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催税像催命，地方官吏被逼急了，才变着花样玩“折变”，将田赋悄悄地翻了好几倍，各种苛捐杂税、劳役重负严重挫伤了宋朝百姓的劳动热情，动摇了国本财源。同时，朝廷还极力扩大商税征收，宋朝商业的确比汉唐发达，经济规模达到盛唐的4倍，但商业税却比唐代高出了10倍以上。宋仁宗皇祐年间，北宋的财政总收入达到了1亿贯，商税就占到了56%，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田赋税收。

土地兼并致使农民负担过重，从而丧失了劳动热情，财富创造的“心脏”濒临衰竭；商业税负畸高，抑制了商品流通，经济血脉难以畅通，王朝的体质日渐虚弱；货币贬值，资产通胀，形成了经济体的“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三高”加重了北宋的经济病情。

雪上加霜的“钱荒”

北宋的货币贬值日益严重，豪强大户们的资产更需要保值增值，将流通的货币转化为实物资产，就成为豪强们的必然选择，这就产生了对普通农户杀伤力更强的“钱荒”问题。

北宋“钱荒”一词首次出现并引发朝野关注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根源还是出在与西夏的战争上。1040—1042年的宋夏三场大战均以北宋惨败而告终，巨大的战争消耗迫使朝廷开始贬值货币，不仅四川交子纸币出现了60万贯的增发，而且铜铁钱也开始贬值，这就是庆历年间连续8年只发行“以一当十”的铜铁大钱。

宋仁宗的小平钱

宋仁宗的当十钱

北宋的标准铜钱叫“小平钱”，“当十钱”比“小平钱”大一号，但远不是小平钱含铜量的10倍，却被朝廷以法律规定与10枚小平钱等值，这种行为与罗马帝国的“安东尼币”“奥勒良币”简直就是一个师傅调教出来的。说白了，当十钱就是明目张胆的货币贬值，这当然会引起市场恐慌。聪明的商人们开始囤积含铜更多的小平钱，贪婪的商人则大量盗铸当十钱谋取暴利，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自动发生，流通中的小平钱日益短缺。

朝廷大惊，好处没捞到多少，弊病却一大堆，杀头流放的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人­性­的贪婪。为了遏制盗铸，朝廷只得宣布“当十钱”改为“当五”钱。疯狂的投机仍无法平息，后来改为“当三”，还是难以奏效，盗铸仍有巨利。最终朝廷不得不“折二”，也就是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用，这才刹住了投机冲动。和人­性­的贪婪斗，严刑峻法也不好使。所幸的是宋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这种“当十”钱没有继续滥发，小平钱重新回到货币流通中，钱荒问题有所缓解。

后来，随着财政的不断恶化，朝廷再度发行“当十”钱，由于市场反应激烈，盗铸严重，通胀恶化，后来再度“当三”，最后“折二”。不过，“折二”铜钱逐渐成为货币铸造的惯例，大规模的铜钱减重和严重超发的恶果成了北宋长期的货币噩梦，钱荒问题开始不断恶化。

在当十、当五、当三、折二钱泛滥成灾时，小平钱成了抢手货。商人们大量囤积小平钱，然后重新熔化铸造铜器，转手就是5倍的暴利。在严重的货币贬值过程中，北宋的铜器就像今天的和田玉和翡翠，成了资本炒作的一种热门货。面对熔钱铸器的丰厚暴利，就连官员们也纷纷染指其间，加入了“J民”的行列，朝廷不禁惊呼“居官者不得铸铜器”。

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有一个隐含条件，那就是法律规定劣币与良币币值相等，否则自由市场中谁会愿意接受劣币？劣币正是借助国家权力才能驱逐良币。良币从流通领域退出后，总是向重视它们的地方聚集。铜器使良币中的铜，获得了应有的市场价值承认，有时在资产膨胀的心理预期之下，炒作之风更加助长了铜器的价格，这就是熔钱铸器的本质。

良币的另一个出口就是境外。

西夏、辽国和海外诸国都更加尊重铜的真实价值，于是北宋的小平钱如滔滔江水决堤而去。北宋采用了所谓的“钱禁”来对付钱荒，严禁私人铸钱、严禁销毁铜钱、严禁铜钱外流、严禁过量储藏铜钱，其重点是防止铜钱的外流和销毁。就连一向以“仁慈”著称的宋仁宗对钱禁问题都异常严酷，“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9］，而宋仁宗之前的死刑标准是携带铜钱5贯出境。最终的效果是，辽和西夏都不用自己铸币，北宋的铜钱在那里大量自由流通，就连日本和越南都极度渴望得到北宋的铜钱。“番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番者，非铜钱不往，而番货亦非铜钱不售。”

面对人­性­的贪婪，连死亡的威胁都显得苍白。

难怪大文豪苏辙对铜钱外流慨叹道：“利之所在，势无由止。”

含铜量严重不足的各种大钱当道，小平钱却日益短缺，大钱发行量越大，小钱消失得就越快，严重的通胀最终造成小平钱的生产变成了亏本的买卖，北宋的铜钱供应开始快速下降。因为朝廷缺钱，所以铸大钱；因为铸大钱，导致小钱消失；大钱多了，东西贵了，小钱的生产亏本了；更少的小钱供应，加剧了更多大钱的发行，如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宋徽宗的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

宋徽宗的夹锡当二钱

宋徽宗的折五钱

宋徽宗的当十钱

钱荒，准确地说是在货币贬值和资产通胀的相互作用下，小平钱快速退出流通的现象。越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钱荒闹得越厉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钱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流通量更大，也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豪强大户们有更强的动力进行熔钱铸器。

江浙地区的农户远比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民众更加依赖货币经济，官府的苛捐杂税和五花八门的田赋“折变”，都要依靠他们变卖农副产品来获得现金缴纳。小平钱闹钱荒，导致市场流动­性­奇缺，农户被迫降价甩卖农产品，对于早已深陷困境的普通农户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土地兼并导致普通农户的税负加重，田赋的跑冒滴漏以及官府的开支膨胀，致使财政入不敷出，严重赤字迫使政府贬值货币，货币贬值刺激资产通胀，资产通胀加速土地兼并，同时诱发钱荒，而土地兼并和钱荒又加剧了农户的困境，如此恶­性­循环，民不聊生。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所面临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危机。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1069年，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开始了著名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1021—1086年）与宋神宗

（1067—1085年在位）

王安石对经济弊端的根源洞若观火，他的思路也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用为急。”财政枯竭是变法的当务之急，而解决之道就是开源节流。

开源即王安石所说的“理财”，其根本在于发展生产，创造财富。王安石曾在向宋仁宗的建言书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故臣以为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王安石对国家病情的把脉相当准，北宋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不振则百业萧条。而如何刺激农业生产呢？王安石更是一语中的：“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

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中“抑兼并”是其最为闪光之处，农户的疾苦、劳动热情的低落、生产条件的不便，其根源正是土地兼并！更为合理的顺序应该是，“抑兼并”在先，而后才能实现“去疾苦”和“便趋农”。

从变法的关键措施看，王安石是以“去疾苦”为突破口，间接解决“抑兼并”的烫手山芋。如“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借款利息为20%～30%。在青黄不接之时，以官府的农业信贷来缓解农户的疾苦，如果没有官府的“低息”贷款，农户就不得不向金融大佬们借高利贷，官府30%的利息听起来很高，但金融大佬们的高利贷却达到了100%～300%。借高利贷就得抵押农户的土地，一旦还不上钱，土地就被大佬们顺手兼并。“青苗法”的目的在于以官府贷款对抗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户在“凶年”能够“常保其田土，不为大姓兼并”。

免役法根据各家财富等级、田亩数量、丁壮多少来确定应出劳役的货币价值，富者多摊，穷人少摊，民众可以选择支付“免役钱”来代替服徭役。自古以来，徭役就是农户的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戍边、修宫殿、建皇陵、挖水渠、为官府当差，一去就是一个月以上，不仅耽误家庭的农业生产，而且也削弱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劳动力供应，更不公平的是官绅豪强不纳粮、不当差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国家徭役方面的负担就全部落在了普通农户身上。

免役法打破了这种不合理的劳役分配机制，豪强大户们必须承担劳役的主要经济负担，农户们的“疾苦”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更重要的是，“免役钱”与田亩数量挂钩，田亩越多，“免役钱”越重，这就如同现代的房产税对“房姐”“房叔”将产生巨大的抑制作用一样。所以，免役法在直接减轻普通农户的“疾苦”的同时，又间接抑制了土地兼并。当浙江一家豪强大户被迫拿出600贯“免役钱”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朝廷愕然。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出六百贯或非情愿，然所以摧兼并，当如此！”

方田均税法更是抑制土地兼并的利器，“方田”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均税”则在“方田”的测量基础上，按照田亩的大小贫肥进行田赋的重新分级估算。方田均税在全国受到豪强大户和地方官府的坚决抵制，最后仅在北方部分地区推行。北方5省仅占全国总面积的20%，而清查出的田亩竟然占到全国税田的54%，可见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是何等严重。如果方田均税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广，势必对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给予致命的一击。

均输法、市易法的实施，重点在于抑制商业流通中的“兼并”，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贾形成的价格垄断，为小商贩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同时增加国库的收入，减轻民众负担。

除了开源，新法同时强调节流。王安石大刀阔斧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裁军，将厢禁军总数裁减了45万之多，常备军规模缩减至79万，军费开支至少降低了1/3。针对“冗员”，变法派对全国州县进行了合并和裁减，共裁州、军、监机构38处，撤县127个。王安石变法的5年间，北宋财政出现了极大的盈余，土地兼并之风受到沉重打击，普通农户的税赋压力得以缓解。

虽然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直接出台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这也许是他的政治韬略，唯恐树敌面过宽，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导致变法难以实施。但他的各项措施招招击中土地兼并的要害，富人集团看在眼中，恨在心里，痛在身上。

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王安石如此动真格地“既为穷人说话，又替穷人办事”，不仅坏了官场的规矩，更直接触动了官僚士绅和豪强大户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早已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变法势必激起制度­性­贪婪的疯狂反扑。

而王安石唯一的靠山就是那个志大才疏、意志不坚的宋神宗。从五路攻夏遭到惨败一事就能看出皇帝的才具平庸，徒有励­精­图治的雄心，缺乏杀伐决断的手段。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文人铺天盖地的声讨，以及朝野官僚豪强集团的明抗暗争，甚至包括太皇太后、太后等皇亲国戚的巨大压力，开始担心皇位稳固的宋神宗终于打了退堂鼓。

变法不到5年，王安石就黯然下台。虽然宋神宗维持了变法的条文，但失去了大批变法大臣的严厉督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眼看变法派的失势，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落实变法的细节。王安石下台后，变法已经名存实亡。

北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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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次制衡豪强大户的改革终于失败。1085年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北宋开始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贪婪扩张。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最终能够成功的案例之所以寥若晨星，就是因为改革的力量不足以击破已经固化的制度­性­贪婪。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源在于，他要挑战的不仅仅是进行土地兼并的少数豪强大户，而是朝野内外各种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的贪婪欲望。如果没有秦孝公那样的钢铁意志，则变法难竟全功。

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进行第二次革命，而且是在自己身上动刀子。

贪婪的最后疯狂

后人称蔡京是“北宋六贼”之首，这个评语恰如其分。蔡京以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干­将起家，办事雷厉风行，善于见风使舵，是历史上最为典型的小人样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非常深刻地定义了君子与小人，他认为，德大于才的是君子，而才大于德的为小人。然而，就连司马光这样看透历史的人，也不得不倚重小人去办事。

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感天下皆知，他一上台自然是全面复辟。王安石的改革派­干­将一律遭到清洗，蔡京也不例外。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首先开刀的就是让既得利益集团非常不爽的“免役法”。急切之下，他下令全国5天之内恢复以前的“差役法”，这意味着所有执行细则必须全面更改，牵扯面之宽，涉及人员之广，说服甚至弹压民众的工作量之大，显然不具有可­操­作­性­，各级官员纷纷表示难以按时完成。但是，这个从前变法派的­干­将蔡京，居然在限期内完成了所有“差役法”的恢复工作。顷刻之间，蔡京从新党的­干­将变成了旧党的能臣，司马光对蔡京的才能刮目相看，盛赞蔡京：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依法行事，天下哪有行不通的法律呢？

司马光点评历史时眼光老辣，但真要办起事来手下离不开蔡京这样的能人。不过，朝廷的清流们最痛恨首鼠两端的小人，司马光虽然对蔡京印象深刻，却也只能暂时搁置不用。

王安石与蔡京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做事本身，而在于做事的目的。王安石变法是要经世济民，报效国家；而蔡京打着变法的旗号，甚至用着变法的手段，谋求的却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小人而言，无所谓对与错，也不存在正义或非正义，只要对自己有利，错的就是对的，非正义的也是正义的。历史上的小人，无一不是才能卓著，但最终他们的才能越大，对国家的危害也越大。

蔡京（1047—1126年）与宋徽宗

（1100—1126年在位）

小人最突出之处就是对机会的超级敏感，而且往往能够抓住机会改变命运。蔡京的艺术修养极高，当他得知新皇帝宋徽宗的艺术修养­精­湛，堪称书画大家之后，就在杭州收集珍画名帖、奇石异宝，趁着宋徽宗的近臣童贯南下为皇帝寻宝的机会，搭上了童贯这条关系。蔡京不辞劳苦，昼夜陪同，珠玉财宝，倾囊结交，终于让童贯把蔡京进献的书画带到了京城。宋徽宗一见大喜，在童贯的美言之下，皇帝对蔡京的印象大为好转。后来，宋徽宗将蔡京召到京城任职，更成了品评书画的知音。

皇帝的赏识加上自身的能­干­，蔡京很快权倾朝野。官僚士绅、金融大佬、豪强大户们纷纷前来投靠，朝中形成了以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为代表的“蔡京集团”，宋徽宗就是他们的总后台。

为了把宋徽宗伺候好，以稳固皇帝的宠信，蔡京集团不惜竭全国之财来满足宋徽宗的喜好。他大造宫殿、园林，到处兴建道观，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为增加自己的政绩，在西北轻启战端，大举用兵；在北方与金国联手共同攻辽，终致引狼入室。蔡京考虑的根本不是国家的方略，而是不惜倾城危国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要做到这一切，蔡京集团就需要大举敛财。他以王安石继承者的姿态，将变法推向了极端。他大改盐茶之法，将地方盐茶之利尽数归入中央，财穷力尽的地方政府为了应付蔡京严苛的“理财”考核指标，只有残酷压榨普通百姓，终于逼得方腊造反，方腊军中的主力就是破产无靠的茶农。

【正文】第33节：

与此同时，蔡京集团以“西城所”为核心，掀起了北宋第二次，也是中国封建史上最疯狂的土地兼并狂潮。

西城所原是官府掌握国有土地的机构，在蔡京指派亲信李彦执掌西城所之后，官田扩大却成为蔡京集团“官财私敛”的利器。他们准备将南到襄城、西至渑池、北达黄河的广阔民田尽数兼并为“公田”，其胃口之大，兼并土地之广，堪称历史之最，令豪强大户们大开眼界。

他们通过立法，强令民田主人拿出田契，并层层追索，直至百年之前，只要追不出几代人之前的最原始田契，田亩一律充公，并重新丈量，强迫原田主与西城所签订租佃合约，从此缴纳田租。

在兼并过程中，凡是蔡京集团看中的良田，就暗中指使人向官府告发，谎称该田原本是荒地，所有田契都是伪造，于是整县整县的土地被“充公”，激起民怨沸腾。地方官府奉命抓捕闹事的民众，单在河南确山一地就以杖刑打死良民上千人，兼并土地万顷。

在蔡京集团疯狂兼并土地的过程中，梁山泊也在被圈占的土地之内，这才逼反了宋江领导的108位梁山好汉。

第二次超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致使“东南财赋尽于朱勔，西北财赋困于李彦，天下根本之财竭于蔡京、王黼”。

西北征夏，北面伐辽，南有方腊起事，东有宋江造反，朝廷焦头烂额，国库亏空殆尽。蔡京集团于是开始疯狂贬值货币，狂敛天下之财。结果，茶引泛滥，盐钞大跌。同时，蔡京集团对铜铁币也进行大规模贬值，小平钱、折二、当三、当五齐上阵，钱还是远远不够花，于是，当十钱再度出马，市场惊恐，商家闭户。当十钱破产后，蔡京集团再推超级劣币夹锡钱，结果，民怨沸腾，朝廷震惊。最后连宋徽宗都看不下去了，不得不承认“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

货币的命运，最终也是国家的命运。在帝国盛衰与王朝兴亡的关键拐点上，货币贬值正是最灵敏的观测指标，它直接反映了财政恶化的状态，间接显示出贫富分化、财富兼并、税负不公、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铜钱与铁钱的剧烈贬值，导致北宋的货币体系面临着总崩盘的危机。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纸币制度的国家，北宋能否用纸币替代金属货币，从而改变货币的命运呢？

这就要从北宋纸币的起源说起。

交子——全球第一种纸币

965年，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地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五代十国之乱后，归于北宋的版图。经过30多年的和平与稳定，原本物产丰富的成都地区重新成为中国西部的商业中心，其繁荣程度仅次于富甲天下的两浙。

四川1贯铁钱（1000枚）重达65斤，

市场交易极端不便

不过，当时四川经济的快速发展，却面临着日益窘迫的贸易瓶颈，这就是货币的困境。

四川地区严重缺乏铜钱，市场交易主要依靠极为不便的铁钱。一匹绸缎市价卖到了2000个铁钱，重达130斤，买几匹丝绸就得拉着马车运钱。当时官府规定，1枚铜钱兑换10枚铁钱，1贯铜钱大约5斤重，其购买力相当于65斤重的铁钱。江浙人随身带5斤的铜钱可以在街上随便溜达，而成都人却得背负65斤的铁钱“负重行军”。

成都人被逼得没办法，结果搞出个世界级别的金融创新，这就是1000年前后出现的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

世界第一种纸币——交子（后改

为官办，北宋末改名为钱引）

当时成都地区的16家富商聚在一起商量：咱们为什么这么笨，要背着沉重的铁钱跑来跑去做买卖，大家不如把铁钱放在仓库里，用“收据”进行交易不就简单了吗？大家一齐叫好。于是，16家富商约定印制同等规格和材质的纸质收据，正反面都有印记，图案为房屋树木人物，每家都盖上印章。为了防伪，又增加了只有彼此才能识别的“密码”，即“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印制出来的交子就像一张收据，上面的数额空缺，临时再填。

这16家富商被称作“交子户”，成为四川地区的“交子银行家”。

这样一来，16家富商的大小客户们，只需在交子户的各地分店存放沉重的铁钱，店伙计验明数量之后，在交子上填写铁钱的数额，然后商人们就可以拿到一张轻飘飘的铁钱收据，四处逛街采购了。只要在16大交子户分店覆盖的地区，无论路途多远，百万贯级别的交子都能畅行无阻。持有交子的人随时可到交子户要求兑换成实物铁钱，交子户连眉头都不皱地立刻兑现，只不过每贯收取30文的“印刷费”，即大致3%的手续费。

此时，成都地区的贸易已经高度发达，商业信用普遍存在，16家交子户彼此都有商业往来，赊账买卖也是常事，他们的客户们进行大宗交易时，常常经由资金转账来完成，最后由交子户每日轧差进行清算，只有结余部分的铁钱需要在交子户之间进行运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16大交子户自家的铁钱仓库，构成了成都地区的铁钱准备金仓库，而且是一张交子对应一份铁钱的100%的准备金仓库。交子户们正如今天的摩根大通、汇丰银行一样，牛气十足，他们的铁钱仓库也像今天美国COMEX的金库一样，由各家仓库共同组成。每天各家都要向交子户的老大报告各自的铁钱库存量和交子发行量，老大甚至还要向官府报备。

如此一套完备的货币发行制度，堪称世界金融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世界上第一种纸币诞生了，它比西方的纸币早了六七百年！

交子的出现，将市场交易中的铁钱运输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信誉卓著的16大富商联保机制，又使交子的信用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带来了四川地区经济贸易的空前繁荣。每年四川的丝茶米麦将熟之际，商人们怀揣轻便的交子上山下乡，走得更偏远，行得更轻便，贸易网络铺得更开阔，物资流通量更大，物价更低廉。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仅仅过了20多年，交子就开始变了味道。人­性­的贪婪，特别是交子银行家们作为群体的贪婪，开始悄悄地蚕食交子的信用。

如果做一个换位思考，假如你手中掌握了交子发行权，而且没有外部的监管，你悄悄地多印一些交子，或多填几贯数字，外人谁能知道？毕竟，持有交子的人，大约只有1/3的人会来兑换铁钱，人们一是怕麻烦，二是相信交子户的信用，三是用久了纸币早已习惯了这种方便。

交子户们每天晚上看着闲置在仓库里的成堆铁钱，就像猫抓一般痒得难受，只要动动笔，明天就能把邻居家的豪宅买到自己名下，后天还能在老家添置几百亩良田，还有金银珠宝、翡翠玛瑙，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自家来。也许交子户今天晚上斗争了半天，还是算了，信誉更重要。可是如果每晚都思来想去折腾半宿，而且要折腾20多年，这简直就是­精­神折磨的无期徒刑。

贪婪最终战胜了一切。

当一家交子户开始通过悄悄增发交子的办法来捞到巨大的好处，那么其他交子户岂有不学之理？他们也被同样的诱惑折磨了20多年。当交子户群体形成了利益集团时，他们可以相互掩护，同时结交官员，让政府不要­干­预交子发行。只要不闹出乱子，政府乐得清闲自在。

终于，交子银行家们发现，印钞票远比他们起早贪黑冒风险地做生意更加有利可图，这种无本万利的巨大诱惑就算是杀头坐牢的危险也抵挡不住。

10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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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交子银行家如此，300年前西方的金匠银行家也是如此，现在华尔街的银行家同样如此。

在四川地区成功运行了20多年之后，交子泛滥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持有交子的人们并不傻，他们只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反应慢了半拍。当怀疑和恐惧开始弥漫市场时，交易的信用成本直线上升。结果事情终于闹大了，大量的客户拿着交子来挤兑交子户，银行家们闭门不出，有的甚至携带金银细软远走他乡。“或人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虽经官府调停，交子户们“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最后，成都的官府担心金融秩序崩溃，要求交子户们关门歇业，变卖资产抵债还钱。

经过20多年的冷眼旁观，官府终于看明白了纸币的“金融创新”原来可以带来如此巨大的利益。于是，成都官府上表朝廷，交子是个好东西，“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但由刁民们搞纸币当然会出问题，如果官府发行纸币，那是以朝廷的信用为担保，搞的是主权信用货币，老百姓肯定踊跃支持，因此提出：“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

1023年11月，北宋建朝正好64周年，宋仁宗刚登基就批准成立了“益州交子务”，正式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主权信用货币的发行。

主权信用，贪婪依旧

严格说起来，北宋的官办交子还不算纯粹的主权信用货币，因为官办交子能够随时兑换铁钱，可以说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早期版，不过不是金本位，而是“铁本位”。

官办交子一出手就摆出了主权货币的王者之势，首先就是官府与四川人民约法五章：

官办交子的印钞母版必须严格管理，“益州交子务”负责印钞，益州观察使负责监督，相互制衡，确保公正、公平和公开；

交子发行必须严格记账，每一笔交子发行，从1贯到10贯，都要完整登记，监查官核对后封档备查；

交子持有人如需兑换现金，不论多少，见票即付铁钱，每贯收手续费30文。回收的交子在发行账本上购销清账，然后立即销毁；

交子发行必须有准备金，以备兑换；

每两年发行一届交子，以新换旧。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

官办交子正式启动

第一届官办交子于1023年11月隆重推出，共发行了1256340贯纸币［10］，准备金为铁钱36万贯，准备金率为%。主要流通区域被限定在四川地区，其他全国各地，仍然主要以铜钱流通为主。

很明显，官办交子的管理水平和社会公信力都远超私人交子。官府为了进一步提高交子的方便­性­，于1069年将交子由5贯和10贯为主的币值，降低为500文和1贯的小面额钞票，比例分别为40%和60%，这对于市井百姓的日常交易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受到了老百姓的热忱欢迎。不仅如此，官府还允许百姓以交子来缴纳各种税负，如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青苗钱、免役钱均可使用交子。同时，交子还可用来向官府支付盐茶酒的专营费用，商人们的出关费、过桥费、商业税等流通环节的税费，官府也都接受交子缴纳。结果，四川各阶层莫不乐用交子。

当然，交子广受欢迎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官府维持了充足的准备金。交子一旦下跌，官府就以铁钱回收；如果交子升值过高，官府立刻增发交子平抑价格。这与金本位时代英格兰银行通过黄金买卖控制英镑价值的原理完全一样。实际上，“益州交子务”相当于北宋铁钱流通区的中央银行。

从1023年到1077年的54年中，官办交子的价值都高度稳定，有时甚至会出现社会各界争相持有纸币而不愿携带铁钱的情况。为了拿到1贯纸币，成都人甚至愿出1贯零100个铁钱，纸币居然出现了溢价。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英镑与美利坚帝国二战后的美元，也曾出现英镑与美元纸币比黄金更抢手的现象。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维持纸币的信心，关键在于纸币的发行人必须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可惜，私人做不到，官府同样做不到。

官办交子第一次悄悄地违约发生在1044年，紧接着在1047年和1051年再度违约，原因就是与西夏的战争。

1040—1042年，西夏皇帝元昊亲率大军对北宋连续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三大战役，共围歼宋军主力4万余人，朝野震惊，内外胆寒。为加强西北方面军的力量，北宋朝廷紧急进行军事动员，在西北战线上部署了20多万大军，大批军需补给源源不断地向西北汇集。

对西夏战争中的粮草征集和运输与对辽战争一样，都是外包给了商人们，商人们将粮草运到西北后，当地官府却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现金或盐钞来支付，于是，朝廷让成都的“益州交子务”加印了60万贯纸币，紧急调运到陕西来支付给商人们。然而，这批交子在换届发行时并未被收回。

这是第一次交子的发行数量和流通范围都超过了法定界限！

【正文】第34节：

从1023年到1044年，不过20多年的时间，官办交子和私人交子一样，都开始出现了悄悄的违约。不过，在违约初期，增发交子的规模不算明显，市场并没有察觉，所以物价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违约一旦发生，发行者的道德底线就已经瓦解，剩下的只有与日俱增的贪婪欲望。

1069年，王安石变法开始，为增加财政收入，在纸币制度上，采取了“两届并行”的办法，本该两年退出流通的交子和新增交子并行于市场，这相当于纸币流通量超发了1倍。

从1077年开始，交子出现了明显的贬值。1贯交子在市场上只能换到940文到960文铁钱，贬值幅度为4%～6%。虽然交子仅在四川流通，但交子的贬值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普遍的货币贬值趋势。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宋神宗错误地估计了本朝内外形势，举倾国之力，于1081—1082年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五路进攻，结果遭到了灵州、永乐两次空前惨败，人员折损高达60余万，军费耗损不计其数。宋神宗闻讯当朝痛哭失声，众臣“莫敢仰视”。三年后，心力交瘁的宋神宗撒手人寰。

战争失败，国力残破，财政维艰，经济凋敝，贫富悬殊。到1086年，交子贬值已超过10%。此时，官府对维持交子的币值稳定已经逐渐失去了信心，到处都缺钱，只有印钱来得最快。官府的贪婪已经跨越了临界点，交子开始进入货币贬值的快车道。

1100年宋徽宗即位后，蔡京掌权。骄奢滛逸的皇帝与J邪贪婪的权臣，实现了“完美组合”。1105年，蔡京力主西北战争升级以彰显其政绩，此时北宋的财政已近崩溃。

战争扩大就需要巨额军费支出，蔡京势力集团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开始动超发纸币的脑筋。但因交子仅限于四川地区流通，这就极大地妨碍了敛财的效果。于是，蔡京集团力主将交子向全国推广，“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刷”。此后，交子被改名为“钱引”，西北用兵的开销全靠印票子解决，纸币发行量开始直线上升。蔡京集团虽然用尽一切办法，“钱引”也只能在四川和西北地区流通，全国其他地区坚决拒绝。

1105年，钱引的发行量高达2656万贯，当年又追加了540万贯，到1107年，再度增加554万贯，并且“两届并行”一起流通，纸币的流通总量比1023年官办交子正式开始时高出了40倍！当钱引换届时，新钱引竟然以1：4收兑旧钱引，即一次­性­贬值75%！同时，官府还取消了纸币发行准备金。

民众对纸币的信心开始崩溃，随之烟消云散的还有官府的“主权信用”。

1110年以后，1贯纸币在成都人眼里连100个铁钱都不值，纸币制度已经濒于破产。

1127年，北宋灭亡。

申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性­也是如此。

适度的贪婪可以刺激经济，而过度的贪婪却会摧毁经济。

一个健康人的身体内也可能会出现癌细胞，但却不会发展成癌症，其原因在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一旦癌细胞突破免疫系统的防线，开始大量分裂繁殖后，就将疯狂地掠夺其他正常细胞的营养，导致人体器官功能衰竭，最终危及生命。

当社会中的少数人不断扩张其财富版图，进而达到左右政策和改变法律的程度时，这将刺激他们产生更大的欲望，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财富分配的异常，必然会削弱社会多数人获得经济资源以发展自身的能力，从而打击社会的财富创造力。当少数人的财富占有达到极高的比例时，多数人就将丧失财富创造的基础，经济会逐渐丧失活力，政治开始变得黑暗，而人民将会失去梦想。最终，当少数人凭借法律与国家机器的保护，而肆意践踏多数人的利益，疯狂瓜分社会财富之时，革命和暴动就会很快到来。

贪婪之所以被称为人类的本­性­，就是因为它不可能改变。人类的知识可以积累，生产可以进步，科技可以发明，物质可以改善，生活可以提高，但人­性­的贪婪却永远不会进化。

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北宋王朝的倾覆与罗马帝国的崩溃，路径、过程、结果是何其相似！

历史惊人地相似，源于历史背后的人­性­惊人地相似！

北宋的政权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民心；北宋的国力不是崩溃于财政，而是崩溃于贪婪。

贪婪兴，则兼并起；土地聚，则税负畸；国库空，则货币贬；民力竭，则内乱生而外患至！

察货币可知贪婪，看兼并而知忧患。

为政者，不可不慎思之。

参考文献

［1］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

［2］Ibid，p158-

［3］Ibid，

［4］彭威信，《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

［7］Ibid，

［8］Ibid，

［9］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0］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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