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所谓的“美国梦”，就是一种相信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和不懈奋斗，便能在美国获得更好生活的信仰，它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社会阶级出身，也不凭借父母、亲友或其他社会关系的非正常援助，而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的梦想。

形象地说，“美国梦”就像一个停车场，只有1000个车位，却有2000辆车，只有勤快早起的人才能抢到车位，实现自己的“美国梦”，而懒惰的人就只能停在很远的路边，他们没有梦想或只有噩梦。

在2007年的美国就业市场上，高薪岗位7180万个，而全部工作岗位亿，两者比例大约也是1∶2。到2013年，高薪岗位下降到6760万，全部就业机会净减少250万，而人口净增加了1500万。就业之难，难于上青天。

从收入上看，占就业人口90%的绝大多数美国人，他们的实际收入比1970年还少1%，真实消费能力倒退了40多年，而10%的富人集团席卷了国民收入的50%，比1970年高出17个百分点！

对于美国人而言，等待停车的人更多了，但停车场的车位却更少了，而且10%的极少数人的车子占了一半的车位。从统计上看，无论人们怎样努力，更多的人已经注定将被排除在停车场之外，这就是“美国梦”幻灭的必然。

一个生机勃勃和充满梦想的社会，其就业的“停车场”应该越来越大，车位越来越多，更多的人将有更大的机会成功“泊车”，这是人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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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得更好生活的前提。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梦”的幻灭？今天的中国能够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将是本章探讨的主题。

【正文】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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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总统吃了闭门羹

2009年9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信心满满地来到了华尔街，他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敲打华尔街的大佬们，二是敦促他们支持金融改革。

此时，总统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他的竞选口号“我们必须改变”早已家喻户晓，深得人心。美国人正在金融危机中挣扎，失业的打击，负债的煎熬，都赶不上失去家园的痛苦，而危机的元凶祸首华尔街，居然拿着纳税人的救助，领到了比危机前还要夸张的巨额奖金，这怎么能让普通的美国人心平气和？美国社会对华尔街的情绪已经从不满升级到愤怒，甚至是仇恨。美国人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英雄总统，而奥巴马自以为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英雄。

奥巴马还有一个更自信的理由，因为他是华尔街的大救星。在拯救华尔街的行动中，以他为首的美国政府是花了血本的。救助银行的措施一项接着一项，国库中纳税人的银子，源源不断地填进华尔街那巨大无比的资产黑洞。有形的救助规模已然前所未有，无形的输血就更为惊人，在华尔街危在旦夕的时刻，仅美联储的临时流动­性­救援就高达16万亿美元，远远高出财政救助的数量级。还有大规模的QE政策，以贬值货币和巨额赤字为代价，无异于向纳税人强行抽血，以补贴华尔街的贪婪。在奥巴马看来，华尔街欠他的人情比天高比海深。

这一天正好又是雷曼兄弟破产一周年的“祭日”，也是总统向华尔街推销金融改革的黄道吉日，他可以尽情地忆往思今，痛陈时弊，凝聚共识，共创改革大业，而华尔街的大佬们定然是羞愧交加，谦卑恭谨，洗心革面，准备重新做人。携强烈的民意和大救星的心态，奥巴马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华尔街的演讲台，他的中心话题就是要让华尔街的贪婪“付出代价”。

结果却让奥巴马大吃一惊，华尔街的大佬们居然一个都没来！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就是：“没有一个美国大银行的CEO出席（总统的演讲）。”［1］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大佬们不知道总统要来华尔街？当然不是，总统演讲的通知早就送到了大佬们的手中，新闻报道满天飞，纽约的大街小巷都知道。大佬们不来，却派了一群小喽啰来充场面，微笑、鼓掌、闪光灯一样不少，就是缺了最主要的听众，金融改革的大计大佬们不来捧场，和小喽啰们说了也白说。

奥巴马的脸面有点挂不住了，这时他才明白，什么民意，什么总统，什么监管，什么改革，在华尔街大佬们看来，这些算个鸟！总统大老远跑来华尔街想教训大佬们很“贪婪”？那就别怪大佬们不给总统面子！

既然来了，奥巴马只有硬着头皮开讲，只是原先想敲打大佬们，结果却反被大佬们敲打：

“听清楚我的话：我们将不会回到那个鲁莽和没有节制的时代，它们正是造成危机的核心，太多的人仅仅被挣快钱和高额奖金的欲望所驱使。”

奥巴马心里很清楚，这样的话在华尔街听起来相当刺耳，大佬们正是讨厌这些说法才缺席。但是，华尔街的贪婪几乎葬送了美国经济，要不是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来补贴华尔街，哪里会有金融市场的反弹？知恩不图报也就算了，就连出席总统演讲这点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华尔街的傲慢让奥巴马一肚子火。

“（金融市场）回归正常，不能让人产生自满不幸的是，金融行业中的某些人误读了现状。雷曼兄弟的破产和我们仍在其中挣扎的金融危机，并没有让他们获得应有的教训，他们选择忽视这些教训。”

大佬们对总统的救星心态非常反感，没有华尔街的竞选经费，奥巴马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议员而已，是大佬们把奥巴马送进了白宫，现在居然还端起救星的架子！谁是谁的救星都搞不清，还想来教训大佬们，真是岂有此理！

“总而言之，我们将提出大萧条时代以来最具雄心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但是我想强调，这些改革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原则：我们应该制定透明和问责的明确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市场将鼓励负责任，而不是鲁莽的行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奖励完全诚实和严格守法的人们，而不是那些试图钻监管漏洞的家伙。”［2］

奥巴马声嘶力竭地推销着他的金融改革，这是他准备留在青史上的两大政绩之一。无奈，华尔街对他的金融改革显然没有兴趣，对限制大佬们贪婪的监管就更加反感。

奥巴马在华尔街没见上大佬们，改革大计毕竟需要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于是，2009年12月14日，总统再度邀请大佬们到白宫面议。结果，几个主要的大佬再次缺席，借口是华盛顿当天大雾，他们的飞机从纽约过来有问题。其实，他们也可以坐90分钟的火车赶到华盛顿，只比飞机多30分钟而已。

或者是大佬们的时间真的很宝贵，也许是他们压根儿就懒得听总统絮叨，反正该来的还是没来，总统继续演着独角戏。

总统奈何不了华尔街，那国会能够通过立法来遏制华尔街的贪婪吗？

立法倒是搞出了一个，这就是总统和国会一直忙活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号称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必将成为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银行法案》）齐名的金融监管的里程碑。

“沃克尔规则”

在《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诸多条款里面，最接近《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精­神实质的就是所谓的“沃克尔规则”了。它们都坚持一个极简单的原则：银行不能只顾冒险赚钱，而将储户的存款置于风险之下！

银行的本质就是为社会托管资产，并提供货币服务，它的正当利润应该源于这种服务所收取的服务费，如贷款利息就是借款人向银行支付的货币服务费。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由于货币的特殊­性­质，银行逐渐借助货币服务的垄断地位，谋取了在其他领域中越来越大的利益，并最终使之合法化。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银行可以参与股票市场的投机，而将储户的存款暴露在高度风险之下，如果投机赚钱，都是银行的利润；如果赔钱倒闭，储户的存款也将化为乌有，银行的冒险行为实际上违背了储户的意志，强行绑架了他们的存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进行彻底分离，就是为了杜绝储户存款不应该遭受的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目的在于促使由纳税人担保的商业银行，必须放弃高风险投机的诱惑。投资银行可以继续冒风险，但别指望纳税人来拯救。

在大英帝国时代，银行冒险的代价极高，银行如果破产，银行家的私人财产将被储户无限索赔，直到19世纪中后期，有限责任的银行才开始流行。但在金本位的严格制约之下，银行一般都不敢过度冒险。相对于从前英国银行的保守传统，美国银行的做法更像西部牛仔。

20世纪60年代美元开始大规模超发以来，钱越来越多，钱生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贪婪开始毫无顾忌地冲撞一切阻碍。20世纪70年代废除金本位，80年代金融自由化，终于导致了90年代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终结。

21世纪更是一个金钱突破各种监管，冲击所有国界，追逐一切利润的疯狂时代，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都不曾见识过金钱拥有如此巨大的全球能量。

肆无忌惮的贪婪，不仅导致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而且也是下一场更大危机的策源地。如何将疯狂的金钱魔兽关进笼子里，这绝对是一项世界级的难题。

奥巴马的金融改革方案中，原本没有驯服金钱魔兽的条款，所谓保护消费者、系统风险监测、破产有序清偿、衍生品清算和交易等内容，都是在控制金钱魔兽最终所造成的损失，而不是在遏制疯狂贪婪的源头。真正有可能对金钱魔兽产生约束力的就是“沃克尔规则”。

沃克尔是20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叱咤风云的铁腕主席，对付高通胀敢用高利率的杀手锏，宁可承受经济衰退，也要捍卫美元地位，算是相当有胆­色­的一个人物。他的主张是，银行必须切断自己与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的直接联系，并且他们自营交易的规模也必须受到限制。

作为奥巴马的金融高参，沃克尔在其他问题上不得不迁就萨默斯或盖特纳，他毕竟是早已被边缘化的人物，但在涉及金融改革最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沃克尔却是惊人的“难缠”，奥巴马最终同意将“沃克尔规则”增补进金融改革法案。

银行参与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这当然就像20世纪30年代银行参与股票市场投机一样，赚了归自己，而现在即便赔了也有纳税人当冤大头，风险不冒白不冒，好处不占白不占。自营交易（ProprietaryTrading）的问题比较复杂，这也是华尔街与新法反复拉锯的最主要的条款。自营交易是否合乎“沃克尔规则”的关键在于，交易是为了盈利，还是为了对冲风险。如果自营交易的目的是追求盈利，那同样是将储户的存款置于了风险之下，有赚就有赔，赚了是银行的，赔不起又怎么办？储户损失，纳税人买单，政府收拾烂摊子？

华尔街申辩说，如果我的自营交易就是为了对冲所持有资产的风险，那只能算是买保险，而不是为了赚钱，难道我连规避风险的权力都没有吗？那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

如何区分自营交易的目的，确实很难梳理出泾渭分明的规则。

国会和监管部门对这一规则究竟应该如何在实际中应用，搞出来的方案复杂到令人头痛的地步。事实上，“沃克尔规则”的贯彻，已经变成了和全球变暖、减少贫困、治疗癌症或解决中东问题同样复杂的问题。

其实，复杂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当沃克尔被一位议员问起如何界定什么是自营交易时，他借用了已故大法官斯图尔特(PotterStewart)的名言：这就像是“涩情文学”，“我看到它就能够辨认出来”。

话糙理不糙，原则很简单，常识即可！

就拿2012年震惊金融市场的“伦敦鲸”事件来说，常识就足以判断它是否违反了“沃克尔规则”。

“伦敦鲸”的覆灭

“伦敦鲸”是摩根大通的交易员布鲁诺伊科希尔（BrunoIksil）的绰号，此人在摩根大通的伦敦首席投资办公室(CIO，ChiefInvestmentOffice)负责债券衍生品的交易，这位神秘的交易员近年来每年都为摩根大通创造上亿美元的惊人利润。

摩根大通的CIO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它位于当今世界金融最自由、玩法最疯狂的伦敦城。摩根大通号称是银行中的“资产负债表的堡垒”，在华尔街的金融丛林里堪称是“狮子王”。它吸纳了万亿美元的储蓄存款，贷款规模约7000亿美元，存款远高于贷款，它本可以继续贷款给美国的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复苏，但是摩根大通却不愿这样做，因为合格的贷款人实在不多，而且贷款这种老旧业务利润不高，风险却不小。于是，摩根大通在存贷款之差中，拿出了3000多亿美元，交给了位于伦敦的CIO办公室进行投资。这个CIO就相当于摩根大通内部的一个超级对冲基金，管理着3230亿美元的庞大资产。

摩根大通吸纳了万亿美元的储户存款，贷款规模近7000亿美元，在4230亿

美元的存贷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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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000多亿美元转到伦敦的CIO进行高风险投资

注意，这3230亿的投资基金来自储户存款，如果用于贷款就可以创造就业，如果投资国债和优质债券，也算是安全靠谱，这都算符合“沃克尔规则”。

但是，CIO的“伦敦鲸”们却在摩根大通高风险、高回报、高奖金的文化之中，变成了嗜血的鲨鱼。

“伦敦鲸”并没有老老实实地投资安全稳定的债券，而是大举投入了债券衍生品信用违约掉期（CDS，CreditDefaultSwap）市场。CDS的名头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红极一时，AIG、雷曼兄弟、贝尔斯登的破产都与之关系密切。所谓信用违约掉期，就是一种信用违约的保险，其本质就是双方对赌某家公司的债券是否会违约，卖保险的一方承诺如果某公司债券违约，它愿意赔偿损失；而买保险的一方则需要定期向卖保险的一方支付保险金。由于AIG在市场中卖的保险太多，而危机导致债券违约大增，AIG赔得吐血，同时合约价值暴跌，导致AIG巨亏2000多亿美元，除了美国政府，没人能挽救AIG的破产。

好日子没过几年，CDS又卷土重来。贪婪不是病，贪婪是人­性­，无药可治！

当然，“伦敦鲸”没有傻到再去犯AIG同样的错误，他没有单独去买卖某一家公司的债券违约保险，而是找到了一个更廉价也更可靠的途径，这就是投资CDS的指数，只要趋势对了，不必担心某一家公司出问题。

“伦敦鲸”杀入的就是市场中最火爆的一种CDS指数：!

这个看起来更像车牌数字的CDS指数究竟是啥意思呢？IG9就是金融数据服务商Markit集团提供的CDS指数CDX系列9的报价，它追踪121家北美投资级（IG，InvestmentGrade）公司的CDS价格，并形成指数CDX系列9。这121家公司包括麦当劳、美国运通、HP、迪斯尼等大品牌。以前这个系列共有125家公司，包括房利美、房地美等“堕落天使”，金融危机之后，4家公司从系列中被除名。

CDS已经是债券的衍生品了，而IG9又是CDS的衍生品，“伦敦鲸”玩的是衍生品的平方！

为什么要投资IG9而不是其他的CDS指数系列呢？因为这一系列交易最活跃，资金进出量大，市场流动­性­好，合约的名义总值高达8860亿美元，实际净值1480亿，即全部合约如果真的执行所涉及的资金总量。

摩根大通是市场中的

超级鲸鱼（华尔街日报）

“伦敦鲸”大量买入10年期的IG9指数，同时放空短期指数，但多仓远高于空仓，空仓只是为了对冲风险。总的说来，“伦敦鲸”相当于卖保险的一方，担保这121家公司的债券不会违约，可以说“伦敦鲸”对美国经济向好是充满信心的。他的交易对手，即买保险的一方需要定期向“伦敦鲸”支付保险金。如果IG9的指数越来越低，说明违约概率减少，“伦敦鲸”的保险合约就更值钱，因为交易对手支付的保险金高于市场水平，如果此时卖掉合约，“伦敦鲸”就实现了盈利；要是不出手，就是账面盈利。风险在于，如果IG9指数开始走高，那“伦敦鲸”就会盈利减少；要是大幅攀升，“伦敦鲸”就会亏损惨重。

至少在2012年3月底之前，“伦敦鲸”是幸运的，美国经济似乎的确在好转，公司违约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IG9指数的趋势向下，“伦敦鲸”账面盈利可观。

人的本­性­都是贪婪的，而在摩根大通超级贪婪的文化之中，只会刺激贪婪变成极度贪婪！盈利与巨额奖金挂钩，谁能抗拒这种诱惑？

“伦敦鲸”为了赚更多的钱，开始不断加仓，再加仓，就像当年的AIG，在市场中狂卖保险。他代表的是摩根大通，背后是3000多亿美元的超级对冲基金CIO，随着投入资金的不断放大，他在市场中的价格影响力也随之放大，他卖的保险越多，对IG9指数所形成的压力越大，这就如同大银行卖利率掉期保险可以压制利率水平一样。

最后，“伦敦鲸”终于成为整个市场中最具影响力的超级玩家，他一动，价格随之而动，所有市场中的对冲基金都看着他的动作来判断市场走向。他已演变成一条小河中的大鲸鱼，扑腾一下就能掀起层层波澜，“伦敦鲸”的绰号由此在CDS市场中声名远扬。

但是，这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伦敦鲸”的行为扭曲了市场价格。在正常的CDS市场中，买入IG9指数的价格，应该与单独买入121家公司债券的CDS的综合价格相当，否则将会出现套利的机会。2011年8月之前，两者的价格曲线几乎完全重合，这表明市场行为基本正常。但2011年底却出现了IG9的价格与单独购买CDS价格的日益明显的偏差，买IG9指数更便宜！

到2012年1月初，如果买IG9指数来为10年期1000万美元的债券进行违约保险的话，成本为每年11万美元左右，而单独买IG9的121家公司的CDS保险则需要支付近万美元，IG9指数竟然便宜了万美元！［3］

这一发现，导致大量的对冲基金蜂拥入市，无论是为了降低对冲其他资产风险的成本，还是大胆和“伦敦鲸”进行对赌，大家都纷纷抢购“伦敦鲸”卖出的便宜保险。结果，“伦敦鲸”突然发现，他竟成了市场中的“孤家寡人”，几乎所有人都成了他的对手。虽然在2012年的头3个月中，他还有账面盈利，但形势越来越不妙，由于自己在市场中已是一家独大，导致了他难以转换仓位的窘境。他如果逃跑，就必然导致手中的合约价格暴跌。

如果市场一旦反转，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他将被市场中其他对冲基金生吞活剥掉，虽然他是大鲸鱼，但也架不住成千上万小鲨鱼的疯狂撕咬。

2012年3月下旬到4月初，欧债危机突然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趋势，而美国经济的数据也远非理想，不利消息迅速转化为CDS市场的剧烈震荡。对于持有巨大仓位的CIO而言，这真是天大的噩耗。摩根大通的风险控制部门立刻绷紧了神经，CIO的凶险处境开始震惊摩根大通的高层。4月10日，“伦敦鲸”从市场上消失了，庄家的撤退引发了自身的灾难，当天，CIO内部报告承认损失达到了每天600万美元的程度，随着合约价格的暴跌，90分钟之后，损失变成了4亿！

2012年，摩根大通的CIO部门以巨亏62亿美元惨淡收场。

2012年3月下旬到4月初，IG9指数开始剧烈震荡，“伦敦鲸”的覆灭已无可避免

在IG9接近1500亿美元的总违约风险敞口中，摩根大通一家就独占了上千亿，完全具有­操­纵市场价格的能力。只是豪赌的规模越大，风险也就越高，除非摩根大通将所有CDS的指数系列，以及每一家公司债券的CDS价格全部控制住，否则­操­纵必难以持久。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摩根大通以如此之高的风险敞口比例介入IG9市场，已经完全不是在对冲所谓的风险，而是目标明确地追逐利润！摩根大通上千亿美元的风险，既是它自己的风险，也是储户存款的风险。在摩根大通的过剩储蓄中，高达3000多亿美元已经悄然转移到了伦敦的CIO部门。

摩根大通的储户存款不是在美国吗？这些钱如何能够“飞到”伦敦呢？

一条可能的道路就是通过回购转抵押来“搬运”资金。

摩根大通在美联储的账户上趴着数千亿超额准备金，这些资金并没有被放贷出去，它们吃着美联储微薄的%的利息被“闲置”在那里，这当然不符合银行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一个巧妙的办法，就是通过回购市场进行资金的“乾坤大挪移”。

摩根大通可以在回购市场中借出超额准备金账户上的“闲置资金”，收取国债作为抵押品，即所谓的“逆回购­操­作”。根据会计准则，“闲置资金”仍然停留在摩根大通的资产负债表上。由于摩根大通是三方回购市场上的两大清算行之一，它可以将回购抵押品进行“转抵押”，比如将国债转抵押到伦敦的CIO部门，而伦敦市场对转抵押的次数并没有上限，CIO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国债，在伦敦的回购市场中再次抵押以获得现金，然后投资到CDS的IG9市场中以博取高风险收益，这正是CIO为什么要设在伦敦的原因。

如此一来，摩根大通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的“闲置资金”并没有减少，从法律的角度看，它们依然趴在那里吃着政府补贴的%。但是，那仅仅是货币的“躯壳”，而其“灵魂”却早已通过回购抵押链条，飞到伦敦赚大钱去了。

摩根大通不过是大银行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其他华尔街大佬们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来转移它们的超额准备金。

由于不理解回购市场的­精­髓，很多学者误以为美国的银行系统在美联储的账户上还拥有2万亿美元的“闲置”储蓄，财务状况应该相当充裕，殊不知这些钱不知有多少早已漂洋过海参与高风险的赌博去了。

用这些资金进行冒险，当然就是拿储户的存款冒险，赚了属于摩根大通们，赔到破产就活该纳税人倒霉。

摩根大通在“伦敦鲸”事发之后，仍然信誓旦旦地声称，这不算自营交易，而是风险管理，CIO在IG9上的投资，完全是为了对冲摩根大通的其他风险，绝不是为了赚取利润。

有一种谎言叫瞪着眼说瞎话！

还是大法官斯图尔特说得透彻：这就像是涩情文学，我看到它就能够辨认出来。

无法无天与有法无天

世界上有两种腐败：一种是无法无天，违法侵吞他人资产；另一种是有法无天，合法掠夺公共财富。天，就是天理、良心和正义！

法律本身并不必然保护正义，关键是谁在制定和执行法律。还记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言吗？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旨在遏制华尔街贪婪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为这一论断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正文】第25节：

当初奥巴马签署的法案版本，已经由多德议员提议之初的56页，和弗兰克议员提议的77页，扩容至848页，涵盖了近400项条款，这项法案被称为美国金融史上最冗长的法案。

在此之前，美国金融法案基本没有超过50页的。1864年颁布的建立美国银行体系的法案只有29页，1913年的《美联储法案》也只有32页，作为《多德—弗兰克法案》­精­神楷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也不过37页，难怪美国的法学界将《多德—弗兰克法案》称为“一个九头鸟的怪物”。

在奥巴马2010年7月21日正式签署《多德—弗兰克法案》之后的两年里，法案并没有随着争论而简化，却因为华尔街利益集团的不断搅局变得更为复杂。2010年7月848页的法案，到2012年7月已经膨胀了令人窒息的8843页！

而法案的执行细节才仅仅完成了1/3！

人们最终将会看到一个上万页，甚至几万页的庞然大物。

难怪耶鲁法学院教授乔纳森梅西（JonathanMacey）尖刻地讽刺道：“法律本该是为普通人提供的行为规则，很显然，《多德—弗兰克法案》并不是提供给普通人看的，它是一部针对官僚主义者的纲领，用来指导这些人如何制造更多的法规，从而产生更多的官僚主义。”［4］

这就是华尔街麾下律师们惯用的“文山会海”的战术伎俩，利用无限复杂的技术细节来­干­扰核心问题，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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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天盖地的文件大海来淹没相关人员，掀起层出不穷的争议浪潮来左右立法初衷。

法律界戏称，当全部法案细则出齐之后，全美国恐怕只有两三个最牛的律师事务所能真正搞明白这个法案究竟说的是什么。金融监管部门、各级政府执法单位、金融机构的合规人员，以及金融从业者，要想清楚地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需要极其漫长的学习和培训，没有个十年八年，法案根本无法执行。

“沃克尔规则”更是如此。

沃克尔单独提交议案时，规则只有区区4页纸。沃克尔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法律，最大限度地阻止大型金融机构在自营交易中从事高风险的活动。在沃克尔的定义中，自营交易十分容易界定：“自营交易是你为自己挣钱，不是为客户来服务。”沃克尔认为：“这通过跟踪和计算银行的交易头寸就可以看出来。”

沃克尔认为很简单的办法，却遭到了华尔街的强烈抵制。利益攸关，华尔街寸步不让。如果严格按照“沃尔克规则”执行，仅限制自营交易一项，就将使高盛的年收入减少逾37亿美元。而且，如果监管机构制定的相关细则格外严厉，高盛还可能面临额外的数十亿美元损失。除了高盛，“沃克尔规则”也对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美国银行，以及花旗集团等华尔街大佬造成严重冲击，如果2010年7月新法中的“沃克尔规则”很快到位，并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话，将对华尔街大佬们2011年的总收入造成高达50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

正因如此，反对、阻碍、拖延“沃克尔规则”的实施，就成了华尔街的当务之急。

为此，高盛组织了美国政坛的“全明星”游说大军，与政府相关监管机构进行交涉，其中不乏重量级前政府要员。高盛希望可以说服这些机构修改“沃尔克规则”中的相关条款，放松规则的严厉程度。

高盛的“游说军团”，由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前副主席迈克尔皮斯挂帅，成员包括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白宫以及各主要监管机构前要员。这些要人通过政府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摇身一变都成了在高盛领高薪的“食客”，他们拼命活动以证明他们在高盛享用的“丰盛饭菜”不是白吃的。此外，高盛还额外聘请数位颇具影响力的国会退休议员常驻在华盛顿，加强与政府的联系。其中，包括参议院共和党前领袖洛特、共和党前参议员约翰布鲁，以及众议院民主党前领导人盖帕特等重量级人物。

华尔街和华盛顿早已是荣辱与共，不分彼此了。在他们的密切合作之下，法律最终巩固的是“华尔街—华盛顿轴心”的金权天下！

面对华尔街的巨大压力，奥巴马不得不妥协，结果各种利益集团通过游说，在“沃克尔规则”中Сhā进了五花八门的“例外”和“细则”。当加入了“代客交易”“对冲交易”“止损交易”等赦免范围之后，规则已变得极其复杂。原本只有4页纸的“沃克尔法则”快速膨胀到298页，就连沃克尔本人都看得直叹气。

100个豁免，乘以1000个例外，等于10万个不明白！

在诸多的“例外”和“豁免”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沃克尔规则”对美国国债和两房MBS债券的自营交易网开一面。原因很简单，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回购市场中，美国国债和两房MBS乃是最重要的回购抵押品。如果取缔了围绕着它们进行的回购融资，整个影子银行系统就会塌方，金融危机将立刻爆发。

回购交易属于银行的“自营交易”吗？当然毫无疑问。银行在这个市场的许多交易显然是以营利为目的，但这种交易却不可能禁止。由此还会衍生出更广泛的困境，“沃克尔规则”不禁止美国国债，却严禁银行交易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券来牟利，这将造成其他国家国债发行和交易上的难度、成本和风险，减少它们的市场流动­性­。英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对“沃克尔规则”的偏袒不可能心平气和，这就必然影响世界金融市场规则的协调­性­。

内有抗拒，外有猜疑，“沃克尔规则”已是举步维艰。

不仅华尔街捣乱，美联储对大银行更是“偏心”。就在围绕“沃克尔规则”的细则争论愈演愈烈之时，一位美联储官员放出风来，“沃克尔规则”的自营交易定义或许还将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一消息让已经面目全非的“沃克尔规则”变得更加不知所云。

不仅如此，原本规定2012年7月21日是“沃克尔法则”生效的日子，但是美联储却突然跳出来通知各大银行，不必立即停止自营交易，并给出两年时间进行“相关业务的合规审核”。按照最乐观的预测，“沃克尔规则”也要到2014年7月才能出细则，真正产生约束力就更晚，而且美联储还拥有继续推迟生效时间的权力。即便是到了那个时候，“沃克尔规则”中还是会包含许多对银行的豁免或延期规则，允许银行继续在十多年的时间内，拥有现在的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投资业务，而自营交易规定只能是一大串的例外、豁免的灰­色­地带。

沃克尔的“涩情书”理论，大概只能由他自己慢慢享用了。

其实，沃克尔知道华尔街的巨大能量，他在规则中提到，要防止2024年及以后的时间中发生金融危机，言下之意就是此前犯规将从轻发落，这一竿子就将落实的问题支到了10年以后。

奥巴马在竞选时声言要让华尔街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这一承诺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成了一句空话，从最终结果看，奥巴马无非也是在“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罢了。

如果说华尔街的大银行是“大而不能倒”，那么《多德—弗兰克法案》则是“复杂到无法执行”，而严厉的“沃克尔规则”看起来更像是滑稽的“沃克尔游戏”！

也正因如此，华尔街根本没有把法案和规则放在眼里，摩根大通照样进行着“伦敦鲸”式的大冒险，而高盛对新法也是视若无睹。自《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以来，高盛募集了多个新基金，包括一个能源基金、一个人民币基金和一个房地产夹层基金。高盛相信这些新的基金能够符合沃克尔规则的要求，就算不行，高盛也可以申请延期或者用其他手段让这些基金继续存在。

围绕着《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沃克尔规则”所爆发的一系列尖锐矛盾，以及最终的结果，揭示出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美国人民痛恨华尔街的贪婪，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也厌恶华尔街的贪婪，为什么选民、总统和国会一起联手都制定不出一部真正能够保护公众财富的法案？

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的祸首元凶造成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损失，上千万人失业，数百万家庭房产被剥夺，却没有一个华尔街大佬因此被定罪坐牢？为什么他们不仅拿着更高的奖金，而且更加贪婪？

最可怕的腐败，不是无法无天，而是有法无天！最可恶的贪婪，不是某个人的贪婪，而是利益集团整体的贪婪，是在法律保护之下的贪婪，是制度­性­的贪婪！

在法律保护之下的压迫，导致财富公平分配的原则遭到了根本­性­的瓦解，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

沉沦的中下阶级

2013年8月29日，美国60多个城市爆发了快餐业和零售业雇员的大罢工，麦当劳、肯德基、汉堡王等连锁餐馆和商场的雇员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联邦政府的最低工资水平太低，强烈要求提高快餐业的工资待遇。他们大声疾呼：“七块二毛五，我们无法生存！”他们抗议联邦政府的美元的最低工资，使他们陷入了永久­性­贫困的恶­性­循环，罢工的目标是：每小时15美元是最起码的“生活工资”。

从传统上看，快餐、零售、餐饮、娱乐等行业基本没有工会组织，要组织全国­性­的罢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行业流动­性­太大，临时­性­太强，8月底席卷全国的大罢工着实令人震惊。特别是美国的南部，从来就不是罢工的活跃地区，而这次南方诸州的快餐、零售业也积极参与了全国罢工，这就反映出整个中下阶层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情绪和决心。

与挣扎在贫困线附近的雇员工资相比，动辄数百上千万美元奖金的快餐业高管的收入就显得格外扎眼，当集体­性­的极端不满转化为强烈愤怒的时候，就连松散和毫无组织­性­的快餐业也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人们普遍感觉到快餐业的工资水平不高，但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字看起来还是令人非常吃惊。2013年7月，美国最低的小时工资是美元，非农就业部门的平均工资为每小时美元，制造业工人是美元，而快餐业仅为9美元。

2009年以来，美国餐饮娱乐服务业的小时工资不断下降（美国劳工部）

更糟糕的是，危机结束以来，他们真实的平均小时工资下跌了6%。就是如此微薄的收入，还不能保证足够的工作时长。非农工作岗位的平均周工作时长为小时，而美联储圣路易银行的数据显示，餐饮娱乐服务业（包括快餐业）的周工作时长不超过小时，快餐业人员的税前年收入仅有12355美元，美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11490美元，这意味着快餐业的350万就业人口，仅仅略高于贫困线。

快餐业显然不是什么诱人的工作，但其就业岗位的竞争居然已接近白热化。危机之后，麦当劳的工作已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2011年麦当劳在美国的连锁店雇用了万人，而收到的工作申请竟然超过了100万份，录取率仅为%！［5］与同年哈佛大学的录取率相当，而比所有其他的美国常青藤名校的录取率都要低！100万人争抢的麦当劳的万个工作机会，而其平均工资仅为每小时9美元。

快餐业已经不是从前学生打工挣点零花钱的时代了，2013年快餐业雇员的平均年龄是28岁，其中，30%的人拥有大学学历，25%的雇员至少有一个孩子，他们是在养家糊口！

12355美元的年薪，即便夫妻双方都工作，一家四口的总收入不过万美元，月收入才2000美元出头，这还是税前。想想黑石“租客帝国”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吧，即便再便宜的租金也需要1000美元，上下班的交通费至少也要200美元～300美元，开车就更贵，如果全家四口人每天吃快餐，那日子就别过了，在快餐店工作的人连快餐都吃不起。无论怎么省，四口之家每月吃饭就得500美元以上，水电气电话等基本开销至少300美元，工资就已经透支了。孩子上学公费也会有开销，不能买衣服、不能上网、不能用手机、不能看电影、不能去旅游、不能下馆子这是“美国梦”吗？

快餐业的工资绝对不是“生活工资”，连“生存工资”都够不上，在北京做保姆的日子恐怕都要好过些。在美国，就连这样的工作还只有%的竞争者才能有幸得到。

快餐业所代表的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美国中下阶层的生活状况，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的境遇不是在逐步好转，反而更趋恶化。

美国CBS新闻在2013年7月28日，打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大标题：“调查显示：80%的美国成年人口面临接近贫困、失业的状态。”文章指出，美国经济的加速全球化，日益扩大的贫富分化，高薪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导致了当今美国社会五个成年人中就有四个挣扎在失业、接近贫困，或至少部分依赖政府福利的状态。4620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达到美国总人口的15%［6］，贫困人口数量之多在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

到2012年底，在美国领取政府食品券救济的人数已达4780万人，超过了西班牙的全国人口，比2008年暴涨了70%，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政府给每人每月的食品券救济金额约133美元，食品券可以在商场中购买粮食、­肉­类、水果和牛­奶­等。1975年，美国人申请食品券救济的比例仅为8%，37年之后，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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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大幅增加，与美国GDP增长、失业率不断下降、房价大幅上扬、股票屡创新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经济好转和贫困大增同时存在，到底哪一个才是美国经济的真实写照？

陷入贫困和领取食品救济人口的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都是就业状况极为糟糕，使他们无法找到超过贫困线水平的工作机会。

2009年10月，美国失业率曾高达10%，2013年8月失业率已经降至%，如果失业率在不断下降，就业市场自然就该逐步好转，贫困人口怎么可能大幅上升呢？

失业率从2009年的10%降至2013年8月的%

就业市场的真相

2007年12月，当美国经济达到了危机前顶峰的时刻，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上，总共有亿个工作岗位，按照工作­性­质和收入水平可以大致分为三大类：高薪工作、中薪工作和低薪工作。

高薪工作是美国经济的主­干­部分，构成了美国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岗位，也是美国消费能力的基础，其就业岗位总量为7180万，占全部就业岗位的52%，全部收入的65%，平均年薪为5万美元，恰好是美国家庭的中位收入水平，能够负担四口之家的生活开销，尽管经济压力不小。高薪工作一般为全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长为40小时，均有良好的医疗保险、退休金或401K计划。这种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包括金融业、白领专业人士、信息技术、商业管理、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房地产、政府雇员、交通仓存等领域。

中薪工作包括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行业，平均年薪万美元，就业岗位总数为2890万，不到高薪岗位的一半，占总就业岗位的21%。中薪工作的就业机会一直在不断增长，不过，此类工作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支出和税收补贴。

低薪工作的平均年薪仅为万美元，包括餐饮娱乐、酒吧招待、汽车旅馆、瑜伽教练、花园园丁、零售业、临时工等低收入岗位。低薪岗位的总量为3720万，占就业岗位总数的27%。这些工作一般不提供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如果还拖着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就基本属于贫困人口。

这就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前就业市场的大体轮廓。

2009年之后，美国失业率下降的奥秘就隐藏在低薪岗位的增长之中。被华尔街媒体啦啦队所大肆吹嘘的580万个就业机会的复苏，60%都属于这一类别。

2013年7月，这些低薪工作的总规模达到了3750万，比经济衰退结束时的3470万“新增”了280万个就业机会。其实，这一规模与2007年的3720万的数字几乎相当。换句话说，280万个低薪工作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再生”出来的。

2009年之后，低薪工作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280万新增

就业岗位其实是“再生”出来的

年薪万美元只是略高于贫困线，快餐行业就属于低薪工作，这些就业岗位的收入仅能维持生存而已，4年以来280万低薪岗位的总量增长，几乎不能产生有意义的消费能力增长。如果扣除通货膨胀，低薪岗位的收入实际上下降了6%，指望他们来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是非常不靠谱的想法。

高薪工作是中产阶级的核心，也是市场消费的主力军，该领域的就业状况要严峻得多。

金融危机导致了580万高薪岗位的损失，随后的4年多，仅仅恢复了140万。平均每年增长仅31万多，就连美国的人口自然增长规模都是其10倍以上！

2013年，高薪岗位的总数为6760万，竟然比2000年的7190万还差出一大截！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复苏”，美国的高薪工作到2025年才能恢复至2000年的水平，这是1/4个世纪！

而每年区区30多万的高薪就业增长的背后，却是高达1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政府消费），和每年8000亿的美联储印钞在共同推动。如果将8000亿印钞规模平摊到每个就业岗位，这意味着美联储花掉了250万美元，才创造出一个年薪5万的就业机会！其效果之差，简直是空前绝后！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美联储的印钞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就业！每年8000亿的QE规模，如果直接发到个人手中，相当于每年创造了1600万个5万美元的高薪工作！无论是伯南克开着直升机撒钱，还是分钱到户，或者直接还掉止赎房的欠债，其经济效果都远比把钱给银行要好得多！从行为的结果看，美联储的­性­质昭然若揭，它不是服务于政府，更不是服务于人民，而是服务于华尔街！

如果从2000年年初算起，美国高薪岗位负增长了430万，而养家糊口的综合成本却在大幅增加，汽油价格3倍于从前，大学学费也普遍高出不止一倍，衣食住行无不大幅上涨，医疗保险和看病的费用更是远远高于2000年。当时的全职工作提供了极为便宜的医疗保险，员工每月仅仅支付几十美元就可以为一家老小上保险，看病吃药员工自掏腰包一般也就一二十美元。2013年的医疗保险如果覆盖全家，动辄高达数百美元，看病吃药的成本也大幅飙升。

2000年高薪岗位的数量与2007年危机前都是7190万，这表明在整个“格林斯潘泡沫”期间，高薪工作实际上是零增长！以房地产泡沫为标志的所谓“财富效应”，完全没有创造出任何真实的经济增长，反而制造了一个80年未有的金融灾难。而之后的“伯南克泡沫”，试图再次用房地产泡沫带来经济繁荣，其结果只会比“格林斯潘泡沫”更糟。

美国高薪工作复苏极为缓慢，远低于2000年和2007年的高点

最后来看中薪工作的增长情况。在危机后的4年多里，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的就业机会共增加了110万，每年平均约25万。如果从2000年算起，美国的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行业的就业一直保持着增长状态，即便是金融危机，也没有改变这一领域就业机会的增加。“教科文卫”被奥巴马看作是保卫美国就业增长的“堡垒地带”。

从2000年1月到2013年7月，中薪岗位增加了660万个工作机会，到2013年总量达到3080万。其中，仅流动医疗健康服务（AmbulatoryHealthCare）部分就占了640万，所谓流动医疗健康服务，就是在医院之外的医疗健康体系，例如医生的诊所、病人的院外护理、家庭健康机构等。流动医疗健康的就业岗位竟然超过了美国建筑业的550万岗位，更远超消费品工业的450万。医院系统雇用了800万护士、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

总体来看，美国的医疗健康系统的总就业岗位高达1460万；在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到大学，总共雇用了1400万人；社会服务领域雇用了220万人。

为什么医疗健康系统的就业会持续增加呢？因为政府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开支暴涨！2000年，美国政府在老年医保（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的开支总额为3000亿美元，而到2012年，开支膨胀到8000亿美元，几乎是GDP增速的两倍。

2000年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时，美国政府的财政处于盈余状态，而2009年奥巴马执政以来，财政赤字连续4年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等于是政府对医疗健康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医疗开支远高于GDP增速，意味着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被医疗制药等行业大举侵蚀，制造业的基础不断遭到削弱，美国制造业不愿回流本土是有原因的。

医疗健康领域就业的异常增加，必然导致经济资源被更多挤占，从而压制高薪就业机会的增长。社会服务领域的情况与医疗健康类似，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将实体经济的就业机会转移给了社会服务。

教育领域的就业增长主要来自私立学校系统的快速膨胀。2000年以来，美国非公立学校的就业增长了45%，而学生贷款的余额从1500亿美元暴涨到1万亿美元，并正在出现大面积违约。教育本该强化国家的未来，但高昂的学费，巨额的债务，正在透支学生的未来，摧毁国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