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营绞尽脑汁想办法入股未来世界三大教之时，同行的其他人也没有闲着。

杨朱和尹喜努力了几天后总算搞懂了一些日常用语，以结巴的河南腔古梵语，各自寻找当地智者婆罗门请教问题去了。

杨朱关注的主要是舍卫国的政治宗教方面的制度问题，看来他还没有对救万民于水火死心，想要在域外寻找答案。

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比起被管仲强国思想惊醒的中华大地，古印度的制度更显得原始，还属于纯粹的奴隶制度范畴，毫无借鉴意义。

而且悲剧的是这种奴隶制度还没有儒家仁义学说的制约，可以说是一种强势者单方面毫无约束的残暴，唯一能让作恶者有所警惕的只有早就流传的因果说。

佛教其实也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才应运而生的，既要劝诫那些残暴的统治者行善，给予底层社会一个喘息的空间，又不能触犯统治阶级的权威­性­。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因果学说上，要让统治者们相信恶有恶报，人的一切行为转个圈又会作用到自己身上，用这套学说来约束统治者，麻痹老百姓。

这是个近乎完美的理论，可以说比儒家单方面提倡仁义要诱人许多，既给了底层民众希望，让他们不至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转为安心忍受苦难，求取来生的福报，又制约了上层统治者的**，不至于把底层劳动者逼上绝路，可谓一石二鸟之计。

但是虽然因果学说对于这两个阶级都安排的四平八稳，无可挑剔，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那就是已经罪恶滔天的现行犯该怎么办？有些统治者的罪行就算散尽家财都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而且人家未必肯一贫如洗的来赎罪。

佛陀的方法是让他们供佛来赎罪，既安了他们的心，让他们不至于破罐子破摔，把罪恶进行到底，也使得僧众受益，进而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

就这样，佛教自己竭力提倡的完美因果学说被自己一手打破，只要信佛就可以脱因果。

这就给后世很多聪明人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不管你生平如何作恶多端，罪行滔天，只要临死时念了佛就可以对平生的罪行免单。

而很多根本不理会佛教说法，我行我素甚至反对佛法的大恶人也被佛教宣称为其前世行了大功德，才有今日之权柄地位，最著名的就是魔王波旬。

可以说佛教本来就是古印度地区诸国为了调和上流社会和底层人民之间矛盾的产物。

虽然佛陀还没有真正证道，但是因果学说并不是佛教创，而是早就在恒河诸国间流传，属于苦行主义者的产物，他们坚信今生吃尽诸般**和­精­神上的苦头就可以在来世得到无尽的福报，投胎婆罗门，佛教只是把它扬光大罢了。

杨朱的自我分辨能力还是很强的，没有被这种看起来很美的说法打动，一方面也是因为华夏此时根本就没有轮回转世投胎的意识，他们只相信死后有灵，可以在黄泉地府继续生前的一切，所以人殉制度在华夏还是很流行的，如果人死了就投胎，赤条条的什么都带不走，那还需要那么多殉葬品­干­什么？

即使是后世佛教轮回说传入中国，被百姓们信奉遵从，一样没有彻底抹杀中华本土流传的黄泉概念，清明祭祖永远家族中是一件头等大事。

只有到两百年后道家的庄周才会明确提出生命之间转化的概念，最有名的就是蝴蝶说，当然，虽然时间上晚了一下，但并不能就此认定一定是庄周抄袭了古印度的因果轮回说。

此时根本没有轮回理念的杨朱怎么会接受古印度婆罗门如此异端邪说，加上他所学的梵语着实有限，对于一些华丽的演说听得似懂非懂，昏昏入睡，只好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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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杨朱不同，尹喜则是把长生久视之术放在第一位，对于古印度神话传说相当有兴趣，随手拖了个无所事事的当地人给他讲解。

很显然，尹喜对于古印度人那种吹破苍穹的演说方法免疫力很差，被古印度神学体系唬的一愣一愣的，虽然有一大半没有听懂，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狂热的求知欲，在反复追问中，尹喜的梵文水平突飞猛进。

一个个古印度神祇在尹喜心底留下了深刻印象，湿婆的强大，毗湿奴的权威，梵天的无能，一副古印度神祇生活画卷展现在尹喜面前，尹喜听得连连点头不已。

渐渐的开始说到众神为了长生不老药而搅拌­乳­海的神话上来了，尹喜顿时­精­神一振，全神贯注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