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跪在灵前的六儿将烧纸的瓦盆掂起，啪地朝地上砸去。随着瓦盆碎裂的脆响，吹鼓手们提足­精­神猛吹了起来，棺木也随之而起，六儿也跟着棺木的启动悲声大放。

灵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六儿，未免孤单软弱，他之所以叫做六儿，是父亲按金家子弟的排列顺序而定，暗中承袭着金家的名分，按说，此刻我应该跪在六儿的身后，承担另一个孝子的角­色­，而现在却只能在一边冷冷地看着，如一个毫无关系的旁观者。

棺木出了小院，向南而去，送殡的队伍除了那些杠夫以外只有张家父子两人，六儿打着纸幡走在头里，他的继父，石匠张永厚抄着手低着头走在最后头。

乐人们夹着响器散了，回了各自的家。

远房亲戚说要加紧收拾，不能耽搁，再不招呼我们。

我在路口极庄严肃穆地站着，目送着送殡队伍的远去，在雪后的清冷中，在­阴­霾的天空下，那团由杠夫衣衫组成的绿，显得夸张而不真实……我想，我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下来，回去一个细节不落地说给我的父亲。这是我能做到，也是应该做到的。

不知此时坐在吉祥剧院看《望江亭》的父亲是怎样一种情景。

七

“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这该是多么凄惨的感情缺憾，多么难与人言的酸楚，遗憾的是后来父亲从没向我问及过谢娘的事情，在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几次有意把话题往桥儿胡同引，都被父亲巧妙地推了回来，看来，父亲不愿谈论这个内容。所以，谢娘最后的情况，父亲始终是一无所知。

为此，我有些看不起父亲。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去世了。

我到桥儿胡同找过六儿，小院依然，枣树依然，他那个当石匠的爹正在院里打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怎会还有人使用这个东西。石匠已经记不得我了，我也不便跟他说父亲的事。打听六儿的情况，知道他在永定门的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针。

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里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针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严峻，进来也不坐，挓挲着手在屋当间站着。我说了父亲不在了的事，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掉不下来了。张师傅说，您跟我说这样的事有什么意思么？这倒是把我给问住了，我停了一下说，当初您到我们家说令堂不在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呢？张师傅看了我一眼，从那厌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当年六儿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胜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没等我出门，他先拉开门走了。

我回来将六儿的态度悄悄说给老七，老七叹了口气说，怎的把仇竟结到了这份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更何况还有个父子相亲的情分在其中，既是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进来一包衣物，说是一姓张的人让带来的。金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长袍马褂的老式装裹，无疑这是送给去世的父亲的。我知道，这是六儿连夜为父亲赶制出来的，说是无情，真到绝处，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其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椁，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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