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Joseph Berger,“ 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Honors Reverend Moon, Fiscal S*ior,” New York Times, 8 September 1995.
[10] Lynde Phelps Wheeler, Josiah Willard Gibbs(New H*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91 92.
[11] Leonard Curry,“Congressional Hearing Puts Stanford Officials on Hot Seat,” The Orange County Register, 14 March 1991.
[12]与最初的相比, 的增量是为了“支持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见《1995年斯坦福大学年度财务报告》( Stanford University Annual Financial Report, 1995)。
[13]这项关于捐赠基金规模与机构质量之间关系的调查结果没有公开发表,其依据是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所进行的研究。
[14]“The Fortune 1,000 Ranked Within Industries,” Fortune, 28 April 1997.
[15]“Best Colleges 1998,” , 1 September 1997.《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对29家大学中的28家予以排名。由于洛克菲勒大学不授予学位,因此不在此排名范围内。
[16]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Statistics, Directory of Post Secondary Institutions, 1987—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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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步骤(1)
建立与基本投资信条高度一致的投资组合需要有严谨的投资流程来保证。这样构建的组合才能保证投资政策的正确性,避免有害无益的择时操作,并能够建立健康的投资人与投资管理人的关系。构建组合过程中,最关键的一项抉择在于:究竟是成为一个有能力发掘高水准的积极型基金经理的组织机构,还是采取求稳策略,侧重发展低成本的被动性投资工具?如果选择走积极型管理的道路,相当于选择了更加广泛的资产类别,而且有可能产生超越市场基准水平的收益率。但积极型投资策略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具备相应资源支持的机构面临的将是令人失望的投资回报,机会属于那些有准备的投资者。 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
投资管理的两个重要的信条———逆向思考和长期行为———在捐赠基金管理中真正贯彻起来难度很大,因为规模较大的机构是在用一些人(投资委员会)去监督另外一些人(投资管理人),难免受到共识行为的影响。团体管理机制总是阻止逆向思考,青睐短期行为。拥有捐赠基金的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建立鼓励长期投资以及独立逆向思维的管理框架。
凯恩斯在《通论》( The General Theory)中描述过团体投资决策的困难:“不论基金是由谁来管理,是投委会、董事会还是由银行,最终一定是那些长期投资者才能为大众造福,而他们也是最易遭受批评的一群人。他们的本质决定了,在一般人眼中,他们一定是行为古怪、不守规矩、还有一些冒险的。如果他们获得成功,无非是因为‘撞'对了;如果短期内他们失败了,也不会博得任何同情。这就是世俗的哲理:宁可循规蹈矩地失败,也不勇于创新地成功。”[1]团体决策框架对机构提出的挑战就是如何做到在实施适度监管的同时,鼓励“行为古怪、不守规矩、有一些冒险的”投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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