往年李彤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报道过“两会”，但这次她是作为组长带领报道组来北京的，压力自然不小。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然后我还记得会还开得很快，当时想今天要找这个角度，明天要找那个角度，还挺忙得嘛。2003年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警告，表示一种新型的不知名传染性疾病正在全球扩散。在此之前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已在世界上首先观察到新型冠状病毒，证明这个病毒可能与“非典”流行存在联系。2003年3月10号，香港首次上报“非典”病例，3月17号，香港感染个例突破100例。 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然后到了“两会”的后期，我记得开始香港这边说，香港发现了一些不明的肺炎个案，好像问题不是特别简单了。我记得那时候还是“两会”的时候，大会的时候，所有的部长都会出现嘛。那时候我记得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都是我们追访的对象。所以那年我还记得突然之间把卫生部所有领导都认识了。那时候就开始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事情。3月中旬至4月1日，中国中央政府对于非典型肺炎的认识和应对措施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2003年3月26日，香港淘大花园住宅区爆发大规模SARS疫情，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共有329人受到感染，其中41%的病例集中在E座。2003年3月31日香港政府宣布对该住宅区E座实行隔离。解说：回到香港的朱思雄马上忙碌起来，因为他想在3月份把4月份的工作提前赶出来一些，这样可以让自己有更放松的心态照顾刚刚生产的妻子。但是，刚刚回到香港的他马上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首先是香港人紧张，香港本地人、香港本地的永久居民这些人紧张了。他们人心惶惶，我们也人心惶惶，弄得你比如说吃饭，饭馆里面人越来越少，逛商场的人也少了，路上的人都少了。到最后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所有的人只要是在公共场合，无论是坐地铁、坐巴士，甚至是在马路上走，每个人都戴一个口罩，你要不戴口罩人家觉得你是个另类，人家说不定还躲着你呢，当时从内心上来讲，我也很恐惧。解说：报道完当年“两会”的李彤本来还要在北京静观伊拉克局势的变化然后再对自己的行程做安排，但没想到，公司这个时候已经在催她马上赶回香港了。 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然后公司就说不行了，你回来吧，我们人手太紧张了，那时候就回来了，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好像当时已经有人戴口罩了。然后回到家，我记得，我妈就说这些口罩是给你准备的，感觉就是突然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感觉就是跟往常很不一样了。解说：这是一种能够迅速传播而且传染渠道不明的传染病，这是一种能够致命的传染病，和千千万万居住在北京和香港的普通市民一样，朱思雄和李彤也在体验着伴随这种疾病而来的各种心理变化。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但是我实际上对“非典”这种东西，这可能跟我个性有关系，我觉得可能没那么严重。尽管这种传播的可能随时都有，但是你要说每个人都可能是241一个病源，可能传播给你，那你怎么活呢，也不能这么想。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我不是特别害怕，但是我就感觉很不明朗，就好像有时候跟同事聊起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事情，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原因找出来。解说：香港、广州、北京、山西，病毒开始了飞速传播，所到之处，所方 有人的生活都因为这场“非典”疫情发生了变化，朱思雄和李彤也不例外。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非典”最严重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给我爱人家里面，就是给我爱人他们寄了很多消毒水，据说内地已经脱销了，香港也快脱销了。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我觉得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或者对整个香港来说，突然之间，好像就在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突然就学会了怎么样去做消毒，应该怎么样去做清洁，我们有句口号叫1：99，就是用那个漂白水，要用那个漂白水，每天要擦一擦，做清洁的工作。解说：2007年4月，已经被调回北京的朱思雄回到香港办事。这是他离开香港3年后第一次回来。闻讯赶来的朋友、同事都在办公室等着他的到来。当年的杂志社搬了新家，当年的同事有的还在，有的已经离开了，而朱思雄当年工作过的香港依旧繁华闪耀。 解说：朱思雄拿出了回到北京撰写的一本关于香港的书《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赠送给当年的旧同事。里面有他对香港的冷静旁观，有对香港的全新认识，也有对这里的反思和建议，当然，也包括自己经历的那段特别日子。解说：2003年4月29日，朱思雄知道还有一个星期妻子就要生产了，在香港的他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为了保险起见，也为了避开五一假期，全家做出了让妻子在30号进手术室做剖腹产手术的决定。采访 朱思雄妻子 傅丽妲是突然决定要生的，就觉得很紧张，那天晚上相当紧张，就是有些害怕吧。 解说：知道妻子要生产了，就要做爸爸的朱思雄马上订了机票，他希望能和妻子一起面对这样的人生时刻。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在我的眼里因为她小，她比我小8岁，这样的事情对她来说，对我们俩来说人生可能也就这么一次，所以从内心来说如果是我们能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至少精神上可能会更好一点。解说：那天是朱思雄要出下期杂志校样的时候，一个上午一边忙着对稿件作最后的校对，一边不停地接着来自内地的电话：妻子的、岳父的。岳父在电话里劝他不要回去，他却一直在坚持。最后，双方僵持不下。朱思雄提议让大家再放下电话想想，过一会儿再打过去。采访 朱思雄妻子 傅丽妲而且这个不让他回来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这个决定，不是单纯的他不想回来，因为他很想回来只是他不能回来而已。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没在，对我来说是一笔情债、终身的遗憾。中午确定说，应该说呢，起决定作用的是她爸爸，她爸爸说了一句话，还是别回来了，怕万一有什么事不好。解说：那天下午，朱思雄在办公室里，强迫自己专注地完成了下期《紫荆》月刊的一篇评论，抽了大量的烟，然后因为一件小事情和同事吵了一架，最后离开了办公室。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我说我确实应该回来，但是这种东西有时候不是完全你个人能够决定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也有很多风险。这些东西不是说我怕，我不怕这些东西，但是孩子或者是孩子他妈如果是有点什么闪失，这个就很不好。解说：2003年4月29日下午，香港亚洲电视台新闻主播李彤在曼谷的泰国外交部焦急地等待着。作为亚视派往会议现场的唯一一名出镜记者，李彤的任务是要采访到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代表。解说：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肺炎特别会议，4月29日下午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关于各国协商如何应对“非典”在亚洲的流行。解说：让李彤和她的同事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去参加会议的并不是之前盛传的卫生部部长，而是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采访：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243当时是挺意外的，我们去的是总理*,亲自去的，我们都在说，没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一次跟新一届的领导人接触，也就是面对面的第一次采访。那次我记得，因为新一届的领导人上来嘛，大家都不太知道采访的模式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在想是不是可以站在大堂等他啊，是不是可以去堵他啊，是不是可以去提问啊。方 解说：当时会议的情况对于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特别有利，因为当时东南亚地区也有感染的个案，而且有些个案也确实是在内地旅游之后才被感染的。李彤了解总理的压力，但作为记者，问题总是要问的。那天下午，在会议厅门口徘徊了很久的李彤不太确定到底用什么方法向*提问。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反正感觉当时还是应该问的，因为国际挺关注的。我就说这次来怎么样可以重建中国的形象？反正印象挺深的，他说我们来了，就代表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这句话我觉得印象挺深的。后来接着那两天，大家觉得原来是可以这样提问的，然后就是见到他的时候就堵他，就抢着这样过去采访他，讲几句啊，这样子。 解说：那是让李彤直到今天还比较难忘的一段采访经历，不光是因为那是她第一次接触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同时也因为他的话，让李彤这样一名普通的香港市民对战胜“非典”信心十足。解说：2003年4月30号，朱思雄的妻子一大早就被推进了产房，朱思雄安排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专门守在医院静候孩子的出世。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大概在1点左右她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她已经到医院了，鲜花也买了，还做了两个贺卡，以我的名义做的,一个是给我爱人的，一个是给孩子的。解说：这一天，香港天气晴朗，朱思雄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能一眼望到香港天平山山顶的云霄阁，手上还有必须要处理的工作，心里却惦记产房里的妻子和孩子。下午3点，朱思雄写完了那篇刊登在了2003年5月号《紫荆》杂志上的评论，女儿也平安出世了。 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一抱出来一看就马上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生了，6斤1两，3点整，很好玩，大概说了这些。杂志社的同事第一时间知道了朱思雄添了千金而且母女平安，他们相约去了往常他们经常会去的大排档喝酒、吃饭。虽然，这个时候，因为“非典”的原因，所有香港的酒楼饭馆依然风声鹤唳。同期：朱思雄平常我们这个杂志社的人很少在一块儿喝酒，尤其是说因为这种事，自己内部人在一起喝酒，不怎么喝酒，那天买了两瓶茅台，喝了，大家都在那儿喝，喝得挺高兴。那个场面搞得我还是挺感动。解说：那天晚上，他们谁都没戴口罩，然后喝得大醉。一桌子的同事，都有亲人，在北京，在疫区，他们是在这个时候不能回家的异乡人。解说：结束了关于东盟会议的报道后，因为李彤的新闻经验丰富，回到香港的她并没有被派到一线采访，而是在后方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做整体的调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虽然身在香港，但却通过他们的记者看到了更为真实的关于北京的非典新闻。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你能看到这个SARS对香港、国家、整个地区的影响，就不像在前线的时候，只能看到一点点，然而在前线有在前线的感觉，不一样。 解说：转院小汤山，无论对于北京还是香港的媒体来说，这都是大新闻，李彤在香港亚视总部和后方的同事对于如何报道这条消息出现了分歧。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当时我们觉得可能最好就作为总部来说，当然，离开人民医院最好是也有些片子，到了小汤山也有一些片子，那是最好的了。解说：作为主任编辑，李彤把自己的想法和前方的记者沟通了。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当然同事会反馈回来说小汤山是很远的，我们从这出车以后，到了小汤山怎么把东西传回来，也是一个问题，会遇到很多他自己意想不到的事情。解说：最后，李彤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作为有着10年一线采访经历的她，深知在外面奔忙的记者才能对整个事情作出整体的判断。采访：亚视新闻部助理采访主任 李彤后来我们说还是用他的方案，他先去了小汤山，就把市区这块交给了另外一个工程人员，这个工程人员还挺能干的，还能找到车队啊，反正我们想要的画面他都传回来了。先是死亡人数是零，然后是感染率零，感觉就特别245高兴。那天，我记得零感染那天还是我播的新闻，我就觉得那天播的时候大家都特别开怀。就有那个印象，就是说从那天开始，那些女主播说，我们那些鲜艳一点的衣服，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了。解说：就这样，用自己的关注和祝福，远在香港的李彤和北京市民一起度过了那10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方 解说：2003年5月30号，朱思雄的女儿优优满月的日子，朱思雄从香港回到了北京，第一次见到了女儿。采访：人民日报社记者 朱思雄第一面见到以后，我就盯着她，我就叫她优优。她就一直看着我，头转过来一直看着我，不再扭过去。然后我岳母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孩子真是奇怪，是她家里人她就真认得，其实她什么都不懂，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解说：2003年6月2日，因为报道世卫组织宣布解除对中国的旅游警告，李彤也在“非典”结束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并继续着她在“非典”之后的新闻生活。解说：2007年4月30日，是朱思雄女儿优优4周岁的生日。优优并不知道4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切……2007年4月，李彤跟随新一届特首再次来到北京，报道香港特区长官接受中央政府任命的消息。属于她的新闻生活还在继续……视频网址:图文网址:://
走马观花巴阿秘（13）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是鲁迅的名言。到了互联网上，这话被篡改为“其实地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没有路了”。两种说法，讲的都是真理。不过，对于旅行的人来说，有路无路，人多人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在旅行中，见人之所未见，悟人之所未悟。能有这样的体验，并成为一种乐趣，一直坚持下来，也能成为一条路——这些年，我差不多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一路晃晃悠悠地走来。2000年4月，我随中组部、*组织的重大典型采访团赴湖南芷江采访。忙里偷闲，当地的人安排我们去参观当地的名胜：芷江受降城、风雨桥、天后宫……当时颇有感觉。回到北京后，典型报道的文字写了近两万，时间花了很多，但现在差不多都忘了。当时有一种冲动，想写点工作之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议，并特意找县委宣传部要了一本《芷江县志》作参考，于是有了《芷江旧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副刊，不过作了很多删节，主要是芷江受降时涉及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敏感人物，不便提及。一个月后我到香港工作，顺手把原稿交给《大公报》，不久全文在《大公园》副刊发表。正是在这一次，我忽然意识到，此前我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武当山、都江堰、峨眉山、九寨沟、韶山、张家界、泰山乃至西沙群岛，还有山西乔家大院、平遥等等，特别是有一年去新疆，一次就待了一个半月，几乎跑遍南疆北疆，等等，当时还真是挺有感觉挺享受的。所叹去完就完了，除了一大堆人与人、人与风景的合影，居然什么东西都没留下。回想起来，懊恼不已。从2000年底赴香港工作开始，我便改了做派，尝试有意识地旅行，每到一地，一边欣赏，一边观察，一边收集，一边拍照，一边随手写点东西。247在香港工作的3年半时间里，工作之余，我便一直在做这种努力，并在回到北京之后的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结集出版了《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图文书。我的旅行，有着不同的机缘，有随性，有刻意，有巧合，四处漫游，乐趣多多：方 有些地方是因公务而去，看当地风景名胜在所难免。比如去黄山公干，得空看看西递和宏村；去临沂，就到孟良崮走走；至无锡，当然要寻访二泉、阿炳故居。有些虽是公务，但无具体任务，我更不想错过机会，让自己空手而归。于是就有了写福建的《八闽琐记》、写西藏的《在神秘的雪域高原上》以及写南美三国的《走马观花巴阿秘》系列等等。有些完全是自己刻意安排去的。比如，专程独自去趟山西，重点看阎锡山故居和平遥古城里的日昌；几个好友结伴随团去俄罗斯，看莫斯科红场和圣彼得堡等等。很多地方，去之前我都做了不少功课，在现场又尽量通过导游以及与当地人的交流，多做探询。每到一地，耳闻目睹之外，总要抱回一大堆有关的书籍资料，作进一步的欣赏、品评。偶有所得，便形成文字，配以照片，回味再三，常能怡然自得，颇为陶醉。写惯新闻的人，在写游记时，最主要的是要把文字中新闻性的东西剔除掉，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反复的推敲打磨之中，那些易碎的成分尽量割舍掉，而心态和心境也逐渐平静下来了。在风景处，最惯常的是作“手扶石”状的留影，把风景与自己融合在一起。等到有意识要写点什么，需要配图的时候，才发现，要找一张空镜头、纯粹的风景照，常常很难。再往后，无论走到哪里，不会再看重自己与风景的合影，不再总作“手扶石”状的留影，拍的更多的是纯粹的风光照，干净的画面，既作欣赏，也作资料，还能与人共享。这次结集出版的，就是我从过去林林总总的文图中，挑选出自己有感觉也还满意的部分。书中个别与人商榷或别人与我商榷的篇什，虽有观点的碰撞，但都和旅行有关，且有风物掌故的交代，某种程度上讲，还是信息的延伸。最后一部分是3篇访谈，都与我在香港的生活、工作经历有关。
回归后的“东方明珠”别样斑斓绚丽
《回归后的“东方明珠”别样斑斓绚丽》，是《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出版时，我在人民网文化频道与网友所做的文字在线交流；《香港：自由的天空》是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人民网强国论坛以“香港回归：那一夜这10年”为主题，约请我作为《人民日报》驻港记者所做的视频访谈，以及与网友在线交流的文字记录，讲述驻港期间的见闻和故事，畅谈“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的“变”与“不变”；《双城故事》第三集之爱在他乡，也是在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央视《亲历·见证》栏目拍摄的系列纪录片，第三集讲述的是2003年“非典”期间我在香港和北京的故事，同一集中还有香港亚洲电视台女记者李彤的故事，入选本书时，有关的解说词和对白，我都全文照录了。书中的大部分文字，都在《大公报》、香港《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过。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大公报》副刊《大公园》的编辑孙嘉萍女士、香港《文汇报》副刊编辑陈海韵小姐，以及《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常莉女士、徐怀谦先生，因为他们热情的支持和精心的编辑，才使拙文得以一篇篇出世。个别篇章，我没有找到自己拍摄的合适照片，只好找友人协助提供，并在图片说明中一一注明，也因此对柳晓莉小姐、陈宗昊先生、周显波先生、崔佳先生、郇恒赛先生一并致谢。因为是轻松的图文书，我特意请身边70后、80后、90后的人分别浏览了初稿，收集他们的反应。他们含蓄而慷慨的首肯，给我以莫大的鼓励和信心，同时也由衷地感谢他们提出的中肯而宝贵的意见。并不是所有的风景都能让人有所感悟的，有时候虽有所得，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兴奋点，迟迟不能动笔。四川大邑的刘文彩地主庄园、沈阳大帅府等，10多年前我就惦记着去，并提前收集了许多相关资料，包括“*”期间有关收租院的出版物等；后来也成行了，大帅府我甚至去了4次，照片拍了不少，可到现在文章才刚刚开了个头……好在风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不必着急。云游四方，边走边看，边拍边写，还能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实在是件开心的事。我至今乐此不疲，还这么一路乐呵呵地走着，哈哈。2009年12月12日于官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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