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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这种差之千里的落差？
后来张维功和他的团队把这个决定轻描淡写地称做“调整股东”，也就是说张维功要放弃原来的所有股东，重新开始寻找新的投资者。
我们知道，对于一家尚未出生就遭遇“基因突变”的公司来说，尤其是对于一家想从事保险事业的公司来说，失去了资本的支持重新再站起来，几乎比登天还难。
从高级官员到普通创业者之间的落差，可以说渗透到张维功当时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创业团队首先从当时住的五星级酒店里搬了出来，先是搬到了档次更低一点的陶然花园酒店，最后又搬到了山东省潍坊市市政府在北京的落脚点—潍坊市市政府驻京办事处，在那里租房办公兼住宿。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如果张维功及其团队还想筹建一家保险公司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股东。把这个空白填上，这是他们重新站起来的唯一机会。
资本金在哪里？这是最为考验人智力的问题。在这场被人们称为“智本”和“资本”的博弈过程中，只要完成了资本金的寻找，张维功就算赢了，而如果完不成，他们就将是地道的失业者。
张维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羡慕每个早晨在他面前匆匆而过的上班人群。“因为他们都有工作，每天都有事情去做，自己对工作从来就有巨大的热情，可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找愿意投资阳光保险的人。”
但是阳光保险的股东在哪里呢？
瞄准央企在这场智力与资本的博弈中，张维功赢的机会很小。因为创办保险公司所需要的资本，实在不是一个小数字：根据监管规定，保险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而要打造一家全国性保险公司，则必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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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达到5亿元以上。
在寻找股东的过程中，张维功后来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个民营企业家与张维功见面谈投资之后，对方准备出5 000万元资本金给张维功让他运作。但是张维功没有答应，因为对于一家高起点、全业务领域的保险公司来说，5 000万元的资本金是远远不够的。
如此巨额的资本金，有多少企业可以只凭着一个团队和几份可行性投资报告而拿出来呢？而拿得出这般巨额资本金的企业，又为什么不自己来经营这家公司而要交给一个外部团队去打理呢？
在四五个月的时间中，张维功及其团队的工作就是把这两个问号拉直。他必须在这两个问号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保险业是一个新开放的行业，而张维功在保险领域里已经从业20多年，他知道这个行业的机会在哪里，他知道如何把握住这些机会，他知道要找什么样的人来把握这些机会、这些人在哪里、怎么找到这些人。但是，他只是想做一件大事，一件与他自己相称的大事。
这件大事对他来讲，就是他心中的一个梦想。没有人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梦想是什么，但后来我们看到，他当时起草的可行性报告中提出的目标是要建设一家国际一流的金融保险集团，第一步是成立一家保险公司。
重生.（3）
但是现在，他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保险公司运营所需的资本聚集起来。
这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企业成立的过程。有成熟的团队、有成型的业务模式，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找到成立公司最核心的要素——资本？
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张维功可能不会缺资本。现代经济制度中，资本市场就是要把资本投给优秀创业者。像张维功这样的人，应该是能拿到资本的。
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尤其是没有成熟到像张维功这样的第一章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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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程度。因此，张维功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筹到足够的资本金。
对于这个民间创业者团队来说，筹资是他们要跨过的第一个，也是最难的一个门槛。
在不使用原来那个电话号码的同时，张维功来到北京后使用了另一部手机，当时的通话费竟达到了每月3 000多元的水平：他要通过一个新的交际圈，把资本找出来。
这几乎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寻找过程，好在团队的力量大过个人的力量。由9个人所组成的团队，找出了无数的人际关系、筛选出了一系列的企业之后，他们开始了与时间赛跑的过程。
从南下广东到北上东北，张维功和他的团队开始奔波于全国各地，与数百家可能投资的企业进行接触。
但从接触到最后投资，过程是漫长的。“我们当时常常需要从企业中层或者底层开始接触，经过好几层才能见到企业负责人。”而且，他们要同时接触数百家企业，这就带来巨大的工作量。
此时，这个团队的开销要张维功自己来承担了。他把自己的存折拿了出来，这两个存折是他多年的所有积蓄，总共是34万元人民币。
在这些钱花完之后，张维功还借了数十万元的债务。
在寻找资本的过程中，他们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
一开始，他们自然想到的是寻找民营资本来做投资人，因为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民营企业最有活力，最能接受新思想。也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表示出浓厚投资兴趣。但在这个过程中，张维功没有拉直第二个问号：有些企业听完张维功的讲述后，心里想的是，开办保险公司为什么不可以由自己来做？后来张维功风趣地把自己寻找投资的过程叫做“布道的过程”，因为在他“布道”之后，确实有很多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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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个人开始投资保险公司。当然，也有一些投资者表达了对阳光保险的浓厚兴趣，但是这些企业均希望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对阳光保险进行绝对控股，这不但与保险行业的监管规定存在冲突，而且与张维功设想中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他只好婉拒了。
那么，阳光保险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投资者呢？
阳光保险对投资者的要求一是投资企业品质要好，要有实力，有市场信誉；二是要具有投资金融保险领域的战略眼光；三是投资企业的领导者要易于沟通；四是阳光保险成立后，投资方要下“指导棋”，而不是“指挥棋”，要让公司按照市场规律运营。
如此标准，近乎苛刻。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可是他们的“女儿”还只是一个虚构的梦幻。
星巴克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说：“创业初期寻找资金很难，但是我每一天都不断地梦想。我想如果你每天都怀着梦想的话，你的梦想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重生.（4）
在见了上百家民营企业老板之后，张维功开始把目标转向地方国有企业。这次他没有拉直第一个问号，它们为什么要信任这个陌生人团队？
地方国有企业是整个中国经济中一支地位很尴尬的队伍。它们没有民营企业的灵活，也没有央企的优势。张维功没有看错，这是一支很想突破围城的力量。不过张维功来得“晚”了一些。2000年之前，地方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吃亏太多了。很多地方国企都垮在了对外乱投资上；虽然它们很想寻找出路，也很希望有足够精明专业的团队来做事，但对于保险业这个陌生的金融领域，它们变得谨慎而迟疑，它们还有一个需要了解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张维功在半年多的时间之内一共见了389家各种企业，平均一天两家。
第一章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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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好像成心在考验他们。相对于他们想要做成的保险业的大公司乃至金融保险集团来说，这种考验是值得的。没有这种考验，他们在未来经营企业时的成本控制意识不会那么强烈和自觉；没有这种考验，他们不会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没有这种考验，这个团队里的人不足以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队伍，形成一种对未来公司精神的引领，从而对未来企业的快速成长起到保障作用。
每一个成就伟大事业的人，都要经历一次特别漫长的艰辛旅程。
慢慢地，他们的目标聚集了——中国经济中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央企。
在困难的日子里很难想象，在潍坊市政府驻京办事处的那些日子里，张维功和他的创业伙伴们竟然忙得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他们要把有限的时间和资金尽量都投入到工作联络上。
在半年多时间里，这个团队要在全国各地接触数百家企业，而且每家企业都要反复沟通，他们不仅要奔波于全国各地，而且还有大量的日常开销费用。团队成员对这段时间记忆最深刻的是发传真，在陶然花园酒店时，通过酒店商务中心发传真，收费是每页两块钱，张维功及其团队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厚达几十页，给一家企业发一份说明书就得花费上百元。为了节省费用，同时为了避免因向张维功申请费用给他带来新的压力，他的团队成员悄悄买了一台传真机。
寻找股东的过程历时8个多月，其间，张维功和他的伙伴们尝遍了创业的艰苦，张维功对于创业更是感触颇深。创业团队里的成员，此前有的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有的是企业骨干，现在，他们是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尤其是张维功，十几年前就有了自己的专车，而且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没有了公车、也没有私家车，坐出租车已经是为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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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效率的“奢侈”之举。张维功印象最深的就是拜访企业时，他常常让出租车距离企业大门老远就停下来自己下车步行，因为他不希望让别人看到自己是乘出租车来谈合作的，从而对自己的实力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张维功此时的生活和他以往的局长生涯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张维功把低矮的茶几当做办公桌兼餐桌，就在上面起草文件和就餐，他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他如此处理这种差之千里的落差，坦然的心态成为其他伙伴的“下海模范生”。
重生.（5）
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困难得多。
5年后，张维功回忆起来还说，自己在决定调整股东的过程中想到了很多困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困难却远远超乎想象，“在初始无望的几个月，我理解了有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因为当他背不起一份责任时，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
张维功当然不会选择自杀，因为他心中的梦想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个有着20多年行业经验的资深保险人深知国内现有保险公司的市场表现与保险业应有的作为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他认为，正是由于整个社会保障的不足，才使中国人生活得没有尊严。比如说，中国人的养老问题，有的老年人即使花钱养老，但仍得不到尊重。中国老年人应该生活在一个互相照顾和抚养的社会，承担着社会功能的保险公司应该参与其中，成为社会的组织者，通过有效的组织，保险公司可以做到商业上的赢利和老人的尊严并存。在他看来，良性运作的商业保险机构因为经营风险而谨慎运作，因为高尚而得到所需要的资源和支持，因为精巧的设计而获得商业上的赢利。因此一个具备品质和实力的保险公司不但可以长久运作，而且可以志存高远，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种种的奇思妙想，决定着他们想要在2004年保险业竞争初开时进入这个产业，张维功自思要做到第一，因为他已经习惯做到第一了。
第一章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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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成员虽然还不知道这家连资本金都还没有的公司未来会怎么样，但是他们清楚，他们必须往某一个方向去，他们信任张维功，相信他走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在未来会走向光明。所以当张维功告诉他们调整股东的决定和可能面临的困难后，整个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在漫长的寻找股东、完全失去了财务支持、对公司未来也完全无法预知的困难时期，没有一个人放弃。
这就是现在名为“阳光保险”的商业组织最初开始成形的内因。
当然，他们处在一个正在明朗化的环境之中。2004年、2005年的中国，商业化已经渐渐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度开始变得自由起来，尽管更多人是世俗和现实的，是精于计算的，但是对于梦想、商业构思、风险投资这样的字眼，人们还是开始宽容起来了。有越来越多的案例说明，疯狂的创业者们常常可以创造奇迹。人们开始钦佩创业者的努力，感动他们的创造，进而支持某些看起来可行的计划。
最为传统的实业—央企成为阳光保险的商业梦想最终的支持者。
大厦成形作为国家队的央企，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是一股最为特别的力量。
作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公司，央企位居中国经济的最上游，集中着这个国家最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务资源和优秀的人才资源，构成国家经济运作的脊梁。
如果说在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守夜人关系的话，那么国内的央企就是为中国转型时期从无到有的市场化主体提供基础建设的经济守夜人。在弱小的私人资本没有发展起来，大规模集资手段没有形成的时候，这一支被人们称为央企的队伍，提供着经济基础的服务。它们有时运用政府力量，为经济提供巨额的投资，包括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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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6）
建桥修路，挖矿采煤，发电运输等重大项目，在很多市场经济力量没有到达的领域，都活跃着央企的影子。因为有着政府功能的一部分，所以央企的高管们甚至还保留着政府官员的级别。
当初生的阳光保险团队把筹资的希望转向央企的时候，机会来了。
这些特大型企业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需要规避风险，他们也了解风险，并且正在努力寻找解决的方法，这时候张维功适时地出现了，而他的经历，尤其是社会责任感，让他与这些央企巨头很容易找到思想的交集。事实上张维功应该把眼光转向央企，因为这是他更为熟悉的地方。曾经作为一个颇有作为且仕途光明的官员，政府和政府有关的经济圈里有他的影子。人们知道他，也信任他。从商业上说，这种信任成本，降低了交易中的摩擦。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现实中，从想法形成到获得他们的投资，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央企的决策层很难见到。首先是因为他们很忙，日程的安排很紧，所以大量的信息要被过滤，因此张维功团队必须经过一道道的“关口”
才能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央企老总。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张维功才必须准备得更充分。乘坐出租车到潜在投资者办公场所很远的地方就下车是对的，因为在谨慎而正确地选择投资之时，意外会非常之多。
曾经有一家香港公司准备以1 000万收购一家国内网站，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港方偶然从物业管理处得知那家网站已经两个月没交水电费了，收购的价格立即从1 000万下降到了100万。
其次，决策是漫长的。不同的央企其内部有不同的决策机制，因此有着不同的反应速度并且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创业者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的时候，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路该怎么走。他们有的信念只是，目标是对的，因此总会得到支持。而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路径之后，支持随之而来，只需要打开一个缺口，水流就会源源不断。
第一章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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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保险创业的第一个缺口，是从央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国石化）打开的。为了这一机会，张维功从2004年6月15日开始准备，直到10月24日才见到中石化的决策者。从初夏到中秋，历时4个多月，季节都已变换。此时，张维功他们已经向389家有规模的企业讲述了投资保险企业的方案。然而，这样的历史性机遇并非所有的目光都能看得到。
目光看到的是近景，眼光所及的才是远方。
因为前期已经和中石化的各管理层有了十分详尽的交流，因此中国石化的最高决策层只与张维功交谈了40分钟就决定投资阳光保险。
紧接着，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简称南方航空）、中国外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外运）的总经理也在分别与张维功谈了一段时间后作出了最终决策。
此时与中国铝业公司（简称中国铝业）也已接触4个多月，当时的总经理肖亚庆是一个做事干练而又十分谨慎的人，仅决策投资阳光保险一事就上了3次班子会作专题讨论。因为长期从事实业，所以这家公司对于细节的关注度空前之高。他们专门聘请了国际化的投资顾问，提出了数百个问题。据张维功的同事回忆，在与中国铝业的接触过程中，从财务开始一直到总裁助理、副总裁及子公司、集团的各位领导，张维功先后拜访过30多次，这个过程提供的投资说明书及相关材料达10多万字。而在张维功回答了大量从各种角度、各种细节提出的问题之后，中国铝业也决定投资这家公司。几年以后，作为中国铝业派出董事的某高管谈及这次投资过程时表示，当时他们决定投资阳光保险，最重要的就是投资张维功，因为相信他能做成事。
重生.（7）
道路开始明朗起来。
以张维功为核心的原始创业团队之所以在股东的选择上反反复复，除了因为张维功和这个团队成员的身上有相当多的理想色彩之外，还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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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从业多年，是高度现实的执行者，对这家保险公司在开放之后的竞争局面有着充分的认识。在开放后的市场竞争中，作为一个个体，阳光保险的前面有数家具有很长历史的大型保险公司，后面也有着越来越多的新进入者。阳光保险要实现自己的愿景必须既要灵活又要有力量，既要有理想又要非常现实。而在漫长的竞争过程中，公司治理结构是赢得竞争的关键因素之一：既要求股东的战略眼光，以保证重大决策的方向，也要求信任高度专业的职业团队，以保证内行人做内行事。
也正是因为这样，张维功对于提出无数问题的股东，比如说中国铝业，始终抱有开放而欢迎的态度。
有了股东们的信任，张维功和他的团队，从深渊里走了出来。
起伏里的张维功如果以世俗的眼光看，在这8个月又两天的日子里，阳光保险未来的董事长张维功经历了两个大的跌落。
至今，中国传统观念对成功的衡量标准，首先是做官。官，或者当下意义上的公务员，因为稳定而又有政治以及附带的经济权力，成为社会成员最认可的价值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维功“下海”，本身就是放弃了一种成功。
其次，张维功“下海”之后，本来可以成为大公司里的高级经理人，从世俗意义上，也是一种成功。他们手握重金，对拥有大量员工的公司命运有着核心决定权。因此，张维功放弃现成的大公司高级经理人不干，决定调整股东，在人们看来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张维功认为自己从来都是个创业者。对从高级公务员“下海”
到决定从零开始，这个身材高大、目光严厉，但心地却有些柔软的山东人一贯认为自己其实只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对于做官，他说自己可
以做一些为公众服务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位置越高，确实给他带来更为广阔的服务公众的空间；但是就追求仕途而言，张维功自己却并没有什么打算。同样，对于阳光保险股东的调整，理由也是非常简单，只是因为由于股东的想法与自己的愿望，有着很大的差距。作为创业者的张维功想做一家志在长远而且是高尚的、受人尊敬的公司，而不只是一家简单的营利性公司。
所谓志在长远的公司，是指除了追求利润外，还要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为员工提供成就自我的舞台。企业因利润而存在，但公司作为一个组织，在很多情况下又不仅仅因为赢利而持续。正是这种对于理念的坚持，使得张维功主动选择这两次世俗意义上的人生跌落。也正是这份坚持，使得他和这个团队能够重新走出来。
因为有了这份坚持，在与原来的生活完全远离的8个月中，张维功尽管内心起伏，但却一直保持着表面上的淡然。9个团队成员，看到的是张维功在事情发生之后平静的应对和快速反应，在重新寻找股东的过程中，对于所有出现的问题，他从来都是积极地应对，没有任何异样。尽管他从来是镇定自若，但在夜深人静时，张维功会独自来到陶然花园酒店旁的陶然亭公园散步。
在深夜的清凉和静谧中，张维功仰望北京上空遥远的星辰，或许在问自己：谁肯掏出数亿资金去投资一个已经是布衣白丁的人讲述的故事，而且听起来还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故事。
张维功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名基层的保险业务员，保险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销售的产品之一。但是对于一个从保险销售工作开始做起并一直做到保险监督官的人，还有什么能阻挡他前进的步伐呢？
事实上张维功的内心在煎熬着，“在作出调整股东的决定之前，我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抽掉了一条烟。在股东调整的过程中，如果团队散去，我的内心可能也好受一点，因为责任轻了。我也曾经想过是不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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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他们都回原来的单位。但是他们都没有散去，所以愈发坚定了我们只能向前走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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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的种子（1）
2001年，就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的前夕，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后一点要求，要求外国保险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美国政府把这个难题丢给了时任美国国际集团（简称AIG）董事长的格林伯格。
当时，格林伯格在给中国总理*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一要求。据说*总理在读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立刻叫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先生，告诉他说：“我永远、永远都不要见这个老头子了。”可没过一个小时，朱总理就改变主意了。因为他意识到格林伯格在美国政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还是派他前往一家AIG拥有部分产权的酒店的“格林伯格套房”，由此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中的最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给予格林伯格他想要的东西：在中国拥有一家AIG的全资子公司。
格林伯格的部下曾问他为什么要在中国投入那么多时间，难道是因为AIG的历史以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而格林伯格的回答则带有一点为自己辩解的味道：
“并没有对中国投入太多时间，只是觉得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张维功下海张维功是2004年5月10日正式提出辞去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的申请。他的背后，是国内保险业当时的滚滚热浪。
从2002年开始，几家民营股东正是因为看到了国内保险业需求大规模出现的局面，预期到中资保险公司审批即将放开，提前开始筹备成立保险公司。果然，2003年政府换届，履新的中国保监会以专题汇报的形式，取得了决策层对中资保险公司在严格条件前提下放开的认可。
对于高度专业的保险业而言，在保险业已经有多年从业经历的张维功是股东们最理想的经理人人选。也正是因为这样，股东方面给出了很高的礼遇。这种商业眼光没有错，因为政府放开中资保险势在必行，市场的需求已经箭在弦上。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企业已经完全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因此对于金融的需求也随之而来，而保险是其中的共性需求。计划经济中的工商业企业是政府组织中的一个零件，只要完成上级制定的计划即可，因此几乎没有外部需求。但是当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时，个体的企业就成了汪洋中的单体船只，它们要应付各种风险，但它们的社会功能又要求专业化，因此把风险外置就是企业在市场中平稳运作并取得专业利润的要务。到2003年，随着国内单体企业数量的激增，这种保险需求已经到了非常大的程度。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数量增加，更多的中国人从单位人的角色转化为社会人，这种角色的转换同样带来大量的风险以及把风险转移的需求，这也是保险市场成熟的一个重要支撑。正是因为这样，改革开放后，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一家，发展到诸强争霸的状态。放开中资保险的审批，已经是政府的必然之选。
然而，张维功成为股东们的不二人选，不仅因为市场对保险业的需求，还因为他经历中光彩夺目的一面。
张维功出生于山东潍坊，从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保险业工作。
1995年，开始担任人保潍坊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的张维功在一司独大的保险企业中首创财务中心和业务中心分开的经营模式，这些创新后来在人保全系统推广，并成为人保沿用至今的三中心管理模式的雏形；2000年，已被人保擢升为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的张维功被中国保监会选派为南京特派办（中国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前身）筹备组长，后任党组书记、主任，其间他以保险信用建设为突破口，多项措施并举推动江苏保险业迅速发展，到2002年江苏已由2000年的全国第三名一举超越上海、广东而跃居全国第一；2003年，他调任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在其任内，又着力打击广东当时十分猖獗的“地下保单”现象，保证了广东省保险业的良性发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阳光的种子（2）
这样一个从事过保险实务、又有监管经验的在任官员，对于公司治理的经验自然不在话下。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渐进式改革为主体的中国，他有着一般企业家缺乏的对于政府推进体制改革独特的理解力和灵敏嗅觉，这正是作为资方的股东们急需的人才所必备的素质。
更为难得的是，无论是作为公司管理者的张维功还是作为监管者的张维功，都是有着推动大动作改革实绩的人。
张维功的保险职业生涯起步阶段，是一名极其普通的保险业务员。
为了说服那些具有决策权的保险购买者，不论雨雪风霜，他经常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拜访客户，而且天气越是恶劣，他的动力就越大。许多同事曾以为他这样的做法有些“傻气”，效果不见得多么好，但是客户的反映却并非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一家钢铁厂的厂长曾在大会上号召全厂的供销员向他学习：“如果我们都能向小张同志这样做事情，我们就没有推销不出去的产品。”由此，“小张”一个人的业务曾一度占到公司总业绩的一半。
骄人的业绩让张维功有机会晋升为管理者。他的管理生涯是从营业部副股长、股长开始的，然后是市级分公司的副科长、科长、副总第二章阳光的种子.
经理、总经理，乃至省级公司副总经理、保监会监管局的领导。张维功成长中需要经历的台阶一个都没有落下，而且业绩出色。
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看到张维功出色的管理能力和策略能力。在担任人保潍坊分公司总经理期间，他节约了两年的经费加上上级公司的支持，建成了据说是该系统内迄今为止最为漂亮的办公庭院。他曾最早实施大树移栽，并把院内大树、花木的命名权拍卖给了员工，如今，这些树木已然成荫。早在1997年，他就在员工中推行了“有话直说”、“模拟下岗”、“准总经理”等当时看来十分新鲜而又激动人心的创新改革举措以及文化治司等活动。
“在山东人保任副总经理分管人事工作期间，他主持了当时省公司机关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人事改革。由于人保属于国有企业，在人事改革上十几年没有大的动作，积累的问题特别多，难事、烦事特别多，几乎没人敢碰。他带领我们一起历时3个多月，打了一个漂亮的改革战役。为了摸透情况，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与省公司机关近200名员工逐一进行谈话：夜里12点之前谈50岁以上的人；零点以后谈50岁以下的人，每个人不少于2个小时。就这样连续谈了两个多月，他都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休息。由于情况吃得透，改革意义讲得到位，一大批老处长自愿退居二线，一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当时参与人事改革的李科回忆说。
不难想象，在这种改革过程中，张维功会打造出一支坚强的团队。
在这个被西方人称为“搬动一张凳子都要付出代价”的国家，张维功却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改革实绩出现。所以我们也更能理解，为什么在阳光保险那个零点、最艰难的日子里，张维功所组建的团队也没有散去。
追求理想的人注定要为理想“埋单”。理想主义者能成事，但理想主义者的弱点是往往原则性太强。因为这一点，张维功和他的团队，注定要承受更大的磨难。
张维功于2004年的“下海”，在他眼里有的是机会来施展心中的抱负。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的保险业，其实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就给中国人展露过它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庞大的身躯。
阳光的种子（3）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代表龙永图在离职后曾经这样描述国外保险业的地位：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中，美国代表团居然把AIG可以在中国几个城市享受独资的寿险公司地位，作为一个条件来与中方谈判。最后，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格林伯格通过美国谈判代表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中国拥有一家AIG全资子公司。
正是通过这次谈判，龙永图表述说，他知道了保险对于整个美国经济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产业是美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涉及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国家的千家万户，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永图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最艰难的部分是保险，而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最后的一个堡垒也是在保险的领域里面完成的。”
美方对中国保险市场的看好，通过格林伯格与同僚之间的谈话可窥见一斑。当格林伯格被问及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如此之多的时间时，格林伯格回答说：“并没有投入太长的时间，只是觉得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
11月22日，中国保监会公布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保险对外承诺”。这使得保险业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第一个公布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行业。
同日，中国政府批准了8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许可，而这8家机构随之进入中国。很明显，它们看好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未来，同第二章阳光的种子.
样也看好中国保险业的未来。3年之后的2004年，整个国内保险市场向国外全面开放。
反观国内的保险业，相形之下真可谓是一个幼稚产业。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2001年，整个国内保险业的总资产约为4 000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西方一家中型保险公司的资产；加入世贸组织之时，中国保险业的业务重启不过20年时间，相对于西方保险业300年时间累积的经验，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本书的后面一些章节，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内保险业早期的发展，产业的无序状态使得整个保险业形象受损。
这种对比，在悲观者眼里是不平等的竞争局面，但在乐观者眼里则到处都是机会。在张维功看来，这是学习的时机。
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之时，张维功已经从经营者转向了监管者，从之前他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他正在中国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职位上。出于对保险业强烈的职业兴趣以及产业人的本能，在2001年，张维功就带领南京特派办的骨干人员及各主要保险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到入驻上海的外资友邦、美亚两家保险公司进行调研，并形成了相应的调研报告。友邦、美亚都是AIG旗下子公司，国内保险业对它们知之甚少。事实上，它们在全球的经营管理经验非常值得研究。当时参加调研的人回忆的另外一个细节是，在与友邦、美亚、平安等保险公司交流结束后，他们还与时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的王国良长谈至深夜。由此看来，对于一个做了十几年国有企业、保险监督官员的张维功而言，对保险行业特别是外资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的了解和掌握不仅仅是监管能力的有益积累，很可能也为创建阳光保险间接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阳光的种子（4）
作为监管者的张维功，对于国内保险业在21世纪的整个动向洞若观火。
在整个中国国内，保险作为一个产业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取消。改阳光基业.
革开放后，因为市场经济的内生要求，政府于1996年发放了5张保险企业牌照，此后陆续允许生命人寿等4家公司筹建，之后便再无一家保险公司得到审批。
其中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也冲晕了保险公司的头脑。由于监管落后，无人管教、无法可循的保险公司，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委托贷款。当年海南房地产的泡沫中，亦有保险资金的部分“功劳”。宏观调控急刹车之后，最终导致较大数量的不良资产。惨痛的教训，让管理者变得异常谨慎。
而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则是，之所以迟迟没有发放牌照，是为了让1996年前后成立的几家公司迅速长大，增强它们的竞争力。
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是开放推动了改革。国外保险业庞大的现状和它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使得监管层对加强国内保险业发展有了更高的认识。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的开放加速了国内自身的改革。张维功认为中资保险公司的机会来了，当然，他本人以更为有效率的方式服务社会的机会也来了。
对市场更进一步深入的认识，来自于作为监管者的张维功与业内的广泛交流。几年来，在与国内外业界人士接触时，张维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跨国保险巨头都普遍看好中国的保险市场，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很有发展潜力的市场。然而，国内许多业界人士则大都感觉到：“业务太不好做了。”
中国保险市场的保费平均一年的增长率高达30％左右，不但保险密度大大低于发达的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因此“业务不好做”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得出的。
因此，这种结论的背后也许是因为国内公司制定的“计划目标太高”
从而导致“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结果；也许是属于“围城现象”——“老外”只看到了“增长率”，于是就“武断”地推测出中国市场的“蛋糕无比大”的结论，而里面的人只看到了“市场的残酷竞争”，于是就达成了“蛋糕不够分”的共识。
事实上，决定保险业的发展有很多变量。如果把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文化习俗等定义为影响其发展的内生变量，那么在一个时期内，内生变量是大体恒定的，而制度、政策等则为外生变量。在内生变量基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外生变量对产业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1958年，因为政治原因，中国停办了保险业，导致商业保险中断达20年之久，这段历史就可以折射出制度、政策等外生变量对产业发展影响的重要性。
从制度、政策等这些外生变量的角度来看，张维功认为中国的保险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带来了四次比较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次发展机遇发生在1979年，当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恢复办理企业财产保险的联合通知》，这一通知可以看做是保险业的“解禁令”，从此中国保险业挣脱了体制的束缚，开始了第一个春天。
1992年，*南方讲话后，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保险业也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机遇，开始了对外开放，并且被放在了整个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的地位，由此保险业充分利用“开放倒逼改革”所带来的机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阳光的种子（5）
第三次机遇是1998年，此前保险监管部门属中国人民银行管理，这一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此时的保监会还属于副部级单位，但是这一监管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体现了国务院对保险业的高度重视，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保险业作为三大金融机构之一的独立地位。
第四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天里，保监会就立即批准了诸多外资保险企业入华。监管部门通过竞争主体的增加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的引入，使得参与“游戏”的各个主体都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事，由此为建立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垄断、保护、不公平因素，增强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为提高市场效率提供了前提条件。
2004年年初中国保监会启动了批设新公司的程序之时，当时申报的产险、寿险公司总计50多家。
在急速的河流岸边制定游戏规则固然重要，而且也有强烈的成就感，但是跳到河里游泳、参加比赛拿冠军更加刺激。
一方是缺乏“智本”，一方是需求资本，正所谓“可遇而不可求”。
当张维功和投资者相遇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
张维功决定“下海”。
“中国保监会系统最年轻的局长辞官从商了！”2004年5月，这个消息在中国保险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虽说从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官员下海经商已经成为平常事了，但是，在保险监管系统的正局级干部中辞职下海，张维功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张维功和阳光保险的原始团队之所以会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色彩太过耀眼。
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不二人选，张维功和他的团队对于公司股东早期的作用特别大。
因为张维功的经历，他一直处于监管层的视野之中，是一个有为的干部，深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于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获得政府牌照，都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看到的是，保险作为金融的一部分没有开放，正是因为早期保险公司在投资上的不理性，这对金融产业来说是致命的。因此在开放之初获得牌照方面，这个团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优势而同时，保险业是一个与社会接触面极广的行业。正如龙永图所言，保险业是成熟市场经济中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而且涉及到精算、营销、品牌、运营等多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张维功团队中的成员，都是在这些领域拥有多年经验的人才。因此未来在保险公司获得牌照之后，可以迅速展开运营。在中资保险机构开放之后企业迅速获得相对优势，张维功和其团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此，投资者和作为经理人的张维功团队对于未来，都是信心满满。张维功辞职之后，投资方给了张维功相当于数千万元的股权，筹建地点确定在北京长安街上一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五星级饭店，距离天安门广场仅3千米；连行政用车都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牌照到手，公司即可开张。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张维功与投资方最后一轮沟通时，骤然停顿。甚至团队中几名正在准备赶赴北京的成员，都得到了暂缓来京的通知。
这是为什么？
因为张维功感觉到了异常。
首先，投资方通过一系列的幕后操作，形成了隐性单一大股东控股的局面。这不仅使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张维功团队可能会在未来的运作中处于被动局面，更重要的是，这种隐性操作不符合监管要求。这样，不仅会使张维功在监管部门透支自己的信用，而且还会为未来的运营埋下很深的阴影。保险作为金融产业的一个分支，本来就是信用的一个标杆，而推动过江苏省整个保险业信用改革的张维功，更是无法面对这样一个局面。
阳光的种子（6）
其次，由于投资方对于金融产业的认识不高，对于短期赢利的要求超过了保险业的本身可能，这是张维功无法接受的第二个原因。在阳光基业.
张维功的内心中，未来自己运营的公司是一家全国性的大公司，因此有一段投入期和产出期之间的间隔。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时间差决定了公司的规模和未来持续经营的可能。对于短期赢利的追逐，会影响属于金融产业的保险公司的运营。
金融产业的这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以保险业为例，客户因为要避免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而向保险公司交出一笔保险金，保险公司则因为大量面临同样风险的客户投保而获得巨大存量的资金。但这些现金的调用和保存是有规律的，是基于高度精确的计算而定。因为客户未来在面临风险变成现实的金钱损失时，保险公司必须及时、有效地支付客户的赔款，起到保障的作用。如果为了追求短期赢利而扩大风险或大股东控制公司挪用资金，则可能导致风险失控。
因此，如果公司还没有成立，就不能在这一关系未来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对于公司的未来而言无疑是一枚隐形炸弹，如果出现问题，不仅无法给客户交代，也无法对自己的员工交代。
正是由于保险业的这种特性，政府才要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的管理。
如果张维功团队与资方发生这种矛盾，虽然只是可能，但却是决定阳光保险前景和未来的关键因素。
保险，就是一个经营信用和风险的产业。
因此，张维功和原有股东最后的离散，当在这一问题上的谈判出现裂痕的时候，已成必然。“如果将来公司发展很大了，股东还有问题，而自己掌控不了，就没法对员工负责任，也没法对其他股东负责任。”
张维功回忆说，“这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正是基于对员工、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张维功回到酒店后的三天时间里，把自己关进了房间。
在这个过程中，与张维功同日抵京的庄良、廖佳、刘红、于国宁、石运福他们只能无奈、紧张而茫然地等待着；而正准备搭乘飞机前往北京“会师”的江苏省某保险公司高管张延苓和徐晓冬，却接到来自第二章阳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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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电话：情况有变，暂缓北上。
第三天，一脸倦意的张维功走出了房间。在酒店旁边的一个小饭馆，在充满期待且忧虑的目光中，张维功说，要重新找股东。
事实上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不但意味着张维功和他的创业伙伴没有了办公场所、出行工具，而且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可能出现困难。因为他们刚刚辞职，而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股东却还是未知数。
张维功抛出了个难题！
“调整就调整，我们跟你在一起！”这时的场面显得有些悲壮。“看到董事长很从容，我们就对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几年后，创业团队成员之一的刘红回忆说，“那时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我们对董事长做事的风格和做事的品质非常放心。”知难而上的还有李东辉，李东辉曾任某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的“一把手”。后来听说张维功在北京组建公司，就于2004年6月3日赶到北京，在知道遇到了“大麻烦”后，仍然毫不犹豫地加盟了这个“草班子”。
阳光的种子（7）
“他们不担心是冲着我过去的做事和风格，但现在遇到的是过去从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根本没底。”张维功回忆道。
强烈的事业冲动和理想主义色彩最初出现在张维功身上的时候，似乎注定了他在未来的人生中，将经历更多的磨难和挑战。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里，中庸与平和是人们评价一个人好坏的重要标准。在现实中，他和他的团队在人生最重要的关口遇到了麻烦，按照这个民族的传统，她的子孙们如果要有所作为则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偏执，而偏执通常不容于这个社会。
但是，毕竟已经是21世纪的中国了，人们评价的标准变了，而且张维功是一个在舞台上有过历练的演员。更何况张维功以往的辉煌经历在默默地支持着他。
因此，当张维功这个团队与原有股东离散之后再次找到了出资方，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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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自己的新旅程之时，新闻媒体对这个经历了传奇般组建的保险公司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北京青年报》率先以《阳光产险揭开股东面纱大股东均为国字头公司》为标题作了报道，文中这样写道：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发起之日起因其筹备负责人的特殊经历而名声大噪。将出任其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张维功是原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业内人士透露，其在广东任局长期间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业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刚刚“批筹”，但自发文之日就再次受到业内关注。据知情人介绍，此期间沉寂的原因是按市场化原则优化股东结构，其在不足半年中组织了数十家意向股东的2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本金，并最终精选11亿元人民币为注册资金。
阳光产险最终的股东单位同样令人侧目，它们并不是传说中的民营企业，而是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中国石化、南方航空、中国铝业、中国外运等实力派的“国字头”组成的“陆、海、空”编队，出资额分别达到两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样一家股东实力强大又有保险监管背景的新公司，一家保险公司的高层人士对自身公司可能的人才流失表示了担忧，“在吸引人才方面，阳光保险太有优势了，简直是得天独厚”。
《南方都市报》记者谢艳霞则以《南方航空2亿参股阳光产险张维功出任董事长》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中国石化、中国铝业、南方航空和中国外运等均首次涉足保险业……更令人关注的是，将出任阳光产险董事长的张维功曾是第二章阳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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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局长和江苏监管局局长。今年5月，从江苏监管局局长一职调任广东监管局局长一职仅半年余的张维功离任，赶赴北京成立阳光保险筹备组，并担任组长。业内人士预期，除去张维功雷厉风行的性格和广博的保险界人际关系外，股东资源将利于阳光产险在竞争激烈的产险业开拓市场。
人们说，这是一个智力与资本博弈的传奇案例。
大道者赢，虽然张维功在这场博弈中失去了原来在社会中的地位、待遇，重新成为一介布衣。但除了团队没有散去外，更多了解张维功的人在支持和帮助他。也因此，他和他的团队才会重新迎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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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自在。
裂变点在山东潍坊市驻京办事处里的这一段日子，注定成为未来阳光保险永远的力量源泉。
这不仅是种道德上的感召力，更是微观经济学中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把这种理论归纳成一句最简单的语言：
“竞争中的企业个体，因其内部交易费用的高低而存在或消失”。
阳光保险的早期案例再充分不过地证明了这句话。因为在潍坊市驻京办事处的这段日子，阳光保险最初的核心团队，形成了用最低的成本来做最大的事情的作风。在之后关于阳光保险的成长历程的描述中，不难发现的是，这种作风使阳光保险在竞争中受益无穷。
在中国石化和南方航空向这家未来的保险公司投出第一笔股本金的时候，张维功团队和阳光保险春暖花开的日子，到来了。
事实上，对于2004年的保险业来说，宏观上的机会和微观上的混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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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同时存在着。众多国内的企业和组织，都看到了保险业作为开放金融未来一股重要力量的前景。但是对于一个资深团队而言，获得运营资本的可能，困难就在于谁来做第一个推动者。现在有了第一个推动者，拿下资本金，对于张维功这个团队来说，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由于中国石化集团注资，进入股东行列；这之后，中国铝业、中国外运、南方航空等国家级的国有公司如张维功判断的那样顺次进入，速度也越来越快。
2004年12月9日，已经筹到符合要求的股本金的阳光保险开始了筹建牌照的申请过程，他们将申请筹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各种材料呈报给了中国保险业的主管部门—中国保监会。
好消息来得比预想的快。
2004年12月24日，星期五下午，创业团队成员庄良和李东辉两个人赶到了中国保监会，期望拿到保监会允许阳光保险批筹的文件。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中国保监会改革发展部已经通过了阳光产险的筹建申请。
好事多磨，筹建文件已经审批完成，但却需要办公室的盖章，才能成为正式的文件。心急之下，两人急急忙忙赶到办公室，却还是来得晚了一些。负责具体事宜的工作人员已经把电脑关机了，印章也已锁到保险箱了。
当日正值圣诞前夜，庄良因为他的从业经历与保监会交往颇多，经过耐心的沟通，他们拿到了这份文件。
加盖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印章的批文打印件红彤彤的。“从保监会回来的路上，我的手一直在抖！”多年以后，庄良这样描述他回到驻地路上的情景。
当他们回到已经苦等8个月的驻地，一直在等待他们消息的张维功看到他们举着批筹文件走进来的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淡定如常的他，双眼模糊起来。
现在，道路通了。
对于这个结局，北京有一个叫做王安的评论者这样评价：“阳光保险比起人保系统，比起平安、太保来说，是后来者。早期的混沌既是危险和困难，也是机会，先行者有先行者的益处。但阳光保险的国企股东背景，足以让阳光保险信心十足。比起解放初期那遍地开花的小保险公司，阳光保险岂不像只小狮子，有点阳光灿烂。”
阳光保险起程：隐形的翅膀获得了保监会的入场许可只是第一步，整个公司开始运作却重如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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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涉金融的缘故，监管层在严格条件下的开放意味着中资保险的开放是有限的。到2004年年底为止，阳光保险的保险业同行大约是80多家。但是对于个体企业来说，保险事涉方方面面，又必须保持永续经营，因此阳光保险既要快速运行，又要审慎出招。
先天条件的优势在有限竞争的情况下一步步展现出来。张维功和原始团队以往雷厉风行的作风，使阳光保险在获得了入场许可之后充分展示了快速的一面，而具有战略眼光的股东们又使得经营层的总体思路和事前构思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得到完全的施展。
在阳光保险筹备期间，张维功就为未来的公司运营设定了50个字的总体方针：“集众家之长，取自我之道；聚业内人才，纳业外贤士；高起点组建，远战略发展；风雨中做事，阳光下做人；走精英之路，创阳光品牌。”
“这50个字是董事长在10分钟内写下来的，它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阳光保险的追求、理想和定位。”后来担任副董事长的创业团队成员张延苓说。
这50个简单的汉字“征服”了很多行业内的资深人士，并成为阳阳光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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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文化最原始的理念。后来这50个字就成为阳光保险的“经营哲学”，也有人称之为“阳光行动纲领”。
我们将在第三章里看到这50个字背后的故事。事实上，这50个字表达了张维功数十年来对保险业的思考，自然也将会对阳光保险这家未来的公司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可以说，这50个字的深刻寓意，对阳光保险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精心设计的股东结构在阳光保险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在2005年6月24日股东资本到账后的公司创立大会上，就反映了出来。
创立大会的地点是由南方航空的副总经理王全华提议，在海南三亚的亚龙湾假日酒店。巧合的是，这家酒店所处的海湾叫做阳光岛，与公司的名称不谋而合，而创立大会召开的时间是6月24日，距离阳光产险正式获准筹建的12月24日恰好是半年的时间。可以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历史机缘。
2005年6月的海南，对于即将成立的阳光保险来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首次巨头云集的创立大会上，张维功等来了他预期中的支持。
参股阳光产险的主要股东实力强大，涉及行业广泛，中国石化、南方航空、中国铝业、中国外运都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业内龙头企业，粤电力也是广东省最大的上市公司。在阳光产险的股份中，这五大股东的股份相同，与很多公司相比，阳光产险的股东不但不存在一股独大的情况，而且没有派一个人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事实上，阳光保险运营至今，无论是公司的哪个层面，股东方都没有派出一个经营者参与；同时，在公司设立之初即设立了独立董事，开创了保险行业先河，充分体现了其规范和远见。无论是初期的阳光产险，还是之后成立的阳光保险集团、阳光人寿，每年几次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因为有非常好的董事会文化和前期的良好沟通，决策事项均能获得充分的讨论和积极的成效。因此业内人士评论说，在保险行业，阳光保险获得了股东方最少的干预和最大的支持。
在各股东的支持下，一个由从基层干起，成为保险监督官员，又转至商业领域的张维功为首的管理团队经营的保险公司，应声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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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缝隙中的道路，被阳光保险走出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职业经理人制度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由于企业发展了上百年，经过了大型的并购和筹资，公司的所有权由于一再换手而变得极为分散，因此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分离。这种分离使得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而专注于公司治理，而所有者则因为拥有股权而享有分红权。这种制度看来十分完美，但在中国却常常失败，原因就在于历史自有规律。
在市场经济刚刚实行20多年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的职业素质和底线常常由于诚信体系尚未完善而无法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因此他们常常可以以其专业知识与股东之间的不对称信息而对股东不尽责，这种不尽责又因为常常可以逃脱惩罚而泛滥，因此需要时间来进行劣者淘汰。
所以，职业经理人制度很难在短期内全面实现，这就是*教授常常提到的信托责任缺失问题。
但是广泛意义上的缺失，却因为在阳光保险个案中的相互信任而得以解决。四十有余的张维功，以其个人在国企经营和监管位置上广泛被认知的业绩，以及他在阳光保险团队中的地位，确保了股东们在未来公司的经营中可以得到经理人尽责的收益，从而使集中式的大股东们与管理团队能够彼此信任、协同作战，这使得阳光保险在未来的竞争中，开始领先。
事实上，*教授所说的信托责任缺失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保险业内股东与经理人在公司层面的博弈，在有限竞争的保险领域不断发生。因为保险业经营风险和信用，其现金流极大。所以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十分有趣：一方面，一旦由短视股东控股，他可以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本甚至直接从大量流入的客户现金中抽走资本，
进行无成本交易。换言之，赚了是股东的，赔了都是政府和社会的，保险公司是有限责任，大不了破产了事。与此同时，一旦股东出现这种情况，经理人必然更为短视，股东付出的是资本代价，而经理人则以其职业信誉和时间为代价。一旦经理人觉得企业不稳定，则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利。
理论的框架在现实中一定会有映射，事实上，部分保险公司确实如上所述，出现过很多类似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