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在这个简易工棚里的这张铺有一层草垫和一层棉絮的床上躺下时，就会想起大约半年前我躺在火车站候车室旅客休息椅上的情景。

那时，我还是二十岁，现在我已经过完了二十一岁生日了。

警察没有到S市的火车站去抓我，或许是他们去晚了。当他们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不过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却是很小，毕竟我是在火车站等了整整半夜。直到火车站的治安管理员把我当作一个流浪汉撵出候车室大厅。我不知道警察为什么不来捉我这个逃犯，大概他们把那个电话当成了恶作剧。随他去吧！我把手机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筒，连警察都放弃了我，而我又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当手机掉进垃圾筒后，谁也无法再与我联系了。对于这一点，我有些兴奋，这简直就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啊！

已经有多半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呆在S市，没有回过学校所在的那个城市。并且我还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当上了一名建筑工地上的民工。从上工的那天开始，我就整天头上扣着个乌龟壳似的黄|­色­头盔，这头盔暂且不管质量如何，是否真的能够做到安全防护，但是我觉得戴上这个头盔后，真的能够与过去的我割裂开来。不过，我也一直尝试着这么去做。在这个建筑工地里，我很少说话，装出一副刚进城打工的样子，装作把一切都看得很神秘不懂的样子。然而，事情并不是像自己想像得那么简单。在我刚刚来到这个施工队上的时候，这些来自农村的工友们，大都是经历过打工潮中风风雨雨的人，他们对我都抱有强烈的好奇心。首先他们是对我相比而言较为白皙的皮肤和松弛的肌­肉­产生了兴趣，说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民工兄弟，认为这副身子骨是不应该来到这里­干­苦力活的，所以他们还认为我大有来头。而另外一件事情的出现又恰恰在证明他们判断的正确­性­。我第一次走进这个施工队找活路的时候，便被工头拒绝了。当时我的怀里还揣着那二百元钱，我自然想到了为它们找到出路的方法。于是，便毫不犹豫地将带着体温热乎乎的二百元钱，如数塞给了这个在施工队里说一不二的家伙。这二百元钱好像是被灌注了某种魔力，起到了超乎我想像的非凡作用。我甚至怀疑此时塞进这个家伙手中的二百元变成了美金。很快就有两个民工离开了这个施工队，而我便顺理成章地因为施工队缺少人手加入进来。真不知道这个家伙使了什么招数，竟然能够做得如此漂亮。当然这就更加增添了我的神秘­色­彩，花二百元钱进一个建筑工地上的施工队当民工，吃苦受累，在众多民工的眼里看来是一种相当怪异的行为，认为我非富既贵。从众人对我的认识中，我偶尔可以感觉到，他们有时会把我当成香港制作的劣质影片中因某种原因而刻意到艰苦环境中体验生活的富家公子。或许，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认识，在工地上­干­许多重体力活的时候，大家总是为我提供方便，谁也没有怀疑到我是一个杀人凶犯。

人难道真的是具有两面­性­的吗？

我每日在工地上隐名埋姓地劳作，傍晚下工后，我又总会跑到火车站去看有没有围捕的警车去那里搜捕我这个杀人逃犯。毕竟我那个考虑自首的电话是从这里打到警方110的。没料想这天傍晚，确实是有一辆警车鸣着警笛来这里追捕逃犯。躲在人群中的我有一种狂热的惊喜，心中念着逃亡的日子终于可以结束了。我不由自主地双手伸出来，就像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束手就擒的犯罪嫌疑人那样，等待着手铐卡上手腕时的吧嗒声。可谁知道，我这是在等待戈多。警察从我的身边疾步冲过，将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摁倒在地上。

我失望了。警察为什么还不来结束我的逃亡生活？我胆战心惊地看着被摁在地上的歹徒，畏缩着把手放了下来。我始终是被这种极为矛盾的情绪所纠缠着，也就是在我不知该如何从这种矛盾的情绪中解脱出来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陌生的姑娘。我是在一家小酒馆里认识她的——一个从外地来的打工妹。

那天，我­干­了已经两个月的时间，工头只给了一个月的工钱——三百元。于是，我便决定解决一下久未沾到油水的皮囊饭袋。施工队上的饭食简直太糟糕了，饭菜简直如同泥土一样粘在胃囊里不好消化，加上长期以来矛盾的自我厌恶情绪，我的意识已经开始错乱了。任何的娱乐项目都没有，有的只是看一下三流小报上登的荤事趣闻、凶杀卖­淫­之事，再就是与那些跟我一样满身冒着汗酸味道的工友们，在一块打打残缺不全的扑克牌，这简直是在受罪。我感到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出苦涩的闹剧。我是怀着这种心情，腰里揣着三百元工钱走向一家位于工地不远处的小酒馆的。这是一家我早已经注意了的酒馆，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是因为每天傍晚我去火车站打算自首的路上总是路过这家酒馆的店面，或者说它在一直注视着我，观察着我。

推开玻璃门，走进酒馆，我选择了一张靠着窗户的桌子坐下。一位穿着白­色­衬衣、蓝­色­牛仔裤的服务员走到我的桌前，递过来一张塑料压膜的菜单，说：“先生，请点菜。”她的普通话说得十分标准，有些令我吃惊。我好奇地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外地来打工的女服务员。她说不上漂亮，但皮肤白皙，带着一丝稚气的眼睛此刻也正看着我。我没有看菜单，而是看着服务员的脸，随便点了两个以猪­肉­为主的荤菜和一碗米饭。

这家小酒馆很冷清，只有我这么一个吃饭的顾客。这里的员工与吃饭的客人数正好成正比，也就是这位外地来的打工的服务员。惟一的女服务员把菜端上来时，我对她说，你不像是从农村来的打工妹。

她也对我说，你也不像是从农村来的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