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七月六日的这个午后，天气酷热，热得发疯。今天是星期四。这几年来我一直受不了炎热，虽然我穿着极薄的蓝衬衫、白裤子和白色轻便鞋。我身上大汗淋漓，没穿袜子。我突然感到乏力头晕，但我知道，这只是因为炎热，我得呆在这里，直到约我来这里的那个人露面。我眺望大海，肯定有三十几艘游艇，其中有相当大的，它们全泊在这里。除了法国国旗之外，船上还挂着美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意大利的、瑞士的和比利时的国旗，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克劳德和帕斯卡勒正在登上小船，它横停在他们的游艇旁。一架梯子从游艇的甲板伸下来通向小船。那条狗还在甲板上。它激动地来回跑动。一丝风都没有。我右转身，越过大海眺望那缤纷的港口和胡安派恩斯的房屋。还有，在远方大海湾里，透过骄阳的雾峦，我依稀看到纳的老港口、新港口的康托码头、十字架路两侧的棕榈树和树后的一座座白色酒店，整个城市及其建筑物、别墅和坐落在通向戛纳上城区山坡上的大花园里的“豪华住宅楼”，但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右边，在戛纳东侧，是加利福尼亚区，昂热拉住在那里。我无法辨认单一的建筑，但我还是想，我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家、我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因为昂热拉和她的房子是我如今可以称做我自己的一切，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一切。这一切和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我现在还需要的东西，就要来了。
“美貌的女士！”马赛尔说。它的纽扣眼睛乌溜溜、亮闪闪，盯着昂热拉，我也看着昂热拉。她不仅漂亮。她是我所见过的最靓丽的女子。她的头发红得发亮，她的脸瘦削柔弱，脸上生着一对棕色的大眼睛。昂热拉·黛尔菲娅跟我一样高，三十四岁。我四十八岁。这最初曾经让我非常苦恼和担心。现在它微不足道了。现在一切都美妙无比。昂热拉身段窈窕。昂热拉身上的一切都完美无瑕，我爱她身上的一切，那绵软、柔嫩的嘴和微翘的唇，那小小的耳朵，鼻子，她的Ru房，她的身体，她的修长的腿。只要有可能，昂热拉总是呆在室外，这样她的皮肤就总是散发着清新空气和太阳的芳香，太阳晒得这身皮肤到处都黑黝黝的。昂热拉穿着条白裤子，裤脚管很大，其它部位跟我的一样很紧，另加一件款式令人咋舌的白毛衣。它没有袖子，紧绷在身上，图案上延，直到前翻的衣领。毛衣后面开口很深，露出昂热拉棕色的背部。腋窝底下，腰身从两边收向中间。昂热拉的漆皮鞋后跟宽而粗笨，白色贴皮上有两只蓝色小锚的符号。她一点也没化妆，身上没有一点香水味，这正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丝毫不做作。她的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斜切面包形状的结婚戒指。
“已经两点过三分了，”昂热拉说，“那人迟到了。”
“是的，”我说，“但是他会来。他肯定会来。他必须来。是勃兰登伯格亲自通知我的。勃兰登伯格亲自为我用密码译了新的指示，让那人带来钱，好让我付给我的线人。”
“你为什么偏要在这里约见那人？”
“这我对你讲过，昂热拉。在已经发生过那一切之后，我们要避免任何冒险。这里，在光天化日之下，那边有许多人，不可能作案。勃兰登伯格想稳妥无误。我也是。我不愿我会像其他人一样出什么事。”
“噢，上帝啊，”昂热拉说，“假如你还是出了事……如果你死去，我也去死。这听起来很感人吧？不过你知道，这是真的。”
“是的，”我说，“我知道。”
“我没有你就没法活。”
“我没有你也没法活。”我回答，茫然地想着我们俩刚刚讲的话，想没有我生活对于昂热拉将会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她真会像她讲的那样做吗？我希望不是这样。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以防她没有我也得继续活下去。
“这人带给您很多钱吗？”昂热拉问。
“是的，”我说，“很多钱。那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要价很高。”这下我又在骗她了。我别无选择。永远不能让昂热拉获知在马赛尔的鸟笼前这次约会的真相。我确实是约了一个男人在此碰头，但他不是我的上司派来的信使，噢，不是的。他将带钱来，这个男人，噢，是很多的钱。这才是开始，还会更多，越来越多，源源不断。我是这么要求的。我不再是两个月前的那个我了。面对流氓，我自己也成了个流氓。昂热拉对此一无所觉。我现在跟那些人一样了，这我无所谓。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我只还在乎一个人——昂热拉。
我从没像爱她这样爱过别的女人。她也从没像爱我这样爱过哪个男人。这份报告应该是对一位我挚爱的女人的生命保险。因此，我现在也祈求上帝，让我还能将我经历过的一切写完。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到。只是个时间问题。
“万一这人出了什么事呢？”昂热拉问。
“他没出什么事，”我说，“他会来的，他肯定会来。这我们大可放心。”但由于我担心会失去自制，就抖抖索索地从我的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我不能吸烟，可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现在，在我得知了最后的真相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做。我想，这是最后的真相的愉快之处。烟钻错了喉咙，我咳嗽。
“吸烟过多。”马赛尔说。
“他说得对。”昂热拉说。
“这是我今天的头一支烟。”我说。管它第几支呢，无所谓，我想。
“你向我保证过，再也不吸烟了。”昂热拉说。
我把烟扔到红土上，踩熄它。
“谢谢。”昂热拉说。她单臂搂住我的肩。单是我们的接触就让我愉快，让我忘记一切，过去、现在甚至等待着我的将来都如此。
“这下特拉博夫妻来了。”昂热拉说。“沙利马”的小船果然划出一个大弧接近码头了。我想，有个不准时的使者真是幸运，因为我请求过克劳德·特拉博，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偷Pāi几张这位信使和我的照片。克劳德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机，我想要我正在等候的那家伙的照片，他、我和交钱时的照片。一切顺利，我想。
我们脚下，一只摩托艇载着三个穿着白袍的僧人突突地开走了。我认识他们。他们住在圣火奴拉特岛上的齐斯特教堂里。另一个圣玛格丽特岛更小。两个岛距陆地都不足一公里。昂热拉也认识这些僧人，我们到过他们的岛上。她招手，三个僧人一齐挥手回答。他们酿制一种名叫“莱丽娜”的甜酒。
“这些僧人是将‘莱丽娜’送到‘岩石乐园’来的。”昂热拉说，“他们总是送到那里去。”
我目送着摩托艇，继续透过琥珀式的太阳光泽眺望远方非常模糊的戛纳。昂热拉望着我，然后她也顺着我看的方向望去。
“咱们一返回就马上回家。”昂热拉说。
“那当然。”我说，“回家吧。”
“你非常想回家，是不是？”
“非常想，是的。”
“不像我想得这么厉害。”昂热拉说，“一大早感觉有你在身旁，真是太美了。你也一样吗？”
“同样美。”
“我要让你始终感到美妙，罗伯特。”
“我也要让你这样。”
“我又想感觉你了。”她说，“咱们一回去，咱们就又要发疯了。”
“对。”我说，“然后咱们就谈心，放唱片，收听最后一道电视新闻，继续谈下去，像往常那样，直到天亮。”
载着特拉博夫妇和他们的狗的小船现在已经很近了。
昂热拉说；“如果咱们讲累了，如果咱们当中一个人睡着了，另一个就得马上唤醒对方。我唤醒你，你唤醒我。别忘了，咱们相互许诺过。”
“我会唤醒你的，昂热拉，我已经经常这么做了。”
“我唤醒你。”她说，“咱们不能睡得太多。咱们睡时相互听不见，相互看不见，也相互感觉不到。”
“不，”我说，“咱们真的只能睡一会儿。”
“睡觉，这就像死了一样。”昂热拉说，“人们对待他们的时间的样子，往往就像他们有永恒的生命似的。没人知道他还剩有多少时间——一年，五年，一分钟。”
“这是我对你讲的。”
“我相信。”昂热拉说，“我想跟你白头偕老，罗伯特。咱们绝对不可以在吵过之后未和好就睡熟。如果咱们有一天争吵……”
“咱们永远不会这样！”
“也许会，”她说，“不是争什么大事，是为芝麻大的小事。如果咱们为这么一点小事争执，那咱们一定得先和好再睡着。”
“一定。”我说。
“噢，罗伯特，”昂热拉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是一个奇迹，每晚每夜都是。每一次拥抱。你的每一个目光。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我在你身旁走的每一步。有你躺在我身旁，每一个早晨对于我都是一个奇迹。”
“现在将永远这样，”我说，“对于你对于我，只要我们在呼吸，只要我们活着。”
“对，罗伯特。”昂热拉说。
“这是天堂。”马赛尔说。
这回它说对了。这是天堂，是我和昂热拉的。她吻我的脸。
“幸福绅士。”马赛尔说。
这是说我。这他也说得对。八个星期以来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尽管有一切。或者正因为如此。昂热拉从我身旁走开，望向特拉搏夫妇，他们刚好从小船里跨上岩石台阶。我对她说：“我爱你，如果我此时此刻必须死去，我就是最幸福的……”
这句话我没讲完。有什么东西威力可怕地击中了我的背部，在左肩下方。我向前仆倒，倒在红土上。这是一颗子弹，我想。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但是我没听到射击的震动声。
我还知道，我听到昂热拉喊叫，但是我不理解她喊什么。我知道，我在想：这一下我不能给台阶旁的那位老翁十法郎了。奇怪的是我感觉不到疼，一点也感觉不到。我只是再也动弹不得，发不出声来。现在除了昂热拉的声音，我还听到其它许多声音，高高的、吓坏了的声音。后来，我四周突然一片漆黑，我有一种跌倒的感觉，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跌进一个无底的漩涡。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想：原来这就是死亡。
这是开始。
我又苏醒过几次，虽然不是完全清醒。当我睁开眼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昂热拉的棕色眼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们。昂热拉在讲话。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脸，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她，因为有什么在非常大声地嗡嗡响。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那是一架直升机的旋翼。我们在飞行。直升机在颤动。我躺在一只担架上，被缚得紧紧的。我身旁的一个男人高举着一只瓶子。瓶子上Сhā着一根管子。它一直通到我的右臂肘。那里有一根针Сhā在肉里。昂热拉面容憔悴，泪流满面，红头发披散在她的额头上。我想讲点什么，但是我讲不出来。她跪下来，把她的嘴贴在我的耳朵上，这下我理解她了。她语无伦次，啜泣着喊：“求你，求你，求求你了，罗伯特，你别死！你若不想死，就不会死。请别放弃。别放弃！求你，求你，求求你了。你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么做。我是你的妻子，我如此爱你，罗伯特！别放弃，想想咱们还想做的一切吧，想想咱们的新生活吧，它可才刚刚开始呢。你想想，行吗？你想想吧！”
我想点头，但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头略微动了动。然后我累坏了，不得不合上眼睛。这一下，就像万花筒一样，我经历了色彩、声音和图像的纷呈。一切都相互交融，颜色、图像和声音，一切都浮游而过。红的，红得似火。我的妻子卡琳，那张漂亮的脸扭歪了，她声音尖锐：“你这可怜的胆小鬼！你这混蛋！你这下流的禽兽！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逃脱过去了。可是你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惩罚的。你这虐待狂！你这灵魂虐待狂！你这魔鬼！我让你作呕，是不是？说啊，说啊，说我叫你作呕啊！”那红彤彤跟银色和金色的黏状物交错。那个意大利女人就躺在那里，胸口Сhā着一把刀。它漂走了。那是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的猪眼睛和肥宽的下颚，衬衫袖子上卷，嗓门粗大。“你觉得太多了吗？罗伯特？这工作让你不能胜任吗？你是不想再做，还是不能再做了？”猪。猪猡。金色，现在一切都是金色的。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我劳碌一生，跟每个人一样有权享受幸福。是的，但要以另一个人为代价吗？蓝色流进金色，蓝色和深邃的幽黑。“这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罪行，因为它不会受到任何惩罚，没有谁会受到惩罚。七百亿美金，卢卡斯先生，七百亿美金！我们陷进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什么办法也没有。”讲这话的人是丹尼尔·弗里瑟，汹涌的蓝色，联邦财政部的弗里瑟。“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是谁讲的？这话是药店里的老太太讲的。她胆怯地微笑着，希望渺茫。蓝色和银色，银色，橙色和绿色，黏状物和纱巾。旋翼轰鸣。昂热拉的眼睛，其大无比，我看着它们里面。缓慢的音乐。昂热拉和我在阶梯式饭店“棕榈海滩”的平台上起舞。其他的所有跳舞者都退回去了。美国国旗旁边是法国国旗。橙色更深了。所有的颜色骤然爆炸，化成星星、转轮和喷泉。一只爆竹！它的光焰映照出浴室里的那个男人，吊死了。色彩跳动，跳向我合拢的眼皮，全部一拥而上。这是谁？这是我。烂醉如泥，躺在一位黑发女郎身旁，她嘴上有一道开裂的伤口。她一丝不挂，我们在她的床上打滚。谁……谁……噢，杰茜，那个妓汝！现在成了绿色，各种各样的绿。两个家伙痛打我，一人抓着我，另一个人挥拳击打我的下体，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我跌倒，我跌倒。扶住我，昂热拉，请你扶住我！但那不是昂热拉，那是那个高大的黑女人。我沉陷在她里面，像沉陷在海绵里。我又一次失去了知觉。我还有三十二分钟可活。
我又清醒过来，突然置身于一座花的海洋里。白色的茉莉花，九重葛红色、紫罗兰色和橙色的花蕾，蓝色、白色、红色和紫色的矮牵牛，红色的唐菖蒲，法兰西菊，白的和黄的……这是昂热拉的花海，她的屋顶花园。各种颜色的小玫瑰……它们名叫“惊玫”。还有丁香。不，不是丁香！丁香招致不幸。昂热拉厨房里的凳子。她煮饭，我坐在凳子上，望着她。我们俩都一丝不挂，因为天热，热极了，我感到我的额头在冒汗。我额上的毛巾，汗没了。旋翼轰鸣。现在全是黄|色，黄灿灿的。“什么都在涨价。钱怎么了？我真不理解，先生！”药店里的老妪。“但总得有个人理解它！”对，这话也对。数百万人不能理解，只有少数人知情。脸孔漂浮而去。紫色中的醉酒的约翰·基尔伍德。打高尔夫球的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玫瑰红色的陀螺里迅速旋转。面无表倩的加柯摩·法比安坐在轮盘赌台旁，白如油脂。僵硬的希尔德·赫尔曼坐在一张洛可可大床上，这下一切又都成金色了。这不幸怎么会发生的，先生？为什么？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布莱希特写的。共产党。全是维利·勃兰特的责任。他也是个共产党。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都是共产党。《明镜报》是一家共产党的报纸！您也是共产党吗，卢卡斯先生？许多声音交杂，像颜色一样。现在一切都在旋转，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些声音，那些形象。我们的饭馆——“黄金时代”。粉成白色的四壁。低矮。陈旧。尼古拉，那位侍者，把肉推进一只敞开的圆炉子里。他的围裙是红的，他的衬衫是白的。十字架路旁的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的分店。让·凯马尔和他的妻子。她冲我们微笑，昂热拉和我。有什么在闪光。那只结婚戒指！一切突然都闪亮起来。我跟昂热拉在她的住房的平台上，在戛纳上方。艾斯特莱尔山脚下的城市、船只和街道的数千灯光。数不胜数的灯，红的、白的和蓝的。我们Zuo爱，昂热拉和我。我们是一体，我们感觉到我们俩还从没感觉过的东西。谁在那儿呻吟。我。那是我。棕色和黄|色。博卡的拉齐亚。一支冲锋枪在猛扫。又是蓝色。“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现在我暂时听到旋翼非常嘈杂。灰色，灰色，全是灰色。吊车从旧码头的水里拽出一辆雪铁龙车。方向盘后坐着阿兰·达侬，早死了，额头上有个小洞，碎裂的后脑上有个大洞。金色和红色。红色和金色。当代最大的罪行——没有和解，不可和解，它是如此之大，跟它相比再没有罪行了。一切非常、非常大的事，都是不可理喻、无法惩罚的……蓝色。神奇的蓝色。昂热拉和我在一尊黑色的圣母像前点燃一支蜡烛。昂热拉祈祷，她的唇无声地蠕动。那位年轻的牧师，他骑着摩托车开走了，穿着他的长袍，行李架上驮着一篮蔬菜。一切全是红的，红的，红的。赫尔曼的宫殿。盘旋的雷达屏幕。运行中的大型计算机，显示屏上光线闪烁。骗到手，转销，卖出，利润大得笑死人。谁在那里笑？谁？柔和的樱桃玫瑰。“康托港俱乐部”里的酒吧。昂热拉为我一展歌喉。《随风而去》，德文歌词是：“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
一
“周末英国要放开英镑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至今英镑都只是在官方范围内交易，但这一界限早已跟英镑的实际价值不合了，要加入欧共体了。现在伦敦聪明地放开了英镑，好在浮动中找到真正的价值，为加入欧共体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
“这是不是讲，英镑会贬值呢？”
“当然，”勃兰登伯格说，“而且我听说是要贬百分之八。”
“听谁说？”
“我有我的人。”
“不，你到底从哪儿听说这放开的事的？这种事一向都是在周末做，今天才星期五。”我说。这一天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星期五，此刻是早晨九点刚过一会儿。杜塞尔多夫淫雨霏霏，劲风飕飕。今天天气晴朗不起来了，凉丝丝的，对这个季节来讲几乎太凉了。“既然他们周末放开英镑，你怎么今天就知道了？”我问，“这种事没人事先知道。”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我对你讲过，我在伦敦有人。”
“那必定是非同寻常的人物。”
“他们是非同寻常。花了我一大笔钱。但我必须知道它。我得什么都先于他人知道。公司会对我感恩戴德。你以为，我们在伦敦的分公司今天会干什么呀！不然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啊！我可以为这信息支付三倍的钱。十倍的钱！无所谓。董事会里的人高兴。”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我说。
“我知道。”勃兰登伯格说，继续咀嚼一支哈瓦那粗雪茄，那样子令人倒胃。他只是中等身高，矮而敦实，头颅硕大，光秃秃的。这个头架在他肩上，就像一颗色子，那么笨拙，那么肥宽。几乎一点也看不到脖子。勃兰登伯格颚骨厚大，鼻子肉嘟嘟的，小眼睛灵活狡黠。猪眼睛。他在办公室里基本上不穿西服的上装，衬衫袖子高高挽起。他爱穿彩色条纹的衬衫，尤其是紫色和绿色的，从来不穿白衬衫。他的领带不时髦，皱巴巴的，有些甚至抽丝了。他不注重外表。他穿着同一件皱巴巴的休闲服跑来跑去，连续数星期不换。他的鞋也常是破破旧旧的。他吃起来像一头猪。看他吃饭是一种折磨。他大嚼大咽，碎片从他嘴里掉落。他舔个不停，舔台布和餐巾布。他多数时候手指甲太长不干净。他是我所认识的最不修边幅、最聪明的男人，六十一岁，未婚，他真是我们公司的无价之宝。
勃兰登伯格是损失保险部的负责人。环球保险公司大厦坐落在柏林大街上，他的办公室在八楼。环球保险公司不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但肯定是最大的几家之一。我们保险一切，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命、汽车、飞机、轮船、电影产品、地产、首饰、人、人的一部分、Ru房、眼睛、女演员们的腿——没有什么我们不保的东西。但还是有。对，有一次我惊愕地发现，我们不保险男性生植器。女性的生植器官是保险的，但不保荫茎。当然，我们对性无能提供保险，但不保险荫茎受到伤害或失去。这非常罕见。我到处打听过，没人能解释。
环球保险公司总公司在杜塞尔多夫，在比利时、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葡萄牙、瑞士和西班牙设有分公司，在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日本、哥伦比亚、墨西哥、新西兰、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美国和委内瑞拉设有办事处。根据它最近一次公布的账目，资产负债表总计为一百二十亿马克，拥有三亿马克的资产和储备。杜塞尔多夫总公司有员工两千五百名左右。全世界有三万人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十九年来我一直在损失保险部工作。
损失保险当然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邋遢的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他跟我一样，职业上是个律师。他是公司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如果发生了一例损害案，只要它略有一点讳莫如深，勃兰登伯格就会Сhā手。此人嗅觉灵敏。他顶风一百米就能嗅出是否有什么不对头，是否散发出欺骗或罪行的浊气。他是环球保险公司里最不信任、最多疑的人。他什么也不信，谁也不信。对于他来说，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有罪的，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无辜。或者是等我们证明出他们有罪。我们总共是四十多人，内有律师、前警官，全都效劳于勃兰登柏格。当他那肥嘟嘟的鼻子作痒，他嗅出了蹊跷时，他就将他们派出去。他喜欢人家叫他“血犬”。他对这种表达感到骄傲。多年来，他的怀疑给环球保险公司节约了一大笔钱。虽然收入丰厚，这个未婚男人却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他一生都住在旅馆里，憎恨那种有自己的住处或干脆有一幢自己的房子的想法。他对爆玉米花有着无法遏止的嗜欲。他总是随身带着满满的袋子。一袋袋堆在办公桌上。勃兰登伯格不停地大声咀嚼。他所坐所站的地方都落满了碎屑。他每天抽十到十五支哈瓦那雪茄，厉害的家伙。他憎恨每一种形式的肉体努力。十分钟的路程他也会叫车。他没有女友，没有爱好，只有他的职业——日日夜夜。有无数次，他一大早就打电话把我从床上叫醒，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谈一桩案子。这人似乎不需要睡眠。早晨八点钟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它看上去跟他本人一样令人倒胃，被爆玉米花弄得乱糟糟的，上面铺满纸张，纸张上散着烟屑和茶渍。子夜之前这人从不回家。除非例外，最早也要到子夜。这就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
“谁要是现在有很多钱，就可以炒英镑获得厚利。”邋遢鬼勃兰登伯格说。烟灰落到他的领带上，他一点也没觉察。他的下巴上粘着一块早餐时的红果酱。
“你不是有很多钱吗？”我说。
“我是个穷人。”他说。这是他的一贯伎俩。他没完没了地哭穷，这个家伙，就我所知，他的月收入为一万八千马克。他拿钱干什么了，我从没问出来过。“另外，正经人不干这种事。”他边说边剔牙缝。
“可是公司做。”
“那当然。”他说，说完就不出声了，怏怏不乐地盯着剔牙的成果，又咬嚼他的哈瓦那雪茄。这持续了也许两分钟。
“听我说，”我说，“是你让人叫我来的。你说是一件要紧事，现在别睡着了。也许你该讲讲那件要紧事换换口味吧。”
他将手指上的东西弹进房间，抬头望着我，嘴里咬着雪茄说：
“赫伯特·赫尔曼死了。”
“不可能！”我说。
“就是死了。”他说。
“可他还十分健康。”
“他是十分健康地死去的，只是非常突兀。”
“事故？”
“也许吧，”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也许不是。”
“见鬼，古斯塔夫，讲吧！别让我发疯！”我找香烟。当我点着一支时，他有点兴奋起来。
“也许是自杀。”他说，将一大把爆玉米花扔进嘴里。其中有几粒又掉了出来，因为他讲话时嘴里总是包得满满的。“要是那样就好了，自杀。这将是最理想的。那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谁付？”
“算在‘月华’的损失费上。”
“谁是‘月华’？”
“这是他的游艇。”古斯塔夫说，“在我们这儿上了保险。”
“多高？”
“一千五百万。”
“好极了，”我说，“太好了。”
“保的是船上起火、浪中沉没、各种损坏，包括形形式式的爆炸、海盗、触礁、撞船，各种形式的破坏或外来损害。只是没有保自毁。只是没保赫尔曼先生自己跟他的‘月华’一起升天。”
“啊哈。”我说。
“是的，”他说，“这没有。”他重新从小袋子里将爆玉米花倒在他的手上，“你也要点儿吗？”
“不，谢谢。这么说那游艇毁掉了？”
“全毁了。他在艇上。”古斯塔夫细嚼慢咽，然后又吸雪茄，“他从戛纳起航，上面还有其他人。总共十三个人。七名船上员工，赫尔曼，两对夫妻，另外还有一个人。它从科西嘉返回。昨天上午发生的，在戛纳和科西嘉之间爆炸了。我跟戛纳负责这种事的部门通过电话了。当这个消息通过德国新闻社传来时，我还在，是凌晨一点钟左右。昨天是基督升天节。赫尔曼给自己找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日子升到那天上去。游客来来往往。”
在低一层楼的新闻中心有德国新闻社和另一家国际联合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我们是这两家新闻社的长期用户。
“戛纳的水上警察有个很长的名字，”他望着一张脏兮兮的纸条，“‘戛纳下城区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在旧码头，总部在尼斯。但是下城区调查此案。你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不对？”
“对。”我说，我也能流利地讲英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我的法语糟透了。但是，我至少听懂了：上司去美国旅行了，他们称他为‘行政负责人’。他的代理跟一大群人赶到了出事地点。他叫路易·拉克洛斯。后来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那必定是一次威力无比的爆炸。船体碎片飞出去数百米远。只找到了一些头颅、腿、胳膊和手指。渔民们把它们从水里钓了上来。是啊，基督升天。”
“赫尔曼是不是拥有联邦共和国最大的私人银行？”我问。
“肯定是最大的之一。这人心地善良，处事稳重。也许，或许也不是。”
“此话怎讲？”
“英镑放开，罗伯特。因此我就由此着手了。我在法兰克福也打听到了一点消息。在银行家圈子里，让人到处打听。这些该死的银行家比任何该死的牡蛎还嘴紧。但有一件事我还是打听出来了：几天以来，赫尔曼魂不守舍。一个幽灵，有一个人讲。上星期，星期三，他突然飞去了戛纳，据说看上去像死神一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令他如此惴惴不安。”
“什么事？你是说，他也得知了英镑放开的事？”
“他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通过无休止的罢工和发生的一切，他能算计到。也许他算计错了。也许他害怕，如果英镑现在贬值，会输得头破血流。”
“赫尔曼这么一个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输的。”
“你这么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可以炫耀的人物，联邦共和国银行家的佼佼者，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抢眼人物。”这是对的。赫伯特·赫尔曼在国际上享有模范银行家的一流声誉。“好吧，要是他拿英镑做了一桩肮脏交易呢？别这么看着我！他们全都干肮脏事。有些人，像赫尔曼，只不过没让逮住而已。现在也许是逮住他了。他玷污了他的马甲，那美丽的白马甲。”古斯塔夫讲话时喷出的爆米花弄脏了他的衣服。他弄脏了他的紫色和橙色条纹的难看的衬衫。“那就意味着他完了，是不是？”
“嗯。”
“别‘嗯’。他完了，对极了！这人神经过敏，讲话结巴，好头晕，飞走前处于一种极度的不安状态。”
“这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以为我昨天夜里睡大觉来着？你不清楚，小雇员们都能讲什么，根本不必花太多的钱贿赂。”
“可他在戛纳想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里有一幢房子，这你和我一样知道。他的妹妹常住在那里。那位钻石希尔德。我牙齿间老是塞东西。”古斯塔夫又将一根手指伸进嘴里。我就着我的烟ρi股重新点燃了一支。
“他总不至于去他妹妹那里痛哭一场吧。”我说，“你老剔牙齿真令人恶心。”
“是吗？那又怎样？要是这样的话，你别看好了。他去那里当然不光是痛哭一场。”
“那是为什么？”
“我不清楚。我告诉你，这事情臭烘烘。我不仅仅是嗅到，我在尿里就感觉到。”
“如果他想自杀，他会坐上他的游艇，驶往科西嘉，带上客人——一起去死吗？”
“正因为如此才不像是自杀。”
“不顾廉耻。”
“什么？”
“自己想完蛋，却让其他十二人也一道跟着上大。”
“哪位银行家能靠廉耻做生意？另外，除了他之外，丧生的不是十二个人，而是十一个人。”
“可你讲过，船上有十三个人。”
“我是讲去的时候。返回时只有十二个人。”
“那第十三个人在哪里呢？”
“那第十三个是个女人。”
“那女人在哪儿？”
“留在了科西嘉。”古斯塔夫在纸张里翻找，“她名叫黛尔菲娅。昂热拉·黛尔菲娅。”
“这位黛尔菲娅为何留在了科西嘉？”
“我不清楚。我已经全订好了，飞机票，酒店房间。你住‘庄严’酒店。你在十四点三十分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经由巴黎，十七点四十五分你就到达尼斯了。”
“要我……”
“你说说，你当我是个傻瓜吗？不然的话我干吗要告诉你这些？当然是要你去。你已经跟船打过两回交道。休息十四天可是足够了。或者你想呆在你那甜蜜的小女人身旁？”
他将那装有飞机票的小簿子从办公桌上推给我。所有这些预订都是通过一家旅行社办理的，环球保险公司从没公开预订过或者买过一张旅行票证。谁也用不着知道飞走、到达和住下来的那个人是谁。
我说：“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调查此事。”
他当然知道这个。您瞧，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位独立的专家受警方委托开始侦查。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理所当然可以跟着这位专家进行他的调查。
“法国人已经安排了一位专家，前海军军官。你会认识他的。你干吗这么盯着我？”这位专横的大胖子忽然狡猾起来了。他的猪眼睛眯细了。我非常了解他。他就是这样。“你是不想，还是不能，罗伯特？你无法对付吗？这工作超出了你的能力吗？你再也不能胜任了吗？要我把你换去干内勤吗？或者你纯粹是干腻了？你干这个已经十九年。时间很长了。你若是干腻了，可以理解。”
这我当然不能容忍。我痛苦极了，强迫自己演戏。我佯装吃惊地说：“不是，你瞧瞧，有效果了！”
“呃？”古斯塔夫茫然地问。
“我给了一位老巫师很多钱，让他把你变成一只难看的癞蛤蟆。他果真做成了！”
“哈，”古斯塔夫说，“哈哈，不劳你费心。”他畏亵地、假装亲热地向我俯过身来，当场报复了我，压低声音说，“你看上去面无血色。你说说，罗伯特，你总不会是病了吧？”
我的大脑里警钟尖鸣。
猪。猪猡。你控制着我，控制得紧紧的。你知道可以如何抓牢我。我四十八岁，是你的手下中最老的一位。我给你解决了许多案子，使得环球保险公司不必付钱。但是这不管用。付过我钱了。付了高薪，付了很高的薪水。但是我，尤其是最近，也弄糟了几件案子。你说，猪猡。这里没什么好弄糟的，我们只需要付钱就行了！可一旦发生了这种事，错的就总是派出去的那个人，你这个倒霉鬼！
“你要是真的感觉不太好，我当然尊重，罗伯特。那我至少还可以派贝特朗或霍尔格去。你比这两个人加起来都能干，因此我要你去。可是，如果你讲，你不能……”
“我能！”生存的恐惧在我心里蹿升。贝特朗·霍尔格，所有的其他人。比我年轻，比我精力充沛。跟他们相比我已经是个老人了。如果我真的承认我多么不舒服，请求把此案交给其他人呢？古斯塔夫是我的朋友，他总这么讲。我的好朋友，他强调说。好朋友，狗屁！我的好朋友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会冷冰冰地、无动于衷地给经理室写他的报告，建议把我解雇。
那位顾问大夫呢？
这席谈话后我还得去找我们的顾问大夫。今天是每年的例行体检日。几个月以来，许多个月以来，这一体检就令我惶惶不安。因为大夫当然会诊断出我怎么了。
然后呢？然后呢？
对此我苦思冥想了许久。只有一条出路：扯谎。全盘否认。我是健康的。大夫完全误解了他所发现的、必然会发现的症状。我没有疼痛，压根儿没有，不！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他们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但愿不能，伟大的上帝。如果大夫还是坚持他的观点，说我病了呢？如果他们尽管如此还是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呢？
这会让古斯塔夫心碎，我想。这条狗，他拿他的手下像橙子似的榨。当他们空了、坏了和挤光了之后，就把他们扔掉，扔掉，扔掉，只想甩掉他们！
“我没病。”我说。
“我很高兴。真的，罗伯特，这让我很高兴。不管怎么说，你面色难看。你怎么了？不安？”
我沉默。
“家里的事？”
“嗯。”
“卡琳？”
“嗯。”
“卡琳怎么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只不过是老一套。”
“今天夜里你又喊叫了。”我妻子说。
“我夜夜喊叫。”我说。
“但不像今夜这么高声。”我妻子卡琳说，“今天夜里是那么厉害，我都想过来喊醒你了，因为哈特维希夫妇肯定又听到了。有可能连塔勒尔夫妇和诺特巴赫夫妇都听到了。”这是我们这幢楼里的邻居，分别住在我们楼上和楼下。“这种喊叫令我毛骨悚然，你就不能理解吗？”卡琳说。这是一个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我们坐在早饭桌旁，卡琳手拿一小块面包，边讲边涂黄油。她早饭吃得很多，喝浓咖啡。我啥都不吃，只喝茶。“太可怕了，因为哈特维希夫人总是要我注意那些喊叫声。她不停地问，你会不会是病了。早就没有人相信噩梦了。他们全都相信，你病得很重。在大脑里。哈特维希夫人昨天说，你得去看心理大夫。你以为我听了会怎么想？”
“是啊，这对你一定很严重。”我说，喝茶。卡琳满嘴含着食物说：“我也相信，你得去看看大夫。去看一位心理大夫。一个男人夜夜在睡眠中喊叫，整整两年了，这不正常。哈特维希夫人说，这不正常。你出门在外也这样吗——在酒店里？”
“我不清楚，”我说，点燃一支烟，“我想不是吧。”
“那就是说光是在我身边，光是当你在家时。”我妻子说。
我一声不吭。
“我丈夫在我身边喊叫。外出时，当他把随便一个表子拉上床时，他从不喊叫。那就是我有错了。我总是有错。什么都是我错。你这可怜的人儿。我会让你进疯人院，是不是？跟我一起非常可怕，是吗？我令你作呕，对吧？说呀，说呀，说我令你作呕。”
我一声不吭。
“你还是胆小啊，”卡琳说，“从事一种放荡的职业，满世界游荡，让他的妻子数月之久独守空房，回到家后，看都不看她，不再跟她说说话，也不听她讲话。你在听我讲吗？”
我一声不吭。
“你这头猪，”卡琳说，“十年之后你烦我了，是不是？什么叫十年以后？两年来你没再跟我睡过觉。外出或回家时，你不拥抱我。我想吻你时，你就把头转开。我的吻令你恶心。说呀，说它令你恶心。”
我一声不吭。
“说啊，你这可怜的胆小鬼！”卡琳喊道。
我一声不吭。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躲过去，可你搞错了。上帝会惩罚你，是的，他会的。”她这下讲起话来又十分平静了，“你这禽兽。你这下流的禽兽，对，你就是这样。外表上假装殷勤。”卡琳说，敲破蛋头，“夫人们的情人。一个个都为你着迷了。您有个多么迷人的丈夫啊，卢卡斯夫人。上帝，您丈夫多可爱啊，卢卡斯夫人。哎呀，您一定很幸福，卢卡斯夫人。您丈夫的职业多么有趣啊。我怎么回答？是的，我幸福。他真的很迷人，我的丈夫。他有魅力，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这些女人要是知道就好了！要是她们像我认识你这样认识你就好了。没有面具。真实的罗伯特·卢卡斯。你这个虐待狂。这个心灵虐待狂。这个一有可能就欺骗和伤害妻子的男人。但愿她们认识到藏在你体内的魔鬼。你听见我讲什么了吗，罗伯特？”
“是的。”我说。
“光讲是的，是的。别的就再也无话好讲了？跟表子们在一起你一定口若悬河。自打两年来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温柔，没有好话，没有抚摸。当我们结婚时，你还挣不到这么多时，你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让我迷恋上你，以你在床上的能干令我发疯，以你那令人恶心的性倒错。那时你能说会道。你多么能说会道啊。爱情！我的上帝，你那时是怎么爱我啊！”
她拿勺挖蛋，唠唠叨叨。我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晨服，金黄|色的头发上扎着一块头巾。好久以来，卡琳在家里一直穿晨服。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她脸孔漂亮，身材略显丰满，它曾经非常刺激我。她的眼睛灰色，乜斜着，整张脸有些猫的样子。鼻子娇小，嘴也一样，嘴唇红艳艳的。卡琳眉毛修长，为此她非常骄傲。她的发型短短的，紧贴在头上。她三十八岁，但是脸上没有皱纹，一条也没有，额头上也没有，笑的时候眼角也没有。可是她很少笑，在我面前早就不笑了。常有人跟我讲，卡琳那有点像布娃娃的俊脸上没有一条皱纹。布娃娃也没有皱纹。卡琳比我年轻十岁，她花数小时化妆，往脸上搽膏脂，让它变得更滑润。她的一直这么年轻的脸和一直这么年轻的身体也非常叫她骄傲。她常去洗桑拿，一个按摩师每周来家里两趟。
这是一套非常漂亮的房子，在一幢非常安静漂亮的大楼里，每层楼只有两家租户。实际上这房子给两个人住太大了。里面有许多令我眷恋多年的东西，我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比如说我广泛收藏的画。那些珍贵的古董家具。那些大毯子。中国花瓶。客厅里的威尼斯镜子。客厅里的壁炉。橱柜里放着我从旅途中带回家的许多珍稀物品。我收藏的唱片和音响设备。我的图书室，里面的书墙直达到屋顶。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写字台。我的文艺复兴风格的精雕细刻的高靠背椅。写字台上的东西：石头里的一只昆虫，是在科孕发现的。幸运神像，象牙雕刻，来自新加坡。一根曼德拉草，是在一座芬兰的森林里找到的。火奴鲁鲁附近太平洋里的一只贝壳。银色的高烛台。我们的美丽的英国餐具。我收藏的大量登喜路和萨维奈利烟斗。现在我不再吸烟斗，只抽香烟了。安装在一只柜子里的小酒吧。桌子上电话机旁的西西里亚的小马。它是那么花花绿绿，那么娇小，红色的马鬃，白色的丝绳，紫色的马鞍，用作马鬃和马尾的丝绒，以及许多叮当作响的小金属片。它拉着一辆双轮小车，这只玩具小马……
我们的客厅非常大。有一块地方高出两级台阶。我们将高出的那一块布置成了吃饭间。可折叠的桌子，椅子，罩着绿色和银色的布套。桌子可坐十二个人。只有我们俩时，卡琳只摆一个角。我们总是在这里吃早饭。我也曾经爱过这个早饭位置，像爱我家里的许多东西一样。现在我什么都不再喜欢了，一切我都无所谓了。只有我的象和那只西西里亚的小马除外。我还喜欢这些东西。如果人家把它们从我身边拿走，我不会长时间地为它们伤心。我伤心另外的事情。没人能把这些东西从我身边拿走。可惜。
卡琳的晨服开口很大，Ru房露出许多。她有漂亮的Ru房，展服底下什么也没穿。我是十四天前从香港回来的，离开了两个月。卡琳虽有满腹怀疑，但还是期待着温柔的、小小的礼物，期待我讲讲我在香港办的案子的情况。这是非常自然的，如果我给了她温柔，带了礼物，讲得又多又长，这将是很自然的。但是我没这么做。责任不在她，责任肯定在我。但我压根儿无法做那些卡琳有权期待的东西。我太累了，筋疲力尽，全无所谓了。月复一月，益发恶化了。连讲话都让我费劲。我完成我的使命回到家里时，总是疲惫不堪，累坏了。一切全是我的责任，一切。我想，卡琳使我抱歉。我真的对她感到抱歉。她说得对，我是个流氓，胆小鬼，弱智，是一头猪。但我只能做我能做的事，而这也就是好好地干我的工作。为此我需要付出我的全部的精力，我的理智和我的精明，我的勇气和我的智慧。然后当我回到家里时，就没有什么留下给卡琳了。这一切我已经经常想到过，也想过得把这一切告诉卡琳。我总是想了又想，但是从不讲出来。我连讲这些都觉得太累了。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点我不想对她讲，因为我不要同情。决不。不要任何人的同情。尤其不要卡琳的。
我突然觉察，她的唇在蠕动，她一直在讲，但我再也听不见她的话了。我刚刚想起香港的那一夜，那天夜里头一回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在子夜过去后很长时间，在“香港希尔顿”我的套房里……
“噢！噢！我要死了！继续！继续来！好！现在！真舒服！我要疯了！来了，来了，亲爱的，你也来了，是的，我感觉到，你也来了……它现在真厉害……是的，是的，是的，来了！来了！”小个子女人在枕头上将她的头甩来甩去。我四个月没碰女人了，非常冲动。我必须有个女人，迫切需要。
那天晚上我去了一家“水上饭店”，位于岛上的铜锣湾城区。这家漂浮的饭店看上去像美国的旧“花船”，停泊在很多帆船前面。它们船帮挨船帮地挤在码头里。客人坐舢板划到海里。划船的全是女人。这家饭店名叫“海鲜馆”。周围是人工水池，池里群鱼游弋。你可以指给侍者看你想要哪一条，把那条鱼从水里现捉出来烹制。
我挑了一条，正在吃时，一位美若天仙、非常年轻的姑娘走到我桌前，问我，她可不可以陪陪我。我邀请她吃饭，后来请她喝饮料。“海鲜馆”里食客如云，也有一大堆非常年轻的妓汝。我的这一位说，她叫瀚园，翻译过来就是“慷慨的花园”的意思。她的英语虽带有浓重的口音，但是很流利。她全身上下都纤细窈窕，头发乌黑，像这里的许多女孩一样。“慷慨的花园”双眼也动过手术，好让它们显得像欧洲女人的眼睛。
我在“海鲜馆”里喝了许多。一位德国富商的妻子神秘地死去了。这位商人在我们公司给他的妻子买了一份人寿保险。妻子一死他就能得到两百万马克，即使是自杀。然而那不是自杀，是谋杀，警方和我都掌握有证据。还不全。香港天气燠热，一年来我很难受得了热。现在，我汗淋淋地躺在瀚园身旁，呼吸仍很粗重，感觉到我的左脚在抽痛，不是太厉害。我是开着租用的汽车把瀚园带来“希尔顿”的，它坐落在宽阔的女王中路上。我告诉那个夜班门卫，一个华人，说这是我的女秘书，我还有急事要口授。我认识他，他叫齐默拉，戴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总是值夜班。
“当然了，先生。”齐默拉笑笑说，收起了那张相当大的票子，“只是您别劳累过度了。您工作太多了。”因此，将瀚园带进我的房间一点也不困难。价钱我们事先就谈妥了，我预先付了钱，瀚园表演得那么逼真，突然一点儿也不因为快感和贪婪发狂了，而是愉快匆忙。她跑进浴室，冲澡，一边唱着歌。我躺在床上吸烟，感到自已被掏空、被欺骗了。每当我找了女孩，事过之后，总是这样。
“慷慨的花园”回来了。她麻利地穿上衣服。瀚园今天夜里或许还有客人。我很高兴她这么快就走。我得到了我的放松，现在几乎再也见不得她、听不得她了。我也淋浴，穿上衣服，接连吸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烟。我吸烟很多，有时一天多达六十支。
“请你送我下去，好吗？我担心，如果我单独下去，门卫会凶巴巴的。”瀚园说。
“我带你下去。”
“你真可爱，我爱你。”瀚园说。
“我也爱你。”我说。爱情原来是个多么肮脏的词啊，我想。啊哈，为什么肮脏？不比其他单词更肮脏。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瀚园一天讲它多少回？她肯定还不足二十岁。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亲爱的？”
“我很快就要飞走了。”
“可我想再见你！我必须再见你。我一直在‘海鲜馆’。你会来接我的，是不是？”
“是的。”我说。我肯定不会再去找她了。
我们离开房间，从我住的十一楼坐电梯下到大厅，夜班门卫齐默拉鞠躬，脸上堆着他那永恒的微笑。我跟瀚园来到女王中路上。这里的霓虹灯广告还在闪烁，路上人很多，汽车一大溜一大溜地行驶在宽阔的街上。这个城市从不睡觉。
“我可以叫辆出租车吗？”瀚园问。我给了司机足够的钱，对他讲，无论这位夫人想要去哪里，就送她去哪儿。瀚园踮起脚尖，吻我。
“你来‘海鲜馆’，好不好？你真棒，是我有过的最棒的男人。你怎么也得来，我为你发狂。”
“行，行。”我说。
“你什么时候来？明天就来吧！明天，好不好？”
“明天，行。”我说，把她推进出租车的后座。我再也受不了她的啰嗦了。我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了。瀚园向我抛飞吻。
最近以来我一直呼吸困难，不能做深呼吸。我决定，再散一会儿步。在香港，夜里也很热，闷热潮湿。我沿女王中路往下走，经过豪华商店灯火通明、富丽堂皇的橱窗。珠宝店。时装沙龙。毛皮装。皮装。花店。然后是一家大银行。像这里的所有银行一样，它大门前的台阶上站着两位像巨人似的锡克族人。他们长着络腮胡子，头扎头巾。这些印度人日日夜夜守卫着香港的银行。他们总是端着双统枪，看上去可怕威严得很。
在锡克族人之间，在通向银行大门的台阶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要么他是在睡觉，要么他死了。端着致命武器的锡克族人对他一点也不在意。他们呆呆地直视着灯光照耀的夜里。香港街头躺着许多人。有些人是饿死了，或者虚弱得再也起不来。几乎没人在意他们。有时一辆救护车运走他们，或者他们被警察驱逐，但这种事不经常有。在群蝇飞来前，一切均属正常。届时，这么一堆肉就会迅速消失。
我向这个中国人弯下身去。周围还没有苍蝇。他在轻喘。这么说一切正常。我直起身，随着这个动作，一阵剧痛掠过我的左胸侧。那痛在左臂里扩散开来，一直传到手指。又疼了一回。这我已经熟悉了。这疼痛我已经经历过。只不过从来没有这么剧烈。某根肌肉，我想。我不会有心脏病，那位顾问大夫一年前做的心电图检查完全正常。也许是我对某种食物作出的不良反应。或是因为炎热。有可能是我吸烟过多。我现在急着回“希尔顿”。我走得很快，跟路人撞到一起了。我左脚疼得更厉害了，脚越来越沉重，我感到它是铅做的。我挣扎着，沿女王中路一米米地走回酒店。左胸侧的疼痛也越来越剧烈。我喘不过气来。我紧挨着墙和橱窗走，用手往前摸索，因为我害怕跌倒。“希尔顿”！“希尔顿”！让我赶到“希尔顿”和我的房间吧，上帝。我越越趄趄。我不得不停下来。空气、空气！我透不过气。我像一条鱼那样张大嘴吸气。没人注意我。霓虹广告彩灯闪烁，变个不停。人们似乎也一下子动得很快了。只有我前进得越来越慢。现在，我已经是真正地拖着我的左脚了。
没什么，根本没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你已经经历过多回了。你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凶，那妓汝刚刚累坏了你。傻瓜，太傻了。你应该把她赶出去，呆在你的床上。
女王中路2A号。
也许只剩一百米了。对于我那是一百公里。在大厅里我真的脚步踉跄了。齐默拉吓了一跳，这回他不再微笑了。
“您怎么了，卢卡斯先生？”
“没什么。我不太舒服。但我就会好的。”
“您不大好，先生，您的嘴唇……发紫。您病了，先生，我叫个大夫……”
“不！”我喊道，我一下子又能喊了，“不要大夫！我禁止您叫大夫！”我不能要大夫。这没什么。如果有什么的话，那任何人都不可以知道，因为一旦有人知道了，我的公司就会知道，那么我会怎样呢？“不要大夫，明白吗？”我再一次嚷道。
“当然明白，先生，如果您不想要的话。如果您非常肯定，一切都好的话。我……我……我送您上去。”
他开电梯送我上去。我重重地靠在他身上。要是我随身带着药就好了。往常我总是随身带在衣袋里。这回我把它放在房间里了。当我们来到十一楼时，我相信，我再也无法呼吸了，压根儿走不动了。走廊的地面似乎在我脚下摇晃。齐默拉拖着我。我相当高大，体重七十六公斤。那位小个子中国人很吃力。终于到我的房间门外了。他打开门，送我进卧室。我倒在乱糟糟的床上，它还散发出瀚园的廉价香水的浊气。齐默拉吓坏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看着我扯下领带和解开衬衫领子。
“我还是叫个大夫……”
“不要！”我吼道，他吓了一跳，“对不起。那边的那只盒子，请您把它给我。”
他拿给我，那是满满一盒硝酸甘油片剂。一年来，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服用硝酸甘油。我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魁北克的汽车销售商，他跟我有同样的症状。他说硝酸甘油始终有效。从此以后我也服用它。当我打开盒子时，我的手指抖得厉害。我把两粒片剂倒在手心里，张开嘴，把片剂扔进去，咬碎。真难吃。
“现在您走吧，”我对齐默拉说，“马上就会好。过上几分钟，我知道。”
“如果不……”
“您走吧！”
“是，先生。当然，先生。五分钟以后我打电话来，看看您怎么样了。无论如何我要这么做。这是我的义务。”
“出去！”我喘息着说，“您快走！”
他走了，忧心忡忡，一脸严肃，连连地鞠躬。
他走得刚好及时，因为紧接着我一直在等待的症状就发生了。现在那巨大的钳子来了。这是一只可怕的钳子。它使我的心紧缩。紧，紧，越钳越紧。
“呃……呃……呃……”
那听上去一定像是受酷刑虐待的痛苦万分的呻吟。
那钳子收缩得越来越紧。我额上汗流如注。我撕开衬衫。我的身体弯成一座桥，落回到床上。汗从我的后颈、头发根和全身淌出。
“呃……呃……呃……”
毁灭，彻底的毁灭。这是我现在的感觉。我应该被毁灭，现在，永远。害怕像一道大潮那样在我体内澎湃。怕得要命，我无法描述的害怕。这害怕我已经是如此熟悉，近一年来我一直是怀着它生活，它总是宣告着我的死亡，但是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从来没有过，没有过。
“噢……”
我听到自己在呻吟。我的双手在心脏上方抓着皮肤，冰冷的、汗湿的双手抓着冰冷的汗湿的皮肤。现在左手像火烧火燎似的。就这样继续着，一直继续下去。我被碾碎、挤压、压迫、窒息和毁灭，是的，是的，是的，被一位正义的天使毁灭，因为我一生中做过的各种邪恶。世界上所有人都做过的邪恶。难以忍受，恐怖万分。我感到，我的眼睛从头颅里鼓突出来。钳子痛不欲生地钳着我。我的头歪向一侧。让我死吧，上帝，让我死吧，我想。对这一切来说死亡是一种解脱。死亡，上帝，求你了，死亡。
我没死。害怕一下子退走了，毁灭感消失，钳子松开了。我可以呼吸了，先是少量，逐渐增多，最终深呼吸，深深地呼吸。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我颤抖着坐到床沿上，发作结束了。我早就知道，它会像以前的每一次一样过去。我只需要少吸烟，该死的香烟。我胸口里的痛楚渐渐减弱，接着是胳膊里和手里的，随后是左脚里的。我坐在床上，心想，很多跟我有相同职业的人都有这种症状。人们大概称这为管理病吧。在我来说不仅仅因为香烟，还有我繁重的工作。还有家里的折磨。休假也无济于事，没有大夫能帮得了。一切都是纯植物性的，这点我坚信不疑。我得改变一切，全盘改变。可怎么改？我常这么打算，可是我没改过一点点。因为我内心深处漠不关心，一点也不关心。多年来，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无法再让我开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开心，肯定不会。
我床边的电话响起来。
“我是夜班门卫，卢卡斯先生。您怎么样了？”
“很好，”我说，现在我又能呼吸，自由讲话了，“好极了。”
“真的？当真？”
“当真，”我说，“我对您讲过，齐默拉先生，一切都好了。”
“这让我很高兴，先生。我放心了。我祝您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谢谢。”我说完就挂断了。两分钟后我睡着了，没有梦，沉沉的。灯开着，我和衣而眠。我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次日上午十点我才醒过来。窗帘拉上了，我看到电灯和我的皱巴巴的西服，撕破的衬衫，那盘硝酸甘油。这真他妈的是一种好药，总管用。我拿起电话听筒，要通楼层服务员，订了早饭——只是两大壶茶。挂断之后，我很快点燃了这一天的第一支香烟。
二
“罗伯特！”
我惊醒。有片刻工夫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的思想神游得那么远。噢，是的，当然。杜塞尔多夫。卡琳。我妻子现在绕过桌子来，挤到我的膝上。描述我在香港的经历花了这么长时间，我对它的回忆却一定是匆匆忙忙，也许在一两秒钟之内就回忆了一切。
卡琳无论如何什么也没觉察。她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抚摩我的头发，抽泣起来。
“对不起。我太对不起了。为我说过的一切。你是个好人，你爱我，这我知道，尽管有那一切，是的，是的，你很爱我……”她的晨服现在滑得敞开了，我看到她的雪白的肌肤和那丰满的Ru房。她疯吻我，在我的胸部揉搓。我垂臂坐在那里，我的膝盖开始微微哆嗦，因为卡琳让我感觉到非常重，虽然她只有六十一公斤。“你有病”，她接着说，越说越快，“你肯定有病。你无论如何得去看大夫。你向我保证？你得保证，罗伯特，求你！”
“好。”我说。
“今天就去！”
“今天就去。”我说。我今天跟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约好了。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如果真查出我有病了，怎么办呢？当然不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但还是有病。也许病得我不能再从事我的职业了。或者得休息一至两年。那怎么办？尽管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尽管我生活得没有一点欢乐，为了生活我还是需要钱。如果我不工作，钱从何而来呢？就算摆脱了一切，尤其是摆脱了自己的生活，总得吃饭，付房租，交税。
卡琳没察觉我心里在想什么。她还从来没有觉察过。她还在讲，像连珠炮似的。
“好。谢谢。罗伯特。请你原谅我所讲的一切。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你得理解我。要……要是就这样生活，我还太年轻。我永远不会欺骗你，不，这我做不到！这我绝对做不到。虽然有一大群家伙追求我，是的，这你可以相信我。可我怎么能跟这些家伙建立关系呢？哪怕你离开这么久，我仍然爱你。哎呀，罗伯特，罗伯特，我太爱你了！只爱你一个。我将始终只爱你一个人！你相信我吗？”
“相信。”我说。我膝盖上的她越来越重了。
“那你原谅我讲过的一切吗？我完全是说过就算了。你原谅我，好吗？”
“好的。”我说。我的左脚又疼起来了。这是那种痉挛的、持续的疼痛，我对它是那么熟悉，但它有可能更厉害，厉害得多。这种可能总是有的。
“我一直想做你的贤妻，这你得承认，罗伯特！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说，“当然是这样。”
“我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料理你的脏衣服、你的西服、你的所有电话和需求，当你不在时……”“这不对。她弄丢我的东西，她不接听电话，多年来我的衣服就是我自己管。她只关心她自己的。可为什么要反驳？干吗？这能有什么意义？我关心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去顾问大夫那儿做检查。撒谎。如果必要，我会干脆撒谎，不错，疼痛吗？发作吗？这辈子从没有过！您怎么想得起来的，大夫？”
“我不乱花钱。我不耍花招。我对你忠实，在每个讲你坏话的人面前保护你。有些人是这样的，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说。
“我不让人家对你有任何伤害。”卡琳讲得很快，同时她的双手在我的头发里抚摸，“你是最好最可爱的男人，但你的职业累坏了你，这个该诅咒的公司会送你进坟墓。我知道，你之所以这样，只因为你确实有病。但什么病都有药医，等你今天看过了大夫，咱们就会知道你怎么了，那就可以治疗你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他们得让你休一个长假，到时候咱们去东海边，你从前总想跟我去那里。咱们去那完全属于咱们的地方，你在那里休养，咱们散步。等你休养好了，真正休养好了，然后……然后咱们又睡到一张床上，是不是？”
“是的。”我说。
“一切又会重归于好！”她喊道，“一切！你还记得从前的情形吗？我们曾经多么疯狂？疯透了。但是我……我绝对不会逼你。你会自己再来找我，因为你一直还是爱我的，只是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别光讲‘是的’。”她恳求地说，“你说，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你仍然爱着我，请你说吧！”
“我还一直爱着你，只是我的身体状况太糟。”我说。脚里的痉挛果然越来越厉害了，一种针扎似的、令人害怕的疼痛，感到好像这脚不再属我所有。它麻痹了、死了，像铅一样沉重。偏偏是在今天，在我必须去见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的日子。我越过卡琳的脸望向桌子，发觉我的香烟从烟灰缸里掉落了，在台布上烧出了一个洞。
“你再说一遍你爱我，罗伯特，说我是个蠢女人！”
“你是个蠢女人，我爱你。”我说。她拥抱我，让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她的头现在偎在我的脸颊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我从她的身旁望向窗户。窗外雨潇潇，风猎猎。
这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是个星期五，八点左右，在杜塞尔多夫公园街213号楼的三楼，在我们的房子里的早餐桌旁。这一天天色不会亮堂起来，杜塞尔多夫还很凉，对这个季节来说太凉了。我胸口和脚上的疼痛突然消逝了。在大夫那儿一切都会正常，我想。啊，是这样的，说到卡琳跟我演的这出戏——您知道，我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根本不是在认真听。我熟悉开始的这种盛怒，熟悉这些痛骂和诅咒，熟悉这最后的请求，以及那虚假的和好，我的假许诺，一切。这对于我已变得那么无所谓。杜塞尔多夫已经连下三天雨了。
所有这些我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当然都只字未提。当他问“卡琳怎么了”时，我只是耸耸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是老一套。”
“见鬼。”古斯塔夫说，他现在又在试另一套路了，那慈父般的套路，“这女人会搞死你的，罗伯特。”
“啊哈。”我说。
“别打哈哈！我一直就对你讲过！咱们相识多久了？十九年。十九年，伙计！我是你结婚的证人，你还记得吗？那是在十年前，在十一月的那个鬼日子。我在结婚登记处站在你身后，那里的那家伙问您愿意吗，等等。我说，那么大声，大家都能听到，但是我不在乎，我说：‘说不愿意，罗伯特，见他妈的鬼，说不愿意！’我说过这话没有？”
“你说过。”
“是不是因此闹出了一场大丑闻？”
“你住口吧。是的，是闹出了那场丑闻，你讲的一点没错。”
“可你没讲‘不’，你说了‘是’。那时我就看透了你妻子。她漂亮。善做家务。不大谦虚。不理解你，从来不理解你。恨你的职业，一直就恨。罗曼蒂克的想象。小市民。伙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他的生命？你当时贪图美色，这是唯一的解释。”
“倒也是。”我说，心想，我附和他，不让他扫兴，任务当然得接受。我毕竟又要离开卡琳了，这总算是回事。您看，在我这种状态，对什么都感激。“我实在是快为她发疯了。”
“可你有一次醉酒后对我讲过，她总是可怕地装腔作势，当你在床上想跟她来某种比较精致的方式时。”
“这令我更加淫荡！最后，她每一次都是狂野不羁，热情似火。这你不理解吗？”
“那就干、干、干！”古斯塔夫说，“你比她年长十岁。你应该知道，你不能永远满足她。跟谁都不会。我为什么从没结婚，嘿？当我需要时，我就去找，然后就了结，一笔了结！”
“对，这是你。”我说。
“什么，是我？你听着，罗伯特，你还不算老。还不算晚。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你得离开卡琳，多年来我就对你这么讲。她今天早晨当然又大吵大闹了。你别摇头，她吵了，我知道。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比你更了解你！”
是吗，你是这样吗？我想。
“好吧，”我说，“我们又吵了。大吵了一场。”我站起来，笑了笑，“只是最初的震惊，你理解吗，古斯塔夫？你如果派我去南方的戛纳，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我又离开这里了。每次离开，我总是开心。”
他似信非信地望着我。
“可这总不是办法。”他说，喷出爆玉米花，“好，你接受这个案子，这让我很高兴。我真的高兴。但你终有一天得回来。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到时候一切又会重演。”
“不。”我说。本来也同样可以讲“是”。
“你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你要跟卡琳分手？”
“是的，”我说，“我要跟卡琳分手。”我绝不这么做，我想。人生都各有突变，有人早，有人晚，有人死于它，有人继续活下去。如果完成了这一突变，就能继续活下去。几百万人都这样生活着，肯定，几百万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放弃一切希望，再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根本不想知道。就这样心满意足。只要我现在前往戛纳，大夫不敲响警钟，我就十分满足。离开一个早就不成其为家的家，离开早就不成其为妻子的妻子。换个样子当然成，可这样也行。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了解我。我得干我的工作，这才重要。我得保住我的位置。我得挣钱。
当古斯塔夫匆匆把案卷、纸张、机票和电报密码推给我时，当他不停地劝说我，向我提建议时，我这么想着。我根本不在听。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十九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环球保险公司的顾问医生名叫威廉·贝茨大夫，他的诊所开在格拉芬贝格大街上的一幢新楼里。贝茨大夫是个最多四十岁的潇洒君子。他的雪白、浓密的硬发真显得迷人。他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刚休假回来，状况好得很，是三家大公司和许多有钱的私人患者的顾问大夫。
检查结束了。在一间布置得非常有个性的诊疗室里，我坐在粗重的黑色乌檀木办公桌旁，坐在贝茨对面。这间房里有大量非洲的雕像和面具。面具挂在雪白的墙上，雕像是用黑色的乌檀木雕成的，在黑色家具上摆得到处都是。一根荫茎被第二根比下去了，它可以说就是荫茎本身，只带有Ｇao丸，放在办公桌上。威廉·贝茨大夫搓着那根乌檀木荫茎。这似乎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时的一种习惯。他那里有两张心电图：一张是今天新拍的，另一张是一年前的。他久久地注视着它们。我不安起来。第十五次屈膝时我已透不过气来，但我做成了，事实上我感到相当舒适。时近十二点，雨水正在抽打大玻璃。天气越来越讨厌。我从我的办公室里给卡琳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得去戛纳，让她替我收拾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装好换洗衣服和西服。不要热带西服，不要热带内衣，也不要非常轻便的西服，因为据说戛纳几乎跟我们这里差不多凉爽。这是古斯塔夫的女秘书查出来的。卡琳气急不语，干脆扔掉了听筒。我向她起过誓，要休假……
“什么？”我从我的思绪中惊醒。贝茨大夫在跟我讲话。他严肃地望着我，一只手推推他那镜架时髦的黑框眼镜，另一只手摩挲着那根硕大的荫茎模型。
他问：“您疼得很厉害吗？”
“疼？很厉害？我？”我扬起眉毛。这么说是有问题。这么说我得演戏，而且要演彻底。
“根本没有。为什么？有什么不正常吗？”
“血液、糖、胆固醇和别的一切，我还讲不出什么来。我还需要化验结果。但您的心电图我不喜欢。不，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用力搓着那根荫茎模型。
“为什么呢？我上一次的心电图……”
“您上一次的心电图完全正常。”
“那好！”
“它是一年前的了。”贝茨站起身，开始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生育神对面立着一尊生殖女神，球形的肚子和垂吊的Ru房。贝茨大夫走在他的宝贝之间，像是在进行障碍划艇。“您听我说，卢卡斯先生，您四十八岁，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
你以为是在对谁讲呢？我想。
“您吸烟很凶，是吧？”
“相当凶。”
“多少？每天四十支香烟？五十支？”
“或许已经六十支了。”
“戒掉它吧。”他在我面前停下来，直视着我说，身上散发出薄荷和某种昂贵香水的气味。“立马戒掉。您别再吸烟了。香烟或者别的什么都别再抽了。这样做不容易，但我要求您这样。否则……”
他明显地犹疑着。
“否则怎么样，大夫先生？”
“否则一年之后您就得申请提早退休。如果您运气好，还能活过这一年的话。”
我跳起来，跟他撞到了一起。
“怎么回事？心电图真的这么糟糕，让您……”
“您请坐下。您的心电图是糟糕，不是灾难性的糟，但是跟一九七一年的相比非常糟。”他开始向我提问，我不得不全以“是”来回答。他是位好大夫。环球保险公司不找笨蛋。
“您常发作吗？”
“发作？”
“我指的是心脏病发作。那真正的疼痛的发作，伴有盗汗、气短和恐惧感，非常强烈的恐惧感。”现在又轮到办公桌上的那根荫茎了。
“那么这就是……不，大夫，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真实！从来没有过！”
“真没有？”
“我为什么要骗您？”
“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说。
“您听我说，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合同。如果我退休，我将得到我的薪水的五分之四，我有一份非常高的薪水。我为什么要撒谎呢？”但愿他不去打听，我想。我刚刚是在撒谎。如果我退休，我只能得到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我得不让他警告环球保险公司。
“那好吧，那么，您也没有发作过心绞痛？”
“叫什么？”
“心绞痛。供血严重不足引起的发作。如果您继续抽下去，您就会有这种发作，这我保证。我可以告诉您，那很不好受。”
“我不吸烟了。我将竭尽全力，大夫。”
“您到底还能不能好好地走路？”
“这话我不明白。”
“脚怎么样？它们疼吗？”
“不。”
“走快也不疼吗？”
“从不，不！”
“特别是左脚？”一根手指不停地敲着荫茎模型。
“一点也不，大夫。”我笑。我永远不会笑不出来。
“左腿抽痛。”他坚持说。现在，手指在真正地敲打了。
“没有啊！”
“好像左脚沉重的感觉，甚至像铅一样沉重。”
“要是有，我早就对您讲了，大夫！”
“是啊，您会讲吗？”他盯视我良久，然后走近窗户，望着窗外的雨。“左胸侧抽痛？”他问。
“没有。”
“在左胸侧，放射到左臂和左手？”
“此生从未有过！”
噢，“香港希尔顿”，噢，瀚园，噢，“慷慨的花园”！
“您说说，卢卡斯先生，那种突然间老了的感觉，您也从来没有过？”
我傻笑。
“老？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健壮！今天下午我飞往戛纳。十四天前我还在香港。老？可笑！”
“这不可笑。”他低声说。我突然发觉，我映在窗玻璃里，室外阴沉沉的。办公桌上点着一盏台灯，它的光线落在我身上。原来贝茨能一清二楚地看见我，虽然他背对着我。“您有过虚脱发作。”这是一个结论。
“从来没有！”
“眩晕发作？”
“从来没有！”
噢，上帝，他祈祷我有全部的症状。
“头痛？”
“此生从未有过。”
“疲劳，精力不济？”
“您去问我的上司！我还从没像去年干得这么多过。”
“是的，正是。”贝茨说，然后他叹息一声，“您对炎热敏感吗？”
“从没敏感过。”
我心里越来越难受。我继续愉快地傻笑，因为他正从窗玻璃里看着我。
“您很难集中精力吗？”
“一点也不。”
他转过身来，像一位滑雪选手那样从雕像旁滑过，穿过宽敞的房间，把墙上的一只面具挪正，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去。
“那好，卢卡斯先生。也许您对我讲的是实情……”
“您怎么可以这么说！”
“别。请您别故意激动。”他非常严肃地望着我，“也许您是在撒谎。这我不知道。我无法看进您的大脑。我只能看这张心电图。您飞往戛纳？”
“我必须去戛纳。”
“没有人必须。”
“事情非常急。”
“如果您死了，就什么也不急了。”
“大夫，真的，请您别这么讲！我感觉自己十分健康！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精力旺盛，前所未有的年轻，前所未有的休息充分。”全是谎话。我究竟为什么撒谎？我为什么不放弃，说出事实？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取消我的工作，很可能让我退休。到时候我就得靠少得多的钱维持生活。在卡琳身旁，一直呆在卡琳身旁。
“那好吧，”贝茨大夫这时说，“咱们没有进展。您飞往戛纳。请您真正戒掉吸烟，要不然您有生命危险。所有这些据您称还从来没有过的症状，您都会有，我向您保证。您若有过它们，反倒会更好。”
“为什么？”
“那么您就会生活得更理智些，肯定会戒掉烟。不过随您便吧。在南方的戛纳那里，毕竟气候有变化，工作辛劳，如果在南方的戛纳出现了这些症状或者发作了，请您立即回来。”
“这我向您保证。”我说，心想，我会坏事的。
“您没必要向我保证。我有义务将我的检查结果向公司汇报。他们到时候是不是还继续让您去戛纳，这我不知道。”这很严重。“不管怎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事关高级管理人员和很难有人取代的高层雇员时公司才听从我的建议。”这听起来已经好些了，“您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必要时有人可以代替您，是不是？”这听起来很好。
“是的，”我说，“必要时肯定会。必要时每个人都会有人顶替。”
现在我得问点事：“心电图显示的到底是什么啊，大夫？您以为我的脚和心脏会有什么毛病呢？”
“我已经对您讲过了，血流障碍。如果您有这种病的话，就叫做间歇性跛足。”
他也有他的按摩荫茎的嗜好啊，我想。他是不是阳痿呢？
“没有什么对付办法吗？”
“有。别吸烟。服药。”
“哪一种？”
“既然照您说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症状，我就给您预防性地开一些。”他开处方，撕下那张纸，盖上章，从办公桌上递过来。他给我开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一年来每当胸口和胳膊疼发作时我就服这种药。真滑稽。这他妈的太滑稽了。“如果发作，请您服一至两粒药丸。咬碎。另外，我再给您开上另一种药。正如所说，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否实情。”
“您听着，大夫，您不能一直硬说我是在向您撒谎……”
他陡然站起身。
“请您现在原谅我。十二点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一路顺风。”
他伸给我的手是冷漠的、干巴巴的，没一点力气。另一只手按摩着那只硕大的荫茎模型。真是个怪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的世界。
“可它总不可能又涨价了！这已是它今年第三次涨价了。一开始一瓶才五点九马克，现在它要七点七五马克。怎么会有这种事，娜妮塔小姐？”驼背老妪身穿灰大衣，灰脸灰发，双手上布满色斑，穿着磨损了的龟裂的鞋。她的头颤抖不停。她不时地咳嗽。那是一种相当恶心的咳嗽。我走进去时，药店里只有老妪这一名顾客，她的对面站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身穿白大褂。这是我常去的那家药店，就在我的住处附近。我看到老妪和姑娘之间的玻璃柜台上有一只盒子。老妪不注意我。她手里拿着一把伞，伞合着，雨水从雨伞滴落到地面的砖上。
“很对不起，普拉沃斯夫人。”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说，“我确实很为您难过。就像样样都在涨价一样，所有的药品也将涨价。”
“可我少不了这止咳糖浆，这您是知道的，娜妮塔小姐！您认识我好多年了。这种止咳糖浆医疗保险公司不付钱。因为它太贵了，我的医生不能为我开。因此，我得自掏腰包买它，既然它是唯一有效的药！”那位老妪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我。“对不起，先生……”她骇人地咳嗽。
“不要紧。”我说，冲着她和那个叫娜妮塔的姑娘微微一笑。娜妮塔也冲我微微一笑。我们相互认识好久了。那老妪非常辛酸地说：“假如只是止咳糖浆还好！可一切都在不停地涨价。干脆就是什么都在涨。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以及垃圾清理，随你点什么。哎呀，老天，对了，还有‘路易森赫’。”
“谁？”我问。
“那——我耽搁您了，先生。”
“哪里。”我说，心里想，要是勃兰登伯格拿到了贝茨博士的检查结果，他说不定会招我回头，“什么是‘路易森赫’？”
那老妪讲的时间越长，就越急促，脸抽搐着，生活的痛苦攫住了她。
“‘路易森赫’，这是一家养老院，一家私人养老院。很漂亮，非常安静，在一个公园里。我一直想去那里。多年来这就是我的梦想。在那儿有个房间，哎呀！”
“是啊，怎么样了？”我说。如果他们把我赶出来，我得跟卡琳生活，病恹恹的，那我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受得了吗？我想。
“彻底破灭了，”普拉沃斯夫人说，“那是一种邪恶，是人类的一种可怕之极的邪恶。您瞧，我丈夫，愿上帝保佑他，他从前在邮局工作。我退休了。我的奥托，他死去两年了。他省吃俭用，我把他的钱继承下来了——那是一万零六百马克。我把它们存起来了，不是吗？因为我想，不然我就会把它们花光……我的钱足够用，好让我能在‘路易森赫’买间房。”
“普拉沃斯夫人，”娜妮塔说，“您不可以老因为这事激动。”
“我不得不老因为这事激动！”老妪叫道，“是这位先生问我的！或者是您没兴趣听下去？”
“当然有兴趣。”我说，给娜妮塔一个手势，说明我不急。这位老妪已经在接着往下讲了：“您看看，我本想买下一个房间，好让我能拥有到最后一刻。我想靠我的退休金来支付护理费和其它费用。我甚至每个月都从我的退休金里存一点到存折上，好让存折上的钱更多。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们给我的钱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的利息。百分之三点五！贷款时他们要百分之八还多！人类怎么会这么邪恶？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给我们小人物百分之三点五，却索要百分之八，变得越来越富，给自己修建他们的大理石宫殿。”
“正是这样，可惜。”我说，略微思考了一下勃兰登伯格的暗示。我问自己，环球保险公司现在是不是欠下了大笔英镑债，好在贬值后获取暴利。“谁急需钱，他就得付百分之八。”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可即使那样，他也只能在有担保时才能贷到款。我没有担保。七年前，当时我差一点就成了。”她深深地叹息一声，用手抹抹眼睛。
“什么成了？”我问。
“在‘路易森赫’买下房间。当时他们一个房间要一点二万马克。这我紧巴巴地还是能凑齐。可当时没房间，他们让我等。等一年。一年之后他们就已经要一点四万了！而我仍然只拿到我的百分之三点五！由于物价上涨，我从我的退休金里能省下存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这样一年比一年严重。您知道，他们今天一个房间要多少吗？一点八万马克！明年也许就是两万马克，谁知道呢？我永远也得不到它。不，我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房间了。可大理石宫殿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您可以去一家社会福利院，”我说，“工人福利部门的或内政部门的。我相信，到时候社会局会帮助您。”
“可我不想到那里去！我对您讲过，我的丈夫是在邮局工作的！我们曾经有过十分漂亮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漂亮房间。这要求太过分吗，先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它？为什么‘路易森赫’越来越贵？为什么我只得到百分之三点五？是谁让一切这样的？”
“这很难解释清。”我说，心想，如果普拉沃斯夫人的存折上存有几十万马克的话，她肯定就会得到她的百分之六或七。“如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哪儿的银行都这么做，到处都是越来越贵。”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那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生也这么讲。您知道，他还说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他们解除了他的租约。”
“为什么？”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问。
“因为他讲这种事，”普拉沃斯夫人说，“这种事再加上其它的事。那些把房间租给他的人说他是个共产党。他博览群书，然后给人们讲书里写了什么。比如说关于不幸。”
“他对不幸怎么讲？”我问。在看过贝茨大夫并跟他谈过话之后，我非常疲乏，只希望我的飞机能在两个半小时之后起飞，再次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随便什么我能独自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喜欢独处。即使病倒了，我也说什么都不想让卡琳呆在身边，当我必须死时，就更不想了。
“他说：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老妪讲述道。
“布莱希特，”娜妮塔姑娘说，“这是布莱希特写的。”
“对，不错。那人就叫这个，那个大学生也提到过这个名字。这位布莱希特——他是个共产党吗？”
“他死了。”娜妮塔说。
“他是个共产党吗？”
“是的。”娜妮塔说。
“那以后我就不再跟那个大学生讲话了。”那老妪伤心地说，像痰堵住了似的咳嗽，“多可爱的小伙子。不是那种长着长头发的，您知道。剪短的头发，总是一身整洁，客客气气，帮我拿东西，打扫房子。冬天他帮我从地下室里取煤。我住在一幢旧建筑里，我们没有中央暖气。去年冬天煤也涨价了。可如果这个大学生讲这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就不能再跟他来往了。已经有人警告过我提防他。我不敢相信他也是个共产党。这下我不得不这样了，因为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我问。
“他们不承认私有财产。”老妪说，咳得很厉害，“他们说人人平等。他们剥夺所有的财产！给，七点七五马克。”普拉沃斯夫人说。当娜妮塔把装有止咳糖浆瓶的包装放进一只拎袋时，她从一个小钱夹里把一枚枚硬币数放到玻璃板上。“‘路易森赫’是不是还同意谈一谈，少要点，今天下午我就会得到消息了。据说那里现在又有了个空房间，当然是一间相当小的，很小。”
“我祝您成功。”娜妮塔说。
“谢谢。”普拉沃斯夫人说，“他们总是讲，那里有间小一点的，可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不，不，我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这个怀着想有个小房间的伟大梦想的小女人害怕被剥夺她的财产。英镑明天放开，到时会贬值百分之八。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估计，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因此我现在飞往戛纳，去查明古斯塔夫对不对。我想：赫伯特·赫尔曼能不能给这位普拉沃斯老妪解释，不幸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它呢？
三
雨还在绵绵不绝。
我跟卡琳坐在洛豪桑机场楼上的餐厅里。我们喝着茶，等着呼叫我的飞机。它没有被呼叫，而是一刻钟一刻钟地被推迟了。地面导航又一次引进了“按规定办事”。他们要求更多的钱，所有的飞机都因为这场怠工而晚点。餐厅、大厅和机场的所有候机厅里都满是疲累、神经质和激动的男男女女以及哭泣的孩子们。我们的桌旁还坐着一对美国夫妻。他们什么也没叫，欣赏着那男人从一只皮袋子里取出来的大量照片。他妻子戴着一副厚眼镜。他们低声交谈。卡琳和我坐在窗前，雨点打在大玻璃上。我透过玻璃望向停机坪和那里的飞机、加油车，一股雾峦弥漫在这一切上方，室外的潮湿随着湿衣服和湿鞋也挤进了餐厅，许多人在咳嗽或打喷嚏。
“请注意，”喇叭里一位姑娘的声音说，“荷兰航空公司消息，飞往伦敦的451次航班起飞时间将推迟约一小时。”这个通知用英语重播了一遍。
“瞧这儿，这是在宫廷酿酒厂。”那个美国人说，指着一张照片。
“真迷人。”他妻子说。
卡琳跟着来机场，只是为了再把车子开回城里。刚才是我驾驶“海军上将”车，她坐在我身旁。她气呼呼的，一句话也没讲。当我回到家时，我的箱子和旅行包已收拾好了。我如此典型地打破了我的诺言，却没有因此而发生争吵。我们相互没讲到五句话。现在，我们在这里已坐了一个多小时，等着，继续相互沉默。时不时有一架飞机降落或起飞，汽车把旅客运往飞机或者从飞机上接下他们。可这一切进展得非常缓慢，喇叭里老是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起飞时间继续推迟一刻钟。”
那声音又用德语和英语讲了这个消息。当卡琳出乎意外地讲话时，喇叭关掉了。
“祝你在戛纳顺利。”卡琳说。
“谢谢。”
我们俩都望着停机坪和窗外的雨。当我们讲话时，我们不望对方。
“只要你身体好就行，这是最主要的，是不是？”
我不回答。
“这是苏尔和我在上阿姆尔高。”
“瞧这张真漂亮！”
“你和你的肮脏的保险公司，”卡琳缓缓地大声说，“所有的保险公司都骗人。你助纣为虐。祝你愉快。”
“谢谢。”我说。
“我不信大夫会说你完全正常。”
“那你就问他好了。”我说。
“你明明知道他不会告诉我。”
我仍然一声不吭。
“这是我们在普拉特。看这只巨大的空中转轮。”
“这不是很美吗？”
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又请求一位霍普金斯先生速去航空公司的柜台，他订的是全球航空公司飞往纽约的航班。
“我够了，”我妻子说，“我不再等下去了。这有什么意义？你反正一声不吭。”
我沉默。
“给我汽车执照和钥匙。”她说。
我把它们给了她。
“我到达后打电话。”我说，感到自己很蠢。
“行。”卡琳站起来。我也站起来，绕过桌子帮她穿上雨衣。
“生活愉快。”卡琳说。
“也祝你生活愉快。”我说，走出餐厅之前，她连看都不看我。我目送她，直到她消失。她没再转回头。我又坐下去，望着窗外的雾峦和雨。
“请注意，泛美航空公司消息，您所乘的经停慕尼黑飞往罗马的875次航班起飞时间延迟约三十分钟。”喇叭里的那个姑娘声音说。她又用英语说了一遍。
我四十八岁。
再过两年我就五十岁了。说不定再过两年我就死了。或许早死了。但也许我还要活上很久。我有病，这我现在确切知道。病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许很严重，也许不太严重。无所谓。我一生中工作得过多了。我挣得够多了。我有一幢漂亮的房屋，摆满了好看的东西。我跟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活在那里。我曾经爱过这个女人。不，那不是爱情。那是欲望。在我的欲望里我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持续了不到三年。除此之外，我在生括中从没幸福过。不是吗？是的，就是。作为孩子，我有过幸福的少年，有许多能跟我玩的朋友。我有一只小狗，跟它在一起我是最幸福的。它被一只卡车压了。它没死，只是受了重伤，看得出来它必然会死。许多孩子围在我和我的狗周围，在街上。悄无声息。我从建筑工地上取来一块花岗岩，在我的狗身旁跪下，再一次抚摸它的头。他舔我的手，然后我举起石头，用它敲碎了我的狗的头颅。我不想让它再忍受痛苦，可别的孩子全都大声叫喊，群起殴打我，然后跑开了。他们回家后讲述发生的事情，从那时起，没有哪个孩子还能跟我玩。我父亲关了我一个星期禁闭来惩罚我。他们不允许我把我的狗埋在花园里，一家机构的车拉走了小小的尸体。我爱我的狗，因此我杀死了它。这也是一种永远不会有人理解的东西，我想。那之后我长时间为我的狗祈祷，愿它幸福，不管它身在何处。从那以后我就再没祈祷过。噢，不对，还是祈祷过，在我发作时。可这不是真正的祈祷。我再没养过狗。我也有过朋友，战争中，战争后。当我结婚时，他们全都渐渐地疏远了我。他们不喜欢我妻子，我妻子也不喜欢他们。一开始我老是妥协，照我妻子的意愿行事，因为我疯狂地渴望她的肉体，想同她睡觉。后来我不再妥协，一意孤行。但我的朋友们已经消失了。我从事我的职业可以说是见多识广。我从没到过戛纳。这真是奇怪。究竟为什么？我总是去公司派我去的地方，尽量做好我的工作，或成功或失败，跟许多女人睡觉。也没有很多。大约四十个。最多四十个。其中大约有三十名妓汝，大约有十名已婚女子。妓汝总是很可爱。我从没爱过这所有女人中的那一位，我不相信她们中有谁爱我。对此我甚至敢肯定。因此，我四十八岁了，实际上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不大可能再了解到了，根本不可能了。我对我的妓汝们非常满意。事毕你总是能立刻单独一人。为此我真想继续这么健康下去，健康得我能工作：为了能孤孤单单，远离家里。我跟卡琳没有生孩子。谢天谢地。在这么一种婚姻中我拿一个孩子怎么办？估计大多数的婚姻都跟我的相似，只是人们对此闭口不谈。我们也不谈。不，肯定也有幸福的婚姻。肯定的。真的被另一个人所爱，一定很美。那是什么滋味，我不知道。但我也根本不想知道或了解，因为我本身不能爱，这点我在我的生活中已证实了。我很想再这样保持健康十五年，让我能看看世界能工作。单独呆在酒店、酒吧、飞机场、卧铺车厢或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只求速死。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死得迅速而不痛，或只是一瞬间。最好是那么一种发作让我死去。不会有人为我哭泣，卡琳不会。她为什么要哭呢？无论如何，我不想病到成为他人累赘的程度，最不想成为卡琳的累赘。病着听任卡琳的摆布，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可怕的念头。我父母死于心脏病。他们不得不长期受罪，两人都是。这我无论如何不想。如果在我身上疼痛和久病不愈也会拖上很长时间的话，我将想办法弄到毒药。这是我紧接着必须干的事：给我弄一种烈性毒药。也许在戛纳能行。有钱什么都搞得到。我想搞到它，那毒药，这样，如果疼痛太剧烈，或者那最后一件还能给我一点开心的东西，即我的工作也令我生厌时，我好随时服用它。我得有一种有效的毒药，快点搞到，因为我不知道，我至少还能过多久我现在过的生活。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您的经停巴黎飞往尼斯的567次航班的消息。请乘客们通过14号登机口登机。”喇叭里传来那个姑娘的声音。现在是十五点三十五分。我叫来侍者结账。
然后我上了汽车，它把我送到我的飞机。雨滴滴嗒嗒地敲打在车顶上。我们在暴雨中起飞。我坐在一扇窗户旁，可雨丝太猛，当飞行员将飞机陡然拉高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禁止吸烟”的显示牌熄灭了。我机械地伸手摸我放在衣袋里的一盒香烟，然后缩回了手。不，不吸烟。我倒要看看，我是否真能做到贝茨大夫要求我做的。我的左脚开始轻轻地疼起来。我服下两粒药片。我身旁坐着一个带小男孩的妇女，小男孩仔细地观察我。他终于拽了拽我的衣袖。
“嗯，”我说，“什么事？”
“你为什么哭？”小男孩问。
“我没哭。”
“奥拉夫！”母亲说。
“可他真的是在哭，妈咪！”
我用手擦擦眼睛，发觉它们是湿的。
我想，多么奇怪。我这一辈子还从没哭过。我对那个小男孩说：“你知道吗，这是雨水？我在机场上淋湿了。”
他只是盯着我。
“什么？你不相信我？”
“不相信。”那个叫奥拉夫的小男孩说。
10
我看到我身下的大海，它跟天空一样蔚蓝。
我们到达尼斯时，太阳尽管很低，但还在照耀。飞机远远地从海上绕了一个大弯降落。当它停稳下来，我们下机后，我有两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太热了，感觉无比的舒适。我还觉得是降落到了另一个世界上。阳光下，处处花团锦簇。这阳光不一样，跟我从前见过的所有光线都迥然两样。一种舒心的、很明亮的光线，令眼睛感觉很舒服，跟那空气一样。它和暖温柔，像洗了一次暖乎乎的澡。这里的人热情、友好，镇静自如，跟我在其它地方认识的人都不同。
我站在行李传送带前，虽然感到很热，我能深呼吸，每一次呼吸对于我都是一种无尽的善举。后来，当我坐在出租车里，在一条总是贴着大海的公路上驶往戛纳时，我想，这里一定可以生活。一直在这里生活。直到死。
我们驶过许多的海滩浴场，我看到浴场上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比德国人漂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其中肯定有德国人和其他的非法国人。但光线和空气加上融洽的气氛，会让人们变得更漂亮。我们途经一座跑马场，经过许多小棚子，棚子大多数是木头的，里面开有饭店。
“先生，您要是想尝尝这海岸边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您就应该来这儿。”出租车司机说。他指着海边一座漆成白色的棚子。我读到：“Ru房”饭店。“普罗旺斯鱼汤在别的地方也能喝到，但哪儿也没这儿好。”出租车司机说。天空像海一样蔚蓝，西天泛红，让远方一列长长的山脉的岩壁像火一样红彤彤。
“这是什么山？”我问。
“艾斯特莱尔山。”出租车司机说，“您要是有时间，也得坐车去那里一趟。您来这儿是出差吗？”
“对。”
“但您还是得抽时间到处看看。戛纳的整个四周围。巴劳利斯、比奥特、安提伯斯、格拉瑟、文斯、胡安派恩斯、圣特洛佩兹，那些渔村……这里美极了，先生。我这么说不是出于地方主义。我本人也是在戴高乐放弃阿尔及利亚之后才来这儿的。那之前我一直生活在那下面，在那里有一大笔资产。不得不走。您知道，人家称我们什么吗？”
“是的，”我说，“黑脚佬。”黑脚佬，法国人这么称呼那些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同胞们。他以为法国能让他梦想成真，那个出租司机说，但是什么也没实现。为了养活他的家庭，他开出租车，而他曾经是个大庄园主。去北方他本来有更大的机会，但是他不能跟他的家庭去北方。他们需要这里的气候，这永恒的温暖，否则他们会生病。
我看到长满棕榈树、杉树、桉树和意大利五针松的大花园里有许多美丽的白色别墅。先是大海，然后是我们正行驶在上面的快速公路，接着就是铁轨。铁轨后面是山坡，漂亮的白别墅。它们当中有些已经很老了。有两列火车从我们旁边呼啸而过。这时候交通很繁忙。我们一小时后才来到戛纳。司机很快上了十字架路。这条路路面宽阔，中间用花草绿化带分开，绿化带里长满了许多棕榈树。一侧是白色的酒店宫殿和别墅在熠熠生辉，另一侧是大海。姹紫嫣红，蓝的、红的、黄的、紫的、橙色的。我感到我开始冒汗了。即使本地人有可能已适应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温，跟杜塞尔多夫相比，这里还是热得很。我看到的男人多数穿着裤子、拖鞋，裤子上面套着衬衫。妇女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套装或轻便服。我看到，在花园里的大别墅和庞大的酒店之间是低矮的白色建筑，里面开着商店和饭店。司机为我沿途讲解。在“卡尔顿”酒店前，他指着一处海滩，那里躺着的都是男人。
“这里是同性恋海滩，”他说，“这儿非常公开。”
“戛纳同性恋很多吗？”
“那当然。”他说，“话说回来，全法国都没有这儿这么多的漂亮女人。先生，您会看到的。”
我们到达了“庄严”酒店。它的位置有点偏离十字架路，一条宽宽的白色公路通向酒店，绕过一座鲜花怒放的花圃。我的箱子被提下来，我付钱给司机，四顾张望。站在酒店门口，大门左侧有一座大平台。此刻那里已差不多坐满了，人们正在喝他们的开胃酒。平台前面有个游泳池，纯白色大理石的。还有几个人在游泳。酒店专用路的一条岔路通向地下车库。我越过十字架路上永恒的车水马龙望向海面。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艘船，我看到了无数帆船。它们的帆被落日映照得血红。我就这么伫立了很久，欣赏着大海、棕榈树、愉快的众人和瞬息万变的天空，直到总台的一个人走近我跟我讲话。
“您是卢卡斯先生吗？”
“对。”我从一场温柔的白日梦里醒过来，答道。
“欢迎来戛纳。”那人微笑着说，“我可以领您去您的房间吗？”
我点点头。他带路。我不停地回头，欣赏棕榈、鲜花和大海，我确实看到了如花似玉的女人，也有许多潇洒倜傥的男人。
11
“卢卡斯先生，您这么快就赶来，真是太好了。”路易·拉克洛斯说。这位“地中海海军水上事务部”的“行政首长”的代表，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名字讲得像是“吕卡”。我是在“庄严”酒店里从我的房间里给他打的电话。这套房朝向十字架路，朝向大海，打电话之前，我还冲了个澡，然后赤条条地坐在床沿上，观看太阳越落越低，艾斯特莱尔山的岩石先是变成金色，后是银色，最后变成水淋淋的蓝色，一种逐渐变暗的蓝色。戛纳的天色还很亮。
“您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先生，通知说您来了。我们的人仍然在出事地点。包括我们的炸药专家，海军少尉维阿拉，您很快就会认识他。”
拉克洛斯是个矮小、细瘦的男人，动作敏捷，理解力强。在证实了我能跟得上他之后，他讲话也非常快。他的工作岗位紧靠旧码头，从他的办公室的窗户我能望到外面的无数帆船，它们相挨着停靠在码头里。光秃秃的鱼网冲向天空。不见游艇，但是有许多摩托艇。
“这是些什么船？”我问拉克洛斯。
“这些是‘小艇’，它们从马利提姆码头开往岛上。去那些小岛上。”
我望见马利提姆码头后面有一块海滩。在白色的沙滩上停放着渔船，大网摊晒着。那里站有许多男人在玩球。
拉克洛斯注意到我的目光。
“这是一种愉快的游戏。”他说，“从前，这些人在那边的自由大街梧桐树下有他们的球场。可后来那里铺上了沥青，改建成了一座停车场。因此，这些人现在不得不在这里玩。”
“你们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先生？”我问，脱去上装。我在酒店里挑选了我的最轻便的西服，可是它也太厚了。我感到我淌汗淌得厉害。
“还没有多大进展，先生。那是一场威力难以想象的爆炸。”拉克洛斯给我看一组照片。我看到废损部件散布在一大片水面上。
“一颗炸弹爆炸能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没这么严重，没有。”拉克洛斯说。他长着一缕小胡子，讲话时经常扯它，手指被尼古丁染黄了。他不停地吸烟。他也马上给我敬烟，但是我拒绝了。我还能忍受，我感到吃惊，根本感觉不到想吸烟的愿望。
“那么您认为是一场罪行了。”我说。
他点点头。
“是的，卢卡斯先生。您的公司恐怕得付钱。”
“你们还没有线索，是谁会犯下这桩罪行吗？”
他扯着他的小胡子。
“还没有，先生。”
“您相信赫尔曼会有仇敌吗？”
“您怎么想？”矮小的拉克洛斯问。
“我不知道。赫尔曼是位银行家，一个有权势的人。有权势者总有仇敌。”
“赫尔曼夫人也这么讲。”
“他妹妹？”
“对。我们当然跟她谈过。不太多，只短暂地谈了一下。她彻底崩溃了。这位夫人长期生病。她身边一直有一个护士。她告诉我们，上星期三，也就是十一天前，她哥哥来到了这里，精神彻底垮了。一定有什么深深地震撼了他。”
“是什么？”
“赫尔曼夫人讲，她不知道。他没跟她谈论此事，她说。他只讲，他得去科西嘉。有……呢……这件事，跟赫尔曼夫人交谈，有些困难。如果您需要她的话，您将会见到的。”
“您认为有可能是赫尔曼自己引爆了游艇自杀，因为他正处于一种没有出路的处境之中吗？”
拉克洛斯不解地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没有出路的处境，先生？”
“一种经济上的。”
“先生，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赫尔曼是贵国最大最有威望的银行家！”拉克洛斯仍在吸烟，烟蒂的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因此，那些手指也全是黄的。
“是的，”我说，“正因为如此。”
“这我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不，完全不可能。我觉得这想法根本不可能。”
“您觉得什么最有可能呢？”
“谋杀。”
“谋杀？他的一个敌人？”
“不是，”矮个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吐出烟，“他的朋友之一。”
12
“他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