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您相信那爆炸是一场不幸还是一场犯罪？”
“一场犯罪。”昂热拉说，没有犹豫。
“您为什么相信这个？”
“拉克洛斯先生对我讲过，那是一次严重的炸弹爆炸。”
“原来如此。”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也因为赫尔曼先生所处的处境！这是最主要的。”
“那是怎么样的处境呢？只是害怕？”
“也害怕。”
“还生气、发火、痛苦？”
“全都有。”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乐感，很悦耳。这女人永远不会大声或发怒，一直保持着冷静。
“这会跟电话有关吗？”
“我想，一定跟它们有关。可什么关系，我确实不知道。也没有证明，赫尔曼先生真的跟这些人……”她指著名单说，“打过电话。或只跟他们当中的一位。”
“他走投无路吗？”
“对，可以这么讲……”
“那就可以想象，他想自己结束性命？”
“以这种方式？将其他人一同拖进死亡？绝对不会！您不了解赫尔曼先生。根本不可能！如果他这么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他就会这样做：不伤害其他人。我愿拿我的性命打赌！”她迷惑地望着我，“我帮助不大，是不是？”
“您非常乐于助人，夫人。”我说。她对我笑笑。我也机械地笑笑。“cover。”我说。
“还有coverage。”她说。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所有这些人这一回差不多是同时来到戛纳，这很奇怪——或者他们老是这么做？”
“不，过去他们来的时间完全不同。只是今年他们要庆祝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
“是这样啊。好了。”
“这是他妹妹在电话上对我讲的。打这种电话的大概有十一到十二个人。他们互相打电话。赫尔曼夫人也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邀请我。打电话跟我聊天。她身体不健康……”
“我知道。您是怎么给她画像的？”
“我得去她家。她很少离开家。她无法走路。那幅画挂在她家。”
“赫尔曼先生的六十五岁生日是什么时候？”
“今天，”昂热拉说，“本应是今天。五月十三号。”
“哎呀。”我说，从她手里拿过那个名单，“我非常感激您。您真的帮了我很大忙。”
“我担心没有。”
“确实帮了很大忙。”我说。当我站起来僵硬地略微鞠躬时，她再次向我莞尔一笑。我一本正经。我们走进室内，走回前厅。我迅速系好领带，套上鞋，穿好上装。与此同时我注意到，昂热拉在一动不动地打量我。
“那么，再见了……”我向她伸出一只手。
她没有抓住它。
“先生……”她的声音听起来很绵软。
“什么事？”我突然难为情起来。
“卢卡斯先生，我想问您一点事。但您不要感到是受了伤害，您答应我吗？是出于善意。”
“我答应您。您想问我什么，夫人？”
“您也有笑的时候吗？”昂热拉问，“您会笑吗，先生？”
“我……我不明白……”
“您笑笑。”这位奇怪的年轻女子说。
我笑起来，大声，做作。
“这不是笑。”她说。
“是笑。”
“不是。”
“好吧，我当然很难奉命强笑……”
“当然不。这是我的无礼。”
“根本不是。我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德国人印象，是不是？”
“不严厉，不是德国式的。”
“那是什么？”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您当然可以拒绝，认为我是厚颜无耻或者没有教养。但是……我还是想对您讲。您看，是这样的……”
“说呀？”
“好吧，”她说得又流利了，“是这样的，您真的是穿错了服装来这儿，穿错了鞋。我下午得进城，买新的颜料，去安提伯斯路上的一家服装店取一些为我修改的东西。您给人好感，先生，确实给人好感。”
“还从没有人对我讲过这种话。”
“是的，我知道。”
“打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卢卡斯先生，您允许我陪您在这里买点东西吗？看起来您将要在这里呆较长时间，是不是？”
“是的。”
“一个女人更清楚什么适合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她的眼光老练。”
我说：“您想跟我一起去买东西？为我买新东西？我看上去穿得令人不可思议，是不是？”
“不是不可思议，您总是爱夸张。不实际，先生。怎么样？”
“我为您的建议高兴。”我说，感到我的心突然跳起来，“很高兴，夫人，真的。但您得允许我事先请您去吃饭。”
“很乐意。我警告您，我胃口好得很。”
“我什么时候来接您好呢？”
“咱们就说好一点钟怎么样？”
“行。一点钟。我在‘庄严’酒店里订张桌子。”
“您让我订座吧。别的地方。”
“行。那就一点见。我……我很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高兴。”昂热拉说，“我叫辆出租车。站点就在这附近。等您坐电梯下去，车子马上也就到了。”她伸给我一只结实的手，重重地一握。我回头望客厅，望那里的橱架。我傻乎乎地说：“您知道，我也收集象。您的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那只乌檀木的小象，很滑稽。”
“您迷信，是不？”
“非常迷信。”
“我也是。”她打开屋门。我走向电梯，摁按钮，等电梯上来，同时转过身。昂热拉站在半敞开的门里，又露出笑脸。我想笑一笑，但没笑出来。我心情突然难受起来，我说不出是为什么。电梯到了。当我走进去时，我看到昂热拉仍然站在那里笑。这时她扬起一只手。我也扬起一只手。然后，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电梯悄无声息地滑下去。电梯里面很热。齐头高的部位有一面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我自己，想笑一笑。那只是一个鬼脸，别的什么也不是。我身上昨夜被打的地方一下子又痛起来了。我已经把它忘光了。突然，那疼的地方不是我挨打的地方，而是体内其它有什么在疼，我说不出来是什么。而这件事最荒唐的是：那是一种奇特的甜蜜的疼痛，它流过我全身，舒适惬意，以前从未体验过。
19
“谋杀。”伊尔德·赫尔曼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如耳语一般，像发誓似的。“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
一间昏暗的大卧室，她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洛可可式大床上。这回我也看出她为什么以“钻石伊尔德”闻名于我的上司勃兰登伯格和整个国际社会了。她坐在床上，戴的戒指肯定有二十克拉重，一根条形翡翠，镶满了钻石。她左手腕上戴着一只宽宽的翡翠手镯，它的每一块宝石上同样都镶着钻石，脖子上相应地戴着项链。这种事我可真是平生头一回见。项链由八段组成。每段中间有一根长形大翡翠，旁边满是打磨成圆形的树叶图案的钻石。前面挂着两根大得不得了的水滴状翡翠和两颗半圆形钻石，用一块打磨得圆圆的宝石连接着。当然，伊尔德·赫尔曼还戴着镶钻石的、水滴状的翡翠耳饰。全加在一起一定值几百万。伊尔德在床上戴这个，她未修边幅，未涂脂抹粉，皮肤白皙，患白化病的眼睛呈玫瑰红色，头戴黑色假发套。它有些滑脱了，让人认出她头上差不多没头发了。她穿着花边睡服和一件洗得发白的、床上穿的浅绿色小夹袄。她显然怕冷。我头一回能较自由地呼吸了。这房间里跟整幢房子一样开着空调，散发出花儿的甜味。
“多卑鄙的一场谋杀啊。”这位钻石伊尔德说。
我坐出租车离开住在加利福尼亚区的昂热拉·黛尔菲娅后，先去了老码头的办公室找路易·拉克洛斯，后来回了“庄严”酒店，最后才来到这里。我远远地坐车西行，来到了高贵的瓦莱格区。赫尔曼家庭在这里拥有一幢别墅。司机熟悉这个名字。我根本不必报街名。司机告诉我，这幢别墅曾经是一位俄罗斯大公的财产。它坐落在一个大公园里，四周高墙耸立，墙顶有钢尖和刺铁丝，依我看是通了电的警报线。一个身穿白制服的看门人从一间小屋里跑出来。司机打手势让他开门。门依然关着。
那仆人打开大门里的一扇小门，来到街上，向我们走来，解释说出租车不可以驶进公园，我得下车。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我从路易·拉克洛斯的办公室跟伊尔德·赫尔曼约好了十一点。在这个沮丧的小个子男人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呼呼劲吹，但我还是险些窒息。我一大早打电话向拉克洛斯汇报了对我的袭击，以及我跟倪科尔·莫尼埃和阿兰·达侬的经历，他答应想办法查出点头绪来……
“怎么查？”
除了拉克洛斯，房间里还有一个穿麻布裤子和麻布衬衫的男人，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这是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是海上警察请来的炸药专家。维阿拉三十五岁左右。他向我作了简短的汇报。根据他的检查结果看，显而易见是犯罪。从水里捞出了一台定时爆炸器的空壳。维阿拉相信能由此得出线索，查明用的是哪种炸药。这当然让我们大进了一步。维阿拉住在尼斯，他在等待检验指令。他的光谱分析仪摔碎了，先得从巴黎空运一台新的来。维阿拉和我乍一见面相互间就油然而生好感，我想，我们会合作愉快的。
“一旦我知道了那是什么炸药，我也就能说出它来自何处。”维阿拉解释说，“我在这里已工作十六年，渐渐地熟悉这个环境了。”他去灾难地点取回的样品和残骸放在隔壁，在“海事部门”的实验室里。他指给我看堆满大大小小碎片的货架。
“怎么样？”从实验室里回来后，我问拉克洛斯。我看到实验室的窗户装着防盗窃。
“什么也没有。”他说，一如既往地怏怏不乐，“达侬逃走了。”
“什么叫逃走了？”
“就这个意思。我从中心分局派了几名警察去‘巴黎宫’。他们摁铃，没人应答，房东不清楚达侬藏在哪儿，警官们破门而入。他们事先领取了搜查令。”
“结果呢？”
“达侬走了，房子空了。少了换洗衣服、西服和箱子。达侬的汽车不在车库里。没有人看到他开走。他一定是连夜逃走了。我们当然把他的形象通知了所有的值勤点和巡逻车，也通知了宪兵哨所，可如果他还有点理智的话，他会先潜伏一段时间。”
拉克洛斯接着旧烟蒂点燃了一支新的。
“那他为什么逃走呢？”
“他为什么讲，倪科尔·莫尼埃不住在那房子里？”维阿拉问。
“她住那儿吗？”我问。
“橱里满是女人服装、女人内衣和女人鞋之类。”
“那这房子还是属于她？”
“反正房主这么说。她是租户，支付一切。您知道，那不是私房。”
“那达侬呢？”
“估计是靠她养活的。”拉克洛斯抚摸着他的小胡子。
“什么叫估计？”
“他也有可能是个顾客。”
“一个顾客，在上面有换洗衣服、西服、箱子和一辆汽车？”
“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海军少尉维阿拉问，“他可以想在那儿住多久就住多久。旁边还有其它房子，或许是用了假名，我们怎么知道？或许他也还让另一个姑娘接客。”
“另外，您说的那朵玫瑰也不见了。”拉克洛斯说，又伸手取另一支烟。
“倪科尔·莫尼埃也带走了衣服和内衣吗？”
“没有。反正橱柜里是满满的，什么也没少。说不定她在别的住房里也有这些东西，也许在其他的许多房子里。这两位要是机灵的话，我们不会很快就找到他们的。”
“他们中有谁受过惩罚、登记在档或在警方挂过号吗？”
“什么也没有过。”拉克洛斯说，“您在黛尔菲娅那儿有什么成果吗？”
我讲了昂热拉·黛尔菲娅告诉我的一切。
“没什么新鲜的。我只是想您能不怀偏见地去。”拉克洛斯说。
“这个cover和coverage会是什么意思？”我问。
“不清楚。”拉克洛斯说。
“支付。嗯。可以支付。您认为支票或汇票怎么样？人们可是讲‘可以支付’和‘不可以支付’的，怎么样？”维阿拉说。
“对，”我印象深刻地说，“您说得对。从戛纳能直拨杜塞尔多夫吗？”
“不行，”拉克洛斯说，“只能从杜塞尔多夫直拨戛纳。德国有自拨设备，反过来还不行。您得等上几个小时。我们的电话网络有点儿……不说也罢。”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我问，“我现在想拜访这位伊尔德·赫尔曼。”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当我随后告别时，他不友好地冷冷一笑，说：“祝您在钻石伊尔德那儿愉愉快快！”
我坐车回“庄严”酒店，从保险箱里取出了钱和密码，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拟了一封电报。电文如下：总是遇上cover和coverage的说法，句号。它们有特殊意义吗？我的密码很灵活，一周中每天换新的，表面看起来总是有内容的文章。在把这份电报作为急件发出去后，我坐车前往伊尔德·赫尔曼的别墅，在那里，那个穿着白制服的仆人不放我们的车进去……
于是我下车付给司机钱，跟随仆人穿过大门里的小门。我等着他打电话为我通报。
“有人来接您。”他说。俄顷，出现了一辆类似吉普车的车子。它有个凉篷，像华盖似的安装在轮子上方。司机身后有两张用螺丝固定得紧紧的椅子，他旁边有一张。那个司机同样是身穿制服，一身浅蓝色的，铜钮扣，金绶带。我们行驶在公园里。我看看表。我们果然开了五分半钟。公园里长着棕榈、松树、杉树和橄榄树，是的，就像一座森林，有时候密密丛丛，我们像是滑行在阔叶隧道里，因为古树的树枝遮住了路。我看到石条凳、小天使雕像、开裂的人像和一座大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它在太阳下白闪闪的。别墅是按西班牙的殖民地风格修建的。在这里看得到鲜花怒放、精心护理的花圃。喷水器转动着，在刺眼的阳光下形成了彩虹。
一个宽宽的突出部分通向大门，突出部分由柱子支撑着，托着一座有许多鲜花和白色金属家具的平台。那个为我开车的男人把那辆奇怪的车开走了。第三个仆人打开门，他穿的又是白衣服。
“请您跟我来，先生。”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一间铺着大理石的宽敞大厅，大理石上铺着地毯。四壁上挂着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我肯定那些画是原作。这房子就像是一座大古董店，塞满不同时代的最珍贵的家具。巴罗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洛可可时期的。家具非常漂亮，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巨大的落地花瓶里Сhā着很多花。房子里散发出它们的芳香。我看到壁龛里放有象牙雕刻的人和动物，灯光照耀在雕像上面。那些画和雕像实在不适合这一种混杂的摆设。虽然金碧辉煌，但算不上是座有修养的房子。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女性气息。管它呢，我想，伊尔德·赫尔曼一直住在这里，她哥哥很少来。这大概是她的喜好。我们沿一座大理石楼梯爬上二楼，那里有一道石制宽阳台遮住了通向许多房间的通道。这里也有画、塑像和壁毯。这房子一定大得很，在过道里，台阶两次上上下下，每次三级，然后仆人敲一扇门。一个女仆打开门来，让我走进一间客厅，它清一色蓝。我又看到满屋放着花瓶，但它们不像昂热拉的平台上那么自然，显得压抑，它们的花香令人迷迷糊糊。我点燃一支烟。我神经紧张，一身汗，深深地吸烟。我已经发现，贝茨大夫所说的话是说起来容易，但无法实现。我像个傻瓜似的嚼碎两粒硝酸甘油胶囊，观看一张桌子上放着的一排皮装大开本的烫金古厚书。那是一些拉丁文的有关树木的书。我等候。我点着第二支烟。现在已经是十一点二十了。十一点半，门打开，走出来一个年约三十五岁的男子，一身米色，模样俊美，只是眼睛冷冰冰的。
“泽贝格。”他跟我讲德语，伸给我一只热乎乎、软绵绵的手。“保尔·泽贝格。我恭喜您，卢卡斯先生。尊敬的夫人马上就接见您，她只需要稍微恢复一下。她卧在床上——那震惊，您理解。一场可怕的事件。”
“对，可怕。”我说。
“我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解释说，“是这个家庭的朋友，如果我可以这么自称的话。是的，我可以这么自称。当我收到那个灾难消息时，就立马飞到这下面来了。赫尔曼夫人完全崩溃了。您知道，她和她的哥哥感情深挚。现在，在一位杰出的医生帮助下，她刚刚度过最糟糕期。因此，您不可以跟她谈得太久，赫尔曼夫人无论如何不能激动。”
“这不取决于我。”
“噢，不对，”他温柔地说，“当然取决于您。不错，您是尽义务。但请您尽义务时小心谨慎，别撕开旧伤，我请求您。”
我耸耸肩，这是一个充满气味的房间。泽贝格也散发出某种香水味。
“您使用什么香水？”
令我意外的是这个问题让他特别高兴。
“粗陶人，”他骄傲地说，“只有这里买得到。好极了，是不是？我使用它多年了。”
“您有圆珠笔吗？麻烦您替我将那名字写下来，还有生产公司。”
“粗陶，巴黎。”
“我也想买它。”我说。
“那太好了。”他从袋子里取出一张名片，用一支金圆珠笔将我请求他的事写在背面。
“谢谢，”我说，“您太乐于助人了。”
“哪里！”
门又开了。一位健壮的但显得像母亲的护士穿着白衣出现了。
“夫人准备接待您了。”
“您是意大利人。”我对她讲。
“是的，先生。来自米兰。我摆脱不掉我的口音。虽然我已在这儿为尊敬的夫人工作六年，在法国生活六年了。”她为我开门。我走进钻石伊尔德的暗淡的卧室。护士为我作了介绍。
“好吧。”伊尔德舌头笨拙地说，好像她服用了很多镇静剂一样，“您现在让我们单独谈吧，安娜。别放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是，夫人。”门关上了。
“请您走近我，卢卡斯先生。请您拿张椅子。对，那张，好的。请坐近我，让我能看见您，不必这么大声讲话。”她那白化病人的玫瑰红色眼睛仔细打量着我。手指在被单上不停地来回摩挲。
“保险。当然。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只是得请您原谅，如果我……”她伸手拿一块花布手帕，将头微侧，啜泣了一会儿。我等候，吸着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的甜蜜的花香。忽然，伊尔德向我转过身来。她的脸平滑洁白，语调低声急切。
“谋杀。当然是谋杀！卑鄙的狡猾的谋杀！”她咽了口唾沫，重复一遍，“多么卑鄙的谋杀啊！”
“什么叫‘多么卑鄙的谋杀啊’？”我问。我的左脚疼起来，我的左胸侧也是，不过不算重。
“据可靠的资料介绍，在这根项链和这个戒指的十颗翡翠中，有八颗来自一根曾经属于亚历山大二世的项链。”
“尊敬的夫人，您关于谋杀的那句议论是什么意思？”
“这您是知道的。”伊尔德说，半闭上她的玫瑰红色的眼睛，像疯子似的微笑着。我吓了一跳。我还将受到更多的惊吓。“您知道的！您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您对拉克洛斯先生讲过，按照您的观点，您的哥哥是被一位走投无路的生意上的朋友谋杀了。”
“哎呀，拉克洛斯先生！”她又那么吓人地低低窃笑起来，“那个可怜的小拉克洛斯先生。那么矮小，那么害怕，那么多的责任！我当场就看出来，我跟他什么也办不成。因此，我就讲了点必定会让他觉得可信的东西。”
“那是谎言吗？”
“这个翡翠雨滴是后来由一颗大得多的雨滴重新切割成的。它有五点七克拉……”
我说：“那是个谎言吗？尊敬的夫人！”
“八只翡翠共重八十三克拉。漂亮，对不对？是的，这当然是个谎言。”现在伊尔德又低语了，“这位拉克洛斯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害怕被卷进什么事件里去。被卷进去，您理解，对不对？”
“对。”我说。
“您认为，您哥哥为什么被谋杀了？”
“这个吗，人家想干掉他，当然了。”
“谁？”
她现在的微笑完全像神经错乱了似的。
“卢卡斯先生啊卢卡斯先生！所有人！”
“所有人？”
“当然是所有人！您来自德国。咱们是同胞。您了解德国的状况。我哥哥是个伟大的人物。其他人觉得他太伟大了。”她窃窃一笑，“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您知道，众人一起谋杀了他。”
我回想起，当我说我要去拜访钻石伊尔德时拉克洛斯嘲讽的祝愿，想这个女人是否真的精神失常。
“所有他的朋友们，”伊尔德低笑着说，“大家一起。好让他消失，不再有他。”
我下定决心。
“您指的是那些来到这里为他庆祝生日的朋友吗？”
“他的生日？”她突然泪流满面，又抽泣起来，“他今天本来……”她讲不下去了。我跳起来，因为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得采取点行动。我急步赶向门口。
“您……要……去……哪儿？”
“叫护士……”
“不要！”她的声音突然果决起来。我转过身。她在床上坐正，不再哭了，虽然脸上还满是泪水。“护士留在外面。您谁也别叫。请您马上回来。”
“别这样。”我说。
“什么‘别这样’？”
“请您别这样对我讲话，尊敬的夫人。我不喜欢这样。”
“请您原谅。”这下她又像疯子似的微笑了，“我的神经……我神经如此糟……有时候我甚至相信，我失去理智了。您请坐下。”
我坐下。
“那好吧，您是指责他的那些朋友和生意伙伴吗？”
她显得想纵声大笑似的。
“这是个什么念头啊！我的天，这是个什么念头啊！他的好朋友们，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卢卡斯先生，这种玩笑开得不是地方。”
“这不是玩笑。”我说，“您讲‘所有人’。谁是‘所有人’？”
“这您跟我一样清楚。”她恶意地说。然后她伸手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冰凉，我的手汗淋淋。“卢卡斯先生，我付给您钱！随您要多少，我都付给您！”
“我所在的保险公司有可能必须付给您钱。”我说。
伊尔德专横地一挥手。
“保险公司，呸！我付您钱，让您将所有这些人送交法庭，让他们不再为非作歹，将他们五马分尸。”她真是这么说的，“必须根除掉这些人。要不然我自己的生命也难保。”
“为什么？”
“我是继承人，惟一的继承人。现在一切都属于我。我是我可怜的哥哥的惟一在世的亲人。”
“这就是说，银行现在也属于您？”
“当然。”
“可是以您这种状况……请您原谅……”
“您说吧。我的状况，我不能去德国。我对钱也一窍不通。幸好泽贝格在。”
“谁？”
“我们的全权总代表。您见过他了。”
“噢，对了。”
“我可以信任他。可他在您的领域里又没有经验。说吧，怎么样？您要求多少？您要是帮我除掉这些祸害，您要多少就会得到多少。请您别再讲您不知道我讲的是谁。”
这女人疯了。再跟她谈下去没有意义。
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澄清这个案子属于我的工作。一旦我了解到什么或需要问什么，我再来找您，赫尔曼夫人。可以吗？”
“随时，”她说，“随时，当然，我的亲爱的。”
我站起身。
“您先看看。”伊尔德说。她摁亮床旁边的一个开关。我身后的灯亮了。我转过身。在两张玛丽娅·泰莱西橱柜之间，挂着伊尔德的一幅画像，它展示着她的真实形象，灯光从底下照着它。那是一幅幽灵似的画，在强烈的管形灯照耀下，它显得更加神秘。昂热拉将这个女人拥有的全部疯狂都放到了脸上的眼睛里。这幅画是以纯粹的浅色调画的：白色、黄|色、浅棕色和橙色。
“真好，是不是？您当然认识昂热拉·黛尔菲娅。”
“听说过名宇。”我撒谎道。
“不认识本人？”
“不认识。”
“您一定得认识她。”
“是的。”我说，掏出笔记本和圆珠笔。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姓名和地址？我远视，没戴眼镜。”
奇怪的是她拿起本子和笔，记下了昂热拉的名字和地址，还有电话号码。本子放在她的膝盖上。也许笔迹因此而略有变化，我想，但不会变得太多。但愿如此。现在，我已经有了第二个笔迹好检查了。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您知道吗，我有时候让那边的灯整夜地开着？我总是睡得很少。我一醒来就看着这幅画。它带给我无限的安宁……”
门打开来。泽贝格站在门框里。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但我感到我对尊敬的夫人负有责任。您呆在她这儿时间已经太长了。”
“我就走。”我说，伊尔德再次伸给我一只冰凉的手。
当我向她俯下身去时，她耳语道：“如果您愿意，一百万！两百万！您打电话，好吗？您现在知道该干什么了吧？”
我点头。当我走到门口时，伊尔德又叫住我：“所有首饰都是我们在苏黎世的索斯比拍卖行弄到的。”
泽贝格带我下楼梯，又带我到室外。那位开着像吉普一样的车子的仆人又等在那里了。
“大门外有一辆出租车。”泽贝格说。
“谢谢，”我说，“赫尔曼夫人真有个好医生吗？”
“最好的。最好的医生。一位内科医生和一位精神病科大夫。”
“一位……”
“您已经看到了，自打那次灾难之后她处于怎样的状态之中，不是吗？”
我只是点点头。
“我祝愿您在侦查中一切顺利。”泽贝格说，“咱们肯定很快就会再见。”
“肯定的，泽贝格先生。”
我钻进那辆华盖吉普。我们开动了。车子刚绕过入口时，我转过身去，泽贝格不见了。我看到二楼有两张脸孔贴在一面窗玻璃上——是伊尔德·赫尔曼和护士安娜。她们盯着我，她们的脸上有着赤祼祼的恐惧表情。我还从没有在两张人脸上看到过这么多的恐惧。她们发觉我在抬头看她们，窗帘霎时落下了。
六
20
昂热拉·黛尔菲娅驾驶着车。她坐在一辆白色梅塞德斯250S型车的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烈日当空。沥青路面一闪一闪的。昂热拉穿一条白裤子和一件中山装式样的胸衣，高领，绿松石色。她只化了淡妆。我们沿着罗伊·阿尔伯特街开下去。它七拐八拐，经过一条铁轨，穿过狭窄的胡同，胡同里是破落的旧房子，墙上贴着撕碎了一半的标语，横穿过安提伯斯路，来到了十字架路上。我们朝西开去。我记得，当我们乘她的车行驶时，总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斜坐着，凝视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注视她。她的红发亮闪闪。她开车很稳，车技很好，不管什么速度都慎重小心。我望着方向盘上她的双手。我忽然在棕色的右手背上看到一块很亮的斑。
“您受过伤吗？”
“哪儿？”
“右手背上。那块白斑……”
昂热拉犹疑着，自从我认识她以来，她这是头一回不知所措。
“这块斑很滑稽，”她说，“它晒不黑，永远不黑。随我怎么晒。”
“可怎么晒不黑呢？”
她耸耸肩。
“不清楚。几年前我去找一位算命女。这里这种人多的是。圣拉帕尔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她每周来戛纳两次，到一家饭店里，在那里接待。一些朋友说服了我也去看看。我听到了一大堆废话。不，这不公正。那女人对我讲的许多事果然符合事实。她也看了这块亮斑。她说，我年轻时受过一次惊吓，这块斑就由此而来，它将永不消失……”
“您受过惊吓吗？”
她不置可否。
我脱口而出，说出口后才意识到了我的话：“我不相信这块斑会永久留着。它会消失的。”
“它为什么要消失？”
“这我不明白。我感觉到，非常强烈。我……”
“怎么？”
“没什么，”我说，“我在瞎说。”
“是的。”昂热拉说。她打开汽车上的收音机。
响起了鲍勃·迪兰的声音：“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叫做男人？……”
“《随风飘去》。”我说。
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最喜欢的歌。”
这下昂热拉转过头来一会儿，望着我。她的棕色眼睛很大。
“真的，”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歌。”
“是的，一只炮弹要飞行多久才能被彻底查禁？”鲍勃·迪兰唱道。
“也是我的。”昂热拉说。她又望向前方。我们沿着十字架路向上行驶。大海像液体的铅在闪烁。棕榈树树叶低垂。白色的别墅，白色的大酒店。世界上最昂贵的汽车。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鲍勃·迪兰唱道。
昂热拉关掉收音机。虽然汽车很多，她还是找到了一个空档，灵巧地退后，停到路边。我们下车。坐在车子里，开车带起的风和敞开的窗户缓和了炎热。现在，它像一把锤子似的击在我的头颅上。
“咱们得走一小段。”昂热拉说。我们沿十字架路西行，经过许多豪华的商店，它们中午关着门。在一排低矮的伸出来的店尾坐落着巴黎珠宝商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的分店。由于它是在这一排房子的末尾，这家店也有侧面。我在橱窗里看到了非常美丽的首饰、钻石、绿宝石、项链和手镯，也有整套的装饰。我停步片刻。昂热拉站在我身旁。我突然察觉，她在观看侧边橱窗里的某一件首饰。那是一只长长的钻石耳饰，制作得非常精美，耳环上有一种飘带，钻石可以一颗一颗地穿上线挂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看这耳饰，就感觉到昂热拉的手挽住了我的臂肘。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我的左脚疼起来了。我想，伊尔德·赫尔曼，如果她想要的话，她可以打电话买下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橱窗里陈列的一切，再加上他们店里保险箱里的一切，签张支票，据为己有。住在她的鬼屋里的发疯的伊尔德。或者她根本不疯。一辆劳斯莱斯车缓缓驶过我们身旁。那位穿制服的中国司机身旁坐着一位穿制服的仆人，后座上坐着疲倦的、无聊地张望的主人，身着衬衫和裤子，正在打电话。
21
“费利克斯”餐厅也是一座白色平房。旁边的商店缩在后面，空地上有棕榈树和很多花草。遮篷下放有椅子，但饭店里开着空调，因此满满的。里面的酒吧里有人在等着空下一张桌子来。店主看到了昂热拉，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招呼她。他似乎跟她很熟。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订好的那张桌子位于饭店的外面一排的尽头，只有一块玻璃把我们跟十字架路隔开。我们坐在一起，这在法国的饭店里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喝了两杯“里查斯”开胃。然后我为两人各叫了一份鸡尾虾和一份烤牛排。这儿空气清凉怡人。对面墙上被照亮的玻璃框里，有平坦的女性人体像。护墙板的木头是黑色的。侍者把黄油放在冰块中端来，还有松脆新鲜的白面包片，是由长棍式面包横切下来的。我们边吃撒了盐的黄油面包片边等鸡尾虾。我望着室外，望着炎热的中午。那个索马里人打开那瓶堂·佩里尼翁酒，这也是我要的，原先放在我们桌旁的冰桶里。他倒给我一口，我品尝。它很凉，味道好极了。我点头。那个索马里人斟满我们的杯子，又把瓶子放进银质冰桶，走开了。我们对饮。
对面，在海边的林阴路上，在海滩边，一个画家把他的画挂在一根绳子上，绳子系在两棵棕榈树上。那些画非常活泼，色彩丰富，画的是十字架路、老码头和风景。画家是个年轻人，坐在地上。人们从旁边走过，连看都不看他的画。
“他每天在那儿，”昂热拉说，“很有天才。但是他不走运。”
“您够走运的。”我说。
“噢，是的。”她说，迅速敲敲木头，“我肯定有运气。您呢，卢卡斯先生？”
我讲出了我很多年没讲过的话：“我运气很大。我认识了您，夫人。您坐在我身旁。我可以打量您。您是因为我才进城的。”
“无稽之谈。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啊哈。”我说。
她望着我，笑吟吟的，她总是这样微笑。她的眼里有微细的金色亮点在闪烁。在晒得黑黝黝的皮肤上，眼角的小皱纹非常纤细。这双愉快的眼睛里藏有悲伤，悲伤的一道阴影。
“您害怕很多东西吗，先生？”昂热拉问。
“什么？”
“您已经听明白我的话了。害怕人和事。您这样吗？”
“不。”我撒谎。
“我怕。”昂热拉说，“我常害怕我自身，怕我不能再画画，或顾客离去我不再有钱……”
“还怕孤独。”
“不，一点也不怕它。”她说，但她的微笑呆滞了，“我很喜欢孤独。”
“那就是怕又得逃跑。”
“您还没忘记吗？”她笑意更浓了。
“没有。”我说，“为什么……”
“您看，”她迅速说，“我的一个老朋友来了。”她用下巴指指。一个瘦长的、也许五十二岁左右的男人向饭店走来。他衣着非常齐整，背着一个大包。这人给人一种内向、孤僻的印象。“这是费尔南。姓什么我不知道。费尔南学过建筑。他天赋很高。后来，在一次事故中，他母亲半身瘫痪。无可救药。这一定已经过去二十、二十五年了，远在我来戛纳之前。费尔南放弃了他的学业。他爱他的母亲。为了能把她送进一家稍微舒适些的疗养院，他不得不立即挣钱。从此以后费尔南就卖彩票。”
“什么彩票？”
“法国什么样的彩票都有——数字的、大型和小型的赛马，国家的价格……”
侍者端上来鸡尾虾。虾很大，味道鲜美，我还从没吃到过。
“好吃吗？”
我点点头。
“我很高兴。”昂热拉说，“我很希望这里的一切都合您的口味，您感到舒适。”
我说：“我一生中还从没感到这么舒适过。”
“卢卡斯先生！”昂热拉说。
“不，这确实是真的！”
“这我不信。”她严肃地望着我，“常有女人对您讲，您风度翩翩吗？”
“不错。可您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些女人这么说是出于好心。因为她们有所图，因为我对她们客气。因此她们也讲点客气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吗？”
“是的，”我说，“就是这么口事。”
“但我不是这样。”昂热拉说，“我对您无所图。我不是只想客气。我有所指。我要您知道，非常严肃地知道，真的相信，因为这是真的：您风度翩翩。”她举起她的香槟杯，我举起我的。“Le chaim！”昂热拉说。
“这是什么意思？”
“为生活干杯，为幸福干杯。这是希伯来语。我有很多犹太朋友。怎么样？”
我也说声：“Le chaim！”这时，那个身材瘦长、面色苍白、拿着公文包的男人已经走过来了。当他看到向他招手的昂热拉时，他扭扭那张显得心不在焉的脸，笑着露出了牙齿。费尔南很快走到我们这一桌来了。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汗淋淋的。
我们从他那儿买下了明天在巴黎举行的某种大型赛马的彩票和半本数字彩的彩票。昂热拉自己付她的彩票，她坚持要这样。
“您赢过彩票吗？”我问费尔南。
“赢过三次，先生。”他说，“一次三亿法郎，一次四亿五法郎，一次一亿法郎。”
“什么？”
“他指的是旧法郎。”昂热拉说，“不管您怎样努力——过了这么多年，这里的人还都是讲旧法郎，用它计算。”
“原来是这样。您出售这种利润低微的东西多长时间了？”我问费尔南。
“打我工作以来。”
“您工作多长时间了？”
“二十三年。不过，每当夫人见到我时，她就买下我的彩票，总是这样。”
“我贪钱。”昂热拉说，笑望着我们俩。这时，她眼里那舞动的金点又浮现出来了。“我贪钱贪得发疯。有一天我会赢到一百万新法郎，到时咱们俩喝一杯，费尔南，怎么样？”
“行，夫人。”
“失去知觉。”昂热拉说。
“什么？”
“到时候咱们要喝得失去知觉。”
“噢，是的，那当然，彻底失去知觉。”费尔南说。
“另外，”我说，“您一定是口渴了，先生。您想喝什么？”
“可是先生……”
“您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昂热拉说，“咱们全是朋友。好了——站在吧台旁来一杯？”
“多谢了，两位。”费尔南说，走向后面的酒吧。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仍在那边等桌子空下来。他指指我们，得到了满满一大杯香槟。
费尔南举起他的杯子，声音洪亮得全饭店都能听到，但是没有人抬起头来，他冲我们喊：“为你们的幸福干杯！”
“Le chaim！”昂热拉回喊道。我们举起杯子。
“再来一杯？”我问。
“Le chaim！”费尔南喊道。
“是的，再来一杯。这个家庭曾经很富有。父亲死了。后来，费尔南和他的母亲就一贫如洗了。您穷过吗，卢卡斯先生？”
“是的，”我说，“穷得很。”
侍者拿走了鸡尾虾。烤牛排端上来了。
“我也曾经非常穷。”当我们开始吃时，昂热拉说，“当然是一开始。当我在巴黎学画时。”
“您的父母……”
“他们死了。”她迅速说，“是的，当时我非常穷。但不久我得到了订单有了钱，一大笔钱。这肉您吃得来吗？半熟？您喜欢这样吗？”我点头。“后来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信任了一个男人。他说，他要拿我的钱去股市上投机。”
“你信赖了那个男人？”
“我爱过那个男人——您知道，那时候会多么轻信。他拿着我的钱溜走了，我身无分文地坐在那儿。今天我又好起来了。但我今天小心得多了。我对您讲过，我把我所有的都换成了首饰。我节俭、多疑。我永远不会再把我的钱托付给男人。”看到她大方、饥饿地吃着，我觉得真美。
“如果再来一个让您爱上的男人，您当然又会这么做。”我说。
“爱情的事我可以料想得到，”昂热拉说，“在这上面我不走运。什么是爱情？一件空洞无物的东西。然后男人们离开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离开男人们。当然，如果正常的话，他们会不时地相互需要。但您说这是爱情吗？”
“不是。”我说。
“您看，”昂热拉说，“Le chaim！”
“Le chaim！”我说。
22
在我们桌上做苏泽特小煎饼时，侍者点燃了酒精，一道火焰蹿升得老高，昂热拉像个孩子似的笑了。
“这总是令我激动。”她说。
“您爱火焰吗？”
“对，非常喜爱。”她说，“多年来我就在试着画火焰。我没有成功。”
一个衣衫褴褛、赤脚的女孩走进来。女孩身前挂着一只编织篮，里面有五六只布做的动物。那女孩苍白瘦弱，眼睛哭得肿肿的。她一桌一桌地走。现在，她站在我们面前。
“一只也没卖掉吗？”昂热拉问。
小女孩愁容满面地摇摇头。她的双脚沾满了灰尘，脏兮兮的。
“你的动物多少钱？”
“十法郎，夫人。”
“我买只驴子。”昂热拉说，给小女孩一张十法郎的纸币。
“我买只熊。”我说。小女孩点点头，没有道谢，又挎着她的篮子走开了。在门口，她跟那个卖彩票的费尔南撞在了一起。他在那里稍微躲一躲炎热，又往前走了。我看到，他在跟那个小女孩讲话。他们并肩走向“卡尔顿”酒店。昂热拉这时已经检查了两只小布动物。
“驴子裂了，”她说，“锯末漏了出来，一只耳朵差不多扯掉了，而且很脏。”
“这只熊也脏，”我说，“非常、非常的脏。它的毛磨掉了。咱们就把它们留在这儿吧。”
“噢，不！”昂热拉说，“不！我将我的驴子送给您，您把您的熊送给我，咱们俩把它们保存好。”
“保存起来干什么？”
“哎呀，不干什么。迷信罢了。”昂热拉说，“我将把您的熊系在我的车子里。您也会保存我的驴子吗？”
“肯定会，”我说，“作为对这一天的回忆。”
“不，”昂热拉说，“作为对那个我们还很贫穷很年轻很幸福的时候的回忆。”
23
当海军少尉劳伦特·维阿拉走进来时，我们已吃过奶酪和喝过咖啡，正在喝一杯助消化的阿尔玛白兰地。他身着麻布衬衫和麻布裤子，黑头发，被太阳晒得黧黑。他转头寻找座位，没找到，看见了昂热拉和我，就快步向我们走来。
“昂热拉！”他吻她的手，冲我点点头，“我可以坐这儿吗？”
“当然。”我说，转向侍者，“再给先生来一杯白兰地。”
“你们认识？”我问维阿拉。
“认识多年了！”他含情脉脉地望着她，“你好吗，昂热拉？”
“好极了。你呢？”
维阿拉说：“你知道的，我在检查游艇爆炸案。我一直到刚才都在实验室里工作。我还没结束。但最迟明天我就能说出，那是种什么炸药，从哪儿来的。”侍者为维阿拉拿来一杯阿尔玛白兰地。“我倒过来开始。”他说，“这是特洛伊斯·克莱夫斯酒，我最喜欢的牌子。已经喝过一点了吗？”
“是的，”昂热拉说，“已经喝过一点了，劳伦特。”
“等我们解决了这个案子，”维阿拉说，“请你们允许我在这儿请你们吃饭，就我们三个人，怎么样？我喜欢您，卢卡斯先生，昂热拉又是我的老朋友，亲密的老朋友。你们接受吗？”
“很乐意，劳伦特。”昂热拉说，将她的手放在他的手上，这让我心里陡然充满了妒忌。“可现在我们得走了。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明天一大早给您打电话去‘庄严’酒店。”维阿拉对我讲，“请您祝福我。”
“我会这么做的。”
我们走时，劳伦特在昂热拉脸上象征性地吻了一下。当我结账时，他们彼此交谈。
我回头看。昂热拉仍在跟维阿拉交谈。然后，昂热拉向我走来，挽住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费利克斯”，走向她的车。
“您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
“肯定有事！”
“没有，真的没有，黛尔菲娅夫人。”
“请您叫我昂热拉。我叫您罗伯特。请您现在告诉我您是怎么了。”
“这是个可爱的家伙，这位维阿拉。”我说。
“啊！原来是这样。”昂热拉说，“对，很可爱。最可爱的人之一。”
“是的。”
“您想知道，我有没有跟他睡过觉。”昂热拉说。
“什么话，这是……不，夫人……”
“昂热拉。”
“不，昂热拉，这我真的不想知道……您跟他睡过吗？”
“睡过几次，多年以前。”当我们经过凡·克莱夫分店时，昂热拉说，“不行。我们……我的天，我们根本不合适。于是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将这样做下去。放心了吗？”
“我没有权利放心或不放心！”
“不错。但我还是想知道。”
“请您原谅，我不应该这样。”我说。
我们来到了她的车前。车里热得跟地狱似的。我旋下我这一侧的车窗。昂热拉在手套格里找到一根线，果然将那只孤寂的小熊系在了反光镜下。又有豪华车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
我望着昂热拉，看她固定小熊，说：“拉克洛斯先生告诉了我一些数字。”
“什么数字？”
“有关他和我要在此打交道的那些富人。比如说，在美国，百分之二点五的人统治着三分之二的经济。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场通货膨胀，都会让他们富起来，而其他所有人却越来越穷。”
“是啊，”昂热拉说，“这话他也对我讲过。现在它挂牢了，这只小熊。”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对它非常感兴趣，卢卡斯先生。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猜，您也是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我说，“如果不是傻瓜，如今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但咱们俩是有点歇斯底里的社会主义者，我的亲爱的。”昂热拉说，“比如说我吧，我靠这些‘大富豪’生活。您住在一家‘大富豪’的酒店里。咱们刚刚在一家穷人们不会进去的饭馆里吃过饭——若在从前咱们俩谁都不会进去的。我有一种感觉，您在此碰上的无限财富给您的印象有些太深刻了。”
“一点也不，您这位沙龙女社会主义分子。”我说。
“就是，就是，您这位沙龙社会主义分子。”她说，“咱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咱们乐于生活优裕，但还是想做社会主义者？”
“行。”我说。
“您要是想想这痛苦的世界，这算不算歇斯底里？”
“是的。”我说，感到左胸侧微微地疼。
我迅速地偷嚼了两粒硝酸甘油胶囊。
“您在干什么？”昂热拉马上问。
“这是一种饭后我总要服用的药。”我说。我们沿十字架路往上开去。没有一丝风。
24
昂热拉只将车开到“庄严”酒店。这里站着一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魁梧男人——一位泊车师傅。昂热拉下车，我也下车。那位泊车师傅名叫泽尔热。他使劲握着昂热拉的手。从交谈中我听出来，当昂热拉要在城里呆上较长时间时，她总是把她的车停在这里，停在清凉的地下车库里。两个人谈起了在卡格奈斯—苏梅尔赛马场举行的上一场赛马。我走进大厅，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勃兰登伯格还没回电，没有什么给我的消息。
我走回室外。我把那个脏兮兮的玩具驴放在看门人那儿，他把它塞进了我的保险箱。
泽尔热正把车开下车库。
“好了，”昂热拉说，“现在出发吧，罗伯特，去购物！”
我们一直走到电影节大楼，因为节日将至，那里正在忙乎。我们从那儿拐弯，来到主要的商业街安提伯斯路。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全由昂热拉作决定。她陪我走进一家男士时装店，在这里为我挑选我需要的东西：白色、浅蓝色和深蓝色的很轻便的裤子各两条，配套的非常轻便的衬衫穿在上面，可以塞进敞开的衬衫里的围巾。我当然得一一试过。虽然有一台风扇在转，试衣间里仍很热。我穿上后走到隔帘前，昂热拉对我进行评判。她并不是一下子就对布料和颜色感到满意，花了好长时间，不过我无所谓。一股强烈的幸福感攫住了我。
昂热拉坐在一张椅子里吸烟，我总是像个模特儿似的从更衣间里钻出来。昂热拉挑选出的裤子是那么紧，我想，我穿不上它们。它们的口袋非常小。白色的合适，其它的得改。衬衫全合身。昂热拉也选了一条深蓝色带白点的衬衫。这件衬衫跟这条裤子我当场就穿上了。昂热拉给我在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黄|色带蓝点的丝巾。我在更衣间的镜子里观看我自己，感到好像是站在一个陌生人对面。我觉得，我变得苗条多了，看上去更年轻了，突然也不那么热不可耐了，只有两脚还嫌热。我付钱，女售货员说，其它东西以及我的西服、我的衬衫和我的领带将送到“庄严”酒店。
昂热拉拉着我往前。在第二家店里，她为我挑了一套米色的和一套几乎是白色的西服，还配上了卡丁牌领带。这家店里也有燕尾服。售货员是个年轻的、非常热情的同性恋，昂热拉跟他非常谈得来。他把西服时装一套套地抱过来，直到昂热拉找到一套她如意的。布料非常精致、薄薄的、防皱。我买下黑裤子、白上衣和几个宽边领结，这正是眼下的时髦。我也买了配套的衬衫。当然又是昂热拉挑选的。让人把燕尾服和衬衫送到酒店。
“现在去‘洛普’。”当我们又来到安提伯斯路上时，昂热拉说。这条街上汽车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单线前进。“那是戛纳最好的鞋店。”她走路迅速轻快，我很难跟上她。包装我让她开心，她非常重视，不找到她认为最适合我的决不罢休。穿着衬衫和裤子我已经觉得大变样了，那炎热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
在“洛普”店里，昂热拉为我挑选了很软的、舒适的便鞋——白色的、棕色的、黑色的和一双配燕尾服的漆皮鞋。我得穿上鞋来回走动，好看看它们是否跟脚。虽然我一直憎恨这种事，但在这里却感到其乐无穷。昂热拉又坐在那里，仔细观看，吸着烟。她吸烟很多，跟我一样。一双便鞋，那双白的，我当场就穿上了。其余所有的，包括我的旧鞋和我的袜子，都让人送到酒店。
当我们最终离开“洛普”时，我停了下来。
“什么事？”昂热拉吃惊地问，“您不舒服吗？”
“不是，”我说，“我觉得美妙极了。美妙无比，前所未有。我感觉自己变了，昂热拉，就像童话里一样变了。我感觉更年轻了，昂热拉，年轻了许多。有点飘飘然……”
“是的，”她说，“是的，罗伯特。这真好。我要的正是这个。噢！”
“什么？”
“您刚刚笑了。”昂热拉说，突然变得很严肃，“您头一回真正地笑了。”
“这是因为您。只有您，只有您能做到这一切。”
“废话。”她匆匆地说，“走吧，我现在还需要我的东西。”
我走。香港不是这样的，新加坡不是，悉尼也不是：不是这么让人开心，这么轻松，这么欣喜若狂，就像这里一样，就像在戛纳这堵塞的安提伯斯路上，在昂热拉身旁一样。我根本没意识到我走得有什么不一样，直到昂热拉有些喘不过气来地说：“慢点！您走慢一点，罗伯特。我透不过气来了！”
于是我们停下来，相视而笑，大笑了很长时间。我突然想：这就是幸福。我曾经相信我从来不知道它或者忘记了它。孩子时一只小狗曾经带给我欢乐。现在，快五十岁时，我又幸福了。因为一个陌生的女子对我表现出了人性的兴趣，人性的同情，人性的友好。下午的太阳斜斜地燃烧在安提伯斯路上。人们来去匆匆，汽车爬过，保险杆顶着保险杆。我回味我在这里遇上的一切是多么的罕见。
七
25
现在昂热拉去买颜料、画笔和绘画用品。我陪着她，陪她走进一家大超市。她在那里订购了一大批东西，明天上午送货上门。购物，尤其是买衣服，此生一直让我厌烦。跟一个女人一起去购物，就更让我觉得烦不可耐了。今天我却觉得美妙极了。我观察着昂热拉那坚定的、又总是客气地得到她真正寻找的东西的方式。她不受劝诱，准确地知道她需要什么，不管那是一种特殊的管装绿颜料还是一罐德国的俾斯麦鲱鱼。她非常喜欢吃它，令我吃惊不小。这个星期六下午商店开门到八点，许多人在购物，但是我无所谓，这些人不影响我，因为我只看见昂热拉。
后来，我还是得让她一个人去了。我不能跟着她去试衣服。昂热拉所买的一切，除了食品，都叫人送到“庄严”酒店，交给那儿的泽尔热。他似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安提伯斯路的商店里人人认识他。
于是，昂热拉让我独自留在夏伯德小街的街角上。我说，我要看看这儿的商店。我也这么做了，在夏伯德街上往里走了一段，走到加姆贝塔广场。加姆贝塔广场上有一家花店，它叫“花月”。我走进去，要求送三十枝红玫瑰给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她住在……
为我服务的那个人打断我的话：“我们认识黛尔菲娅夫人。她所有的花都是从我们这儿买的。我们位置好，紧靠安提怕斯路，而且便宜。请您原谅，先生，要哪种红玫瑰？”
“巴卡拉。”
“无论如何我得给您个建议，先生。我叫皮埃尔，您就叫我皮埃尔好了。不过，在红玫瑰当中，比起‘巴卡拉’来，黛尔菲娅夫人更喜欢‘宋娅’，这点我知道！‘宋娅’更雍容华贵，存活时间更长。它是浅红色，您看，这儿。”他指着一只花瓶里的一束。
“那好吧，就‘宋娅’吧。”
“好的，先生。来张卡片吗？”
“行。您等等。我想，从现在起每个星期六同一时间，也就是下午，您送给黛尔菲娅夫人三十朵‘宋娅’。我先预付前四个星期。”
“我们非常乐意，先生。”
“您给我一张卡片吧。”
他给我一张，我坐下来写道：“谢谢一切。”我把卡片Сhā进一个信封，粘上。我对皮埃尔说：“如果没人在家，请您把这玫瑰放在门外。”
“您可以信赖我们，先生。”
然后我又来到加姆贝塔小广场上，走回安提伯斯路。我没穿袜子，那双柔软的便鞋使我的脚无比舒适。我感到全身舒服，穿着那薄薄的衬衫，我好像能听到它呼吸，感到它呼吸。我在一家橱窗前停下来，观看里面我的影子。我几乎没再认出我来。二十、二十五年前，当我还充满希望、勇气、自信和大胆时，我也许曾经是这个形象……
“喏，什么东西让您这么感兴趣？”我听到昂热拉的声音，在橱窗的影子里看到她就站在我身旁，笑嘻嘻的，她的红头发熠熠生辉。
我如实说道：“我在对我的变化感兴趣。您真让我大变了样。我看上去也许是我三十岁或二十五岁时的样子，充满……”这回我打住了。
“是的，充满许多东西。”昂热拉说，挽住我的胳臂，我们从橱窗前走开。“所有这些东西您都还拥有，罗伯特。”
“噢，不。”我说。
“就是有，”她说，“如果您再在这里生活一会儿，您将会看到，所有这些东西如何在您身上主动地苏醒过来。”
“咱们去哪儿？”
“咱们完事了，是不是？衣服也会被送去给泽尔热，这不足三分钟的路。不，停一停，香烟，我需要香烟！”她走向一家烟草店。
“您吸得太多了。”我说。
“您也是啊。”昂热拉说。
我拿着昂热拉买的三条烟和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我的钱、我的钥匙、我的护照和大多数原本放在我的西装口袋里的东西，因为新裤子太紧，几乎没地方放。
我们又回到了“庄严”酒店。五点刚过，酒店的大平台上，游泳池后面，白色的桌椅旁坐着许多人，他们在喝他们的开胃酒。椅子上铺着红垫子。
“我脚痛，”昂热拉说，“咱们也坐坐吧。您看，那儿，在右角落里，在门旁边的那个角落里，还有一张桌子空着。”
我们坐到那张桌子旁。
一位侍者过来，昂热拉想喝香槟，于是我又叫了一瓶堂·佩里尼翁。不一会儿侍者就把它放在冰桶里拿来了。他还拿来了两大碟橄榄和核桃。
“您等等！”昂热拉跳起身，“我马上就来。”
我刚来得及站起身，她已经越过这条豪华商业街的矮平房另一头的平台，跑了。我看到她消失在一家店里，店上方大写着“巴克莱”。她很快又回来了，有点喘吁吁的。
“给您。”她说着坐下来。她递给我那个层层包装的东西。我撕开纸，手里拿着一个非常绵软的黑皮夹，它有一只拉链。包里有许多格袋子。
“您可以把您的所有东西放进去了，护照、钱和钥匙。”昂热拉热切地解释，“当他们只穿着衬衫和裤子跑来跑去时，很多男人都带这种包。您等等，我把东西全放进去。”
我注视着她的脸，这次她没觉察。
这女人长相美丽。她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她是内在美，我想。谁见到她，就会理解，这个女人善良、大度、勇敢，同情任何人，同情任何有忧愁或痛苦的人。谁见到这女人，就不得不屈服于她眼中放射出的诚实。谁见到这个女人，就会感觉到包围着她的正派、友善、温暖和无私的气氛，但也感觉到那从不离开她的谜一样的伤感。这女人习惯了过自己的生活，照顾自己。跟我一样，她经历过贫困，现在她生活得好好的。我相信，我可以对这个女人畅所欲言，她什么都会理解。她具有我所认识过的东方女性的审慎和内向，她们，就我所听说的，愿意为她们所爱的男人做一切。昂热拉肯定也有她的忧郁和黑色的时刻，她的“秘密”。但是她从不谈它们，肯定不会谈。相反，她表现得好像她不懂这一切似的。只有她的眼睛泄露出它们……
“好了！这下您怎么讲？”昂热拉整理好了，把皮包递给我，里面满满的。
“我激动不已。”我说，“我感谢您，昂热拉，我谢谢您……”
“不必谢。”她说。
侍者走过来，因为现在香槟已冰好了。他打开瓶塞，让我品尝，然后倒满杯子，走开了。
“为您的使命干杯。”昂热拉说，举起杯子。
“不，”我说，“为我们的相遇干杯，为这美妙的日子。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日子，这个五月十三日。”
“您在胡说。”昂热拉说，“这香槟真好喝，是不是？”
“我不是瞎说。”我说，听到我周围的人们在用各种语言交谈，看到昂热拉身后十字架路上的众多汽车、鲜花、棕榈树和那后面的大海。“您让我脱胎换骨了。”
“几件新衣服不会让人脱胎换骨的！”
“真是脱胎换骨了，”我说，“如果这些衣服是由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出于好意为你精心挑选的话。”
“好了，您知道，”她尴尬地说，拿一只木勺在她的杯子里搅动，“这实在是有必要，罗伯特。您带来的那些西服真难看，太肥大了。它们在您身上直晃荡，裤子臀部吊下来……”
“它们出自杜塞尔多夫一位非常好的裁缝之手。”
“这不是个非常好的裁缝，他不可能是个好裁缝！您自己也看到了，这里的服装多么合您身。还有您的鞋！那真是怪胎，那双鞋！对，您显得更年轻了，这是真的。您走路姿势不同了，这也正确。但是，请您别生气，当您来找我时，您走路的样子像个重病人。您的裤子在您身上晃荡得像是穿在一位老爷爷身上。这种事让我不忍目睹。这种事我在谁身上都看不下去。要不然我就选错职业了。您是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哦！”
“是真的！肯定是的！您问问这平台上的每一个女人。您只不过太随便了，对一切都无所谓。您那样穿戴着跑来跑去，真是个耻辱。因此我想……”
“昂热拉！”我打断她。
“嗯？”她喝一口，望着我，这时她的棕色眼睛里又有了那金色的亮点。
“我爱您。”我说。
“您爱……您听着，罗伯特，您疯了！”
“对，”我说，好像是另一个罗伯特·卢卡斯在我的体内讲话，那个真实的罗伯特·卢卡斯，他沉默了二三十年之久，“我是疯子，为您发疯了，昂热拉。”
“请您别说了。”昂热拉说，“来吧，您平静一下，咱们再喝一杯。”
我斟满杯子，我们两人对饮。随着傍晚到来，我感觉一种奇异的清凉吹拂到平台上。我说：“我四十八岁。比您老得多。大十四岁。两年后我就五十了。昂热拉，我……我还从没经历过像您这样的，还从来没有。请您因此原谅我。请您别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因为我这么讲。可我是真心诚意的。”
“您以为您是真心的。”
“不，我知道我是真心的！我从没有对什么知道得比这更多、更清楚。我强烈地感觉到我多么热烈地爱您。有一天您也会爱我的。”我为最后的这句话吓了一跳，急忙喝了一口。
“您看看，我都疯成什么样子了！”
昂热拉一声不吭。她望着我，淡淡地微笑着。我在她的眼里看到了我的脸，细小得可笑。
“您的眼睛，”我说，“您秀丽的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它们。永远不会再忘记，只要生命还在我体内。”
“您！”昂热拉说，“您的眼睛漂亮、友善和温情，尤其它是绿色的。我真想有绿色的眼睛。您的绿色的眼睛。”
“如果咱们可以交换的话，我立马把我的给您。可这将是一次痛苦的交换。在我一生中已经有些女人对我讲过一些话，但是说我的眼睛漂亮，还从来没人讲过。”
“那一定是些非常愚蠢的女人。”昂热拉说，“或者她们是故意没讲。您的眼睛真了不起，罗伯特。”
“您了不起。”我说。
“不是。”她说，喝一口，好像她要藏身在那宽宽的杯子后面，“不。请您住口。请您别讲了，罗伯特。”
一位侍者出现在平台上。他呼叫我的名字。
“在！”我跳起身。
“电话，先生。”
“我马上就来。”我对昂热拉讲，走了几步后又回头走向她，向她俯下身去说，“您也会产生爱情的，请您当心。”
26
“是你吗，罗伯特？”
“对，卡琳。”
是我的妻子在电话机旁。终于来了，我想，那好吧。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激动、非常生气。
“你说好一落地就给我打电话的。”
“我忘了，请原谅。我很抱歉。”
“你一点也不抱歉。你根本不在乎我为不为你担心。”
“你要是这样担心，那你为什么没早点打电话来？”
“我不想跟在你ρi股后面追来追去，不想让你感觉我在监视你。可现在我忍无可忍了。你怎么会在酒店里？我以为你在工作呢。”
“我是在工作。”我说，“眼下我正在室外的平台上跟人谈话。”
“跟一位表子谈话。”
“请别讲这个词，叫人恶心。”
“这么说我肯定是讲对了。你跟一个表子坐在平台上。跟一个表子、表子、表子！”
“再见，”我说，“再见，卡琳。”
“你尽管在你那该死的职业里寻欢作乐吧。不管你怎么称呼那职业。妓汝簇拥。这里仍一直在下雨。我估计，那下面是艳阳高照。可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那表子肯定在等呢。”
一声“啪喀”！她挂掉了。
我从电话间走进大厅。我问门卫，有没有我的邮件。他说没有。这样很好。我又走向旋转门。它旁边还有一扇玻璃推门，我们的桌子就位于它跟墙形成的角落里。我看到昂热拉在望着十字架路。我呆呆地伫立了也许有两分钟，一个劲儿地端详她，她没有觉察。我全身又感觉到了那种古怪的疼痛，它实际上不是疼痛，只是一种感觉，甜滋滋的。然后我走回我们的桌子。昂热拉抬起头来。
“坏消息吗？”
“根本不是。”我说。
她沉思地打量我。
“真的不是！”
我又倒满杯子。瓶子里还剩下一点香槟，我将它倒在白色的大理石地面上：“这是……”
“敬给地下的神灵。我知道，法国人也这么做。因为法国地下的神灵也口渴。”
“对，”我说，“如果您为它们止了渴，它们就会对您友好。”
“那得咱们俩一起做，用咱们杯子里的最后一滴。”昂热拉说。我们喝，然后将剩余的滴到大理石地面上。
“昂热拉，”我说，“我有个请求。您可是认识我给您看的名单上的所有人。”
“除了萨冈塔纳夫妇。”
“除了萨冈塔纳夫妇。我必须结识所有这些人。我以为最好是在一个中立的气氛中，先是众人一起。还有一位保尔·泽贝格，他是赫尔曼家庭银行的全权总代表。您能安排吗？”
“您是指——一场舞会？”
“对。”
“包括吃饭？”
“也许。”
她考虑。
“在我家不行。我没有人手，没有地方。在特拉博家容易些！他们有一所大房子。我对您讲过，帕斯卡勒·特拉博是我的朋友。可是这种天气，她和她丈夫肯定还坐着他们的游艇在海上。我要晚一点才能联系上她。”
“那好，”我说，“您等会儿替我安排一下好吗？”
“当然，乐于效劳……”她望着我，“您现在有什么事吗？我的清洁女工在等我。咱们得离开。”
“我没什么要紧事……”
“那您去我家吧。”昂热拉说，这话出自她嘴里，比从其他任何女子嘴里说出来都理所当然，自然而然。“我再为咱们煮点东西吃！您会感到吃惊，因为我很会烹饪。这您没想到吧？”
“我相信您无所不能。”我说，“等到饭后，您再给您的朋友打电话。”
“行。”
我结账，泽尔热取来昂热拉的车，把她的包裹放到车里。她坐到方向盘后，我又坐到她身旁。我们就这样沿着十字架路开下山去。现在影子已经很长了。
27
阿尔奉欣·佩蒂是个矮个子女人，灰头发，走起路来从容不迫。她在“克洛帕特拉豪华别墅区”的许多人家搞卫生。她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中午来昂热拉家。她别无办法分身。她非常勤快，出身于布列塔尼。昂热拉将我向这位矮个子女人作了介绍。她有着动物一般羞怯、机灵的眼睛。我们相互握手。阿尔奉欣望着我，当她跟我们走进卧室时，老是望着我。那里的一只落地花瓶里Сhā着我在“花月”预订的三十支玫瑰。
“它们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两个小时前，夫人。还附有一封信。”
昂热拉撕开信封，大声朗读我写的内容：
“谢谢一切。”她望着我。“您真客气，太客气了，真的。‘宋娅’是我心爱的玫瑰。”
“我明白。现在您每个星期六都将收到‘宋娅’，以此纪念这个五月十三日，我的生命中这个最重要的日子。我的新生命中的第一天，我的生日。要是我可以讲‘我们的节日’的话，那就好了。”
阿尔奉欣离开了这个房间。
“更重要的是您获得了新生，罗伯特。”
“为什么？”
“当您来找我时，您是那么……那么精疲力竭，沮丧疲惫，垂头丧气。”昂热拉跪下来，整理花儿，把一种保鲜剂浇进花瓶，将一枚铜钱扔进去。她急切地问阿尔奉欣是否修剪过这些玫瑰。
“垂头丧气，我？”我茫然不解地问。
“对。”她抬起头来，“可您现在不是那样了！现在，您轻松愉快得多了。我谢谢您的这些花，罗伯特。”
“您这么喜欢花啊。”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她说，站起来，再读一遍那张卡片，然后把它放回写字台上。玫瑰花被放在大电视机下面。阿尔奉欣又走过来。随后，两位女人不再管我。她们坐到一张桌子旁，一起坐在一张沙发上。阿尔奉欣手拿一个作业本，报告她买的东西和支出的钱，她这个星期工作了多少个小时，因此她加起来应得到多少钱。总数还没加起来。我看到昂热拉戴上她的斯特拉斯牌眼镜，然后这两人大声算起账来。她们像两名女生似的坐在那里。她们相加，算错了，不得不从头再来。我走向书墙，观看书名和书的作者。加缪。萨特。海明威。格林。梅勒。乔奥诺。马尔罗。普鲁斯特。休克斯莱。贝尔特朗·鲁塞尔。玛丽·麦卡西。西隆。帕维斯。欧文·肖。伊尔维·华伦斯……全是我喜欢的作者，也有他们的书，当然不是法语版的，而是德语版的。书橱里还有许多艺术画册，最上面叠放着两本《圣经》，在它们上面，最高点，是一尊青铜的古董小佛像。
两个女人终于完了，阿尔奉欣拿到了她的钱。告别时她再次跟我握手，我听到她后来在前厅里跟昂热拉低语。大门关上了。昂热拉走回来。
“您刚刚征服了一个人，罗伯特。阿尔奉欣。她说，您给人印象不错。”
“哦，”我说，“已经见效了，您瞧？我原先只是不知道罢了，我对女性的作用似乎只有地震能比。”
“这正是我想说的。”昂热拉附和我道。
“阁下是一阵狂风。阁下想吃什么？我原先不知道，中午会有人请我吃饭，冰箱里还有一些菊苣，因为它们保鲜。色拉对健康非常重要。”她像个女教师一样说，“我色拉吃得很多。您也是吗？”
“对。”我说。我已经记不清上回我什么时候吃过色拉了。
我们一致同意做色拉和牛排，吃花式面包，一种松脆的长形白面包，阿尔奉欣买回了三根。昂热拉系上一条彩色围裙。我坐到早晨我看见过的厨房里的凳子上，看她如何烤牛排，做菊苣色拉。她突然发出一声喊：“新闻！”
她摁亮厨房里的一台小型日本电视机，然后跑进暖房和卧室，打开那里的电视机。那台大的她一直拖到通往平台的敞开的玻璃门旁。
“我老是得听新闻。”她说，走回来了。我们收听新闻。第一条是我等待的消息：英国放开了英镑的汇率。全球一片恐慌，尤其是意大利和日本。许多股市星期一关市了，包括伦敦和法兰克福的……
昂热拉在灶台上、厨房里忙碌，边听边抬头看那台小型的日产“索尼”。她不加评论，像一块海绵似的把所有的话吸进体内，现在不可以跟她讲话。
我再没见过哪个女人能这么快就做好一顿饭。昂热拉让我跟她走。她跑进暖房。她从一张橱里取出盘子、银餐具和碗。她跑上平台，我们在太阳遮篷下铺好一张大桌子。这上面和风吹拂，暖融融的。在城里挨了一天热，这里是如此的和暖美妙。天空现在像瓶子一样绿，暮色已经很浓了。在尼斯起降的大飞机像影子似的无声地掠过大海和附近的上空。这儿也听得到和看得到电视机的播音员。英国码头工人的罢工似乎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意大利的铁路工人宣布下星期二总罢工。特内里夫岛的沉船灾难。数月来美国对北越的B—52远程炸弹猛烈进攻……
昂热拉又跑进厨房，那里正在炸牛排，看看，戳戳，翻过来，递给我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和两只杯子，示意我拿到平台上去。她现在耳朵和眼睛都只留心于新闻。饭做好了。昂热拉和我一起把它们端到满是鲜花的平台上。我看着身下城市里的无数的灯光，海边的白色城市，船上的红色、绿色、蓝色和白色的灯光，那艘灯光辉煌的轮船，沿着艾斯特莱尔山蜿蜒的公路边的灯光。不见一丝云彩。在平台上灯光的照射下，花儿晶莹剔透。从什么地方传来轻音乐。还是新闻。智利劫持飞机。天主教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激烈战斗……
飞机滑翔而过，航行灯闪烁不停。牛排半热，正如我喜欢的，绿色的色拉里还有黄瓜片、小洋葱和其它我不认识的佐料，玫瑰红葡萄酒口味略酸，很清纯。新闻结束了。又可以跟昂热拉讲话了。
“您知道，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多少钱吗？三点五法郎！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她站起来，关掉电视，客厅里的灯光落在平台上。当我们用完餐后，我帮昂热拉把一切都收进厨房，那里的“索尼”还开着。她也把它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关掉了。“三点二十分又有新闻。”她说，“这么长时间足够我联系上帕斯卡勒·特拉博了。当他们从康托码头回来时，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朋友们坐在港口的甲板上，喝点东西。咱们喝什么？我想，喝香槟吧。”她有一只非常高的冰柜，她从中取出一瓶。我读那标签：“享利奥特，一九六一”。
“那儿有杯子。您把瓶子打开来，好吗？我赶紧再穿点别的衣服。”昂热拉说。饭前她脱去了围裙，现在她跑进她的卧室。我打开酒瓶，把它跟两只杯子拿到平台上，放到一张小桌子上。它位于好莱坞秋千前面。从这里能看到城市、大海和阳台设有木栅栏的护栏。护栏约有一米五高。
昂热拉向我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宽松的家常外套，钟形袖管很宽，丝绒高领。我斟满酒杯。昂热拉坐到我身旁。远方的音乐沉寂了，那么静，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昂热拉拿来了香烟和一只烟灰缸。
“真的，您吸烟吸得太……”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
“我伤害了您。”
“我？从来没有过！”
“有。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
“不是很清醒，但我连续数年都梦到那一夜。那天夜里，德国人前来抓住了父亲和母亲。我始终还梦到那沉重的皮靴。然后，我连续数年在睡熟中喊叫，孩提时。”
后来她连续数年在睡熟后喊叫……
“也许这就是那引起色素变化、那位算命女人讲到的惊吓。”
“是的，有可能。这我还从没想到过，奇怪。”
“请您注意，一旦你有一天快活了，这块白斑就会消失。”
“我很快活啊！”
“不，”我说，“这我不相信。您不快活。”
“我就是快活！”
“不是。”
她喝光了她的杯子。“请您再给我倒上。您也倒上吧。咱们反正得至少等到十一点。”
“您不快活。”我说，斟满酒杯，“您装成这样，但是您不快活。”昂热拉注视我良久。
“您说得对。”她惊奇地说，“您是对我讲这种话的第一个人。对，是的……我让您感到像是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当时，当时我喝醉了，是的。上帝啊，我当时醉了……”
“什么时候？”
“当我得知……当他对我说……”她又注视着我。
“对于我，您是个陌生人，罗伯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您讲这件除了我只有一位牧师知道的、我从没讲过的事。”
“您若不想讲，就别讲。”
“可我想讲！这不是很奇怪吗？对，我要讲给您听。为什么偏偏对您讲，这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听听——今天，您今天下午妒忌劳伦特了。”
“妒忌谁？”
“劳伦特·维阿拉，那个海军军官。”
“噢，他呀。对，是这么回事。”我说。
“可您没理由妒忌。我爱的不是他。另一个男人，对，我爱过他。这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她的声音越来越缥缈，“我以前从没像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我完全忘记了自我。当一个人真正地爱上时，他就不会再想到自己了，而只是想对方，对不对？”
我沉默，秋千轻晃。我吸烟，慢慢地啜饮，凝视着昂热拉美丽的脸庞。
“我的生命就只是为了这个男人……他住在这里，在这座房子里……我们准备结婚。他常外出，可当他来到戛纳时，他一直在这儿，在我身边。我为婚礼准备一切，您理解吗？我们想偷偷结婚，然后再公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还是有很多事要准备的，对不对？”
“对，肯定是的。”我说。
她已经根本不在听我讲了。
“后来到了那个晚上。那……”她顿住了，随之是一阵长长的静寂，“那天他对我说，他不能娶我。我非常难过，但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他住在亚眠。我从没怀疑过他。我以为是听错了。但我听到的是事实……这……这对于我是残酷的瞬间，您知道……我把他赶了出去。他急急忙忙收拾起他的东西滚了。而刚刚还在哭的我停止了哭泣，喝起酒来。威士忌。那时候我喝威士忌。纯的，带冰块。很多、很多的威士尼。是的，当时，在那天夜里，那次我真的醉了。我不停地喝。我……”
八
28
一直喝下去。四台电视机开着，画室的那台也开着。在争吵之前，在昂热拉了解了那个她爱着的男人的真相之前，她曾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她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忘了其它的电视机。她蹲在沙发上，面前放着酒瓶、冰块和杯子。这时没有一滴眼泪，还没有。这时，光是她的头脑里有着巨大的嗡嗡声，天旋地转。她一个劲地想：徒劳。受骗了，上当了。我的爱情完了。我孤独，非常孤独。再也没有人了，不，没有人了。
她突然缩成一团。
有人在吼叫。
过了一会儿，她才理解，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电影。这一切发生在六月十日，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日这一天，一支武装的纳粹因为马基抵抗组织谋杀了一位德国将军而大肆报复，把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奥拉多—芬尔—格兰夷为灰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屠杀了。男人们被枪杀了。妇女和孩子们先是被赶进了一座教堂。有些人以为会获救，但那些纳粹分子点燃了教堂，妇女和孩子们也被活活地烧死了。这座村庄的废墟至今还在，人们在别处重建了那个镇。跟其它地方一样，奥拉多成了法国人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电视里播放反法西斯影片，播放有关纳粹所犯罪行的纪录片。现在，这里就正在放这么一部纪录片，是由目击者的报告剪辑而成的，偷Pāi的照片和偷制的图片——一场噩梦，举世无双的恐怖。一排排被枪杀的男人们。老人们，那些目击者，泣不成声地报告那场血腥屠杀。那是教堂。纳粹军人把妇女和儿童们赶进去。门关起来了。教堂里传出歌声。它着火了，可怕的火焰。奥拉多的破败的农屋被炸掉了。那些纳粹军人站在那里，双脚叉开，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靴，手端冲锋枪，纳粹军人，纳粹军人。昂热拉坐在那儿喝酒，威士忌从她嘴角流出来，她也没觉察到。她盯着荧光屏上的图像，那些骇人的图像。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弗雷德叔叔、毛里斯叔叔、表妹安德莱、理查德舅舅、舅妈亨丽特、舅妈玛荣妮。死了，死了。他们全死了……
昂热拉霎时无法承受了。她迅速站起身，晃悠悠地踉跄到室外的阳台上。在那里，她的花儿，那么多的花儿绽放着。那天夜里下着雨。昂热拉只剩下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它纠缠不休，在她的心里威严地跃跃欲试，结束。完了。结束吧，现在就结束。这生活，你再也承受不了啦。
“这生活……”她听到自己在语无伦次，“不……不……我不想再要了……”
在潮湿的地砖上，她穿着高跟拖鞋，踉跄走向阳台的栏杆，雨水打下来。她撑起身，抽起一条腿。她摇晃得厉害。当她看到身下深处房子后面的停车场那灯光照亮的水泥地面时，她一点也不害怕。马上。马上。我马上就下去了。马上就一切都结束了。她抬起右腿，左腿。她跪到栏杆上。她把右脚伸向边沿。她用双手撑住自己。她挺起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越来越高。另一条腿也同时伸。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脸和她的衣服。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来吧，死亡，来吧，甜蜜的死亡。这下，她站在离地面四层楼的高处，在黑暗的天空下，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上方。一阵风吹到了她。她还想：我要……
然后，她就跌倒了。
29
她跌回到平台地面上，阵风吹得她跌回来了。当她从一阵短暂的失去知觉中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水洼里。她张开的嘴里有半嘴的水。她作呕，把水吐了出来。她感觉没有一丝力气，四肢动弹不得。她跌倒在平台上，而不是跌下去了。
“不……不……我……我不想……我想死……这栏杆……”她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又跌倒。她试图用尽全力站起来。她站起来了。她的膝盖在打颤。她跌撞向栏杆。但是她爬不上去。她望向深处。一辆汽车刚刚从下面开走。这下她再也没勇气了。但是她必须结束。她必须……她必须！
她哽咽着跌撞回卧室，拿起瓶子就喝，丢失了她的拖鞋，跌回电话台子旁的一张沙发椅里。
电话！
她得跟谁讲讲话。跟谁？她不是有许多朋友吗？无数朋友，是吗？她有吗？谁？谁？昂热拉，你有谁能听听你想干什么？谁？
她不寒而栗地认识到：谁也没有。
那里有电话号码簿。她无意义地在里面乱翻。三年前，她还不需要眼镜就能阅读。她的双手飞动，号码簿掉到地上，她抬起它。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一个人……一个能跟她交谈的人……讲话……讲话！这里有……有……一个电话心灵安抚……也许那里有谁……她找不到这个号码。教堂！她在教堂栏下看。她选了一个号码。没人接。再一个。没回音。她像野兽一样呻吟。第三个电话号码。空音在响。一声，两声，后来突然传出个男人声音，平静，低沉，友好。昂热拉不理解那男人在讲什么。听到人声她顿感轻松无比，一个音都发不出来。她向前瘫倒，上身支在小台子上，话筒滑落。她呻吟。她哭。这下她又能哭出来了，大声唏嘘。
那个平静的男人声音说：“我在接电话。我守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我有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您。”
“我……我……牧师……您是牧师吗？”
“对。您放心哭吧。慢慢来。我有时间……”
昂热拉哽咽、呻吟地哭着。
“我在这里，”那男人声音说，“在电话机旁……”
这样过了大约一刻钟。后来昂热拉有了气力，讲：“自己杀……先前……”
牧师误解了：“您杀人了？”
“不是……我……我要把我自己……您明白了吗？我自己……从阳台上跳下去……可是我跌回来了……而现在……而现在……”
她又抽泣起来。
“我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您慢慢来……”
这个年轻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坚强，又那么温柔，昂热拉渐渐感觉体内有了些力量。她开始讲：“我想自杀……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理解。您再也不能了。”
对话中间有时夹杂着数分钟的沉默或哭泣。牧师的声音总会重新响起：“我没挂断。我在电话机旁。”
“抛弃……那个我爱的男人……被出卖……被欺骗了……现在我孤独一人……孤独……我再也不能够了！我想杀死自己！”
那个平静的声音一句也不抗议，从不反驳，从不作价值的判断。他说出了昂热拉刚刚还能承受的话：“您一定经历了许多沉痛……”
“是……”
“后来这个男人来了……您把您的全部爱情献给了他……他让您如此大失所望……现在出现了一个真空……一个可怕的真空……”
“是……是……”昂热拉稍微直起了一点点，还在低声抽泣。她能比较容易地讲话了：“我只有他……只有他……我认识许多人，非常多……由于我的职业我必须认识和见到非常多的人……我必须出席每一场宴会，每一场舞会……我必须，您理解吗？……这算是什么生活呢？舞会！宴会！这奢侈……而这空虚……这伴随的空虚……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她喊道，“我不告诉您，我是谁，住在何处，不然您会报警！”
“我起誓，我绝不会那么做……我根本不想知道您的名字……真的不想……您陷入很大的困境和孤独……自杀，这是孤独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您并没有孤独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没有？”
“现在有我在……我在跟您谈话……我十分理解您，非常理解……您可以相信我。真的，我理解您。”
“真的？”
“那当然……您交游广泛……您的职业迫使您这样……您根本无法向那些人讲述您内心的真实形象……一点也不能讲您的忧郁，您的苦闷……在这些人面前您得扮演一下角色，戴一个面具，愉快，始终愉快……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
“对，”昂热拉吃惊地说，“是这样……我永远不能……永远不能……我永远不能展示出我的模样……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戛纳最愉快最开心的女人……我根本不可以诉苦和抱怨……我需要工作啊……订货……谁还会对我的真实生活感兴趣？”
“我，”牧师缓缓地说，“我感兴趣。您瞧，您不是孤独一人……”
“不，不孤独……”
“有很多的人，他们孤独，被抛弃了，但不像您这么严重。总得戴一个面具，总得演戏，太可怕了。在您的情人身边，在那个男人身边，您不必这样……”
“不……那时我可以倾心而谈……他……这个男人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可现在……”
“现在我知道一切……”
“可您不知道我是谁！”昂热拉喊道。
“这跟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咱们相互交谈。这才是咱们谈话的开始。咱们必须将它继续下去。您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是地处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旁的俄罗斯东正教小教堂里的牧师。我等您，明天上午……咱们再继续交谈一切。”
“我是新教徒。”
“这没关系！我等您。”
“我不会来……我太不好意思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您也许后天来，或者您再打电话。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总是在这里，上午也在。我在这里等您，请您别忘记这个。请您想想，我理解您。我非常理解您……”
“这可是……我无法相信……”
“是这样……”
“我还是要做！我要跳……”
“这我很能理解。换成是我，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可这是不是一个罪孽……自杀？依您看，根据您的戒律？”
“我不想跟您谈罪孽……它不存在于像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谈谈您，谈谈我非常理解的您。慢，我随时都有时间给您……”
他跟昂热拉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荧光屏上黑乎乎的，有黄点在闪跳。电视台下班了。那个声音无比善良友好的牧师仍一直在讲，现在他对情况已了如指掌，昂热拉也能流利地讲话了。她不再哭，头脑清醒，威士忌的作用减弱了。
“您来找我吧。”年轻的牧师说。
“我不知道……”
“不一定在明天。随便什么时候。请您想想，现在有我在这里。一个您不认识的人。您在他面前不必戴起面具。您可以向他畅所欲言。任何时候，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
“谢谢，”昂热拉说，一下子累得不得了，“谢谢……”她让话筒落回叉簧。紧接着她就睡着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她和衣蟋坐在靠背椅里，灯开着，四台电视机开着，显示出空空的荧光屏，雨水滴落在平台上。
30
在尼斯上空陡直降落的飞机的航行灯闪烁着红白两色。昂热拉讲完后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她最后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九点。我全身的每根骨头都疼。我的头难受得要命。”
“那您去找那位牧师了吗？”
她望着我。在客厅照过来的灯光反光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没有。”
“为什么不？”
“我太羞愧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自杀了。”
“这个男人救了您的性命。”我说。
“是的。”昂热拉喝一口香槟，重新点燃一支烟。我也是。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我永远不会去找他，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我将去这座教堂一趟，它离这儿不远。”昂热拉说，目光掠过我身旁，“我肯定，听声音我就能马上认出那位年轻的牧师来。那声音是那么善良。到时候，当我去找他时，我也要让他认出我来。我打定了主意要去找他，但是要等到……”她打住了。
“等到什么？”
她如梦初醒似的望着我。
“什么？”
“您说，您要让这位牧师认出您来，等到……等到什么，昂热拉？”
她端详着我，好像她从没见过我似的。
“不，”她说，“咱们别再谈这个了。我自己不理解。没人知道这段故事。我为什么向您说起它，罗伯特？为什么？”
我站起来，走向栏杆，俯视停车场。从这上面看果然很高。我突然感觉到昂热拉在我身旁。
“从这儿下去。”我说。
“对，”她说，“从这儿下去。”
我试图用一只胳臂箍住她的肩。她抽身退到一边。
“不，”她说，“请别这样。”
“请您原谅。”
“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十一点钟有新闻，然后我给帕斯卡勒打电话，”昂热拉说，“那时候她肯定已经……”
客厅里的电话在响。昂热拉跑过去拿起来。我望向那能够致命的深处，夜里的停车场、棕榈树和水泥地面的景象将深埋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活着。
昂热拉走上平台。
“是您的，”她说，“拉克洛斯。”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伤感。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在客厅里忙碌。
“我们在酒店里到处找您。最后我想，也许您在黛尔菲娅夫人家里。”
“出什么事了吗？”
“对。”
“什么？”
“电话上不好谈。您能赶紧过来吗？”
“我……行。当然。去您的办公室？”
“来我的办公室。”
“我就来。”我说完就挂上了。
“什么事？”昂热拉向我走过来问。
“我还不清楚。我得去旧码头。请您行行好，安排一下您朋友那儿的舞会好吗？咱们明早通电话？”
“好的，罗伯特。”她说，开心地笑着。
“现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说。
“对，”她说，“面具。我的亚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总不能……有可能要几个小时。”
“没关系。您必须打电话给我！”
“可是为什么？”
“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31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32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祼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
九
33
她准时得分秒不差。我穿着昂热拉挑选的米色西服和棕色凉鞋，只带着那只软包。
星期天早晨这时候，路上还很宁静。我们快速前进。我们又沿着海边行驶，经过它的沙滩、岩石和众多美食店。我们看不到几个人。我们在这次途中几乎没讲几句话。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套装，没有化妆。她把车停在候机大楼前，陪我去柜台，一直走到最后的关口。她的眼睛不离开我，但是她不再讲话了。直到告别时她才说：“我在上面，在第二个参观台上。”说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护照和海关检查，被全身检查，因为劫机正是一大时髦。我的飞机已经在呼叫登机了，当我走向开往跑道的汽车时，我转过身，看到昂热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个参观台上，几乎是孤身一人。她挥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师三年前对她讲的有关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里自己对她的亚洲人脸孔所讲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难看，往回挥手。这下她笑得更厉害，挥得更起劲了。我左脚疼。我最后一个走进汽车。它迅速开动，开往等候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当我再次下车时，我能清晰地看到穿着白套装的昂热拉。我再次挥手，她也用双臂往回挥动。我挥了那么长时间，直到空中小姐请我登机。
我盯着机外的大海。飞行员将笨重的波音飞机陡地拉高。“请勿吸烟”的牌子熄灭了。我伸手到衣袋里取药片。这时，我的手指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来。那是我在昂热拉的藏品中欣赏过的那只可爱的乌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进我衣袋里的。
昂热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阳突然强烈地穿透机舱窗户，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现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热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紧了那只小象。我们的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向北飞去。左脚仍在疼。
34
巴黎下着雨。
杜塞尔多夫下着雨。
一个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围着我。我冷。这回我又穿错了西服。在巴黎的时间太短了，但我从杜塞尔多夫的洛豪森机场给昂热拉打了电话，通过自拨系统很快就通了。她马上就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喂！”
“我是罗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谢天谢地！”
“我……我想为那只象道谢，昂热拉。您把它送给我，让我很高兴……真的，非常开心。当我这么讲时，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带给您幸运。”昂热拉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讲法语而她说的是德语。
我感动地说：“您在讲德语！”昂热拉难为情了。
“对，”她说，“我请您原谅，罗伯特。”
“请我？原谅？为什么？”
“因为我……因为我的愚蠢行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当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有一大批人。”我说。
“但远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爱的声音说，“您，罗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说。
“您也不愿意当兵。”
“大概不愿意。”我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那样太不公平，您原谅我吗？”
“这还用问！昂热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会打电话。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可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这里。可怜的劳伦特·维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这里很热，得迅速处理。事后我马上去见她母亲。”
“我可以再打电话吗？今天晚上？”
“那当然，”昂热拉回答说，“那当然。请打吧。”
35
“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使劲挠着他那光秃秃、正方形的头颅。“就因为这个我们让您回来了，罗伯特。”我的上司这回穿着一件橙色和白色条纹的衬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纳雪茄，从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还有三袋。他已经满身碎屑，他的办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杂乱。他身旁的一张舒服的沙发椅里，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衣着非常考究，安详、镇定，有一张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脸孔。勃兰登伯格向我介绍，他是联邦财政部的司长丹尼尔·弗里瑟博士。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来这儿的。我现在仍没意识到。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环球保险公司的高楼里恰恰是万籁俱寂。只有勃兰登伯格在工作——总是这样。我报告了一下我在戛纳的所有经历。这两个人聆听着，那脸色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们没什么别的期待。另外，勃兰登伯格还不时地或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cover和coverage这两个词为什么打动了您……”我刚开口，古斯塔夫就马上打断了我：“现在你先住口。弗里瑟先生是专门从波恩赶来参加这席谈话的。”
“星期天？事情这么急？”
“没有比这更急的了。”弗里瑟说。他的声音悦耳。
“弗里瑟先生对我们的案子也感兴趣。”
“兴趣浓厚。”弗里瑟说。
“你在戛纳调查的那桩罪行，那艘爆炸的游艇，十二个人死亡——现在又有了第十三个人，这位专家，他叫什么？……”
“维阿拉。劳伦特·维阿拉。”
“这位维阿拉，我马上就嗅出来，这是一桩有着经济背景的罪行。一桩经济犯罪。一件白领兽行。其范围之广甚至连我都无法想象。我原来不知道，弗里瑟先生已经对赫尔曼和他的生意感兴趣较长时间了。现在我们决定共同合作。为了让你理解事关何事，弗里瑟先生得向你作出解释。很复杂……”
“我将尽量介绍得简单扼要。”从波恩财政部来的那个人说，“您看，卢卡斯先生，我们今天有着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已不是秘密。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控制它，将会出现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大灾难。它将至少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严重。”他讲起话来总是平静、安详、中肯，只有从他紧张的脸上才能看得出，他讲的话是多么地令他不安。“我还想事先说明，我认为，通货膨胀是世所能有的最卑鄙的盗窃，因为像我们此案里一样，对那些知情、残酷并且肆无忌惮地利用它来谋取私利的人，法律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要对付的是猪猡。”勃兰登伯格说，把爆玉米花塞进嘴里，“这就是说，我们得对付他们。”
“这场通货膨胀和您所讲的危险是如何产生的呢，弗里瑟先生？”我问，很不合逻辑地想起昂热拉家厨房里的凳子。我曾经坐在那上面，看她做色拉。
“您看，”弗里瑟说，“如今全世界有高达七百亿左右的美金闲置着。七百亿！您能想象这么个数字吗？”
“不能。”我说。
“谁也想象不到。可事实就是这样。这七百亿制造了这场不幸的一部分。”
“首先，它们从哪儿来？”我问。
“从那边的大康采恩，从私人银行，从大银行，从最强大的投机商。它们产生于美国的所谓‘赤字消费’。”
“这是什么东西？”
“美国仍然是进口高于出口。因此，越来越多的美金流往国外。美金还是世界上的主导货币。长期以来，它一直就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可美国人如今很不愿意贬值。要不然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这将对俄国人有益。他们有大量的黄金矿藏，随时可以抛向市场。比方说，因此，美国人也被禁止购买美国日渐减少的金子。我们可以，瑞士人可以，美国人不允许。另外，我坚信，很快就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美金危机，美金到时候必然会贬值，也许会贬值百分之十。这还远没有完！不过继续说吧：如果光是美国的康采恩或事关跨国公司，那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可以在我们这儿购买德国的股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普通的美国人，若想得到德国的股票，就得支付百分之十二的税。”
“这可真是卑鄙。”我说。
“一种完全合法的卑鄙行为。”弗里瑟说。
“到底什么是跨国公司呢？”我问。
“那些企业在所有工业国家都设有分厂，这样在哪里都不会被当成外国人——他们却不必感到对这些国家承担任何义务。正如所讲的，合法。只要这些国家本身不反对，不采取措施，我简直想讲，听任这些跨国公司勒索，闭上眼睛，它就合法。而对外国的每一位私人，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可这是些什么法律啊？”我惊愕地说。
“人人平等，”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满嘴爆米花，“可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那现在这七百亿闲置的美金在干什么呢？”弗里瑟强调地问，“它们存放在银行里，它们被用来在外国投资建厂或用于收购，它们总是被投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也就是去那些相对来说最有金钱保障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德国。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公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联邦德国是较可靠、较能抗危机的安全之地，马克是最好的硬货币，比瑞士法郎或荷兰盾还要好。因此，当某个国家出现了警告现象——罢工、失业、物价和工资攀升等等，贮存在那里的美金，包括当地的货币，就以数十亿的数目汇往安全的国家，当然是通过国内支配着康尔恩或银行的那些人，完全是合法地汇的。国际货币公约虽然形式上还有效，但早已百孔千疮了，根据它，这个国家有义务接受任意一种货币，进行兑换，不管数额多高。于是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数十亿来到我们国家——我讲得非常简化。您听懂了，是吗？”
我点点头。
“联邦银行得把汇进来的美元换成马克。它现在可以对美国国家银行提一个要求，要求将这些美元换成黄金。可他们却不能再这么做了，因为美国人已不能拿纸币换金子了。”
“统统合法，统统合法。”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把他的雪茄卷来卷去。虽然杜塞尔多夫天气冷飕飕的，他的衬衫腋窝里却形成了汗渍。在健康方面，这人身上一切都不正常，肯定不正常，我想。我身上有什么是正常的呢？
“完全合法，对。只不过您瞧，通过这一兑换，越来越多的马克进入了流通市场。粗略地说，联邦银行得不停地造钱，这正是通货膨胀的开始。如果像七月风暴中曾经发生的那样，停止再造钱，那就啥事没有了。可相反，却有越来越多的新钱进入流通。这得由相应的货物供应来加以弥补，但供应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大起来。结果，物质需求和金钱供应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价格必须上涨。附带说一下，工会和企业主，那些深孚众望的社会合作者们，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根通货膨胀的杠杆。”
我想起我的药店里的那位老妪。
“什么都越来越贵。简直是什么都贵。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和垃圾运输费，随便您说什么。哎呀，天哪，是的，还有‘路易森赫’。人类竟会邪恶得这么可怕……”
“这永恒的工资和物价的攀升真是发疯了。”我说。
“是的，”弗里瑟淡淡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生活在它的经济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储户，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们是这一发展的获利者。这，正如我所讲的，只是这场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
36
“第二部分是什么？”我问。
“我向您讲到过那七百亿美金。”弗里瑟说。
“只要它们还没被用于收购整个工业，它们就操纵在投机商的手里。这些投机商，他们无所不在，手里控制着所有的货币，可以说，他们是在用它们玩车站调车场的游戏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弱货币，咱们就说英镑吧，或者说里拉，那么，他们就会像烫土豆似的扔下它们，也就是说抛掉它们。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弱货币大量地卖给其国家银行，它有义务买下它，而且是以相当贵的汇率。这样，投机商们手里就拿着硬货币——咱们就说日元或者德国马克吧。这样他们就能免受任何货币的损失。但还不仅如此！这些先生让他们的遍布多国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货币的国家中欠债，而且是债务累累，接近极限。这样，弱货币国家的信贷物就被抽出，导入硬货币的渠道。这些多国结构的公司以他们的数百亿、数十亿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因素，它们强迫政府和发钞银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动。”
①意即“倒卖”。
“后果有害，”勃兰登伯格嘀咕道，“对你那些亲爱的小人物有害。”
“实际上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大人物丝毫也没有影响，”弗里瑟说，“而只是影响小人物。他们是国家和国家银行被迫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们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就是这么个案子。因此我来到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来到这里。”
“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茓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37
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约翰·基尔伍德——这不就是据说来戛纳为赫尔曼庆祝六十五大寿的那些人之一吗？”
“对。他是最有趣最危险的人。”克斯勒说，他摁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常这么做，这是他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本子，朗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岁。活着的孩子：五个。教育：耶鲁大学。生意活动：基尔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计拥有净资产：七亿到十亿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兰登伯格说。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说，盯着他的本子，“基尔伍德在贝弗利山、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法国、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国有整整一座宫殿，两架飞机，两架波音702，在纽约的摩天大厦‘美利坚广场’有一套豪华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说，“基尔伍德的公司，在欧洲的经营几乎没有赢利，尤其是在我们这儿。”
“那利润到哪儿去了？”我问。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税收最低的国家。”克斯勒说，将小本子翻开一页，望着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谁不知道呢？”我说。
在黑森林有一座装配厂，在全联邦德国有分厂，在国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生产公司之一。它生产雷达设备，以及电视机。新闻卫星的零件以及美国宇航仪器的设备——在电子方面没有科德不生产的东西。
“现在，”克斯勒说，给人一种自信、有经验和聪明的印象，“这家科德，黑森林的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时是一家整两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十五万职员——还不包括配件供应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绍的一切，如果我对您讲，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属于基尔伍德，您不会感到意外吧。”
“不，这对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说。
“一九四八年，我们不得不毫无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点二马克的汇率购买美元。现在刚好升到了三点九马克。这也太高了。当时，美国人自然在德国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基尔伍德买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阴荏苒，它成了庞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长已向您解释过了，怎么干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说，“科德公司，这家古怪的企业，您估计，它每年的赢利有多少？”
“数十亿。”我说。
“对，”克斯勒说，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们在这里缴纳多少税吗？您会笑起来：在德国分文不缴！”
38
“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说，“科德把货供应给列支敦士登的客户。在那个税收绿洲里几乎不需要纳税。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着赢利。账单经过列支敦士登转到巴哈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税，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亿赢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尔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马之间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这回是真正的！”
“在德国，总该有办法阻止那些不纳税的公司的恶劣行径吧！”我说。
“这不行，”弗里瑟说，“在这个领域内，什么都是允许的，无可指摘。但是，”他头一回抬高了声音，“如果运气好，这里有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科德公司有一点点偷税漏税，有一点点不守常规，那我们就可以破获它。为此，克斯勒长期以来一直在检查科德公司和赫尔曼银行的生意往来。”
“赫尔曼银行是怎么卷进去的呢？”
“哎呀，这您也不知道？”克斯勒说，“赫尔曼银行是基尔伍德在德国的家庭银行。”
“真棒，罗伯特，真棒，是不是？”勃兰登伯格咂着嘴说。他嘴上的雪茄已经湿透了，嚼碎咬烂了。他靠回去，双手叠放在肚子上，眼睛狡黠地望着我们。他的猪眼睛目光狡黠。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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