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旧事
出怀化西行约一小时，到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古属“五溪蛮地”，处湘西，“据楚上游，滇南贵州之往来其途，若门户之必由”。抗战爆发后，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芷江成了西南大后方的前沿军事基地，是中国军民抗战后方的前方，前方的后方。芷江机场和芷江洽降，使芷江一时为世人所瞩目。我们一行人出差到芷江，对那里的抗战遗迹，尤有兴趣，说慕名而来，也不为过。县城城东七里桥，有“芷江受降城”。走进受降城，迎面就见“芷江受降纪念坊”，正面中门上端书“震古烁今”，中柱题联“克敌受降威加万里 名城揽胜地重千秋”，均为蒋中正题写，侧柱题联“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 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为李宗仁题写，还有当时的国民政府要员于右任、孙科、何应钦、王云五、白崇禧等的题词、题额。纪念坊建成于1947年8月，样式为凯旋门，门上有象征胜利的“V”字。芷江受降城旧址，原为中美空军兵营、俱乐部，也是美军援华飞行大队的驻地，陈纳德将军带领的飞虎队曾驻守在这里。陈香梅女士亦曾来过这里，并题有“芷江本是英烈地，中美情谊五十冬”。中国人民抗日战胜利受降旧址正门 本文配图均由红网陈宗昊提供受降纪念坊3抗战爆发，芷江机场投入使用后，中、美、苏空军相继进驻芷江机场，国民政府部分军政机关、军工企业陆续迁来。驻芷空军除在芷江上空阻截和击毁入侵日机外，还先后主动出击并配合从重庆、昆明起飞的战略轰炸机，袭击日军湘北兵站及白螺矶、汉口、九江、南京等地的日军机场、军火库，有效地摧毁日军飞机、车辆、船只、弹药，切断日军在华中、华南的水陆运方 输补给，牢牢控制着江南地区的制空权。遥想当年，战火纷飞下的芷江，一定是一派紧张与忙碌，正义与邪恶在这里进行着殊死较量。而芷江机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抗战胜利的一线曙光。1945年8月，中、美、日三国政府决定在芷江举行受降仪式，地点就选在美军援华飞行大队的驻地。当时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理此事。21日下午3时至5时，举行正式洽降仪式时，侵华日军总参谋次长陆军少将今井武夫出席，因其军衔低，何应钦自己没有出席，而是让国民政府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代表出席，美军作战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同时出席。今井武夫交出了在华兵力分布图，接受了载有日军投降的详细规定备忘录。作为中国战区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随后在芷江部署全国16个受降区100处缴械点受降事宜，20天签发24份备忘录。据说，因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而遭国人唾骂的何应钦，此次因主理芷江洽降，多少给自己挽回了一些面子。受降城由受降堂、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办公旧址等三栋鱼鳞板双层木结构平房组成，现存的房屋及室内陈设均为当时的原物。据介绍，当时国民政府拟定的出席受降仪式的名单中，本来是有朱德的，后来蒋介石在审定名单时给去掉了。当地负责陪同的解说不无遗憾地说：假使当初朱德出席了，那受降城后来的保护程度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受降堂受降时在芷江设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当时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办公室4 在受降堂，大家似乎也想体味一下当时那种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争着在萧毅肃将军所坐的地方站着照了相。在经历了8年抗战的苦难之后，最终能够在这里以战胜国的姿态接受日军的投降，举国欢庆，在当时是一定的，即使是现在来参观，也仍然让人感到欣慰和振奋。出受降城，趁着大伙儿的好心情，县委宣传部的小杨带我们顺便去看芷江的几处名胜。芷江县不大，却有侗、汉、苗、蒙、回、布衣、土家、黎等15个民族，其中侗族占，因而历代遗存的侗族古建筑不少。位于水河上的龙津风雨桥，就是国内少有的具有浓郁侗族特点的桥梁。风雨桥这个名字很有意思，让人感觉它似乎有意在提醒人们关注芷江过去曾有的辉煌历史。桥始建于明万历十九（1591）年，为全木质架构，无一钉一铆，全长米，桥面似长廊，两侧共设厢房式店面94间，隔间建有7处凉亭，有深蓝色的琉璃瓦、6组金黄|色的双龙抢宝和兽头、悬柱、悬瓜、柱脚、石鼓等，侗族木结构建筑的典型特征在桥上都有体现，国内尚不多见。站在风雨桥上，放眼望去，河东岸沿河而建的侗族吊脚楼群，绵延数里，且保存完好，与风雨桥相映生辉。河西岸依稀可见的一片古建筑群，为18世纪末期来芷江的福建商贾修建的天后宫，据称是内地现存最大的妈祖庙，不知确否。天后宫斗拱庑殿顶，有12金鲤伏首翘尾于椽巅脊头。宫前门坊面布满青石浮雕95幅，“孤桐劲竹”、“琴棋书画”、“狮子滚绣球”、“八仙过海”等浮雕，不仅工艺精湛，且一幅一典或多幅一典；其中的 “武汉三镇”、“洛阳桥”等，展现的是清末市井闾里的场景，很有一点儿《清明上河图》的味道。庙内陈设不多，仅有的一些也显破败。据介绍，这里曾被学校占用过，著名作家沈从文小时候在这里念过书。来芷江，看芷江机场是我们的夙愿。可在芷江待了3天，从与当地人的言谈中，隐约感觉到，似乎芷江机场没什么看头，他们并不特别主张带我们去。5蒋介石给萧毅肃授勋章证书西递村头 2005年8月30日摄侗族独有的风雨桥天后宫方
我们执意要去。从县城驱车往机场，一路颠簸过去。不到半小时，前面出现一片开阔地，仿佛一个巨大的足球场，空空如也。陪同的人说，这就是芷江机场。眼前的这一片肃杀荒凉，完全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芷江机场。原来，抗战结束后，芷江机场就逐渐废弃了，能带走的设施设备当时都运走了，机关、部队、工厂等也随之陆续迁离。瞻顾遗迹，机场零星的几座老式建筑和当初修机场时使用过的几个大石磙，倒还能让人联想起它昔日的喧闹与繁忙。站在机场里，我努力想象着它当时可能有的景象：频繁起落的飞机、刺耳的螺旋桨声、空袭的警报声……离开芷江的时候，大家都还沉浸在对芷江往昔的回味之中。天下着细雨，湘西早春的雨，伴着万物的苏醒，却仍然带着丝丝寒意。雨滴打在脸上，把我从芷江的过去猛地拉回到现实中来。时间流逝得太快，但锁定在芷江这片侗乡大地上的那段历史，终究还是挥之不去。
徽商：“作退一步想”
“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皖南黟县古村落西递和宏村，这副楹联，常让人津津乐道。明清之时，徽商称雄中国商界。循“富贵归故乡”的传统，徽商们把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投资家乡，大兴土木，作为光宗耀祖的标志和外出经商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当然更是他们惨淡经营成功与否的标准。于是，一幢幢精美豪华的住宅在家乡拔地而起。这些鳞次栉比的古民居，或造型别致，或用料考究，或装饰高雅，各具特色，奇巧夺目，在形象显示主人雄厚财力和显赫身份的同时，也彰显着卑贱地位。商人发了财，捐了官，仍不免有些自卑。徽商崛起后，读书入仕仍然是他们最高的人生理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方 徽商们尽管腰缠万贯，本身的观念和严酷的现实，迫使“作退一步想”门额 2005年8月30日摄西递村现存最早的一块村名碑,被一村民个人收藏 2005年8月30日摄其难逃此窠臼。所以，于读科学与艺术，当然还有文化。走进古民居，深厚而浓郁的文化氛围，让人赞旷古斋的正门 2005年8月30日摄书，于教育，他们不免要谆叹。谆教诲后人，不遗余力。上面提到的那副楹联，悬挂于商人胡时虎建于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厅这种观念在楹联中也堂“瑞玉堂”，文字直白，作为处世哲学，道尽经商与做人的道理。不仅如充分体现出来。“齑粥余风此，这副楹联中，上联辛苦的“辛”字下面多加了一横，下联吃亏的“亏”宜承先志，诗书世业重冀后字右边多加了一点，虽为书法艺术走笔之妙，更为主人寓意指代之明，勤恳人”、“万石家风唯孝弟，与隐忍，精明与黠慧，跃然联上。百年世业在诗书”、“千树经商与做人，密不可分。成功的徽商们，希望把自己做人的心得晓谕梨花百壶酒，一庄水竹数房后人，而居所的楹联匾额，往往成了最好的载体，借以言志，成为徽州古民书”、“欲高门第须为善，居的一大特色。“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有恒产立身至宝，无放心要好儿孙必读书”等等，都处事要言”、“秀句惊人时戛玉，清言对客总如兰”、“世事让三分天宽地旷古斋的正堂及其楹联 2005年8月30日摄表达了这样的心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等等，处处可见主人的良苦用心。于是，“徽属六邑书院遍地，坐堂讲学蔚然成风”，有“东南邹鲁”之为官清廉的开封知府胡文照，以父亲经商积攒的钱在家乡西递建造了一称。鼎盛时期，西递、宏村一带，到处书声琅琅，时任宰相曹振镛抵西递后座“大夫第”，在其旁又修建了修身养性的“桃花源里人家”阁楼。有趣的曾感慨：“此地风气淳古，弦诵之声，比舍相答。”明清以来，仅西递胡氏是，阁楼临街的门洞往后缩进一米；两面主墙角，上部都方方正正、棱角分通过科举入仕，实授官职的就有115人，廪生、贡生、监生多至298人。明，下部却改成平面；阁楼门洞上方嵌主人自诫石刻题额“作退一步想”。不过，即使是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徽州人也并不把科举入仕视为唯一相传，胡文照任开封知府之初，曾大刀阔斧整顿吏治，遭权贵联合诬陷出路，经商在徽州仍然获得最充分的肯定，可看成“作退一步想”的又一范参奏，欲置其于死地。胡几乎为此丢官，幸得一绍兴师爷点拨：“吏治*例。按徽州俗例，男子最迟至16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家庭再穷，出门前由来已久，大人不可一蹴而就。当今之时，大人只有作退一步想，先保住官也要先让孩子读几年书。在徽州人看来，读书后再经商，一则可“以一赢职，再循序渐进，用计破其联合，然后各个击破。”胡依计，几年后果见成十”，二则与读书后做官的人感情上较贴近，易获官府支持，能使生意做效。尽管如此，胡仍不见容于官场，知府10年政绩卓著未见提拔，对官场渐大、做顺，即使未能通过科举入仕，经商成功后，照样可捐个一官半职，光生倦意，遂回乡建此阁楼，题“作退一步想”自诫。宗耀祖，殊途同归。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士农工商”的世俗观念，决定了商人在社会的89徽商后人、收藏家胡积堂所建的两座居所中的两副楹联，对此作了最好的印证。修建于清康熙年间的“履福堂”，其中一副楹联为“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而在胡积堂的另一居所“笃敬堂”里，相传为胡氏后人所书的一副楹联却为“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对先人所称“第一等好事”作了巧妙矫正，把“效益”放在首方 位，退一步后，读书营商两好，天地更宽广了。“作退一步想”，显示了徽州人的睿智和务实。徽商成就的辉煌，想必与此不无关联。
凝固在阎府的历史
历史就像个幽灵，要正确看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中国现代史上，阎锡山是个绕不开的人物。辛亥革命之后，至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前，阎锡山几乎总是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到从台湾“行政院院长”卸任之后，终老台湾，国民党对其极尽褒扬之能事；其形象在内地被定格为“战犯”，划归“与人民为敌”的那一类，自然不会有什么正面评价了。阎锡山是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现属定襄县）人。坐落在滹沱河边、文山脚下的阎锡山故居，至今仍是当地规模最大也最显赫气派的私宅，成为旅游景点之后，游客络绎不绝。阎锡山故居始建于1913年前后，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建成都督府、得一楼、上将军府、二老太爷府、穿心院、东花园、西花园以及子明慈幼院等大小30多座院落，近千间房屋，总占地面积万余平方米。据说，阎锡11得一楼，据说阎锡山每得一职位，即造一楼 2006年7月21日摄阎锡山故居的水塔 2006年7月21日摄方
被毁坏的雕饰随处可见 2006年7月21日摄阎锡山故居大门外 2006年7月21日摄山每得一个头衔，即造一座房子。辛亥革命成功，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都督，便将祖传的二堡马棚院加以改造扩建成一座精巧的宅院，砖门额上刻“都督府”，作为“府第”。都督府院落共两进，前后院过道及东厅顶部，都是罗马教堂式尖顶前脸，四壁雕刻人物、花卉、动物、绶带、钟表等图案，既有当地传统风格，又有西洋情调，中西合璧，独特异常。1934年11月9日，阎锡山在都督府宴请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中原大战，蒋对阎嫌隙加深，耿耿于怀；“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蒋只能不计前嫌，主动对阎示好，先让阎锡山当上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又提出亲赴阎府拜访。阎不明蒋的真实用意，百般推脱不成。时阎锡山刚大兴土木建成东、西花园，担心蒋氏夫妇走正门看到，说自己奢靡，改由花牙嘴老路进都督府，并以定襄、五台一带地方特色宴席“五盔四盘”招待。阎锡山故居总的建筑布局和风格，还是属于清末民初的晋北民居，只是在建筑细部装饰更讲究些。数以千计的石雕、砖雕和木雕，无论是庭堂上的龙翔凤舞、祥云集瑞，还是宅院中的五蝠（福）捧寿、松竹梅兰，以及民间流传的富贵连枝、年年有鱼、福寿双全等，雕刻造型优美，工艺精湛，颇具观赏价值。可惜在“*”时被砸坏，凸出部分大都已破损。1934年12月17日，阎锡山父亲阎书堂去世，蒋介石、林森、汪精卫、于右任等致送挽联，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代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亲赴河边村致祭，山西省的军政要员大都参加，殡仪极尽哀荣。阎锡山花3万银元在河边村的侯家庄为父亲修建陵园，占地3亩多，背靠文山，俯瞰滹沱河，四周栽满苍松翠柏，由石牌楼、土神碑楼、墓垄、供桌、墓室等五部分组成，聘请省内外的石匠能手用石头和汉白玉精雕细刻而成，壮观13阎锡山曾在这里宴请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2006年7月21日摄阎锡山故居中的都督府，带有西洋风格 2006年7月21日摄而坚固。在“*”期间，整个陵园被夷为平地。唯一有幸的是阎锡山亲撰并用青石板雕刻、镶嵌在东西花园墙壁上的阎氏家训，至今保存完好。阎锡山通过家训要求族人“以恕道处人”、“以忠道自处”、“以公道处世”，内容包括修身、持家、交友、治学等诸多方面。“*”期间，到处张贴、书写毛泽东语录，阎府家训宣传“孔孟之方 道”，显然不合时宜，当地老百姓便在这些石刻的表面涂抹一层泥巴，上面题写毛泽东语录，结果谁也不敢乱动了，无意间起到了保护作用。直到1988年阎锡山故居被辟为晋北河边民俗博物馆，才将外层的泥巴清理掉。新中国成立，阎锡山故居曾充作荣军院，1986年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并以“阎锡山故居”命名对外开放。国共势不两立的时候，阎锡山在内地被完全妖魔化，其故居的那些际遇，当在料想之中。刻在墙上的阎氏家训保存完整 2006年7月21日摄我问陪同的导游小姐，当地人怎么看阎锡山。导游说，河边村的老人都说，阎锡山为人可好了，救济穷人，办学校免费收学生，也没见飞扬跋扈、鱼肉乡里。她还告诉我：“有一年接待一个台湾旅游团，我们讲解时习惯开口闭口‘阎锡山’，结果一位老先生很不高兴地打断我：‘小姑娘，请你称阎先生 ……’”我又问：“大陆以外的游客来得多吗？”“这些年台湾来的游客多起来，阎锡山的名字在台湾广为人知，也受尊重。香港、澳门、美15国等地也陆续有一些，主要是慕阎锡山名而来的。”导游说。“阎锡山的后裔来过吗？”“阎氏家族的后裔、部属，包括阎锡山的堂弟媳以及堂侄阎志洪、阎志政、阎志恒、阎志威、阎志亮均曾多次回来探访，受到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听说，2001年秋，阎锡山的五子志惠曾由美国回山西秘访过阎府。”方 一场暴风雨过后的社会变革，一切都会遭遇一次彻底的荡涤和洗礼。尘埃落定之后，留给人的回味，各有各的不同。走出阎锡山故居，已是日落西山。阎锡山统治山西40多年的历史，差不多都凝固在这故居之中了。
日昇昌随记
每次到山西平遥，总要赶上下雨。当地人告诉我，山西雨水少，下雨是好事，吉雨啊！去平遥，看平遥古城，是当然首选，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遗产。我这次要看的，却只是居古城西大街内的日昇昌——号称中国第一票号。“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 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这副对联，至今还挂在日昇昌票号铺院过厅的门柱上，虽不乏自负和炫耀，也大致反映出日昇昌当时的气魄和气概。阎府西花园 2006年7月21日摄日昇昌的第一进院落 2006年7月22日摄
日昇昌的客房，雕床为南方人所喜欢，应为招待南方客商所用 2006年7月22日摄日昇昌的账房 2006年7月22日摄
日昇昌记票号创立于道光三年（1823年）前后，其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财东为平遥西达薄村李氏。当其时，山西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县商人，不少在北京开设各种商铺，每逢年终结账，都要给老家捎些银两，由镖局运现，运费既高，又不安全，常出差错。西裕成大掌柜雷履泰率先以拨兑承办捎银两，即不从北京往老家捎银钱，而是将现银交到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写信给平遥，至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颜料庄收取一部分汇费。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红火，西裕成颜料庄遂改为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票号，名“日昇昌记”。作为汇兑制度和专营汇兑之信用机构，至此开始形成。日昇昌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地设票号分号40多处，几乎覆盖整个中国，各地分号挂招牌“京都日昇昌汇通天下”。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代皇帝和民国，延续至1923年，长达一个世纪。
敏感捕捉商机，精明的晋商在此做了一次领风气之先的展示。日昇昌出现后，在平遥，很快又出现天成亨、蔚泰厚、隆盛长、万盛成、万成和等票号，至1853年已有平遥帮票号14家，周边还有太18 柜房旁边的地下金库,有4平方米的空间。日昇昌的掌柜认为金库不设在隐秘处，而就设在顾客眼皮底下，反而安全，所谓“灯下黑”也 2006年7月22日摄
谷帮、祈县帮等票号。票号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最多时，全国共有51家票号，其中晋商票号43家，晋商票号中，22家出自平遥；鼎盛时期，他们控制着全国80％的资金流向，执全国金融界牛耳。票号的运作，以信义为基础，凭人办事，凭信义合作，不要保证。东家和掌柜的关系明晰：东家出资，聘请大掌柜，双方书写合约，票号即告成立；双方均负“东家同心，伙友协力”，以企“蒙天获利”，“而垂永远无弊之事业”。如何造就“无弊之事业”？“东掌关系”首先确立了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东家除与大掌柜签订合约和制定号规外，不得参与号事。掌柜只对东家负责，全权襄理票号的经营管理，包括经营决策、设置分号、录用职员、调配人员等等，与东家无干。掌柜如有不公不法、积私肥己之事，东家有权将其逐出票号，另聘新人。自私是人的天性，问题是如何用相应的规矩使之成为一种进步向上的推力。现代社会仍在解决这些问题，可谁能想到，100多年前山西票号的东家掌柜们，居然早已作出探索。让人尴尬和汗颜的是，面对那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我们当代的许多管理者居然无动于衷，要么不知，要么不行。平遥古城西大街，如今仍显繁华，但已不是商贾云集，而是游人如织。走进日昇昌记票号，能看到的只是它的空壳铺面了。看着那些从各处收集来的家具摆设，人们只能想象其往日的兴盛。从颜料庄到票号，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到现代金融业发轫的时候，票号已经落伍了；等到整个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候，它也就完全关门歇业了。这多少像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不间断的动荡和变动中，指望把一个产业千秋万代地经营下去，可能既不是日昇昌东家和掌柜的愿望，事实上也无可日昇昌门前络绎不绝的人群 2006年7月22日摄能。19从咸丰六年（1856年）《平遥县筑城开河碑记并序》记载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六年票号捐银情况可知，当年修筑平遥古城，日昇昌都是作为排名第一的捐资人，捐银数远在其他票号之上，出力筑城之功，也是“独居奇”了。晋商让人侧目，并不由日昇昌始，也不会由此而终。日昇昌票号虽然其生意消失了，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至今让人津津乐道，成为一景；其坐方 落的古城焕发新生带来的繁荣，已分明带有“日日升日日”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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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阿炳故里
每次过无锡，都要去看看阿炳。先识曲，后知人，阿炳为一例。即使现在，知道《二泉映月》的人，一定远比知道阿炳的多。阿炳，为其小名，学名华彦钧，人称瞎子阿炳，1950年即已过世。现在看阿炳，只能是瞻故居、听二泉、拜墓园了。《二泉映月》的传世，得感谢阿炳的乡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荫浏先生。是他在阿炳去世前几个月特意自京返回无锡，用钢丝录音机为阿炳录下了包括《二泉映月》在内的6首乐曲，使之得以传世。他在*中提道：“学生们说好，说他们听了难以入睡，还想再听，其中，就有后来的二胡演奏家张韶。还有一次（约在1951年初）放阿炳演奏的录音，听的人说气魄太大了。吕骥、马可在另一间屋子听到，说好的不得了……不久，天津电台播放《二泉映月》等乐曲的录音，听众反应更加强烈，要求再次播放。”这是行内人的评价，用他们专业的语言。1978年，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听到二胡演奏的《二泉映月》，激动得泪流满面。他说，这种音乐要跪在地上听，并当场伏跪在地。冷月清泉，哀婉幽怨，如泣如诉。阿炳在《二泉映月》里抒发着自己心中的郁闷，感怀着身世的不幸和命运的不济。21著名雕塑家钱绍武所作阿炳铜雕像，原立于阿炳墓园，现已移到新落成的阿炳故居 2005年4月12日摄故居中阿炳居室正门 2005年4月12日摄阿炳故居边的小巷 2005年4月12日摄*的琴声，拨动了多少敏感的神经，与之共鸣？二泉，在无锡锡惠公园内。照壁上，赵孟所题“天下第二泉”，赫然醒目。相传天下第二泉，为陆羽所誉。作为一处著名的景点，每次去，周遭总那么嘈杂，空空如也的漪澜堂里，已难找到映月的意境，也无法体味阿炳的心境了。也许，白天，这里是喧闹的；寂静的夜晚，应该还有冷月清泉吧？阿炳故居，位于无锡城中图书馆路。这里原为清末洞虚宫道院内的雷尊殿和火神殿，现存雷尊殿三间和附房六间。1893年8月17日，阿炳出生在雷尊殿旁的“一和山房”。其父为该殿的当家道士，擅长道家音乐和不少乐器。阿炳幼年随父学习多种乐器，还即兴编词作曲。17岁正式参加道教音乐演奏时，已是当地有名的司鼓手，且二胡、琵琶、笛子样样在行，加以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人称“小天师”。阿炳去世后，雷尊殿道馆先是被人借住，后又有其他人陆续进住。无锡市人民政府1994年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住22 阿炳故居外景 2005年4月12日摄户一直未能清出，所幸旧址至今大体保持着原状。第一次去看阿炳故居，是在1998年。那一带已成闹市区，四周的建筑拆得差不多了，孤零零的阿炳故居显然也正承受着“开发”的压力，有说马上要拆的，有说准备“整体拆迁”的，危如累卵。今年4月，一个细雨的下午，我又一次走近阿炳故居。远远就看到阿炳故居旁边的图书馆钟楼，掩映在高楼大厦之中。这一民国初年的建筑，为当时工商界人士集资修建，至今保存完好，和故居也般配。据说，整个故居的规划已经完成，将“全面保护，按原状恢复”。东南大学的专家准备在外墙覆盖一层透明保护层，用一种特殊的材料加以凝固；周围的建筑限制高度，故居门前的6层高楼，政府已决定限期拆除；拟按当漪澜堂 2005年4月12日摄赵孟所题“天下第二泉”影壁 2005年4月12日摄时的场景，恢复重建“三万昌”茶馆，茶馆门前，原为阿炳最主要的卖艺地点，旧茶馆的照片已经找到。站在雨中的我，有些兴奋。回想数年前，我曾鼓动无锡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参与阿炳故居的保护。我说：“富不过三代这是规律，企业也难逃过，多少年后，人们可能根本就不方 知道你某某人和你的企业了。可阿炳注定会流芳百世，你参与进去，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可惜，在这个容易浮躁的社会里，流芳百世的念头常常被急功近利所淹没。阿炳原葬无锡西郊璨山脚下“一和山房”道士墓地。1979年，墓地清理，由无锡市博物馆原地拾骨，于1983年改葬惠山东麓、二泉之南。新墓由中国音乐研究所和无锡市文联合立，墓园由墓墙、两道翼墙和平台三部分组成，并立有阿炳乡人、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创作的衣衫褴褛、弯腰躬背正卖唱的阿炳铜像一尊。正中墓墙嵌有一通高约一人的深色花岗岩碑，镌刻“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之墓”12字。占地742平方米的新墓，对一生清贫的阿炳来说，不免有些奢侈。墓园简洁朴实的风格，倒是和墓主相配。阿炳已无在世的直系亲属，有关他的逸事，流传下来的寥寥。我很想搜集点有关阿炳的原始记载，比如从当地县志上寻找蛛丝马迹。当地人告诉我，以阿炳的身世，当时是不可能上县志的，其他文献也无任何记载。现在仅有的一些记述，也是近年寻访当地老人的回忆，其中民国时作记者、后移居香港的蒋宪基先生，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回忆和史料。中国古代称音乐家为“大师”。师旷、师涓、师襄，都是盲人，现代又多了一个阿炳。只是阿炳的际遇，与他的先辈同道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阿炳的曲子，本来不止流传下来的6首，当时未及录音整理的，如今已成绝响；阿炳的故事不会少，后来也未能及时收集，现在再来做，已经很难了。好在我们还有他的故居和墓园，还有二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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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的硝烟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风靡全国的舞剧《沂蒙颂》中的主题曲，舞剧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期间发生在山东临沂孟良崮战役中的一段感人故事；那个年代还有一部长演不衰的战争电影《红日》，说的也是孟良崮战役，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金秋十月，碰巧赴临沂公干。这里既是诸葛亮的家乡，又是王羲之的故里，虽初次去，我感兴趣的还是孟良崮。 发生在1947年5月13日至16日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在此歼灭号称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作为解放战争中一次重要的战役，其意义和影响不必多言。今年适逢孟良崮战役60周年，在我们到临沂前不久，新的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刚刚落成。孟良崮处临沂市蒙阴县东南，我们驱车第一站，就直奔孟良崮地区主峰大崮顶，当时这里被称作六○○高地，孟良崮战役纪念碑赫然耸立着。陪同人员指着主峰东边山顶的一块平地说，那里才叫孟良崮。原来，建纪念碑的地方是当时七十四师师部所在地，碑上刻有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的题字。 因为开发红色旅游，主峰沿途都留下明显开发过的痕迹，连路边的垃圾桶也都做成手雷状。山上绿色葱葱，林木繁盛。导游说，当年这里寸草不存，连石头都翻了好几个个，现在这些树都是后来栽种的。 25孟良崮六○○高地石刻 2007年10月21日柳晓莉摄没想到的是，60多年过去了，与战役有关细节的争议，居然一直没有间断过，颇耐人寻味。 首先是战役双方伤亡的人数，就有多个版本。关于国民党军的伤亡总数，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的解说词为：“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共三万二千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目前比较公认的则是万人，其中方 整七十四师伤亡万人。譬如，《孟良崮战役》一书的介绍就是：“歼敌番号：七十四师师部、第五十一、第五十七、第五十八旅全部（这三个旅是整编七十四师编制），整编八十三师十九旅五十七团。歼敌兵力：毙伤一万三千人，俘虏一万九千六百七十六人，合计三万二千六百七十六人。”无论七十四师是否全部被歼，但成建制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基本被消耗掉，应该是既成事实。国共双方大体没什么疑义。 至于解放军的伤亡人数，说法比较多。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的解说词只说：“在与敌人的血战中，我华野部队共有2800人壮烈牺牲。”《孟良崮战役》一书的介绍则是：“我军：阵亡二千零四十三人，负伤九千三百人，其他减员八百四十六人，合计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九人。”此外，还存在其他很多说法，譬如有说国共双方对比是一比三，也有说三比一，还有更高比例的。 高报对方、低报己方的伤亡人数，这在战争中是常见的，特别是在战争进行之中以及刚刚结束阶段，有时候还是一种战术上的需要。要弄得大体准确，特别是在战争结束的初始阶段，应该不难。60年过去了，还不能作一权威的结论，可能就不单纯是军事上的问题了。 有关孟良崮战役，还有一个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细节：张灵甫到底是被击毙还是自杀？ 在靠近山顶的一处石壁上，赫然刻有一行大字“击毙张灵甫之地”，下面一行小字为“张灵甫系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在孟良崮战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毙”。所谓“击毙”，当然就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我问当地宣传部的人，这处刻字是何时所为，答“上世纪80年代”。这大约代表当时的看法。 可是，在战役刚刚结束不久，蒋介石、白崇禧在追悼仪式上都称张灵甫是“自杀成仁”；而根据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编印、1947年8月1日发行的《蒋军七十四师的调查研究》一书（黄埔研究专家单补生收藏），其中提到：26 “……我野战大军加以重重包围，于5月16日，全歼该顽敌于孟良崮。除张灵甫、蔡仁杰、卢醒等自杀及战斗中击毙7000余名外，其余官兵万五千人悉数被俘。”此书是战后华野专门作出的研究报告，目的是总结战役得失，汲取经验教训，同时也是孟良崮战役的战后总结，此时离孟良崮战役结束仅有两个半月。 后来，就有了击毙之说。据说《红日》的编剧采访粟裕时，粟裕说是被“击毙”。有关数据显示，具体是怎样击毙、谁击毙的，也有好几个版本，譬如具体开枪的就有说是解放军特务团副团长、特务连连长，更有说是一排长击毙的，细节说得惟妙惟肖。当然，假如张灵甫是被击毙的，这对打红了眼的一方，当然更解气，也更能体现出英勇和神勇。 而不同意击毙之说的一方则认为，张灵甫“自杀成仁”，除了有整编七十四师几位军官的证词外，稍作分析也有不少合乎情理的成分。譬如国民党军队一向提倡“不成功便成仁”，以张如此刚烈之性情，并不意外；而张灵甫在最后关头写给妻子的绝命书，又是一个很好的旁证：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决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切！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五月十六日孟良崮。”据说，该绝命书由其参谋杨占春化妆成解放军带回，现存台湾“国史馆”。 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的解说词则说得很巧妙：“当战士们冲进山洞，准备活捉张灵甫时，发现张灵甫已被击毙。”含糊而含蓄。 在六○○高地纪念碑山上的入口，有一照相摊点，摆放的相框中，有张灵甫的妻子王玉玲2007年来孟良崮祭拜的几张照片。据说，王玉玲看到“击毙张灵甫之地”的石刻，就不满意。她今年年初在上海接受采访时曾严肃地表示：“昔日传言张灵甫拒不投降，被一位解放军战士击毙，这是误传。他是个27张灵甫绝命书石刻,个别字句解读不一,鄙人请教了美术专家,审读结果见文中 图片由郇恒赛提供愚忠式人物，性情刚烈，为了效忠蒋介石、效忠*，他在弹尽粮绝、被四面包围之时，完全绝望了，就义无反顾地举枪自杀！”她还说：“张灵甫在即将被围歼的最后时刻，首先给蒋介石发电报，汇报战况，接着打电话给老上级王耀武告别，最后给我写了遗书，交参谋杨占春，命他转交给我。” 历史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之后，本来应该变得更客观、更清晰。可是，方 有时候恰恰相反，倒不是变得模糊了，而是让人更迷糊了。更可叹的是，到了这个时候，许多历史关键人物，已经不可能再说话了。 作为历史，孟良崮战役双方伤亡人数的多与少，以及张灵甫到底是被击毙还是自杀，至少在现在看来，并不关键和重要。孟良崮战役对国共双方的影响，当时双方已心知肚明。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现在真正重要的，只是客观的叙述。 在“击毙张灵甫之地”的石刻前，同行的同事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假使改为“张灵甫阵亡之地”，可能更为合宜一些──孟良崮的硝烟早已散尽，无论是自杀还是击毙，毕竟，张灵甫曾是抗战名将，是战至最后一刻的职业军人……新落成的孟良崮战役纪念馆
“文革”有个博物馆
*，是中国人的一个梦魇。30多年过去了，从时间上看，“*”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从政治上看，它早已盖棺论定：“历史已经判明，‘*’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结论。“*”真的就和我们一点关系没有了？对“*”心有余悸现实是：大批判式的“*”语言，在媒体上还是经常能见到；“犯罪嫌疑人”被游街示众的事情，仍然时有发生；“打棍子、扣帽子、揪辫子”的思维模式及做派，人们依然那么熟悉——即使是到了21世纪，联想到“*”，不少人仍然心有余悸。早在1985年4月，巴金在香港报纸开设的《随想录》专栏中，发表《纪念》一文，第一次提出：“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博物29汕头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的塔园*博物馆正门，第二行有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2001年的手书“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的悲剧重演” 2007年3月11日摄巴金《随想录》中的《纪念》一文，第一次提出：“最好建立一个‘博物馆’，一个‘*博物馆’。”随后的6月又专门撰文《“*”博物馆》，重申“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建立‘*’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这些文字被刻在石头上 2007年3月11日摄馆’。”随后的6月又专门撰文《“*”博物馆》，重申“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建立‘*’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可是，在当代中国，要建“*”博物馆，既有难度，还有风险：第一，政府不会出面来做；第二，即使民间做，要得到官方的认可，可能性也不大。方 2005年的一天，我从网上偶然看到一条消息，广东汕头市澄海区建起国内第一座“*”博物馆。后来从网上搜索到更多的信息，并通过电话核实，才确认真有其事。埋葬“*”永久的坟墓？2007年3月，赴广东汕尾公干，回京前绕道汕头，专程去参观位于汕头市澄海区塔山风景区的塔园“*博物馆”。汽车沿塔山蜿蜒而上，即见一石质大山门，上书“首座*博物馆”；停车场设在正门入口，门对面山体开出一面墙，最上一行是“塔园魂”三个大字；第二行是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2001年的手书“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让*的悲剧重演”；最下一行的中间是《*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的那段文字，两边分别是毛泽东和*的石刻像及与*有关的一些场面的石刻。一进塔园，那种凝重和沉重，就让人有些透不过气来。拾级而上，先后有“史鉴山屋”、“警钟长鸣”、“石笔书史”、“心《我的父亲*》、《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等书的封面，被制成影雕作品置放于“史鉴山屋”前 2007年3月11日摄“安息园”的石壁上雕刻的“*”中施酷刑的记录 2007年3月11日摄碑永耸”、“恸石志恨”、“宝塔思安”、“碑廊铭史”、“安息园”等13个组成部分。《我的父亲*》、《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等书的封面，被制成影雕作品置放于“史鉴山屋”前。“*博物馆”只是塔园风景区中的一个部分。据说，2003年，汕头市的一位领导给塔园的实际运作者彭启安送来香港出版的《*博物馆》（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初版）上下册，本想让“史鉴山屋”收存，彭启安却把全书29万字1100幅图片，变成了623块60厘米×40厘米的黑体石材影雕，陈列在专门为其建成的天坛形建筑——“*博物馆”内。仿照书内文的结构，博物馆也分起源馆、造神馆、“大批判”馆、夺权馆、“文攻武卫”馆、文艺馆、“再教育”馆、高层内幕馆、冤案馆、经济馆、正气馆、终结馆等12个馆。
与“*” 有关的近百种书籍以及毛泽东像章及红卫兵、纠察队袖标等近300件实物，也陈列其
中。
有人说，要让“*博物馆”成为“*”永久的坟墓。在塔园参观的时候，这种感觉自始至终。因为来去匆匆，而塔园“*博物馆”的内容相当浩繁，我想找一点资料带回。果然，在“史鉴山屋”，就有好几种有关“*博物馆”的出版物出售，我挑了两种最新的版本，计50元，没有还价就装入包内。正欲出门，书摊摊主、那位干瘦的老伯又拿出另外两本旧版的《塔园留踪》递过来，我正要开口，老伯低着头并不看我，语音清晰而明确：“送给你了！” 我当时在想：既然是“*博物馆”，塔园的布局和规划，似乎还可以更“*”蒙难者英名记录 2007年3月11日摄塔园风景区中的天坛形*博物馆建筑 2007年3月11日摄精致、更完善一些：实物还可以更多一些；13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划分还可以再斟酌；每一个部分的设计包括整体的规划设计还可以加入更多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可以更经典。临下山，忽然刮来一阵风，扬起一地尘土，把我的思绪打断。想到运作者们所处的环境和遇到的实际困难，还有他们过人的勇气和精神，再如此苛求，我于心不忍。
铁西区的记忆
第一次到沈阳市铁西区，看到“铸造博物馆”几个大字，于铸造业完全外行的我，并没觉得有什么。待走进由原沈阳铸造厂大型一车间即翻砂车间复原、建筑面积万平方米的博物馆里，高31米、长24米的超大型建筑结构，转盘子、碾砂机、焖火窑等铸件工艺流程实物排列，芯盒、风铲、砂箱、耐火管、铅粉、风冲“铸造博物馆”门前 2009年3月5日摄34 铸造博物馆内景 2009年3月5日摄铸造博物馆内当年墙上宣传画 2009年3月5日摄子等各式各样工业元素点缀在墙……形象再现的铸造厂车间工人生产时的场景，不由得不被深深地震撼。沈阳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我国第一台车床、第一台变压器、第一台压缩机、第一台水下机器人等数百个“新中国第一”在这里诞生，曾经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诸多辉煌。而该市铁西区，有“东方鲁尔”之称，鼎盛时期，全市99家大中型国有企业有90家在这里落户。按照“南宅北厂”的城区布局，铁西区建设大路以北为企业聚集地区，工业遗存异常丰富，跨越日伪统治、解放战争、国家“一五”和“二五”等近百年的历史时期。沈阳铸造厂始建于1939年，其前身是日本高砂制作所。沈阳解放后，工厂多次更名，直到1956年修建了该厂，并定名为沈阳铸造厂。当时铸造厂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职工人数多达5800人，号称当时亚洲最大的铸造企业。铁西区的南部，赞工街2号，曾经是闻名全国的工人村，始建于1952年9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不仅是对铁西区“工人村”的生动写照，也是当时人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图景。“一五”期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Ｇao潮的到来，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沈阳市投资1200万元建起规模庞大的工人村居住区。143栋苏式风格建筑拔地而起，令人心潮澎湃。据说，当年的“工人村”总占地面积达73万平方米，是中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工人村”的第一批住户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干部、劳动模范、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技术工人。工业，铸就了铁西区的灿烂，辉煌而持久。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铁西区这位“计划经济”时代的“天之骄35子”，从巅峰跌入谷底，有了两个不雅的俗称：一曰“贫民窟”——企业不景气，困难群体多，环境脏乱差；二曰“度假村”——低档歌厅、洗浴城等娱乐休闲场所遍布，治安状况复杂。2002年，沈阳市政府作出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的决定，铁西区政府开始组织实施企业重组、“东搬西建”工程。到2007年底，方 共从市区内搬迁企业239户，腾迁土地平方公里。铸造博物馆展示的车床 2009年3月5日摄随着老工业街区改造步伐的加快，工业企业在老城区逐渐成为零星遗迹。要不要保存这些代表沈阳甚至新中国工业发展进程的历史遗迹？刚开始是有争议的。历史，仅靠人的记忆，终归不牢靠。把对历史的记忆，通过对原物、原址现场保留，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证据，不仅直观形象，而且真实可靠得多。铁西区根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铸造厂职工的意愿，毅然决定将现存的工业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于是有了铸造博物馆，以及“修旧如旧”的工人村生活馆。工人村生活馆复原了不同年代13户典型家庭的原貌：暖气、煤气、上下水管道，一应俱全；商店、医院、储蓄所、幼儿园，一个不少；粮站24小时营业，邮局代订车票；一幅幅老照片、一张张老票据、一件件老物件……工人村家庭的住房、生活设施和保障，用现在的眼光看，已经很普通，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会清楚，当时这样的条件，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相当令人艳羡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叶剑英之子叶选平曾先后任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沈阳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并曾居住在工人村。此次复原的13个家庭中，就有叶选平住过的居所，里面摆放的是简陋的桌椅、床铺、台灯、收音机，其中的一件奢侈品，是他当年用过的一只羊皮箱子——叶选平1962年调往北京工作时，送给了邻居张玉金、陆德仁夫妇。工人村生活馆布展时，张玉金夫妇特意把它捐了出来。37蒸汽机车博物馆里展示的日本生产并曾用于侵华战争的机车，现藏沈阳苏家屯铁路博物馆 2009年3月5日摄工人村生活馆外景 2009年3月5日摄方
据说，生活馆里的200多幅老照片、5000多件实物，都是从拆迁地摊、废品收购站和1000多户居民家里征集来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做这种保存历史、还原记忆的事，是需要眼光、胆识和勇气的。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就想到和做到，等醒过神来再想做，要么已无可能，要么只能去抢救或重新复原，要原汁原味，基本就不可能了。和铁西区委书记李继安说起这些，他告诉我，这几处遗址，本来有好多地产商想来开发，也有提出用土地置换的，但都被我们谢绝了。“那你真是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啊。国内还有第二家这样的吗？”我问。“好像有，比如北京就有798，上海有世行仓库。”“这两处和你这里不是一码事。虽然都是利用的工业厂房，但北京798搞的是当代艺术，世行仓库打的是抗战品牌。你搞的这个，在全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了！”李继安笑而不答，这也许就是他的行事风格吧。由苦到甜和由甜到苦的滋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能不能同甘与共苦，就更是一种考验了。近百年间，铁西人就经历了这样的起伏跌宕，饱尝了其间的酸甜苦辣。所幸人去楼空的铁西区里，已成历史的记忆，依然那么清晰。听说铁西区原来的工厂和工人，现在大都已搬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生产、生活到底怎么样？我倒很想再找机会去看看。39工人村生活馆复原的家居 2009年3月5日摄工人村生活馆复原的供销社 2009年3月5日摄
威海：“第二香港”？
位于胶东半岛的威海，是一座美丽的旅游港口城市。它与韩国隔海相望，没去之前，我一直以为韩国的渊源和印记在那里会很深。今年夏天，一连两次到威海。没想到的是，一路走来，经常看到骆克·哈特（）和庄士敦（）这两个熟悉的英国人的名字，让我想到了香港的骆克道和庄士敦道，一下子感到一种亲近——威海和香港不仅很像，而且渊源更深。骆克·哈特和庄士敦从香港到威海卫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充满屈辱。这屈辱，在香港和威海卫的历史之中，尤为明显。1898年5月24日，英国正式从日本手中接管威海卫，并举行升旗仪式。同年7月1日，由奕和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代表清政府，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 (Claude MacDonald) 爵士代表英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订中英《租威海卫专条》。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占旅大之期相同；在东经121′40″，以东沿海及附近沿海地方，英国有权筑炮台、驻军队等。中英双方派员于1900年4月25日至5月17日将东起大岚山、西至马山嘴、南至草庙子以内，除威海卫城以外的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租借地，当时区内人口约为12万。1901年7月24日，英国颁布确定威海卫政制结构及运行方式的宪法性文件《一九○一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确立了威海卫的基本政治制度。英租时期，英国先后向威海派驻7任行政长官。1902年5月，港英政府辅政司兼华民政务司骆克·哈特受英王委派出任威40 海卫首任文职行政长官。有“洋儒生”之称的骆克·哈特，对中国传统文化达到迷恋的程度，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毫不费力地将香港的那套法律制度和管理模式照办到威海。他一向主张“在英国的统治下尽力维持旧中国的现状”，因此，骆克·哈特建立的殖民统治体制，相当成功地把威海卫旧有体制完好地保留下来。庄士敦是另一位在威海卫殖民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1898年考入英国殖民地部后，作为见习生派往香港，很快得到升迁，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1904年，经骆克·哈特力荐，他被派往威海卫，先后任华务司、正华务司和南区行政长官。庄士敦具有相当深厚的东方学研究功底，对中国的政治、文学和风土人情极为稔熟，对儒、道、墨、释和天文地理、唐宋诗词也有相当的研究。共同的爱好，使他和骆克·哈特相知相近，成为终生好友。之后的1919年2月，庄士敦获邀赴北京担任逊帝溥仪的老师。1927年，庄士敦重回威海卫出任行政长官，直至1930年10月1日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回国。很显然，两人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应该让他们在威海卫有更大的施展抱负。“第二香港”的梦想落空1902年，《泰晤士报》的评论41华勇营旧址 2008年8月17日摄英军修建的水塔，如今已废弃 2008年8月17日摄方 英租时期刘公岛上最繁华的街道，如今两旁的房屋为英国人建筑，如今为海军军营 2008年8月17日摄英海军舰队司令避暑别墅旧址 2008年8月17日摄说：“如同香港是华南商业中心一样，威海卫在未来成为华北的商业中心绝不是不可能的。”英国对香港的开发，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上下齐心。对威海则不同，英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并不打算在威海做大规模和长期的开发。原因也许就在租期上。对香港来说，港岛和九龙从一开始就是“割让”，即使是新界，也有99年的租期，无论是从战略还是商业的角度，都有相当充分的开发空间。而威海卫的“租期与俄占旅大之期相同”，并无具体的期限。租期不稳，正是英国政府拒绝作出保证的问题。政府不愿投资，商人不敢投资，于是，无论是骆克·哈特还是庄士敦，尽管作了极大的努力，但英国政府确定的“以最低的成本管制威海卫”政策，使之收效甚微，也让他们有些心灰意冷。即使是那些欲投资威海又不甘心的洋商们联名上书英国殖民当局，得到的答复令他们仅有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英国政府不应该对假定事件进行讨论，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意外情况，都不可能对在威海投资的企业或个人进行赔偿。把威海卫打造成“第二香港”的梦想，终于还是落空了。英租遗迹未开发在香港，东西向平行的庄士敦道和骆克道，在繁华的港岛湾仔，至今仍占尽*。但在威海的市面上，除了几处军事遗迹，已经很难找到殖民的痕迹，尽管原本也不多。即使是庄士敦和骆克·哈特，这两位在英租威海卫时期的赫赫风光，也早被雨打风吹去了。42 在市区，我想去看看后来改为军营的华民事务司署和华勇营旧址，就费了很多周折。因为是军事用地，一般不让参观。车进去后，两位军官热情过来介绍情况，其实他们换防不久，对这些老建筑并不了解。只是说，房子基本保持原貌，结构未动，现在改做团史馆和官兵生活用房，将近百年了，依然很牢固。司署面海，与刘公岛正对，原先前面没有建筑，视野相当开阔。看着华勇营房屋尖顶上镶嵌的五角星，我问是否原来就有。一军官肯定地说，是，原来就有；另一军官则怯生生地告诉我，好像原来是个钟表。我猜测也应该是钟表才合理。后查看威海老照片，果然是个大钟表。我和陪同的人发感慨：威海是个旅游城市，英租这段历史是个很大的卖点。这些旧址完全可以开发出来，弄成旅游景点啊。北洋水师机器局、屯煤所旧址 2008年8月17日摄北洋水师驻防刘公岛，清政府在此设有“海军公所”2008年8月17日摄从刘公岛看威海市区 2008年8月17日摄对方也有同感。但他告诉我：这些旧址幸亏老早就被军队占用，才可能幸存至今；可现在这些都是军产，要协调交给地方，需通过中央军委，难度很大。而且，这些地方现在都处市中心位置，寸金寸土，光地皮就很贵的。陪同的人补充说，威海市区和刘公岛上现在仅存的几处英租时期的房屋旧址，大体都是这个情况。一部分军队仍在使用，一部分则完全弃置荒废，方 相当可惜。威海卫也有“九龙城寨”让我惊奇的是，英租威海卫居然也有一个城中之城，如同香港当年的九龙城寨。这就是威海卫城。根据《租威海卫专条》，英国的租界范围不包括威海卫城。地处租借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卫城，面积只有平方公里，初期人口不足2000人，作为文登县的一部分，仍归中国管辖。英国并未强行占有卫城，但在讨论威海卫权力移交之初，即提出卫城里行政官员的任免，必须事先征得英方同意。虽未被采纳，但每任巡检或办事委员上任之时，都先到殖民政府报到；1900年开始，殖民政府对在城内任职的主要官员，每月发放40元津贴。有了这些“君子协定”后，一直倒也相安无事。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管制方式，使
得威海卫城与香港九龙城寨的状况和
名声，差不许多。
英租之后，威海城区的商贸发展中心由城里移至爱得华码头，城里的生意大部分迁至城外。卫城萧条之后，烟馆林立，暗娼遍地，赌场比比皆是，治安一片混乱，被英国人称为“罪恶的魔窟”，和九龙城寨一样，一直为殖民当局所憷头——这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某种故意？ 回归之后，九龙城寨被改造成九龙城公园，而威海卫城在其后的城市改造中，已经完全看不见原貌了。44 打捞“济远”舰后出水的克鲁伯大炮 2008年8月17日摄威海明天会更好站在九龙半岛尖沙咀由北向南眺望香港岛的繁华，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所谓香港，精华尽在香港岛上。威海则正好相反，站在刘公岛上由东向西看威海市区的景致，也别有情趣——繁华在市区，留给刘公岛的更多的是历史。同样位于半岛上，威海的魅力在于它的静谧与安逸，香港则在于其躁动与活力。在我看来，这一静一动，都一样让人倾心。有趣的是，同在7月1日这一天，1898年，中英《租威海卫专条》签订；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香港回归时，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香港明天会更好。1930年10月1日威海卫回归后，威海卫管理公署在当时的三角花园建有“收回威海卫纪念塔”，公园南门两边的楹联写的是“遵循先觉路 灌溉自由花”——不知这两句为何人所作，它要表达的仅仅是一种决心和向往吗？或许也是在指明一种方向，威海明天会更好的方向。
边城故事
在内地，开赌场本来是禁止的，但偶尔也有例外。1998年，我去云南边陲一座美丽的边城。晚上，市委书记、市长请我们一行人吃饭，席间，一人推开我们包房的门，站在门口，用很漠然的目光扫遍全屋，留下一句“哦，你们在吃饭”，便转身自顾自走了。看他那衣着、口音和做派，定是当地人无疑。我很惊诧：市里的主要领导在这儿坐着，他居然敢随便开门进来，且爱搭不理的，如此放肆，根本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更奇怪的是，领导们也都很木然，仿佛根本没刚才这个人、这回事似的！后来，友人悄悄给我道出了个中原因。那位闯进来的“莽汉”，是当地的“赌王”，是个退伍军人，曾在派出所干过几年合同制民警，后下海。他当时并无什么本钱，但脑瓜子灵光，先想方设法打通关节，找到贷款，然后用其中的大部分再去打通关节、再贷款；如此反复之后，贷款也从最初的几十万到了上亿元。于是他在边城建宾馆、开赌场，好不热闹，当然还办了一些其他实体。他既不是省油的灯，也不会是安分守己的人，经营之中，违法的勾当自然不少。政法部门要处理他，金融部门也找他追贷款，他则明确告知，钱所剩无多，命有一条，要抓就抓。结果，金融部门帮他出面求情，不让抓人，只要他活着，干什么都行；上上下下的领导也出面给各方打招呼，要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尽可能提供方便。46 五星级的瑞丽景成大酒店外景 崔佳摄据说，边城里原有七八家赌场，但真正始终能正常营业的，只此一家。到了这个份上，自然谁也不敢惹他了，而他也不再把谁看在眼里。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顾忌。听说有中央来的记者，他便让赌场停业一天，晚上到我们吃饭处，只是想验证一下——他怕记者，特别是中央来的记者，一旦曝光，局面不好收拾的。友人进一步说，在这里，很多开小店的、做小买卖的，不少都是有来头的。好多过去都是内地的大小领导和老板，因为在此豪赌，输得不名一钱，无脸回去，也不敢回去，只好在此落脚。友人带我认识了一家洗头店的老板。他年近四十，戴副眼镜，穿着拖鞋，说普通话，一接触就知是有些层次的人。他原来是上海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一家大型企业负点责，有家有口，事业有成。可嗜赌，几年前带一大笔公款到边城豪赌，输了个精光，便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了。想不到，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大上海的冒险家居然跑到小小边城来闯荡了。在边城设赌，有些天高皇帝远。但在北方一个偏僻小县里，也曾有一香港老板投资的娱乐城，其中对外号称“十八K俱乐部”的，即是一座与国际接轨的赌城，要取得会员资格需至少18万元。里面从设施到规则和服务规范，全都是引进的，服务生也都到国外培训半年后才上岗。该城并专设公安局，由省公安厅直接领导，地方公安不能Сhā手。虽然地处偏僻，但刚试营业，生意就相当火爆，赌客大多从北京、港澳来。后来东窗事发，立项批建的过程中，牵涉到一批高官的违纪违法，先后被处理，赌城也因此关闭。前两年，湖北武汉市的一位厅级干部和辽宁沈阳市的一位高官，也是因为用公款在港澳豪赌狂输，而丢了乌纱帽的。在内地，一旦什么东西被禁止，*便很容易与之挂上钩。赌，便是其中一例。边城的那位“赌王”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不过，几年过去了，倒也没听说那边有什么人因此出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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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另一面
长城，在中国人的心里，不仅是古代一个伟大的工程，还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查《现代汉语词典》，长城“指万里长城，也用来比喻坚强雄厚的力量、不可逾越的障碍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长城给予国人的那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及普遍的认同感，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所以，当中国第一个航天员杨利伟从太空旅行回来后说，“我没有看到长城”，不仅惹来争议，更让好些国人感到窝心。不知道杨利伟上太空之前，有没有人交代给他从太空看长城的任务。不过，但凡是中国人遨游太空，即使没有这个任务，差不多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要印证一下。毕竟很早就听外国航天员说，从太空看地球，唯一能看到的人工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长期以来，我们把这当做中华民族的骄傲而自豪，包括用来教育下一代。还好，新加坡的一家报纸3月14日报道，美国资深宇航员吉恩·塞尔南坚持说，在外层空间能够用肉眼看见中国的长城！要从教科书上删去这一说法的，要三思而后行了！纯科学验证不易塞尔南负责过“阿波罗十七号”登月计划，是目前为止最后一个在月球表面行走的人。他对新加坡的《星期日海峡时报》说，他从地球轨道上看见了长城，尽管他在月球上时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报道还说，塞尔南最近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航空展览会上说：“在高度为160公里至320公里的地球轨道上，中国的长城的确是肉眼看得见的。”这下争议更是沸沸扬扬了。看来，要平息这场争论，光是站在地球上显然解决不了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要么委托下一次上太空的老外帮我们印证一下，要么等“神舟六号”飞船上天的时候，把这当做一个任务交给航天员。48 不过，即使如此，这事儿还是比较玄。除了委托老外或作为任务交给咱们自己的航天员完成，不一定有可行性之外，从太空看长城这个命题本身，还有许多不确定性。试想想：即使是航天员可以专门来做这件事，那么，从太空的哪个位置看长城，才算太空？地球有自转和公转，有白天和黑夜，宇宙飞船背对着地球上长城所在方位的时候，以及即使是对着地球上长城这一面，但地球上是黑夜的时候，光用肉眼恐怕看不到；另外，在太空用太空望逶迤的慕田峪长城 2009年7月28日摄远镜看算不算？何况航天员在太空来去匆匆，没有看到长城并不等于不能看到；用纯科学的方法作理论上的验证似乎也不那么容易。要有一个科学的又能让人们方 能普遍接受的结论，殊不容易。“伟大”意义值得商榷长城，是中国一个跨20多个世纪的大工程。我们现在所说的长城，通常是指秦始皇从公元前214年起修筑的，一直修到明朝，延续不断修筑了两千多年，总计长度达5万多千米，可谓“上下两千多年，纵横10万余里”，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早在几百年前就与古罗马斗兽场、比塞塔等列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由长城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同时，我们也得清醒地认识到：长城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项工程，其本身的意义，仅用“伟大”来概括不一定完整，有些方面甚至还值得商榷。比如，作为一项浩大工程，充满血泪。修筑长城的工程巨大惊人，仅以明代修筑的长城估算，需用砖石5000万立方米，土方亿立方米。用来铺筑宽10米、厚35厘米的道路，可以绕地球两周有余。历代为修筑长城动用的劳动力数量更是惊人。据历史文献记载：秦代修长城除动用30至50万军队外，还征用民夫四五十万人，多时达到150万人。北齐为修长城一次征发民夫180万人。《隋史》中也有多次征发民夫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人修长城的记载。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工程的残酷性可以想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大的灾难，更是难以统计。历朝历代，哭长城的，绝不止一个秦代的孟姜女！统治者修长城的目的，现在也不宜过分宣扬，弄不好有伤民族感情。修筑长城，秦汉为拒匈奴，南北朝要防突厥、契丹，隋防突厥，辽、金50 慕田峪长城城墙上 2009年7月28日摄防女真、蒙古……一直到明拒清人，不过是在华夏民族大家庭内，中原民族抵御北方民族的一个手段罢了。在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长城承载着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长城工程固然浩大，实际效用并不大。虽然既有通风报信的烽火台，又有用作攻防的城垛和瓮城之类，但建成后，长城的军事功能在战役中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对统治者来说，心理上的一种安慰比军事实用价值要大得多；事实也证明，修建了长城，并不就能高枕无忧了。清朝以来，长城基本上被废弃，渐成一条不连贯的残垣断壁，迄今如是。同是中国古代浩大又伟大的工程，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甫一建成，即惠及百姓，至今仍然发挥着实际的效用。从这个角度看，长城显然没有可比性。只能说明过去此外，还有人对修长城的战略理念也不赞成，把长城看做是束缚古代中国发展的桎梏。比如，有人认为，“长城的实质是卫国，修长城是消极的防御而非积极的进攻。这种消极防御的思想客观上起到了两个作用，一是外面的不要进来，二是里面的不要出去”。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中国修长城，以及在此基础建立起来的防卫而不主动进攻的思想，使中国在世界历史上失去了两次重要的发展机遇。第一次，在陆地上中国失去了向北方扩展的机会。第二次，在海上中国失去了成为世界航海大国的机遇。”凡此种种，莫衷一是。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责备古人。不管怎么说，长城成为现代中国的骄傲和象征，举世公认。作为闻名世界的伟大工程，它也像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只能说明过去，表明“我的祖先比你强”。这种精神胜利法，在现代社会，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了。长城是一个客观存在。它在国人心目中的伟大和崇高与否，和能否从太空看到，没有必然的关系。过多地纠缠于这种无谓的论争，怕是会贻笑大方的。与其如此，倒不如老老实实做好长城的旅游开发，造福于民，使之可以泽被后世，乃至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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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减商味
1984年，上海画家陈逸飞描绘“姑苏的小桥流水、江南的田园风光”的油画《故乡的回忆》，在美国哈默画廊展出，引起轰动。同年11月，“石油大王”阿曼德．哈默访问中国时，将这幅画高价买下，作为礼物送给了*。1985年，这幅画又成为当年世界联合国协会的首日封。《故乡的回忆》演绎了太多的故事。受益者，除了画家本人，另一个就是油画的题材所在地周庄——位于江苏省昆山市的一个具有900余年历史的水乡古镇。知道周庄，是很早的事了。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情，每天都上演一幅“活的清明上河图”的景致，从80年代末起，就一直为我所神往，只是一直无缘得去。有好几次已经到了苏州，又因各种原因，终与周庄擦肩而过。商店摊点密布第一次去周庄，是在2001年的4月，天还乍暖还寒。一行人兴冲冲沿南北市河东岸，经双桥、张厅、富安桥、沈厅，然后坐“摇快船”到全功桥，之后又在西岸河边的酒家喝“白酒”，吃“虾糟”。真正留下印象的是，沿南北市河以及银子两边，全是密布的商店和摊点，把一个原本灰色偏暗的江南水镇，弄足了现代商业气息，俗气得很。后来一次是陪我北京的老师朱维民先生游览。他是油画家，兴趣完全在那些破落但原汁原味的古宅院里，对那些早已装饰一新的“沈厅”、“张52 周庄的河道及街景 图片由周显波提供厅”之类，反倒只是匆匆走过，不屑一顾，更别说满街的商铺了。前不久又去了一次，也是陪友人。一到镇门口，就碰到了穿制服的管理人员，要求买门票，每位60元。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事。问当地人，到底进村的门票有没有规定，都说不清楚，有的说要收，有的又说不收。有意思的是，凭记者证倒可以免票。沈厅与万山蹄朋友中有人点名要吃万山蹄，不仅现吃，还要打包带回去几只。周庄镇上售卖万山蹄的店铺随处可见，以至于街头都能闻着万山蹄的肉香。万山蹄据说是江南巨富沈万山家招待贵宾的必备菜，以肥瘦适中的猪后腿为原料，加入调好的配料，加水放入大沙锅，经过一天一夜的煨煮或蒸焖而成，肉质酥烂，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甜咸相宜。大名鼎鼎的沈万山，是元末明初人。他“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而一跃成为巨富”，周庄“以村落而辟为镇，实为沈万山父子之功”。任职苏南某民营企业企划部的友人在酒桌上向媒体介绍周庄的时候，提到沈万山，说他是江南巨富。席间一位颇有经营头脑的媒体朋友马上接话：“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给他宣传一下，搞它一个整版！”全场爆笑。沈万山当时富甲一方，有据可查。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修城，其中洪武门到水西门一段工程，占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即为沈万山捐资筑建。他“还以龙角贡献，并献有白金两千锭，黄金100公斤，甲士10人，甲马10匹”，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1654楹，酒楼4座。周庄现存的“沈厅”，有7进5门楼，大小100多间房屋，占地2000多平方米，为沈万山后裔沈本仁于53售卖的“万山蹄” 图片由周显波提供沈厅 图片由周显波提供清乾隆七年（1742年）建成。古旧建筑一夜消失在周庄，以沈万山命名的还有“万山糕”，为镇上邹氏家族之公茂茶方 食作坊所做，因其邻沈万山常大批订购赠送和招待亲友而得名。“靠山吃山”，此之谓也。周庄吃定了沈万山，而周庄人也吃定了周庄。于是，成名之后的周庄，满眼所见，尽是一家接一家的各类饭店、万山蹄售卖店、茶水店，以及兜售旅游景点都大同小异且档次低劣的纪念品。周庄自己所做的调查显示，除了饭店、万山蹄售卖店之外，仅丝绸店就有278家，而大部分经营户是在2002年兴起的。近百座古朴典雅的明清宅以及横卧在水巷之上的14座石拱桥，完全密布的商店 图片由周显波提供54 被现代商业氛围所笼罩，反倒成了一种不相称的点缀——好端端的一幅水墨画，就这么被涂污了。连周庄镇古镇保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在抱怨：只有平方公里的小镇，挤满了600多家注册商户。不仅如此，不少居民为开店不惜拆墙除瓦，有时，一晚上一幢古民居就消失了……过多过滥的商业店肆严重糟蹋着古镇独有的文化原生态。发展经济顾及文化周庄在商业、旅游繁荣的背后，潜藏着的危机，已是四伏。因为周庄的效应，周边的同里、直也成了旅游景点。去过的朋友告诉我，那里一样有“小桥流水人家”，比周庄的感觉还要好，特别是古朴清纯，没有那么浓厚的商业气息。可喜的是，周庄“为进一步弘扬古镇优秀的历史文化，更多地展现水乡文化特色，减少古镇区商业氛围”，开始了“减商运动”。去年6月，周庄政府部门向各居委、个体工商户、房屋出租户、经营业主及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限制周庄古镇区经营真丝类商品的通知》，决定在古镇区停止新批、新开各类饭店、万山蹄售卖店、茶水店的基础上，进一步限制古镇区经营各类真丝类商品。政府考虑从公房出租户入手，先让建设管理所要求其下属的25户真丝经营户转行或歇业。其实，周庄镇类似这次精减丝绸户的措施近几年来一直在艰难地进行着。有媒体报道，周庄将用2到3年的时间，迁走古镇区60％的商店，使周庄少一点商业气息，多一点古镇风貌。有人把周庄的“减商运动”，看做是当地政府从过去更多地着眼于国民生产总值转向科学发展观的重大转变，“既开拓财富之源，也开创文化之源；既绘制经济蓝图，也绘制文化蓝图”，这是很让人欣慰的。旅游商业开发与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乃世界性的问题。需要开展“减商运动”的风景名胜地，岂止周庄一家？！
名胜古迹的忧虑
越是有名的风景名胜，现在越是不敢去了。湘西的张家界，第一次去是在1993年的夏天，一大帮同事一起，从长沙一路逛过去。那一次，张家界给我留下的印象美极了。2001年夏天，我再次去，走的和上次一样的路线，可张家界给我的美好印象再也找不到了。湖南韶山冲的那一组茅草屋，在80年代以前，内地人都熟悉的，它那乌黑的草屋顶和黄|色的泥墙壁，掩映在葱茏的山色之间，远远望去，四周浑然一体，带明显地域特色的建筑样式和色彩搭配，展现的是一种和谐的美。同样是湖南，在张家界，这类老房子依然随处可见，虽多已破败，但它们早已成为这块地、这片树林、这座山的一部分，难分彼此，无法割裂了。自然风景不再自然可是，这次在张家界，看到更多的是钢筋水泥的楼房，外墙的颜色不是灰就是白，有的还贴了浅色的瓷砖，和周围环境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它们老远就能让人看得分明。这些不是餐馆就是旅店的建筑，扎眼得很，可惜它们建在一处世界自然遗产的风景上，抢了不该抢的镜头。当地的导游很骄傲地介绍说，张家界市现有多少万人口，下一步准备增加到多少万；这里要建一条什么街，那里将建一条什么街……听她自豪地勾画张家界的美好蓝图，我心里反而沉重起来。新中国成立前，湘西就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那里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无多少改变。后来有两件事，打破了湘西的沉寂：一是张家界成为国家森林公园及随后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因而门庭若市；一是作家沈从文和他的作品，使凤凰边城走向世界。国际国内的人们成群结队地向这里开进之后，当地人的银包也慢慢鼓起来了，拆了旧房盖新房不说，还有无数高楼平地起。几年之后，“旧貌变新颜”了。应该说，张家界比过去显得大多了，高楼新楼也多56 多了，甚至颇具现代气息。可正是有了这些，它的自然风景，就不再自然了。我真有些后悔了，不该又一次去张家界的。慕名去风景名胜后大失所望而后悔，这种感受，于我来说，当然不是第一次了。早几年就听说周庄不错，于是去了，结果看到的是一个喧闹嘈杂的小集镇，虽然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的架子还在，却找不到一点宁静和温馨；后来有人告知周庄附近的同里，如何如何比周庄要原汁原味，要更水乡一些，我至今还是有些犹豫——不去吧，怕将来后悔；去吧，怕更后悔——如今，每每再要动去什么久负盛名的风景名胜旅游的念头的时候，我总处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就像要去见自己心仪已久的梦中情人或是久未谋面的初恋情人，总担心她们物是人非，甚至面目全非！旅游开发的悲哀从张家界回港后不久，听说联合国世界遗产组织对张家界有关当局发出警告：景区内的“垃圾建筑”太多，破坏了景区的和谐，限期整治，否则将采取措施处理直至取消世界自然遗产称号。类似的问题，好像不仅仅出现在张家界。内地被正式确认为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有26处之多。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苦了一些人，也富了一些人，同时困扰着更多的人——道理人人都懂，法规条例也有，可囿于眼前利益，这对矛盾至今还在没完没了地较着劲。不久前，媒体报道说，世界建筑物基金会(WHF)在美国纽约公布的2002年值得关注的101个世界濒危建筑遗址目录中，中国云南剑川县沙溪寺登街区因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具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而入选。据说，寺登街区的建筑群为典型的白族三房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建筑，狭长幽深的街面全用红砂石铺砌，石板上足迹斑斑，足以见证茶马古道上小镇的辉煌历史。寺登街周围有春秋至汉代时期的古墓群，段家登古戏台等十几座罕见的乡村古戏台和茶马古道石桥等古迹。被确认为“濒危”，也算是出了名，但到底是值得高兴还是悲哀？我一下子糊涂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消息一公布，动心的人不会少，开发的、旅游的等等，可能就要如蝗虫般地杀将过去了。我不禁有些担心起来，怕它们因出名反倒又毁了它们。
俄罗斯的面纱
“苏联老大哥”，这亲切的称谓，至今仍深深印在中国人的心底，尽管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苏即已交恶，尽管从90年代初苏联就已不复存在——苏联对当代中国的影响，现在仍然无法估量。8月初，友人相约而成俄罗斯之行，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看着那些沙俄时代精美辉煌至今仍散发着魅力和活力的广场、教堂、宫殿、花园、街道……感慨良多。沙皇夏宫 2006年8月12日摄58 克里姆林宫的正门和勃列日列夫时代修建的大会堂 2006年8月14日摄文化巨人经济初起步历史上，能够涌现出那么多世界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的民族，一定是优秀的民族。托尔斯泰、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格林卡、斯坦尼夫拉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不仅是俄罗斯民族的骄傲，也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对他们大都耳熟能详。苏联解体至今，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已被彻底淡化，但仍隐约可见中国的身影。中国改革开放比苏联起步早，计划经济的一些影子，在中国退化得快，但残留的旧体制阴影在俄罗斯似乎比中国要深。从抵达莫斯科机场入关，到旅游景点、商店、饭店、出租车，从服务设施到服务意识，一如80年代以前的中国，陈旧而薄弱，效率低也不规范。从首都机场出关或入关，顶多也就一个小时；从俄罗斯机场出关或入关，我们花了两个半小时还多。导游说，你们这已经算快的了！59走进著名的莫斯科红场，确实感觉不到如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宽阔和气派。经常陪团去俄罗斯的中国导游告诉我：要讲排场，还是咱中国人厉害啊！浮光掠影看过莫斯科的中国游客，常常感到俄国不外如是，仿佛俄罗斯的许多还不如中国。方 其实，俄罗斯作为国家的诸多优势、民生状况以及潜藏的巨大能量，仍然是中国目前无法比拟的。多生孩子的“英雄母亲”俄罗斯是真正意义上的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几乎是中国的两倍，居世界之首。自然资源种类多，储量大，自给程度高。据俄政府公布的资料，石油探明储量65亿吨，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2％～13%；森林覆盖面积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居世界第一位；木材蓄积量807亿立方米；天然气已探明蕴藏量为48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3强，居世界第一位；水力资源4270立方千米/年，居世界第二位；2000年核能发电量为1310亿千瓦/小时，核电占俄电力的10%；煤蕴藏量2000亿吨，居世界第二位；铝蕴藏量居世界第二位；铁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铀蕴藏量居世界第七位；黄金储藏量居世界第四至第五位……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别说中国，世界任何一国也无可匹敌。莫斯科红场 2006年8月10日摄红场列宁墓外景 2006年8月10日摄60 克里姆林宫中俄罗斯总统办公楼，当时的导游说，普京总统就在此办公 2006年8月14日摄俄罗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人口问题，但情况和中国人口过多、强力实行计划生育完全相反。根据2005年12月的统计结果，俄人口总数为亿，男女比例为1：，2005年的人口比上年减少了68万人。俄罗斯不得不采取措施，降低人口死亡率，制定有效的移民政策，提高生育率；大幅度提高对妇女生育的财政补贴，将生一个孩子每月的补贴由700卢布（1美元约合27卢布）提高到1500卢布，生第二个孩子的补贴提高到3000卢布，对多生孩子的“英雄母亲”，其补贴和奖励，更是不遗余力、不惜代价。自然资源优势如此明显，又不存在人口多的压力，日子自然要好过得多。难怪俄罗斯导游说：俄罗斯人无论干什么，口头禅总是“别着急，慢慢来”。他们夸口：光卖石油，就够俄罗斯过100年；卖天然气，又可过100年；卖森林，又过100年；最后卖女人，还可过100年！让人羡慕的还有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公民医疗全由政府负担；孩子从上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的教育费用，全由政府承担。据说，莫斯科的人均月收入在9000人民币左右，没有医疗和教育这两个后顾之忧，生活的安逸和放松，从俄罗斯人的脸上，已可看出几分——“老大哥”毕竟还是老大哥。61从宫殿广场拍摄的冬宫 2006年8月13日摄圣彼得堡：闻所未闻的故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中国的演唱者和听众一定比俄罗斯多。有关此歌曲诞生的过程，国内一般认同翻译此歌的翻译家薛范的介绍，大致经过是：1956年，当时苏联正举行全国运动会，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电影厂邀请著名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为影片配乐。作曲家与诗人马都索夫斯基合作为影片写了4首Сhā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便是其中的一首。米哈伊尔·马都索夫斯基是苏联著名的歌词作家，他所作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出色地描绘了俄罗斯大自然内在的淳朴的美；歌曲中年轻人真诚激动的心声、萌生的爱情和黎明前依依惜别之情都和这大自然的美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而索洛维约夫-谢多伊那富有魅力的、水晶般剔透的旋律又支持和发展了诗歌形象，仿佛就是从俄罗斯大自然本身诞生出来的。据马都索夫斯基回忆：当初这首歌拿去录音时，电影厂的音乐部负责人审听之后并不满意，毫不客气地对索洛维约夫-谢多伊说：“您的这首新作62 叶卡捷琳娜花园 2006年8月12日摄平庸得很。真没想到您这样一位著名作曲家会写出这种东西来。”一盆冷水浇得作曲家垂头丧气。不过影片上映后，歌曲还是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一举夺得金奖。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是唱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登上列车，告别莫斯科的。可是，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导游告诉我们：这首歌的歌词本来是《你我永不忘圣彼得堡郊外的晚上》，发表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找到作者质问：圣彼得堡涅瓦大街夜景 2006年8月12日摄涅瓦河畔的婚礼 2006年8月13日摄打在冬宫的什么部位？导游后来解开了疑团：十月革命时，阿芙乐儿号巡洋舰发射的那一炮，不是实弹，而是空弹，只是发布起义的信号而已——这信息，至少于我来说，以前是闻所未闻的。参观冬宫的时候，导游在介绍沙皇餐厅和珍宝馆时讲，十月革命时，冲进冬宫的人们把这里的银餐具拿走了不少；珍宝馆里马赛克画中镶嵌的红宝方 石，也被撬去了几颗……大约因为面对的是中国游客，俄罗斯导游又自我解嘲地说：当然，他们这样做，不能叫偷或抢，只是拿走“留作纪念”罢了！彼得保罗要塞 2006年8月11日摄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儿号巡洋舰 2006年8月11日摄彼得大帝的身影在圣彼得堡随处可见，以前我也一直把圣彼得堡的命名与彼得大帝联系在一起。这次去了才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最初来自荷兰，取意于耶稣的圣徒彼得，与彼得大帝没有关系。“你应该知道，苏联的首都现在是莫斯科！”迫于政治压力，作者只好把歌正处“白夜”的圣彼得堡，白天没完没了，黑夜的时间也就三四个小词中的“圣彼得堡”全部改为“莫斯科”了。时。虽然如此，毕竟来去匆匆，3天的时间实在有限。如果假以更多时日，相俄罗斯人习惯到郊外度周末。莫斯科的郊外我们这次没去，但圣彼得堡信圣彼得堡一定还有更多让人闻所未闻的故事。的郊外确实相当漂亮，那里有皇村（普希金城），有沙皇夏宫，有叶卡捷琳虽为近邻，俄罗斯的面目总像是隔着一层纱，中国人到底也没怎么看真娜花园，还有那一马平川、一望无垠的森林和草地。不过，圣彼得堡的市中切。心，带有浓厚欧洲城市的特色，很多建筑、雕塑乃至城市的规划，都从欧洲城市移植而来，让人流连忘返：富丽堂皇的冬宫以及宫殿广场、彼得保罗要塞、涅瓦大街以及涅瓦河与另几条纵横市区的小河缀成的如水城威尼斯般的景致，还有建筑精美、历史悠久的喀山大教堂，滴血的救世主大教堂，圣埃撒大教堂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圣彼得堡本来就比莫斯科让人难忘得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来了*主义”，中国人对此
无不刻骨铭心。这一炮，来自“阿
芙乐儿”号巡洋舰，它至今还静静
停歇在涅瓦河上。参观该舰后，又
去冬宫，我在心里一直琢磨：“阿
芙乐儿”号巡洋舰的那一炮到底圣彼得堡圣埃撒大教堂 2006年8月13日摄64 65斯莫尔尼修道院，著名的斯莫尔尼宫就在它旁边 2006年8月13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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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感怀（1）
京城感怀之一北望沙尘暴
来到南边，我对北方总心存一份挂念。80年代初，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很不适应那儿的风，尤其冬天，风挟着寒冷，刮在脸上如刀割一般，难以忍受。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北京有几大怪，其中一怪是“两条头巾一块戴”，言女人们外出，为了抵御寒冷和风沙，不得不在戴厚头巾的同时，外面再罩上一块纱质或丝质的头巾。这在当时北京的街头司空见惯。风沙袭扰北京，已有年头。但其严重程度，刚开始我并没有真切的感受。1987年的春天的一天下午，风突然刮起来，天接着也暗下来，日光灯下的室内的光线逐渐成偏蓝色，再之后太阳彻底地不见了。而天空呈一片金长安街街景 2009年11月3日摄黄，能见度仅一二十米。外面飞沙走石，就不用说了。风吹着沙土迎面扑来，砸在脸上竟有明显的痛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天气。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地震，虽然明知地震的先兆不是这个样子，也肯定没有地震发生，心里还是恐惧莫名。方 后来听广播说，这是“金雾”天气，为风沙所致。“金雾”，多么形象贴切啊！未曾经历过的人听起来，既有诗意又富美感。可“金雾”笼罩之下的滋味，不是那么好受的。此后，这种天气渐渐多起来，频率加快，间隔变短，速度也增大。人们也由此增长了知识，渐渐懂得，这种天气，一般程度的称之为扬沙、浮尘和沙尘天气，严重的谓之沙尘暴。去年6月的一天，我在山西太原再次领教了沙尘暴的厉害。这天中午，我刚进宾馆房间，忽然外面狂风大作，房间的窗帘瞬间被掀起，将落地台灯打翻在地，天空暗淡下来，漫天尘土飞扬，四处传来大风掀动物体的呼呼声，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的房间已布满厚厚一层沙土。朋友来电话说，刚才是沙尘暴，瞬间风力达八级以上。2009年的第一场雪有点早，但净化了北京的空气 2009年10月31日摄如今，沙尘暴70 覆盖的区域，已经从新疆、青海、甘肃开始，经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到达河北和京津地区，去年的一场沙尘暴，更波及东南沿海的江苏和上海，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有统计说，以北京为例，整个50年代只经历过5次沙尘暴的袭击，90年代达到了25次，而去年以来，北京受沙尘暴袭击已达10次，更让人忧心如焚的是，北方一些地区土地沙化不断扩大，沙漠已入侵至燕山腹地，最近处距北京怀柔县界仅18公里，沙漠边沿离天安门广场只有70公里了！这风，这沙，到底是怎么啦？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和我们过不去！？从夏威夷回来的人，在对那里的风光赞不绝口的同时，通常还会对那里清洁的环境发出由衷的赞叹：白色的衬衣就是穿上一个星期，领口也不会显脏。听来真让人羡慕。在北京，可是出趟门回来，脸上就蒙上一层土的，衬衣别说穿一周，一天下来，领口就已黑得不成样子了。沙尘暴的沙土从西北吹来。我曾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中穿行，在内蒙古恩格贝沙漠中摸爬滚打。没有了水和植被，沙土在风的作用下，其威力之大完全超出常人的想象——在沙漠面前，人看起来有时候真像是一弱小的蚂蚁！想到沙尘暴，再望着沙漠里那绵延起伏的沙丘，恍如置身一片坟，让人不由得心生一种恐怖。专家们说，沙尘暴除与冷气团过境有关外，人为的强度经济活动，如对沙漠边沿荒地的盲目开垦等是引发的主要原因。西部要大开发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停止向沙漠要粮食、要燃料、破坏沙漠生态环境的行为，封育植被覆盖率较高的草原，严格控制边沿的土地开发，尽快治理绿洲内的零星沙地——这些早已耳熟的呼声，如今一浪高过一浪。这些道理，人们早就懂得。这么多年来，人们明白的道理太多了，真正需要的，是把它们外化并体现到自觉的行动中去。我们过去做得并不好，沙尘暴给了我们无情的回答。遥望北方，忍看沙尘暴的肆虐，心有戚戚。我想起了楼兰古城，想到了尼雅废墟。我们会给后人和未来一个什么样的交代呢？我禁不住要为北京祈祷，为北方祈祷。71 拆迁后遗留的老树 2006年2月26日摄方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京城感怀（2）
京城感怀之二旧城古树 百年遗情
走进北京旧城新建的漂亮小区，已很难找到一棵老树的身影了。曾几何时，这里还是一片胡同和四合院的时候，不说绿树成荫、荫翳蔽日，怎么着也得有几棵像样的老树的。北京旧城区院落里常见的树种有槐树、杨树、枣树、柿子树、核桃树，多是那种多少年才长那么一点点的。像这座古老的城市一样，它们栉风沐雨，岁月的年轮被深深镌刻，动辄几十年上百年，甚或更为久远。老树的消失，缘于北京旧城的改造，而旧城改造，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只是一边没完没了的争论，一边没有止境的拆迁，其速度呈不可阻挡我家门前被拆后残存的四合院一角 2006年2月19日摄之势。破旧城 断文脉北京旧城里，实际有很多后来私搭乱建的小平房，点缀在更多年头久远的四合院之中。这些新建的小平房大都简陋，不少还是危房，拆了也罢；四方 合院作为北京古都风貌的一个显著标志，拆迁时引来争议，也在情理之中。从内心来说，我也是主张保存北京四合院的，而且希望尽可能多地成片保护。这是一个城市历史浸润下形成的独特格局和魅力，拆掉换成千篇一律的现代化高楼大厦，城市的特色消失了，文脉也就断了。可是，如今的北京四合院，早已不比从前。最初的四合院，是为一个大家庭或大家族设计建造的，几进院子和两边的厢房，都有严格的布局和分工，院里人家血脉单一，管理一致。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这些老式四合院大多收归公有，除极少数被高官和著名人士居住外，大多分给不同阶层的普通人家居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大杂院。因为人数多，原有空间变得逼仄，各家各户便不停地擅自拓展空间，搭建了不少简易建筑，使原本规整的四合院渐渐失去了原有风貌。唯一让人还能想起它们昔日规模和显赫的，只剩下那扇大门和四周的院墙了。主张开发并拆迁四合院的人们，最原始的动机一定是功利的，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而最让他们挠头的，就是拆迁。那些抗拒拆迁的“钉子户”，大多数也不会是因为要保存四合院、保护古都风貌，根本的问题还是钱。值得关注的是，反对拆迁的人群里，有一大批不带个人功利目的的专家学者，反对的理由其实众所周知，说到底就是为了保护这座城市的古都风貌。拆迁胡同 瓦砾孤零每当讨论四合院拆与不拆的时候，双方提出的理由和方案，都是对方难以驳倒和接受的。主张拆迁的一方，还有一个貌似充分的理由：住在这些四合院里的普通人家本身都有要求拆迁、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大杂院里的脏乱差和生活设施的不全和不便，想必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最有发言权，这种对74 这张摄于西城老城区的照片，其中的树与房子，如今都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几幢高层住宅楼 2006年2月19日摄自己生存权的维护，别人要是说三道四，只会被人认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主张保护的一方，考虑更多的是子孙后代和城市的百年甚至千年大计，着眼长远，理由充分，还有高度，但提出的解决方案，至少目前只是：四合院现存的问题，可以通过改造、维修，包括迁出部分住户来维持解决。可是，迁出的住户如何安置，改造、维修的费用谁来支付，住户们出不起这笔钱，政府又不可能买这个单，有谁敢来接这个“烫手山芋”？由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设计改造的“菊儿胡同”，虽很成功，且得过联合国的“人居奖”，但改造成本高昂，有如镜中花水中月，只能让人望而却步。因此，这些各执一词的争议，多少年来，一直就这么僵持着，各说各话，谁也拿不出一个可以两全其美的方案。可是，强势的拆迁，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反对的声音尽管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终究还是被推土机的轰鸣声所淹没，显得那么无能为力，那么苍白而无奈。我也算是无奈中的一个——眼睁睁地看着自家门前的四合院一个个地没了，房子、院子被拆了，四周围上了掩人耳目的挡板。每天从这些曾经存在的四合院前经过，忽然有一天，从挡板的上边望75方 拆迁后的残垣断壁 2006年2月19日摄去，看到院子里那些暂存的老树，孤零零地站在一片瓦砾之中，无奈地随风摇曳，我良久挪不开脚步：在即将开工新建的小区里，已然没有了它们的立锥之地，等待它们的，是何等悲惨的命运啊！房子拆了，还可以重建；即便是古迹，勉强重建，好歹还算是某种延续。而树的生命有如人，砍了死去，难再复生。新建的小区何尝不需要绿化、不需要树？新楼盘的宣传画上，规划中的一棵小树苗，都会被夸张地画成参天大树，可眼前这些现成的参天老树，却被无情地忽略而遭灭顶之灾。与小区建成后，象征性地栽上几棵树苗相比，保护这些老树，可能会给施工带来一些麻烦，增加一些成本。然而树苗点缀的小区，和老树参天的小区相比，孰优孰劣？当人们还在为保存四合院争执不下的时候，应该说，保存这些老树，只要有心，做到其实不难。只可惜，现在这样的有心人，实在太少太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四合院到老树，今天能有几人会来诚心守护？！等待它们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命运 2006年2月19日摄京城感怀之三谁在保护北京古都风貌？
京城感怀（3）
这些年来，围绕如何保护北京古都风貌，一直争论不休，也广为海内外所关注。余生虽晚，但有幸在北京生活10年有加，南来香港后，对北京的关注与眷恋依然不减。读了《大公报》上许扬的大作《北京古都风貌不再？》(《大公报》2003年10月15日大公园版)，得以了解到一些有关北京城市建设规划的动向，很受启发，也有些不算多余的话，想说说，以就教于许扬。记得还是1998年时候，坐车经过北京王府井街头的南端，我感到一种陌生，问身边的朋友这是哪里，他们很确定地告诉我，是王府井。现在的王府井街口，就这么现代而光秃秃 2009年11月3日摄80年代初，我在北京人民大学上学的时候，周末都要逛王府井，最主要的就是去最大的王府井书店。书店坐落在街头南端，三四层的灰楼，书很全。不宽的街道两边，长满槐树，当然还有一溜的北京老字号店铺。那个时候，外地人上北京，去了天安门，就是直奔王府井了。如今，这里有的只是购物广场。流光溢彩的步行街地面和四周的高楼一方 样，光彩照人，令人目眩。耸立在这里的那家著名的购物广场，其实从一开始规划就受到诟病，甚至惊动了中央最高层，之后是开工停工再开工，如此反复，足以说明争议有多大、多久。即使是它现在呈阶梯状的楼高，也不过是最终妥协的结果，至今让不少人耿耿于怀。王府井的际遇，就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一个缩影。正如许扬的文章所说，北京现在正对城市进行“外科大手术”，也就是拆旧建新。可是，拆的很多是体现北京古都风貌的四合院等，新建的更多则是所谓的洋建筑。许扬说，“官方对于他们的举措都有充分的理由加以解释”，比如对四合院，是“年久失修、设施缺损、位置不妥对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发展已形成阻碍，因此拆之并无害处”。其实，要解决“年久失修、设施缺损”，拆肯定不是唯一的办法，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说它们“位置不妥”，就有些不尊重事实和历史，甚至从东长安街拍摄的天安门 2009年11月3日摄78 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评选的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 2009年11月3日摄刚建时即备受争议的北京饭店新楼，因为楼高超标，站在顶层可将故宫和中南海一览无余 2009年11月3日摄显得有些蛮横了；至于说“对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发展已形成阻碍”，虽然见仁见智，但官方的一面之词，不可能是最权威的说辞，也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在说到兴建洋建筑时，许扬说“北京已经是或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如果没有一批现代风格的作品，谈何国际之名”。我在想，所谓国际化大都市，固然需要有一些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来点缀，但这绝对不是一个必要条件；相反，一种城市文化，一种独具特色的都市风貌，却是国际化大都市所不可或缺的。即使需要建所谓现代风格的洋建筑，如果是以拆四合院等为代价，打乱北京旧城区以四合院为主体形成的整体格局，说它破坏了“北京古都风貌”，是一点儿不为过的。许扬说，“喊了许久的‘保护古都风貌’其实是曲高和寡”。我不知道这个结论从何而来。保护北京古都风貌，多少年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曲高”，是一定的，但“和寡”吗？从50年代的梁思成到现在的吴良镛、梁从诫，从专家学者到媒体记者、民间人士，再到众多住在四合院的老北京们，以及包括像我这种对北京存有一份特殊感情的人，一直都在前赴后继地为“保护古都风貌”而奔走呼号。即使是媒体，赞成保护古都风貌也始终都是主流的声音。真正“寡”的，不是数量上的，而是力量上的。“举措”是官方的决定，民和官力量的那种绝对的不对等，不是用一个“寡”字就能形容的，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要拆四合院等，并不难，也还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带79根本性的动力，不能说与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驱动无关。在北京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搞房地产开发，开发商们当然喜不自胜，而官员们对搞工程更是趋之若鹜，“形象工程”也好，“献礼工程”也好，“安居工程”也好，如此大规模的成片开发，于公于私，都肯定要不遗余力地推动。官商一致了，既有权又有钱，操作上自然易如反掌，也不再容别人置喙。学者们、政协委员们方 上书政府，撰文呼吁，甚至到施工现场抗议，终归是于事无补；至于老北京们攥着一把得不偿失的钞票，呼天抢地地被迁到远郊区，痛陈“就像被吊销了北京户口一样”的惨状，又有几人在意呢？北京市这些年在城市建设上不能说没有成绩，但在保护北京古都风貌上的所作所为，并不被人看好，许多做法，至少我是不赞赏的。许扬在文章的最后说，“从目前看，官方……也许作为城市管理者比学者更务实、看问题更加多角度”，我更是不敢苟同。从专业的角度讲，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上，我不认为城市管理者比学者更高明。也许城市管理者真的很“务实”和“多角度”，但如果和自己眼前的实际利益结合得太紧，就难免让人觉出可疑而想入非非——这样的“务实”和“多角度”，至多是给极少数人带来牟取暴“利”的机会，最终毁的却是首都北京。当一幢幢为许扬所津津乐道的具“现代风格”的洋建筑，在北京城区拔地而起的时候，如果伴随着的是古都风貌的不再，那北京也就不再成其为北京了。有些东西是可以用钱堆起来的，不管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但是，用钱堆不出记忆中的“王府井”，也堆不出古都风貌，更堆不出文化和历史。附记：本文刊登在2003年11月5日《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是在看了《大公报》《北京古都风貌不再？》之后，抒发的一点感想。新书出版前，我专门托香港的友人帮我把《北京古都风貌不再？》的原文传来，一并附后。80 附：北京古都风貌不再？
京城感怀（4）
许 扬北京有关部门正在对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进行一次“外科手术”，以期让它更像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有关方面一方面大规模地进行城市扩建，拓宽和修建许多宽阔的柏油路，拆除了很多陈旧房屋，其中也包括一批像长安街旁闹市口一带的完好的四合院；同时他们开始设计和建造一批极具现代化风格的新标志性建筑。在天安门的斜对面、人民大会堂西侧即将出现一个“水蛋”——由法国人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国家体育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Z交叉”以及澳大利亚方面设计的“水立方”等等一批洋派建筑，在不久的未来都将耸立在这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城市中，不少媒体对洋派建筑的到来均表示欢迎和赞赏。官方对于他们的举措都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解释。对于前者，他们认为北京的许多旧建筑，包括一些四合院虽有历史价值，但因年久失修、设施缺损、位置不妥对城市的现在和未来发展已形成阻碍，因此拆之并无害处；对于后者，则理由更为充分，北京已经是或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如果没有一批现代风格的作品，谈何国际之名？一些建筑学者对此虽然表示了不满，但又拿不出设计方案去参与竞争，喊了许久的“保护古都风貌”其实是曲高和寡，或许他们在经过某处发现原来的四合院已荡然无存时，心中不免产生一丝伤感。保护和恢复北京古都风貌并非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话题，1949年当新中国成立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了保存北京古城风貌、发展新城另外选址的建议，但当局并未采纳其建议。梁思成虽然留学西洋，但对中国81中央电视台新大楼，被北京人戏称为“大裤衩”，从一动工就争议多多。2009年2月9日晚，右边的北配楼发生大火后，更为社会瞩目 2009年11月11日摄传统建筑爱之弥深，他曾主持清华大学建筑系，其建筑思想和主张至今影响着一批中国建筑学者。后来当梁思成听到政府决定拆掉北京城墙时，不禁放声痛哭。“*”中和“*”结束后，北京的古都风貌遭到严重破坏，到陈希同主政北京时，许多学者呼吁“保护和恢复古都风貌”，陈也表示支持。但这位前*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却是一位十足的外行，他竟然认为给每个建筑顶上建个尖亭子就是恢复北京古都风貌了，以至于当时许多人私下称其为“陈希亭”，在陈发迹的北京方 昌平县，竟然建了一个楼顶有六个尖亭的“六亭饭店”。陈对此饭店甚为满意，每赴昌平，常下榻于此。学术界对于保护与发展历来意见不一，一方认为古都风貌的标志必是四合院、大屋顶和胡同；另一方则认为北京应该突破陈旧的建筑观念，提倡多姿多彩的建筑理念。主张四合院、小胡同的学者们因为提不出更圆满的保护与发展的解决方案而渐处下风；而此间的市民也认为，四合院、小胡同占地多、住人少，发展起来不现实，操作起来困难大，确实不宜提倡。从目前看，官方显然支持北京建设应百花齐放的主张，也许作为城市的管理者比学者更务实、看问题更加多角度。82 京城感怀之四逛旧书市
北京有个潘家园旧货市场，每到周六周日，门庭若市，车水马龙，进进出出的人络绎不绝。我经常光顾的，是其中棚屋搭建的旧书市场。这里的旧书，按年代大致分三类：一是民国以前的，以清末出版物为主，二是民国时期的书刊，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书刊。国外出版的英、日、俄、法、德、朝鲜和*文的书刊，也有一些，这些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当然，中文书刊还是占了绝大多数。清末的出版物主要是一些族谱家谱和地方文人自编的作品集，连客栈、酒家的账簿都有。民国时期的书刊的数量和质量都不错。梁实秋、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很多名人名家的专著和译著都能在里面找到。《新青年》、《朝日新闻》、《申报》、《大公报》等报刊的合订本，几乎能找到成套的。民国初年翻译的西洋和苏俄的文艺作品，很多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其中以高尔基的作品为最多。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我购得的就有两个版本，一为民国初年的版本，一为40年代由胡风作序的一个版本，原购书者注明“1948年11月购于长沙”。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这里能找到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版本。书市里有不少是当时各解放区的出版物，特别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或宣传部编印的学习材料和文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艾思奇著《通俗哲学》等等。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和二战有关的书刊，我曾购得一本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编印的一本美军将士谈自己参加二战体会的宣传小册子。以上两类书刊，因年代久远，摊主一般都把它们用塑料薄膜包住封面。新中国成立后的书刊还是占了大多数，这些又以改革开放前的书刊为主。与苏联有关的书刊很多，光《斯大林传》就有好几个版本。83与“*”有关的各种资料，更是琳琅满目。这些资料大致可分为几类：一是出版社出版的正式书刊。我从80年代初就开始收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鲁迅作品单行本小册子，光是杂文集的收集就费了很多工夫，历10余年都未能找齐，而在潘家园旧书市很轻易就找全了，而且还意外方 地“淘”到了同一版本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唐宋传奇》。人民音乐出版社从7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76年陆续出版了5本名为《战地新歌》的歌曲集，基本上囊括了从60年代以来的新歌。这些歌都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我有兴趣，在几个摊上很快就把这5本凑齐了。二是与*领导人有关的书刊。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毛泽东选集》，从一至五卷的单行本到一至四卷的合订本，应有尽有。不仅如此，还有俄、英、日、法、德、朝鲜文版本的毛选，各种版本和式样的语录本和像章就更不必说了。有关*和刘少奇的书刊自然不会少，光《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资料汇编》就有厚厚两大本，各类丑化的漫画也不少。三是与*、红卫兵有关的材料。这些很多都是地下出版物，但是品种很全，很多大学出版的《红卫兵战报》、大字报汇编、宣传画、歌曲集等等，有相当一部分是刻版油印的。这些书刊本来装订就不规范，很多还是散页，摆在摊上的也凌乱不堪。从书刊上的藏书章辨认，这些书刊，大部分来自企业和机关的图书馆和资料室。这些单位或不景气，或被撤并，原有的图书资料作废品变卖。有些企业倒闭了，连饭都没得吃，自然顾不上看书了。可能也正是因为不读书，所以他们认识不到，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换好多饭钱的。在旧书市里，我主要是找民国期间的文艺作品和“*”期间的个别资料。这里的很多书刊，内地相当一部分图书馆和资料室都不一定有收藏。作为研究用，这些资料实在是不可多得。比如，要研究“*”和红卫兵，在这个旧书市里完全可能找到很多第一手的资料，甚至把它们收集起来，建一个专门的图书室和资料室，都绰绰有余，而且一定相当权威。精明的摊主们知道这些书刊的价值，所以书刊价格都定得很高，特别是民国和民国以前出版的，价格就更没谱，内地一般收入者是不敢问津的。然而，老外逛这儿的不少，而且他们就爱挑民国和民国以前的书刊，有的开车来，常常满载而归。84 每每看到摊主门热情招呼那些来旧书市里寻宝的老外，我总不自觉地想起那位把敦煌的经卷卖给外国“探险家”的王道士，真有一种“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在潘家园旧书市里徜徉，我总不免要陷入一种沉思和彷徨。位于香港跑马地的印度庙 2004年2月29日摄方
故乡忆旧（1）
故乡忆旧之一追寻东岸庙菩萨
我在家乡上学的时候，从小学到高中，老师批评学生上课时的坐姿，常常说到这样一句顺口溜：“东岸庙的菩萨，东倒西歪。”当时想到的只是它表述的准确性和形象性，其他并没有想太多。 离开家乡后，这个顺口溜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回，很多场合我都想把它带出来，可每次都不得不打住——家乡之外的人谁知道“东岸庙”呢？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从未见过了。 一次回家，我问父亲，小时候常听到的“东岸庙的菩萨，东倒西歪”中的东岸庙，在哪里？我怎么没见过？父亲笑了，笑中带几丝苦涩。 原来，我老家所在的县城，被一条汇入长江的内荆河由北而南分成两片，西边称西岸，东边称东岸，而在河的东岸，有座庙，叫东岸庙，里面供奉的菩萨，确实是东倒西歪的。家乡有心人编了这个顺口溜，传播广泛，妇孺皆知。东岸庙后来毁于“*”，我没见过，也就不奇怪了。 县城边上还有一个地名叫沙湾庙，也只是空有其名而已。一场“*”，使家乡所有的庙宇全部毁于一旦，干净而彻底。以至于在走出家乡求学之前，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真正的庙宇。 母亲信佛，是那种虔诚得可以不管不顾的佛教徒。记忆中，烧香拜佛，被母亲演绎得比较具体而实用，一旦家里遇到什么难题，诸如谁有个头疼脑热，孩子找工作、考试、择业，或者仅仅是谁要出趟远门，母亲总要偷偷地找那些仙姑神汉帮忙看看算算；如果是谁生病了，上医院看大夫的同时，肯定也会找那些人看看；如果被说成是被某个先人“念叨”了，还得马上给先人进进香磕磕头、烧点冥钱。偶尔，也把被家乡人称作“马角”的仙姑神汉请到家里来，当然只能是偷偷的，在夜深人静之后，悄悄进行。 大人们说，这些如果让政府晓得了，是要挨批斗的。孩子们也都学会了87方
位于香港皇后大道东的锡克庙 2004年2月29日摄香港北角新建不久的关帝庙 2004年2月29日摄从此缄口不提。 母亲这点精神寄托和支撑，却只能偷偷寻找，该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 1993年，父母到北京，当我带他们去雍和宫的时候，母亲每进一座大殿都要下跪磕头进香，一个不落。她下跪磕头的姿势是那么的标准，进香作揖的神情是那么的虔诚，让我油然而生敬意。此后，我陪母亲出游，不管是在哪里，也不管是佛庙还是道观，母亲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她那套程序做完——在母亲眼里，佛和道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见菩萨就拜。 我忽然有些同情母亲了。我想到了家乡，那么多年里，没有了庙宇，她居然连一个可以膜拜的地方都没有！ 仿佛是要补过。之后我走南闯北，国内国外，在山东，在四川，在香港，在泰国，只要见到菩萨，我都要学着按母亲的程序，统统虔诚地做一遍。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是，替母88 香港街头随处可见的教堂 2004年2月29日摄亲做，为她祈福求平安。 走在香港街头，看到林立的教堂和庙宇，我为香港人感到欣慰和庆幸，他们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自己寻求心灵安慰的地方。 可是，母亲不行，在家乡不行。 这几年，家乡恢复古庙的工作有了些苗头。虽然东岸庙、沙湾庙没有恢复，也没法恢复，但长江边的一个小镇螺山，山上已小规模地建起一座“黑爹爹庙”，据说这里原来也有一座古庙，恢复之后，香火相当旺。 我小时候待过的村子里，据说“*”前也有一座庙，后来被毁。3年前的一天，表哥带我们走进村边一座低矮简陋的小屋，里面供奉着大大小小的泥塑菩萨。表哥说，方圆数里，现在就这一座庙了，所以是如今这个样子，一是兴建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二是需要筹集资金和人员张罗，等这两个条件有了，僧尼进驻是很快的事了。 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我想到了母亲，以及像母亲一样一辈子有信仰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像样的、可以倾诉心灵的去处。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在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年代里长大，非不为而是不能。到了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并理解了母亲对菩萨自觉的虔诚，无论在什么困境中。 真的好羡慕母亲，羡慕像母亲一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他们是幸福的。 我为他们祈福。香港大埔林村许愿树，据说很灵验。内地游客大多喜欢到此一游 2004年3月20日摄香港黄大仙祠的香火相当旺 2003年3月13日摄故乡忆旧之二自留地记方 自留地，现在已经是个陌生的名词了。1956年，我国农村开始大规模地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归集体所有，但为了方便“农家种植蔬菜和小量饲料作物及经济作物，解决日常生活需要”，合作社从公有土地中抽出一部分，分配给农家自主经营，自种自收，自给自足。这就是自留地。20多年以前，就是这小小的一块自留地，几乎成了农家仅有的一棵救命稻草，它给农村实行集体化后的农民带来的那一线生机，是很多人都难以忘怀的。50年代末期，我们全家下放后，也曾分得自留地。记忆中，随着土地平整和农田规划的变迁，我家的自留地换了好几处地方，印象最深的一块大约有40米长、3米宽，南北走向，呈条状，夹在一整块地的中间，两头都靠着水田。为防止猪、牛、鸡、鸭之类的牲畜家禽毁坏庄稼，各家都用树枝等Сhā在地边把地整个围成一个圈。南方水乡多柳树，柳树不怕水，易成活，Сhā在地上就能生长，因而经常被用来筑围栏，后来都不知不觉长成小树了。这块自留地分成相连的4块，分别种上不同的品种，分不同时令连续播种，一年四季都没有闲着的时候。靠东头的一块主要种作料用的菜，葱、姜、蒜是常见的。新春的青蒜刚长出来的时候，不忍心马上连根拔了，每次都很谨慎地先暂时掐几片叶子吃；等最后多了的时候，再开始一根一根地拔了吃。我们那儿有一种小葱，比北方的大葱细小得多，也没有北方的葱辣，但香味扑鼻，切碎后往刚出锅的热菜或面条上一撒，立刻清香四溢。这种葱和韭菜一样，是一窝一窝地长，等长出一拨后，用刀齐土割下；不出几天就又齐刷刷地长出来了。90 自留地里种的大部分还是菜蔬。夏秋的品种是最多的，辣椒、西红柿、豌豆、茄子、芋头、土豆、红薯、空心菜、莴苣等应有尽有，偶尔也种豌豆、蚕豆、绿豆和黄豆；种扁豆、豇豆、峨眉豆还得搭个架子；瓜类有南瓜、冬瓜、黄瓜、菜瓜、丝瓜，个别的还种有西瓜、甜瓜、香瓜；冬春则种小白菜、大白菜、卷心菜，雪里蕻自然也不会少；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菜薹，它是一种菜心，分紫色和白色，又嫩又脆，炒腊肉是一绝，应该是当地冬春最好的蔬菜了。那个时候，食用油的供应很紧张，每人每月按两供应。农家的油大都不够吃，只能靠在自留地里种上一点油料作物如油菜、蓖麻、芝麻等，收获后用籽换些油吃。自留地里施用的全是农家肥，也就是沤过的人粪尿、鸡鸭猪粪和垃圾，既无污染，又不会造成土质的板结，更重要的是没有无机肥的那种催生作用，使菜得以自然而然地生长。这就像野生和人工培育的动植物的品质不同是一样的，普通农家并不一定都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但他们清楚，自留地里蔬菜的味道比大棚或蔬菜队专门种的菜味道要好，而这很大程度上跟只施用农家肥有关。当然，买化肥的钱可省下来了。菜的新鲜自不必说，想吃什么蔬菜，就下地里现摘，带着露水和新鲜泥土的菜，一个个很精神地支棱着，可爱又可口。因为是自家一瓢水一筐肥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所以，任何一棵菜的利用都是最充分的，从不轻易扔掉一枝一叶。空心菜的嫩尖可炒着吃，老一些的梗切碎了炒，味道也不差，这个做法在北京如今很火的湖南菜中还能见到。萝卜既可生吃又可切成丝炒着吃或做成萝卜汤；萝卜叶和梗则用盐腌一下，两三天后切碎了，用油一回锅即成腌菜，又酸又脆。收获得多了，不能都吃新鲜的，就切成片或丝风干了保存起来，随时想吃随时用，也可洗净后做成泡菜。我们家乡的人爱吃辣，一年四季都少不了辣椒。春秋的时候，自留地里长得最多的就数辣椒了。辣椒的做法很多，除了做虎皮辣椒以及和其他菜炒在一起用来调味以外，我们还喜欢把辣椒放在火里烧，去皮后，用酱、醋、盐拌一下，或是把红辣椒切成片用盐拌匀，放一晚上再食用，味道都很别致。为供冬春之用，就把辣椒剁碎了做成各种辣椒酱，有黄豆的、豌豆的、91小麦的等等，这样，一年四季就都能尝到辣味了。经营自留地当然只能是忙里偷闲，白天集体出工，给公家忙乎，收工之后才到自留地里忙，一家人披星戴月在自留地里浇水施肥是常有的事。耕作方式是原始的，既不用机械，也不用畜力，翻土、耙地、施肥都完全靠人力，农家也都自得其乐。方 自留地里种什么不种什么，由自家决定，收获完全归己，农家购买油、盐、酱、醋的零用钱也大多来自出卖自留地里的收获，所以农家经营自留地一般都很精心。收成好的时候，自家吃不了，便送一些给亲朋，有时候还可互相交换品种，这也是那个时期亲朋之间的一种特有的关怀。那个时候，农家的生活很苦。全年的工分加起来也折算不了几个钱，一年到头所需的家常菜要是都靠集体分或花钱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有一年过春节，我们六口之家也就分得两块钱、一斤肉。赶上年成不好，粮食歉收，大米不够吃，农家还得在米饭中加上自留地里产的萝卜、红薯以充饥。冬天的地里，大都满目枯黄和凋敝，只有在农家的自留地里还能看到一点葱绿，仿佛沙漠里的绿洲，让人觉出生命的存在——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里一道别样的风景。自留地也是命途多舛。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分下来不久的自留地又被当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中的一部分而收归集体；退还以后，又成为遭批判的“三自一包”中的一部分，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割了退，退了割，反反复复好几次，一直到人民公社寿终正寝之后，这个“尾巴”不仅没被割掉，反而显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只是富裕起来的农家对它的依赖已不像过去那样明显了。故乡忆旧之三故乡的“笑问”
故乡忆旧（2）
我曾经上过的小学和初中学校，十多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世事的变故，在江汉平原的这个小县里，一向表现得很彻底──新的一旦出现，旧的也就完全消失。在我小时候的脑海里，旧社会是个空洞的概念。1949年以及更早的年代，在那块土地上，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记；其后的日子，类似的故事也一直自觉延续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在的那个沿内荆河蜿蜒的村落，以及周围的几个地方，房子大致都是半新不旧的，不论是草屋还是瓦房，也顶多建成了不过一二十年，屋里的陈设和用具，也都大同小异的简陋。偶尔残留的几间据称是以前大户人家留下的木板房，也已破败不堪，看不出有什么高档和奢华，和山西乔家大院的那种景致，是没法比的。故乡的几个大家族，实际已繁衍了数十代了，也出过不少富户和大户，但是，至少是在60年代以后，那种曾经辉煌的痕迹，竟然一点都找不到了。倒是被冲刷后的河滩上，经常能看到成片的碎瓦和瓷片，还有我们称之为洪湖与内荆河相连之处的老水闸，算是地面建筑年代比较久远的了 2006年3月26日摄昔日的小渔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2006年3月26日摄“民钱”的古铜钱，明清时期的居多，民国时期的也不少，偶尔还能捡到袁大头之类的银圆呢。纯砖瓦建筑，在当时还比较稀罕，只有公家才建得起。如水产站、供销社、粮站等等，是计划经济时代很红火热闹的地方，后来也都被拆除改建了；沿河的民居，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为风格单调的两层小楼所替代；土方 地和水面似乎总在不停地被切割和瓜分，连小村子的名字也一直在不断地改：50年代叫乘风，六七十年代叫红兵，80年代以后叫大口……真正可以算得上有点年头的建筑，也就是内荆河与洪湖相连的那个水闸了。它是大跃进年代为调节湖泊与河面水位而修建的六孔钢筋水泥桥，桥面上建有将近两层楼高的建筑，作为调节闸门的控制室。就是它，在以平房为主的湖区，相当扎眼。从湖另一边过来的人，常把它当做标志性建筑，老远望见，就知道船快要到码头了──屈指算来，那也不过是40多年的历史而已。很奇怪，故乡的一切好像都是临时性的，既看不出过往久远的历史，现有的架势，也似乎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随时准备推倒重来。一拨又一拨的人老去，一幢又一幢新房崛起，一切都毫不犹豫地换成了新鲜而陌生的面孔。于是，故乡的影子，便一天天模糊起来，仅有的一点记忆，现实中都已无法对应。到如今，仅仅是再要想象十几年前这里的景象，都已经很难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岂止是儿童，故乡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笑问”——在曾经生活和如此熟悉的故乡，过去的人现在已然成了完全的局外？一次，友人告诉我，他晚上睡不着，曾经好几次半夜起来画小时候生活区域的地图：这条小巷延伸到哪儿，那条小巷和哪里相连，小巷门口有爿什么小店……因为平房改造之后，那里早已面目全非。这淡淡的失落，在城市，在乡村，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释怀。不是吗？满眼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翻天覆地、除旧布新之后，一切都变得时髦和实际，还被看成是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可是，历史看不见了，心底也茫然：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没人能直观地告知，听起来也像天方夜谭。这就是进步的代价？现实的拷问，难以回答。
八闽琐记（1）
八闽琐记之一施琅：英雄不问出处？
2000年到香港后，与一些多少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见面时，经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语意很明确：对那些已经成功的现实英雄，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的过去是不是见不得人──这样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应该也是共有的通病。每当如此，我虽未置可否，但对这种“成王败寇”的逻辑，骨子里不敢苟同。4月24日，至福建晋江，被意外安排参观施琅纪念馆。此前，对施琅其人，知之不多；纪念馆建成时间看来也不长，布置得有些空空荡荡。导游在按部就班地介绍，特别提到最近刚刚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边听介绍，一边有人小声问我：“有人说他是汉奸呀。”我环顾周围，小声回应：“算是贰臣吧。”临离开，纪念馆赠送岳麓书社2006年1月出版的《施琅将军传》一册，作者施伟青在书的前言中是这样介绍施琅的：“早年曾是郑芝龙、郑成功部将，旋因与郑成功发生矛盾，导致父、弟受株连被杀，而被迫离郑从清……”结尾是“谨以此书纪念这位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将领”。书的面目已经很清楚95福建晋江施琅纪念馆中的一进院门 2006年4月24日摄了。但把“降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从清”，显得很不经意；降清原因的归结，让我也不经意地想到吴三桂，据称因陈圆圆受辱，为红颜一怒而降清，仅仅是不那么理性。方 施琅与郑成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导致父、弟受株连被杀”？前言中含糊其辞，书中倒讲得很清楚：第一次降清不久，施琅又加入郑成功的反清义旅，施琅就郑的决策两次提出不同意见，引起郑的不满；施琅有战功却未官复原职，心生不满；施琅杀了郑明令不让杀的部将曾德，郑大怒，欲杀施琅，施逃脱，郑杀其父、弟……两人遂“剪为仇敌”。这被一些人称为“微嫌”而成为施琅叛郑降清的理由，实际是说不过去的。有意思的是，在晋江，一位50多岁施姓企业家就曾当我们的面抱怨：“我们小时候，施姓人氏在村里都有些抬不起头来，因为祖上出了个汉奸；现在才知道，原来不是那么回事。”他的抱怨，倒是告诉人们，在并不久远的年代，施琅作为汉奸，还是公认的。我没看过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从央视网站检索得知，“该剧以清康熙皇帝收复台湾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著名爱国将领施琅将军成功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艺术地再现了施琅将军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毕生精力的英雄壮举”。虽为文艺创作，施琅助清朝收复台湾的史实应该问题不大。但施琅力主攻台，其《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能较早认识到台湾对于海防之重，也很难得；但上疏之外，恐难排除作为叛将为父弟报仇、作为降将急于事功之心；叛郑又攻郑，更陷自己于不义。硬加上那些诸如“爱国将领”、“成功完成国家统一”、“英雄壮举”之类，实有刻意放大其“功绩”、故意漠视其名节之嫌。引来争议，应在情理之中。96 施琅石雕像，据称系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立，建馆时移至此 2006年4月24日摄有关施琅的争议，据说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分，且似乎都有见地。只是一旦上升到国家、民族这样的政治层面，难免功利和实用，即使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也只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难以廓清其真实面目。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为涉及人品，为立身之本。这其实既无须牵向满汉民族之争，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变，仅就气节问题对他作出道德评价，即已足够。一个失节不忠之人，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而其后的作为越大，只会被指祸害越深，骂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结论不言自明。“贰臣”是指“王朝易代之际，兼仕两朝的大臣”。《辞源》还专设有另一词条“贰臣传”：“清弘历（高宗）乾隆四十一年，诏于国史增列贰臣传。所载明朝降清之大臣，共12卷，120人。”施琅虽未列其中，但乾隆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认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尽管为清朝作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还在清朝做官，但以忠君的标准衡量，他们是不完美的。事实上，郑成功去世后，康熙亲书挽联赞其“孤忠”，并不因反清而否定其忠君。这一做法，被认为是“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贰臣，事关气节，是做人道德底线的丧失，向为人所不齿。如果对贰臣也要“一分为二”，以为可以瑕不掩瑜，表现的不再是宽容和公道，只能是功利的驱使和原则的缺失，终为社会所不容。我们常说“文以人废”。其实，因人而废的，不仅是文；如果人品立不住，与其有关的一切皆可废，毫不足惜，因为“失节事大”。英雄不问出处，本身郑成功当年在鼓浪屿筑有炮台和工事 2006年4月26日摄是一种做贼心虚的不自信姿97态。近乎残酷的现实是，越是英雄，越要问清出处。“出处”经不住拷问的英方 雄，不能说是真英雄。对于他们，即使不能施行法律和行政的惩处，苛之以何为荣何为耻的道德审判，从来不可或缺，无人能免；即使当时幸免，后世也难逃脱；因时势而强做翻案文章，反易自取其辱，为天下笑。此为通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施琅岂能独免？附记：本文发表在2005年5月27日《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上，人民网文化频道随即予以转载了。不料，至2008年1月27日，人民网上忽然有署名“红如”的作者针对我的这篇文章写了长篇的“驳斥”文章。具体如何“驳”与“斥”，我将该文照录如下，阅后便知。看得出来，作者很用心，花了不少“考据”工夫。虽然其观点我不敢苟同，但毕竟是一家之言，有些又过于主观臆断，我也就不想作任何回应了。无独有偶，2008年4月，我从香港《广角镜》杂志看到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以谁命名》，讲的也是如何评价施琅，针对性很强，观点鲜明，而且说得很专业，在此一并附录。2001年10月1日，设于晋江龙湖镇衙口村施氏大宗祠的施琅纪念馆开馆。简介说:施琅初为郑芝龙部将，后因事失和，归顺清廷，由同安副将、同安总兵擢为福建水师提督。郑成功驱逐了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后，郑氏政权据守台湾，与基本统一全国的清王朝对抗。施琅为收复台湾，结束国家长期分裂局面，再三请缨，于1683年率水师攻克澎湖，迫使郑氏政权投降 2006年4月24日摄98 附1：驳斥斯雄的《施琅：英雄不问出处？》
八闽琐记（2）
红 如也许人们早已知道，采用编造谎言、歪曲事实的办法，来诋毁历史人物或他人，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花样了。2006年5月31日，斯雄在其《施琅：英雄不问出处？》（发表在《人民网·文化论坛》）一文中开头便说：“2000年到香港后，与多少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见面时，经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接着便批道：“对那些已经成功的现实英雄，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过去是不是见不得人——这样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应该是共有的通病。”笔者就长期生活于港澳地区，然而却从未从“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那里听说过“英雄不问出处”这句话，更不用说是什么“经常听到”了。这分明是斯雄为引出话题以攻击施琅而无中生有的捏造。且其矛头也指向中国内地——所谓“法制不健全的地方”云云。斯雄指责中国内地央视播放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誉施琅为“爱国将领”、“成功完成国家统一”、“英雄壮举”是“实有刻意放大其‘功绩’，故意漠视其名节之嫌”。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为防断章取义，特把其最关键的一段“论证”引述于下：“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是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因为涉及人品，为立身之本。这其实既无须牵向满汉民族之争，也不必扯到明清朝代之变，仅就气节问题对他做出道德评价，即已足够，一个失节不忠之人，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而其后的作为越大，只会被指祸害越深，骂名更大。以此衡量施琅立身行事，结论不言自明。”这真是奇谈怪论！众所周知，评价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主要应是看待其作为对国家、人民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看其个人道德如何。如果其活动对于国家统一进步、民生的安定改善起了促进作用，即使其个人品德有不足之处，对其也应作出肯定的评价。施伟青先生早就评价过评价历史人物唯道德论的观点，指出，如果拿这种观点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那么，“商汤、周武王、管仲、曹操、魏征、宋太祖等等大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必须被唾弃”，但是这显然是不公允的（施伟青著《施琅将军传》第104页）。商汤，原是夏朝君主桀的臣子，他起兵推翻桀的统治，建立了商朝。他结束了夏王桀的*，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周武王，原是商纣王的臣子，他率兵灭了商朝，建立周朝。他推翻了纣王的残暴统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值得赞扬。99毛泽东称此举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5页）。管仲，原是春秋时期齐国公子纠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公子纠被另一个政治集团的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杀死后，管仲不仅没有殉难，反而变成齐桓公最得力的助手，辅佐其成就霸业，存邢救卫，安定王室，稳定了北方地区的社会秩序。管仲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曹操，原是东汉刘氏政权的臣子，他名为汉臣，实乃挟天子以令诸侯，精心经营，为其子曹丕代汉称帝铺就了台方 阶。但是曹操实行法治，重视农耕，统一北方，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魏征，在隋末各派政治集团中，原属李密部下，随李密降唐，后被窦建德所获，遂在其手下为官，窦建德败于唐后，他再次降唐。从此他在唐朝任职，以直谏著称，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器重，促成“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因而他得到人们的颂扬。宋太祖，原是后周的臣子，他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帝位，尔后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结束混乱割据的局面，发展社会经济，是一位颇有贡献的封建君主，理应给予较高的历史地位。可是，倘若按照斯雄的说法来看待他们，他们则会被斥为“失节不忠之人”，且“祸害”很深，是要背很大的“骂名”的，“在任何时代，都无以立身，为各方唾弃”。不过，事实是并非“在任何时代”都是对他们作如此评价。就中国内地史学界来说，近数十年来，对以上数位历史人物是持一致的肯定意见的。海外学者也大多对他们持正面评价。其实，在这方面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亚圣孟子，就已为后人作出榜样。战国时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则谈话，反映了孟子评价历史人物所遵循的标准：“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认为，如果君王残暴，臣下不仅可以背叛他，而且可以诛杀他，取而代之。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春秋时，孔子的两位学生子路、子贡曾就管仲的评价问题提出疑问，而孔子都明确做了回答：“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以上二则文字用白话文来说即是：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公子纠的师傅因而自杀，管仲——公子纠的另一师傅却不殉死。”接着问：“管仲不是有仁德吧？”孔子答道：“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之间的盟会，结束了战争，都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子贡问道：“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仅不殉难，反而去辅佐他。”孔子答道：“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至今还受到他的好处。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他难道要像普通人那样守着小节小义，在山沟中自杀而还没有人知道吗？”由此可见，孔子、孟子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天下（国家）、百姓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已有著名学者指出：“孔子所称许的仁人有数种类型。”“都是从大处、特别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着眼。这样仁的尺度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高的，也是正确的。”（高亨：《孔子思想三论》，《哲学研究》1962年第1期）“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却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43年）、较安定的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依孔子意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杨伯峻：《试论孔子》，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7页）孔孟的以上看法无疑是中肯的。他们都不赞成愚忠。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主以礼待臣，是臣下对他尽忠的前提条件。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可以说是孔孟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思想基础。愚忠是宋明理学家鼓吹出来的，什么“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缚束人们思想的封建道德。已有学者尖锐指出：“宋明理学家崛起，自谓得孔孟道统，实际上是篡改了孔孟之道的新儒家，后世封建道德的罪恶多是这班人所为。”（赵光贤：《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南宋以降的所谓孔孟之道，实际上已经主要是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反动的统治思想，而且由于它体系庞大，把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扼杀一切新事物窒息一切新思想的最沉重的精神桎梏，成为吞噬千百万无辜生灵的‘吃人礼教’。”（丁伟志：《儒学的变迁》，《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因此，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并非“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而是要看他一生的主要作为是什么？这个作为对国家、人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施琅一生最重要的作为是率领舟师横渡海峡，平定了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台湾郑氏政权，结束了两岸局势对峙的局面，停止了东南沿海的战争，使两岸人民不仅减轻了由于军事冲突而难以负荷的徭赋负担，而且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他疏请清廷把台湾收入版图，使两岸归于一统。他又奏请清廷调整原来的迁界禁海政策（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清101鼓浪屿海边废弃的碉堡，不知是“*”还是“国军”留下的，抑或更早？ 2006年4月27日摄廷令沿海数十里内居民迁入内地，禁止出海贸易采捕），开放海禁，展界还民，使沿海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施琅重视海防，注意捍卫国家的安全，维护海洋权益。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促进台湾的开发建设。他功在当代，泽及千秋！誉其为“爱国将领”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有何“放大”之嫌？其实，赞扬施琅的学者，不但在被斯雄斥为“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内地”有，在海外也有。（请参见施伟青先生主编的三部施琅学术研究论文集：《施琅研方 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施琅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施琅与台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而诋毁施琅者，同样在内地和海外都有，这在网络上已充分展现出来，无需赘言。就所谓道德评价而言，施琅是因犯颜劝谏而得罪郑成功的，在郑氏关押了他及其父、弟等家属并准备杀害他们后，施琅在部分郑军将士的帮助下逃出厦门，潜至晋江安海。其时他未去降清，而是请其族叔施福和郑成功叔父郑芝豹出面找郑氏进行调解，希望郑氏能与其和解。但成功不仅无应允，反而派部将吴丰密往安海，企图刺杀施琅，但行刺遭到失败。郑氏旋即杀害施琅之父、弟。中国自前秦时起就有“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观念，此时施琅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郑军中去了。他因之降清，可谓逼上梁山。后施琅率师入台不仅无诛杀郑氏子孙，还私下上疏康熙帝，吁请优待他们。他说：“矧郑逆自来远阻声教，未被圣化，非如吴、耿诸逆受恩背叛者比。谅荷皇上广开面网。赦其前愆，俾沾德意。”（施琅：《靖海纪事》卷下《台湾就抚疏》）施琅不仅其父、弟被郑氏所杀，其长子也是死于郑经之手，他和郑氏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但他却能如此对待郑氏，实在难得。所以历史上早就有人评论施琅，说他离郑降清就像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因父兄被杀而去楚从吴，而他的礼待郑氏却非伍子胥所及（见《靖海纪事·陈庭焕·施襄壮受降辨》）。伍子胥原为楚臣，对杀害其父兄的楚平王掘墓鞭尸，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却认为，他如果和其父兄一起去死（放弃逃走复仇），则“何异蝼蚁”，而他后来的举措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太史公曰》）所以对施琅的降清是大可不必苛责的。而斯雄却把它和吴三桂“因陈圆圆受辱，为红颜一怒而降清”而相提并论，未免诬人太甚！顺便一提的事，斯雄攻击施伟青先生是“因时势强做翻案文章，反易自取其辱，为天下笑”。为证明这个说法，他谓施先生于2006年1月出版《施琅将军传》，而对施先生系于何时始从事施琅研究、此前曾发表哪些施琅研究的论著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施先生是到了中国内地重视施琅之时为迎合时势才研究施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斯雄不是说他正在晋江衙口施琅纪念馆获赠一册《施琅将军传》且谓其读过该书的“前言”吗？而就在“前言”中，施先生已明明白白地指出，他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开始从事施琅研究”的，并且于1987年就已出版其施琅研究的奠基之作《施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在这部20多万字的专著里，他为施琅翻案，认为施琅是中华民族的功臣。1998年又出版70万字的《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把施琅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其间他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施琅的论文。不必讳言，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施琅研究，并无“时势”可“因”，而且困难多多。对此，施伟青先生曾提到：“至于施琅研究，可谓步履维艰。因为首先这一研究基本上属拓荒性质，须常外出搜集资料，调查采访，但没有任何研究经费，虽数次申请立项，但都落空；寻求赞助，也皆碰壁，所以只好挤出部分工资充作费用。外出只能乘坐最廉价的交通工具，住宿最廉价的旅馆。个中艰辛，终生难忘！再者，我姓施，恰与施琅同姓，所持评价施琅的观点又和过去指斥施琅是‘汉奸’、‘叛徒’的看法不同，而认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因而便有人想当然地判定我是施琅的后裔，指责我是‘汉奸’的子孙为‘汉奸’翻案。这无疑是搅乱人们视角的最便捷的办法，可惜它不属于学术讨论。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劝我，发表研究施琅的论著，在署名时，最好把‘施’去掉，以免引起他人的误解。呜呼！施姓何辜？不过，后来我终于悟出斥责者的真正用心，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放弃施琅研究，反而加大了力度，且在论著署名时一定要把‘施’字写上。”（见施伟青著《中国古代史论丛》，岳麓书社，2004年，第637～638页之“后记”）可见斯雄谓施先生“因时势而强做翻案文章”，纯属诬陷。这恐怕要涉及所谓“立身之本”的“人品”问题了吧？问题还不限于此，斯雄不加区分地统指誉施琅者为“有点内地背景”。既然他不赞同赞誉施琅，看来他不属于内地人，若此，他是“有点”海外背景了。综观其文章，不难发现，他是在“教导”人们，如果你跟一个上司，即使这个上司的所作所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你也不能背叛他，否则，就是“失节不忠”，要背上“骂名”。而今海外不就有这样的人物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恐怕是斯雄写那篇文章的真正用心吧！2008年元月27日附2：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以谁命名方 余 平以历史上的功臣、名人为军舰命名，是近现代国际上的惯用做法。给中国今后服役的航空母舰命名，自然更要精心考虑，有人提出施琅之议便包含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寓意。近年来，内地一些人面对台海形势，常引用300多年前施琅攻台之例，甚至将其与当前反“*”类比。不过国内一些熟悉历史的人却认为，抬出与吴三桂这类不义之人并列的施琅在道德观上十分不妥，将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相提并论更是荒谬绝伦，抬出施琅来激励反“*”将弊多利少。攻台属统治权之争大陆谈历史时一直颂扬南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对郑氏集团的叛将施琅则按传统观点视为投降满清的汉奸。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大陆史学界强调满清入关后即为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洪承畴、施琅等人被摘掉了“汉奸”的帽子，吴三桂仍受贬斥的罪名也是发动叛清的“三藩之乱”。近年一些人又引发古为今用之想，按非正即逆的单向思维，认为与“正统”王朝对立便是分裂，于是把郑成功之子郑经抗清之举视为“*”先声，而对康熙皇帝任用施琅攻台大加颂扬。若考察历史，可看出郑氏三代人占据台湾的抗清之战，根本不是想搞什么“独立”。1644年满清入关后南明王朝坚持了18年抗清，郑成功则是东南地区的明军统帅，并受赐朱姓而称“国姓爷”。在此期间，郑成功为壮大反清根据地，于1661年从福建跨海东征，收复被荷兰人窃据38年的台湾，是反西方入侵的最早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在台南建“东都”，意思是想迎接南明的永历帝前来。可惜他于1662年病逝，南明政权也在云南被清军消灭。此后，郑成功之子郑经仍奉养朱明后裔，几度渡海西征以图进取中原。由于清廷强大，郑氏集团曾与之谈判周旋，最后和议破裂的原因恰恰是郑经不接受清廷要其孤悬海外、割断与大陆联系的要求，坚持要在福建的海澄保留一个据点。当年清廷看待对台湾郑氏的作战，一直定位于明清两朝之争的延续。郑家在台仍奉大明正溯，行永历年号。正因为郑氏集团想恢复汉族在中原的统治，清廷视其为心腹大患，施展了封锁、征讨和招降纳叛等手段。经20余年准备，1683年清军利用郑氏集团因继承权发生内乱之机，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渡海攻占澎湖，迫郑氏投降。抛开民族斗争不谈，清廷与郑氏之战的性质只是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内战，而不是“反分裂”。施琅只是维护满清统治而*国内异己的功臣，同收复国土、驱逐外寇的郑成功不可相提并论。胡乱比附实为大谬现在颂扬施琅的人，所持的理由都是此人攻台制止“分裂”。其实，“独立”、“分裂”之类概念只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才出现的主权观念，将其向古人头上乱套十分可笑。如果把驱逐外寇、收复台湾并作为抗清根据地的郑氏集团称为“分裂”，本为明朝官员的努尔哈赤对抗中央政权、建立“后金”国，岂不是性质更为严重的“分裂”？一些史学家都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统治术比明朝精明，并有扩大中国版图之功。不过清代壮大了中华多民族版图，主要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开拓了西藏、蒙古和新疆的广大疆土，并非指占领原来就是明朝版图内的台湾。至于明末台湾一度沦陷于荷兰，收复之功应归于郑成功而非清室。清廷同郑氏谈判开出的条件，恰恰是希望郑氏脱离内陆。若按现在一些人的比附之法，岂不是清廷自己先提出“*”吗？现在大陆一些作品和言论赞美清廷和施琅的攻台是为维持“统一”而反“分裂”，完全是把自己的主观想象强加于古人。满清占领台湾后，又不重视这一海岛，施琅倒是发挥了有益作用，力排众议主张留兵防守台湾，并得到康熙同意。后人确可称赞这一点，却只能肯定施琅反对弃台有功，而不应引申到根本不存在的反“*”层面。主张海禁成历史罪人鉴于满洲首领爱新觉罗氏入主北京后已成全国共主，对施琅不应再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称为“汉奸”，然而其反复无常的叛降则为有操守者所不齿。施琅17岁起做贼，后来被南明政权的将领郑芝龙收编，1646年清军南下福建时一度降清，不久因不遂权位之欲再归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此后在争夺兵权的斗争中施琅不得志，又再度降清，并被委以提督高官才全心为其效力。事过300多年后，现代人不能再为郑氏集团的内争判定是非，不过对施琅这种为个人私利、不顾民族和本团体利益降来降去的反复之人，无论如何不该歌颂。施琅攻台成为清室功臣，得到的回报是朝廷将台湾南部一半土地赏赐于他，并给予世袭侯位。此后200年间，施氏一族成为台湾乃至福建沿海地区最大的恶霸地主，“施侯大租”成了压迫赴台开垦之民的沉重枷锁。当然，在封建时代有功有权者成为105地主也是历史必然，后人难于苛求，值得今日有识者谴责的是施琅在占领台湾后缺乏长远的眼光，继续限制大陆人赴台。攻台成功后施琅仍不主张全面解除海禁，除保护自家垄断利益，对朝廷申明的理由是防止“海贼”在岛上重聚。对于清朝来说，这一近视的建议正中下怀，因其最担心的也是海外反清势力会影响大陆。熟悉大海和水战的施琅以一己私利而对禁海推波助澜，实在是难以原谅的历史罪过。方 荒唐类比无益统一若全面分析历史，可看出清廷和施琅攻台消灭郑氏政权与如今反“*”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清廷攻台伐郑氏之战的根本性质，是国内政权谁为正统之争，如今大陆反“*”却是为防止宝岛分裂出祖国版图。追溯历史，台湾岛内出现“独立”思潮，并不起于300多年前的郑氏，只是由甲午战争后日本据台实行“皇民化”和后来的美国Сhā手分裂中国所造成的。有些人不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只看到台海之争的历史旧故与现实问题某些表相上的相似，罔顾其中存在的本质差别，就浮想联翩、胡乱类比。例如把施琅攻台比附为如今中国政府的统一努力，等于将内地方面自比为当年愚昧和落伍于世界潮流的满清王朝，这在人们心目中又只会造成丑化和矮化的效果。考察台湾民众的传统心理，一向是推崇郑家收复和开发台湾，目前全岛还有纪念郑成功的庙祠150多所，对于满清政权却长期充满怨愤。大陆的一些人颂扬满清政权和施琅而丑化郑氏集团，恰恰是逆台湾民众心理而行，不但不能促进两岸心理认同，反而易于造成观念抵触。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服务于现实，抬高施琅都会是一个误区。如今的中国要发展海军走向远洋，要争取早日解决台湾回归，需要制造航空母舰等大型舰只，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作为激励当在情理之中。不过，选择鼓舞人心军心的典型，需要从历史、现实和文化的角度慎重对待。就中国海军而论，若是一定要以古代名人来为未来的航空母舰命名，可选用从外国人手中收复了台湾的郑成功。若是以“施琅”来命名，按照现代荣辱观而言是表彰了无义之人，对军队官兵的教育也不应以屡屡投降的反复之人作为楷模。再从统一的角度看，抬高施琅的影响更是弊大于利，若以此人命名战舰，期期以为不可。 （据总第425期香港《广角镜》）八闽琐记之二只喝“金门高粱酒”
八闽琐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