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个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个人还有几米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便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

汽车启动后，坐在前排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

李立三指指坐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

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

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李克农带着刘伯承登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在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宁。

之三、李立三与中共早期无线电事业的开创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那就是他对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一度遭敌人破坏后的恢复重建等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早在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就曾经从事过破译电码的工作，并懂得编制密电码。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了加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在江西省的中央苏区的秘密通讯联络，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由张沈川、李强负责，在上海沪西极司非西路 (今焚皇渡路)福康里9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安装发报机建立地下无线电台。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于 1929年初冬由李强在上海研制成功，建立起我党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工作。1929年12月又在香港设立了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0 年1月上海与香港开始通讯。1930年10月，在苏联学成的一批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相继回国，同在上海培训的报务员一起，先后被派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在天津也设立了分台。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也加强了中央对各苏区工作的指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立三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去莫斯科后，张沈川等在上海遭敌人逮捕，由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曾三等继续在上海设立地下电台，坚持着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工作。

之四、李立三与“大同幼稚园”

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的第一所幼儿园——也就是后来被誉为“红­色­摇篮”的上海大同幼稚园。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戮或逮捕。仅4月至7月，遇难烈士就达10多万人。许多人不得不逃亡或转入“地下”，以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

在白­色­恐怖下，一批烈士的遗孤或革命者的后代流离失所，生活极其悲惨。

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保护和抚育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党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寻找流落各地的烈士子女和革命者的后代，经中共中央与苏联共产党交涉，斯大林同意接受一些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为中国革命培养一批接班人。比如赵世炎于1927年牺牲后，其夫人夏之栩带着儿子赵令超，第二年又在上海生下女儿赵施格，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决定并于1929年5月将她们呣子三人经东北送往苏联；又如苏兆征1929年2月病重住院，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邓小平先后到医院看望。在其去世后不久，中央就把苏兆征的夫人及女儿苏丽娃、儿子苏河清送往苏联。

第三部分走上党中央领导岗位(7)

1929年底，在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在上海创办--所幼儿园，抚育好烈士遗孤和一些在上海的党的领导人的子女。这个任务落到了地下党员董建吾的肩上。

董建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18岁时考入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又念了两年神学，成了一名正式的牧师。由于他熟谙教义，­精­明能­干­，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因此，很快就升任为上海有名的圣彼德堂的主持牧师。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在“要救中国，只有靠共产党”的思想指引下，在中国革命处在最艰难的时刻，1927年由刘伯坚、蒲化人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的牧师身份，党中央安排他参加了中央特科的工作。因此，圣彼德堂就成了党中央一个极其秘密的联络点。一身正气的红­色­牧师，神奇而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付给他的每一项使命。

董健吾接受了党组织要他创办一所幼儿园的任务，组织上只给他500元开办费，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面向教友募捐，一面托人卖掉在青浦县的祖业几十亩田产，凑足了经费，租下教友肖智吉医生在戈登路(现江宁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购置了各种用具，聘请了可靠的工作人员，于1930年3月正式办起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所幼儿园，取名为“大同幼稚园”，寓意于“世界大同”。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幼稚园以党的外围组织——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国革命互济总会的名义主办。因李立三从1924年起与国民党左派元老、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共事(于右任是上海执行部工人农民部部长、李立三是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他就请于右任为幼稚园题写了匾额，挂在大门口。

董健吾亲自担任幼稚园园长，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员王弼担任顾问(后来由谭筱影接替)。保育员有六七人，多数是地下党员或其家属。保育员主任是原在虹口福民医院当过护士的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是中共党员李求实的妻子)，保育员有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朱剑凡的儿媳×××，以及地下党员陶锡琪等，先入园的有20多名儿童，除部分教友的子女外，有蔡和森、李一纯夫­妇­的女儿蔡转、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彭湃的儿子彭小湃(小名小丕)，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竞(当时小名鸽子，又叫醉娃子)、李力(当时小名叫八哥儿子)等。

为了安全起见，孩子们都在幼稚园住宿。她们的身世都是绝对保密的。与党有关系的孩子，一般不由家属直接出面，而是把孩子交给王弼，由他把孩子送进幼稚园。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长沙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时刻威胁着毛岸英三兄弟的安全。此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知道后，很不放心。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由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写信给在长沙板仓的亲属，要求把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来。1931年1月，经家人商议，决定由杨开智的夫人李祟德(李立三夫人李祟善的七妹)护送毛氏三兄弟及杨开智的母亲一起到上海。为了旅途安全，改换了孩子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毛岸龙改为杨永泰，还改变了孩子对大人的称呼:不把杨母叫外婆而叫­奶­­奶­，不把李崇德叫舅妈而叫妈妈。春节前夕起程，先在粤汉铁路边的白水火车站，搭闷罐火车到了武汉，再改乘江轮顺流而下。春节是在途中度过的，轮船在长江里航行了三天两夜，春节后才到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李崇德带着杨母及毛氏三兄弟到上海后，按毛泽民在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399号(现复兴中路)天生祥酒行。老板姓余，是位30多岁的湖南人。他要负责跟党中央领导联络的交通员小彭通知毛泽民。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到酒行与杨母、李崇德、毛岸英三兄弟见面。毛泽民把他们5人安排在地下党办的泰安旅馆(现延安路33号)住下。毛泽民回机关后，即向在上海负责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即决定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当时毛岸英8岁多，岸青7岁多，岸龙还不到4岁。

由于1930年底有两位国际友人在参观大同幼稚园时指出，戈登路的环境不好，附近没有花园可供孩子们游玩，建议另觅新址。因此，1931年春，幼稚园又搬到陶尔斐斯路341号(现南昌路48号)的一幢二层楼小洋房。此处靠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占地367平方米，坐北朝南，阳光充足，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天气好的时候，保育员就带孩子们到法国公园去晒太阳，讲故事，做游戏，幼稚园办得生气勃勃。1931年4月一天，幼稚园的5位保育员带着19个孩子在法国公园游玩，请园中的照相馆在大草坪上给拍了一张集体照片，前排：左五为李立三之大女儿李竞(小名醉娃子，又名小鸽子)，左六为彭湃之子彭小湃(又名小丕)，左七为恽代英之子恽希仲;二排:左一为毛岸英，右一为毛岸青，右二为毛岸龙；后排:左二为李立三次女李力(又名八哥儿子)，左三为李立三夫人李崇善(又名李文英)。由于陈凤仙当时因事外出，所以照片上没有她。

1931年5月末，毛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突然发起高烧，上吐下泻不止，值班保育员、上海“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李求实的夫人陈凤仙，急忙将他抱到广慈医院(现上海瑞金医院)就诊，经医生诊断为口痢，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急­性­传染病，由于孩子小，只有3岁，抵抗力弱，当晚就惨死在医院里。

1931年，局势动荡不安。1月17日，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李求实被捕，2月7口就义于龙华；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由于顾顺章的出卖，4月29日，恽代英在南京殉难，同年6月，中央特派员蔡和森在广州被害，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

这时，董建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支持“共党”论处。租界当局也派巡捕房的人来查问幼稚园的基金来源、职员们履历和孩子的父母情况。幼稚园虽有教会名义作掩护，但圣彼德堂已成了敌人注意的目标。董建吾长期在顾顺章手下工作，已不能公开露面。1932年3月，保育员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寻觅不着，凶多吉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革命互济总会负责大同幼稚园工作的谭筱影和地下党员根据欧阳新的安排，大同幼稚园的部分孩子由董建吾的妻子幼稚园保育员郑兰芳带回家抚养，半年后，又搬到董建吾的前妻董慧光的住处凤阳路修德里541号，直至1936年被送往苏联学习。

历时两年的大同幼稚园，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犹如红­色­的摇篮，保护和抚育了党的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子女，其中浸透着李立三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一番心血。这些革命的后代，后来在党的培养下长大成|人，并在不同的岗位上，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

这是个沉重、却又不能不直面的话题；

毋庸置疑，“立三路线”的发生，给党的事业造成了

极其严重的损失，李立三一生都在检讨……

然而，任何错误，都有个如何发生、发展的问题。那么，

“立三路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立三路线”的形成

一条“路线”的形成，总是与当时的总体形势紧紧相连的。所不同的是，对当时形势如何做出正确的分析和把握，才会决定路线的正确与否。那么，“立三路线”发端之际的总体形势是怎样的呢？

党的六大以后，由于中共中央注意纠正“左”的倾向，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使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而且取得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党所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与此同时，农村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也有所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阶级关系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在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影响下，由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工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增多、扩大。从革命队伍内部来看，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了明显的好转。

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来看，矛盾进一步激化，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

正是在这种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下，兼之李立三受到共产国际一系列“反右倾”指示的影响，头脑开始逐渐发热了，他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敌人统治的危机、崩溃和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从而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

当时，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权；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

1930年春，李立三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新的革命Ｇao潮前面的诸多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观点。

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领导“五一”示威活动。总行委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上海“五一”示威工作计划大纲。指出，“五一”示威总的路线是：坚决组织全市的政治罢工和同盟罢工，扩大武装拥护苏联和苏维埃运动，加紧反对改组派、取消派和黄|­色­工会的斗争，发展赤­色­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组织，积极发展党团员，健全支部生活等。并要求“五一”前增加党员520人，其中产业工人成分占半数，每个支部要建立一队工人纠察队，4月12日以前全市应建立170个纠察队。

3月30日全国总工会、互济总会、上海工会联合会等7个革命团体，联合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筹备大会，讨论罢工和游行示威等事宜，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纪念筹备会。

4月20日，上海工人纠察队在杨树浦路举行大检阅典礼。《上海报》指出：“上海工人纠察队检阅成功，是四次暴动胜利的信号。”

李立三在上海总行动委员会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准备“五一”工作的报告。他说：“ 世界革命的发展，一天天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有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并确定了“坚决执行城市中组织政治罢工示威，农村中组织地方暴动，士兵组织兵变，红军极力扩大向着中心城市、交通要道进攻”的策略。他还规定今年“五一”要根据党的中心策略去“组织全国总的示威运动”，“促进直接革命形势更快地到来”。

5月，在国民党各军阀之间爆发了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的三场战争；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双方共投入了100万以上的兵力，波及中原和华南的广大地区，既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也减轻了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据此，李立三越发兴奋地认为：革命形势已在全国“成熟”。

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立三、关向应、项英等，温裕成、李维汉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Ｇao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的通过，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革命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曾写到：“现在中国的形势：有了农村暴动的广泛发展，有了工农红军的迅速扩大，有了士兵群众的动摇与自觉哗变的增加，有了统治阶级这样的严重危机，的确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Ｇao潮——直接革命形势。”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在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没有丝毫根本的差别”。“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Ｇao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全国范围内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李立三在对形势的估量时，还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的前面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中国将会在这最后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他说，“认清这一点是解决目前党的路线的基础。如果中国革命不能掀动世界的革命Ｇao潮，则党的一切路线将成为不正确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Ｇao潮，战胜帝国主义，则中国革命最后还是失败。”

第二，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量，李立三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力量和准备革命的主观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他认为，只要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就可以立即通过武装起义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过而夺取全国所有省区的胜利。

第三，关于革命道路问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他强调“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Ｇao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训练，以树立武装暴动的中心力量，是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要策略。”他认为红军的主要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他批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农村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Ｇao潮”，“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转变过来”。

第四，在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转变问题上，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他认定“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而错误地认为“革命已经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时候”，“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中间决不会有丝毫间隔的”，“如果以为革命一定要在全国胜利以后，才能开始革命的转变，这是严重的错误。”因此他主张革命如果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在城市“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在农村消灭富农经济；在政治上“必然需要从工农专政进到无阶级专政”。他认为革命转变的阶段论“无疑是极端危险的右倾观念。”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要求全国各地举行武装暴动，“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李立三心目中的战略“总方针”大致是这样的：

关于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准备组织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还计划组织哈尔滨、大连、抚顺、北京、天津、唐山、郑州、开封、广州、香港等各地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2)

而为了配合上述南京兵暴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江南省委计划组织徐州、海州、蚌埠、南通、泰州、如皋、芜湖、安庆、杭州以及皖西北和浙西南地区的武装暴动；

为了配合武汉暴动，长江局计划组织信阳、黄陂、宜昌、沙市、阳新、大冶、安源、常德、重庆、万县等地的武装暴动，并截断京汉路、陇海路、武长路等铁路线；

为了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北方局则计划组织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天津六大纱厂同盟罢工、北京四大铁路同盟罢工和四大城市的同盟罢工。

关于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力争武汉首先胜利。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九江，夺取整个江西，切断长江；湘鄂赣地区的红军，帮助鄂南与鄂东西地方暴动，占领大冶，切断武长路；湘鄂西地区的红军，帮助鄂西和鄂西南地方暴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帮助鄂中以及沿京汉路的地方暴动，切断京汉路。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迫，配合武汉暴动，占领武汉。

同时命令右江地区的红军进攻柳州、桂林、在广东之小北江地区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敌军向北增援，最后配合东江红军，夺取广州。

与以上计划相联系，还要组织全国­性­的政治大罢工。

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政治决议：组织全国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示威运动。

同日，李立三署名在《红旗》上发表“准备七月十六日反军阀战争的大示威”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七月十六日举行全国的反军阀战争的政治罢工与示威行动，特别号召全国各大产业中心的无产阶级要来广大地参加这一行动……七月十六日要在这些全国大城市举行总政治罢工，要以反军阀战争为最中心的政治口号。”

7月16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再论革命Ｇao潮是名词的争论还是原则的争论”的社论，指出：“现在革命形势日益逼迫革命Ｇao潮——暴动形势，我们已经处在伟大事变的前面，中央正在动员全党同志坚决英勇地去领导广大群众，向敌人做猛烈的进攻，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做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样严重的历史任务的当前，每个同志都应当在中央领导之下，特别努力来完成伟大的任务。”

这且不说，李立三的冒险计划甚而还包括要掀起“世界大革命”。

7月19日，李立三在《红旗》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李立三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同时还引用莫洛托夫所说谓“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

李立三据以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的结论。

为完成上述任务，李立三要求组织行动委员会。

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八十四号通告》，要求“各省需成立行动委员会，以集中力量来发动目前的工作，同时必须积极地动员全党，使同志们了解革命形势的转变，坚定对于策略执行的决心。”

7月28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根据中央命令一度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城(8月5日被迫退出)，李立三闻听更是兴高采烈，认为他的主张和计划是完全正确的。进而认为长沙的占领，象征着“统治中国的军阀制度之迅速的崩溃”，“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因此，坚决要求加紧准备发动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强调这些暴动的胜利，便是“蒋介石的倒台和崩溃。”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

8月1日、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决定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还要求“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的数十万中国工人应迅速武装，“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提出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也应大批出兵进攻中国北方的反动派。

李立三号召全党“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地前进”，其错误逐步发展到顶点。

在8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上，刊登了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第一部分是“世界大战与世界革命的危机”；第二部分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第三部分是“两个政权与两个战争”；第四部分是“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第五部分是“中国革命的总要求”。其中提出了29点要求，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李立三29点纲领”。(1)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2)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银行及各种公司、企业；(3)否认一切外债；(4)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无效；(5)驱逐一切外国海陆军；(6)收回一切租界、租借地、割据地……(15)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士兵……(21)实行民兵制度，创建工农红军……(28)实行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第六部分是“积极的全国武装暴动的准备”，提出“中国共产党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都积极地组织起来，准备着全国之伟大的武装暴动，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最后的决战。尤其在红军占领长沙，迫近武汉，及武汉工人积极准备暴动的时候，中国革命马上便有在武汉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可能。我们极力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中国的独立自由，完成工农劳苦群众的解放。”……

这次史称为“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3个月(6月到9月)，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勉强发动了总同盟罢工，或者搞飞行集会和武装暴动，而遭到失败；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湖北、福建、浙江、广东、湖南等11个省委，遭到部分或全部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使刚刚恢复起来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受到摧残，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苏区和红军也遭受到严重损失。如红二军团奉命进攻长沙、武汉的结果，部队由1万多人减到只有了3000多人，被迫退往鄂西山区；红七军奉命转战中，也由6000人减到2000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一军西进后，皖西根据地被敌侵占；红十军在进攻九江等地战斗中，部队损失很大；川东游击军进到房县被敌包围，几乎全军覆没；苏北红十四军奉命进攻南通等地，主力被打败，丧失了根据地；闽西红二十一军和东江红十一军、浙南红十三军也都先后遭到失败，陷入艰苦的斗争。

对于李立三所犯的这一严重错误，已经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李立三在生前也始终是“认账”的。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3)

二、立三路线的纠正与中止

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16日和23日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离开莫斯科于8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

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也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周恩来把向忠发、李立三说服了。在8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说：“听了伍豪(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以后，将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承认自己“确是不妥的”。向忠发在结论中也说：“在今天讨论后，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伍豪回国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

8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发名义给国际的电报，表示：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

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下，李立三进一步承认了错误。

从9月1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9月上旬，中共中央接连给长江局发出三封指示信。9月1日的信上明确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强调：“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

9月4日的信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你们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不仅是先进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需计及)弄清。”

9月9日的信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极实际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党的­干­部必须“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是你们万万不可忽视的。”

这三封信，停止了武汉暴动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转移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9月4日，中共中央还决定恢复被李立三撤销了的党、团、工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决定停止武汉、南京的暴动和上海的总同盟罢工。

此时，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

电文说：“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地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志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准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盼复”。

经过酝酿和准备，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

首先，由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称：从二中全会到1930年1月，是“革命开始新的Ｇao潮时期”，党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是“坚定的”。从1930年2月到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高涨更加成熟的时期”，党中央的路线仍证明是“正确的”，是“与国际路线完全一致的”。

周恩来在传达了国际路线的要点之后问道：“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计，遂至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中央在检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中央在这一时期中，政治局是集体指导的，负责问题是整个的。当然，我们也批评到立三同志负责是要多一些。”批评了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周恩来在全会上发言的这个基调，完全来自于1930年7月16日和23日他参加的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的批评还是很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然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

接着，李立三发言，勇敢地承担了责任，诚恳地作出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在发言时一开头就说：“听了特生(即向忠发)同志(所作的)中央工作的报告，少山(即周恩来)同志(传达的)国际决议案的报告，的确使我们感受到必须在国际指示下来充分检查我们的工作上与各方面的策略。在两个报告中都已指出中央过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责任)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因此，在国际指示之下，来检查工作，应先把我自己所已经了解到的错误在何处——不仅在表面的，而且应当检查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肃清这些错误，切实改良和学习。特别是我们没有经过列宁主义好的训练，更是容易犯错误。如果没有学习教训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险……同时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才能更有力量巩固正确的路线。”

随即，李立三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问题、非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革命的转变、总行委组织以后、党内斗争等9个方面作了检查。指出“对三中全会郑重说明自二中全会以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不少错误，这一次更加明显，在三中全会上，必须要使这些错误彻底肃清。我对错误应多负责任。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使党以后在策略上能够稳定。我们已经知道进攻，但进攻策略知道太少，我们必须切实讨论与学习进攻策略，检查过去工作来学习进攻的策略。”李立三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有改正的决心，受到大家的好评。

1940年李立三在回忆中曾经写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4)

在三中全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报告后，我发言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最近几个月来，政治局犯了一些策略­性­的错误，首先应该由我负责。我犯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原因是我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关键问题形成了错误的看法，过高地估计了革命运动的来势和发展速度，所以产生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地组织起义的错误方针。我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不理解、也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意义和巩固红军的重要­性­……”“当时，我很幼稚，巴不得革命早日成功，在中央工作的时候，下达了许多错误的指示，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想起这些(牺牲的)同志，想起给党造成的不可补救的损失，我简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犯错误的痛恨。我只能表示一点：我要用我毕生的­精­力努力向党、向人民赎罪补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全会接受共产国际7月23日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的决议案》，肯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指出：“在全国革命新Ｇao潮的形势之下，中国党一年来又有了大的发展，中央的工作有了大的进步。”这表现在：“党员增加到12万以上，《红旗》销一万份，赤­色­工会发展到10万以上，苏区将近300余县，红军10万，农民赤­色­卫队百万以上。”

《决议》承认过去“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

全会补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为中央委员；补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为中央候补委员；改选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

10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以及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

这样，经过周恩来，瞿秋白等的努力，在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已离开原有的领导地位，武汉、南京的暴动和全国准暴动的计划已经被取消，红军进攻大城市的命令已不再执行，中央和地方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已经被撤销，党、团、工会组织已经恢复，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工作，已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总之，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已经得到了纠正。这标志着李立三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和克服。

三、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

那么，立三路线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形成这条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其源头在哪里？从实事求是地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出发，很值得探讨并梳理一番。

“立三路线”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因素。

从主观上说，是由于李立三本人为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能严格地把握住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从客观上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要听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挥。就连中共中央1929年11月1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的决议案，也都是遵照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而办的。该指示信说：“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

在1930年6月11日以前，李立三对来自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一般来说，不仅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始终都是步步紧跟，而且在可能情况下还必然会“创造­性­”地“更积极”地执行。

因此，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产生，在客观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 的理论和策略直接导致的。

之一、“立三路线”与六大的决议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李立三提出“新的革命Ｇao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直接来自于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

中共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有一点就是虽然承认广州暴动为“退兵时之一战”，使“革命降低于低潮”，但仍然认为“一省或几省革命Ｇao潮与苏维埃的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因此，要求“宣传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以准备新的Ｇao潮。”可见，六大并未完全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而继续走着“左”倾的错误路线，不但秋白的盲动主义未被明确清算，而且为尔后的“立三路线”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也指出：“六大错误的方面也不少……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中共六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亲自领导的，所通过的决议都是经斯大林亲自审定的。不言而喻，中共六大决议的错误与共产国际、斯大林是分不开的。

之二、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和李立三“左”倾错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第三时期”理论，是布哈林根据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精­神，于1928年8月28日在共产国际六大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来的。

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18年至1923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陷于严重危机的时期，是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的时期”，即革命Ｇao潮的时期；第二时期是1923年至1928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渐趋稳定和局部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复兴’的时期。”各国革命运动失败，是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自己斗争的时期”；第三时期是1928年以后，认为“在第三时期中，生产力发展与市场缩小二者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因此，它必然要导致一个新的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时代中，“一切帝国主义矛盾都越发尖锐起来”，会爆发一系列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总之，“这一时期将通过资本主义的稳定日益动摇，并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走向极端恶化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斯大林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

“第三时期”理论成为一个时期内共产国际指挥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和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它夸大了帝国主义之间和帝国主义同苏联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长的形势。为使全党接受这种对形势的分析，李立三本人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话，不止一次地复述“第三时期的理论”。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5)

1930年7月19日，在《红旗》第122期发表中央6月11日决议的同一期上，李立三署名发表了《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的社论，文章一开头他就首先引用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第三时期”的解释：第三时期，是所谓“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Ｇao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

李立三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第一，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在某一国的危机；第二，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是必然的，并不只是可能的。李立三还引用莫洛托夫的话：“在这个‘第三时期’和直接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好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时期中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一样。实际上，我们在‘第三时期’中，已经看到新的革命复兴的发展，这种复兴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要发展成为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据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必然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决不会是中国革命单独胜利。”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他说：“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是世界为资本主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显然表示要急剧走向崩溃与死亡，是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全世界普遍的逼近于直接革命的形势”之下，对于“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的中国革命来说，由于“国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机”，因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大爆发。”“中国革命对帝国主义在空前猛烈的斗争，必然要掀起世界革命的Ｇao潮。”

基于上述对形势的过高估计，所以制定了城市武装暴动的冒险计划，调动红军攻打大城市，在白区普遍号召总同盟罢工，动员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首先争取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进而过渡到全国的胜利。

立三路线对形势的分析、估计，正是来自“第三时期”的理论，这是李立三“左”倾路线错误产生的基本理论根源。

之三、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对立三“左”倾错误的直接影响。

中共六大闭幕后，紧接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于7月17日至9月1日举行。大会对中国革命斗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以及当前革命­性­质斗争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布哈林在7月18日的报告中指出：“种种客观迹象证明，革命Ｇao潮必然到来……现在已具备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这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项中心任务：必须把群众团结成一个整体，使敌人无法逐步地、各个击破地消灭我们这支无产阶级大军……转变到最有胜利把握地准备群众起义的立场。”

关于中国革命的成就及其国际意义，会议决议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目前明显地反映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起义和革命上……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充分显示出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

决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指出：“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Ｇao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惟一道路。”决议要求中国党“使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无产阶级，使国家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收回外国租界，把外国铁路、外国银行等收归国有)，使尚未统一的国家实现全国统一；推翻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剥削阶级的政权；组织工农苏维埃和红军，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尽管共产国际不恰当地把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都列为当前的革命对象，过早地提出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确定为中国革命的当前目标，但是对于作为共产国际隶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来说，自然是要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才是，否则就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忠。这些都是对李立三盲动路线的直接影响。

之四、共产国际4次来信，坚持开展“反右倾”斗争，直接催生了立三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指令中共开展反右倾斗争。斯大林曾经写道：“反对派常常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那是错误的。把蒋介石的政变估计为中国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事实上是拥护蒋介石回到武汉的国民党里去……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着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在1928年7月到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幕后­操­纵大反共产国际内部的右倾，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被视为右派。会后，布哈林再不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共产国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曾写道：“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库西宁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

1928年11月初，即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找张国焘、瞿秋白去会谈，商讨指示信的内容。

斯大林在国内大反布哈林的右倾，同时也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地反右倾。这就抹煞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乎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从1929年2月起，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4封指示信，都是着重反对右倾的，把“左”倾进攻路线转输到中国党内。以下是事实：

(1)“本来，李立三任常委之初，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1929年1月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通告，公开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李立三的这个观点，很快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被批评是一种“悲观情绪” 。

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就党的策略和当前的主要任务作了明确指示：“告诉中国共产党注意在革命低潮情况下，由于悲观主义情绪和一部分党员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而产生的右倾危险。”重申“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要“消除幻想，揭露国民党的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这个政策，发动群众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必须始终记住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尽可能使党和广大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完成革命Ｇao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

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盲目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信，跟着共产国际一起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比如：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6)

192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2月8日要求反右倾的来信后，决定接受国际训令，并由周恩来起草议案。5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决议案《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决议一开头就指出：“国际2月8日来信是指示中国党应针对着现时情形怎样正确地运用六次大会和国际大会的正确路线于一切工作上。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除关于农民问题的指示还没收到外)足以成为中国党内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训令“足以端正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加强党的领导”。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的二月来信作出了政治决议案。决议案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以后指出：“根据上述的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估量，证明(中共)六次大会与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近的指示信所指出的，目前党的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是完全正确的”。“党应更坚决地继续执行这一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明确提出了“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

决议案进而明确提出了当前党的任务是：1、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到反对世界大战与拥护苏联；2、坚决领导反对豪绅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发展一切群众的斗争；3、扩大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4、加强领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5继续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坚决斗争……9、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红军；10、加强(军阀中的)士兵运动的工作……15、加强党员军事化与群众的武装训练组织。“党的策略路线是要利用一切的可能来争取公开的活动”。

(2)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重新强调指出：在中国农村存在着“掀起强大的农民运动新Ｇao潮”的长期因素，存在着发展农民的组织和使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革命化的长期因素，“这种前景现在已经展现出来了”。

为此，共产国际作出了一个极端反对富农的建议，强调既反对地主、又反对富农的剥削形式。建议“不必考虑富农，不必担心富农会离开革命”。来信还规定了要发动反对富农的阶级斗争(即使富农也参加反赋税、反军阀的运动)。要求在分地主土地时，不分给富农土地。这不仅为限制而且消灭富农的政策开辟了道路，也为侵犯雇工的和想发家的中农的利益开辟了道路。

共产国际在建议中再次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指出：“在党的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就是要在斗争的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因此，党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精­神去尽量发展成千上万群众的革命毅力和斗争……在这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指示以后，政治局于9月1日经过详细的讨论，认为国际指示的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通过了“接受国际农民问题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在过去策略上发生错误的问题，就是富农问题”，指出：“党在农村中主要的任务是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以消灭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以摧毁乡村中之封建基础”；“应坚决地反对富农”，“因此，这一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应当从雇农起到中农止”，“与富农争夺领导权”；“党在目前农民斗争的策略，是动员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领导他们的斗争，以走向新的革命的Ｇao潮”；“提出群众一切迫切要求的口号，反对捐税，反对民团，反对高利贷、减租、抗租、借粮、分粮、改良待遇，增加工资，反对拉夫拉车，反对摊派军饷等，来发动一切被剥削压迫的群众斗争”。

(3)1929年7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在目前这个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共产党有可能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速度(尾巴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号召共产国际各支部发动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些落在后面的倾向，这些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残余的反映，因为除非把这些倾向克服，共产党就不能完成作为工人运动中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走向新战场夺取新胜利的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9年7月3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十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的政治决议案，进一步强调了资本主义危机第三时期理论和全世界革命Ｇao潮的形势，强调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对“立三路线”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中共代表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陆定一等出席了会议，在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开展了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斗争，瞿秋白、邓中夏发了言。库西宁作了报告。在讲到中国革命局势时，他说：“中国工农革命运动新高涨的先决条件，在农业危机尖锐化的基础上趋于成熟。任何关于中国的发展前景是‘平静的’，‘基马尔式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在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克服了，而是尖锐了，这就必然导致新的革命总危机。而这个危机将具有比1926年—1927年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性­质”。

米夫(中国问题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在7月10日的发言中也强调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失败了，但直到现在，中国在殖民地世界中仍然是国际帝国主义的一个最狭小、最薄弱的地方”，“中国仍将是这些帝国主义的矛盾最有可能爆发为新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地方”。“由此可见，提出新Ｇao潮必将到来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的征兆”。米夫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克服目前在其队伍中出现的那种右倾­性­质的动摇”。

1929年7月20日，共产国际第十次执委会关于中国的决议，就当时中国爆发的三派军阀内战——蒋桂战争与蒋冯战争的形势指出：“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工农革命运动新的强大高涨”，“无疑义的是正在增长着，而这个高涨结果，不能不建立苏维埃——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机关”。指示中共“应该建立斗争委员会，并利用这种委员会来在没有革命的阶级工会的地方建立起工会，并且使秘密工会冲出秘密状态”。这就是李立三在1930年8月初提出把共产党、青年团和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的理论根据。

1929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一开始就说：“中央接到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经过详细的讨论后，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议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并且深切感觉全体会议的路线与一切决议都极适合于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特别反对党内右倾取消派及调和派的论断是给中国党战胜取消主义与调和派的最锋利的武器。”认为“右倾的危险仍然是党内最严重的问题”，要求“更迅速地开展这一全国革命Ｇao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地接受国际全体会议的指导，以最坚决的­精­神，反对这种反映社会民主党遗传的尾巴主义倾向。

(4)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关闭了北满的苏联领事馆，7月10日又逮捕驱逐了几百名苏联铁路人员，夺取中东铁路，没收电报设施，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和贸易关系，即所谓的“中东路事件”。7月18日，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东铁路争端的声明，更加“左”倾冒进。因为中东路事件的发生，苏联迫切需要中国国内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的形势，保证苏联能够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胜利和防止日本乘机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已经成熟。要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持苏联、保护苏联，一方面领导群众斗争走向革命Ｇao潮。这充分反映在它于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中。这封信是作为6月7日就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两封指示信的补充，是对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对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产生，都是影响最大的一封信。

指示信指出：“中国最近的事实，迫着我们在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现时条件下的行动和路线的消息的时候，就来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时局的估计，就来预先指出你们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公然宣布：“中国进入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并列举了危机的十种表现。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7)

指示信指出：“工人运动的新潮流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也“正在复兴”。虽说现在还不能预言全国革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地展开着，并且日益扩大着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

指示信严厉批评了中共“对工人群众的影响软弱无力，即革命工会运动和党本身的组织程度落后于发展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对中国革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乃是最主要的危险”。并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所谓“最近的任务”……

指示信还说：“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都纠正过来了……现在要以全力鼓励更加紧阶级的冲突，领导群众的愤怒情绪，按照阶级冲突的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的斗争日益推进到更高的阶段上去。”

最后特别强调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心理倾向……这些倾向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倾向就是否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就是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抱尾巴主义态度。如果共产党不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它就不能起到发动、组织和领导新革命Ｇao潮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些不正确的分析和要求，并不断作出决议要各级党组织努力贯彻，命令全体党员用尽一切力量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实行武装保卫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力争中国革命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信使李立三的头脑发热起来，1929年11月26日他在江苏省党代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为此，就得发动全国的武装暴动。

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提出了城市工人暴动、农村红军进攻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计划。

决议在规定党的任务时指出：“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在一切宣传鼓动上，最大限度地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必须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中联系到目前两大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应准备群众，破坏一切军阀派的政权，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之一切企图，‘变军阀战争为国内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党在群众鼓动中主要的紧急的口号”。

继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之后，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个通告，即2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70号》。

《通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不恰当的判断：“目前全国危机是在走向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发展”。“工人斗争是走上了政治的直接斗争的形势。加之农村斗争的发展和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和胜利，敌人军队中的兵变之惊人的发展，更足以说明全国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整个中国从广东到直隶，从四川到江苏”，“都笼罩着危机和革命运动。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要求各地“组织工人的政治斗争，各地区的起义和军队的暴动”，“使城市工人政治罢工与示威的发展做成组织武装暴动的第一步”，要求“集中农民武装，扩大红军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以与工人斗争会合。”

《通告》说：“目前的形势很清楚，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省，特别是在武汉及其邻近的一些地区取得胜利”。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士兵暴动同起义的计划结合起来”，“调到各大中城市去的红军能在革命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能把党变为直接推动革命Ｇao潮的因素”。强调指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积极进攻的路线”，即“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

李立三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思想和要求，就在2月17日这次会议上，李立三在报告中说：“全国大混战又要爆发了。这一战争是比较持久的战争；今天在全国范围内固然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但这一混战有可能爆发一个直接革命的形势。在某几个省的形势之下，组织一省或几省暴动，在今天就应有坚决决定，首先就是湖北问题。”

1930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讨论了进军武汉和加速武汉起义的计划。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之下，李立三在3月26日的《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的文章。他引用中共六大决议案说，因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所以他主张在一省或几省中先建立革命政权，他写道：一次柏林暴动，也许会引起全德国的支持；革命在巴黎的胜利，也许就是全法国的胜利；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这样的城市。上海是工业的中心，如果暴动成功，也许会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然而即使到那时，“反动势力”仍旧可以撤退到另一地域，继续作战。因此，中共的任务，就是要首先在一省或数省中争取政权，然后再成立革命政府，完成全国的革命胜利。

5月24日，李立三又在《红旗》上刊登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一文，不相信依赖当时的红军能取得城市基地。他说，“事实上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领导者，农民不过是它的盟友。一切战略路线都不能离开这一原则。”

这就不难看出，李立三这个思想是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一系列指示的结果。正是共产国际一再强调的反右倾斗争，严重地助长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发展，从而一步步地把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推向了“左”倾的轨道。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8)

之五、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是李立三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共产国际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以模式化、绝对化，机械地要求中国共产党照样模仿，一再指令中国共产党以城市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比如：

1928年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写道：“党在领导各省的自发的农民游击运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运动只有在跟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Ｇao潮结合起来的条件下，才能变为全民起义的胜利的起点。党在这方面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邻近省份组织互相配合的普遍的起义，而且是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起义。”

在中共召开的六大上，共产国际继续以城市中心论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缺乏深入的分析，更没有把这一“不平衡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因而对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共产国际不懂得应该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因而错误地把农村斗争看做城市斗争的配合力量，把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看做城市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甚至认为“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阶段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对正在兴起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农村游击战争的估计很悲观。他认为农村游击战争“只能分散存在，不能集中。如果集中，则会伤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是不会满意的”，“到这个时候，农民一定要起来反对红军”。因此，他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虽然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但还是要调朱德、毛泽东去学习。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时，国际指责“不要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国际认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只是一个支流，是举行城市武装暴动的配合力量，念念不忘要红军离开革命根据地，进行城市暴动。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案》就指出：“必须反对对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从而必至失败的游击战争的迷恋(这种危险，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方都曾经发生过。)”

1929年10月26日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中也说：苏维埃区域“以及南方的绵延不断的游击战争——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Ｇao潮的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1927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的经济罢工斗争，正在发展着……这种斗争大有转变为政治战斗和游行示威的趋势”。

李立三就是根据共产国际不要“离工人阶级太远”，不要迷恋于“游击主义”的指示，把组织城市工人武装暴动和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等同起来。他认为，如果不在城市里搞工人武装暴动，那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1930年3月，李立三在《红旗》第88期上发表的《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中说，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工人的争斗，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工人的武装队。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命。”而“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斗争，主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斗争——武装暴动”。这是李立三坚持和照搬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既形象又典型的语言。

同年4月5日，李立三发表在《红旗》第90期上的“新的革命Ｇao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也写道：“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Ｇao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他批评说：“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李立三特别强调“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的条件，特别要加紧主要城市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所以组织政治罢工，扩大到总同盟罢工，加紧工人武装的组织与训练，以创造武装暴动的胜利的基础，是准备一省与几省政权夺取的最主要策略”。

所以，中共中央在1930年6月11日的决议中规定要“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关于向城市进攻的指示，是李立三提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之六、李立三主张的革命转变，来源于共产国际“不断革命”的影响。

早在1927年中国还处于革命低潮时，中共中央于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指导。罗明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他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明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是有影响的。

会议接受了罗明那兹的“左”倾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无论在­性­质上还是速度上，都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提出了一套“左”倾的理论和政策。

共产国际反复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完成”。国际六大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转入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革命营垒，因而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

1930年4月，《红旗》发表了李立三所写的社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社论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主要柱石”。

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杂志(1930年第415期)发表文章指出，“或者是中国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一道，消灭帝国主义，或者反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以及苏联和帝国主义同时存在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当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而世界革命处于暂时静寂的时候，否认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必然导致否认苏联这一社会主义国家。实质上，就是否认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帝国主义的朋友，无产阶级的叛徒才能这么做。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现在，我们正处于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爆发革命的前夕。如果在这一时期不提出夺取世界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而只向无产阶级提出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在个别国家取得胜利的问题，那么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迅速高涨的时期到来了。在全世界孕育了直接革命的形势……没有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930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指出：“然而中国革命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这不仅是因为革命动力成分之不同，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着资产阶级一块和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是因为工人和农民是在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底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速度，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的条件所预料的，要迅速的多”。

李立三接过共产国际的这些观点，在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而且必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巩固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胜利”，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同时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战争”。

李立三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9)

之七、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还来源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实际支持。

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错误指导与支持，给李立三“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当晚，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讲道：“革命在两个Ｇao潮之间”。他画了一个M形，说“工作做得好，Ｇao潮就会到来”，给大家很大鼓舞。

1930年2月，斯大林在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说：“不能在‘革命Ｇao潮’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划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不能说‘在这条线之内是革命Ｇao潮，一过这条线就是直接革命形势的飞跃’。只有书呆子才会这样提问题。前者通常是‘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后者的。任务在于立即准备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战斗，不要等待所谓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到来’”。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尔斯基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南京政府的没落”，“不允许自己成为游击运动的参谋部而不去­干­别的事情”，“农民运动只有在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积极行动下才能取得成功”。

1930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世界劳动运动Ｇao潮已经到来，米夫直接参与起草了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并着重说明武汉、长沙、南昌都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推动中国党内“左” 倾冒险主义的发展。4月26日米夫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迎接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一文，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Ｇao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罢工工人的组织与觉悟都是很高的”，“同工人运动并列的就是日益高涨及扩大的农民游击斗争的浪潮”。他断言中国革命正在成熟，中国反动统治即将结束。

米夫于4月28日发表在苏联《真理报》的文章《走向中国革命的风暴》中批评中共：“党还未消灭其缺点，未消灭其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党未能解决它面前一切复杂的任务，但党很坚固的不断在组织上政治上向上发展，一天天增加它的战斗力，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坚决的决斗”。

马基亚尔也发表文章说：“在全世界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是最尖锐的”，“这一危机使得城市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农民战争和农民反抗的浪潮比工人罢工和示威还要高”。

总之，在斯大林、曼努尔斯基、米夫等人看来，中国已经出现了“直接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已经达到新的高峰，中国共产党应该立即举行武装暴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坚决斗争”。共产国际这些领导人的这些论述也就是李立三“左”倾错误的理论依据，给了李立三以最有力的支持。

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支持鼓励下，李立三要大­干­一场的劲头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最终走上了“左”倾冒险。

1930年5月22日发表的《中央通告》第78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策略路线指出：“党要独立的领导反帝国主义运动，独立号召，组织独立反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演讲、飞行集会，农村中的武装示威。各苏维埃区域及暴动游击区域，必须坚决的领导群众，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教堂，驱逐帝国主义，造成反帝国主义政治运动。”

之八、共产国际与中共6月11日决议没有根本分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Ｇao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后，12日即向共产国际呈报，要求批准此决议。信文如下：

恩来同志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

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宣传运动。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的代表，德国人罗伯特表示不同意将此决议下发，引起李立三的不满，说他右倾，妨害中国党的领导工作。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名义打电报给周恩来，请他转告共产国际，说罗伯特是“一贯的右倾路线”，要求共产国际撤他的职，并向共产国际呼吁，由于国内工作异常紧张，要求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

6月25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罗伯特面说，发出这个决议，是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由中共中央负责”。

6月下旬，李立三在未接到共产国际批准其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将决议加以公布。共产国际得知后非常不满。但由于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存在着“左”的理论和政策，当他们看到并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后，只是认为“有许多不正确的说法”，说李立三对形势的估计过分夸张，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以及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等是错误的，于是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转告中共中央，表示决议应该停发，武装暴动应停止，并没有说它是同国际路线相对立的路线错误。他们还认为“中共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只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犯了部分的错误”。批语的口气是温和的、含蓄的，没有点出任何人的名字，而且还表示同意撤回远东局代表罗伯特。

共产国际只是不满意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不尊重的态度，竟然不顾远东局代表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了，这是破坏共产国际纪律的严重错误。

李立三在没有接到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7月13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

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上述武装暴动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信中特别要求“联共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中央为贯彻上述计划，成立了北方局(贺昌任书记)、长江局(任弼时任书记)、南方局(李富春任书记)和江苏总行委(李立三任书记、李维汉任江苏总行委的组织部长)。

共产国际于7月16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应邀列席了会议。

就在这个时候，7月18日中共中央又向共产国际发去电报，请求国际执委会准许中共在武汉、长沙、上海举行起义，在南京实行总罢工。

国际接到请示电报后，于7月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作出了正式回答，这个决议“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0)

《决议》对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的态度一开始是模棱两可的——既没有明确指示李立三应该根据六月决议努力进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亦没有加以明确的制止。恰恰相反，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情势之估量(即革命Ｇao潮)及革命行动(即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方面，与立三路线却是完全一致的。

《决议》一开始在估量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时就讲“中国革命运动的Ｇao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认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革命Ｇao潮。中国最近的事态已完全证实这些决议是正确的。中国革命的爆发，一天天的接近。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投降派、托派、陈独秀分子以及其他取消主义者的预言相反，中国革命运动的新Ｇao潮，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最近几个月来，革命解放斗争已经开始特别迅速而明显地发展起来。中国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经受反动派的打击之后，恢复了元气，在土地革命、消灭帝国主义统治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权的口号下，再度奋起，投入了革命斗争。”这说明，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是充分肯定的。共产国际进而预言：“最近事态的发展方向是，近期的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

《决议》还为中共打气：“已经看得见新的革命Ｇao潮，在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联合力量打击之下，高­精­尖有部分的失败退却的可能……可是，土地革命受着无产阶级的领导，将要更加发展，而不可避免地要引导到对中国革命的全国高涨。”

《决议》在谈到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时强调指出：“苏维埃运动向党提出了头等重要的任务，即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组织好这个政府的工作。”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必须集中­精­力组建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在一切运动中……强调提出下列中心口号：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农民；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如果他们违犯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可径直把他们的企业收归国有，把他们的租界收回；中国要成为统一的、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政权，支持苏维埃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扩展到全中国”……共产国际还是坚持强调右倾乃是主要危险。它说：“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右倾，因为右倾对于顺利执行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来说，是一个主要危险。”

《决议》要求中共中央“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这样去坚决地为着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

《决议》在谈到“无产阶级领导”时，要求“党应该加紧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准备一切或几个工业中心点的政治总罢工……凡在革命斗争发展的地方，要努力去把革命的职工运动从秘密状态之下公开出来”。

共产国际这个指示，同李立三在7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告八十四号完全一致。李立三在通告中命令各省成立行动委员会，组织总同盟政治罢工，组织同一产业同盟罢工的行动委员会，建立赤­色­先锋队，扩大红军并建立工农革命委员会；组织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周围以及沿交通路线的主要城市及工人区域的地方暴动；积极发展区域地方暴动，建立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组织城市贫民闹米荒的­骚­动，与整个武装暴动的准备及组织总同盟罢工配合等等。

不仅如此，当共产国际得知红军占领长沙城后，很快在8月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拥护中国苏维埃”的社论，对此胜利大加赞扬。共产国际提出：“拥护中国苏维埃，拥护中国的革命，于是便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义务。动员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起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乃是一切革命的工人组织，特别是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在每个工厂里面，每个作坊内，每个通商大埠都应该组织‘不许侵犯中国协会’，工人应该反对运兵运军火到中国去。应该在军队中，首先是要在那些被帝国主义政府派驻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军队中，进行有力的革命工作。应该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撤退在中国的海陆军。”

社论赞扬说：“在远方的中国土地上正在进行着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事业的斗争。国际的无产阶级应该血­肉­相关地执行巴黎公社对农民所提出的口号：你们的事情便是我们的事情！国际无产阶级应该与殖民地的革命，在革命的­肉­搏中坚固地团结起来。”

《真理报》社论号召“动员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群众起来拥护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完全与向忠发在8月5日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出的请求共产国际“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我们以实力的援助”相一致。

很显然，这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组织的攻打大城市的行动以极大的鼓励，而并不是在加以阻止。

直到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的《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这说明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于8月又连续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还是强调要中共中央继续反对右倾。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一开头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还是充分肯定的。提纲指出：“国内经济及一般的政治危机的日益加紧，新的革命Ｇao潮，苏维埃区域之迅速地扩大与游击活动的发展……罢工，乃至斗争的Ｇao潮及其顶点的水平线之提高——这些便是中国目前状况的特征……准备总罢工问题也迫切起来了。”肯定中国“共产党与赤­色­工会，近来在罢工斗争中是有大的成绩的”。它甚至批评说：“可是直到现在，党与工会组织比较群众斗争的准备­性­还是落后的，在许多罢工斗争中，甚至于最近的时候，我们的同志还等待斗争的工作。”再一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与机会主义、尾巴主义的一切表现作坚决的斗争，与那些在转到高度斗争之下，所发现出来的一切消极­性­或形式主义及机械式地来指挥群众组织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党的中央，因此不能不在罢工的过程中，实行坚决地­干­涉与改正这种对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关系与罢工的领导的不坚定­性­”。总之，一句话，还是坚持要中共中央继续反右倾。

这实际上是在给已经“左”倾的李立三鼓劲加油。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1)

之九、共产国际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

1990年5月24日，我们党的著名“秀才”胡乔木在一次谈话中曾指出：

“立三路线时，党内并没有很大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共产国际认为当时世界革命正处于Ｇao潮。李立三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并超过了共产国际，要立即夺取政权。李立三认为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并要求苏联红军出兵，开到中国来帮助中共。后来会议材料转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看了后很惊讶，很不满，说这是立三路线，是错误的。”

可以想见，胡乔木是在充分研究了许多历史档案材料后说这番话的。而历史事实也正是这样。

本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6.11决议案》之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日益“左”倾的政策是持欣赏态度的，因为中共的所作所为是与他们的多次指示，来信­精­神相符的。可是，《6.11决议案》后，中共“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新境地，超出了共产国际允许的范围。特别是在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8月初各次会议的记录(向忠发、李立三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之语)后，发现李立三竟然没有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公然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说什么“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等占领武汉以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甚至提出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尤其是他竟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主张把苏联拖向与日本发生战争的境地(因为当时日本正虎视眈眈地准备吞并中国东北，若苏联境内华工在苏联支持下进入东北，势必使日本借口维护在东北权益而侵占东北，从而引起日苏间爆发战争)，这不能不使斯大林“龙颜”大怒。李立三这一严重的对抗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所以，当斯大林看了中共的会议纪录和远东局的报告后，认定李立三等不执行国际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和策略问题，而是对国际的藐视和与国际分庭抗礼。为此，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共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路线(即立三路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不顾中共中央9月8日关于李立三暂不来共产国际的电报请求，立即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坚持要李立三速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讨。

鉴于共产国际再次电催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的强硬态度，中共中央在接到电报后，虽然还不知道有《十月来信》，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不得不遵命派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

共产国际紧紧咬住李立三不松口，李立三可倒了大霉，他必须亲自到莫斯科去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而此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正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不会回还，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底，李立三洒泪告别妻子女儿，匆匆奔赴苏联。他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孩子送给了一位老工人，而李崇善不久就被捕入狱了 ……

四、向忠发并非真傀儡

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在米夫为全会拟定的改造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被拿掉了，惟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宝座。

当时，李立三在中央的职务是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秘书长，总书记是向忠发，而李立三提出的一些建议和主张，多是在政治局会议上集体通过的，难道有了错误对身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总负责人向忠发来说就没有责任吗？

之一、向忠发并非傀儡

1925年7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授意下，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从此当上了中共中央第四任总书记职务，是中共中央惟一的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也是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惟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

正因为向忠发是工人出身的总书记，长时间以来，把在向忠发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责任，特别是“立三路线”错误的责任，都一股脑儿地加在李立三一个人的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正的。

其实，向忠发并非像有人说的是个“大字不识”、“连文件都不会看”的大老粗，他还是很拿他这个“总书记”当回事的，遇事也极有自己的主见。比如说，有的史学工作者在文章中曾说：是李立三把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的。这个断言完全是出于偏见。其实，在六届一中全会选举时，李立三只不过是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还不是常委，只分工负责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职务。把蔡和森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完全是向忠发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于1928年9月10日以顺直省委扩大会议的名义起草的“关于蔡和森所犯错误应予处分向中央的建议”而作出的。该建议的全文如下：

中央：

蔡和森同志前次代表中央巡视顺直，在工作上及主持召集改组会议上发生许多错误。如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破坏党的集中制。引导同志与机会主义奋斗变成攻击个人，忽略政治路线之确定，对于一般同志之错误的倾向不独未予纠正，并从而助长之(如京东活动的同志会，议决农民五十人派一代表，工人一百人派一代表等，和森同志亦未及时纠正，而成立决议等)。因为和森同志以中央代表名义之指导错误，在顺直的党发生了极坏的结果，妨害顺直党的工作，至为巨大。扩大会议认为和生(森)同志，应依政治纪律予以处分。特向中央提出建议。

顺直省扩大会议

九月

对于顺直省委的建议如何处置，对于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来说，显然还不能起主要作用。“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

“上任伊始，向忠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使各位政治局委员侧目。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犯有‘左’倾错误、刚刚担任常委不到两个月的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并提议由李立三补任蔡和森之职。

“接着，他又亲自起草和签发了洋洋近万言的《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他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显然同共产国际的­精­神有差异，(但)是符合中国党的实际的，颇具见地的。

“雄心勃勃的向忠发为了使新的中央尽快地做出成绩，又大胆地提出中央机关变革的设想……他甚至还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以利于‘中央深入群众’。”

这说明向忠发虽然是工人出身，但并不完全是一个无能之辈。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2)

杨松奎在《向忠发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共总书记》一文中也写道：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做事­干­脆决断，愿意思考，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即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

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说明当时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中央通告，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2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使向忠发大受鼓舞。他自恃其观点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一致，便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

从以上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并不符合实际。

之二、向忠发是“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

如前所述，李立三为中央起草的《通告》所持的观点，首先遭到向忠发的反对。向忠发认为“左”倾盲动倾向已不复存在，极力反对“在党内存在‘左’倾危险的观点”，特别是在接到共产国际(1929年)“十月来信”以后，更是公开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声称这是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的一种缺点。

向忠发的反右倾的观点，与共产国际1929年2月8日的指示信是一致的。在4月收到来信后，向忠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了两次讨论，并于5月15日通过了《中央对于国际2月8日训令的决议》，接受国际的指导方针。

向忠发在会议上宣称：中共六大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基础，现在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了”。

“尽管在构造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像力与李立三相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Ｇao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地声称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Ｇao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Ｇao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是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由此看来，说向忠发为‘立三路线的始作俑者’，并不为过。”

之三、向忠发带头和共产国际唱对台戏

在“立三路线”形成和推行的过程中，向忠发的积极­性­比之李立三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坚持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比李立三还起劲”。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两人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上。

1930年6月初，即“立三路线”基本形成。不想这时传来消息，说共产国际对中共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产生了怀疑，周恩来在莫斯科已经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Ｇao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

6月11日决议，受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共的代表坚决反对。李立三在负责与远东局代表进行交涉时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Jian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抗议”，同时提出要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

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给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在中国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反对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革命”。向忠发要周恩来将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向斯大林等阐述清楚，以求得到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组织全国暴动的支持。

7月底，彭德怀带领中国红军攻下湖南省会长沙的消息传来，使中共中央欢欣鼓舞。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3)

向忠发在1930年7月30日的《红旗》第125期上发表了“庆祝红军占领长沙”的社论：

“占领长沙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他表示着整个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已经首先在湖南一省内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将夺取武汉与成立全国苏维埃政府的任务，提到了中国革命群众前面，成为今天的第一个议事日程。同时，占领长沙的事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过去一切策略路线的正确，他不但根本宣布陈独秀派机会主义之完全破产，并且给予一切右倾路线与估量革命形势不足的一个严重的打击。”

向忠发进而发出号召：“尤其在上海、武汉、天津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必需很快的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总政治罢工，用全国一致的革命战线以更扩大湖南苏维埃的胜利”，“促进全国革命Ｇao潮之迅速的到来。”

正当中共中央在欢庆长沙胜利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于8月1日和3日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共产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如果我们对总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于中国革命则是罪恶。”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否则，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向忠发还认为，“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此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

李立三和向忠发作为共产国际下属一个支部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惹下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驻中共的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所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只把矛头指向了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李立三。远东局代表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

向忠发对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这种做法，十分恼火，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代表大吵，指责远东局在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中国党的统一和团结。

当日(8月5日)向忠发就向共产国际主席团发去了署名电报：“觉得必须将现在严重的形势与党的路线报告你们，要求你们重新讨论”。在谈“现在革命高涨猛烈发展的形势”时指出：“现在红军猛烈发展，全国22个军计30余万人……第五军已……占领长沙；……第三、四两军即可攻克南昌、九江；第二、六两军已攻取沙市；第一军已截断京汉路；第八军已下大冶，都在向着武汉进攻；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处工人的罢工运动都在猛烈的发展……全国有组织的武装农民有500余万，有组织的群众3000余万……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找寻党的领导与农民联合……我们觉得最近五个月来革命高涨的猛烈发展形势，未向国际报告，而前一电报又极简略，使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自然要反对现在组织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所以再将现在革命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国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我们以实力的援助。”

8月6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开联席会议。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

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也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相对抗。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

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像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喊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立即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并威胁说：“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会议不欢而散。

在向忠发看来，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进行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实在难以忍受。向忠发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领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与政治局分开来批评。他提出：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那么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并在8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就此通过了正式决议，同时还通过了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8月5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

由向忠发起草并署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责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与此同时，向忠发为了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时，也“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担起政治上的责任”。

向忠发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同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复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地答复”。

在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两次会议纪录前，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部署。所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22日听了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计划)，而是要我们更积极地准备武装暴动”。

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务委员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希望李立三继续留在上海帮助他工作。直到共产国际再来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4)

之四、推卸责任 保住宝座

10月，共产国际得到了远东局关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反对国际的报告和中央政治局在8月初各次会议的纪录(向、李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会上皆有对共产国际极为不恭之语)，斯大林阅后，不禁大怒，认定李立三等不执行国际指示已不是一般的认识和策略问题，而是对国际的藐视和与国际分庭抗礼。为此，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致函中共中央，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共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相对立的路线(即立三路线)，还决定派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来华具体指导中共进行大换班。

在共产国际电催下，李立三于10月初离开上海去莫斯科。

11月17日，向忠发看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此时方知对抗国际是闯了大祸。当他得知米夫即将来华，原先那股为李立三当坚强后盾的劲头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18日的会议上，他心情沉重地宣读了来信，在22日与团中央举行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但到12月6日，向忠发又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的责任推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辩”，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

直到12月16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在上海与向忠发谈话以后，向忠发才彻底老实了，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也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病体不能担任这一工作。”

向忠发在1931年1月7日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发言，刊登在1931年1月24日的《实话》刊物上，标题是：《如何去反对立三路线》，向忠发在作自我批评时竭尽推卸责任的能事，他把自己完全打扮成在中共中央处于从属的地位。他说：“当立三同志在会议上提出过的一切冒险政策的意见与办法，都是最后得到我的同意与赞成而通过的。某些问题我虽有不同的意见，然都未曾坚决反对他的主张，并且结果是同意了他的意见，而给了他的主张坚决执行的保障。”

向忠发轻描淡写地把自己降于制定“立三路线”的次要地位，他说：“当我成了立三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以后，对于一些比较正确的意见，都被我视为右倾，给了一些无情的批评。这些事实都是给了立三路线的有力保障，是帮助了他那一贯的系统路线的形成与统治着党，这都是在政治上我所应负的责任。”

在谈到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态度时，向忠发说：“我确实也同样是犯了不尊重的严重错误。”但他马上把话音一转，把一切责任又推给了在莫斯科的瞿秋白。他说：“当我在立三路线统治时代，曾怀疑过国际代表是有右倾的危险。这里，中国党驻莫斯科代表秋白同志，确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他曾唤起过我要注意国际代表，这也是引起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不尊重以致在重要问题上没有接受他们指示的重要原因。”

尽管向忠发在“立三路线”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是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上向忠发仗着他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仍然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米夫直截了当地说：向忠发“是工人同志”，“决不让他们滚蛋，就连ρi股也不用打。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选的政治局委员“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五、王明与李立三的老账新仇

在说到“立三路线”时，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及。这就是曾长期欺压在李立三头上，并让他为之付出过惨重政治代价的王明。

是什么原因造成王明一直与李立三过不去呢？简单地说，除了王明的领袖欲作祟外，就是他始终不忘对李立三报仇。李立三对王明来说，既有1930年在上海时期的老账要算，又有1935年在莫斯科发生的新仇要报。

先说1930年在上海时期的老账。

之一、无冕之王

巴维尔·米夫，原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局的局长，负责中国事务，还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此人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1925年由中国共产党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首届学员，由于他善于钻营，深受米夫青睐。1927年学习毕业后，被米夫留在中山大学担任翻译工作，同时协助米夫研究中共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文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米夫指定王明为自己的助手，协助组织大会，在斯大林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时，王明充当翻译。

1928年底，米夫在中山大学搞反托派斗争扩大化，拉拢王明等29人，把他们封为国际派“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把其他1000多名同学打成托派、托派嫌疑、调和派等，搞得中山大学办不下去了。由于王明等人整人有功，深得米夫的器重，即被派回到中国。米夫有意扶植亲信，原本是想让王明回国夺取中共领导权，替代李立三，挑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所以，当时王明被公认为“无冕之王”。

之二、怀才不遇

1929年3月上旬，25岁的王明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无冕之王”，带着米夫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厚望，被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回国。米夫对王明回国作了周到安排。在王明动身之前，米夫就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工作给予妥善安排。

中共中央对东方部打来的电报给予高度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与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商量后，并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问题。鉴于王明是一位从学校门到学校门，毫无国内斗争经验的留苏学生，并没有像王明和米夫想像的那样得到器重，而是决定按照中央历来对回国留学生的安排规定：凡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由于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一般不直接安排到中共中央机关，而是安排他们到基层工作，锻炼一个时期后，再根据他们在基层工作表现的能力，考虑调到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工作。由康生把“中央决定，让你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的通知告诉了王明。中央这个决定，太出乎自认为有靠山、有来头的王明的意料了。领袖和一个基层单位的支部书记，简直有天壤之别。前程似锦的美梦，刹那间化为乌有。他暗自咬牙切齿，耿耿于怀，这一剑之仇，迟早要报。

王明到烟厂去了几天，害怕白­色­恐怖，提出不愿在基层工作，就被调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其任务是每日到处去秘密散发张贴党和赤­色­工会的传单标语。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5)

7月底，王明被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红旗》报通讯员。首先的工作是深入基层到工厂群众当中了解情况和进行革命宣传鼓动。但是，王明却借口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而不愿到基层接近群众，他很少深入工厂和群众当中去了解情况。他对这项工作职位深感不称心。王明认为，中央这样安排他的工作，简直是把共产国际极端器重的人冷落起来，对他是有才不用，浪费人才，对区委分配给他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而对既漂亮又有派头的同乡姑娘孟庆树发起了猛攻，不能很好地完成区委交给的任务，因而在区委会上经常受到同志们的批评。王明转向当时担任中宣部秘书的潘文郁求救，1929年11月即通过潘文郁把他调到《红旗》报工作。

《红旗》报创刊于1928年11月20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由李立三兼任，副部长是罗绮园，秘书长恽代英，秘书先后有李求实、潘文郁，编辑有谢觉哉、李求实。王明调去担任编辑和采访员。

王明调到《红旗》报后，在不到半年时间先后以“韶玉”、“石”、“慕石”等笔名，在《布尔什维克》、《红旗》上发表了35篇文章。其思想大都来自共产国际，用共产国际的思想，论述国内政治斗争，主要是鼓吹“城市中心论”等不切实际的工人武装暴动，强调中国革命的危险是右倾，不是“左”倾。

之三、向米夫告黑状

1930年1月12日上午10时，王明在上海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出席工联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10时20分左右，中外巡捕10多人冲入会场，大喊“莫动”，接着进行搜查，搜出《上海报》、《红旗》报、《布尔什维克》、苏联画报和煤业、药业、制衣业等斗争纲领数百份以及会议记录、签到簿等，装了两大篓。然后把在场的20多人全部赶到囚车上，押解到老闸捕房。1月22日上午又把他们押解到提篮桥监狱的特犯间。2月4日下午5时，英租界当局宣布将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

由于王明被捕时是工人打扮，监狱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一个印度人巡捕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节就可以出去。”王明听了高兴地说：“钱不成问题，如果你们有人同我一道去，我能找到出钱的人。”这位巡捕不敢答应放他出去，只答应替王明送信。于是王明立即给他的挚友、在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潘文郁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交给这位巡捕。信的大意是“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

王明为了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不惜暴露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背了党的纪律，影响了党的秘密机关的安全，致使一些机关被迫转移，因而受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康生慷慨激昂地说：“这种贪生怕死的人，应该给以严厉的处分。平时那么狂妄，在敌人面前，骨头又那么软。”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2月18日，王明得以出狱。王明出狱后，对同学王逸常说：“这个监狱有些资产阶级味道。他们看我是个小个子，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像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员样子，就把我放了。”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

一封信是王明出狱第三天，即1930年2月2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共29页。他向党中央汇报了一些情况，也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没有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

3月16日，党中央给王明写了一封信，指出他这次所犯的重大错误是：

1．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

2．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背了纪律；

3．“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

4．还说什么“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

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撤换他在中央宣传部及《红旗》报的工作职务，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改正错误。

王明受处分后，党中央与李立三原准备让王明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皖苏区工作，接受锻炼，但最后还是决定将他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王明写的第二封信是给米夫的，他向米夫状告中共中央。在信中他说，回国后，中共不拿他当人看，让他到危险的斗争前沿。他被捕后遭到毒打，但自己表现很顽强等，抱怨中共中央抛下他不管。

米夫见到王明的信很不痛快，大发雷霆。一面夸王明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范，一面指责李立三对王明不重用，并写信给李立三，向李立三陈述了他的态度。

之四、摇旗呐喊 鼓吹暴动

王明对因被捕事件中的错误离开中共中央机关，一直不满。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一次他向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炫耀说“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不等罗章龙开口王明又说：“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不懂马列，十分幼稚，一贯右倾，需要从上到下加以改造。”罗章龙批评他，要他虚心点。王明强辩：“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意思。”

王明在全总工作期间，一方面对李立三和党中央不满，一方面又先后发表了19篇文章，竭力鼓吹暴动。比如：

王明在1930年5月15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3卷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一文。

文章在分析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军阀战争的结果与前途”后，在第四部分提出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具体内容”，“我们不是反对战争中的某一派军阀，而是反对整个军阀；我们不是为‘暂时的和平主义’或‘虚伪的人道主义’而反对军阀战争，而是要根本消灭军阀战争；我们不仅要消灭军阀战争，而是要彻底消灭军阀战争的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我们不是空喊‘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而是以工农兵武装暴动根本推翻现在政权而代之以苏维埃的统治。”接着，他又提出了“加紧进行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主要任务之一。”他指出了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的十种表现：“一是对于目前国际革命形势及中国革命形势的日益完备Ｇao潮条件的怀疑与动摇；二是在群众斗争中党的尾巴主义；三是职工运动中的黄|­色­倾向与对于赤­色­工会建立的忽视；四是农村中的富农路线的领导和对反富农斗争的犹豫和不坚决；五是地方观念，保守观念和一般的农民意识；六是对于士兵运动的忽视与对于兵变的取消倾向；七是对于争取公开工作路线的怀疑与不坚决；八是对于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区在一般革命运动中的比重成分估计得不够；九是对于‘中小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正确估计和‘幻想’；最后，非常危险的是对于党的本身力量估计得太过分薄弱。”“这一切倾向都是与党的目前根本任务不能兼容的，都是动摇、妨碍、破坏以至反对党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策略，都是使党不能实现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战术”。“为加速地和顺利地进行反军阀战争的根本战术起见，加紧反对各种右倾倾向及对右倾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倾向，是目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由于王明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摇旗呐喊，积极讨好李立三。因此，不久李立三又把王明调出全总，重新安排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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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发起进攻 受到处分

1930年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Ｇao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以何孟雄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斗争。

一开始，王明并没有把何孟雄等人的反对意见放在心上，然而当他了解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反对李立三的主张时，立即决定调转枪口，再把矛头对准李立三。

后来，当他得知李立三要在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执行的事宜，便与“中大”回国的同学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私下开了碰头会，交换看法，四人不谋而合，决定在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大举进攻。

7月9日会议一开始，李立三讲了会议宗旨，谈了如何贯彻《决议》等等。李立三话音未落，何孟雄便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反对李立三的发言及《决议》。何的发言，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何发言后，王明给博古一递眼神，博古便起身发言，也反对《决议》。接着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开火。这时，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王明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地发表了长篇讲演，引经据典，一条一款对《决议》进行批驳，当场拿出马列著作和李立三、向忠发等展开激烈的辩论。

李立三、向忠发对王明的如此行为十分意外和恼火。他们虽是中共最高首脑，谈起马列主义理论时，却不如王明等人，但不肯向王明等人低头。争论不过，李、向遂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右倾”、“小组织者”的帽子扣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头上。向忠发还当即宣布撤销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

王明自恃有共产国际撑腰，自信是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代表，知道共产国际不支持李立三，便没有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里，7月10日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陈述他反对《决议》的意见。信中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郎基主义的混合物。对比王明与李立三的主张，其实王明意见的“左”倾盲动程度比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

王明的“万言书”使李立三、向忠发更加压不住心中怒火。在康生提出的“反李立三就是反党，应该给王明这个反党分子应有的处分”的建议下，他们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并把王稼祥调往香港，何子述调往天津。这就成为王明对李立三终生不忘的积怨。

之六、韬光养晦以屈求伸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宣传部长是夏曦，秘书是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任­干­事。为进一步打击王明的气焰，李立三专门到了江苏省委，向李维汉、李初梨等交代要对王明进行思想帮助。王明对来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自然很恼怒，但他心中有数。王明看到他在与李立三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暂还不具备批倒李立三的力量。在受到中央的处分后，他马上又给党中央写信，声称：“我虽然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实际上，王明在等待时机，准备进行新的较量。在推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中，王明­干­得很积极，编写快板，起草传单，印刷标语等，宣传部领导对王明的工作很满意，认为他很能­干­。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日常工作，李立三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按照共产国际的电召，当即启程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

当时，受到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听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传达后，表示同意全会的报告。党中央决定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参加实际工作，他也表示接受，并准备前往，从那时起就离开江苏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去了。他向中央表示“在目前紧张的局势下，任何争论和争辩是不必要的，并且已经用不着任何争论。”对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表示出一种拥护态度。

之七、获尚方宝剑便带头作乱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共产国际不仅指责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而且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抹煞这条路线的原则上的区别……那就不仅是遗害无穷，而且一定会潜伏着将来又重复这些错误的极大危险。”

远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态度的这一突然变化毫无所知，然而，尚在莫斯科的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从共产国际和米夫那里及时知道了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态度转变，于10下旬陆续回到上海。

这些人一回到中国就成了反“立三路线”的主力。他们没有按组织程序首先向党中央报告，而是先告诉了王明。王明得知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立刻在他的那一帮人中相互转告，四处串通。在党中央不知底细，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共中央开展进攻，与中央唱对台戏。

王明原来曾经表示拥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并接受中央分配他去中央苏区的任务。获知《国际十月来信》的基本­精­神后，他突然改变态度，拒绝去中央苏区。据黄理文证实：“我碰着王明、博古、陈昌浩，还有一人，在兆丰公园开秘密会议，研究不去苏区问题。这事是当时博古向我讲的”。

11月13日，王明和博古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批评三中全会的错误，指责“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地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错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迅速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这些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

王明对三中全会进行否定之后，开始以“正确路线代表”的口气发号施令了：“中央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错误，以避免争论”，“并且迅速地纠正目前的各种策略上分析上的错误，将这些错误教育全党同志”。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7)

之八、中央茫然 被动应付

虽然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1930年10月写成发出的，但在中共中央尚未接到正式文本以前，对十月来信的内容和消息一无所知，所以对王明、博古突然向中共中央写的联名信件的内容感到茫然。直到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十月来信后，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情。中央极为重视。正在商议如何传达贯彻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时，11月17日，王明、博古再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声称他们则是“一贯反立三路线”的，他们的政治意见书是“绝对正确的”、“符合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宣称他们要“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而斗争到底”。

他们向党中央提出三条要求：“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诬蔑和造谣！”

很明显，他们这封信的目的，就是逼迫中央表态，承认他们反“立三路线”活动的正确，承认他们是反“立三路线”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中共中央连续于11月18日和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信，检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

从这两次会议中可看出，中共中央在接受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仍然持批评态度。比如：

11月18日的会议，一方面承认三中全会存在调和态度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进行的实际工作转变并造成党的分裂。周恩来在发言中还针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特别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的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按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地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于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消极态度，而在实际上领导党走向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决议中又指出：“三中全会一般地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起来的企图”。《决议》还针对王明等人力图在党内挑起公开争论的目的，特别强调指出：“立三同志以及赞成过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和共产国际执委完全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瞿秋白在11月22日的会议上，针对王明等人先于中央知道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又不向中央报告和请示，却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党发难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道)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报告，对王明和博古拒绝党中央分配他们去苏区工作的错误行为，也进行了尖锐批评：“尤其要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Ｇao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即王明)、秦邦宪(即博古)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们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禹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里面也曾经写道：‘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事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

王明等人反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活动，虽然遭到党中央的批评和抵制但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反六届三中全会的浪潮愈演愈烈。

王明于1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抛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他没有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反而批判立三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实际是他阐发自己“左”倾思想与纲领的宣言书。紧接着在12月14日又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论文，在党的刊物上首先捅出“立三路线”并上了文章标题。他指责三中全会及其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是“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调和派”，“实际上不过是懦弱的立三主义者”。指责第96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大批瞿秋白和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公开了他们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中央的行动。因此，使党中央的威信骤然下降，不能对全党实行有效的领导，造成当时党内严重的领导危机。

之九、米夫出马 改造中共

本来早在1929年3月王明由苏联回国后没有得到当时由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的信任，被分配到基层工作锻炼，没有担任领导职务，这是共产国际，特别是亲自培养和扶植王明的米夫所不愿看到的。更使共产国际和米夫恼火的是，王明等人不但没有得到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的重用，反而受到批评和留党察看六个月处分。而三中全会不但没有把王明提到中央领导岗位，甚至连李立三中央给王明的严重处分也没有撤销，而且还要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这些新账旧账都是共产国际和米夫所不能容忍的。

为了确保中共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决定派米夫以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于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华，主要使命是贯彻国际路线，扶植王明等人上台，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

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4日开会，接受米夫的建议，决定将计划召开的紧急会议改为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第四部分“立三路线”揭秘(18)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米夫的压力下，发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同时给王明戴上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谁反对王明，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就为确立王明等人上台扫清了道路。

米夫为使王明等人上台，还得否定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只有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才能使他们让出领导岗位，进一步为王明上台扫清道路。

在米夫的压力下，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紧急通告》第96号，进一步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有“调和主义”的错误，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同日，中共中央又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25日又任命其为书记。

为了确保王明上台，米夫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而且限定只开一天。其目的就是不让他们讨论问题，只是走走形式，让大家举手通过由他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选举王明上台。

会议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秘密召开。米夫主持会议，先作报告，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反对调和主义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三中全会后的新中央。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点名批判瞿秋白，宣称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米夫拿出了在会前拟定的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补选中央委员和改组政治局的名单。在会议进行表决时，遭到罗章龙、何孟雄等一批人的反对。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强调这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名单，按照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他在向大家做工作时说：“你们对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但王明是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你们要信任他的领导，中国党才能实行新的路线。”

改选的结果是：王明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步登天，既成为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后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名义上还是向忠发任总书记，但实际上是由王明在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康生因反戈一击有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沈泽民是宣传部长，周恩来是军事部长，张闻天当上了农民部长，王稼祥是中央党报编委主任，博古是团中央书记。而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

由此，米夫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终于实现。也由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之十、王明出国 遥控指挥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王明推行“进攻路线”，组织各种罢工、罢课、罢市，召开“飞行集会”，上街游行示威，使党组织不断被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1931年4月下旬，党中央分管交通、情报和特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向忠发的被捕，把王明吓得魂不附体。他与米夫商量后，决定去莫斯科负责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指派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为临时党中央，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由博古负总责。

1931年10月18日，王明带着老婆孟庆树跟着米夫秘密离开上海。

11月7日，王明到达莫斯科后，中共中央陆续又派康生、林仲丹、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前往，组成了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还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委员，不仅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而且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成员。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王明就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以电台遥控，坐在莫斯科发号施令，博古为“总负责”的中共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必然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

在王明手下的七年，是不堪回首的七年……

一个偶然的机缘，一个名叫丽扎的俄罗斯姑娘

走进了李立三的生活 ；

从此，他们开始了数十年的患难与共……

一、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批判”李立三

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李立三于1930年10月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随即召开了一系列针对李立三的批判会。在这些批判会上，李立三态度诚恳，反复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的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态度，获得当时在共产国际任职的大多数人的好评和赞许。如萨活洛夫在发言中评论说：“立三先在东方部承认并忏悔了错误，第二次进了几步，今天到了最高点。”库西宁当即表态说：“立三在这里很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想，这里的确没有两面派的手段。”

但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在发言中却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出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曼努依斯基对李立三的检讨做了这样的结论：“尽管李立三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但他还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为着惩罚立三同志起见，要他在这里进一进布尔什维克的学校，要他了解自己错误的实质，不是随随便便的速成，而是在日常工作中去学习。我想(中共)中央虽然只叫他来做报告，可是现在他不用回中国去。立三同志应当在这里留这么几个月，同着共产国际纠正自己的错误。”

至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宣告结束。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决定，留在莫斯科，以研究生的资格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但是，靠反对“立三路线”起家的王明，在时过一年抵达莫斯科以后，仍不放过对李立三的批判。因为对李立三的继续批判，一则可以借以抬高他自己，二则可以对其他持不同意见者以恫吓，可谓一箭双雕。

王明以他的特殊地位，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没完没了地继续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即使是其他内容的会议，也要在开始时加一段批判李立三的内容作为前导。

本来王明在1930年11月下旬在国内赶写的《两条路线》意见书，没有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而是批判李立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大批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错误，提出了新的“左”倾路线的理论与纲领的，为了批判李立三的需要，王明到莫斯科后不久——1932年3月把《两条路线》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加以出版，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的斗争内容。同年11月7日又再次加以翻印。继之，又在《革命的东方》刊物上发表了《反对中共党内的李立三主义的斗争》。

图07：1931年，李立三在苏联

虽然中共中央曾经决定李立三同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但王明公开批判李立三的活动，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直到1935年秋，才把李立三安排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后来又指派李立三主编《救国时报》。但即使在这时，李立三仍然不时受到王明的指责。

二、李莎传奇

众所周知，李立三后来的夫人是苏联人，在中国的名字叫李莎。李莎嫁给李立三，正是李立三在苏联落难的时候。

李莎的原名是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古老的俄罗斯萨拉托夫省巴拉绍夫县的斯图坚科村。父亲为她取的|­乳­名叫丽扎。丽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律师。前妻为他生了六个子女，因肺病离开了人间。丽扎的生母，是在十一岁时成为孤儿到其父亲家里当佣人。在父亲64岁丧妻后，由佣人续弦。随后又生下了丽扎与她哥哥兄妹二人。丽扎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排行第八。这个小宝贝疙瘩，特别受家里人的宠爱。她那美好的幼年是在草原地带的农村度过的。

但是，美景不长。正当她睁大眼睛向人们露出微笑时，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硝烟，一下子撒满了伏尔加河，弥漫了晴朗的天空。田园荒芜了、花儿凋谢了。父亲于19l9年病逝，家庭破产了。

1920年，苏俄的内战结束了。但是，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加上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颗粒无收。长期的­干­旱蔓延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灾荒伴随着饥饿，萨拉托夫省的广大农村饥荒四野，人们只能以野草树叶充饥，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为求生存，1920年秋，丽扎的母亲不得不痛心地把童年的儿子送到一个富农家里当牧童，带着年仅6岁的丽扎，背井离乡，迁居到莫斯科投靠亲友。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包围及经济封锁，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困难，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面包配给，连土豆皮也舍不得扔掉。房间没有暖气，要去野外拾柴回来生炉取暖做饭。

为谋生计，母亲只得进一家缝纫工厂做工。艰难的童年生活，把丽扎磨炼得很坚强。她，什么也不挑剔，遇到困难不怨天尤人。

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逐渐好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星照耀下，小丽扎开始上小学念书。就在她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成立供销社。丽扎凭着她的聪明睿智和活动能力，被推举为学校供销社的小“经理”，跟随着老师从仓库里领来铅笔、钢笔、笔记本、橡皮等学习用品，在小门市部出售，她管理得井井有条毫无差错。

她在学校里是活跃分子，参加体­操­组、合唱团，游泳、滑冰，身心健康得到很好的锻炼。刚满十一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她们穿上队服：白衬衣、小蓝裙子、鲜红的领巾，整齐地排好队，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军号来到莫斯科红场，参加隆重的全市­性­入队仪式。在庄严的列宁墓前，面对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下革命烈士安息之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丽扎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她系上红领巾后，全校选举学生会主席，无数的小手举得高高的，异口同声地喊着基什金娜——基什金娜!她啦，11岁的小“主席”，脸儿涨得红红的。她知道，这是大伙对她的信任；她懂得，这是“革命”的需要。当她唱着歌，蹦蹦跳跳地回到家里时，常常被一件事情搞得心绪烦恼。就是：不信仰鬼神的苏维埃人，大家都在为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努力奋斗。可是，妈妈偏偏还信奉着那个给谁都带不来任何好处的“上帝”。一天，丽扎见到妈妈又在面对墙上的圣像祷告，便高声地喊道：“妈！咱们家再也不能挂圣像了，同学们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妈妈闻声惊异地望着女儿，痴情地盯着墙上的圣像，眼睛黯然无神。半晌，才嗫嚅道：“那、那就依你的……”

小丽扎把圣像摘下来了，妈妈却依旧呆呆地注视着原来挂着圣像的那面墙壁，好久好久。

11岁的小“主席”、“经理”充满了胜利的欢乐。

1928年，丽扎艰难地念完了初中。凭她的成绩，本来可以继续去上最好的高中和大学，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命运不能由她摆布。当时，还处于新经济政策时代，整个苏维埃在经济上都还比较困难，她不得不放弃升学的机会，转到劳动部门去登记，寻求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学习。这样，既不失去继续学习的机会，还可以为家里增添一点经济收入，补助母亲的不足。经劳动部门介绍，她终于去投考了由国家出版局举办的一所半工半读印刷技术专科学校。从此，她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上午学习装帧设计和排版，下午分散到各出版印刷单位劳动，可以领到一定数额的补助费。第一个月就领到了28卢布。14岁的丽扎，高兴极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凭自己的劳动挣来的钱。李莎回忆到此时，十分风趣地说：我的工龄应该从这时(1928年)算起。丽扎用这第一次挣来的钱，买了一件心爱的毛衣和一双靴子，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漂亮。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2)

1931年，刚过十七岁的丽扎在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专科学校经过三年学习毕业。在学校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她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

这时，正当苏联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全国人们都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年轻人更是热火朝天，处处打先锋，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支持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要求进取的丽扎，当然不甘示弱，她不畏艰难困苦，毅然决然地主动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号召，报名到苏联远东去参加建设。

图48：1929年时的李莎

这年夏天，年轻的姑娘丽扎，告别了母亲和哥哥，与伙伴们一起，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穿过茫茫的西伯利亚大森林，跨过雄伟的乌拉尔山脉，经过整整两个星期的旅行，来到苏联的最东部，与中国毗邻的地方——伯力。丽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工作，担任技术编辑。伯力的冬天冷得出奇，连室内也是零下十几度，睡觉都要戴着帽子。当时正值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发生了困难，物资短缺，吃穿用都发生了困难，工作任务又相当繁重，经常要加班加点。但是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谁也没有怨言，都能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鉴于丽扎的工作出­色­，时间不长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除了俄文的以外，还有中文、朝鲜文和日本文。所以，在编辑部的人员中，有不少中国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当时，在苏联远东，还有大约50万中国工人，分布在煤矿、金矿、铁路、港口、森林伐木、缝纫、修鞋等各个行业。那里的蔬菜，主要依靠从中国山东去的农民种植。

丽扎在出版社工作，有机会同中国编辑一起共事，结识了一批中国朋友。他们有文化，都是搞革命的，大家都相信全世界都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与丽扎联系较多，且留下深刻印象的诸如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曾涌泉(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等。1932年丽扎被调到远东出版社海参崴分部工作，又结识了张锡俦(当时任远东边疆苏兆征中国党校教务主任，后任北京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爱人是俄国人，叫柳芭，汉学专家)、杨松(原名吴绍宣，1907年出生于湖北，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到远东工作。当时的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爱人是俄国人，名字叫莎丽达·列依索洛娃)、吴玉章(党校教员，在那里制订北方话拉丁化的方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这些中国革命者，给丽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丽扎很尊敬他们。

三、命运之神送来了丽扎

依照苏联有关部门动员去远东工作的规定，丽扎在远东工作两年期满。为了实现她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的愿望，1933年夏天，丽扎从远东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勘探出版社，负责图书的装帧设计。她边工作边补习高中课程。闲暇时，经常到在远东工作时结识的一些朋友家中去玩耍。

1933年深秋，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丽扎正怀着喜悦的心情，向着刚从远东来到莫斯科的女友沙丽达·列依索洛娃家里走去。她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和决定了她的整个命运，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丽扎敲开女友的家门，她愣住了，屋里端坐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青年。他，满头蓬松的黑发，有一双明亮而富有智慧的眼睛，表面看去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俄语说得不太好，不大爱讲话，静静地坐在那里。女友的丈夫杨松向丽扎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俄罗斯人有一个习惯，好朋友之间总是相约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郊游。李明有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委员的红皮证件，给他们的游玩提供了不少便利，如到公园划船，在人多船少的时候，李明拿着红皮证件到售票处很快就可以把游船租来。丽扎与杨松夫­妇­还有他们的好朋友李明经常在一起玩啊、唱啊、跳啊，任小舟在湖中随波荡漾。

l934年深秋，丽扎与女友柯拉娃一起到李明的住所去看望他，发现李明已收拾好行囊要离开莫斯科。但是，丽扎并不知道这个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丽扎问他到哪里去，李明回答说，要去克里米亚休养。丽扎暗地思忖：现在又不是休假疗养的季节，怎么会去休养呢？丽扎突然发现李明的行装中有一双高统皮靴，这种靴子适合深山老林中长途跋涉，到海滨浴场是派不上用场的。丽扎知道李明是赤­色­职工国际主席团的成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心想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里，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自己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她与他告别了。他去了，再没有联系了。

图46：1934年，李立三在莫斯科

若­干­年以后，丽扎才得知李明此行是到阿拉木图执行一项重要使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联络。

李明离开莫斯科以后，有一次丽扎在好友家里与从远东回来的朋友聊天，一位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丽扎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好似条件反­射­，一下子就联想起她在远东工作时，曾经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封面上写的是：《与李立三主义的斗争》。当时，她不明白“李立三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询问该书的编辑。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共党内是有名的领袖，是一个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过批判。”因此，在她的想像中，李立三一定是一个白白的头发、长长的胡须、一脸皱纹的老头子。

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李立三是谁，他在哪里？”，这位朋友告诉她：“李明就是李立三。”丽扎听了朋友的解答，惊异地张大了嘴，简直不敢相信对方说的是真的，以为是在与自己开玩笑。她果断地反驳道：“你搞错了吧，李立三不是一个老头子吗？而李明才20多岁……”朋友毫不让步，十分肯定说：“李明就是李立三。”她无言以对。这是她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事情，既惊又喜。可是李立三在哪里呢？她也不知道。丽扎以为她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她思念着与李立三的重逢。正当丽扎对李明的去向捉摸不定的时候，1935年6月的一天，她正在准备参加升大学的考试时，突然有电话找她。她从电话里听出了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李明的声音，真是高兴极了，她放下课本，直奔相约的故地。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3)

丽扎回到莫斯科后，边工作边学习，一心想考进大学。这年夏天，丽扎从工人夜校毕业，报名投考莫斯科地质学院，梦想去过那种风餐露宿、四海为家的浪漫生活。可是由于数学没有考好落了榜，心情不太愉快。李明极力使丽扎开心，约她去看话剧、听音乐会。尽管李明不太懂西洋音乐，也宁愿作出“牺牲”。丽扎虽然在学习征途上吃了败仗，但并不灰心。她是一个倔强好胜的姑娘，决心继续补习功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初秋季节，莫斯科河畔的嬉戏，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水面上的荡舟，也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影。只有两个人的世界，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他们的话多得永远也说不完。李明就是李立三得到了肯定。李立三把自己的详细经历、在政治上所犯过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的婚姻、家庭、子女情况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她，而毫无隐瞒；他谈到了自己为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感到痛心、内疚，决心加倍地工作将功补过。他还向她明确表示：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党组织的调遣，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到那时，两人分手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丽扎通过与李明的交谈，了解到李明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人。她对他那传奇般的革命生涯很感兴趣。他那热情耿直、爽朗活泼的­性­格以及有理想、有抱负、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她。她了解了他，更加信任他，进而爱上了他。她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行了呗……”

十月革命节来到了，李明邀请丽扎去与一批中国同志一道欢度这个盛大的节日。11月6日晚，他们聚会在莫斯科的“联盟饭店”。当时，那里是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在一楼大厅里，张灯结彩。丽扎与在共产国际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国同志，围坐在一张长条桌会餐。身为外文出版局中文部负责人的李明主持这次会餐晚宴。他­精­神焕发，有说有笑，热情、开朗、活泼，是这个集体的灵魂。李明的组织才能和口才，吸引着丽扎，更使她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

接着，李明把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招待所去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丽扎发现王明与李明的谈话相当冷淡，李明与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丽扎不理解李明为什么要带她去会见王明，事后她才被告知，李明要同她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1936年2月，22岁的丽扎要与36岁的李明结婚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亲友都为她担忧。有人劝告她：“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可爱？你像一只百灵鸟儿，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白云，鲜花原野丛中，何苦钻进一个中国人的鸟笼子里呢？”有的阻拦说：“你发疯了，­干­吗非要同外国人结婚？你了解他的底细吗？”还有的好心人警告说：“他是个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你将会跟着他吃苦头的。”

面对亲友的忠告，丽扎不为所动。李明的翩翩风度，高雅气质，渊博的学识见闻，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年轻貌美的丽扎姑娘倾心。丽扎的母亲支持她：“女儿长大了，由她自己去吧！”

丽扎与李明结婚的新房，就设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居住的柳克斯大楼六层，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房子里。陈云、杨之华及女儿独伊、欧阳欣、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等10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一齐向新娘新郎表示由衷的祝福，大家在一起品尝了自己做的中国风味的菜肴。婚礼既简朴而又充满着欢声笑语。从此，丽扎就把她的命运与李明连在了一起。

新婚燕尔之夜，丽扎异常地激动，在幸福的气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还年轻，我想去上大学，不知……”她说到这里急忙停住话音。因为，话刚出口，她又理会到作为妻子，对丈夫是应该付出代价的。她亲眼看到李明对工作兢兢业业，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要主编《救国时报》，还是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她是应该多照顾和关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学，不仅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丈夫，反而需要丈夫来关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出乎意料，使她惊讶的是，李明十分果断而明确地回答说：“你上大学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知识是工作的资本，没有知识，怎么能搞革命呢？”为了支持丽扎上大学，他们还商定暂不生小孩子。

婚后，丽扎与丈夫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李明感激丽扎在他政治上失意、沦落异乡之际，给予她的爱抚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着丽扎。而丽扎则懂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的祖国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务，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让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弥补以前工作中的过失。

半年后，丽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明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法语水平是顶呱呱的，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丽扎的家庭教师。同时，他又是丽扎的学生，在俄语方面虚心向她求教。

四、康生推波助澜加害李立三

1935年，李立三又与王明结下了新怨。

话还得从头谈起。

在反李立三斗争中，康生由于反戈一击有功，摇身一变又投入到王明的怀抱。由于他善于拍王明、米夫的马屁，在四中全会上，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四中全会之后，仅仅一年多时间就发表20多篇文章，宣传王明思想。但是，错误的决策，给中共带来严重后果，党中央在上海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康生为找个安全地方，决定走王明的路，于1933年7月带着老婆曹轶欧、小姨子苏枚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一头扎进米夫、王明的腋下，紧跟王明的指挥­棒­转。不久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康生到莫斯科后，对王明竭尽吹捧之能事，特别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5日在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表现得更加露骨。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4)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国内无法派出代表去莫斯科出席会议，只有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出席。李立三也作为代表参加会议。

在大会开幕之后，中共代表团20多人在一起举行庆祝宴会。康生带头举杯，提议为王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干­杯，并向王明欢呼。宴会后，王明与康生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篡党­阴­谋，指使几个人发起倡议，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充作代表，召开“中国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企图让这次非法的“临大”，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有两个人拿着草拟的“倡议书”去找李立三签名，让李立三也作为发起倡议人之一。李立三认为，尽管中共中央暂时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但是中共中央及全党都是在国内，在莫斯科的少数党员，是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他严词拒绝在倡议书上签字，并向其他同志揭穿了这个­阴­谋。结果，这个倡议遭到多数人的共同反对，迫使王明假称自己不知道此事，还假惺惺地对发起人作了批评，使王明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件事引起王明对李立三更加恨之入骨。

尽管王明想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但康生后来在向人作介绍时，仍然­肉­麻地称“王明同志是我们的总书记”。特别是在1936年7月1日举行的庆祝中共成立15周年宴会上，康生连连举杯，衷心祝福“王明同志身体健康”！并带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1936年，斯大林借1934年发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暗杀身亡事件，掀起了一场“镇反肃托”运动。康生与王明商量，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立即在“柳克斯”招待所召开会议，宣布：“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他们把他们所认识、所了解的、一道工作过的，或被他们利用过的特别是过去曾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中共党员，一个一个地扣上“叛徒”、“特务”、“汉­奸­”或“反党嫌疑分子”的帽子。不少人就这样无端地被康生、王明送交苏联保安机关，关进监狱，流放西伯利亚，甚至被处死了。李立三当然也难逃这一劫。

1937年夏天，李立三在上班途中把一个“公文包”遗失在电车上，第二天就从车站工作人员手中找回来，里面并无重要文件。但是，此事终于被王明“抓”住了。他趁机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硬说李立三泄露了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抓住不放，多次召开会议给予严厉批判。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工作责任事故：外国文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印刷厂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一词中，错将“大”字排为“犬”字。两字词意不同，写法上只差一点。校对员发现后向李立三作了汇报。李立三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是一个偶然错误。原因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把铅字分格放进字盘时，错把“犬”字放入“大”字格里，排字工人没有发现，偶然弄错。所以只限于在生产会议上向这个工人提出批评而已。王明、康生得知后，更是抓住这个问题，不依不饶，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说是故意所为，定­性­为一起反革命事件，要追究李立三的政治责任。

康生知道王明对李立三有一箭之仇，为讨好王明，又对李立三下了毒手。对李立三横挑鼻子竖挑眼，百般刁难。有同志见李立三的处境日益艰难，就劝他“你还不如回国去吧！落在这两个人的手里，还能有你的好！”李立三琢磨着也有道理，拿起笔来，再次给王明、康生写了一个要求回国的报告。康生拿着这个报告递给王明。

王明问：“你的意见怎么办？”

康生­阴­险地说：“他回国，这不是放虎归山？这几年，我们没给他好气受，他对我们肯定是耿耿于怀。这个人，不是无能之辈，万一他将来东山再起，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的意见，不能让他回去。理由嘛，他对错误认识还不深刻，还没做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反正他的命运是在我们手里掌握着的。”

王明听了康生的意见，深思一阵表态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不但不让他走，还要让他检查，为什么要离开苏联？是不是逃避批评？”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调王明、康生等回国。两人对如何处理李立三的问题始终放心不下。李立三是前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在莫斯科这几年，王明没有让李立三安静过，万一他回国，必将后患无穷。“不能让他回国”是他俩的共同意见。就在11月他们动身回国前夕，一方面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宣布李立三必须继续留在莫斯科(使李立三回国的多年夙愿完全落空了)，同时，又通知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个托派，这是一个危险人物。”他们还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

从此，李立三的行动开始受到苏联内务部人员的监视。就在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两个月，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被逮捕入狱。

王明、康生复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苏联内务部强加在李立三头上“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一大串莫须有的罪名。罪名的全称是“以李立三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特务组织”，说李立三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

师哲在《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中写道：“李立三就是王明和康生在共产国际活动后被逮捕下狱的，幸而未被处决。1938年王稼祥和任弼时同志先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才逐渐审查了幸存而在押的中国同志，使他们重见天日，得以继续为革命贡献力量。对李立三的证明材料，就是我整理起草的，他于1939年获释出狱。”

王明与康生的“加害”，使远在异国孤立无援的李立三，在苏联的监狱里吃尽了苦头，险遭被处决的厄运。

在苏联军事法庭1939年5月11日对李立三的审判结论中写道：

罪名：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特务恐怖在莫斯科的中国集团。

经审查确认：李立三于1930年作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内成立了托派反革命、反共产国际集团。名称：李立三路线。

集团目标：破坏中国革命主力军。

来苏联后，李立三与在莫斯科的中国托派分子：林德胜、李达克、特拉维金、克农斯以及其他人(所有这些人已被审判定罪)，于1935年在莫斯科，在托派林德胜领导下，形成了托派、特务恐怖组织。李明(即李立三)加入了该集团。该集团直接受日本特务系统的领导。该团体进行了恐吓、杀害苏共、苏联国家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林德胜被捕后，李明成了该集团领导成员之一。

李立三在外国工人出版社校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审判资料译文时，有意识地歪曲原文本意，导致译文出现反革命­性­质。

该集团领导成员特拉维金、李达克、克农斯已揭发李明是该集团成员。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5)

1938年6月，李立三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面对种种非人的折磨，李立三经深思熟虑，先是违心地签署不真实的供词，但紧接着随后他又写出无数申诉材料，对在受到拷打时的供词全部加以否认，对强加在他头上的所有诬陷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

针对说他是“托派”的罪名，李立三申述道：“立三路线的确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背而驰的，立三路线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与托派的观点有所接近，但是，立三路线的政治立场与托洛茨基派的政治立场是不一致的。立三路线与托派不但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也没有政治上的联系。”

申诉材料写道：1925年和1928年他曾两次到过苏联。1926年在参加赤­色­国际工会会议后，共产国际原准备派他到西方某个国家去搞工人运动，为中共驻某个国家分局，以逃避中国国内反动派对他的追捕。李立三谢绝了共产国际为他作出的安排，坚持回到国内参加斗争。

他还写道：1934年和1935年他都在中苏边境的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工作，其任务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派遣，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转运中共到苏联来往人员，架设因中共红军长征中断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联络电台。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他被通知参加会议才回到莫斯科。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代表团派他担任《救国时报》的总编。

李立三为什么要先提供伪证，后来又加以否认呢？据说，这是他当时运用的一种对付诬告陷害他的一种斗争策略。目的是为了引起更高级别军事法庭对他的案件的重视，由更高级别的法庭来审理他的案子。

据李立三夫人李莎说：1993年4月她在莫斯科原苏联内务部查阅李立三案件的档案时，内务部一名上校军官对李莎说，当时李立三运用这个斗争策略是很高明的。他说，在他看过的案卷中，当时只有两个人采取过这种斗争手法。除李立三外，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最后的结果，他们两个人都获得了释放。李立三认为，只有提高审判级别，才有获释的希望。那位上校说，“这是成功的策略”。

关于“贪污”问题，1939年10月26日即李立三还在莫斯科的监牢中为自己写的辩护词中曾经写道：(共产国际­干­部局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在“证明材料”中写道：王明似乎讲过“当李明在江苏工作的时候，那里有9个月没有向党提交财政汇报，他至少贪污了3万美元，具体数目很难确定，因为钱都是李明自己经手的。”

李立三在自我辩护中反驳道：“我在为党工作的一生中，从未在江苏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只有在1930年8—9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担任过江苏行动委员会主席。既然我没有在江苏担任过工作，又怎么可能贪污江苏省委的经费呢？我对王明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忆犹新，当时他说：‘立三路线的时候，以罗迈为首的江苏省委有9个月时间没有提交财政汇报，当时的总开支不少于3万美元。其中有400美元有李明签字的收条，这笔钱究竟哪里去了，很难查清。’这些话为什么会说成这个样子？我自然不清楚。但事实证明，这无疑是歪曲。因为据我所记，立三路线期间，江苏省委每个月的经费总额只有3000美元，9个月来，省委总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那么罗迈和我怎么可能贪污3万美元呢？3万美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金额，假如我或罗迈果真犯有这类罪行，那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早就会追究这个问题的，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来呢？这个问题被歪曲得实在荒唐，真是一派谬论。

关于有我收条的400美元的问题，据我所记，这笔钱是转交给南京市委的，先是通过我交给准备去南京的中央特派员，再由他转给南京市委。由于这笔钱是首先交给我的，所以我就开了收条。

这个问题可以由王明、周恩来、罗迈等人作证。”

……

1939年7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医治臂伤，这才得知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的消息，他当即向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你们这里关了一位叫李立三的同志？”他们查了名册后回答：“有这样一个人。是根据你们驻苏代表团的建议逮捕的。”周恩来激愤地说：“那是一桩冤案。李立三是有错误，那是事实，但说他是托派、坏人，这纯粹是诬陷。”这样，经过多次交涉，李立三才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出狱后，王明曾向苏共中央提出，要把李立三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去，欲置李立三于死地。幸亏当时周恩来帮说话，李立三才得以留在莫斯科。但是李立三在莫斯科没有户口(当时苏联当局规定，凡坐过牢的人，户口必须迁出莫斯科100公里以外)，没有了党籍，没有职务，没有正式的工作，不得不靠写文章、翻译文学作品挣些稿费维持生活。

这就是李立三得罪王明的可悲下场。

五、患难岁月中的甜蜜

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时，他与丽扎正处在新婚的甜美之中。

雨果说得好：“人生是花，而爱便是花蜜。”

新婚给丽扎带来了无限的甜蜜。她在学校专心攻读法语，李明在主编《救国时报》，终日忙得不可开交，经常加班加点。在这个中苏合璧的家庭里，充溢着无比的幸福与欢乐。

当两个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人砸开李立三在“柳克斯”的房门，翻箱倒柜地进行搜查时，从酣梦中惊醒的丽扎吓得呆若木­鸡­。李立三在被带走前，穿了一套最旧的服装，摘下手上的瑞士表，镇静地对丽扎说：“丽扎，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你去报告中共代表团。”

李立三被带走后，丽扎急促地敲开了隔壁房间的门，把李立三被捕和李立三被押走前留下的话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临时负责人陈潭秋作了汇报。当天，“柳克斯”招待所的管理员就把丽扎——这个“人民敌人的老婆”从大楼赶了出来，勒令她搬到院内一间­阴­森、潮湿的小屋，同其他“犯人”的家属挤在一起。可是，那里已经有了七八个人，无立锥之地，她只得到母亲那里去住。

丽扎确信李立三是清白无辜的，第二天，她再次向中共代表团陈诉了李立三的冤情，向外国语学院团支部作了汇报。这位支部书记毫无吃惊之意，绷着脸说：“我们要抓紧审查你的问题，好好反省吧！”随之而来的是，党团­干­部反复与丽扎谈话，要求她与丈夫离婚，划清界限。但丽扎始终坚信不移，李明不是坏人。

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丽扎的问题，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主持人向她发出严厉的警告：“你要慎重考虑，李明是人民的敌人，你是他的妻子，你的后果是可悲的，应该当机立断，马上同李明离婚，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不管他们三番五次的警告，丽扎总是低着头，噙着泪，咬着牙，闭口不语。她暗暗自语：“李明不是敌人，是个好同志，我应该同情他，帮助他，绝不能落井下石，在他那受伤的心上再Сhā一把刀……”最后，主持人追问她：“你是要你的‘特务’丈夫，还是要共青团团证？”丽扎一下子怔住了。她明白，在这严肃的讲台上，要么昧着良心与李明“划清界限”，要么忍受痛苦，离开共青团组织。泾渭分明，没有其他选择。她热爱革命、热爱共青团组织，当然不愿意离开她。但是，她同时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丽扎据理力争。她说，她和丈夫共同生活了两年，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她坚信李明不是坏人，不是日本间谍和恐怖分子，而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她不能同李明离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主席台前说到：“我相信党，也相信李明。在没有审查清楚李明的问题以前，我决不能说他的坏话。”她毅然决然地把共青团团证交给了负责人，愤愤地离开了会场。她一口气跑回家里，扑向母亲的怀抱，才让憋了半天的眼泪痛快地涌了出来。只有妈妈最理解女儿，她疼爱女儿，也喜爱李明。她能说什么呢？她只有长吁短叹，老泪纵横，频繁地在胸前划着十字——愿上帝保佑我们！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6)

最后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丽扎被开除了团籍。当时，一些好心人劝丽扎及时脱身，找一个俄罗斯小伙子重新安排生活。可是，丽扎从她和他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生活中，坚信李立三是革命同志，不是敌人。在李立三被捕以后，丽扎焦急不安，惦记着他的命运。在此千钧一发、危难之际，对一个远离他乡的外国人，除了她还有谁去关心他、拯救他呢？

在课余假日，她像迷失路途的羊羔，在漫山遍野呼唤；似失去伴侣的孤雁，在凄凉冰冷之夜哀鸣。当时，莫斯科新设立了许多牢房，她发疯似的去大海捞针，到处打探李明的下落。她去过布特尔斯克监狱、列沃尔托夫监狱、卢边卡监狱、罗捷斯特文卡监狱等等。每到一地都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挨到窗口一问，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两个字。她情真意厚，忠贞不贰，日复一日，整整跑了半年时间，才在塔岗卡监狱找到了李明。她要求与他见面，由于他是“政治犯”，是不允许会见家属的。经丽扎多次恳求，最后才争取到允许她通过狱方，每月可以转交给他50卢布。

苏联有句著名的诗句：“爱情不只是夜里的并肩散步，更是风雨中的携手同行。”李立三被捕以后，家庭的负担全部压在丽扎那柔弱的肩上。她拼命的学习，保持全优成绩。因为，只要出现一个“良”，助学金就会被撤销。就是依靠学院每月发给她的250卢布助学金，维持家庭的生计。尽管经济很困难，她还是每月从中挤出50卢布，准时送到监狱看管人员手中。后来，李立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告诉丽扎，当他第一次接到她送去的50卢布，激动得大哭了一场。因为，在监狱中，伙食极坏，几乎见不到蔬菜。李立三就是靠丽扎送给他的钱，买来蔬菜和生活日用必需品，才得以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他从丽扎的行动中感到无限的温暖，莫大的支持，从而更加增强了他的斗志。他没有沉默，坐以待毙，而是挺身而出，奋力抗争。他鼓足勇气，一次又一次地给斯大林和苏联内务部写信，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陈述自己的冤屈，为他自己更为中国共产党的清白辩护。

苏联内务部把李立三关进牢房，但又抓不住任何可以定罪的把柄。审讯室里总是重复着这样的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李立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胡扯！你不叫李立三，也不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

你们搞错了吧！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我们党中央是了解我的。

你还是老实点，否则……

我再说一遍，我在党的面前是清白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

“审讯”无法进行下去了，李立三被押回牢房。

为了从李立三那里搞到可以证明他是“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的材料，苏联内务部黔驴技穷，编演了一场戏：派了一个假囚犯进入牢房，与李立三呆在一起。那个人开始与李立三拉近乎，随后就故意破口大骂苏联共产党、大骂斯大林，企图引诱李立三上钩，跟着他发泄对苏共和斯大林的不满，以便于能抓到李立三反对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的“把柄”。没有料到，李立三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正言厉­色­地去制止他，并警告说：“不许你胡言乱语，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不能任意污辱!”李立三这种无比鲜明的立场，使那个假囚犯——特工人员，立即改变态度，紧紧地握住李立三的手，连声说道：“你真是好同志呀！”

李立三在国内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中，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从来没有胆怯过，他早已做好坐牢和被杀头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不曾被关进敌人的监牢，却被送进共产党人的铁窗。况且“罪名”又那么荒唐！冤屈吗？是的；困惑吗？难免；沮丧吗？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苏联学习、战斗和工作的。在铁窗下，对党、对共产主义哪怕有一点点怀疑和动摇，都会影响整个党的声誉。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关系我们整个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为了亮明自己的观点，阐明我党的历史，同时也为了反映苏共方面某些工作人员在肃反中存在的问题，李立三大义凛然，他把监狱给他用来写“交代材料”的纸，拿来给斯大林写信。当然，这些信是否能送到斯大林手中那就不得而知了。

­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冲击着每一个“囚犯”的信仰。很多人发牢­骚­、咒骂，甚至骂出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才能说得出口的话。听到这些谩骂，李立三被激怒了，虽然他自己同样身陷囹圄，也不容许任何人往共产主义信仰上抹黑。

激烈的辩论和争论在牢房里进行着。有人讥笑他：“你那个信仰有什么用？你崇拜她，她却不买你的账，把你关在牢房，可怜！可悲！”李立三反驳道：“这不是共产主义的过错，这只是某些人一时的过错。历史的误会迟早总会消除。只有那些对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的人，才是可怜的、可悲的，甚至是可耻的。”李立三认为自己目前所受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的。

丽扎默默地承受着一切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始终保持着俄罗斯女子坚毅的个­性­和对爱情的纯洁忠贞。她深信李明是无辜的，她期待着丈夫出狱的日子，她相信这一天一定能够到来。

1939年夏天，丽扎从监狱得知：李明已被移交到苏联军事法庭。要丽扎为李明准备过冬的衣服。丽扎焦急万分，因为这意味着李明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她很快把过冬的衣服送到了监狱。

8月，丽扎从内务部秘书那里得知：李明的案件已被法庭驳回，要求内务部进一步调查。这表明对李立三的控告显然是证据不足。这个消息，使丽扎备受鼓舞。后来才得知：1939年夏天，肃反Ｇao潮已过，原来兴风作浪最厉害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被撤销了职务，不久便被法办枪决了，新上台的部长贝利亚作出“纠偏”的姿态，释放了一些政治犯。

10月20日，内务部打电话把丽扎叫去，询问了一些问题后，问她是不是要给李明写点什么？丽扎听了，激动不已。因为李明已经有一年零八个月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了。她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诉。但是，条件不允许她这样做，她只能草草写了一封短信，告诉李明：她还在坚持上学读书，目前与母亲住在一起，通报一下家人平安罢了。

经历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煎熬，丽扎度日如年。她终于盼到了那一天：1939年11月4日晚，奔波了一天的丽扎刚躺在床上舒展着极端疲惫的身躯，面对十月革命节来临之际，家里没有一点节日气息而感到无限的惆怅和苦闷时，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起。她立即拉开房门，完全出乎她的预料，站在门前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朝思暮盼的亲人——李明。是他，他拿着一个包袱站在门前。丽扎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她确认是李明以后，热泪夺眶而出，两人无声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久好久。伴随李立三的内务部审查员跨进门槛对丽扎说：“瞧，我给你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珍贵礼物。”好一个礼物呀！丽扎对来人理也不理睬，像疯子似的忘乎所以，猛然转身，边跑边喊：“妈妈，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这是丽扎一生中最欢喜的时刻。

李立三无罪释放回来了，丽扎欣喜若狂，第二天就跑到外国语师范学院告诉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李明已无罪释放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团委书记也欣慰地说：“是的，我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应当释放他。”不久，学院团组织把团证发还给了丽扎，正式恢复了她的团籍。

李立三出狱后，共产国际那里的宿舍已被人占用。他无家可归，只好挤到岳母家里，与丽扎的哥嫂、侄子、母亲挤住在一间房里，中间挂上一幅布帘相隔。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7)

l939年11月4日，苏联内务部正式向李立三宣布审查结论：“鉴于李立三在法庭上否定了原有控告，法庭决定进一步审查此案。现经调查证明，原李立三案件的审查办法是错误的，对李立三的控告纯属沃尔夫松(注：是审查员)等人的杜撰诬陷。李立三对自己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历来直言不讳，并已多次作过检查。现决定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

审查员宣读完结论后告诉李立三，周恩来在莫斯科，问他愿不愿意与周恩来见面？李立三不知道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是什么，他当然很愿意与分别多年的老战友重逢，但又考虑到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担心给周恩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婉言回绝道：“我的问题还需共产国际作出最后结论，在此之前，与周恩来同志见面恐怕是不大合适的。”

李立三当时作出这个选择是由于这样的考虑：1938年2月李立三被逮捕时，共产国际作出过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现在内务部对他的审查虽然宣告结束，但共产国际的决议尚未撤销。特别是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负责人马尔特维诺夫坚持诬陷李立三，歪曲中共党史，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许多主要的革命事件污蔑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暴动”，把党的六大说成是“布哈林一手­操­纵的”等等。李立三认为：这些污蔑，有损于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决不能漠然视之。如果仅仅是个人问题，还可以忍受。为彻底澄清这些诬陷，李立三决心继续同共产国际某些人进行斗争。他在丽扎的帮助下，写出了长达240多页的打字材料，详述了自己在国内参加过的重大革命事件，用事实有力地批驳了马尔特维诺夫对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诬陷，材料送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共产国际重新给他作结论，恢复党籍。

1940年春，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连续开了四次会议讨论李立三的申诉。一方面肯定了李立三在1930年以前所做的革命工作和公开承认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李立三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充分证明他已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弱点”，“对现已被镇压的林达生等人过于信任”等等，因而决定维持1938年2月25日有关开除李立三党籍的决定。这显然是为了保全共产国际的面子。

周恩来、王稼祥对共产国际作出的这一决定不得不提出保留意见，同时提出：要让李立三参加工作，一年以后重新考虑恢复其党籍。最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被迫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在周恩来、王稼祥回国以后，共产国际将其束之高阁，一直不予落实。随着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李立三的党籍问题就更没人管了。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与祖国失去了联系，像一个孤儿，在异国飘泊……

李立三虽然无罪释放了，但是，在莫斯科的工作无着落。他东奔西走，寻找工作，却处处碰壁，遭到拒绝。他曾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一个布尔什维克同志那里去请求安排工作，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长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这里不需要机会主义分子。”就业无门，李立三没有生活来源，蛰居家中，全靠丽扎在学校每月250卢布的奖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200卢布救济金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更严重的是，像他这种坐过牢的人，按当局规定不准在莫斯科等大城市办理户口，必须迁户到101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住。

李立三没有气馁，他不断地进行交涉，最后不得不直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奴伊尔斯基写了一份报告，请求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在这位书记的关怀­干­预下，才得以被安排到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但因李立三失去了党籍，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只能作为普通工作人员，周围很多工作人员不敢接近他，担心他“有问题”，逢重大节日，组织游行活动，他被当做“可疑分子”不准参加，连去“红场”的权力都没有。李立三坚强地忍受着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没有怨恨，没有畏缩，积极地投入工作，翻译了大量著作，为向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和苏联文学作出贡献。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动了侵略战争。也就在这一天，丽扎在外国语师范学院参加了毕业前的最后一门课程——教育史的考试。祖国的神圣领土遭到法西斯铁蹄的践踏，她怒不可遏。她渴望能进入军事工厂当工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直接出力。但由于她是外国人的妻子，这个外国人又是刚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她这个愿望未能实现，而被分配到莫斯科一所高级中学当法语教师。因战争已发生，学校已撤离，她实际上没有工作。

战争开始，李立三写了一份参军申请，要求以普通战士的身份上前线作战，也因“政治上不可靠”没有被批准。在德国军队迫近莫斯科时，他以普通居民的身份，自愿参加了民工大军，修工事，挖战壕，并参加防空警戒。作为防空队的一员，他连夜在屋顶上值班，扑灭雨点般的燃烧弹。他完全忘记了个人得失遭遇，从无半句怨言。

同年8月，丽扎偕同母亲、嫂子、侄子作为李立三的家属撤退到伏尔加河畔的瓦西里耶夫索尔斯克一所中学教法语。李立三仍留在莫斯科坚守岗位。同年10月16日，德国人打到莫斯科郊外，李立三随所在的出版社紧急地撤退到恩格斯城。丽扎接到李立三发去的电报，带着家人赶在伏尔加河封冻以前搭乘最后一班轮船，来到恩格斯城与李立三团聚。

苏联红军粉碎了希特勒的闪电战迷梦，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后，1942年7月，丽扎随一部分重点单位返回莫斯科，在出版社担任装帧设计和法文编辑，兼任出版社共青团书记。出版社根据苏军政治部的指示，印制了多种外国文字的对敌宣传品。丽扎和其他编辑一起，同仇敌忾，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因为鼓舞红军战士瓦解法西斯战争的辛勤劳动，她受到了组织上的嘉奖，荣获劳动奖章一枚。

1943年8月10日，丽扎与李立三爱情的结晶——大女儿英娜，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降临人世，给家庭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在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的经济生活十分困难，人们再也吃不上­肉­，喝不上牛­奶­，也没有­鸡­蛋、蔬菜，连土豆也没有。李立三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顶着刺骨的寒风赶到商店门口，排着长队，去领取那供应每人每天的800克黑面包。室内没有暖气，墙壁上挂满了冰霜，只有戴着皮帽、身穿皮衣，全副武装，才能睡觉。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家到郊外去自己种土豆。出版社的人，包括李立三夫­妇­在内，每个星期天，都要到莫斯科郊外去劳动种地，李立三夫­妇­与中国同志编成一个生产小组，他们小组种植的马铃薯总是有最好的收成，引得苏联同志纷纷羡慕说，中国人真会种地……

在极端艰难的岁月中，丽扎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忠贞的生活伴侣，始终与李立三在一起，给他以热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共同经受了政治与生活的严峻考验。丽扎也从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立三身上，看到了中国革命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8)

六、秘密使命：恢复与中共的无线电通讯

由于李立三在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共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之一，对无线电通讯本身也很内行，因此，在莫斯科尚在穷于应付没完没了的批判的李立三，很突然地接受了一项秘密使命。

原来，当李立三离开上海党中央后，原在上海的无线电工作人员曾三、伍云甫也于1931午3月进入江西的中央苏区。上海只留下了两个电台：一是中央台由王有才负责与中央苏区联络；一是国际台，由程祖怡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络。由于1934年10月初程祖怡在路上被敌人逮捕并供出了电台地址，上海局临时负责人盛忠亮也被捕叛变，并供出陈祖怡管国际台、王有才管中央台的具体情况。活动了近5年的上海地下电台均遭破坏，停止了工作。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粉碎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被迫撤离苏区途中，随军电台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也遭到破坏。

尽管身在上海的毛齐华等于1934年底又组装出一套收发报机，而且­性­能良好，但一直没有能够同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联系上。这样，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

1934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后，十分着急，便与中共代表团商量，立即派遣李立三前往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对国内来往人员的接待安排，了解国内红军的活动情况，恢复与国内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的往来。

李立三接受此特殊使命后，立即带领段子俊和一个搞无线电技术的波兰人赶到了中苏边境城市阿拉木图。

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欲要完成这样一个既秘密又十分重大的任务，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等于一切都需从零开始。经过紧张有序的秘密准备，1934年冬，李立三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带上电台和由他自编的密电码 (1918年李立三在程潜的军队中担任师部文书时，曾经从事过破译密电码工作，他懂得密电码的编制)，计划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军、26军建立联系，并制定了在与红25、26军联系上以后，进而寻找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主力的详细方案。可惜，这些计划因遭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都未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又主动提出，由他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详细情况，然后酌情布置工作，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未能成行。

又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35年春，李立三决定选派当时正在苏联学习军事的阎红彦回国，给中共中央送密电码本。这一计划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批准。阎红彦在新疆没法越过边境，他化装成商人，经甘肃、宁夏、绥远等地。由于他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址，不得不转到北平，后又经汾阳， 到西安。在西安得知陕北红军的一些消息，于1935年底 (晚于林育英)才找到党中央。

阎红彦走后不久，又派刘长胜再次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回国。当时给了刘长胜300多元的路费，刘长胜早年在海参崴当过皮鞋匠，他把鞋底割开，把钱藏在里面，然后再把鞋底缝好。

刘长胜在回国途中遇到不少艰难曲折。他先是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再转新疆入境。在新疆找到苏联驻新疆的一位代表，把关系联系好以后再往内地去找党中央。一次在一个偏僻的小旅店寄宿，夜里十点多钟，忽然有人在院外急促地敲打大门，并大声叫嚷:“我们是查店的，快开门！”刘长胜一听，知道是来搜查共产党人的，乘机跑到隔壁房间去了。原来他一住进旅店，就注意到隔壁房间住的是一伙做生意的商人。因为，他们备有骡马，房里又放着很多布匹货物。他跑进去后就和那伙商人聊起生意经来。来人闯进屋内，凶狠地盘问有没有共产党？那伙商人齐声回答道：“没有，我们都是做生意的。”他们在屋内搜不出什么东西，只好溜走了。第二天早上，刘长胜把鞋底撬开，拿出部分钱来，对那伙商人说：“我和你们一起进关做生意。”那伙商人见刘长胜有钱很高兴，就让他一路同行，合伙做起生意来。

由于刘长胜沿途以做生意为掩护，经过一年多时间，1936年春才抵达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刘长胜先找到周恩来，汇报了回国途中的经历，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办法。周恩来立即带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他在回国途中走了一年多，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没有泄露党的机密，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立下汗马功劳，感到非常高兴。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期间，还先后派了吴诚等20多人回国。那些人都是从蒙古入境的，但后来一直杳无音讯。

1935年6月，李立三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才终止了在阿拉木图的特殊工作。

李立三在阿拉木图的工作虽然一时还没见成效，与中共中央仍然还没联系上，但后来事情的延续恰恰说明正是李立三为恢复联系做出了特殊贡献。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后，陈云、杨之华、陈潭秋与潘汉年先后于8月下旬、9月下旬抵达莫斯科。为了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并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决定再选派林育英回国继续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入党，与张国焘一起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秋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第2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担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已生活了3年，名叫李复之。这次回国临时化名“张浩”，装扮成商人，与密电员赵玉珍一起，带上由李立三自编的密电码，从蒙古入境，纵穿沙漠，经过“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地带，于1935年11月初 (早于阎红彦、刘长胜)最先抵达陕西省的定边县，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20日前后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一一陕北瓦窑堡。

林育英先后会见了张闻天、邓发和毛泽东，在12月17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历史上称之为瓦窑堡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会议于12月23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准各以六个月(二月至七月)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因为当时陕北没有大功率电台)。

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在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后，仍然长期得不到中共中央的消息，他们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共中央没有大功率电台所致，于是又派出7人携带大功率电台回国。他们于1936年4月到达陕西安边，但被反动民团发现，结果，6人牺牲，1人被捕。

1936年3-4月间，中共代表团又派潘汉年回国。他先到上海，直到8月8日才抵达陕北保安。

1936年 6月，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把一台百瓦电台设法送到了陕北，到这时，中共中央才有可能在瓦窑堡用林育英带回的密电码向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发出了第一封电报。

此际，李立三与李莎在莫斯科喜结良缘后，正在黑海之滨的避暑胜地一一索契，苏共中央的疗养院度“蜜月”。正当他们俩处在相亲相爱甜蜜的生活时，7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突然从莫斯科赶到海滨，十分神秘地把李立三叫到一个地方去单独交谈了很长时间。这很不寻常的举动，让尚处在幸福之中的李莎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她不知又发生了什么突然事件，以为康生是来命令李立三回国的。

其实，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谁也翻译不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读懂电报的内容。这时，他们终于想起了李立三，立即派康生专程赶到索契找他翻译电报。李立三当然很快就把电报译出来了。

这封电报长达2000多字，详细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与党内情况:“中央及中央红军主力去年冬天到达陕北后，粉碎了张学良、蒋介石的进攻，奠定了党在西北建立大本营的基础……”电报还说“你们派出的人，林育英 (即张浩)12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 (即刘长胜)均到了，但有7个人带电台已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了6人，余1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康生拿着李立三译出来的这份电报，马不停蹄，当晚就返回莫斯科了。

7月2日，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回电:“收到你们用李复之 (即林育英带回)的密码发长电的一、六、八、九、十、十一各点。”这说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首次恢复联系的密码是由李立三编制、林育英带回来的。

从此以后，为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讯编码、翻译，就成为当时李立三的另一项经常­性­工作。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9)

七、主编《救国时报》

1935年至1938年在苏联莫斯科编辑的《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在法国巴黎注册并公开印刷发行的。它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鼓动和指导海内外同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渗透了李立三的大量心血。

1935年6月，李立三从阿拉木图执行特殊使命的岗位上被共产国际调回莫斯科后，分配到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任部长，同时担任《救国报》的编辑。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已开始形成，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了它们的侵略行动，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形成。在国内日寇继占领我国东北四省后，又不断发动新的侵略，妄图进占全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同年夏天与日寇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牺牲冀察两省的主权。全国人民开展了抗日救亡斗争。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正在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内的白­色­恐怖，在群众中无法公开出版党的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因此，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出版《救国报》，作为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内，在莫斯科组稿、编辑、排版、打出纸版，再航寄法国巴黎印刷，向国内和世界各国发行。《救国报》于1935年5月创刊。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李立三、廖焕星、陈潭秋、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报纸最初由廖焕星负责主编，不久就由李立三接任。由于王明要直接控制，因而李立三和廖焕星都没有主编的名义，但他是全面负责的。

报纸创办不久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动员中国人民起来抗日和准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报纸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封锁禁令，从国外秘密地传入国内白区的北平、上海、重庆等地，有力地促进了“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远动的爆发。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又派张浩(即林彪的堂兄林育英)秘密回国，于11月下旬抵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共中央随之于11月28日也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

公开发表的《八一宣言》，在海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兼之，这年9月，《救国报》曾全文刊载了蒋经国在苏联写给他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并申明要与蒋介石公开决裂。苏联的《消息报》和《真理报》相继转载。这份轰动一时的信件很快传遍海内外朝野各界。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大发雷霆，立即授命驻巴黎大使照会法国政府，以内阁决议案取缔了《救国报》。

对此，吴玉章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写道：

十一月初我秘密到达巴黎……但这时法国政府忽令《救国报》停刊。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法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一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继《救国报》而出版了。把汉字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救国报》实际上共出了16期，《救国时报》于1935年12月9日出第1期，初为周刊，不久改为5日刊，到1938年2月10日停刊，共出152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创刊号起，就明确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惟一的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它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1934年10月，中共苏区的电台被国民党的飞机轰炸破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长征到四川西部突破了泸定桥。1935年5月，身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苏联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他突破蒋介石反动派阻隔，先返回上海，8月5日离开上海，于8月20日到了莫斯科。李立三与陈云远在他乡重逢，格外亲切。在交谈中，李立三从陈云那里了解不少红军长征途中的亲身见闻，就以老朋友身份委托陈云出任“临时记者”，利用工作、学习之余撰写长篇报告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述了红军长征中的真实历程。从1936年3月起，《随军西行见闻录》在《救国时报》上连载，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读者，许多爱国人士从这篇报告文学中认识了红军。夏衍曾因不知党中央在哪里而苦闷过，当他看到《救国时报》，看到《随军西行见闻录》后，一下子认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办的报纸，而倍感亲切。

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刊载了1937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谈话，配有斯诺为毛泽东拍的照片，整整登了一大版。此期间还连续发表了杨定华写的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纪实通讯：“雪山草地行军记”，共40节。《救国时报》不断地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对于当时正处在苦难中为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中国人民说来，是很大的鼓舞。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0)

因为《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欢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5000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而且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是许多读者传阅。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43个地区和国家，拥有9600余订户，欧洲华侨中有它的读者，美洲华侨也很喜欢它，南洋一带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都有它的读者。各地读者争先抢阅，“互相传递”，一张报纸常常要“传给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看”，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

《救国时报》受到如此欢迎，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呼吸共命运，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指针”和“向导”。

《救国时报》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导海内外同胞抗日救亡运动方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救国时报》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联系最为密切，及时报道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集会、反日罢工、援绥运动、援救“七君子”和由宋庆龄、何香凝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等消息，发表了以毛泽东名义写给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知行四人的信件等。为此，陶知行特地写诗赞扬《救国时报》：“大报不像大报，小报不像小报；主张联合战线，不是做好圈套；诚心要停内战，不敢胡说八道；广播大家呼声……主张国共合作……还要收复失地，一定必须做到；大家要想救国，人人须看好报；大家若想救国，人人必须投稿；请问投到那里，自然《救国时报》。”

《救国时报》对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满腔热情的支持。它经常以整版篇幅详细介绍抗日联军出没于林海雪原、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英勇杀敌的壮烈义举。因此，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于1936年8月12日写信给《救国时报》说：

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的口号也是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都一致联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故贵报甚得敝军全体士兵的欢迎。我们更应该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中捐出国币1300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

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西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

在主编《救国时报》期间，李立三为该报亲自起草了许多社论和长篇政论­性­文章，除署名李立三之外，还分别署以李明、敏然、阿三、苍木、唯真、李农志、李诚等假名，但更多的是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他发表过“纪念蔡和森同志”和“悼向警予同志”两文，以表示对这两位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老同学的深切怀念之情。1936年6月20日，李明与王明、康生等联名发表了“瞿秋白殉难一周年”纪念词；同年11月20日李明发表了一篇长文“共产党与宗教”，他写道：“任何一个以改造社会自任者，都必须具有这种牺牲自我，英勇奋斗的伟大­精­神。共产党人在他根据科学的社会主义认识了改造社会的道路以后，就要发挥这样伟大的­精­神去百折不移地奋斗到底。没有这样的­精­神，决不是一个真正觉悟的战士，决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者。”

1937年4月25日，李明与王明、康生等联名发表了“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同年7月5日李明发表了“托洛茨基匪帮是赤­祼­­祼­的日寇­奸­细”——对爱国报“答复托派对救亡阵线的污蔑”一文的批评，全文登了一整版。9月18日李明又发表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解放运动”——评吴清友著：民族问题讲话。1937年11月7日，他又以唯真署名发表了“苏联布尔塞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夜反对十月革命叛徒的斗争”，全文占一大版。

报纸的一些主要社论和政论­性­文章不仅由李立三亲自起草，同时他还要负责整个报纸的组稿、编排、校审的组织工作。当时在《救国时报》担任副主编的张报同志在回忆中写道：“李立三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只据我所知的来说，他负责《救国时报》编辑工作的时候，真是困难脚下踩，艰苦肩上挑，日以继夜，毫无怨言。他为着推敲一篇社论，有时工作到凌晨；为着把报纸纸型及时交到赴巴黎的班机，他中断了莫斯克大戏院的观剧；为着修改标题或报中的一两个字，他曾于深夜亲自跑到印刷厂；为着保证报纸的质量和出版速度，他经常在星期天和假日加班工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有的同志曾经给立三同志以‘坦克车’ 的称号，意思是说，他坚强有力，不怕艰苦，勇往直前。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这期间李立三还在一所设在莫斯科郊区的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兼课，有副教授的职称，他讲“立三路线”一课，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也较深刻，给学员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学员当时并不知道讲课人就是李立三，后来才知道真相，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表现了共产党人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

由于苏联肃反扩大化，《救国时报》编辑部的廖焕星、张报、邱静山、于辛超等同志先后被捕，李立三、谢唯真等少数几个人已无法开展工作，不得不于1938年2月10日发表了“暂时停刊”启事：“因祖国抗战方殷，本报同仁将全体返国参战，故决定将本报移美出版。”(但未能实现)并就停刊发表社论称：“本报自创办以来，经过两年余的时间，出版了一百五十二期，同人对于本报的成就，虽不敢过自夸扬，但对于救国事业，确实尽了自己的绵薄，有了多少贡献。”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1)

八、义助患难中的冼星海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有说是《共产党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为了使片子锦上添花，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在苏联期间，他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民族解放)交响乐》等。

非常不幸的是，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当时，林彪正在苏联治病。迫于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林彪不得不中断养病回国。由于林彪当时是抗日的名将和原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不仅有专机，还持有国民党政府发给他的边境通行证。而其他来自延安的同志都被国民党政府视作“洪水猛兽”。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冼星海一行原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翻译，坐林彪的专机回国。也许是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林彪原来也勉强同意了。然而就在临登飞机之前，林彪却突然变卦，拒绝了冼星海一行的请求，只答应给每个人带封家书。林彪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害怕国民党军队查出随行人员的真实身份，自己受到连累。就这样，冼星海发出了给在国内妻儿的最后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至今还保存在冼星海的女儿洗妮娜手里。冼星海一行回国的最后希望被无情地打碎了。

1941年9月，林彪离开莫斯科几天后，冼星海一行也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先后转移到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冬季他们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冼星海，1944年1月30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软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郭沫若在《吊星海》中写道：“听说，他的病很多，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有腹膜炎，有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的病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并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1945年初夏，冼星海在他的犹太族夫人的陪同下，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战乱中的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经多方打听，就到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

李立三一见冼星海这种境况，非常同情。他义无反顾，二话不说，当即就把重病中的冼星海接到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可是，李立三的家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国籍游民。特别是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他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三代四口，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挤在临时铺的地铺上。

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李特特等一些中国同志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得到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感到极大安慰。经李立三的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严重的血癌，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德里(Mypagenu)。最后，人们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里，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字：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45年6月25日，郭沫若同志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抵达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的纪念大会，苏方为他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长达50天时间，李立三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处，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郭沫若从李立三那里得知冼星海重病住院的情况后，曾两次计划到医院去看望冼星海，终因日程安排太紧未能如愿。8月16日郭沫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得知冼星海在莫科科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当即写了《吊星海》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为了表达对冼星海的怀念，毛泽东同志也题写了“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志哀”。

经过李立三的多方奔波，冼星海逝世一个多月后，苏方才在原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大楼找了一间房子，冼星海的犹太族夫人才从李立三的家中搬出去。虽然李立三夫­妇­照顾落难中的冼星海同志一事，已经过去了50多年，但直到如今，一些了解此事的人们在谈论起李立三这件舍己助人的往事时，还都是赞叹不已。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2)

李立三与郭沫若之间，早在1927年共同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时就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当时，两人都是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委员。但在那次起义失败之后，两人天各一方。特别是李立三因犯“立三路线”错误，被迫流落他乡——苏联，身处逆境，双方更是失去了联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下落。时过18年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远在莫斯科重逢，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1945年 6月，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和中国学者的身份，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前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活动本来安排在6月16日至28日进行，但郭沫若于6月9日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重庆，绕经印度、伊朗，由于路上耽搁太长，直到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只赶上纪念活动的尾声。

在苏联外国文出版社担任中文部主任的李立三，得知郭沫若抵达莫斯科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地，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两人长时间的叙旧，充分反映出李立三强烈地思念祖国、思念旧日的战友和同志的赤子之情。

郭沫若在7月4日的《日记》中，把他与李立三的第一次见面作了较多的记述：

按照电话的约定，晚九时，立三也来了。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两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注：即《俄罗斯人》剧本，西蒙诺夫著 ；《考验》，小说，别尔文采夫著)，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所有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夫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着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的大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的确，为了放宽街面，有的高楼大厦正整个往后移，而同时又在向高空中发展。这是原来的基础好，改造起来也比较容易。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车约40分钟。我们步行到普希金广场又折回，在转向旅馆的街角上握别了。

郭沫若在随后的《日记》中继续写道：

7月6日晚，到外文出版部谈话，在座者半系中国人，但除立三外，无一相识。

7月26日，立三来电话，言6时将来访，届时，果来。

8月13日，上午，立三与外文出版部另一女代表来访，求将《考验》与《在辽远的北方》阅读数章，对于译文加以严格的批评。

二人去后，即开始阅读。《在辽远的北方》，译语确太生硬，有些习惯语竟忘记使用。如一本或一册书，(译)作“一个书”，一只或一口皮箱，译为“一个皮箱”之类。这大约是俄国朋友译的，不然便是离国太早或太久的中国人。《考验》，无此毛病。虽略嫌过于使用文言。

8月14日，上午，立三和外文出版部的另一代表来访，我把两种阅后的书交给了他们，毫无掩饰地陈述了我的意见。

在郭沫若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期间，李立三在短短的40天当中，5次去拜访叙旧、探询国内情况。早在7月26日那次拜访时，他就请郭沫若带回两封信回国。一封是带给党中央的，他向党中央汇报了在苏联的近况，再次请求党中央同苏联交涉，准许他回国工作。一封是带给他自己的家属，里面附有他与现在妻子李莎和两岁的女儿英娜三人的全家照片。

郭沫若于8月16日离开莫斯科辗转欧洲回到国内，按照李立三的托付，一一照办。

首先是向在重庆的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他与李立三在莫斯科见面的情况，并转交了李立三写给党中央的信件。经党中央与苏共中央的多次交涉，终于促使苏共中央于年底通知李立三允许他回国，实现了李立三在外漂泊15年一直未能实现的回归夙愿。

与此同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他写的《苏联纪行》。当时流落在重庆的李立三的儿子李人纪、李人俊从《苏联纪行》中看到了涉及他父亲李立三的内容，真是喜从天降，想方设法约见到郭沫若，当面接到了父亲的来信和照片，喜悦之情，难以言表。郭沫若告诉他兄弟俩，不必往苏联去信了，你父亲很快就会回到国内来的。

十、祖国终于召唤了

从1930年10月李立三奉命到共产国际作检讨以来，10多年间，他曾多次申请回国参加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但一直得不到批准。而且他在被无端关进监狱出狱后，也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自己在苏联的情况，要求回国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但是党中央一次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

1945年6—7月间，李立三托郭沫若给党中央带信，再次提出回国请求。

第五部分落难苏联的十五载春秋(13)

就在这年9月，苏共中央国际联络部把李立三叫去，通知他可以作回国的准备。很显然，这是中共中央交涉的结果。从此，李立三可以每天到联络部去读报，了解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形势，时刻等待着回国的通知。

李莎得知以后，心中忐忑不安，她担心从此夫妻分离，团聚无期。李立三耐心安慰她：我的战斗岗位在中国，必须回国。我现在还没有恢复党籍，回去以后，到报社当编辑或作俄语翻译都可以。一旦条件成熟，就接你和孩子回去。你可以去学校教俄语，我们会有自己的小房间，可以安安静静，永远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有自己的小房间，这是李莎当时最大的期望，她也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事实上，她也深知，她的丈夫的事业只能在中国，作为妻子，她必须义无反顾地支持丈夫回国的决心。

1945年除夕，按照苏联的风俗习惯，家家晚上都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到来时，才开始吃年饭，一直持续到天亮。正当她们在忙碌着准备过新年时，突然接到通知，要李立三立即到苏共中央联络部去。李立三因外出采购年货，晚上9点才回家。他得知后，便直奔联络部而去。家里人对李立三此去的吉凶深感不安，10点多钟还不见人归来，焦急万分，以为李立三又被逮捕了。李立三后来也说，刚开始他也以为是又被逮捕了，并做好被处死的思想准备。

时过11点，李立三回到家里，心情无比激动。李莎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李立三像小孩子似的说：“你猜猜，找我有什么事？”接着又说：“亲爱的，你是不会猜得到的，我现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李莎简直不敢相信，反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你的党籍还没有恢复，怎么可能呢？”这时，李立三详细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到苏共中央联络部，潘友新部长对我说，接中国党中央通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已被选为中央委员，我向你祝贺，并通知你可以无条件回国。当时，事出意外，还以为是听错了，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这位部长又把话重复一遍，我惊呆了。一时百感交集。我像远离母亲的孤儿，流浪国外十多年，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召唤，那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怎么也控制不住，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想，我历史上犯过那么大的错误，党却没有忘记我，没有抛弃我。我感激党、怀念党的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在部长的催问下，我只是连声地说：我要立即回国。部长说，给你一本机密文件带去看看。我一看，原来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在苏联还是保密的。部长给我看，是表示对我的信任。”

这个意外的喜讯，给李立三全家带来了真正的节日欢乐。李立三充满着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万分感激的心情，含着热泪对李莎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坐牢杀头。我们党，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最现实的例子。”他激动得彻夜未眠，顾不上吃年饭，一口气把《论持久战》读完，他被书中政治、军事上的真知灼见所吸引，想着又可以回到祖国大显身手了，他在思考和筹划着回国后为党为人民效力的美好前景，决心加倍地工作，以弥补过去所犯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

李立三动身回国之前，向苏共中央提出了携带妻子和女儿英娜一同回国的申请，但未得批准。夫妻俩马上面临分别的命运。对李立三的回国，李莎是既高兴又发愁。她最担心的是她可能从此要与李立三永远天各一方了，因为过去许多在苏联有妻室的中国同志回国，都没有获准带家属同行……但是，妻离女别的遭遇，不能阻止李立三回国的急切心情。

1946年1月16日，李立三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吻别妻子、女儿，与杨至诚、袁牧之二人一起，乘火车长途跋涉抵达海参崴。在等候回国的飞机时，李立三给李莎寄去一封信，说他回到国内一定想办法接她来中国团聚。

李立三于1946年1月底从海参崴乘苏联军用飞机抵达哈尔滨，回到了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祖国大地。他通过努力，终于办好了李莎来华的各种手续。在罗荣桓1946年8月去莫斯科治病之机，把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来华的文件带到莫斯科。李莎见到批准书后，喜出望外，她庆幸很快就可以飞到丈夫的身边了。

李莎要带女儿英娜去中国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了。刚刚经历过战争劫难的亲友们，都竭力劝说她留在苏联：“中国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现在又要爆发大规模的国内战争，那里的生活将要因为战争而变得更加艰苦和动荡不安，你何必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去呢？”李莎毫不犹豫地答道：“中国有句老话，‘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跑’。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孩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到中国去？我作为中国人的儿媳­妇­，也应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出把力。李明的事业在他的祖国，我应当到他的身边去，协助他完成崇高的事业。我热爱故乡，热爱莫斯科，但现在李明需要我，我能够不去吗？我已经做好到中国去过那种艰苦、危险的战争生活的准备。”

正当李莎在莫斯科积极准备来华时，哈尔滨的战事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苏联红军撤离哈尔滨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疯狂进攻，我军曾一度考虑撤离哈尔滨。显然，这种时候李莎不宜来中国。李立三赶紧先发出了电报，9月20日又写了下面这样一封长信：

我亲爱的丽扎：

五天连续收到您的两封信，是喜出望外!每封信都反复看了好几遍，不时停下来拭泪。您不相信吧，可当我读这几封信的时候，我的确忍不住掉下了眼泪。您想像不到，我是那么想念您。当然，到了办公室，就能忘掉一切。可是一回到家里，顿时感到孤单、空虚。家里的确是空荡荡的。我住五间房，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位同志，是我的下级，我们之间谈论的都是公事，心事却无法向他们诉说。

我们这所住宅，非常像俄罗斯的郊外小房，周围是绿树成荫的小花园。每当我在花园里散步，我总是想起您和小女儿。心想：为什么我的丽扎和小英娜不在这里？为什么她们不能跟我在一起？我们何时才能团聚？假如她们能在这里，我的生活该多么美满，她们母女二人又会多么幸福呀！瞧，这里有一堆沙土，小英娜来了，可以在这里玩。我想起了去年她是多么喜欢玩沙子啊，还让我用沙子给她堆成各种各样的小东西。现在她在哪里呢？是不是还在玩沙子？或者和保姆一起在公园里散步？

丽扎，这三个月来，东北的形势比较平静。我们的工作虽然很紧张，生活还算安定。假如您在这里，您一定会十分满意，可惜您还没来。眼下形势又开始起变化了，战火重新燃起，短期内，战争是不会结束的，您又偏赶在这种时期来。难道我们俩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只有在艰难时期才能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困难时期我有你这样的亲人在身边，就能力量倍增，去克服困难。可是您呢？我为您感到痛惜！您和我在一起度过的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当时我没有任何欢乐，简直没有真正的生活(注：指李立三l938年在苏坐牢时期)！

昨天，我本想给您发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形势日趋复杂，暂勿启程，一俟形势明朗，再定行期。”发完电报，我的情绪十分低沉，去找一些同志谈谈心。他们异口同声，劝我把电报收回。大家都说：你们丽扎一定能和你一起克服一切困难。后来，我果真把电报收回了，现在又感到后悔：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您在莫斯科正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我却叫您到战火纷飞的地方来，让您再一次经历战争的艰辛和恐怖。为的是什么呀？可是，我又想，假如现在不叫您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国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假如战争时期我们不能在一起，那么我们再也不能团聚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呀，丽扎!

几个月前，我们对国内的民主改革、和平解决还抱有希望。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不过是幻想。敌人迫使我们打仗，我们就决心打下去，一直打到胜利。是的，这场战争将是艰苦的、长期的(我们不仅要同蒋介石，还要同美国人打仗)。但是，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丽扎，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恐怕会很难过。不过，这都是事实，前景就是这样的，我有义务明明白白地告诉您。我相信您是不会感到畏惧的。等到我们重新团聚，我们就不仅是恩爱夫妻，还会是共同斗争的战友。我们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在战争生活中找到我们的幸福!

我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在我们撤离哈尔滨之前到达。否则您要找到我将是很困难的。

吻您!亲切地吻您!

你的明

9月20日

李莎非常理解李立三此时的矛盾心情。读完信后，急于来华与丈夫团聚的她立即到莫斯科饭店会见了罗荣桓，终于拿到了由苏联边防军司令签发的过境通行证明，9月24日，李莎匆忙告别了老母和兄嫂，在林莉、孙维世二人陪伴下，在莫斯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当列车徐徐启动，李莎抱着刚刚3岁的女儿英娜，向站台上为她送行的亲友挥手告别时，忍不住内心的激动，默默地说：再见吧，莫斯科！再见吧，亲人们！我将永远怀念你们……

列车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铁路，昼夜向东方的中国奔驰。在苏、中边境小站——满洲里，一个年轻的中国士兵走进车厢，向李莎敬了一个军礼，亲切地报告：“首长工作很忙，派我来接您！”在李立三的警卫员照料下，李莎一行换乘一列载送外交文件的专车，于10月6日安全抵达她的第二祖国——中国哈尔滨，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吉林街11号安了家。

1947年10月，她们的第二个女儿雅兰就降生在这里。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

一生传奇的他，继续书写着传奇：参与军事调停、

担任敌工部长、保护丰满电站……

如游子回到母亲身边，他被压抑了15年的工作激|情，

像火山爆发般喷泻而出；

无意中，他却与林彪结了怨……

一、东北调停中的中共首席代表

李立三辗转回到国内后，暂时就留在东北工作。

此时的东北，是国共两党争夺的重点，也是各种利益矛盾激烈冲突碰撞之地。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4日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成立了东北局，彭真为书记。9月19日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紧接着，派出了10万大军和两万­干­部陆续进入了东北，与国民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由林彪任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

蒋介石为了欺骗舆论，则于1946年1月在重庆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

1月1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会谈时，提出建议：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委员会(后称三人会议或军事三人小组)，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受降事宜，取得一致协议方式，每方都有否决权，一切决议通过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能生效。三人委员会可以在离冲突地区较近的地方设立一个机构处理有关的一切具体问题。

1月3日又提出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停处执行部，执行已取得停战协议的政策，监督停战，公正地作调查。军调部下设四个中心、八个小组。

1月10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1月13日，军调处三方代表：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美国驻华代办罗伯特，飞赴北平执行任务。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停战积极准备内战，蒋介石悍然宣布《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几省。他利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向华北、东北运兵，企图独吞东北人民和我军长期苦战获得的成果。

经过我党的坚决斗争，特别是经过我东北军对蒋军的奋勇抗击，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3月27日在重庆桂园张治中公馆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决定于29日派四个小组去东北执行停战调处工作。因此，饶漱石乘美国飞机由北平抵达东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东北局的彭真、林枫、李立三、伍修权等到机场迎接。饶漱石向东北局传达了叶剑英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除了在沈阳成立第27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四平和辽西等地设立四个小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由东北局派负责­干­部担任。彭真等研究后，决定由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与伍修权参加在沈阳的第27执行小组。其他各分组的我方代表：抚顺小组是莫文骅，本溪小组是萧华，四平小组是耿飙，辽西小组是王首道。4月4日，李立三、伍修权等就从梅河口到东丰机场和饶漱石、美方代表贝鲁特少将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任。饶漱石担任我方的小组长、李立三担任政治顾问、伍修权任参谋长，住在沈阳中苏联谊社的七层楼上。国民党在第27小组的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中共代表活动的军警特宪。

最初，代表国民党的小组长叫赵毅、中将军衔，原来是东北军的师长，抗日战争中与我军有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因此，他的上级认为他反共不够坚决，甚至同我们有点什么关系，很快就把他撤换了，来接替赵毅的叫蔡中濂，也是一个中将，东北人。美国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换为泰勒上校，他们为着自己及国民党的利益，变着法子同我们斗。

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部的美国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李立三写了给党中央的长篇报告《东北情况》，交给了党中央。这个报告是他回国5个月对东北地区的调查和研究的总结，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报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接见李立三，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立三见毛泽东时，汇报了他在莫斯科15年的学习和改造以及回国后在东北的工作情况和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衷心感激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将功补过，为党的事业贡献后半生的力量。毛泽东勉励他努力工作，全党团结一致争取革命胜利。会见后，毛泽东指示中央机关负责同志给李立三发一套­干­部服装，把他身上穿的外国衣服换下来。刘少奇同李立三几次谈话，并让李立三去南京见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分派他的工作。

在李立三的主动要求下，李立三在延安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作了一次长篇讲话。他一开始就说：“我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的感受，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接着，他又从延安乘飞机到南京，同周恩来见面，向周恩来汇报了东北战场的情况和回国后的工作，还谈到了对过去犯错误的认识，周恩来向他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情况和我党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方针。周恩来决定李立三仍然回东北解放区。

因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中央把饶漱石调回北平。李立三便接替了东北调停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伍修权为副手。小组由沈阳迁往长春，住长春东北旅馆。国民党代表住在中国旅馆，美国人住在大和旅馆。

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六兵团。

李立三担任东北三人小组我方负责人，惊动了美蒋情报部门。他们很快搞清并公布消息说李敏然就是中共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并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介绍李立三历史的文章，和他在1927年武汉群众大会上演讲的照片。因此，李立三一到沈阳，立即成为中外记者所注目的重要新闻人物，也成为国民党特务的重点监视对象，派特务在李立三的住处长春市东北旅馆安上窃听装置，严密监视李立三的行踪和出入人员，给李立三的工作开展增加了困难。

李立三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就拉法、柳河、平泉等地发生冲突的责任问题和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最终达成了用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长春市长赵君迈，换回了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金人。李立三还同廖耀湘、杜聿明直接谈判，迫使国民党从松花江北和江桥以北的据点撤到江南去，并停止修复松花江大桥，以保证江北解放区的安全。这些谈判活动，为我军在东北地区争取一段必要的休整时间作出了贡献。

伍修权在回忆中写道：

在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时，李立三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立场坚定，正气凛然的。比如有一次他与我一起会见国民党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时，会谈中双方发生了争执，李立三寸步不让，严正指责对方的无理言行，捍卫了我党的立场和人民的利益。还有一次在拜访国民党军队将领廖耀湘时，虽然李立三与廖耀湘有同乡之谊，但在廖耀湘自吹国民党也是为国为民时，李立三很不客气地马上加以反驳，并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求民族解放的，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在我劝说后，这对同学才停止了争论。充分反映了李立三的某些­性­格特征，也显示出他忠于党和人民事业的一片赤子之心。

6月底，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和平调处工作已经没有希望了。随即，李立三被调回东北局(在哈尔滨)，他把第27小组的工作交给了伍修权。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2)

二、一不小心“得罪”了林彪

在李立三的革命生涯中，发生过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而他与林彪之间却并没有太多的个人交往。早在1927年南昌起义时，李立三身为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和起义军前委领导成员之一，林彪只不过是叶挺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一名排长。直到起义失败，他们相互间可能还未曾相识过，从此就天各一方。

1946年 1月，李立三从苏联回到哈尔滨后，两人交换了位置：李立三在林彪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也没什么，以李立三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是个“能上能下”的人，只要有工作做，他很少计较权大权小。但令李立三始料未及的是，在与林彪极为有限的共事中，竟连续发生了三件事情，使得林彪与他结了怨。

之一、梅河口“放炮”埋下祸根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在抚顺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彭真、林彪、陈云、罗荣桓、林枫、蔡畅，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程子华、李运昌、万毅、古大存、陈郁、萧劲光等。

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我们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议开始不久，因国民党军进攻抚顺，会议撤退到吉林省内与辽宁省交界处的梅河口继续进行，会期将近一个月，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梅河口会议”。

会上对东北工作的战略方针发生意见分歧：一方认为，东北地区同全国一样，暂时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因此，主张放弃某些大城市(必要时，连哈尔滨也可以退出)和主要铁路线，以便把我们的部队抽出去做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整个东北的工作，要把重点放在广大农村(包括中小城市)，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壮大自己力量，然后才可能同国民党作决定胜负的战斗。而另一方则认为，由于我10万大军赶在国民党之前来到东北，到东北后又扩充了20万人，已占据了军事要地，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还有人民群众和苏联的支持，而国民党军队远在四川，鞭长莫及，靠美国飞机运进东北的兵力有限，他们脱离群众，远离后方。因此，我们可以不放弃四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铁路线，以城市为中心，抗击国民党的进攻。

在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面前，李立三不仅明确表示支持另一方的意见，而且还补充道，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一定会公开或秘密地支持我们，我们的优势是肯定的。他进而还提出了要适当扩大和改组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其理由是，东北的人民军队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民主联军的总司令部应该有到达东北来的所有部队的代表参加。会议争持不下，没有取得统一意见。

鉴于当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电报，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4月28日苏军撤离哈尔滨后，东北民主联军立即进驻哈尔滨。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后，东北民主联军在继撤离沈阳、本溪、抚顺等大中城市之后，5月19日又先后撤离了四平、吉林和长春，转移到东、西满建立根据地。5月21日，东北局迁到哈尔滨，同时撤销北满分局。6月15日，党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以林、彭、罗、高、陈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这一调整，说明党中央对不久前梅河口会议上的分歧意见作出了正式结论。李立三很快就发觉，自己刚一回到国内就又一次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并立即做了检讨。

由于李立三在梅河口会议上没有与林彪站在一边，而且公开提出要改组民主联军统帅部的建议，更是“刺激”了林彪，为自己以后遭受林彪的迫害，深深地种下了不解的祸根。

之二、他竟敢批评林彪

李立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待同志特别是对待他的上级领导，一向都是很尊重的，处处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李立三对人很和气，这是众所公认的。

林彪取代彭真担任了东北局的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的政委，李立三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林彪比李立三年轻7岁，而且入党的时间也晚，但李立三时时处处都对林彪很敬重。每次开会，李立三总是把第一把椅子留给“林总”。即使林彪不到会，他也把这个位子空着。

但是，李立三对上级的尊重，并不同于封建的等级观念，做驯服工具。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李立三在工作中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特别强调要有时间观念，无论作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守时间，尤其在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败的关键。谁要违反，他是绝不留情面的。

据一位知情的同志回忆说：有一次原定8点钟开会，只有林彪没有按时到达，大家都在等待他一个人。李立三不耐烦地不时看着手表。过了一阵，林彪才姗姗来到会场。这时，与会的人都笑嘻嘻地起身或点头与林彪打招呼，惟独李立三安然未动。待林彪坐定以后，李立三再次看了看手表，当众清楚而准确地说到：“林彪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2分钟！”这时，林彪瞪着一双大眼看了看李立三，然后抬头望了望天花板，再垂下眼皮看着地板，心里想着：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立三。当然，他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但是，李立三的话并没有完，仍旧继续说下去：“我们一定要按时开会，希望以后没有迟到的同志。”这一下子弄得林彪原来那张蜡黄的脸，顿时涨红了起来。这时，会场上寂静无声，李立三让他当众下不来台，大家都替这位不懂世故的李立三捏一把汗。

之三、为“救”孙维世而终身受屈

孙维世是周总理1939年从延安带到莫斯科去学习的一位烈士遗孤，后来在莫斯科艺术学院学习戏剧专业。1946年l0月李莎从莫斯科来中国时，随同她一道回国的就有孙维世。因此，到哈尔滨后，孙维世就住在李立三家里。由于孙维世长得很漂亮又未结婚，加之林彪当年在莫斯科曾经拚命地追求过她，她一回国立刻引发了争风吃醋的风波。李立三见势不妙，就偷偷地把孙维世用飞机送到延安周恩来那里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风波逐渐平息了下来，李立三暗中庆幸。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3)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1949年春，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以后，一次李立三在北京饭店理发时，正好周恩来也在那里。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立三，你这个人就爱管闲事。”李立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事情，反问道：“总理，你说我管了什么闲事？”总理说：“在哈尔滨的时候，为孙维世的事情，还值得专门给我发电报，不让她再返回哈尔滨去吗？”李立三着了慌，忙解释道：“总理呀！我从来没有给你发过这个电报呀！”总理很不满意，严肃地批评说：“怎么没有？我就是收到过你的电报嘛！怎么又不承认了呢？”李立三见总理生气了，不好再作解释。后来，经过查对，原来是林彪的老婆叶群，生怕林彪把她遗弃了，就不惜盗用李立三的名字给周恩来发去上述内容的电报。对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来说，像这样内容的电报，当然只能属于闲事的范围。而李立三也不便再为这些无稽之谈去向总理进行解释。李立三只好是受了一辈子的“屈”……

其实，李立三做梦都没想到，林彪的企图，并非自哈尔滨始，而是早在5年之前，林彪在苏联养病时，就单相思爱上了孙维世。

事情是这样的：1938年冬林彪在他妻子张梅的陪同下到苏联养病。当时，有许多革命先烈的后代和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莫斯科学习，如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朱德的女儿朱敏、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林伯渠的女儿林莉等。这群青年人当时对“常胜将军”林彪十分崇拜，经常到林彪那里去，请林彪给他们讲一些井冈山、长征、平型关大战之类的故事。在他们当中，天生丽质，明艳动人，年已20的孙维世，特别引起林彪的青睐。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林彪趁张梅外出看朋友的机会，单独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来，直接向孙维世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向她诉说了他与张梅之间的“痛苦爱情”，说他和张梅很快要分手，要求马上与孙维世结婚。面对林彪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她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除了惶恐、惊疑之外，不知所措。

1942年1月，林彪准备回国前夕，把孙维世接到疗养院。吃过晚饭，他领着这位比他小13岁的女青年在莫斯科河畔散步。林彪告诉孙维世，他已同张梅分手，过几天就要回国了，要求她跟他一块回国去。孙维世委婉地拒绝道：“很遗憾，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回国。我正在念导演系，还没有毕业。”林彪在再三求爱不得的情况下尽管心里很不痛快，也不好再勉强了：“那我先回去，我一定等你。”她忙说道：“不，你千万不要等我，我还要学习4年呐！”林彪说：“4年算什么，多长时间我都等你。”

林彪回国后并没有遵守他自己的诺言，不久就同叶群结了婚，1944年生下了林立衡，1945年又生下了林立果。

1946年10月，孙维世跟随李莎、林莉回到哈尔滨，得知林彪与叶群已经结婚，出于对林彪的尊重，曾前往林彪住处去进行礼节­性­拜访。林彪一听说孙维世要到来，欣喜若狂，破例亲自迎接，热情款待，立即安排极为丰盛的晚宴。

当时，林彪在东北局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正在谋划着如何才能重新赢得孙维世时，哪知被这个不识时务的李立三打破了他的美梦。这一连串的事情，在林彪心中埋下了对李立三仇恨的种子。

三、在东北局敌工部长任上

在东北局梅河口会议上发生分歧后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由梅河口迁到哈尔滨。

6月26日，东北局就东北局领导人员分工问题向中央报告，又提出由彭真担任我占区和敌占区的城市工作，并担任社会部的工作。6月2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同意东北局的分工。

李立三回到东北局后在东北局担任联络部部长和敌工部部长职务。一时，在苏方人士中流传着李立三是未来的外交部长之说。

7月上旬，李立三出席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扩大会议。

10月28日，李立三以东北局敌工部部长的身份在东北局会议上汇报了在国民党军内开展工作的情况。

真是冤家路窄。原共产国际­干­部部长、苏联克格勃重要人物、曾经诬告陷害过李立三，把李立三抓进监狱，并在共产国际监委会上和李立三对质的马尔特维奇，早就在哈尔滨中长铁路局担任副局长，只不过他己改名为卡尔洛夫。李立三经常要和他打交道，联系工作。一次，为一件小事，卡尔洛夫无中生有地对林彪说，李立三是托派分子，美国间谍，为美国人服务，现在又挑拨破坏解放军和苏联的关系，他搞外事工作是不适宜的。卡尔洛夫以苏联方面负责人的身份表示他不愿再同李立三打交道了，实际是要求东北局撤换李立三的外事职务。林彪为照顾与苏联的关系，征得李立三同意，李立三不再担任军区对外联络部部长，专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城市工作部(1947年 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中央和各级党委都要成立城市工作部，因此把原敌工部改称城工部)部长，后于1947年5月9日被中共中央正式批准。

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战场上的作战，派遣人员进入蒋管区去“发动第二战场”，搞情报，特别是要搞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工作，“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从此，李立三全力以赴开始了对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国民党占据东北的军队，有从云南省调去的93军(军长卢俊泉)和 60军(军长曾泽生)。为了对滇军开展策反工作，党中央从延安把云南籍­干­部刘浩(在云南时叫刘若坚，在延安时叫刘健)、李竞、刘惠之、苏民、徐克、左仲云等派到东北局。1947年2月，党中央给东北局发电报称：“刘浩今后的工作完全由东北局决定。”刘浩到达哈尔滨后，把叶剑英亲笔写的介绍信交给了当时担任敌工部长的李立三。从那时起，刘浩就在李立三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

图29：1947年，李立三在哈尔滨与夫人李莎、女儿李英娜在一起

1947年3月，东北局成立了滇军工作委员会，由李立三兼该委员会的书记，李立果、刘浩为副书记。下设吉北、吉南、辽北三个联络处，具体开展对滇军的工作。吉北联络处设在缸窑，由陈少中、方正二人任正、副处长，担任在吉林北部对国民党第60军开展政治攻势。当时分析形势，决定重点做第60军的工作，重中之重是做第60军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的工作。

1947年4月，一天上午，李立三到哈尔滨马迪尔旅馆找到云南籍­干­部李竞，通知他与刘浩一起到敌区去做国民党第60军的工作。李立三亲自向刘浩、李竞交代了进入敌区的任务。他说，为了配合我军夏季攻势，要他们携带一部电台，潜伏敌区同我军保持联络，并指定由李竞负责翻译密码。于是，刘浩率领译电员李竞、报务员张文喜、警卫员刘生，携电台从哈尔滨出发，经吉南联络处，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配合下，潜入国民党第60军军部所在地吉林市。在李立三直接指挥下，李竞、刘浩多次往返于吉林与哈尔滨两城市之间。李立三也曾带领城工部的­干­部到吉林前线舒兰、拉法一带，就近听取派进敌区工作人员的汇报，面对面进行指挥。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国民党第60军中我地下党组织于1947年6月成立了中共国民党第60军工作委员会，由杨重任书记，范啸谷为委员。

刘浩等打入滇军，与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联系，了解情况、传达任务，商量安排工作，并在第60军中和地下党的同志一起工作了一些时间，然后以公开的身份，先后会见滇军第93军军长卢俊泉和第60军暂编第21师师长陇耀，对他们讲当前形势、滇军处境和我党政策，对他们进行策反工作。

对此，陇耀在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6月中旬，军部副官处长杨重陪着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了，我亲自将他迎上楼去，杨副官留在楼下会客室等候。一上楼，客人就说他叫刘浩，代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首长来看我，并将东北军区林彪和潘朔端(1946年5月起义的国民党军第 60军第184师师长)的亲笔信各一封交给我……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东北战局现状，指出蒋军败局已定，讲解了党的统战方针和政策，鼓励我当机立断，早作抉择……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4)

四、殚­精­竭虑保护丰满电站

1947年夏季，我解放军从四平战场撤到吉林、长春两市之间，一面休整，一面围困吉林市。秋末，组成吉(林)长(春)前进指挥部，对吉林发起攻击。经多日激战，扫清了吉林市外围所有敌军据点。国民党第60军盘踞在吉林市，在其东南松花江上游的小丰满水电站，驻有第60军第182师第544团。

据情报得知，蒋介石和东北“剿总”为挽救其覆灭命运，已拟定炸毁小丰满电站水坝的计划，妄图水淹松辽平原，断我后勤补给退路。

丰满电站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南24公里处的松花江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于1936年开始修建的，装机容量60万千瓦，是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的水电工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接管了电站。苏军撤走时移交给东北民主联军。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下，1946年5月28日我军主动撤出，被国民党第88师占领，同年10月又移交给国民党第60军182师第545团，第二年移交给该师第544团驻守。

1947年10月，我冬季进攻开始之前，东北局专门召开了敌军工作会议，提出要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一定要制止敌军破坏小丰满水电站。会议认为，小丰满大水坝为松花江流域广大人民生命所系，是东北人民福利攸关的巨大设施。我人民解放军既要英勇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又负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即使花费千两黄金也要全力保护电站。

为配合我军冬季攻势，东北局特派李立三带队在吉林市外围大力开展以保护小丰满电站为主要任务的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发传单，揭露敌人破坏小丰满电站的­阴­谋。

因此，李立三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代表，亲自率领刘浩从哈尔滨到达吉北联络处，又叫上陈少中、刘惠之、马逸飞，带上同盟军三支队一起到六纵队开展政治攻势，与国民党第60军内的地下党组织，内外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防止敌人撤走时破坏小丰满水坝。

李立三一行到达前线以后，首先以吉长前进指挥部的名义，写信给小丰满国民党驻军，晓以大义。信稿先由工作人员孟方起草出来，送给李立三审阅。他看完稿子觉得不满意，­干­脆重起炉灶，自己动笔亲自起草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胡团长及小丰满全体官兵们：

蒋介石、陈诚、杜聿明这帮内战祸首，卖国罪魁，不仅用弓虽暴手段强占了你们的家乡，摧残着你们的父母兄弟姊妹，也不仅用欺骗手段，把你们骗到离家万里的东北，替他们打内战、当炮灰，抛骨异乡，而且现在正布置一个极端毒辣的­阴­谋，要使你们成为莫大的罪人，遗臭万代。你们知道吗，这帮人民公敌正在积极准备待民主联军解放吉林市，即要你们炸毁小丰满水闸，淹没吉林城和北满解放区，使解放区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尽被冲没。如果你们听从这种乱命，下此毒手，那你们便是自绝于人民，决不能逃脱人民法庭的最后裁判。民主联军亦将视你们为战犯，决不宽恕。如果你们尚有爱国天良，尚有正义感，便应毅然决然拒绝这种乱命，全力保护水闸，制止一切特务分子实行放水的­阴­谋手段，那你们便是对东北人民建立了大功，民主联军将视你们为起义友军，或继续为人民服务，或回转家乡均听你们自愿而予以帮助。现在你们被困一隅，外援断绝，蒋贼亦自顾不暇，无法强制你们，你们有完全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究竟愿意听蒋贼乱命自绝于人民，还是毅然拒绝乱命，保护水闸，成为人民功臣，希望你们自择，这是我们郑重的警告。

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进指挥部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

11月10日，李立三又以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再次警告驻吉林蒋军，不要染指丰满水电站，不要做黄河花园口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注：1938年5月19日日军攻占徐州后，准备进而夺取中原攻占武汉。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开会决定在豫东决黄河大堤，阻止日军前进。6月9日，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带队在花园口炸堤成功，下游的河南、安徽、江苏3个省44个县市受灾，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达10.9176亿元。)

1947年末1948年初，我军准备攻打吉林市，李立三又一次带领刘浩等城工部­干­部战士来到担任攻城任务的东北解放军第六纵队司令部，同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一起研究配合我军作战，争取60军起义的工作。李立三的卫士长王家元回忆：为了等待从敌军占领的吉林市出来汇报情况的工作人员，李立三到达我军前沿阵地，从晚上一直等到第二天的黎明。时常遭到敌人炮火的轰击。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下，李立三同­干­部战士一起蹲在战壕里冻得发抖，不得不经常转换位置。

当时在国民党第60军中的地下党员、后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大百科全书编审室第二室主任的孙公达回忆道：

1947年12月，我军在东北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冬季攻势。为配合我军作战，地下党组织的任务，一是贯彻执行东北局、东北军区关于防止敌人逃离吉林市时炸毁小丰满水电站的指示，二是……我们在60军内密切注意可能参与破坏行动军官的言行，并通过一些关系较好的军官，宣传炸毁电站就成了千古罪人的道理。与此同时，包围吉林的我军部队，为保卫小丰满电站向(国民党第)60军官兵发动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连曾泽生的书案上也出现了我军要追究破坏小丰满电站元凶的警告书(注：即李立三起草的给胡彦团长的那封信和李立三发表的公开谈话)。这对国民党第60军从吉林市逃跑时没有对小丰满电站造成破坏，起了相当的作用。

1948年3月初，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为了减轻孤立据点空运补给的负担，也为了避免孤军被各个击破，决定放弃吉林市，把60军撤到长春，增加长春的防守兵力。

3月7日，卫立煌派其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持蒋介石手令及卫立煌的亲笔信，乘专机到吉林市，给第60军军长曾泽生传达撤退命令。命令曾泽生即率第60军及吉林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军警宪工商学界人员撤退到长春。蒋介石手令：在撤退之前必须将小丰满电站及其堤坝彻底炸毁。不能带走的武器弹药也必须全部销毁。

曾泽生送走郑洞国后，马上召集全军团以上人员开会，研究撤退计划。曾泽生接受了我军关于不得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和师长陇耀、副师长李佐等高级军官的劝谏，除了表示坚决执行撤军命令外，对炸毁小丰满电站及销毁剩余弹药，反复示意应当慎重处理。而军参谋长徐树民当即高声宣布必须坚决执行委员长命令，按手令指示去办。在会上，曾泽生不便和他争辩，会后又给驻小丰满电站的182师544团团长胡彦打电话，要他执行破坏任务时，必须注意到不损害人民利益，千万不能做像破坏黄河花园口那样的千古罪人，同时要把时间安排得晚一些。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5)

原国民党第 60军暂编第 21师师长陇耀在《回顾长春起义》一文中写道：

曾军长拿出卫立煌的命令给我看，上面还写着要我们在撤退时把小丰满电站炸掉。我当即表示反对。我说：‘修建小丰满电站时，牺牲了数千东北同胞的生命，它是东北最重要的动力基地，日本人投降时没有敢破坏，共产党撤退时完好无损，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炸毁呢？解放军再三警告，谁破坏电站，谁就是战犯。军座，我们决不能做民族的千古罪人！’曾军长微微点头，并立即打电话暗示防守小丰满电站的544团团长胡彦，做个炸毁姿态，撤退时，把电站机房和水坝完好地移交电厂职工看管。

胡彦团长领会了曾泽生的意图。虽然军参谋长徐树民在电话上强令胡彦团长坚决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但在解放军长期宣传爱国爱民，保护电站，警告破坏电站必严惩的教育影响下，胡彦决心冒违抗军令的生命危险，把电站保护下来。他与副团长黄宗尧商议决定：在表面上造成准备爆破电站的气氛。速命部队撤退，暗地留下侦察排，待部队撤完，3月8日凌晨，用集束手榴弹把团炸药库炸毁，造成破坏电站的假象而了此任务。

由于在我军强有的政治攻势和强大的军事压力下，60军军长曾泽生等军师团主官决心不做黄河花园口决堤那样的千古罪人，在撤离吉林时，没有执行炸毁电站的命令，使蒋介石妄图炸毁小丰满电站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

丰满电厂厂长杨德玉证实，这次破坏电站的行动，总共只爆炸了两三枚手榴弹，打了几发子弹，仅仅把配电盘铁板崩了个洞，炸坏了一个电力表的玻璃罩，打坏一台变压器。除此，整个电站完好无损。

由于未执行“剿总”炸毁电站的命令，60军参谋长徐树民曾一度要追究侦察排长的责任。在前往长春途中，胡彦私自把他放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在曾泽生的保护下，胡彦躲过了血腥之灾。后来，胡彦随60军在长春起义，进入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41师，随部队南下，进军云南。

曾泽生不敢对抗共产党对他的警告，便公开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一方面说明怕共产党把他列入“战犯”名单，成为千古罪人，“同时也反映了他在思考自己的后路”。1948年 10月 17日，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也是在李立三的直接指挥下，亲自选派担任城工部前方办事处处长的刘浩冒着不惜牺牲生命的危险，进城同曾泽生、陇耀进行谈判获得成功的结果。60军光荣起义，并立即掉转枪口，迫使郑洞国所部放下武器，长春获得和平解放。

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没有动用一枪一炮，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使当时这座全国最大的水电站，安然无恙地回到人民手中，继续为人民的事业服务，江城吉林市和下游1600平方公里的松辽平原免遭洪水吞没，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破坏。

李立三领导的东北局城工部为配合我军军事行动，所进行的瓦解敌人、争取滇军、保护丰满水电站的工作，功不可没。

五、回到工运领导岗位

1948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发动的大反攻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拥有140多万人的宏大职工队伍。为了统一解放区的工人运动，促进全国工人的团结，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投身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于1948年3月5日发出指示，决定6月10日在哈尔滨召集全解放区的工人代表大会，要求各解放区选派代表前往参加。会议的任务是成立解放区工人联合会，同时选举出席世界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

3月7日，中共中央又给东北局指示，这次代表大会要在东北局领导下，指定由李立三负责筹备和主持。从此，李立三由原来的东北局城工部长改任东北局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国民党极为恐慌。为了控制和利用工会运动，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国民党于1948年4月18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妄图与解放区的职工联合会相抗衡，遭到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蒋管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发表声明，揭露其控制工人运动、配合“戡乱”政策的真面目。

为了尽快彻底挫败国民党分裂、控制工人运动的­阴­谋，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发出了“解放区和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起来，建立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为全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号召。

为了争取蒋管区职工代表前来参加解放区工人代表大会，遵照中央的指示，李立三领导的筹委会增加了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由于要等候蒋管区的代表，会议延期在8月1日召开。

蒋管区的代表，除一部分必须用真实姓名外，其余都改用化名，原因是这些代表的家属都在蒋管区，代表开完会还要回蒋管区去，如果报纸上登了真名，会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的。

到7月底，全国职工代表齐集哈尔滨，不仅有各解放区的代表，而且有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武汉、天津、唐山等大城市及全国各大产业之职工代表。无论在所代表的有组织工人的数量上或所包括之产业和地区上，都具有充分的全国意义。为了统一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集中工人阶级力量，联合一切民主爱国阶级，更快地打倒国民党卖国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在7月30日举行的各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上，通过了一个提案。将此次大会改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将由大会产生全国组织，恢复历史上之光荣名称：中华全国总工会。

图15：1948年8月，李立三参加并主持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图为李立三在大会上致辞

这次大会，是自从1929年在上海秘密环境下举行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的第一次。大会的举行，标志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我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接近最后胜利；标志着全国­性­的新的大革命时期已经到来；标志着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全国工人中的分裂政策已经最后宣告破产，全国工人运动重新在革命的旗帜下统一起来。

7月31日召开预备会，一致通过了改变大会名称和大会议事日程、规则，选举出由34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李颉伯、张金保等。

大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市的兆麟电影院，最上面的墙上排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两旁各有一面红旗，下面是“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横幅，旁边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巨大直幅，门前搭有拱形彩门，上面写有“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万岁！”给人以庄严隆重的感觉。

8月1日上午10时，全体代表满怀革命激|情来到会场，首先通过了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接着，李立三致开幕词。他宣布，出席大会的518名代表，共代表了全国有组织的职工283万余人。他回顾了由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劳大到六次劳大期间中国工人运动的战斗历程后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曾经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在敌后领导抗日，参加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争创造了敌后广大的解放区，因而坚持了中国的抗战，以至最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一部分则在敌占区坚持地下斗争。再一部分则是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同志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运动。大后方工人运动的统一，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重大推动作用的。”

李立三说：“今天，上海、天津、武汉、唐山、广州及其他各大城市的工人代表，能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来出席这次大会，说明了中国工人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革命斗争是不可抗拒的。”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李立三说：“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如何进一步地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并联合全国各个民主阶层人民，发挥中国人民更伟大的战斗力，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反革命军队及反革命政权，建立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李立三致词后，宣读了中共中央、世界工联等组织拍来的贺电，东北局的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代表致贺词后，大会通过了给斯大林、毛泽东、朱德、解放军的致敬电及给世界工联、海外侨胞的致敬电。

8月2日，东北局负责人作了政治报告，3日陈云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的报告，着重阐明了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工人运动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指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今后工运的总方针。4日，刘宁一作了《国际职工运动》的报告。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6)

8月10日，朱学范作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当上海代表欧阳祖润在大会发言照着稿子念时，李立三在台上对他说，你不要念稿子，你们在上海怎么­干­的，就怎么讲。

8月17日，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宣读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报告的决议》草案，获得与会代表一致通过。

李立三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的报告。他首先说明了工会的­性­质。李立三强调指出：工会与共产党虽然都是工人阶级组织，但又有不同。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而工会则是工人群众的组织，它可以包括各个工人阶级，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也可以加入。工会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李立三指出，要正确了解工人利益。工人利益有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工人的目前利益是增加工资和解决生、老、病、死、苦的问题；工人的长远利益是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长远利益是高于目前利益，要看到将来，要有百年大计。因此，工会不仅要保护工人当前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李立三指出，当前工会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向官僚资本作斗争；在解放区基本问题是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了工会的群众­性­和自愿原则，批评了在入会条件问题上的错误偏向。工会不同于政党，工会是一所学校。职工入会应不分民族、­性­别、宗教、信仰，只要自愿都可以参加。李立三特别强调工会内部的民主原则。工会应坚持真正的民主选举制，反对委派制，不要把工会变成行政的附属品。“要使工会有蓬蓬勃勃的民主生活，使每个工人都能把他所代表的意见反映到工会里来。”要“大家办工会”。

大会通过了由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共五章二十二条。

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决定“恢复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并训令全国总工会新的执行委员会继续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全国总工会的革命传统，在当前新的时期和新的条件下，迅速组织全国的职工群众，并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联合一致，为迅速推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中国的统治，为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到底！”

大会在投票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成员时，李立三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大会提议：希望这次选举能照顾到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全总正式执委名额为59人，候补执委为22人，其中留出正式执委6名、候补执委2名名额给会后新解放城市的工人推派代表参加全总的领导。选举结果：陈云、李立三、蔡畅、陈郁、刘宁一、朱学范、易礼容等5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20名候补执行委员。陈云为主席，李立三、刘宁一、朱学范为副主席，张维祯为秘书长。

根据陈云的提议，由李立三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常务副主席。陈云说，我是一辆木炭车(当时解放区受国民党封锁，石油紧缺，许多汽车后面装一台一氧化碳发生器，用木炭作动力，开动汽车。陈云说自己是木炭车，意为身体不好，像木炭车一样，开不快，经不起大振动，走不远)，做不了许多事；而李立三同志却是一辆坦克车，可以胜任主持总工会的工作。代表们一致同意陈云的意见。

8月22日下午，六次劳大举行闭幕式。由朱学范致闭幕词。身为国统区劳动协会主席的朱学范在会上宣布：该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

刘宁一宣布当选的执委和候补执委名单后，又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恢复，同时成立东北总工会，李立三兼任主席。

最后，李立三代表大家宣誓：“一定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决议，团结全国职工，联合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和民主阶层，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工人阶级与人民解放事业之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不久，党中央又任命李立三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并授权着手筹备全国总工会机关，标志着李立三在阔别中国工运领导机关近20年之后，又回到了工运领导岗位。

这次大会，实现了中国工会在组织上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在政治上由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完全恢复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传统，中国工人阶级在团结全国人民，迅速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阶级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是自1929年在上海秘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相隔19年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这19年来，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以及中国工会运动均发生了沧桑之变，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六次劳大是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前夕，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因为，这次大会代表面之宽，被代表人数之多，会议时间之长，解决重大问题之多，是以往任何一次劳动大会所无法比拟的。

这次大会规定了在新形势下全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一切努力，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在各方面坚决地支持人民解放军，尽可能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的人民，统一全中国。”

大会还根据中国职工运动总任务的要求，规定了各个不同地区职工运动的具体任务和工运方针。对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任务规定是：“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善于联系群众，聚积力量，扩大队伍，以便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同时应尽一切可能，谨慎地支持和参加国民党统治区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活动。对蒋介石的军火制造与军事运输给以可能的阻碍。”对解放区职工运动任务的规定是：“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总方针下，团结全体职工，积极劳动，遵守纪律，保护职工的日常利益，教育职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尤其是提高他们的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

这次大会恢复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它是一次继承中国革命职工运动的光荣传统，开拓中国职工运动新篇章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新的里程碑，是新中国工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新起点。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六次劳大召开之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解放，整个国家还没有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大会提出的工运方针，却具有鲜明的新民主主义的特征，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总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建国50年的实践检验，充分证明了第六次全国劳大所规定的工运方针是正确的。在后来的工会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乃至1983年3月1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都曾对工会的任务和方针作过不同分析和概括，都是来源于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而且，从本质上说，也都没有超过六次劳动大会的决议和规定。

六次劳大结束不久，11月初，辽沈战役取得胜利，李立三就同中共中央东北局一起从哈尔滨移驻沈阳，下大力气抓紧对六次劳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他深入到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南满几个大工业城市调查，推动掀起了学习皇姑屯工人献出工业器材，迅速恢复工业生产的热潮，他还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办起东北工人政治大学，招收一大批工人骨­干­，经过短期培训，再派到工厂矿山，有的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成为国家­干­部。这些举措，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为支持解放全中国的大进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7)

六、参与创建人民政权

六次劳大闭幕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并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败局已定。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2月19日，李立三与陈云、高岗、李富春一起，离开沈阳经北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在将近20年后出席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他在会上发言，又一次深刻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刘少奇在会上表扬了李立三，说他自我批评­精­神好。

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指示，李立三不再回东北，随同党中央前往北平，同时协助周恩来从事“组织胜利”和创建人民政权的工作。

全会闭幕后第十天，3月23日上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西柏坡启程向北平迁移。李立三跟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以及陈云、张闻天等陆续登上了11辆军用吉普车，在警卫战士和少数机关工作人员乘坐的10辆大卡车护卫下，从西柏坡出发，经灵寿、行唐、曲阳三县，晚上住宿唐县淑闾村，24日中午到保定，下午到达涿县住下。叶剑英专程从北平赶来商定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3月25日凌晨3时，大队人马从涿县转乘火车，于6时抵达北平清华园站，受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的迎接，乘汽车到颐和园内休息(当时李立三在“益寿堂”休息)。下午3时，前往西苑机场，受到北平各界群众1万多人和以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李济深等为首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100多人的热烈欢迎。李立三跟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乘车检阅了由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和一个步兵师3万多人举行的入城阅兵式。结束后，与各界代表合影留念，傍晚移居香山。

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突破长江天险，迅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城市，在此全国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下，组建新政权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李立三在创建全总机关并主持全面工作期间，同时还协助周恩来从事创建人民政权的工作。他具体参加了南下工作团的组织工作，经常去各大专院校给知识分子作报告，动员他们参加革命，为解放和接收江南广大地区，开展社会改革，建立人民政权作贡献。

李立三参加了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讲形势，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动员他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李立三还协助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特别是在有关苏联方面的工作，充当周恩来的顾问。

6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共23个单位134名代表组成的中国新政治协商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北平召开。在6月16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出毛泽东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李立三是常委委员。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新政治协商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中共中央于7月10日又成立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干­事共21人，李立三是­干­事之一。其名单与分工是：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燕铭负责党派工作；陈云、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董必武、陈绍禹(即王明)负责政法工作；聂荣臻、叶剑英、罗瑞卿负责军事工作；胡乔木、徐冰、周扬、钱俊瑞、廖承志负责文教工作；李立三、蔡畅、冯文彬负责工青­妇­工作；连贯、杨静仁负责农民和民族工作。

党组­干­事会又设常务委员5人，书记周恩来，常务委员：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

李立三当时是中共中央领导中国新政治协商筹备委员会的5名核心成员之一，可见其责任之重大，任务之艰巨。

6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族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李立三同时参加了第一、第四、第六三个小组的工作。

第一小组，负责起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各单位的代表名额。组长：李维汉、章伯钧，组员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兆、陈叔通、曾昭伦、许德珩、冯文彬、蔡畅、黄振声、罗叔章、天宝、陈其瑗。小组起草了《关于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于6月19日提交筹委会全体会议通过，《规定》参加单位45个，代表名额为510人。

新政协筹委会常委会指定董必武、黄炎培、马叙伦、李立三负责对第四小组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进行研究修改后，提交第五次常委会(9月13日)再作审议修改。

第六小组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李立三参加了这个小组的工作。组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先生，副组长是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又增加沈雁冰为副组长。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等16人组成。

7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由副组长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为了加速工作和广泛听取全国人民对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会议决定：一、以新政治政协会议筹委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布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并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三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除组员分别参加外，聘请专家为两组委员。会中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8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征集启事起草后，经周恩来审阅，7月10日由筹委会常委会批准，7月14日送《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日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连续刊登8天。国内其他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也都转载了。

为了便于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评选审阅征集来的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歌词、歌谱，在北京饭店413会客室设了选阅室，分类陈列全国应征稿件。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小组成员和专家，差不多天天都来进行审阅和评选。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李立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主席团常委。大会的第一天，他就在大会上发言，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向大会表示：“我们工人阶级以国家主人翁的最高觉悟，继续发扬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负起这个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艰巨责任。”他强调“全体人民的生活都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只有在发展人民经济，提高生产，增加整个国家财富当中才能求得。因此，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全国人民当前的最高利益，也是工人阶级当前的最高利益。中国工人阶级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以此正确表达了中国工人阶级建设新中国的坚强意志和工人运动的正确方向。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8)

9月30日下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在投票结束、计票过程中，全体与会人员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6时，代表们后回到会场，宣布选举结果：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 岗

委员： 陈 毅 贺 龙 李立三林伯渠 叶剑英何香凝

林 彪彭德怀 刘伯承吴玉章 徐向前、 彭 真

薄一波 聂荣臻 周恩来董必武 赛福鼎、 饶漱石

陈嘉庚 罗荣桓 邓子恢乌兰夫 徐特立、 蔡 畅

刘格平 马寅初 陈 云康 生 林 枫 马叙伦

郭沫若 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 沈钧儒 沈雁冰

陈叔通 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 蔡廷锴 习仲勋

彭泽民 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 李章达 章伯钧

程 潜 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 张难先 柳亚子

张东荪龙 云

这63个人，是当时我国政治舞台上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最知名的代表人士以及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各方面、各党派的实力人物，在国内、国际都有巨大的影响。

10月1日下午2时，李立三参加了在勤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会议结束，全体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下车登楼，3时，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正式成立了。”李立三就站在毛泽东的右边，历史记录下了这一庄严时刻。庆典活动直到晚上9点25分才结束。

图57：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左一为李立三

开国大典结束后，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积极做组阁工作。10月19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任命了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及其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机构109名正副职主要负责人。

李立三是16名政务委员之一，同时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会议宣告政务院正式成立，新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

11月1日，政府各部门正式开始办公，完成了组建新政权的历史使命。

七、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

建国初期，李立三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为了报效祖国，他始终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不负“坦克车”的美名。

当时，党中央给他委以重任：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共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全面工作的副主席、党组书记兼工资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兼工资司司长等。

图28：1949年5月，李立三夫­妇­与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颐和园

李立三主持全总机关工作以后，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下大力气把全国工人阶级迅速组织起来。

1949年，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为800万人，其中，组织起来的工人只有370万人，尚未达到工人总数的一半。同时，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存的还有一个原国民党统治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为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实现全国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有机统一。

随着全国各地大工业城市相继解放，工会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把工人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把革命进行到底。然而，当时的工会工作，还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工会在组织上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在工作方法和作风上也有形式主义的缺点。

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全国总工会于1949年7月23日至8月16日在北平召开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和解决工会组织问题和劳资关系问题。全国72个单位的25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李立三致开幕词并作了工会组织问题的专题报告。他指出：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向工会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伟大而复杂的任务，就是要把全国工人群众迅速组织起来，更进一步提高觉悟，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和艰巨的建国任务。他说，在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是主力军，那么到了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工人阶级就应该是主力军，工会要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造成宏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李立三着重指出了当前工人群众还没有全部组织起来的原因是工会组织发展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工会要真正落实刘少奇提出的“要在一年左右，基本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要求。必须纠正工会组织发展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同时解决好与组织发展有关的如公营企业中工厂管理民主化问题、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问题。配合行政搞好生产问题、劳动保护与福利工作问题、解决好劳资关系问题。

会议明确规定了当前全国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在一年左右，基本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以担负起领导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提倡大家办工会，建立起工会的民主生活。工会­干­部要在群众中选拔，纠正委派制度和包办代替现象，强调工会工作要切实实行民主，把工会真正办成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会议具体地解决了有关组织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工会会员问题，工会会费问题，工会经费问题，工会组织系统及地方工会与产业工会关系等问题。明确规定了按产业组织工会的基本原则，明确在目前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地方工会，特别是城市总工会的重要作用，它将成为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工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议通过了《关于会员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工会组织系统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工会经费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工会经费的规定》草案，提交全国总工会常委会批准执行。

在李立三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形成的这些文件，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基本上解决了工会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及其他方面的问题，确定了迅速把全国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成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及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可靠柱石的指导方针，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了重要准备。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们都到会上作了重要讲话。8月11日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与会人员时，作了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六次劳大决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作方针，肯定了李立三领导全总一年来的工作。他说：“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是很好的。这个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毛泽东针对当时有些地方工会出现关门主义问题指出：“我们应该除了反动分子、破坏分子、资本家不让参加工会外，其余落后的、犯过错误的、参加过国民党的都让参加(工会)，把他们团结起来，变成力量。”特别强调：关门主义是客观上帮助敌人。

这次会议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会议刚刚结束，8月26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贯彻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工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城市党委，认真加强工会建设，把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是搞好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基本环节。要用主要注意力和自己的主要­干­部，去加强工会工作。各地遵照中央指示，选派了大批优秀党员­干­部到各级工会的领导岗位，各地的工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不少省市由党委第一书记(如北京市的彭真)兼任工会主席，加强了对工会的领导，为工会工作的发展，开辟了光辉的前景。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9)

为了实现全国工会组织的统一和领导，1949年11月6日至10日，原蒋管区由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会议在北京进行。刘少奇、李立三、刘宁一、朱学范都在会上讲话。李立三在长篇讲话中，着重强调实现全国工人阶级大团结的伟大意义和当前全国工会工作的方针。会议宣告：中国劳动协会将自行解散，它的会员依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系统，分别参加到各地各产业工会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下，共同为谋求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劳协”的财产、档案、资料等全部移交给中华全国总工会。

15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中国劳动协会结束的通知》，肯定了中国劳协对中国工人阶级统一事业的贡献，欢迎“劳协”会员参加其所在单位的工会组织成为会员，“劳协”­干­部享受同等待遇，并加以适当照顾。

这标志中华全国总工会健全组织机构任务的完成。

1950年4月5日至25日，全国工会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工会基层组织、生产工资、合理化建议、组织工作、文教工作、安全卫生、居住生活、互助、女工工作等11个工作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以及工会小组的组织条例。研究了各产业工会组织范围问题，制定了关于产业工会范围的草案。拟订了《关于建立组织员的规定》、《关于各级工会如何总结工作与进行选举》及《审查委员会组织条例》等草案。李立三到会讲话。会议统一了全国工会组织工作中的各种制度，为巩固和发展工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八、广泛建立起产业工会

1949年10月19日，全总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在1950年5月以前，首先将铁路、海关、邮政、电信、五金、纺织、食品、煤矿、文化教育、出版10个全国­性­产业工会建立起来。

11月4日，全总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决定，为了迅速完成组织全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全国铁路、邮政、电信工会筹备委员会应积极进行筹备工作，在1950年3月以前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委员会。全国纺织、煤矿、五金、食品、文化教育、出版、轻工、店员等各产业立即建立工作委员会。

11月9日，《工人日报》就此发表了《建立全国­性­的产业工会是目前组织工会的中心环节》的社论。

12月25日，全总正式发出了《关于成立十个全国­性­产业工会的通知》，要求各地工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在1950年5月以前将铁路、邮电、海员、纺织、燃料、五金、食品、教育工作者、出版印刷事业、搬运工人10个产业总工会组织起来，以便统一努力生产的行动，便于经常教育，进行研究与规定统一的工资制度与福利待遇办法。

12月12日至19日，全总召开店员工会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店员联合筹委会。要求按行业组织工会。李立三在讲话中阐述了店员工会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实现人民政府的商业政策和劳动政策的重要­性­。

12月27—28日，中华全国海员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李立三到会讲话。他说：中国海员要发扬香港海员大罢工的光荣传统，把海员工人组织起来。海员工会组织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船上，要用订立合同、组织海员互助和在各地普设海员俱乐部等办法，来保护海员自己的利益。

1950年1月6日至10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工会面向生产，公营工厂管理民主化、集体合同、组织问题、废除搜身制等6个决议和2项建议，选举出全国纺织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

7月15日至24日中国纺织工会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朱德、李立三、刘宁一到会讲话。

1月22日至2月2日，全国煤矿工会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关于依靠工人、贯彻管理民主化，搞好生产的问题，关于废除把头制度和加强安全问题。

1月28日至2月6日中国搬运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彻底消灭搬运事业中的封建制度，建立搬运公司，规定合理运价，保障搬运工人的生活，达到货畅其流的目的，一致通过颁布搬运工人的劳动法规的建议，正式通过中国搬运工会章程，选出了全国搬运工会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解决搬运工人死伤残废等困难问题的暂行办法和中国搬运工人劳动纪律的决议案。

2月6日，中国搬运工人第一届代表大会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头制度的建议，政务院接受了这个建议，于3月31日，政务院第26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头制度的决定》，决定指出，各地人民政府应首先帮助搬运工人组织起来，建立和巩固工会组织，依靠工会的支持和拥护建立统一的搬运公司，并委派得力­干­部担任搬运公司经理和副经理。

2月7日至12日，中国铁路工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朱德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铁道部长滕代远到会祝贺、指导。会议宣告中国铁路工会正式成立，选举了全国委员会，通过《中国铁路工会章程草案》《关于开展合理化建议暂行草案》等6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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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27日，中国邮政、电信两个工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以朱学范为首的中国邮政全国委员会。

6月8日—17日，中国兵工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兵工工会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李立三在开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7月7日—21日，中国电业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正式成立电业工会，朱德、李立三、陈郁到会讲话。

8月2日—11日，中国教育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到会讲话。

8月3日，中国化学工会筹委会成立。

9月22日，中国新闻出版印刷工会筹委会成立。

12月15日—22日，中国机械制造业工会筹委会成立，

1951年3月5日，中国五金冶炼工会正式成立。

3月12日，中国盐业工会正式成立。

4月29日，中国食品工会成立。

8月2日，全总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国金融工会工作委员会。

这样，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到1950年，全国各主要产业部门和主要城市的工人基本组织起来，共建立了16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领导机构(包括6个筹备委员会和3个工作委员会)。1951年新华社报道，1950年一年全国工会工作获得重大成就。全国工会会员490多万人，各产业部门和重要城市中的职工已基本组织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生产建设事业。

到1952年底，工会会员已达1002.3万人，工会基层组织达到20.7万个，专职工会­干­部及各类不脱产的工会积极分子分别达到5.3万人和132万人。至此，全国除台湾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及其所属的市、地、县都建立了地方和产业工会，把全国的工人阶级基本都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在恢复国民经济、保卫人民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各项事业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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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重新回到工会领导岗位的李立三，遵循列宁关于“工会要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的教导，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了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他反复强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工会工作应当面向生产。搞好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李立三认为解放区的工会工作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会工作相比，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要将工作中心从发动工人同资本家和反动政权作斗争转移到积极发展工业生产上来。因为人民掌握了政权，工人的地位变了，成了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生产的目的也完全不一样了。因此集全力组织解放区的工人，积极开展劳动竞赛。当时，哈尔滨铁路总工会组织工人加紧制造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支持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斗争。当他发现皇姑屯铁路工人将收藏在家里的铁路器材贡献出来，修好瘫痪的火车头，尽快恢复生产的事迹，立即让《东北日报》进行表扬和推广。东北铁路工会在各大工业城市掀起了学习皇姑屯工人好榜样的热潮，组织开展“死机复活”运动，修复大量机车投入军事运输，使许多受战争破坏的企业，迅速修复设备，恢复生产；东北各级工会，普遍开展了群众支前竞赛活动，大力发展生产，捐款捐物，积极开展劳军活动，以各种方式援助人民解放军，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区工人还积极响应六次劳大的号召，积极开展“义务工运动”，把义务工所得捐献给国统区工人，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国统区工人兄弟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鼓舞了那里的工人反美抗蒋的革命斗志。

国统区的工人，响应六次劳大的号召，在地下党领导下，迅速组织和行动起来，建立了“护厂队”、“工人自卫队”、“工人纠察队”、“家属防盗队”和“应变委员会”，配合解放城市，广泛开展了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的英勇斗争，千方百计地保护工厂、矿山、学校、商店和交通设施等不受破坏，为全国的胜利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毛主席在会上提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包括工会工作在内的各方面，“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强调要在经济工作和工会工作中贯彻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

为了加强工会工作，适应革命的历史转变，动员工人群众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1949年5月2日至11日，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召开了华北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

李立三认为，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必须在国营企业中解决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必须要保障职工的生活和日常利益，必须要正确解决工厂行政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为此，他研究起草了《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决定》及其《实施条例》、《关于在华北国营、公营企业中制订集体合同的决定》和《集体合同纲要草案》三个重要文件，并提出了“在省、市政府及工业较多的县政府内设立劳动局(科)”等五项建议。

这些文件在会议上经过讨论得到通过，它革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工矿企业中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规定了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实施步骤，协调了工厂行政和职代会的关系，稳定了生产和生活秩序，保障了职工的实际收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使新民主主义劳动政策得到全面贯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及提出的解决办法，不仅当时对华北的建设事业和工会工作有指导意义，而且在全国其他地区及建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对生产的发展和工人运动，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人阶级由过去的雇佣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李立三主持全国总工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沈阳第三机械厂工人赵国有创造了2时30分钟完成切削塔轮的任务，在同工种中创造了新记录，10月20日，东北总工会发出了《关于开展创造新记录运动的决定》。这个运动在东北很快开展起来。《工人日报》在1950年1月1日发表的《庆祝胜利，迎接胜利》社论中把总结推广在生产中的合理化建议，创造新记录的生产运动，列为1950年八大工作任务的第一条。从此在生产中提倡合理化建议和创造新记录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1949年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北京举行。有13个国家的117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图18：李立三在亚澳工会会议上发言

李立三在11月20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工会运动的报告》，全文共分四部分，总结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介绍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现状，阐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中国工人运动今后的任务。关于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他指出：首先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组成了民族统一战线，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第二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坚持了武装斗争，并在敌人统治强固的大城市执行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第三，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工人运动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讲中国工人运动今后的任务时，第一条就是：“组织领导工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工人阶级最高的利益，也就是工会工作的最基本的任务。”

12月5日，全总发表《为拥护发行胜利折实公债告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踊跃认购公债，广泛开展深入持久的增产节约运动，以实际行动战胜困难，为夺取物价稳定而斗争。

12月15日，全总为拥护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关于某些公营企业原有年终双薪或奖金问题的处理办法》发表《告工人书》，指出这个“办法”既照顾了国家财政困难，又照顾了工人经济利益，号召全国公营企业职工坚决拥护和执行国务院的决定。

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新中国的诞生，使工人阶级摆脱了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如何发挥工人阶级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斗争中主力军的作用，李立三领导全国总工会通过各级工会组织，发动工人阶级以主人翁的姿态和新社会的建设者的身份，积极投身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伟大斗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随着全国各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各级工会组织依据党中央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协助政府接管城市和官僚资本企业，有效地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为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0年1月10日，全国纺织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会工作面向生产的决议》，1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的全总常委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由《工人日报》予以发表，鉴于工会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这次会议还决定在全总机关成立生产部。在2月9日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批准了生产部拟定的1950年的工作计划，同时还作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工会工作面向生产的决议》

李立三亲自起草了《学会管理企业》，2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社论发表。社论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学会管理企业，把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企业，是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中心口号。并具体提出：管好企业，首先要以统一的、合理的、科学的制度来代替混乱的、腐败的、不合理的制度；其次，在一切国营公营的工厂企业中，要实行管理民主化，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工厂企业中以厂长为首的统一领导机关，职工代表会议与工厂管理委员会相辅而行，是工会领导下组织和领导群众生产运动，传达领导者意图和吸收群众意见的组织形式。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厂职工代表会议制度，是目前改造旧的官僚资本企业为新民主主义人民企业的中心环节。社论还指出：为了实现这些任务，目前工会工作应特别注意加强与经济管理机关的配合和联系，帮助行政实现管理民主化，提高生产，同时要特别关怀工人的需要。这篇社论所提出的工人阶级要学会管理企业及工厂管理民主化的号召，对于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建立新民主主义人民企业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推动作用，对于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也具有指导作用。

这篇社论，在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和工会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受到党中央的重视，被认为是当时“管理企业，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1)

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关于讨论和执行人民日报《学会管理企业》社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二七’纪念日发表的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应成为目前管理企业，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各地党委应指令和督促企业管理部门及各企业中的行政、党与工会组织负责同志召集共同的会议，切实检讨，根据企业情况，定出具体执行办法，并督促其切实执行。”要求“各地党委应在三月底以前将当地各公营企业的状况及执行这次指示的情形，作一总结报告中央，不得有误。中央各企业管理部门及各全国­性­工会组织，由陈云、李立三同志督促。”

当时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还据此专门发了由陈云签署的《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使工厂管理民主化的工作，有了法律依据。要求把这篇社论作为学习的文件。

2月21日，全总在北京召开各市工会生产部长会议，李立三在大会作报告，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工会中心工作应当是生产工作。在关外，是开展全面生产运动；在关内，基本问题是改造旧企业、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

3月23日，《工人日报》发表《提倡合理化建议》的社论，要求各地工厂企业中的行政管理者与工会工作者，在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的同时，积极学会与提倡在全体职工中开展合理化建议的工作。

5月1日，李立三写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年的工作总结》。这份总结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护厂斗争、参加接收清点工作、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教育、把全国工人组织起来、实行改造旧企业、正确处理劳资关系、工会工作面向生产、国际活动等7个方面，对全总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改进的办法。“总结”提出了今后一年内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人群众加紧生产、学会管理企业、协助政府制定工资制度和劳动保险制度、健全产业工会组织、加强工会基层组织的建设等。“总结”特别对于加强工会组织建设进行了论述，提出：工会一定要实行民主生活，强调“民主是工会工作的灵魂”，“大家办工会”，一切工会的领导机关必须由民主选举产生，坚决反对那种由­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委派制度等官办工会的工作作风与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总向全国的工友、会员们所作的第一个工作总结，这在当时对于调动和激发广大会员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的积极­性­，对于指导和促进各级工会组织的各项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总结”中关于工会建设的论述，对建国后工会组织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各地工会发动工人群众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和劳动模范运动，在李立三主持下制定了《奖励创造发明、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的决定》、《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其目的在于有组织有领导地鼓励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并保障发明者、改进技术者和合理化建议者的权益。这两个文件于8月11日经政务院第45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对促进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工人、技术工人和职员及一切从事有关生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知识、经验与智能，致力于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工作，对国家经济建设事业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文件，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建国初期在恢复国民经济建设时期由李立三倡导发动的生产大竞赛，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其中许多著名的模范典型如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方法等等，都是由李立三亲自发现、总结和树立起来的。这些典型的推出，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生产竞赛运动的深入开展，直到今天，这些典型仍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1951年1月17日，东北第五机器厂马恒昌先进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开展劳动竞赛的倡议。这个小组在1950年中，改进了15种工具，创造了25项新纪录，提前完成了任务，质量达到标准的99%。他们提出的竞赛条件主要是：团结技术人员，搞好师徒关系，遵守劳动纪律，注意生产安全，加强技术和时事学习，提高政治觉悟，改进­操­作方法，保质保量完成任务。马恒昌小组的倡议，得到了全国广大职工的响应，使原来迅速开展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更加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马恒昌小组的事迹和倡议，率先由李立三领导的《工人日报》登载，登载时，还是根据李立三的直接指示“增加短评，立即在头版发表”而发表的。发表后，立即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马恒昌小组的竞赛热潮。

第二天，中国机械制造业工会筹备委员会向全国机械制造业全体职工发出号召，号召全国机械制造业职工向马恒昌小组学习，进一步深入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随即，中国纺织、铁路、邮电、化工等各工会先后决定，号召所属企业职工迅速向马恒昌先进生产小组挑战，深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竞赛。

23日，《工人日报》再次发表《开展马恒昌小组比赛运动》的社论。指出开展马恒昌小组比赛运动，是我国工人阶级用自己在生产上的实际行动来热爱祖国的一种表现。通过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先进生产小组之间的比赛，可以进一步把生产小组(工会小组)的工作搞好，把爱国主义的生产比赛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并坚持下去。

29日，马恒昌给全国应战工友写信，对全国­性­的生产竞赛提出三点希望：一、要说到做到，我们小组首先要做个榜样，到一定时候，在报纸上公布成绩；二、不要光是向我们小组应战，你们还要向全厂每一个小组挑战；三、不要犯冷热病，要持久地经常地竞赛下去。

31日，青岛3万纺织工人向全国同行挑战，提前半月完成全年任务。

2月7日，全总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开展马恒昌小组竞赛运动的决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对这一自发的竞赛运动，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充分地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使之更有计划、有领导地稳步开展起来。对马恒昌小组竞赛中的各种生产经验，更应有计划地大力进行宣传。

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已有1400余单位向马恒昌小组应战，推动了生产，创造了优异成绩。全国参加竞赛的单位2811个，有5522个小组向马恒昌小组应战。

在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中，青岛第六棉纺厂青年女工郝建秀创造了一套科学的细纱工作法。李立三领导下的全国总工会随即在全国大力加以推广。

8月7日，《工人日报》发表《重视和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社论。

8月17日，中国纺织工会召开棉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全国各地优秀细纱工人及技术人员代表参加，李立三到会指出，郝建秀工作法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号召全国纺织工人打破保守思想，认真学习郝建秀工作法，增加生产，为祖国贡献更大的力量。中国纺织工会于8月22日至30日在青岛举办了郝建秀工作法学习班，使之在全国纺织行业得以推广。

除去以上，在李立三主持全总工作期间，还总结推广了铁路系统的“毛泽东号机车组”和“满载超轴500公里”运行经验；公路运输系统的“十万公里无大修”；煤矿系统的“施玉海安全生产”经验和“马六孩快速掘进法”；食品工业的“李川江榨油法”；邮电系统的“郭秀云长话­操­作法”；建筑业的“苏长有分段连续快速砌砖法”等，这些都在各个产业系统中直接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加快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这些先进典型，几十年来，一直是我国工业战线上的光荣旗帜。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2)

十、新中国工会工作的拓荒者

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工会实践的蓬勃发展，围绕着工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以及工会与党、行政、工人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诸如：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国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已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逐渐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历史条件下，在国营企业中，是否存在公与私的矛盾？在工人阶级内部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以及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某些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工会组织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工会与国家、企业行政之间的关系？怎样才能克服工会工作脱离群众的行政化倾向等等。

这些问题如不及时作出解答，就会影响对工会工作的正确指导。这个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当时主持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李立三肩上。李立三从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观点。

关于在国营企业中是否存在公私矛盾问题，李立三认为矛盾是存在的。

1949年6月12日李立三在与陈伯达讨论一个理论问题时，谈到“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中写道：“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公营企业是全体人民的企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这里没有阶级对抗，没有剥削的存在……在这里公私之间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公营企业中所有党政工团的组织，都应当强调这种公私利益的一致­性­……但在公营企业中公私利益之间还是存在有一定的矛盾，这也是不宜否认的(否则就谈不上兼顾)。这种矛盾的­性­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几乎在工厂企业中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可以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矛盾是一个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没有对抗­性­，是可以协调的。这种公私利益之间的矛盾不能不反映到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上，行政所处的地位与环境必然要多代表公的利益，而很难周到地照顾每个人的日常利益。工会是工人的群众组织，它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不能不多关系每个工人的日常利益(即私的利益)，而且只有多关心工人的日常利益，才更便利于对工人进行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教育。这也就是行政与工会有时发生争议的根源……因此，这就更需要在工厂企业中实行党委制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把工厂企业中一切重大问题，都经过党委集体讨论，来作出决定，就可以避免在公私兼顾问题上发生大的偏差，这样就可以实现以生产为中心，统一党政工团领导和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的目的。”

关于企业中党、行政、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李立三在平津铁路职工­干­部扩大会议上在关于工会工作若­干­问题的说明中，他说，要调整党、政、工的关系。这一点各处的党、政、工都搞不好，原因是都想独霸一切。厂长要领导工会，党说工会是小弟弟，想要独霸，乱开条子，厂长一看自己也不愿意做工会里的事了。本来三个单位都有它的独立­性­，谁也不能给谁下命令。行政上的事，党是不能­干­涉的，主要的是要说服大家，再通过一定的民主形式才行，不能说只要党(组织)通过的(事，行政)就要实行的。三个单位只有服从上级，不能互相命令。有的党员简单化，还存在一种帝王思想，作小皇帝，下命令，所以坏事。因为一件事情有它的复杂­性­，你一定要简单化是行不通的。由于这一点，我们决定成立党、政、工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并设常委会，党、政、工三个委员要每天接头办事，好的厂长一定要说服大家，要大家拥护。

“因为工会参加管委会，管委会的决定是经过工会自己参加讨论制定的，所以工会有责任保证管委会的决定之实现，但不是管委会命令工会执行，而是工会保证完成。工会受上级工会领导，除上级工会外，谁也不能命令工会。党是起核心作用的。”

1949年7月10日李立三在北平市职工­干­部扩大会议上就关于工厂管理民主化与劳资纠纷问题作报告时，对党、行政、工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又作了简明阐述。他指出：“管委会是行政组织，工会是群众组织，共产党是党的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独立的、谁也不能向谁下命令。”“工会工作与行政工作有些什么显著的区别呢？行政主要是掌握生产计划，工会则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工资问题，工会要组织工资评议，但最后决定权属于管委会。福利事业主要由工会办，行政要处处帮助。劳动保护，由行政与工会共同办理。教育工作有些由工会办(如训练班、夜校等)。”“党在工厂企业中，在工人中，仍是起先锋的领导的作用，它的领导是依靠党员执行党的正确的政策和对群众的说服教育，依靠党员的模范作用、核心作用来实现的。党对工会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工会中的党组和党员来领导工会，使党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

关于工会与行政的关系问题，1951年3月，李立三在第二次全国电业会议上作报告时又指出：“行政与工会的关系不够好，首先应由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们负责，至少是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不善于主动地去说服行政。毛主席说过：‘工会要主动地说服行政，使行政依靠群众，要主动地说服资本家，使资本家团结群众’。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和体会这个指示。”

他还说：“行政和工会是一体的，要认清工会是帮助行政完成任务的，因此行政也必须设法帮助工会解决­干­部问题，适当地考虑哪些­干­部适合于做工会工作。”“行政和工会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矛盾。假设有了矛盾，就是闹意气的结果。”

关于工会工作怎样才能克服脱离群众的行政化倾向问题，李立三说，首先是“工会的事情一定要由工人自己决定。(群众同意才做)共产党虽也可以决定，但是只有通过党员的宣传、说服群众，使群众自己相信党的决定，才能把党的决定变成群众的决定，而不是党决定如何如何。那是命令主义。所以说，民主是工会的灵魂，没有民主，工会就成了一具僵尸，死架子。”第二是“工会的事情要工会会员大家来做，要工人自己拿钱来办。”这样工会就不需要多少脱离生产的­干­部，每个会员都做工会工作，工人就会感到工会是自己的了。要养成每个会员都做“社会工作”这种习惯和心理。第三，“工会是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因此工会工作是为工人谋利益的。”工会必须关心和照顾好工人的生活。工会设劳保部，目的是工人有了困难或有了病，有人照顾和帮助他们，使工人感到工会和他们的家庭一样。工会工作就是要帮助行政关心工人，与官僚主义作斗争。这并不是说，工会可以没有领导。领导不是主观的要群众去怎么样做，而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根据这些意见来领导群众。

这些观点和主张，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来看，也并无相悖之处。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3)

十一、工会法·劳动保险与劳动保护

新中国成立初，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多数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营工商企业，怎么样才能把这些企业中劳资双方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正确解决这些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成为当时一个十分紧迫的重要问题。

关于私营企业中的劳资问题，李立三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作过多次阐述。

早在1949年5月1日，李立三在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就对“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应当成为私营企业中劳资双方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只有‘发展生产’，才能达到‘劳资两利’；另一方面是，只有实行‘劳资两利’政策，才能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最后还就“怎样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

在1949年7月23日至8月16日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工作会议上针对当时一些工会和工人群众在处理和对待劳资关系方面存在着偏差和不正确的现象，把劳资关系问题也作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8月13日李立三就劳资关系作了长篇讲话，专题讲述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他说：“在新民主主义阶段，私人资本还要起积极作用，还要起进步的作用，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要允许私人资本存在，并且还要扶助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发展。”

李立三指出：“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有个别同志或者有另外的说法，以为革命胜利，打败了国民党，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以后，就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他没有看到，在政治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不等于中国民族解放就已最后完成了。”

在劳资关系问题上，李立三对如何具体落实“劳资两利”的政策，做到既能保护私营企业职工的正当利益，又能防止某些职工的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花费了很多心血。他主持制定了处理劳资关系的三大文件：《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劳动争论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等，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工会组织处理劳资问题的重要依据。这三个文件都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会议上通过，11月22日经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批准后颁发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城市总工会将这三个办法提请当地军事委员会或人民政府予以采纳，作为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法规，予以公布施行。《通知》强调指出：《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适用于一切私营工商企业，“可以作为处理劳资关系的准则”。它为在这些企业中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和劳动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该办法共30条，规定：“劳方有参加工会及一切政治及社会活动之自由与权利，资方不得限制”，“各工商企业的管理规则及工作场所之工作规则，由资方拟定，经工会同意送请人民政府劳动局备案后，劳方须切实遵守”，“工会认为资方对工人、职员之处分与解雇不合理时，有向资方提出抗议之权”。这个《办法》对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在雇佣、解雇、工资、工时、劳动保护、女工保护、病伤待遇、劳动纪律、奖惩等方面的其他权利与义务都作了具体规定。

《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对避免劳资纠纷，发挥职工的劳动热情和资方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实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起了重要作用。

《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共14条。对及时解决劳动争议，稳定劳动秩序，促进生产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规定》，在全国施行一年后，经过修改为《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规定》，于1950年11月6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批准颁布。其中规定：一切国营、公营、私营、公私合营及合作经营的企业中的劳动争议，均须依照本规定的程序处理。各级人民政府的劳动行政机关为处理劳动争议的机关。此外，对争论的范围、解决争议的程序等做了具体规定。

1950年3月7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政府的劳动政策。参加会议的有劳动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还有工商界的代表。李立三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怀仁堂接见与会代表，董必武作了政治报告，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李立三在会上作了《劳动政策与劳动部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新中国劳动政策的总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他说，只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才能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的。他要求工人阶级在公营企业中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他针对解放后一些私营企业工人认为生产得越多被资本家剥削得越多的不正确想法，指出当前我国最大的问题是生产不足，私营工厂生产的增加，首先是增加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财富，然后才是替资本家创造利润，并且工人可以在人民政府的法令保障下，用同资本家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和订立集体合同的办法来达到劳资两利。这样，就澄清了­干­部和工人中的某些模糊认识，也使资本家了解了人民政府的劳动政策，不同程度地消除了顾虑。对促进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李立三指出：劳动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劳动，逐渐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处的物质上的不利地位，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其具体任务包括劳动立法；贯彻实行劳动法令；调整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调配劳力，救济和安置失业工人，有计划地培养技术工人等。李立三及时总结了天津、武汉等市私营企业劳资两方协商解决争论的经验，确定在私营企业中普遍设立劳资协商会议这个组织形式，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完成生产计划、改进生产管理以及妥善处理工资、工时、福利、雇佣、解雇、安全卫生等问题。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成立劳资协商会议，建立平等的、契约的劳资关系，用法律解决争议，说服双方认真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

会议还讨论了《工会暂行法》、《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省、市劳动局暂行组织通则》、《劳动介绍所组织条例》、《失业技术员工登记办法》、《关于开展工人业余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这些文件，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和工会组织处理劳资问题的重要依据，对于维护工人群众的劳动权利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会后不久，李立三以劳动部部长的身份签发了《劳动部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这个指示，经4月21日政务院第29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于4月29日由政务院发布。文件指出，根据人民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在私营工商企业中，经劳资双方同意，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组织，以便于劳资双方进行有关改进生产、业务与职工待遇各项具体问题的协商。要求各地劳动局接到本指示后，应召集当地工会组织与工商业者团体之代表共同协商执行本指示之办法，将执行的情况和经验随时报告本部。

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公布《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及工作规则》。指出：仲裁委员会由市劳动局长或副局长、市工商行政机关代表、市总工会代表、市工商业联合会代表组成，仲裁劳动部门提请仲裁的案件和劳动争议任何一方申请解决的案件。仲裁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如争议一方或双方不执行，劳动局即按违法事件移送法院办理。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是建国初期的一项重要经济法规。

这样，在李立三的指导和推动下，把劳资关系纳入民主的、平等的、两利的、契约的正常轨道，因而大大减少了劳资纠纷，促进了私营企业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和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4)

李立三从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开始，就与工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他在法国是一名翻砂工人，对工人群众的疾苦，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他亲自去厂矿调查研究，每到一地必去工人食堂和工人一起吃饭，检查工人的卫生保健和车间保险设施。他尖锐地批判了“只重视机器，不重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利用立法的形式，来维护工人群众的政治权利、人身安全和物质利益。他对立法工作，始终是抓得很紧很紧，并且一抓到底，认真抓出成效。李立三曾经说过：“劳动立法，这也是我个人的责任。”“我们的劳动立法在­性­质上与资产阶级的劳动立法根本不同，和苏联基本相同，但也有不同之处。”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他提出劳动部的重要工作，是草拟各项劳动法令，并监督其贯彻执行，处理劳资关系，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逐步建立工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制度。

据不完全统计，在李立三的倡导、主持下，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中央各产业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颁发的关于劳动方面的法令、规程、制度和办法就有119种。由于李立三狠抓了这件事，职工伤亡事故，逐年下降，职工的健康得到了保障。

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根本法——《工会法》的制定。

为了充分发挥工会在国家、社会生活及企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加强工会自身建设过程中，李立三十分重视工会的法规建设。

《工会法》是调整我国工会与国家及各种经济组织的行政机构关系的重要法规文件。从起草开始李立三就给予高度重视。决定成立《工会法》起草委员会，由刘子久任主任，同时决定成立全国总工会章程研究会。草稿起草出来，先后经过全总召开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政协财经小组、政务院第24次政务会议讨论修改通过后，向全国公布，公开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1950年5月4日，全国总工会常委会决定下发了发动各地工人讨论《工会法》草案的通知，号召各地工会组织工人群众讨论。经广泛征求意见，集中加以修改后，提交给在6月28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审定。李立三就工会的­性­质、工会与政府的关系、工会与国营企业的关系及工会基层组织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会议一致通过后，6月29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公布施行。

《工会法》一共5章26条。对新中国的工会­性­质、组织原则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凡在中国境内的一切企业、机关和学校中以工资收入为其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之体力与脑力的雇佣劳动者，均有组织工会之权。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关于工会在人民民主专政体系中的地位，它规定：工会是全国独立的、统一的组织系统，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关于工会的权利和职责，它规定：在国营企业中，工会有代表职工参加生产管理及同行政方面订立集体合同的权利；在私营企业中工会有代表受雇工人、职员群众与资方进行交涉、谈判、参加劳资协商会议，并与资方缔结集体合同的权利；工会有保护工人、职员群众利益，监督行政方面或资方切实执行政策、法令所规定的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工资支付标准、工厂卫生与技术安全规则和其他有关条例、指令的权利，以及负责改善工人、职员群众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各种设施的责任。

《工会法》还规定，为保护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工会有责任教育并组织工人群众，使他们维护人民政府法令，树立新的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组织生产竞赛及其他生产运动；保护公共财产，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在私营企业中，推行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反对资方违背政府法令、妨害生产的行为，等等。

关于工会的经费，明确规定了四条来源：①工会会员按规定缴纳的会费；②各单位按全部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按月拨给工会经费；③工会举办事业的收入；④各级人民政府的补助。这样，使工会开展活动有了合法的经费保证。

7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学习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决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职工群众认真学习、实施，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工会法所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职责。

图26：1950年，李立三与蔡畅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颁布，在我国工运史上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意志，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工会组织在人民民主政权中的地位、作用。明确规定了工会应有的权利、职责和义务，从而为工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及工作，提供了法律保证和依据。从而，使各级工会组织形成全国网络，工人阶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国家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领导阶级的作用。同时，《工会法》对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的规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原则规定，对国际工人运动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劳动保险工作，也是李立三重新主持工会工作以后特别关心的问题，始终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

1948年，李立三在哈尔滨就主持起草了《东北国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草案)》，并就在公营企业中推行劳动保险制度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8月23日，中共中央回电表示：“你们可以试行。”11月12日，东北局对《劳动保险条例》(草案)进行了修，并将修改意见再次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于12月4日批复：

东北局并告李立三同志：

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布该条例的命令草案，均阅悉。中央同意这些文件，望即公布施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1日《工人日报》发表了《庆祝胜利 迎接胜利》社论，把“建立与充实工会劳动保险部门的工作机构”，列为当年工会工作的八项任务之一。

在1月28日召开的全国搬运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解决搬运工人残疾、伤亡等待遇问题的暂行办法》。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办法。

2月7日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议政府实行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险暂行办法。

在李立三主持下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10月30日政务院公布了这个(草案)，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

10月31日，全总发出《关于发动广大工人群众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的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有计划地在每个工会小组中作一次详细的讨论和解释，使每个工人都能了解条例的意义和内容。把意见征集回来后，李立三主持写出修改草案，并于12月11日亲自写信向周恩来总理请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几时开会？劳动保险条例恐怕要提交去讨论一下，因在政务院公布草案的决定上说过‘准备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公布施行’。请考虑示知。”

第五部分东山再起的辉煌(15)

1951年1月2日，政务院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若­干­修改的决定》。

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指导与督促实施劳动保险的指示》。

2月23日再次提交政务院第73次政务会议讨论，李立三在会上作了修改说明。会议通过后，26日由政务院公布，3月1日起试行生效。

《条例》共7章34条，明确提出了对职工的生、老、病、死、伤、残实行保险，具体规定了劳动保险的实施范围、劳动保险金的征集与保管、劳保待遇和费用开支标准、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与监督。其中包括因工负伤、残疾、工人职员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职工养老、职工生育、集体劳动保险等各种待遇都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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