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全图
在奥古斯都呈送给元老院的遗嘱中，列有详细的国家税收与支付的数据，可惜已经失传。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指出，罗马帝国各行省的每年经常性收入不少于1500万～2000万英镑（金本位的英镑），约合亿～亿第纳尔，这些收入包括1%的财产税、人丁税以及谷物、酒、油和肉类的征用。以行省的收入单独支撑整个罗马帝国的军事开支尚感不足，更何况还有各级政府，以及所有城市的基础建设和日常开支。［13］
自奥古斯都称帝以来，他就深感财政支出的巨大压力，他不断暗示朝臣贡金不够，有必要对罗马和意大利人增加税负。面对罗马公民的不满，皇帝审慎地选择从开征关税入手，接着就是建立消费税，然后清查罗马公民的私人财产，完成财产征税的准备。此时，罗马的权贵与富人集团已经有150多年未缴纳各种税金。
奥古斯都不顾权贵们的强烈反对，坚持推进税法改革。商品输入税大约为%~%，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最后买单者从来就不是豪商们，而是最终的消费者。
另一项重大税收项目就是消费税，虽然全面征收，但还是比较节制，很少超过1%。征税的范围包罗万象，无论是市场交易还是公开拍卖，从土地和房产的大宗买卖，到民生的日常用品，即使价值微不足道也需纳税。消费税分摊了军事开支的大部分。
尽管如此，奥古斯都发现财政依然是入不敷出，为弥补赤字，他决定最后从罗马的富人集团开刀，征收5%的遗产税。
罗马的富人集团对金钱看得比自由还要重要，听到遗产税的消息立刻就炸了窝，朝野反对之声铺天盖地，街谈巷议骂声一片。尽管奥古斯都皇帝手握兵权，身经百战，同时集帝国的各种大权于一身，实力远不是护民官格拉古兄弟所能比，但对富人集团动刀子，挑战制度性贪婪也需万分小心，稍不留神，刺杀、篡位，甚至流血、内战都有可能发生。
奥古斯都非常策略性地将遗产税方案提交元老院集体讨论，显而易见，元老院的贵族们绝不买账。奥古斯都只有强烈暗示元老们，如果再冥顽不化，他只好被迫提出土地税和人丁税，这对拥有巨大土地资产和众多奴隶仆人的贵族豪商而言，显然是致命的威胁。
元老院的贵族们作为富人集团的代表，虽然痛恨遗产税，但此时对深受军队爱戴、大权独掌的奥古斯都皇帝也无可奈何，毕竟遗产税并不算高，总比要命的土地税和人丁税温和多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贵族们只有默认了新税法。
除了进行税法改革，奥古斯都也从贬值货币入手，他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共和时代的克降到了克。
通过增税和货币贬值，帝国初期的收支方能大致持平。
蛰伏中的经济危机
罗马的全盛时期，就是公元前50年到公元50年，军事扩张的红利余温尚在，和平带来了经济的自然复苏。不过，罗马帝国的财政收入却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支出。到尼禄统治期间（54—68年），第纳尔的含银量降低到90%；到图拉真时代（98—117年），含银量降到了85%；而马可奥勒留（161—180年）继续贬值含银量到75%；到2世纪末，第纳尔仅剩50%的含银量。
很明显，帝国的货币循环出了大问题。货币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经济的根子在农业。
帝国初期生机勃勃的动力是扩张，扩张停止之后靠复苏，复苏完成后就必须依靠提高生产率，但意大利的农业非但无法提高生产率，而且已经濒临破产。在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时代，如果农业遭到削弱，则一切基于其上的城市文明和商业繁荣都成了无水之源。
导致农业基础被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粮价过于低廉，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谷贱伤农。罗马帝国刻意压制粮食价格的主要原因在于供养庞大的城市人口，特别是人数众多的破产后流入城市的农民。
在奥古斯都皇帝及其继任者们的大力推动之下，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城市集群：意大利有1197个城市，高卢地区约1200个，西班牙有700个，阿非利加四省650个，东方地区包括希腊大约900个。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率之高，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在首都与各大城市之间，就是闻名世界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路网，起点是罗马广场，横越意大利，遍及各行省，以帝国的边疆为终点。从安东尼边墙到罗马，再抵达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交通系统从帝国的西北角到东南边陲，全长达4080罗马里。山岭可以凿通，激流架设桥梁，道路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四周景观，路面用砂石、水泥和大石块层层铺叠，到罗马附近的路段全是花岗岩，罗马的道路是如此坚固，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部分路段至今还在发挥运输功能。［14］
如此规模的都市化运动，发生在2000多年前，实在是一个奇迹，也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重负。过度超前的都市化运动，使帝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奥古斯都皇帝为什么如此看重都市化运动，甚至不惜重创国本来戮力推行呢？
当奥古斯都君临天下之时，他所面对的最大困境与秦始皇非常类似，那就是尽管帝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大片的土地，但政府的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复杂、经济各异、交通不便的庞大帝国。
罗马帝国和秦帝国在统一初期，其生产力、技术基础、经济水平、思想体系、政治架构，均不足以满足帝国直接统治领土上所有角落的高难度要求。秦始皇仓促和强行地推行郡县制，试图立刻在全国实现中央集权的垂直统治，实际上已远远超越了秦国自身的能力，走得越急，摔得越狠。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经过了近百年的反复尝试，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模样，而中国封建帝国对农村的垂直管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实现过，皇帝的中央集权必须依靠广大的乡绅阶层，才能将统治的能量辐射到庞大的农民阶层。
奥古斯都同样不可能实现帝国对民众的垂直管理，他选择的道路就是搞都市化，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塞进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
因此，罗马帝国的城市化，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无奈的政治选择。都市化的既定国策，同时也完美地符合了权贵阶层对土地兼并的贪婪需求。罗马的农业经济正是帝国国策和权贵贪婪的双重牺牲品。
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西班牙等行省，由于天然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使其粮食价格远低于意大利的谷物生产成本，罗马政府本应提高关税保护意大利农业以固国本，但却错误地放弃了本土的粮食生产。在权贵集团看来，土地是财富最终极和最可靠的体现，低廉的粮价使得意大利的农田价值大跌，中小农户难以为继，必然大量破产，这为权贵集团提供了大规模兼并土地的良机。
当农户失去土地之后，大量涌向城市，成为无业流民，而城市的手工业还相当原始和粗陋，分工远未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根本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百万人口的罗马，并不代表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只能说明农业破产的现状。20万成年男性公民有资格领取政府免费的救济粮，意味着60万人口的家庭处于饥饿的边缘。城市中的无业流民越多，政府越需要压低粮价来“维稳”，进而加剧了意大利的农业破产，刺激了土地更大规模的兼并，导致更多破产农民涌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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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经济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恶性循环。
在共和时代，发生在意大利的农业危机，到帝国时期，却在所有行省一起出现。原来盛产谷物的高卢（法国）在都市化运动中，开始转向大面积种植葡萄。现代享誉世界的法国葡萄酒，就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奠定的基础。西班牙则盛行种植橄榄树，随后阿非利加也成为橄榄王国，传统的谷物生产逐渐萎缩。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之风在这些地区犹如烈火燎原，势不可挡。到尼禄时期（54—68年），6个大地主就占有了阿非利加领土的一半！［15］在帝国全境，随着都市化运动的推进，土地快速地集中于权贵集团之手。
这些超大型地产主的经营思路完全不同于中小地主，他们住在罗马或行省的各大城市，很少来到自己的土地查看农业生产，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在乎土地的产出，对农业的关注程度甚至不如共和时代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田主。帝国停止扩张以来，从外国掠夺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奴隶价格水涨船高，大规模使用奴隶进行农业劳动的时代已经过去。
对于大地产主而言，最省心的赚钱方式就是把土地租给佃户，坐收田租。至于修建水利、改良土质、优选良种这些杂事最好没有，投资于土地就像投资于房产，保值是主要目的，省心为最大原则，花钱去精耕细作并非他们的特长，更不是他们的本意。而普通佃户们，既不会为别人的土地投入改良的资金，也缺乏投资的能力。帝国农业产出的下降已成为必然。
粮食供应逐渐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粮食由南俄罗斯供应，而那里的产量日见低落；意大利的谷物原本依赖埃及、西西里、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结果葡萄园和橄榄园占用了谷田，而谷田的生产率和产出量又在下降，意大利面临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
尽管罗马城享有特供权而不致发生粮食短缺，但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几乎所有的帝国城市都面临缺粮的困境，就是那些最肥沃地区的城市也不例外。每当饥荒来临，社会上通常会爆发严重的马蚤乱，人民痛斥政府和议会考虑不周，政府则指责大地主和大商人囤积居奇。于是，“筹粮官”成了罗马帝国官场道路上最为凶险的职位，他们不仅要保证搞到粮食，而且还必须负责粮价低廉。
当西班牙开始大规模种植橄榄树之后，很快就成为质量最好的橄榄油输出地，畅销高卢、不列颠和其他地区，意大利的橄榄油被抢去了高端市场，甚至连本地市场也被蚕食。阿非利加的橄榄油在质量上不如西班牙产品，但在价格上却很有优势，因而被广泛地用于灯油和化妆品，行销整个帝国，意大利的橄榄油因此又丧失了低端市场，就连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橄榄油也来瓜分意大利的市场。
高卢、希腊、小亚细亚都在大力种植葡萄，葡萄酒市场的竞争空前惨烈，供应出现严重过剩，以至于皇帝图密善（81—96年）下令限制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生产，无论意大利还是外省，都不得再开辟任何新的葡萄园，而且，现有的葡萄园有半数必须摧毁。
罗马帝国刻意压低粮价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资源错配，农业危机体现在土地兼并导致的谷物生产萎缩，经济作物严重过剩，基于农业的手工业消费品滞销，商业活力下降，国家税收陷入困境。
在共和时代，意大利最重要的拳头产品除了葡萄酒和橄榄油，还有许多工业制成品在市场中占据明显优势。随着帝国时代的来临，高卢（法国）的工业和商业迅猛发展，已经凌驾于意大利之上，它的南、西、北三面临海均有良港，内陆河道纵横八达，交通极为便利。高卢的天然资源也异常丰富，在接受了意大利的工业技术扩散之后，迅速成为制造业的中心和商业中心，其产品覆盖了高卢、阿非利加、不列颠、西班牙、日耳曼尼亚的广阔市场，意大利的工业品被挤出了西欧市场。
与此同时，帝国的东方也同样摆脱罗马的产品和商人。在高端产品中，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行省的染色亚麻布、高级羊毛织物、上等皮革制品、精致餐具、高档化妆品、香水、调味品和颜料打遍帝国无敌手，而意大利的产品则很难打入东方的市场。意大利的商人们不仅不再出现于东方，同时也消失于西方。
至此，意大利在农业、制造业、商业领域的优势业已丧失殆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也岌岌可危。随着意大利经济的空心化，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在丧失土地之后，失业农民大举进城。帝国的城市中到处都是失去产业的流民，他们仇恨政府，更痛恨夺走他们产业的富人集团，他们对生活不满，对未来绝望，只有凶狠的报复之火在心中熊熊燃烧。
在共和时代，参加罗马军队的都是纯良有产的庄稼汉；在帝国时期，入伍的尽是仇恨权贵的无产流民。
军队的变质，引发了更为凶险的政权危机。
军事独裁的经济本质
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曾精辟地概括了罗马军队高度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在他看来，100名武装人员可能无法对付1万个暴乱的农夫，但1万人组成的训练精良的罗马军团，却能够使首都的百万人口闻风丧胆，而45万帝国的常备军可以牢牢地统治5000万以上的帝国人口。
罗马的皇帝们被军队所废立的人数之多，发生之频繁，恐怕在世界史上都罕有其匹。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不是皇帝在领导军队，而是军队在控制皇帝，帝国中后期的情况尤其如此。
中国有句俗话叫“官逼民反”，当财富分配不公的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之时，往往是农民起义推翻整个统治集团，然后改朝换代。罗马帝国的“农民起义”却发生在体制之内，军队频繁更替皇帝和爆发内战是其主要特色。
共和时代的军队是以有地公民为基础，他们奋勇作战保护的是自身的利益，但帝国时代的军队主要来源于意大利城市的无产流民，他们形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流民集团，他们所代表的是绝大多数帝国的底层民众。在帝国的经济繁荣时期，他们并未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反而被权贵和富人集团剥夺了安身立命的土地。作为整体阶级，他们是臣服的寒门阶层，而权贵与富人集团是统治者，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用劳役赋税来支撑城市高级和复杂的文明生活。他们不论如何勤劳和努力，最终仍难逃土地被兼并和流离失所的下场，他们的愤怒和不满在帝国的军队中不断地滋生和蔓延。
当罗马的皇帝们与元老院所代表的权贵和富人集团产生权力之争时，军队就成为皇帝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尼禄皇帝死后爆发的69—70年的内战，使军队突然意识到自身是改变罗马的强大力量，他们对权贵和富人集团的长期不满和愤怒，在内战中以极其残暴和凶狠的方式发泄了出来。内战双方的军队，无论谁胜谁负，全部都在意大利和罗马城大肆屠杀权贵和富人，许多共和时代的元勋贵戚家族被疯狂的士兵们杀光灭绝，整个帝国为之战栗！
这仅仅是军队向权贵和富人宣战的序幕。
苇斯巴芗皇帝（69—79年在位）从军队起家，更加了解罗马军队的状况，他对军队的政治倾向和野心深感忧虑。在结束内战之后，他开始清洗军队，不再从意大利本土的无产流民中招募士兵，而希望建立一支以行省有产阶级为中坚力量的新的罗马军队。这一策略曾维持了罗马帝国近百年的内部稳定。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曾经发生在意大利的土地兼并狂潮，开始在所有行省蔓延，而且程度更为严重，从前充斥意大利的无产流民现象，现在则遍布于整个帝国。罗马军队再次沦落为一个充满仇恨的暴力集团。
罗马皇帝的统治权力来自于两个基础，权贵和富人集团的经济力量和军队的武装力量。但是，当这两种力量陷入无可调和的尖锐冲突之时，皇帝只能倾向于依赖后者。
另一个军人出身的皇帝塞维鲁（193—211年在位）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在他以武力平定内乱夺取帝位之后，他已经看到第二次内战远比尼禄死后的内战更为血腥和持久，而内战的本质乃是权贵和富人集团与军队所代表的底层民众，为争夺社会财富分配权而进行的激烈较量。他之所以能登上帝位，依靠的不是元老院，他的权力基础是士兵的支持，元老院是在军队的压力之下，才被迫承认了他登上皇位的既成事实。
他留给儿子们的遗嘱说得明白：“你们要保持团结，只要让军队满意，其他的人不用放在眼里。”他大幅增加了军队的军饷，赐给退役士兵各种特权，用勒索富人集团的财富来收买军心。这当然激起了元老院和富人们的激烈对抗，而塞维鲁则以更残酷的军事镇压来对付权贵集团。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211—217年在位）即位后，走得比他父亲更远，他甚至公开宣布，他的皇权基础不在帝国的上层阶级，而是建立在下层阶级及其代表——军队之上。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贵族阶级的蔑视和敌意，对富人集团的财富采取了系统性地榨取，而对下层阶级的赋税则保持不变。
为了从精神上打击贵族阶级，卡拉卡拉皇帝在212年，宣布了一项著名的敕令，将罗马公民的资格赐予所有帝国居民，这不仅从事实上剥夺了权贵阶层的政治特权，而且受到了军队和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所谓阶级矛盾，其本质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矛盾。卡拉卡拉利用甚至挑动这种矛盾来巩固皇权，说明罗马帝国已经不再进行有价值的财富创造，而陷入了有害无益的阶级对抗的内耗之中。
在贵族书写的罗马历史上，卡拉卡拉比杀人如麻的暴君更可恨，堪称是罗马史上最坏的皇帝。
自卡拉卡拉被谋害之后，军队更加放荡不羁。随后短短40年的时间里，居然走马灯般换了至少57个皇帝，除了极个别的皇帝属于正常死亡之外，其他皇帝一律死于非命。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耐性，他们对贵族统治秩序的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战战兢兢的皇帝们稍有招致军队不满的政策，立即就有杀身之祸。
靠土地兼并发家致富的富人集团，终于引火烧身，遭到了残酷的清洗。不甘心失去特权的权贵和富人集团企图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引发的就是连绵不断的内战。军事独裁体制的罗马，不仅使皇权严重依赖军队，而且使整个帝国的生存也必须依赖军队。
内乱不止，则外患必至。帝国周围的蛮族，原先被罗马的强大所震慑，有近百年不敢轻举妄动。但眼看罗马经济凋敝，内战不断，民心瓦解，于是从四面八方开始不断马蚤扰帝国边陲，进而发展到大举入侵。
皇帝为巩固皇权必须强化军队，帝国为击退入侵也同样需要增加军费。奥古斯都的帝国初期，罗马常备军不过20多万，军饷每人每年225第纳尔，这就已经吃掉了大半的财政收入；一百多年后的卡拉卡拉时期，帝国不得不维持45万的常备军，军饷则飙升到每人750第纳尔，财政负担高出6倍有余，而经济却在严重萎缩。到戴克里先（284—305年）执政时期，经过近50年内乱，帝国经济几近崩溃，而军队却扩张到60多万，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货币贬值已是家常便饭，恶性通胀正在蓄势待发。
货币贬值与超级通胀
历史学家都说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五贤帝”政治清明，物价高度稳定，军队服从国家，蛮族不敢挑衅。其实，帝国3世纪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军事危机，全部源于这一所谓的“盛世”时期。
帝国的军事扩张停止后，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本不足以维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文明，帝国强行推进的都市化运动，不得不依靠对农业的过度压榨。“谷贱伤农”的结果，势必导致帝国农业经济的逐步破产；“不抑兼并”的放任政策，纵容了富人集团对农民的掠夺，迫使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增加了政府“维稳”的成本，进一步压低了粮价，并加剧了土地兼并；遍及整个帝国的无产流民应征入伍，改变了罗马军队的成分，怨恨和不满的武装暴民集团，最终必然危及政权的稳定。
“五贤帝”所戮力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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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都市化运动，并非基于经济自然发展的规律，而是着眼于帝国统治的政治需求，并为富人集团所乐见，庞大的帝国公路网的建设，非但没有产生合理的经济效益，其建设和维护的巨大成本，反而成为拖累行省经济的沉重负担。当这种负现金流的货币循环难以维持之时，苛捐杂税与日俱增，经济活力逐步萎缩。
“五贤帝”之一的图拉真（98—117年），成功地吞并了多瑙河流域的缓冲之国色雷斯，却陷入了北方日耳曼人和东方伊朗人两面夹击的战略困境，北部边境的形势骤然复杂起来。他在东方兼并美索不达米亚的军事冒险，并未带来和平的红利，反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敌对。虽然图拉真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却遭遇了财政上的惨败，罗马帝国几乎倾家荡产。
农业凋敝，商业萧条，贫富分化，税源枯竭，帝国日常开支的缺口越来越大。
117年，图拉真不得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从奥古斯都时代的95%，降到了85%，货币贬值幅度高达%，这相当于对整个帝国持有现金的人口征收了%的隐性货币税，以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
图拉真的继任者哈德良（117—138年在位），是另一位举世公认的“五贤帝”，他不得不收拾图拉真留下的烂摊子。北部边境的蛮族再次大举犯境，不列颠爆发了新的战争，毛里塔尼亚战火不止，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动了流血暴乱，一系列新的战争迫在眉睫。最终，哈德良被迫放弃了美索不达米亚，不是他的勇气和胆略不够，而是帝国的财力已不足以支撑征服战争。
到了马可奥勒留（161—180年在位）即位时，帝国的情况继续恶化。他是罗马史上最受尊敬的“五贤帝”之首，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写下的名著《沉思录》，至今仍广为流传。他东征安息人的战争规模不亚于图拉真，在罗马精锐部队尽数东调之时，多瑙河流域的蛮族再次犯境，迫使皇帝回头西征。几场大战下来，罗马帝国的财政再度濒临破产。
皇帝曾立誓不再新增税种，他声称宁愿变卖自己的财产来维持帝国运转。财政危机将皇帝逼得走投无路，他还真的开始拍卖家产，而且持续了两个多月之久。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帝国当然不可能靠皇帝卖家当来维持。最后，皇帝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开始增税加赋。
当士兵们战胜了蛮族要求增加军饷时，马可奥勒留心酸地回答：“除了你们的正规报酬以外，如果再想得到任何更多的东西，那就只有去榨取你们父母和亲属的血汗。至于皇位，只有上天才能做主。”很明显，皇帝深刻理解帝国财政的危机程度，宁愿面对士兵的恼怒，以及潜在兵变的凶险。
即便皇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行省已经达到财力的极限，西班牙几次拒绝输送兵员，而高卢和其他西部行省则充斥着逃兵役的亡命之徒，他们打家劫舍，人数越来越多，甚至公然与罗马军队爆发了正规战争。在埃及，大批民众为躲避兵役、徭役和赋税从村庄中逃亡，他们躲进了尼罗河三角洲的沼泽地，后来竟组成军队发动了叛乱。
马可奥勒留统治的罗马帝国已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到180年，皇帝不得不将第纳尔的含银量贬值到75%，比图拉真的第纳尔贬值了%。
马可奥勒留之后不过35年，帝国的财政再次到了崩溃的边缘。军事独裁的皇帝塞维鲁依靠抄家、充公、强制捐献等手段，从贵族身上弄来的财富，已被他的儿子卡拉卡拉折腾得所剩无几。卡拉卡拉深得乃父真传，将皇权的基础牢牢地根植于军队之上，军费开支终于耗尽了财政税收。
为解决迫切的财政危机，只有进一步贬值货币，但卡拉卡拉不想像马克奥勒留那样做得太明显，而是搞出了一个重大的“创新”，于215年开始发行新银币“安东尼币”。
215年，卡拉卡拉发行了
“安东尼币”，罗马版的“折二钱”
安东尼银币的尺寸比第纳尔略大一些，含银量是第纳尔的倍，但面值却相当于两个第纳尔，相当于变相一次性贬值了25%，比马可奥勒留的贬值幅度高出一倍多！
这是罗马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主权信用货币”！安东尼币的本质是以25%的国家信用，来补偿新币中所缺失的含银量。这种以法律规定货币价值的办法，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含银量贬值的传统方式，它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从猿进化到人”的“飞跃”。
“安东尼币”的出现，意味着帝国财政的恶性已到了质变的程度。
罗马的老百姓并不傻，大家纷纷开始囤积老的第纳尔银币和银锭，而商家们则根据新币的含银量来重新上调商品的价格，物价上涨开始加速。
更糟糕的是，罗马人对政府的信任遭到了极大破坏，人人都在抱怨新币，处处弥漫着对政府的怨恨。
罗马无力向外掠夺金银，原有的西班牙银矿已经枯竭，而白银和黄金却从市场中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市场出现的恐慌情绪如同痉挛一般，刺激着商品价格的轮番上涨。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市场对价格的预期发生了突变。
“安东尼币”的含银量从240年的40%，快速贬值到270年的4%
到了加里恩努斯时期（253—268年），帝国的财政不是濒临破产，而是已经破产了。在他的治下，罗马遭受到立国以来最严峻的危机，数十万日耳曼蛮族打到了罗马城下，这是6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同时，高卢分裂、东方独立、埃及脱离、阿非利加叛乱，罗马帝国面临土崩瓦解的重大危机。
加里恩努斯（253—268年）的
超薄铜币，仅重克
出兵平叛，国库没钱，皇帝此时只剩下超发货币这一条路了。罗马银币出现了史上最严重的贬值，安东尼币的含银量，从240年的40%，急速下跌至270年仅剩4%！［16］
除此之外，皇帝还海量发行粗制滥造的铜币，这些所谓的铜币其实只是薄薄的铜片，重量仅克，连银行都拒绝接受这样的劣币。
加里恩努斯使货币贬值达到了物理上的极限！
最后，加里恩努斯死于众叛亲离的乱军之手。
在加里恩努斯之后，真正引爆罗马帝国超级通胀的，非奥勒良皇帝（270—275年在位）莫属。奥勒良堪称是军事天才，在短短的5年统治期间，收复了罗马2/3的领土，荡平了欧、亚、非三大洲的蛮族入侵和内部分裂，被称为“世界的光复者”。然而，就货币贬值而论，他却是罗马帝国超级通货膨胀的“点炮者”，对最终罗马帝国的货币大崩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74年，奥勒良新币背后刻有
罗马字母“XXI”或希腊字母
“KA”，代表“20：1”
274年，被四面征战的巨额军费压得喘不上气来的奥勒良，拉开了罗马史上著名的货币改革大幕，皇帝隆重推出了“奥勒良币”，将新币的含银量确定在5%，重量为克。
为了取信于民，新币的背后铸有罗马数字“XXI”，这代表着“20：1”，即20个含银为5%的奥勒良新币，相当于1个奥古斯都时代的第纳尔。新币的含银量貌似有国家信用的承诺，未来还要恢复到奥古斯都时代的银币纯度。不过，这一切不过是忽悠罢了。
罗马帝国货币含银量的曲线变化，也是衡量帝国
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状况的“温度计”
其实，新币与市场中大量泛滥的4%含银量的“安东尼币”价值近似，但皇帝却以法律规定，1个奥勒良新币=2个安东尼旧币，这比卡拉卡拉玩得更狠，政府等于在已经贬得一塌糊涂的安东尼币的基础之上，将新币再度一次性贬值100%！
这下罗马的老百姓真急了，这样的货币谁还敢要？！
人们冲上大街小巷，开始疯狂抢购。准确地说，不是疯狂地购物，而是疯狂地扔掉货币！250年来温和上涨的物价，立刻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路绝尘而去。粮食短缺、商业瘫痪、盗匪横行、人口锐减，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进入高嘲！
埃及的小麦从1世纪到3世纪中，价格上涨了2倍~3倍，基本反映了货币贬值的幅度。然而，从250年以后，小麦价格开始加速上涨，到280年前后，小麦价格已是30年前的10万倍！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见识到超级通货膨胀！
货币崩溃敲响了帝国的丧钟
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皇帝，接手的是一个已经崩溃的货币体系和即将崩溃的帝国。
为了挽救已经彻底失去人民信任的货币体系，戴克里先首先着手发行了新的高纯度的金币、银币和其他辅币。他满心希望新的货币能够根治超级通胀，至少也要缓解物价飞涨的压力。
没有货币就没有经济，最终也就没有帝国。
【正文】第30节：
让他极度痛苦的是，他的新币的成色与尼禄时代相当，但物价却是从前的数百倍。原因其实很简单，新币在整个帝国的货币流通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太低，而且每当好坏两种货币同时流通时，良币总是被收藏，只有绝对必要时才会拿出来用于支付，如国家税收必须缴纳良币；而劣币则像烫手的山芋，人人拿到后都恨不得立刻用掉，这样劣币的流动速度将会更快，从而加剧物价上涨。
戴克里先的新币投放市场就如泥牛入海，在无声无息中被劣币瞬间吞没。
物价持续飙升的根本原因是罗马帝国的生产、运输、商业体系已经陷于瘫痪，纯粹的货币政策已经无力挽回经济的败局。
拯救货币的努力终告失败，通货膨胀仍在继续恶化。
戴克里先不得不依靠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物价，这就是著名的《301年物价敕令》。在敕令中，戴克里先将通货膨胀的根源归罪于商人的投机和囤积居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货币贬值。敕令中规定了数千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限，违反者死罪。但是，官方所规定的价格，远远低于生产者的成本，如果强制执行，市场上将不再有商品存在。
这就注定了物价控制必然失败。
价格控制失败后，戴克里先只有依靠配给制，将军队和政府的供应与市场彻底隔绝，税赋征收实物，以确保军队和政府的供应，而任由普通百姓在超级通胀中自生自灭。
帝国的生产力已经崩溃，越来越多的土地荒废了，灌溉排水工程被遗弃，农业经济陷入破产，饥荒瘟疫开始蔓延，人口规模大幅减少，海上商路盗匪横行，国际贸易几乎断绝，城市商业坠入深渊，昔日的繁荣已荡然无存，雄伟的公共建筑无力维修，四通八达的道路上杂草丛生。
帝国残存的富人集团开始从城市中大举外迁，搬到了乡村的巨大庄园，同时还带走了大批手工业者，工业活动的中心已不在城市，产品需求仅限庄园或本地。帝国星罗棋布的城市集群，变成了毫无生气的经济废墟。
超级通货膨胀导致了帝国货币经济的死亡，留下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割据经济的断裂带。
292年，戴克里先将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由四位皇帝分治。
在苟延残喘100余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罗马帝国的分裂和最终灭亡示意图
申论
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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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也不是一天崩溃的。476年罗马帝国寿终正寝，这不过是长达两个世纪的分崩离析的最终结果罢了。
关于罗马为什么会衰亡的问题，千百年来曾吸引了无数学者皓首穷经，苦苦思索，至今仍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断定“丧失自由”是导致了罗马灭亡的关键；《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认为，皇帝集权的政治体制是罗马帝国衰落的主因，即“罗马的敌人在其内部：暴君与军队”；《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罗马帝国经济上的“器质性”疾病是其衰落的根源，而奴隶制就是病根。除了归因于政治体制、经济问题之外，还有宗教论、蛮族论、奴隶论、气候论、地理论、军事论等等观点。
本章的目的，并非是得出罗马帝国如何衰落的结论，而是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帝国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大分裂，是否也是罗马兴衰的原因之一。
古往今来的人类活动，归根结底无非在做两件事——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其他的一切均衍生于这两种基本活动。财富创造的前提是提高生产率，而财富分配的原则就是公平合理。经济学往往研究前者，而政治学常常关注后者，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兼顾两个方向。
只要涉及财富，就不可能绕开贪婪。对富人而言，贪婪是巧取豪夺；对穷人来说，贪婪是好逸恶劳。从根本上说，贪婪是不劳而获，是通过一切手段来获得本不属于自己的财富的一种欲望。
贪婪不是病，贪婪是人性！
佛家将人性中的贪、嗔、痴定义为三毒，是人间一切痛苦的根源。换句话说，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贪婪将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无法根治。这也可以理解为历史上所有帝国之所以会衰亡的终极原因，罗马帝国的衰落无非是在重复人性而已。
良好的制度，绝非能够避免贪婪，而是要尽最大可能地克制贪婪。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必然存在着少数富人统治多数穷人的情况，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还找不到相反的情况。克制贪婪的核心，就是约束富人集团巧取豪夺的强烈冲动，因为他们拥有改变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的能力、实力、动机和决心。这种克制最好是由富人集团自我约束，当然历史上极少出现这种反常的状态，最差也要让穷人反抗的力量能够强制富人集团被迫约束。良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能够控制双方冲突的社会震荡，不至于突破流血和革命的下限。
罗马共和时代的《十二铜表法》，就是穷人大众与富人集团激烈冲突的妥协，它没有突破底线，内战得以避免，保证了罗马共和制度后来200年的稳定。这时的罗马共和，存在着制度上的自我纠错能力，归根结底，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公民、公有土地、公民军队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体制符合当时罗马的根本利益，因此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布匿战争爆发后，罗马公民纷纷走上了战场，最终伤亡惨重，财富破产，在政治的力量天平上，丧失了对抗富人集团贪婪欲望的有效筹码，导致了富人集团进行疯狂的财富兼并而无须承担严重后果的局面。财富分裂由此骤然加速，富人集团的实力暴增，社会平衡被彻底颠覆。在这种状态之下，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已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随之而来的就是百年的流血和内战，罗马共和已无力回天。
继之而起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是罗马军事大扩张带来的巨大红利所催生出来的畸形儿，尽管它的军事实力足以征服地中海沿岸国家，但其组织能力却无法有效地驾驭一个庞大的帝国。因此，罗马帝国不得不大力推进都市化运动，以帝国控制众多的城市联邦，以城市联邦控制所辖居民，将尽可能多的人口纳入城市的办法，来实现间接统治的目的。帝国的都市化运动，绝非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为统治一个庞大帝国而做出的无奈的政治选择。
高度畸形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粮食价格受到刻意压制，谷田作物无利可图，经济作物畸形发展，农业资源配置错乱，工业制品虚火旺盛，商业贸易虚假繁荣，资产泡沫无处不在。更糟糕的后果就是，富人集团在既定的都市化国策之下，贪婪的欲望再度失控，土地兼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社会财富分配的矛盾空前尖锐。
最终，财富分裂导致了流民四起，军队变质，富人集团与暴民集团兵戎相见，内战不断，血流不止，帝国衰亡的命运已无法挽回。
权贵与富人集团的过度贪婪导致帝国崩溃的现象并非西方社会所独有，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倾覆，同样可以发现几乎一模一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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