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未来战争：两个时期中，像《珊瑚岛上的死光》、《波》这样的作品，只是描写冷战中的小范围事件，不能看作战争科幻，除《飞向人马座》中的背景设定外，能回忆起的直接描写当代政治格局下近未来战争的作品，只有80年代的中长篇《神秘的信号》和短篇《桥》（后者曾被《新华文摘》转载）。

终极思考：对大自然和宇宙最终奥秘的哲学思考，这是两个时期中国科幻中最缺少的题材，现在几乎回忆不出一篇这样的作品。

相对于当时的世界科幻，国内还有一些缺失的题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题材的缺失不是偶然的忽略，而似乎是一种有意识的集体的创作行为。这固然与当时的出版环境有关，但不能仅仅归结于此，有些题材的缺失，如超远程宇宙航行，是由当时国内科幻的创作理念决定的。

但外部的影响也在80年代逐渐显现出现，曾经对中国科幻文学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之争，最终以文学派的胜利告终，世界科幻的大环境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在国内迟来的胜利，科幻文学开始摆脱50年代的惯­性­，向新方向发展，一些主流文学作者加入科幻创作也加速了这种趋势，只是接踵而来的低谷截断了这个进程。

外部影响的弱化，对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科幻也产生了一定的正面效应，这两个时期的中国科幻作家们以自己的理念进行创作，中国科幻的创作思想相对独立地发展，使得这两个阶段的国内科幻文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这两个时期的科幻创作中，中国科幻的一大特­色­就是科普型科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并一度拥有主流地位。这种类型科幻的特点是：幻想以现实技术为基础，并且从已有的技术基础上走得不远；技术描写十分准确和­精­确；作品大多以技术设想为核心，没有或少有人文主题，人物简单，文学技巧即使在当时也是简单而单纯的。它们有些像坎贝尔式的科幻小说，但更具有技术设计的特点。科普型科幻在国外也出现过，像阿西莫夫和克拉克这样的大师，很多作品也带有强烈的科普­色­彩。但这种科幻形式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得到充分的发展，科普型科幻的代表作《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影响力，达到了中国科幻的顶峰，其所创造的辉煌至今无人能重复。

笔者一直认为，科普型科幻的消失是中国科幻文学最大的遗憾，这种科幻小说至少应作为一个类型存在，是促进科幻文学风格多样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类型科幻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缺陷，是可以通过创作实践来克服的。

外国科幻对国内科幻创作产生较强影响力的时期，处于中国科幻史的两端，是在清末民初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两个阶段。

科幻文学是一个地道的舶来品，在民族文化中找不到明显的渊源，而清末民初的科幻是中国本土科幻创作的首次尝试，受外国科幻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世界科幻文学也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成熟的理论，也没有后来科幻小说黄金时代中作为独立文学体裁的自觉。这时的中国科幻，文学因素大于科普因素，技术幻想的目的是为了表现文学主题。在以后中国科幻的两个活跃期中，国内科幻的创作理念绕了一大圈才又回到这个轨道上来。

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的这一国内科幻最新的活跃期中，中国科幻文学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的国内科幻一脉相承不同，新时期的中国科幻从作者到创作理念都是全新的，随着外国科幻作品大量的系统的译介，现代世界科幻文学对中国科幻创作产生了更深的影响，在日益多元化的科幻创作中，中国科幻正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曾经有过的鲜明特­色­，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黄金时代传统理念的科幻小说仍在继续创作，但与前两个活跃期相比已有很大不同。科学幻想的时空范围扩展了许多，科幻小说中出现了与现实毫无关系的遥远世界，人类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一个整体描述，科幻作者对于文明生存的目的和宇宙的终极奥秘产生了兴趣，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远离现实的超级技术。这一时期的科幻作者开始拥有“创世意识”，不再满足于在现实舞台上演绎自己的故事，而是试着创造一个在逻辑上自洽的幻想世界。但即使在传统的技术型科幻中，20世纪80年代所确定的科幻小说的文学属­性­也稳固了自己的地位，技术幻想为表现文学主题服务，科普型科幻完全消失了。在传统的技术型科幻中，对国内科幻作者影响较大的外国作家有克拉克和阿西莫夫两位。

这一时期大量涌现的是与科普型科幻相反的文学型科幻，这是科幻小说新浪潮运动在国内的回响。这类科幻小说一般有比较­精­致和前卫的表现手法，且大都是从个人的视角看世界，通过个人的感觉折­射­宇宙的存在，在传统科幻中清晰稳定的现实变得飘忽不定和支离破碎。在文学型科幻中，科学和技术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幻想不再具有逻辑上的自洽，而是常常与晦涩的象征联系在一起。这一类科幻中还有许多华丽清新的作品，它们常常从中国古代历史和神话中寻找题材，在赋予这些历史神话以技术外形的同时，却仍旧保留其超自然的内核。这类作品也使得科幻与其他形式的幻想文学的界限日益模糊。在国内，对这类科幻产生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首推布雷德伯里和菲利普·迪克，另外，贝斯特和奥尔迪斯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赛博朋克科幻：目前对国内这类科幻题材产生影响的外国作品主要有两部：《神经浪游者》和《真名实姓》。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三种类型的科幻作品中，20世纪中国科幻中的科学乐观主义几乎消失了，世界现代科幻中对科学发展的怀疑和忧虑也在国内科幻中得到了大量的反映，未来景象变得­阴­暗了，即使光明的未来时有出现，也是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大灾难。对科学的态度的改变，可能是西方科幻文学对中国科幻创作最深刻的影响。

3.外国科幻对中国读者的影响

中国的科幻读者经历了一个由大众到特定群体的演变过程。在国内科幻的前三个活跃期中，科幻读者是大众化的，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读者较为低龄化，仍未形成特定的科幻读者群。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定的科幻读者群开始出现，最终形成了一个界线分明的读者群体，与此同时，科幻的大众读者在这一时期仍然存在，但呈现出与科幻读者群差异很大的欣赏取向。所以，考察外国科幻对国内读者的影响，应分别从这两个不同的读者群体入手。

首先考察大众读者，外国科幻对中国大众读者的影响是一个很简单的话题，只说一个名字就几乎能涵盖全部：儒勒·凡尔纳，自晚清以来，凡尔纳的作品就不断地在中国再版，据不完全统计，其主要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再版次数近三十次。凡尔纳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中国真正走向大众的外国科幻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的社会影响，是任何其他国内外科幻作品所远不能及的，对于中国大众读者来说，凡尔纳是科幻的象征，甚至对相当一部分人而言，也是科幻的全部。在我所认识人中，有百分之九十除了凡尔纳说不出第二个外国科幻作家的名字。

凡尔纳能在中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原因。首先，他的小说在思想上比较单纯，且格调健康明快，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畅通无阻地出版发行。也正是由于这种单纯的格调，使得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可以放心地把它们推荐给孩子们阅读。同时，凡尔纳在他的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乐观主义和人类征服自然的­精­神，也比较符合中国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科学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倾向。当然，凡尔纳作品在中国的流行，与它们独特的艺术魅力也是分不开的，那种流畅明快的19世纪冒险小说风格的叙事方式，其中穿Сhā着­精­确的知识内容，简单但鲜明的人物形象，很契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除凡尔纳之外，在中国较有影响的另一位科幻作家是乔治·威尔斯，但其影响力远不如前者。与凡尔纳不同，威尔斯的作品大都被从社会学和政治角度解读。

阿西莫夫在国内大众读者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由于他的长篇科幻作品较晚才进入国内，而他的《自然科学导游》20世纪80年代初就翻译出版，所以他更多是以一名科普作家为人所知。

除以上三位外，其他外国科幻作家在国内大众读者中都影响很小，中国大众读者对欧美当代科幻文学是普遍陌生的。

中国民众对外国科幻的印象，主要来自影视作品，曾经有数部美国科幻影视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有20世纪70年代初上映的《未来世界》，80年代初的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以及日本的科幻动画片。但这种影响可能与当时的影视作品数量少和娱乐形式单一有关，总体来看，美国科幻影视在国内的影响力，不如其他体裁的影视作品。如星战系列在国内放映后，反响不大，远不如《泰坦尼克》这类影片。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了特殊的科幻读者群，主要的构成是大中学生，虽然与大众读者相比人数较少，但已经成为较为稳定的科幻读者群体，是目前国内系统引进的外国科幻作品的主要受众。

科幻读者群有着比较鲜明的阅读取向。首先，他们很在意科幻的定义，倾向于黄金时代风格的科幻小说，因此，这类科幻的代表，如阿西莫夫、克拉克、罗伯特·索耶、弗诺·文奇等，在科幻读者群中有较大影响。同时，一批叙事和语言风格明快、可读­性­较强的科幻小说，如《安德的游戏》系列，也很受欢迎。

另一方面，语言复杂、风格前卫和文学­性­较强的科幻作品在国内科幻读者群中的影响就小于前者，举一个例子：同是赛博朋克科幻，《真名实姓》在国内读者中的影响力就比《神经浪游者》大。新浪潮风格作品的影响力普遍小于黄金时代风格的作品。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西方科幻中大量出现的以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历史为背景的主题，如对­干­预生命和人类进化的禁忌、末日的救赎等，在中国科幻读者中也难以产生同鸣。

以上只是对外国科幻在中国影响的简单介绍，科幻从西方进入中国已有一个世纪，其间有过中断，也充满了曲折，相信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科幻文学的引进和交流，将日益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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