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15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16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
“十一万五千法郎，卢卡斯先生。”
“您是外国人。如果您将这首饰带出国，在边境上申报的话，您能省下税。我们可以优惠百分之二十。”凯马尔夫人说。
“我不会带它出国。”我说，想到我要为这对耳环支付多少钱，我有点晕乎乎的。可这些钱不是轮盘赌赢来的吗？我不是靠我们的幸运数字十三赢的吗？
“行。”我说。
“您当然得到一份纯洁度证明和一份详细说明，有供保险公司使用的图片。您希望把它们送到哪里？”
“请送到‘庄严’酒店。耳环我想马上带走。”
凯马尔夫人进去取了一只盒子把东西装起来。这期间我打开我的皮包，数出十一万五千法郎。我赢的钱还余十一万九千法郎。凯马尔数那些五百法郎的票子，每十张拿一根小针别好。凯马尔夫人走回来，递给我盒子。外面包了层有金色小星星的深蓝色的纸，盖了章。我把它塞进我的皮包。
“这下我将很难向黛尔菲娅夫人解释我卖掉了这对耳环。”凯马尔说。
“我买下它们，是为了把它们赠给黛尔菲娅夫人。”我说，心想我早这么说或许能多打折，但为时已晚。
“那还用说，这我明白，卢卡斯先生。请您原谅这愚蠢的玩笑。”凯马尔说。
“您送这件礼物会让夫人喜不自禁。”凯马尔夫人说。
“是的，”我说，“我很想这样。”
“我们谢谢您的惠顾，先生。”凯马尔说，跟他妻子送我到门口。
“您感谢赌场去吧。”我说。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看到‘费利克斯’对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画家，正把他的画往棕榈树之间挂。这是那位不走运的青年画家。我向他走去，给了他五百法郎。他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拒绝收下钱，因为我不想买他的画。
“您收下吧。”我说，“您今天吃中饭了吗？”
他羞愧地摇摇头。
“那您就赶快去吃吧。您必须吃饭。您好好地吃上几天吧，空着肚子不会有运气。”
“谢谢您，先生。”那拉年轻人说，“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我也没有。”我说。当我望向大海时，我注意到美国的驱逐舰夜里开走了。
17
若塞·萨冈塔纳讲着一口在学校里学的德语：“‘如果那只犀牛怒冲冲地想吃掉你，这很糟糕，那么就及时爬上一棵树。不然你就麻烦了。’我知道的，我还能背。威廉·布什。一直很给我启发。”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又讲起法语来，“我是想这样。我痛恨麻烦。”
此时是九点四十五分，我在阿根廷肉罐头大王巨大的办公室里，拜勒乌豪华住宅区他家的房子里。这里地处皮耶尔城区高勒王子街，是最精致、最漂亮、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拜勒乌豪华住宅区坐落在长满棕榈树、柏树和杉树的大公园里，有很多大游泳池。这可能是全城最大的豪华住宅区。这男人外表有点土气、总让我想起南美草原上的骑马牧人。我们可以相信，昨天他还是个牧牛人，在他的故乡的辽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牛。当我到达时，他早就在工作了。一位仆人迎候我，把我交给一位秘书，他则请我在一间客厅里就坐。萨冈塔纳很快就从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五个姑娘坐在办公桌旁，敲着打字机、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您这办公室可真大。”我吃惊地说。
“两间。这间里面还有一间。七名女秘书。我到处都有办公室。得到处工作，让人家找得到。您过来，我领您看看这房子，不是所有的，我妻子还在睡。她需要很多睡眠。”这男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纽扣眼鼓突着，他一直半眯着它们，领我穿过房子。萨冈塔纳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脚来回跑，说这里实际上是三套房子，分布在两个楼层。他把三套全买了下来，作了改造。
“每套房子有九个房间。一共花了十七万美金。我最喜欢用美金换算，也是这么支付的。”我能想象得到，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花钱最少的部分。因为这房子是两层的，我得让人安装楼梯和一部专用电梯。我让人把墙扒掉，只留下柱子和支撑梁，好有个足够大的厅。”他领着我穿过许多这样的房间。图书馆和接待室，里面也可以开饭，肯定有普通公寓房中普通房间的十到十五倍大。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市民来说是客厅，在萨冈塔纳这儿只是带壁橱和镜子的更衣间。萨冈塔纳骄傲地解释说，地面全铺的是清一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包括浴室和浴缸的瓷砖。他指给我看这么一间浴室。普通的水龙头和小五金被换成了那种金的。顺便说一下，整体布置气派非凡，古式家具和昂贵的地毯。
窗户跟外墙一样大，三米高，十五米长。当然有空调。所有的接待室和工作间位于底下的两个套间里，私人房间在二楼。玛丽娅·萨冈塔纳还在楼上睡觉。从窗户里能望到大海。
“这房子有多少房间？”我问。
“二十二间。”他说，像个骄傲地展示一只特别漂亮的玩具的孩子一样自豪，“我需要很多地方，您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有一幢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现在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他的办公室在女秘书们那两间办公室后面，完全保持着翠绿色的色调。翠绿色——以及深褐色的旧家具。巨大的办公桌空着。只有一部电话，无论如何，上面有许多开关。当我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来。他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等候的。那人身材高大，短发淡黄，左额头有一块疤。这人是波恩的缉税官奥托·克斯勒。
18
“多么愉快的意外。”我说。
“我同样高兴。”克斯勒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我本想打电话给您，问您有没有进展。那样咱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们别在这里讨论你们的调查。”萨冈塔纳说。他坐到一张气派的大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挂着我从画册里认识的一幅马奈的画。“我也请克斯勒先生今天早晨来这儿，因为我跟他有事要处理，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你们俩都会感兴趣。”
“今天有人邀请我了。上特拉博先生的游艇。”我对克斯勒说，“不过我已经去过拉克洛斯那里。他知道我了解到的一切。”
“那我过后就去他那儿。”克斯勒说。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的印象。“我的大多数消息都得自萨冈塔纳先生，有关黑森林的科德公司、基尔伍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的英镑生意——我在杜塞尔多夫汇报的一切。我当然仔细核对过它们——不是不信任您，萨冈塔纳先生，但我必须这么做。”
“理所当然。我也只是给了您提示。”那位阿根廷人说。
“另外，基尔伍德昨晚又酩酊大醉了。”
“对，在赌场……”我开口道，克斯勒点点头。
“我已经听说了。有一位警官跟我是朋友。这真是令人恶心。是谁把基尔伍德送回家的？”
“法比安和泰奈多斯。”阿根廷人说，“可是，您要是相信基尔伍德只有晚上才出丑，那您就错了。在玛丽娅和我正准备去特拉博家之前，他来到这里，那时候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非要跟我讲话不可。说他跟我最熟。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什么？”我问。
“那罪过，那压迫着他的可怕的罪过。”
“什么罪过？”
“赫尔曼之死的罪过。”若塞·萨冈塔纳说。说完他背诵了那首犀牛诗。
19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我想这样。我痛恨麻烦。”他转向克斯勒，“我告诉您我的猜测，您核查后证明了是正确的。我也告诉过您，基尔伍德是个严重的酒鬼。他最近几天的表现已经不能再说是喝酒，甚至不能再说是酗酒了。您昨天经历过了。”萨冈塔纳对我讲。我点头。“如果您擦一根火柴放到基尔伍德的嘴边，他就会爆炸。”萨冈塔纳摩挲着他的下巴，“逃上树不容易。”他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会慢慢地引发一场丑闻。我不仅跟基尔伍德是朋友，跟他也有共同的生意。现在还有。事实反正会暴露出来的。基尔伍德陷进了一种疯狂的招供狂状态。昨天下午，当他来找我时，他就想招供了。他先是想去警察局。我阻止了他这么做。”
“为什么？”
“我对您讲过，我很想爬上一棵树，如果那只犀牛，那只最严重的，我们讲法律、正义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到了想吃我的地步，我想，就把我从基尔伍德那儿获悉的东西告诉你们。我不想直接跟警方联系。这对于……对于一个人……”他真正难为情起来，第一次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如果像我这种地位的人陷进了这种事，那他就需要朋友，中间人，让他躲在背后。我必须呆在背后，只要能行的话。你们去跟法国警方讨论怎么办好。你们直接说，是我叫你们来的。这位拉克洛斯先生的上司们肯定会理解。我的工厂眼下正跟法国合作一笔很大的生意。法国想在阿根廷投资。还要我讲下去吗？”
克斯勒和我摇摇头。我想，原来这种事在这个圈子里是这么处理的。克斯勒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了，他毫不惊讶。
“还有呢？”我问。
“还有，基尔伍德喝醉了，来到这里嚎哭。我把他弄到这间房子里。他想招供，一定要招供！他想到了一些好事：一场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这我可没想到。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连您的部里都不会，克斯勒先生。”
他单调地摇摇头。他穿着米色的喇叭裤和凉鞋。
“基尔伍德怎么讲？”我问。
萨冈塔纳按了按他的办公桌一侧的一个按钮。一只装有录音机的抽屉弹了出来。萨冈塔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堆纸——原始的和一份多页手稿的打印副本。他把它们递给我们。
“为了先安慰住他，我对基尔伍德讲，让他对著录音机讲话。然后，我亲手打出他讲的内容——请您原谅打印错误，但我可不能将它交给一位女秘书。在我答应了他把两份都转交警方后，他在原件和打印件上签了名。”
“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找警方？”我问。
“要那么做他又太胆小了。他想坦白，然后自杀。”萨冈塔纳说，“我告诉您，这个人快要疯了。无论如何他昨天晚上在这间房子里讲了，您可以跟着读。”萨冈塔纳将录音机摁到“重播”上。
20
“这是约翰·基尔伍德在……在讲话。我所说的，是……是……是一份把供。我起誓，是我……若塞·萨冈塔纳……废话……逼得赫伯特·赫尔曼自杀的……”
磁带转动。响起了基尔伍德醉醺醺的声音。我们跟着他的话，克斯勒和我。外面，在窗外，公园里百花争妍，色彩纷呈，太阳从深蓝色的天空照耀到深蓝色的海面上。
“我多年来跟赫尔曼……一……一起……喏！……合作，好了……他是一位银行家……我们在德国开有科德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好几年，我们所有的舞弊……”接下来是详细叙述克斯勒在杜塞尔多夫就已经汇报过的金融交易。这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打印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终于：“……后来发生了英镑的事……我把钱转到了赫尔曼的银行，委托他，以英镑放贷……全部加起来高达……高达……达……”
含糊不清的话。
萨冈塔纳的声音，很严厉：“您振作起来，约翰！”
基尔伍德的声音，更清楚了：“……高达五亿德国马克……我有个周密的计划……如果没有赫尔曼的疯狂行为，也会成功的……这一下一切全泡汤了，当然……赫尔曼来到这里，要求我补偿他……他在这件事上损失了四千万马克……他咎由自取！”
“我全都猜着向您讲过了。”萨冈塔纳迅速对克斯勒说。他只是点点头。
“他要求弥补……弥补他得承担的百分之八的损失……我帮不了他……钱周转不开……暂时全套住了……不，这不是真的！……我……这不是真的……”抽泣，好几分钟。带子转动。阳光洒照。外面的花园里鸟儿在啁啾。“这是个谎言！事实是我想毁了赫尔曼！要他去死！我想要他的银行！不错，我要它！因此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他。他说，那他就得杀死自己……自杀……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建议他来个炸船……好让一切看上去像一场事故，他保得一身清白……他说，他是当真的……我说，说，说……说，我也是当真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当真的。希望得有道理。赫尔曼杀死自己——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杀死自己的话，但是……那许多的无辜者……这令我发疯！”这下那声音喊道，“这令我失去理智！那些无辜者！我本来能够帮助他！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他！我们的小集团！我们有足够的钱！他……他……我不懂，他是不是也向其他人求助过……萨冈塔纳，没向他……我相信……您别生气，若塞，我不相信您……像他这样处境的人会抓住每一根稻草！无庸置疑……可没人帮过他……因此实际上不仅我是他的凶手……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凶手……我们大家……可我，我确实因为他而良心不安。这……这是我的招供。今天是星期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现在是十八点五十二分。我叫约翰·基尔伍德。我发誓，我所讲的……是事实……纯粹的……事实……我当着上帝起誓……”声音沉默了。磁带无声地转动。
我读着打印纸上最后的句子：“我向上帝起誓。”那下面还有基尔伍德的签名，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萨冈塔纳关掉录音机。
“这应该马上送给警方。”克斯勒说。
“因此我将它交给您。”萨冈塔纳倒带，把磁带交给克斯勒。“请拿去吧。拉克洛斯的上司们会知道该干什么和如何干。我相信，我上树了。”
“昨天在赌场里他嚷个不停，说你们全是凶手。”我慢条斯理地说。
“这下，他在磁带上也解释了他是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两样。”我固执地说。
“您这么觉得？”萨冈塔纳傲慢地望着我。
“对，这是我的感觉。”我说，“当他们问我时，我也会这么讲。不，如果他们不问我，我也会讲！一定会讲。在被拖走之前，基尔伍德还喊了一些有关博卡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一切都是由他开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真不清楚？”克斯勒问。
萨冈塔纳耸耸肩。
“基尔伍德对我讲，他还讥讽地建议过赫尔曼，让他去雇一名美国专家，请他准备游艇，因为他自己没这本事。十分钟后他又说，他建议过他，从巴黎的黑社会请个人来。昨天又成了个来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我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哎呀，我想，当时我对我听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当他对着磁带讲时，他清楚他在讲什么吗？”我问。
“我想是清楚的。”萨冈塔纳冷冷地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卡斯先生？”
“只是问问而已。”
“您问得怪，卢卡斯先生。”
我忍无可忍。
“您讲了奇怪的故事，萨冈塔纳先生。”
“您是讲您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您。”我说，“我不明白我是不是该相信基尔伍德。”
“但是我知道。”克斯勒说，“现在，尽快把它送给拉克洛斯和鲁瑟尔吧。该死的丑闻！这反正会被掩盖掉的，您不用担忧，萨冈塔纳先生。您上到您的树上了。走吧，卢卡斯，咱们走，您有车吗？”
“没有。”
“那您叫辆出租车吧。一刻钟后咱们在拉克洛斯处相会。咱们每人拿一份这次招供的复印件。磁带您拿着，卢卡斯。萨冈塔纳先生，在此事澄清之前，请您别离开欧洲。”
“肯定不，”那位阿根廷人说，“我呆在我的树上。”
21
这一天天气变得非常热。
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都开着。那些早晨在海滩上玩球的老头子们不见了，渔夫们也不见了。他们的船停泊在那儿，网晒干了，白得像石灰。
当鲁瑟尔和拉克洛斯跟巴黎通电话时，克斯勒和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要求司法部派代表来，派有全权的经济部代表来，通知美国大使馆。
我从电话中听出来，他们碰到了坚韧的扯皮和很大的抵抗。鲁瑟尔发怒了，他威胁将自行行动，把事情闹大，显然是要尽力阻止这样。
克斯勒对我讲：“这情形有趣吧？”
“您相信在我们国家会两样吗？”我问。
他不回答，随意地摁响手指。警官们进进出出。
拉克洛斯跟他们谈。他现在精力旺盛多了，不再那么伤感。警官们似乎在监视基尔伍德的住房。它地处莫金斯，一个小地方，相距约八公里。据警官讲，基尔伍德酣睡得像头死猪。女管家说，基尔伍德天快亮时还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别墅受到监视，警官们说。基尔伍德若想离开它，不可能不被发现。如果他想逃跑，随时都可以阻止他——传讯他到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来。传讯单拉克洛斯已经预先填好了。这他还能做到，但尽管如此：“我希望那家伙睡觉，直到我们得到来自巴黎的援助。”这位“行政上司”的矮个子代表说。
“要到什么时候？”
“今晚之前来不了。”拉克洛斯说，“为什么？”
我又讲了我跟特拉博夫妇的约会。
“您放心地走吧。您回来后，就向‘庄严’酒店打听有没有给您的留言。如果没有，我们就仍然没到那种地步。”
“行。”我说，“小孩怎么样了？”
“不好，”拉克洛斯说，“可惜不好。医生说，麻疹在头几天总是最严重的。可怜的孩子。”
22
“有三种人，跟他们打交道有好处。”克劳德·特拉博说，“那些内心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我们相挨着坐在“沙利马”游艇船尾的长椅上，喝着杜松子酒加奎宁。在我们身后，一面法国国旗在风中猎猎飘动。我们的背后吊着那艘小船，还有抛锚用的两只铰盘。
昂热拉和帕斯卡勒站在前面船头上。她们在因为什么发笑，头扎头巾抵御行驶引起的大风。帕斯卡勒身材非常苗条，仍然透露出她曾当过模特儿。她穿一件细小的绿色比基尼。昂热拉穿着一身游泳衣，是由非常薄的肉色薄纱做成的，Ru房上方、肚子上、背下面缝有白色的花边。花边上是白色的布花。看上去就好像她皮肤上只有这些花。
“因此，”克劳德·特拉博说，“我们非常喜欢跟昂热拉交往。我们跟她交朋友。她一生经历坎坷，始终正直，内心坚强。您爱上昂热拉，我很能理解，卢卡斯先生。”
两位女人保持着平衡，沿着船舱和船帮之间的狭窄过道向我们走来。我穿一件黑白图案的游泳裤，是昂热拉为我买的，特拉博穿着一条蓝的。他们全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只有我身上非常白，我感到有点羞愧。上船之前，我们全都把鞋脱去了。昂热拉向我解释，说这是神圣的习俗。船尾的长椅前有一张固定得牢牢的桌子和三张躺椅。
“我们嫌热。”帕斯卡勒说，“我们也想喝点东西。”
“皮埃尔！”特拉博喊道。他必须喊，因为风从他嘴边吹走了话，船的螺旋桨制造着噪音，法国国旗在迎风沙沙响。
那位光脚的船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原来站在只比他年纪稍大一点的船长身旁。船长在我们前下方，坐在游艇船长室里的驾驶台旁，坐在他的设备和那只大轮子前的一张高椅上。小伙子走上三级台阶。
“你们要什么？”特拉博问女人们。
“你们喝的是什么？杜松子酒加奎宁？也来杜松子酒加奎宁。”帕斯卡勒说，“行吗，昂热拉？”
“行。”
“请再来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皮埃尔。”特拉博说。
“马上就来，先生。”皮埃尔走开了。跟船长马克斯一样，他也是一身白皙。女人们坐进甲板藤椅里。我们都涂了厚厚的防晒油。我身上是昂热拉帮我涂的，好让我不被晒伤。为了让我们不在椅子软垫或藤椅的布垫上留下痕迹，到处都铺着大浴巾。昂热拉也给我买了一顶白帽子。
纳芙塔利，那只克尔特猎狗和“以色列的儿子”，晃过来，在帕斯卡勒的腿上磨蹭。然后它舒服地躺在她那脚指甲涂成红色的脚上。
“你们谈什么了？”帕斯卡勒问。
“谈昂热拉。”她丈夫说。
“谈昂热拉什么？”
“我们为什么爱她。”她丈夫说。他吻昂热拉的手。
“哎呀，别这样。”这位说。她注意到我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便向我嫣然一笑，她的眼睛放射出金色的火花。她的头巾是白布做的。
皮埃尔端着两杯饮料上来，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起喝，马克斯让游艇拐了一个大弯，加速顶风行驶。风扯着我们的帽子，水花溅到了我们头顶。太阳、大海，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宁静感和幸福感，一种我还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前面就到尼斯了。”克劳德·特拉博说。
离开拉克洛斯的办公室后，我坐车去了“庄严”酒店，拟了一份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译成了密码。我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那封电报很长。我请求指示，万一丑闻受到掩盖和不对基尔伍德采取任何行动时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去了康托码头。其他人已经在等着我了。他们站在甲板上。一道栈桥通向码头。我想踩上去。
“脱掉鞋！”昂热拉喊道。
于是我脱去鞋，登上甲板，纳芙塔利快乐地吠叫着欢迎我。当我们起航驶出码头时，特拉博领我参观船。它有两台总发动机，每台二百八十三马力，一台柴油发动机供应船上用电。船身长十八米，宽五米，重四十五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八十海里。从甲板上有一个台阶通下上层船舱的前部。在一块巨大的玻璃板后面，右侧是船长的位置，左侧是雷达设备。两台设备中间有一个台阶通下客厅。全是用红木和漆成蓝色的家具布置的，有许多擦得锃亮的金属器件。再下去几级有两间客舱。里面的床是叠起来的。每间舱室都有一个卫生间。我在其中一间里更衣。昂热拉选了另外一间。船舱对面是厨房，备有电磁灶。最前面是两个小伙子、船工和二副的舱室。船的另一头，甲板上有个可以坐着休息的角落。甲板下是一间大船舱，舱里有双人床、书橱、壁橱和船上的电话。长途旅行时，特拉博夫妇就睡在这里。船上散发出帆布和沥青的味道。特拉博对他的船非常骄傲。换成我也会的……
“前面就到尼斯。”克劳德·特拉博这时说。游艇几乎画了一个圆圈，冲上尼斯的海滩。就在我的脚前，我看到一个四角形的箱子。特拉博向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救生器。如果将它抛进水里，它就膨胀成一艘橡皮艇，里面能容纳十二个人。那只船里储备有食物、水、闪光弹手枪、呼救器和能把水染得发亮的颜色，好让人从空中看到这个救生器。在通向船长室的门左侧挂着一只白色救生圈，上面写着白色字母：沙利马。游艇的船舱板是白色的。从船尾有一道梯子通到船长室的甲板上去。可以祼身躺在那上面。
尼斯的海滩近在眼前了。我看到其它游艇，水边人很多。我看到我所见过的最难看的居住机器——摩天大楼的怪物，地基很宽，越往上越狭窄，灰不溜丢，没有人性，但还是住着数千人。我既无法数楼层也无法数窗户。它整体看上去像是巴比伦古塔的复制品。
“您觉得它怎么样？”特拉博问。
我说了实话。
帕斯卡勒笑。
“您为什么笑？”
“因为克劳德有大笔钱花在这两样东西里。”她说。
“我也觉得它难看。”特拉博说，“我得想办法有所赢利地卖掉它们。这不难。整个沿海都在大兴土木。如果您想投资您的钱的话，那您就在这儿搞建筑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投资了。”
“我……”刚开口我就听到昂热拉笑了。
“对不起，”特拉博说，“我老是忍不住想到生意。”
“哎呀，罗伯特是个非常富有的人。”昂热拉说，“你们知道的，他昨天赢了多少。”
你不知道，我用它做了什么，我放在船舱里的皮包里放着什么，我想。
特拉博说：“另外，我得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昨晚我没向您讲实情。我确实是向您撒了谎。”
“撒谎？什么时候？”
“当我向您讲，我也有理由杀赫尔曼，因为我跟他做非法的外汇交易时。”
“您没有吗？”
“没有，”特拉博说，“我也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我常向赫尔曼银行贷款，是的，眼下也是。仅此而已。”
“我不理解。”我说，“那您为什么要自我谴责？”
“那是一个测验。”特拉博说，“您瞧，赫尔曼和我真正是好朋友。他的死让我很难过。我也想查出谁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因此，我当着我的客人们的面谴责自己，想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会有何反应。可是没有人反驳。他们的反应很奇怪，您不觉得吗？”
“对，”我说，“非常奇怪。尤其是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他肯定知道真情，知道您的自我谴责是不公正的，可是他也一句不反驳。这我觉得是最奇怪的。”
“泽贝格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他也许是不想当着其他人的面讲我撒谎。或者他也觉得奇怪，他附和我是因为希望弄清我的意图何在。他可以有许多的理由。但您别忘了——当不幸发生时，泽贝格还在智利。他因此几乎不可能干掉了他的上司。不管怎样，您必须知道，我真的没有干掉赫尔曼——从来没有。我艰难诚实地挣我的钱，我这个傻瓜。”
“您还记得我昨天告诉过您的我们的情况吗？”帕斯卡勒问。
“记得。”
“那就好。你们也互称克劳德和罗伯特吧。咱们大家都以‘你’相称！”帕斯卡勒说，“谁有异议，请举手。”
没人举手。
“你好，罗伯特。”克劳德·特拉博说。他戴着一顶退了色的船长帽。
“这样好。你们饿吗？”帕斯卡勒问。
“饿极了。”我说。
“那大妈我就去煮饭了。”她说，“昂热拉要让你看看莱宁群岛，如果不能看圣马格丽特，那至少要看看圣火奴拉特。圣火奴拉特要更有趣、更漂亮得多。”
“也小得多。”她丈夫说。
“咱们将停在那里吃饭。”帕斯卡勒说，“有酿肉辣椒，我今天早上预先煮好了，只需热一下。你起来吧，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她用脚趾温柔地轻挠猎狗。帕斯卡勒以姑娘般的动作走下了船长室的台阶。
“我来看你做。”克劳德说。
“这就对了，”帕斯卡勒转过头来说，“让这对年轻的幸运儿单独果会儿吧。我们让人给你们送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开胃，行不？”
“行，帕斯卡勒。”我说。
昂热拉滑到我身旁的椅子上。
我用一只胳膊箍着她。船现在又冲向宽阔的海上。
“他们俩是不是了不起？”昂热拉问。
“对，了不起。”
“你快活，罗伯特？”
“对，很快活。”我说，将她搂紧。
“这真好。”昂热拉说，“这太好了。我要你终于高兴起来。”
“你，”我说，感觉到我唇上的咸咸的海水，“这你很容易做到。你已经做到了。”
“我还会做到很多。”昂热拉说。
一只大游艇迎面而来，水波激在“沙利马”上，它开始有点左右摇晃和颠簸起来，我将昂热拉紧紧地抱在怀里。
四
23
我手抓缆绳，皮埃尔抓着另一头，当他将小艇弄到离登岸点足够近时，他跳向前，将船拉靠岸，帮着昂热拉和我下船。他说，他和小艇都留在这儿，他游会儿泳，我们不用急。
“沙利马”停在远处的海面上。帕斯卡勒祼体躺在上面的太阳甲板上，别人看不到她，克劳德躺在下面的大船舱里。他们俩都在睡午觉。大气炎热，但这里有风，还能忍受。
昂热拉穿一身鹅黄|色的套装和相配的鞋。她拉起我的手，我们从停泊点向一座雄伟而破败的门走去。这个圣火奴拉特岛至多一千五百米长，也许有五百米宽，长有许多阿莱波松树、桉树、玫瑰、含羞草、春白菊和唐菖蒲。
“我很喜欢来这儿。我来后就爬到这里城堡的塔上去。”昂热拉说，“我在这里画过许多画。你知道吗？曾几何时，这个岛占有戛纳数百年，而不是戛纳占有这座岛。事实上，戛纳是这岛上的人修建的——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
我们经过大门，来到一条长满桉树的长长的林阴路上。门上镌刻着“修道院”的字样。
“这些岛叫做莱宁群岛，因为在那个较大的岛上曾经有一座庙，供奉的是莱洛。”
“莱洛是谁？”我问。
“一位希腊神，类似赫尔库勒斯神。”昂热拉说，“我相信，这座寺庙建于公元后四百年左右——那前面你已经看得到了——是神圣的火奴拉特修建的。”我们仍然是手拉着手走，相互讲德语。单独在一起时，我们总是讲德语，若有别人在场，就讲法语。
我的左脚疼起来，但我不在乎。只要昂热拉拉着我的手，走在我身旁，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我就什么都不在乎。
我们来到大路尽头，站在寺庙大门口。我看到，有一部分修得不怎么好，只有一座十字形回廊似乎还保持着原先的美。我在荒芜的园子里看到各种石头纪念碑的残骸和一根罗马的半月形柱子。两名僧人身穿白袈裟，一位又矮又胖，另一位高大瘦削，他们正在打羽毛球。他们笑着来回奔跑，将那只轻球在空中打来打去。胖的那位汗水淋淋，大气直喘。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时，他们马上跑过来，礼貌地问候我们。昂热拉跟他们握手，介绍我，我也跟他们握手。重新见到昂热拉，两名僧侣非常高兴。
“夫人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那位胖僧人说，“因为有她，杏树会每周开花。”
“什么杏树？”我问。
瘦的说：“根据传说，神圣的火奴拉特有个妹妹，神圣的玛格丽特。当时，她跟一群信基督的妇女定居在那边的岛上，圣玛格丽特岛。她非常爱她的哥哥。但神圣的火奴拉特不允许任何女人涉足他的岛上。他自己每年只拜访他的妹妹一次。他说，只有当杏树开花时，他才去看她。妹妹深爱她的哥哥，就祈祷奇迹，请万能的上帝让杏树每个月开放，这样神圣的火奴拉特就能每月来访——遵守他的誓言。可如果他认识了夫人……”
“那他就绝对成不了圣人。”我说，“先生们，你们的谈话非常动听，是说给虔诚男人听的。”两人笑了。胖的那位讲：“请稍等一下。”他跑开了，消失在庙里，看上去好像一只白色的球滚过红色的沙路。“您一定想领先生参观那座城堡，黛尔菲娅夫人，对不对？”瘦僧人说。
昂热拉点头。
“那我就不请二位进庙了。另外，在这数百年里它也相当没落了。到如今，这里只生活着四名僧人。小岛涨价了。先后有各种人买下过它——那位女演员桑瓦尔，《费加罗的婚礼》里演鲍玛夏女爵的一号女演员，然后是弗莱尤斯的主教，然后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最后是西妥教团的僧侣们。”
那位矮胖的僧人回来了。他抱着一只绿瓶子。“送给夫人和先生。”他说。那是一瓶“莱丽娜”甜酒，是僧侣们自己酿的。“夫人为这个岛、寺庙和城堡画过一些画，送给了我们。我们将它们挂在寺院里最漂亮的地方。”那个矮胖子说，“在我们这儿，夫人想要多少‘莱丽娜’就能得到多少。”
“谢谢。”昂热拉说，“咱们四个人现在都喝一口……可我们怎么才能打开瓶塞？”
“这我也想到了。”胖子说，从他的僧袍里取出一把带开瓶器的刀子。他打开瓶子，我们轮流喝。昂热拉先喝，我第二个喝。甜酒酸甜，爽口。那位瘦的举起瓶子说：“我祝你们俩能找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和安宁。”
“谢谢。”我取出一张钞票，“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给寺庙捐献一点……”
“您可以。”那位胖子愉快地说，“您可以，先生。我们不富有。我们谢谢您。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再次相互握手，然后我跟昂热拉往前走。左脚疼得厉害。我停下来，转过身。两位僧人笑着招手。我往回招手。我一只手里举着瓶子。
“这就是那座城堡。”昂热拉说。它紧挨着寺庙。“当看到可疑的船只驶近时，僧侣们总是躲进城堡去。它建于公元一一○○年左右——为了防备海盗的袭击。你看，城堡根本不是一座宫殿，而是一座堡垒。”
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尽量不露声色，以免引起昂热拉不安。
塔的地下室坍塌了，四角形，有一个内院。围墙修在蓝色大海和松树之间的平坦岩石上，被太阳镀成了金色，闪闪发亮。在距地面约四米处有一扇门。有台阶通向它。
“从前没这台阶。”昂热拉走在我身旁说，“从前僧侣们有一架梯子。一旦海盗的船帆出现，他们就在身后把梯子拉上去。他们还迅速点燃一个火堆报警，通知谢瓦利埃山上的瞭望塔。”我们穿过门，走进一间十分破败的小教堂。“女演员桑瓦尔曾在这里举行过她的沙龙。”昂热拉说。
我从一扇窗户望进内院。那里有一个罗马式蓄水池。长廊高达两米，那也许曾经是十字形回廊。小教堂后面是个大厅，确实大得很。“岛上的所有人都经常逃来这里，”昂热拉说，“因此要大得足以藏身。我听说，僧侣们睡在这上面。”
一道宽宽的回旋楼梯通向二楼。僧侣的小房间空空的，发了霉。我们穿过从前的图书室。我气短，我的脚沉重如铅。我有点气喘吁吁。
“我走得太快，你跟不上，罗伯特？”
“不是。”我说。
我们上到三层和四层。
昂热拉说，三楼住着住持，四楼住着手下人员和看守的士兵。我们上到镀锌的屋顶上。
“所有的建筑风格混在了一起。”昂热拉说，“数百年里，这座城堡一直扩建不停。”
现在，高高地站在岛屿和大海的上方，站在火辣辣的太阳里。
“我常来这儿。”昂热拉说。我靠在栏杆上，借以减轻左脚的负担。“你看，罗伯特，那边就是戛纳。”她用手指。那是那座临海的城市，那是豪华住宅区所在的山坡。“我住在那上面，在那一排高高的棕榈树后。”昂热拉说，“我爱这个地方。我绝对不愿意住到其它地方去。我熟悉戛纳的阴暗面。尽管如此，我要永远呆在这里。”
“这我也想。”我说。太阳在数千房屋的窗玻璃上闪耀。今天，近岸处能看到许多白帆，也许是有一场划船比赛吧。脚疼得那么厉害，我迅速偷偷地吞下几粒药片。昂热拉马上就注意到了。
“你怎么了？”
“你知道的，饭后服药。”
“这不对。”她说，“你疼，罗伯特。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请你告诉我，罗伯特，请你告诉我。”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说。但紧接着我不得不坐下来，我疼得再也受不了啦。
“罗伯特！”昂热拉在我身旁跪下来。
“那好吧，”我说，“我疼。没啥严重。医生说是吸烟引起的。”
“心脏疼吗？”
“不。脚，左脚。”
“你脱掉鞋。”
“我不愿意。真的，昂热拉，一会儿就过去了。我……”
她从我的脚上脱下凉鞋，仔细打量它。然后，她开始以凉爽干燥的双手按摩脚趾和整个脚，把它抱在她的膝上。我背倚城垛坐着，她跪在我面前，拿捏和抚摸我的脚。
“别，”我说，“别惊慌，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这我已经有过好几回了。医生说，一点也不危险。”我又撒谎了，向我爱的这个女人撒谎。
昂热拉说：“你去找个专家，罗伯特，去找我们这儿最好的。你答应我吗？”
“行。”
“你得起誓。”
“我起誓。”以后我还会想到这个誓的。
“现在我们找到了对方，你可不能出什么事。我的天，那就太可怕了，太恐怖了……”
“我不会有什么事。”我说。太阳燃烧着。我听到两个僧侣在远处笑。
“如果必须疼，必须生病，那我宁愿自己承受，不让你承受。”
“昂热拉，”我说，“你胡说。”
她举起我的脚，顶在她的胸前，继续按摩。我突然感觉到，疼痛渐渐地消退了。
“已经过去了，”我说，“总是很快就过去。”
昂热拉用她的胸顶着我的脚，继续用她清凉的手指抚摸它。真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又好了，对不对？”
我点点头，站起来。
高高地俯临着大海和岛屿，在浩渺的天空下，在一座古老的守卫塔的屋顶上，我们拥抱、热吻，好像这个吻永无尽头似的。我也许会忘记我一生中遭遇的一切，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吻。直到死亡的那一秒钟，我绝不会忘记这个吻，这个在圣火奴拉特城堡顶上的午前炽热中给予和接受的吻。这是莱宁群岛两个岛屿中较小的那个。
我们的唇终于分开了。
“永远。”我说。
“对。”昂热拉严肃地说。
“为了我们的一生。”我说。
昂热拉弯身抱起那只绿瓶子，打开瓶塞，让我喝，自己也喝。然后，她将剩余的瓶中物浇在滚烫的屋顶上，扔下瓶子。
“献给地下的神灵们，”她说，“你知道。”
“对，”我说，“我知道。”我想，当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幸福时，他不需要什么就能接近神灵。我想起圣火奴拉特的开花的杏树，说：“杏树应该每天每夜为我们绽放。”
“每个小时，每分钟，永远，罗伯特，只要我们活着。”
我在一个城垛上瞥见了一只蜥蜴。它端坐不动，圆眼睛盯着我们。
24
“跨国公司，”克劳德·特拉博说，“这是什么？这是在许多国家里营运的公司。他们依照商业赢利的信条，将生产和投资计划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
克劳德坐在轻轻晃动的船尾，光光的腿搁在一张藤椅上，手端一杯威士忌。我坐在他对面。昂热拉和我从圣火奴拉特返回来了。昂热拉和帕斯卡勒躺在我们头顶的甲板上晒太阳。她们一丝不挂，任太阳晒黑。我听到她们低声交谈。现在是下午四点半，静得很。我也喝威士忌，小口地呷。这里的水清澈无比，能看到海底。海底有岩石、水草和许多大大小小的鱼。
“跨国公司都富得流油。有一些的生产能力，其价值甚至比一个中等国家的全民收人还要大。比如说，通用发动机公司的销售额就比荷兰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大。标准石油公司、荷兰王室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他们的销售额比奥地利或丹麦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大。通用电气公司超过挪威，克莱斯勒公司超过希腊、英国，荷兰的跨国公司优尼莱福尔跟新西兰一样高。这些公司的领导结构组成复杂，几乎弄不懂是哪里在作决定。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外国的康采恩也控制着重点工业的百分之二十。德国的一百家最大企业，大约三分之一是受国外控制的。那确实是些大企业……”
纳芙塔利小狗慢慢地从甲板上走过来，在克劳德·特拉博身旁躺下。我们听到两个女人在我们头顶笑。微风习习，游艇剧烈晃动。
“如今，想要分裂这些公司，连这些国家也做不到。它们全都超过了有可能发生这种事的界限——若不重新规划整个经济的话，这是联想也不用想的。这些跨国公司的所作所为，无论是从民族立场出发还是受雇于它们的那些人的利益出发，有许多都是不受欢迎的。这些公司自行决定在何处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在何处生产。它们可以决定投入多大的生产量。它们可以阻止将划时代的新发明用于经济，如果它不适合赢利目的的话。它们的规模和弹性使针对它们的一切压力、也包括政府的压力都无效。只能预感到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企业能力和它们对市场对竞争甚至对政治对国家的影响——我不想把话讲得太满。我的酒店业的朋友和我坚信，英镑的压力主要是对跨国公司的户头的压力。我们面临的这股力量，它能将世界货币市场搅得天翻地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根本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这就是说，拿它什么办法也没有？”我问。
“如果这些国家不全力反抗的话，那么这些魔鬼公司的所作所为就无法控制，无法惩罚，最终导致彻底的混乱。”特拉博笑望着我，“你想想，这话是我这种人讲的。但是我可以一边赚很多的钱，一边还这么为社会着想，你不这么认为吗？”
“是这样，肯定是的。”
“我不属于任何跨国公司。我的酒店连锁店总是跟酒店所在的国家合资建造。另外，在你昨天在我们家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我是惟一能这么讲的人。”
我突然高度清醒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他说，“这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什么？”
“这么说你不知道了。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泰奈多斯和基尔伍德组成了这么一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也在你的国家。科德公司属于他们全体，你明白吗？”
我只能点头。船似乎骤然剧烈晃动起来了。科德公司属于他们大家……原来不只是属于基尔伍德，不，还有泰奈多斯、萨冈塔纳、法比安和托威尔！
“他们的家庭银行赫尔曼银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营规模如此之大，这些人应该能帮助他摆脱任何困境，并且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拥有不受限制的手段。可是相反，赫尔曼却被谋杀了。”
“是的。”我说，“没人知道为什么。”
“没人知道。”
“克劳德，你不知道你帮了我多大的忙。”我说。
25
晚上七点，我们又驶进康托码头。照克劳德最喜欢的习惯，他还想呆在船上聊天喝酒，可是帕斯卡勒说服了他：“你难道看不见，这两位想独自呆着吗？现在你就打起精神来，破例单独跟你的老太婆喝一回吧。”
我身上被太阳晒得火燎燎的，尽管搽了许多防晒霜、防晒油。它被晒成了深红色，我的脸也被晒得厉害。我为这美妙的一天向帕斯卡勒道谢。
“废话，好极了，”她说，“我们很快再这么做。你是昂热拉的朋友。因此你也是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纳芙塔利？”
那只猎狗吠叫一声。我们跟皮埃尔和马克斯告别。我给了他们俩小费，离开，鞋拎在手里，沿浮桥走向码头。昂热拉的梅塞德斯车停在那里，就在一幅涂在码头墙壁上的大标语下，标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拎着昂热拉的大包，她把毛巾、她的浴衣和我的游泳裤塞在里面。我扶着她穿鞋。然后我穿上我的鞋。
“一点也不疼了吗？”昂热拉低语道。
“一点也不了。”
特拉博夫妇站在他们的船上，冲我们挥手，直到昂热拉将梅塞德斯车开出了码头。
“我口渴。”她说，“你们男人酗酒，而我跟帕斯卡勒在上面烤太阳。等等，小伙子，大妈现在得喝点东西了。”她把方向盘往右转，马上停在了一堵土灰色建筑前面：“康托码头俱乐部”。我们走进一个凉爽的厅里，走过俱乐部的许多房间和一个小酒吧，那里面有一支三人小乐队在演奏，正对着一座阴凉的平台。我们坐到靠墙的一张桌子旁，那儿能听到音乐。除了我们，另外还有四对。我叫了香槟，酒送来后，昂热拉像渴极了似的喝了一杯。我马上又给她倒上了。夜色降临。光线又一分钟一分钟地变换着颜色，空气像丝绸一样。我穿过敞开着的门走进酒吧，给音乐家们钱，要求他们演奏《随风飘去》。然后我走回我们的桌子，昂热拉抬头望我。
“你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我说。
我们喝酒，接着响起了《随风飘去》的第一节。
“咱们的歌。”昂热拉说。
她跳起身跑进酒吧，平台上差不多是空的，紧接着喇叭里就传来了她的声音。她对着一只麦克风唱，声音很低，几乎是耳语，因此歌词听起来半似在唱、半似在呵气，是德语……
“这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和痛苦之路？这世界上有多少座伤心的海洋……”
钢琴。打击乐器。堵塞的萨克斯管。昂热拉的声音。我靠回去，喝酒，我的思想神游、神游……
我说过，我未婚。我骗了昂热拉。这是卑鄙的……
“有多少母亲早就孤苦伶仃，等啊，至今还在等？……”
我的身体灼烧。那不仅是太阳，不仅是香槟。你知道那是什么。你骗了昂热拉。你家里有一个妻子。你不自由。不，你不自由……
“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昂热拉耳语般的声音唱道。
那又怎么样！我一下子不再良心不安了。那又怎么样？我是自由的！我的婚姻死去了。卡琳只在纸上算是我的妻子。我爱的那个女人，我的妻子，她在这里，就在我身旁，她叫昂热拉。
昂热拉唱：“……如今有多少人还不自由却又心甘情愿？有多少孩子晚上休息时饿得难以入眠？……”
我不想说出真话。我不会讲出真话。我会祈祷，其他人不会说，昂热拉不会从别人处获悉。我得澄清我的案子。我得工作。挣钱。我不能趴下。
“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我必须……我必须……什么？我必须什么？我难道不可以幸福一回吗？我这一生可都只是必须、必须！
我越来越陷进激动和自我辩护之中，因为我感到，我不对昂热拉讲实话是不对的。我不能对她讲！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会失去她……
“人们为炸弹、火箭和死亡支出的金钱堆积如山。”昂热拉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有些人今天夸口夺得很大，却一点也缓解不了困难……”
我不想失去昂热拉！绝不！那将是结束，一切的结束……
“为了让人类反省，还得再发生多大的灾难？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昂热拉的声音停了。萨克斯管缓慢伤感地吹起来，将曲子吹完。当昂热拉唱时，我打开了凡·克莱芙的那只小盒子。现在，我让那两只钻石耳环落进昂热拉只有半杯的香槟酒杯里。她容光焕发地走回到桌旁。
我站起身。
“谢谢，”我说，“谢谢，昂热拉。”
“我们的歌，”她说，“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歌。‘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全是我们的。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对不起，亲爱的角落，我们今天对你不忠了。明天我们再来看你。”我们就坐。“那里面还是很热。”昂热拉说，“噗！咱们还能再喝一小口吗？”
“咱们一定要喝。”我说，“咱们还能再喝一小口。咱们能喝下。”
昂热拉发出一声惊叫。她盯着她的杯子。
“我怎么了？”她说，“我在我的杯子里看到耳环。马蒂妮·卡洛尔的那种。我醉了。”
“我也醉了，”我说，“我也看到你杯子里有耳环。把它们取出来，亲爱的，要不然你会吞下它们去。”
昂热拉用手指从香槟里取出那首饰。
“戴上它们。”我说。
她的脸色倏忽变了，一脸严肃充满了责备。
“你真是发疯了。这我绝不接受！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你是我爱的女人。”
“可这是发疯！你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我当然有这么多钱，”我说，“要不然我就买不起这耳环了。是凯马尔夫人和凯马尔先生最好的推荐。”
“不，这我不接受！说什么也不行！不然我会感到自己像个表子！”
“可爱的表子！我一直就想爱这么个表子。”我说，“Le chaim，我的宝贝！”我转身，“侍者，请再拿只杯子来。”
“就来，先生！”
昂热拉仍然盯着那对钻石耳环。
“可你从哪儿……”
“喏，赌场啊！你忘了吗？”
“你把你赢的一切马上就送去了凡·克莱芙？”
“远不是全部，也不是马上。直到今天早晨。自从我看到你如何盯着它们看——你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就想买这对耳环。可我买不起。然后十三来了，连续三次。这难道不是命运吗？”酒吧负责人亲自拿来一只新杯子，斟满酒。昂热拉为我作介绍。酒吧负责人名叫雅克。
“很高兴认识您，先生。”雅克说。
“我也一样。”我说，“请再来一瓶，雅克先生。”我心头轻松，心情高兴。酒吧负责人离开了。
“不，不，不，”昂热拉说，“我不要这耳环。我跟你去凡·克莱芙，咱们把它们退回去。”
“他不会收回的，这种事珠宝商是不做的。”
“凯马尔会做的。我们是朋友。”
“我们也是朋友。他不收回这耳环，他答应过我。现在，请你试试它们吧。”
她的大眼睛瞪着我。
“这一切是发疯。”她说。
“对，甜蜜的疯狂。”
“这不会有好结局。”
“当然。”我说，“你应该试试这耳环。”
她忽然笑起来。
“你真是不可思议，罗伯特！赢了钱——做什么？”
“是啊，做什么？”我问。然后，我看着她将两只镶有长长的条形钻石的耳环戴到她的小耳朵上，对着一面化妆镜端详。“它们是不是美不可言？”
“你美不可言。”我说。
“哎呀，罗伯特……”她抓起我的手，我看到她手背上的白斑。“罗伯特，我……我谢谢你……要是你知道，我多么想得到这一对耳环……”
“我知道。我全知道。”我说，“凯马尔先生和我是结拜兄弟，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友谊雷打不动。喝光！咱们要开第二瓶庆祝了。今天是个节日，得庆祝它。”酒吧负责人雅克用一只银托盘又端来一瓶。我亲手打开它，重新斟满我们的杯子。我们碰杯。此时，海上、岸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灯光齐亮。“为我们干杯。”我说。
“为我们干杯！”昂热拉说，“我还从没接受过男人送的首饰。你是头一位。”
“夫人，”我说，“您给了我许多愉快的消息。”
“罗伯特……”
“嗯？”
“一个女人肯定能非常、非常地爱你。”
“我不要随便哪个女人。我要你。”
她的手还放在我手上。耳环在她的耳朵上晶莹闪亮。我跟克劳德·特拉博在游艇上喝了很多。现在我感到我渐渐醉了，淡淡地轻轻地醉了。“我始终只要你，昂热拉。”我说，吻她的那只手背有亮斑的手的手心。
一群嘈杂愉快的人走上平台——看他们的样子像是电影人。他们在稍远的地方坐下来，讲着意大利语。一共是七个男人和一名年轻女子。
“这位是克劳迪娅·卡蒂娜尔。”昂热拉说，“你快转身看。”
“不。”我说。
“你转身看看她吧！她那么漂亮。我很喜欢看她的片子。她美若天仙。”昂热拉也有些醉了。
“不如你这么美若天仙。”我说，“你以为我为什么脸朝墙坐？因为我只想看你，一直只看你，不看别人。”
平台上的灯也亮了。它们的光线让钻石耳环晶莹缤纷。
26
我们开车去昂热拉家，她跟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我跟往常一样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她戴着那对耳环。车子里的收音机调到了蒙特卡洛台。约翰·威廉姆斯唱着：“谢谢，再见，谢谢……”我们又行驶在有着广告墙和歪斜的房子的拐弯抹角的老胡同里。车灯下突然冒出一个人影来。他蜷缩成一团，坐在人行道边，头埋在膝上。昂热拉急刹车。她下去。我跟着她。她先于我来到那人面前。她跟他讲话。
他不舒服吗？他病了吗？
那个痛苦的人好长时间没有回答。他终于抬起头来。那是一位老人，他的脸上形成了结痂的疹子。
“我是园丁。”他低声说，“我在这儿工作过，就在这附近。在一幢别墅里，我不想说出它的名字。也不是指它，是尊贵的夫人将我赶了出来，今天晚上。”
“为什么？”
“您看看我的面孔吧。”老人说，“我面孔难看，又长了这疹子。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染上它的。可能是某种植物保护剂，几星期前有那么一罐炸在了我脸上。我的夫人对我的脸感到恶心。我也对它恶心，可我能怎么办呢？这是我的脸啊。”
“然后呢？”昂热拉跪在他身旁，同样低声地说。
“没了。”老人说，“我现在怎么办？我这种年龄的人到哪儿还找得到工作？加上这疹子！最好是您的车子压死我，我就完了。可我连这运气也没有。”
“你上车吧。”昂热拉说，“我马上来。”
我走回梅塞德斯车，坐进去，看到昂热拉跟那个老人交谈，然后把她拎包里的所有钱都给他。然后她向我走回来。我看到那位老人站起身走了。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我们不讲话，直至开到那个一到夜里就放下拦木的铁路道口。在这儿，昂热拉得等。
“我给了他一个地址，”她说，“拉瓦尔夫妇的。他们也住在这儿。有大花园，急需一名园丁。我告诉他，他得去找哪个医生看他的疹子。我已经见过一位患这个的园丁。那位医生能治好它。那肯定是由于那些植物保护剂。”
拦木升起。
昂热拉继续往前开。
她载着我们回家。
27
回家。
这下我头一回写下了这个词。这就像我当时的感觉——昂热拉的房子也是我的，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窝，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遭遇上什么不幸的事，当时我这么想。
我们进房，门缝下的地上有一张纸条。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每天早上向圣盖特鲁德为你们祈祷幸福。阿尔奉欣·佩蒂。”
“这座圣盖特鲁德教堂坐落在火车站附近。”昂热拉说，“阿尔奉欣住在火车站附近。”
“你的清洁女工在那儿祈祷。”
“对，每天早晨。”昂热拉说。
我一个人站在前厅里，手里拿着纸条，因为昂热拉跑进卧室脱衣服去了。途中她将厨房、客厅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全打开了。正播放第二遍晚间新闻。
昂热拉又出现了。她穿着一件毛巾布短浴衣和拖鞋，戴着耳环。我脱去我的衬衫和我的鞋，坐到厨房里的凳子上，望着昂热拉以最快的速度做一道俾斯麦鲱鱼色拉。当她在厨房和平台之间来回跑时，她听着新闻。我帮她铺外面的桌子。我又俯瞰着城市的灯海和茫茫的大海。我现在不能跟昂热拉讲话，她在听新闻，贪婪地吞进每个词。我也是——谈的几乎净是英镑的贬值。其它的大工业国家，主要是美国，要求马克增值。芬尼俱乐部在巴塞尔开会。日本股市反响强烈。意大利也一样。
我从康托码头给“庄严”酒店打过电话。那里没有给我的留言，也没有电报。拉克洛斯没联系。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基尔伍德还酣睡未醒吗？巴黎的那些高级人物还没到吗？
昂热拉在她的电视机之间跑来跑去，浴衣敞开着，我一直看到她秀长的双腿的上部。除了鲱鱼还有花式面包，那种白面包，以及克隆堡啤酒，冰冷的。我们坐在平台上，边吃边喝，望着对方。
电视机里正播放一场演出。三台机子里响起音乐。
“它们美不美？”昂热拉说，将头转来转去，让耳环的钻石闪烁，“是不是美极了？”
“你，”我说，“你美极了。”
电视里的演出中有许多非常老的感伤歌曲。昂热拉和我收拾走了盘子。我们在平台上跳舞，客厅里的灯光洒落到平台上的花海里。我们跳得很慢，紧搂着，她两臂抱着我的脖子。我们边舞边吻对方，一再地吻。
“好在咱们俩都吃了鲱鱼。”昂热拉说。
她停下来。她的吻越来越亲热，越来越强烈。我感到：她今天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做一切。这时我突然明白：我不能骗这个女人，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秒钟也不能再骗她！
我在她的拥抱中说：“我没对你讲真话，昂热拉。我结婚了。”
我能感到她如何僵住了。她缓缓地、机械地松开我，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关掉电视机，回到平台上。她坐到一张藤椅里。我坐到秋千里。我们沉默。
“婚姻很不幸。”我终于说。
“是的，当然是了。”昂热拉愣愣地说。现在她又讲起法语来。“所有男人的婚姻都不幸。他也是，他，我为了他……”她顿住了，“他的婚姻不幸得可怕。”
“我是真的。”我说。
“住口吧。”她说。
“对不起，昂热拉……”
“叫你住口！我不跟已婚的男人恋爱。你……你很诚实，还是向我讲了实情。但现在结束了。拿去，收起这耳环吧。”
“不。”
“收起来！”
“不！”
她跑进厅里，我的衬衫挂在那儿，她将它们塞进一只口袋。她又走回来。
“我跟我妻子谈，”我说，“我离开她。这是我今晚还想对你讲的。我请求跟她离婚。我妻子，她比我年轻。她面容姣好。她也早就不爱我了——如果她什么时候爱过的话。”
“说说而已。”昂热拉说，坐回她的椅子，“空话，空洞的话。一文不值。”
“我是认真的。我还从没对什么事如此认真过。我明天飞回杜塞尔多夫，跟我妻子分手，昂热拉。我要你，只要你。我需要你就像需要空气和呼吸一样。”
“走吧，”昂热拉说，背转向我，“请你走吧。”她盯着深处的灯光。
“昂热拉，相信我……”
“你该走了！”她突然发疯地叫道，然后又低声说，“对不起，罗伯特，请让我现在一个人呆着。”
徒劳。
我再劝她，可是她不回答。她望着下面的城市、海洋，不再望我。
“好，”我说，“我走。”
她不回答。
“我还来，”我说，“当我跟我妻子分手之后。”
她不回答。
“晚安。”我说。
她不回答。
我走进前厅，穿上我的衬衫，感觉到了那对耳环，再次走回平台。昂热拉背转向我。她看上去就好像是坐着死去了。于是我离开了这房子。
28
她浓妆艳抹，Ru房硕大，ρi股肥大，一张嘴又大又红，像一道开裂的伤口。
“你最喜欢什么？”那位黑发女郎问，“我什么都做。你只要付钱就行。如果你有特殊愿望，我都能满足你。现在让我摸摸。老天，你真行，我的宝贝。”
这是在加拿大路的一家酒吧里，但这是他们后来接我时我才得知的。酒吧开在一家按小时收费的酒店里，这我进来时也知道。我要是知道了，也无所谓。离开昂热拉家，我想徒步走回“庄严”酒店，但在那种状态下，我失去了一切方向感。来到这条加拿大路，我看到街上有许多妓汝，有许多酒吧，我听到和看到很多的美国游客。
我想酗酒，因此我走进了霓虹灯广告最醒目的那家酒吧，坐到柜台前，叫了杯威士忌。这时，那位Ru房硕大的黑发女郎就走过来了，不用请就紧挨着我坐下，抚摸我的大腿。这家酒吧里只有妓汝和非常响的音乐，无数对男女走进来，消失不见了，许多男人都酩酊大醉。但一切都平平静静。酒吧里朦朦胧胧，虽然大门外亮堂堂的。
我突然看到了昂热拉，我离开时她在平台上的样子。我知道，我得赶快多喝点，好忘记这幅图像，好忘记昂热拉，好什么也不再想。我恍然大悟，人们不仅彼此相爱，人们也彼此相恨。我开始要双份的威士忌。那位黑发女郎喝香槟，她说她的胃有问题，受不了威士忌。
“更别说苏格兰威士忌了。我恨英国人。你可不是，对吧？”
“不是。”
“你是哪国人？”当我将一只手Сhā进她的胸衣时她问。
“德国人。”我说，喝酒，又要了个双份。
“我爱德国人。”黑发女郎说。
“明白。”我说。
我感觉酒精开始起作用。我还在想昂热拉，但不再是愁肠寸断，而是怒不可遏。我对她是真诚的。如果我撒了谎，那就一切无事了。我应该继续撒谎。不，我想，我必须讲真话。我又喝下双份，喝完我想，我要停止酗酒，因为要不然我就不行了。
这担心来得没有缘由。黑发女郎将我拖到楼上她的房间里，迅速脱光了衣服。我也脱光了我的衣服，床咯咯作响。当我醉得还能想时，我想：见你的鬼去吧，昂热拉，我够了，让你见鬼去吧！去见鬼吧！我确实是醉了。黑发女郎开始叫起来。她叫得那么大声，有人敲起墙来。我对她说，她应该住嘴。可她说，她是那么兴奋，她服了一种抗疲乏的药，这药也让人特别的敏感，我又让她获得了这么大的满足。
喏，我尽可能让她满足，我们做我想得起来的一切，她全都照做不误，她只是再三地索要额外的费用。她根本不贵，又年轻，不足二十五岁，她的皮肤非常白。最后我精疲力竭地仰面躺着，她在坐盆上洗，说她爱我，德国人是了不起的男人，跟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完全不同。然后她告诉我，厕所在哪里。我穿过走廊，去厕所里洗、呕吐和漱口，再走回那个黑发女郎那里。她躺在床上读《潇洒马丁报》。
“现在他们将英镑贬值了百分之八，”她说，“我这儿正好读到。对英国人不利，对不？”
“对。”我说。
“我很高兴，”黑发女郎说，“狗屎。”
“什么狗屎？”
“美国第六舰队的军舰下回要到七月初才来，就在独立日前不久。你知道，到时候这里将隆重欢庆。我可以告诉你，到时候这儿也许会有不少交易可做。前年他们来个不停。今年他们为何来得这么少？”
“地中海有很多的俄国人。”我说。
“他们也应该到这儿来，”黑发女郎说，“俄国佬和美国佬。小伙子，那就美了。据说俄国人挺行。当然不如你行。美国佬也很棒。他们带来他们的全部家当，将它们花光。我可以对你讲，他们也许是发泄。我不想做水兵。连续几个月没女人，只能手Yin。你不信俄国人也会到这儿来？”
“不，我不信。”我说。
“那他们在哪儿玩？”黑发女郎问，“他们总不能光在地中海里游来游去，他们总得上岸啊，对不？”
“你说得对。”我说。
“这是政治，对吧？”
“是。”我说。
“狗屁政治，”黑发女郎说，“把我们的生意全毁了。”
“这有点儿说对了。”我说。我一点也不再想昂热拉，一下子累坏了，只想睡觉。
“你到底叫什么？”黑发女郎问。
“阿多夫。”我说，“你呢？”
“杰茜。”她说，“你要是累了，就睡吧，我马上把灯关掉。只想再读一下体育部分。拳击，你知道。今天干够了。你也付的是整夜的钱。早晨，我再给咱们俩做点什么好吃的。”
最后那句话还没听完，我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想不起来做过梦。有一回，杰茜摇着我的肩膀唤醒我。
“什么……什么事？”
“阿多夫，伙计，你病了吗？”
“为什么？”我睡意朦胧、含糊不清地说。
“你在睡眠中喊叫。难道你是个疯子？”
“不是，”我说，“我有时候喊叫。如果侧睡，我就不喊叫。”
“是的，是的。好了，你们这些蠢猪！”杰茜大声嚷道，因为隔壁又有人在敲墙。然后，她在她摁亮的床头灯的灯光下注视我，抑郁地说：“你非常爱她，是不是？”
“谁？”
“好了好了，”杰茜说，“继续睡吧，不过请侧睡。”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侧睡了，反正我不再喊了。下回我醒来，是因为有人在敲房间的门，喊我的名字。
“来了，”我大声说，“来了！”
杰茜躺在我身旁。她从梦中惊醒，诅咒。
“安静，”我说，“是叫我的。”
“请您打开门，卢卡斯先生。我们是警察！”
“你干了什么坏事吗？”杰茜盯着我，“从窗户出去，你就到了屋顶，从那里……”
“没事儿，”我说，“我得打开门。”我起来，我的头疼得要炸，我套上内裤和裤子，喊：“等一会儿！”
我走向门，打开来。
两位穿着便衣的人站在外面。他们俩都戴着帽子。
“刑事警察。中心分局的罗杰和克拉迪。”两人中年纪较大的那位说。他们出示他们的证件，我仔细查看了它们。
“我们得请您跟我们走。”
“去哪儿？”
“去莫金斯，离这儿不远。鲁瑟尔探长请您马上去。”
“行，明白。”我边穿衣服边说。我没洗脸没刮胡子，但这无所谓。杰茜坐在床上，露出她的Ru房，一句话也听不懂。
“一大群警官找您几个小时了。”我系领带时较年轻的那位讲，“您受到我们的监视，这您知道。”
“对。”
“我们的人今天夜里在这个区盯丢了您。我们已经去过黛尔菲娅夫人家，可她说，她不知道您在哪儿。因此，我们搜查了这里的所有酒店和客栈。有一大批，先生。”
“出什么事了？”我问。
“不清楚，”叫罗杰的那位说，“我们直接从分局来。我们有车。我们开车送您去莫金斯。”
提到昂热拉突然使我流出泪来。
“您怎么了？”
“灰尘进眼睛了。”我说，拿一块手帕擦擦，但眼泪老是不断地流出来，“再见，杰茜。”
“再见，阿多夫。”杰茜说，抛给我一个飞吻。
我们走下酒店的楼梯，它很窄，摇摇晃晃，然后坐进一辆黑色标致车。罗杰坐在方向盘后，太阳照花了我的眼睛，使它们生疼。我感到自己像头猪。
直到我们上了十字架路时，罗杰才问：“那妓汝是叫您阿多夫吗？”
“对。”
“为什么？”
“我告诉她我叫阿多夫。”
“原来如此，”罗杰说，“我还以为你们俩吵架了呢。”
五
29
约翰·基尔伍德的脸圆得像只气球，鼓鼓的，似要炸裂，舌头发紫，挂在嘴外，眼睛外凸。约翰·基尔伍德脖子上有一根尼龙绳。绳子系紧在浴室房顶的一个钩子上。约翰·基尔伍德就挂在那上面。他只穿着一条睡裤，上面被吐脏了。
这是所有照片中的一张。
还有许多别的照片，包括放大的脸，全是彩色的，全是高感光。我一张张地看，感到不舒服。鲁瑟尔探长将照片一张张地递给我。我们站在莫金斯的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里的二楼，这又是一个酷热天。屋子里有许多人，他们进进出出，站在鲁瑟尔和我周围。约翰·基尔伍德，那个详细招供了他是赫伯特·赫尔曼的真正凶手的人，已经一命归西了。
“他是自己上吊的吗？”我问。
“绝对不是。”鲁瑟尔说，“我们几乎还什么也不懂，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不是自杀。约翰·基尔伍德是被杀的。”
莫金斯这小地方只有三千居民，处在一个高坡上，从那里能远远地眺望格拉瑟和大海之间的地带。我们是穿过有古堡遗迹的大门驶进这座小城的，驶过一个男子的半身塑像。罗杰向我解释，这是拉米·封·瓦利指挥官，他于世纪之交在一次远征撒哈拉时阵亡，出生在莫金斯这里。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叫做“天宇”。它坐落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前面是一座美丽的老教堂的广场。广场很小，长着梧桐树和几棵棕榈树。这座房子三层，狭长，窗户很高，挂满深红色的真丝窗帘。整座房子保持着红色调。
除了鲁瑟尔、拉克洛斯、克斯勒以及刑警中心分局的凶杀科、鉴定科和司法警察的官员之外，还有另外三人在场。鲁瑟尔为我跟他们作了介绍。第一位叫做毛里斯·法布勒，来自巴黎的内政部。看他的穿着似乎级别很高，尽管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观看着检查。第二个人来自巴黎的财政部，名叫米歇尔·里卡德，有一头蓬乱的黑发。他也差不多一声不吭。第三个人是从尼斯的美国领事馆过来的，因为基尔伍德是美国人。他叫弗朗茨·黎德威。最后，还有那位我已经认识的矮个子警医韦农大夫。主角约翰·基尔伍德不在场了。他已经被装在一只金属浴缸里弄到了法医研究所。痕迹寻找者和鉴定科的人员在屋子里穿行，把石墨撒到桌沿、杯子和瓶子上，寻找指纹和许多别的东西，一直在不停地拍照。
没有谁对我的外表讲什么，他们有别的担心。讲的是法语，美国领事馆的那位讲得非常吃力，听力很差。一个警察走过来，不停地往这些男人的杯子里倒黑咖啡。我喝了三杯茶，这下我感觉好些了。
拉克洛斯问候我时说，他们从凌晨五点起就在找我。也就是说，凌晨五点，鲁瑟尔和他进屋来，想唤醒基尔伍德，因为他担心基尔伍德会不会服食了过多的安眠药——对一个盛满威士忌的身体来说太多了。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那个醉鬼，吊死在这根钩子上。
我问：“你们先前进过屋吗？”
“常进来，”拉克洛斯说，“有时是我，有时是探长。”
“我也进来过。”克斯勒说。
“怎么样？”
“基尔伍德在睡觉。女管家八点钟就走了。她是今天早晨来的，我们审讯了她，又放她走了。”
“自从我们有了这份招供之后，昨天一整天我们轮班看管他。”鲁瑟尔说，“对面是‘法兰西酒店’，我们把现场总指挥部设在那里面。我们等候来自巴黎的先生们。我们早就通知了美国领事馆。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点左右赶到的。”
“我也进过屋几回，看到基尔伍德正在睡觉。”黎德威用他的蹩脚法语说。
“正如所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再地进去看。”拉克洛斯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唤醒和逮捕基尔伍德？”
“他根本不应该受到逮捕。没有理由逮捕。只不过是警方传讯。传票要等两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带来。”
内政部的法布勒说：“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在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得跟美国大使馆商量。”
财政部的里卡德说：“因此我们赶不上飞机了。空军的一架飞机把我们送到尼斯。我们从那里坐车赶来。遗憾，无法更快了。此事非同小可……”
“我明白。”我说。
“我已经跟里卡德先生谈过。”克斯勒说。这两个人相互表示同事间的敬佩。
鲁瑟尔说：“基尔伍德无法逃跑，这房子由宪兵看守着。在理论上有可能，有人从花园里潜入，由墙壁爬上去——墙上有常春藤——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更有可能是某个人一直藏在房子里，没被我们发现，干完后溜走了。怎么做的，我无法想象。”
“我也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最后我们不得不试图唤醒基尔伍德——来自巴黎的先生们已经陪我们等了好久了。”
“另外，发现死者时，我是一同进屋的。”法布勒说。他脸色发黄，肝脏肯定有毛病。
“我也是，”财政部的里卡德说，“跟我的同事一道。”他望着克斯勒。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里是谋杀而非自杀呢？”我问鲁瑟尔。他一边讲话，一边将已经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我看。
“大夫说的。”我们全都望向法医，那个矮个子，比拉克洛斯还要矮。
韦农大夫抬起他的细胳臂。
“这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卢卡斯先生！我们刚把他从钩子上取下来，我就看出来了。根本没疑问。当基尔伍德被挂上钩子时，他已经死了。”
“大夫认为，”拉克洛斯说，“基尔伍德是在睡觉时被尼龙绳勒死的。”
“勒死的，乖乖，勒死的。”矮个子医生说。
“原来他是被勒死的。”
“这谁能知道？”韦农又举起细胳膊。他在浴室里来回走动，手里端着咖啡杯。浴室很大，我们全都站在里面。他喝上一小口。“我告诉您吧，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对死因什么也不能讲。看上去，基尔伍德像是被勒死的。”
“那好吧。”我说。
“但是这屁用也没有。我得剖开尸体。您看，乖乖，也可能是假装被勒死的。也许基尔伍德是被毒死的。或死于心肌梗塞。或因为被勒住咽喉吓死的。”
“那好吧，可总得有个人把他挂上这根钩子呀。”
“当然，乖乖，当然了。”韦农拦住那位拎着咖啡壶来回走的警察，“我还要一杯。非常感谢。啊，真舒服。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他在尸体解剖时会显示出窒息的症状。我对您讲，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因为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在勒死时颈静脉和颈动脉堵塞，脊椎动脉却畅通。结果是脸上出现淤血，膨胀，发紫，等等。”
“那脸是发紫，胀鼓鼓的。”我说。
“它先前就是这样的！因为酗酒。基尔伍德酗酒，这我们全知道。它不像一个被勒死者那样紫那样肿胀。”
“这么说他不是被勒死的？”我问。
“谁这么讲了？”矮个子医生低声笑起来，“也许这张脸是因为酗酒而发紫发肿的。当凶手将基尔伍德拖进浴室并吊起来时，他一定放松了尼龙绳。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勒住喉咙引起的肿胀和紫斑会因此消失。”
“真见鬼，”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说，“这简直是捉弄人。”
“既然凶手做得这么天衣无缝，他为什么还要伪造出上吊的假象呢？”我问。
“他以为他做得不是天衣无缝。他认为他这么做才没有破绽。他确实想得很周到，但还是有漏洞。他没有医学知识——我对您说过，这是最棘手的领域之一。”
“但您还是肯定，基尔伍德不是自杀的。”
“完全肯定！”
“但是，为什么要杀死基尔伍德呢？在这份招供之后可没有理由这样做啊！”我说。
“谁知道这份招供呢？”韦农胜利地掉头望，“呃，啊！不管是谁藏在这屋里——我可以推断，是一个男人谋杀了基尔伍德，嘿嘿嘿——他肯定不知道。”韦农沾沾自喜，“如果基尔伍德真是被勒死的，我解剖尸体必然会在结膜和头皮里发现出血，而且是大出血。当然也可能根本没出血。”
“这个人让我发疯。”财政部的那个人低声对我讲，用一块手帕擦擦脸。
“怎么会根本没出血？”拉克洛斯问，淡淡地微笑着，一脸狡黠。
“这取决于——还有咖啡吗？有？好极了。请再来一杯。这取决于勒杀工具，也就是那根绳子，是不是抽紧了或中间又松开了。多谢咖啡，乖乖。”
“这就是说，”我说，“如果绳子抽紧了，那么，您就会找到特别多的血。”
“完全相反！如果绳子抽紧了，非常紧而且突然，我就根本找不到出血。”
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发出声音：“噢！……”
“这位先生怎么了？”
“流鼻涕。”鲁瑟尔说，“为什么根本不出血？”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血管都突然闭合，血上不去。这可是一目了然的，小家伙，对不对？”
“一目了然。”鲁瑟尔说，“请您原谅，大夫。”
“但也有可能绳子被猛一下抽紧了！凶手也不是在床上勒死基尔伍德的——如果是勒死的话——而是在浴室里。看看那浴缸旁的呕吐痕迹吧。我们在床上找不到。这样，死亡就是在浴室里发生的。这凶手想得可够聪明的，但还是聪明不到家。”韦农喝咖啡，然后来回走动，继续讲解，“也可能是喉结受损。”
“啊哈。”我说。
“但也不一定！一件刺激物，这是勒杀，正如所说过的。如果是勒杀的话，我承认，有一些证据说明了此事。我在喉结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勒痕。它是平面延伸，颈部很明显。我在尸体解剖时也能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里发现骨折。”
“好，好！”拉克洛斯嘲讽地幸灾乐祸道。
“……但是我不必。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不了这种骨折。”
“这家伙真让我受不了。”美国领事馆那个人说。韦农冲他像孩子似的微笑。
“请您现在忘记死因吧，大夫。死亡时间如何？您对此能讲点什么吗？”鲁瑟尔问。
“对，这也是难以说清的一回事。难，很难……”
“为什么难？您是五点半来的。当您看到基尔伍德时，尸体发硬了没有？”
“能不能给我点糖……谢谢。先是局部变硬，下颚的肌肉。脖子和胳膊，腿和脚还没有。”
“这么说您到达时，基尔伍德死了还不足五个小时。”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怎么是个问题？”鲁瑟尔低声说，“五个小时后尸体就完全发硬了。”
“您说的！其他人可不这样讲。不过好吧，常温下五个小时。只是这房子里的温度不正常，浴室里尤其不正常。浴室里非常暖和，这你们全都会同意我，对不对？那好。也许，当我来时，基尔伍德已经死去五个小时了，但因为温暖，还没有全身发硬，小家伙。另外——发硬根本不是从下颚开始，而是从心脏——这我没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断定呢？”
“我们知道，早晨五点钟基尔伍德无论如何已死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他。您在五点三十分来到这里。有没有尸斑？”拉克洛斯问。
“我未能发现。”
“这么说基尔伍德死了还不到三小时……”
“等等，小家伙，等等……当一个人被迅速勒死时，血虽然流得更快——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是液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尸斑出现得晚，虽然……”
财政部的里卡德大声呻吟。
“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温和地说，“请问——在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基尔伍德最早死于何时，最迟死于何时？”
“这我不能给您准确的时间！这谁也做不到！”
“不确切的时间。”
韦农咕哝道：“不确切——这是不是说，您允许我有一小时的偏差？”
“对。”
“那我要说，基尔伍德不是死于零点三十分之前，也不是死于一点三十分之后。这就是说……”
“……他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就已经死了，但也有可能是两点三十分才死的，明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说。
“我成了一个蠢货。”美国人说。
不讲一句英语的韦农愉快地冲他点点头。
拉克洛斯对我说：“另外，我们将您的所有笔迹都交给了我们的专家。”
“结果如何？”
“虽然恫吓信的笔迹经过了伪装，但是专家完全排除了有一个笔迹跟恫吓信的笔迹相符合。”路易·拉克洛斯说。
我猛地转身，从浴室里走出，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深深地长呼吸。我不得不抓牢栏杆。如果我再继续听上一秒钟的话，我就要进精神病院了。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绿色山谷。在颤动的空气中，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缤纷也在颤动，紫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和橘色。那是非常美丽的景色，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30
“卡琳，”我对我的妻子说，“我想离婚。”
“你再说一遍。”我妻子说。她穿着一件晨服，只是草草梳了梳头，没化妆。她不知道我会回家来，只准备了一块奶酪和啤酒当晚餐。我们面对面坐在大客厅的吃饭角落里，这时是晚上九点钟。客厅里点着四盏高高的落地灯，有着宽宽的、金黄|色的钟形绸灯罩。
我说：“我想离婚，卡琳。我很抱歉，可我不再爱你了，不能再跟你生活。我想离开你。”
“因为另一个女人？”
“因为另一个女人。”
“你脸上有块奶酪，”我妻子说，“擦掉它。上次你回来时，我就知道了。你骗不了我什么。”
“我爱这个女人，卡琳。”我说，觉得自己卑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已在飞机上深思熟虑过。“我爱这个女人。”我说。
“这个脏货，跟一个已婚男人乱搞。”
“她不知道我结过婚。后来我才对她讲了。”
卡琳喝光她的杯子，重新倒上啤酒。她点燃一支烟，眯着眼打量我。
“于是她说，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谈清楚，处理干净，那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对不？”
“不，不是这么回事。”
“哎呀，别再向我撒谎了，你这只胆小的狗！”
“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完全不一样呢？”
“这无所谓。不一样。”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妻子卡琳说。
“不，我没有想得太简单。”我说，“如果我想得太简单的话，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早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因为我不再爱你，而你也好几年不再爱我了，你说实话。”
“我一直爱着你。我将一直爱你，即使你是头猪。”我妻子卡琳说。
“这不是真的。”我说。
“这是真的。”卡琳说，说完哭起来，无声地哭。她继续吸烟，喝啤酒，眼泪从她美丽的脸庞上不停地流下来，像断了线似的。我们讲话声音不很大。“你知道我什么？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你何时关心过我？你只关心那些脏货中的脏货。是戛纳的那个妓汝，对吗？”
“这个女人生活在戛纳。”我说。
“这个戛纳妓汝身上有什么特殊呢？”我妻子卡琳问，“她在床上棒极了吗？她比我棒得多吗？”
“我没跟她睡过觉。”我说。
“你这个骗子。没跟她睡过觉，却想跟妻子离婚。这个戛纳的妓汝跟你干什么？她有什么特别的手腕？现在，你老了，你当然得跟这么一个女人乱搞。对，你正是于这种事的合适年龄。那说吧，说吧，说吧，快说吧，你的妓汝怎么做？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戏？”
“我没跟她睡过觉。”
“我没跟她睡过觉！”她模仿我的话，“你这无辜的天使。她对你讲绝对不能承认此事吗？”
“这是事实。”我说。
“事实！原来她做得更好。那好极了。你和你对妓汝的爱情。你一定是为那个女人发狂了。跟别的妓汝，你总还要回家来休息休息。但这次不一样。”
“这回一切都两样。”我说，“这女人不是妓汝。”
“一位身着闪烁甲胄的高贵的骑士。”卡琳说，从额上拂开一缕金发。她还在哭，但是讲得很平静。“这回不是个妓汝。突然，一下子。恰恰恰。不是妓汝，对吗？”
“不是。”
“不是妓汝？妓汝！妓汝！戛纳妓汝！”
“你住口。”我说。
“要我住口？我？如果我不住口呢？那怎么样？你就要打我吗？你会杀死我吗？竟然要我住口！她比我漂亮吗？”
我不回答。
“我问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是。”我说。
“好极了。”我妻子说，“她比我年轻吗？”
“不重要。”
“那就是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你知道咱们结婚多久了吗？十年。”
我担心她现在会说出那句话。“我将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赠送给了你。”卡琳说。这一下她说出它来了。
“赠送。”我说。
“对！”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赠送！是谁照顾你，是谁等着你？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变丑变老了，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接受了你？当时有许多可爱的，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证过，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不管是丰时歉时，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直到……”
“不。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我说，“只去了结婚登记处。卡琳，请记住。”
“因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尤其是爸爸。现在他们死了。现在我谁也没有了，只有你。连你我也没有了，你远离我数千公里，始终是这么远，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汝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汝！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汝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汝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汝？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31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玳瑁纽扣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电话地址本保险单
打字机支票簿旅行闹钟
西服汽车证件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资料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法郎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32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表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
六
33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我随即恍然大悟。对，我的酒店房间。对，我请求过七点叫醒我。对，我在“洲际酒店”里。对，我离开了我妻子，因为昂热拉。我四点钟已经跟她通过电话。这么说才睡了不足三小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起床，很快就又会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里的水浸湿了床头柜，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从床上跃起——动作太快了，头发晕，几乎跌倒。我头疼。这是由于威士忌，昨夜的许多威士忌。我还是醉醺醺的。我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宛如一种突然的剧痛洒在我身上。我双手抵住额头。那边就是飞机场。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旧生活结束了。一场新生活开始了吗？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可现在我如何能到达这种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没想过此事，后来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热拉的路上横亘着麻烦和困难的高山。这天早晨，一半是因为威士忌，我晕乎乎的，头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个了结。这个了结里蕴藏着开始。我非常认真，认真而担心，现在不能走错一步。我也觉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独，无比孤独。我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吵醒她。我冲了个热水澡，再把头埋在冰冷的水下，剃胡子，但我头痛不止，迷糊依旧。我叫了两壶茶、一瓶阿尔卡苏打水和一瓶矿泉水。茶和阿尔卡苏打水终于管用了。我感觉好了一点。
七点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办。我先是给冯塔纳打电话，打他的私人号码。这位保尔·冯塔纳博士是我的律师——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说我急切地想跟他谈谈。
“什么时候？”冯塔纳问。他的声音像医生的声音一样平静友善。我从没听过他不这样讲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尔。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兰登伯格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晚上我无论如何是空闲的——最迟晚上。如果这也不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行。你到事务所里来。我有案子要处理。半夜之前肯定在这儿。如果行的话，六点过后再来。那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走了。”
“谢谢，保尔。”
“不用谢。我警告你，你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
“这我不在乎。”
“你现在这么讲。咱们等着瞧吧。”
“那你会等到我死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必须离开卡琳。我爱另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这很好。但是这帮不了我们。我将想办法让事情对你尽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时候得真听我的，照我的建议去做。”
“因此我才想尽快见到你。”
“许多人想尽快见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说的去做。你的银行账户怎么样？”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应卡琳有签字权。”
“那你现在去银行，取消她的权利。”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得马上去办。”
“这当然。从现在开始，你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伤害你，让你吃亏，从一开始就尽量多捞好处。”
“她冲着我的背后喊，她要让我一贫如洗。”
“瞧瞧，”冯塔纳说，“你当心，罗伯特。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种比爱情强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个户头吗？”
“是的。在另一家银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钱。”
“你也有签字权吗？”
“没有。”
“当然不会有，”冯塔纳说，“这就对了。那我今晚等你。这之前，除了办好户头一事，你什么也别做。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向我保证。”
“我保证。代我向维拉问好。”
“我会的。”维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一对理想的夫妻。这种事是有的。昂热拉和我也会是一对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总台要了一个保险箱，将我的文件和一个装有十一点九万法郎的信封存进里面，那是我剩余的钱。然后我坐进“海军上将”来，开车进城，去我的银行。那位微笑着冲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员，我从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只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来。他有一次给我看过。岁月流逝，克拉塞头发花白、苍老了。我告诉他我的愿望。他走开，取来我的档案，填了一张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对妻子的授权。我只需要在这张表格上签上字。这一下我妻子就动不了这个户头了。就这么简单，花了不足五分钟。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克拉塞，让把银行账单寄到那里去，“洲际酒店”等等。他记下这个，没提一个私人问题。他是个非常羞怯的人。那只假眼是来自苏联狙击射手的子弹。他老是讲，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幸运，比别人的一百次都幸运得多；那位狙击射手本来也能致他于死命，只差分毫。这是一个幸运。另一次幸运是他跟一个他称为“恩心”的女人结了婚。他跟“恩心”结婚二十八年了。他们没有孩子，恩恩嗳嗳，宛如新婚。这些年来克拉塞变得有点饶舌了。这天早晨，营业大厅里还差不多是空的。克拉塞取出一份日历，指给我看那一页，那一页印有全年的所有日子和月份。那些日子已几乎有一半用红笔画过。
“看起来很好看吧？”克拉塞的脸神采奕奕。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真眼睛，连他的假眼睛也在高兴。“我每天晚上划掉结束了的一天。”
“为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时候‘恩心’和我就离开杜塞尔多夫，一庆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们离开德国。我们从战后就开始省钱，好在特内里弗岛上买一座平房。在巴亚玛。您知道，卢卡斯先生，这是难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滩的岛。那里便宜许多。我们将在巴亚玛度过我们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说，“我为您高兴，克拉塞先生。虽然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会让我觉得遗憾。”
“我也会难过，卢卡斯先生。不过，也许这回您也不留在这里了。”这是他惟一能讲的宽慰话。
“不，也许不留了。”我说，盘算着我要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不管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会遭遇到什么。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以及除夕。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里的小房子已经盖好了，配了家具。我们出租到十二月份。这里的家具我们卖掉。我们卖掉这里的一切。我们要在巴亚玛美美地生活。”
“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说，“请代我问您妻子好。”
“谢谢，卢卡斯先生。”他说。我们相互握手，克拉塞摆出立正姿势。他总是这么做。我走出银行，有点眩晕。我思忖我刚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桩非常卑鄙的事。我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卑鄙事，但为了昂热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当我觉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了一桩卑鄙事时，我头晕得更厉害了。克拉塞查看了一下，我的户头上共有一笔十九万二千五百四十二马克的财产，其中十五万马克是定期存款。毕竟我也想有点利息。这些钱是我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积攒起来的。我算不上百万富翁，但我也不是个乞丐。另外，我还有十一万九千法郎和我的工资。这将永远存进我的户头。我思考：如果我们离婚，我得给卡琳多少？如果她不肯离婚，我得给她多少？我想，冯塔纳会告诉我一切。我开车去附近的邮局，走进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填了一个申请表，申请把我所有的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的地址。马上就转，直到取消或有新的变更。收下表格的那个人研究了好久，然后又盯了我好长时间。
“怎么了？”我问，“我填错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全对。您离开家里，住进了酒店，对吧，卢卡斯先生？离开了您的妻子？”
“这关您什么事？”我粗暴地问。
“不关我事，”他低声说，“我没有恶意。我为每一个摆脱不幸、走出婚姻的人高兴。我的地狱已经持续十四年了。我患上了胃溃疡。我每天得服十四粒药丸。十四粒！避免一切激动，不然疼痛就会更加频繁。”他笑，“避免一切激动真好，对不对？”
“我真为您感到难过。”我说，心想，我至少不用每天服十四粒药丸，没有胃溃疡，而是间歇性跛足。也许还有心绞痛。当我在门口再次转过身时，我看到办公桌后面那个人又拿起了他读的那本书。他得到的是个清闲位置，他的机构富有同情心。我看封皮上的书名。它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美事》。
34
“罗伯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我得拥抱你。”
此人敦实，中等身材，长着光秃秃的四方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站到我面前。他的女秘书为我通报过了。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钻了出来，胳臂抱着我，捶我的背，身上发出雪茄和汗透的衬衫味。我的胃稍微一紧。我想后退。但是他紧抱着我，抬头看我，因为他矮我许多。他的嘴角沾着一些爆玉米花，他的狡黠的猪眼睛里有些激动。我惊骇地注意到，它们甚至是湿润的。“你真了不起，罗伯特。你行动了！你终于不仅仅是讲讲而已，而是行动了。你知道这让我多高兴吗，罗伯特？你简直就像是我的儿子。”又是捶背，又是雪茄和汗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用力挣开。
我们走向他的乱糟糟的办公桌，上面有爆玉米花和雪茄的烟灰散落在大堆纸上。我迅速坐到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他犹疑着站在我面前。我很担心他会抚摸我或坐到沙发椅扶手上，因此我架起二郎腿，把下臂搁在两边的扶手上。他感伤地望望我，走回他的沙发椅，重重地坐上去。
“见鬼，”他说，“罗伯特，这真是个令我开心的日子。我等它等了十年。”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
他重新取出一只哈瓦纳雪茄，咬掉头，吐掉。当他点燃雪茄吐出浓烟时，他含糊不清地说：“卡琳打来电话了。今早八点就打了。全讲了。”
“全部？”
“全部，对。以她的细腻的方式，你是熟悉它的。真是夫人，高贵的女人！你在戛纳另有一个，离弃了你的高贵的夫人。这种男人环球保险公司不能雇用。要我炒你的鱿鱼。她失去理智了！如果我们炒了你，她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得这么好？我对你讲，这个卡琳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会把硫酸泼到别人脸上。喏，也许我让她碰钉子了。”
“你让她碰钉子了吗？”
“听我说！我讲，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怎么样？”
“她说，那么她要找董事会，找最高层。”
“好极了，”我说，“好极了。”
“好极了，妈的。”古斯塔夫说，“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上面的那些人就会打电话找我。我支持你，坚持支持！我少不了你。公司也不会因为这种事开除你这样一份力量。”
“不会吗？”
“绝不会！”古斯塔夫说，“随卡琳去白忙一场吧。她做不到。”他好奇地盯着我，“这么说，你在县纳找到了伟大的爱情，是吗？”
“是的。”
“我高兴。我真为你高兴，罗伯特。”
“谢谢。”
他拥下连接他的女秘书的对讲机的按钮，瓮声地说：“请您现在将瓶子拿进来！”
“什么瓶子？”我问。
“香摈。咱们得庆祝庆祝，伙计！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那个老婆，我也许给她讲明白了，禁止她再拿她的私事来烦我。我告诉她，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听她讲你什么。这样对吗？”我点头。“我不想告诉你，她都讲了你什么。真恶心，伙计，恶心。”我想，既然连古斯塔夫都感到恶心，那一定是够恶心的了。“假如她发火，那还好。可是不，只有控诉和自怜。她威胁说，她能损害你的工作。卑鄙无耻，冷酷的威胁。她当然也不停地讲另一位，县纳的那位。她不认识她，对吧？”
“不认识。”
“讲到另一位时她才有点愤怒。只讲她是妓汝，虽纳妓汝。”
勃兰登伯格的女秘书，一位较老的小姐，用托盘端进来一瓶香摈和两只杯子。
297
“谢谢。”古斯塔夫说。他笨拙地打开瓶子，香槟喷溅到一堵墙上。“见鬼，”古斯塔夫说，“冰得还不透。算了，温就温吧。”他倒满杯子，递给我一杯，跟我干杯。
“为了你的幸福，罗伯特，我的孩子。”
我们喝酒。香槟真的是太温乎了。它肯定也很便宜。古斯塔夫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你现在怎么做？”
“我得跟我的律师谈。”
“卡琳说你要求离婚。”
“不错。”
“娶另一位？”
“有可能。”
“肯定是！不是有可能！你可以信任我，伙计！你终于又找到了爱情，我跟你一起高兴。你多年来第一次看上去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干杯！”
“干杯！”我喝下温吞的香槟，虽然我觉得它并不好喝。我不想惹恼古斯塔夫。我现在不想让任何人生气。
“她叫什么？”
“这我目前不想讲。”
“听着，你对我可以无所不谈。说吧！”
“真的，古斯塔夫，请别逼我。”
“那好吧，我明白。我全明白，不生你的气。再为这个戛纳妓汝干一杯！”他一边将我的杯子重新斟满，一边哈哈地笑。
“不，”我说，“谢谢。我够了。”
“你不愿跟我为你的爱情干杯？为你们的幸福？你一点也不迷信吗，伙计？”
他这句话吓得我立即把手从我的杯子上拿开，让他倒满。
“喝吧。”古斯塔夫说。我们再喝。我感觉到微辣。这确实是最便宜的香槟。我的节俭的古斯塔夫。“你应该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俩都可以信任我。为了你和她，我愿意赴汤蹈火。我根本不认识她。可如果你爱她，那么我也会为她做一切。”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是一句我还会再次想起的话。
35
这天早晨，他穿的是一件有蓝色条纹的橘黄|色衬衫，打着一根绿领带。他的房间里暖乎乎的，空气稀薄恶浊。古斯塔夫的衬衫的腋窝底下露出大块深色的斑。我尽量不望过去，但我因此反而更经常看。
“戛纳发生的一切，我全知道。”古斯塔夫说，“那位克斯勒昨天还跟波恩他的上司、跟弗里瑟通过电话。说是打了一个小时。他的电话机上有个反窃听装置，克斯勒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十年来我一直申请给我的机子装上这么一个东西。”他气乎乎地说，“我得到了吗？我得到的是狗屎。我们得用这破烂的密码电报工作。或者我得让我的人来回飞。好了，这一下他们将基尔伍德那个醉鬼干掉了。据说那样子相当恶心，是吗？”
“噢，是的，”我说，“相当恶心。”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其他人样子恶心，可真是少见。
“谁干的？”
“不清楚。他们这期间没有进展吗？”
“没有一点线索。律师、警官以及谁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记者云集戛纳，但警察屁也不懂。被喊去的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尽量压下这件事。”
“是的，这我听说了。”我说。
“从谁那儿——算了算了。是啊，就是这么回事。成大事了。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他们一心一意，尽力掩饰。他们当然进行调查——附带地进行。我不想做这位拉克洛斯或鲁瑟尔。可怜的狗。如果人家允许他们查，不管他们查出什么来——那也只是喂猫的。法国和德国的几家报纸今天早上报道了对一位美国富翁的神秘犯罪，把整件事说成了普通的刑事案。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你以为，是谁害死了基尔伍德呢？”
“某个害怕基尔伍德对赫尔曼的死讲得太多的人。基尔伍德懂很多。”
“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古斯塔夫说。他一讲话，爆玉米花就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可凶手如何接近得了基尔伍德呢？克斯勒说，房子是受到监视的。”
“他们认为，有可能是谁一直躲在房子里，谋杀被发现后趁乱逃走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此话怎讲？”
“不是有一大批警察在监视那房子吗？不时有一个人进去看看。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这是发疯了！”
“一点也不。”
“不，”我清醒地说，“你说得对。一点不疯，如果出的钱足够多的话。他们有的是钱。”
“正是。这个人也害死了维阿拉。还有另外十二个人，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
“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环球保险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万。”我说，“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办法证明那是自杀。”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纳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为此派我去的吗？”我问。“当然是，”勃兰登伯格说，“但我总可以好好想想吧？在这件臭事上什么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凶手，而是多个凶手，但也可能赫尔曼还是自杀的。”
“这么说你还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说，“因此，我把你招了回来。咱们还算走运，能证明是自杀。你得坐下一班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那儿出什么事了？”
“在弗里瑟打电话告诉我有关基尔伍德的一切之前，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人打来的，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是找你的上司。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事必须讲给你听。亲自。紧急。在法兰克福。他无法离开。还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
“为什么？”
“因为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时间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工作。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
“噢，上帝。”
“也许我晚上就会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时间长呢？”
“那我就得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昂热拉。”
“我明白。我明白，罗伯特。只是，你看……”线路里出现沙沙声，越来越大。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喊道。
“等等，等它结束，这噪音。”
喇叭里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电话间。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它飞往法兰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请旅客们经14号出口上汽车。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
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
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
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
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
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
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
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
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催泪弹，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
“宏伟吧？人总会累的。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车。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医生说……”
“莫利托尔先生！”
“好吧。您听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时分。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那是个星期三。”
“还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在营业大厅里。于是我走过去，透过钢门上的猫眼，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丝巾。他非常激动，双手乱挥，要我放他进来。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我当然开了。三把特制的锁。您熟悉银行。他走进来，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只说他还得工作。”
“在凌晨零点三十分？”
“对。我也这么想过。”
“他常这么做吗？”
“什么？”
“在半夜跑来。”
“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他只有这么一次。我告诉您，这个人快中风了，心肌梗塞，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他真的在颤抖，全身颤抖。”
“他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只是万分激动。光是低语。我的同事们在哪里？在室内，我说。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我说的是五千，卢卡斯先生。”
“听到了。”
“好，那就不说了。五千，他说，这是让我别告诉任何人他来工作了，还让我跟三楼的同事换班。千万别让另外两个人见到他。要我永远不谈此事。这个人有点儿不正常，卢卡斯先生。我可是了解他的。那么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而这天夜里……简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
“讲下去。”
“好吧，他缩进侧门旁的一个过道里。我上三楼找我的同事——是恩斯特·特洛斯特——对他讲，让他跟我换。营业厅里不是到处都有长椅吗？我对恩斯特讲，我疲乏极了，我会在长椅上一睡不醒的。楼层里不行，那里得站着。恩斯特说，他无所谓，就走下去了。赫尔曼上楼，侧门的一个小楼梯。谁也没注意到什么。这下他到三楼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也上去了，来回走动。我该怎么对您讲呢？赫尔曼先生根本没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进了全权总代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它位于外汇部。这么一家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跟另一个部门有接触。好了，我想，我大吃一惊，当我再一次绕过来时，我看到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灯光——赫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却是黑洞洞的。泽贝格先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开着一道缝。我不是好奇，真的不是。但这让我觉得无比神秘。于是我踮着脚尖走过去，望进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什么了？赫尔曼先生坐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旁。赫尔曼先生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开着，赫尔曼先生拿出文件、资料还有其它东西，一大堆，翻阅着。”
又是一辆卡车驶过。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尔说，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当我下一回走过时，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立马就死！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卢卡斯先生！这个人脸色苍白，我向您发誓。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他看上去更苍老、更害怕、更绝望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可是会出什么事呢？在赫尔曼银行里？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我真的担心起来，您相信我这话吗？”
“相信。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
“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不，您等等，在……在……见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智利的圣地亚哥？”
“对！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对，没错。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她彻底崩溃了。总得有个人继续管理银行，是不是？”
“谁管理？”
“泽贝格先生。跟平时不一样。警方不让他离开戛纳啊。他通过电话和传真处理一切。这里由格罗塞先生暂时领导。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泽贝格先生那么有权。因此，我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而没有跟格罗塞先生谈。”
“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就像我告诉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点半。当时，当我走过时，赫尔曼先生突然站在了过道里——我对您讲，是一个幽灵！他让我放他出去。不让我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随后，我上楼去了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那里又全收拾齐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赫尔曼先生在工作时吸烟吸个不停，这是什么工作啊！我也发现了空火柴盒，三只，那种扁的。从‘法兰克福宫’酒店拿的。”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包装盒上不是写着吗？就是嘛。”他思考，“这是全部经过，卢卡斯先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那天之后，赫尔曼先生完全崩溃绝望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就飞去了戛纳。”
“这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同事们。这种事传得很快。据说赫尔曼先生举止像个疯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彻底毁了。”
“您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为什么是我？”
“您对这一切一定有过想法。”
“我当然有过。我想，赫尔曼先生的银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对此一窍不通。某种无比重要的问题。泽贝格先生也这么认为。因此，他说，要我跟您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警方谈。不然就会被新闻界知道。那银行可就麻烦了。”
“泽贝格先生无法想象，是什么把赫尔曼先生吓成这样？”
“他一点也不明白。”莫利托尔打呃儿，“请原谅。还是这酸菜，我不能吃。它对我是毒药，纯粹是毒药，却是我最爱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莱拉偶尔也做一回。吃过以后我就得遭罪……”
七
38
我坐车去“法兰克福宫”。莫利托尔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法兰克福宫”我已认识多年了。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总台、门卫、餐厅、上司和调酒师。我经常在“法兰克福宫”住。我爱这家酒店。那里所有的人都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幸运的是门卫领班在那里。他一见到我，满脸喜色。我将他拉到一边。
“我能帮您吗，卢卡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我说，“您已经帮过我多次了。如果我运气好，这一次也能成功。”
“事关什么呢？”门卫领班问。我们站在“李皮查纳”酒吧的门外。客人们拥挤在接待处和门卫的长柜台前，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日本人。许多种语言，乱哄哄的。没人能听清我们，我们压低声音讲话。
“您听我说，”我问，“您能查明，你们这儿四月二十五日举行过什么会议吗，座谈会或银行家的什么会议？”
“我们马上就能查到，”他说，“稍等一下。”他走进接待处的一间办公室。两分钟后他又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我们店里确实住有大批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来自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家们。”
“关于什么？”
“这我当然不知道。客人们用的是大会议室。会开了很长时间。在二十五日晚，也就是星期二，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
“谈什么？”
“这记录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关于银行家对社会的责任。随后客人们还一同出席了一次盛大的自助餐，在中间的宴会厅。星期三他们全都离店了。赫尔曼先生当然不住在我们店里。他住在城里。”
“您也查明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数有多少吗？”
“是的，卢卡斯先生。”
“多少？”
“如果您想寻找某个人或者了解某个人的情况，那可是够难的。”门卫领班说，“包括赫尔曼先生，总共六十三位客人。”他忧虑地望望我，“这是个坏消息吗？”
“这我还不知道，”我说，“差不多是吧。”
“我为您难受，卢卡斯先生。”
他是个善良的人，这位门卫领班，我很喜欢他。我相信他也喜欢我。
我突然垂头丧气地说：“您以为，能从您这儿得到这些银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吗？”
“我要问问经理室。这种事不常见。另外……只要经理室能承担一半的责任，您放心，您就会得到一份名单。我马上就去问。”
“好，麻烦您了。”我说，“如果经理室决定帮助我，那就请您尽快将名单交给我的公司——传真，电话。您找勃兰登伯格先生。他的女秘书会记录这些名字的。”
“如果我们可以公布的话。”
“是的，”我说，“当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非常重要。”
“我们会为您做一切，这您知道。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卢卡斯先生。”门卫领班说。
来自七个国家的六十三位银行家……
39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若夫妻双方分居三年，婚姻关系彻底破灭，无法愈合，没有重新恢复一种符合婚姻本质的共同生活的希望，每一方都可以请求离婚。若婚姻破裂的责任完全或主要在丈夫，他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反对，就不得离婚，除非反对的一方缺少维持婚姻的诚意和不打算继续维持婚姻。’你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保尔·冯塔纳律师放下他正在读的那本厚书，越过他的办公桌望着我。他吸烟斗。烟斗熄了。他盯着我，重新点燃。他跟我同龄，脸型狭长，脸上的光泽掩藏了一切激动和感情，棕色鬈发向后梳，像铁丝一样。他对女人有无穷的吸引力，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大办公室坐落在费利格拉斯街上一幢楼的第三层。橱里放着一排排法律书和档案，办公桌上也堆满了。一扇窗户开着。夜晚温暖，星光明亮。一轮银月高照。姑娘们的笑声。汽车飞驰而过。一只喇叭在鸣叫。从什么地方传来爵士乐。人们交谈着，声音模糊不清。一个孟夏之夜的种种声音……
二十二点二十分，我赶到冯塔纳这里。我在关着的房门旁发现了他的名字和门铃按钮，他走过来为我打开门。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穿着衬衫和裤子，领带拽松了，吸着烟靠在椅背上，一声不响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我也穿着衬衫坐在那里。在我沉默时，他还提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问我搬出家的日期和过程，卡琳当时的反应。然后，他为我朗读婚姻法第四十八条，重新点燃他的已熄灭了的烟斗，说：“你看，这事情可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亲爱的。”
“可我必须离开卡琳！我们的婚姻业已死去多年了，这你知道！如今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再在卡琳身边呆下去我会完蛋的！”
跟他的镇定、慎重的声音一样，他的脸上也毫无表情。
“这些全是对的。只不过它们跟你的处境根本无关。你以为，新婚姻法的起草怎么会拖得没完没了？根据旧婚姻法，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两三次审理判决后你就能离婚——可我不相信——即使办成了，你也还得多次上法庭，因为生活费用、家用器具、租房、额外收入的处理还需要再三进行审理判决。许多人都这样倒霉。”
“这太可怕了！”我喊道。
“这当然可怕。杜会学家想制定一个新的离婚法，要求一旦查明了真相，一个法庭一名法官就能作出判决——根据新法律，分居两三年之后，你就如愿以偿，算是离婚了。但这部新婚姻法尚未公布。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实施。我不想拿现行法规引起的悲剧惹你乏味，但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过的。”
桌上有一瓶“人头马”和两只杯子。他把杯子倒满，我喝了一大口。我需要它。
“可怜的人，”冯塔纳说，“这位昂热拉，你非常爱她吗？”
“远不仅仅是非常。”
“你们俩之间相距数千公里，你看，你们的爱情对你们没一点好处。”
“我绝不会再回到卡琳身边。”我说，又喝了一口，“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得做点什么。或者你，你这个讼棍。这可是你的职业！”
烟斗不通了。冯塔纳磕空烟斗头，然后拿瘦削修长的手指使劲堵住它，从一个白蓝色的荷兰瓷盒里取出烟，耸耸肩。
“咱们必须正视现实，罗伯特。按照正在起草的婚姻法，将不再以过错的原则作为婚姻离异的基础，而只看破灭的现状。因此你是在冒险，你惟有冒险一搏。你申请离婚。也许新的婚姻法不久就会公布。也许不会。也许你会离婚——非常快，但届时为了处理离婚以后的麻烦事，你还得跟法庭耗上几年。你的昂热拉受得了这个吗？”
“她受得了。”我说，“我受不了。”
“她也受不了。”冯塔纳说。他又重新点燃烟叶，吞云吐雾。它们散发出沥青和蜂蜜味。“你更加不行。你今天就已经是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我了解你。其他人注意不到。跟你握手时，我注意到了。你心神不宁，在这种状态下你连一年都支撑不了。”
一年？一年后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会病得更厉害吗？重病？会保持现状吗？也许在昂热拉和我可以作为男人和女人交合之前，我就已经死了。也许正如冯塔纳认为的那样，昂热拉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是的，我是个神经极度紧张的人，冯塔纳的话讲得句句正确。
“可是，把两个完全分居的人强捆在一起，这是不人道的！”
“这法律是不人道。”不管说什么，冯塔纳脸上的光泽一直不消，他的声音也保持不变。凭着这一才能他已经赢得了许多诉讼。他平静地说：“因此，我也非常反对你的申请离婚的愿望。如果你想达到目标，那你就得尽可能对卡琳卑鄙，因为她还不想离婚。”
“她没讲她想离婚。”
“她肯定不想离！她永远也不想离婚！在你傻乎乎地告诉她，你多么爱另一个女人之后，她永远也不会把你让给别人。她乐于看到你死于你的爱情。我说的是死去。你得等到她死于你的爱情——或者她心软让步。”正如所说，讲这一切时那张小脸一动不动，声音平静悦耳，“卡琳多大年龄？”
“三十八岁。”
“你雇个侦探。这不便宜，但是值得。当您的妻子有外遇时，他也许会逮住她。那我们手里就有点主动权了。”
“卡琳没有外遇。现在肯定没有。”
“万一有呢？”
“她不会这么做。她不是那种人。”
“这跟哪种人没一点关系，只跟一个女人所处的处境有关。你说过，她不是特别聪明。这就行了。”
“我根本不指望一个侦探什么。”我轻声说。昂热拉，昂热拉！我将一切想象得多么简单啊！它现在变得多么艰难，也许就是不可能啊！
楼下的街上，一辆摩托车突突响着开过去。一列重型车子跟在它后面。
“摇滚分子。”冯塔纳说。
“什么？”
“没什么，那好吧，不要侦探。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我想帮助你。我是你的朋友。”
“因此我才来找你。”
“考虑考虑侦探的事。还有，这个女人是健康的。她还非常年轻。她应该工作，自己挣钱。你冻结你的户头了吗？”
“对。”
“你昨天又给她钱了？”
“对。”
“多少？”
我迟疑。
“瞧！”
“两千八。”
“笨蛋！”他淡淡地说，“明早你还要送红玫瑰去呢！你以为你很快就能离婚？”
“那是个错误。我深感负疚……”
“从这一分钟开始，我禁止你再有哪怕一星点的负罪感。”
“你禁止我倒容易。但我却不能避免。我仍然觉得有责任。”
“你不能这样！那样你就永远自由不了。想想最近几年的地狱吧。她的恶劣态度。你对她的行为多么深恶痛绝。想想她对你干的一切坏事吧——好好想想。你一分钱也别再给。”
“这我可做不到！”我吃惊地结巴道，“那她怎么生活？叫她拿什么支付房租？”
“房租多少？”
“约七百马克。”
“那就付房租。但什么也别给她。她有一个户头。这是她过去拿你的钱，从家庭生活费里抠出来的。她不会饿死的。她应该工作。”
“她什么也没学过……”
“有些工作不需要培训。”他温和地说，“这样我们也许能做到——也许！如果她真的发火了，也许会自己要求离婚。当她看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的时候。我指的是你还可以跟你的昂热拉继续过疯狂的日子，这没人阻止你。不管怎么说，离了婚你总是要背债的。这昂热拉在不在乎？”
“她当然不在乎。”
“好。你就别再给你妻子钱了。听我的话，只付房租。以及你们的保险，疾病和生命保险。”他用烟斗柄捅捅我，“电话账记在你的名下？”
“对。”
“那你就立即取消。我先将你还需要做的事情给你开个单子。你在环球保险公司挣多少？”
“七千五。拿到手的。”
“你可以想到，离婚后你必须将你的收入和你的财产——包括银行户头——分出三分之一给你妻子。你受得了这个吗？”
我的收入、我的财产、我将来的退休金只剩下三分之二。这行，必要时这绝对行，我想。这时冯塔纳问：“昂热拉也挣钱吗？”
“可我总不能靠她的钱生活啊！相反，我得拿我的钱养活她！”
“你能够吗？戛纳那儿是很贵的。”
“那我们就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反正不能生活在那里——环球保险公司在杜塞尔多夫。”我这么说，心想：该跟昂热拉生活在哪儿呢？她说过，除了戛纳她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
冯塔纳又讲出了我的想法：“昂热拉可只想生活在戛纳啊！她的钱袋在那里，她可以画他们。对不起，罗伯特，但是我非讲不可。如果总是缺钱，最伟大的爱情也会死亡。”
“我……我……”
“瞧瞧！”
“我身体不好，保尔……”我全讲给他听了，“但你不能讲给任何人听。”我最后说。
“昂热拉知道吗？”
“不。她猜我有点毛病，在脚上。一旦严重了，我可以退休，靠退休金生活。”
“再将三分之一给卡琳。那你就更少了。”
“对，但是我可以一直呆在戛纳。在那里我找得到工作，肯定的！我能讲法语。我在那儿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些了，简直像解脱了似的。对，对，但愿间歇性跛足这期间严重起来。对，对，但愿他们要我退休！“但我不想折磨和羞辱卡琳，”我强调说，“那太卑鄙。我要申请离婚。”
“我一如既往地反对你申请离婚。有什么理由？你根本没有。”
“我怎么知道呢？我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地狱。我妻子恣意挑衅，充满敌意。我们不再一起过婚姻生活。你就不能靠这些做点文章吗？”
他生气地耸耸肩。
“这些太少了。让她起诉！让—…·”
“不！”我激烈地说，“我要你申请离婚！无论如何！我拒绝再侮辱和伤害卡琳。我要离开她——但是要尽可能公道。”
“随你吧。那咱们就再做一份档案记录，你不听我的建议，要我提出申请。你得为我签字。我是你的朋友。但我也是律师，得保护自己。”
“我乐意签字。”
“还要授予全权。”他将一张预先印好的表格推给我。我签了字。“那我就申请离婚吧。我说你真是疯了！可你反正不听我的。”
“不行，我不听你的！在这一点上不听。请原谅，保尔。要多久咱们才能收到反应？”
“几个星期。法庭通知卡琳。卡琳当然得给自己请个律师。那位律师会给她建议。然后他会跟我联系。”
“是的，”我说，“就应该这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会对我有利似的。
“你不听我的建议，”冯塔纳说，“这很糟糕。”
远处的音乐声变大了。那是一首缓慢、忧伤的曲子。40
我在零点三十分踏进了“洲际酒店”我的房间。桌上的一只瓶子里Сhā着红玫瑰——“宋姬”。我数了数，是十三朵。一只信封倚在花瓶上。我撕开它，摔出一张卡片。某家花店的某位职员笨拙的笔320迹写道：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的整个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手拿这张卡片走向大窗户，拉开窗帘，望向洛豪森机场，以及它的弧形白光和其它绿色、红色和蓝色的光线。我坐到电话机旁，玫瑰花就放在我面前，我能眺望机场。当我请求总机接通戛纳时，我将花店的卡片拿在手里。我一再地阅读那草书所写的内容。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整个的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的左脚疼起来，不太厉害。
电话响起来。
“这是您要的戛纳电话，卢卡斯先生。请讲话。”
“昂热拉！”
“罗伯特！终于等到了。我已等了几个小时。”
“我没法早打。”
“我还会再等上几个小时，等上整夜。我坐在平台上，在秋千上。这里真暖和，罗伯特！要是现在你在这里多好啊！夜晚美极了。我热切地渴望你。”
“我也是！”我的脚让我感到像铅一样重。同时，我感觉到玫瑰的甜蜜的芳香。
“谢谢那些‘宋娅’花，昂热拉，”我说，“谢谢你的话。”
“我感谢你。谢谢你的玫瑰，谢谢你的话。”
“你看到城市的灯光吗？”
“看到，就在我身下。还有海上的船只和艾斯特莱尔山脚下道路两旁的灯光。”
“我看到机场的灯光。我想象，这是同样的灯光。这样我就能想象，我是在你身边。”
“可爱的灯光。”昂热拉说，“我们有多少灯光啊，对不对？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幸运。这些灯光，当我们打电话时它们将我们连在一起，直到你又回到我身边。”
“是的，昂热拉。”
“你什么时候能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这回有可能比较长。”
没有回答。
“昂热拉！”
“嗯……”
“你没听懂我的话吗？”
“听懂了。”
“那你怎么不回答？”
“我无法回答。我……我忍不住哭了。真的，罗伯特，你说，要拖较长的时间才能等到你回来，我本想坚强些。我早就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这么知道了你的许多事情。我想表现得坚强愉快，好让你不伤感。但是不行，罗伯特。”
正好有一架飞机闪烁着航行灯朝我的窗户飞来，然后陡直地升上天空。
“这儿有一架飞机刚好起飞。”
“这里也是。就这时候。它飞得还很低很低。我们能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兆头吗？为了我们的爱情？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能相信是上帝原谅了我们并且保护着我们吗？”
“我们必须相信。”
“罗伯特……”
“嗯？”
“我警告你。你永远也摆脱不了我，永远。只要我在呼吸，我就会爱你，只爱你。跟律师谈得怎么样了？说一说。”
“一切都非常困难，昂热拉。”
“我早就知道不那么容易。怎么样？”
我把冯塔纳对我讲的话全都告诉了她。最后我说：“你没想到过这么困难，是吗？”
“我想到它更为困难。这有什么严重的，罗伯特？你的朋友说，没有人能禁止我们相爱和共同生活。这不就是主要的吗？这难道还不是全部吗？”
“可如果我工作，我就不能一直呆在戛纳，昂热拉。这咱们俩都还没想过。”
“我想到过了。”她说，“我跟着你，随便你去哪儿。”
“你可是讲过，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戛纳。”
“那时候我的生活中还没有你。我不在乎戛纳，完全无所谓。我到处都可以工作，在每一座有富人的大城市里。在杜塞尔多夫也有很多富人，是不是？”
“是的。”
“那就去杜塞尔多夫。我不怕你的妻子，不怕她也生活在杜塞尔多夫。”
“你暂时呆在戛纳。我还回到你身边来。我要看看，我们能不能让卡琳让步。”
“不要。”
“什么不要？”
“不要这么讲！你的律师肯定是对的，但是你不能那么做，你不可以那么做。不能羞辱她和不再给钱。我不要你完全照律师跟你讲的做。别全部照做。有许多是要做的，我看得出来。电话，银行户头，还有其它事。你不能不给你妻子钱而抛弃她。”
噢，昂热拉，我想。自从冯塔纳要求我这么做以来，我就对自己讲，我不能、不可以这么做。现在昂热拉也这么讲，而她本来最有理由听从冯塔纳的意见。
“你得付房租和保险，给她足够的钱，让她能好好生活——转到她的户头上去。这你得保证我。你挣多少钱，罗伯特？”
我告诉了她。
“那另外再给她一千五。”
“一千五？这加上房租和保险就超过三千了！这太多了！那么她永远也不会同意离婚。”我说，心存感激，感激不已，因为我想的正好也是这个数。
“如果她看到你不是流氓，你不会对她弃之不顾，她就会同意离婚。那样你还有足够的钱留给你自己。”
“可是给你和我……”我喊道。
“我有钱。我工作。我赚钱。在许多婚姻中都是这样的。咱们一起会够用，远远不止于够用。一千五，罗伯特——请你答应我，给她这个数！”
“好。”我说，心想我绝不能告诉冯塔纳此事，一旦他知道了，他会痛骂我。也许我真的会因为这一千五而自找不幸，可如果我不作出这一决定的话，我也永远不得安宁。
“我谢谢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对此坚信不疑，充满乐观。来吧，到我身边来。我知道你必须工作。但只要一有空，你就来吧。我焦急地等着你。眼下我也有很多活儿要做，这会有所帮助——在白天，不是在夜里。”
“对，”我说，“不是在夜里。”
“可这段时间也会结束，到时候咱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回忆说：你还记得那时候吗？当时咱们天各一方，总是不得不打电话？你想想，要是没有电话会怎么样。咱们还是很幸福的，不是吗？”
“对，咱们是幸福的，昂热拉。”我说。
“你明晚还抽空再打电话来吗？”
“当然。”
“我等。我一直等。即使还要等很久。晚安。”
“晚安。”她说。我听到她挂断了，我将我的听筒放回叉簧。然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闻玫瑰的芬芳，眺望机场。月光洒照在整个地区，非常明亮，非常空洞。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子，树、灌木、飞机、机库和控制塔，什么都没有影子。
41
“这是名单。”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越过杂乱的办公桌推给我两页纸。“今天一大早特快传来的。好人啊，‘法兰克福宫’的那些人。”
我阅读那两页纸。六十三名银行家相遇在“法兰克福宫”。赫尔曼一个人死了。其他六十二名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两页纸上。全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它们的主人生活在慕尼黑、汉堡、不来梅、柏林、法兰克福、汉诺威、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伦敦、维也纳、巴黎、罗马和奥斯陆。
“咱们从德国着手，”古斯塔夫叹息着说，“接下来得来回奔波了，我的亲爱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运气好，你拜访的第一位银行家就会讲给你听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要是倒霉，那就是最后一名。”
“或者没有。”我说。
“对，”古斯塔夫说，“或者没有。你妻子怎么样了？”
“我不懂。”
“你申请离婚了吗？”
“对。”
“好。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工作了。”他让他的女秘书跟一家又一家德国银行联系。这进行得很快。十点已过，他要求谈话的那些人已经全都在办公室里了。古斯塔夫讲话的方式像是牧师和法官的混合体，向来都会产生效果。他请他要求的所有银行家接听电话。在古斯塔夫说明了我们的打算之后，没有人拒绝接待我。所有这些银行家都很礼貌。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古斯塔夫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旅行计划。从德国北部开始，先汉堡，然后往南方。然后是国外。我想，这下我将长时间看不到昂热拉了，又气恼又伤心。幸好这些银行家在一个城市里差不多总是生活着好几个——比如说光在汉堡就有三位。
在汉堡的先生们说今天就能接待我之后，古斯塔夫决定我马上就从那里开始。我也觉得合适。我不想无所事事地等上一小时。于是我飞往汉堡，在十四点左右到达了那里。
在去公司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之前，我去了我的银行，委托那个有着童话般的假眼、正要退休的幸福的营业员克拉塞每月把一千五百马克汇到我妻子的账户上去。我不知道账号，让他打电话问我妻子。我从我在环球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还给长话台写了一封信，请求停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明天一大早你又要飞走了。听到什么卡琳的消息吗？”
“没有话，没有信，没有电话。”
“太好了。你会使她让步的。昂起头来，小伙子。我对你讲，咱们会找到真相的！现在上床吧。晚安。”
“晚安，古斯塔夫。”我说。
我从不马上上床，我太紧张太不安了。我总是冷热水交替着冲澡，然后给昂热拉打电话。经过这么一天，这是我的幸福时刻。一整天来，除了想这个电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向昂热拉讲了我的没有成果的行动。她从不表现出不耐烦，从不催我去。她看得出我眼下去不了。但是她那轻细的有时是颤抖的声音透露出来。我们俩都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孤独。
有一回她说：“昨夜我或许跟你经历过某种事，罗伯特！”
“什么？”
“咱们通过话以后我就睡觉了。三四点钟时我醒来，想抓你的手，可是你不在。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坚信不疑，你就在我身边，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过。”
“你先前梦见我了吗？”
“不！这正是疯狂所在！我起身，走进客厅，因为我想，也许我打鼾，你去客厅了。”
“你真的起床了？”
“就是啊。”
“噢，上帝，你就差开始梦游了！”
“那不是梦游。我清醒得很。你不在客厅里。我呼叫你，满屋子找你。因为我无论如何仍坚信，你就在我身边。当我找不到你时，我最终又回到床上哭了，因为这下我坚信，你悄悄地走了，抛弃我了。我哭啊哭，直哭到我又睡着了。今天早晨，我每一根骨头都疼。”
“我可怜的宝贝。”我说。
“我根本不可怜。我是热恋上了。”她说。
这些天我们吸烟吸得太多了。昂热拉发出真正的烟鬼的咳嗽，她连声道歉。烟呛进了她的气管，她噎住了，等等。我们俩都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是多么令我们难过，但无论昂热拉还是我都对此不置一词。我们端坐不动，当我们打电话时，我们能看到灯光——我看到机场的，她看到戛纳的。此时此刻，灯光是我们惟一的安慰，奇妙的灯光。
42
慕尼黑。不来梅。汉诺威。斯图加特。法兰克福。
总是一天之内解决。
总是同样的结果。总是一无结果。根本没有收获。
礼貌的脸，客套的话，没有线索，一点点也没有。
真的，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但是我帮不了您……
我飞往维也纳。这里我不想一天之内全解决。我住在“帝国酒店”。从奥地利不能直拨戛纳。昂热拉理所当然得出席招待会、演出和随后的舞会。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因为她不知道她晚上在什么地方。她想由她来给我打电话，不像平时那样由我打给她。
我在维也纳拜访了三位银行家，他们也没有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事的内容好讲。我已住过“帝国酒店”多次，很喜欢它。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两家餐厅中后面的那个餐厅吃饭，然后坐到红色调的酒吧里，喝上一点，吸烟，不慌不忙，因为昂热拉说过，她今天会很晚才打电话。
这没有结果的飞来飞去把我累坏了，我的脚如今常痛，我也老是在路上奔波。我不停地吞服贝茨大夫开的药片，但是总觉得它们无效。我跟弗朗茨先生交谈，他是首席调酒师。我跟他特别熟，认识时间特别长。他讲他的小果园，讲他靠着它开始为他的朋友和自己酿一些葡萄酒。他说，秋天他将寄给我几瓶。
我在酒吧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后来我的眼皮打架了。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上床去。我也可以这样等昂热拉的电话，我想。如果我睡着了，电话铃会吵醒我。我做梦，我失去了昂热拉，从而失去了一切生活乐趣，就这样，我在梦里跑过一条冬天的、冰封的高速公路，在弥漫的浓雾里，沿着行车的方向。天气凛冽，我冷得要命。我继续不停地跑，希望会有一辆车开来，司机在大雾中不能及时认出我，压过我身上，压死我。
当电话终于想起时，我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我没有立即找到床头灯的开关，电话听筒险些从我汗湿的手里滑落。我看看表：三点四十五分。
我把听筒举到耳边。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没有意义，我每天换一个地方。现在轮到英国，然后是瑞士。请有点耐心。”
“我当然有耐心。”她说，“不管要多久，我都会等。重要的是咱们彼此拥有。你听得到这首歌吗？我们的歌？”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乐队可是在餐厅里啊。我怎么听到它这么高声？”
“我在餐厅里，罗伯特！宴会结束了。我跟乐手们谈了，他们答应我再留一会儿。你不明白我在这里导演的是什么。我将一部电话拉到了餐厅里。线太短，一位电工帮我接了一根线。于是，我们将电话安在了乐队前面。餐厅里只有我和乐队，罗伯特。客人们在赌厅里，有的已经回家了。我说，我得处理一点急事。当我说，我想为我所爱的男人演奏这首歌时，经理室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事很急。”
“你说这话了吗？”
“为什么不？法国跟德国两样。”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那男声唱道。
“昂热拉？”
“嗯？”
“这段时间会结束的。然后咱们就会幸福。”歌儿结束了。“你想出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昂热拉。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罗伯特。”
“谢什么？”
“为你和你所做的一切。你飞回杜塞尔多夫吗？”
“不，我从维也纳直飞伦敦。你明晚在家吗？”
“在。我等，等你的电话。”
“你还去赌厅吗？”
“我去那儿干什么？我开车回家。我也累了。我希望，我会睡好觉，梦到你。”
“我也希望我梦到你。”我说，“晚安。”
“晚安。”
线路断了。
我熄掉灯，仰面躺着，想重新入睡。但是我久久睡不着。我躺在那里，感到左脚一种抽痛，我浮想联翩。
43
在伦敦三天后我来到苏黎世。在这里我也不能够迅速地一个个处理完。我住在“多尔德”酒店。环球保险公司对餐费账单非常慷慨，这得让它保持下去。我有十九年都只是住在世界上最贵、最好的酒店里。住在山上的“多尔德”酒店里真是奇美无比。我窗户下的草地纯粹是无边无际。它们属于高尔夫球场，嫩绿晶莹，空气柔和。酒店的客人们始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深受欢迎。我从我的房间里俯瞰苏黎世和苏黎世湖，没有、没有一点点交通噪音。我一直喜欢住在“多尔德”酒店，但这回我到来时疲劳过度，激动不安，充满被强压下去的悲观。
在苏黎世，我也得拜访三位银行家。办完后，我才访问了那六十二个人当中的四十一人——没有一点点成果。我对自己说，每天都发生一个奇迹，这在我这一行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不相信。我头一天谈话的两位银行家，举止也跟前面他的同事们一模一样。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相信，当我晚上给昂热拉打电话时，我表现出了我的绝望和垂头丧气。她安慰我。她说，她可以等，不管还要多久。这席谈话是在二十二点左右进行的。二十三点我躺在床上，来回奔波真把我累坏了，更主要是由于徒劳无功。四点二十分，电话铃又响了。
“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她讲得很慢，有点吃力。
“亲爱的……亲爱的，什么事？”
“我的天，现在我当然吵醒你了，你亟须睡眠。”
“瞎说。过后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在突然升起的恐惧中问，“出什么事了？”我听到昂热拉在哭，吓了一跳，“昂热拉……昂热拉……什么事？你怎么了？快说，昂热拉！”
这下我十分清醒，坐直在床上。
她抽泣：“我太爱你了，罗伯特。”
“我也是深深地爱你，昂热拉，我的心肝。你怎么了？”
“担心，”她说，“担心和思念。在咱们十点通话后，我又看电视看到半夜，但是我越来越不安了。我喝了一杯香槟。我喝了整整一瓶香槟，然后喝啤酒。我不停地吸烟。我简直坐不下来，咱们通过话后我忐忑不安。你是那么失望和疲乏，令人惊骇。罗伯特——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醉了。不，我喝醉了！我已经多年没醉过了。”她说着又哭起来。我听到她搁下听筒，然后说：“请原谅。我再向你哭一阵……现在我不哭了……我擦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上床？”
“我不能。看完电视后我坐在沙发上——你知道的——我想你。我以此自我麻醉。这种事我还从未发生过。我只是想，如果咱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么开始了。我喝起酒来，呆坐在那里，一直坐下去，想咱们的爱情。现在我叫醒你了。”
“这没关系！我为这电话感到高兴！真的，昂热拉！如果你是这样，那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如果我感到是这样，我也打给你。”
“你也必须这样！随时！罗伯特……”
“嗯？”
“我怕得要命。我还想讲！在我认识你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到底是怎样的。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完全变了。这下我吵醒了你……”
“你快别这么讲了！”
“我犹豫了一个小时。我一再地拿起听筒又放下，最后不得不这么做。你不生我的气吧？”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咱们如此地融合了。不管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对方也会发生。我想象你如何每天重新努力，又总是徒劳，而你一直是离我很远，离我如此遥远……”
“昂热拉，我在这里的工作会结束的。那时咱们就可以再见了。咱们又会呆在一起，昂热拉，在你那里，在你那花团锦簇的平台上……”
“在我这儿，”她重复道，“对，在我这儿。咱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罗伯特。没了你，生活对于我就一文不值了，什么也不值。我竟然失去了勇气，这是不是非常糟糕呢？”
“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八
44
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45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说英语带口音。不引人注目的那种。比赫尔曼先生年轻。另外，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有可能他不久就回他的房间了——或者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席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肯定是在半夜左右。有可能还要晚些。”
据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讲，赫尔曼先生于零点三十分左右来到他的银行里，心绪不宁，几近精神崩溃。
“您帮了我很大忙，卡灵先生。我不能就这么接受这一帮助。请您允许我为此支付您一笔报酬。请收下！”
“绝对不行。”他说。
“卡灵先生！”
“我说绝对不行！可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女儿。她想要个男的布娃娃。那对面有一家玩具店。”
47
“我早就知道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说过，我的尿！我们的朋友赫尔曼，他还真是干了坏事！他的一位同事知道了情况。这一下赫尔曼失去了理智。后来……后来……一切都吻合，罗伯特，一切都相互吻合！我对你讲，我从一开始就对了：这是自杀。我们渡过难关了。”
“但我相信，我们还需要一些细微的证据。”我说。
“你必须马上回戛纳。”勃兰登伯格说，掸净他腹部的衬衫。
“我必须……做什么？”
“我们这下不必问其他的那些银行家了。我们知道得够了。弗里瑟三小时前给我打来了电话，克斯勒在戛纳工作，他允许你的朋友拉克洛斯使用装有防窃听装置的电话跟部里联系。拉克洛斯请弗里瑟打电话给我，通知你。”
“干什么？”
“他想要你去那下面，越快越好。一个警方的线人给了他们线索。事关几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全住在博卡——你知道，喝醉酒的基尔伍德喊过，一切都开始于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对，怎么了？”
“等他们一查清楚，就会进行一场大搜捕。如果他们逮到了合适的阿尔及利亚人，他吐出了真情，我们这案子也许就了结了。喏，我干得如何？”
“你做得真了不起。”我说。我只能想到昂热拉。
这一下我又要回到她的身边了。“我马上就飞。”我说，“今天还有飞机吗？”
“对，但是很倒霉。”古斯塔夫说。
“这话什么意思？”
“罢工，”古斯塔夫说，“法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也在法国的机场上罢工。你不能坐火车去，也不能飞。”
48
“昂热拉！”
“罗伯特！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活！有什么好消息吗？”
“对，昂热拉！我去你那儿！”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现在已经太晚，没办法可想了——快半夜了。但后天中午我就到你身边了。”
后天中午——那是星期六，六月三日。我离开了十三天。十三天！它们让我感到像是十三年，像整整一生。而现在，现在……
“我的天，罗伯特，可我们这里在罢工！到处罢工！你不能飞！你也不能坐火车！”
“噢，不要紧，我能。”我说，“德国和意大利没罢工，火车还开。你只需开车去意法边境，去文提米格利亚。我赶到那里，你得在那儿接我。那儿离戛纳有多远？”
“不足两小时，罗伯特！你明天何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不是明天。后天！十二点五十五分。不过当心！这是意大利的夏令时！”
“我会在站台上等！我会大声喊，让所有的人吓死！我后天一大早就出发，保证准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次日上午，我又一次去了环球保险公司找古斯塔夫，听取指示，让人家将新的钱换成旅行支票。我妻子既没给我也没给他而且也没给其他什么人打过电话，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跟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通过电话，寄过去一份委托书，委托他的一位雇员在我不在时定期去取寄到“洲际酒店”的所有邮件。有可能是律师来信，也可能是法院来函。那我们就不能错过期限，不然就会在我缺席时作出判决。当我跟他讲话时，冯塔纳在电话上寡言少语。“我将拆开所有的官方信函。请给我你在戛纳的地址。”
“‘庄严’酒店，十字架路。”
“祝你好运。”冯塔纳说。然后他挂上了。
我也通知了“洲际酒店”，会有人来取我的邮件。房间我保留。下午，我乘城市间快车前往斯图加特。在那里我转乘前往文提米格利亚的直达车。环球保险公司在卧铺车厢里订了个单人包厢，我一点也不惊奇，这个包厢的号码是十三。我很快就睡着了，直到我们快驶近米兰时才醒过来。我的耳朵发胀，有点痛。我们毕竟是夜里驶过戈特哈尔德山口的，我感觉到海拔高度的差别。我哈欠连天，那种耳聋的感觉终于随着一声响消失了。
意大利艳阳高照，百花盛开，在这个可爱的南方世界，我每进入一公里就越幸福。在热那亚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卧铺车厢是这趟火车的最后一节，停在一个隧道里，隧道的黑墙上往下淌着水。后来火车终于动起来了。卧铺车厢的乘务员清理我的床。当我们缓缓地驶出热那亚时，我坐在窗前，喝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只见到很大的船停在灰灰的船坞里。这里的码头跟铁轨挨得很近。俄顷我就看到海了。从那里开始我一路上几乎都在看它，直到边境。火车沿着意大利的海岸线行驶。我看海上的船只，大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我看到沙滩上人很多，我又看到了棕榈树、桉树、橙子树和五彩缤纷的花卉。这列火车在每一个小站都停，许多人上上下下，但卧铺车厢里客人很少。我又感觉到，我这一生中从没体验过我对昂热拉产生的这种感情。我们俩都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不知道，卡琳会作何反应，我的痛会如何发展，我的案子会有何结果。我只知道，我正去见昂热拉的途中，这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海行驶的旅程对我就像是一场快乐的梦。我非常渴望能再听到昂热拉的笑，因为我爱她的笑。我想，为了补偿人类生活的所有忧愁、艰难和痛苦，上帝给了人类三样东西：笑、睡觉和希望。当这里的山脊和岩石越来越突兀地从海里钻出时，我们仍然在不停地穿越隧道。我看到隧道入口处挂有牌子，所有的隧道都有名字。一会儿之后，我放弃了数数。隧道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49
在尼斯的机场上我们曾经跑向对方——越跑越快，上气不接下气。在文提米格利亚，在这座巨大的、形象可憎的火车站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从卧铺车厢里下来，乘务员把我的箱子送给我，我把它放在站台上。火车里没有那么多游客了，他们迅速消失了。乘务员喊叫一个行李员，因此我站在那儿等。火车旁的站台像有鬼似的一下子空了。太阳火辣辣地燃烧。我看到瘦削、失落的昂热拉站在很远的地方，在火车头附近。开始我只看到她的红得发亮的头发，后来我认出了她。昂热拉身着蓝上衣和白裤子。她也看到了我。但是她停住不走，我也停住不走。
事后我们谈起过这一瞬间，问对方为什么我们会呆住了，只是凝视着对方。昂热拉说：“我已在站台上站了几个小时。我是九点开车离开戛纳的，老怕来晚了。这天早晨我的举止像个机械的木偶，不像一个人。当我后来看到你时，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简直相信我要瘫痪了。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但我做不到我想做的事，也就是跑向你、拥抱你、吻你。我无法离开原地。我的向往和我的欢乐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变得如此巨大，当我终于看到你时，当我本来应该高兴时，我反而无比伤心了。这是最奇怪的。对，我心情悲伤，非常严肃，亲爱的。”
我同样如此。我不能理解，今天还不能。但我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在文提米格利亚那座外形可憎的边境火车站的站台上，太阳火辣辣的，我非常严肃。我连伸手打招呼都不能，昂热拉也一动不动。
一个意大利行李员推着车过来了。我把我的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放到车上。他说，他在出口处等我。他推着他的车子，我跟在他身后，像木头人似的，冷冷地无所适从，跌跌绊绊。昂热拉仍然不动。我沿着长长的火车往前。行李车消失在一架下行的货梯旁。我继续走啊走。我来到了昂热拉身边。她脸上的表情紧张而又克制。站台上只剩下了我们，阒静无声。我们四目相对。我又一次看到，在昂热拉棕色的大眼里我非常微小。我们不讲话。我们默默地拥抱，用尽全力抱紧，拥抱了很长时间。昂热拉抓起我的手，我们缓缓地沉默地走向通地下通道的台阶。过道在铁轨下面，通向火车站大楼，里面非常脏，有来苏儿的臭味。我们继续前行。现在，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对望。我们仍然是沉默严肃。我们沿着另一道台阶上去，穿过一道栏杆和一个厅，来到站前广场上，昂热拉的车停在那里，搬运行李的行李员也等在那儿。下午的这个时辰，烈日当空，大街上见不到人影，家家窗户紧闭，木制窗棂或白或绿。
火车站对面有一家酒店，人行道上有几张桌子，它们属于一家咖啡馆。一只毛蓬蓬的狗贴着墙趴在那里。这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面，为我打开她旁边的车门。那一刻我想到了死。我想，它比爱情更强大，它会找上每个人，结束一切，包括最伟大的爱情，我们对此必须忍受。当我上车时，我非常顺从。我再没去过文提米格利亚。
50
昂热拉一如往常把车子开得很稳很平静。我们来到意大利的海关，然后来到法国海关。官员们站在露天里，他们也非常热。他们穿着衬衫和裤子工作，他们的衬衫上汗斑点点。那些官员非常有礼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无论是在意大利一边还是在法国一边，官员们都跟昂热拉调情，但是，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没有反应时，他们就悄悄地停止了。我们开上一条高速公路，昂热拉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交费。公路上的空气似乎在沸腾。我脱去上装，扔在后座上，解开领带。我们还是没有交谈。昂热拉开车很快，大约五分钟后她踩刹车，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停下来。接下来的瞬间我们相互拥抱接吻，那么猛那么使劲地搂着对方，甚至带着绝望，好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保护和支撑似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终于能开Kou交谈了。
“昂热拉……”
“我亲爱的，我真高兴。”
“我也是。”
我们又狂吻。当我们讲话时，我们相互在脸上、额上和眼睛上吻了无数次。我们长时间地吻对方的唇。
“你在我身边，终于来了，罗伯特。我已经想过，我没有你会失去理智。”
“咱们在一起。我现在就留在这儿。”
“噢，罗伯特，”她说，“在那个可怕的火车站上，当时我突然起了一种可怕的念头。”
“什么念头？”我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脸。
“我……我想，只有一件事能分开咱们俩。这一件事会找上每一个人，也终有一天会找上我们。那时，咱们就被分开了。那时，一方就得孤独地生活下去。我想过，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追随你而去，因为孤独生活我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的爱情再也不能够了。”
原来她也想到了此事……
“不过现在，”她说，“它过去了。现在一切都美妙神奇。”她笑，“咱们在一起，罗伯特！咱们又在咱们的天堂里了！”她这下变了个人。她曾经让我觉得是那样忧虑，而她现在是如此自由、如此开心、如此愉快。“你饿吗？什么也别讲。当然你饿。我，我饿死了！我今天早上激动得连杯咖啡都没喝。咱们先去吃饭，然后开车回家，好吗？”
“行，昂热拉。”
“我认识这里一家很好的饭店，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咱们开车去那儿。你觉得合适吗？”
“我什么都合适。”我说，“开车吧，昂热拉。”
她又发动了，内胎摩擦，她发动得那么突然。我回头望。我们身后扬起了白色的灰尘。我们旋下车窗，打开了推顶。我坐在那里，从侧面定睛望着昂热拉，心里充满无比的骄傲，这女人像我爱她一样爱着我。不，不是骄傲，我充满了感激，非常大的感激，感激生活、上帝或谁负责此事的，感谢他让我们相遇了。我看昂热拉的双手。我看到那浅色的色斑。它变得更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昂热拉的手这期间被太阳晒得更黑了，我想。
“咱们去艾泽。”昂热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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