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正如英国­精­神病学家戴维?希利（Dāvid Healy）谈到的，20世纪90年代，制药公司开始对这种以前很罕见而且少为人知的疾病予以关注。它们的商业­性­活动包括发行新杂志，建立双相情感障碍的社团组织、召集年度会议，为新治疗方法大作电视广告，为心理健康从业者举办研讨会等。在这段时期，父母们和临床医生很难躲避有关双相情感障碍疾病的声音。希利医生说，随之而来的，就是滚雪球效应。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的病例越多，临床医生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这种疾病的确诊率也便越来越高，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该疾病的诊断。被归入到这种疾病的新症状标准，使双相情感障碍疾病变得颇为普遍，以至于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收治了成群结队的学龄前儿童。希利说，甚至有一个两岁大的幼儿也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病人。

现在，双相情感障碍的流行主要基于以下几个“任意而为”的理由：当为心理疾病分类时，克雷佩林依据的是他自己的直觉，而不是确实的科学数据；1980年，诊断手册扩展了他最初的定义；其后，制药企业的市场推广活动，又将更多的人引入到了这一领域。因为看到了双相情感障碍的发展态势，所以，­精­神病医生们开始觉得到处都能看到这种病例。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已经陷入了判断偏差的第一个陷阱——“武断地贴标签”。

对任意信源（Arbitrary Information）的信赖本身，就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问题，但是，第二个陷阱——也就是我们忽略那些与我们的最初判断相左的客观数据的倾向——将这一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了。最近，心理学家布鲁斯?万姆波尔德（Bruce Wampold）向我们解释了第二个陷阱发挥作用的机理。万姆波尔德博士信赖经验­性­的数量证据，是个客观数据的信徒。他以自己获得数学学位和心理学学位所受的训练，发现了­精­神疗法（也称为“心理疗法”）成功的奥妙所在。对­精­确­性­的执着追求，意味着万姆波尔德必须有足够多的数据，才能确保自己获取全部真相。只有在考虑了对­精­神疗法有效­性­的所有科学研究结果以后，他才开始进行荟萃分析。

万姆波尔德进行的典型回顾­性­研究和分析是这样的：一组出于各种理由寻求治疗的真正病人，被随机分配给不同的治疗专家，有些专家采用“诊断医学”模式，另一些专家则不遵循这一模式。经过一个疗程之后，病人被问及，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如何。另外，他们还被问到，他们的忧虑是否有所缓解以及他们对治疗的总体感受如何。这一涉及到数千位病人和数百位治疗专家的回答和各种变量的实验，为万姆波尔德带来了丰富的数据。当他处理这些数据时，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

万姆波尔德的发现表明，使­精­神疗法成功的，是三个截然不同的要素。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理解的是才能。就像既有出­色­的经理也有蹩脚的经理一样，有些治疗专家确实比其他人更富才­干­。有些临床医生——无论其理论定位如何——因为对病人施治的高效和成功而引人注目。万姆波尔德发现的第二个要素称之为“联合治疗”herapeutic Alliance）——指施治者与病人之间关系的质量。比起那些与病人关系不佳的治疗专家来，与病人拥有良好关系的治疗专家取得的治疗结果更好。第三个要素是：该项研究是否允许治疗专家采用他们觉得最舒服的治疗方法。

令人惊奇的是，诊断模式在­精­神疗法中并没有什么作用。也就是说，采用诊断医学模式的治疗专家施治的病人，比那些并没有采用诊断医学模式的治疗专家施治的病人，治疗的结果既不更好，也不更糟。正如我们采访万姆波尔德时他告诉我们的，“诊断模式是不相关的，采用哪个诊断模式并不重要。你只管去诊断各种症状——忧郁、恐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但诊断的模式却并不重要。某种治疗方法对应某些心理失调的整个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也就是说，“具有重要影响的并不是某种特别的治疗方法，而是治疗专家与病人的协作能力产生了协同效应。”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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