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

从军事角度讲，北宋是一个软弱和窝囊的朝代；但从经济上看，北宋却是高度富裕和极其繁荣的时期。北宋不仅是中国封建史上货币经济发展的顶峰，而且也是中世纪全球城市文明的灯塔。

北宋的经济规模4倍于盛唐，城市数量多达1800多个，城市化率接近12%，货币化程度在封建时代空前绝后。更为重要的是，北宋高度的城市化和货币化，不像罗马帝国那样基于政治统治和军事戍边的需求，而是生产率提高和经济扩张的自然结果。

城市文明的兴起，带来了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勃兴，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个，“唐宋八大家”里的六位，都是诞生在这一伟大的时代。北宋的货币文明还创造出世界上第一种主权信用纸币，第一个金融票据交易市场，一千年前开封金融街的霸气，不亚于今天美国的华尔街。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差异显著，历史、政治、文化、语言、宗教传统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这就是人­性­。

罗马的鼎盛与北宋的巅峰相差近千年，但摧毁了罗马帝国的贫富悬殊，同样也是瓦解北宋王朝的致命根源。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失败，与王安石变法的夭折，都说明了政治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已经失效。

结果，罗马与北宋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土地兼并、税负不公、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内乱外患，甚至连危机爆发的顺序都一模一样。

历史惊人地相似，源于历史背后的人­性­惊人地相似！

北宋，人类第二次货币文明的巅峰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文明沉寂了千年之久，就在西方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在亚洲的地平线上，掀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货币经济的浪潮。

960年，北宋立国，一个伟大的时代拉开了序幕。

如果说罗马帝国的文明是建立在铁血与征服的武力之上，那么北宋王朝的繁荣则是依靠生产率的进步与和平发展的结果。

北宋时期，最令人炫目的生产率革命，首先爆发于能源与冶铁工业。

虽然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能够炼铁，但直到北宋之前，冶铁的成本高，产量低，质量差，铁的价格贵到中国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其大规模的普及，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能源瓶颈，冶铁需要使用木炭，而且消耗极大，热量却有限。到了北宋时期，煤炭发展到了规模化开采的阶段，并且开始大量用于工业能源，煤替代了木炭，能源革命催生了冶铁工业的爆炸­性­增长。

到1078年宋神宗年间，北宋的铁产量已高达万～15万吨，大约相当于18世纪欧洲（包括俄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全部铁产量［1］！如果与中国历史上以富强著称的盛唐相比，北宋的铁产量是唐朝的3倍～4倍。

北宋冶铁工业的高度发达不仅是总量惊人，而且分工也日益­精­细化。如信州的钢刀、兖州的农具、原州的衔凳、雷州的餐具、太原的剪刀、河间的蓖刀、耒阳的针、杭州的钉等。在各地的“拳头产品”中，更细密的分工催生了铁产品的种类繁多，产量巨大。如杭州就有专门卖铁针的品牌店，专业经营铁钉的“钉铰作”，仅每年向漕船制造业供应的铁钉就达60万斤。

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也带动了炼钢业的空前发展，灌钢、百炼钢、淋铜钢等冶钢法获得了广泛应用。钢铁冶金业的生产技术革命，又导致了农业工具的巨大进步，广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北宋农具开始大规模普及钢刃农具，如钢制的銐刀、侧刀促进了荒地垦殖，直辕犁变成了曲辕犁方便了深耕细作。以粮食的亩产量计算，宋朝达到了460斤，是盛唐时期的2倍有余，超过战国时期4倍还多。

曲辕犁的发明方便了深耕细作

农业亩产量的增加和耕地总规模的扩大，直接反映在北宋人口的大幅增长之上。与前代相比，两汉人口最高时为5000万人，唐代开元盛世时约6000万，这些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汉唐盛世。北宋自宋仁宗起，人口即超过了两汉，与盛唐相当，最高峰时人口超过了1亿，几乎是汉唐的两倍。北宋“生齿之繁”堪称前所未有。

巨大的粮食产量，不仅导致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还促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的大潮。

北宋全国人口中，城镇居民的比例达到了12%，总人数达到1200多万人，远超历代前朝。宋朝镇市总数高达18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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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当时的世界各国相比，南京、扬州、成都、武昌、长沙、福州、广州等城市，均是几十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首都杭州更是百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

城市人口的激增，必须仰赖大规模的商品粮供应，这就导致了北宋货币经济的迅猛崛起。中世纪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垫定了北宋经济称雄全球的基础。

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与农村人口迥然不同，在摆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和狭隘之后，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专业化是他们在城镇生存的前提，市场交易是他们每日必须的工作。社会分工使得宋朝的城里人知识掌握得更深入，市场交换则加速了信息的流动，人口的聚集效应刺激了新的思维、新的发明和新的需求。

宋仁宗时期，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堪称是中世纪的“信息革命”，极大降低了信息的成本，间接提高了整个社会各种经济活动的生产率。

更高的生产率，创造出更多可被交换的商品，刺激了更广范围的消费需求。

城镇人口对农产品已经不再满足吃饱，更重要的是吃好。在追求更高利润的冲动下，北宋农业的经济作物种植高速发展，如柑橘、荔枝率先脱离了传统农业，成为经济作物的独立分支，“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荔枝种类多达32种，仅福州一地就有25种，“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2］

蔬菜更是城里人的必需品，而菜园的经济效益比农田高得多，号称“一亩园，十亩田”。宋代诗人杨万里曾路过安徽铜陵的江心岛丁家洲，发现岛“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于是写下：“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可见宋朝的蔬菜种植已经高度集约化，而且往往是远程供应。

《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货币经济的高度繁荣

除了吃好，城里人还重视穿衣。棉花从宋朝开始逐渐普及，棉制品成为城里人的热门货；麻布继续在中低收入的人群中扩大市场；而丝绸则是高富帅的必备。从官府的角度看，丝绸是财政收入的重头戏，在政府征收赋税的10种布帛中，丝制品占8种。

1086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中，丝织品收入高达2445万匹，为盛唐时期的3倍有余。生产如此规模的丝绸棉麻制品，需要更­精­细的分工。北宋出现了专门以纺织为主业的“机户”，在专业分工前，一名织工既要纺线，又要织布，每年的产量约为20匹。机户出现后，开始雇工来进行纺线与织布的分工，织布产量可达40匹，生产率实现了倍增。每家机户少的有三五张织机，多的高达六七百，全国机户总户数达到了10万户的规模，北宋全国人口每200人中就有1个纺织工。

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反映在产品数量上的增加，更体现在质量上的改善。后人曾比较了唐、宋、元三代丝织品的质量，结论是“唐绢粗而厚，宋绢细而薄，元绢与宋绢相似而稍不匀净”。北宋的城里人穿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布料。

宋代《耕织图》中的花楼机

吃饱穿暖后，北宋的城里人更讲究生活品位。

瓷器不仅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餐饮厨房用具，还是家居陈设的装饰鉴赏物品。宋瓷的实用与美观同时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就生产率而言，北宋更是突飞猛进，不仅改进了瓷器的生产流程，而且进行了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土工、坯工、釉工、匣工、烧窑工成为独立工种，制瓷工艺不断优化。过去烧瓷采用“匣钵法”，将一件瓷器放在一个匣钵内烧做，而北宋人发明了“覆烧法”，将大小不一、花样不同的碗盘组件，反置于由垫圈组合而成的匣钵内一次烧成，瓷器生产量呈爆炸­性­增长。

除了瓷器这种兼顾大众与富人集团的消费品之外，诸如雕漆、根雕、玉石牙骨、枪金枪银、螺钿等特种手工艺产品，则是专门满足奢侈品市场的需求。

北宋在消费品制造领域的一系列的生产突破，导致了商品数量和种类的空前繁荣，与之相对应，社会分工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专业化。在隋唐时期，社会大致分为112行，到了宋朝达到了414行，增长了近3倍！中国有句俗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话很可能就出自宋代。

商品的繁荣与货币经济的崛起，催生了全国四大区域市场的形成，即以汴京（开封）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苏杭为中心涵盖两广地区的东南市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蜀市场，以陕西为中心的关陇市场。这些区域市场又由一系列的城市、镇市和墟市组成了一张交叉重叠、上下贯穿、左右逢源的蛛网式商品和货币的流动体系。

从全国商品流动的方向看，农副产品呈“向心”运动，从墟市、镇市向城市集中，手工业消费品则呈“辐­射­”运动，从城市向农村扩散。全国的税收和商品从南向北、由西向东汇集于汴京，货币则从首都向其他市场反向回流。［3］

以汴京市场为中心的全国商品的大规模流动，主要依赖内河航运系统，因此，漕船制造的需求量极大。北宋初年，漕船总规模即达3337艘之巨，由于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也快速发展。远洋海运的海船吨位可达500吨以上，载人五六百。同时，北宋造船业的生产率非常惊人，仅温州一个官办造船厂，定员不过252人，年产量居然高达340艘，几乎每天1艘！

宋代的车船战舰

造船业的繁荣催生出很多世代造船的豪商巨富，北宋官府在造船业放开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民间远洋巨船的生产规模远超官府的造船厂。

柴米油盐酱醋茶，绫罗绸缎丝帛纱，金银珠玉瓷漆宝，亭台楼阁诗酒画。

北宋的城市商品琳琅满目，物质供应极大丰富，­精­神追求空前高涨。北宋经济在冶铁工业生产率暴涨的火车头的带动下，农业工具领域也获得了重大突破，农业生产率倍增，从而引发农业人口向城市集中。在城市化、商品化、货币化三大潮流的交汇过程中，激发出更细密的社会分工、更广泛的生产率提高和更巨大的消费需求，进而拉动了经济作物、纺织印染、食品加工、建筑造船、采矿冶炼、瓷器漆器、造纸印刷，以及盐、茶、酒等各种行业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加速了农业人口的进一步向城市转移。

货币经济不仅使宋朝人更加富裕，更使他们的思想更加独立。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中国的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个，都出现在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正是货币经济第一次大发展的时期；在古希腊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伟大时代，也正是吕底亚的货币文明在爱琴海大爆发的时代。

货币经济离不开货币，推动着北宋巨大的经济机器不断运转的动力，就是川流不息的铜钱流通。

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

尽管北宋并没有GDP的统计体系，但如果对比北宋与盛唐的各种主要经济指标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有近两倍于唐朝的人口和倍增的生产率，其经济总规模大致是盛唐时期的4倍。考虑到北宋时期的城市化和商品化的程度都超过了唐代，因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量应该不少于唐代的4倍。

然而事实更为惊人。

北宋每年新增的货币量，从995年的每年铸铜钱80万贯，逐步增加到1000年前后的125万贯，1007年的183万贯，1045年的300万贯，到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达到了506万贯的顶峰！［4］

这仅仅是铜钱，北宋当时每年还有100多万贯的铁钱铸币量［5］，以及四川地区的纸币（初期总流通量为125万贯）。

而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每年铸币大约为32万贯，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为万贯。如果宋神宗元丰年间已是北宋由盛转衰的拐点，那么唐玄宗的天宝年间也处于唐朝的同等位置，这意味着北宋极盛时期的新增货币量，是唐朝同一时期的至少19倍。

到1085年，北宋百余年来的累计铸币量，大约在亿～亿贯，加上私人盗铸和前朝仍在流通的铜钱，其货币总存量大约在亿～亿贯。如果以铜钱枚数计算（宋代1贯铜钱为770枚），大致在2000亿枚左右。

在西汉时期，家产上千万铜钱的巨富屈指可数，而北宋首都的“千万富豪”则比比皆是。道理很简单，北宋铜钱的购买力与汉唐相比，出现了大幅贬值。

【正文】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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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鼎盛时期，北宋有4倍于唐朝的经济规模，却超发了19倍的货币，很明显，北宋的货币问题相当严重。

货币超发的第一个效果自然是通货膨胀。“宋初年到宋仁宗年间，物价是从低向高发展的，物价指数由宋初的100上升到1150，即增至倍。到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期），物价有所下降，但此后到宋徽宗，又由低增高，麦和米的指数分别增至1200和1500，亦即增至12倍和15倍。”［6］

南宋著名文人叶适在比较两宋物价变动，特别是江浙一带的物价飞涨时感慨道：“吴越之地，人口为天下的一半，土地却不足一半，而米粟布帛的价格已是从前（北宋末）的3倍，­鸡­­肉­、猪­肉­、蔬菜、木材、焦炭涨了5倍，田宅土地暴涨了10倍，而黄金地段的宅院和肥沃的田地，更是众人争抢而极难获得，它们的价格则是过去的几十上百倍了。”

叶适对北宋末和南宋初江南物价的描述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得最快，黄金地段的房宅价格竟然飙升了几十上百倍！这说明了货币超发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资产通胀远比CPI上涨更为猛烈！

北宋的货币超发并非均匀地分摊给每一个人，而是通过资产膨胀向少数人快速集中，除了田土、房产，金融资产也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汴梁著名的“金融街”——南通街的豪华与壮观。在“金融街”上，各大金融机构比肩林立，当时的时髦名称叫“交引铺”，各种有价证券，如各种货币、“盐引”、“盐钞”、“茶引”在其中交易，盛况空前。“南通一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如果每笔交易是千万枚铜钱，即万贯级别的交易，这相当于北宋货币供应量（2000亿枚铜钱）的5，如果2013年中国货币供应量M2是106万亿，5即是530亿，这意味着北宋银行家的单笔交易规模达到了530亿元，确实是相当骇人听闻！以如此级别的资金交易规模估算，汴京“金融街”的房价恐怕只能是天价了。

当年汴京的金融街，其规模和影响力不亚于今天美国的华尔街。

显然，北宋的银行家们不是一般的有钱人，而是超级富豪。北宋的银行业务如何能有如此惊人的利润呢？其实，他们赚钱的思路与今天华尔街的银行家非常类似，最赚钱的盈利模式是金融交易，传统的贷款业务（高利贷）还在其次。

北宋银行家们交易的并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典型的金融票据，即官府垄断专营的盐和茶的金融衍生产品——交引（盐引、茶引）和盐钞。

银行家的崛起

北宋银行家们的业务是从钱币兑换逐步扩展开来的，早期又叫“兑换铺”。北宋既是中国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又是货币制度最为复杂的时代。全国的货币流通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各区流通的货币各有不同。

在主要货币中，首先有金属货币与纸币的差别，金属货币又有铜钱、铁钱之分，而铜钱和铁钱本身又有大钱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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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别，加之金银在流通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尤其是白银的重要­性­在北宋已经远胜于唐代。当全国商品在四大市场之间进行大规模跨区流动时，区域货币需要折算，金、银、铜、铁、纸等通货形态需要兑换，这就构成了兑换铺最基本的银行业务。

兑换铺的老板们每天从事的就是通货之间的低买高卖，赚取利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短期套利交易。随着北宋货币流通量的暴增，很快他们就演变为北宋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做市商，为通货兑换提供流动­性­。他们对市场波动超级敏感，甚至每个时辰的差价都逃不过他们的法眼，他们赚的就是微薄的价差。与美国债券市场的做市商们一样，他们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客户群体，建立起强大的销售渠道，通货买卖的利润就源于批发与零售的价差。兑换铺的老板们已成为北宋时期对市场交易最为敏锐的群体，逐步演变为第一代银行家。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北宋的银行家们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套利交易机会，而且远比通货兑换的利润高得多，这就是“交引”套利。

宋太宗赵匡义从985年开始秘密筹划三路大军北伐辽国，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并于次年发动了崎沟关战役，最后以惨败告终。名垂青史的杨家将杨业即在此战失败后，为掩护民众南迁在陈家谷力战而死。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向北方调运粮草，官府发动商人参与军事后勤工作，这是中国封建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业务外包模式，也只有在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北宋才有实现的可能。政府职能的商业化与私有化，完全符合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更准确地说，北宋才是新自由主义的鼻祖。

商人们需要自己购买大批粮草，还要负责雇人将粮草千里转运到边防各地，官府当然是省心了，但商人们无利不起早，没有厚利诱惑，谁会为官府卖命。当边地收到粮草后，按照当地市价及商人运输路途的远近进行估价，在此基础上另有一定的优惠，即商人的利润。边地的官府在估价后，发给商人一种领款凭证，名为“交引”，然后商人们拿着交引回到京城找官府领钱。官府并没有足够的现金，就以盐茶票据来替代部分现金支付，而商人们正是冲着盐茶票据来的。

盐是生活的必需品，而茶是始于唐而兴于宋，宋朝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对茶叶的需求量极大，官府于是垄断了盐茶供应，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和茶都属于超级暴利的官府专营商品，每斤盐价官府收购时不过文钱，即两个半铜钱，转手在市场中就以26文的高价卖出，“官有9倍净利”！而茶的销售也有高达100%～300%的超级利润率。商人们只要拿到官府的盐茶票据，即“盐引”和“茶引”，就能合法买卖专营商品，这意味着巨额利润唾手可得。

茶文化始于唐而兴于宋

京城的官府并没有盐茶现货，商人们需要拿着盐茶票据找到主管部门进行“批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盖公章。主管部门在交引上批示领盐或茶的地点，以及指定销售的地区，盐一般是到山西解池去领取解盐，茶则在江南居多。商人们领到盐茶之后，必须运往官府指定的地区进行销售，而绝不能跨境贩卖，否则严惩不贷。官府的限地销售政策，当然是为了确保对盐茶高额利润的垄断。

对于聪明的商人来说，运输粮草的政府外包业务，存在着更大的油水。他们只要“搞定”边地的地方官员，就能够高估运送粮草的费用。高估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一斗大麦在内地不过30文钱，边地官员将本价、运费、优惠加在一起，竟然可以估值到了1贯254文，这是高达30倍的价差！边地官员对此可以有很多种“合理”解释，如距离太远、路况很糟、盗匪横行、洪水爆发、桥梁坍塌、泥石流、地震、火灾，只要说得通都行。朝廷也没法较真，毕竟边地为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再不给些油水，谁愿意为朝廷卖命？

如此一来，盐茶票据的价值就大得惊人了。

于是，各路商人闻风而动，成群结队地奔赴边地运送粮草，响应官府号召，为朝廷出力，为自己赚钱。

当京城的银行家们看清盐茶票据的巨大价值后，他们开始游说朝廷的有关部门，说这些外地商人来路不明，信用很成问题，万一拿着盐茶票据倒买倒卖，或违法跨界销售，岂不是搞乱了市场，破坏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吗？

银行家们久居京城，与朝廷各部委的关系更深。很快朝廷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规定所有持有盐茶票据的商人，必须在京城有银行家的担保，否则有关部门拒绝“批引”。

运送粮草的各地商人们，不得不跑到京城来与银行家们疏通关系。

银行家借此机会苦口婆心地开导商人：你们挣钱太辛苦了，拿着盐茶票据翻山越岭跑到山西去领盐，或远涉千山万水去江南取茶，再费时费劲地运送盐茶到更远的地区去贩卖，路上遇到土匪怎么办？盐茶质量不好怎么办？暴雨淋湿了盐茶又怎么办？跑了大半年，绕了大半个中国，才挣个辛苦钱，还要担惊受怕，太不值了。与其这样辛苦挣钱，不如将盐茶票据打折卖给我们银行家，你们挣快钱，既轻松又省事，利润也不错，然后你们可以再去运粮草，再卖给我们票据，加快赚钱的速度，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北宋解州盐池的开采情形

商人们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很痛快地将手中的盐茶票据打折卖给了银行家们。于是，京城里的银行家开始做起了票据买卖，兑换铺也改为“金银交引兑换铺”，兑换银行家演变为“交引银行家”，成为北宋第二代银行家。

如果有的商人就是死心眼儿，或觉得太吃亏，偏不想把盐茶票据打折变现又怎么办呢？那京城的银行家们就联手拒绝给这样的商人担保。如此一来，他们就拿不到官府的“批引”，盐茶票据只能烂在他自己手上。万般无奈之下，再厉害的商人在京城银行家的门前也得低头。至于打几折，那就是银行大佬们内部协商了，二折也好，三折也罢，要看大佬们贪婪的程度了。

当然，也会有不服的商人向官府投诉，大佬们与官府的关系深了去了，而且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名正言顺，这样的官司根本打不赢。从此以后，银行大佬们联合封杀这样的刺头儿，这个商人再也别想做盐茶的买卖了。

银行家们手中的票据“筹码”越多，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力也就越强。他们一般还兼做着高利贷、典当行之类的融资业务，对京城的资金供应有着直接的影响力。当他们准备买进票据时，可以通过抬高京城的融资成本来紧缩银根，然后在场内大量抛售票据引发价格雪崩，一方面威慑官府，另一方面逢低吸纳。如果他们需要高价抛出，就会拉升票据价格，引诱逐利的投机商进场吃货。这与现代摩根大通、高盛的手法并无二致。

朝廷本想利用商人为边地运粮草，以便节省财政支出，因而诱之以盐茶的厚利，不想商人们诡计多端，搞定了边地官员，以平均6倍于市场的价格，高价向边地出售粮草，席卷了朝廷东南360万贯的茶利税收。

但聪明的商人却遇到了智商更高、手段更狠的京城银行家，银行大佬们半路杀出，又将商人们的暴利打劫殆尽。

在货币经济时代，只有玩转货币的人才能玩转市场。北宋的文人们官员们，在货币的猛烈冲击下不禁哀叹，“边籴（买粮）才50万，而东南360万茶利尽归商贾”。换句话说，商人和银行家以50万贯的成本，劫掠了国家360万贯的税收！其实，这与罗马共和时代的包税商阶层，通过政府财政业务外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盘剥罗马公民，在本质上完全一致。北宋王朝的文人政府与罗马共和的贵族政权，在“财商”方面根本不是商人和银行家阶层的对手，他们甚至与之联手，共同瓜分公共财富。

金权与政权的斗法

由于银行家控制着巨大的盐茶票据存量，他们可以同时成为大盐商和大茶商，从而在盐茶的商业流通环节再度暴赚一笔。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金融大佬们的势力更为强大。他们能够花费巨资来搞定更多的官员，进而左右朝廷的政策。很多人甚至攀龙附凤，晋升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

北宋就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故事。宋仁宗废掉郭皇后之后，京城的一个大茶商花重金买通了后宫权势人物，把女儿送入宫中，欲立为宋仁宗的皇后，并取得了太后的大力支持，宋仁宗稀里糊涂地答应下来。后来一个老太监提醒皇帝，这个商人不过是一位大臣的家奴罢了，皇帝如果立大臣的家奴之女为皇后，以后有何面目去面对满朝的公卿呢？宋仁宗这才醒悟过来，赶紧把该女送出宫。一个茶商竟然有能量买通久居深宫的太后撑腰，可见钱在北宋的影响力是何等惊人。

1023年，朝廷终于下决心整顿茶务，接受了大臣李谘的建议，遏制茶利的虚耗，废除了盐茶票据的“交引”制度，推行“见钱法”。

“见钱法”的核心就是以中央财政补贴的形式，取代了边地对运输费用的自行估值。新法实施的第一年，国家财政的增收减支总计高达650万贯！废除盐茶票据所节省的财政税收，超过了宋朝一年货币发行总量的最高峰（506万贯）。如果以2013年中国的货币增量来对比，相当于财政增收了13万亿元以上！

盐茶票据的超级暴利震惊了朝廷。

新法显然严重打击了商人和金融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以致“商人果失厚利，怨谤蜂起”。利国利民的新法仅仅实行了三年，就遭到朝野内外既得利益集团的疯狂攻击。改革大臣李谘被贬官降级，手下­干­将甚至被刺配流放，交引制度再度复辟。

很显然，北宋超级富人集团的势力已经可以左右朝政。

1036年，宋仁宗再次痛下决心改革茶法，重新启用李谘。自从上次被贬官之后，李谘心有余悸，这回先把丑话说在了前面。他对皇帝陈述，如果再次废除交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李谘要求皇帝必须有个坚决支持的态度。在皇帝的直接支持下，李谘再度废除了旧的茶法。可是好景不长，不久豪商巨贾掀起了更猛烈的攻讦，新法还是没能坚持下来。

北宋的茶法反复变动直至宋王朝末年，其争执的焦点就是金权与政权争夺巨额茶利的归属问题。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金融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与政权争夺国家税收，这在宋代之前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

不仅茶法变动遭遇了金融大佬们的阻击，盐法改革也不例外。

盐法改革的大臣范祥，建议以“盐钞”法代替“盐引”法，商人们以现金缴纳获得“盐钞”，免除了运送粮草到边地存在的高估费用的积弊。另外在京城特设平准盐价的“督盐院”，专门针对金融大佬们­操­纵盐价的行为，将盐价波动控制在每斤35文～40文之间。

盐价稳定，盐钞就不得不跟着稳定，没有了“盐引”的高估厚利，再限制“盐钞”的价格震荡，那让金融大佬们还怎么赚钱？大佬们当然要反击。结果就是范祥被贬官。复出后，范祥再度恢复盐钞法。后来，盐钞在北宋后期的财政危机之时，不得不进行严重超发，导致了盐钞的大幅贬值。

金融大佬们与朝廷的盐茶之争，一直斗到蔡京上台。金融大佬们纷纷投靠蔡京集团，蔡京再度大改盐茶之法，金融大佬们则跟着大发横财。蔡京所倚重的魏伯刍之流，都是与京城金融大佬们沆瀣一气之辈。在魏伯刍主持下，商人们必须与银行家打交道，并缴纳40%的“手续费”，才能以旧钞换新钞。而新旧交换时，还得“夹新带旧”，否则就拿不到盐茶。蔡京频繁地推行新旧钞更替，商人们就不得不向银行家反复缴纳惊人的“手续费”。

羊毛出在羊身上，商人们的“手续费”，自然要转嫁给盐农和茶农，还有市场中的消费者，最终体现为国家税收的损失。

经过反复较量，金权与政权逐渐结为利益共同体，金融大佬们与官僚阶层打成一片，与大茶商、大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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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们浑然一体。在货币经济的大潮中，金融资本将官僚、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整合为一体，逐渐固化为财雄势大的豪强大户阶层，演变成一种鲸吞社会财富的制度­性­贪婪。

在席卷了国家税利之后，他们开始将巨额的财富向土地进行转移，成为大规模土地兼并的主要力量，当上了北宋王朝的大地主。

6%~7%的富人兼并了60%～70%的土地

北宋的土地兼并与罗马时期惊人地相似，两大帝国都经历了两次兼并高嘲，而且后者的规模远大于前者。第一次土地兼并将重创国家的财政税收，导致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税负不公，如果不改革，政权将逐渐陷入危机。第二次土地兼并将比第一次更疯狂，极端的财富分裂将摧毁穷人对政府的一切希望，导致恶­性­的仇富和仇贵心态。如果改革的最后努力陷于失败，将很快导致流血暴力、持续内战，或外敌入侵，最终是帝国崩溃和王朝倾覆。

罗马的土地兼并始于包税商阶层的崛起，他们豪夺了全民税收，这是罗马土地兼并的“第一桶金”；北宋则是银行家们通过盐茶票据交易，巧取了政府的盐茶厚利，这同样是全民税收，也是他们进行土地兼并的启动资金。

北宋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兼并大潮，就发生在宋真宗与宋仁宗的统治期间。

宋真宗于997年即位，998年辽国发动了第六次南侵战争，北宋对辽的军事冲突一直持续到1004年辽国的第九次南征，最终以宋辽的“澶渊之盟”告一段落。正是由于北方战事对粮草的巨大需求，才导致了交引制度的兴盛，从而让京城的金融势力集团坐收暴利，大发国难之财。

盐茶票据从985年出现，中间经历了短暂的中断，一直持续到1050年前后西夏战争落幕。在60多年中，商人和银行家们席卷的政府专营的茶利、盐利、香利难以计数，从而获得了进行大规模土地兼并的雄厚资金。

“富者有资可以买田，贵者有力可以占田”，而朝廷对土地兼并却完全放任自流，即所谓“不抑兼并”的国家政策。或者说，北宋从来就没有任何经济政策。从政府­干­预经济的角度上看，北宋堪称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先驱。

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原来属于国家调节之用的荒地、未垦地，任何人都可占有垦荒，只要在官府登记备案，到时按章纳税即可。至于这些土地归谁所有，占有的数量有多少，官府既不关心，也不­干­预。对于私人土地的买卖，官府的态度也是自由和放任的，只要买卖双方自愿成交，他们只需将田契送交官府备案，盖上官府的印信（所谓“红契”），并缴纳田契税，交易就算完成了，从此新主人负责田赋的上缴。

如果田地过户不经过官府，田契上没盖官府的印信，这就是所谓的“白契”，官府不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白契，官府只是坚持交易必须报备，而非­干­预交易本身。如果是国有土地，租种土地的人并没有土地所有权，但有“田面权”，就是北宋版的“小产权”，土地也能够买卖流通。

在视土地为生命的历代封建王朝，北宋对土地买卖完全放任的政策，堪称是封建史上的一朵“奇葩”。即便是在以开放著称的盛唐，买卖一亩“口分田”是要挨20鞭子的，世业祖产田买卖也会受到官府的严格限制。

966年，宋太祖刚得天下，就登高一呼：“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税，永不通检。”大乱之后，人口稀少，百废待兴，这样的土地政策当然获得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北宋初年经济增长之蓬勃，人口繁衍之迅猛，土地开垦之庞大，都说明了早期自由的土地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但当荒地开垦逐渐完成，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不调整政策，土地兼并势所难免，贫富矛盾必然激化。

首先掀起土地兼并大潮的自然是达官贵戚，他们属于“有力占田”一族，对普通百姓的田地巧取豪夺，“择肥而噬”，就连国有土地也不放过，如国有牧场、官办学田、公共山林也成为他们强占的目标，甚至连寺院的“福田”也不放过。灾荒之年，百姓困顿，不得不抵押或变卖土地，而达官贵戚们正好落井下石，趁势兼并。少数豪强大户甚至人为破坏堤坝，制造水灾，以图廉价抢夺百姓土地。北宋第一次土地兼并的势头之猛，手段之疯狂，为历代王朝所未见。

在官僚阶层的带动和刺激之下，手握巨额资金的金融大佬、大商人和大地主阶层岂肯落后，他们属于“富者有资可以买田”之辈，并在土地兼并的大潮中后来居上，逐渐取得了支配­性­地位。达官贵戚们不成器的后代，由于挥霍过度也把祖上占有的千顷良田抵押或转让给了他们。在汉唐被贬称为“豪民”并受到官府严厉打压的“兼并之徒”，到了北宋却成为世人艳羡的“大田主”。

由官僚、银行家、巨商和大地主所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占总人口的6%～7%，却囊括了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财富的一半。［7］

官府要打仗，还要维持国家运转，财政消耗入不敷出，以致国库空虚。富人集团要少交税，穷人阶层就得多交税。于是，苛捐杂税日渐繁多，变相盘剥越来越重，宋朝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

“宋朝梦”的破灭

1067年，当宋神宗登上金銮宝殿之时，他发觉自己坐的不像是龙椅，而更像是一堆一颗火星就能引燃的­干­柴。他知道，再不改革，宋朝的基业就会大厦将倾。他看好了一位胆识过人的大臣来推行新政，此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早已看到了国家经济存在的严重困境，这就是积贫积弱，财政枯竭，经济萎靡，税负不均。那么，问题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

首先，老百姓的生活品质大不如前。一个五口之家的典型的有地农户，有两个劳动力和三个孩子，家有耕牛而生产工具齐全，一年全家的口粮需要石粮食，食盐折合石，衣服折合3石～4石，饲料折合3石～4石。另外，农具修理、肥料也时有需求。算下来，一户农家要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和再生产，一年至少需要36石～38石粮食。

由于人口的增加，一家典型农户的土地已经从北宋初年的平均95亩，下降到宋神宗时代的50亩。北宋北方农田每亩产量约2石，考虑到平、丰、欠年各占1/3，则平均粮食收成约为1石。这样算下来，这家农户一年收成大约50石粮食，除去种子预留5石之外，所剩约45石粮食（每石约92斤）。一家吃饭消耗之后，尚存7石～9石（644斤～828斤），货币价值约2100文～2700文。

这是1000枚铜钱，当时大约可以买到

276斤粮食或33斤食盐

这户农家必须向官府缴纳的田赋两税（夏税和秋税）约为500文，这样的生活水平在朝廷税赋不重时，还可以过得比较滋润。但是，到宋神宗时期，土地兼并使得民众分摊的税负剧增。

官府在征收田赋正税时，越来越多地使用变相手段暗地增税。比如所谓的“折变法”，就是任意以这种实物折换成那种实物，或以极不合理的价格将实物折成现金。在陈州，当地官府规定夏税只收钱不要粮，大小麦折钱100文，加上各种费用，官价定为每斗140文，而市场价仅为50文，逼得农户在市场上要卖近3斗的麦子才能上缴1斗的税；同时，官府为了确保食盐专营利润，强行向百姓摊派买盐，市价每斤30文的盐，官府硬卖100文，变相勒索倍；然后官府再把盐折算成小麦，农户再遭一次盘剥；事情还不算完，官府再将小麦折算为现金，最终1斤盐卖到了350文，而市价不过30文。经过反复“折变”，农户的税赋暴涨了十几倍！其他各州虽然没有陈州这样贪婪，但“折变法”确实使农户的税赋压力大幅增加，农户的田赋支出不是国家规定的500文，而是数倍于此。

【正文】第32节：

除了田赋这一国家正税，变相税种也层出不穷。北宋朝廷为了在北方储备军粮，在各地强制摊派购粮，每石官府收购价仅300文，农户已经吃亏不小。不仅如此，官府一石粮食仅付1/4的现金，即75文，剩余3/4以茶折算，而配给茶的市价仅值37文，一石粮食被折成了112文。更可笑的是，连37文的茶也不是现茶，而是农户必须到遥远的产茶区去领取的“茶引”。无奈之下，农户不得不把“茶引”贱卖给商人。最终，农户一石粮食只卖了100文。如果摊派个两三石，农户就得损失收入400文～600文。

在这些隐­性­税收之外，其他历代的苛捐杂税地方官府也兼收并蓄。在原南唐统治的江南地区，税种多达17项，买卖牛羊、粮食、田宅有税，自家盖房要交“木税钱”，牛活着有税，死了也要交税（“牛皮钱”），人口多了要承担各种差役，分家过日子则要交“罚钱”；至于蒿钱、鞋钱、脚钱之类更是花样百出。正如朱熹所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

苛捐杂税愈演愈烈的根源，正是土地兼并！

豪强大户的大规模土地兼并，对普通农户极其不利，豪强大户们占有的土地很少纳税。《治平会计录》曾计算：“计其租赋以知顷亩之数，而税赋不加者十居其七。”也就是说，高达70%的土地根本不纳税！其中的绝大部分自然是豪强大户们所占有。宋仁宗初期，土地兼并开始升温，豪强们大量买地却极力隐瞒，往往15亩～20亩地仅缴纳1亩的税金。到宋仁宗晚年，“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为常，重典莫能禁止焉”。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登记在官府的田地从宋真宗时的524万顷，锐减到宋仁宗时的228万顷，宋朝的土地竟然“消失”近半！［8］

田赋锐减迫使官府在其他方面找补回来，本该由豪强大户们承担的田赋，通过各种形式被转嫁到了普通农户身上。

老百姓过日子本来就是算计茶米油盐这些家用，算来算去，种地的日子哪里还过得下去。在好年景时，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温饱，遇到天灾就只能抵押土地，被迫去借高利贷，利息高达100%～300%，一旦欠了高利贷，农户就铁定会失去土地。

人均50亩地的农户，怎么也算得上是北宋的中产阶级了，在沉重的苛捐杂税压迫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卖掉土地，充当豪强们的佃农。而豪强大户所缴纳的田赋正是源于佃农的田租，佃农们本以为卖田投靠豪强大户是一条出路，最终发现这是一条更悲惨的绝路。

对于农户来说，拥有土地是一生最大的梦想，如今，“宋朝梦”已经彻底破碎了。

北宋经济的繁荣，靠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劳动创造，他们原本热情高涨，发明创造不断，消费与日俱增，生活蒸蒸日上，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当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之后，他们发现，无论自己如何辛苦，生活却越来越艰辛。他们消沉了，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

人民梦想破碎之日，也就是国家走向衰败之时！

在土地兼并、赋税不公、货币贬值的三座大山之下，北宋的经济开始丧失活力，由盛转衰。民力濒临衰竭，而官府开支却直线上升。

朝廷的官员人数从宋太祖时代的三五千人，激增到宋仁宗年间的两万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冗员”问题。宋初朝廷养兵不过22万人，到了宋仁宗庆历时已高达125万！仅军费开支就达到惊人的4800万贯，占了朝廷70%～80%的财政收入，陷入了巨大的“冗兵”和“冗费”困境。而这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却创下了对外战争无一战胜的“神话”。

自宋仁宗庆历以后，国家财政赤字每年高达300万贯。到皇祐年间（1049—1054年），历代王朝的主要税收——田赋，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财政开支，田赋的货币收入仅500万贯，缺口竟达2200万贯；绢帛收入380万匹，不足额为500万匹；粮食收入1800万石，还差了88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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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