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_答案只有风知道

“我等你吃晚饭等了四个小时。”我妻子卡琳说。她穿一身灰晨服。她在家里总是穿晨服，没梳头没化妆。“然后我就先吃了。你要是饿，我再为你做点热的……”

“我不饿。”

“你应该打个电话来。”

“太忙了。”我说，走过我们的客厅，注视我的书籍、西里西亚小马、我的象和放着小雕刻以及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所有东西的橱柜，摸着我的衣袋里的昂热拉的象。我感觉好像有数年没来过这儿了。这里的一切对我都那么陌生，这里没有什么还跟我有关。我走向墙边的酒柜，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

“你也喝吗？”

“不。”卡琳说，“你有一身新西服、新鞋以及一根新领带。”

“戛纳热得很。我不得不买新的。”

“当然。”她说，“这根领带很漂亮，跟西服很相配。是你挑的吗？”

“对。”我说。

“当然。”卡琳说，“你什么时候又要飞？”

“明天。我叫辆出租车。你可以好好睡。我一大早就得离开。我自己沏壶茶，今晚就跟你说‘再见’。”

“依我看，你根本不必跟我说‘再见’。”卡琳说，“她叫什么？”

“谁？”

“谁？谁？”她模仿我，“我可不是个傻女人！这根领带绝不是你自己挑选的！这身西服也不是！这鞋也不是！我可熟悉你那低下的鉴赏水平。”

“没有别人。”我说，“全是我自己挑的。”

但我却不停地对自己讲：你做得真卑鄙，我的老伙计。什么叫卑鄙？过两年你就五十了。身体不健康。不，一点儿也不健康，我的老伙计。间歇性跛足。好了，强吞下去吧。它很苦，但你得吞下去。间歇性的跛脚。要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切掉你的脚呢？那你就是个瘸子了。心脏也有病。到时候卡琳可以照顾你。你时间不多，我的朋友，时间不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的朋友。你一生辛劳。现在，突如其来，你知道了爱情是什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真的爱上了。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幸福了。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对，我对自己说，这是肯定的——可是，一种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幸福吗？一种以卡琳为代价的幸福吗？“咱们现在别吵了，”我说，“别在我在家的这几个小时里吵。”

“你并不是真的在家。”她说，“实际上你是在她身边，在另一个女人身边。”

“我对你讲过，没别的女人。”

“随你怎么讲好了。”卡琳说，“我睡觉去了。请你真的别一大早叫醒我。我睡眠不好。我得吃一片药。”她不再看我，走进浴室。

我坐到电视机前，想起昂热拉的四台电视机。我看一部喜剧，不明白看的是什么。十一点左右我走进浴室。卡琳的卧室黑了。我听不到一点声息。她要么睡得很沉，要么根本没睡。我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我仔细打量我的两脚的脚趾。左脚一点不紫。我没有擦干身子，而是湿乎乎地祼身上床，躺下去，将闹钟调到七点。我也一关灯就睡着了。

闹钟响起时，我休息充分地醒来，沏上茶读早报。它报导了那神秘的游艇事件和赫尔曼之死。报纸反面有一整页登满了死亡讣告。最大的是伊尔德登的，她哀悼她的“亲爱的永远难忘的哥哥”去世。其他的讣告来自银行、企业、手工业行会和赫尔曼担任董事长的一些公司，其中也有两条公共福利部门的。爆炸性新闻当然是英镑的放开，还有，这下将会发生的百分之八的贬值。

我穿上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了听卡琳的卧室门。这回她轻细均匀地打着鼾。我离开家门，小心翼翼地在身后锁上门，坐电梯下去。大风驱走了云团。天气凉爽晴朗。

出租车来了。

“去机场。”我说。

“天终于放晴了，是不是？”司机说。他飞快地穿过城市驶出城去。我曾经那么熟悉的杜塞尔多夫忽然让我感到陌生得好像从没在这儿生活过似的。我的心在欢呼，我的身体的每根纤维都在渴望跟昂热拉的重逢。一种充满工作和烦恼的生活。再过两年五十。已经希望渺茫过了。现在……现在……我好像是在前往天堂之门！

只有一会儿我感觉到痛苦。我想起了昨晚我跟昂热拉在电话上交流的最后几句话，只有四句。它们突然那么令我抑郁，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们，不再去想那四句话。

昂热拉当时问：“罗伯特，您结婚了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结婚。”

“太好了。”昂热拉回答道。

“对，”我说，“太好了吧？”

一

这回参观台上人很多，但我马上就认出了昂热拉。她的红头发在阳光下闪亮。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双手高举，用力挥舞。我站在飞机旁，站在汽车前面，挥舞着双手回答她。我想：我当然要对她讲实情。我必须向她讲实话，但还不能马上和盘托出。等到以后，等到我们亲密无间，昂热拉不会结束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爱情，等到以后昂热拉准备跟我一起寻找一条出路时。眼下我得暂时欺骗她一段时间，因为我害怕失去她。那将是我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吸烟了，好让我的脚和我的心脏不再继续恶化。可你已经骗了她，钻进汽车时我对自己说。现在，这谎言，它横亘在你们俩之间。好吧，我说，好吧。在她经历过那一切之后，我才没敢向昂热拉讲我的妻子。她会理解我，她理解一切，她会原谅我，我想，汽车迅速驶向候机楼。这儿光线又不一样了，这儿有炎热的波光粼粼的海、怒放的鲜花、棕榈树和愉快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你回家来了，终于又回家来了。只有在这儿，在昂热拉身边才是家。

在大厅里，我们互相奔向对方，越奔越快。我撞到了别的人，踉踉跄跄，继续跑，后来我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到了昂热拉身边。我伸出胳膊，大张开，搂住她的身体。她也已经抬起了胳膊——这时发生了某种怪事。一股巨大的难为情袭击了我们，胳膊垂落。我们只是相互凝视。

“昂热拉，”我说，“昂热拉。”

“是我，”她说，“是我，罗伯特。你又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是。”我说，“我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数……”她把一只清凉的手放在我的唇上。

“别讲。语言能破坏一切。”

我吻她的掌心，她迅速抽开了。

她又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车顶是活动的，被打开了。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昂热拉穿着一身蓝套装和蓝色的鞋。她让我觉得靓丽了许多倍。我呆坐在那里瞅着她。我们沿着海边驶向戛纳，那只难看的旧小熊在反光镜下晃荡。那是我在“费利克斯”从那个小女孩那儿买的。昂热拉的驴放在我的套房里。她开得很快很稳，我们不再交谈。只有一回，昂热拉一只手放开方向盘，摁了摁我的手。

她没把我送进“庄严”酒店。

“咱们去哪儿？”

“特拉博家的邀请要到八点，”昂热拉说，“咱们还有时间。”

“不错，可是去哪儿……”

“嘘……”在加利福尼亚区，她沿着一些弯弯曲曲的胡同往上拐，一直来到一条长长的、宽阔和笔直的大街上。这里全是旧房子，破败丑陋，木板墙上满是广告牌，广告牌部分脱落了。室外没有椅子和桌子，酒馆门口没有串珠门帘。房屋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丑陋。然后，出现了一块田地，地头红花朵朵，波浪起伏，像一座海洋。这不是罂粟。

昂热拉突然拐离行车道，将梅塞德斯车开进一座荒芜凄清的大园子里。门脱出了门枢，生了锈。地面上铺满了碎石子。这里的野草有一米来高，夹杂着银链花和春白菊。我看到几块杂乱的蔬菜地。昂热拉把车停在一排古树下，它们包围着一块沙地，树根钻出了地面，车子颠颠簸簸。直到下车时，我终于看出了我们身在何处。我面前坐落着一座很小的教堂。它被粉刷成了皇宫的黄|色，那种建筑风格是我所陌生的。钟楼敞开着，我看到里面的大钟。塔顶高耸着一座碧色的洋葱形塔尖，上面画着白色的星星。在塔顶上，一只有三根横杠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上面的那根较短，下面的倾斜着。

“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祼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Сhā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我没能回答，因为在这一刻，坐在我斜对面的约翰·基尔伍德泪流满面。他大声嚎啕，头撑在双手里，眼泪滴落在他的燕尾服上。帕斯卡勒·特拉博跳起身，赶向他，用一只胳膊揽住这位美国人的肩。据缉税官克斯勒调查，他拥有七千万至一亿美金的财产。一切情形都表明，是他逼死了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

交谈僵住了。大家都尴尬地望着基尔伍德。他抽噎着，嘤嘤地哭泣，像个孩子。帕斯卡勒·特拉博轻声地劝他。他一个劲地摇头，抽泣不止。

“他常这样。”比安卡·法比安对我说。她坐在我左边，是个丰满的美人。

“这是酗酒引起的。”坐得远远的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大声说，“约翰从没清醒过，他从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您振作起来吧，见鬼，约翰！”他喊道。

可基尔伍德哭个不停。

“有罪……有罪……我罪大恶极。”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住嘴吧！”托威尔喊道。

“他确实严重。”三十五岁的保尔·泽贝格说。他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看上去英俊潇洒——除了眼睛以外。那双眼睛冰冷残酷，像这里所有人的眼睛一样，但克劳德·特拉博的除外。“他得赶快去进行戒酒治疗了。”

“他常接受一些戒酒治疗。”梅丽娜·泰奈多斯说。

“那全是些狗屁，我对他说过多回，他得去维也纳。那里有个医疗机构，发明出了欧洲唯一有效的戒酒法。”

“我给自己背负的罪责……”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双手捂着脸。

“如果您醉成这样，那就让人开车送您回去吧。您别扫了我们这个晚上的兴致。”加柯摩·法比安强烈地说。他非常孔武，有一张残酷的脸和一张奇怪地耷拉着的嘴。“这真叫人无法忍受，约翰！”

“原谅我，我的朋友们，原谅我。”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

仆人们面色不改地服务着。桌上大烛台里的许多蜡烛平静地燃烧着，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燕尾服。我身旁的昂热拉穿着一身白色麦斯林纱服装。它有竖式条纹状的褶裥，背后开口很深，看得到她的棕色皮肤。胳膊祼露着。开口下端有一根镶着珍珠和人造宝石的刺绣彩带，彩带下面是白色麦斯林纱做的一种装饰，像帆，行走时像衣服一样一直拖到地面，张开来。她穿着银色的鞋，挎着一只晚上用的银色包。她只戴着白色的首饰——一条钻石项链和相配的戒指、手镯和耳环。她的红头发垂在高高的额头上方，呈柔和的波浪形。她的睫毛秀长，眼皮上涂有一层绿松石色的珠贝油。她的唇化了淡妆。

现在，二十一点三十分，特拉博家的晚宴正进行到Ｇao潮。我想，桌旁围坐的这些人，财产加在一起，肯定有三十亿到五十亿美元。我又想，这些男人的妻子全比他们年轻，昂热拉前所未有的漂亮。最后我想，就我至此从谈话中了解到的，集聚在这里的这个老朋友圈子彼此不信任，相互畏惧，每个人对别人的每一举止、每一神情都很在意。我明白了，在这个名人圈子里，似乎所有人都坚信，有人指使谋杀了银行家赫尔曼。

下一道菜是炸龙虾。

昂热拉和我早到半小时，这是帕斯卡勒要求的：“那样在众人来到之前咱们还可以聊聊。”特拉博住在戛纳城东艾登区的一座大房子里。房屋正面是白色的，坐落在一座大花园后面；我获悉，它是十五年前修建的。它有一座大平台，从那里可以望到大海，房间非常大，开着空调。四壁上挂满了壁挂织毯。房子布置得很现代化，家具昂贵。地面上到处铺着大地毯，大多是浅色的。这房子给人一种有人居住的印象，让人感到舒适。没有不整洁和不干净的地方，全都护理得井然有序，但还是这里有张报纸，那里有本书，那边又放着一只烟斗，因为一只蓬毛长长的克尔特猎犬在转来转去。当我们赶到时，帕斯卡勒·特拉博和昂热拉相互拥抱，互吻对方的脸。帕斯卡勒是一位非常苗条的漂亮女子，有一张敏感、性感的脸。她爱笑，经常笑。

“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卢卡斯先生。有些人以为我们是姐妹。”帕斯卡勒同样也有红头发。她丈夫年近七十（而她至多四十），显得健壮，精力充沛，小于他的实际年龄。他身材高大，膀宽腰圆，脸同样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头发乌黑，朝后梳理着。我们在平台上取了杯饮料，其他人吸烟，我不吸。我想长期保持健康，尽量长——为了昂热拉。她表现得无拘无束，自然大方，谦虚却又自信，我突然想，这是我妻子绝对做不到的。不管我们到哪里，卡琳总是忍不住装腔作势。我赶紧努力想其它什么东西。这不难，因为帕斯卡勒跟我说道：“您正在听吗，卢卡斯先生？”

“对不起……”

“我说，您让人喜欢，非常让人喜欢。您和昂热拉是理想的一对。您恋爱了，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是的，”我说，“我爱得很深。”

“好了，”帕斯卡勒说，“您稍等。您要有点耐心。到时昂热拉也会爱上您。我感觉她已经这么做了。”

“不，帕斯卡勒……”昂热拉抗议道。

“是的，小宝贝，你跟他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啊哈，我多么高兴……你可不能老这样孤身流浪！”

“夫人，”我说，“我谢谢您。如果您想做我的同盟者，我满足您的任何我能够满足的愿望。”

“您是个疯子。”帕斯卡斯说，“满足愿望！还从没有哪一位客人带给我这么多鲜花！”我请求“花月”的皮埃尔给我送了一大束花，然后把它从“庄严”酒店带来了。它就放在客厅里，在壁炉旁边，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帕斯卡勒的画像，是昂热拉画的。只画了帕斯卡勒的头部，用一层薄纱遮盖着。我觉得那是一幅非常成功的画像。

“您的这身燕尾服真时髦。”帕斯卡勒说。

“这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为这身燕尾服而骄傲。它轻盈、透气，薄薄的，却又那么合身。特拉博穿着一身黑西服。

“她是带着爱情挑选它的。”帕斯卡勒说。

“住口吧，帕斯卡勒。”她丈夫说，“可怜的昂热拉难为情得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肯定，”帕斯卡勒说，“因为她也恋爱上了。你别吱声，昂热拉，我是个女人，我看穿你了。祝福你，卢卡斯先生。安静，纳芙塔利！”

那只猎犬吠叫起来。它想要人抚摸它。帕斯卡勒侧身向前，抓挠它。她爱这只狗，这也看得出来。

“您叫它什么？”

“纳芙塔利，”帕斯卡勒说，“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您瞧，在本国出生的以色列狗就叫做沙布拉。沙布拉，这是仙人掌的果子——外表坚硬粗糙满是刺，里面的肉很软很甜。年轻的沙布拉就是这样的：坚硬粗糙真正有刺——有一颗生性敏感的、几乎是多愁善感的心灵。纳芙塔利也是如此——倔强、狂野，老添乱，性格忠诚、驯顺、温柔。对，我的好狗，是的，我的最好的……”

“您想查出赫尔曼是怎么死的。”特拉博说。他手端一只杯子，跟我走到平台的一头。

“对，这是我的任务。”

“这任务不简单。”

“您以为是什么呢？事故？自杀？谋杀？”

“不是自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赫尔曼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这我也对那位缉税官说过。他叫什么来着？克斯勒。”奇怪，我想，克斯勒对此可是一字未提。为什么没提？

“您排除了事故的可能。那就是谋杀了？”我问。

“是谋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趁您没再问，先说出答案。那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为，今天晚上您将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我当然是指：让别人干的——雇请某位职业杀手。原则上就连在游艇上的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也可疑。他们跟赫尔曼也有生意往来。若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职业杀手出了差错。他得到的任务肯定是将赫尔曼炸上天去。”

“他以及那些船员。”

“那些可怜虫，是啊。”特拉博说，“以为可能是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当然是想入非非。但其他人，我们其他人，我们大家都可疑，这不用讲！”

“哎呀，”我说，迅速取出一张名片和一支圆珠笔，“您能不能替我写下您的客人的名字来？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拼写的，我不想问。”

“好的。”他将名片垫在平台的胸墙上写。我又收起圆珠笔和名片。

“所有这些人，”特拉博说，“都跟赫尔曼有生意往来。”这我可是才听说。克斯勒不知道此事吗？很可能不知道。“有经过大力伪装的生意往来——当然是因为税法和外汇法。但他们全都跟赫尔曼银行做他们的生意。包括我，卢卡斯先生。我为什么要撒谎？我也可以有理由撒谎，像大家一样。您会很困难的。现在，一旦钻石伊尔德重新恢复过来，大概就要由她来继续管理银行了。天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希望她起用这位全权总代表，那位年轻的泽贝格。跟这个人能谈得拢。您来吧，咱们回夫人们身边去。”

“这样吧，”帕斯卡勒说，“现在我还想领卢卡斯先生看看这房子。我们在这里非常幸福。一切全是按照我们的计划修建的——正如我们的游艇完全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克劳德的设计修造的一样……我现在将卢卡斯先生拐走，昂热拉，宝贝儿，你允许我这样做吗？离开他十分钟你受得了吗？”

“帕斯卡勒，请别这样！”她丈夫说。

她哈哈大笑。

“你看看昂热拉吧！当我看到一对热恋的情侣时……”她带我穿过房子。这里也是富丽堂皇，但不同于伊尔德·赫尔曼的房子，完全两样。我们最先来到一间大地下室里。那里有洗衣机和熨衣板。

“我常常亲自洗熨我丈夫的衬衫和内衣。”帕斯卡勒说，“旁边是间缝纫间。衣服上的所有小东西我都是自己缝。”她穿着一身普齐牌服装，蓝、绿、橙三色交织。上衣的胸前部分造型独特，用背带挂在脖子上，裙子开口很高。她戴着非常珍贵的翡翠首饰。跟这些比起来，昂热拉的首饰虽然同样美丽，但没她多，少得多。

“您亲手缝纫？”

“这是我学会的职业。”帕斯卡勒靠在那台大洗衣机上，“卢卡斯先生，”她说，“我想让您知道我们的情况。不错，我们今天非常富有。但是天知道，我们并非生来如此。今天，我丈夫在西班牙、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和德国都有酒店集团。战后，当我们相识时，他在图卢兹有一座小客栈，是从一个叔叔那儿继承来的。我不知道还有谁在一生中比他更勤苦地工作过。最初我们有时生活得很艰难，我得不时地重操我的模特儿旧业，好帮着挣钱。克劳德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辛苦挣来的。我协助了他。我想让您知道这个。”

“我感谢您的信任，夫人。”

“还有，”帕斯卡勒说，“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她自由自在，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有足够的钱。但是我非常希望她能找到伟大的爱情。如果你们俩之间产生了爱情，一场伟大的爱情，那么您绝不能欺骗昂热拉。她受过一次骗。我不相信她还能经受第二次。”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听到有一辆车从碎石子上沙沙地驶过来。“第一批客人到了。”帕斯卡勒说，“您是好人。您爱昂热拉，我爱昂热拉，请您叫我帕斯卡勒。我可以——您的名字是什么？”

我告诉了她。

“我可以叫您罗伯特吗？”

“当然了，帕斯卡勒。”

“您绝不能让昂热拉不快乐。”

“当然不会。”

“永远不欺骗她。”

“永远不。”我说，心里想，我已经多么深地骗了她啊。

这一下他们相继来了。一辆辆车驶近了。

仆人们把香槟送到平台上。我注意到，除了我，没谁给帕斯卡勒带鲜花。客人们笑容满面，相互交谈，喝酒吸烟，在鲜花怒放的落地花瓶之间来回走动。帕斯卡勒介绍我认识所有这些“大富豪”。人们有点怀疑但主要是有兴趣地打量我。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这毕竟是件新鲜事！

约翰·基尔伍德来时就已经喝醉了，是他的司机送他来的。基尔伍德长得瘦削，面色痛苦，眼圈深陷，脸孔突出，汗腺粗大。即使端着杯子，他的手也在颤抖。他手里一直端着一只杯子。他的燕尾服皱巴巴的，衬衫上有威士忌的斑渍。他紧抓着杯子，好像那是他最后的支撑似的。他毫无节制地猛喝——他是唯一喝威士忌而不喝香槟的人。

“您好。”他对我说。

“您好，基尔伍德先生。”

“我已经被捕了吗？您是来带我走吗？”

“见鬼，您别瞎讲了，约翰。”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说，他不离基尔伍德左右。托威尔很高大、瘦长，穿着有点太时髦了。他讲话轻细，像唱歌似的，同时不停地装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似的。我估计他是个同性恋。

“不是瞎讲。我杀死了赫尔曼。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当然是的，您一声不吭。您无法否认。他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当我有一回面对军队的服役委员会时，有一个愚蠢的心理学家问我：‘怎么样，基尔伍德先生？您相信您能杀人吗？’我说；‘杀陌生人我不敢肯定，杀朋友肯定行！’”

没人讲话。

“这是个玩笑，”基尔伍德恶意地说，“为了博你们一笑！好了，来吧，卢卡斯先生，手铐在哪儿？我自认有罪。”

“您为什么杀死了赫尔曼先生，基尔伍德先生？”我问。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您可别真信他……”托威尔开口道。

“可他应该真情！”基尔伍德摇摇晃晃，“我要告诉您为什么我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请求他给我弄块农场养九重葛，他骗了我。您知道，九重葛，那种有美丽小花的植物。那无数彩色的漂亮花朵，我全部的幸福。您不认识九重葛？”

“不认识。”我撒谎说，“怎么写它？那农场想修在什么地方？”

“在汶斯。”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这个词是怎么拼写的，这种植物？”我递给他圆珠笔和一张我的名片。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背面写了几个词。

“在罪人受到应得的惩罚之前，他还有权再喝最后一杯威士忌，对不对？侍者，嘿……”他踉跄离去了。

“酒后胡言。”托威尔说，“您可不会相信这个吧？”

“当然不会。”

“那您为什么让他写下这个来？”

“我想知道九重葛这个词是怎么写的。”

“这不是理由。”

“当然不是。”

“您收集笔迹？”

我沉默。这一下我已经有了伊尔德·赫尔曼、泽贝格、特拉博和基尔伍德的笔迹。

“为什么？”

“玩玩。”我说。

“原来如此。”托威尔说，“您也想试试我的吗？”

“愿意。”

平台和花园里的灯光，所有的灯，都藏在花束后面。它们将奇特的影子照在我们身上。

“我写什么好？”他问，拿起我递给他的名片和圆珠笔。

“您就写‘我没有杀害赫尔曼’吧。”

他顺从地写了。

“我真的没做。”

“要是您做了，那您就不会对我讲了。”

“对，这倒是。”他像女人似的笑了，“帕斯卡勒穿这身普齐服看上去真可爱，是不是？”

“非常可爱。”

“我为许多我认识的女人提供衣着方面的咨询服务。您不清楚，大多数的女人多么拿不定主意，她们的鉴赏水平多么差。昂热拉有品味，帕斯卡勒有品味，可您看一看比安卡吧。”

“谁？”

“比安卡·法比安。她站在她丈夫身旁，在那边。老笨蛋，全世界都知道，她不停地骗他，曾经是巴黎‘丽岛’里的一名舞女。您就看看那身丝缎的衣服吧，令人作呕！就因为她有个漂亮的胸部，她就相信，她得在每一次社交场合全露出来。您看到了那|乳头吗？”

“不。您夸张了点儿。”我说。

“我一点不夸张！小小的、红红的。我两只都看到了。喏——现在，当她前倾时。顺便说一下谋杀。如果您找到了一名凶手——基尔伍德肯定不是，这位可怜的酒鬼，愿上帝厚待他。不过您知道吗，法比安将一大笔里拉汇去了德国，汇到赫尔曼的银行，因为意大利快垮了？”

“不，这我不知道。”

“它快垮了，但是还没垮。法比安急需钱回去。我听说，赫尔曼由于英镑的事陷进了支付麻烦。他无法付钱，这两个人一起做的其他生意都是非法的。”

“什么生意？”

“非法炒汇。这下您吃惊了，是不是？那位了不起的赫尔曼，您的国家的这位英雄，德国造的银行家。如果法比安想要回他汇来的钱，赫尔曼又支付不出，那会怎么样呢？这时赫尔曼也许会讲，他会公开外汇的事。咱们都清楚：这在意大利是非法的，在德国却不是。那样法比安还有什么办法，呃？当然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理论而已。那边那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是谁啊？”

“保尔·泽贝格，赫尔曼的全权总代表。”我说。

“可不是嘛，这人知道如何着装。这男人有品味。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我只想向这位泽贝格先生自我介绍一下。一位风度翩翩的小伙子……”

二

当我向他们走去时，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站在一起。他们突然中断了谈话，后来又齐声讲起来。真的差不多能看到比安卡·法比安的|乳头，托威尔只夸张了一点点。她的着装很不中看，虽然那身时装肯定花了一小笔财产。她仍然有她从前的职业举止，有点太亲热，有点太卖弄。

“您在寻找杀害可怜的赫尔曼先生的凶手？”比安卡无缘无故地笑着。

“对。”我说。

“我们全都有可能是。”那位希腊人说，他的头颅像没有脖子似的架在肩上，抚摸着他的布娃娃妻子的胳膊。“我们全都有理由。他差点毁了我——当然是我的声誉。我有一个理由。法比安也有一个理由，不是吗？”

“是的。”后者说，他总是一本正经，“我没必要对您讲那理由是什么，托威尔刚刚对您讲了。”

“您怎么知道的？”

“他讲给您听了，就在刚才。”

“讲给我听了？”

“您别演戏，卢卡斯先生。我们看到了他如何向我的妻子和我张望。”

“那个同性恋，”前“丽岛”舞女说，她现在是法比安夫人，是她的国家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引诱小男孩，这个他能够。光是因为这个，他就该进监牢。再加上谋杀！谁还有比他更好的理由？”

“为什么？”我问。

“科德公司的英国子公司，”泰奈多斯说，“几乎全部属于他。因为赫尔曼和基尔伍德炒外汇炒破产了。这不是理由吗？”

“这样啊，”我说，“当然有可能是个理由。我原来以为你们全是好朋友呢。”

“我们也确实是，”梅丽娜·泰亲多斯说，“但我们总可以演一出小小的凶手戏吧？”她笑起来。众人都笑。

“是的，你们当然可以。”我说。

一位侍者重新端上来香槟酒杯。在这里我心情轻松。梅丽娜·泰奈多斯，这个娃娃脸，建议我们一起给那位可怜的有病的伊尔德·赫尔曼寄张卡片。帕斯卡勒取来了一张卡片。我让泰奈多斯写，两行。然后我让法比安写，两行。然后是萨冈塔纳的妻子。包括萨冈塔纳也写了几句话，他看上去就像是昨天骑马来的。然后女人们签名，包括帕斯卡勒。这一下我就有了所有人的笔迹。

“我从酒店里寄出这张卡片。”我说，把它塞进了我的燕尾服上装的内袋里。

“您明天来我们家吧。”若塞·萨冈塔纳过了一会儿之后对我说，“我相信，我有重要的事对您讲。”我们都说法语，有些带着可怕的口音。他把他的名片递给我。“我不想在这里谈。不在朋友家里谈。”

“事关什么？”

“您在找一位凶手，对吗？”

“对。”我说。

“那就行了。”他说。他一鞠躬，然后更低地向帕斯卡勒的手俯下身去。她走过来了。“我的亲爱的，您看上去气色好极了。”萨冈塔纳说。他又对我说：“您可以九点后来。我等您。”

“您太客气了。”我说。

昂热拉独自站在台阶旁，台阶从平台通到黑乎乎的花园里。她手端一只杯子，吸着烟。

我向她走去。

“怎么样。”昂热拉说，“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夜晚？”

“一切都让人糊涂，”我说，“但是我有进展。”

“好。”昂热拉说。

“您怎么了？”我问。她身穿曳地的白衣服，头发红红的，站在黑色花园的背景前，看上去就像画中丽人。

“没什么。怎么了？”

“您一下子变了，昂热拉。”

“我变了吗？”

“您是变了，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不是您，罗伯特。”

“那是谁？”

“帕斯卡勒。”她猛吸烟，“我知道她不是恶意的，但她讲的那句话太叫人不好意思了，这是惟一令我难堪的事。她总是只想看到我快活。她很喜欢您，但这还远不是宣布我们是情侣的理由。”

“不，”我说，“可惜不是。您是说，这事永远也不会有吗？”

“罗伯特，是您请求我安排这个晚会的。我是想帮助您。”

“您总想帮助我。”我说，“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昂热拉。”

“帕斯卡勒邀请咱们明天去他们的游艇，要咱们十一点半到康托码头。她真是个好媒婆。”

“是这样么：我爱您，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这与您无关。是这样吗？”

“是的，罗伯特，是这样。我有过我的爱情体验，这您知道。那不是美妙的体验。我宁愿要个好朋友，而不想再来一场以痛苦告终的爱情。”

“这是撒谎。”我说，“那么，帕斯卡勒从哪儿知道了我的这么多情况？她从哪儿知道了我非常爱您？是谁对她讲这个的？”

“我，”昂热拉小声说，“我。在电话里。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当您在杜塞尔多夫时。好像……”昂热拉转向我，此刻她笑意盈盈，眼睛里又有了那金色的火花，“好像我讲了您的许多情况。”

“原来是这样。”我说，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过我全身，“那当然就永远谈不上爱情了，永远谈不上。”

“永远谈不上，谈不上。”昂热拉说，笑着望我。

我目光凝注，心想，为了真正理解一场幸福的伟大，一个人也许得设想失去了它再重新得到它。不幸的体验当然属于这种实验。

“为咱们俩可惜。”我说。

“对，”昂热拉说，“不是吗？”

“明天咱们到海上去？”

“我答应了。您得工作吗？”

“我可以安排。”我说。

“您真好，罗伯特。您真是太好了。”

“我爱您，”我说，“这么好只是小儿科。”

金发的泽贝格走过来，一只手里端着酒杯，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支香烟。他也穿着白色燕尾服。

“我不打扰吧？”

“才不呢。”昂热拉说。

“当然打扰了。”我说。

说完我们三个都齐声大笑。

“赫尔曼夫人让我代为问候。”泽贝格说，当那张嘴微笑地讲话时，他的目光冷冷地打量着我。“最衷心的问候。也问候您，黛尔菲娅夫人。赫尔曼夫人病得不能来，她深表遗憾。众人讲话都相当大声，我偶然听说这里在玩一场奇怪的游戏。”泽贝格说。

“对，”我说，“凶手游戏。是谁玩的？各有各的看法。”

“也有人认为我会是凶手吗？”泽贝格问。

“不，没有人。”我说，“没人怀疑您。”

“这可怪了。”泽贝格脱口而出，“真的很奇怪。没有人怀疑我？”

“您干了吗？”我问。

“当然。”泽贝格开心地说，“我本想马上向您招供的。是我不对。”

“依您看谁可疑呢？”昂热拉问。

“夫人，这么直接打听只会得到同样直接的回答。您觉得您的朋友克劳德·特拉博会不会是凶手？您了解他跟赫尔曼银行的关系吗？”

“你们银行里惯常将这种事公布于众吗？”昂热拉问。

“我听到他刚才对其他几位先生这么讲，还叫我去作证了。”

“原来如此。”

“对，就是这样的，您瞧，卢卡斯先生。您怎么看此事？”

“很重视。”我说，“首先，在您来之前，特拉博自己就对我讲过此事。”

“那他讲得有点太频繁了。”泽贝格说，“他一直除了讲它不讲别的。另外，我的笔迹对您有所帮助吗？”

“我不懂您的意思。”

小狗纳芙塔利弯着腿从我们身旁惬意地悠闲地走过。

“您曾经让我写下我的香水的名字。‘粗陶人’。”

“不错，这下我想起来了。”我说，“真的，泽贝格先生，您读侦探小说读得太多了。”

“你不听人劝。你冷酷无情。你没有同情心，也就不会有人同情你了。除非是个傻瓜，没有人会听任毁灭，而不反抗。你周围没有傻瓜，赫伯特，这你应该知道。这你也知道。”

这些句子，是用法语写在一页光滑的白纸上的，是我头一回去他那儿时，那位矮个、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看的。

“我们搜查了赫尔曼别墅——主要是他的房间。钻石伊尔德一点不反对搜查，我们在一个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他给我看这张纸，“当然是伪装过的笔迹，但还是有用场。”

“有指纹吗？”

“一个也没有。我们将它带走了，没对任何人讲什么。弄到所有参与者的签名，最好是写上几句话，交给笔迹专家比较，我们做比您做更困难。您愿意负责这件事吗？”

我接受了此事。现在我拥有所有相关的男男女女的笔迹。不，我想，不是所有的。缺赫伯特·赫尔曼、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的，那些牺牲者。这是什么样的无稽之谈啊，我想。

这是无稽之谈吗？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穿普齐服？它可总是老一套。同样的价钱我能买到好看的尼娜·里奇的其它衣服！”

“我请求您——限制战略武器大会！实际情况如何？您跟我一样清楚，美国人和俄国人在连续进行多头核导弹的地下试验。”

“我告诉你，她跟她的司机关系暧昧，我的最亲爱的。这你不用怀疑。”

餐桌上的交谈……

三个仆人极其礼貌地端上肉、蔬菜、米饭和色拉。

“幸福的特拉博夫妇，”梅丽娜·泰奈多斯对我说，“这才像仆人。对这些手下人可以信任。可我们……我请您想想，冰箱放在钢琴后面，为了不遭仆人谋害，床头柜上放一把手枪！”

“是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说。她严肃地点头，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在踢我的鞋。还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这么做过。它快让我半疯了。昂热拉这时正跟她的右邻保尔·泽贝格交谈。

“您听我说！”昂热拉叫道，“泽贝格先生讲得实在太有趣了。”

桌子上安静下来了。甚至连约翰·基尔伍德都抬起了头。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他似乎喝酒喝清醒了。

“美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促进贸易和发展的会议。”泽贝格解释说，“我去出席了。当这里的这桩不幸发生时，会议正开到Ｇao潮。我直接从智利飞到了赫尔曼夫人身边。可先前我在会议上听到了一大堆发言，也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发言。看来必然会跟这些人争执起来——主动地开展辩论。”

“跟工会？”梅丽娜·泰奈多斯惊骇地问，“主动地？”

“安静。”她丈夫说。

“他们想干什么？”约翰·基尔伍德问，清醒得令人吃惊。

“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明天上船！”帕斯卡勒越过桌子向我耳语说，“你们看上去美极了，你们俩。”

“帕斯卡勒，请别再这么讲。”昂热拉说。

帕斯卡勒笑了笑。

“昂热拉脸红了！真正红了！她还能脸红！但愿我也能够。哎呀，老天，我最后一次脸红是在什么时候？”

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到我的鞋上。

十一点左右，这群人动身了。

昂热拉向我解释：“咱们开车去‘保安警’赌场。它位于十字架路的西头，在老码头附近。那是所谓的冬日赌场。夏天，从六月份起，‘棕榈海滩’开张，那是夏日赌场。它位于康托码头后面，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头。”

“‘保安警’里非常舒适。那里也可以吃饭，在‘大使’餐馆里吃。那家餐馆的老板马里奥先生，真是了不起。”比安卡·法比安说。我们站在客厅里。夫人们围上她们的披肩，穿上貂皮和毛丝鼠皮小袄。昂热拉披的是一条网眼白披肩。客人们边聊边走向他们的汽车。我回头张望，手里拿着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

“您找什么？”

“我很想给这里的仆人留下点钱。”

“您把它放在这碟子里吧。”克劳德·特拉博说，奇怪地望着我。那只碟子放在一张旧橱柜上，里面已经有几张钞票了。我将我的放进去。“您是第一位。”特拉博说。

“什么？”

“给仆人小费。其它票子是我放进去的，好在我的仆人面前保住面子。”

“您是说，这些亿万富翁没有谁……”

“没有谁。因此他们才是亿万富翁。今天在这儿的先生中有一位——我不能报出名字来——经常被邀请到我们家来，可是他从来不给仆人一点点，以至于帕斯卡勒有一天晚上对他讲：‘仆人们已经在议论您了。因此我给了他们五十法郎，说是您给的。’这位先生听了后大发雷霆，叫道：‘五十？您应该给他们一百，帕斯卡勒！这一下他们会讲我吝啬了！’”我们笑。“一百，跟您一样。您给得太多了。其他人分文不给。您永远成不了富人。”特拉博说。

“不，我担心永远不会。”我说。

“但我希望是个幸福的人。”克劳德·特拉博说。

我走向昂热拉，我们来到室外。几位司机打开了劳斯莱斯、十二缸的“美洲豹”和一辆梅塞德斯600型的车门。特拉博家的客人们钻进车里。停车场和通向大门口的路也被安装在树丛中的灯照亮了。

昂热拉说：“事实上在戛纳只能去赌场。这里没有别的好去处，只有年轻人的夜总会。”

“这可能吗？在戛纳这样一座城市里！”我说。

“全球的赌场都权力很大。事实上您可以实现一切或阻止一切——比方说每一次竞争。这里也没什么两样。您想做什么？”昂热拉让她的车缓缓地沿着石子路前行，跟在法比安的劳斯莱斯车后面。“这些树丛中的灯真浪漫，是不是？”

“是的，”我说，“非常浪漫。”

“特拉博夫妇和蔼可亲。”

“非常和蔼。”我说，“看来您原谅帕斯卡勒了？”

“什么呀，罗伯特。”昂热拉说。她一直沉默到我们驶上了大路。“您有收获吗？”

“我相信是的。”我说，“我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太好了。”她伸手摸我的手，“罗伯特？”

“嗯？”

“您知道，还有什么也很好吗？”

“什么？”

“咱们俩都曾经非常贫穷过。”昂热拉说。

“四点，双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单数，黑色大数！”

“七点，单数，红色没有！”

守局人大声报着每一张赌台上刚刚出现的数字。许多张赌台同时在赌，这间宽敞、堂皇、老式舒适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位小个子意大利人尽力喊叫，用他的母语喊着幸福的幸运的祝福。他赢了。我看到，给了他很多钱。

“他输了之后也喊。”昂热拉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连续好几个月了。带着妻子和朋友们。他们为他加油。他总是赌最大数，输完他的全部赌金，常常只需要几分钟。”

“到现在为止，他今天晚上输了六十万法郎，”我们身旁一位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先生说，向昂热拉一鞠躬，“晚上好，黛尔菲娅夫人。”

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

这位彬彬有礼的男子是在这里值勤、注意赌徒们的许多“警官”之一，每一家赌场里都一样。昂热拉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

“这一位，”她说，目送着那个不显眼的男人，“有个女儿，她看上去像一个天使。他曾经带她来过戛纳一回。我为她画了像。免费，因为这让我高兴。为此他帮我在平台上Сhā上了木条。他是个好园丁。他总是照料我的花。”

跟我们一道来的那群人很快就散开了，各赌各的，夫妻们也分开了。我看到，比安卡·法比安如何催促她丈夫，他正坐在一张绿色赌台旁，直到他给了她几枚筹码。比安卡来到我们这里，她的脸气歪了。

“你们看看这个吝啬鬼！”她说，“我的丈夫，呸！他才给我两百法郎，因为我没钱了还想赌。他，他输了好几千。得像玛丽娅那样做才行。”

“玛丽娅是怎么做的？”我问。

“玛丽娅老穿那身臀部有块布遮着的晚礼服，对不对？如今我知道为什么了。有一回她让我看过，那块布下面有块缝满小袋子的贴边。玛丽娅把她赢的钱塞在那里面。如果她赢了，就瞒过她丈夫。她有时候坐在那里，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看不下去，就重新给她钱，马上给。您知道，玛丽娅已经积攒了多少钱吗？我真蠢啊！”她急急地赶往一张赌台，从那些赌客中间挤过去。

“您看到了吗，那上面？”昂热拉指指屋顶。一根柱子上隐蔽地安装着一只小盒子。“这是一只监视器。这里到处都有。客人们一直受到监视或者被录下来。”

“可我甚至没用入场券就进来了。”

“对，”昂热拉带着狡黠的微笑说，“因为您有我陪着。我也不需要入场券。我对您讲过，我是‘旅游联合会’的一个创始人。”

冬季赌场内有赌厅、剧院和“大使”餐厅，粉红色的大楼位于阿尔伯格—爱德华码头最底下，就在拉克洛斯的办公室所在的旧码头和马利提姆码头附近，那里有小艇开往各个岛屿。

“十点，双数，黑色没有！”

小个子意大利人愤怒地高声诅咒。

“您不玩吗？”昂热拉问我。

“这让我感到无聊。”我说，“不过我当然要小赌赌。”

我跟她走向换币台。那后面有个房间，备有钢制自锁保险箱。昂热拉从她的拎包里取出一把钥匙。

“我马上就来。我取点钱。”

“从哪儿取？”

“从我的保险箱里。我的保险箱在这儿。”她笑道，“文件、钱、首饰和全部的东西！昨天下午我来取过我戴的首饰。我为什么要把钱存进银行的保险箱呢？这里的这一只免费供我使用……”

她走了。

我把一百法郎换成两个五十法郎的筹码。我确实从来没有过赌博的兴趣。轮盘赌让我乏味。一种只由偶然作决定的游戏，智力根本无法影响它。我穿过大厅。赌台和长酒吧之间摆放着一家小饭店的桌子，还有人在吃饭。约翰·基尔伍德独自坐在吧台上，喝着威士忌。他醉醺醺地冲我招手。我招手回答。然后，我看到了玛丽娅·萨冈塔纳，她果然正在把一堆筹码塞进她的衣服贴边里。我想，有钱人确实是怪。有可能是非常奇怪的凶手。

我走近另外一张桌子，看见昂热拉在我对面找到了位置。她坐在那儿，吸着烟，告诉她身旁的守局人她下的赌注。我望着她的脸发呆，险些忘记了我是在什么地方。我想，我是在十三号那一天认识昂热拉的，在十三号那一天我的新生活开始，我决定，试试上帝。

我从一位坐着的夫人头上俯下身去，把两枚五十法郎的筹码放在十三点上。无论如何我想迅速了结。我又望着昂热拉，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相遇，就好像是旭日初升似的。目光停住了，就好像我们谁也不能再让眼睛盯住其它东西。我头发晕，抓紧一张椅子的扶手，美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众多声音汇成乱哄哄的噪音。

“先生……”

我吓一跳。

我站在他身旁的那位守局人转过了身。他用他的耙子敲打着放在十三点上的两枚筹码。

“这是您投的吗？”

“是。”

“十三点由我左边的先生投了一百法郎。”守局人说。另一位守局人坐在桌子中间，坐在支付赢钱的桶旁边。他推给我两堆筹码。我赢了三千五百法郎。

“这一百给员工。”我说。我试了你，上帝，你理解了。你说了“行”，现在让我看看，上帝，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你，现在让我看看，我想。然后我报出了我的新赌注。我在十三点上押了最高注一千五百法郎。现在让我看看，上帝。现在给我看看。球在滚。我不望过去。我闭着眼睛，直到听见侍者说：“十三点，单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第二次赢了。

在赌客们中间引起了不安。

这回他们把我赢的钱分三堆推给我。是五万二千五百法郎。

我给员工五百法郎，这回赌三个，两个同点、两个横向的小注和横向的最大注有十三到十五点，当然是十三点，统统是最高注。甚至在最普通的机会上，在花色、双数和竖数上我也放了筹码。其他的赌客也跟我一样试十三。

它第三次又中了。

那个矮个子意大利人，他根本没赌，表现得像发了疯似的。他向我挤来，在我的上衣上搓他的手背，好沾点我的幸运，德国的扫烟囱工就是这么做的。这一桌的负责人走向那位付钱的守局人，他们俩算来算去很长时间，然后守局人从桌子的翻转抽屉里取出很大的筹码，真正的大筹码，数给我看我每一注赢了多少，总共是多少。一共是二十三万五千五百法郎。我给了员工五千法郎，撤出了所有放在那里的注。我够了。我再也不能忍受筹码了。一位手拿一只小盒子的大厅侍者不得不帮助我。当我跟他走向账台时，我看到了昂热拉。她跟在另一位守局人身后走过来，他为她拎着一只小箱子。

“您也是下的十三点？”我问。

“对，”她容光焕发，“跟您一起！您没注意到吗？”

“没有。”

“我……”

我们异口同声。

“请讲吧。”

“不，您讲，昂热拉。”

“咱们一起说，我有那么一种预感。”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放在十三点，因为咱们俩是在十三号相识的。”

说完昂热拉的目光有点闪烁。

“您当心，这会成为爱情的。”我说。

她不回答。在柜台前，一位守局人再一次当着她的面将赢的钱数给她，问要不要全换成现钱。

“是的，全换。”昂热拉说。

当她手拿满满的一捆捆钞票消失在那间有钢制保险箱的房间时，我的钱也付给我了。我也给了收银处那个人小费，请求他把钱包起来，因为钱非常多，我无法把它们塞进我的燕尾服袋子里。

昂热拉从那个保险间走回来。她笑着。

“您也一起去酒吧吧。我口渴。您请我喝一杯好吗？”

“非常乐意，夫人。”我说，“我只等这儿包扎好我的财产。”

那个小个子意大利人汗流满面地跑过来，冲着昂热拉讲话，将一枚五千法郎的大筹码伸到她的鼻子底下。

“他想干什么？”昂热拉问。

“要您往上面吐痰，好给它带来幸运。”我说，“我也是。”

于是，我们俩象征性地冲那筹码吐痰，小个子意大利人不停地鞠躬。

“多谢，先生，多谢，夫人，多谢两位……”他跑回他的赌台，淌着汗，上气不接下气。

“这个小个子意大利人，”昂热拉说，“在意大利制造庞大的火车头。是先前我的一位警官朋友告诉我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从文提米加利亚到戛纳才需要这么长时间。”

那位出纳员仍然在忙着帮我包扎。

“我先走了。”昂热拉说。

我目送她穿过大厅走向大酒吧。我看到她的臀部轻扭，从闪亮的白衣服的开口里看到她背上晒黑的皮肤。我看着她的红头发。许多女人的走路姿势都很难看，尤其是从后面看她们。昂热拉看上去棒极了。她走路腰挺得很直，但是很放松，我也喜欢她的步姿。

我看到她在酒吧里走向一位老妇。她坐在一台收银机后面，所有的饮料都是在那儿订。那里有许多调酒师在忙乎。昂热拉跟那位老妇讲话，又一次越过吧台伸出手去。然后她迅速离开那里，在一张长桌子中央坐下来。

那位收银员终于帮我包扎好了。我急忙赶向昂热拉，坐到她身旁的凳子上，要了两杯香槟。当酒送来时，我说：“十三带给了我们运气！”

昂热拉举起杯子。“我在此将十三定为我们的幸运数字。”她说。

“同意。”我说。

“把十三号定为咱们的生日吧。咱们要庆祝它，每个月。”昂热拉说，注意到了我的脸部表情，“也许您至少下个月十三号还在这儿吧。”她迅速说，“一个月后会是怎样？您想过此事，对吗？”

“我想过，从现在开始，一个月后我的生命会是怎样，昂热拉。”我说。

“别这样，”她说，“请不要，罗伯特。咱们是这么开心。请您别这么讲。请您别这么想。”

“好了好了，”我说，“一切又正常了，昂热拉。”

“没有什么正常。”她说，突然伤心起来。

“让我们为每个人最希望的东西干杯。都别讲出来。只为它干杯——您觉得这样行吗？”我问。

“行，罗伯特，”昂热拉说，“您这么善良。”

“而您是这么漂亮，”我说，“让我如此迷恋，深深地迷恋。”

“别这样。不要这么说。咱们喝酒吧。”

“好。”我说。

我们喝酒。

昂热拉对那位矮而胖的首席调酒师说：“您也在吧台上喝一杯吧，保尔。”

“我为你们两位干杯。”保尔说。我已经说过，很少有调酒师不可爱的。保尔是最可爱的一个。“为您的幸福。为您的愿望都能实现。”

“保尔，”我说，“您最喜欢什么牌子的香槟？”

“孔泰产的泰亭格牌香槟。”保尔说。

“那么请您允许我送您一瓶。我们需要您的祝福。”

收银台旁的老太忽然哭出声来。保尔向她赶过去。

“这是这么回事？”我问昂热拉。

“哎，什么事也没有。”她说，“您来吧，咱们再去看看别人赌。”

“不，我想知道这老太为什么哭。保尔！”他走过来，一边怯怯地望着昂热拉。“保尔，你们的出纳怎么了？她怎么了？”

“请您别讲。”昂热拉说。

“请您讲出来，保尔。”我说。

“那我就走开。”昂热拉说。

“我马上就来。”我说。她果然走了。

“说吧，保尔！”

“先生，”那位调酒师讲得很低，好像除了我谁也不能听到似的，“罗朗夫人，我们的出纳，已经很老了。您认为她有多大年纪？”

我望向柜台，罗朗仍一直在哭，但是她含泪冲着我点了点头，破涕为笑。

“超过六十了吗？”

“她八十岁了。”

“不可能！”我说。

“我告诉您，先生，她仍一直在这儿工作。当我们下个月关门，‘棕榈海滩’开门时，我们全套人马都去多维尔，跟每年一样。罗朗夫人也一起去。她虽然八十高龄，但每天都在柜台后面一直坐到凌晨三点。赌场仍旧让她一直干下去。这家赌场的社会福利就是这样。因为如果她再干一年，她就能得到最高的退休金。她在戛纳这儿有一座房子。可那是一座非常寒碜的房子，我认识。比如说没有暖气。冬天我们这儿有时候还是很冷的。罗朗夫人可惜得挨冻。现在，黛尔菲娅夫人给了老太太钱。这一下可以装暖气了。那钱是给她装暖气的。您别将这事讲出去，先生，您不会讲吧？”

“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您也给罗朗夫人端一杯去。”

“她喜欢喝啤酒。”保尔说。

“那就啤酒吧。”我说。

我瞅瞅昂热拉。她在远远地观察我。现在，她生气地用一只鞋重重地一跺地板，转身走了。我马上向她赶过去。

“昂热拉……”

她把背转向我。

“我坚决要求过您别问保尔！”

“您太了不起了，昂热拉。”

“我没一点儿了不起，”她说，“您也不可爱，一点不可爱。我搞错了。”

“那咱们俩就都搞错了。”我说。她转过身来，莞尔一笑，当我们的目光彼此相遇再也不分开时，我感觉我的血流得更快了。

我抓起她的手，吻它。

“因为我赢了这么多……”昂热拉说，紧接着退回去。她的声音听起来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她望着地面。我也望着地面。基尔伍德正跪在昂热拉面前，烂醉如泥，把她的衣服往嘴里塞，同时口齿不清地说：“最了不起的女人，我的公主，让我吻您的衣角吧。只吻衣角……只吻一下……我是个酒鬼，一个罪犯……您美丽如画，我的公主……”

“请您滚开。”我说。

“高贵的先生，请您同情一条癞皮狗吧……”他将衣服的布料按在唇上。我给了他轻轻的一脚。他往后倒去。他眼睛流着泪，阴险地望着我。

“您滚吧，”我说，“马上滚。滚，滚，滚！不然有您好受的。”

他醉醺醺地站起来。

“多了不起的绅士啊，”他狞笑着说，“多么勇敢的骑士啊……”他摇摇摆摆地向一张赌台走去。

“他失去理智了。”昂热拉扫兴地说。

“您来吧，”我说，“我要看看听听，这家伙现在又要干什么。”

我们跟在基尔伍德身后，我手里捧着我的一包钱。

基尔伍德这时已经走到了托威尔身后，抚摸他的肩。我听到他讲：“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国王陛下。噢，伟大的君主啊，您真是人类的朋友。如此高尚，如此谦虚。有您做朋友，我是多么幸运啊。”

“您快滚开吧。”托威尔抱怨道。

基尔伍德已经继续趑趄向特拉博了，他就在附近，站在坐着的赌客身后。现在他跟特拉博讲道：“您也是一位绅士，一位雅人，我的最好的朋友……”他想吻特拉博的脸。特拉博把他推开了。基尔伍德脚步踉跄，来到邻桌的比安卡·法比安身边。他抱住她，吻她的脖子。她发出一声惊叫。基尔伍德抓向她的胸，话音清晰得令人吃惊：“最最漂亮的美人儿啊，我崇拜的人儿，人类之子的奇迹。能自称是您的朋友，我是多么幸福啊！”

“请您快快滚开！”比安卡努气冲冲地叫道。然后，她声音更大了，呼喊她丈夫。他正坐在第三张赌台上赌，连忙赶过来。加柯摩·法比安抓住基尔伍德的燕尾服的领子，赌客中引起了骚乱。

“这家伙干什么？”

“噢，别这样，别这样，我的主宰。”基尔伍德的声音满含讥讽，他的眼睛闪动着邪恶，他的微笑卑鄙下流，“我啥也不做。我尊敬这位尊贵的人儿，您总不会因此生我的气吧？您也是个尊贵的人。你们全都是高贵的人。人中之凤……”他得体地住口了，随即又恶意地讲下去，“全是可敬的人。”阿塔纳西奥夫妇和梅丽娜·泰奈多斯走过来。“你们，还有你们，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们，全是了不起的人。”他抚摸泰奈多斯的脸，在梅丽娜面前鞠躬鞠得那么深，险些跌倒。“噢，诸位，可以逗留在你们中间，我是多么幸运啊。”他突然走上前，吻梅丽娜的嘴。“我必须这么做！噢，出色的女人，我们这个集体中最杰出的女人！”这一下在他旁边的那张赌台几乎完全停止了赌博，变安静了。我看到几个男人赶过来，他们肯定是警官。基尔伍德似乎浑然不觉。他突然放声大哭。“你们大家全都这么了不起，这么惹人尊敬，这么没有一丝瑕疵。而我，我是个傻瓜，一个老笨蛋，一头醉猪……”我感觉昂热拉抓紧了我的手。“我是个罪犯！”

“您快安静下来吧，您这个傻瓜。”泰奈多斯低声威胁地说。

“安静？在这个养得肥肥胖胖、额头光亮、夜里睡得安稳的男人圈子里，我怎么能安静得下来？我是最肮脏最卑鄙最龌龊的。我……”他停下来喘气，突然像是清醒地叫道，“凶手！”

客人们从赌台旁站起来。这一下所有人都停下来了，全都盯着约翰·基尔伍德。他眼睛下的眼圈是乌黑的，从眼中流出了眼泪。那鼓突的脸呈现出一种紫色调。他一直在摇摇晃晃，可他仍坚持站着。他的话，法语，在大厅里回响：“凶手！对，凶手！”现在他十分阴险地说，“不光是我！还有我最珍贵的公主，我的了不起的阁下们，我们的整个令人尊敬的社会圈子！我们全都是凶手！”

我看到，这回特拉博和泽贝格也急步赶向他。警官们已经逮住他了。他推开众人。他盯着我。他嚷道：“您看到的这些高贵的人和我这个老傻瓜醉鬼，卢卡斯先生——我们是凶手，我们大家，是的，凶手！”

“老天，他怎么了？”昂热拉深为惊骇地说。

“这我倒很想知道。”我说。我看到，现在，他这个社交圈子的所有男人都站在他周围，只有若塞·萨冈塔纳例外。他坐在一旁的一张深靠背椅上，吸着烟，观看着，一动不动。

其他人七嘴八舌。

“请您现在住嘴，约翰！”

“酗酒的笨蛋！”

“没理由激动，我的先生们，这个人只是喝醉了。”

“是的，我是喝醉了，没错！正如我们大家是凶手一样正确。我们大家，大家，大家！”基尔伍德喊道。

我突然惊呆了，虽然这厅里很热，我感到发凉。我看到和听到伊尔德·赫尔曼，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幽灵似的家里，挂满首饰，疯了。疯了？她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回响：“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来！请您别这样！您一清二楚，所有的人一起杀死了他……”

伊尔德·赫尔曼有多疯？约翰·基尔伍德有多醉？

我从包围着他、拉扯着他的男人们的圈子挤过去。

“等等，基尔伍德先生。您听……”

泰东多斯野蛮地将我推到一边。

“走开，你这家伙！”

我跌进一位警官怀里。

“请别闹出丑闻来，先生。”他低声说，“这位醉酒的先生得离开这儿，尽快。”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架起基尔伍德的胳膊。

“来，来，来，您走吧，约翰！”

“您醉了！”

“那又如何？我讲实话！一切都开始于那位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男人们将基尔伍德又拉又扯，这下他终于失去平衡了。泪流过他的脸，滴落在地毯上。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迅速地拖着基尔伍德穿过大厅，经过那些惊呆的赌客和愕然的守局人身旁。监视器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幕，它是不是被录下来了？我想，我能不能得到那录相？”

警官们在基尔伍德周围手拉手围成了一圈。

守局人们回到了赌台旁。又响起了他们的喊声。

“下大注，夫人和先生！”

“下大注！”

现在，那群人已经消失在大厅门口了。那位发疯的造火车头的小个子意大利人，从我身旁穿过去，冲我喊了句什么。

“他说什么？”昂热拉问。

“现在他无论如何得下二十三。”

“为什么？”

“因为流眼泪了。流眼泪时就得投二十三。”

我问昂热拉：“这一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全是凶手？’”

“人就是怪。”昂热拉说。我看到，不远处，特拉博在跟一位警官讲话：“也许真有一大罪孽在折磨着这位基尔伍德。它以这种骇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区的肉铺师傅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您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一边挥斧砍碎他杀死的动物；一边唱宗教歌曲。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了。他割下一头羊的头，嘴里却唱着‘祝福这头小羊吧’。真是无奇不有。”

“博卡是什么，昂热拉？”

“戛纳的一个城区，在老码头附近。在西边。”

“那儿生活着阿尔及利亚人吗？”

“没错。那是一个社会福利房区，您知道。邮局的小职员，退休人员，阿尔及利亚人。”

“基尔伍德说，一切都是从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开始的。”

那个意大利人突然又嚷又舞，他的举止前所未有的疯狂。他投了二十三，因为流眼泪时应当投二十三。在他那个台子上二十三赢了。

三

我们开车回家。

此时是凌晨两点。

昂热拉像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

一条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通向她的住宅区。我们驶近铁轨。拦木放下来了。昂热拉按喇叭。在路旁一间道口看守员的小房间里，一个男人爬起身来，转动滑轮。拦木升起来了。

“这些拦木夜里总是放下的，得按喇叭。”昂热拉说，“这样，即使道口看守员睡着了，也不会发生事故。”

当我们爬上坡时，在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周围别墅的花园里有许多栋榈树和柏树。月光洒照着它们。那装着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包裹我抱在膝上。昂热拉把车开进她的车库，锁上车库。这上面空气清新，我感到吃惊。我一点不累。

我跟昂热拉坐电梯去四楼她的住处。小小的电梯里我们的身体碰到了一块儿。我们彼此对望，纹丝不动。在她的房门外，昂热拉在手提包里找钥匙找了很久。当她终于打开了门时，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了。昂热拉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我抓住她，搂紧，吻她的嘴。透过衣服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她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先是紧闭着嘴唇，然后，突然张开来，她的嘴温软神奇。她轻声呻吟。然后她推开我。

“不，”她说，“不，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请别这样。我不想……”

“您不愿发生得过早？”

她只是凝视着我，不回答。

“好吧，”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我叫辆出租车去康托码头。咱们在特拉博夫妇的船边再见。”

“您找得到它吗？”

“它叫什么？”

“沙利马。”

“那我就找得到。”

“您有游泳裤吗？”

“没有。”

“我为您买一条。浴巾、防晒油和所有的东西全由我带。给您带一顶帽子，因为太阳。在海上它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你们一个个都晒得黑油油的。我……我身上很白……”

“这让您难为情？我们曾经都很白。您别招人笑话了。”

“我很可笑，对不对？”

“一点也不。”

“每一个热恋的男人都可笑。”

“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祼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

“十一万五千法郎，卢卡斯先生。”

“您是外国人。如果您将这首饰带出国，在边境上申报的话，您能省下税。我们可以优惠百分之二十。”凯马尔夫人说。

“我不会带它出国。”我说，想到我要为这对耳环支付多少钱，我有点晕乎乎的。可这些钱不是轮盘赌赢来的吗？我不是靠我们的幸运数字十三赢的吗？

“行。”我说。

“您当然得到一份纯洁度证明和一份详细说明，有供保险公司使用的图片。您希望把它们送到哪里？”

“请送到‘庄严’酒店。耳环我想马上带走。”

凯马尔夫人进去取了一只盒子把东西装起来。这期间我打开我的皮包，数出十一万五千法郎。我赢的钱还余十一万九千法郎。凯马尔数那些五百法郎的票子，每十张拿一根小针别好。凯马尔夫人走回来，递给我盒子。外面包了层有金色小星星的深蓝色的纸，盖了章。我把它塞进我的皮包。

“这下我将很难向黛尔菲娅夫人解释我卖掉了这对耳环。”凯马尔说。

“我买下它们，是为了把它们赠给黛尔菲娅夫人。”我说，心想我早这么说或许能多打折，但为时已晚。

“那还用说，这我明白，卢卡斯先生。请您原谅这愚蠢的玩笑。”凯马尔说。

“您送这件礼物会让夫人喜不自禁。”凯马尔夫人说。

“是的，”我说，“我很想这样。”

“我们谢谢您的惠顾，先生。”凯马尔说，跟他妻子送我到门口。

“您感谢赌场去吧。”我说。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看到‘费利克斯’对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画家，正把他的画往棕榈树之间挂。这是那位不走运的青年画家。我向他走去，给了他五百法郎。他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拒绝收下钱，因为我不想买他的画。

“您收下吧。”我说，“您今天吃中饭了吗？”

他羞愧地摇摇头。

“那您就赶快去吃吧。您必须吃饭。您好好地吃上几天吧，空着肚子不会有运气。”

“谢谢您，先生。”那拉年轻人说，“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我也没有。”我说。当我望向大海时，我注意到美国的驱逐舰夜里开走了。

若塞·萨冈塔纳讲着一口在学校里学的德语：“‘如果那只犀牛怒冲冲地想吃掉你，这很糟糕，那么就及时爬上一棵树。不然你就麻烦了。’我知道的，我还能背。威廉·布什。一直很给我启发。”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又讲起法语来，“我是想这样。我痛恨麻烦。”

此时是九点四十五分，我在阿根廷肉罐头大王巨大的办公室里，拜勒乌豪华住宅区他家的房子里。这里地处皮耶尔城区高勒王子街，是最精致、最漂亮、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拜勒乌豪华住宅区坐落在长满棕榈树、柏树和杉树的大公园里，有很多大游泳池。这可能是全城最大的豪华住宅区。这男人外表有点土气、总让我想起南美草原上的骑马牧人。我们可以相信，昨天他还是个牧牛人，在他的故乡的辽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牛。当我到达时，他早就在工作了。一位仆人迎候我，把我交给一位秘书，他则请我在一间客厅里就坐。萨冈塔纳很快就从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五个姑娘坐在办公桌旁，敲着打字机、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您这办公室可真大。”我吃惊地说。

“两间。这间里面还有一间。七名女秘书。我到处都有办公室。得到处工作，让人家找得到。您过来，我领您看看这房子，不是所有的，我妻子还在睡。她需要很多睡眠。”这男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纽扣眼鼓突着，他一直半眯着它们，领我穿过房子。萨冈塔纳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脚来回跑，说这里实际上是三套房子，分布在两个楼层。他把三套全买了下来，作了改造。

“每套房子有九个房间。一共花了十七万美金。我最喜欢用美金换算，也是这么支付的。”我能想象得到，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花钱最少的部分。因为这房子是两层的，我得让人安装楼梯和一部专用电梯。我让人把墙扒掉，只留下柱子和支撑梁，好有个足够大的厅。”他领着我穿过许多这样的房间。图书馆和接待室，里面也可以开饭，肯定有普通公寓房中普通房间的十到十五倍大。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市民来说是客厅，在萨冈塔纳这儿只是带壁橱和镜子的更衣间。萨冈塔纳骄傲地解释说，地面全铺的是清一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包括浴室和浴缸的瓷砖。他指给我看这么一间浴室。普通的水龙头和小五金被换成了那种金的。顺便说一下，整体布置气派非凡，古式家具和昂贵的地毯。

窗户跟外墙一样大，三米高，十五米长。当然有空调。所有的接待室和工作间位于底下的两个套间里，私人房间在二楼。玛丽娅·萨冈塔纳还在楼上睡觉。从窗户里能望到大海。

“这房子有多少房间？”我问。

“二十二间。”他说，像个骄傲地展示一只特别漂亮的玩具的孩子一样自豪，“我需要很多地方，您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有一幢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现在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他的办公室在女秘书们那两间办公室后面，完全保持着翠绿色的色调。翠绿色——以及深褐色的旧家具。巨大的办公桌空着。只有一部电话，无论如何，上面有许多开关。当我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来。他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等候的。那人身材高大，短发淡黄，左额头有一块疤。这人是波恩的缉税官奥托·克斯勒。

“多么愉快的意外。”我说。

“我同样高兴。”克斯勒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我本想打电话给您，问您有没有进展。那样咱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们别在这里讨论你们的调查。”萨冈塔纳说。他坐到一张气派的大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挂着我从画册里认识的一幅马奈的画。“我也请克斯勒先生今天早晨来这儿，因为我跟他有事要处理，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你们俩都会感兴趣。”

“今天有人邀请我了。上特拉博先生的游艇。”我对克斯勒说，“不过我已经去过拉克洛斯那里。他知道我了解到的一切。”

“那我过后就去他那儿。”克斯勒说。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的印象。“我的大多数消息都得自萨冈塔纳先生，有关黑森林的科德公司、基尔伍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的英镑生意——我在杜塞尔多夫汇报的一切。我当然仔细核对过它们——不是不信任您，萨冈塔纳先生，但我必须这么做。”

“理所当然。我也只是给了您提示。”那位阿根廷人说。

“另外，基尔伍德昨晚又酩酊大醉了。”

“对，在赌场……”我开口道，克斯勒点点头。

“我已经听说了。有一位警官跟我是朋友。这真是令人恶心。是谁把基尔伍德送回家的？”

“法比安和泰奈多斯。”阿根廷人说，“可是，您要是相信基尔伍德只有晚上才出丑，那您就错了。在玛丽娅和我正准备去特拉博家之前，他来到这里，那时候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非要跟我讲话不可。说他跟我最熟。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什么？”我问。

“那罪过，那压迫着他的可怕的罪过。”

“什么罪过？”

“赫尔曼之死的罪过。”若塞·萨冈塔纳说。说完他背诵了那首犀牛诗。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我想这样。我痛恨麻烦。”他转向克斯勒，“我告诉您我的猜测，您核查后证明了是正确的。我也告诉过您，基尔伍德是个严重的酒鬼。他最近几天的表现已经不能再说是喝酒，甚至不能再说是酗酒了。您昨天经历过了。”萨冈塔纳对我讲。我点头。“如果您擦一根火柴放到基尔伍德的嘴边，他就会爆炸。”萨冈塔纳摩挲着他的下巴，“逃上树不容易。”他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会慢慢地引发一场丑闻。我不仅跟基尔伍德是朋友，跟他也有共同的生意。现在还有。事实反正会暴露出来的。基尔伍德陷进了一种疯狂的招供狂状态。昨天下午，当他来找我时，他就想招供了。他先是想去警察局。我阻止了他这么做。”

“为什么？”

“我对您讲过，我很想爬上一棵树，如果那只犀牛，那只最严重的，我们讲法律、正义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到了想吃我的地步，我想，就把我从基尔伍德那儿获悉的东西告诉你们。我不想直接跟警方联系。这对于……对于一个人……”他真正难为情起来，第一次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如果像我这种地位的人陷进了这种事，那他就需要朋友，中间人，让他躲在背后。我必须呆在背后，只要能行的话。你们去跟法国警方讨论怎么办好。你们直接说，是我叫你们来的。这位拉克洛斯先生的上司们肯定会理解。我的工厂眼下正跟法国合作一笔很大的生意。法国想在阿根廷投资。还要我讲下去吗？”

克斯勒和我摇摇头。我想，原来这种事在这个圈子里是这么处理的。克斯勒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了，他毫不惊讶。

“还有呢？”我问。

“还有，基尔伍德喝醉了，来到这里嚎哭。我把他弄到这间房子里。他想招供，一定要招供！他想到了一些好事：一场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这我可没想到。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连您的部里都不会，克斯勒先生。”

他单调地摇摇头。他穿着米色的喇叭裤和凉鞋。

“基尔伍德怎么讲？”我问。

萨冈塔纳按了按他的办公桌一侧的一个按钮。一只装有录音机的抽屉弹了出来。萨冈塔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堆纸——原始的和一份多页手稿的打印副本。他把它们递给我们。

“为了先安慰住他，我对基尔伍德讲，让他对著录音机讲话。然后，我亲手打出他讲的内容——请您原谅打印错误，但我可不能将它交给一位女秘书。在我答应了他把两份都转交警方后，他在原件和打印件上签了名。”

“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找警方？”我问。

“要那么做他又太胆小了。他想坦白，然后自杀。”萨冈塔纳说，“我告诉您，这个人快要疯了。无论如何他昨天晚上在这间房子里讲了，您可以跟着读。”萨冈塔纳将录音机摁到“重播”上。

“这是约翰·基尔伍德在……在讲话。我所说的，是……是……是一份把供。我起誓，是我……若塞·萨冈塔纳……废话……逼得赫伯特·赫尔曼自杀的……”

磁带转动。响起了基尔伍德醉醺醺的声音。我们跟着他的话，克斯勒和我。外面，在窗外，公园里百花争妍，色彩纷呈，太阳从深蓝色的天空照耀到深蓝色的海面上。

“我多年来跟赫尔曼……一……一起……喏！……合作，好了……他是一位银行家……我们在德国开有科德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好几年，我们所有的舞弊……”接下来是详细叙述克斯勒在杜塞尔多夫就已经汇报过的金融交易。这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打印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终于：“……后来发生了英镑的事……我把钱转到了赫尔曼的银行，委托他，以英镑放贷……全部加起来高达……高达……达……”

含糊不清的话。

萨冈塔纳的声音，很严厉：“您振作起来，约翰！”

基尔伍德的声音，更清楚了：“……高达五亿德国马克……我有个周密的计划……如果没有赫尔曼的疯狂行为，也会成功的……这一下一切全泡汤了，当然……赫尔曼来到这里，要求我补偿他……他在这件事上损失了四千万马克……他咎由自取！”

“我全都猜着向您讲过了。”萨冈塔纳迅速对克斯勒说。他只是点点头。

“他要求弥补……弥补他得承担的百分之八的损失……我帮不了他……钱周转不开……暂时全套住了……不，这不是真的！……我……这不是真的……”抽泣，好几分钟。带子转动。阳光洒照。外面的花园里鸟儿在啁啾。“这是个谎言！事实是我想毁了赫尔曼！要他去死！我想要他的银行！不错，我要它！因此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他。他说，那他就得杀死自己……自杀……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建议他来个炸船……好让一切看上去像一场事故，他保得一身清白……他说，他是当真的……我说，说，说……说，我也是当真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当真的。希望得有道理。赫尔曼杀死自己——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杀死自己的话，但是……那许多的无辜者……这令我发疯！”这下那声音喊道，“这令我失去理智！那些无辜者！我本来能够帮助他！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他！我们的小集团！我们有足够的钱！他……他……我不懂，他是不是也向其他人求助过……萨冈塔纳，没向他……我相信……您别生气，若塞，我不相信您……像他这样处境的人会抓住每一根稻草！无庸置疑……可没人帮过他……因此实际上不仅我是他的凶手……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凶手……我们大家……可我，我确实因为他而良心不安。这……这是我的招供。今天是星期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现在是十八点五十二分。我叫约翰·基尔伍德。我发誓，我所讲的……是事实……纯粹的……事实……我当着上帝起誓……”声音沉默了。磁带无声地转动。

我读着打印纸上最后的句子：“我向上帝起誓。”那下面还有基尔伍德的签名，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萨冈塔纳关掉录音机。

“这应该马上送给警方。”克斯勒说。

“因此我将它交给您。”萨冈塔纳倒带，把磁带交给克斯勒。“请拿去吧。拉克洛斯的上司们会知道该干什么和如何干。我相信，我上树了。”

“昨天在赌场里他嚷个不停，说你们全是凶手。”我慢条斯理地说。

“这下，他在磁带上也解释了他是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两样。”我固执地说。

版主小说网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