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先生。这也是赫尔曼夫人的观点，那个妹妹。她很古怪，不肯承认，但是她讲的话令我深思。”
“她讲什么？”
“依照她的观点，是她哥哥知道了某个他所信赖的人，一个朋友，卑鄙地欺骗了他，让他上了当，他们之间有银行业务往来，因此赫尔曼才如此激动，因此才突然到来。赫尔曼夫人认为，一定是赫尔曼朋友圈子里的某个人，为了自救，别无出路。”
“可这人为什么不用其它方式杀死赫尔曼呢？为什么要让十一个无辜的人同时死去呢？”
“赫尔曼夫人认为，正是为了排除谋杀的怀疑。”他那发黄的手指玩着小胡子。
室外，光线正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幻。阴影来了，光线变弱了，第一盏灯亮起来了。旧码头浸在蓝色、赭红、灰色、白色、紫罗兰色和深绿色里。
“除了船员，游艇上的其他人都是谁？”我问。
“两对夫妻，”拉克洛斯说，“弗朗茨和克拉拉·比奈特夫妇，保尔和巴贝特·西蒙夫妇。他们的别墅在这里。比奈特是瑞士人，跟赫尔曼一样是银行家。西蒙在里昂有一家大工厂。”
“一家什么工厂？”
“电子仪器配件供应厂。”
“有家庭吗？”
“当然有。但他们没来这里。他们远远地跟踪着我们的调查。我是说，没有嫡亲亲属，没有子女之类。尸体我们不是没法打捞吗？只有零零碎碎的尸体，已经火化掉了。火化之前，尼斯的法医研究所当然对这些碎尸详细检查过。所有的碎尸只得出一个线索。”
“哪一个？”
“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剧烈的炸药炸的。”
“给您印象最深的念头就是他的朋友之一犯下了这桩罪行，是不是？”
“对，先生。您瞧，赫尔曼夫人告诉我们，这些朋友每年至少在这里住好几个月，他们全都跟她哥哥有生意往来。她马上就对我们这么讲了，因为她认为，我们会最先确定此事。我们也已经证实过了。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社会。富得不得了的人们。全来自企业界和金融界。我们业已拜访过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戛纳周围。他们答应了。”
“这些人叫什么？”我问，取出我的笔记本。
“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名单。”矮个子拉克洛斯说。他推给我一页纸。
我读道：
约翰·基尔伍德，美国人，石油。
加柯摩和比安卡·法比安，意大利人，重工业。
马尔科姆·托威尔，英国人，军事工业。
克劳德和帕斯卡勒·特拉博，法国人，酒店集团。
若塞和玛丽娅·萨冈塔纳，阿根廷人，肉罐头。
阿塔纳西奥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希腊人，船主。
“没德国人。”我诧异地说。
“没有，没德国人，奇怪，是不是？因为赫尔曼毕竟是德国人。”
“对，正是。”我说。
“这些人，”拉克洛斯压抑地梳理着他的小胡子说，“无一例外全是亿万富翁。他们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卢卡斯先生。他们不常住在这里，除了赫尔曼夫人。特拉搏夫妇在巴黎附近有一座宫殿。其他人在全世界各处有他们的宫殿、别墅、套房和大牧场。他们只是来这里做客。这里是富人的世界，先生。但不是像那里聚集的这群人这种类型。这些人比全法国、全欧洲都更富有，富得令人难以想象。你很……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的大脑和行为，先生。”拉克洛斯拿起一本打开的书，“我正在阅读一本新版的有关海明威的书。其中有许多他的谈话。我发现了一则，觉得它对您、对我、对我们大家都特别有意思。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跟海明威谈论‘大富豪’。他说……”拉克洛斯嘴叼香烟，大声朗读，“……他们不同于你和我。他们拥有财产，早早地享受，这自有其后果。我们吃苦时，他们温存，我们信任时，他们讥讽。你若不是天生富有，就很难理解这个。在内心深处，他们以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得在生活中自己寻找补偿和出路。即使他们深入钻进了我们的世界，或者深深地沦落到我们中间，他们仍一直以为他们比我们强。他们不一样。”
拉克洛斯抬起头。“您想知道海明威听了以后答的是什么吗？”
“什么？”
“他光是说：‘不错，他们钱更多。’”
我笑了。
“回答得很幽默，不错。”矮个子拉克洛斯狡黠地说，“但也仅仅是幽默而已。菲茨格拉德说得对，富人们不一样。直到现在我才不得不真正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天，因为上司不在，就得有这些事。我只不过是代表他而已。而现在一切都落在我肩上了。”
“您要巴黎派高级官员来吧。”
“我已经要了。谁知道他们何时来？谁知道是谁来？”他几乎是恳求地说，“您同意我的看法吧？办这种案子得特别特别的小心才成，对不对？”
“肯定的，拉克洛斯先生。”我说。
“单看看联邦德国和美国吧。在美国，一小撮人私分了人民的财产。他们控制经济，操纵政治。您知道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二点五的人控制着三分之二的经济吗？在您的国家，先生，百分之七十的生产总值操纵在百分之一点七五的人手中。经济的集中生产让这些‘大富豪’富上添富，通货膨胀的发展只波及工薪阶层，哪里都一样，富豪们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还是上涨的！”
我想起杜塞尔多夫药房里的那位老妪，她曾经问我，为什么一切都越来越贵。
“当赫尔曼先生到达时，赫尔曼夫人和特拉博夫妇早就在这儿了。所有其他人相跟而至，比他先到或晚到两天。”拉克洛斯说。
“是赫尔曼叫他们来的吗？还是他们叫他来的？”
“我不清楚。”路易·拉克洛斯这位代理说，“我们正式听到的是他们相约而来，为赫尔曼先生欢庆六十五岁的生日。但这是否是真的……”他重重地叹息一声，“这些人是如此的有权有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您，一位警察，都这么讲？”
他只是点点头。
“对，我，一名警察，这么说。”他望向旁边，眯细眼睛，好像烟钻进眼睛里去了，“他们如此有权有势，他们……”他打住了。
“能毁掉每个人和他的位置——您想说这个，对不对？”
“您知道，先生，”这位“行政上司”的代表说，“我妻子和我，我们长期省吃俭用。我们刚买了一座小房子。当然还没付钱，背了一身债。但这房子处于绿丛中，不再是城里的那种热死人的住房。我有两个孩子，卢卡斯先生。儿子在上中学，他想成为物理学家。我女儿才五岁。我们是个幸福家庭。对于那些我现在要打交道的人来说，我只是一堆垃圾。他们跟我讲话，真是个奇迹。”又一支香烟……
“他们必须跟您讲话！您代表着法律。”
“啊哈，法律，”拉克洛斯说，“哪一种？我的还是他们的？”
“只有一个法律。正义的法律。”
“您说得可真动听，卢卡斯先生。要真是这样倒好了。这些人习惯于跟总统、皇帝、国王和类似的人一起将生活安排得合他们的意。请您别误会，卢卡斯先生，我不眼热他们的财富。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谨小慎微，过分侮辱了他们，那我就会收到来自巴黎的电话。没什么严重的，没有。我只是被解职了，另一个人将来接替调查。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在戛纳当警察常常很困难。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都来这里。我们的官员和警察太少了。责任重大的岗位上的警官要求五十五岁退休，这是事实而不是例外！他们再也干不下去了，卢卡斯先生。我五十六岁。我还能够。但是我……”
“但是您担心您在一两年之后干不成了。”我低声说。
他捻着他的胡子根，眺望窗外的许多船。
我做了一件怪事。我对我刚刚认识的这个人说：“我也有这种担心，先生。”
他沉默地望着我，我们俩好一会儿无语。最后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也向尼斯的司法警察局求助了，请求巴黎让经济警察来查查这些人。我独自一个人权力太小了。您也是，先生，包括您的保险公司，虽然它很大。我们这是在跟亿万富翁打交道。跟统治这个世界的财富，几乎跟全部的财富。这不是普通的谋杀，肯定不是。”
“如果您通知了巴黎，那么，那些大人物、部长和政治家也会盯着您。”我纯粹是作为钓饵说的。他果然回答了：“但愿如此，先生，但愿如此。”
他看上去更矮小更虚弱了，眼睛望着双手。一个姑娘的笑声从外面钻进来，然后又静下来了。路易·拉克洛斯热乎乎的办公室里一片阒静。我吐烟时才察觉，我点着了一支烟。
13
“此案中唯一的一个不是亿万富翁的人是昂热拉·黛尔菲娅。”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说。
“那个也坐了船但是幸免于难的女人吗？”
“对。”
“她为什么要留在科西嘉？”我问。
“她在船上闹肚子，后来，返程时她太难受了，也太虚弱，不能跟其他人同行。眼下我们的一艘船把她从科西嘉接回戛纳了。”
“昂热拉·黛尔菲娅，”我说，“这女人是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属于她吗？”
“哎呀，什么也不属于她，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我是说，她当然富有，但她是通过辛辛苦苦的工作变富的。她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自己的双手挣来的。她在戛纳这儿是个名人。”
“为什么？”
“她是一位著名的女画家，是个享有国际性声誉的画家。我感到奇怪，您还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不，从没听说过。”
“奇怪。她画这个城市的头面人物，画来到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名人。画一张肖像就有理由收取许多钱。您知道吧，她给谁画像，那是一种荣耀。”
“结婚了吗？”
“没有。三十四岁。了无牵挂，完全自由。一个机灵的女人。我今天上午跟她谈了很长时间。她认识新贵、旧富、假绅士、百无聊赖者和吃饱了撑得慌的人们……也许您该尽快跟她谈谈。她有许多健康的人类理智。她也讲德语。”
“她住在哪儿？”我问。
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把它们写下来，嘴角叼着一支烟。然后我对他讲，明天早晨我会打电话给他，如果他们有了什么新消息，他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他点点头，向我伸出被尼古丁染黄了手指的手。当我在门边转身时，他已经又坐在了他的办公桌旁，头撑在双手里，像个老头似的。他肯定又在想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和还没付款的房子，想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们和退休命令。我也突然想起此事来。也许过几天，当贝茨大夫的体检结果全部出来时，我就会被召回。这也是一个美妙的念头。
四
14
天暗了，但还是很暖和。我徒步从旧码头沿着靠海的十字架路走回酒店。我又淌汗了，虽然我已经脱去了我的上装。我的双脚火烧火燎的，但只是因为那沉重的鞋在让它们受罪。此刻万灯齐明，在十字架路上，在顺着艾斯特莱尔山脚延伸的路面上，海里的船上也亮灯了。其中有三艘灯火通明，上挂灯光彩带，倒影在水里闪烁。
海滩上空无一人。我停下脚步，看涌上海滩的疲惫的波浪。一个老人跟我讲话。我先是不理解他想要什么，后来我醒悟了。他在乞讨，偷偷地、羞愧地乞讨，因为他害怕警察，他们这里禁止公开乞讨。我给他十法郎，他说，他将为我祈祷。这种事总不会有害的。十法郎只合七点五马克。事实上很便宜。
在十字架路的外侧行车道上，一辆辆车从我身旁奔驰而过。它们并行成三排，世界上最大、最贵和最漂亮的汽车。汽车的橡胶轮胎在沥青上轻声沙沙。我往前走，寻思像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上的那些名字的主人那样富得流油，会有什么意思。但我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又有一个人跟我讲话。他一身白西服、蓝衬衫，系条白领带，孔武有力。他问我有没有火让他点支烟。
我摁着打火机，在亮光下我看见了那张脸。只是有点太和气了，英俊得过了头。火熄灭。年轻人道了一声谢又走了。从这一刻起，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猛转身几次，都不见有人。但干我这一行对这种事还是很敏感的。有人在跟踪我，也许在十字架路的另一侧，但有人在跟踪我。我终于到达了“庄严”酒店，横穿过行驶道和中间线。在酒店大院里，在花圃周围，大轿车首尾相接。先生们身穿白色燕尾服，夫人们身穿如梦的晚礼服，珠环玉佩，钻出车来。
“这里有什么事？”我问一位雇员。
“一场盛宴，先生。”
当时这个词对我还很新鲜，如今我已对它习以为常了。在戛纳不停地有盛宴和鸡尾酒会，特别是节日——大多是在两家新开张的大赌场之一举行，但也在十字架路旁的酒店里。我简直无法穿过大厅，那里挤满了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出租车司机和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说得都对：戛纳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和特别富有的男子，他们以一种我还从没见过的方法让他们的妻子和情妇挂满首饰。大餐厅里传来一支小乐队缓慢的音乐，酒吧里传来另一支。我坐电梯去五楼我的房间。当我推开门时，我听到电话在响。我在客厅里拿起电话听筒，客厅的墙上贴着金色的缎子。我坐到一张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上。客厅里只有白色和金色的简朴而又别具一格的椅子。卧房全是红色和白色的色调，卫生间里铺的是黑色瓷砖。
“我是卢卡斯。”我说，把听筒凑在耳朵上，一边扯下我的领带，脱掉一只鞋。
“你听着，你这混球，”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带口音的德语说，“你最好什么也别Сhā手，明白没有？滚开。如果你明天中午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干掉你。我们不会再事先警告了。”
“谁……”我刚开口，线路就断了。
那个讲话的人一定是在他的听筒上蒙了一块布。那声音听上去失真不自然，但没有口音。这么说还是有人在跟踪我了，当我脱掉第二只鞋时我想。要不然电话不会等我一进房就打进来了。这种事对我没什么新鲜的，早就不会惹我不安了。它在里约热内卢发生过，在安哥拉、在贝佛利山发生过，另外在香港也发生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动摇了我的上司的理论，他说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身亡。
我走进浴室，往浴缸里放水，脱得一丝不挂。虽然有空调我还是热，我在淌汗。我以防万一嚼了两粒药丸，然后拿起听筒，向总机报了我连同地址记了下来的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号码。那边只响了三声，她就拿起来了。
“喂？”那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是黛尔菲娅夫人吗？”
“对，您是谁？”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我来自德国。请您原谅，我这么晚还打电话。我希望我没有打扰您。”
“我正在收看电视新闻。”
“那我呆会儿再打。”
“不，最重要的已经结束了。有什么事？”
我告诉她我的职业，问她，我能不能同她简短地谈谈。
“当然，卢卡斯先生，如果这能减轻您的工作的话。”
出现了一阵冷场。
“夫人……”
“嗯。”
“我是说……”
“我听到了。我也讲德语。但不……不喜欢讲。请您别生气。我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我理解。”
“您讲一口出色的法语，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用法语交谈，行吗？”
“行。什么时候？”
“您等等……明天十点有人来，我为他画像……”在我讲话时我听到一个轻微的男人声音。这一定是那位新闻播音员，我想。“九点成吗？”
“当然。如果您不嫌太早的话……”
“噢，我总是早起。那就九点吧。地址是……”
“克洛帕特亚豪华住宅楼。蒙托洛街。A区。四楼，我知道。”
“好。我九点等您。祝您还能有个美丽的夜晚。”
这最后一句话令我诧异，令我感到舒服。
“我祝愿您同样如此，夫人。”我说。
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坐在那里，望着我的光脚趾，回忆是谁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祝愿过我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但是我想不起来。一定是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想起洗澡水来，浴缸已差不多满了。看来我在那里呆坐了相当长时间，却没有意识到。我冷热交换着洗，然后用劲儿擦干身子，打开我的箱子，取出内衣和西服，挂到卧室有推拉门的大壁橱里，门上镶着镜子。电报密码和资料我放在一旁，我得将它们存进酒店的保险箱。
我将我的晚饭订到房间里，因为来参加这场盛宴的人非常多，我宁愿单独一人。我吃得好极了。当侍者推走小车后，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宽大的床上，两臂交叉在头下，想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和他的害怕。他肯定不是个胆小鬼，他似乎只是认识到了他在此要对付的是谁，这吓坏了他。老实说，这也吓坏了我。
床边的电话响起来，客厅里的也在响。我抓起床头柜上的听筒。
“喂？”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个女人声音说。霎时间我以为听到的是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声音。但那是另一个声音。她讲得很轻：“您不认识我，先生。我相信，我有点有趣的事要讲给您听。”
“您是谁？”
“我有东西出售。”
“什么？”
“真相。”
“哪一方面的真相？”
“这您知道，先生。”
“我不清楚。”
“那您来这儿干什么？先生，您在这儿要找的真相，我能卖给您。”
“您在哪儿讲话？”
“您往下看看。从酒店大厅的一个电话间里。您下来吗？”
“行。”我说，“我如何找到您？”
“我坐在酒吧里，在吧台旁。我黑头发，一身黑衣，背后开得很大，我将手拿一朵红玫瑰。”
15
我穿上一身深蓝色的西服、一件白衬衫，系上一条蓝领带，带上全部资料，包括电报密码，坐电梯下到大厅。我走向总台，要一个保险箱。他们带我来到一个大房间，内有许多较小和很大的自锁保险箱。我租了一个小保险箱，把材料存放进去，签字证明收到了保险箱的钥匙。我经过两间大舞厅，里面正在跳舞。外面，在室外，客人们的司机都聊着天站在那里。酒吧坐满了。只有一支三人乐队在演奏长盛不衰的老歌。灯光不是很亮。当我的眼睛适应了之后，我在吧台旁看见了一个穿黑衣、背后开口很深的穿晚礼服的女子。她把玩着一支红玫瑰，坐在吧台的一头。干我这一行干久了就学会评价人，不管他们如何伪装。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是个妓汝。一个高级妓汝，肯定是的，一个快活女郎，但无论如何还是个妓汝。同她交谈的那个男人吻了一下她的手，消失在跳舞的一对对之中。我走向那个拿玫瑰的女子。小乐队正在演奏《两人的茶》。
我走近吧台。
“你好。”我说。
“你好。”那个拿玫瑰的女子说。她也许三十岁，看上去很姣好，但不算特别漂亮。只有当她不笑时，她看上去才十分妩媚。她笑时，看得见她的牙齿很难看。她有一种嫣然一笑的本事。但有时候还是看得见牙齿。
我坐到她旁边空着的高脚凳上，问我可不可以为她要点什么。她说，她要一杯便宜的威士忌。于是我就叫了两杯，当酒送来后，我们举杯。
“您随意喝。”我说。我们两人都喝。我身旁一位男人从他的高脚凳上下来。另一位坐上去，叫了半瓶香槟。他高挑、瘦削，一头稀疏的金发，左太阳|茓有块疤。他四十五岁左右，穿一身挺括的燕尾服。
“请问，您叫什么？”我问那姑娘。
“倪科尔·莫尼埃。”她说。
“您是从哪儿知道我住在这里的？”
“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我说。
“什么叫‘原来如此’？”
“没什么。”我不耐烦，因为我不再相信，穿衣服下楼来有什么价值。
《每当我们接吻，我就忧虑奇怪》，乐队正演奏这首歌。
“那请吧，”我说，“您想出卖真相？”
“对。”倪科尔说。
“要多少钱？”我问。
“噢，相当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真相。”
“多少？”我问，坚信她根本没什么好卖的。我不会这么快就上当。
“一大笔，”她说，“虽然不是您的保险公司现在必须吐出来的一千五百万马克。”
干了这么多年，也会有搞错的时候。
“您从哪儿得知……”
“嘘。”她说，做了一个头部动作。
我转过身，跟那个要了香槟的瘦削的人撞在一起。
“我们讲话声音大得您也能听见？”我粗鲁地问。
“请您别烦我。”他温和地说。
我又转向倪科尔。
“您看见了，这里不行。”她说，声音很轻，“您得去我那儿。那里就安静了。”
“什么时候？”
“我现在离开。您再呆一小时，然后叫辆出租车。我把我的名片放在我的手下。请您把您的手放在上面，然后我抽开我的手。”
俄顷，我的手里就有了一张小名片，上面写的是“倪科尔”。我弯身。她走向门口。那个瘦子目送她。我坐下来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同时看看我的表。现在是十一点差一刻。我没考虑就又点燃了一支烟，倚回去，观看那些跳舞者。其中有许多人显得像是非常恩爱的夫妻，紧搂在一起和着老曲子跳。大约一刻钟后，太阳|茓上有疤的瘦子走了。
这儿的男人也差不多全都穿着燕尾服，只有少数穿深色西服，像我。卡琳没有给我把我的燕尾服收拾进箱子。我静静地坐在那儿，慢慢地喝着，感觉很舒服。在酒吧里我总是马上就感觉很舒服，像在家里一样。在全世界，大多数调酒师都很和善，大多数酒吧的气氛也很可爱。这里的调酒师特别和善，当然也有不好的酒吧和不好的调酒师，但确实很少。我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心想，也许我还是想再年轻和健康一回。但我两者都不是，也并不令我心痛。乐队演奏着电影《野餐》里的《月光曲》。我想起赫尔曼的游艇，它就叫做“月华”，被炸毁了。我想，对于那些死去的人，这歌曲现在就像是一首哀乐，没人知道他们是凶手还是规矩人。不，那七个船员可以相当肯定地视为正经人。七比五，如果赫尔曼和他的客人们都是凶手的话，但是这完全没有依据。假使这是有依据的，这比例真不赖。多么无聊，我想，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只还想着威士忌。它是一种多么让人愉快的饮料啊，是一种多么让人神清气爽的饮料啊。
16
“贝尔纳德街，”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巴黎宫。C区。”
“没问题，先生。”他说着就开动了。他驾驶的是一辆特大型雪铁龙车。现在是夜里十二点过一刻。这地址我是从倪科尔的名片上得来的，上面除了她的名字和准确的地址外还有区名：佩帝特区。
我们沿十字架路开了一小段，来到塞贝路。在这里，司机陡然拐进去。我望向窗外，试图辨认出街道牌，因为我想尽快多熟悉这个城市。我们横穿过商店林立的安提伯斯路，经过戛纳那座讨厌的小火车站，来到了宽敞的卡尔诺特林阴大道。司机沿着它向北开去。宽显示盘上有一只闪烁的罗盘，小巧玲珑，这样我就可以辨清方向。我们来到一个广场上，总消防队的大楼就在它旁边，左拐进圣简街，然后拐进贝尔纳德街。
我们来到的是一个豪华地区。这个“巴黎宫”是许多住宅区之一，净是高楼大厦，部分建筑风格出色，飞檐翘壁，宛如城堡。它们耸立于内城上方的山坡上，代表了戛纳的形象。这些城堡里肯定住着数百人——非常舒适。豪华的住宅区总是地处绿化地带，有些在大公园里。“巴黎宫”也这样。司机让我在C区前下车。在这儿他可以在一座停车场上调头开回去。这幢建筑相当高大。公园里长有棕榈树、杉树和松树。月华如水，我眺望灯火通明的城市，眺望大海、港口和那里的无数灯光。现在空气清新些了。我深呼吸。我从一座游泳池尾端走向C区亮堂堂的大门。当我看到那两个家伙时，我都快到大门口了。他们原先站在两棵棕榈树后面，此刻向我扑过来。一个人把我的胳臂拧到背后，紧抓住我不放。另一个人捂住我的鼻子，使我不得不张开嘴巴，于是他塞进一块湿布。我又认出了这家伙。他就是晚上在十字架路上找我借火的那一位，太和气太英俊的那个人。他仍然显得太英俊了。我嘴里塞着布团，发不出声，他开始猛击我的胃、腹部以及它下面的部分。他使劲地揍，动作幅度很大。此时此刻这上面不见人影。两个家伙急急忙忙。那位太英俊的出汗了。我也是。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爆裂，内脏涌出来了。整个过程持续了不足三分钟，然后他们揍够了。我失去了知觉。
17
当我苏醒过来时，我仰躺在草里。随着第一口呼吸，我感觉到胃在翻涌。我从嘴里取出布团，猛烈地呕吐。然后我试着想站起来，但是我的膝盖承受不了我。我四肢着地，爬向那座大型游泳池和一只水流不息的水龙头。我冲洗我的嘴，把头伸到水下，直到它冰凉。同时我小口呼吸，担心又会失去知觉。我全身痛得要命。我坐起来。我所有的口袋都空了，有些袋子的衬里吊在外面。我的西服里除了一块手帕和四张十法郎的票子，再没别的了。我擦干脸，站起来，旋即又倒了下去。我再一次尝试，第三次时我摇摇晃晃地站住了。我像个醉鬼似的，摇摇晃晃，双手摁着腹部，走向C区的大门。我仍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跌倒的感觉。我扶着白色的墙，慢慢地往前挪。大门口的玻璃门敞开着。这里灯光明亮。我坐电梯到七楼。我回想起来，在倪科尔的名片上提到过七楼。电梯停下了。我几乎是跌出去而不是走出去。一条过道……三扇门。名片上写的是612号房。这就是了。门上没有姓名牌。我按门铃，没反应。我再摁，没反应。我按住电铃，让手指摁在按钮上不放。大约两分钟后，门后传来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声音变大，门被拉开了。由于我是一只手扶着门，门一打开，我就跌了进去，直接跌进一个瘦高个男人的怀里。这人大约四十岁，看上去很普通，头发稀疏，穿着一件蓝红条纹的睡衣，右手举着一支手枪。手枪的枪口直接顶着我的腹部。
“混蛋。”那人说，把我顶开。他很有力。我飞向过道里的一堵墙。那个拿手枪的人不信任地盯着我，看着我摇摇晃晃，靠在墙上，手指张开，胳臂半伸着寻找支撑，以免跌倒。
“您拿开这家伙。”我说，因为他还瞄准着我的胃。
“这一带每天都发生入室偷盗案。”那个穿睡衣的男人说，“我们不得不自己帮助自己。我有持枪证。我可以冲您的腹部开枪，然后再冲墙。我会对警察说，我先是想冲墙开一枪吓唬吓唬，后来就冲您开枪了，因为您继续进逼。”
“请您别讲这种废话，”我说，“我不是窃贼。”
“是您这么说。”
“窃贼会摁门铃吗？”
“也许您有同伙，他们这时候正从屋顶下到阳台上……”他转过身，望进亮堂堂的大客厅。那里毫无动静。他又望向我。
“我是怎么打开门来的？”我问。
“那好吧，您不是窃贼。您喝醉酒了？”
“没有。”
“疯了？”
“也不是。”
“瞧瞧您的样子？湿淋淋、脏兮兮的。您出什么事了？”
“我被人打了，在这幢楼前面。”
“什么时候？”
我看看我的表。
现在是一点零五分。
“大约在一刻钟前。不，半个小时，您等等……”我慢慢地顺着墙滑到地上。我虚弱不堪。
“我叫警察……”
“不要。”
“要叫！当然要叫！得叫警察来！”
“他们起码还得一个小时才能来。他们什么也不会找到。”我不需要警察和公众知道。现在不需要。“请您给我点喝的。”我说。
“白兰地行吗？”
“行。”
他走开，拿回来一只大腹杯，里面有大半杯白兰地。我喝了一口，恶心死了，再一口喝光，这下我终于觉得好些了。我又站了起来。
“您要我怎么样？”那个穿着睡衣的男人问，“我叫达侬。阿兰·达侬。”
他望着我，但我没告诉他我的名字。我说：“我想跟莫尼埃小姐讲话。倪科尔·莫尼埃。”
“谁？”
“倪科尔·莫尼埃小姐。她住在这儿。”
“这儿住的是我。那女人叫什么？莫尼埃？从没听说过。”
“她一定是住在这儿。她的名片上是这么写的。楼号。楼层。房号612。她在等我。这儿不就是612吗？”
“不错。可这儿没人等您。”
“我的名片上有地址啊……”
“您给我看看。”
“我身上没名片了。那些打我的家伙把我的衣袋搜空了。”
“您听我讲……”
“不，真的。他们也拿走了我的名片。”
“您是外国人吗？德国人？”
“对。”
“她想干什么，这位……这位……”
“莫尼埃。”
“……这位莫尼埃要您干什么？”
“卖给我一点东西。”我说。
“什么？”
“真相。”
“什么真相？”
“我不清楚。”
他又重新怀疑地打量着我。
“您听我说，我不相信您，您也不相信我。我领您整个房子看一下。您看看，您能不能找到您的倪科尔·莫尼埃。”
他领我穿过整个房子。它很大，装潢得非常华贵，古代家具、地毯和织花壁毯。两间卧室。一间里面四壁和屋顶用镜子装饰着。顶镜可以通过一根绳子来调整。半张床乱糟糟的。他也领我看了两个厕所和两间厨房。
“哎，您看，这下您满意了吗？现在我又可以上床睡觉了吧？我必须准时离开。”
“可我不理解……”
“如果您没鬼，那就是那位夫人不对头。一个陷阱。毕竟他们在这里把您勒索洗劫了，是不是？”
“嗯。”
“在这座城市里您得小心。”
“您能给我叫辆出租车吗？”
“没问题。”他这么做了，“五分钟以后到。”他在放下听筒之后说。他把一扇大窗户的沉重窗帘打开。我们脚下是这座城市和海上的灯光。
“美不胜收的景致，对不对？住在这儿八年了，永远看不够。美丽的城市，但不是没有危险。您经历过了。”
“嗯。”
“钱，”达侬说，“您以为，如果将生活在这里的守财奴的财产加在一起，会有多少个亿？毫不奇怪，我们会有这种刑事犯罪。”他拿起一张报纸。我读到那是《潇洒马丁报》。
“您瞧，每天一栏。一整版。谁家昨夜被窃了，谁的车被偷了。谁受到了袭击。有多少只船上的发动机被偷了。每天都有这些栏目。尽管如此，它仍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我觉得，是天堂。不能再去别的什么地方生活。这您理解吗？”
“那当然，”我说，“当然。请您原谅这番打扰。我先下去等出租车。”
“随您的便。请您别生气……在这儿真的得小心。我家已经被盗过两次了。因此，我才得到了枪和持枪证。您有吗？”
“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从没拥有过一支武器。
“再来一杯白兰地吗？”
“不了。”我说，向门口走去。现在我又能勉强走了。我们再一次相互道歉。达侬固执地要坐电梯送我下去，我拒绝了。我独自坐电梯，出租车已经在等着了。
“‘庄严’酒店。”我坐到后座上说。
“行，阁下。”
当我们到达时，盛宴正进行到Ｇao潮。
我走向看门人，要我的房间钥匙。
“这要延续多久？”
“噢，到三四点钟，从来没人知道，卢卡斯先生。您现在想要您的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我说，“您把它放在原地吧。”
“遵命，卢卡斯先生。”
在我坐车离开前，我将我几乎所有的钱、我的护照和所有其它的东西统统从袋子里取出，放进了保险箱。保险箱钥匙我交给了看门人，请他替我存在看门人的大保险箱里。如果您长期干这一行，您就会学到一些经验。如果您不学，那您很快就完蛋了。我给了看门人二十法郎，坐电梯去我的套房。我脱去衣服。我的身体已经变色了。明天看上去可就美了，我想，这时我想起来，现在已是早晨了。从卫生间出来，我走进卧室，拉开窗帘，躺上床去。我看到海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的灯光。船灯有红的、绿的和蓝色的。
一支乐队的音乐从某个舞厅轻微地飘进来。我仰面躺着，回想倪科尔·莫尼埃在酒吧里玩的那朵红玫瑰。我在自称从没听说过倪科尔·莫尼埃的阿兰·达侬的房子里也看到了一朵红玫瑰。在那个有着许多镜子的卧室里，在一个角落里，半掩在一张小柜后面。但这也完全可能是另一朵红玫瑰。
五
18
翌日早晨天气很热。当我喝茶吸第一支烟时，空气在客厅的窗外回荡。我本想不吸烟，但是我现在太紧张太激动了。我打算至少别抽那么多。我定时服用医生给我开的药。我身上变得紫一块、青一块、黄一块，疼得厉害。我穿上我最轻便的西服，但是当我九点钟敲响昂热拉·黛尔菲娅的门时，我的衬衫已粘在身上，就像在汗水里洗过了澡似的。气候的变换和疼痛对我影响很大。我感到疲累、头晕、苍老。是的，非常老。
门开了。
“卢卡斯先生吗？”站在我面前的那位年轻女子问。她跟我一样高，头发红得发亮，棕色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像丝绸一样，脸形狭长，有一张美丽的弯起的嘴。她只穿着短裤和一件浅绿色的胸衣，胸衣在Ru房底下打了个结，没穿鞋。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身段，两腿修长。她的皮肤是深褐色。她笑着，笑时露出了实在很漂亮的皓齿。她的眼睛里留有一道伤心的阴影，即使在笑的时候。这伤心是我头一次见到昂热拉时率先触动我的东西。
“我不打搅您过久。”我说，走进一间小前厅，“我只有几个问题。”
“您可以问一个小时，卢卡斯先生。我对您讲过，我的客人十点才来画像。我的天，您全身湿透了！您快将您的上装脱掉。您解下领带吧！您在这里不能这样奔波，您会中暑的！”
“我带错了衣服。”我脱下上装解开领带时说。她将两者挂在架子上。
“您也脱掉您的鞋吧。”昂热拉·黛尔菲娅说。她语调平静，很实在，很自信。
我迟疑不决。
“您脱掉吧！”
我脱去鞋。
“咱们到平台上去。那顶上总有点风吹拂。”昂热拉说。她已经带头走了。我们经过一个书房，它的门敞开着。我看到画和植物。我跟在昂热拉身后，穿过一间大客厅。它布置得很现代派，色彩浅淡。一整堵墙，从地面到房顶，都被书遮着。我看到对面有一张橱，上面放着至少五十只各种材料做成的象，有各种各样的大小，很小的，很大的，鼻子一律上翘。我略作停留。我发现一只乌檀木的小象最漂亮，它胖乎乎的，让人感觉很滑稽。我想起我在杜塞尔多夫的家，但只是一闪念，因为昂热拉走得很快。我走时全身都疼。客厅里有一台大电视机。我们穿过暖房，这里的花盆里盛开着许多花，我看到了第二台电视机。昂热拉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还有第三台，在厨房里。我是个电视迷。尤其是新闻。我总是什么都听。中午电视，傍晚的电视，二十四小时节目，最早的新闻和最晚的新闻。几乎是全部。第一频道。第二频道。还有蒙特卡洛台。如果播放新闻时我必须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就可以继续收听。”她笑了，“书房里还有第四台电视机。疯了，是不是？”
“有一点儿。”我说，“也许是。”
我们走到室外的平台上，我吸气。这平台环绕着显然非常大的套房的两侧，肯定有这房子的三分之二大。我此生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平台，还从没在一座平台上看到过这么多的花儿，它们受到了精心护理。这个平台布置得也像个客厅。有躺椅、桌子和藤椅，一张巨大的太阳遮篷下有一个角落可以就坐，还有架好莱坞秋千。平台的地面是用蓝色和白色的地砖铺成的。这套房在最顶层。没人看得见这个平台里面。但一侧还是钉有一堵高高的木护板，是由相互交叉的、漆成白色的木条拼成的。几乎看不见木头，因为木条上爬满了常春藤、白花绿叶的茉莉花和九重葛。这种有刺的攀缘植物长着非常好看的椭圆形叶子，它的花有各种红色、紫色和橙色的色调。这些植物植根在长长的盒子里，在木护板的脚下。再就是鼓腹形的大陶罐，我相信，人们叫它们阿里巴巴罐。里面长着紫色的矮牵牛和大量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天竺葵。这些阿里巴巴罐一侧有孔，像小袋子似的。孔里面长出色彩千差万别的小玫瑰。昂热拉又察觉了我的目光。
“这种小玫瑰叫做‘惊玫’。”她说，“您知道，我也迷恋花。”
“跟我一样。”我说，细看长着红色和橙色唐菖薄的大花瓶。它们放在桌子上。春白菊或白或黄地开在陶制容器里，小云杉和其它装饰树长在桶里。这座平台真是个大花卉市场。我看到一张小桌子上放着用来修剪的剪子、植物保护剂、药和类似的东西。我看到水壶和一根管子。在茉莉和滨兰菊之间，有彩色的陶瓷鸟儿安装在本护板上——幻想的形象，一只野鸭子，一个鸽子。蝴蝶。“这是我在瓦劳利斯买的。”昂热拉说。这女人仔细观察着我。这恐怕是她的一个职业特点。“离这儿不远。那里生产各种古式的陶罐——自从一九五○年以来，在毕加索、皮格农和普瑞纳的影响下，瓦劳利斯肯定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陶瓷中心。”她讲得那么自然，无忧无虑，我都忘记了我的疼痛，深深地吸进那清新的空气。这顶上真的是和风习习。昂热拉抚摸一只鸽子。“这是毕加索送给我的。”她说，“他送了我这么一个礼物，我当然非常高兴，非常骄傲。您想喝什么！什么果汁？橙汁？还是宁愿喝奎宁水？苦柠檬？”
“苦柠檬。”我说。
“等一会儿！”她光着脚跑进了房子。我向前走向护栏，它朝向大海。我一生中见过许多漂亮的城市和风景——却从没见过这样一种。就在我脚下，坐落着戛纳和它的豪华住宅区、街道、旧房子和教堂。我实际上能毫无遮拦地望到大海。向左望是安提伯斯海岬，右边我看到艾斯特莱尔山。我看到那座大海湾的全貌，戛纳坐落在其中。我看到住宅楼之间的棕榈园和花丛，看到旧码头和左边的第二座码头，显然是座新的。那里停泊着许多游艇，有一部分相当大。在刺眼的阳光下，全城的所有建筑都白光闪闪。在蔚蓝的大海上，昨天的船只旁停靠了一艘美国的驱逐舰。我看到帆船、游艇和摩托艇，它们留下白色的泡沫轨道。海天一色，无际无涯，是的，漫无尽头。一架飞机从相距不远处飞过，很低。听不到隆隆声。这架飞机在尼斯上方准备降落。飞机很大。
“左边的码头叫做康托港。”昂热拉的声音在我身后说，“所有的游艇都停泊在那里。过去一点点您就能看到‘棕榈海滩’。”
我转过身。昂热拉递给我一只雾蒙蒙的杯子。“您的苦柠檬，加了冰和一块橙子。这样行吗？”
“好极了。”
她自己喝柚子汁。
“这上面真是太美了。”我说。
“是的，”她说，“我非常爱它。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天。只要可能，我就呆在这外面。”
“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她笑了。
“如果我用不着工作，我会整天在这儿度过。就在这外面。”她站在我面前，我头一回感觉到了她的皮肤的清新的芳香。昂热拉不用香水。“您请坐。坐到遮阳檐下。您头上什么也没戴。这太危险了。”她戴上一顶布帽子，选了一张太阳底下的椅子。“这对我已经没影响了。但在这里我头上总要戴点东西。今天天气会非常热。您想知道什么，卢卡斯先生？”
“您能向我讲的关于赫伯特·赫尔曼的一切。”
“这没多少。”她笑望着我，眼角形成了小小皱纹。“我是通过他妹妹认识他的。我给他们俩画过像。先是妹妹。他的画像长期放在我这儿。他上周来时，他妹妹一定告诉他说，那张像没画完，还在我这儿。于是他来到这儿，一共三次。总是来一两个小时，如今画是完成了，而赫尔曼先生却死了。我得给他妹妹打电话。”
“我可以看一看这幅画吗？”
“当然。”她已经站了起来，领我走进房子。她走起路来出奇的轻盈敏捷，动作优美。我穿着袜子跟在她身后。现在我身上又疼起来了。画室很大。我看到了十几幅画了一半的肖像，一张大桌子上搁着画家的沾有涂料的白外套、调色板、颜料、画笔、松香瓶、画布和画框。昂热拉领我走向一幅没有镶框的肖像，它倚在一个角落里。“这里，这就是他。”
我打量那幅画。我自信对绘画还是略懂一点的，根据我的理解，我觉得昂热拉是个好肖像大师。这幅画只画了赫尔曼的头部。如果这幅画没被美化的话，那么，银行家赫尔曼的脸真是可喜可贺。从其它的画看，昂热拉不像是个会美化她的顾客的画家。我看到一个形象高贵的头颅，慈祥的灰眼睛，嘴角一缕友善的微笑，高额头，灰色的浓密短发。高贵，无比高贵——这就是这张脸给人的印象。
“他看上去精神饱满。”
“他看上去精神很饱满，卢卡斯先生。他是位绅士。”是吗？我想。“一位完美的绅士。”昂热拉略一沉吟，“这只是一种感觉，卢卡斯先生，只是一种感觉，您别太在意……”
“什么？”
“当我最后一次画他时，赫尔曼特别神经质和烦躁不安。有什么事在可怕地折磨他。”
“有没有可能是害怕？”
“是的，这也有可能。我……我……我的感觉，您瞧……我有一种感觉，他之所以来找我，是因为他在这儿能找到安宁。有一回他对我这么讲过。他非常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因此，他经常带我坐他的游艇……这回也是。”
“一只吃坏了的胃救了您的命。”
“是的，”她说，“我真幸运。本来我也有可能死去。谁知道呢，是不是……”她迅速打住了。她眼睛里的阴影更暗了。
“您想讲什么？”
“没什么。”
“不可能。”
“噢，不，卢卡斯先生！咱们再去平台上好吗？”她不等我回答，就率先走出去，经过一间厨房，厨房门敞开着。我看到一大堆菊苣叶子。在我来之前，昂热拉一定洗过它们。
平台上，那清凉宜人的风吹拂着我。
“但这一回他在这儿也没找到他的安宁。”昂热拉说，坐下去。
“为什么没有？”
“老有电话找他。”
“谁打的？”
“噢，是生意上的朋友。”
我从裤袋里掏出我的钱夹，把那位伤心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的名单递给昂热拉。
“会不会是这些人？您认识这些人吗？”
她说：“稍等一下。”说完她跑进客厅。房间的窗户都很大，能推到一边去。昂热拉拿着一只细框眼镜回来，戴上。“这些年我变得老花了，很突然。没有眼镜我再也读不了啦。工作时我也需要眼镜。”她打量那张纸条。她的脸给人一种专心致志、精力集中的印象，就像是有人向她提出一个精确的问题或者她精确地回答时一样。“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认识这上面的所有人。”她看完后说，“我给约翰·基尔伍德、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都画过像。我最熟悉特拉博夫妇。我跟他们是朋友，特别是跟帕斯卡勒。”她摘下眼镜，“这让您吃惊，是不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在这里我是一种怪物，我认识所有的人。这完全是由于我的职业。他们邀请我出席社交场所，赴盛宴……”
“‘他们’是谁？”
“啊，‘棕榈海滩’赌场的董事会和‘保安警’赌场的董事会，随季节不同，参加电影节，参加展览以及这里举办的一切活动。主要是‘旅游事业联合会’这么做。如果您想用德语说，就是这里海滩上的旅游局。我……”她有些羞涩，“通过我的画，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旅游事业联合会’显然是将我当成了戛纳的一个名胜。”
“您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谢谢。”她说，“不，真的。最近几年，我是真正陷进去了，对此我当然非常高兴。因为，您明白，这样就有人向我订货。另一方面，这东西代价昂贵。我需要衣服、鞋子。在这些盛宴上衣着要非常讲究。我运气好，您知道。我可以穿一件两百法郎的衣服，其他的女人会打赌，说它价值两千，是普齐设计的。我当然也有几身真正昂贵的服装。毛皮大衣。好首饰……我将我挣来的所有钱都买成首饰。如果你有一天得逃跑，首饰是最容易携带的……”她又打住了。
“您曾经被迫逃跑过吗？”我问。
“正如所说，这些人我全认识，只有萨冈阿塔纳夫妇除外。”她不理我的问题，“他们每年来这里几个月，他们人人在这里有他们的住宅或套房。特拉博夫妇在这儿生活三个季度，其余时间在巴黎。可如果您问我，当赫尔曼先生在我这儿时，打电话的是否这些人，您就得失望了。那是些我不熟悉的声音。”
“您拿起听筒，那些声音要求赫尔曼先生听电话，于是您给他听筒。他跟谁交谈，您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当然不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是：先有人通报一下，然后，这些人才跟赫尔曼先生讲话。”
“或者是他们中的一个。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您认为不可能吗？”
“我认为那完全是可能的。”她严肃地说，“滑稽，我从没想到这上面。”
“您说，他因为这些电话无法安宁？”
“对，他总是非常激动。他发怒。那之后他要么很神经质，要么非常无精打采。他只是不肯说是什么事。我当然也从没有问过他。”
“他什么时候来您这儿的？”
“他连续来了三天，”昂热拉说，“上个星期还来过。然后他邀请我一同去科西嘉，跟西蒙夫妇和比奈特夫妇。他们我也认识。”
“他去科西嘉干什么？”
“去阿雅克约会生意上的朋友。”
“电话上是用哪种语言交谈的？”
“用英语。”当我们交谈时，附近的尼斯不停地有大飞机降落或起飞。我看到它们总是飞得很低，却几乎听不到喷气机的噪音。
“您讲英语？”我问。
“跟讲德语一样。”
“我可否问问，这些谈话事关什么？或者您不在场？”
“我的电话线非常长。我可以从客厅里将它拉到整座房子里。当我工作时，它就放在画室里。当时它也是在那里响个不停。我想出去，但赫尔曼先生请求我留下来。那些谈话令我捉摸不透。事关日期和赫尔曼以最大的坚决坚持的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可惜我不懂。我只知道，总是有一个词夹在中间——是cover这个词。不，两个词：cover和coverage。”
“cover，”我重复道，“coverage……”
“请您等等，我去拿本字典……”她跑进客厅，拿着一本英文字典回来了。她戴上眼镜，将麻布帽子更紧地摁在头上，因为它滑掉了。她翻开字典，读道：“cover，首先是：盖、盖子、信封、套子、罩子、遮盖。保护……”她抬起头来，“这有用吗？”
“也许，”我说，“我不清楚。请继续念。”
“大衣，被盖……第二：盖、盖上、包进。裹、藏……嗯？”
我只是耸耸肩。
“掩盖，保护……这一点用也没有？”
“我要知道就好了。”我说。她的小帽子又向前滑了。她将它推回去。一缕红头发落到她那晒成褐色的、高高的额头上。“瞄准——用武器——扫射——用武器扫射一个地区——包容，包围，用在报纸上：报告，对待，一件事……包纽扣，检察院，护导线……coverage：新闻报导……cover girl……”
“不，这大概不会。”
“可那是什么呢？我对您讲，这个词老是出现，老是cover……coverage！简直没有别的话。”
“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
“这不是笑。”她说。
“是笑。”
“不是。”
“好吧，我当然很难奉命强笑……”
“当然不。这是我的无礼。”
“根本不是。我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德国人印象，是不是？”
“不严厉，不是德国式的。”
“那是什么？”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您当然可以拒绝，认为我是厚颜无耻或者没有教养。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您看，是这样的……”
“说呀？”
“好吧，”她说得又流利了，“是这样的，您真的是穿错了服装来这儿，穿错了鞋。我下午得进城，买新的颜料，去安提伯斯路上的一家服装店取一些为我修改的东西。您给人好感，先生，确实给人好感。”
“还从没有人对我讲过这种话。”
“是的，我知道。”
“打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卢卡斯先生，您允许我陪您在这里买点东西吗？看起来您将要在这里呆较长时间，是不是？”
“是的。”
“一个女人更清楚什么适合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她的眼光老练。”
我说：“您想跟我一起去买东西？为我买新东西？我看上去穿得令人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是不可思议，您总是爱夸张。不实际，先生。怎么样？”
“我为您的建议高兴。”我说，感到我的心突然跳起来，“很高兴，夫人，真的。但您得允许我事先请您去吃饭。”
“很乐意。我警告您，我胃口好得很。”
“我什么时候来接您好呢？”
“咱们就说好一点钟怎么样？”
“行。一点钟。我在‘庄严’酒店里订张桌子。”
“您让我订座吧。别的地方。”
“行。那就一点见。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高兴。”昂热拉说，“我叫辆出租车。站点就在这附近。等您坐电梯下去，车子马上也就到了。”她伸给我一只结实的手，重重地一握。我回头望客厅，望那里的橱架。我傻乎乎地说：“您知道，我也收集象。您的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只乌檀木的小象，很滑稽。”
“您迷信，是不？”
“非常迷信。”
“我也是。”她打开屋门。我走向电梯，摁按钮，等电梯上来，同时转过身。昂热拉站在半敞开的门里，又露出笑脸。我想笑一笑，但没笑出来。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我说不出是为什么。电梯到了。当我走进去时，我看到昂热拉仍然站在那里笑。这时她扬起一只手。我也扬起一只手。然后，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电梯悄无声息地滑下去。电梯里面很热。齐头高的部位有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想笑一笑。那只是一个鬼脸，别的什么也不是。我身上昨夜被打的地方一下子又痛起来了。我已经把它忘光了。突然，那疼的地方不是我挨打的地方，而是体内其它有什么在疼，我说不出来是什么。而这件事最荒唐的是：那是一种奇特的甜蜜的疼痛，它流过我全身，舒适惬意，以前从未体验过。
19
“谋杀。”伊尔德·赫尔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如耳语一般，像发誓似的。“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
一间昏暗的大卧室，她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洛可可式大床上。这回我也看出她为什么以“钻石伊尔德”闻名于我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和整个国际社会了。她坐在床上，戴的戒指肯定有二十克拉重，一根条形翡翠，镶满了钻石。她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宽宽的翡翠手镯，它的每一块宝石上同样都镶着钻石，脖子上相应地戴着项链。这种事我可真是平生头一回见。项链由八段组成。每段中间有一根长形大翡翠，旁边满是打磨成圆形的树叶图案的钻石。前面挂着两根大得不得了的水滴状翡翠和两颗半圆形钻石，用一块打磨得圆圆的宝石连接着。当然，伊尔德·赫尔曼还戴着镶钻石的、水滴状的翡翠耳饰。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尔德在床上戴这个，她未修边幅，未涂脂抹粉，皮肤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红色，头戴黑色假发套。它有些滑脱了，让人认出她头上差不多没头发了。她穿着花边睡服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床上穿的浅绿色小夹袄。她显然怕冷。我头一回能较自由地呼吸了。这房间里跟整幢房子一样开着空调，散发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达侬呢？”
“估计是靠她养活的。”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计？”
“他也有可能是个顾客。”
“一个顾客，在上面有换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辆汽车？”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海军少尉维阿拉问，“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边还有其它房子，或许是用了假名，我们怎么知道？或许他也还让另一个姑娘接客。”
“另外，您说的那朵玫瑰也不见了。”拉克洛斯说，又伸手取另一支烟。
“倪科尔·莫尼埃也带走了衣服和内衣吗？”
“没有。反正橱柜里是满满的，什么也没少。说不定她在别的住房里也有这些东西，也许在其他的许多房子里。这两位要是机灵的话，我们不会很快就找到他们的。”
“他们中有谁受过惩罚、登记在档或在警方挂过号吗？”
“什么也没有过。”拉克洛斯说，“您在黛尔菲娅那儿有什么成果吗？”
我讲了昂热拉·黛尔菲娅告诉我的一切。
“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见地去。”拉克洛斯说。
“这个cover和coverage会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清楚。”拉克洛斯说。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认为支票或汇票怎么样？人们可是讲‘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样？”维阿拉说。
“对，”我印象深刻地说，“您说得对。从戛纳能直拨杜塞尔多夫吗？”
“不行，”拉克洛斯说，“只能从杜塞尔多夫直拨戛纳。德国有自拨设备，反过来还不行。您得等上几个小时。我们的电话网络有点儿……不说也罢。”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问，“我现在想拜访这位伊尔德·赫尔曼。”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当我随后告别时，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说：“祝您在钻石伊尔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车回“庄严”酒店，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钱和密码，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拟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总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说法，句号。它们有特殊意义吗？我的密码很灵活，一周中每天换新的，表面看起来总是有内容的文章。在把这份电报作为急件发出去后，我坐车前往伊尔德·赫尔曼的别墅，在那里，那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们的车进去……
于是我下车付给司机钱，跟随仆人穿过大门里的小门。我等着他打电话为我通报。
“有人来接您。”他说。俄顷，出现了一辆类似吉普车的车子。它有个凉篷，像华盖似的安装在轮子上方。司机身后有两张用螺丝固定得紧紧的椅子，他旁边有一张。那个司机同样是身穿制服，一身浅蓝色的，铜钮扣，金绶带。我们行驶在公园里。我看看表。我们果然开了五分半钟。公园里长着棕榈、松树、杉树和橄榄树，是的，就像一座森林，有时候密密丛丛，我们像是滑行在阔叶隧道里，因为古树的树枝遮住了路。我看到石条凳、小天使雕像、开裂的人像和一座大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它在太阳下白闪闪的。别墅是按西班牙的殖民地风格修建的。在这里看得到鲜花怒放、精心护理的花圃。喷水器转动着，在刺眼的阳光下形成了彩虹。
一个宽宽的突出部分通向大门，突出部分由柱子支撑着，托着一座有许多鲜花和白色金属家具的平台。那个为我开车的男人把那辆奇怪的车开走了。第三个仆人打开门，他穿的又是白衣服。
“请您跟我来，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大厅，大理石上铺着地毯。四壁上挂着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我肯定那些画是原作。这房子就像是一座大古董店，塞满不同时代的最珍贵的家具。巴罗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洛可可时期的。家具非常漂亮，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巨大的落地花瓶里Сhā着很多花。房子里散发出它们的芳香。我看到壁龛里放有象牙雕刻的人和动物，灯光照耀在雕像上面。那些画和雕像实在不适合这一种混杂的摆设。虽然金碧辉煌，但算不上是座有修养的房子。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女性气息。管它呢，我想，伊尔德·赫尔曼一直住在这里，她哥哥很少来。这大概是她的喜好。我们沿一座大理石楼梯爬上二楼，那里有一道石制宽阳台遮住了通向许多房间的通道。这里也有画、塑像和壁毯。这房子一定大得很，在过道里，台阶两次上上下下，每次三级，然后仆人敲一扇门。一个女仆打开门来，让我走进一间客厅，它清一色蓝。我又看到满屋放着花瓶，但它们不像昂热拉的平台上那么自然，显得压抑，它们的花香令人迷迷糊糊。我点燃一支烟。我神经紧张，一身汗，深深地吸烟。我已经发现，贝茨大夫所说的话是说起来容易，但无法实现。我像个傻瓜似的嚼碎两粒硝酸甘油胶囊，观看一张桌子上放着的一排皮装大开本的烫金古厚书。那是一些拉丁文的有关树木的书。我等候。我点着第二支烟。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二十了。十一点半，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一身米色，模样俊美，只是眼睛冷冰冰的。
“泽贝格。”他跟我讲德语，伸给我一只热乎乎、软绵绵的手。“保尔·泽贝格。我恭喜您，卢卡斯先生。尊敬的夫人马上就接见您，她只需要稍微恢复一下。她卧在床上——那震惊，您理解。一场可怕的事件。”
“对，可怕。”我说。
“我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解释说，“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如果我可以这么自称的话。是的，我可以这么自称。当我收到那个灾难消息时，就立马飞到这下面来了。赫尔曼夫人完全崩溃了。您知道，她和她的哥哥感情深挚。现在，在一位杰出的医生帮助下，她刚刚度过最糟糕期。因此，您不可以跟她谈得太久，赫尔曼夫人无论如何不能激动。”
“这不取决于我。”
“噢，不对，”他温柔地说，“当然取决于您。不错，您是尽义务。但请您尽义务时小心谨慎，别撕开旧伤，我请求您。”
我耸耸肩，这是一个充满气味的房间。泽贝格也散发出某种香水味。
“您使用什么香水？”
令我意外的是这个问题让他特别高兴。
“粗陶人，”他骄傲地说，“只有这里买得到。好极了，是不是？我使用它多年了。”
“您有圆珠笔吗？麻烦您替我将那名字写下来，还有生产公司。”
“粗陶，巴黎。”
“我也想买它。”我说。
“那太好了。”他从袋子里取出一张名片，用一支金圆珠笔将我请求他的事写在背面。
“谢谢，”我说，“您太乐于助人了。”
“哪里！”
门又开了。一位健壮的但显得像母亲的护士穿着白衣出现了。
“夫人准备接待您了。”
“您是意大利人。”我对她讲。
“是的，先生。来自米兰。我摆脱不掉我的口音。虽然我已在这儿为尊敬的夫人工作六年，在法国生活六年了。”她为我开门。我走进钻石伊尔德的暗淡的卧室。护士为我作了介绍。
“好吧。”伊尔德舌头笨拙地说，好像她服用了很多镇静剂一样，“您现在让我们单独谈吧，安娜。别放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是，夫人。”门关上了。
“请您走近我，卢卡斯先生。请您拿张椅子。对，那张，好的。请坐近我，让我能看见您，不必这么大声讲话。”她那白化病人的玫瑰红色眼睛仔细打量着我。手指在被单上不停地来回摩挲。
“保险。当然。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只是得请您原谅，如果我……”她伸手拿一块花布手帕，将头微侧，啜泣了一会儿。我等候，吸着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的甜蜜的花香。忽然，伊尔德向我转过身来。她的脸平滑洁白，语调低声急切。
“谋杀。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她咽了口唾沫，重复一遍，“多么卑鄙的谋杀啊！”
“什么叫‘多么卑鄙的谋杀啊’？”我问。我的左脚疼起来，我的左胸侧也是，不过不算重。
“据可靠的资料介绍，在这根项链和这个戒指的十颗翡翠中，有八颗来自一根曾经属于亚历山大二世的项链。”
“尊敬的夫人，您关于谋杀的那句议论是什么意思？”
“这您是知道的。”伊尔德说，半闭上她的玫瑰红色的眼睛，像疯子似的微笑着。我吓了一跳。我还将受到更多的惊吓。“您知道的！您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您对拉克洛斯先生讲过，按照您的观点，您的哥哥是被一位走投无路的生意上的朋友谋杀了。”
“哎呀，拉克洛斯先生！”她又那么吓人地低低窃笑起来，“那个可怜的小拉克洛斯先生。那么矮小，那么害怕，那么多的责任！我当场就看出来，我跟他什么也办不成。因此，我就讲了点必定会让他觉得可信的东西。”
“那是谎言吗？”
“这个翡翠雨滴是后来由一颗大得多的雨滴重新切割成的。它有五点七克拉……”
我说：“那是个谎言吗？尊敬的夫人！”
“八只翡翠共重八十三克拉。漂亮，对不对？是的，这当然是个谎言。”现在伊尔德又低语了，“这位拉克洛斯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害怕被卷进什么事件里去。被卷进去，您理解，对不对？”
“对。”我说。
“您认为，您哥哥为什么被谋杀了？”
“这个吗，人家想干掉他，当然了。”
“谁？”
她现在的微笑完全像神经错乱了似的。
“卢卡斯先生啊卢卡斯先生！所有人！”
“所有人？”
“当然是所有人！您来自德国。咱们是同胞。您了解德国的状况。我哥哥是个伟大的人物。其他人觉得他太伟大了。”她窃窃一笑，“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您知道，众人一起谋杀了他。”
我回想起，当我说我要去拜访钻石伊尔德时拉克洛斯嘲讽的祝愿，想这个女人是否真的精神失常。
“所有他的朋友们，”伊尔德低笑着说，“大家一起。好让他消失，不再有他。”
我下定决心。
“您指的是那些来到这里为他庆祝生日的朋友吗？”
“他的生日？”她突然泪流满面，又抽泣起来，“他今天本来……”她讲不下去了。我跳起来，因为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得采取点行动。我急步赶向门口。
“您……要……去……哪儿？”
“叫护士……”
“不要！”她的声音突然果决起来。我转过身。她在床上坐正，不再哭了，虽然脸上还满是泪水。“护士留在外面。您谁也别叫。请您马上回来。”
“别这样。”我说。
“什么‘别这样’？”
“请您别这样对我讲话，尊敬的夫人。我不喜欢这样。”
“请您原谅。”这下她又像疯子似的微笑了，“我的神经……我神经如此糟……有时候我甚至相信，我失去理智了。您请坐下。”
我坐下。
“那好吧，您是指责他的那些朋友和生意伙伴吗？”
她显得想纵声大笑似的。
“这是个什么念头啊！我的天，这是个什么念头啊！他的好朋友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卢卡斯先生，这种玩笑开得不是地方。”
“这不是玩笑。”我说，“您讲‘所有人’。谁是‘所有人’？”
“这您跟我一样清楚。”她恶意地说。然后她伸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的手汗淋淋。“卢卡斯先生，我付给您钱！随您要多少，我都付给您！”
“我所在的保险公司有可能必须付给您钱。”我说。
伊尔德专横地一挥手。
“保险公司，呸！我付您钱，让您将所有这些人送交法庭，让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将他们五马分尸。”她真是这么说的，“必须根除掉这些人。要不然我自己的生命也难保。”
“为什么？”
“我是继承人，惟一的继承人。现在一切都属于我。我是我可怜的哥哥的惟一在世的亲人。”
“这就是说，银行现在也属于您？”
“当然。”
“可是以您这种状况……请您原谅……”
“您说吧。我的状况，我不能去德国。我对钱也一窍不通。幸好泽贝格在。”
“谁？”
“我们的全权总代表。您见过他了。”
“噢，对了。”
“我可以信任他。可他在您的领域里又没有经验。说吧，怎么样？您要求多少？您要是帮我除掉这些祸害，您要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请您别再讲您不知道我讲的是谁。”
这女人疯了。再跟她谈下去没有意义。
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澄清这个案子属于我的工作。一旦我了解到什么或需要问什么，我再来找您，赫尔曼夫人。可以吗？”
“随时，”她说，“随时，当然，我的亲爱的。”
我站起身。
“您先看看。”伊尔德说。她摁亮床旁边的一个开关。我身后的灯亮了。我转过身。在两张玛丽娅·泰莱西橱柜之间，挂着伊尔德的一幅画像，它展示着她的真实形象，灯光从底下照着它。那是一幅幽灵似的画，在强烈的管形灯照耀下，它显得更加神秘。昂热拉将这个女人拥有的全部疯狂都放到了脸上的眼睛里。这幅画是以纯粹的浅色调画的：白色、黄|色、浅棕色和橙色。
“真好，是不是？您当然认识昂热拉·黛尔菲娅。”
“听说过名宇。”我撒谎道。
“不认识本人？”
“不认识。”
“您一定得认识她。”
“是的。”我说，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姓名和地址？我远视，没戴眼镜。”
奇怪的是她拿起本子和笔，记下了昂热拉的名字和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本子放在她的膝盖上。也许笔迹因此而略有变化，我想，但不会变得太多。但愿如此。现在，我已经有了第二个笔迹好检查了。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您知道吗，我有时候让那边的灯整夜地开着？我总是睡得很少。我一醒来就看着这幅画。它带给我无限的安宁……”
门打开来。泽贝格站在门框里。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但我感到我对尊敬的夫人负有责任。您呆在她这儿时间已经太长了。”
“我就走。”我说，伊尔德再次伸给我一只冰凉的手。
当我向她俯下身去时，她耳语道：“如果您愿意，一百万！两百万！您打电话，好吗？您现在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我点头。当我走到门口时，伊尔德又叫住我：“所有首饰都是我们在苏黎世的索斯比拍卖行弄到的。”
泽贝格带我下楼梯，又带我到室外。那位开着像吉普一样的车子的仆人又等在那里了。
“大门外有一辆出租车。”泽贝格说。
“谢谢，”我说，“赫尔曼夫人真有个好医生吗？”
“最好的。最好的医生。一位内科医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大夫。”
“一位……”
“您已经看到了，自打那次灾难之后她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不是吗？”
我只是点点头。
“我祝愿您在侦查中一切顺利。”泽贝格说，“咱们肯定很快就会再见。”
“肯定的，泽贝格先生。”
我钻进那辆华盖吉普。我们开动了。车子刚绕过入口时，我转过身去，泽贝格不见了。我看到二楼有两张脸孔贴在一面窗玻璃上——是伊尔德·赫尔曼和护士安娜。她们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有着赤祼祼的恐惧表情。我还从没有在两张人脸上看到过这么多的恐惧。她们发觉我在抬头看她们，窗帘霎时落下了。
六
20
昂热拉·黛尔菲娅驾驶着车。她坐在一辆白色梅塞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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