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_答案只有风知道

“您这么觉得？”萨冈塔纳傲慢地望着我。

“对，这是我的感觉。”我说，“当他们问我时，我也会这么讲。不，如果他们不问我，我也会讲！一定会讲。在被拖走之前，基尔伍德还喊了一些有关博卡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一切都是由他开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真不清楚？”克斯勒问。

萨冈塔纳耸耸肩。

“基尔伍德对我讲，他还讥讽地建议过赫尔曼，让他去雇一名美国专家，请他准备游艇，因为他自己没这本事。十分钟后他又说，他建议过他，从巴黎的黑社会请个人来。昨天又成了个来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我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哎呀，我想，当时我对我听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当他对着磁带讲时，他清楚他在讲什么吗？”我问。

“我想是清楚的。”萨冈塔纳冷冷地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卡斯先生？”

“只是问问而已。”

“您问得怪，卢卡斯先生。”

我忍无可忍。

“您讲了奇怪的故事，萨冈塔纳先生。”

“您是讲您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您。”我说，“我不明白我是不是该相信基尔伍德。”

“但是我知道。”克斯勒说，“现在，尽快把它送给拉克洛斯和鲁瑟尔吧。该死的丑闻！这反正会被掩盖掉的，您不用担忧，萨冈塔纳先生。您上到您的树上了。走吧，卢卡斯，咱们走，您有车吗？”

“没有。”

“那您叫辆出租车吧。一刻钟后咱们在拉克洛斯处相会。咱们每人拿一份这次招供的复印件。磁带您拿着，卢卡斯。萨冈塔纳先生，在此事澄清之前，请您别离开欧洲。”

“肯定不，”那位阿根廷人说，“我呆在我的树上。”

这一天天气变得非常热。

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都开着。那些早晨在海滩上玩球的老头子们不见了，渔夫们也不见了。他们的船停泊在那儿，网晒干了，白得像石灰。

当鲁瑟尔和拉克洛斯跟巴黎通电话时，克斯勒和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要求司法部派代表来，派有全权的经济部代表来，通知美国大使馆。

我从电话中听出来，他们碰到了坚韧的扯皮和很大的抵抗。鲁瑟尔发怒了，他威胁将自行行动，把事情闹大，显然是要尽力阻止这样。

克斯勒对我讲：“这情形有趣吧？”

“您相信在我们国家会两样吗？”我问。

他不回答，随意地摁响手指。警官们进进出出。

拉克洛斯跟他们谈。他现在精力旺盛多了，不再那么伤感。警官们似乎在监视基尔伍德的住房。它地处莫金斯，一个小地方，相距约八公里。据警官讲，基尔伍德酣睡得像头死猪。女管家说，基尔伍德天快亮时还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别墅受到监视，警官们说。基尔伍德若想离开它，不可能不被发现。如果他想逃跑，随时都可以阻止他——传讯他到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来。传讯单拉克洛斯已经预先填好了。这他还能做到，但尽管如此：“我希望那家伙睡觉，直到我们得到来自巴黎的援助。”这位“行政上司”的矮个子代表说。

“要到什么时候？”

“今晚之前来不了。”拉克洛斯说，“为什么？”

我又讲了我跟特拉博夫妇的约会。

“您放心地走吧。您回来后，就向‘庄严’酒店打听有没有给您的留言。如果没有，我们就仍然没到那种地步。”

“行。”我说，“小孩怎么样了？”

“不好，”拉克洛斯说，“可惜不好。医生说，麻疹在头几天总是最严重的。可怜的孩子。”

“有三种人，跟他们打交道有好处。”克劳德·特拉博说，“那些内心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我们相挨着坐在“沙利马”游艇船尾的长椅上，喝着杜松子酒加奎宁。在我们身后，一面法国国旗在风中猎猎飘动。我们的背后吊着那艘小船，还有抛锚用的两只铰盘。

昂热拉和帕斯卡勒站在前面船头上。她们在因为什么发笑，头扎头巾抵御行驶引起的大风。帕斯卡勒身材非常苗条，仍然透露出她曾当过模特儿。她穿一件细小的绿色比基尼。昂热拉穿着一身游泳衣，是由非常薄的肉色薄纱做成的，Ru房上方、肚子上、背下面缝有白色的花边。花边上是白色的布花。看上去就好像她皮肤上只有这些花。

“因此，”克劳德·特拉博说，“我们非常喜欢跟昂热拉交往。我们跟她交朋友。她一生经历坎坷，始终正直，内心坚强。您爱上昂热拉，我很能理解，卢卡斯先生。”

两位女人保持着平衡，沿着船舱和船帮之间的狭窄过道向我们走来。我穿一件黑白图案的游泳裤，是昂热拉为我买的，特拉博穿着一条蓝的。他们全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只有我身上非常白，我感到有点羞愧。上船之前，我们全都把鞋脱去了。昂热拉向我解释，说这是神圣的习俗。船尾的长椅前有一张固定得牢牢的桌子和三张躺椅。

“我们嫌热。”帕斯卡勒说，“我们也想喝点东西。”

“皮埃尔！”特拉博喊道。他必须喊，因为风从他嘴边吹走了话，船的螺旋桨制造着噪音，法国国旗在迎风沙沙响。

那位光脚的船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原来站在只比他年纪稍大一点的船长身旁。船长在我们前下方，坐在游艇船长室里的驾驶台旁，坐在他的设备和那只大轮子前的一张高椅上。小伙子走上三级台阶。

“你们要什么？”特拉博问女人们。

“你们喝的是什么？杜松子酒加奎宁？也来杜松子酒加奎宁。”帕斯卡勒说，“行吗，昂热拉？”

“行。”

“请再来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皮埃尔。”特拉博说。

“马上就来，先生。”皮埃尔走开了。跟船长马克斯一样，他也是一身白皙。女人们坐进甲板藤椅里。我们都涂了厚厚的防晒油。我身上是昂热拉帮我涂的，好让我不被晒伤。为了让我们不在椅子软垫或藤椅的布垫上留下痕迹，到处都铺着大浴巾。昂热拉也给我买了一顶白帽子。

纳芙塔利，那只克尔特猎狗和“以色列的儿子”，晃过来，在帕斯卡勒的腿上磨蹭。然后它舒服地躺在她那脚指甲涂成红色的脚上。

“你们谈什么了？”帕斯卡勒问。

“谈昂热拉。”她丈夫说。

“谈昂热拉什么？”

“我们为什么爱她。”她丈夫说。他吻昂热拉的手。

“哎呀，别这样。”这位说。她注意到我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便向我嫣然一笑，她的眼睛放射出金色的火花。她的头巾是白布做的。

皮埃尔端着两杯饮料上来，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起喝，马克斯让游艇拐了一个大弯，加速顶风行驶。风扯着我们的帽子，水花溅到了我们头顶。太阳、大海，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宁静感和幸福感，一种我还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前面就到尼斯了。”克劳德·特拉博说。

离开拉克洛斯的办公室后，我坐车去了“庄严”酒店，拟了一份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译成了密码。我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那封电报很长。我请求指示，万一丑闻受到掩盖和不对基尔伍德采取任何行动时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去了康托码头。其他人已经在等着我了。他们站在甲板上。一道栈桥通向码头。我想踩上去。

“脱掉鞋！”昂热拉喊道。

于是我脱去鞋，登上甲板，纳芙塔利快乐地吠叫着欢迎我。当我们起航驶出码头时，特拉博领我参观船。它有两台总发动机，每台二百八十三马力，一台柴油发动机供应船上用电。船身长十八米，宽五米，重四十五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八十海里。从甲板上有一个台阶通下上层船舱的前部。在一块巨大的玻璃板后面，右侧是船长的位置，左侧是雷达设备。两台设备中间有一个台阶通下客厅。全是用红木和漆成蓝色的家具布置的，有许多擦得锃亮的金属器件。再下去几级有两间客舱。里面的床是叠起来的。每间舱室都有一个卫生间。我在其中一间里更衣。昂热拉选了另外一间。船舱对面是厨房，备有电磁灶。最前面是两个小伙子、船工和二副的舱室。船的另一头，甲板上有个可以坐着休息的角落。甲板下是一间大船舱，舱里有双人床、书橱、壁橱和船上的电话。长途旅行时，特拉博夫妇就睡在这里。船上散发出帆布和沥青的味道。特拉博对他的船非常骄傲。换成我也会的……

“前面就到尼斯。”克劳德·特拉博这时说。游艇几乎画了一个圆圈，冲上尼斯的海滩。就在我的脚前，我看到一个四角形的箱子。特拉博向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救生器。如果将它抛进水里，它就膨胀成一艘橡皮艇，里面能容纳十二个人。那只船里储备有食物、水、闪光弹手枪、呼救器和能把水染得发亮的颜色，好让人从空中看到这个救生器。在通向船长室的门左侧挂着一只白色救生圈，上面写着白色字母：沙利马。游艇的船舱板是白色的。从船尾有一道梯子通到船长室的甲板上去。可以祼身躺在那上面。

尼斯的海滩近在眼前了。我看到其它游艇，水边人很多。我看到我所见过的最难看的居住机器——摩天大楼的怪物，地基很宽，越往上越狭窄，灰不溜丢，没有人性，但还是住着数千人。我既无法数楼层也无法数窗户。它整体看上去像是巴比伦古塔的复制品。

“您觉得它怎么样？”特拉博问。

我说了实话。

帕斯卡勒笑。

“您为什么笑？”

“因为克劳德有大笔钱花在这两样东西里。”她说。

“我也觉得它难看。”特拉博说，“我得想办法有所赢利地卖掉它们。这不难。整个沿海都在大兴土木。如果您想投资您的钱的话，那您就在这儿搞建筑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投资了。”

“我……”刚开口我就听到昂热拉笑了。

“对不起，”特拉博说，“我老是忍不住想到生意。”

“哎呀，罗伯特是个非常富有的人。”昂热拉说，“你们知道的，他昨天赢了多少。”

你不知道，我用它做了什么，我放在船舱里的皮包里放着什么，我想。

特拉博说：“另外，我得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昨晚我没向您讲实情。我确实是向您撒了谎。”

“撒谎？什么时候？”

“当我向您讲，我也有理由杀赫尔曼，因为我跟他做非法的外汇交易时。”

“您没有吗？”

“没有，”特拉博说，“我也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我常向赫尔曼银行贷款，是的，眼下也是。仅此而已。”

“我不理解。”我说，“那您为什么要自我谴责？”

“那是一个测验。”特拉博说，“您瞧，赫尔曼和我真正是好朋友。他的死让我很难过。我也想查出谁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因此，我当着我的客人们的面谴责自己，想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会有何反应。可是没有人反驳。他们的反应很奇怪，您不觉得吗？”

“对，”我说，“非常奇怪。尤其是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他肯定知道真情，知道您的自我谴责是不公正的，可是他也一句不反驳。这我觉得是最奇怪的。”

“泽贝格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他也许是不想当着其他人的面讲我撒谎。或者他也觉得奇怪，他附和我是因为希望弄清我的意图何在。他可以有许多的理由。但您别忘了——当不幸发生时，泽贝格还在智利。他因此几乎不可能干掉了他的上司。不管怎样，您必须知道，我真的没有干掉赫尔曼——从来没有。我艰难诚实地挣我的钱，我这个傻瓜。”

“您还记得我昨天告诉过您的我们的情况吗？”帕斯卡勒问。

“记得。”

“那就好。你们也互称克劳德和罗伯特吧。咱们大家都以‘你’相称！”帕斯卡勒说，“谁有异议，请举手。”

没人举手。

“你好，罗伯特。”克劳德·特拉博说。他戴着一顶退了色的船长帽。

“这样好。你们饿吗？”帕斯卡勒问。

“饿极了。”我说。

“那大妈我就去煮饭了。”她说，“昂热拉要让你看看莱宁群岛，如果不能看圣马格丽特，那至少要看看圣火奴拉特。圣火奴拉特要更有趣、更漂亮得多。”

“也小得多。”她丈夫说。

“咱们将停在那里吃饭。”帕斯卡勒说，“有酿肉辣椒，我今天早上预先煮好了，只需热一下。你起来吧，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她用脚趾温柔地轻挠猎狗。帕斯卡勒以姑娘般的动作走下了船长室的台阶。

“我来看你做。”克劳德说。

“这就对了，”帕斯卡勒转过头来说，“让这对年轻的幸运儿单独果会儿吧。我们让人给你们送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开胃，行不？”

“行，帕斯卡勒。”我说。

昂热拉滑到我身旁的椅子上。

我用一只胳膊箍着她。船现在又冲向宽阔的海上。

“他们俩是不是了不起？”昂热拉问。

“对，了不起。”

“你快活，罗伯特？”

“对，很快活。”我说，将她搂紧。

“这真好。”昂热拉说，“这太好了。我要你终于高兴起来。”

“你，”我说，感觉到我唇上的咸咸的海水，“这你很容易做到。你已经做到了。”

“我还会做到很多。”昂热拉说。

一只大游艇迎面而来，水波激在“沙利马”上，它开始有点左右摇晃和颠簸起来，我将昂热拉紧紧地抱在怀里。

四

我手抓缆绳，皮埃尔抓着另一头，当他将小艇弄到离登岸点足够近时，他跳向前，将船拉靠岸，帮着昂热拉和我下船。他说，他和小艇都留在这儿，他游会儿泳，我们不用急。

“沙利马”停在远处的海面上。帕斯卡勒祼体躺在上面的太阳甲板上，别人看不到她，克劳德躺在下面的大船舱里。他们俩都在睡午觉。大气炎热，但这里有风，还能忍受。

昂热拉穿一身鹅黄|色的套装和相配的鞋。她拉起我的手，我们从停泊点向一座雄伟而破败的门走去。这个圣火奴拉特岛至多一千五百米长，也许有五百米宽，长有许多阿莱波松树、桉树、玫瑰、含羞草、春白菊和唐菖蒲。

“我很喜欢来这儿。我来后就爬到这里城堡的塔上去。”昂热拉说，“我在这里画过许多画。你知道吗？曾几何时，这个岛占有戛纳数百年，而不是戛纳占有这座岛。事实上，戛纳是这岛上的人修建的——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

我们经过大门，来到一条长满桉树的长长的林阴路上。门上镌刻着“修道院”的字样。

“这些岛叫做莱宁群岛，因为在那个较大的岛上曾经有一座庙，供奉的是莱洛。”

“莱洛是谁？”我问。

“一位希腊神，类似赫尔库勒斯神。”昂热拉说，“我相信，这座寺庙建于公元后四百年左右——那前面你已经看得到了——是神圣的火奴拉特修建的。”我们仍然是手拉着手走，相互讲德语。单独在一起时，我们总是讲德语，若有别人在场，就讲法语。

我的左脚疼起来，但我不在乎。只要昂热拉拉着我的手，走在我身旁，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我就什么都不在乎。

我们来到大路尽头，站在寺庙大门口。我看到，有一部分修得不怎么好，只有一座十字形回廊似乎还保持着原先的美。我在荒芜的园子里看到各种石头纪念碑的残骸和一根罗马的半月形柱子。两名僧人身穿白袈裟，一位又矮又胖，另一位高大瘦削，他们正在打羽毛球。他们笑着来回奔跑，将那只轻球在空中打来打去。胖的那位汗水淋淋，大气直喘。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时，他们马上跑过来，礼貌地问候我们。昂热拉跟他们握手，介绍我，我也跟他们握手。重新见到昂热拉，两名僧侣非常高兴。

“夫人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那位胖僧人说，“因为有她，杏树会每周开花。”

“什么杏树？”我问。

瘦的说：“根据传说，神圣的火奴拉特有个妹妹，神圣的玛格丽特。当时，她跟一群信基督的妇女定居在那边的岛上，圣玛格丽特岛。她非常爱她的哥哥。但神圣的火奴拉特不允许任何女人涉足他的岛上。他自己每年只拜访他的妹妹一次。他说，只有当杏树开花时，他才去看她。妹妹深爱她的哥哥，就祈祷奇迹，请万能的上帝让杏树每个月开放，这样神圣的火奴拉特就能每月来访——遵守他的誓言。可如果他认识了夫人……”

“那他就绝对成不了圣人。”我说，“先生们，你们的谈话非常动听，是说给虔诚男人听的。”两人笑了。胖的那位讲：“请稍等一下。”他跑开了，消失在庙里，看上去好像一只白色的球滚过红色的沙路。“您一定想领先生参观那座城堡，黛尔菲娅夫人，对不对？”瘦僧人说。

昂热拉点头。

“那我就不请二位进庙了。另外，在这数百年里它也相当没落了。到如今，这里只生活着四名僧人。小岛涨价了。先后有各种人买下过它——那位女演员桑瓦尔，《费加罗的婚礼》里演鲍玛夏女爵的一号女演员，然后是弗莱尤斯的主教，然后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最后是西妥教团的僧侣们。”

那位矮胖的僧人回来了。他抱着一只绿瓶子。“送给夫人和先生。”他说。那是一瓶“莱丽娜”甜酒，是僧侣们自己酿的。“夫人为这个岛、寺庙和城堡画过一些画，送给了我们。我们将它们挂在寺院里最漂亮的地方。”那个矮胖子说，“在我们这儿，夫人想要多少‘莱丽娜’就能得到多少。”

“谢谢。”昂热拉说，“咱们四个人现在都喝一口……可我们怎么才能打开瓶塞？”

“这我也想到了。”胖子说，从他的僧袍里取出一把带开瓶器的刀子。他打开瓶子，我们轮流喝。昂热拉先喝，我第二个喝。甜酒酸甜，爽口。那位瘦的举起瓶子说：“我祝你们俩能找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和安宁。”

“谢谢。”我取出一张钞票，“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给寺庙捐献一点……”

“您可以。”那位胖子愉快地说，“您可以，先生。我们不富有。我们谢谢您。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再次相互握手，然后我跟昂热拉往前走。左脚疼得厉害。我停下来，转过身。两位僧人笑着招手。我往回招手。我一只手里举着瓶子。

“这就是那座城堡。”昂热拉说。它紧挨着寺庙。“当看到可疑的船只驶近时，僧侣们总是躲进城堡去。它建于公元一一○○年左右——为了防备海盗的袭击。你看，城堡根本不是一座宫殿，而是一座堡垒。”

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尽量不露声色，以免引起昂热拉不安。

塔的地下室坍塌了，四角形，有一个内院。围墙修在蓝色大海和松树之间的平坦岩石上，被太阳镀成了金色，闪闪发亮。在距地面约四米处有一扇门。有台阶通向它。

“从前没这台阶。”昂热拉走在我身旁说，“从前僧侣们有一架梯子。一旦海盗的船帆出现，他们就在身后把梯子拉上去。他们还迅速点燃一个火堆报警，通知谢瓦利埃山上的瞭望塔。”我们穿过门，走进一间十分破败的小教堂。“女演员桑瓦尔曾在这里举行过她的沙龙。”昂热拉说。

我从一扇窗户望进内院。那里有一个罗马式蓄水池。长廊高达两米，那也许曾经是十字形回廊。小教堂后面是个大厅，确实大得很。“岛上的所有人都经常逃来这里，”昂热拉说，“因此要大得足以藏身。我听说，僧侣们睡在这上面。”

一道宽宽的回旋楼梯通向二楼。僧侣的小房间空空的，发了霉。我们穿过从前的图书室。我气短，我的脚沉重如铅。我有点气喘吁吁。

“我走得太快，你跟不上，罗伯特？”

“不是。”我说。

我们上到三层和四层。

昂热拉说，三楼住着住持，四楼住着手下人员和看守的士兵。我们上到镀锌的屋顶上。

“所有的建筑风格混在了一起。”昂热拉说，“数百年里，这座城堡一直扩建不停。”

现在，高高地站在岛屿和大海的上方，站在火辣辣的太阳里。

“我常来这儿。”昂热拉说。我靠在栏杆上，借以减轻左脚的负担。“你看，罗伯特，那边就是戛纳。”她用手指。那是那座临海的城市，那是豪华住宅区所在的山坡。“我住在那上面，在那一排高高的棕榈树后。”昂热拉说，“我爱这个地方。我绝对不愿意住到其它地方去。我熟悉戛纳的阴暗面。尽管如此，我要永远呆在这里。”

“这我也想。”我说。太阳在数千房屋的窗玻璃上闪耀。今天，近岸处能看到许多白帆，也许是有一场划船比赛吧。脚疼得那么厉害，我迅速偷偷地吞下几粒药片。昂热拉马上就注意到了。

“你怎么了？”

“你知道的，饭后服药。”

“这不对。”她说，“你疼，罗伯特。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请你告诉我，罗伯特，请你告诉我。”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说。但紧接着我不得不坐下来，我疼得再也受不了啦。

“罗伯特！”昂热拉在我身旁跪下来。

“那好吧，”我说，“我疼。没啥严重。医生说是吸烟引起的。”

“心脏疼吗？”

“不。脚，左脚。”

“你脱掉鞋。”

“我不愿意。真的，昂热拉，一会儿就过去了。我……”

她从我的脚上脱下凉鞋，仔细打量它。然后，她开始以凉爽干燥的双手按摩脚趾和整个脚，把它抱在她的膝上。我背倚城垛坐着，她跪在我面前，拿捏和抚摸我的脚。

“别，”我说，“别惊慌，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这我已经有过好几回了。医生说，一点也不危险。”我又撒谎了，向我爱的这个女人撒谎。

昂热拉说：“你去找个专家，罗伯特，去找我们这儿最好的。你答应我吗？”

“行。”

“你得起誓。”

“我起誓。”以后我还会想到这个誓的。

“现在我们找到了对方，你可不能出什么事。我的天，那就太可怕了，太恐怖了……”

“我不会有什么事。”我说。太阳燃烧着。我听到两个僧侣在远处笑。

“如果必须疼，必须生病，那我宁愿自己承受，不让你承受。”

“昂热拉，”我说，“你胡说。”

她举起我的脚，顶在她的胸前，继续按摩。我突然感觉到，疼痛渐渐地消退了。

“已经过去了，”我说，“总是很快就过去。”

昂热拉用她的胸顶着我的脚，继续用她清凉的手指抚摸它。真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又好了，对不对？”

我点点头，站起来。

高高地俯临着大海和岛屿，在浩渺的天空下，在一座古老的守卫塔的屋顶上，我们拥抱、热吻，好像这个吻永无尽头似的。我也许会忘记我一生中遭遇的一切，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吻。直到死亡的那一秒钟，我绝不会忘记这个吻，这个在圣火奴拉特城堡顶上的午前炽热中给予和接受的吻。这是莱宁群岛两个岛屿中较小的那个。

我们的唇终于分开了。

“永远。”我说。

“对。”昂热拉严肃地说。

“为了我们的一生。”我说。

昂热拉弯身抱起那只绿瓶子，打开瓶塞，让我喝，自己也喝。然后，她将剩余的瓶中物浇在滚烫的屋顶上，扔下瓶子。

“献给地下的神灵们，”她说，“你知道。”

“对，”我说，“我知道。”我想，当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幸福时，他不需要什么就能接近神灵。我想起圣火奴拉特的开花的杏树，说：“杏树应该每天每夜为我们绽放。”

“每个小时，每分钟，永远，罗伯特，只要我们活着。”

我在一个城垛上瞥见了一只蜥蜴。它端坐不动，圆眼睛盯着我们。

“跨国公司，”克劳德·特拉博说，“这是什么？这是在许多国家里营运的公司。他们依照商业赢利的信条，将生产和投资计划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

克劳德坐在轻轻晃动的船尾，光光的腿搁在一张藤椅上，手端一杯威士忌。我坐在他对面。昂热拉和我从圣火奴拉特返回来了。昂热拉和帕斯卡勒躺在我们头顶的甲板上晒太阳。她们一丝不挂，任太阳晒黑。我听到她们低声交谈。现在是下午四点半，静得很。我也喝威士忌，小口地呷。这里的水清澈无比，能看到海底。海底有岩石、水草和许多大大小小的鱼。

“跨国公司都富得流油。有一些的生产能力，其价值甚至比一个中等国家的全民收人还要大。比如说，通用发动机公司的销售额就比荷兰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大。标准石油公司、荷兰王室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他们的销售额比奥地利或丹麦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大。通用电气公司超过挪威，克莱斯勒公司超过希腊、英国，荷兰的跨国公司优尼莱福尔跟新西兰一样高。这些公司的领导结构组成复杂，几乎弄不懂是哪里在作决定。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外国的康采恩也控制着重点工业的百分之二十。德国的一百家最大企业，大约三分之一是受国外控制的。那确实是些大企业……”

纳芙塔利小狗慢慢地从甲板上走过来，在克劳德·特拉博身旁躺下。我们听到两个女人在我们头顶笑。微风习习，游艇剧烈晃动。

“如今，想要分裂这些公司，连这些国家也做不到。它们全都超过了有可能发生这种事的界限——若不重新规划整个经济的话，这是联想也不用想的。这些跨国公司的所作所为，无论是从民族立场出发还是受雇于它们的那些人的利益出发，有许多都是不受欢迎的。这些公司自行决定在何处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在何处生产。它们可以决定投入多大的生产量。它们可以阻止将划时代的新发明用于经济，如果它不适合赢利目的的话。它们的规模和弹性使针对它们的一切压力、也包括政府的压力都无效。只能预感到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企业能力和它们对市场对竞争甚至对政治对国家的影响——我不想把话讲得太满。我的酒店业的朋友和我坚信，英镑的压力主要是对跨国公司的户头的压力。我们面临的这股力量，它能将世界货币市场搅得天翻地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根本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这就是说，拿它什么办法也没有？”我问。

“如果这些国家不全力反抗的话，那么这些魔鬼公司的所作所为就无法控制，无法惩罚，最终导致彻底的混乱。”特拉博笑望着我，“你想想，这话是我这种人讲的。但是我可以一边赚很多的钱，一边还这么为社会着想，你不这么认为吗？”

“是这样，肯定是的。”

“我不属于任何跨国公司。我的酒店连锁店总是跟酒店所在的国家合资建造。另外，在你昨天在我们家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我是惟一能这么讲的人。”

我突然高度清醒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他说，“这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什么？”

“这么说你不知道了。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泰奈多斯和基尔伍德组成了这么一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也在你的国家。科德公司属于他们全体，你明白吗？”

我只能点头。船似乎骤然剧烈晃动起来了。科德公司属于他们大家……原来不只是属于基尔伍德，不，还有泰奈多斯、萨冈塔纳、法比安和托威尔！

“他们的家庭银行赫尔曼银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营规模如此之大，这些人应该能帮助他摆脱任何困境，并且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拥有不受限制的手段。可是相反，赫尔曼却被谋杀了。”

“是的。”我说，“没人知道为什么。”

“没人知道。”

“克劳德，你不知道你帮了我多大的忙。”我说。

晚上七点，我们又驶进康托码头。照克劳德最喜欢的习惯，他还想呆在船上聊天喝酒，可是帕斯卡勒说服了他：“你难道看不见，这两位想独自呆着吗？现在你就打起精神来，破例单独跟你的老太婆喝一回吧。”

我身上被太阳晒得火燎燎的，尽管搽了许多防晒霜、防晒油。它被晒成了深红色，我的脸也被晒得厉害。我为这美妙的一天向帕斯卡勒道谢。

“废话，好极了，”她说，“我们很快再这么做。你是昂热拉的朋友。因此你也是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纳芙塔利？”

那只猎狗吠叫一声。我们跟皮埃尔和马克斯告别。我给了他们俩小费，离开，鞋拎在手里，沿浮桥走向码头。昂热拉的梅塞德斯车停在那里，就在一幅涂在码头墙壁上的大标语下，标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拎着昂热拉的大包，她把毛巾、她的浴衣和我的游泳裤塞在里面。我扶着她穿鞋。然后我穿上我的鞋。

“一点也不疼了吗？”昂热拉低语道。

“一点也不了。”

特拉博夫妇站在他们的船上，冲我们挥手，直到昂热拉将梅塞德斯车开出了码头。

“我口渴。”她说，“你们男人酗酒，而我跟帕斯卡勒在上面烤太阳。等等，小伙子，大妈现在得喝点东西了。”她把方向盘往右转，马上停在了一堵土灰色建筑前面：“康托码头俱乐部”。我们走进一个凉爽的厅里，走过俱乐部的许多房间和一个小酒吧，那里面有一支三人小乐队在演奏，正对着一座阴凉的平台。我们坐到靠墙的一张桌子旁，那儿能听到音乐。除了我们，另外还有四对。我叫了香槟，酒送来后，昂热拉像渴极了似的喝了一杯。我马上又给她倒上了。夜色降临。光线又一分钟一分钟地变换着颜色，空气像丝绸一样。我穿过敞开着的门走进酒吧，给音乐家们钱，要求他们演奏《随风飘去》。然后我走回我们的桌子，昂热拉抬头望我。

“你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我说。

我们喝酒，接着响起了《随风飘去》的第一节。

“咱们的歌。”昂热拉说。

她跳起身跑进酒吧，平台上差不多是空的，紧接着喇叭里就传来了她的声音。她对着一只麦克风唱，声音很低，几乎是耳语，因此歌词听起来半似在唱、半似在呵气，是德语……

“这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和痛苦之路？这世界上有多少座伤心的海洋……”

钢琴。打击乐器。堵塞的萨克斯管。昂热拉的声音。我靠回去，喝酒，我的思想神游、神游……

我说过，我未婚。我骗了昂热拉。这是卑鄙的……

“有多少母亲早就孤苦伶仃，等啊，至今还在等？……”

我的身体灼烧。那不仅是太阳，不仅是香槟。你知道那是什么。你骗了昂热拉。你家里有一个妻子。你不自由。不，你不自由……

“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昂热拉耳语般的声音唱道。

那又怎么样！我一下子不再良心不安了。那又怎么样？我是自由的！我的婚姻死去了。卡琳只在纸上算是我的妻子。我爱的那个女人，我的妻子，她在这里，就在我身旁，她叫昂热拉。

昂热拉唱：“……如今有多少人还不自由却又心甘情愿？有多少孩子晚上休息时饿得难以入眠？……”

我不想说出真话。我不会讲出真话。我会祈祷，其他人不会说，昂热拉不会从别人处获悉。我得澄清我的案子。我得工作。挣钱。我不能趴下。

“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我必须……我必须……什么？我必须什么？我难道不可以幸福一回吗？我这一生可都只是必须、必须！

我越来越陷进激动和自我辩护之中，因为我感到，我不对昂热拉讲实话是不对的。我不能对她讲！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会失去她……

“人们为炸弹、火箭和死亡支出的金钱堆积如山。”昂热拉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有些人今天夸口夺得很大，却一点也缓解不了困难……”

我不想失去昂热拉！绝不！那将是结束，一切的结束……

“为了让人类反省，还得再发生多大的灾难？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昂热拉的声音停了。萨克斯管缓慢伤感地吹起来，将曲子吹完。当昂热拉唱时，我打开了凡·克莱芙的那只小盒子。现在，我让那两只钻石耳环落进昂热拉只有半杯的香槟酒杯里。她容光焕发地走回到桌旁。

我站起身。

“谢谢，”我说，“谢谢，昂热拉。”

“我们的歌，”她说，“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歌。‘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全是我们的。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对不起，亲爱的角落，我们今天对你不忠了。明天我们再来看你。”我们就坐。“那里面还是很热。”昂热拉说，“噗！咱们还能再喝一小口吗？”

“咱们一定要喝。”我说，“咱们还能再喝一小口。咱们能喝下。”

昂热拉发出一声惊叫。她盯着她的杯子。

“我怎么了？”她说，“我在我的杯子里看到耳环。马蒂妮·卡洛尔的那种。我醉了。”

“我也醉了，”我说，“我也看到你杯子里有耳环。把它们取出来，亲爱的，要不然你会吞下它们去。”

昂热拉用手指从香槟里取出那首饰。

“戴上它们。”我说。

她的脸色倏忽变了，一脸严肃充满了责备。

“你真是发疯了。这我绝不接受！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你是我爱的女人。”

“可这是发疯！你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我当然有这么多钱，”我说，“要不然我就买不起这耳环了。是凯马尔夫人和凯马尔先生最好的推荐。”

“不，这我不接受！说什么也不行！不然我会感到自己像个表子！”

“可爱的表子！我一直就想爱这么个表子。”我说，“Le chaim，我的宝贝！”我转身，“侍者，请再拿只杯子来。”

“就来，先生！”

昂热拉仍然盯着那对钻石耳环。

“可你从哪儿……”

“喏，赌场啊！你忘了吗？”

“你把你赢的一切马上就送去了凡·克莱芙？”

“远不是全部，也不是马上。直到今天早晨。自从我看到你如何盯着它们看——你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就想买这对耳环。可我买不起。然后十三来了，连续三次。这难道不是命运吗？”酒吧负责人亲自拿来一只新杯子，斟满酒。昂热拉为我作介绍。酒吧负责人名叫雅克。

“很高兴认识您，先生。”雅克说。

“我也一样。”我说，“请再来一瓶，雅克先生。”我心头轻松，心情高兴。酒吧负责人离开了。

“不，不，不，”昂热拉说，“我不要这耳环。我跟你去凡·克莱芙，咱们把它们退回去。”

“他不会收回的，这种事珠宝商是不做的。”

“凯马尔会做的。我们是朋友。”

“我们也是朋友。他不收回这耳环，他答应过我。现在，请你试试它们吧。”

她的大眼睛瞪着我。

“这一切是发疯。”她说。

“对，甜蜜的疯狂。”

“这不会有好结局。”

“当然。”我说，“你应该试试这耳环。”

她忽然笑起来。

“你真是不可思议，罗伯特！赢了钱——做什么？”

“是啊，做什么？”我问。然后，我看着她将两只镶有长长的条形钻石的耳环戴到她的小耳朵上，对着一面化妆镜端详。“它们是不是美不可言？”

“你美不可言。”我说。

“哎呀，罗伯特……”她抓起我的手，我看到她手背上的白斑。“罗伯特，我……我谢谢你……要是你知道，我多么想得到这一对耳环……”

“我知道。我全知道。”我说，“凯马尔先生和我是结拜兄弟，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友谊雷打不动。喝光！咱们要开第二瓶庆祝了。今天是个节日，得庆祝它。”酒吧负责人雅克用一只银托盘又端来一瓶。我亲手打开它，重新斟满我们的杯子。我们碰杯。此时，海上、岸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灯光齐亮。“为我们干杯。”我说。

“为我们干杯！”昂热拉说，“我还从没接受过男人送的首饰。你是头一位。”

“夫人，”我说，“您给了我许多愉快的消息。”

“罗伯特……”

“嗯？”

“一个女人肯定能非常、非常地爱你。”

“我不要随便哪个女人。我要你。”

她的手还放在我手上。耳环在她的耳朵上晶莹闪亮。我跟克劳德·特拉博在游艇上喝了很多。现在我感到我渐渐醉了，淡淡地轻轻地醉了。“我始终只要你，昂热拉。”我说，吻她的那只手背有亮斑的手的手心。

一群嘈杂愉快的人走上平台——看他们的样子像是电影人。他们在稍远的地方坐下来，讲着意大利语。一共是七个男人和一名年轻女子。

“这位是克劳迪娅·卡蒂娜尔。”昂热拉说，“你快转身看。”

“不。”我说。

“你转身看看她吧！她那么漂亮。我很喜欢看她的片子。她美若天仙。”昂热拉也有些醉了。

“不如你这么美若天仙。”我说，“你以为我为什么脸朝墙坐？因为我只想看你，一直只看你，不看别人。”

平台上的灯也亮了。它们的光线让钻石耳环晶莹缤纷。

我们开车去昂热拉家，她跟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我跟往常一样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她戴着那对耳环。车子里的收音机调到了蒙特卡洛台。约翰·威廉姆斯唱着：“谢谢，再见，谢谢……”我们又行驶在有着广告墙和歪斜的房子的拐弯抹角的老胡同里。车灯下突然冒出一个人影来。他蜷缩成一团，坐在人行道边，头埋在膝上。昂热拉急刹车。她下去。我跟着她。她先于我来到那人面前。她跟他讲话。

他不舒服吗？他病了吗？

那个痛苦的人好长时间没有回答。他终于抬起头来。那是一位老人，他的脸上形成了结痂的疹子。

“我是园丁。”他低声说，“我在这儿工作过，就在这附近。在一幢别墅里，我不想说出它的名字。也不是指它，是尊贵的夫人将我赶了出来，今天晚上。”

“为什么？”

“您看看我的面孔吧。”老人说，“我面孔难看，又长了这疹子。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染上它的。可能是某种植物保护剂，几星期前有那么一罐炸在了我脸上。我的夫人对我的脸感到恶心。我也对它恶心，可我能怎么办呢？这是我的脸啊。”

“然后呢？”昂热拉跪在他身旁，同样低声地说。

“没了。”老人说，“我现在怎么办？我这种年龄的人到哪儿还找得到工作？加上这疹子！最好是您的车子压死我，我就完了。可我连这运气也没有。”

“你上车吧。”昂热拉说，“我马上来。”

我走回梅塞德斯车，坐进去，看到昂热拉跟那个老人交谈，然后把她拎包里的所有钱都给他。然后她向我走回来。我看到那位老人站起身走了。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我们不讲话，直至开到那个一到夜里就放下拦木的铁路道口。在这儿，昂热拉得等。

“我给了他一个地址，”她说，“拉瓦尔夫妇的。他们也住在这儿。有大花园，急需一名园丁。我告诉他，他得去找哪个医生看他的疹子。我已经见过一位患这个的园丁。那位医生能治好它。那肯定是由于那些植物保护剂。”

拦木升起。

昂热拉继续往前开。

她载着我们回家。

回家。

这下我头一回写下了这个词。这就像我当时的感觉——昂热拉的房子也是我的，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窝，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遭遇上什么不幸的事，当时我这么想。

我们进房，门缝下的地上有一张纸条。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每天早上向圣盖特鲁德为你们祈祷幸福。阿尔奉欣·佩蒂。”

“这座圣盖特鲁德教堂坐落在火车站附近。”昂热拉说，“阿尔奉欣住在火车站附近。”

“你的清洁女工在那儿祈祷。”

“对，每天早晨。”昂热拉说。

我一个人站在前厅里，手里拿着纸条，因为昂热拉跑进卧室脱衣服去了。途中她将厨房、客厅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全打开了。正播放第二遍晚间新闻。

昂热拉又出现了。她穿着一件毛巾布短浴衣和拖鞋，戴着耳环。我脱去我的衬衫和我的鞋，坐到厨房里的凳子上，望着昂热拉以最快的速度做一道俾斯麦鲱鱼色拉。当她在厨房和平台之间来回跑时，她听着新闻。我帮她铺外面的桌子。我又俯瞰着城市的灯海和茫茫的大海。我现在不能跟昂热拉讲话，她在听新闻，贪婪地吞进每个词。我也是——谈的几乎净是英镑的贬值。其它的大工业国家，主要是美国，要求马克增值。芬尼俱乐部在巴塞尔开会。日本股市反响强烈。意大利也一样。

我从康托码头给“庄严”酒店打过电话。那里没有给我的留言，也没有电报。拉克洛斯没联系。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基尔伍德还酣睡未醒吗？巴黎的那些高级人物还没到吗？

昂热拉在她的电视机之间跑来跑去，浴衣敞开着，我一直看到她秀长的双腿的上部。除了鲱鱼还有花式面包，那种白面包，以及克隆堡啤酒，冰冷的。我们坐在平台上，边吃边喝，望着对方。

电视机里正播放一场演出。三台机子里响起音乐。

“它们美不美？”昂热拉说，将头转来转去，让耳环的钻石闪烁，“是不是美极了？”

“你，”我说，“你美极了。”

电视里的演出中有许多非常老的感伤歌曲。昂热拉和我收拾走了盘子。我们在平台上跳舞，客厅里的灯光洒落到平台上的花海里。我们跳得很慢，紧搂着，她两臂抱着我的脖子。我们边舞边吻对方，一再地吻。

“好在咱们俩都吃了鲱鱼。”昂热拉说。

她停下来。她的吻越来越亲热，越来越强烈。我感到：她今天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做一切。这时我突然明白：我不能骗这个女人，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秒钟也不能再骗她！

我在她的拥抱中说：“我没对你讲真话，昂热拉。我结婚了。”

我能感到她如何僵住了。她缓缓地、机械地松开我，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关掉电视机，回到平台上。她坐到一张藤椅里。我坐到秋千里。我们沉默。

“婚姻很不幸。”我终于说。

“是的，当然是了。”昂热拉愣愣地说。现在她又讲起法语来。“所有男人的婚姻都不幸。他也是，他，我为了他……”她顿住了，“他的婚姻不幸得可怕。”

“我是真的。”我说。

“住口吧。”她说。

“对不起，昂热拉……”

“叫你住口！我不跟已婚的男人恋爱。你……你很诚实，还是向我讲了实情。但现在结束了。拿去，收起这耳环吧。”

“不。”

“收起来！”

“不！”

她跑进厅里，我的衬衫挂在那儿，她将它们塞进一只口袋。她又走回来。

“我跟我妻子谈，”我说，“我离开她。这是我今晚还想对你讲的。我请求跟她离婚。我妻子，她比我年轻。她面容姣好。她也早就不爱我了——如果她什么时候爱过的话。”

“说说而已。”昂热拉说，坐回她的椅子，“空话，空洞的话。一文不值。”

“我是认真的。我还从没对什么事如此认真过。我明天飞回杜塞尔多夫，跟我妻子分手，昂热拉。我要你，只要你。我需要你就像需要空气和呼吸一样。”

“走吧，”昂热拉说，背转向我，“请你走吧。”她盯着深处的灯光。

“昂热拉，相信我……”

“你该走了！”她突然发疯地叫道，然后又低声说，“对不起，罗伯特，请让我现在一个人呆着。”

徒劳。

我再劝她，可是她不回答。她望着下面的城市、海洋，不再望我。

“好，”我说，“我走。”

她不回答。

“我还来，”我说，“当我跟我妻子分手之后。”

她不回答。

“晚安。”我说。

她不回答。

我走进前厅，穿上我的衬衫，感觉到了那对耳环，再次走回平台。昂热拉背转向我。她看上去就好像是坐着死去了。于是我离开了这房子。

她浓妆艳抹，Ru房硕大，ρi股肥大，一张嘴又大又红，像一道开裂的伤口。

“你最喜欢什么？”那位黑发女郎问，“我什么都做。你只要付钱就行。如果你有特殊愿望，我都能满足你。现在让我摸摸。老天，你真行，我的宝贝。”

这是在加拿大路的一家酒吧里，但这是他们后来接我时我才得知的。酒吧开在一家按小时收费的酒店里，这我进来时也知道。我要是知道了，也无所谓。离开昂热拉家，我想徒步走回“庄严”酒店，但在那种状态下，我失去了一切方向感。来到这条加拿大路，我看到街上有许多妓汝，有许多酒吧，我听到和看到很多的美国游客。

我想酗酒，因此我走进了霓虹灯广告最醒目的那家酒吧，坐到柜台前，叫了杯威士忌。这时，那位Ru房硕大的黑发女郎就走过来了，不用请就紧挨着我坐下，抚摸我的大腿。这家酒吧里只有妓汝和非常响的音乐，无数对男女走进来，消失不见了，许多男人都酩酊大醉。但一切都平平静静。酒吧里朦朦胧胧，虽然大门外亮堂堂的。

我突然看到了昂热拉，我离开时她在平台上的样子。我知道，我得赶快多喝点，好忘记这幅图像，好忘记昂热拉，好什么也不再想。我恍然大悟，人们不仅彼此相爱，人们也彼此相恨。我开始要双份的威士忌。那位黑发女郎喝香槟，她说她的胃有问题，受不了威士忌。

“更别说苏格兰威士忌了。我恨英国人。你可不是，对吧？”

“不是。”

“你是哪国人？”当我将一只手Сhā进她的胸衣时她问。

“德国人。”我说，喝酒，又要了个双份。

“我爱德国人。”黑发女郎说。

“明白。”我说。

我感觉酒精开始起作用。我还在想昂热拉，但不再是愁肠寸断，而是怒不可遏。我对她是真诚的。如果我撒了谎，那就一切无事了。我应该继续撒谎。不，我想，我必须讲真话。我又喝下双份，喝完我想，我要停止酗酒，因为要不然我就不行了。

这担心来得没有缘由。黑发女郎将我拖到楼上她的房间里，迅速脱光了衣服。我也脱光了我的衣服，床咯咯作响。当我醉得还能想时，我想：见你的鬼去吧，昂热拉，我够了，让你见鬼去吧！去见鬼吧！我确实是醉了。黑发女郎开始叫起来。她叫得那么大声，有人敲起墙来。我对她说，她应该住嘴。可她说，她是那么兴奋，她服了一种抗疲乏的药，这药也让人特别的敏感，我又让她获得了这么大的满足。

喏，我尽可能让她满足，我们做我想得起来的一切，她全都照做不误，她只是再三地索要额外的费用。她根本不贵，又年轻，不足二十五岁，她的皮肤非常白。最后我精疲力竭地仰面躺着，她在坐盆上洗，说她爱我，德国人是了不起的男人，跟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完全不同。然后她告诉我，厕所在哪里。我穿过走廊，去厕所里洗、呕吐和漱口，再走回那个黑发女郎那里。她躺在床上读《潇洒马丁报》。

“现在他们将英镑贬值了百分之八，”她说，“我这儿正好读到。对英国人不利，对不？”

“对。”我说。

“我很高兴，”黑发女郎说，“狗屎。”

“什么狗屎？”

“美国第六舰队的军舰下回要到七月初才来，就在独立日前不久。你知道，到时候这里将隆重欢庆。我可以告诉你，到时候这儿也许会有不少交易可做。前年他们来个不停。今年他们为何来得这么少？”

“地中海有很多的俄国人。”我说。

“他们也应该到这儿来，”黑发女郎说，“俄国佬和美国佬。小伙子，那就美了。据说俄国人挺行。当然不如你行。美国佬也很棒。他们带来他们的全部家当，将它们花光。我可以对你讲，他们也许是发泄。我不想做水兵。连续几个月没女人，只能手Yin。你不信俄国人也会到这儿来？”

“不，我不信。”我说。

“那他们在哪儿玩？”黑发女郎问，“他们总不能光在地中海里游来游去，他们总得上岸啊，对不？”

“你说得对。”我说。

“这是政治，对吧？”

“是。”我说。

“狗屁政治，”黑发女郎说，“把我们的生意全毁了。”

“这有点儿说对了。”我说。我一点也不再想昂热拉，一下子累坏了，只想睡觉。

“你到底叫什么？”黑发女郎问。

“阿多夫。”我说，“你呢？”

“杰茜。”她说，“你要是累了，就睡吧，我马上把灯关掉。只想再读一下体育部分。拳击，你知道。今天干够了。你也付的是整夜的钱。早晨，我再给咱们俩做点什么好吃的。”

最后那句话还没听完，我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想不起来做过梦。有一回，杰茜摇着我的肩膀唤醒我。

“什么……什么事？”

“阿多夫，伙计，你病了吗？”

“为什么？”我睡意朦胧、含糊不清地说。

“你在睡眠中喊叫。难道你是个疯子？”

“不是，”我说，“我有时候喊叫。如果侧睡，我就不喊叫。”

“是的，是的。好了，你们这些蠢猪！”杰茜大声嚷道，因为隔壁又有人在敲墙。然后，她在她摁亮的床头灯的灯光下注视我，抑郁地说：“你非常爱她，是不是？”

“谁？”

“好了好了，”杰茜说，“继续睡吧，不过请侧睡。”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侧睡了，反正我不再喊了。下回我醒来，是因为有人在敲房间的门，喊我的名字。

“来了，”我大声说，“来了！”

杰茜躺在我身旁。她从梦中惊醒，诅咒。

“安静，”我说，“是叫我的。”

“请您打开门，卢卡斯先生。我们是警察！”

“你干了什么坏事吗？”杰茜盯着我，“从窗户出去，你就到了屋顶，从那里……”

“没事儿，”我说，“我得打开门。”我起来，我的头疼得要炸，我套上内裤和裤子，喊：“等一会儿！”

我走向门，打开来。

两位穿着便衣的人站在外面。他们俩都戴着帽子。

“刑事警察。中心分局的罗杰和克拉迪。”两人中年纪较大的那位说。他们出示他们的证件，我仔细查看了它们。

“我们得请您跟我们走。”

“去哪儿？”

“去莫金斯，离这儿不远。鲁瑟尔探长请您马上去。”

“行，明白。”我边穿衣服边说。我没洗脸没刮胡子，但这无所谓。杰茜坐在床上，露出她的Ru房，一句话也听不懂。

“一大群警官找您几个小时了。”我系领带时较年轻的那位讲，“您受到我们的监视，这您知道。”

“对。”

“我们的人今天夜里在这个区盯丢了您。我们已经去过黛尔菲娅夫人家，可她说，她不知道您在哪儿。因此，我们搜查了这里的所有酒店和客栈。有一大批，先生。”

“出什么事了？”我问。

“不清楚，”叫罗杰的那位说，“我们直接从分局来。我们有车。我们开车送您去莫金斯。”

提到昂热拉突然使我流出泪来。

“您怎么了？”

“灰尘进眼睛了。”我说，拿一块手帕擦擦，但眼泪老是不断地流出来，“再见，杰茜。”

“再见，阿多夫。”杰茜说，抛给我一个飞吻。

我们走下酒店的楼梯，它很窄，摇摇晃晃，然后坐进一辆黑色标致车。罗杰坐在方向盘后，太阳照花了我的眼睛，使它们生疼。我感到自己像头猪。

直到我们上了十字架路时，罗杰才问：“那妓汝是叫您阿多夫吗？”

“对。”

“为什么？”

“我告诉她我叫阿多夫。”

“原来如此，”罗杰说，“我还以为你们俩吵架了呢。”

五

约翰·基尔伍德的脸圆得像只气球，鼓鼓的，似要炸裂，舌头发紫，挂在嘴外，眼睛外凸。约翰·基尔伍德脖子上有一根尼龙绳。绳子系紧在浴室房顶的一个钩子上。约翰·基尔伍德就挂在那上面。他只穿着一条睡裤，上面被吐脏了。

这是所有照片中的一张。

还有许多别的照片，包括放大的脸，全是彩色的，全是高感光。我一张张地看，感到不舒服。鲁瑟尔探长将照片一张张地递给我。我们站在莫金斯的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里的二楼，这又是一个酷热天。屋子里有许多人，他们进进出出，站在鲁瑟尔和我周围。约翰·基尔伍德，那个详细招供了他是赫伯特·赫尔曼的真正凶手的人，已经一命归西了。

“他是自己上吊的吗？”我问。

“绝对不是。”鲁瑟尔说，“我们几乎还什么也不懂，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不是自杀。约翰·基尔伍德是被杀的。”

莫金斯这小地方只有三千居民，处在一个高坡上，从那里能远远地眺望格拉瑟和大海之间的地带。我们是穿过有古堡遗迹的大门驶进这座小城的，驶过一个男子的半身塑像。罗杰向我解释，这是拉米·封·瓦利指挥官，他于世纪之交在一次远征撒哈拉时阵亡，出生在莫金斯这里。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叫做“天宇”。它坐落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前面是一座美丽的老教堂的广场。广场很小，长着梧桐树和几棵棕榈树。这座房子三层，狭长，窗户很高，挂满深红色的真丝窗帘。整座房子保持着红色调。

除了鲁瑟尔、拉克洛斯、克斯勒以及刑警中心分局的凶杀科、鉴定科和司法警察的官员之外，还有另外三人在场。鲁瑟尔为我跟他们作了介绍。第一位叫做毛里斯·法布勒，来自巴黎的内政部。看他的穿着似乎级别很高，尽管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观看着检查。第二个人来自巴黎的财政部，名叫米歇尔·里卡德，有一头蓬乱的黑发。他也差不多一声不吭。第三个人是从尼斯的美国领事馆过来的，因为基尔伍德是美国人。他叫弗朗茨·黎德威。最后，还有那位我已经认识的矮个子警医韦农大夫。主角约翰·基尔伍德不在场了。他已经被装在一只金属浴缸里弄到了法医研究所。痕迹寻找者和鉴定科的人员在屋子里穿行，把石墨撒到桌沿、杯子和瓶子上，寻找指纹和许多别的东西，一直在不停地拍照。

没有谁对我的外表讲什么，他们有别的担心。讲的是法语，美国领事馆的那位讲得非常吃力，听力很差。一个警察走过来，不停地往这些男人的杯子里倒黑咖啡。我喝了三杯茶，这下我感觉好些了。

拉克洛斯问候我时说，他们从凌晨五点起就在找我。也就是说，凌晨五点，鲁瑟尔和他进屋来，想唤醒基尔伍德，因为他担心基尔伍德会不会服食了过多的安眠药——对一个盛满威士忌的身体来说太多了。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那个醉鬼，吊死在这根钩子上。

我问：“你们先前进过屋吗？”

“常进来，”拉克洛斯说，“有时是我，有时是探长。”

“我也进来过。”克斯勒说。

“怎么样？”

“基尔伍德在睡觉。女管家八点钟就走了。她是今天早晨来的，我们审讯了她，又放她走了。”

“自从我们有了这份招供之后，昨天一整天我们轮班看管他。”鲁瑟尔说，“对面是‘法兰西酒店’，我们把现场总指挥部设在那里面。我们等候来自巴黎的先生们。我们早就通知了美国领事馆。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点左右赶到的。”

“我也进过屋几回，看到基尔伍德正在睡觉。”黎德威用他的蹩脚法语说。

“正如所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再地进去看。”拉克洛斯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唤醒和逮捕基尔伍德？”

“他根本不应该受到逮捕。没有理由逮捕。只不过是警方传讯。传票要等两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带来。”

内政部的法布勒说：“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在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得跟美国大使馆商量。”

财政部的里卡德说：“因此我们赶不上飞机了。空军的一架飞机把我们送到尼斯。我们从那里坐车赶来。遗憾，无法更快了。此事非同小可……”

“我明白。”我说。

“我已经跟里卡德先生谈过。”克斯勒说。这两个人相互表示同事间的敬佩。

鲁瑟尔说：“基尔伍德无法逃跑，这房子由宪兵看守着。在理论上有可能，有人从花园里潜入，由墙壁爬上去——墙上有常春藤——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更有可能是某个人一直藏在房子里，没被我们发现，干完后溜走了。怎么做的，我无法想象。”

“我也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最后我们不得不试图唤醒基尔伍德——来自巴黎的先生们已经陪我们等了好久了。”

“另外，发现死者时，我是一同进屋的。”法布勒说。他脸色发黄，肝脏肯定有毛病。

“我也是，”财政部的里卡德说，“跟我的同事一道。”他望着克斯勒。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里是谋杀而非自杀呢？”我问鲁瑟尔。他一边讲话，一边将已经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我看。

“大夫说的。”我们全都望向法医，那个矮个子，比拉克洛斯还要矮。

韦农大夫抬起他的细胳臂。

“这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卢卡斯先生！我们刚把他从钩子上取下来，我就看出来了。根本没疑问。当基尔伍德被挂上钩子时，他已经死了。”

“大夫认为，”拉克洛斯说，“基尔伍德是在睡觉时被尼龙绳勒死的。”

“勒死的，乖乖，勒死的。”矮个子医生说。

“原来他是被勒死的。”

“这谁能知道？”韦农又举起细胳膊。他在浴室里来回走动，手里端着咖啡杯。浴室很大，我们全都站在里面。他喝上一小口。“我告诉您吧，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对死因什么也不能讲。看上去，基尔伍德像是被勒死的。”

“那好吧。”我说。

“但是这屁用也没有。我得剖开尸体。您看，乖乖，也可能是假装被勒死的。也许基尔伍德是被毒死的。或死于心肌梗塞。或因为被勒住咽喉吓死的。”

“那好吧，可总得有个人把他挂上这根钩子呀。”

“当然，乖乖，当然了。”韦农拦住那位拎着咖啡壶来回走的警察，“我还要一杯。非常感谢。啊，真舒服。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他在尸体解剖时会显示出窒息的症状。我对您讲，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因为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在勒死时颈静脉和颈动脉堵塞，脊椎动脉却畅通。结果是脸上出现淤血，膨胀，发紫，等等。”

“那脸是发紫，胀鼓鼓的。”我说。

“它先前就是这样的！因为酗酒。基尔伍德酗酒，这我们全知道。它不像一个被勒死者那样紫那样肿胀。”

“这么说他不是被勒死的？”我问。

“谁这么讲了？”矮个子医生低声笑起来，“也许这张脸是因为酗酒而发紫发肿的。当凶手将基尔伍德拖进浴室并吊起来时，他一定放松了尼龙绳。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勒住喉咙引起的肿胀和紫斑会因此消失。”

“真见鬼，”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说，“这简直是捉弄人。”

“既然凶手做得这么天衣无缝，他为什么还要伪造出上吊的假象呢？”我问。

“他以为他做得不是天衣无缝。他认为他这么做才没有破绽。他确实想得很周到，但还是有漏洞。他没有医学知识——我对您说过，这是最棘手的领域之一。”

“但您还是肯定，基尔伍德不是自杀的。”

“完全肯定！”

“但是，为什么要杀死基尔伍德呢？在这份招供之后可没有理由这样做啊！”我说。

“谁知道这份招供呢？”韦农胜利地掉头望，“呃，啊！不管是谁藏在这屋里——我可以推断，是一个男人谋杀了基尔伍德，嘿嘿嘿——他肯定不知道。”韦农沾沾自喜，“如果基尔伍德真是被勒死的，我解剖尸体必然会在结膜和头皮里发现出血，而且是大出血。当然也可能根本没出血。”

“这个人让我发疯。”财政部的那个人低声对我讲，用一块手帕擦擦脸。

“怎么会根本没出血？”拉克洛斯问，淡淡地微笑着，一脸狡黠。

“这取决于——还有咖啡吗？有？好极了。请再来一杯。这取决于勒杀工具，也就是那根绳子，是不是抽紧了或中间又松开了。多谢咖啡，乖乖。”

“这就是说，”我说，“如果绳子抽紧了，那么，您就会找到特别多的血。”

“完全相反！如果绳子抽紧了，非常紧而且突然，我就根本找不到出血。”

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发出声音：“噢！……”

“这位先生怎么了？”

“流鼻涕。”鲁瑟尔说，“为什么根本不出血？”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血管都突然闭合，血上不去。这可是一目了然的，小家伙，对不对？”

“一目了然。”鲁瑟尔说，“请您原谅，大夫。”

“但也有可能绳子被猛一下抽紧了！凶手也不是在床上勒死基尔伍德的——如果是勒死的话——而是在浴室里。看看那浴缸旁的呕吐痕迹吧。我们在床上找不到。这样，死亡就是在浴室里发生的。这凶手想得可够聪明的，但还是聪明不到家。”韦农喝咖啡，然后来回走动，继续讲解，“也可能是喉结受损。”

“啊哈。”我说。

“但也不一定！一件刺激物，这是勒杀，正如所说过的。如果是勒杀的话，我承认，有一些证据说明了此事。我在喉结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勒痕。它是平面延伸，颈部很明显。我在尸体解剖时也能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里发现骨折。”

“好，好！”拉克洛斯嘲讽地幸灾乐祸道。

“……但是我不必。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不了这种骨折。”

“这家伙真让我受不了。”美国领事馆那个人说。韦农冲他像孩子似的微笑。

“请您现在忘记死因吧，大夫。死亡时间如何？您对此能讲点什么吗？”鲁瑟尔问。

“对，这也是难以说清的一回事。难，很难……”

“为什么难？您是五点半来的。当您看到基尔伍德时，尸体发硬了没有？”

“能不能给我点糖……谢谢。先是局部变硬，下颚的肌肉。脖子和胳膊，腿和脚还没有。”

“这么说您到达时，基尔伍德死了还不足五个小时。”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怎么是个问题？”鲁瑟尔低声说，“五个小时后尸体就完全发硬了。”

“您说的！其他人可不这样讲。不过好吧，常温下五个小时。只是这房子里的温度不正常，浴室里尤其不正常。浴室里非常暖和，这你们全都会同意我，对不对？那好。也许，当我来时，基尔伍德已经死去五个小时了，但因为温暖，还没有全身发硬，小家伙。另外——发硬根本不是从下颚开始，而是从心脏——这我没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断定呢？”

“我们知道，早晨五点钟基尔伍德无论如何已死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他。您在五点三十分来到这里。有没有尸斑？”拉克洛斯问。

“我未能发现。”

“这么说基尔伍德死了还不到三小时……”

“等等，小家伙，等等……当一个人被迅速勒死时，血虽然流得更快——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是液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尸斑出现得晚，虽然……”

财政部的里卡德大声呻吟。

“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温和地说，“请问——在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基尔伍德最早死于何时，最迟死于何时？”

“这我不能给您准确的时间！这谁也做不到！”

“不确切的时间。”

韦农咕哝道：“不确切——这是不是说，您允许我有一小时的偏差？”

“对。”

“那我要说，基尔伍德不是死于零点三十分之前，也不是死于一点三十分之后。这就是说……”

“……他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就已经死了，但也有可能是两点三十分才死的，明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说。

“我成了一个蠢货。”美国人说。

不讲一句英语的韦农愉快地冲他点点头。

拉克洛斯对我说：“另外，我们将您的所有笔迹都交给了我们的专家。”

“结果如何？”

“虽然恫吓信的笔迹经过了伪装，但是专家完全排除了有一个笔迹跟恫吓信的笔迹相符合。”路易·拉克洛斯说。

我猛地转身，从浴室里走出，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深深地长呼吸。我不得不抓牢栏杆。如果我再继续听上一秒钟的话，我就要进精神病院了。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绿色山谷。在颤动的空气中，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缤纷也在颤动，紫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和橘色。那是非常美丽的景色，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卡琳，”我对我的妻子说，“我想离婚。”

“你再说一遍。”我妻子说。她穿着一件晨服，只是草草梳了梳头，没化妆。她不知道我会回家来，只准备了一块奶酪和啤酒当晚餐。我们面对面坐在大客厅的吃饭角落里，这时是晚上九点钟。客厅里点着四盏高高的落地灯，有着宽宽的、金黄|色的钟形绸灯罩。

我说：“我想离婚，卡琳。我很抱歉，可我不再爱你了，不能再跟你生活。我想离开你。”

“因为另一个女人？”

“因为另一个女人。”

“你脸上有块奶酪，”我妻子说，“擦掉它。上次你回来时，我就知道了。你骗不了我什么。”

“我爱这个女人，卡琳。”我说，觉得自己卑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已在飞机上深思熟虑过。“我爱这个女人。”我说。

“这个脏货，跟一个已婚男人乱搞。”

“她不知道我结过婚。后来我才对她讲了。”

卡琳喝光她的杯子，重新倒上啤酒。她点燃一支烟，眯着眼打量我。

“于是她说，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谈清楚，处理干净，那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对不？”

“不，不是这么回事。”

“哎呀，别再向我撒谎了，你这只胆小的狗！”

“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完全不一样呢？”

“这无所谓。不一样。”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妻子卡琳说。

“不，我没有想得太简单。”我说，“如果我想得太简单的话，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早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因为我不再爱你，而你也好几年不再爱我了，你说实话。”

“我一直爱着你。我将一直爱你，即使你是头猪。”我妻子卡琳说。

“这不是真的。”我说。

“这是真的。”卡琳说，说完哭起来，无声地哭。她继续吸烟，喝啤酒，眼泪从她美丽的脸庞上不停地流下来，像断了线似的。我们讲话声音不很大。“你知道我什么？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你何时关心过我？你只关心那些脏货中的脏货。是戛纳的那个妓汝，对吗？”

“这个女人生活在戛纳。”我说。

“这个戛纳妓汝身上有什么特殊呢？”我妻子卡琳问，“她在床上棒极了吗？她比我棒得多吗？”

“我没跟她睡过觉。”我说。

“你这个骗子。没跟她睡过觉，却想跟妻子离婚。这个戛纳的妓汝跟你干什么？她有什么特别的手腕？现在，你老了，你当然得跟这么一个女人乱搞。对，你正是于这种事的合适年龄。那说吧，说吧，说吧，快说吧，你的妓汝怎么做？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戏？”

“我没跟她睡过觉。”

“我没跟她睡过觉！”她模仿我的话，“你这无辜的天使。她对你讲绝对不能承认此事吗？”

“这是事实。”我说。

“事实！原来她做得更好。那好极了。你和你对妓汝的爱情。你一定是为那个女人发狂了。跟别的妓汝，你总还要回家来休息休息。但这次不一样。”

“这回一切都两样。”我说，“这女人不是妓汝。”

“一位身着闪烁甲胄的高贵的骑士。”卡琳说，从额上拂开一缕金发。她还在哭，但是讲得很平静。“这回不是个妓汝。突然，一下子。恰恰恰。不是妓汝，对吗？”

“不是。”

“不是妓汝？妓汝！妓汝！戛纳妓汝！”

“你住口。”我说。

“要我住口？我？如果我不住口呢？那怎么样？你就要打我吗？你会杀死我吗？竟然要我住口！她比我漂亮吗？”

我不回答。

“我问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是。”我说。

“好极了。”我妻子说，“她比我年轻吗？”

“不重要。”

“那就是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你知道咱们结婚多久了吗？十年。”

我担心她现在会说出那句话。“我将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赠送给了你。”卡琳说。这一下她说出它来了。

“赠送。”我说。

“对！”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赠送！是谁照顾你，是谁等着你？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变丑变老了，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接受了你？当时有许多可爱的，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证过，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不管是丰时歉时，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直到……”

“不。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我说，“只去了结婚登记处。卡琳，请记住。”

“因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尤其是爸爸。现在他们死了。现在我谁也没有了，只有你。连你我也没有了，你远离我数千公里，始终是这么远，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汝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汝！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汝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汝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汝？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玳瑁纽扣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电话地址本保险单

打字机支票簿旅行闹钟

西服汽车证件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资料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法郎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表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

六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我随即恍然大悟。对，我的酒店房间。对，我请求过七点叫醒我。对，我在“洲际酒店”里。对，我离开了我妻子，因为昂热拉。我四点钟已经跟她通过电话。这么说才睡了不足三小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起床，很快就又会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里的水浸湿了床头柜，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从床上跃起——动作太快了，头发晕，几乎跌倒。我头疼。这是由于威士忌，昨夜的许多威士忌。我还是醉醺醺的。我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宛如一种突然的剧痛洒在我身上。我双手抵住额头。那边就是飞机场。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旧生活结束了。一场新生活开始了吗？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可现在我如何能到达这种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没想过此事，后来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热拉的路上横亘着麻烦和困难的高山。这天早晨，一半是因为威士忌，我晕乎乎的，头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个了结。这个了结里蕴藏着开始。我非常认真，认真而担心，现在不能走错一步。我也觉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独，无比孤独。我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吵醒她。我冲了个热水澡，再把头埋在冰冷的水下，剃胡子，但我头痛不止，迷糊依旧。我叫了两壶茶、一瓶阿尔卡苏打水和一瓶矿泉水。茶和阿尔卡苏打水终于管用了。我感觉好了一点。

七点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办。我先是给冯塔纳打电话，打他的私人号码。这位保尔·冯塔纳博士是我的律师——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说我急切地想跟他谈谈。

“什么时候？”冯塔纳问。他的声音像医生的声音一样平静友善。我从没听过他不这样讲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尔。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兰登伯格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晚上我无论如何是空闲的——最迟晚上。如果这也不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行。你到事务所里来。我有案子要处理。半夜之前肯定在这儿。如果行的话，六点过后再来。那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走了。”

“谢谢，保尔。”

“不用谢。我警告你，你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

“这我不在乎。”

“你现在这么讲。咱们等着瞧吧。”

“那你会等到我死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必须离开卡琳。我爱另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这很好。但是这帮不了我们。我将想办法让事情对你尽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时候得真听我的，照我的建议去做。”

“因此我才想尽快见到你。”

“许多人想尽快见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说的去做。你的银行账户怎么样？”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应卡琳有签字权。”

“那你现在去银行，取消她的权利。”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得马上去办。”

“这当然。从现在开始，你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伤害你，让你吃亏，从一开始就尽量多捞好处。”

“她冲着我的背后喊，她要让我一贫如洗。”

“瞧瞧，”冯塔纳说，“你当心，罗伯特。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种比爱情强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个户头吗？”

“是的。在另一家银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钱。”

“你也有签字权吗？”

“没有。”

“当然不会有，”冯塔纳说，“这就对了。那我今晚等你。这之前，除了办好户头一事，你什么也别做。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向我保证。”

“我保证。代我向维拉问好。”

“我会的。”维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一对理想的夫妻。这种事是有的。昂热拉和我也会是一对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总台要了一个保险箱，将我的文件和一个装有十一点九万法郎的信封存进里面，那是我剩余的钱。然后我坐进“海军上将”来，开车进城，去我的银行。那位微笑着冲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员，我从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只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来。他有一次给我看过。岁月流逝，克拉塞头发花白、苍老了。我告诉他我的愿望。他走开，取来我的档案，填了一张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对妻子的授权。我只需要在这张表格上签上字。这一下我妻子就动不了这个户头了。就这么简单，花了不足五分钟。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克拉塞，让把银行账单寄到那里去，“洲际酒店”等等。他记下这个，没提一个私人问题。他是个非常羞怯的人。那只假眼是来自苏联狙击射手的子弹。他老是讲，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幸运，比别人的一百次都幸运得多；那位狙击射手本来也能致他于死命，只差分毫。这是一个幸运。另一次幸运是他跟一个他称为“恩心”的女人结了婚。他跟“恩心”结婚二十八年了。他们没有孩子，恩恩嗳嗳，宛如新婚。这些年来克拉塞变得有点饶舌了。这天早晨，营业大厅里还差不多是空的。克拉塞取出一份日历，指给我看那一页，那一页印有全年的所有日子和月份。那些日子已几乎有一半用红笔画过。

“看起来很好看吧？”克拉塞的脸神采奕奕。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真眼睛，连他的假眼睛也在高兴。“我每天晚上划掉结束了的一天。”

“为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时候‘恩心’和我就离开杜塞尔多夫，一庆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们离开德国。我们从战后就开始省钱，好在特内里弗岛上买一座平房。在巴亚玛。您知道，卢卡斯先生，这是难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滩的岛。那里便宜许多。我们将在巴亚玛度过我们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说，“我为您高兴，克拉塞先生。虽然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会让我觉得遗憾。”

“我也会难过，卢卡斯先生。不过，也许这回您也不留在这里了。”这是他惟一能讲的宽慰话。

“不，也许不留了。”我说，盘算着我要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不管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会遭遇到什么。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以及除夕。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里的小房子已经盖好了，配了家具。我们出租到十二月份。这里的家具我们卖掉。我们卖掉这里的一切。我们要在巴亚玛美美地生活。”

“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说，“请代我问您妻子好。”

“谢谢，卢卡斯先生。”他说。我们相互握手，克拉塞摆出立正姿势。他总是这么做。我走出银行，有点眩晕。我思忖我刚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桩非常卑鄙的事。我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卑鄙事，但为了昂热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当我觉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了一桩卑鄙事时，我头晕得更厉害了。克拉塞查看了一下，我的户头上共有一笔十九万二千五百四十二马克的财产，其中十五万马克是定期存款。毕竟我也想有点利息。这些钱是我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积攒起来的。我算不上百万富翁，但我也不是个乞丐。另外，我还有十一万九千法郎和我的工资。这将永远存进我的户头。我思考：如果我们离婚，我得给卡琳多少？如果她不肯离婚，我得给她多少？我想，冯塔纳会告诉我一切。我开车去附近的邮局，走进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填了一个申请表，申请把我所有的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的地址。马上就转，直到取消或有新的变更。收下表格的那个人研究了好久，然后又盯了我好长时间。

“怎么了？”我问，“我填错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全对。您离开家里，住进了酒店，对吧，卢卡斯先生？离开了您的妻子？”

“这关您什么事？”我粗暴地问。

“不关我事，”他低声说，“我没有恶意。我为每一个摆脱不幸、走出婚姻的人高兴。我的地狱已经持续十四年了。我患上了胃溃疡。我每天得服十四粒药丸。十四粒！避免一切激动，不然疼痛就会更加频繁。”他笑，“避免一切激动真好，对不对？”

“我真为您感到难过。”我说，心想，我至少不用每天服十四粒药丸，没有胃溃疡，而是间歇性跛足。也许还有心绞痛。当我在门口再次转过身时，我看到办公桌后面那个人又拿起了他读的那本书。他得到的是个清闲位置，他的机构富有同情心。我看封皮上的书名。它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美事》。

“罗伯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我得拥抱你。”

此人敦实，中等身材，长着光秃秃的四方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站到我面前。他的女秘书为我通报过了。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钻了出来，胳臂抱着我，捶我的背，身上发出雪茄和汗透的衬衫味。我的胃稍微一紧。我想后退。但是他紧抱着我，抬头看我，因为他矮我许多。他的嘴角沾着一些爆玉米花，他的狡黠的猪眼睛里有些激动。我惊骇地注意到，它们甚至是湿润的。“你真了不起，罗伯特。你行动了！你终于不仅仅是讲讲而已，而是行动了。你知道这让我多高兴吗，罗伯特？你简直就像是我的儿子。”又是捶背，又是雪茄和汗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用力挣开。

我们走向他的乱糟糟的办公桌，上面有爆玉米花和雪茄的烟灰散落在大堆纸上。我迅速坐到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他犹疑着站在我面前。我很担心他会抚摸我或坐到沙发椅扶手上，因此我架起二郎腿，把下臂搁在两边的扶手上。他感伤地望望我，走回他的沙发椅，重重地坐上去。

“见鬼，”他说，“罗伯特，这真是个令我开心的日子。我等它等了十年。”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

他重新取出一只哈瓦纳雪茄，咬掉头，吐掉。当他点燃雪茄吐出浓烟时，他含糊不清地说：“卡琳打来电话了。今早八点就打了。全讲了。”

“全部？”

“全部，对。以她的细腻的方式，你是熟悉它的。真是夫人，高贵的女人！你在戛纳另有一个，离弃了你的高贵的夫人。这种男人环球保险公司不能雇用。要我炒你的鱿鱼。她失去理智了！如果我们炒了你，她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得这么好？我对你讲，这个卡琳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会把硫酸泼到别人脸上。喏，也许我让她碰钉子了。”

“你让她碰钉子了吗？”

“听我说！我讲，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怎么样？”

“她说，那么她要找董事会，找最高层。”

“好极了，”我说，“好极了。”

“好极了，妈的。”古斯塔夫说，“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上面的那些人就会打电话找我。我支持你，坚持支持！我少不了你。公司也不会因为这种事开除你这样一份力量。”

“不会吗？”

“绝不会！”古斯塔夫说，“随卡琳去白忙一场吧。她做不到。”他好奇地盯着我，“这么说，你在县纳找到了伟大的爱情，是吗？”

“是的。”

“我高兴。我真为你高兴，罗伯特。”

“谢谢。”

他拥下连接他的女秘书的对讲机的按钮，瓮声地说：“请您现在将瓶子拿进来！”

“什么瓶子？”我问。

“香摈。咱们得庆祝庆祝，伙计！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那个老婆，我也许给她讲明白了，禁止她再拿她的私事来烦我。我告诉她，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听她讲你什么。这样对吗？”我点头。“我不想告诉你，她都讲了你什么。真恶心，伙计，恶心。”我想，既然连古斯塔夫都感到恶心，那一定是够恶心的了。“假如她发火，那还好。可是不，只有控诉和自怜。她威胁说，她能损害你的工作。卑鄙无耻，冷酷的威胁。她当然也不停地讲另一位，县纳的那位。她不认识她，对吧？”

“不认识。”

“讲到另一位时她才有点愤怒。只讲她是妓汝，虽纳妓汝。”

勃兰登伯格的女秘书，一位较老的小姐，用托盘端进来一瓶香摈和两只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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