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世 界兮 除压 迫， 团结 我劳 工。

这首歌是我国工人歌曲萌芽时期的一首突出的代表作，其简朴、深刻的歌词充分反映出无产阶级改天换地的革命气魄。歌曲采用英、美歌曲《试试，再试试》的曲调，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定­性­格。

七、李立三的第一次被“追悼”

面对工人的大罢工，路矿两局恐慌万状，一面派代表经商会与俱乐部接洽，一面­阴­谋加以破坏。

先是由总监工王鸿卿出面召集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方法。议定由工头们各自去请自己的亲属，许愿入井不做工，工资照付。因此，有少数工友为亲谊及金钱所惑，答应下井。但工人监察队管理十分严格，不许其下井。如有下井者，即以武力阻止；对已下井者，不准其外出，任其在井内饥饿，至第二天下午，俱乐部才下令将其放出，再加劝导，令其悔改。于是，各工友再无敢自行上工者。

王鸿卿见此计不成，便又密遣暗探去刺杀李立三。他对暗探许愿说：“事成之后，想当官的，连升三级；没钱用的，赏银洋600元；要女人的，安源女子任凭你挑。”

暗探走后，王鸿卿又打电话给总公事房，要文书写悬赏令，捉拿李立三。湖南军阀赵恒惕也到处张贴通缉令，限期抓捕“匪首李能至”。工友闻此大愤，“声言：俱乐部主任若被杀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工友们对李立三严加警卫，不让他外出；即使他偶尔外出有所接洽，不出20分钟，必有数万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出入”。“工友保护首领如是周到，使王鸿卿再狡猾的手段也无从所为了”。

一天，李立三偕夫人李一纯秘密回到醴陵，为了躲避敌人的暗探，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里，而是隐居在一个朋友家。一次，他夫­妇­在老关车站(醴陵和萍乡交界处一个小站)遇见一个在站上工作的同学，被拉到家里去吃饭。

席间，那位同学给手下人使个眼­色­，那人立即溜进办公室给株洲打电话，要株洲火车站马上派机车来，把工运“魁首”李立三劫往长沙。

事也凑巧，那人在打电话时，被一个工友听到了，他快速给开往安源的火车司机报了信。

酒毕，李立三夫­妇­起身告辞，那位同学又是沏茶，又是递烟，一再苦苦挽留。这时，开往株洲的机车，鸣叫着开出来了，李立三那个同学，满脸­奸­笑，陪着李立三夫­妇­向车站走去。

正在这紧要关头，一大批工人举着洋镐蜂拥而来，呐喊着包围了车站，把李立三夫­妇­抢走了。

敌人的­阴­谋再一次破产了。工人们簇拥着李立三，向阳三石芋园——李立三的家走去。

路矿两局为瓦解工人意志，又施一计，买通当时官方报纸，登了一则消息，言李立三为罢工事至长沙，为湘省督军赵恒惕所擒，腰斩于长沙小北门外。

这一招果然有用，报纸到了安源，立时在工人中引起震动，恰好李立三又被秘密藏起来，更让人信以为真。李立三得知此情，当即找了个机会公开露面，从而安定了工人之心，揭穿了当局的­阴­谋。

但是，这张报纸的消息却不胫而走，甚至远传到了尚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的耳朵里，大家对这些消息都信了，因为都知道国内的斗争很复杂。于是，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的学生集合在巴黎郊外的华侨协社里，由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主持，专为李立三举行了他平生的第一次“追悼会”(李立三一生共被开过4次“追悼会”，后文将陆续提及)，“沉痛悼念李隆郅”。为此，“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这年的10月1日出版的机关刊物《少年》第3期上，还刊登了一则套黑框的消息，题为《一个悲壮的报告》，实际上等于为李立三登了一则“讣告”。直到后来安源罢工胜利消息传到法国后，大家才知道李立三还依然活着 ……

再说路矿当局无计可施，便改变手段，企图采用武力镇压。由于王鸿卿与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有姻亲关系，经与萍乡县知事范子宣密谋，把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戒严司令部，派驻扎老关之第二旅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并以每人每天两元钱的高价，请来数百名军人。

14日下午，镇守使派步兵团李团长带一个营的兵力驻进矿山。15日李旅长和陈参谋长也抵矿，派兵占据俱乐部及各重要工作处所，架起了机关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杀气腾腾。

罢工工人见军队占领俱乐部，极为愤怒，数千工人在周怀德和袁品高带领下，冒死冲入俱乐部，向士兵大力开展宣传。士兵无法，便由后门山背鼠窜而出，口里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情？我们不过是王(鸿卿)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

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8)

八、俱乐部命令胜过军令

在大罢工中，由于李立三领导的党组织紧紧地依靠了工人的团结和斗争，争取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巧妙地利用了统治阶级的矛盾，从而使敌人无论是武力威胁还是利诱分化瓦解，都未能得逞。罢工工人一直保持高度的纪律­性­，俱乐部的命令胜过军令，遇有事故，一呼百应。

罢工开始后，俱乐部监察队佩戴着红袖章，拿着小红旗，带着铁­棒­、岩尖等武器，组成若­干­小分队，雄赳赳地在各街市及工厂附近站岗、巡查，以维持秩序。墙壁贴满俱乐部的布告：“候俱乐部通知方可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联络。还派出侦察队随处刺探消息，防止敌人破坏。秩序井然，社会各界无不佩服。

罢工之初，商家大起恐慌，怕被抢劫，因此，不到天黑，就纷纷闭市，尽管这样，街面上却仍然“风平浪静”，除工人监察队和警兵外，绝无闲杂人等。秩序之好，出乎意料所及。原来在街上、在宿舍区进行赌博是常有的事情，而在罢工期间，均已杜绝。工人皆居家中不出，没有俱乐部的条子，都不准通行。连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都要到俱乐部来请求发给他们徽章。这时候的俱乐部，简直成了惟一的“独裁政府”!所以，戒严司令李鸿程也叹惜他的军队也没有这样好的纪律。声言：工人不妨碍秩序，他也决不­干­涉工人！反而积极维持罢工秩序，出力甚多。

罢工一开始，就有商会代表谢岚舫与地方绅士陈盛芳充任调解人，在俱乐部与路矿两局间联络沟通。至当天晚上，路矿当局回信称：“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代表说：“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入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15日，路矿两局的李寿铨、李毂环、舒修泰和商会的谢岚舫派陈盛芳把俱乐部主任李立三请到商会进行商谈，仍提出先开工后商条件，遭到李立三的严词拒绝。

16日，绅商学界来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后商谈条件，俱乐部代表表示：当局不承认复工条件，即无说话之余地。随即向社会各界再次发表宣言。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宣言

(1922年9月16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

米也贵了，布已贵了，我们多数工友——窿工还只有二十个铜子一天，买了衣来便没有饭吃，做了饭来便没有衣穿，若是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饿死的一条路了!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我们不能赤着身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路矿两局只要将那纸烟酒席费节省一点下来都够给我们要加的工钱，但我们停工已经是几天了，他们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我们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几点钟的工，还要受人家的打骂，遭人家的侮辱，我们决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现在我们停工几天了，路矿两局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路矿两局要强迫我们去死，我们自然是非死不可，现在两万多任务人都快要死了!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你们能见死不救吗!

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惟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们!我们两万多人快要死了!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与此同时，俱乐部还散发了传单对副矿长舒楚生的罪恶一一列举，传单的全文如下：

舒楚生，罪恶大，把我工人当牛马。

吹牛皮，说鬼话，­阴­毒心肠都是假。

俱乐部，问过他，满口赞成满口夸。

说我们，志气大，将来帮忙总有他。

有津贴，有大厦，都是楚生口中话。

到如今，都不把，反求官厅把人拿。

此恶贼，真可怕，做鬼做人都是他。

粮子修，墙壁画，处处有钱工程大。

独苦我，劳动家，血汗辛工都不发。

修马路，名誉假，勒捐工头如牛马。

敲竹杠，答官话，如狼如虎用稽查。

纵横行，真威煞，安源皇帝就是他。

此恶赃，若不杀，工人那有活命法。

劝同胞，力齐下，捉着楚生活的吃！

齐会议，把工罢，做鬼做人且看他。

请镇使，雷霆发，驱走恶贼保大家。

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9)

16日午刻，路矿两局派人来俱乐部，请代表去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工人代表刘少奇前往矿局办公大楼与戒严司令见面，声言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多方恐吓，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临危不惧，严驳斥，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司令威胁说：“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里!”工人代表愤然说道：“就请你下令制裁去!”随后，舒楚生矿长也到了，说工人是无理罢工，要工人及时上工。工人代表请其磋商复工条件，舒不肯；陈参谋长也出面进行威胁。这时，数千工人闻讯赶来，把戒严司令部包围着，喧声如雷，声言请工人代表出来，请李鸿程旅长与舒楚生副矿长有事到俱乐部去商量。刘少奇出外向工友解释后，复又入内与李鸿程和舒楚生谈话。这时李鸿程改以调停人口气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刘少奇厉声说道：“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于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砍碎罢!”这时，李鸿程与舒楚生都软了下来，一再说客气话。刘少奇返回俱乐部后不久，李鸿程即派人给俱乐部送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表示愿充当调解人，请从速解决。

16日夜12时，俱乐部通过商会陈盛芳给矿长李镜澄送去紧急信息：如商量(复工)条件即(刻)开议，如无商量，李隆郅(李立三)即离安源，听工人暴动，等等。李镜澄立即约李毅环紧急会商，两人同意“只有保产之一法”。

由于俱乐部的组织十分严密，工人群众团结勇敢，一切破坏手段均遭失败。到罢工第四天，即17日，电机处、锅炉房烧煤将尽，发电机、鼓风机、抽水机行将停转，矿井面临毁灭危险，又迫于商会及地方绅士之请求，江西督军和路矿首领，慑于工人的强大威力，深恐局势不可收拾，转而力主和平解决。于是，矿长李镜澄不得不派出代表同商绅人士与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就复工条件细加磋商。

17日下午4时，路局代表李毅寰(株萍路局机务处长)、矿局代表舒季俊(萍矿总局文牍科长)，偕商绅四代表，假民房与俱乐部代表李隆郅磋商条件。李立三与路矿两局代表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经过商绅的从中调停，到18日凌晨2时，俱乐部才同意将原提17条复工条件略加修改合并为13条。李立三称：这是最后之宣言。这13条无可再行让步，可，则立即开工；不可，则听众工所为，我也无法制止。当即限路矿当局于18日9时答复。

这样，在李立三的逼迫下，18日上午路矿当局才不得不派出代表与李立三在路局机务处签订了正式条约。条约内容如下：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注48)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个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一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晌，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矿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月(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矿总局全权代表舒印

株萍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印

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能至印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协定

九、安源工人的盛大节日

18日上午，签订条约的消息一传出，万余工人欢呼胜利，汇集到大­操­场，俱乐部即决定召开庆祝大会，在­操­场中央临时搭起一个演讲台，挂上俱乐部的旗子及国旗。

下午两点种，“数百名工友手持小红旗，拥着李立三来了。李立三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立三在工人中的威信极高，尽管人山人海，只要他手一挥，就没有一个人做声说话了。”“数以万计的工人群众，鸦雀无声听他们所渴望的报告。”李立三先宣布了与路矿两局签订的“十三条”，同时发出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宣言称：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知识呵!

我们得了肖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满解决，我们深深地谢谢他们!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我们现在要祝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启

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10)

李立三接着说：“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解决，终究我们是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各位暂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去上工。

李立三演说完毕，全体共呼“劳工万岁”！随即，几十名工友一齐点燃了爆竹，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李立三迈步作前导，群众齐齐跟随在他身后，开始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旗帜蔽天，爆声震地，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安源城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此发出祝贺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贺安源罢工胜利

(1922年9月)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敞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至此，这次罢工以完全胜利而告结束。正如刘少奇所说：“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花费计120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十、特别故事：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廉政建设

这似乎是多余的，却也是不能不加上的特别故事。

由李立三发动和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不仅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完全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典范，而且在廉政建设方面，也很有特­色­，在80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失其开创­性­的意义。

李立三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为了防止和清除腐败现象，保持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思想教育工作，并积极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后，俱乐部有少数职员“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悦”。以权谋私，违反纪律者屡有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李立三等先是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反复告诫大家：“我们是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干­这种改造社会事业”的；“工人领袖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事业便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将来的事业还很大”，“假若各人都要得相当的报酬，那不又把社会上弄得不平等吗？那我们就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李立三要求大家“把自己心里洗刷得清清洁洁，然后不致作出违背主义的事情。”

随着罢工的胜利，参加工人俱乐部的人员猛增至12000多人，为了充分体现和贯彻以真正为工人谋利益，解除工人所受阶级压迫与痛苦的宗旨，在李立三领导下，进一步修订完善了俱乐部总的章程。按照“民主的集权”原则，确定以“十人团”为基层单位，建立代表会议制度，让工人参加管理。

总章规定：以十代表大会为俱乐部的最高权力；由十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代表与百代表所组织的总代表会议与百代表会议，是俱乐部立法、行政及管理的最高机关，等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代表会议有权指挥俱乐部及俱乐部所属一切机关。

这样，建立起一套集体领导的体制，避免了少数人专权的家长式领导。

为了能够忠实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服务，防止个人谋取私利，俱乐部又陆续制订了一系列完备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均经俱乐部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具有绝对权威，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不论是领导者，还是普通部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不管是谁，如果违反了制度，都会依章制裁。

俱乐部制定了《办事细则》，作为《总章》的补充，对部员总的行为准则，作出规范。《细则》一共有21条，其中第3条规定：凡各代表、股长、­干­事有不称职时，得由主任团或总代表提出于总代表会议依法处理之；第13条规定：本部各种罚款，皆移作书报室及公共阅报处之用，收费由本部庶务处负责，此项账目每月须在本部公布一次；第17条规定：以后本部经费，无论何人，概不出借；第18条规定：会计股每日须将其收入付出现存之款项，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须将其预算案及决算案，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半年须作总报告一次。

不仅如此，俱乐部一开始就注意加强纪律­性­方面的规定。比如规定：“俱乐部职员，如办事不公或手续失错，小事可由最高代表会揭示于俱乐部，以示薄惩；大事则撤换另选，最大事可送法庭惩办”。“禁止部员赌博，并派余江涛君至各区房子巡阅，又派各总代表为‘禁赌员’。”“派定查账委员3人，兼监督驻部职员之职，任期3个月。”“本部人员凡与两局(指铁路局和矿务局)职员沟通者，即行开除，永不恢复。”“如有总代表赌博，决从严处罚“。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也制定了《办事公约》，其中第7条规定：“本社人员应各尽职责，如有放弃责任，致社内发生无意之损失，或账目模糊，或有其他情事者，得由总经理会同俱乐部主任团查明免职，并令其照数赔偿其损失。”第13条规定：来宾餐宿分公私两项：甲、凡与本社有交易往来及临时来社帮忙者，其餐宿均归社会公理，但必须先由招待人通知杂务股经理，得其允许方可开餐，最多亦不得无故连住三天以上；乙、本社职员如有亲属戚友必须在社内餐宿者，远客不得过三天，近客不得超过一天以上，事前仍须通知杂务股经理，得其允许，如有特别情形，须超过定章以外者，伙食费归各自办理。

由此可见其管理制度之严密与监督机制之健全。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严密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监督机制，才有效地抑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促进了廉洁风气的盛行。

第一部分发动和领导安源大罢工(11)

例如，当时，有一个股的经理陈枚生欠公款千余元，被发现并经查实后，俱乐部代表会议便依章作出将陈的房屋、用具封存，限期缴还公款，免除其经理职务的处分决定。

罢工胜利后，俱乐部经过斗争，第一次迫使路矿当局按照罢工时双方签订的十三条协议中所规定“年终半个月夹薪”条款(即年终多发给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与全体工人兑现。根据俱乐部总章条款规定，此夹薪之一半，共银元为25000元，由工人交俱乐部使用。俱乐部以此为基础，加上部员入部费(每人每月缴一天的工资)和常月费(每人每月每元工资收入缴一枚铜元)以及罢工协议中规定的路矿两局每月给俱乐部200大洋的津贴费等，俱乐部逐渐积累起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

如何使用好这些资金，防止发生问题，俱乐部建立了一套民主监督机制，把经济管理工作完全置于广大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

一是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最高代表会议决定推选出由九人组成的经济委员会，职权是“对消费合作社、教育股、会计股之账项，每月均审查一次。”

二是建立广泛的由广大工人群众进行民主监督的制度。规定经济委员会对各股的账目每月审查无讹后，由本会审查部主任及委员盖章，张贴在俱乐部门前，让广大工人群众了解俱乐部的收支情况。现在保存的安源工运资料，有经济收支的详细记载，连1922年4至9月共6个月“李隆郅借款九十元”(实际是6个月的生活费，每月15元)和1922年年终账目中“付李能至一百三十二元”都有详细记载，并公布于众。

安源工运中廉政建设的另一个方面是领导者模范地遵守规章制度，廉洁奉公，率先垂范。

李立三、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始终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疾苦，同工人群众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

罢工胜利后，工人普遍增加了工资，工人代表会议一致提出要给俱乐部的负责人每月200大洋的饷薪，可李立三、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为了不让俱乐部的领导者享受超出工人生活水平的任何特权和津贴，他们主持召开俱乐部­干­事会议议决：“驻部职员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五元……本部派员出差，除路费外，每日伙食费八角；消费合作社之总经理及经理之生活费，每人每月十五元。”这样就使每个部员对于自身的权力和生活待遇方面都有章可循。李立三、刘少奇率先垂范。

据当时俱乐部会计股的财务报告记载，李立三从1922年9月至1923年6月共10个月中合计支洋145元(李立三虽然于1923年4月已离开安源去武汉，但仍然担任着安源俱乐部的主任，刘少奇只是代理主任，直至8月俱乐部改选，才由刘少奇任主任)，刘少奇从1922年9月至1923年10月共14个月中合计支洋199元，平均每月都不到15元，同工人保持相同的水平。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工人谋利益，“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力”的­精­神，受到工人们的高度赞颂。工人们说：“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正是领袖们的廉洁自律和无私奉献，使这里的党组织同工人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成为人民群众能长期跟党同心同德英勇奋斗的重要保证。

十一、并非结束的余波

毫无疑问，安源的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篇章。

这也因此成为李立三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革命生涯中的一个极其成功的高起点，他的非凡的组织活动能力和领导才­干­得到充分的展示，因此也获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真诚拥护和爱戴。从此，他成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很快从安源走向全国。

然而，后来由于历史上种种的原因，这段史实却长期未能得到实事求是的反映。

一些史学工作者，不顾历史真伪，极不严肃地采用移花接木的“换头术”，把本来属于李立三的功劳，随意安置到他人身上去。1963年夏，电影《燎原》正式上映前，《北京日报》某记者约李立三写影评，李立三不得不违心地写了一篇《看了“燎原”以后》，发表在当年6月4日的《北京日报》上。之后，马上受到中央某位领导的批评，说文章对毛主席突出不够。不得已，李立三在原文的基础上又增补了一些内容，再刊登到8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更有甚者，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有人又把在工人群众中流传了几十年的民歌歌词“有个能人李能至”，硬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于此，安源，几乎成了李立三心中的一块“伤心地”，成了他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禁区。他自1923年4月离开安源以后，再也未敢涉足安源了。即使在1954年他回故乡醴陵探亲，对近在咫尺的安源，也只能“望洋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实堪可悲之至！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

他像一粒不灭的火种，走到哪里就在工人中燃起燎原的革命烈火；

他又像“救火队员”，哪里的工作受挫就被党派到哪里……

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是他的一次大手笔……

一、临危受命去武汉

安源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全面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可是，时过不久，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却遭受到严重挫折。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的16个工会分会，在河南郑州举行统一组织的总工会成立大会，直系军阀吴佩孚指使军警破坏大会。工人们情绪激昂，高呼“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等口号，坚持斗争，宣布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反动军阀恼羞成怒，派军警包围了大会代表和来宾的住所。总工会被迫搬到汉口的江岸。

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京汉铁路全线的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全线总罢工。2月7日，武汉工会代表和江岸工人一万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游行，并冲进了租界示威。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唆使支持下，派军警包围了江岸分会，并向工人纠察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7人，打伤200多人。

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带领工人英勇斗争。敌人将他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大义凛然，坚决拒绝，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复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将他活活砍死。

武汉工团联合会律师、共产党员施洋为工人斗争仗义执言，军警将他送交陆军审判处，后于15日黎明将其杀害于洪山脚下。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2)

工人们英勇斗争，前仆后继，先后被杀死者40余人，受伤者数百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者达1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发生后，武汉的工会即遭封闭，不能公开活动，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

这时，安源反动当局也蠢蠢欲动，他们利用李立三回原籍探亲的机会，密谋派刺客到醴陵去杀害他。工会得知后，100多名工人连夜赶到李立三的老家，使他再次得到保护，免遭于难。

在这极端困难的形势面前，党中央决定，为了保存­干­部，把在武汉的党员­干­部陈潭秋、李求实、贺昌、唐绍予、黄无一、黄静源、李树彝、龚逸清、任岳、萧劲光、陈清河、刘士奇、徐全直等调到比较安全的安源，同时给李立三委以重任，调李立三去武汉，担任湖北区委书记，其任务是：恢复已经被摧垮了的地下党和工会的各级组织，“帮助武汉三万困苦的伙伴慢慢地团结起来”，准备迎接新的革命Ｇao潮。

同年4月初，李立三在安源工人的保护下，与夫人李一纯秘密离开安源，经长沙抵达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从事艰苦的地下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调中共中央工作，李维汉继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立三虽然已被党中央任命为湖北区委书记，在武汉工作，中央同时又任命他为湘区区委书记(其他委员还有何叔衡、郭亮、易礼容)。

李立三从安源到达汉口后，第一步就是与工人区残留的个别同志重新接通关系，找他们谈话、讲解目前局势及发展前景，用说服的办法，去提高他们的革命情绪，克服灰心丧气和悲观失望的心态，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如何恢复工会活动，如何在工厂车间组织一些工人小组的斗争和反抗。

4月12日，中共湖北区委通过学联联合各界召开了国民大会，提出“收回旅大”、“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到会者5万余人，会后分三路示威游行。

在武汉，李立三运用在安源的经验，以香山会馆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团结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举办起平民学校并使之在全市开花，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骨­干­。

经过几个月认真细致的工作，恢复、发展和加强了党组织，并在重点工人区，包括汉阳钢铁厂、京汉铁路车辆段所在的江岸区、武昌长沙铁路车辆段所在的徐家棚区、汉阳纱厂所在区，以及在人力车夫、店员中建立了一些工人小组，秘密恢复了工会及工会委员会，并在各家工厂发动抗议和罢工斗争，提高了工人的斗志、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在武汉期间，李立三以极大的­精­力重建武汉工人运动的同时，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

1923年1月，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共合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条件下，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目为代价。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由于在“二七”惨案发生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迫切要求中共制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的政策。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加快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步伐。据此方针，李立三在武汉以实际行动投入了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工作之中。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主要解决共产党员是全体还是部分加入以及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上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为代表，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也加入；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一方反对共产党人全体加入国民党，主张只有在国民党内从事工作的党员才能加入国民党，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反对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最后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成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李立三领导下的湖北区委，坚决支持三大决议，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积极创办和发展湖北省的国民党支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在工人区、在学校及其他地方创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同时，又建立了完全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组织。搞罢工、搞政治运动时，共产党总是独立行动的。

1923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与国民党各级党部合作，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选举“政治头脑明晰”的同志，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每省6人(由孙中山指派3人，由各省党员自行推选3人)，加上海外代表，一共208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3人，他们是：由孙中山指定的陈独秀(安徽代表，因事，实际没有到会)、谭平山(广州代表)；由各省推选的代表，湖南：毛泽东、谢晋、林祖涵(即林伯渠)、罗迈(即李维汉)、夏曦、袁达时；湖北：李能至(李立三)、廖­干­五、詹大悲、刘芬；山东：王尽美；北京：李守常(即李大钊)、张国焘；浙江：沈定一、胡公冕、宣中华；直隶：于树德、陈镜湖、韩麟符；还有江苏朱季恂、广州方瑞麟等。毛泽东的代表证是39号，李立三的代表证是114号。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由孙中山主持，于1月20日上午9时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的。

李立三在大会的第二天(1月21日)上午就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旗帜鲜明地说：“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表示满意。“他认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有4项工作搞得好：“第一、它为这次大会起草了一篇很好的宣言草案。这篇宣言，明确了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任务，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发展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纲领，使之面目一新。第二，国民党改组工作搞得好。国民党的新组织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旧组织是自上而下的。旧组织没有很好的基础，新组织建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第三，发动党员参加革命斗争搞得好。在军事紧急时期，党员全体动员，组织义勇军、慰劳团，使大局转危为安。第四，党务的进行，成绩极好，在短时期内而能进步如此之速，具证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君之勇气，本席对于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公表示敬意。”

22日上午，大会指定毛泽东等19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员。

大会在围绕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虽然孙中山早已决定同共产党合作，接受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国民党内部却总有人反对和阻挠。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等共产党员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3)

1月29日，当黄季陆提出的《请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毛泽东起来反对这个提案，认为实行比例选举制，是予少数人破坏革命事业的机会。宣中华、李立三等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结果，大会否决了这个提案。

对于毛泽东、李立三在这次大会上的突出表现，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生动的描述。他写道：

散会后，汪­精­卫曾走来向我说：“毕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惟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们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地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

这次代表大会接受了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这集中体现在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当中。

大会于1月30日闭幕，选举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委员24人(其中有共产党员3人：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共产党员6人：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举出中央常委、决定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还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

每个地方执行部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人农民部、青年­妇­女部、调查部。

鉴于李能至当时是汉口地区选出的代表参加大会的，故决定李能至为汉口执行部下属组织部的­干­事。组织部部长是林祖涵，秘书是李实番。

大会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上海中共党组织的请求，立即调李立三去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所以李立三没有回到汉口，而直接转到上海去了。

李立三到达上海后，改名为李成，即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下设的工人农民部的工作。

二、上海工运的播火者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帝国主义势力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我党建立初期，党中央一直很重视上海的工运工作。在1921年至1923年“二七”惨案前这段时间内，上海党组织在一些市区曾屡次发动纱厂工人罢工，也参加领导了海员罢工，但后来又几乎失去了与工人的所有联系，党员中只有3名工人。由于工人党员人数太少和没有成功的工运工作经验，因而这里的工运工作，一直很薄弱。李立三曾经写道：“(3月)我到达上海时，上海地委的工会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当时的上海工团联合会，与警察局勾结，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警察组织，叛卖工人的利益。”

国共合作的形成，为李立三在上海开展工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李立三到上海以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于右任为主任，李立三、杨之华、孙良惠等共产党员都是委员。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对原国民党主办的一些平民教育机关和学校，经过充实和改造，逐步使之成为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真正的平民教育单位。

当时在上海担任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是上海大学校务长邓中夏。他十分重视安源工运的经验。李立三到上海以后，与邓中夏一起运用安源的经验，从创办平民学校、职工夜校入手，深入到工厂中去，同工人群众建立起密切联系。先以环球学生会和上海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上宝平民教育促进会，然后用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合法机关进行活动。

3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李立三提出的关于开展上海工会活动的计划，把上海分为7个区：杨树浦、小沙渡、浦东、闸北、虹口、南市、吴淞等。先后在每个区都创办了平民学校，附设成|人工人夜校，为工会培养­干­部。

从4月起，李立三先进入内外棉5厂东厂当清洁工，以与工人结拜兄弟的形式，把一批工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织起工会。他又在在内外棉9厂外面租了一间房，成立了平民学校，这也就是沪西工人俱乐部的前身。这样，李立三逐渐在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等地，利用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员掌握的学校的现成课堂办起了职工夜校。除李立三外，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杨之华、邓中夏、项英、陈延年、陈乔年等党的领导人，也经常分头到各学校讲课，找工人谈心。作为上海地区工运工作全面负责人的李立三，每星期轮流到各学校去上一次课。他以特有的敏捷的行动和极旺盛的­精­力，不分昼夜地奔走在上海的各个工厂区，扎扎实实地办教育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逐渐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从中发展一批党团员，把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扎根于工人群众中。

李立三几乎每天都到半日学校里来。上课的内容，主要是结合学文化讲政治形势。李立三以亲身经历向工人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同资本家开展斗争的情况，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经过和中国革命的远景。从此，安源工人的英勇斗争，逐渐成为上海工人心目中的榜样。他们还编写歌词，用民间曲调教大家演唱。这些歌曲，像春风一样很快传到工厂工人群众之中，撒下了革命种子。工人们把到夜校去接受党的教育，说成是“到夜校去听道理”。

4月，李立三创办了《上海工人》周报，自任编辑，发行1000多份，在教育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的日常斗争、准备迎接革命新Ｇao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8月，孙中山发表宣言，要求北京政府召集国民大会。李立三联合国民党市委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支持召集国民大会，上海工人组织普遍参加。他利用孙中山来沪之机，组织1000多名工人参加欢迎游行，第一次在外国租界进行政治大游行，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在上海市民面前显示了工人组织的政治积极­性­。

9月1日，他们首先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沪西小沙渡组织起由党领导的上海第一个“工友俱乐部”。李立三与邓中夏等拟订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共21条，规定俱乐部“由沪西工人组织之”，目的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互相扶助，共谋幸福”。俱乐部设8个部：①补习学校；②讲演会；③合作社；④书报室；⑤各种游艺会；⑥储蓄会；⑦部员救济会；⑧职业介绍所。李立三与邓中夏商量，由孙良惠担任俱乐部主任，派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在这里担任教育和组织工作。“沪西工友俱乐部，是沪西工人活动的中心，党的领导同志李立三、邓中夏等经常在此开会。二月罢工就是在此筹划和组织的”。在其影响下，附近几家纱厂，也先后成立了俱乐部小组，沪东杨树浦的“工人进德会”、“吴淞工友俱乐部”等相继成立。李立三还亲自担任了“吴淞工友俱乐部”的主任。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4)

通过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的艰苦工作，这些俱乐部的成立和发展，为五卅运动的兴起，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9月8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方图谋解散工会，指使工贼借故开除两名工会女工代表，激起工人一致罢工。21日，各团体议决组成南洋烟草工人罢工后援会，推举李立三、郭景仁等9人为执行委员，领导工人罢工。由于有工贼的破坏，这次罢工遭到失败，成为后来二月大罢工的一次预演。

为此，李立三在12月24日的《向导周报》第96期上发表了“南洋公司与其走狗破坏失业工人组织之无耻”长篇文章，号召工人阶级团结一致，指出，“工人阶级只有联络一致，才能抵抗资本家而得着最后的胜利！”

1925年1月，李立三在上海出席了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四大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决定“中央工农部内应设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指导工人运动。会后，中央工农部将所属的工人运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任命张国焘为主任，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主任，邓中夏为秘书长。

三、五卅运动前奏：二月大罢工

沪西是上海日本纱厂最集中的地方，有内外棉株式会社的3、5、7、8、9、10、12、15等厂，还有日华、丰田、同兴等纱厂。工人工资低，有时还要被罚工。日本资本家订了许多歧视和压迫工人的管理制度，日本监工经常野蛮地殴打工人。面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们早就想组织起来反抗。

1925年，棉纱市场出现了畅销的形势，日本资本家为榨取更多的利润，千方百计压迫工人多出产品。2月2日，内外棉8厂粗纱车间有一名夜班女童工，因困倦至极，“倚机假寐”，被东洋(即日本人)领班踢成重伤，引起工人公愤，向领班提出责问，亦遭殴打。领班悍然与大班(相当于厂长)策划，把粗纱车间的50多名工人全部开除，用廉价工来代替，拒绝发给被开除工人的工资，并把要求结算工资的工人抓去监禁。消息传出，引起久受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的沪西12家日本纱厂工人极其愤怒，纷纷酝酿斗争。一些工人积极分子找到俱乐部，要求为工人撑腰。

李立三同蔡和森、邓中夏商量，认为发动一次全市日本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因势利导领导工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斗争。通知发出后，各厂来了几百人在安远路夜校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群众情绪高，有较好的工人组织，又值棉纱畅销，资本家急于多出产品，胜利是比较有把握的，决定不怕牺牲，全力领导好这次斗争。会上，又进一步研究了斗争的形式和策略，决定运用安源罢工“哀而动人”的经验。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能激发工人的义愤，又具有反帝­性­质，能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同情。李立三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同意成立罢工委员会，李立三被选为负责人。会议决定：①劝告工人暂时忍耐几天，等领到半月工资再罢工；②公推6名代表与东洋老板交涉。谁知，东洋老板勾结巡捕房把代表抓起来，送会审公堂审讯，由日本领事陪审，以“煽动罢工”罪名，判处工人代表关押3个星期。经再次开会研究决定，由俱乐部出面，向东洋老板提出7项条件：①不准日本人打骂人；②增加工资两成；③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④同工同酬；⑤改良待遇；⑥罢工期间工资照发；⑦不得无故开除工人。这些条件，印成传单，分发各厂。

为了号召全市工人参加罢工，俱乐部还散发了大批通俗易懂、哀怜动人的传单。传单写道：“我们在日本人厂里做工，真是十分苦呀！每天要作12小时以上的生活，赚的工资却很少。一点不好，日本人就是拳打脚踢；一点小错，就要罚钱。日本资本家真把我们中国工人看做牛马奴隶一般，要打就打，要罚就罚，不管我们工人的死活，不讲人道，毫无公理。”“日本人喝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真是岂有此理！”“工友们齐心呀！一致罢工，坚持到底，反抗日本人的虐待，达到最后的胜利！”

在李立三等人的领导与指挥下，2月9日，一场大罢工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从5厂东厂首先引发。这天下午4时，5厂各车间工人全部关车，冲出车间涌向厂门。厂门被资本家锁上了，并加强警卫，不许工人出厂。工人不顾阻拦，有的从厕所的窗口爬出来，内外呼应用一根大木头把厂门撞开冲了出去。随之，7、8、12厂的工人跟着行动，罢工工人近万人奔向苏州河边，由俱乐部派人接应，通过早已准备好的摆渡船，渡过苏州河，在潭子湾三德里前面集中。这里有几间空房，不属租界，又有一块空地，开会活动很方便。罢工委员会就在这里办公。工人集中后，李立三、邓中夏、杨之华、刘华等站在一个土高台上先后讲话。李立三在讲话中历数资本家欺压盘剥工人的行为，重申了7项条件，强调了罢工要遵守秩序，听从罢工委员会的指挥，团结奋斗，坚持到底。“立三同志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他提出的要求，完全符合群众利益，所以工人一致同意”。刘华宣布组织起内外棉纱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李立三代表罢工委员会给工人纠察队授了旗。一时间，“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打人”、“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齐心奋斗，坚持到底”的口号声震天动地，此起彼落。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第二天，5个厂的工人又集中在潭子湾开会，决定游行到沪西其他纱厂动员罢工。队伍从潭子湾出发，到恒丰路4区8署警察所前，同警察发生冲突，队伍被打乱并有人被捕。后集中起1000多人，到叉台角9厂、戈登路同兴纱厂、3厂、4厂、日华纱厂、丰田纱厂等动员罢工，这些厂的工人都纷纷响应，走出工厂参加到罢工游行队伍中来。到2月18日参加罢工的工厂发展到22家，工人达4万多人。

这样，上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纺织工人大罢工，像烈火一样席卷了全市。中共中央通过报刊和传单对罢工斗争进行了广泛宣传，从而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机器制造工人及其他行业的工人、学生团体、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纷纷发表支持日资纱厂工人大罢工的声明，成立了“东洋纱厂罢工后援会”，进行演讲募捐，援助罢工工人，浙江、江西等地的一些团体也发表声明给予支持。

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沪西纱厂工人大罢工，是上海工人在1925年响起的第一声春雷，也是五卅运动的前奏。

罢工开始后，工人纠察队到各交通要道口值班巡逻，劝阻一些被领班和工头逼迫去上班的工人不要上班，对一些工贼走狗发出警告。和对中国警察提出了“中国人不要帮助外国人压迫同胞”的口号，起到了团结工人队伍、争取社会同情、分化敌人的良好作用。

罢工坚持了10多天，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把“对马号”、“伏见号”兵舰紧急调来上海，妄图用炮舰压服；一面从日本请来了内外棉株式会社社长阿部彦太郎，策划了一场“谈判”­阴­谋。罢工委员会派出孙良惠率工人代表与日本小大班川村在戈登路30号日本俱乐部进行谈判。川村急于想让工人复工，态度嚣张，施加压力，说工人是闹事，并以“关厂”造成工人失业相威胁。谈判3小时没有结果。后来，日本资本家元木出面，要罢工代表到租界去谈判。最后，商定在舢板厂新桥北堍明月楼茶馆谈判。

谈判前，李立三与邓中夏制订出周密计划，作了成功与失败的两种估计，由邓中夏率工人代表参加，茶楼挤得满满的。在总商会斡旋下，劳资双方于2月26日签订了复工协议。规定：①今后如有虐待，准告厂主办理；②工人回厂照旧工作；③储蓄金满5年发还；④工资准两星期发一次；⑤警厅释放被捕工人。罢工委员会鉴于提出的主要条件已得到解决，取得了胜利，3月1日在潭子湾召开大会，放鞭炮庆贺胜利。

复工那天，日本领班一改平日蛮横凶暴的架势，一面放鞭炮迎接工人上工，一面赔着笑脸把工人迎进车间，向工人赔礼，下工时还放起了“天地响”送工人下班。

这次大罢工成为了五卅运动的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运又一次很大的胜利。

二月罢工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更加相信工会，拥护工会，听工会的话。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邓中夏、刘华等研究决定，趁势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会的领导。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5)

3月12日，沪西工人俱乐部开会，李立三、项英、邓中夏、杨之华、刘华以及俱乐部积极分子和各纱厂工会负责人共20多人参加。会议由刘华主持，李立三讲话，提出了在罢工胜利后加强工会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到会代表交流了工会工作的情况，根据李立三的报告研究了在工人中登记、发展会员、健全工会组织的任务。到3月下旬，仅小沙渡、曹家渡和杨树浦3个地区，就发展2万多工人加入了工会。工会力量的壮大，为上海工运的进一步发展作了组织准备。

经过二月罢工，上海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至五卅运动前夕，由原来的8个小组发展到26个党支部。

据1925年上半年《上海地方同志名册》载：上海地方所属26个支部，党员297人，其中上海本埠的支部15个，党员220人；外埠支部11个，党员77人。

四、顾正红遇害成为导火索

二月罢工复工后，日本资本家并不甘心失败，伺机进行反扑，不但不履行双方议定的复工条件，反而在4月间借口棉纱销路不好，要开除工人。工会多次交涉都无结果。5月上旬，上海日本纺织厂同业会公开宣布不承认工会，并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

面对此种情况，李立三与蔡和森、刘华等研究了对策，决定再一次进行罢工，并总结了上次罢工的经验教训，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不采取总罢工的形式，而是轮流罢工或怠工。先由5厂东西两厂和8厂、12厂罢工，7厂照常上工。因7厂是织布厂，纱厂罢工后，布厂的原料(棉纱)缺乏，开工不足，而工人的工资仍需照发。开始还发全工资，后改发半工资。到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借口无纱，把7厂厂门关闭，不准工人上工。7厂工人要求上工，聚集在厂门外的好几百名工人把厂门冲开，顾正红带头冲到办公室前，准备与日本资本家讲理，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副总大班元木、小大班川村等带着一批人冲出来，川村向顾正红开数枪，先后击中顾正红的腿部、腹部和头部，经抢送医院，于17日不治身亡。此时，工人们准备转到三德里去。在渡船上发现一名日本人冒充中国工人探听消息，工人们把他扭住。在围墙上岗亭的日本哨兵看见，就朝下面人群开枪，又打死2名工人，伤10余人，逮捕3人。

惨案发生后，刘华赶紧向中共上海地委作了汇报。当晚，中共上海地委正在开会，李立三报告了近期小沙渡工人罢工及日本人枪杀顾正红等情况，会议派李立三立即赴小沙渡进一步了解情况。李立三连夜赶到潭子湾，与刘华一起研究对策，当即以工会名义发表宣言，公布顾正红惨案发生经过，控诉日本人暴行；提出惩办凶手，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等8项要求。李立三写了《为日本惨杀同胞顾正红呈交使文》，揭露和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新罪行，并印成传单广泛散发。

5月16日，中共中央为援助纱厂罢工，发出了第32号通告，呼吁“各地同志对于此事，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以及各种会社团体一致援助”。19日又发出第33号通告：“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同日，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委召开的宣传联席会议上发言提出：公祭顾正红，“作一大示威运动计划”。会议决议：确定了学生代表会、雪耻会、国民党上海执行会、店员联合会等方面的负责人以及游行示威的总指挥；假文治大学召开新闻记者会；露天讲演与募捐同时进行；全国学联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和抵制日货等。

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严密封锁舆论。“新闻报纸更因受捕房压迫，不敢揭载此项消息。学生会四发宣言，均拒而不登”。因此，李立三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发言说：公祭顾正红大会可有万人参加，“现在还没有得到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之同情起来援助，现在的斗争，只是极明显的纯粹无产阶级的大活动，没有广泛的争取社会上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同情与援助，是不对的。太过则反而引起政治上之压迫。”所以，这次会议“取消了原定的游行示威计划”。李立三的这个动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立三领导革命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策略水平。

游行示威因条件不具备暂时放弃，并不影响李立三要藉顾正红被害案倾力唤起工人群众的决心。24日，纱厂工会举行有数万工人参加的大会，公祭顾正红。潭子湾三德里人山人海，庄严肃穆，笼罩着一派悲痛与愤怒的气氛。挽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额是：“工人先锋”。

李立三在追悼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痛斥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工人踏着烈士的血迹，坚决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公祭大会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大会，也是一次显示上海工人阶级坚强的战斗意志的大会。大会还在进行时，军阀孙传芳派出军队，荷枪实弹，意图进行镇压。但工人们毫不退缩动摇，大家手挽着手，同仇敌忾，与军队对峙。杨之华、刘清扬等率一批女工走上前去，说服这些军人，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害，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许多军警当场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革命的学生对工人的斗争一直是很支持的。早在工人夜校成立之初，就有不少上海大学的学生去讲课。在二月罢工时，大夏大学的学生帮助印刷传单。顾正红被惨杀后，同学们都十分气愤，首先挺身而出，进行募捐，支持工人斗争，先后有19名学生和工人被租界当局抓捕。帝国主义者想尽办法折磨被捕的学生和工人。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加激起广大学生的愤慨。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分别于25日、26日召开会议，发表宣言，抗议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逮捕学生，号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27日上海学联再次开会，决定：①通过传单、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真相；②募捐援助罢工工人；③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各学校60多个团体成立“上海各团体援助被捕学生联合会”，通过章程，选举15人组成委员会，决议联合其他各团体共同行动。

28日，党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李立三、蔡和森、恽代英、郭景仁、梅电龙、黄正厂参加了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关于罢工形势的报告，他指出：“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工人”；要求国民党党部命令各区分部组织演讲队；雪耻会要“运动各同乡会”，“引起各团体注意”。会议最后作出4条决议：①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②向各校宣传，并需派工人同志同去；③印发传单一一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④上街演讲。并定于30日下午举行反帝大示威。

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李立三任总指挥的秘密指挥部，设在二马路的一个旅馆里，统一指挥30日的大示威。同日，李立三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集宣传会议，要求学生工人团结一致举行反帝示威。会后，李立三连夜写稿，送各报要求登载，以发出工人学生和上海市民反帝斗争的呼声。但是，5月29日上海各报都开了“天窗”。原来是警务处发了通知，不准报馆登载。这激起了群众更大义愤。

党组织的决定，很快在工人学生中传达落实。29日上午，各厂工人代表积极分子赶到潭子湾开紧急会议。学联作出具体安排：组织不怕牺牲的演讲队到租界演说；联合各团体一致行动；规定演讲队5至7人为一组。拟定了演讲大纲。晚上又召开各校代表大会，确定标语口号，起草宣言、通电，规定游行路线，组织纠察队、交通队、宣传队，规定口令为“下雨”、“吃饭”。

当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再次开会，李立三汇报了小沙渡工人罢工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会议等情况，商定“须达到抚恤死伤者和不得借故开除一人等条件，工人始可复工”。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6)

五、血染浦江的五卅惨案

原定30日下午开始游行示威，因29日李立三在南洋大学、同文书院、复旦中学作动员时，把原定的下午开始说成上午开始，所以30日早上这几所学校就最先出发了。一批批工人、学生及各阶层群众汇集到潭子湾，李立三把传单交给大家去散发。学生打着“学生讲演队”的旗子，喊着口号在各繁华街道讲演。10时左右，集中在南京路上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多，交通堵塞。帝国主义着了慌，派出马队来冲，用自来水龙头冲，巡捕房抓捕工人学生100多人。上海大学的何秉彝带着队伍在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者，“西捕和印捕借口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下午近4点“西捕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结果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10余人，在狱尚有40余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路面。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各帝国主义如临大敌，英、美、日、法、意等国军舰26艘开到上海，一批陆战队员登岸，在租界用沙袋筑起堡垒，对工人学生进行镇压。6月1日帝国主义巡捕又向群众开枪，死伤多人。6月2日小沙渡工厂工人被枪杀4人，沉尸苏州河。“新世界”遭机枪扫­射­，也有伤亡。被捕者累计达300人以上。

帝国主义的枪弹，激起全上海民愤沸腾。当晚中共上海地委、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国学联、上海各工会组织、各马路商联会及各大团体均纷纷集会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到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亦农、张国焘等，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反帝统一战线，发动全上海罢市、罢工、罢课，组织工人学生去总商会呼吁罢市。

上海总商会是个大资产阶级的团体，它在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与帝国主义有利害矛盾，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一方面又剥削和压迫店员群众。它的政治态度一般属于资产阶级的右翼。

在当时，要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关键是要发动商人罢市。然而上海总商会却反映冷淡。因此，30日夜工人学生数千人包围了总商会，要会长虞洽卿、副会长傅筱庵出面宣布罢市。总商会说虞、傅不在商会，不能决定。群众又到海宁路包围了虞洽卿的住宅，仍无结果。直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总商会才同意与总工会、学生总会谈判。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学生总会代表林钧前去。直到晚10时许，终于说服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当时虞、傅二人均在北京)在罢市命令上签上了“鉴于我国同胞惨遭枪杀，本会决定实行总罢市。上海总商会，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总商会宣布参加罢市，显示出上海市人民万众一心反对帝国主义的浩大声势。31日晚，中共中央开会决定：①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总体领导上海的革命斗争；②把“三罢”斗争推广到全国各大中城市；③创办自己的日报《热血报》。

六、上海总工会的诞生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统一上海各工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早在5月2日，李立三就根据党组织决定，召集24个团体代表开会，组成了上海总工会筹备会。5月18日又在会文路荣业里开筹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工会章程，选举李立三为会长的筹备董事会。24日左右，总工会在宝山路开始活动。

31日，李立三与总商会谈判结束，迫使其签了罢市令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连夜在宝山路又召开了各工会代表会议，宣布代表21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夜11时推选出李立三、刘华、孙良惠、杨之华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公推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兼组织部主任，孙良惠为宣传部主任，杨之华为女工部主任。随后，刘少奇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任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也再次把李立三推向了代表上海数十万工人进行生死斗争的第一线。

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后，就在宝山路宝山里公开挂牌办公。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号召上海工人为反抗帝国主义大屠杀，实现全上海总同盟罢工。6月1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发布《告全体工友书》，呼吁“从6月2日起，上海全埠各业工友，全体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

为了指挥这次大罢工，总工会先后设立了30个指挥点。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李立三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各界反帝统一战线，又在6月4日以总工会名义推动召开了各界团体联席会议。大家公推李立三主持会议，研究“三罢”期间的统一行动问题。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上海的反帝运动。6日，李立三根据中央决议，在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包括4项先决条件和13项正式条件。先决条件是：⑴宣布取消戒严令；⑵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⑶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⑷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正式条件是：⑴惩凶；⑵赔偿；⑶道歉；⑷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⑸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⑹优待工人；⑺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⑻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⑼制止越界筑路；⑽收回会审公廨；⑾解决工部投票权案；⑿取消领事裁判权；⒀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军陆军。这17条得到会议一致通过，并公推李立三、林钧、梅电龙为交涉代表。这样，上海总工会实际上成为上海各界群众的中心力量。

李立三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公开领导推动和交涉全上海的反帝运动，成为各方面十分注目的人物，使得“一切公开场合都由李立三出面讲话”。

上海的“三罢”斗争风起云涌，反帝爱国运动热火朝天。

上海学联在五卅运动中是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各校几万名学生纷纷罢课，发表宣言，通电世界各国，公布五卅惨案真相，呼吁各弱小民族予以援助，积极开展募捐和抵制英、日货活动。

总商会的罢市令下达后，上海各租界内各行业都投入了罢市洪流。各马路、各公司、各商店，乃至交易所、银行、钱庄、报关、转运、保险、粮食、杂货、糖业、­肉­食、渔业、菜场、煤炭等等，莫不店门紧闭，一律停止营业。声势之大，前所未有。“武装西捕，至南京路等处强迫开市”，“拍桌漫骂”，也无济于事。

整个五卅政治大罢工，来势汹涌，席卷各行各业，气势磅礴，且步调整齐，目标一致。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都不­干­活了。面包厂停业，清洁工不清除垃圾，码头工人不装卸，报童不送报，自来水工人不送水，厨师、侍者、­奶­妈、洗衣工、电报工都不­干­活，完全打乱了日常生活秩序，使帝国主义控制的上海全部瘫痪，给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正如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在6月19日致电日本外相币原所说：“不仅英、日两国，即其他各国亦感受非常之痛苦。”罢工使帝国主义者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英国海外部1926年6月30日写的该部在华工商经济情况报告中说：“五卅运动对英国工商者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少？那是无法估计的。”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7)

帝国主义者面对“三罢”斗争，继续采用屠杀政策，自五卅到6月10日止，又枪杀60余人，重伤7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为此，罢工委员会不得不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不再发动工人学生到租界演讲，同帝国主义者发生直接冲突，而努力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把五卅运动推向全国、全世界。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各大、中城市，以及穷乡僻壤的乡镇，都掀起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大小城镇600多座，有1700万中华儿女直接投入斗争，“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的新的一页”。

由于仅上海一地参加罢工的工人就达20多万，没有经济上的救助，要坚持罢工是非常困难的。李立三与总商会商量，登报或直接致电各大商埠、国外侨商和国际组织，呼吁劝募。通告发出后，先后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侨胞和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捐赠源源而至，据统计达到2375942.48元，给五卅运动以有力的支持。这些捐赠由上海总商会负责收集，再由各工会办事处分发给参加罢工的群众。救济费支出浩大，而总商会为了破坏罢工，又从中克扣渔利，经常拖延，不及时发放。“李立三不辞辛苦，多方奔走，经常要为此事到总商会直至到会长虞洽卿家去谈判，一直坚持到复工为止。”

七、面对复杂的斗争审时度势

正当“三罢”斗争日益高涨，全国各地反帝怒火炽烈燃烧之时，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从北京回到上海，就开始搞妥协活动。他在拜会交涉署时就表示“决向各商劝导早日开市”，并与外国商会联系，“设法改善局势”，又专门成立了“五卅委员会”与工商学联合会分庭抗礼。

6月11日“五卅委员会”开会，修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条交涉条件，删去了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等4条要害条件。当晚7时，总商会突然召开联席会议，邀请工商学联合会的代表参加，讨论修改过的交涉条件。李立三当即发言：“事前未悉今日开会宗旨，不能代表本会……市民对外应一致主张，此刻另提条件，似不妥。望总商会暂照前提条件之主张，俟接到(工商学联合会)答复后，再行损益，则仍一致。”

会议开到深夜12时，“结果声­色­俱厉，不欢而散”。虞洽卿、方椒伯认为，他们提出的交涉条件，并非要工商学联合会通过，即擅自于13日上午9时送交涉署转交各国驻沪领事团，同时在报纸上公布全文。

13日中午，总工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总商会修改的交涉条件，决定“致函总商会警告”。

14日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声明：“各报所载总商会另提13条，本会并未参加讨论”，以澄清当时社会上的谣传，误以为13条是经工商学联合会同意的。

16日、17日工商学联合会连续开会，讨论“发宣言反对总商会条件案”。17日，工商学联合会在闸北区召开市民大会，有200多团体3万多人参加，李立三在讲话中痛斥了总商会破坏爱国运动的丑恶行为。

19日，上海总工会率66个工会20余万罢工工人发表宣言：“无论外人如何强硬，政府如何妥协，总商会如何让步，我20余万罢工工人，誓当团结团体，坚持罢工。”

总商会迫于帝国主义者的强硬态度，于19日下午二时秘密开会，决定21日开市，退出三罢斗争。

20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讨论对付上海总商会开市的办法和态度，有6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多人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李立三在会上提出开市的7项条件：总商会要负担罢工工人生活费；开市后仍与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等。会议决定“无论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上工。”

同日，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有1万多工人学生参加的大会，作出3项决议：①开市不开工，但罢工工人的生活费须由总商会维持；②各商店将已办之英、日货聚集焚烧，以示坚决；③开市日期，至早须在25日(端午节)后。

在此情况下，总商会接受上述条件，决定组织国货提倡会，对英、日实行经济绝交；由总商会负责筹款，援助工人继续罢工；25日起全埠各商店一律悬挂白旗，各店员均一律臂缠黑纱，以示哀痛；26日开市。至此，持续25天的上海总罢市方于27日宣告结束。

罢工斗争坚持到8月，已逾两月。参加罢工的20多万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儿老小约100万人陷入饥饿状态，这是个十分紧迫而又严重的问题，再坚持下去已有许多困难难以克服。同时，在中国人民反帝浪潮之下，各帝国主义之间也出现了许多矛盾，可以利用。因此，党抓住有利时机，转而为工人群众自身利益的局部解放而斗争。李立三、刘少奇等工运领导人，自8月份开始召开各行业和各种规模的工人代表会议，同工人讨论复工问题，劝说工人们在取得相当胜利的情况下，实行有条件的复工。

8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合发出《告工人士兵学生书》提出“要有组织的上工”。上海总工会同时发表《五卅罢工最低复工条件宣言》9条。李立三等多次分别召开日商纱厂、工部局电气处、华商纱厂、英国工厂等工会代表会议，具体磋商各业工人的复工条件。向工会­干­部阐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分析当前的反帝斗争形势；指出必须复工的原因。

8月12日下午6时15分，日本总领事矢田与上海政府官方代表许三元背着总工会商定复工条约：此次风潮所由起之内外棉纱厂对于受伤者及毙命工人之亲属给予恤款一万元。该约条件如下：①日本纱厂厂主应承认工人之工会但此项工会须依照中国政府近日颁布之工会法组织；②罢工期内之工资概不支给，但因各工人勉强罢工或受工值上之损失，厂主方面酌量给款补助各工人，以示体恤；③各纱厂当照工人劳绩分别增加工人工资，并同时考察工人生活状况，俟与其他各商酌之后，当谋相当改善之法；④本条解决工资，用低价小洋付给之；⑤日本工人头目，以后在工厂不得携带武器；⑥各纱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并须注意为良好之待遇。本约成立以后，各纱厂有自行发电机者，将立即开工，其本厂无发电机者，则俟工部局接回电线后，方可开工。这一复工条约是总工会不能接受的。

接着，上海总工会召集日纱厂代表大会，李立三报告最近与日商纱厂交涉经过称：虽经我国官厅同日领事签订复工条件六项，但工友方面对此条件尚不满意，特提应商之点有三：①非俟政府将工会条约颁布后(工人组织正式工会后)，决不上工；②罢工期中工资三分之一，须先交总商会或总工会发给工人，方能上工；③以后工资，增加十分之一，须由总商会担保才行。若此三条不能办到，则工人绝对不能复工。

22日，李立三在日商纱厂工会代表会上向大家做工作说：“只要资本家对我们的条件有相当的承认，即可以与之解决。”要知道“我们的痛苦，是不可能一次解决的。”经与日商纱厂资本家谈判，达成复工条件6条：“①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后，得承认遵照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②罢工期间的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善良的工人，因长期失业，所受痛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与以相当之帮助；③各厂工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商；④工资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交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照付大洋。赏金登记工折者，亦付大洋；⑤工厂日本人平时入厂，当然不带武器；⑥工厂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当留意优待工人。另有附议3条：⑴日厂赔偿工人伤亡费1万元；⑵日厂斥退元木等失职人员2人；⑶补助工人停工损失约10万元。

在工人们取得一系列具体的经济政治权利后，24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布告通告，日商纱厂于25日上工。8月25日日商纱厂1、2、3厂复工，晨6时工人到齐，该厂日本人在门口鼓掌，表示欢迎。该厂大班亲至厂外招呼，并购备鞭炮在门口燃放，鸣放汽笛欢迎工人进厂。下午5时半工人出厂时，仍燃放鞭炮，工人三呼口号而散。是日，该厂大班发给全体工友赏工1天。随后，其他各厂陆续复工。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8)

八、上海总工会被封与李立三第二次被“追悼”

风起云涌的五卅运动，充分显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觉醒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巨大力量！对此受到极大震动的各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与军阀、地痞流氓、工贼团体相勾结，采取利诱和威胁的双重手法来对付中国人民。他们一面表示有些问题可以协商，一面扬言要大规模出兵相威胁，指使军阀实施武力镇压，出动地痞流氓、工贼，大­干­流氓勾当。

五卅运动进入收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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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至14日，段琪瑞政府连续发出4道通令或密令，要各省必将群众运动纳入“正轨”，“免除游行示威”，以达“内遏乱源，外崇国信”之目的。

帝国主义者，则广招流氓，收买工贼，结成团体，贿以金钱，并与工团联合会联成一气，向总工会进攻。

先是一批工贼、流氓假借工会名义，拿人劫货制造事端，然后反诬总工会拿人、打人、截物、“私设法庭，严刑被审判者”，为军阀镇压工会造口实。造谣北京汇来20万元，但工会不救济工人，挑拨不明真相的工人起来反对工会。流氓龙襄三等胁迫李立三辞职，借口清查总工会账目，扰乱总工会。后又假上海37个工团名义，召集各工团，欲在总商会开会，从中破坏。

7月14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严正揭露工贼流氓的造谣诬蔑。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电令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责令日商各厂罢工应速复工。邢即发出布告：取缔“越轨”行动，“越轨即属违法，违法即当究办”，“按照戒严法予以枪决。”并令总工会及所属各工会，将工会人员姓名、所在地一并呈报登记。23日即查封了工商学联合会、中华海员工会上海支部、洋务工会，并将工商学联合会3名职员捕去。

7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起草了《工会条例草案》，共25条，在报上公开发表。草案公布后，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强烈反对。7月15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出通电“评北京政府的工会条例草案”，指出“北京政府制订的‘工会条例’，为的是限制我们工人组织工会，压迫我们工人已成立的工会。”

8月18日，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在《向导》周报第1225期上发表《为海员工会济安会被扰告上海工人》，揭露帝国主义及其军阀政府雇佣流氓捣毁工会及群众团体的罪恶­阴­谋活动，号召工人建立保卫团来保卫工会。

8月20日，北京政府通电各地：“目前工会条例尚未颁布，如有擅用工会、总工会各种名义企图扰乱者，尤应予以解散。

就是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反动派经­精­心策划，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搞了一个捣毁总工会、杀害李立三的行动。

8月22日下午，李立三正在工会办公时，突然闯进来一个被总工会开除的流氓工贼——周仲华，不由分说上前缠住李立三，一边假惺惺地表示对自己的过错“悔改”，一边却不断地朝外张望，像在等什么人。李立三警惕地发觉势头不对，即托词招呼刚到上海担任总工会总务主任的刘少奇(一般人不认识他)一起往外走。刚到门口，李立三突想到总工会有大批待发救济款需要保护，就要刘少奇赶紧去调集工人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并报告党中央。他则立即返回，赶紧要会计把保险柜锁好。就在这时，共约200人的流氓打手，手持手枪、刀斧、棍­棒­气势汹汹从前门打进来了！逢人便打，遇物就砸。李立三想从后门逃出，由于锁头生锈，未能启开(其实，后门外早有许多打手埋伏，李立三若从后门出来，必遭暗算)。于是，在两个工人的掩护下，又赶紧上楼，从屋顶气窗爬出去，在屋脊上跑过两栋房子，下到了一户工人家里。屋里一位老­奶­­奶­一看是李立三，赶紧把他锁到阁楼里藏了起来。由此李立三躲过了一劫。

上海总工会被捣后，北京各界250多个团体在北京召开了“对英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对上海总工会进行声援。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之路》1925年9月2日载：为了通过全国农工商学会的各界大联合，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促成全国的统一。必要武力在人民手中，政府是统一的人民的政府，从此全国各界同心合力以与帝国主义者抗争，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一个月前就发起在北京召集一个全国工商学界代表联席会议。提议发出后，各地的工商学各团体纷纷发电来赞成。上海工商学会已派代表到北京筹备……只待各省都派代表来京，马上便开会。但北京政府严禁罢工，故天津工会代表已经离京。

这里所说的上海工商学会已到京之代表就是李立三。

原来李立三免遭不测后，党中央于8月27日随即派他到北京，为促使北京政府颁布工会条例并给上海罢工工人发放救济款。哪知他一到北京住进长安饭店，就有大批密探跟踪监视，特务几次去抓他，他都侥幸从后门跑了出去。李立三不能从事任何活动，且对北京的地下工作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李大钊只好派李葆华设法保护李立三又秘密回到了上海。

此后不久，统治上海的奉系军阀邢士廉发出封闭上海总工会命令，并通缉李立三。为掩护李立三，上海总工会宣称：李立三因病住院。上海反动当局勾结租界巡捕，搜查了所有医院，一无所获。其实，李立三就住在成都路上戴立夫家里。戴是前清官僚，参加过辛亥革命，同共产党关系密切。大搜捕一过，9月21日，李立三在工人的掩护下，带着夫人李一纯，化妆登上了去武汉的外国轮船。

李立三成功地到达了武汉，哪知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也得到了消息，便雇佣了会“飞檐走壁”的江湖刺客来刺杀自己。刺客跟踪李立三，却见李立三日夜都是跟一些穷苦劳工在一起，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动，便将吴佩孚要自己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得以迅速转移。那刺客也很聪明，为骗吴佩孚，就编了一个李立三已被刺死的谎言，吴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报上公布这一消息。报上这么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害了，无不悲痛，纷纷举行追悼会，追悼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

于是，这就成了李立三一生中第二次被“追悼”。

九、由莫斯科到广州

担任着第四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等重要领导职务的李立三，同时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准备前往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5年10月下旬，李立三、李一纯夫­妇­与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在翻译沈泽民陪同下，乘轮船经海参崴前往莫斯科。

会议召开之前，即1926年2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李立三、蔡和森等中共代表团，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议于2月17日至3月15日举行。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问题，其中包括“五卅”后开始的阶级对抗。李立三受邀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中国五卅运动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详细情况，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援助中国革命。李立三的发言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9)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工人在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罢工，已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转折点。中国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军阀的衰败、分化和崩溃的过程。”在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时，《决议》说，中国革命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另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两种趋向现在正为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革命的前途取决于哪种趋向占上风，它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可能是非资产阶级的。会议结束后几天，就发生了“三二○”中山舰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这次会议的估价和推测总体上是正确的。

此时，李立三还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共产国际原准备派李立三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国驻某个国家的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但李立三婉言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做出的善意安排，仍主动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李立三夫­妇­和蔡和森夫­妇­，这两对同是“革命伴侣”的婚姻关系不约而同双双发生了裂变，李立三只得只身乘轮船于1926年4月回到广州，蔡和森则以中共代表的身份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向警予、李一纯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的情况是，蔡和森最终与李一纯在莫斯科结婚，并于1927年3月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以及谭平山等取道广州、长沙，抵达武汉。而向警予也于1927年初回国，1928年3月20日在武汉被叛徒宋岳林指认后被捕，当年5月1日，向警予被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在武昌昙华林。

李立三回到广州后，参加了第三次全国劳大的筹备工作。

此时，广州处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原准备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与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一起召开。目的是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26年2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精­神，深入发展工农运动，以准备和支持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使北伐战争建立在工农联合的基础上，争取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但由于没有能够把北方各省的农民代表集中来广州，故取消了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改为召开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联合召开。

这次会议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到会代表502人，代表有组织的可以统计的400多个工会组织的124万人，有英、俄、法、德、美、日等国家的工会组织代表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工运经验，进一步组织领导全国工人阶级迎接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革命的新局面。

由于李立三刚从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加上他领导安源罢工和五卅运动所形成的威望，理所当然地成为大会领导成员之一。在4月30日上午的预备会上，他与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陶作然、许世光、郭笔俊、肖贰敏、袁福青、郑绍山、王亚章、张春奇、冯敬、卢星三、叶章等14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

会议于5月1日在广州市国民党中央大礼堂开幕。

5月3日上午9时，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在大会上报告了“世界工会运动状况”。

5月4日下午，李立三以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又在大会上作了“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土豪破坏工人组织工会之­阴­谋，其手段主要有：①凡各工厂与某一种职业当中，限令工人仅可组织一个工会，而且不能联络其他工会，而妨碍工人势力集中；②资本家教给工人以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使各地工人不相联络，而相互打击；③利用工程工钱多少以识别工人，若工程工钱多者则收置之，少者则压迫之；④愚弄工人，以信教不同之分，使各自组织各教之工会，以分散工人联合势力；⑤资本家时令其走狗职员混入工人组织中，以弄乱之，若其中有奋斗工人分子，则开除之。因此，李立三指出，今日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军阀摧残，非我们工农大联合不能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农工是国民革命的最革命的分子，我们今后应负起责任起来，才可得我们农工永久的解放。

李立三向大会作的两个报告，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的革命热情，在5月5日上午的大会上，两大会联合通过了“对全国总工会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大会对于赤­色­职工国际所取的政策和方略，认为完全满意。大会誓继续竭诚拥护赤­色­职工国际所定的一切政策，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作最后之决战。二、大会承认赤­色­职工国际所决定之‘统一职工运动’政策，尤为目前世界职工运动所需要；同时大会对于改良派的黄|­色­国际领袖骗卖工人阶级分裂工人运动之所为，深为愤恨，愿揭破其假面具，而尽力推倒之……形成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三、工人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势力，农民群众更是工人群众相依为命的友军，职工国际所指示“工农联合”之政策，确为目前中国革命工作之惟一出路。大会愿一致为“工农联合”而奋斗，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以达最后的解放。

5月6日下午3时，李立三又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报告了“上海职工运动情形”。

5月10日，李立三主持第14次会议，讨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重要问题。

同日，蒋介石为了欺骗人民，表示他对工农群众的支持，以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身份在学校召开欢迎会。除了邀请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参加外，还有其他各界代表出席。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他说，工农为革命主力军，极希望监督军队，指挥军队，使武力成为民众武力。各界代表8人先后发言，不少人的发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颂扬了蒋介石，说他是“我们的领袖”，要求他“指示和领导我们”，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惟有工界代表李立三在致词中没有一句这样的话。他代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答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欢迎的盛意。”李立三根据劳动大会《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的­精­神，指出：“全国的民众很希望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不仅希望而已，并且全国民众都已准备着帮助我们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李立三这个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注意，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个27岁的工运领袖不买他的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1926年9月19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北伐途径湖南醴陵时，想起这是李立三的家乡，特在他的专车上约见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表示关怀和尊敬，想以此来笼络和影响对他不敬的这个年轻共产党员。这是后话。

5月11日下午，李立三在第15次大会上还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

这个报告第一次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工运的经验，对于罢工的意义、罢工战术的重要­性­、罢工的时机、罢工的准备、罢工战术注意之点、防止破坏和谈判策略、罢工后的工作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0)

如在罢工的意义问题上，他强调了正确处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关系。他指出，在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每一次罢工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是政治上的解放”，“工人阶级经济要求的扩大，才能增加对于政治斗争要求的勇敢和兴趣，所以必须如此，才能使罢工的意义更加扩大。”

关于罢工战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罢工是工人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武器的一个……并且是最严重最要紧的，用得好的时候可以战胜敌人，用得不好的时候可以自杀。”“作罢工的决定，必须对主客观形势有明了的观察，决不可冒昧从事。”

关于罢工的准备，他强调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准备，要有能够鼓起群众热情的煽动口号，这些口号“要切实，要简单，要有刺激­性­，要是群众要喊的，是社会同情的”。

关于罢工战术，他列举了22种，还叙述了敌人通常使用的破坏罢工的7种方法，提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予以极大的注意。强调领导罢工既不要恐慌、畏缩和后退，也不要轻举妄动。

会议根据李立三的这一报告，作出了《关于罢工战术的决议案》，对当时和今后正在高涨的工人运动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14日上午11时全国总工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推举苏兆征为临时主席、选举苏兆征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选举邓中夏、李立三、刘少奇、朱少连、刘文嵩、项英、陆枝等为常务委员。

新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于16日下午1时开第一次会议，苏兆征主持，推定刘少奇任秘书部长，李立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总党团，任命李立三为第一任全总党团书记。从此，李立三成为全总的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者。

李立三在广州期间，还多次去香港罢工委员会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坚决支持香港工人的英勇斗争。

当时，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于5月3日在广州开学，学员人数327人。李立三应毛泽东之邀前去讲授了《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状况》两门课程，长达17小时，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十、再返上海重启工运

1926年6月27日，上海总工会又被上海警厅再次封闭，上海的工人运动遇到新的困难。党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又把李立三调去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要他去尽快改变上海工人运动的被动局面。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并领导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匆忙离开广州，再次赶赴上海。

到达上海后，李立三经过艰苦的工作，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大力加强了上海工运的核心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于当年7月11日主持召开了由各产业工会的132名代表(代表有组织的工人20万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31人，在16日召开的执委会上，李立三、孔伯立、张佐臣、李伯之、叶大公等7人被推举为常委，李立三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对如何重启上海工运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分析了上海工人阶级当前状况及革命要求。如，“宣言”分析出目前上海工人的总要求有11条：

1．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15元；

2．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3．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4．星期日，工资照给；

5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6．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7．规定因工作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8．工人在疾病时厂方需负责医治并需给发半数以上工资；

9．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10．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11．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有了组织保障，加上斗争策略明确，在李立三领导下，上海的工运很快再次出现新局面。上海的工运形势，也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海的罢工斗争，已经从单独的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同盟罢工。

针对新的形势，李立三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适时提出，把工人之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上来，以此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可谓风起云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罢工Ｇao潮。据不完全统计，6至8月共发生罢工112次，参加罢工的工厂275家，累计人数达20万人。而且罢工的面非常广泛，有产业工人，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甚至连过去不曾参加五卅运动的闸北35家丝厂女工也参加了同盟罢工。斗争的内容也从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等政治斗争。

当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节节胜利。8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尽力参加北伐或反吴的工作”。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内外棉纱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李成(李立三)、项英5人组成，以何松林为书记，尹宽等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从当年施英在《六论上海的罢工潮》一文中所写，就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工人当时的罢工情形：

经过两个半月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

从本月(8月)20日起，上海小纱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最近发生的日本人在日船‘万里丸’号上秘密杀害陈阿棠案；二是日本资本家在日华纱厂用电网害死中国工人郝霍卿以及内外棉日籍职员压迫中国工人等事件，举行了政治­性­总同盟罢工。这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参加者13400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

这次总同盟罢工持续了28天，只是由于北伐战争顺利发展，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才结束了这次罢工。

在6月至9月的上海工人罢工Ｇao潮中，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工会组织得到了发展，广大工人经受了锻炼，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北伐军于9月7日占领汉阳兵工厂、汉阳县，8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武昌城。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立即离开上海赶到武汉，再次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建立起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管辖区域的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1)

在大革命中心的武汉，李立三“导演”了

一出群众收回英租界的威武活剧；

他还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

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首次见到美国著名女作家路易斯·斯特朗

一、再度工作在武汉

白云黄鹤，千载悠悠。

武汉，是李立三曾两度工作，并作为他的重要政治舞台，曾留下了重要活动足迹的地方。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开展，1926年时期的武汉，已逐渐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9月中旬，李立三抵达汉口，9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在友益街2号正式成立，由李立三任办事处主任，刘少奇任秘书长，项英任宣传部主任，刘文松为组织部主任。办事处直接领导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四川、河南等省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代行了全国总工会的职权。

9月20日，李立三即召集武汉各工会代表会议，他向大家讲了工会的组织原则及总工会指导各工会的工作方针。当即选定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全国总工会2人，武汉工人代表会4人，各工会当场推定9人，共15人成立起湖北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在李立三的提议后，当即决定出版《工人导报》按日发出。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湖北省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导报》于11月在武汉创刊，先为5日刊。李立三、刘少奇、项英、林育南、许白昊等经常为该刊写稿。

10月10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的指导下，湖北省总工会筹委会，在宁波会馆召开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李立三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选出向忠发为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省总工会下设武昌、汉阳、桥石三个办事处。建立起工人纠察队，由蒋先云任总队长兼教练。

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总工会在武昌和汉口两处分别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李立三亲自担任了《罢工战术》、《苏俄状况》、《五卅运动》、《国民革命与工人阶级》、《湖北职工运动的状况及其趋势》、《国际职工运动》等6门课程。

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阵线内潜伏着的危机日益严重，窃取国民政府很大权力的蒋介石，已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权力在北伐战争中日益增大，形成了个人军事独裁。形势的发展，也引起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惧和仇恨，纷纷支持蒋介石准备叛变革命。

面对这急剧变化的形势，1926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彭述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主任)、瞿秋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委员)、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工部主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区委书记)、李维汉(中央委员、湖南区委书记)、毛泽东(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中央委员、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董必武(湖北区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项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湖北省总工会副委员长)等人。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毛泽东都是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赶来的，李维汉是从湖南来的，其他人当时均在武汉。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关系问题。陈独秀到汉口见到李立三等人，第一次谈话就说武汉工人运动过火，工人经济要求过高，把小资产阶级吓跑了。说店员是小资产阶级，店伙和店东是小资产阶级内部斗争，共产党不应专门帮助店员。李立三和其他同志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会议在陈独秀领导下做出了一系列右倾的错误的决议。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曾经写道：

会上陈独秀作报告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他责备武汉工人搞得“过火”，使民族资产阶级产生恐惧心理、想退出统一战线。他提出“反对过火”的口号，要求我们这些工运­干­部搞好所谓“工会革命纪律”，并迫使工人服从。实际上，当时武汉工人刚刚抬起头来，恢复斗志和士气，共产党的任务当然不是去阻碍工人斗争、给他当头一­棒­、打消工人的士气，而是要发动工人挺身而斗，使工运向前发展，让工人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组织­性­，为今后重大革命举措做好准备。陈独秀的讲话实际上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愿望，资产阶级一直在谴责和诬蔑工人，唆使国民党领导反对共产党，这是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控制工人的一种手法。我们对陈独秀给以应有的反驳。中央全会没有接受他的观点。

会后，陈独秀回到上海，中央机构当时也设在那里。项英、张国焘(他被任命为省委书记)和我等几个中央委员留下来领导汉口的工作。

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湖北区委兼武汉地委，统一领导武汉地区的工作，李立三被指定参加区委兼地委，与刘少奇、项英等组成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党团，担任党团书记，主抓总工会的工作。

二、李立三指挥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始末

在大革命时期，武汉的工人学生及市民群众同仇敌忾，一举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行动。它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不畏任何强权、不惧任何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这一事件在许多历史教科书上都能见到，可惟独在叙述由谁指挥和领导了这一行动时却语焉不详。

事实上，这一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总导演”，正是李立三。

之一、事 件 的 起 因

在大革命的洪流风起云涌之际，英帝国主义充当了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急先锋。它是“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的凶手，又一手制造过“万县惨案”、天津大逮捕等等事件，因而激起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进行北伐，直指武汉。北伐军抵达长江流域，首先遇到的又是英帝国主义的阻挠。它先是极力促成直系军阀张作霖、张宗昌“援北压南”，共同对付北伐军。及至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英帝国主义竟以军粮援助困守武昌城的吴佩孚所属部队，助长守军挟城以战长达40多天，造成震惊三镇的“武昌城关”事件，全城百姓几乎饿死。因此，中共《向导》刊物对当时的时局评论说：“武汉的决斗，乃是革命的中国与侵略的英国之决斗。”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吴佩孚在武汉的统治土崩瓦解，也给英帝国主义以沉痛打击。英租界当局如临大敌，在租界边沿、特别是靠近江汉关一带设置电网，用沙包筑街垒，由海军陆战队守备，还组织英国侨民义勇队巡逻。一些吴佩孚的余党躲进英租界，造谣滋事，待机而起。所以，国民革命军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临时会议(简称“临时联席会议”，一般称为“武汉临时政府”，是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的大本营，即革命的陷阱。”

1926年12月26日，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福光轮在汉口下游团风江面撞沉华商既济公司神电号客轮，400余中国乘客惨遭不幸。噩耗传来，群情激愤。当日，总工会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有20万市民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大会总指挥。他在发表的演讲中，痛斥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发表了宣言，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宣布：“汉口农工商学全体市民，一致决议实行对英经济绝交，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

由此可见，收回租界的要求，正是由李立三领导的工会率先提出的。

相隔不到10天，即1927年1月3日，武汉又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反英反奉示威大会”，李立三仍是大会总指挥。大会通过4项反英反奉决议，然后散会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在陆续通过英租界时，无一例外地高呼反英口号，群情激愤。当日下午，一帮英国水兵上岸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干­涉群众集会，从而引发冲突，英水兵杀死和杀伤群众几十人，造成了“一·三”惨案。这终于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连日自发地同英国水兵和巡捕进行格斗，到处冲突，使英租界陷于极大混乱中，英殖民当局被迫下令把水兵撤走。但此并不能平息群众的愤怒，惨案发生第二天，以湖北省总工会为首的各社会团体代表，联名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惩凶、赔偿、道歉、撤军和收回英租界等8项要求，要政府执行。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2)

之二、最后通牒

苏联驻华顾问团的译员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武汉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只有湖北全省总工会奋勇当先，领导这个运动。次日，专门印发的传单上列举了一些要求，向英国当局提出：取消治外法权，英国今后不得再在租界驻军，不应由英国巡捕而应由中国警察维持租界秩序，英国义勇队应予解除武装，沙袋和铁丝网应予撤除，中国人可在租界举行集会游行，英国军事法庭应撤离汉口等项。

“一·三”惨案发生之时，湖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在举行。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林育南、项英、许白昊、向忠发等闻讯，当即亲赴现场视察，立即召开了以工人代表为中心的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各人民团体和各界同胞，声讨英国水兵的暴行，决心领导全省有组织的30万工人兄弟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向英国驻汉总领事交涉。

对此，1940年李立三在苏联向共产国际写的《自述》中曾经写道：

当时，“大约20名英国水手被几千名工人团团包围，截断了逃回战舰的退路。英国水手端起枪支准备开火，局势一触即发。我们闻讯赶到冲突现场，看到国民党和政府要员爬到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号召群众解散，但工人们不予理睬。于是许白昊同志和我上台发言，向工人宣布省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全权负责处理这一事件、要求英国领事严惩肇事者、对受害者予以赔偿。人群中有人喊出：‘我们要收回租界！’大家纷纷高呼‘收回租界！’‘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并热烈鼓掌，而后逐渐解散。当晚我们召集各工会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提出‘反对英国水手殴打中国工人’、‘还我租界’等口号。”

与此同时，苏联驻华顾问鲍罗廷连夜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会议商讨对策，就事态发展和英政府下一步可能采取的抉择，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会议决定：

(1)进一步发动群众集会示威，坚决抗击英政府的挑衅行为；

(2)支持国民政府对英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废除英政府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派军队进入英租界保护我国居民；

(3)由区委宣传部负责成立一研究国际法约的小组，收集中英关系和有关租约的历史资料，为扩大反英宣传批驳帝国主义的种种谰言做好准备；

(4)通过鲍罗廷和中共代表团对国民政府和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施加影响以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议指定李立三担任游行总指挥。

晚上9点，李立三立即在新世界大舞台召开了群众大会，他向到会群众详细报告了英国水兵行凶的详情和经工农商学联席会议通过的“八项条件”，并向英方发出“最后通牒”，限英方在72小时内作出答复。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和孙科、蒋作宝亦代表党政机关讲话。直到深夜十一二点群众才从江岸散开。但是，英租界仍旧像是经过一场战斗夺下的堡垒。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在租界入口处警戒，持枪备棍的工人纠察队在各条街道巡逻，篝火在燃烧。

临时联席会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当天又开会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群和卫戍总司令部汉口办事处一名处长，组成“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英租界行政事宜。当即发出布告：“照得一月三日，英国水兵登陆，惨伤华人，民气激昂，众怒沸腾，英租界当局无法办理，当经本部长(即外交部长陈友仁)严重交涉，令其撤退水兵，并于昨日起，由国民政府派军警入界保护，始得维持秩序。本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议决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主持英租界一切公安市政事宜，所有界内中外居民生命财产，概由国民政府完全保护。凡我民众，务各协助政府，维持公共安宁秩序。为此布告，仰中外人士一体知悉。此布。”

之三、占领租界

4日晚，中共中央临委开会，讨论是否由群众去占领英租界的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经过激烈争论，最后还是决定进入租界。于是，5日在总工会领导下，由李立三担任总指挥，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武汉三镇各界同胞广泛开展反英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声势浩大。

5日早上，工人纠察队隆重列队通过租界大小街道。中国士兵的岗哨很稀少，英美法三国兵舰在泊位上做好戒备。英租界的一切工农业活动都停止了。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打倒英国帝国主义》、《不要租界，友好团结万岁》等标语和传单。银行大门和领事馆围墙上也贴满了传单，一堆一堆的人群在那里围观。在画着英国人狼狈逃窜的漫画周围，哄笑声四起。

原定下午2时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广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早晨就有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和汉口一些团体万余名会员、群众，列队进入会场。12时许，即有400多团体，30万人以上到达，其时，大雨滂沱，天气很冷，群众却是热气腾腾，鹄立露天数小时。下午2时，由大会总指挥李立三宣布开会，会场上“拥护八项条件”、“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坚决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工会、农会代表发言，誓作政府的坚强后援。李立三按照中央临时委员会在头一天晚上的会议决议，理直气壮地宣布了收回英租界的口号，准备组织示威群众进驻英租界，夺取更大的胜利。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大会还在进行当中时，张国焘代表临委，突然接连3次派人给李立三送去纸条，命令李立三不要指挥群众进入租界，说：“我们已做出今日游行不得经过英租界的决定，由你负责执行。”理由是：“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

而此时的群众，已是怒火熊熊，早已准备不顾一切冲进英租界示威。所以，大会演讲结束后，李立三带领30多万人游行出发，作为大会的总指挥，李立三不能不“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但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他又不能直接勒令游行队伍不准进入英租界，不得已只好临时改变游行路线，准备绕过英租界，并马上向各路游行队伍进行了宣布，同时还派出部分纠察队员走在前面引导队伍按指定路线前进，其余大部分纠察队员则在租界入口处布置，以防意外。但是，愤怒的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行进中自发地由济生三马路经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水塔一带)直下，冲进了英租界。英方顽固分子竟指使华籍巡捕用棍­棒­殴打群众，打伤10余人。这时，李立三也跟随群众队伍一同进入租界，他当即奋不顾身地指挥纠察队制伏了逞凶巡捕，包围占领了英国巡捕房和碉堡，拆除军事设施，驱逐了英国巡捕。这时，整个英租界内挤满了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码头工人、海员、人力车工人、棉花打包工人和店员，人山人海，反英口号响彻云霄。英国侨民不知所措，纷纷逃往停在江边的4艘英国轮船。英总领事馆被革命群众重重包围，总领事葛福形同瓮中之鳖，不得不打电话求武汉国民政府派兵保护。这一来，实际已造成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实。

李立三在1940年向共产国际写的《自述》中写道：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3)

第二天，武汉政府根据英国领事的要求向我们下令立即撤出工人纠察队。我们声明，纠察队撤走后，我们决不承担英租界内维持秩序和安定的责任。工人纠察队离开英租界大约两小时之后，武汉政府要员便给我们打电话说：“英国领事要求工人纠察队赶快回到租界”，原因是纠察队刚一离开英租界，群众又把领事馆和警察局包围起来，使英国领事不得不重新请求武汉政府派工人纠察队来并再也不要撤回。工人纠察队进入后，群众情绪又有所缓和，但英国警察再也不敢在街上露面，免得遭围攻殴打。英国领事被迫同意工人纠察队不仅担负起守卫领事馆的任务，也负责守卫所有行政大楼、邮政局、电报局等。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控制了英租界，中国群众成为租界的实际主人。

苏联顾问团译员阿基莫娃也写道：

我和别的同志一道去看夺回的租界。英国哨兵已撤除，在十字路口站岗的是工人纠察队。当看见我们时，他们脸上流露出胜利的微笑，把手中的棍­棒­摆向一边，学着军人的样子行礼。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再在街上露面。武汉人民群众的民族尊严感迅速苏醒，猛然勃发出来。过去，外国人拒不付工钱，动辄打骂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身受者自知外国人不好惹，只有忍气吞声。现在，一切都变了。中国人警告外国人不要忘记，在中国谁是主人，谁是客人？

为配合和声援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在总工会领导下，1月6日，九江的工人市民也举行了罢工示威。这时，有一工贼运送粮食接济英舰，为工人纠察队所拘，英国水兵上前­干­涉，引起冲突。该水兵奔回英舰，向岸上发­射­炮弹两发，打死我工人1名，伤者无数。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九江人民的极大愤怒，数万群众冲入英租界，迫使英国水兵退回英军舰。武汉国民政府派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去九江。8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师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部对我收复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给予了支持，英国共产党号召英国人成立了“勿侵略中国委员会”，要求政府撤退驻华海军，不要­干­涉中国革命。英国劳工会致电英外交部，反对对中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并准备在国会内外开展促使英国政府撤回驻华兵舰和军队的活动。形势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武力侵犯的企图，遂指令其驻华公使蓝普森与国民政府进行谈判。

英方代表被迫同意在承认租界现状的基础上协商解决。1月底，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本可即行签字，但是，英帝国主义不顾武汉政府的多次抗议，不断从本国和印度等地派遣军队向上海集中。为此，陈友仁代表国民政府严正声明，若英国不停止运兵，我方即拒绝签字。最后迫使英国当局在1927年2月19日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口)案、浔(九江)案协定。协定规定，前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市政机关于3月15日解散，而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国市政局，属国民政府管辖。次日签订关于九江案协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至此，历时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耻辱史得以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鼓舞。

三、李立三领导下的有声有­色­的武汉工人运动

1927年1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否决了蒋介石企图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的主张，并且正式迁来武汉办公。蒋介石于是扣留了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于1月上旬，到武汉来观察情势。

就在蒋介石从南昌来武汉的途中路过醴陵时，他特意派人把李立三的父亲请到他的专车上，长谈了一个多小时。此事经大小报纸极力渲染，大肆宣传说“蒋总司令接见李老太爷”云云，意欲以此拉拢李立三和蒋先云(蒋先云参加安源罢工后去黄埔军校学习，在蒋介石军中任职；李立三的父亲是蒋先云的岳丈)。但李立三却丝毫不买蒋介石的账。

1月15日，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在汉口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欢迎蒋总司令群众大会”，李立三担任大会总指挥。他发表长篇演说，当着蒋介石的面，痛斥了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的种种污蔑，表示了工人阶级坚决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李立三说：

余谨代表150万工人感谢中央委员蒋总司令及各位革命领袖给予工人以平等自由解放之机会。武汉的工人早已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自“二七”至现在，无时不参加革命，而且时刻想到如何在党的领导指导之下，任其工作。此种情形，各界同胞，当已觉察，但在此数月间，各界对于工人，不免有不满怀疑责难之处，我不能不藉此机会，略加说明：(一)工潮问题之发生，各界诸多未能谅解，因此引起同志及党的领袖之考虑，殊为不幸。然而，我敢说，武汉的工人，是为中国革命利益而奋斗，他们决不违反这个原理，有过分的希望。但是有几点事实，亦是要请大家谅解的：第一点，工人要能安心革命，生活上之困难，不能不要求减少。第二点，工人要参加革命，对于每日20小时工作时间，不能不要求缩短。第三点，工人要能自由参加革命工作，不能不要求改良待遇。在久被压迫状况之下的湖北工人，有此三种最低限度的要求，平情论之，当不为过。所以在以往一月之间，不断的发生工潮，亦即为此。所幸各界同胞，尤其是党部和商界同胞，时予吾人以指导与援助，致未发生重大问题。刻下此项情形，已经平稳的过去了。现在谨诚恳的报告我们的党及党的领袖，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工人和各界的关系，已经比从前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二)现在湖北工人，确能在党的指导之下，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向前奋斗……

为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和总司令立刻迁鄂，亲身指导我们，牺牲一切，与英帝国主义和残余军阀奋斗。

李立三和其他各界代表的讲话，实际上指责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直接触及了蒋介石的痛处，使他十分狼狈。蒋介石在武汉活动了几天，一无所获，只得恨恨地离开武汉。

随着湖北省总工会的成立，武汉各工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恢复和建立起来。到1926年12月，全市工会组织发展到274个，会员达39万多人，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子弟班、­妇­女班、工运讲习所均有较大发展。各大型厂矿工会也都办起了工人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到1927年4月，工人学校发展到40所，入学工人达5000多人。武汉再次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4)

1926年11月省总工会成立了工人宣传队，到1927年1月迅速发展到下设150个支队，1300多名队员，全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宣传网，工作效果很高。只要工会一声令下，宣传队立即出动宣传，几小时就能做到家喻户晓。特别是在“一·三惨案”、反击夏斗寅叛变斗争中，工人宣传队一马当先，揭露敌人，动员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26年冬，省总工会又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是李立三的妹夫蒋先云，初期有2000名队员，手持木­棒­。到1927年5月发展到5000多人，有枪2000多支。这支工人武装，在维持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在收回英租界和反击夏斗寅叛变的斗争中，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建立工人纠察队的同时，一些工厂的青少年建立了劳动童子团。省总工会因势利导，成立了劳动童子团总队，下辖武昌、汉阳、桥石、汉口四个区联队，人数约一万人，他们颈上围着红­色­布巾，手拿木­棒­，配合工人纠察队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很好的作用。

1月20日下午，李立三主持召集武汉各团体开会研究“二七”惨案纪念活动事项，并建立起筹备执委会。

“二七”纪念大会之预备会，于2月6日在汉口市党部举行，决定：7日在江岸致祭，分10点、下午1点、3点3次进行。武昌洪山致祭，定在12点。指挥团在大会前分别开指挥会议。中央及政府委员，先到江岸后到洪山参祭。会议决定，由李立三担任汉口的总指挥。

“二七”纪念大会江岸会场到会50多万人，开会时间延长至11时开始，由总指挥李立三司仪，各界代表演说，晚7时才散会。

2月16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汉口举行，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热情赞颂了以京汉铁路工人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说：“铁路工会，由京汉路开始组织，渐次普遍全国，中国军阀，向来薄视工人，目中并无工人，帝国主义知道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唆使其走狗军阀吴佩孚，压迫工人，残杀工人，结果演成‘二七’惨案……”面对当前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他殷殷要求工人们“要认清应负的使命，奋斗到底，完成革命工作。”同时，他还分析说：“自革命势力发展到武汉，帝国主义用种种­阴­谋，企图消灭革命势力，打倒工人。奉鲁军阀，亦以武汉为真正革命中心地，亟欲捣毁武汉，消灭革命势力，现值最后决战之时，是革命民众的生死关头，必须全国一致团结，尤其是铁路工人负担的责任和使命比较更大，我们必须把许多烈士牺牲得来的胜利发扬光大，一致团结，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成功。”

图06：1927年，李立三在大革命时期的武汉留影/后排左起：许白昊、李立三、­祼­麦；中排左起：张昆弟、李一纯

为了适应北伐后国民革命的新形势，针对武汉已成为大革命中心的实际，更好地指导工人运动，1927年1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湖北省总工会：全总准备由广州迁到汉口。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立即回电表示欢迎，并积极准备全总的迁鄂工作。

2月4日，李立三主持省总工会执委会研究欢迎全国总工会大会筹备事宜，决定由他本人出面交涉致函华商总会，商借全总办公处所，并决定20日在济生三马路广场召开欢迎大会。在此期间，针对少数工人纪律涣散，有不良行为的问题，李立三还以全总迁鄂为契机，适时开展了整肃工会纪律的行动，为有效提高工人队伍的战斗力、保持其先进­性­，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据当年的《汉口民国日报》2月9日载：“总工会严肃工会纪律”。全省总工会鉴于近有少数工人每有轨外行动，特发通告，以资纠正。通告指出，工人阶级要有严格的纪律，才能担负革命的责任。具体规定了21条，违反者分别轻重处罚，同时公布了21条全文。

2月19日，省总工会召开第四次执委会，通过议案60条，同时决议于24日召开欢迎全国总工会群众大会，各工会一律停工参加，并推举李立三为大会总指挥。

全国总工会迁鄂后的办公地点，最终设在汉口四成里旧华阳旅馆。2月20日，全总召开迁鄂后的首次扩大执委会。已到汉口的全总执行委员有：李立三、项英、王亚璋、邓绍山、朱少连、沈瑞生、许白昊、袁祜青、袁玉石、陆沈、刘少奇等11人，候补执委朱宝廷、孙×鹏、叶璋等3人。将到之有王景云、张佐臣……

鉴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尚在广州，遂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4人组织全总临时常务委员会。并选举由李立三“代理委员长”，秘书长刘少奇，组织部长袁玉石，宣传部长邓中夏。

在武汉这段高歌猛进的革命岁月里，李立三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干­，极富鼓动­性­的演讲才能，总是频频出现在各类集会上。

3月1日下午3时，湖北省总工会教育委员会在总工会三楼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本星期日上午8时，在总工会三层召集武汉三镇教职员会议，请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林育南作关于职工运动方面的报告。李立三报告的题目是：职工运动状况及中国政治状况。

3月4日上午，湖北省全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开幕式，下午在阅马厂开庆祝大会，各届到会者30多万人。李立三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在6日的大会上，李立三又作了职工运动的报告。

在那些日子里，武汉成了全国工农运动的中心，会议不断，活动不断，Ｇao潮迭起。继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为庆祝国民政府革命军北伐克复宁沪和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各界又组成筹备委员会，并定于4月5日举行庆祝大会。紧接着，又是国际职工代表团访问武汉，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委员长和在广州领导农民运动的彭湃到达武汉等等。所有的这些活动，李立三不是担任总指挥，就是作为主宾致开幕词或发表长篇演说。他成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最活跃的人物。

四、参加汉口中央局 与陈独秀的右倾作斗争

1927年2月底，上海中央局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时，以瞿秋白为一方同以陈独秀、彭述之为另一方发生了重大分歧，瞿秋白无情批判了他们对大资产阶级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机会主义策略。会后，瞿秋白离开上海到汉口。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在汉口的中央委员，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和李立三成立了汉口中央局，与陈独秀、彭述之机会主义领导开展斗争。

3月底，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阴­谋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上海的陈独秀、彭述之等对蒋介石充满幻想，试图以各种让步来安抚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从而错过了当时存在的组织革命力量、防备(蒋介石)叛变的机会。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5)

4月2日，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即和蒋介石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

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在上海联名发出了《告两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全体党员)同志书》，两党领袖谈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力为蒋介石进行辩护。

陈、汪宣言，意味着共产党领袖已经向国民党投降，它不仅在原则上是有害的，而且实际上严重妨碍着同反动派进行的斗争，它蒙蔽了工人，使工人看不到蒋介石集团对革命的危害。

中共中央领导内部面对危机，没有提出同蒋介石作斗争的具体方式和方法，仍旧主张继续北上，而不是东征讨伐蒋介石。

李立三、瞿秋白、项英、张国焘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都对中央、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他们不赞成同蒋介石妥协的政策，反对以和平方法克服危机，认为必须尽快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这时，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的成员组成联席会议，临时行使中央最高职权。在4月4日的会议上决定：

①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当即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务委员；

②电催陈独秀速来武汉，并把中央迁往武汉；

③4月20日召开中央全会，4月25日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④成立三个委员会，为五大准备文件，各委员会的主持人是：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瞿秋白、毛泽东；职工运动委员会李立三；组织委员会张国焘；

⑤以中央名义发电报，要各地来武汉开会。

在汉口中央临委的电催下，4月8日深夜，陈独秀与汪­精­卫一起，自上海乘英轮到达武汉。

9日清晨，李立三参加了由陈独秀召集的在汉中央委员谈话会。

当天下午一点半，李立三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了各团体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大礼堂召开的迎汪(­精­卫)筹备大会。

4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汉口鲍罗廷的公馆召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参加者有：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肖子璋、贺昌、黄平(沃罗夫斯基)、陈延年、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

经与会人员认真讨论后决定：中央机构自即日起迁鄂办公；追认中央临委及湖北省委前所代理中央处理的事务有效；重新部署中央及地方党务、政治与军事等方面问题。

会议专门研究了江(苏)、浙(江)及上海方面的形势。中央认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已经到了严重时期。过去，上海有右的错误，今后要认真准备和进行反蒋(介石)的斗争。为此，作出了《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并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去上海，由李立三、陈延年、维经斯基、赵世炎、周恩来等组成一个特务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决定，负责组织领导上海方面的反蒋(介石)斗争；会议还决定立即召回罗亦农(布哈罗夫)、将档案转移到汉口、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

11日，李立三又参加了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在汉口跑马场后面被没收的杨森的住宅召开的秘密会议，进一步研究对付蒋介石的办法。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武汉政府顾问彼得罗夫、高等军事顾问加伦。刚从南京来汉的中共党员李铁山、陈武汉在会上报告蒋介石的行动计划。为采取措施防备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企图叛变的危险，会议决定李立三等立即动身前往上海，贯彻中央的决定。

李立三一行3人在前往上海途中，4月12日经过南京时，蒋介石在上海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到4月16日，上海工人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面临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李立三等人义无反顾，于4月13日还是赶到了上海，通过郑超麟，先找到赵世炎的秘密住处，随后又找到周恩来、罗亦农等，临时决定把罗亦农和三个俄国同志加入特务委员会。这样，就于4月16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了特委会，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份珍贵的原始记录再现了当时的会议情形。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6)

附：特 委 会 议 记 录

——传达中央对上海问题的决定及讨论致电武汉反蒋问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

到会者：延(陈延年)、立(李立三)、亦(罗亦农)、士(赵世炎)、恩(周恩来)、尹(尹宽)。

立：述之、子璋到后，中局讨论上海问题的结果，有许多意见，派我、延及维经斯基来上海，并加入士炎及恩来五人组特务委员会，并望我们在二十五号以前回到汉口开代表会。

我们来的任务：

一、催大会代表，要亦农去，延年留上海代理书记。

二、组织委员会：今天新决定委员会亦农及三俄同志参加共九人，决定开三次会，议程：

(一)区委报告。

(二)委员会报告，以后区的工作报告(由区委报告)。

(三)委员会与区委联席会议；一方面报告中央议决案及以后区的工作方针，并讨论议决案，或再由委员会对部委会报告。

今晚要讨论区对于武汉以后对于全国政策的方针，决定由委员会联名电武汉要他们执行。

恩来：我们致电武汉应指出两点：

一、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甚至影响到武汉与国际都趋于和缓。尤其是汪­精­卫来后，他也受我们影响，态度也就和缓，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以上错误，沪区完全承认，并要把此意告诉武汉。

二、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无法，且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可以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

亦农：我们对于中央并不要责难，不是以沪区意见对中央提出。

上海过去做(犯)了许多错误，而武汉对于上海太不注意，甚至对于上海市政府表示不赞同，我觉武汉方面对于上海的观察不清楚，关系也不见灵密，也许是交通不便所致。

对于政治军事，昨天区委讨论，对于恩来意见都一致赞同，惟对中央致电固很必要，但只处提出意见态度，而不是提出抗议。

世炎：致电中央大家意见都已一致。惟我在这几天感觉，目前实为中国整个的革命与党的最严重的时期，如果策略稍有差池，关系非常重大，上海为无产阶级力量表示得最伟大的地方，与全国各处，有不接气的地方，我们党如果没有很坚决的策略，关系今后党的进行实在太大。我意现在如要消灭新军阀与资产阶级，问题并不简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很坚决的策略。所以我们此次致电中央，除说明恩来意见外，同时要表示很坚决的态度。我们要看清反动力量非常浩大，敌人进攻，已到万分紧迫的时期，我们在“三月二十日”的右倾错误，已经得到教训，但那还不过是政权党权的争斗。现在的形势，比三月二十日还要重大，我们再不能有第二个右倾的错误，以自陷于危境。以外奉方与老蒋究竟有无发生关系，也值得研究与注意。

立：武汉对于老蒋之决心打击已为事实，毫无问题，所最困难者为军事问题，所以还在忧移，现在不但是军事上忧移，已发生政治上的忧移，因为奉方进攻甚烈。所以决定如果蒋尚不十分反动，还可姑予敷衍，尤其是接到仲甫等来电表示反对打蒋，大家益发摇动。

现在武汉既连下不准蒋缴纠察队械、要蒋保护市政府、不准蒋在南京开会三电，可见武汉方面对于政治上的策略已坚决，其所以不即下讨伐令者，纯为军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电报，要多注意军事分析。

讨论电报：

发电名义——个人签字。

电文内容——(原件缺——编者)

延年：在政治上，要说明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未稳固前打他，才有胜利希望，如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在军事上，武汉方面第一、第七军必可开拔南下，他们预备四万支枪到南京。

世炎：军事上除奉系问题外，还有帝国主义与青红帮的两个问题也关重要。

立：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比蒋巩固得多。在军事上，老蒋的巩固进程比我们快得多，如果愈延长，他的力量愈巩固。再加老蒋用反共的宣传，将来很可取得政治上的巩固地位。因此，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赶快打蒋是毫无疑义，且我们目前不打蒋，蒋将来必打武汉，到那时就非常危险。现在武汉所最困难的为经济问题，非打到江浙，在经济上就无办法。

电文起草——决定恩来担任。

……

李立三传达了来上海的任务，讨论了上海的形势，针对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对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举棋不定的情况，决定以与会者名义，向党中央写一个请求东征讨蒋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由周恩来起草，李立三、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尹宽、周恩来6人签名，用电报将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发给了在武汉的党中央。电报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斗争，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第二天，上海区委向会议作工作报告，总结了三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

李立三在18日的特委会议上指出：上海工作已到严重时期。“虽为客观环境造成，但主观也有错误。不但是上海党的错误，而且是整个党的错误。这实是我们党的根本错误。”“上海区不应以此而延缓其工作。这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没有坚决认定无产阶级取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奋斗，没有明确的阶级觉悟与指导。”暴动的结果，“并没有取得一点政治的领导权，市政府根本没有成立。”“今后工作的策略，即为积极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与大资产阶级努力奋斗，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夺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

会议一致决定“四一二”以后，要起来继续斗争，要领导上海工人准备新的起义，迎接东征军，打倒蒋介石。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7)

五、筹备并参加中共五大

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后，立即与罗亦农等赶回汉口，又参加了中共五大会议的筹备工作。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紧接着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为了挽救革命，4月27日上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都府堤20号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开幕，共有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顾顺章、张金保、张国焘、谭平山当选为主席团的成员，李立三同时是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持人。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英、法、美、苏等国共产党代表、武汉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等来宾。开幕式由陈独秀主持，他首先致开幕词，接着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向大会祝词，随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各国共产党代表及我国各团体代表向大会致贺词。

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这次会议是半公开的，会场警卫由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教导营担任，这个营的­干­部战士大多倾向革命，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当天，营长韩浚率领一百多名战士警惕地守在会场周围，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因为当时汉口较武昌更为安全，同时大多数代表居住在汉口，过江开会不太方便。因此28日大会休会一天，迁往汉口济生三马路黄陂会馆，29日以后的会议均在此进行。

29日，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工作报告》。报告没有回答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代表们感到非常失望。

4月30日至5月3日在讨论时，20多人先后发言，许多代表提出了意见。李立三多次发言，总结了职工运动的经验，从总体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批评了在领导上海起义中的机会主义策略。但是，“因为罗易和鲍罗廷对陈独秀采取了调和主义立场，这一斗争没有很好地进行下去。”

5月4日至5日，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报告。他先介绍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后来总结了大会讨论陈独秀报告的情况。

5月7日至8日，大会讨论了组织、修改党章、农民土地、职工运动等问题。9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等5个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建立了党中央的监察委员会。历时13天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宣告闭幕。

在5月9日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时，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他又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3人为常委，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

这次大会是在中国革命遭受挫折之时召开的。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这次大会存在着严重错误。它没有提出争夺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会议没有讨论建立共产党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的问题。对于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虽然强调了解决问题的意义，但制定的具体措施都是行不通的。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致革命一步步走向失败。

六、太平洋劳动会议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早在1925年，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代表即准备在欧洲举行太平洋劳动会议，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和破坏而未能开成。1926年7月。澳洲工人阶级代表提出倡议，并在澳洲召开了筹备会，决定次年在中国广州召开太平洋会议。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工人解放运动的直接支持和鼓舞。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开会，决定承接这项光荣的任务，并派遣筹备委员，在汉口友益街设立秘书处，秘书长为林育南，负责日常筹备工作。

然而，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也发生了“清党”，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太平洋劳动会议只好改在武汉召开。

5月14日，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抵达汉口，当天下午在全国总工会主持召集筹备会议，就太平洋劳动会议的程序等事项作出了相应决议。身为中共中央7名政治局委员之一的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参加了会议的领导工作，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了会议。

在5月1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上作出决定，李立三担任组织部长，同时负责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上作《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

5月17日，汉口各工会代表在血花世界大剧场(今民众乐园)举行欢迎大会，到会1000余人，各国代表团代表24人。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等出席。午后1时首先由向忠发致欢迎词，欢迎全世界革命领袖齐集武汉，指导和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工人谋求解放。接着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致词，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站在中国劳动工人面前，尽力帮助革命，打倒一切反革命派。英国代表汤姆、日本代表西田义一，爪哇代表赖克门、美国代表白劳德相继致词。

5月20日12时，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正式举行开幕典礼。除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外，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公博、彭泽民，国民党省党部代表徐虔知、汉口市党部代表詹大悲等到会。

大会主席苏兆征宣布开会，致开幕词，报告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筹备经过，阐明了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和任务。

李立三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强调了中国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

为了宣传教育，扩大影响，李立三邀请各国劳动代表于23日参加了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高级劳动学校在前辅德中学举行的开学典礼。

李立三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期间，特别需要指出的一项是“不等官方许可，可自行实施8小时工作日。”这是李立三当时坚持提出的武汉工人经济要求之一。在1927年4月以前只有个别的工厂企业，如铁路部门得到落实。总工会决定5月份不等官方许可主动实施8小时工作日，由省总工会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自某某日起，工人拒绝8小时以上的劳动，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到了规定日期，各工厂企业的工人­干­完8小时的工作后，果然停工回家。这样做法的效果是：提高了工人群众的革命觉悟和工会的威望，同时因工人的业余时间多了，为群众­性­宣传工作提供了便利。经过斗争，8小时工作制不仅在工厂企业中得到实行，而且在商业经营的店员中也得到实现。

第二部分在革命的洪流里(18)

为取消束缚有­色­人种劳工之立法起见，为剥夺帝国主义者及中产阶级之武器，使勿降低劳动者之生活程度起见，并为解放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中此种中古时代之奴隶制度起见，在李立三的促使下，太平洋劳动会议议决10条：

1．采8小时工作制；

2．每星期内，须使工人有一次连续24小时之休息；

3．施行工人保险，如疾病、遇险、残废、失业等各项保险，保险之责任，由厂主与政府担负之；

4．禁止­妇­女做夜工。产­妇­须在生产时期之前后各给假8星期，工资照给；

5．绝对禁止买卖儿童作为掠夺之目标，并禁止雇用14岁以下之童工；

6．同等之工作予以同等的工资；

7．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权；

8．设立劳工稽核所，其中职员由各工会中选举之；

9．取消体刑、罚金、扣资以及工厂之产品充工资等；

10．组织工团及纠察队，反对法西斯主义及破坏罢工者。

5月27日太平洋劳动会议结束后，5月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便任命李立三为中央工人部长，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称为书记，由李立三任书记同时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

此后不久，便迎来了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于1927年6月19日至28日在武汉召开。6月18日下午1时在武汉血花世界开预备会，到会代表400多人，还有俄国、爪哇、朝鲜等各国代表数十人。

预备会通过大会主席团由李立三、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25人组成；通过组成政治、经济、组织、教育宣传、决议审查5个委员会，李立三为政治委员会主任。

6月19日下午3时，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举行开幕典礼，首由李立三致开幕词。

6月20日，李立三在大会上又作了政治报告。

6月23日上午，与会代表参加武汉人民举行“6·11”、“6·23”北伐阵亡烈士及各地同胞追悼大会，下午在总理纪念堂继续开会，值日主席为李立三，由刘少奇作会务报告。

湖北全省总工会、农民协会，23日晚在汉口普海春欢迎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共约五百人。开会前，由李立三、刘少奇、何葆珍、向忠发……俄国代表、及上海、广东、福建、四川、山东各地代表先后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及各地含有革命­性­之歌谣，均足以联络彼此亲情，激发革命情绪，鼓掌之声，响彻云霄。

6月28日，上午9时，在血花世界举行闭幕会。李立三宣读了“政治报告及各国职工运动与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决议案”，并相继通过了多个决议案。下午3时，由李立三代表主席团致闭幕词，会议圆满结束。

……

就在这两次会议期间，李立三与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邂逅相逢于武汉。

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1月24日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小镇弗兰德镇。一生与中国紧密相连，先后6次访问中国。

图31：1963年夏天，李立三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再度相逢在北戴河

1927年她第二次来中国时，正值蒋介石撕下伪装，挥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她在上海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这血腥的一幕，悲痛不已，十分愤慨，便溯江而上，到武汉访问那里的国民政府。当时，正值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斯特朗对李立三进行了采访。她把这次在中国的采访连同她1925年第一次来华访问的情况，写成了第一部关于 中国革命的书：《千千万万中国人》，记录了1925年省港大罢工和1927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工人代表唐树义向她介绍，“到湖南来给我们组织工会的是李立三。他先开办了一所矿工业余学校，这所学校开了一夏天，一些用功的工人学会了识字。李立三将这些人秘密发展成工会组织者。他们将整个矿区分成44个部分，一人负责一部分。这些组织者又另选一些工会活动分子帮忙，一人负责100人。这些人又各选十个帮手，每个帮手负责十个矿工。就这样一万三千名矿工很快就组织起来了。我们不把这个组织称作工会，而叫矿工俱乐部。尽管如此，矿主还是要摧毁我们的组织。”

斯特朗在书中写道：6月20日上午，李立三的政治报告一结束，她立即找到李立三，要求了解他的身世。李立三愉快地接受了她的采访。“李立三与别人都不同。作为湖南农村一个教书先生的儿子，他读了7年书。大战期间，他到了法国，在铁工厂里做工……李立三关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观点，超越了中国的国界。他对我说：‘只有当中国有了强大的工会时，工会才可能在爪哇、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蓬勃发展’。”

就在这次采访时，李立三还向斯特朗讲述了他于1925年秋天从上海逃到武汉，反动派的刺客暗中保护他的一个生动而可笑的故事。

斯特朗还生动描述了采访结束时，她打开相机给李立三拍照的详细情景：“他催我离开那个到处是工人卫队和标语布告的大院，带我来到一个业已凋残不堪的中国式小花园。他以树木和一条小溪为背景，摆了个照相的姿势。他想在我的记录中留下一个恬静优美的环境所环绕的形象，而不是置身于胜利喧嚷之中的形象。”

后来斯特朗跟别人说：“李立三虽然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但他很有知识分子味道。”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1)

历史证明，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要倡导者，

而且还是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南昌起义后，他两次被党中央派到香港，主持广州

起义失败后的广东省委工作……

一、南昌起义中一个真实的李立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历程的光辉起点！我党、我军历史上这一伟大壮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一直鲜为人知。长期以来，一些有关现代革命史的书籍、革命史展览中，在介绍南昌起义这段史实时，只有周恩来、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过作为八一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的活动。一般党史读物在谈到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时，从不提及李立三。其实，李立三不仅是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而且还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

之一、起义前的情势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劳动民众迅速觉醒起来努力于自己的组织和斗争。平民的明的暗的仇敌，(中外反动者)也就觉察到自己的危险，寻找种种方式、方法来阻遏革命进展的潮流。”主要表现在：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法、意5国军舰联合炮轰南京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京惨案”；同月，蒋介石杀害赣州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等革命团体；制造重庆“三三一”大惨案；4月12日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南京、无锡等地发动了同样的反革命政变，革命前途危在旦夕。

在此严重形势面前，中共向何处去，中央的政策是混乱的。这种混乱，首先来自于斯大林当时的政策是错误的、矛盾的，而且由于两名苏联代表对莫斯科的路线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一是鲍罗廷，他的头衔是苏联驻中国的最高特使，又兼任国民党政府的总顾问。他与陈独秀一起提出了“西北理论”，主张中共支持武汉国民党夺取北京的计划，打开通向冯玉祥在北方势力范围的道路；一是罗易，印度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代表，主张回到革命热情高涨的广东去，努力“深化”革命并进行土地革命。

为了挽救大革命，中共在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由于没有提出夺取领导权的任何切合实际情况的措施，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作了错误的分析，对汪­精­卫充满了幻想。大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使他得以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此期间，又发生了杨森进攻鄂西，于学忠、张联升等叛变于湖北、西北。

五大闭幕后，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14 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发出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李立三同蔡和森在政治局会上提出“派叶挺部队及中央军政学校出动，兜剿夏斗寅，占领粤汉路，以湖南为根据地，准备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同时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发动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暴动对付暴动。”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调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奋起反击，迅速打败了夏斗寅的叛军。但是，拒绝了他们关于建立湖南根据地的建议，也没有决心“以武力应付武汉反动局面”。当时李立三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失去了一次重要的革命时机。罗易与瞿秋白以为，现在的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弄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当务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紧接着5月21日，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即在蒋介石、 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而陈独秀不贯彻五大的正确决议，不采纳党内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队的正确意见。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攻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办法，致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加疯狂，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屠杀了一万多人，革命危机日趋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逃散，有的甚至公开叛党。

随之，冯玉祥也公开反对工农群众及共产党，并下令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

以上这一系列事件的恶果是工农的鲜血流遍大江南北，革命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

之二、党中央改组李立三当选临时中央常委

在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5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批评了陈独秀，并指示鲍罗廷“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这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继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走向反动。各种反革命力量结伙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扑来，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的”。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明那兹同志去武汉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

6月底，共产国际来电，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解除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并调回国。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的训令，没有及时传达执行。因为他清楚自己和陈独秀的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延，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了，因国民党已准备公开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

7月7日(或8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传达了国际的训令。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中共这位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宣布: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

会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7月1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从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随后不久，共产国际来电，调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因此，7月14日鲍罗廷在瞿秋白陪同下就上庐山去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党计划。7月16日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之，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2)

之三、 主持第一次九江会议力主“独立的军事行动”

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汪­精­卫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在军事上又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所在的第11军(叶是11军下属、24师师长)和贺龙的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党的力量较强的第4军、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问题，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 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在此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后，谭平山也到了九江。当天晚上，在九江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一向敢于冲锋陷阵的李立三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时指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 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生智)。张发奎态度虽然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即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在军事上，4军、11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四岭、涂家埠一带，20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3军移驻樟树，9军移驻临川。程潜之6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3、6、9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邓中夏也表示了他的同感：“对，我们党内还有相当的人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我认为应该抛弃这种想法。”谭平山当即提出：“现在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20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建议就在这天晚上确定下来。”“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他们研究以后，3人分工：谭平山留在九江，20日，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瞿)秋白听完李立三、邓中夏的分析意见后，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早就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李立三)即请秋白代表在浔(九江)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庐山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22日李立三又在他的厨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等10来个人。大家都表示赞同。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对举行南昌起义建议的提出有明确记叙，他写道：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部分力量，重返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之四、第二次九江会议再议决暴动计划

正当李立三与邓中夏在庐山与瞿秋白商谈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要“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7月23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 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同时(谭)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仍留在庐山的李立三回到九江开会。

7月23日晚和24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叶、 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 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 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

7月22日，鲍罗廷与瞿秋白从庐山秘密赶到武汉。25日临时中央常委开会，鲍罗廷又宣布：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秋白把(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建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在)南昌(起义)的决定。”会议同意了瞿秋白由九江带回去的提案。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3)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周恩来)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作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

鉴于当时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故“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之五、第三次九江会议再讨论行动方案

中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奉命于7月25日到了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李立三等人开会。会上，周恩来“报告(传达了)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同时，周恩来还对在九江的同志讨论土地纲领时出现的分歧，传达了“中央的意见”，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之土地列入了政纲，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会后，周恩来、李立三、刘伯承、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于7月27日齐赴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后来，张国焘、谭平山也参加了前委会议，但不是前委委员。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前委27日同时决定成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30日晚举行暴动。”

28日，周恩来亲往第20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就起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坚决果断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周恩来当即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与贺龙一道审慎周详地制定了起义的作战计划。”

之六、 张国焘受命阻止起义

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同意在九江的同志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意见，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很快回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国民革命军)军队中的同志(共产党员)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7月26日下午4时，汉口一所住宅里走进来了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中常委和中委，除他们之外，还有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名翻译人员若克、家展。这是在罗明那兹的坚持下，中央常委会在此要举行秘密会议。

瞿秋白首先发言说:“当前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我们立即讨论。不久前新的中央作出决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目前，暴动正按计划进行准备，我们很需要苏联方面对暴动给予支持。今天在此聚会， 主要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同志以及苏联顾问加仑同志等人的指导下商讨一下目前的形势以及南昌暴动问题。首先我们请加仑同志发言。”

加仑将军清了清嗓子:

“我今天上午会见了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了军事问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4军，第11军和第20军3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张发奎如果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因此，我们可以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与张一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5000至8000，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接着发了言。

“我们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来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

罗明那兹停了一下，在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纸说道：“这是共产国际的回电，全文如下:倘若这次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念完电文，罗明那兹的眼光朝几位中国同志扫了一下，见大家都默不作声，继续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当面去通知。张国焘同志，你去如何？”

罗明那兹说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因为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南昌暴动。

张国焘立即表了态：“既然这任务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

王一飞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故张国焘认为他是最合适人选，可罗明那兹显得有点着急。

“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即起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

罗明那兹的口气就是要张国焘去，所以瞿秋白和李维汉都劝说道：

“老张，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

张国焘此时进退两难，心情异常尴尬。对于他此时的真实想法，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曾有所披露，觉得“当初周恩来等人提出暴动时，我并没有明确反对，现在叫我去劝说周恩来、谭平山他们停止行动，实在是不合适的，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同时，张国焘也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顾问们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持，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张国焘权衡再三，认为“加仑将军的提议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担当该重任。”

想到这，张国焘顿觉义不容辞。但他又以质问的口吻道:“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罗明那兹听了，显得有点丧气，他举着电报说:

“这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不能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4)

罗明那兹话锋一转，板着面孔说：

“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中共中央一定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李维汉见罗明那兹很气恼故应答道。

“不过，加仑将军的提议是可行的，我们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张太雷发言了。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将第4军中的同志们和集聚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瞿秋白补充道。

罗明那兹对手下这几个中共领袖们的回答感到很得意，故转而作出了最后决定：“那么，现在一切由张国焘同志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张国焘仍须尽快赶回中央。”

“好，我一定完成中央使命，不过我请问，如果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张国焘问道。

“这次暴动应坚决阻止，要克服一切困难抑制暴动的发生。”罗明那兹的态度很坚决，但没有直接回答张国焘提出的问题。

就这样张国焘带着使命，讲明确一点主要是罗明那兹的使命，也带着自己的关切于7月26日晚匆匆搭上了长江轮。

之七、力辩张国焘并最后确定起义时间

7月27日晨，张国焘乘坐的江轮到达九江，这时的九江简直就是一个大转运站。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乘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同时第4 军也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张国焘自早晨一到九江，不顾旅途的疲劳，急忙把前委委员恽代英、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干­吾，武汉军校政治教官高语罕和夏曦等人召集在一起开会。与会者从神秘的中央特使的脸上已经捕捉到了：“中央肯定又有什么新指示了。”

张国焘首先发言：“因为情况紧急，不能把所有的前委同志及有关的同志召集拢来，现把26日也就是中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给大家，望各位遵照执行。有些事情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参加会议的人聚­精­会神地听着。

“共产国际来电不赞成举行南昌起义，而且禁止俄顾问介入这件事，拒绝给起义以军火和经济上的支持。中常委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建议大家重新讨论暴动的可行­性­，我也是同意重新讨论的……”

张国焘话还没有说完，恽代英就愤然起来说：“这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其他几位同志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不过恽代英表现得尤为激昂。

“为了慎重起见，那又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呢？ ”张国焘反问大家。

恽代英愤愤不平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起义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我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央指示，只知道按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如果有人再动摇军心，我就要打倒他。”

张国焘一听到“打倒”二字，心中不寒而栗，但他对这个素有“甘地”之称的共产党人深感佩服，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兹。不过，他顿时感到中共中央以及自己的威信已丧失殆尽，故不免难过。

“既然大家反抗执行中央命令，我在此也无办法，待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决定。”张国焘本想在九江就把中央指示贯彻下去，没想到首先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拉拢和依靠张发奎的主张。其实这时，张发奎联汪反共态度已经十分明白。7月29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唐生智等人在庐山召开反共会议，策划: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自南昌撤回九江；在第2方面军 实行“清共”，逮捕第4军政治部主任廖­干­吾和二方面军秘书长高语罕等4人；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九江街头，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叶剑英预闻此事后，立即派人通知廖­干­吾转移。可张国焘不顾这一切，于7月29日早晨和中午，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前委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同恽代英到达南昌，当即召开前委会，这次张国焘似有扭转乾坤之决心。参会的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

“共产国际电令我们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莫斯科拒绝给予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经济支持，故暴动成功的条件已经失去，所以中央指示不可举行暴动。我们可以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但是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广州的建议是值得我们大家重视的。当然我是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张国焘刚一说完，李立三就接上话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

叶挺倒显得很平静，他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或许更合适”。

谭平山见握有兵权的叶挺表了这样的态度，大为焦急，因而他说话带有一种威胁的口吻。“如果我们在军队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

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迫地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张国焘见大家的意见无法统一，又把26日中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说了一遍。

周恩来越听越愤怒。“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与会者除了张国焘和叶挺以外，个个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

张国焘看到坚决阻止和改变计划是不可能了，但又不想使会议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故说道：“恩来同志不应说辞职二字，辞职就是意味着面对困难退却、投降，我的意思是通过重新讨论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共发展的道路。”

“特立(指张国焘)的意思是要我们拉拢张发奎，实际情况是张发奎已受汪­精­卫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客观上应该是我们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了。”周恩来把张国焘的意思挑明了。

“好了，现在不争论了，你们尽管多数仍然坚持暴动，但是与中央指示相悖，不能执行，这次会议就到此止步，明天继续讨论。”张宣布解散会议。

鉴于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态度，谭平山萌发了一个极端的想法。他私下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如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

这位师长很慎重，他前去征求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

“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周恩来立即劝阻。

张国焘在会上遭到大家的反对，仍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故而分别找人单独谈话，进行个别拉拢。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5)

张国焘首先把目标对准了提出这次起义的发起者、起义态度最坚决的李立三。两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长时间的交谈。

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李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 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李立三也对我详细地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秘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现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哪有不翻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30日争论数小时。因特立(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31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此时，得知第4 军参谋长叶剑英从庐山到达九江，通报了他29日参加汪­精­卫、孙科、张发奎在庐山召开“清共”会议的情况:(1)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2)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3)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干­吾、高语罕等人。

此时，又接张发奎来电，称其“准一日到南昌”。同时得知汪­精­卫、孙科都一同来南昌。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特使张国焘只能默认这个现实，才表示服从多数意见。经过这一折腾，使原定于7月30日晚举行起义的时间，不得不改为7月31日晚4点(即8月1日晨4点)举行。

当日下午，朱德把敌两个主力团的团长和一个副团长请到家里来“做客”，用巧妙的方法拖住他们，为起义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之八、激战4小时 占领南昌城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在顺利进行的时候，31日晚20军1师1团3营副营长赵福生叛逃泄密，原定计划不得不临时改变，提前两小时举行起义。实际上，当晚12点半即打响了起义的枪声。起义军2万多人，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起义取得了胜利。

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分子，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丑恶面目，这次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所以，起义胜利后，8月1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革命委员会

│

委

员

│

苏江彭叶周李张彭吴林恽谭邓张陈郭于宋徐张黄朱何经贺

兆恩立国泽玉祖代平演发友沫右庆特曙琪晖香亨

征浩湃挺来三焘民章涵英山达奎仁若任龄立时翔日凝颐龙

│

主

席

团

│

主

席

郭贺恽谭张宋邓

沫代平发庆演

若龙英山奎龄达

│

┌─┬─┬┬─┴┬─┬─┬─┐

总政党参秘财宣农

政治务谋政传工

治保委团书委委委

部卫员│员员员

主处会委会会会

任长主员长主主主

席席席席

郭李张刘周贺叶蔡吴林恽张

沫立曙伯恩廷玉祖代国

若三时承来龙挺锴章涵英焘

「兼「第「后

团二改

参方邓

谋面演

长」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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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对有关人员的任职进行任命，李立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

陈赓后来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和李立三同志等在市区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当天夜里又负责解决了江西省银行。”

革命委员会于8月2日下午1时在贡院侧举行了就职典礼。 李立三担任司仪，按照就职仪式，各委员、各代表、各民众团体分别就位，全体肃立，向党旗、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各委员授印毕，即宣誓就职。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6)

之九、南进广东途中李立三第三次被开“追悼会”

起义军按照临时中央常委在起义前关于回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和参谋团关于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路线，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李立三作为革委会政治保卫处处长，最后于“5号从南昌出发”， 当日发布了“八一起义军的告示”：

照得本部本军 富于革命­精­神

此次南昌起义 原为救国救民

转战千里来粤 只求主义实行

对于民众团体 保护十分谨慎

对于商界同胞 买卖尤属公平

士兵如若­骚­扰 将其捆送来营

本军纪律森严 重惩绝不姑徇

务望各安生业 特此隆重声明

政治保卫处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领导，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总指挥部的安全、保卫以及宣传、筹款和运输等，是一个最庞大的机构，包括有400多人的一个连的士兵在内，并照料着500名左右的伤病官兵，加上夫役，总共有2000多人。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快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而李立三一面要参与前委和总指挥部关于战略方针和具体政策方面的讨论和制定，一面又要亲自指挥政治保卫处的工作和战斗，成了全军上下、前后左右无处不在的人物。

起义部队打下江西瑞金后，随后分成四路继续南下，李立三负责指挥第三路。就在起义部队一部开进福建长汀时，发生了李立三第三次被开“追悼会”的故事。

这一天，周恩来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研究南进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闯了进来。周恩来抬头一看，见张国焘脸上表情很悲痛，惊问道：“特立，出什么事了？”

张国焘难过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哪个看见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刻对门外的一个警卫员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一会儿，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叫于柱儿。周恩来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报告了李立三“牺牲”的经过：

在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个重伤员快死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重伤员身边，一看还真是老相识，伤员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起义时是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当下难过地安慰了这位将死的工人战友，随后又把烈士的遗体掩埋好后，便与勤务兵小于继续追赶先头部队。他俩走到一个山湾时，李立三看见树丛里有些红果子，便说要采些野果带着充饥解渴，小于不让他去，李立三说：“你脚上都是泡，就在这里先歇歇吧。”

说完就走了。结果等了好一会，不见回来，远处还响起了枪声。小于慌慌地大声喊叫着去找，结果看见红红的鲜果撒满一地，地上还有一摊血迹。这时，其他一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峭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悬崖壁上的一棵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顶上看了半天，虽看不清那尸体的脸，但衣服却与李立三穿得一模一样。不用说，肯定是李处长了……

小于把情况说完，周恩来皱眉问道：“这么说，李处长是被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摇摇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游勇。”

贺龙讲完，谁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沉痛地说：“我们党又失去一位好同志啊。”他又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若有所思地说：“立三同志捡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那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和病故的其他同志。由于一时找不到李立三等人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

周恩来又一次为李立三主持追悼会(上次在巴黎)，并以悲怆的语调为“英勇牺牲”的李立三致悼词。正当大家悲痛之时，不知谁惊喊了一声：“李处长回来了！”大家一看，果然是李立三走进了追悼会会场。他又黑又瘦，后面还带了10多个人。

周恩来一看，激动地迎上去，抱住他的胳膊，高兴地说：“立三，以为你牺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嫌我脾气糙，马克思也说我去得太早，都不收，我就又回来啦。”

原来，李立三还真像贺龙分析的是遇到了土匪，只不过土匪头子没把李立三怎么样，反而一上去就被李立三打死了，那地上的血迹和那具尸体就是那个土匪头儿的。后来李立三被其他喽啰劫持，一路上慢慢摸清了土匪的底细，也都是穷苦人被逼上梁山的。于是李立三便充分发挥了一个宣传鼓动家的非凡本领，几番连哄带劝，游说鼓动，不仅自己­性­命无忧，还把这些小土匪动员来参加了起义军。他身后跟着的那10多个人正是这伙人。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7)

之十、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指令李立三离开军队前往香港

9月24日，起义部队占领汕头，这里是预定的临时首都，准备在这里大展鸿图。周恩来撤掉了原警察局长许光英的职，同时任命李立三为汕头警察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

这时张太雷受中共中央的委派由香港潜来汕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决定，开始着手建立中共南方局并与前委一起研究和计划起义部队今后的行动。

10月4日，李立三与张国焘、贺昌、×××等4人，奉中央之命回上海，因而脱离起义部队。在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向导的带领下，换上由向导准备的便装，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出发。直到次日中午才抵达海滨市镇“甲子港”。在向导的安排下，10月5日晚10时登上了雇来的渔船，驶往香港。

据1927年10月9 日张国焘从香港写给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一位领导同志的信中称:“弟与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彭湃、 平山等均于7号来陆丰等处，陆续逃至香港，太雷、绮园诸兄， 先弟一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险；恩来、希夷诸兄，尚在军中。”

在李立三到香港以前，身为南方局书记的张太雷，于行军途中，1927年9月29日在汕头给党中央写信报告:“南方局昨天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入李立三及恽代英，以绮园做秘书，请批准。”因此，李立三到香港不久，10月15日左右即参加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并就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作了长篇发言。随后，据此写成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发表在10月30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7期上，文章详细汇报了八一起义和南征的起因、发生和失败的全过程，总结了这次起义在政治、军事、土地革命政策、劳动保护政策、财政政策、镇压反动派、宣传工作、工农运动、党的组织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和阻止南昌起义、反对土地革命的丑恶行径。这是一篇有关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八七会议”后的李立三

八一南昌起义后第七天，党中央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汉口鄱阳街139号，是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俄国人顾问洛蜀莫娃的住地)召开了“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1人，邓小平是党中央的秘书，为主要工作人员。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却因在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未能参加。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议程3项：①共产国际代表报告，指出过去存在的错误，提出新的路线；②不是常委的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③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开了一天。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改组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首先由罗明那兹提出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7人的建议名单。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讨论中，蔡和森、李维汉提出毛泽东应参加政治局。经投票表决，按得票多少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人。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人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由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瞿秋白强调不断举行工农武装暴动，为“左”倾错误种下了病根。

8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广东省委(张太雷任书记)，同时决定成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南方局由张国焘(任书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7人组成，机关设在香港。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由于多数成员是南昌起义军南下领导人，故中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黄平3人组成临时南方局。

9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开会，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任南方局书记。

9月28日，张太雷在汕头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增加李立三为南方局委员。

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改组了南方局，由张太雷担任南方局书记，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会议通过了第14号通告。

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指出：关于溃散之同志……现尚在前敌(委员会)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的，须一律设法回沪。

10月23日，中央给广东的信称，张太雷已到，定于11月8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广东通知周恩来务必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中央还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归广东省委指挥。

遵照中央的通知，李立三于10月底由香港赶到上海。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中写道：

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内发生派­性­斗争，蔡和森同志公开鼓动成立左派小组，我反对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又不完全同意由瞿秋白同志领导的政治局……由香港到上海后，中央决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因准备出国，所以此间没有参加中央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半年、一年)新的革命Ｇao潮成为事实。”

共产国际把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此，它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模式，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也是历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按照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中国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不断革命论”。

11月8、9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会议作报告，认为中国革命潮流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任务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通过了由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对全国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本来，那个时候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六万锐减至一万多人。而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不承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会议，还根据罗明那兹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全部成员以警告处分(张国焘不是前敌委员会成员)。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8)

因此，李立三与张国焘就住在中央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罗明那兹回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而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的任务，就交给了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诺依曼了。

11月会议形成的“左”倾盲动主义，特别是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蛮­干­，在实际工作中导致了许多损失，使大革命失败后艰难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到破坏。

李维汉曾经写道：中央11月扩大会议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广州暴动”问题上……中央扩大会议后几天，中央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决定了广东暴动的计划。

根据中央的决定，12月11日凌晨2时半，张太雷、恽代英、叶挺终于发动了广州起义，一举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早上6时，张太雷主持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联合举行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

但苏维埃只存在了两天。12日下午，珠江河南岸的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分兵直扑起义军总指挥部，下午2时，张太雷在西瓜园指挥战斗中，遭敌人伏击，身中三枪，壮烈牺牲。为保存起义有生力量，13日，起义指挥部决定撤出广州市区。国民党反动派于13日下午重占广州。在此后的五六天时间内，有2000多人被捕，惨遭拷问；共有5700多名工农兵士遭到杀害。苏联领事馆5人全部被捕，副领事哈兹斯也被杀害。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布与苏联绝交，下令撤销苏联在国民党区域内的苏联领事馆及商务代办处，停止苏联国营企业，缉捕苏联共产党人，驱逐一切苏联人员出境。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起义终于失败。

15日，共产国际发表了《为广州暴动告全世界工人兵士及被压迫民众宣言》。

李维汉在回忆中写道：这次广州起义，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

尽管起义已经失败，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于14日又发出了第23号通告，指示广东省委：“在广东总的策略是广州的力量应迅速扑灭附近的敌人，向外发展与海陆丰势力结合，尤其要紧的是立刻发动全省各地工农暴动，以全省各地的暴动来保卫决定广州的胜利。”

三、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

1927年12月15日，中央常委决定派李立三、阮啸仙即赴广东，让李立三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省委常委指导工作，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重建省委，恢复广东全省党的工作。

中央要求李立三贯彻执行中央11月扩大会议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暴动”，“洗刷机会主义遗毒”和“党的­干­部工人化”。这实质上是继续搞冒险主义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和以“­干­部工人化”为口号改造各级党组织。这是李立三去广东前，瞿秋白中央交给他的基本工作方针。

李立三接受中央委派后，携着妻子李崇善，化装成一位富商，于12月20日抵达香港。当天晚上就在香港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委临时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广东各项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李立三于21日写信报告中央：省委认为中央指示的“广州暴动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而不是最后一幕”非常正确。因此，除了暴动没有出路。省委反对任何失败观念。鉴于原省委书记张太雷在起义中已牺牲，此时在港只有一名省委书记，因此，会议决定暂时增加3人，以张善铭代理省委书记(另二人不详)，李立三则以中央巡视员资格参加常委指导省委工作，俟1928年1月1日召集省委全体会议时再行改组。这是李立三到香港后，以广东省委名义向中央写的第一个报告。

22日，广东省委就东江暴动总策略致信东委，指示他们即刻执行由海陆丰扩大到全东江割据的计划，向惠州发展转向海陆丰周围蔓延……并派大批海陆丰农民到各县去指导、帮助农民暴动。同时指示，海陆丰政权对小商人要采取和缓政策，等等。

广州起义失败后，敌人在广州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在此紧急关头，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干­部和工人赤卫队员，纷纷逃到香港。他们由于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一直在广州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陷于反革命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亲眼看到了同志被杀的惨状。因此，他们对起义的指挥机关有很大的意见，纷纷找党的领导人反映情况。有的甚至说他们被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当做傻瓜，受了愚弄。李立三到香港后，很快就陷于这些脱险同志的包围之中，反复听到同志们的倾诉，也了解了很多情况。所以，在李立三到达香港一星期后，即12月28日，他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任务的报告”。

这个报告首先分十二个方面报告了“现在各方的情形”， 说在反革命疯狂反扑下革命力量遭到极大的摧残，党的“指导机关大多数还是旧的知识分子，七个巡视员没有一个是工人同志……执行起来便仍是旧的机会主义的方法。”“全是一种旧的军事投机，命令农军去打，群众全未起来。”李立三在谈到现在的策略和今后的工作时根据中央11月会议­精­神强调“现在广东客观的情形，革命仍是Ｇao潮，所以决定继续暴动之策略。”但是在具体工作部署上，显然是吸取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他提出“第一步在西北江南路均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报告在谈到广州暴动的问题时提出了4点批评：

1．暴动时不但未尽力发动群众并且阻止煽动群众的工作，因恐加紧军事当局的注意，破坏暴动的计划。因此，可以看出这次还是单以军队做中心，还不是真正群众的暴动。

2．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在暴动时一切当时的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当时指挥机关不肯发兵去东山，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

3．全未执行没收一切政府及反动派财产的政策，(我们)抓住广州政权，但总指挥机关几乎没有买菜钱。

4．退走时极为慌乱，全未通知各处(除教导团外)，许多负责同志都不知道，工人更不用说，所以反革命军队到了，赤卫队未退出街市，因此被杀者达数千人之多。

李立三对广州暴动提出的这几点批评，反映了一部分群众的正确意见和实际情况，表现了他敢说真话的特­色­。

1928年1月1日至5日，在李立三主持下，广东省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黄平作了广州暴动问题的报告。一些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由于对广州起义指挥机关的不满，会议一开始就对具体指挥起义的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罗登贤、沈青、王强亚等工人出身的领导­干­部认为暴动委员会的二把手黄平应对导致广州起义的失败负最重大的责任。要他对张太雷的牺牲负责，对在撤退时没有计划、没有设法通知各负责同志，造成重大牺牲负责。有人甚至提出要枪毙黄平。

李立三作为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没有冷静地引导大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陷于这种偏激|情绪之中，所以通过了《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首先肯定了“暴动的意义”“是代表全国工农群众革命的情绪，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一幕。”“此次暴动，表现工人阶级伟大的力量”，“居然在几点钟内，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占据一切军政财政机关”，“必然使全省全国的工农群众都增加了不少自信心和勇气，更加兴奋起来为推翻统治阶级政权而争斗。”“使工人阶级在农民群众的影响更加扩大，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更加巩固。”但是，这个决议在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与教训时，用了大量的篇幅追究暴动最高指导机关的责任，指责“当时指导机关完全是军事投机的方法，如偏重军事，不注意发动群众，不注意党的组织等”。决议最后仿照中央11月扩大会议的做法，执行“政治纪律”，对起义领导人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叶挺、徐光英、雷荣朴等9人，分别给予开除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的处分。

会议还通过了《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的方针决议案》，提出了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农村领导农民起义，开展土地革命，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继续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9)

会议最后选出了新的省委，由李立三任书记

常委：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罗登贤、王强亚、黄谦。

军委：张善铭(1月中旬，张善铭调任江北特委书记，军委由李立三代理)

中共广东省委将1月1日至5日全体会议讨论广州起义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详细报告了“此次会议中，广州暴动问题成了讨论中心，费时最久……到会的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很严格的批评，一扫过去党内敷衍情面的状态，结果因当时指导机关负责同志犯了莫大错误，都予以严重的处分”等情况。其中有6名省委委员、中央委员的处分，请中央批准。另外，有“许多重大问题……由××(即沈宝同)同志面述。”

会议决定，派沈宝同携带文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会后，调整和健全了各地特(市)委组织，还先后成立了潮梅特委、江门市委和海(丰)陆(丰)惠(阳)紫(金)特委，使各地的党组织得以恢复重建起来。

四、主持广东省委工作与中央的意见分歧

差不多在同时，1月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总结了广州暴动问题，并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这份文件指出：“广州苏维埃存在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时革命的整个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中国新兴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

1月4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指出：“广州暴动是全省总暴动的开始，广州失陷，全省总暴动的进行当益 。”要求李立三迅速开展全省的暴动。指出“在各县暴动的先后发动期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扩大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中央认为现时海陆丰宜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除掉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进行和布置深入海陆丰工农兵群众外，”还应“东向惠来、普宁，北向兴宁、五华，西向紫金、惠州，谋广宽的发展。”

1月5日，广州起义失败后退散出来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迅速开赴集结到达海陆丰地区，县城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大会，彭湃发表了演说。

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广东省委的信。根据时间推断，中央的信发出之时，肯定还没有收到或看到李立三领导的新广东省委于1月1日全体会议所做的决定。中央的信指示说：“中央根据国际代表自广州参加暴动回来的报告，通过了一个议案大纲，现在这个大纲特发给各级党部讨论。惟有一声明：根据广州暴动事实，中央、广东省委以及各级党部均保留一个批评权，因为国际代表所根据的事实不是全部，因此，中央极望省委速将广州暴动的材料及省委扩大会议结论寄来中央，以便作决议的补充。”这封信针对李立三12月28日报告中关于农民起义包围广州的设想，强调中心城市和工人起义的重要­性­，说“广州市的恢复工作十二分重要，省委须以全力促其成，没有广州工人暴动的再起，广东全省暴动是汇合不起来的。”很明显，这表明当时党中央有些“担心”李立三要离开“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了。

1月上旬，广东省委就省委会议连着发了两个通告。第一号是向全省党员通告省委会议的经过，指出省委在领导这次暴动中，在策略上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即是军事投机，只看见军队、农军、土匪等武装力量，没有看见群众力量，并提出改造党：一是增加工农分子到各级领导机关来，改变知识分子包办；二是实现党内民主，决定在1月15日前各县须彻底改组，从支部一直到县委。第二号通告是将省委全体会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案和讨论经过印发全党，要求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了解其意义和教训，并在工农群众中宣传，要求讨论省委决议，无论同意或反对，均可写成文章在省委通讯上发表。

1月16日，李立三主持广东省委常委会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1月3日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会议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省委对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对中央指出的暴动指导思想及暴动的领导问题，逐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充分反映了李立三不随波逐流，心怀坦荡，敢于追求真理的品质和­性­格。

广东省委的决议案指出：中央“这个决议对于暴动前的经过及事前的准备，描写得非常之好。可惜与当时的事实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描写，必然是得出不正确的报告。这样一来，使我们得不出正确的教训。现在把(中央)这个决议案不合事实的地方(关系重大的)简单地指出如下：

1．(中央决议说)“阶级斗争的最大的激烈已经成了事实”。(真实情况是)在当时暴动的广州，工人群众的一小部分虽然经过几次激烈的斗争，但是已被反动派压迫下去，以致使指导机关改变原定计划，“以军队为暴动的主力”。

2．(中央决议说)“赤卫队是极端严密的纪律，按连的组织”。(真实情况是)实在没有这样好，甚至到作战时几乎无法指挥。

3．(关于)苏维埃的选举，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实，人民委员七人，完全是党指定的，并没有一个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参加。

4．(中央决议说)“共产党能够调动这样广大的群众”。(真实情况是)当时参加暴动的群众实在不广大，自始至终恐不过一两万人。

5．(中央决议说)“共产党委员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彻底的土地革命的口号”。(真实情况是)假使我们有这样好的工作，环绕广州各县的农民群众便可广大起来拥护广州暴动，可惜事实上反革命军队围击广州时，没有受到农民一点阻碍。

6．(中央决议说)“在暴动前一天……命令传单等印出了七百万份”。(真实情况是)命令没有印过，发出传单日报等至多不过十万份。

7．(中央决议说)“签字并公布苏维埃一切命令”和“平民行政委员会中有许多普通的工人及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真实情况是)这件事完全没有。

8．(中央决议说)“新组织的赤卫军很快的……便能使用最近代的军事机械，大炮机枪”。(真实情况是)事实上赤卫队不单是不能打机关枪、大炮，甚至在作战时后面开枪打自己的兵士。

9．(中央决议说)“广州苏维埃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真实情况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命令。

10．(中央决议说)“尤其可注意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真实情况是)广州团的作用很弱，同时党团的关系不好，在这次暴动，团全没有计划的准备。

11．(中央决议说)“对于工人阶级、农民、兵士公布命令……”。(真实情况是)只在宣言中写出，没有公布命令。

12．(中央决议说)“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总工会系统下的工会为惟一的工会组织……”。(真实情况是)不但没有命令公布，并且在宣言中都没有说过。

13．(中央决议说)“赤军与白军的作战，工人群众热烈参加”。(真实情况是)参加作战的只是赤卫队，工人群众不但没有参加作战，甚至到群众大会的，只有四五万人。

14．(中央决议说)“居民中谁也没有帮助白军作战……”。(真实情况是)除掉机器工会的工人外，还有广东总工会及革命工人联合会也有很多帮助白军的。

15．(中央决议说)“虽然暴动的时候立刻有几千农民参加”。(真实情况是)实际上只有几百人没有到一千人。

16．(中央决议说)“赤军突围而退的行动，有充分的计划”。(真实情况是)实际上退却时不但没有充分计划，简直连退却的决定都没有。退却命令还是徐光英同志自己下的(以至许多负责同志和工人赤卫队，完全不知道，而做成重大的牺牲)。

以上指出的(只)不过(是)关系重大的几点，其余……不必一一叙述了。

关于失败的原因，(中央的决议)多推在客观的方面(并且还有一些不合当时的事实)……对于指挥机关的错误，说得非常之模糊……没有给我们一点正确的教训。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10)

李立三要求中央依照“广东省全体会议对于暴动决议案(加以)修正，因为(广东)这个决议案，是从多数参加这次广州暴动的同志所发表的意见和经过事实的报告的结晶。假使我们不将这次宝贵的教训给各地党部作今后的方针，我们仍将不断地犯同样的错误。同时，将我们的错误掩饰，不向群众宣布，更不是一个布尔塞维克党应有的事。”

李立三还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坚持自己的意见，表示不能接受中央的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结论。李立三认为，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与当时的事实不符，把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正确的教训完全蒙蔽了”。他提议中央应根据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案重新进行讨论修改。如已发出，即须更改。并要求中央向共产国际建议惩罚指导广州起义的国际代表。“因为(他)一方面在暴动时在指导上既犯了很大的错误，另一方面(他)虚报中央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行为。”

1月16日夜，广东省委给中央报告，决定再派罗登贤(省委常委)、黄平前来报告广州暴动和省委全体会议经过以及对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意见。

就在广东省委讨论中央1月3日决议的同一天(16日)，在上海的党中央听取了广东省委派去中央报告工作的沈宝同的汇报，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广东省委会议的决议大为不满，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广东省委的信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

18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同时发表了《告广东同志书》，指出省委决议有两个根本错误：一是省委狭义地接受了广州一部分同志在失败后一时激愤的影响，轻轻地将省委讨论和注意的中心寄托在查办当时指导机关和负责同志的这一问题上；二是对于12月11日广州暴动没有一个很肯定它是正确而且对的回答，反转有一个极其动摇的回答。还指出省委关于暴动没有发动群众、军事投机、群众不知道暴动的意义，不竭全力拥护暴动等几个论断，完全不合当时的实际。批评广东省委“暗淡了这一暴动在全世界殖民地反抗运动中，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以及它给予全中国工农群众直接行动起来推翻统治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个信号。”最后还指出省委决议的政治纪律“根本不能成立”。批评广东省委“这一决议案还不能满足广东今日全省预备的发动暴动的需要。”

1月21日、22日，罗登贤、黄平代表广东省委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广州起义的情况。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听取了汇报，看到省委1月16日的决议和李立三的报告，对李立三在广东的工作大为不满，当即作出决定：邓中夏去广东代理广东省委书记，准备2月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执行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责成李立三于邓中夏到后即来中央“面谈一切”。

1月23日，李立三领导的广东省委，不得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对参加广州暴动决议案》，重新评价广州暴动的意义，同时总结暴动失败存在的问题。

1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广东省委并转全体同志，中央不同意省委对广州暴动的结论，指出广东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决议案》的错误；同时介绍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之《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主要­精­神，并指出广州暴动主观上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广东省委必须服从中央的意见，停止省委决议案在各级党部的讨论，速将中央决议案散布下去。

同日，中共中央还致信李立三，令其回上海汇报和讨论广东工作，解决关于广州起义决议案问题的分歧，并派邓中夏前往香港，代理李立三的省委书记工作。

26日，中共中央就《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的补充，发出第35号通告。将中央1月18日、25日致广东省委信的­精­神通告全党，指出应“终止一切与中央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传播，以巩固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2月3日，中央致函广东省委，决定：贺昌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派罗登贤任省委书记，万前任宣传，永炽任组织，陈郁任工委。登贤抵港接任后，贺昌即来中央。

邓中夏根据中央的决定约于2月7日或8日到达香港。

2月9日，邓中夏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邓中夏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对省委意见的答复。李立三、吴毅、黄钊、叶耀球、恽代英、聂荣臻、沈宝同、张善铭、罗登贤、炳辉、李源、王强亚、黄谦、海筹等人出席。在瞿秋白中央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尽管拥护中央决议，但仍坚持省委原来的意见。但李立三在发言中不得不对省委与中央意见的分歧，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对省委决议我是负最大责任的一个。”他还说：“我以为广州暴动问题，再不必耽搁很久的时间讨论，因为目前广东革命形势异常紧张，我们不能用很多时间花在这里讨论。加紧工作，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广州暴动能使同志明了根本意义便满足了。”

会后，李立三约于2月10日动身赴沪，于2月15日或16日抵达上海。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11)

五、从上海再回广东

谁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李立三离开香港后的2月20日，广东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代理书记邓中夏及常委罗登贤、王强亚、黄谦4人被捕。中央获悉此消息后又作出决定，让李立三仍回广东任省委书记，补陈郁、黄焯、黄钊，连同张善铭、沈青组织新的常委，继续执行一切工作。并要求于27日将一切情形向中央作汇报。

24日，李立三由上海赶回香港，不得不又一次去做善后工作，“一切均需从头做起”，重建广东省委。他一方面多方设法把邓中夏等三人(黄谦除外)营救出来，一方面全面恢复省委工作。新组成的省委常委会是：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张善铭、李源、沈青、陈郁、黄焯、黄钊。

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作出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的补充》，并以《中央通告》第35号文件发出，批评广东省委决议案完全成立于当时群众因失败而激愤的感情下，立三同志的指导也就随着偏下去了。《通告》重申了中央1月3日决议的基本看法和各项决定的正确­性­。同时也根据广东省委的意见，在六个方面对中央决议中不尽符合事实的部分作了补充。

至此，李立三与中央的分歧得到解决，在工作中坚决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部署在全省举行暴动。

27日，李立三主持召开新的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省委即须执行的具体工作》决议案。除了对党的组织、宣传、职工运动、兵士、军委等工作进行整顿外，对广州、西江、南路、北江、东江、潮海、琼崖等地区的工作都作出了具体部署。

在各项工作“略有头绪”之后，李立三比中央的要求(要求27日)晚了两天，于29日向党中央写了《张李军阀战争结束后的政治状况与暴动发展情形》的报告，把他从中央回香港的工作作了汇报。

紧接着，省委决定恢复南路特委，组织潮梅特委。3月1日，省委致函北江特委，指示北江特委应该马上计划一个广大的士兵暴动，提出了30多项具体措施。

3月4日，省委制定《罗定暴动工作大纲》，决定成立西江上游特委。

12日，省委派杨石魂赴惠州，组织发动当地农民和士兵举行暴动。

同日，省委以《加强主观的力量》为题，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了桂系军阀四路进攻海陆丰和汕尾的情况，以及潮梅特委自汕头机关破坏后，负责同志叶浩秀、陈国盛均已牺牲；仁化暴动仍困守在按冈乡；英德潭洞、曲江西水两地暴动失败；信宜曾暴动一次，现仍困守在一个山区里面。

鉴于上述局面，省委指示东委采取“追击暴动”的策略来开展斗争，并且决定南路在茂名、化县、信宜，廉江等地短期内部署一次暴动，同时注意潮梅、北海等处的工人运动。

16日，省委又派李海筹去惠州指挥发动士兵暴动。

李立三当时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认真贯彻瞿秋白主持的中央对广东形势的乐观估计：“全省都能创造暴动的局面。”可是，形势的发展恰恰相反。李立三四处碰壁。省委常委黄焯等人被捕，特别是17日、18日，在桂系军阀的强大进攻下，海陆丰失守，大批海陆丰的同志逃难抵达香港，省委当时仅存经费800余元，要救济这批来港同志都发生了困难。

不得已，李立三于18日致信瞿秋白，并代表省委写报告给党中央，虽然表示要“极力加紧工作”，“计划在短期内造成暴动的局面”，但是也如实地反映了各地不断传来的暴动失败和­干­部被捕的消息，以及革命队伍的“非常恐慌的退缩”的情绪。一方面强烈要求中央速寄大批款项，否则已无法支持；一方面不仅拒绝中央要调走工人­干­部的要求，反而提出“假如现在能得到20个明了党的政策和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的工人同志去到各县巡视，艰苦地到下层工作，至多三个月便可布置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这是值得中央严重注意的一件事。”李立三特别要求希望“恩来同志即来指导扩大会议”，“速请罗绮园回来担任《红旗》编辑。”

尽管如此，李立三继续执行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李立三一方面看到了客观形势的困难和“左”倾政策的行不通，一方面又怕犯“右倾”错误，力图按照中央的调子来说明形势和制造“Ｇao潮”。

20日，省委又致信琼崖特委，指出琼崖目前仍是暴动的局面，要求继续组织全琼暴动，指示琼崖特委今后暴动的战术应该是：一开始即前赴后继的冲锋，四面包围，使敌人惊慌崩溃。同时，应有广大的宣传鼓动以瓦解敌军心，不只计敌我枪支多少，子弹是否充足，以及正面作战，远地­射­击等。

接着，广宁县委机关被敌围攻，终因枪弹缺乏坚持三天后不得不退出。

敌第5军向潮、普、惠进攻，占领惠来县城，潮阳、普宁的红军受挫。

4月13日，在中央代表参加指导下，李立三支持召开了广东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政治任务决议案》、《党的组织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没收分配土地决议案》等，会议分析了当时全国和广东的形势，仍认为广东的革命处于Ｇao潮，党的策略是加紧扩大各地的暴动，以实现中央关于全省总暴动的计划。会议对省委进行了改组，选出了新的省委领导机构。

书记： 李立三

常委： 李立三、李源、张善铭、周松腾、恽代英、周颂年、吴毅、沈青

委员： 37人

候补委员： 9人

此时，批评和纠正中共中央“左”倾错误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议(即2月会议)的决定发来中国。这就是2月25日，由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首先肯定了广州暴动的积极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对广州起义给以充分肯定以后紧接着就指出了它的错误：“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共青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

共产国际在指出广州起义存在的错误以后，再次重申，“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被认为是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会后不久，李立三收到了党中央于4月3日下达的关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第44号通告，号召全党必须竭尽全力纠正党内盲动主义，从而结束了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李立三也从执行“左”倾政策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他下令停止盲目暴动的部署，大力抓了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在《广东省委通讯》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加强了党内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宣传，还同恽代英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使广东的工作逐步脱离了“左”倾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在4个多月时间中，李立三两次被中央委以重任，到广东去做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善后工作，在开展工作并不顺利、坎坎坷坷的情况下，还是打开一些工作局面，其最后结果是：“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据同年6月，党的‘六大’统计，广东全省党员人数达5300多人，建立县、市委69个；同年8月，党员人数增至64229人。”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1)

共产国际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举行；

客观上形成的向忠发当总书记、

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局面；

李立三为毛泽东复职……

一、六大召开的台前幕后

中共六大以后，李立三逐渐成为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由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发动的第一次国内大革命运动，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的“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并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为标志，遭到了失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并在新的革命烈火中继续经受考验，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复兴之路。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为后来建立和发展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积累了新的经验。

为了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早在“八七”会议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决定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六大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间召开。

到1928年初，关于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迟迟不能作出决定。当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时，考虑到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故准备把党的六大转到莫斯科召开，即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

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4月份代表就要启程。因此，除李立三所在的广东省和河南省的代表是通过开会选举产生的以外，其他各地的代表多是由中央指定的。

当时，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了一种错误倾向：自“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做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对待。所以六大代表太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代表多达44人，占52%强；农民代表6人，占7%；知识分子代表34人，占41%。

从1928年4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一般都是由上海去大连，经哈尔滨，在满洲里下车，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

5月初，李立三率领出席中共六大的广东代表团(19人，是各省代表人数最多的，江苏12人居其次)由香港出发，经过上海、大连、长春抵达哈尔滨时，周恩来、邓颖超早已在哈尔滨等待。由于周恩来途经大连时，被日本人跟踪，被迫把去与苏联接头的证件毁掉了，不得不在哈尔滨等候李立三一行的到来。他们终于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才与李立三一同去把关系联系上，然后一起从哈尔滨乘火车到满洲里转去莫斯科。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期间，留守党中央的是李维汉、任弼时，秘书长是邓小平。

1961年9月14日，李立三在接待来访时谈道：“党的六大，斯大林和布哈林都亲自参加领导这次会议。我们的《决议》都经斯大林看过。这次会议，斯大林曾找我们谈过三天半。”(注：其中一次长达14小时)

关于这个问题，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的《自述》中有较详细记载。李立三写道：

六大开幕的前两天，斯大林同志来找我们，和政治局委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斯大林同志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直谈到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等问题，苦口婆心地让我们理解盲动主义错在哪里。他说，所有运动中都有涨潮和退潮，革命中同样既有Ｇao潮、也有低潮。自从帝国主义在南京开枪以来，中国革命已开始退潮。蒋介石的叛变和对上海工人的屠杀是中国革命的局部失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叛变是对革命工农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而广州起义已是革命退却中的一次后卫战。中国的新的革命Ｇao潮定会在近期出现，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重大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但眼前我们还看不到新的Ｇao潮，我们还处于革命运动的退潮和低潮之中。他强调说，不善于冷静地分析形势、不愿意承认失败，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素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适当地进攻，也善于适当地退却，善于适应形势的变化，善于改变斗争的战术、口号及方式。他说，在目前形势下，武装起义的口号应改为争取群众的口号，以便积蓄力量来迎接新的革命Ｇao潮。他强调指出，不能把起义当成游戏，拿起义作游戏定会害死革命的；工会运动中应彻底根除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因为这是有害于革命的；应坚决反对强制­性­罢工，只有说服群众相信党所引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得到群众的完全信任之后才能领导运动。最后，斯大林同志谈到党内形势时指出，必须坚决反对盲动主义，也不要忽视右倾的危险、忽视机会主义残余的重新抬头。只有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地使自己的队伍布尔什维克化；为了成功地领导革命，应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几十名真正的理论家，善于在中国的条件下实施马列主义原则。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主席，中共六大自始至终是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召开的。

6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布哈林提出三个问题，要求到会者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二、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即党的机会主义错误问题；三、党在今后的任务和方针。出席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王若飞、张国焘、向忠发、邓中夏、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

布哈林在大会期间有两次讲话，每次大会结束，他总是要同中共代表个别交谈，面带微笑，热情致意。

巴维尔·米夫，原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在1926年初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会上，参加了中国问题的讨论，在第七次执委扩大会上，提出《中国问题提纲》(即《米夫提纲》)。1927年2月至7月，率宣传代表团来华，在上海、广州、武汉访问，出席中共五大会议。8月回苏后，升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中国部主任，在中共六大会上，负责会议的行政事务和组织工作，每会必到，代表共产国际任意支配中共六大，他还是布哈林在六大会上所作政治报告讲稿和大会各项决议案的起草人。

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镇附近一座乡间别墅开幕。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庄园，叫做“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

大会由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组成主席团，周恩来是大会秘书长。李立三还参加了大会下设的政治委员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代表选举委员会、六届中央选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农民大地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等7个委员会的工作，并向大会作了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报告，负责起草了一些决议。

瞿秋白以第五届中央名义向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

6月23日，在中共六大会议上讨论政治报告时，李立三就关于革命形势问题发言：“我们分析革命的形势，不单是要注意已经摆在我们目前的事实，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它的发展趋势。就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地看出敌人的矛盾正在发展，我们的团结正在上升，如果只看一方面的形势，必然要走到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所以，现在看形势，在两个Ｇao潮的中间时期是对的，但是它超过它的下落的弧线而走向上升的弧线。”

关于农民问题，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同志，有一种轻视农民运动的倾向，以为中国几百年来便有不断的农民暴动，就说这些农民暴动不是新的东西，对于整个的革命运动没有甚么大的关系。这种倾向，比俄国的少数主义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力量太弱，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革命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2)

7月1日，李立三向大会作农民问题的报告。这是六大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土地问题最根本的是所有制问题，地租是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农民的主要要求就是彻底变更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关系。李立三的报告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改变了原来“没收大地主土地”或“没收一切土地”等不正确的提法。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贫农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的态度如何而区别对待，“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但要防止富农侵占农协及乡村苏维埃的领导权。在贫农与富农斗争时，要站在贫农一边，不能对富农让步。

7月10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各项决议案。

李立三经过领导安源大罢工、五卅运动、收回汉口英租界以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党内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中共六大时期，“他被认为有可能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回到胜利道路上来的领导人。”因此，在莫斯科，李立三受到苏共高级的待遇，斯大林曾经三次与李立三会晤(其中有一次单独会晤，只有斯大林、李立三与翻译在场)。因为，“俄方相信李立三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重新带来活力。所以，支持他，把他选到政治局里来。李立三和向忠发相比，他更是放眼世界而且受过比向忠发更好的教育。”

周恩来曾经说：“六大会上，是有‘山头’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对立。”

六大会上，斯大林曾经批评中国党还是张国焘、瞿秋白等几个大知识分子起领导作用。他说，应当更多地选拔工人到党中央来。因此，中共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选举，仍然是过分强调工人成分的意义。大会选出的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工人出身的就有21人。

大会选出中委及候补中委名单：

向忠发 李立三 周恩来 蔡和森 任弼时 卢福坦 陈潭秋 蔡畅项英

张国焘 瞿秋白 王仲一 李维汉 罗登贤 王若飞 邓颖超 陈郁贺昌

恽代英 毛泽东 罗绮园 关向应 徐锡根 罗章龙 彭湃 夏曦杨匏安

张昆弟 余 飞 史文斌 王克全 张全保 顾顺章 苏兆征 邓中夏刘昌群

由于太强调工人成分，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的工作就受到了限制。毛泽东在井冈山，虽未出席，因拥有“红军第一军”，已被重视，亦当选中央委员。

原在武汉任湖北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在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加上他也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他的身份与日俱增。因此，在六大期间，向忠发被米夫当做一张王牌。

7月11日举行了闭幕式。

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莫斯科举行，选举中央政治局。这次选举一反常规，换届名单不是由上一届党中央讨论后提名，而是由米夫“代表共产国际”从衣袋中掏出一张名单，宣读后“一致通过”。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人为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人为候补委员。在20日举行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当选为候补常委。由于这次会议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加上米夫极力吹捧向忠发，因此，米夫指定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李立三任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周恩来管军事兼中央秘书长、项英管工运，瞿秋白和张国焘留驻莫斯科，未经许可不得回国。

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所以在共产国际六大会议上，瞿秋白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会议结束后即与张国焘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为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5人合组成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瞿秋白为团长。

李立三1940年在莫斯科写道：“在‘六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决定两名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留在莫斯科担任党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因此我不经选举升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成员。”

二、李立三“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局面的形成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苏兆征、瞿秋白、张国焘等约有半数的人留在莫斯科继续参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从9月2日起，新的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云南路447号(现云南中路171—173号，即劳动剧场的南隔壁)，由中央机关的会计熊瑾玎同志(爱人叫朱端绶)以商人身份租下房子，自称“老板”。全部楼面三大间，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用，在室内挂了一块“福兴字号”的招牌，经营土布生意，楼下二房东是西医名医周生赉，开设私人医院——生黎医院。到1931年春徐锡根、顾顺章被捕叛变才搬走。

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分工是：向忠发是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会主席，周恩来是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是宣传部长，李立三是农民运动委会书记，杨殷是军事部长，关向应是团中央书记。

新的党中央回到国内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李立三与蔡和森在富农问题上的争论。

身为中共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的蔡和森与身为中共中央常委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李立三在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富农有没有反革命的可能­性­？党如何对待富农这种反革命的可能­性­？两人都写出文章，同时在1928年11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期上发表。

蔡和森写道：“中国的富农(乡村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可能­性­(他一身兼具资本、田租、高利贷三种剥削资格)是不可轻视的。在有利于全体农民的民权革命阶段中，富农多少还可以参加斗争，或保持中立；但到革命彻底深入而要开始转变的时候，这一乡村资产阶级说不定将成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之破坏革命的工具。”因此，只有在农民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提高与发展”贫雇农的“独立的组织”才能巩固无产阶级在整个民权革命及工农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将来革命的顺利转变。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3)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同一期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点名批评蔡和森。

李立三认为，蔡和森文章中那段论述富农的原文，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上、策略上的错误”：第一，“在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富农有反革命的‘可能­性­’。”第二，富农在现在“还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上，富农还‘没有’反革命的可能。富农到转变时候而有反革命的可能，是因为一身具有资本、‘田租’、‘高利贷’剥削，那么富农如果只是具有资本的剥削而不兼具‘田租’、‘高利贷’的剥削，到转变的时候，还不会反革命。富农在转变的时候，‘说不定’要反动，那么在现阶段上‘说得定’不会反动。”“照这样的分析，在策略上一定要达到完全‘联合富农’的观念上去。”第三，蔡文中提出的“发展贫农的‘独立组织’”，“就是故意逼起富农的反动，甚至影响中农的动摇，那就混乱了乡村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因此“包含有很大的‘左’倾的危险­性­。”

1940年李立三对这个问题曾经写道：

蔡和森同志写了一篇有关农民问题的文章，其中有些“左”倾错误。他说，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应该对富农采取无情斗争，没收富农土地，以便彻底消灭富农阶级。这与六大­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六大政治决议中指出：“对富农的斗争不应搞得太尖锐”，有关农民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应该吸收尚有革命潜力的部分富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依据这个­精­神，我写出一篇文章批判了蔡和森的上述主张，其中写道：“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应该与半封建的富农进行斗争，而对资本主义的富农应该采取联合。”另一处甚至简单地提到“联合富农”。

这场争论，就是在现在革命阶段要不要联合富农的争论。李立三的观点来自于共产国际坚决反右倾的影响，与毛泽东后来在《寻邬调查》中的观点是一致的。后来王明搞了比李立三还“左”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直到1932年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专门决定，批判了消灭富农的政策，才使这场争论的是非得到解决。

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共产国际六大会议结束后，是于1928年11月上旬才回到国内的。

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蔡和森，刚刚回国就因在北方局工作中“左”的错误，造成顺直省委的严重问题，从9月中旬开始，就向中央常委会检查错误，在11月1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撤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会委员兼宣传部长的职务，不久后到莫斯科学习去了。

这样，在11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递补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接替了原来由蔡和森担任的宣传部长、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职务。

在11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周恩来去顺直省巡视，李立三又接替了周恩来原来担任的秘书长职务。周恩来于1929年1 月中旬才回到上海，又去处理江苏省委的纠纷问题。

1929年2月初，苏兆征从苏联回到国内，当月20日即病逝于上海。

后来项英又被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

而船工和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原武汉政府时期，是李立三领导下的地方工会负责人，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中央主席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以上种种因素凑到了一起，于是客观上就形成了名义上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上是李立三在主持着中央的工作，这是当时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

三、改革党中央机关工作作风

李立三对革命工作永远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即便走上了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他仍一如既往总是充满朝气，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不能容忍任何工作作风不实的现象。

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发现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就是有些下级对上级的指示，只知道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而从不认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他经过认真思考，于1928年12月24日写了一篇题为《每日的教训》的文章，严厉地指出：“与各省来的同志谈话，发现一极不妥的现象，就是接到中央通告，只是照抄原文转下去，省委转到县市委，县市委转到区委，区委转到支部，很少按照本地实际情况加以讨论，而很具体地决定本地的工作……可见许多通告并没有在支部报告，讨论更说不上，此种现象恐怕全国各处都差不多。以后补救的方法：第一，中央发通告在技术上就要特别注意，绝对不宜太长，同时要指出中心问题；第二，各省委接到中央通告，不应照例转下去，而是要照本省情形，把他更实际化、具体化，同时文字也要把它缩短起来，并要指出按照这个通告在本省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再发下。各县市委，更要把通告加以详细讨论，使他更具体化，更指出中心问题中心工作来，然后发到支部。支部接到通告后，第一是讨论通告的内容，第二就要讨论照这个通告，本支部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做一些什么工作；第三，就是要讨论做这工作的具体方法。然后通告才能收到实际的效用，才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不然发通告等于白废纸张。”

李立三还十分注意抓舆论宣传阵地，以加强对革命斗争的指导。

1928年11月20日，即李立三接任中央宣传部长当天，就创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他在创刊号的首篇发表了“酝酿战争革命暴动的反动统治”

李立三指出：“现在群众主观的力量，尤其是政治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去揭破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假面具。要帮助并扩大一切经常的经济的斗争，特别注意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加紧这些工作，才能促进革命Ｇao潮，在将来新的革命Ｇao潮中，有胜利的保障。”

在从1928年秋到1930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内，李立三仅在《红旗》、《党的生活》、《布尔塞维克》等三个党刊上就发表了署名文章60多篇，还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通告、决议和指示，为贯彻六大决议­精­神，对全党工作的进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初，尤其在主抓党中央宣传工作时不遗余力地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是做出了显著成绩的，他的这一时期的工作指导思想也是正确的。 比如他根据六大­精­神，指出广州起义是无产阶级“退兵的一战”，革命Ｇao潮已经过去，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还指出：“如果认为现在群众斗争已经复兴了，将要很快走向革命Ｇao潮，这也是极不正确的，同样地有害于我们的正确路线。”他认为对于“开始复兴的形势决不能过分的估量，认为革命Ｇao潮必然很快地到来。”“我们的主观努力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重复一句，这一工作是异常艰苦的。”

李立三根据这样的形势，还正确地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不是鼓动武装暴动，而是争取群众。李立三指出：“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和暴动的胜利”才能最后避免和解除国民党新军阀的战争和压迫，但是“现在群众的主观力量，尤其是组织的力量，的确还很薄弱，还没有胜利的保障，现在的一切革命先进分子的任务是，深入群众中去，去扩大群众的组织，去恢复群众的战斗情绪……”

李立三还论述说，为了在革命低潮中争取群众，我们党需要转变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批评了在党的宣传中还时常看见的“没收一切土地”和“打倒某某工会”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只应提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农民的土地；我们只应提打倒某某工会的工贼领袖，而不可把某某工会中的工人群众说在一起。只有如此，才不会使群众对我们党发生误解和反感。他还批评党内同志不懂得宣传口号和直接行动口号的区别，总是高喊“罢工”、“暴动”、“推翻国民党”。他说，宣传口号是宣传我们的政纲及策略，而直接行动的口号则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把两者混同起来，就会把长远的根本目标当成现实的行动，势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4)

李立三在大力批评和纠正“左”的情绪的同时，还深刻批评和纠正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悲观消极情绪。有的人面对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散布悲观论调，说“革命没有办法”。李立三说，“现在革命，果然是没有办法吗？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在更厉害地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地痛苦，这样的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也要起来造反……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战及世界革命的爆发。若只要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发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

还有人习惯于“喊开会”、“散传单”、“贴标语”，无条件地号召“暴动”、“罢工”等一套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脱离群众，反而只怪“群众脱离了党”，说“工作没办法”。李立三在文章中指出，现在决不是工作没有办法，而是没有方法。他号召全党要“了解群众日常的痛苦”，“抛弃命令主义­精­神，深入群众中很实际地去学习工作方法”。他说，这就是我们目前工作上的主要口号……

1929年6、7月间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总结了近一年来的工作，在其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指出：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以后，中国革命由遭受挫折到走向复兴。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且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

四、李立三为毛泽东复职

六大以后，党中央和李立三开始十分注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立三在自己的文章中热情报道和评述毛泽东、朱德所领导的红军战争。如他于1929年7月1日在《布尔塞维克》刊物第7期上发表文章，写到：“现在散处各地的红军……最著名的自然是朱毛所领导的红军，两年间经过国民党之无数次的围剿，国民党的报纸也曾无数次宣布其围剿的‘胜利’，但事实终是事实，朱毛的红军直到现在还是日趋发展……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他所走到的地方……无疑义地要提高群众之革命情绪，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

这是李立三的由衷之言，也代表了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的一种态度。

同时，在代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也广为推崇朱、毛经验。如在《中央给云卿(贺龙)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中，就明确指示：“据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这些经验很可以做你们参考。”

也就在那年，以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红四军党内，在一些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毛泽东与朱德是争论的双方，在6月8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主持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在报告中宣布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大会改选了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只当选为委员，毛泽东离开了前委的主要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得知红四军的分歧后，通知红四军派人来中央汇报情况。因此，8月下旬，陈毅奉命抵达上海，并很快同中央接上头。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首先代表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当即表示：立即向政治局汇报，同时代表中央要求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中央的书面材料。陈毅根据李立三的意见，好几天深居简出，躲在旅馆内赶写书面汇报材料。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等出席了会议。李立三代表党中央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的正确领导，并且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通过。这样，周恩来、李立三便一次次地到陈毅住的旅馆来聚会和陈毅一起讨论修改。李立三还与陈毅“边下棋”边讨论问题，以下棋作掩护。

经过三人讨论，由陈毅执笔，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封《指示信》。这就是后来所谓《九月来信》。这份指示信为后来的“古田会议”明确了指导思想，信中还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10月1日，受中央委托，陈毅离开上海，回到红四军后，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他这次上海之行，并转达了周恩来、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在11月28日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和李立三、周恩来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由此恢复了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得知李立三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心中十分高兴。因此，会议结束当天，毛泽东立即给李立三写了一封充满极度友情的信，向李立三报告了他的近况；委托李立三替他与弟弟毛泽民以及爱妻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取得联系；要求李立三帮助他解决“知识饥荒”，“时常寄书报”给他；请求这位上级领导“能抽暇写信(对他进行)指导。”

我们始终不知道李立三收到这封信后是如何处理毛泽东托办的事情的，但从信中可以看出，李立三作为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对他是尊敬与支持的，作为朋友和同志，毛泽东对他是信赖和寄予厚望的。这封信就是他们友谊的见证。

六大以后，由于实际负党中央领导之责的李立三认真贯彻执行了正确路线，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全党工作有了显著的进步，城乡革命力量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1929年，党在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党支部已经恢复和发展到229个，一些主要大城市相继恢复了工会，学生运动也有发展。同时期，由于党中央积极推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影响，红军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也有更大的发展。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逐步新开创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起来的红五军，恢复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红十军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此外，郭树申、许继慎、邝继勋等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洪湖和湘鄂西根据地也在这期间有很大的发展。1929年秋，党中央派邓小平去广西右江地区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左、右江根据地……据1930年6月统计，全国工农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10万人，创建了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5)

五、与托陈反对派的斗争

六大以后，李立三积极参与了党中央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六大前后，一些在莫斯科学习的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留苏学生，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1929年4月开始，他们出版自己的刊物，登载各种文章，极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当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工厂，从而否定了农民土地革命的意义，并且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同意托派的观点，开始在中共内部组织“左派反对派”。他们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没有革命的形势，党不应当组织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多次写信给中共中央，按照托派的观点，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

1929年8月，李立三针锋相对，写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中国的机会主义大纲》一文，发表在由他领导的《红旗》第36期《反托洛茨基专号》上。这个大纲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理论错误及其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错误主张，批判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错误，分析了陈独秀同托洛茨基派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根据六大的­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

李立三在文中谈到统一战线的观点时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积极地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很明显的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所以无产阶级应当与资产阶级实行暂时的协作，形成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推动这一革命更有力地向前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在这一民族联合战线中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使这一革命不致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半途失败。”

在谈到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与国民党的联合时，李立三指出：“国民党原来就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它成为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所以共产党人应该加入进去，并领导广大群众加入进去，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独立的活动，极力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这样可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客观上便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很好助力，同时中国的无产阶级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在这一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很快地壮大起来，而渐次夺取并巩固在这一革命中的领导。”

在谈到中国革命必须重视农民问题时，李立三又指出：“中国是比俄国更落后的农业国，因此农民问题，比当时俄国还要严重。所以无产阶级不能取得广大农民的拥护，决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再不然就只有等候资本主义消灭了这一过渡阶级的农民群众，再来举行革命，这就是所谓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才有革命Ｇao潮的根本观点吧。实际上这一观点已经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只有工人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才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了。所以托洛茨基主义忽视农民革命作用的观点，对于中国革命是更加危险的倾向。”

李立三最后写道：“我们号召走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歧途上去的同志们，重新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做一个实际的革命家。”

这篇文章实际上揭开了党内反对托陈反对派斗争的序幕。

这以后，他还写了《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系统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谬论。

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号召全党开展反对托陈反对派的斗争，在思想上、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并决定将托派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加以挽救。

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陈独秀等人的取消主义理论再次作了系统的批判，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党内的托派小组织，并给予参加者以组织上的制裁。为尽可能给陈独秀等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党仍责令他们“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但是，陈独秀等人完全不接受党对他们的多次教育，不接受党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开举起反对六大路线和拥护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继续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为此，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做出决定，把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等人开除出党。

在1930年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3、4、5期上，李立三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长篇文章，全面地论证了党的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路线的分析，对托陈取消派胡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封建势力受到了最后的打击，变成了残余的残余，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谬论，再次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六、立此存照：与李立三有关的几件大事

之一、李立三与“左联”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曾主动关心并过问过“左联”的工作。

“左联”的诞生是六大以后党中央正式出面领导文化运动的开始。在这以前，历届党中央都没有过问过文艺工作。作为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为组织“左联”做了大量工作。

早在20年代初，中国文坛就出现了主要由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文艺团体，如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茅盾)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组成的创造社，还有太阳社等。他们在党的影响下，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艺活动。但是党组织从来没有直接领导过文艺运动。1927年后，这些团体的多数是共产党员的主要成员，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称“普罗文学运动”)的纲领。

由于受“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政策和情绪的影响，这些文艺团体也发生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在与帝国主义、封建法西斯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作斗争的同时，于1928年春又开始了对鲁迅先生的攻击，从而引起革命文艺运动内部的激烈论战。这一论战一直持续到党的六大以后还在进行。

在贯彻六大决议过程中，李立三发现和注意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在接任宣传部长职务之后，便在中央宣传部内成立了统一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文委，由潘汉年任文委书记，后吴黎平从莫斯科回来也参加了文委工作。文委成立后不久，党中央经过讨论研究，做出了统一对敌，停止革命文艺战线内部论战的决定。李立三直接部署和执行了中央的决定。

据《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载：1929年11月，李立三向吴黎平转告党中央的意见：文化工作者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要尊重、团结鲁迅，准备成立革命文化工作者的群众组织。

与此同时，李立三布置吴黎平通过冯乃超同鲁迅联系，向鲁迅转达党的意图并征求他的意见。潘汉年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同冯雪峰、鲁迅谈话协商，除了团结对敌的意见外，还把李立三关于准备将“创造社”、“太阳社”等联合筹组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提议，也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完全同意这一革命名称。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6)

做了上述工作之后，1930年2月26日在中央文委的具体领导下，成立了以鲁迅为首(他不参加具体工作)由潘汉年(主要领导者)、吴黎平、夏衍、冯雪峰等人参加的12人筹委会，拟定了“左联”发起人名单，起草了“左联”纲领，党中央也讨论决定了成立“左联”的具体工作计划。

决定在“左联”内成立以潘汉年为书记的党组，直属中宣部领导。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1930年3月2日，召开了“左联”成立大会。据李立三回忆，在“左联”成立前夕，他曾亲自同鲁迅谈了话。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主要意思就是两人商讨过的。

1930年5月7日，李立三约请鲁迅面晤，在谈到当时党的路线政策时，鲁迅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搞成“韧战”、持久战，不应赤膊上阵。事后从某种角度看，这不啻是在往李立三已经发昏的头上浇了点冷水。

之二、李立三与“特科”

1928年，中共中央为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决定建立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建立秘密交通、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的安全。

为能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派一两名同志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恰在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CC”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所获。

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打入该无线电管理局。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以优异的成绩连过几关，顺利地打入了上海这个特务组织，不久便被提升为电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员。

不久，中央又安排李克农的好友胡底也打入敌人内部。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央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中共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长陈赓负责与他们联系。这就是我党隐蔽战线历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们的各项任务。1930年李立三在推行“立三路线”期间，护送刘伯承去武汉发动武装起义就是其中一例：

据林聪写的《李克农传略》记载：1930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并由刘伯承担任起义总指挥。

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份掩护，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

身穿蓝­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在此等候，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