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_答案只有风知道

远程炸弹猛烈进攻……

昂热拉又跑进厨房，那里正在炸牛排，看看，戳戳，翻过来，递给我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和两只杯子，示意我拿到平台上去。她现在耳朵和眼睛都只留心于新闻。饭做好了。昂热拉和我一起把它们端到满是鲜花的平台上。我看着身下城市里的无数的灯光，海边的白色城市，船上的红色、绿色、蓝色和白色的灯光，那艘灯光辉煌的轮船，沿着艾斯特莱尔山蜿蜒的公路边的灯光。不见一丝云彩。在平台上灯光的照射下，花儿晶莹剔透。从什么地方传来轻音乐。还是新闻。智利劫持飞机。天主教和北爱尔兰的英国士兵之间的激烈战斗……

飞机滑翔而过，航行灯闪烁不停。牛排半热，正如我喜欢的，绿色的色拉里还有黄瓜片、小洋葱和其它我不认识的佐料，玫瑰红葡萄酒口味略酸，很清纯。新闻结束了。又可以跟昂热拉讲话了。

“您知道，一瓶玫瑰红葡萄酒多少钱吗？三点五法郎！这是不是不可思议？”她站起来，关掉电视，客厅里的灯光落在平台上。当我们用完餐后，我帮昂热拉把一切都收进厨房，那里的“索尼”还开着。她也把它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关掉了。“三点二十分又有新闻。”她说，“这么长时间足够我联系上帕斯卡勒·特拉博了。当他们从康托码头回来时，他们总是跟他们的朋友们坐在港口的甲板上，喝点东西。咱们喝什么？我想，喝香槟吧。”她有一只非常高的冰柜，她从中取出一瓶。我读那标签：“享利奥特，一九六一”。

“那儿有杯子。您把瓶子打开来，好吗？我赶紧再穿点别的衣服。”昂热拉说。饭前她脱去了围裙，现在她跑进她的卧室。我打开酒瓶，把它跟两只杯子拿到平台上，放到一张小桌子上。它位于好莱坞秋千前面。从这里能看到城市、大海和阳台设有木栅栏的护栏。护栏约有一米五高。

昂热拉向我走来。她穿着一件灰色、宽松的家常外套，钟形袖管很宽，丝绒高领。我斟满酒杯。昂热拉坐到我身旁。远方的音乐沉寂了，那么静，好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们。昂热拉拿来了香烟和一只烟灰缸。

“真的，您吸烟吸得太……”我刚开口又打住了，为她点着香烟，自己也取了一支。我们坐在那里，吸着、喝着，沉默不语，眺望着灯光照亮的大海，俯瞰脚下灯火通明的城市。吸完几支香烟后，在喝第二瓶香槟时，昂热拉开始讲起来，声音很低……

“我伤害了您。”

“我？从来没有过！”

“有。在咱们相互结识的那一瞬间，在电话上。我说，我也能讲德语，但是不喜欢。”

“对，我记得。”我说，吻她脸上鲜嫩的、被太阳晒透的皮肤。

“我想解释此事……”

“干吗？我自己能想得到。这无关紧要。”

“您想象不到的。它很重要。”她讲得越来越低，越来越慢，一口非常纯正的法语。“您在战争中做什么？”

“当兵。”我说。

“这是肯定的。什么级别？”

“二等兵。我再没有别的进步了。”

“您也来过法国吗？”

“对，”我说，“但是那已经很晚了。战争开始时，我还不足十六岁，后来很快就去了俄国。在那里我被捕了，一九四五年。三年。我运气好。”

“有些人运气好。”昂热拉说。我觉得她的声音似乎在远去。“我的家人却不是。没有一个人运气好。父母，亲戚……您知道，他们从一开始就都参加了抵抗运动。他们全都被抓住运走了。我于一九三八年出世。朋友们把我一直藏到一九四五年，因此我得以逃生。唯一的一个人，别的人再没能躲过……”

“您手上的白斑！”我说，相当大声，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它，“您经历过您父母被抓走吗，清醒地经历过吗？”

“不是很清醒，但我连续数年都梦到那一夜。那天夜里，德国人前来抓住了父亲和母亲。我始终还梦到那沉重的皮靴。然后，我连续数年在睡熟中喊叫，孩提时。”

后来她连续数年在睡熟后喊叫……

“也许这就是那引起色素变化、那位算命女人讲到的惊吓。”

“是的，有可能。这我还从没想到过，奇怪。”

“请您注意，一旦你有一天快活了，这块白斑就会消失。”

“我很快活啊！”

“不，”我说，“这我不相信。您不快活。”

“我就是快活！”

“不是。”

她喝光了她的杯子。“请您再给我倒上。您也倒上吧。咱们反正得至少等到十一点。”

“您不快活。”我说，斟满酒杯，“您装成这样，但是您不快活。”昂热拉注视我良久。

“您说得对。”她惊奇地说，“您是对我讲这种话的第一个人。对，是的……我让您感到像是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当时，当时我喝醉了，是的。上帝啊，我当时醉了……”

“什么时候？”

“当我得知……当他对我说……”她又注视着我。

“对于我，您是个陌生人，罗伯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对您讲这件除了我只有一位牧师知道的、我从没讲过的事。”

“您若不想讲，就别讲。”

“可我想讲！这不是很奇怪吗？对，我要讲给您听。为什么偏偏对您讲，这我不知道。但您应该听听——今天，您今天下午妒忌劳伦特了。”

“妒忌谁？”

“劳伦特·维阿拉，那个海军军官。”

“噢，他呀。对，是这么回事。”我说。

“可您没理由妒忌。我爱的不是他。另一个男人，对，我爱过他。这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她的声音越来越缥缈，“我以前从没像爱他那样爱过任何人……我完全忘记了自我。当一个人真正地爱上时，他就不会再想到自己了，而只是想对方，对不对？”

我沉默，秋千轻晃。我吸烟，慢慢地啜饮，凝视着昂热拉美丽的脸庞。

“我的生命就只是为了这个男人……他住在这里，在这座房子里……我们准备结婚。他常外出，可当他来到戛纳时，他一直在这儿，在我身边。我为婚礼准备一切，您理解吗？我们想偷偷结婚，然后再公布。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还是有很多事要准备的，对不对？”

“对，肯定是的。”我说。

她已经根本不在听我讲了。

“后来到了那个晚上。那……”她顿住了，随之是一阵长长的静寂，“那天他对我说，他不能娶我。我非常难过，但他已婚，有两个孩子。他住在亚眠。我从没怀疑过他。我以为是听错了。但我听到的是事实……这……这对于我是残酷的瞬间，您知道……我把他赶了出去。他急急忙忙收拾起他的东西滚了。而刚刚还在哭的我停止了哭泣，喝起酒来。威士忌。那时候我喝威士忌。纯的，带冰块。很多、很多的威士尼。是的，当时，在那天夜里，那次我真的醉了。我不停地喝。我……”

八

一直喝下去。四台电视机开着，画室的那台也开着。在争吵之前，在昂热拉了解了那个她爱着的男人的真相之前，她曾在房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她在醉醺醺的状态下忘了其它的电视机。她蹲在沙发上，面前放着酒瓶、冰块和杯子。这时没有一滴眼泪，还没有。这时，光是她的头脑里有着巨大的嗡嗡声，天旋地转。她一个劲地想：徒劳。受骗了，上当了。我的爱情完了。我孤独，非常孤独。再也没有人了，不，没有人了。

她突然缩成一团。

有人在吼叫。

过了一会儿，她才理解，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电影。这一切发生在六月十日，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十日这一天，一支武装的纳粹因为马基抵抗组织谋杀了一位德国将军而大肆报复，把法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奥拉多—芬尔—格兰夷为灰烬，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屠杀了。男人们被枪杀了。妇女和孩子们先是被赶进了一座教堂。有些人以为会获救，但那些纳粹分子点燃了教堂，妇女和孩子们也被活活地烧死了。这座村庄的废墟至今还在，人们在别处重建了那个镇。跟其它地方一样，奥拉多成了法国人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电视里播放反法西斯影片，播放有关纳粹所犯罪行的纪录片。现在，这里就正在放这么一部纪录片，是由目击者的报告剪辑而成的，偷Pāi的照片和偷制的图片——一场噩梦，举世无双的恐怖。一排排被枪杀的男人们。老人们，那些目击者，泣不成声地报告那场血腥屠杀。那是教堂。纳粹军人把妇女和儿童们赶进去。门关起来了。教堂里传出歌声。它着火了，可怕的火焰。奥拉多的破败的农屋被炸掉了。那些纳粹军人站在那里，双脚叉开，穿着他们笨重的皮靴，手端冲锋枪，纳粹军人，纳粹军人。昂热拉坐在那儿喝酒，威士忌从她嘴角流出来，她也没觉察到。她盯着荧光屏上的图像，那些骇人的图像。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弗雷德叔叔、毛里斯叔叔、表妹安德莱、理查德舅舅、舅妈亨丽特、舅妈玛荣妮。死了，死了。他们全死了……

昂热拉霎时无法承受了。她迅速站起身，晃悠悠地踉跄到室外的阳台上。在那里，她的花儿，那么多的花儿绽放着。那天夜里下着雨。昂热拉只剩下一个念头，唯一的一个，它纠缠不休，在她的心里威严地跃跃欲试，结束。完了。结束吧，现在就结束。这生活，你再也承受不了啦。

“这生活……”她听到自己在语无伦次，“不……不……我不想再要了……”

在潮湿的地砖上，她穿着高跟拖鞋，踉跄走向阳台的栏杆，雨水打下来。她撑起身，抽起一条腿。她摇晃得厉害。当她看到身下深处房子后面的停车场那灯光照亮的水泥地面时，她一点也不害怕。马上。马上。我马上就下去了。马上就一切都结束了。她抬起右腿，左腿。她跪到栏杆上。她把右脚伸向边沿。她用双手撑住自己。她挺起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越来越高。另一条腿也同时伸。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的脸和她的衣服。她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来吧，死亡，来吧，甜蜜的死亡。这下，她站在离地面四层楼的高处，在黑暗的天空下，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城市上方。一阵风吹到了她。她还想：我要……

然后，她就跌倒了。

她跌回到平台地面上，阵风吹得她跌回来了。当她从一阵短暂的失去知觉中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是躺在一个水洼里。她张开的嘴里有半嘴的水。她作呕，把水吐了出来。她感觉没有一丝力气，四肢动弹不得。她跌倒在平台上，而不是跌下去了。

“不……不……我……我不想……我想死……这栏杆……”她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又跌倒。她试图用尽全力站起来。她站起来了。她的膝盖在打颤。她跌撞向栏杆。但是她爬不上去。她望向深处。一辆汽车刚刚从下面开走。这下她再也没勇气了。但是她必须结束。她必须……她必须！

她哽咽着跌撞回卧室，拿起瓶子就喝，丢失了她的拖鞋，跌回电话台子旁的一张沙发椅里。

电话！

她得跟谁讲讲话。跟谁？她不是有许多朋友吗？无数朋友，是吗？她有吗？谁？谁？昂热拉，你有谁能听听你想干什么？谁？

她不寒而栗地认识到：谁也没有。

那里有电话号码簿。她无意义地在里面乱翻。三年前，她还不需要眼镜就能阅读。她的双手飞动，号码簿掉到地上，她抬起它。她不知道她在找什么，一个人……一个能跟她交谈的人……讲话……讲话！这里有……有……一个电话心灵安抚……也许那里有谁……她找不到这个号码。教堂！她在教堂栏下看。她选了一个号码。没人接。再一个。没回音。她像野兽一样呻吟。第三个电话号码。空音在响。一声，两声，后来突然传出个男人声音，平静，低沉，友好。昂热拉不理解那男人在讲什么。听到人声她顿感轻松无比，一个音都发不出来。她向前瘫倒，上身支在小台子上，话筒滑落。她呻吟。她哭。这下她又能哭出来了，大声唏嘘。

那个平静的男人声音说：“我在接电话。我守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我有时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您。”

“我……我……牧师……您是牧师吗？”

“对。您放心哭吧。慢慢来。我有时间……”

昂热拉哽咽、呻吟地哭着。

“我在这里，”那男人声音说，“在电话机旁……”

这样过了大约一刻钟。后来昂热拉有了气力，讲：“自己杀……先前……”

牧师误解了：“您杀人了？”

“不是……我……我要把我自己……您明白了吗？我自己……从阳台上跳下去……可是我跌回来了……而现在……而现在……”

她又抽泣起来。

“我在电话机旁。您慢慢来。您慢慢来……”

这个年轻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坚强，又那么温柔，昂热拉渐渐感觉体内有了些力量。她开始讲：“我想自杀……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我理解。您再也不能了。”

对话中间有时夹杂着数分钟的沉默或哭泣。牧师的声音总会重新响起：“我没挂断。我在电话机旁。”

“抛弃……那个我爱的男人……被出卖……被欺骗了……现在我孤独一人……孤独……我再也不能够了！我想杀死自己！”

那个平静的声音一句也不抗议，从不反驳，从不作价值的判断。他说出了昂热拉刚刚还能承受的话：“您一定经历了许多沉痛……”

“是……”

“后来这个男人来了……您把您的全部爱情献给了他……他让您如此大失所望……现在出现了一个真空……一个可怕的真空……”

“是……是……”昂热拉稍微直起了一点点，还在低声抽泣。她能比较容易地讲话了：“我只有他……只有他……我认识许多人，非常多……由于我的职业我必须认识和见到非常多的人……我必须出席每一场宴会，每一场舞会……我必须，您理解吗？……这算是什么生活呢？舞会！宴会！这奢侈……而这空虚……这伴随的空虚……我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她喊道，“我不告诉您，我是谁，住在何处，不然您会报警！”

“我起誓，我绝不会那么做……我根本不想知道您的名字……真的不想……您陷入很大的困境和孤独……自杀，这是孤独最外在的表现形式……但您并没有孤独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没有？”

“现在有我在……我在跟您谈话……我十分理解您，非常理解……您可以相信我。真的，我理解您。”

“真的？”

“那当然……您交游广泛……您的职业迫使您这样……您根本无法向那些人讲述您内心的真实形象……一点也不能讲您的忧郁，您的苦闷……在这些人面前您得扮演一下角色，戴一个面具，愉快，始终愉快……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

“对，”昂热拉吃惊地说，“是这样……我永远不能……永远不能……我永远不能展示出我的模样……这里的所有人都认为我是戛纳最愉快最开心的女人……我根本不可以诉苦和抱怨……我需要工作啊……订货……谁还会对我的真实生活感兴趣？”

“我，”牧师缓缓地说，“我感兴趣。您瞧，您不是孤独一人……”

“不，不孤独……”

“有很多的人，他们孤独，被抛弃了，但不像您这么严重。总得戴一个面具，总得演戏，太可怕了。在您的情人身边，在那个男人身边，您不必这样……”

“不……那时我可以倾心而谈……他……这个男人知道有关我的一切。可现在……”

“现在我知道一切……”

“可您不知道我是谁！”昂热拉喊道。

“这跟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咱们相互交谈。这才是咱们谈话的开始。咱们必须将它继续下去。您为什么不来找我？我是地处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旁的俄罗斯东正教小教堂里的牧师。我等您，明天上午……咱们再继续交谈一切。”

“我是新教徒。”

“这没关系！我等您。”

“我不会来……我太不好意思了，非常不好意思……”

“那您也许后天来，或者您再打电话。我在这里。这时候我总是在这里，上午也在。我在这里等您，请您别忘记这个。请您想想，我理解您。我非常理解您……”

“这可是……我无法相信……”

“是这样……”

“我还是要做！我要跳……”

“这我很能理解。换成是我，我或许也会那么做……”

“可这是不是一个罪孽……自杀？依您看，根据您的戒律？”

“我不想跟您谈罪孽……它不存在于像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谈谈您，谈谈我非常理解的您。慢，我随时都有时间给您……”

他跟昂热拉谈了将近两个小时。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荧光屏上黑乎乎的，有黄点在闪跳。电视台下班了。那个声音无比善良友好的牧师仍一直在讲，现在他对情况已了如指掌，昂热拉也能流利地讲话了。她不再哭，头脑清醒，威士忌的作用减弱了。

“您来找我吧。”年轻的牧师说。

“我不知道……”

“不一定在明天。随便什么时候。请您想想，现在有我在这里。一个您不认识的人。您在他面前不必戴起面具。您可以向他畅所欲言。任何时候，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

“谢谢，”昂热拉说，一下子累得不得了，“谢谢……”她让话筒落回叉簧。紧接着她就睡着了，睡得那么深那么沉，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她和衣蟋坐在靠背椅里，灯开着，四台电视机开着，显示出空空的荧光屏，雨水滴落在平台上。

在尼斯上空陡直降落的飞机的航行灯闪烁着红白两色。昂热拉讲完后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她最后说：“当我醒来时，已经是早晨九点。我全身的每根骨头都疼。我的头难受得要命。”

“那您去找那位牧师了吗？”

她望着我。在客厅照过来的灯光反光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没有。”

“为什么不？”

“我太羞愧了。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自杀了。”

“这个男人救了您的性命。”我说。

“是的。”昂热拉喝一口香槟，重新点燃一支烟。我也是。

“尽管如此……”

“尽管如此，我永远不会去找他，也不会给他打电话。我将去这座教堂一趟，它离这儿不远。”昂热拉说，目光掠过我身旁，“我肯定，听声音我就能马上认出那位年轻的牧师来。那声音是那么善良。到时候，当我去找他时，我也要让他认出我来。我打定了主意要去找他，但是要等到……”她打住了。

“等到什么？”

她如梦初醒似的望着我。

“什么？”

“您说，您要让这位牧师认出您来，等到……等到什么，昂热拉？”

她端详着我，好像她从没见过我似的。

“不，”她说，“咱们别再谈这个了。我自己不理解。没人知道这段故事。我为什么向您说起它，罗伯特？为什么？”

我站起来，走向栏杆，俯视停车场。从这上面看果然很高。我突然感觉到昂热拉在我身旁。

“从这儿下去。”我说。

“对，”她说，“从这儿下去。”

我试图用一只胳臂箍住她的肩。她抽身退到一边。

“不，”她说，“请别这样。”

“请您原谅。”

“现在是十一点差十分，十一点钟有新闻，然后我给帕斯卡勒打电话，”昂热拉说，“那时候她肯定已经……”

客厅里的电话在响。昂热拉跑过去拿起来。我望向那能够致命的深处，夜里的停车场、棕榈树和水泥地面的景象将深埋在我的记忆里，只要我活着。

昂热拉走上平台。

“是您的，”她说，“拉克洛斯。”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伤感。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在客厅里忙碌。

“我们在酒店里到处找您。最后我想，也许您在黛尔菲娅夫人家里。”

“出什么事了吗？”

“对。”

“什么？”

“电话上不好谈。您能赶紧过来吗？”

“我……行。当然。去您的办公室？”

“来我的办公室。”

“我就来。”我说完就挂上了。

“什么事？”昂热拉向我走过来问。

“我还不清楚。我得去旧码头。请您行行好，安排一下您朋友那儿的舞会好吗？咱们明早通电话？”

“好的，罗伯特。”她说，开心地笑着。

“现在您又戴上面具了。”我说。

“对，”她说，“面具。我的亚洲人的面孔。如果有什么重要的事，请您今天就给我打电话。我把电话拿到我的床上去。”

“可我总不能……有可能要几个小时。”

“没关系。您必须打电话给我！”

“可是为什么？”

“因为事关您的案子。事关与您有关的事情。您为什么来这里。我想掌握情况。跟您有关的一切。”

“昂热拉……”

可她已经从我面前走开了，拨了一个号码。“我给您叫辆出租车。”她说。

当她订好出租车后，我跟她走向房门。现在，她又像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那样冷淡、内向和不可接近了。她当然没送我到楼下。她在门口告别。我想吻她的那只手，可是她迅速地抽了回去。这回她没等我钻进电梯，屋门就马上关上了。

当我走上停车场时，出租车还没到。我只得等。我从衬衫的胸袋里取出一盒烟。这时我注意到，那里面还塞着一张纸条。我将它取出来，就是那张我写了“谢谢一切”的纸条。当我打电话时，昂热拉一定是把这张卡片拿在手里，我想。因为现在有一个词被画掉了，她的大而宽的笔迹在那上面写了另一个词。我站在大门口的灯光下，点燃一支烟，吐出烟缕，久久地端详那张卡片。

我写的是“谢谢一切”。

现在，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他躺在实验室地面上的一个大血洼里，大半个脸都被削掉了。他侧身躺着，脸上缺的那一部分变成了碎骨头、皮肤、筋和血，大量的血喷溅了一地。他躺在血泊中，血染红弄脏了他的衬衫、他的裤子、他的头发、胳臂和双手。

我站在那里，盯视着这曾经是一个活人的东西。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站在我身旁，是他将我领进了这个房间，房里摆满了工具、煤气本、化学物质、显微镜的桌子和货架。身穿衬衫和裤子的男人们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把石墨撒在桌上、货架上和工具上，寻找指纹。一共是六个男人。这房间装着铁栅，非常热。我果然没认出死者，问：“这是谁？”

拉克洛斯问答说：“这是劳伦特·维阿拉。”

“万能的上帝啊！”我说。这位英俊的劳伦特·维阿拉，曾一度是昂热拉的情人，此后是她的朋友。我的念头还在昂热拉身上，我先是想到，她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何反应。我说：“我中午在‘费利克斯’还碰到过维阿拉。”

“三个小时前我还在跟他一道吃晚饭。”拉克洛斯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嘴角一直叼着烟，却忘了吸。

“这会是谁干的，怎么干的？”

“用一把大口径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从最近处。真正是一枪打在颈部。”

“那得是个属于这屋子的人或者维阿拉认识的人——窗户装着栅栏，咱们这是在二楼。”

“是的，”拉克洛斯阴郁地说，“这使一切更加糟糕。一定是某个先前还跟维阿拉交谈过的人，无论如何是一个熟人。”

“他是怎么进来的——我指的是进这屋子？”

“这屋子整夜开着。”拉克洛斯说。他讲话时，嘴角的香烟上下颠动。

“哨兵呢？”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对您讲过，我们的人手太少。不在执勤的都休息，好好睡觉，或者在办公室里工作。只要认识维阿拉，谁都很容易进来。三刻钟之前我也进来过，因为我想知道维阿拉的检查进展如何。是我发现维阿拉的。我马上给尼斯的司法警察打了电话，因为此事超出了我们的权限，这就更加严重了。探长雅克·鲁瑟尔已经到了。他正在审讯什么人，寻找证人。谢天谢地，他带来了一些警官。”

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正把尸体翻到一边，进行检查。那人灰头发，戴眼镜。

“韦农大夫，我们戛纳的警医。”拉克洛斯告诉我。韦农快乐地向我点点头，然后拿镊子在那曾经是劳伦特·维阿拉的脸的血糊糊中捅来捅去。就是他曾经吻过昂热拉的嘴。这时，一只大苍蝇落到那血糊糊上。韦农大夫连赶都不赶走它们。他把一只手伸进那血淋淋的颈部，拨动剩余的头部。

“这儿，乖乖，”他对拉克洛斯说，“枪口。很小。撕掉了脸。很明显是一颗达姆弹。”

“维阿拉一定是坐着的，”拉克洛斯解释道，“估计是坐在他的一架仪器旁，凶手站在他身后。维阿拉死得很痛快。他一点儿也没感觉到——就已经完了。我有一天也想这么死去。”

“我原以为达姆弹只适用于步枪。”

“也适用于手枪，乖乖。”韦农大夫毫无疑问已经做警医很久很久了。没有什么再令他惊讶，没有什么再令他失望。一个没有幻想也没有一点惊骇感觉的人，不管他看到什么，不管他要检查的是什么。一个怪人。或者这开心的“乖乖”只是在演戏，在保护韦农，不让什么触动他、影响他和打动他的心？

“拿着你的本子到这儿来，乖乖！”韦农大夫尖叫道，迅速活泼地向一位助手口授起来。那个年轻人做着速记。

“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问，“有动机吗？”

“那当然，”拉克洛斯说，“一个很好的动机，可惜。”

“是什么呢？”

“您看看那边的架子。”

我望向架子，那上面上午还放有全部碎片，尤其是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电线和空壳子，是从游艇上拆下来的。现在，架子上空空如也。

“不管那是谁，反正他全拿走了。”拉克洛斯说，“不光是材料，还有维阿拉的图纸。他有几张。我上午见过它们。现在全没了。”

“这可是一大堆东西啊，”我说，“而且很沉。”

“凶手一定是分两三次运走的。大概是装在箱子里。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跟同伙。”

“这是冒险。”

“这当然是冒险。在这里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些无所畏惧的人。”拉克洛斯说，“您想想咱们初次见面时我讲过的话吧。”

一个魁梧高大的人走进来。他个子太高了，略躬着身子。他穿一身热带西装，系着领带。他有着蓬乱浓黑的眉毛，波浪形的白头发，精神矍铄的脸上眼睛乌黑。

“这是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雅克·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为我们作介绍。

鲁瑟尔是跟拉克洛斯完全相反的类型——精神抖擞，不折不挠，愤怒、勇敢。

“真他妈的气人，是不是？”

“是。”我说。

“不管是谁，我一定要逮到他。”鲁瑟尔说，“臭狗屎，见他妈的鬼。我不在乎是不是富人们卷进了此事，即使全世界都属于他们！他们没有权利以为自己好似码头上最穷的流浪汉。”

“可他们这么想。”拉克洛斯说，“他们有权，权力很大。”

“权力，狗屁！”鲁瑟尔说，“我跟巴黎通了电话。跟政治警察厅。跟经济警察厅。我让他们好好行动起来了。派人到这下面来。”

“那我们就要出丑闻了。”拉克洛斯说。

“那又怎么样？这里发生了一场谋杀。假如一切不是假的，不久前还发生了一起死亡十二人的谋杀。假如我不是个大傻瓜的话，在这些谋杀之间，在他们所有人之间，都有联系。‘月华’游艇上那些可怜的船员们，他们只可以驾驶游艇，他们不是亿万富翁，路易，他们贫穷，全有家小，就跟你和我一样。这一下全家失去了抚养人。如果我这时候还怕惹恼别人，闭嘴不吭声，那我宁愿受到诅咒……您怎么讲，先生？”

“如果我害怕这里的这些人的话，我也愿受诅咒。”我说。

“你们！你们不是生活在戛纳。”拉克洛斯声音很细地说。鲁瑟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

“维阿拉留下了一位母亲。”他说，“她现在能拿一份退休金。你知道这份退休金有多高。想想维阿拉的母亲吧，路易。你想想，假如那是你的母亲。”

这个矮小、可怜的人身上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他的身躯直起来，疲倦的眼睛睁大了。当他讲话时，话里透出那强抑下去的屈辱和数十年的仇恨。他说：“你讲得对，雅克。我是个胆小的猪，这么长时间，总这么胆小。可现在我不再是这样了。谁干了此事，他就得偿还。”拉克洛斯抬头望向鲁瑟尔，“谢谢你这么跟我讲话。”

“好了，我的老家伙。”鲁瑟尔说。

一个警官走进来，问：“这里有位卢卡斯先生吗？”

“是的，”我说，“什么事？”

“‘庄严’酒店打来了电话。那里有您的两封紧急电报。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赶紧过去。”

“我们这里现在用不上您。”鲁瑟尔说，“如果您想走的话……”

“我必须走。那是我的上司。”

“明白。估计这事现在闹大了。”鲁瑟尔说。

此时我们都还不知道，他说得多么正确。

两封电报是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来的。我请求夜班门卫从门卫的保险箱里把我的保险箱钥匙给我，取出密码簿，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坐下来译电报。头一封电报要求我乘星期天的早班飞机回杜塞尔多夫，到达后立即去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报到。第二封电报内容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知情人和物证。

我又看了看。

这份电报是十九点四十五分发出的。我想，如果我呆在酒店里读到了它，维阿拉也许还活着。随后我考虑：我们能如何保护他？不是保护他，我想，而是保护物证。勃兰登伯格又是从哪儿对一切了如指掌的？

我烧掉电报，让烧焦的纸屑落在烟灰缸里，再把它捣碎，然后把密码簿放进我的保险箱，又从里面取出我的护照和全部的钱，对门卫说，我明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但我想保留我的房间。

“已经全办妥了，先生。给您保留那间房，您很快就会回到这里来。”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们同样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把一个小本子递给我，“这是您的飞机票，先生。我们按要求在法航的飞机上订了个座位。它于九点从尼斯起飞。您飞经巴黎，十二点二十五分到达杜塞尔多夫。我们把一切全转到您的账上。”

我向他道谢，放回保险箱的钥匙，看着他将它锁好。然后我坐电梯上楼去我的房间，脱去衣服，冷热交替冲了个澡。房里堆着许多盒子——我的西服、衬衫和裤子已送到了。我一丝不挂地全打开，把衣服收起来。我把米色的轻便西服放在外面，还有一条昂热拉选的领带。我要穿它们上飞机。我祼身躺上床，试图睡觉，但是我又清醒异常，就打开床头的小收音机。一个软绵绵的女人声音在唱：“这是一出完美的戏。”我又关掉。现在是两点二十分，我看看手表，夜里我老是把它重新戴上。电话响起来了。

是昂热拉打来的。

“我刚才打过电话，可是您不在。什么……出什么事了，罗伯特？是什么严重的事吗？”

“对，”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什么事？”

我告诉了她。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想，我很想知道她讲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她终于轻声说道：“他是个好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只是朋友，但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他的死伤心。他是那么爱他的母亲。我明天就去看他的母亲，照顾她。现在她可是孤苦伶仃了。”

“您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我问。

“因为——生活总是在继续，可怕，对不对？我想说，我的女朋友帕斯卡勒很愿意为所有这些人安排一次晚餐。后天八点。您看合适吗？”

“非常合适！您等等。我明天——今天——得飞往杜塞尔多夫。”

“多久？”我的天，她立马就这么问了！我心想，感到我的心在怦怦跳动。

“我不知道。不会长。如果长过后天，我会及时打电话谈吃饭的事。但是我希望，到那时我已经回来了。我迫切希望。”

“您去杜塞尔多夫是因为维阿拉之死吗？”

“这也是一个原因。”

“您的飞机何时起飞？”

“九点十五分从尼斯起飞。”

“那我八点在酒店门外接您。”

“不用！就剩五个半小时了！不，我叫辆出租车。”

“您别叫出租车。我八点到。晚安，罗伯特。”

“晚安，昂热拉，多谢。”我说，挂上了听筒。

但这一夜再也不会安宁了。

我穿上一件晨服，走到房间的阳台上，坐下来，吸烟，一根接一根地吸。我太激动了，无法入睡。从四点半起，海上的天空将会亮起来，色彩瞬息万变。十字架路上和酒店里都万籁俱寂。四点四十五分电话又响了。又是昂热拉。

“您睡不着，对不对，罗伯特？”

“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可怜的维阿拉。”

“不仅仅是可怜的维阿拉，”她说，“这您也非常清楚。”

“是的，”我说，“我非常清楚。”

“我打电话时，您正在干什么？”

“我坐在阳台上仰望天空，它正在变亮。”

“我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我坐在平台上，望着天空。您的电话线也很长吗？”

“相当长。”

“那您拿起电话，回到阳台上去，再去仰望天空。”

我依言而行。

“您坐着吗？”

“对。”

“现在咱们俩都在仰望天空。”昂热拉说。

“对。”我说。说完我沉默不语。听筒里有沙沙声。天空先是灰蒙蒙的，后来变成沙灰色，现在正由赭红色变成棕色、苹果绿色，然后变成越来越强烈的金黄|色。盘旋的十字架路旁的白房子在这金光中熠熠生辉。我们就这么呆坐了一段时间，我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昂热拉也这么呆坐着，她的听筒放在耳朵上。没有人讲一句话。后来，一轮血红的太阳从海里喷薄而出。

“那就八点见。”昂热拉说，说完就挂上了。

九

她准时得分秒不差。我穿着昂热拉挑选的米色西服和棕色凉鞋，只带着那只软包。

星期天早晨这时候，路上还很宁静。我们快速前进。我们又沿着海边行驶，经过它的沙滩、岩石和众多美食店。我们看不到几个人。我们在这次途中几乎没讲几句话。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套装，没有化妆。她把车停在候机大楼前，陪我去柜台，一直走到最后的关口。她的眼睛不离开我，但是她不再讲话了。直到告别时她才说：“我在上面，在第二个参观台上。”说完她就跑走了。我接受护照和海关检查，被全身检查，因为劫机正是一大时髦。我的飞机已经在呼叫登机了，当我走向开往跑道的汽车时，我转过身，看到昂热拉就站在我上方。她站在第二个参观台上，几乎是孤身一人。她挥手，笑，我想起那位牧师三年前对她讲的有关她的面具的一切，以及她昨天夜里自己对她的亚洲人脸孔所讲的一切。我也笑，笑得很难看，往回挥手。这下她笑得更厉害，挥得更起劲了。我左脚疼。我最后一个走进汽车。它迅速开动，开往等候在停机坪上的飞机。当我再次下车时，我能清晰地看到穿着白套装的昂热拉。我再次挥手，她也用双臂往回挥动。我挥了那么长时间，直到空中小姐请我登机。

我盯着机外的大海。飞行员将笨重的波音飞机陡地拉高。“请勿吸烟”的牌子熄灭了。我伸手到衣袋里取药片。这时，我的手指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硬物。我把它取出来。那是我在昂热拉的藏品中欣赏过的那只可爱的乌檀木象。她一定是今天早晨把它偷偷塞进我衣袋里的。

昂热拉……

我看到她站在我面前。她的眼睛。她的美妙的眼睛。太阳突然强烈地穿透机舱窗户，照花了我的眼睛。我不得不合上眼皮。现在，我才真正地看到了昂热拉的眼睛。我的手指握紧了那只小象。我们的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向北飞去。左脚仍在疼。

巴黎下着雨。

杜塞尔多夫下着雨。

一个可恨的寒冷的世界包围着我。我冷。这回我又穿错了西服。在巴黎的时间太短了，但我从杜塞尔多夫的洛豪森机场给昂热拉打了电话，通过自拨系统很快就通了。她马上就接了，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喂！”

“我是罗伯特。”

“您安全降落了！谢天谢地！”

“我……我想为那只象道谢，昂热拉。您把它送给我，让我很高兴……真的，非常开心。当我这么讲时，我就把它握在手里。”

“希望那只象带给您幸运。”昂热拉说，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讲法语而她说的是德语。

我感动地说：“您在讲德语！”昂热拉难为情了。

“对，”她说，“我请您原谅，罗伯特。”

“请我？原谅？为什么？”

“因为我……因为我的愚蠢行为。我想通了，肯定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想当兵。肯定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是纳粹。”

“有一大批人。”我说。

“但远非全部，不，肯定不是。”她的可爱的声音说，“您，罗伯特，您肯定不是。”

“不是。”我说。

“您也不愿意当兵。”

“大概不愿意。”我说。

“是啊，我也这么想。因为我那样太不公平，您原谅我吗？”

“这还用问！昂热拉，您在家里，我听到您的声音，我高兴极了！”

“我知道您降落后会打电话。我要呆在家里。我也想听听您的声音。”

“可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我要呆在这里。可怜的劳伦特·维阿拉明天早晨就要被埋葬了。您知道，这里很热，得迅速处理。事后我马上去见她母亲。”

“我可以再打电话吗？今天晚上？”

“那当然，”昂热拉回答说，“那当然。请打吧。”

“cover，coverage。”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使劲挠着他那光秃秃、正方形的头颅。“就因为这个我们让您回来了，罗伯特。”我的上司这回穿着一件橙色和白色条纹的衬衫，他又是口叼一支大哈瓦纳雪茄，从一只袋子里吞食爆米花，那只袋子旁还有三袋。他已经满身碎屑，他的办公桌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杂乱。他身旁的一张舒服的沙发椅里，坐着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衣着非常考究，安详、镇定，有一张瘦骨嶙峋、生性多疑的脸孔。勃兰登伯格向我介绍，他是联邦财政部的司长丹尼尔·弗里瑟博士。我一点也不明白，是什么把弗里瑟吹来这儿的。我现在仍没意识到。在这个星期天上午，环球保险公司的高楼里恰恰是万籁俱寂。只有勃兰登伯格在工作——总是这样。我报告了一下我在戛纳的所有经历。这两个人聆听着，那脸色好像他们早已知道了一切，好像他们没什么别的期待。另外，勃兰登伯格还不时地或愁容满面或怒气冲冲地注视着我，让我摸不着头脑。

“cover和coverage这两个词为什么打动了您……”我刚开口，古斯塔夫就马上打断了我：“现在你先住口。弗里瑟先生是专门从波恩赶来参加这席谈话的。”

“星期天？事情这么急？”

“没有比这更急的了。”弗里瑟说。他的声音悦耳。

“弗里瑟先生对我们的案子也感兴趣。”

“兴趣浓厚。”弗里瑟说。

“你在戛纳调查的那桩罪行，那艘爆炸的游艇，十二个人死亡——现在又有了第十三个人，这位专家，他叫什么？……”

“维阿拉。劳伦特·维阿拉。”

“这位维阿拉，我马上就嗅出来，这是一桩有着经济背景的罪行。一桩经济犯罪。一件白领兽行。其范围之广甚至连我都无法想象。我原来不知道，弗里瑟先生已经对赫尔曼和他的生意感兴趣较长时间了。现在我们决定共同合作。为了让你理解事关何事，弗里瑟先生得向你作出解释。很复杂……”

“我将尽量介绍得简单扼要。”从波恩财政部来的那个人说，“您看，卢卡斯先生，我们今天有着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已不是秘密。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控制它，将会出现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大灾难。它将至少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严重。”他讲起话来总是平静、安详、中肯，只有从他紧张的脸上才能看得出，他讲的话是多么地令他不安。“我还想事先说明，我认为，通货膨胀是世所能有的最卑鄙的盗窃，因为像我们此案里一样，对那些知情、残酷并且肆无忌惮地利用它来谋取私利的人，法律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要对付的是猪猡。”勃兰登伯格说，把爆玉米花塞进嘴里，“这就是说，我们得对付他们。”

“这场通货膨胀和您所讲的危险是如何产生的呢，弗里瑟先生？”我问，很不合逻辑地想起昂热拉家厨房里的凳子。我曾经坐在那上面，看她做色拉。

“您看，”弗里瑟说，“如今全世界有高达七百亿左右的美金闲置着。七百亿！您能想象这么个数字吗？”

“不能。”我说。

“谁也想象不到。可事实就是这样。这七百亿制造了这场不幸的一部分。”

“首先，它们从哪儿来？”我问。

“从那边的大康采恩，从私人银行，从大银行，从最强大的投机商。它们产生于美国的所谓‘赤字消费’。”

“这是什么东西？”

“美国仍然是进口高于出口。因此，越来越多的美金流往国外。美金还是世界上的主导货币。长期以来，它一直就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可美国人如今很不愿意贬值。要不然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这将对俄国人有益。他们有大量的黄金矿藏，随时可以抛向市场。比方说，因此，美国人也被禁止购买美国日渐减少的金子。我们可以，瑞士人可以，美国人不允许。另外，我坚信，很快就会发生一场严重的美金危机，美金到时候必然会贬值，也许会贬值百分之十。这还远没有完！不过继续说吧：如果光是美国的康采恩或事关跨国公司，那事情就好办了。他们可以在我们这儿购买德国的股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而普通的美国人，若想得到德国的股票，就得支付百分之十二的税。”

“这可真是卑鄙。”我说。

“一种完全合法的卑鄙行为。”弗里瑟说。

“到底什么是跨国公司呢？”我问。

“那些企业在所有工业国家都设有分厂，这样在哪里都不会被当成外国人——他们却不必感到对这些国家承担任何义务。正如所讲的，合法。只要这些国家本身不反对，不采取措施，我简直想讲，听任这些跨国公司勒索，闭上眼睛，它就合法。而对外国的每一位私人，却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可这是些什么法律啊？”我惊愕地说。

“人人平等，”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满嘴爆米花，“可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那现在这七百亿闲置的美金在干什么呢？”弗里瑟强调地问，“它们存放在银行里，它们被用来在外国投资建厂或用于收购，它们总是被投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也就是去那些相对来说最有金钱保障的国家，主要是联邦德国。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公正，但那是另一回事。联邦德国是较可靠、较能抗危机的安全之地，马克是最好的硬货币，比瑞士法郎或荷兰盾还要好。因此，当某个国家出现了警告现象——罢工、失业、物价和工资攀升等等，贮存在那里的美金，包括当地的货币，就以数十亿的数目汇往安全的国家，当然是通过国内支配着康尔恩或银行的那些人，完全是合法地汇的。国际货币公约虽然形式上还有效，但早已百孔千疮了，根据它，这个国家有义务接受任意一种货币，进行兑换，不管数额多高。于是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数十亿来到我们国家——我讲得非常简化。您听懂了，是吗？”

我点点头。

“联邦银行得把汇进来的美元换成马克。它现在可以对美国国家银行提一个要求，要求将这些美元换成黄金。可他们却不能再这么做了，因为美国人已不能拿纸币换金子了。”

“统统合法，统统合法。”勃兰登伯格嘀咕说，把他的雪茄卷来卷去。虽然杜塞尔多夫天气冷飕飕的，他的衬衫腋窝里却形成了汗渍。在健康方面，这人身上一切都不正常，肯定不正常，我想。我身上有什么是正常的呢？

“完全合法，对。只不过您瞧，通过这一兑换，越来越多的马克进入了流通市场。粗略地说，联邦银行得不停地造钱，这正是通货膨胀的开始。如果像七月风暴中曾经发生的那样，停止再造钱，那就啥事没有了。可相反，却有越来越多的新钱进入流通。这得由相应的货物供应来加以弥补，但供应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大起来。结果，物质需求和金钱供应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因此，价格必须上涨。附带说一下，工会和企业主，那些深孚众望的社会合作者们，也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根通货膨胀的杠杆。”

我想起我的药店里的那位老妪。

“什么都越来越贵。简直是什么都贵。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和垃圾运输费，随便您说什么。哎呀，天哪，是的，还有‘路易森赫’。人类竟会邪恶得这么可怕……”

“这永恒的工资和物价的攀升真是发疯了。”我说。

“是的，”弗里瑟淡淡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生活在它的经济领域之中。我们面临着一场可怕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受害的首先是最小的人物，那些储户，而大人物和那些非常大的人物，他们是这一发展的获利者。这，正如我所讲的，只是这场不幸的第一部分。”

啊哈，不幸来得不似雨……

“第二部分是什么？”我问。

“我向您讲到过那七百亿美金。”弗里瑟说。

“只要它们还没被用于收购整个工业，它们就操纵在投机商的手里。这些投机商，他们无所不在，手里控制着所有的货币，可以说，他们是在用它们玩车站调车场的游戏①。比方说，他们有一种弱货币，咱们就说英镑吧，或者说里拉，那么，他们就会像烫土豆似的扔下它们，也就是说抛掉它们。这也就是说，他们将弱货币大量地卖给其国家银行，它有义务买下它，而且是以相当贵的汇率。这样，投机商们手里就拿着硬货币——咱们就说日元或者德国马克吧。这样他们就能免受任何货币的损失。但还不仅如此！这些先生让他们的遍布多国的康采恩的子公司在弱货币的国家中欠债，而且是债务累累，接近极限。这样，弱货币国家的信贷物就被抽出，导入硬货币的渠道。这些多国结构的公司以他们的数百亿、数十亿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权力因素，它们强迫政府和发钞银行采取后果有害的行动。”

①意即“倒卖”。

“后果有害，”勃兰登伯格嘀咕道，“对你那些亲爱的小人物有害。”

“实际上货币危机和通货膨胀对大人物丝毫也没有影响，”弗里瑟说，“而只是影响小人物。他们是国家和国家银行被迫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替罪羊。而投机商们所做的一切，公正和法律都拿它们毫无办法。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这些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完全合法。这是犯罪，是反道德的，是最最卑鄙的——但是它不触犯任何法律。你所处理的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就是这么个案子。因此我来到这里。因此克斯勒先生来到这里。”

“谁？”

“奥托·克斯勒先生。我们部里的一个工龄最长、经验最丰富的缉税人员。他等在隔壁。我只想先向您简单解释一下，好让您理解他要讲的内容。”

勃兰登伯格摁下对讲装置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令人同情的女秘书不得不适应她的上司的匪夷所思的工作时间。

“什么事，勃兰登伯格先生？”

“请叫克斯勒先生进来。”古斯塔夫含糊地说。烟灰落到他的衬衫上，他没察觉。

门开了。

门框里站着那个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短发、左太阳|茓有疤的男人。在那个盛宴之夜，在“庄严”酒店的吧台旁，当我跟后来失踪的倪科尔·莫尼埃交谈时，他就坐在我身旁听。

他又出现在这里了，这个人。

我盯着他。

克斯勒向我微微点头。

克斯勒的声音听起来不同于弗里瑟——迅速、冷淡、有力，习惯了发号施令，习惯了成果。他年近六十，看上去年轻些。

“怎么回事？”我说，“一次再见。”

“我已去戛纳几星期了，中间有间断。”克斯勒说，这位缉税官是财政部的一张王牌，“我住在‘卡尔顿’酒店。我当然不能让人认出我来。”

“当然不能。另外，跟我坐在吧台旁的那个姑娘……”

“失踪了。跟靠她养活的那个男人一道失踪了。我知道。我了解那下面发生的一切，卢卡斯先生。”

“可您到戛纳干什么来了？”

克斯勒说：“我们检查了赫尔曼银行的生意，这是联邦德国的一家最有声望、最有名的私人银行。您瞧，我们当然跟其它国家的缉查人员合作。我们交换情报。数月以来，甚至数年以来，我们就在忙于赫尔曼和他跟那位美国人约翰·基尔伍德的生意。”

“约翰·基尔伍德——这不就是据说来戛纳为赫尔曼庆祝六十五大寿的那些人之一吗？”

“对。他是最有趣最危险的人。”克斯勒说，他摁得指关节咯咯响。他常这么做，这是他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习惯。他从袋子里掏出一个本子，朗读道：“约翰·基尔伍德。第三次离婚。六十二岁。活着的孩子：五个。教育：耶鲁大学。生意活动：基尔伍德石油公司及其分公司。估计拥有净资产：七亿到十亿美金。”

“上帝保佑他。”勃兰登伯格说。

“上帝保佑他。”克斯勒说，盯着他的本子，“基尔伍德在贝弗利山、佛罗里达、巴哈马群岛、法国、瑞士、摩纳哥、列支敦士登和英国都有房屋、地皮和住房。在英国有整整一座宫殿，两架飞机，两架波音702，在纽约的摩天大厦‘美利坚广场’有一套豪华住房。”

“科德石油，”弗里瑟说，“基尔伍德的公司，在欧洲的经营几乎没有赢利，尤其是在我们这儿。”

“那利润到哪儿去了？”我问。

“去了他想要它去的地方。在那些税收最低的国家。”克斯勒说，将小本子翻开一页，望着我，“您知道科德公司，是不是？”

“谁不知道呢？”我说。

在黑森林有一座装配厂，在全联邦德国有分厂，在国外有配套公司。科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生产公司之一。它生产雷达设备，以及电视机。新闻卫星的零件以及美国宇航仪器的设备——在电子方面没有科德不生产的东西。

“现在，”克斯勒说，给人一种自信、有经验和聪明的印象，“这家科德，黑森林的这家工厂，一九四八年时是一家整两百人的工厂。如今科德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七十五万职员——还不包括配件供应厂。就我至此向您介绍的一切，如果我对您讲，科德公司的大部分也属于基尔伍德，您不会感到意外吧。”

“不，这对于我真不是什么意外。”我说。

“一九四八年，我们不得不毫无理由地以一美元比四点二马克的汇率购买美元。现在刚好升到了三点九马克。这也太高了。当时，美国人自然在德国购买他们能买到的任何东西。基尔伍德买下了黑森林的小工厂，光阴荏苒，它成了庞大的科德公司。我想，弗里瑟司长已向您解释过了，怎么干这种事——合法地干，完全合法。”

“是的。”

“好，”克斯勒说，“科德公司，这家古怪的企业，您估计，它每年的赢利有多少？”

“数十亿。”我说。

“对，”克斯勒说，狡黠地笑了，“您知道他们在这里缴纳多少税吗？您会笑起来：在德国分文不缴！”

“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这很容易做到。”弗里瑟说，“科德把货供应给列支敦士登的客户。在那个税收绿洲里几乎不需要纳税。那里的皮包公司精确地控制着赢利。账单经过列支敦士登转到巴哈马，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税，您猜得很正确的几十亿赢利，科德公司——也就是基尔伍德——在列支敦士登和巴哈马之间清算之后，就揣入了私囊，但这回是真正的！”

“在德国，总该有办法阻止那些不纳税的公司的恶劣行径吧！”我说。

“这不行，”弗里瑟说，“在这个领域内，什么都是允许的，无可指摘。但是，”他头一回抬高了声音，“如果运气好，这里有我们唯一还能有所作为的地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证明科德公司有一点点偷税漏税，有一点点不守常规，那我们就可以破获它。为此，克斯勒长期以来一直在检查科德公司和赫尔曼银行的生意往来。”

“赫尔曼银行是怎么卷进去的呢？”

“哎呀，这您也不知道？”克斯勒说，“赫尔曼银行是基尔伍德在德国的家庭银行。”

“真棒，罗伯特，真棒，是不是？”勃兰登伯格咂着嘴说。他嘴上的雪茄已经湿透了，嚼碎咬烂了。他靠回去，双手叠放在肚子上，眼睛狡黠地望着我们。他的猪眼睛目光狡黠。

十

克斯勒讲：“可以想象得到，我查出来的情况是我好不容易才获悉的。通过泄密，复仇的感情……”他望着我。他有蓝色的眼睛，我从中看不出一星人性的火花。这双眼睛，它有可能是玻璃做的。克斯勒，财政部缉查人员中的一张王牌。他迷上了他的职业，对于他，这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想。

克斯勒讲：“弗里瑟先生向您解释过的所有汇钱行为，二十年来，基尔伍德在德国这里都是通过赫尔曼银行操作的。他给这家银行选了这么一个最好的名字。一切都必须显得无可指摘、正当合法。按照我们的法律，它是无可指摘、正当合法的。我们知道，每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基尔伍德就将钱从这些国家汇往德国，汇到赫尔曼银行，将它们换成德国马克，继续投资给科德公司。就这样，这家公司成了一家世界级公司。基尔伍德无所顾忌地利用一切的政治混乱、每一次垮台、每一次政变、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事件、古巴事件和柏林墙，任您哪一种，越南当然了，数百种的理由，让他玩他的美元，在赫尔曼银行的帮助下，越来越富，越来越富，带给我们国家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他只是这么做的许多人之一，这毫无疑问，但是他无所不为。而赫尔曼可以问心无愧，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直到后来英镑的事发生。”

“英镑怎么了？”我问。

“基尔伍德看出了英国将会发生什么事。他不仅看到了罢工、失业和英镑越来越弱，他也预感到，为了能举足轻重地进入欧盟，英国早晚得将它的货币从束缚下解放出来。那疯狂就此开始了，这整个故事疯狂得触目惊心。”

“为什么？”我问。

“您注意听。”克斯勒说，“为了您也能理解这件事，我先讲给您听，基尔伍德本该怎么做——他在类似的情况下总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我点点头。“好吧，于是基尔伍德从英国撤回他的英镑存款，这是他通过抛售美元在英国赚得的，汇到赫尔曼银行，要求照原来的高汇率换成马克。他本来也会得到它，因为赫尔曼银行本可以在贬值之前将英镑迅速地卖给联邦银行，这样承受损失的就不是他，而是联邦银行，包括我们大家。不仅如此！基尔伍德还会通过赫尔曼银行在贬值前弄到英镑贷款——一笔不小的数目。”

“这他怎么才能做到呢？”我问。

“如果您信用好的话，您可以在每一家德国银行要求贷英镑、荷兰盾、美元或别的什么，并且都能得到。”弗里瑟说，“基尔伍德一定料到了英镑会贬值。”

“这下他们放开了汇率。”勃兰登伯格懒洋洋地说，将衬衫和裤子上的碎屑抖落到地毯上，“这下英镑果然贬值了——据说是百分之八。”

“百分之八，对。”弗里瑟说。

“这将意味着什么？”克斯勒问我。

我说：“这将意味着，跟许多中小型企业相反，基尔伍德靠他及时换掉的英镑不仅能避免损失，而且还能大捞一笔。因为如果他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到英国去收购……”

“假如这样的话。”克斯勒说。

“为什么假如？”

“我对您讲过，这里发生了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某种非常疯狂的事。不过，请您将您的思维过程编织下去，让我们看看，您理解了没有。”

“那好吧。”我说，“如果基尔伍德现在拿着德国马克去英国收购，比如说，他的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厂，那么，他使用德国马克必然就少付百分之八。”

“正确。”

“而他得到的英镑贷款，在还贷时又能让他净赚百分之八！”

“又说对了。”淡黄头发的克斯勒说，“现在您听仔细，卢卡斯先生，因为现在到了我们当中谁也不理解的不可思议、妙不可言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基尔伍德已经将英镑汇到了赫尔曼的银行，以较高的旧汇率将它们换成了德国马克，但是，他没有通过赫尔曼银行贷英镑，不，相反，他让赫尔曼银行将英镑贷给了别人！”

“什么？”我问，哑口无言。

“您听对了。他给出了贷款，而不是接受。”

“可是，”我喊道，“这可就意味着，这一下，当英镑贷款还回来时，赫尔曼银行将少得百分之八。”

“对。”弗里瑟说。

“这谁都不理解。”克斯勒说，“这还不是全部。”

“还有什么？”

“赫尔曼银行没有将它从基尔伍德手里买下的英镑立即卖给联邦银行，而是留下了它！”

“留下了它？”

“不错。”克斯勒点点头。

“可这也就意味着，由于留下了英镑，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这一下又损失了百分之八。”我说，实在摸不着头脑。

“正是这个意思。”弗里瑟说。

“好得很，是吧？”古斯塔夫咂着嘴。克斯勒说：“您知道，基尔伍德汇来的英镑或通过赫尔曼银行发出的贷款数额有多大吗？”

“多大？”

“五亿德国马克。”克斯勒说。

说完，勃兰登伯格的办公室里出现了长时间的静谧，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窗玻璃上。我想，我多想呆在昂热拉身边啊！可后来，那股我认识了几十年的旧有的狩猎狂热又攫住了我。我感觉我的心跳得更快了。这是我历来办理的最大的案子。

“剩下的讲起来就容易了。”克斯勒打量着他的漂亮手指说，他习惯于把它们的关节折得难听地咯咯响，“科德公司在英国的配件供应公司破产了，因为基尔伍德这么突然地抽走了英镑储备金，使得那家公司再也无法偿还它的债务了。”

“您真的相信是基尔伍德毁了他自己的公司吗？”

“我不相信，因为我还不能确定它。我不相信任何我不知道的事情，卢卡斯先生。那公司只有一部分属于他。他跟它合作。我们的基尔伍德，他已经以这种或者类似的方式毁了十多家较大的公司。然后，他总是再从破产的大批公司中把它收购下来。他很喜欢这样做。”有时，我觉得这位出色的包打听很难忍受。

“赫尔曼和基尔伍德会不会有什么计划？”我问。

“什么计划？”克斯勒问。

“这我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弗里瑟说。

“哦？”我问。

“没什么好‘哦’的。”克斯勒说，“这里发生了某种亘古未见的事，某种我们谁也不明白的事。赫尔曼用贷款做了一桩他必然会受损失的生意。赫尔曼留下了基尔伍德买下的英镑，没有将它及时转去联邦银行，因此他必然会再损失一次。”

“这可只有傻瓜才会做呀！”我叫道，“我很难理解这件事。但是我理解，现在，在贬值之后，赫尔曼银行得承受全部的、双重的损失。”

“而赫尔曼并不是傻瓜，也没发疯，”克斯勒说，弄得指关节咯咯响，“但他还是自己毁了自己。”

“这真是匪夷所思，”我说，“我不能理解。”

“咱们当中没人能理解此事。这是个大秘密。”弗里瑟说，“如果咱们发现了它，咱们就澄清这整件事了。可咱们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个秘密呢？”

“咱们必须试一试，”克斯勒说，“坚定不移地试一试。现在的事实是咱们都认为，在这件事上，是赫尔曼而不是联邦银行损失了百分之八。五亿的百分之八，这就是四千万德国马克。”

“老天。”我说。

“老天，小人物，”勃兰登伯格发牢骚说，“四千万也不会让赫尔曼银行这样的一家银行破产。”

“这不会，”克斯勒说，“但这件事谣传纷纷。人们竞相猜测。赫尔曼没有立即把得到的英镑汇给联邦银行求得保险，不接受这种贷款反而放出英镑贷款，他暗中的意图何在呢？他必然有个原因。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原因。可不管这原因是什么，他的名声没了。作为一个成就非凡也令人肃然起敬的银行家的名声。反正，肯定的是：赫尔曼陷入了绝望。无数的证人证明了此事。赫尔曼飞往戛纳，向基尔伍德求助。这我在戛纳已找到了一位证人。咱们下午将坐到一起，到时我将向您详细解释一切，因为我们的上司命令咱们现在一起工作。”

“是的，罗伯特，”勃兰登伯格说，“上峰希望如此。”

“老是谈到cover和coverage——谈到弥补。这是这里使用的银行术语。赫尔曼要求弥补百分之八的损失。他恳请，他乞求，可是徒劳。没有弥补。”我说。

“您这下该理解您的电报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多大的震动吧？”弗里瑟说。

我茫然地说：“这么说是基尔伍德。基尔伍德把赫尔曼赶上了死路。”

“这我没讲。”克斯勒弄得手指咯咯响，“我们还不知道，赫尔曼不求助于联邦银行究竟是打的什么算盘。无论如何基尔伍德拒绝了弥补。肯定也有个秘密包围着赫尔曼。请您想想那个无法理解的发放贷款吧。赫尔曼跟基尔伍德也许——我是说也许——计划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阴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一切都失控了。反正基尔伍德现在拒绝给赫尔曼这份弥补。纯粹从人性或友谊的观点来看，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这下没有弥补了。因此，赫尔曼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想到游艇。为了看上去不像自杀，他还将客人带上了船。他是个遵纪守法的银行家，他可能想到了这种事。这下看上去像是一起谋杀。如果社会获悉，赫尔曼银行陷进了麻烦，它们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他们获悉了的话。如果基尔伍德不迅速塞钱，让一切继续运转的话——名义上遗产继承人是钻石伊尔德，事实上，就我能想到的，基尔伍德才是所有者。我相信，他一直就想拥有一座自己的银行。”

“这我也相信。”弗里瑟说。

“我也相信。”勃兰登伯格说。他像头猪一样喘息着，因为他呛着了。他吐出一堆爆玉米花到空空的手心里，让它们滑进一个纸篓。

“那就只有基尔伍德。”我说。

“您此话怎讲？”克斯勒问。

“我是指：其他那些集聚到戛纳、据称是为赫尔曼欢庆六十五岁生日的人，其他那些亿万富翁，就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了。”

“对此我找不到一点点依据。”克斯勒说，“如果他们能够，仅仅为了洗脱自己，他们也会向我说明了。我全拜访过他们，包括基尔伍德，那个老酒鬼。”

“他酗酒？”

“像个无底洞。一旦他醉了，他就会多愁善感。这就对了，清醒时残酷，一旦醉酒了，就哭哭啼啼。您还记得查理·卓别林演的那部百万富翁的影片吗？”

勃兰登伯格说：“我的鼻子挺灵吧，罗伯特？我不是当场就对您讲过，这是自杀，不是谋杀吗？现在我认为赫尔曼是自杀，维阿拉是被谋杀的。我们不需要付钱。”

“咱们还无法确定就是这样。”我说，“咱们还没有克斯勒先生要求的所有因素。咱们还需要它们。”

“我派你到戛纳去干吗？”勃兰登伯格突然粗声吼道，大家都吓了一跳，“那就上天入地，把这些因素找出来！”

财政局的两位先生对望了一眼。

“我尽力而为，古斯塔夫。”我说，“我聆听了克斯勒先生讲的一切。非常有趣，但有些事前后矛盾。”

“比如说呢？”克斯勒问，意外地尖刻。

“比如，”我说，“伊尔德·赫尔曼向我讲过，那是一场集体谋杀。‘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所有的人’又都是谁？”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克斯勒说，“您亲眼见过钻石伊尔德。她应该进疯人院。她不正常。”

“您对此肯定吗？”我问，“非常肯定？”

“这话什么意思？”

“因为她向法国人，比如拉克洛斯先生，讲的完全是另一套故事。”我对自作聪明的解释忍受得够多了，“我还未能有机会跟基尔伍德和其他人谈话。我承认，我的任务不同于您，克斯勒先生。可是在我没有弄清所有的因素之前，我跟您一样，什么也不信。”

“这是您应有的权利。”他气恼地说。

“我们欢迎您的调查能有进展。”弗里瑟调和地说，“我们只想合作，没别的意思。”

“我也想，”我说，“但无认如何，比方说……他们没等维阿拉结束他的检查就把他谋杀了，他们盗走了所有的碎片和废墟，这说明那并不是自杀。”

“赫尔曼当然不是独自一个人做的。”勃兰登伯格固执地说，“他当然有助手。你怎么想，罗伯特？”

“另外，基尔伍德也不想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弗里瑟说。

“非常不想。”克斯勒说。

“因此不会简单的。”勃兰登伯格假装和好地说，“两点钟。如果咱们想吃点东西的话，得赶紧。咱们下午继续谈。”他气喘吁吁地站起身。

这一天我们在古斯塔夫的办公室里一直工作到二十一点。因为浓烟弥漫，空气到最后都无法呼吸了。到处是啤酒瓶子，我们全都穿着衬衫工作。这回我们详细研究金融的技术性方面——我不想以此让您感到无聊。老实说，到最后，对所有那些有关货币和金融操纵的谈论，我感到一句也听不懂了。商定了我明天就飞回戛纳，去亲眼见见那位约翰·基尔伍德。当然也见见其他人。也许一切果然是两样，也许我会发现什么克斯勒没有发现的东西。克斯勒今天就飞，晚些时候。表面上我们俩互不相识，如果我们有什么要谈的，那就得用电话商定一个碰头地点。

“我为这一合作感到高兴。”克斯勒在告别时说，用力地摇着我的手。

“我也是。”我说。我真的感到高兴，但也有一种巨大的疲倦。

波恩的来人走了。

古斯塔夫和我留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他让他的女秘书回去了。现在，这幢大楼里只剩下我们和保安公司的人了。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罗伯特，我的朋友。全都是说谎者、骗子和盗贼——那些富人、‘大富豪’和贪污受贿的政治家们，那些道貌岸然的牧师，背后有梵蒂冈的银行撑腰，那些皇帝、国王和银行家，他们明知这是一种罪行，为什么不加惩罚！就因为他们也从中牟利，正如咱们的亲爱的环球保险公司靠我从前的信息赚了大钱一样——那些穷人也会赚的，如果允许他们这么做，如果他们有机遇的话。这是我们跟所有人唯一的相同点——我们全是骗子。”

“我们？”

“对。”古斯塔夫说，在他的沙发椅上咯吱吱地从一侧滚向另一侧，“我，因为我保护你，你，因为你知道，我会保护你。”

“你到底在讲什么？”

“骗子，互相帮助。”古斯塔夫说，“我避免了最严重的事情。我阻止了他们马上让你停职，他们本来想这么做的。我也欺骗了他们，说医生夸张了。”

“你快点明讲吧！”我说。

“我这里，”古斯塔夫说，“有董事会的书面委托，立即取消你负责此案，让你长期休假，好让你能彻底地总休息。贝茨大夫送来了他的报告。你病得很重，罗伯特。”

“我一点病也没有！”

“间歇性跛足，”他说，望着一张表格的末端，“上面这么写着。贝茨大夫是个好医生。”

“我对你讲，他弄错了！”我喊道，想起昂热拉，昂热拉，突然感到左脚一阵抽搐。昂热拉！我得回到你身边，哪怕我得徒步跑回戛纳！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没有什么，任何人也不能。

“我不承认你的董事会的通知。”我说，“你也不承认，古斯塔夫。因为如果你承认了，你不会叫我在这里一整天为未来的事作准备，你会找个人代替我来跟弗里瑟和克斯勒坐到一起。”

他眼睛眨动。一只开心的猪。

“对。我说过，咱们是骗子。你是我最喜欢的人，仍然是，即使你为此翘辫子。你别无打算，我只想听到你亲口这么说。你会有你的理由。我觉得好，我宁愿这样。但如果你继续干下去，还有一件小事。”

“什么小事？”

他望着我，我本以为他的目光里会含有同情，但是他无情地笑了。

“你得在一份小小的保证书上签字，他们一定要这样。这就是保证书。你坚持，继续工作下去，虽然按照规定你被要求休息，等等。你自担风险地工作。从现在起不管你出了什么事，那是你的事。如果有必要，如果你的状况恶化了或者你不再适合工作了，环球保险公司保留随时将你召回的权利。那你就得回来。你可以工作，但如果你遇上了麻烦，就别指望任何额外的支持。没有借款，没有补贴，一无所有。这是我唯一能做到的，骗子。”他期待地望着我，“全写在上面。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说。我的脚还能走很久，我想。宁愿发生心肌梗塞。我不相信脚。但假如……无所谓，就这样。我必须回戛纳。我必须回到昂热拉身边。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一切。

“如果出了什么事，你死了，你妻子将得到一个长期雇员的正常的寡妇养老金，你知道那有多高。如果出了什么事，你还能活一段时间，你得到你的养老金。”一个不动感情的人，“你当然想签字了？”

“拿来。”我说，一行也没读就签了字。我害怕发现某些词，比如死亡这个词。

“有个女人在撑腰，是吧？”古斯塔夫咧嘴冷笑。

“你怎么会猜到的？”

“克斯勒来此之前做过暗示。这跟我无关。我为你高兴，打心眼里为你高兴。这回好好玩玩，罗伯特，你这个可怜虫。”他边看我的签字边咂嘴。“全妥了。这是件棘手事，对不对？好叔叔古斯塔夫和他的乱拱的猪嘴。咱们去喝一杯好吗？”

“我还没回家。”

“想卡琳了？”他坏笑道。

“想洗个澡。”我说。

“你洗澡——什么时候开始的？”

“去你的吧。”我说。

“这倒很适合你。你好好地洗个澡。可别再跟卡琳吵架了。为了戛纳，全部取消吧。”他递给我两只信封，“这里，你的飞机票。汉莎航空公司的，十点从洛豪森出发，这回经过法兰克福。你十三点五十分到达尼斯。那里面是旅行支票，三万。先一次性给这么多。用于情报和其它支出。我当然需要详尽的明细账单。好好干。”

他向我伸出一只软绵绵、红通通的手，手指甲黑乎乎的。

“你还不走？”

“如果咱们喝完这一杯，我就走掉了，”古斯塔夫说，“这样我就还呆在这儿。很多工作。我估计得睡在这儿了。”

“换了我就会先通通风。”我说。

“我会的。如果你的脚指发紫了，打电话给我，懂吗？”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我步行回家。雨停了，但刮着大风。我将旅行包放在机场了。数小时来我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当我途经一家酒吧时，我走进去，叫了威士忌，说我得打个长途电话。我拨通戛纳，昂热拉马上就接了。

“我等了这么多小时！”她说，“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吧？”

“会出什么事？”我问，忐忑不安地想，既然他们要求这么一份保证书，那么我的情况必定很糟。贝茨大夫的报告似乎很严重。

“我不知道。总是有可能出什么事的。您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十三点五十分，我乘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尼斯。我热切地期待着咱们再见面，昂热拉。”

“我也是，罗伯特。我接您。”

“这太好了。”

她还问了点什么，我简短地回答了。

“您好好睡，罗伯特。我……我很高兴。”

“我也是，昂热拉，我也是。”

“愿亲爱的上帝保佑您。”

她为什么偏偏现在讲这话？我抑郁地想，说道：“愿他保佑您，昂热拉。晚安。”

我挂断，结账，喝了我的威士忌，然后穿过黑暗顶风走回家。我看到我常去的那家药店里有灯光。玻璃门边站着个男人。娜妮塔刚好从门上的一个小孔里递出一份药。她值夜班，认出了我，挥挥手。我向她走去。那个拿着药的人走了。

“我以为您出差了。”娜妮塔透过门上的小孔说。

“我是出差了。只回来一会儿，明早又飞走。”

“那么您还不知道？”

“什么？”

“普拉沃斯夫人死了。”

“谁死了？”

“普拉沃斯夫人。您肯定还记得那个渴望在那家养老院里有个房间的女人吧。”

“对，现在我想起来了。她死了？”

“今天登在《星期天画报》上！”

“她是怎么死的？”

“割断了动脉。”

“什么？”

“是的，割断了动脉。她留下一封诀别信，很短。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老人、穷人和病人们的生存之地了。这是报纸上的标题。”

在“路易森赫”有个小房间。

老太太普拉沃斯自杀了。

四百万马克。

银行家赫尔曼自杀了。

他是自杀的吗？

大家都这么认为。要我去证明。

“真让人难过。”娜妮塔说。

“我等你吃晚饭等了四个小时。”我妻子卡琳说。她穿一身灰晨服。她在家里总是穿晨服，没梳头没化妆。“然后我就先吃了。你要是饿，我再为你做点热的……”

“我不饿。”

“你应该打个电话来。”

“太忙了。”我说，走过我们的客厅，注视我的书籍、西里西亚小马、我的象和放着小雕刻以及我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所有东西的橱柜，摸着我的衣袋里的昂热拉的象。我感觉好像有数年没来过这儿了。这里的一切对我都那么陌生，这里没有什么还跟我有关。我走向墙边的酒柜，给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

“你也喝吗？”

“不。”卡琳说，“你有一身新西服、新鞋以及一根新领带。”

“戛纳热得很。我不得不买新的。”

“当然。”她说，“这根领带很漂亮，跟西服很相配。是你挑的吗？”

“对。”我说。

“当然。”卡琳说，“你什么时候又要飞？”

“明天。我叫辆出租车。你可以好好睡。我一大早就得离开。我自己沏壶茶，今晚就跟你说‘再见’。”

“依我看，你根本不必跟我说‘再见’。”卡琳说，“她叫什么？”

“谁？”

“谁？谁？”她模仿我，“我可不是个傻女人！这根领带绝不是你自己挑选的！这身西服也不是！这鞋也不是！我可熟悉你那低下的鉴赏水平。”

“没有别人。”我说，“全是我自己挑的。”

但我却不停地对自己讲：你做得真卑鄙，我的老伙计。什么叫卑鄙？过两年你就五十了。身体不健康。不，一点儿也不健康，我的老伙计。间歇性跛足。好了，强吞下去吧。它很苦，但你得吞下去。间歇性的跛脚。要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切掉你的脚呢？那你就是个瘸子了。心脏也有病。到时候卡琳可以照顾你。你时间不多，我的朋友，时间不多。那么一点点时间，我的朋友。你一生辛劳。现在，突如其来，你知道了爱情是什么。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真的爱上了。在你的一生中你头一回幸福了。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对，我对自己说，这是肯定的——可是，一种以牺牲别人为代价的幸福吗？一种以卡琳为代价的幸福吗？“咱们现在别吵了，”我说，“别在我在家的这几个小时里吵。”

“你并不是真的在家。”她说，“实际上你是在她身边，在另一个女人身边。”

“我对你讲过，没别的女人。”

“随你怎么讲好了。”卡琳说，“我睡觉去了。请你真的别一大早叫醒我。我睡眠不好。我得吃一片药。”她不再看我，走进浴室。

我坐到电视机前，想起昂热拉的四台电视机。我看一部喜剧，不明白看的是什么。十一点左右我走进浴室。卡琳的卧室黑了。我听不到一点声息。她要么睡得很沉，要么根本没睡。我洗了很长时间的热水澡。我仔细打量我的两脚的脚趾。左脚一点不紫。我没有擦干身子，而是湿乎乎地祼身上床，躺下去，将闹钟调到七点。我也一关灯就睡着了。

闹钟响起时，我休息充分地醒来，沏上茶读早报。它报导了那神秘的游艇事件和赫尔曼之死。报纸反面有一整页登满了死亡讣告。最大的是伊尔德登的，她哀悼她的“亲爱的永远难忘的哥哥”去世。其他的讣告来自银行、企业、手工业行会和赫尔曼担任董事长的一些公司，其中也有两条公共福利部门的。爆炸性新闻当然是英镑的放开，还有，这下将会发生的百分之八的贬值。

我穿上衣服，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听了听卡琳的卧室门。这回她轻细均匀地打着鼾。我离开家门，小心翼翼地在身后锁上门，坐电梯下去。大风驱走了云团。天气凉爽晴朗。

出租车来了。

“去机场。”我说。

“天终于放晴了，是不是？”司机说。他飞快地穿过城市驶出城去。我曾经那么熟悉的杜塞尔多夫忽然让我感到陌生得好像从没在这儿生活过似的。我的心在欢呼，我的身体的每根纤维都在渴望跟昂热拉的重逢。一种充满工作和烦恼的生活。再过两年五十。已经希望渺茫过了。现在……现在……我好像是在前往天堂之门！

只有一会儿我感觉到痛苦。我想起了昨晚我跟昂热拉在电话上交流的最后几句话，只有四句。它们突然那么令我抑郁，我强迫自己不再去想它们，不再去想那四句话。

昂热拉当时问：“罗伯特，您结婚了吗？”

我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结婚。”

“太好了。”昂热拉回答道。

“对，”我说，“太好了吧？”

一

这回参观台上人很多，但我马上就认出了昂热拉。她的红头发在阳光下闪亮。她一定也认出了我，因为她双手高举，用力挥舞。我站在飞机旁，站在汽车前面，挥舞着双手回答她。我想：我当然要对她讲实情。我必须向她讲实话，但还不能马上和盘托出。等到以后，等到我们亲密无间，昂热拉不会结束这段尚未真正开始的爱情，等到以后昂热拉准备跟我一起寻找一条出路时。眼下我得暂时欺骗她一段时间，因为我害怕失去她。那将是我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我真的不想再吸烟了，好让我的脚和我的心脏不再继续恶化。可你已经骗了她，钻进汽车时我对自己说。现在，这谎言，它横亘在你们俩之间。好吧，我说，好吧。在她经历过那一切之后，我才没敢向昂热拉讲我的妻子。她会理解我，她理解一切，她会原谅我，我想，汽车迅速驶向候机楼。这儿光线又不一样了，这儿有炎热的波光粼粼的海、怒放的鲜花、棕榈树和愉快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你回家来了，终于又回家来了。只有在这儿，在昂热拉身边才是家。

在大厅里，我们互相奔向对方，越奔越快。我撞到了别的人，踉踉跄跄，继续跑，后来我来到了她的身边，来到了昂热拉身边。我伸出胳膊，大张开，搂住她的身体。她也已经抬起了胳膊——这时发生了某种怪事。一股巨大的难为情袭击了我们，胳膊垂落。我们只是相互凝视。

“昂热拉，”我说，“昂热拉。”

“是我，”她说，“是我，罗伯特。你又来了，我真高兴。非常高兴。”

“我也是。”我说，“我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一秒钟一秒钟地数……”她把一只清凉的手放在我的唇上。

“别讲。语言能破坏一切。”

我吻她的掌心，她迅速抽开了。

她又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身旁。车顶是活动的，被打开了。我们的头发在风中飞扬。昂热拉穿着一身蓝套装和蓝色的鞋。她让我觉得靓丽了许多倍。我呆坐在那里瞅着她。我们沿着海边驶向戛纳，那只难看的旧小熊在反光镜下晃荡。那是我在“费利克斯”从那个小女孩那儿买的。昂热拉的驴放在我的套房里。她开得很快很稳，我们不再交谈。只有一回，昂热拉一只手放开方向盘，摁了摁我的手。

她没把我送进“庄严”酒店。

“咱们去哪儿？”

“特拉博家的邀请要到八点，”昂热拉说，“咱们还有时间。”

“不错，可是去哪儿……”

“嘘……”在加利福尼亚区，她沿着一些弯弯曲曲的胡同往上拐，一直来到一条长长的、宽阔和笔直的大街上。这里全是旧房子，破败丑陋，木板墙上满是广告牌，广告牌部分脱落了。室外没有椅子和桌子，酒馆门口没有串珠门帘。房屋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丑陋。然后，出现了一块田地，地头红花朵朵，波浪起伏，像一座海洋。这不是罂粟。

昂热拉突然拐离行车道，将梅塞德斯车开进一座荒芜凄清的大园子里。门脱出了门枢，生了锈。地面上铺满了碎石子。这里的野草有一米来高，夹杂着银链花和春白菊。我看到几块杂乱的蔬菜地。昂热拉把车停在一排古树下，它们包围着一块沙地，树根钻出了地面，车子颠颠簸簸。直到下车时，我终于看出了我们身在何处。我面前坐落着一座很小的教堂。它被粉刷成了皇宫的黄|色，那种建筑风格是我所陌生的。钟楼敞开着，我看到里面的大钟。塔顶高耸着一座碧色的洋葱形塔尖，上面画着白色的星星。在塔顶上，一只有三根横杠的十字架在闪闪发亮，上面的那根较短，下面的倾斜着。

“这就是，”昂热拉说，“这就是我的教堂。我对您讲过，我一直想拜访那天夜里安慰我的那位牧师。我说过，我会开车来这里，当……”她打住了。

“当什么？”我问。

“您跟我来，罗伯特。”昂热拉说。她领头走向那扇棕色的木门。我们看见门上有一个白色的字母P，一根垂直线很长，上有两根相交的线。这就是教堂的入口。门关着，不见一人。我大声喊，不闻回音。我们拿不定主意地站在那儿。在门旁的凄凄草丛中，两根木条上钉着一块广告板，上面有许多说明。它们全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我们一个词也不懂。

“那后面还有座房子。”昂热拉说，“也许，我们在那儿能找到人告诉我们牧师在哪儿。”

那房子位于真正的杂草丛中。我们不得不艰难地穿过茂盛的杂草，开辟出我们的路来。这座房子破败不堪，许多窗户都用木条钉死了。它的门也关着。我们敲门。没回音。于是，昂热拉透过一扇土色的窗户往里窥望，窗户全都很脏。

“那儿有个人，”昂热拉说，“一个女人。”她招手，打手势叫那个女人出来。我现在也在一间厨房里看到了她。过了很长时间，那女人才出来了。她看上去像个精神病患者。她个子矮小，穿一身褴褛的灰色罩裙，头发蓬松，眼里透出疯狂和害怕，那么多的害怕。她的双手哆嗦不停。她望着我们，显然是我们将这个女人吓成了这样，我感到羞愧。不过，也许她总是这么个形象。

“我们想跟牧师讲话。”昂热拉说。

“嘿？”这女人一颗牙也没有。

“我们想……”

“我不懂法语。”那女人声音沙哑地说，“您讲俄语吗？德语？”

“请叫牧师来。”昂热拉用德语讲。

“他在哪儿？”我问。

“那儿。”老太太说。她举起一只手。

荒园里刚好有一位身穿长袍、长发披肩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轻骑驶上路去。货架上放着满满一篮子蔬菜。

“牧师去卖我们的蔬菜。”老太太说。年轻的牧师骑着轻骑优雅地拐了一个大弯，奔驰而去。“我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很穷。”

昂热拉望望我，引导我的目光随着她望向老太太祼露的左下臂，她的褴褛套裙是短袖的。在她的下臂内侧能看到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数字，颜色变淡了，但是还能认得清……

“教堂关门了？”昂热拉说。

“弥撒八点钟才开始。”老太太说，“你们来吗？”

“八点我们没时间。”我说。

“没人有时间，”胳膊上烙有集中营编号的老太太说，“因此很少有人来。”

“您能为我们打开教堂吗？我们想看看它的里面。”

“行。”老太太说。她走开，又拿着一串钥匙回来，领头走向教堂大门。她跛得厉害，我看到，她穿着矫形鞋。教堂大门无声地打开了。老太太说：“我等在这里关门。反正我也得祈祷。我今天还没祈祷。我犯过一桩大错，这使我心灵沉重。”

我思索，让这位老太太心灵沉重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大错。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进了教堂。这里朦胧宁静。没有长椅，只有摇摇晃晃的凳子，各式各样的，摆放成短短的十几排。教堂的所有墙上都贴着我所见过的最奇美的圣像，大大小小，有彩色的也有黑白的。这座教堂里藏着一份宝藏。圣像上的圣母俯视着我们。有金属圣像，有画像，有的镶在玻璃下，也有的没有玻璃。老太太一直走到前面的圣像墙那儿，跪在那里的地上，那只跛脚的腿难看地蜷曲着。她忘记了我们。昂热拉和我站在一尊黑色的大圣像前。她是金属的，是圣母。她俯身于抱在膝上的孩子身上。这尊大圣像前面有一只有许多尖角的架子。

我们走进前厅，那儿的一只盒子里有蜡烛。盒子上方挂着一只小箱子，上面写有法文：为了我们的教堂。我塞进一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我们拿了两根长长的、细细的蜡烛，走回黑色的圣母那儿。我太笨拙，可昂热拉把蜡烛戳在了架子上。我拿打火机点燃了它们。

然后，昂热拉在一张陈旧的硬椅子上坐下来，面对圣母。我坐到她身旁，望着昂热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孩子似的无声地嚅动着嘴唇。我想，我现在也应该祈祷。我试着祈祷，但一无所成。我只是坐在那儿望着昂热拉，然后又望向黑色的圣母，它在烛光下闪烁。我看到老太太从我们身旁走向门口。昂热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

“肯定是。”泰奈多斯说。他吃完了他的洋蓟，把戴着戒指、长满黑毛的双手Сhā进一只洗手碟子里。“您什么也别对我们讲，卢卡斯先生。我们希腊人懂。《明镜报》是拥护勃兰特的，对不对？”

“不全对，”我说，“不一定。”

“啊哈，您住口吧！我也阅读《明镜报》！”泰奈多斯激动了，“我告诉您，我们懂。请问您，勃兰特是什么党？”

“社会民主党。”我说。

“那就是个共产党了。”他的矮小的妻子迅速用她的娃娃声音说道，“所有的社民党全都是共产党，天知道，我们从我们国家的亲身经历中知道了这点。共产党和左派分子。跟维托里奥一样。”

泰奈多斯最后一个吮吸完他的洋蓟。身穿白制服的仆人们不声不响地收拾，端上新盘子，开始上菜。我们坐在桌旁一共十三个人，男人多于女人。

“您也是左派分子吗，卢卡斯先生？”他妻子问，卖俏地望着我。

我没能回答，因为在这一刻，坐在我斜对面的约翰·基尔伍德泪流满面。他大声嚎啕，头撑在双手里，眼泪滴落在他的燕尾服上。帕斯卡勒·特拉博跳起身，赶向他，用一只胳膊揽住这位美国人的肩。据缉税官克斯勒调查，他拥有七千万至一亿美金的财产。一切情形都表明，是他逼死了银行家赫伯特·赫尔曼。

交谈僵住了。大家都尴尬地望着基尔伍德。他抽噎着，嘤嘤地哭泣，像个孩子。帕斯卡勒·特拉博轻声地劝他。他一个劲地摇头，抽泣不止。

“他常这样。”比安卡·法比安对我说。她坐在我左边，是个丰满的美人。

“这是酗酒引起的。”坐得远远的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大声说，“约翰从没清醒过，他从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您振作起来吧，见鬼，约翰！”他喊道。

可基尔伍德哭个不停。

“有罪……有罪……我罪大恶极。”他结结巴巴地说。

“您住嘴吧！”托威尔喊道。

“他确实严重。”三十五岁的保尔·泽贝格说。他是赫尔曼银行的全权总代表，看上去英俊潇洒——除了眼睛以外。那双眼睛冰冷残酷，像这里所有人的眼睛一样，但克劳德·特拉博的除外。“他得赶快去进行戒酒治疗了。”

“他常接受一些戒酒治疗。”梅丽娜·泰奈多斯说。

“那全是些狗屁，我对他说过多回，他得去维也纳。那里有个医疗机构，发明出了欧洲唯一有效的戒酒法。”

“我给自己背负的罪责……”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双手捂着脸。

“如果您醉成这样，那就让人开车送您回去吧。您别扫了我们这个晚上的兴致。”加柯摩·法比安强烈地说。他非常孔武，有一张残酷的脸和一张奇怪地耷拉着的嘴。“这真叫人无法忍受，约翰！”

“原谅我，我的朋友们，原谅我。”基尔伍德结结巴巴地说。

仆人们面色不改地服务着。桌上大烛台里的许多蜡烛平静地燃烧着，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所有的男人都穿着燕尾服。我身旁的昂热拉穿着一身白色麦斯林纱服装。它有竖式条纹状的褶裥，背后开口很深，看得到她的棕色皮肤。胳膊祼露着。开口下端有一根镶着珍珠和人造宝石的刺绣彩带，彩带下面是白色麦斯林纱做的一种装饰，像帆，行走时像衣服一样一直拖到地面，张开来。她穿着银色的鞋，挎着一只晚上用的银色包。她只戴着白色的首饰——一条钻石项链和相配的戒指、手镯和耳环。她的红头发垂在高高的额头上方，呈柔和的波浪形。她的睫毛秀长，眼皮上涂有一层绿松石色的珠贝油。她的唇化了淡妆。

现在，二十一点三十分，特拉博家的晚宴正进行到Ｇao潮。我想，桌旁围坐的这些人，财产加在一起，肯定有三十亿到五十亿美元。我又想，这些男人的妻子全比他们年轻，昂热拉前所未有的漂亮。最后我想，就我至此从谈话中了解到的，集聚在这里的这个老朋友圈子彼此不信任，相互畏惧，每个人对别人的每一举止、每一神情都很在意。我明白了，在这个名人圈子里，似乎所有人都坚信，有人指使谋杀了银行家赫尔曼。

下一道菜是炸龙虾。

昂热拉和我早到半小时，这是帕斯卡勒要求的：“那样在众人来到之前咱们还可以聊聊。”特拉博住在戛纳城东艾登区的一座大房子里。房屋正面是白色的，坐落在一座大花园后面；我获悉，它是十五年前修建的。它有一座大平台，从那里可以望到大海，房间非常大，开着空调。四壁上挂满了壁挂织毯。房子布置得很现代化，家具昂贵。地面上到处铺着大地毯，大多是浅色的。这房子给人一种有人居住的印象，让人感到舒适。没有不整洁和不干净的地方，全都护理得井然有序，但还是这里有张报纸，那里有本书，那边又放着一只烟斗，因为一只蓬毛长长的克尔特猎犬在转来转去。当我们赶到时，帕斯卡勒·特拉博和昂热拉相互拥抱，互吻对方的脸。帕斯卡勒是一位非常苗条的漂亮女子，有一张敏感、性感的脸。她爱笑，经常笑。

“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卢卡斯先生。有些人以为我们是姐妹。”帕斯卡勒同样也有红头发。她丈夫年近七十（而她至多四十），显得健壮，精力充沛，小于他的实际年龄。他身材高大，膀宽腰圆，脸同样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头发乌黑，朝后梳理着。我们在平台上取了杯饮料，其他人吸烟，我不吸。我想长期保持健康，尽量长——为了昂热拉。她表现得无拘无束，自然大方，谦虚却又自信，我突然想，这是我妻子绝对做不到的。不管我们到哪里，卡琳总是忍不住装腔作势。我赶紧努力想其它什么东西。这不难，因为帕斯卡勒跟我说道：“您正在听吗，卢卡斯先生？”

“对不起……”

“我说，您让人喜欢，非常让人喜欢。您和昂热拉是理想的一对。您恋爱了，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是的，”我说，“我爱得很深。”

“好了，”帕斯卡勒说，“您稍等。您要有点耐心。到时昂热拉也会爱上您。我感觉她已经这么做了。”

“不，帕斯卡勒……”昂热拉抗议道。

“是的，小宝贝，你跟他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啊哈，我多么高兴……你可不能老这样孤身流浪！”

“夫人，”我说，“我谢谢您。如果您想做我的同盟者，我满足您的任何我能够满足的愿望。”

“您是个疯子。”帕斯卡斯说，“满足愿望！还从没有哪一位客人带给我这么多鲜花！”我请求“花月”的皮埃尔给我送了一大束花，然后把它从“庄严”酒店带来了。它就放在客厅里，在壁炉旁边，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帕斯卡勒的画像，是昂热拉画的。只画了帕斯卡勒的头部，用一层薄纱遮盖着。我觉得那是一幅非常成功的画像。

“您的这身燕尾服真时髦。”帕斯卡勒说。

“这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我骄傲地说。我也为这身燕尾服而骄傲。它轻盈、透气，薄薄的，却又那么合身。特拉博穿着一身黑西服。

“她是带着爱情挑选它的。”帕斯卡勒说。

“住口吧，帕斯卡勒。”她丈夫说，“可怜的昂热拉难为情得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肯定，”帕斯卡勒说，“因为她也恋爱上了。你别吱声，昂热拉，我是个女人，我看穿你了。祝福你，卢卡斯先生。安静，纳芙塔利！”

那只猎犬吠叫起来。它想要人抚摸它。帕斯卡勒侧身向前，抓挠它。她爱这只狗，这也看得出来。

“您叫它什么？”

“纳芙塔利，”帕斯卡勒说，“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您瞧，在本国出生的以色列狗就叫做沙布拉。沙布拉，这是仙人掌的果子——外表坚硬粗糙满是刺，里面的肉很软很甜。年轻的沙布拉就是这样的：坚硬粗糙真正有刺——有一颗生性敏感的、几乎是多愁善感的心灵。纳芙塔利也是如此——倔强、狂野，老添乱，性格忠诚、驯顺、温柔。对，我的好狗，是的，我的最好的……”

“您想查出赫尔曼是怎么死的。”特拉博说。他手端一只杯子，跟我走到平台的一头。

“对，这是我的任务。”

“这任务不简单。”

“您以为是什么呢？事故？自杀？谋杀？”

“不是自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赫尔曼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这我也对那位缉税官说过。他叫什么来着？克斯勒。”奇怪，我想，克斯勒对此可是一字未提。为什么没提？

“您排除了事故的可能。那就是谋杀了？”我问。

“是谋杀。”特拉博平静地说，“趁您没再问，先说出答案。那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为，今天晚上您将认识的所有人当中的任何一位。我当然是指：让别人干的——雇请某位职业杀手。原则上就连在游艇上的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也可疑。他们跟赫尔曼也有生意往来。若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职业杀手出了差错。他得到的任务肯定是将赫尔曼炸上天去。”

“他以及那些船员。”

“那些可怜虫，是啊。”特拉博说，“以为可能是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当然是想入非非。但其他人，我们其他人，我们大家都可疑，这不用讲！”

“哎呀，”我说，迅速取出一张名片和一支圆珠笔，“您能不能替我写下您的客人的名字来？我不知道它们是如何拼写的，我不想问。”

“好的。”他将名片垫在平台的胸墙上写。我又收起圆珠笔和名片。

“所有这些人，”特拉博说，“都跟赫尔曼有生意往来。”这我可是才听说。克斯勒不知道此事吗？很可能不知道。“有经过大力伪装的生意往来——当然是因为税法和外汇法。但他们全都跟赫尔曼银行做他们的生意。包括我，卢卡斯先生。我为什么要撒谎？我也可以有理由撒谎，像大家一样。您会很困难的。现在，一旦钻石伊尔德重新恢复过来，大概就要由她来继续管理银行了。天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我希望她起用这位全权总代表，那位年轻的泽贝格。跟这个人能谈得拢。您来吧，咱们回夫人们身边去。”

“这样吧，”帕斯卡勒说，“现在我还想领卢卡斯先生看看这房子。我们在这里非常幸福。一切全是按照我们的计划修建的——正如我们的游艇完全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克劳德的设计修造的一样……我现在将卢卡斯先生拐走，昂热拉，宝贝儿，你允许我这样做吗？离开他十分钟你受得了吗？”

“帕斯卡勒，请别这样！”她丈夫说。

她哈哈大笑。

“你看看昂热拉吧！当我看到一对热恋的情侣时……”她带我穿过房子。这里也是富丽堂皇，但不同于伊尔德·赫尔曼的房子，完全两样。我们最先来到一间大地下室里。那里有洗衣机和熨衣板。

“我常常亲自洗熨我丈夫的衬衫和内衣。”帕斯卡勒说，“旁边是间缝纫间。衣服上的所有小东西我都是自己缝。”她穿着一身普齐牌服装，蓝、绿、橙三色交织。上衣的胸前部分造型独特，用背带挂在脖子上，裙子开口很高。她戴着非常珍贵的翡翠首饰。跟这些比起来，昂热拉的首饰虽然同样美丽，但没她多，少得多。

“您亲手缝纫？”

“这是我学会的职业。”帕斯卡勒靠在那台大洗衣机上，“卢卡斯先生，”她说，“我想让您知道我们的情况。不错，我们今天非常富有。但是天知道，我们并非生来如此。今天，我丈夫在西班牙、摩洛哥、希腊、意大利和德国都有酒店集团。战后，当我们相识时，他在图卢兹有一座小客栈，是从一个叔叔那儿继承来的。我不知道还有谁在一生中比他更勤苦地工作过。最初我们有时生活得很艰难，我得不时地重操我的模特儿旧业，好帮着挣钱。克劳德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辛苦挣来的。我协助了他。我想让您知道这个。”

“我感谢您的信任，夫人。”

“还有，”帕斯卡勒说，“昂热拉和我，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她自由自在，可以想干啥就干啥，有足够的钱。但是我非常希望她能找到伟大的爱情。如果你们俩之间产生了爱情，一场伟大的爱情，那么您绝不能欺骗昂热拉。她受过一次骗。我不相信她还能经受第二次。”在我们的头顶上，我们听到有一辆车从碎石子上沙沙地驶过来。“第一批客人到了。”帕斯卡勒说，“您是好人。您爱昂热拉，我爱昂热拉，请您叫我帕斯卡勒。我可以——您的名字是什么？”

我告诉了她。

“我可以叫您罗伯特吗？”

“当然了，帕斯卡勒。”

“您绝不能让昂热拉不快乐。”

“当然不会。”

“永远不欺骗她。”

“永远不。”我说，心里想，我已经多么深地骗了她啊。

这一下他们相继来了。一辆辆车驶近了。

仆人们把香槟送到平台上。我注意到，除了我，没谁给帕斯卡勒带鲜花。客人们笑容满面，相互交谈，喝酒吸烟，在鲜花怒放的落地花瓶之间来回走动。帕斯卡勒介绍我认识所有这些“大富豪”。人们有点怀疑但主要是有兴趣地打量我。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这毕竟是件新鲜事！

约翰·基尔伍德来时就已经喝醉了，是他的司机送他来的。基尔伍德长得瘦削，面色痛苦，眼圈深陷，脸孔突出，汗腺粗大。即使端着杯子，他的手也在颤抖。他手里一直端着一只杯子。他的燕尾服皱巴巴的，衬衫上有威士忌的斑渍。他紧抓着杯子，好像那是他最后的支撑似的。他毫无节制地猛喝——他是唯一喝威士忌而不喝香槟的人。

“您好。”他对我说。

“您好，基尔伍德先生。”

“我已经被捕了吗？您是来带我走吗？”

“见鬼，您别瞎讲了，约翰。”英国人马尔科姆·托威尔说，他不离基尔伍德左右。托威尔很高大、瘦长，穿着有点太时髦了。他讲话轻细，像唱歌似的，同时不停地装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似的。我估计他是个同性恋。

“不是瞎讲。我杀死了赫尔曼。就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当然是的，您一声不吭。您无法否认。他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当我有一回面对军队的服役委员会时，有一个愚蠢的心理学家问我：‘怎么样，基尔伍德先生？您相信您能杀人吗？’我说；‘杀陌生人我不敢肯定，杀朋友肯定行！’”

没人讲话。

“这是个玩笑，”基尔伍德恶意地说，“为了博你们一笑！好了，来吧，卢卡斯先生，手铐在哪儿？我自认有罪。”

“您为什么杀死了赫尔曼先生，基尔伍德先生？”我问。

“您听着，卢卡斯先生，您可别真信他……”托威尔开口道。

“可他应该真情！”基尔伍德摇摇晃晃，“我要告诉您为什么我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我请求他给我弄块农场养九重葛，他骗了我。您知道，九重葛，那种有美丽小花的植物。那无数彩色的漂亮花朵，我全部的幸福。您不认识九重葛？”

“不认识。”我撒谎说，“怎么写它？那农场想修在什么地方？”

“在汶斯。”

“您能不能给我写下这个词是怎么拼写的，这种植物？”我递给他圆珠笔和一张我的名片。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背面写了几个词。

“在罪人受到应得的惩罚之前，他还有权再喝最后一杯威士忌，对不对？侍者，嘿……”他踉跄离去了。

“酒后胡言。”托威尔说，“您可不会相信这个吧？”

“当然不会。”

“那您为什么让他写下这个来？”

“我想知道九重葛这个词是怎么写的。”

“这不是理由。”

“当然不是。”

“您收集笔迹？”

我沉默。这一下我已经有了伊尔德·赫尔曼、泽贝格、特拉博和基尔伍德的笔迹。

“为什么？”

“玩玩。”我说。

“原来如此。”托威尔说，“您也想试试我的吗？”

“愿意。”

平台和花园里的灯光，所有的灯，都藏在花束后面。它们将奇特的影子照在我们身上。

“我写什么好？”他问，拿起我递给他的名片和圆珠笔。

“您就写‘我没有杀害赫尔曼’吧。”

他顺从地写了。

“我真的没做。”

“要是您做了，那您就不会对我讲了。”

“对，这倒是。”他像女人似的笑了，“帕斯卡勒穿这身普齐服看上去真可爱，是不是？”

“非常可爱。”

“我为许多我认识的女人提供衣着方面的咨询服务。您不清楚，大多数的女人多么拿不定主意，她们的鉴赏水平多么差。昂热拉有品味，帕斯卡勒有品味，可您看一看比安卡吧。”

“谁？”

“比安卡·法比安。她站在她丈夫身旁，在那边。老笨蛋，全世界都知道，她不停地骗他，曾经是巴黎‘丽岛’里的一名舞女。您就看看那身丝缎的衣服吧，令人作呕！就因为她有个漂亮的胸部，她就相信，她得在每一次社交场合全露出来。您看到了那|乳头吗？”

“不。您夸张了点儿。”我说。

“我一点不夸张！小小的、红红的。我两只都看到了。喏——现在，当她前倾时。顺便说一下谋杀。如果您找到了一名凶手——基尔伍德肯定不是，这位可怜的酒鬼，愿上帝厚待他。不过您知道吗，法比安将一大笔里拉汇去了德国，汇到赫尔曼的银行，因为意大利快垮了？”

“不，这我不知道。”

“它快垮了，但是还没垮。法比安急需钱回去。我听说，赫尔曼由于英镑的事陷进了支付麻烦。他无法付钱，这两个人一起做的其他生意都是非法的。”

“什么生意？”

“非法炒汇。这下您吃惊了，是不是？那位了不起的赫尔曼，您的国家的这位英雄，德国造的银行家。如果法比安想要回他汇来的钱，赫尔曼又支付不出，那会怎么样呢？这时赫尔曼也许会讲，他会公开外汇的事。咱们都清楚：这在意大利是非法的，在德国却不是。那样法比安还有什么办法，呃？当然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理论而已。那边那个英俊潇洒的年轻人是谁啊？”

“保尔·泽贝格，赫尔曼的全权总代表。”我说。

“可不是嘛，这人知道如何着装。这男人有品味。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我只想向这位泽贝格先生自我介绍一下。一位风度翩翩的小伙子……”

二

当我向他们走去时，法比安夫妇和泰奈多斯夫妇站在一起。他们突然中断了谈话，后来又齐声讲起来。真的差不多能看到比安卡·法比安的|乳头，托威尔只夸张了一点点。她的着装很不中看，虽然那身时装肯定花了一小笔财产。她仍然有她从前的职业举止，有点太亲热，有点太卖弄。

“您在寻找杀害可怜的赫尔曼先生的凶手？”比安卡无缘无故地笑着。

“对。”我说。

“我们全都有可能是。”那位希腊人说，他的头颅像没有脖子似的架在肩上，抚摸着他的布娃娃妻子的胳膊。“我们全都有理由。他差点毁了我——当然是我的声誉。我有一个理由。法比安也有一个理由，不是吗？”

“是的。”后者说，他总是一本正经，“我没必要对您讲那理由是什么，托威尔刚刚对您讲了。”

“您怎么知道的？”

“他讲给您听了，就在刚才。”

“讲给我听了？”

“您别演戏，卢卡斯先生。我们看到了他如何向我的妻子和我张望。”

“那个同性恋，”前“丽岛”舞女说，她现在是法比安夫人，是她的国家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引诱小男孩，这个他能够。光是因为这个，他就该进监牢。再加上谋杀！谁还有比他更好的理由？”

“为什么？”我问。

“科德公司的英国子公司，”泰奈多斯说，“几乎全部属于他。因为赫尔曼和基尔伍德炒外汇炒破产了。这不是理由吗？”

“这样啊，”我说，“当然有可能是个理由。我原来以为你们全是好朋友呢。”

“我们也确实是，”梅丽娜·泰亲多斯说，“但我们总可以演一出小小的凶手戏吧？”她笑起来。众人都笑。

“是的，你们当然可以。”我说。

一位侍者重新端上来香槟酒杯。在这里我心情轻松。梅丽娜·泰奈多斯，这个娃娃脸，建议我们一起给那位可怜的有病的伊尔德·赫尔曼寄张卡片。帕斯卡勒取来了一张卡片。我让泰奈多斯写，两行。然后我让法比安写，两行。然后是萨冈塔纳的妻子。包括萨冈塔纳也写了几句话，他看上去就像是昨天骑马来的。然后女人们签名，包括帕斯卡勒。这一下我就有了所有人的笔迹。

“我从酒店里寄出这张卡片。”我说，把它塞进了我的燕尾服上装的内袋里。

“您明天来我们家吧。”若塞·萨冈塔纳过了一会儿之后对我说，“我相信，我有重要的事对您讲。”我们都说法语，有些带着可怕的口音。他把他的名片递给我。“我不想在这里谈。不在朋友家里谈。”

“事关什么？”

“您在找一位凶手，对吗？”

“对。”我说。

“那就行了。”他说。他一鞠躬，然后更低地向帕斯卡勒的手俯下身去。她走过来了。“我的亲爱的，您看上去气色好极了。”萨冈塔纳说。他又对我说：“您可以九点后来。我等您。”

“您太客气了。”我说。

昂热拉独自站在台阶旁，台阶从平台通到黑乎乎的花园里。她手端一只杯子，吸着烟。

我向她走去。

“怎么样。”昂热拉说，“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夜晚？”

“一切都让人糊涂，”我说，“但是我有进展。”

“好。”昂热拉说。

“您怎么了？”我问。她身穿曳地的白衣服，头发红红的，站在黑色花园的背景前，看上去就像画中丽人。

“没什么。怎么了？”

“您一下子变了，昂热拉。”

“我变了吗？”

“您是变了，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不是您，罗伯特。”

“那是谁？”

“帕斯卡勒。”她猛吸烟，“我知道她不是恶意的，但她讲的那句话太叫人不好意思了，这是惟一令我难堪的事。她总是只想看到我快活。她很喜欢您，但这还远不是宣布我们是情侣的理由。”

“不，”我说，“可惜不是。您是说，这事永远也不会有吗？”

“罗伯特，是您请求我安排这个晚会的。我是想帮助您。”

“您总想帮助我。”我说，“请您回答我的问题，昂热拉。”

“帕斯卡勒邀请咱们明天去他们的游艇，要咱们十一点半到康托码头。她真是个好媒婆。”

“是这样么：我爱您，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这与您无关。是这样吗？”

“是的，罗伯特，是这样。我有过我的爱情体验，这您知道。那不是美妙的体验。我宁愿要个好朋友，而不想再来一场以痛苦告终的爱情。”

“这是撒谎。”我说，“那么，帕斯卡勒从哪儿知道了我的这么多情况？她从哪儿知道了我非常爱您？是谁对她讲这个的？”

“我，”昂热拉小声说，“我。在电话里。我们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当您在杜塞尔多夫时。好像……”昂热拉转向我，此刻她笑意盈盈，眼睛里又有了那金色的火花，“好像我讲了您的许多情况。”

“原来是这样。”我说，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流过我全身，“那当然就永远谈不上爱情了，永远谈不上。”

“永远谈不上，谈不上。”昂热拉说，笑着望我。

我目光凝注，心想，为了真正理解一场幸福的伟大，一个人也许得设想失去了它再重新得到它。不幸的体验当然属于这种实验。

“为咱们俩可惜。”我说。

“对，”昂热拉说，“不是吗？”

“明天咱们到海上去？”

“我答应了。您得工作吗？”

“我可以安排。”我说。

“您真好，罗伯特。您真是太好了。”

“我爱您，”我说，“这么好只是小儿科。”

金发的泽贝格走过来，一只手里端着酒杯，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支香烟。他也穿着白色燕尾服。

“我不打扰吧？”

“才不呢。”昂热拉说。

“当然打扰了。”我说。

说完我们三个都齐声大笑。

“赫尔曼夫人让我代为问候。”泽贝格说，当那张嘴微笑地讲话时，他的目光冷冷地打量着我。“最衷心的问候。也问候您，黛尔菲娅夫人。赫尔曼夫人病得不能来，她深表遗憾。众人讲话都相当大声，我偶然听说这里在玩一场奇怪的游戏。”泽贝格说。

“对，”我说，“凶手游戏。是谁玩的？各有各的看法。”

“也有人认为我会是凶手吗？”泽贝格问。

“不，没有人。”我说，“没人怀疑您。”

“这可怪了。”泽贝格脱口而出，“真的很奇怪。没有人怀疑我？”

“您干了吗？”我问。

“当然。”泽贝格开心地说，“我本想马上向您招供的。是我不对。”

“依您看谁可疑呢？”昂热拉问。

“夫人，这么直接打听只会得到同样直接的回答。您觉得您的朋友克劳德·特拉博会不会是凶手？您了解他跟赫尔曼银行的关系吗？”

“你们银行里惯常将这种事公布于众吗？”昂热拉问。

“我听到他刚才对其他几位先生这么讲，还叫我去作证了。”

“原来如此。”

“对，就是这样的，您瞧，卢卡斯先生。您怎么看此事？”

“很重视。”我说，“首先，在您来之前，特拉博自己就对我讲过此事。”

“那他讲得有点太频繁了。”泽贝格说，“他一直除了讲它不讲别的。另外，我的笔迹对您有所帮助吗？”

“我不懂您的意思。”

小狗纳芙塔利弯着腿从我们身旁惬意地悠闲地走过。

“您曾经让我写下我的香水的名字。‘粗陶人’。”

“不错，这下我想起来了。”我说，“真的，泽贝格先生，您读侦探小说读得太多了。”

“你不听人劝。你冷酷无情。你没有同情心，也就不会有人同情你了。除非是个傻瓜，没有人会听任毁灭，而不反抗。你周围没有傻瓜，赫伯特，这你应该知道。这你也知道。”

这些句子，是用法语写在一页光滑的白纸上的，是我头一回去他那儿时，那位矮个、悲伤的路易·拉克洛斯给我看的。

“我们搜查了赫尔曼别墅——主要是他的房间。钻石伊尔德一点不反对搜查，我们在一个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他给我看这张纸，“当然是伪装过的笔迹，但还是有用场。”

“有指纹吗？”

“一个也没有。我们将它带走了，没对任何人讲什么。弄到所有参与者的签名，最好是写上几句话，交给笔迹专家比较，我们做比您做更困难。您愿意负责这件事吗？”

我接受了此事。现在我拥有所有相关的男男女女的笔迹。不，我想，不是所有的。缺赫伯特·赫尔曼、比奈特夫妇和西蒙夫妇的，那些牺牲者。这是什么样的无稽之谈啊，我想。

这是无稽之谈吗？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穿普齐服？它可总是老一套。同样的价钱我能买到好看的尼娜·里奇的其它衣服！”

“我请求您——限制战略武器大会！实际情况如何？您跟我一样清楚，美国人和俄国人在连续进行多头核导弹的地下试验。”

“我告诉你，她跟她的司机关系暧昧，我的最亲爱的。这你不用怀疑。”

餐桌上的交谈……

三个仆人极其礼貌地端上肉、蔬菜、米饭和色拉。

“幸福的特拉博夫妇，”梅丽娜·泰奈多斯对我说，“这才像仆人。对这些手下人可以信任。可我们……我请您想想，冰箱放在钢琴后面，为了不遭仆人谋害，床头柜上放一把手枪！”

“是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说。她严肃地点头，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在踢我的鞋。还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这么做过。它快让我半疯了。昂热拉这时正跟她的右邻保尔·泽贝格交谈。

“您听我说！”昂热拉叫道，“泽贝格先生讲得实在太有趣了。”

桌子上安静下来了。甚至连约翰·基尔伍德都抬起了头。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他似乎喝酒喝清醒了。

“美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促进贸易和发展的会议。”泽贝格解释说，“我去出席了。当这里的这桩不幸发生时，会议正开到Ｇao潮。我直接从智利飞到了赫尔曼夫人身边。可先前我在会议上听到了一大堆发言，也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发言。看来必然会跟这些人争执起来——主动地开展辩论。”

“跟工会？”梅丽娜·泰奈多斯惊骇地问，“主动地？”

“安静。”她丈夫说。

“他们想干什么？”约翰·基尔伍德问，清醒得令人吃惊。

“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这可是每个国家内部工会的事。”法比安说，笑望着手端一只盘子站在他身后的那位仆人，“不，多谢，我什么也不要了。”泽贝格接着讲：“我可不在乎被怀疑为工会的代言人……”

“那您是为什么呢？”比安卡·法比安叫道。

“住口吧。”她丈夫咕哝说。我望望比安卡。她的衣服确实开口太大了。

“我只是简单介绍，”泽贝格平静地说，“请原谅，夫人。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在剧变。工会将不顾一切。我担心，如果我们不能跟他们协商，他们会赢。”

“只要工会的领导大人们还是腐败的，”比安卡·法比安说，粗俗地笑着，“这就不难。咱们饭后还去赌场吗？”

仆人们再倒香槟。基尔伍德得到了一满杯威士忌。蜡烛轻微地颤动。

“当然了，咱们去赌场，比安卡。”泰奈多斯说，“可工会并不腐败，一点也不。泽贝格说得对，得跟他们协商。”

“那你们直接跟魔鬼协商好了。”约翰·基尔伍德说。

“约翰，”托威尔生气地说，“您不仅是个醉鬼、傻瓜，而且是一个没有节制的、血腥的傻瓜。我们真的要等到事情让工会言中吗？”

“这正是我要向你们提的惟一的问题。”泽贝格说，“为此我讲了圣地亚哥的事。我请求原谅，如果我让夫人们感到无聊的话。”

“我总是同样的赌法，零和左右的两个邻居加二十九。”比安卡·法比安说。她现在微微有点醉意了。

“明天上船！”帕斯卡勒越过桌子向我耳语说，“你们看上去美极了，你们俩。”

“帕斯卡勒，请别再这么讲。”昂热拉说。

帕斯卡勒笑了笑。

“昂热拉脸红了！真正红了！她还能脸红！但愿我也能够。哎呀，老天，我最后一次脸红是在什么时候？”

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到我的鞋上。

十一点左右，这群人动身了。

昂热拉向我解释：“咱们开车去‘保安警’赌场。它位于十字架路的西头，在老码头附近。那是所谓的冬日赌场。夏天，从六月份起，‘棕榈海滩’开张，那是夏日赌场。它位于康托码头后面，在十字架路的另一头。”

“‘保安警’里非常舒适。那里也可以吃饭，在‘大使’餐馆里吃。那家餐馆的老板马里奥先生，真是了不起。”比安卡·法比安说。我们站在客厅里。夫人们围上她们的披肩，穿上貂皮和毛丝鼠皮小袄。昂热拉披的是一条网眼白披肩。客人们边聊边走向他们的汽车。我回头张望，手里拿着一张一百法郎的纸币。

“您找什么？”

“我很想给这里的仆人留下点钱。”

“您把它放在这碟子里吧。”克劳德·特拉博说，奇怪地望着我。那只碟子放在一张旧橱柜上，里面已经有几张钞票了。我将我的放进去。“您是第一位。”特拉博说。

“什么？”

“给仆人小费。其它票子是我放进去的，好在我的仆人面前保住面子。”

“您是说，这些亿万富翁没有谁……”

“没有谁。因此他们才是亿万富翁。今天在这儿的先生中有一位——我不能报出名字来——经常被邀请到我们家来，可是他从来不给仆人一点点，以至于帕斯卡勒有一天晚上对他讲：‘仆人们已经在议论您了。因此我给了他们五十法郎，说是您给的。’这位先生听了后大发雷霆，叫道：‘五十？您应该给他们一百，帕斯卡勒！这一下他们会讲我吝啬了！’”我们笑。“一百，跟您一样。您给得太多了。其他人分文不给。您永远成不了富人。”特拉博说。

“不，我担心永远不会。”我说。

“但我希望是个幸福的人。”克劳德·特拉博说。

我走向昂热拉，我们来到室外。几位司机打开了劳斯莱斯、十二缸的“美洲豹”和一辆梅塞德斯600型的车门。特拉博家的客人们钻进车里。停车场和通向大门口的路也被安装在树丛中的灯照亮了。

昂热拉说：“事实上在戛纳只能去赌场。这里没有别的好去处，只有年轻人的夜总会。”

“这可能吗？在戛纳这样一座城市里！”我说。

“全球的赌场都权力很大。事实上您可以实现一切或阻止一切——比方说每一次竞争。这里也没什么两样。您想做什么？”昂热拉让她的车缓缓地沿着石子路前行，跟在法比安的劳斯莱斯车后面。“这些树丛中的灯真浪漫，是不是？”

“是的，”我说，“非常浪漫。”

“特拉博夫妇和蔼可亲。”

“非常和蔼。”我说，“看来您原谅帕斯卡勒了？”

“什么呀，罗伯特。”昂热拉说。她一直沉默到我们驶上了大路。“您有收获吗？”

“我相信是的。”我说，“我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太好了。”她伸手摸我的手，“罗伯特？”

“嗯？”

“您知道，还有什么也很好吗？”

“什么？”

“咱们俩都曾经非常贫穷过。”昂热拉说。

“四点，双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单数，黑色大数！”

“七点，单数，红色没有！”

守局人大声报着每一张赌台上刚刚出现的数字。许多张赌台同时在赌，这间宽敞、堂皇、老式舒适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位小个子意大利人尽力喊叫，用他的母语喊着幸福的幸运的祝福。他赢了。我看到，给了他很多钱。

“他输了之后也喊。”昂热拉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连续好几个月了。带着妻子和朋友们。他们为他加油。他总是赌最大数，输完他的全部赌金，常常只需要几分钟。”

“到现在为止，他今天晚上输了六十万法郎，”我们身旁一位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先生说，向昂热拉一鞠躬，“晚上好，黛尔菲娅夫人。”

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

这位彬彬有礼的男子是在这里值勤、注意赌徒们的许多“警官”之一，每一家赌场里都一样。昂热拉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

“这一位，”她说，目送着那个不显眼的男人，“有个女儿，她看上去像一个天使。他曾经带她来过戛纳一回。我为她画了像。免费，因为这让我高兴。为此他帮我在平台上Сhā上了木条。他是个好园丁。他总是照料我的花。”

跟我们一道来的那群人很快就散开了，各赌各的，夫妻们也分开了。我看到，比安卡·法比安如何催促她丈夫，他正坐在一张绿色赌台旁，直到他给了她几枚筹码。比安卡来到我们这里，她的脸气歪了。

“你们看看这个吝啬鬼！”她说，“我的丈夫，呸！他才给我两百法郎，因为我没钱了还想赌。他，他输了好几千。得像玛丽娅那样做才行。”

“玛丽娅是怎么做的？”我问。

“玛丽娅老穿那身臀部有块布遮着的晚礼服，对不对？如今我知道为什么了。有一回她让我看过，那块布下面有块缝满小袋子的贴边。玛丽娅把她赢的钱塞在那里面。如果她赢了，就瞒过她丈夫。她有时候坐在那里，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看不下去，就重新给她钱，马上给。您知道，玛丽娅已经积攒了多少钱吗？我真蠢啊！”她急急地赶往一张赌台，从那些赌客中间挤过去。

“您看到了吗，那上面？”昂热拉指指屋顶。一根柱子上隐蔽地安装着一只小盒子。“这是一只监视器。这里到处都有。客人们一直受到监视或者被录下来。”

“可我甚至没用入场券就进来了。”

“对，”昂热拉带着狡黠的微笑说，“因为您有我陪着。我也不需要入场券。我对您讲过，我是‘旅游联合会’的一个创始人。”

冬季赌场内有赌厅、剧院和“大使”餐厅，粉红色的大楼位于阿尔伯格—爱德华码头最底下，就在拉克洛斯的办公室所在的旧码头和马利提姆码头附近，那里有小艇开往各个岛屿。

“十点，双数，黑色没有！”

小个子意大利人愤怒地高声诅咒。

“您不玩吗？”昂热拉问我。

“这让我感到无聊。”我说，“不过我当然要小赌赌。”

我跟她走向换币台。那后面有个房间，备有钢制自锁保险箱。昂热拉从她的拎包里取出一把钥匙。

“我马上就来。我取点钱。”

“从哪儿取？”

“从我的保险箱里。我的保险箱在这儿。”她笑道，“文件、钱、首饰和全部的东西！昨天下午我来取过我戴的首饰。我为什么要把钱存进银行的保险箱呢？这里的这一只免费供我使用……”

她走了。

我把一百法郎换成两个五十法郎的筹码。我确实从来没有过赌博的兴趣。轮盘赌让我乏味。一种只由偶然作决定的游戏，智力根本无法影响它。我穿过大厅。赌台和长酒吧之间摆放着一家小饭店的桌子，还有人在吃饭。约翰·基尔伍德独自坐在吧台上，喝着威士忌。他醉醺醺地冲我招手。我招手回答。然后，我看到了玛丽娅·萨冈塔纳，她果然正在把一堆筹码塞进她的衣服贴边里。我想，有钱人确实是怪。有可能是非常奇怪的凶手。

我走近另外一张桌子，看见昂热拉在我对面找到了位置。她坐在那儿，吸着烟，告诉她身旁的守局人她下的赌注。我望着她的脸发呆，险些忘记了我是在什么地方。我想，我是在十三号那一天认识昂热拉的，在十三号那一天我的新生活开始，我决定，试试上帝。

我从一位坐着的夫人头上俯下身去，把两枚五十法郎的筹码放在十三点上。无论如何我想迅速了结。我又望着昂热拉，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相遇，就好像是旭日初升似的。目光停住了，就好像我们谁也不能再让眼睛盯住其它东西。我头发晕，抓紧一张椅子的扶手，美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众多声音汇成乱哄哄的噪音。

“先生……”

我吓一跳。

我站在他身旁的那位守局人转过了身。他用他的耙子敲打着放在十三点上的两枚筹码。

“这是您投的吗？”

“是。”

“十三点由我左边的先生投了一百法郎。”守局人说。另一位守局人坐在桌子中间，坐在支付赢钱的桶旁边。他推给我两堆筹码。我赢了三千五百法郎。

“这一百给员工。”我说。我试了你，上帝，你理解了。你说了“行”，现在让我看看，上帝，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你，现在让我看看，我想。然后我报出了我的新赌注。我在十三点上押了最高注一千五百法郎。现在让我看看，上帝。现在给我看看。球在滚。我不望过去。我闭着眼睛，直到听见侍者说：“十三点，单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第二次赢了。

在赌客们中间引起了不安。

这回他们把我赢的钱分三堆推给我。是五万二千五百法郎。

我给员工五百法郎，这回赌三个，两个同点、两个横向的小注和横向的最大注有十三到十五点，当然是十三点，统统是最高注。甚至在最普通的机会上，在花色、双数和竖数上我也放了筹码。其他的赌客也跟我一样试十三。

它第三次又中了。

那个矮个子意大利人，他根本没赌，表现得像发了疯似的。他向我挤来，在我的上衣上搓他的手背，好沾点我的幸运，德国的扫烟囱工就是这么做的。这一桌的负责人走向那位付钱的守局人，他们俩算来算去很长时间，然后守局人从桌子的翻转抽屉里取出很大的筹码，真正的大筹码，数给我看我每一注赢了多少，总共是多少。一共是二十三万五千五百法郎。我给了员工五千法郎，撤出了所有放在那里的注。我够了。我再也不能忍受筹码了。一位手拿一只小盒子的大厅侍者不得不帮助我。当我跟他走向账台时，我看到了昂热拉。她跟在另一位守局人身后走过来，他为她拎着一只小箱子。

“您也是下的十三点？”我问。

“对，”她容光焕发，“跟您一起！您没注意到吗？”

“没有。”

“我……”

我们异口同声。

“请讲吧。”

“不，您讲，昂热拉。”

“咱们一起说，我有那么一种预感。”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放在十三点，因为咱们俩是在十三号相识的。”

说完昂热拉的目光有点闪烁。

“您当心，这会成为爱情的。”我说。

她不回答。在柜台前，一位守局人再一次当着她的面将赢的钱数给她，问要不要全换成现钱。

“是的，全换。”昂热拉说。

当她手拿满满的一捆捆钞票消失在那间有钢制保险箱的房间时，我的钱也付给我了。我也给了收银处那个人小费，请求他把钱包起来，因为钱非常多，我无法把它们塞进我的燕尾服袋子里。

昂热拉从那个保险间走回来。她笑着。

“您也一起去酒吧吧。我口渴。您请我喝一杯好吗？”

“非常乐意，夫人。”我说，“我只等这儿包扎好我的财产。”

那个小个子意大利人汗流满面地跑过来，冲着昂热拉讲话，将一枚五千法郎的大筹码伸到她的鼻子底下。

“他想干什么？”昂热拉问。

“要您往上面吐痰，好给它带来幸运。”我说，“我也是。”

于是，我们俩象征性地冲那筹码吐痰，小个子意大利人不停地鞠躬。

“多谢，先生，多谢，夫人，多谢两位……”他跑回他的赌台，淌着汗，上气不接下气。

“这个小个子意大利人，”昂热拉说，“在意大利制造庞大的火车头。是先前我的一位警官朋友告诉我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从文提米加利亚到戛纳才需要这么长时间。”

那位出纳员仍然在忙着帮我包扎。

“我先走了。”昂热拉说。

我目送她穿过大厅走向大酒吧。我看到她的臀部轻扭，从闪亮的白衣服的开口里看到她背上晒黑的皮肤。我看着她的红头发。许多女人的走路姿势都很难看，尤其是从后面看她们。昂热拉看上去棒极了。她走路腰挺得很直，但是很放松，我也喜欢她的步姿。

我看到她在酒吧里走向一位老妇。她坐在一台收银机后面，所有的饮料都是在那儿订。那里有许多调酒师在忙乎。昂热拉跟那位老妇讲话，又一次越过吧台伸出手去。然后她迅速离开那里，在一张长桌子中央坐下来。

那位收银员终于帮我包扎好了。我急忙赶向昂热拉，坐到她身旁的凳子上，要了两杯香槟。当酒送来时，我说：“十三带给了我们运气！”

昂热拉举起杯子。“我在此将十三定为我们的幸运数字。”她说。

“同意。”我说。

“把十三号定为咱们的生日吧。咱们要庆祝它，每个月。”昂热拉说，注意到了我的脸部表情，“也许您至少下个月十三号还在这儿吧。”她迅速说，“一个月后会是怎样？您想过此事，对吗？”

“我想过，从现在开始，一个月后我的生命会是怎样，昂热拉。”我说。

“别这样，”她说，“请不要，罗伯特。咱们是这么开心。请您别这么讲。请您别这么想。”

“好了好了，”我说，“一切又正常了，昂热拉。”

“没有什么正常。”她说，突然伤心起来。

“让我们为每个人最希望的东西干杯。都别讲出来。只为它干杯——您觉得这样行吗？”我问。

“行，罗伯特，”昂热拉说，“您这么善良。”

“而您是这么漂亮，”我说，“让我如此迷恋，深深地迷恋。”

“别这样。不要这么说。咱们喝酒吧。”

“好。”我说。

我们喝酒。

昂热拉对那位矮而胖的首席调酒师说：“您也在吧台上喝一杯吧，保尔。”

“我为你们两位干杯。”保尔说。我已经说过，很少有调酒师不可爱的。保尔是最可爱的一个。“为您的幸福。为您的愿望都能实现。”

“保尔，”我说，“您最喜欢什么牌子的香槟？”

“孔泰产的泰亭格牌香槟。”保尔说。

“那么请您允许我送您一瓶。我们需要您的祝福。”

收银台旁的老太忽然哭出声来。保尔向她赶过去。

“这是这么回事？”我问昂热拉。

“哎，什么事也没有。”她说，“您来吧，咱们再去看看别人赌。”

“不，我想知道这老太为什么哭。保尔！”他走过来，一边怯怯地望着昂热拉。“保尔，你们的出纳怎么了？她怎么了？”

“请您别讲。”昂热拉说。

“请您讲出来，保尔。”我说。

“那我就走开。”昂热拉说。

“我马上就来。”我说。她果然走了。

“说吧，保尔！”

“先生，”那位调酒师讲得很低，好像除了我谁也不能听到似的，“罗朗夫人，我们的出纳，已经很老了。您认为她有多大年纪？”

我望向柜台，罗朗仍一直在哭，但是她含泪冲着我点了点头，破涕为笑。

“超过六十了吗？”

“她八十岁了。”

“不可能！”我说。

“我告诉您，先生，她仍一直在这儿工作。当我们下个月关门，‘棕榈海滩’开门时，我们全套人马都去多维尔，跟每年一样。罗朗夫人也一起去。她虽然八十高龄，但每天都在柜台后面一直坐到凌晨三点。赌场仍旧让她一直干下去。这家赌场的社会福利就是这样。因为如果她再干一年，她就能得到最高的退休金。她在戛纳这儿有一座房子。可那是一座非常寒碜的房子，我认识。比如说没有暖气。冬天我们这儿有时候还是很冷的。罗朗夫人可惜得挨冻。现在，黛尔菲娅夫人给了老太太钱。这一下可以装暖气了。那钱是给她装暖气的。您别将这事讲出去，先生，您不会讲吧？”

“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您也给罗朗夫人端一杯去。”

“她喜欢喝啤酒。”保尔说。

“那就啤酒吧。”我说。

我瞅瞅昂热拉。她在远远地观察我。现在，她生气地用一只鞋重重地一跺地板，转身走了。我马上向她赶过去。

“昂热拉……”

她把背转向我。

“我坚决要求过您别问保尔！”

“您太了不起了，昂热拉。”

“我没一点儿了不起，”她说，“您也不可爱，一点不可爱。我搞错了。”

“那咱们俩就都搞错了。”我说。她转过身来，莞尔一笑，当我们的目光彼此相遇再也不分开时，我感觉我的血流得更快了。

我抓起她的手，吻它。

“因为我赢了这么多……”昂热拉说，紧接着退回去。她的声音听起来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她望着地面。我也望着地面。基尔伍德正跪在昂热拉面前，烂醉如泥，把她的衣服往嘴里塞，同时口齿不清地说：“最了不起的女人，我的公主，让我吻您的衣角吧。只吻衣角……只吻一下……我是个酒鬼，一个罪犯……您美丽如画，我的公主……”

“请您滚开。”我说。

“高贵的先生，请您同情一条癞皮狗吧……”他将衣服的布料按在唇上。我给了他轻轻的一脚。他往后倒去。他眼睛流着泪，阴险地望着我。

“您滚吧，”我说，“马上滚。滚，滚，滚！不然有您好受的。”

他醉醺醺地站起来。

“多了不起的绅士啊，”他狞笑着说，“多么勇敢的骑士啊……”他摇摇摆摆地向一张赌台走去。

“他失去理智了。”昂热拉扫兴地说。

“您来吧，”我说，“我要看看听听，这家伙现在又要干什么。”

我们跟在基尔伍德身后，我手里捧着我的一包钱。

基尔伍德这时已经走到了托威尔身后，抚摸他的肩。我听到他讲：“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国王陛下。噢，伟大的君主啊，您真是人类的朋友。如此高尚，如此谦虚。有您做朋友，我是多么幸运啊。”

“您快滚开吧。”托威尔抱怨道。

基尔伍德已经继续趑趄向特拉博了，他就在附近，站在坐着的赌客身后。现在他跟特拉博讲道：“您也是一位绅士，一位雅人，我的最好的朋友……”他想吻特拉博的脸。特拉博把他推开了。基尔伍德脚步踉跄，来到邻桌的比安卡·法比安身边。他抱住她，吻她的脖子。她发出一声惊叫。基尔伍德抓向她的胸，话音清晰得令人吃惊：“最最漂亮的美人儿啊，我崇拜的人儿，人类之子的奇迹。能自称是您的朋友，我是多么幸福啊！”

“请您快快滚开！”比安卡努气冲冲地叫道。然后，她声音更大了，呼喊她丈夫。他正坐在第三张赌台上赌，连忙赶过来。加柯摩·法比安抓住基尔伍德的燕尾服的领子，赌客中引起了骚乱。

“这家伙干什么？”

“噢，别这样，别这样，我的主宰。”基尔伍德的声音满含讥讽，他的眼睛闪动着邪恶，他的微笑卑鄙下流，“我啥也不做。我尊敬这位尊贵的人儿，您总不会因此生我的气吧？您也是个尊贵的人。你们全都是高贵的人。人中之凤……”他得体地住口了，随即又恶意地讲下去，“全是可敬的人。”阿塔纳西奥夫妇和梅丽娜·泰奈多斯走过来。“你们，还有你们，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们，全是了不起的人。”他抚摸泰奈多斯的脸，在梅丽娜面前鞠躬鞠得那么深，险些跌倒。“噢，诸位，可以逗留在你们中间，我是多么幸运啊。”他突然走上前，吻梅丽娜的嘴。“我必须这么做！噢，出色的女人，我们这个集体中最杰出的女人！”这一下在他旁边的那张赌台几乎完全停止了赌博，变安静了。我看到几个男人赶过来，他们肯定是警官。基尔伍德似乎浑然不觉。他突然放声大哭。“你们大家全都这么了不起，这么惹人尊敬，这么没有一丝瑕疵。而我，我是个傻瓜，一个老笨蛋，一头醉猪……”我感觉昂热拉抓紧了我的手。“我是个罪犯！”

“您快安静下来吧，您这个傻瓜。”泰奈多斯低声威胁地说。

“安静？在这个养得肥肥胖胖、额头光亮、夜里睡得安稳的男人圈子里，我怎么能安静得下来？我是最肮脏最卑鄙最龌龊的。我……”他停下来喘气，突然像是清醒地叫道，“凶手！”

客人们从赌台旁站起来。这一下所有人都停下来了，全都盯着约翰·基尔伍德。他眼睛下的眼圈是乌黑的，从眼中流出了眼泪。那鼓突的脸呈现出一种紫色调。他一直在摇摇晃晃，可他仍坚持站着。他的话，法语，在大厅里回响：“凶手！对，凶手！”现在他十分阴险地说，“不光是我！还有我最珍贵的公主，我的了不起的阁下们，我们的整个令人尊敬的社会圈子！我们全都是凶手！”

我看到，这回特拉博和泽贝格也急步赶向他。警官们已经逮住他了。他推开众人。他盯着我。他嚷道：“您看到的这些高贵的人和我这个老傻瓜醉鬼，卢卡斯先生——我们是凶手，我们大家，是的，凶手！”

“老天，他怎么了？”昂热拉深为惊骇地说。

“这我倒很想知道。”我说。我看到，现在，他这个社交圈子的所有男人都站在他周围，只有若塞·萨冈塔纳例外。他坐在一旁的一张深靠背椅上，吸着烟，观看着，一动不动。

其他人七嘴八舌。

“请您现在住嘴，约翰！”

“酗酒的笨蛋！”

“没理由激动，我的先生们，这个人只是喝醉了。”

“是的，我是喝醉了，没错！正如我们大家是凶手一样正确。我们大家，大家，大家！”基尔伍德喊道。

我突然惊呆了，虽然这厅里很热，我感到发凉。我看到和听到伊尔德·赫尔曼，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幽灵似的家里，挂满首饰，疯了。疯了？她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回响：“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来！请您别这样！您一清二楚，所有的人一起杀死了他……”

伊尔德·赫尔曼有多疯？约翰·基尔伍德有多醉？

我从包围着他、拉扯着他的男人们的圈子挤过去。

“等等，基尔伍德先生。您听……”

泰东多斯野蛮地将我推到一边。

“走开，你这家伙！”

我跌进一位警官怀里。

“请别闹出丑闻来，先生。”他低声说，“这位醉酒的先生得离开这儿，尽快。”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架起基尔伍德的胳膊。

“来，来，来，您走吧，约翰！”

“您醉了！”

“那又如何？我讲实话！一切都开始于那位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男人们将基尔伍德又拉又扯，这下他终于失去平衡了。泪流过他的脸，滴落在地毯上。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迅速地拖着基尔伍德穿过大厅，经过那些惊呆的赌客和愕然的守局人身旁。监视器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幕，它是不是被录下来了？我想，我能不能得到那录相？”

警官们在基尔伍德周围手拉手围成了一圈。

守局人们回到了赌台旁。又响起了他们的喊声。

“下大注，夫人和先生！”

“下大注！”

现在，那群人已经消失在大厅门口了。那位发疯的造火车头的小个子意大利人，从我身旁穿过去，冲我喊了句什么。

“他说什么？”昂热拉问。

“现在他无论如何得下二十三。”

“为什么？”

“因为流眼泪了。流眼泪时就得投二十三。”

我问昂热拉：“这一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全是凶手？’”

“人就是怪。”昂热拉说。我看到，不远处，特拉博在跟一位警官讲话：“也许真有一大罪孽在折磨着这位基尔伍德。它以这种骇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区的肉铺师傅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您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一边挥斧砍碎他杀死的动物；一边唱宗教歌曲。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了。他割下一头羊的头，嘴里却唱着‘祝福这头小羊吧’。真是无奇不有。”

“博卡是什么，昂热拉？”

“戛纳的一个城区，在老码头附近。在西边。”

“那儿生活着阿尔及利亚人吗？”

“没错。那是一个社会福利房区，您知道。邮局的小职员，退休人员，阿尔及利亚人。”

“基尔伍德说，一切都是从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开始的。”

那个意大利人突然又嚷又舞，他的举止前所未有的疯狂。他投了二十三，因为流眼泪时应当投二十三。在他那个台子上二十三赢了。

三

我们开车回家。

此时是凌晨两点。

昂热拉像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

一条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通向她的住宅区。我们驶近铁轨。拦木放下来了。昂热拉按喇叭。在路旁一间道口看守员的小房间里，一个男人爬起身来，转动滑轮。拦木升起来了。

“这些拦木夜里总是放下的，得按喇叭。”昂热拉说，“这样，即使道口看守员睡着了，也不会发生事故。”

当我们爬上坡时，在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周围别墅的花园里有许多栋榈树和柏树。月光洒照着它们。那装着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包裹我抱在膝上。昂热拉把车开进她的车库，锁上车库。这上面空气清新，我感到吃惊。我一点不累。

我跟昂热拉坐电梯去四楼她的住处。小小的电梯里我们的身体碰到了一块儿。我们彼此对望，纹丝不动。在她的房门外，昂热拉在手提包里找钥匙找了很久。当她终于打开了门时，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了。昂热拉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我抓住她，搂紧，吻她的嘴。透过衣服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她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先是紧闭着嘴唇，然后，突然张开来，她的嘴温软神奇。她轻声呻吟。然后她推开我。

“不，”她说，“不，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请别这样。我不想……”

“您不愿发生得过早？”

她只是凝视着我，不回答。

“好吧，”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我叫辆出租车去康托码头。咱们在特拉博夫妇的船边再见。”

“您找得到它吗？”

“它叫什么？”

“沙利马。”

“那我就找得到。”

“您有游泳裤吗？”

“没有。”

“我为您买一条。浴巾、防晒油和所有的东西全由我带。给您带一顶帽子，因为太阳。在海上它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你们一个个都晒得黑油油的。我……我身上很白……”

“这让您难为情？我们曾经都很白。您别招人笑话了。”

“我很可笑，对不对？”

“一点也不。”

“每一个热恋的男人都可笑。”

“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祼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

“十一万五千法郎，卢卡斯先生。”

“您是外国人。如果您将这首饰带出国，在边境上申报的话，您能省下税。我们可以优惠百分之二十。”凯马尔夫人说。

“我不会带它出国。”我说，想到我要为这对耳环支付多少钱，我有点晕乎乎的。可这些钱不是轮盘赌赢来的吗？我不是靠我们的幸运数字十三赢的吗？

“行。”我说。

“您当然得到一份纯洁度证明和一份详细说明，有供保险公司使用的图片。您希望把它们送到哪里？”

“请送到‘庄严’酒店。耳环我想马上带走。”

凯马尔夫人进去取了一只盒子把东西装起来。这期间我打开我的皮包，数出十一万五千法郎。我赢的钱还余十一万九千法郎。凯马尔数那些五百法郎的票子，每十张拿一根小针别好。凯马尔夫人走回来，递给我盒子。外面包了层有金色小星星的深蓝色的纸，盖了章。我把它塞进我的皮包。

“这下我将很难向黛尔菲娅夫人解释我卖掉了这对耳环。”凯马尔说。

“我买下它们，是为了把它们赠给黛尔菲娅夫人。”我说，心想我早这么说或许能多打折，但为时已晚。

“那还用说，这我明白，卢卡斯先生。请您原谅这愚蠢的玩笑。”凯马尔说。

“您送这件礼物会让夫人喜不自禁。”凯马尔夫人说。

“是的，”我说，“我很想这样。”

“我们谢谢您的惠顾，先生。”凯马尔说，跟他妻子送我到门口。

“您感谢赌场去吧。”我说。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看到‘费利克斯’对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画家，正把他的画往棕榈树之间挂。这是那位不走运的青年画家。我向他走去，给了他五百法郎。他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拒绝收下钱，因为我不想买他的画。

“您收下吧。”我说，“您今天吃中饭了吗？”

他羞愧地摇摇头。

“那您就赶快去吃吧。您必须吃饭。您好好地吃上几天吧，空着肚子不会有运气。”

“谢谢您，先生。”那拉年轻人说，“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我也没有。”我说。当我望向大海时，我注意到美国的驱逐舰夜里开走了。

若塞·萨冈塔纳讲着一口在学校里学的德语：“‘如果那只犀牛怒冲冲地想吃掉你，这很糟糕，那么就及时爬上一棵树。不然你就麻烦了。’我知道的，我还能背。威廉·布什。一直很给我启发。”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又讲起法语来，“我是想这样。我痛恨麻烦。”

此时是九点四十五分，我在阿根廷肉罐头大王巨大的办公室里，拜勒乌豪华住宅区他家的房子里。这里地处皮耶尔城区高勒王子街，是最精致、最漂亮、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拜勒乌豪华住宅区坐落在长满棕榈树、柏树和杉树的大公园里，有很多大游泳池。这可能是全城最大的豪华住宅区。这男人外表有点土气、总让我想起南美草原上的骑马牧人。我们可以相信，昨天他还是个牧牛人，在他的故乡的辽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牛。当我到达时，他早就在工作了。一位仆人迎候我，把我交给一位秘书，他则请我在一间客厅里就坐。萨冈塔纳很快就从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五个姑娘坐在办公桌旁，敲着打字机、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您这办公室可真大。”我吃惊地说。

“两间。这间里面还有一间。七名女秘书。我到处都有办公室。得到处工作，让人家找得到。您过来，我领您看看这房子，不是所有的，我妻子还在睡。她需要很多睡眠。”这男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纽扣眼鼓突着，他一直半眯着它们，领我穿过房子。萨冈塔纳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脚来回跑，说这里实际上是三套房子，分布在两个楼层。他把三套全买了下来，作了改造。

“每套房子有九个房间。一共花了十七万美金。我最喜欢用美金换算，也是这么支付的。”我能想象得到，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花钱最少的部分。因为这房子是两层的，我得让人安装楼梯和一部专用电梯。我让人把墙扒掉，只留下柱子和支撑梁，好有个足够大的厅。”他领着我穿过许多这样的房间。图书馆和接待室，里面也可以开饭，肯定有普通公寓房中普通房间的十到十五倍大。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市民来说是客厅，在萨冈塔纳这儿只是带壁橱和镜子的更衣间。萨冈塔纳骄傲地解释说，地面全铺的是清一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包括浴室和浴缸的瓷砖。他指给我看这么一间浴室。普通的水龙头和小五金被换成了那种金的。顺便说一下，整体布置气派非凡，古式家具和昂贵的地毯。

窗户跟外墙一样大，三米高，十五米长。当然有空调。所有的接待室和工作间位于底下的两个套间里，私人房间在二楼。玛丽娅·萨冈塔纳还在楼上睡觉。从窗户里能望到大海。

“这房子有多少房间？”我问。

“二十二间。”他说，像个骄傲地展示一只特别漂亮的玩具的孩子一样自豪，“我需要很多地方，您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有一幢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现在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他的办公室在女秘书们那两间办公室后面，完全保持着翠绿色的色调。翠绿色——以及深褐色的旧家具。巨大的办公桌空着。只有一部电话，无论如何，上面有许多开关。当我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来。他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等候的。那人身材高大，短发淡黄，左额头有一块疤。这人是波恩的缉税官奥托·克斯勒。

“多么愉快的意外。”我说。

“我同样高兴。”克斯勒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我本想打电话给您，问您有没有进展。那样咱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们别在这里讨论你们的调查。”萨冈塔纳说。他坐到一张气派的大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挂着我从画册里认识的一幅马奈的画。“我也请克斯勒先生今天早晨来这儿，因为我跟他有事要处理，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你们俩都会感兴趣。”

“今天有人邀请我了。上特拉博先生的游艇。”我对克斯勒说，“不过我已经去过拉克洛斯那里。他知道我了解到的一切。”

“那我过后就去他那儿。”克斯勒说。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的印象。“我的大多数消息都得自萨冈塔纳先生，有关黑森林的科德公司、基尔伍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的英镑生意——我在杜塞尔多夫汇报的一切。我当然仔细核对过它们——不是不信任您，萨冈塔纳先生，但我必须这么做。”

“理所当然。我也只是给了您提示。”那位阿根廷人说。

“另外，基尔伍德昨晚又酩酊大醉了。”

“对，在赌场……”我开口道，克斯勒点点头。

“我已经听说了。有一位警官跟我是朋友。这真是令人恶心。是谁把基尔伍德送回家的？”

“法比安和泰奈多斯。”阿根廷人说，“可是，您要是相信基尔伍德只有晚上才出丑，那您就错了。在玛丽娅和我正准备去特拉博家之前，他来到这里，那时候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非要跟我讲话不可。说他跟我最熟。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什么？”我问。

“那罪过，那压迫着他的可怕的罪过。”

“什么罪过？”

“赫尔曼之死的罪过。”若塞·萨冈塔纳说。说完他背诵了那首犀牛诗。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我想这样。我痛恨麻烦。”他转向克斯勒，“我告诉您我的猜测，您核查后证明了是正确的。我也告诉过您，基尔伍德是个严重的酒鬼。他最近几天的表现已经不能再说是喝酒，甚至不能再说是酗酒了。您昨天经历过了。”萨冈塔纳对我讲。我点头。“如果您擦一根火柴放到基尔伍德的嘴边，他就会爆炸。”萨冈塔纳摩挲着他的下巴，“逃上树不容易。”他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会慢慢地引发一场丑闻。我不仅跟基尔伍德是朋友，跟他也有共同的生意。现在还有。事实反正会暴露出来的。基尔伍德陷进了一种疯狂的招供狂状态。昨天下午，当他来找我时，他就想招供了。他先是想去警察局。我阻止了他这么做。”

“为什么？”

“我对您讲过，我很想爬上一棵树，如果那只犀牛，那只最严重的，我们讲法律、正义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到了想吃我的地步，我想，就把我从基尔伍德那儿获悉的东西告诉你们。我不想直接跟警方联系。这对于……对于一个人……”他真正难为情起来，第一次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如果像我这种地位的人陷进了这种事，那他就需要朋友，中间人，让他躲在背后。我必须呆在背后，只要能行的话。你们去跟法国警方讨论怎么办好。你们直接说，是我叫你们来的。这位拉克洛斯先生的上司们肯定会理解。我的工厂眼下正跟法国合作一笔很大的生意。法国想在阿根廷投资。还要我讲下去吗？”

克斯勒和我摇摇头。我想，原来这种事在这个圈子里是这么处理的。克斯勒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了，他毫不惊讶。

“还有呢？”我问。

“还有，基尔伍德喝醉了，来到这里嚎哭。我把他弄到这间房子里。他想招供，一定要招供！他想到了一些好事：一场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这我可没想到。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连您的部里都不会，克斯勒先生。”

他单调地摇摇头。他穿着米色的喇叭裤和凉鞋。

“基尔伍德怎么讲？”我问。

萨冈塔纳按了按他的办公桌一侧的一个按钮。一只装有录音机的抽屉弹了出来。萨冈塔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堆纸——原始的和一份多页手稿的打印副本。他把它们递给我们。

“为了先安慰住他，我对基尔伍德讲，让他对著录音机讲话。然后，我亲手打出他讲的内容——请您原谅打印错误，但我可不能将它交给一位女秘书。在我答应了他把两份都转交警方后，他在原件和打印件上签了名。”

“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找警方？”我问。

“要那么做他又太胆小了。他想坦白，然后自杀。”萨冈塔纳说，“我告诉您，这个人快要疯了。无论如何他昨天晚上在这间房子里讲了，您可以跟着读。”萨冈塔纳将录音机摁到“重播”上。

“这是约翰·基尔伍德在……在讲话。我所说的，是……是……是一份把供。我起誓，是我……若塞·萨冈塔纳……废话……逼得赫伯特·赫尔曼自杀的……”

磁带转动。响起了基尔伍德醉醺醺的声音。我们跟着他的话，克斯勒和我。外面，在窗外，公园里百花争妍，色彩纷呈，太阳从深蓝色的天空照耀到深蓝色的海面上。

“我多年来跟赫尔曼……一……一起……喏！……合作，好了……他是一位银行家……我们在德国开有科德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好几年，我们所有的舞弊……”接下来是详细叙述克斯勒在杜塞尔多夫就已经汇报过的金融交易。这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打印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终于：“……后来发生了英镑的事……我把钱转到了赫尔曼的银行，委托他，以英镑放贷……全部加起来高达……高达……达……”

含糊不清的话。

萨冈塔纳的声音，很严厉：“您振作起来，约翰！”

基尔伍德的声音，更清楚了：“……高达五亿德国马克……我有个周密的计划……如果没有赫尔曼的疯狂行为，也会成功的……这一下一切全泡汤了，当然……赫尔曼来到这里，要求我补偿他……他在这件事上损失了四千万马克……他咎由自取！”

“我全都猜着向您讲过了。”萨冈塔纳迅速对克斯勒说。他只是点点头。

“他要求弥补……弥补他得承担的百分之八的损失……我帮不了他……钱周转不开……暂时全套住了……不，这不是真的！……我……这不是真的……”抽泣，好几分钟。带子转动。阳光洒照。外面的花园里鸟儿在啁啾。“这是个谎言！事实是我想毁了赫尔曼！要他去死！我想要他的银行！不错，我要它！因此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他。他说，那他就得杀死自己……自杀……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建议他来个炸船……好让一切看上去像一场事故，他保得一身清白……他说，他是当真的……我说，说，说……说，我也是当真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当真的。希望得有道理。赫尔曼杀死自己——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杀死自己的话，但是……那许多的无辜者……这令我发疯！”这下那声音喊道，“这令我失去理智！那些无辜者！我本来能够帮助他！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他！我们的小集团！我们有足够的钱！他……他……我不懂，他是不是也向其他人求助过……萨冈塔纳，没向他……我相信……您别生气，若塞，我不相信您……像他这样处境的人会抓住每一根稻草！无庸置疑……可没人帮过他……因此实际上不仅我是他的凶手……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凶手……我们大家……可我，我确实因为他而良心不安。这……这是我的招供。今天是星期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现在是十八点五十二分。我叫约翰·基尔伍德。我发誓，我所讲的……是事实……纯粹的……事实……我当着上帝起誓……”声音沉默了。磁带无声地转动。

我读着打印纸上最后的句子：“我向上帝起誓。”那下面还有基尔伍德的签名，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萨冈塔纳关掉录音机。

“这应该马上送给警方。”克斯勒说。

“因此我将它交给您。”萨冈塔纳倒带，把磁带交给克斯勒。“请拿去吧。拉克洛斯的上司们会知道该干什么和如何干。我相信，我上树了。”

“昨天在赌场里他嚷个不停，说你们全是凶手。”我慢条斯理地说。

“这下，他在磁带上也解释了他是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两样。”我固执地说。

“您这么觉得？”萨冈塔纳傲慢地望着我。

“对，这是我的感觉。”我说，“当他们问我时，我也会这么讲。不，如果他们不问我，我也会讲！一定会讲。在被拖走之前，基尔伍德还喊了一些有关博卡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一切都是由他开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真不清楚？”克斯勒问。

萨冈塔纳耸耸肩。

“基尔伍德对我讲，他还讥讽地建议过赫尔曼，让他去雇一名美国专家，请他准备游艇，因为他自己没这本事。十分钟后他又说，他建议过他，从巴黎的黑社会请个人来。昨天又成了个来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我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哎呀，我想，当时我对我听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当他对着磁带讲时，他清楚他在讲什么吗？”我问。

“我想是清楚的。”萨冈塔纳冷冷地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卡斯先生？”

“只是问问而已。”

“您问得怪，卢卡斯先生。”

我忍无可忍。

“您讲了奇怪的故事，萨冈塔纳先生。”

“您是讲您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您。”我说，“我不明白我是不是该相信基尔伍德。”

“但是我知道。”克斯勒说，“现在，尽快把它送给拉克洛斯和鲁瑟尔吧。该死的丑闻！这反正会被掩盖掉的，您不用担忧，萨冈塔纳先生。您上到您的树上了。走吧，卢卡斯，咱们走，您有车吗？”

“没有。”

“那您叫辆出租车吧。一刻钟后咱们在拉克洛斯处相会。咱们每人拿一份这次招供的复印件。磁带您拿着，卢卡斯。萨冈塔纳先生，在此事澄清之前，请您别离开欧洲。”

“肯定不，”那位阿根廷人说，“我呆在我的树上。”

这一天天气变得非常热。

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都开着。那些早晨在海滩上玩球的老头子们不见了，渔夫们也不见了。他们的船停泊在那儿，网晒干了，白得像石灰。

当鲁瑟尔和拉克洛斯跟巴黎通电话时，克斯勒和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要求司法部派代表来，派有全权的经济部代表来，通知美国大使馆。

我从电话中听出来，他们碰到了坚韧的扯皮和很大的抵抗。鲁瑟尔发怒了，他威胁将自行行动，把事情闹大，显然是要尽力阻止这样。

克斯勒对我讲：“这情形有趣吧？”

“您相信在我们国家会两样吗？”我问。

他不回答，随意地摁响手指。警官们进进出出。

拉克洛斯跟他们谈。他现在精力旺盛多了，不再那么伤感。警官们似乎在监视基尔伍德的住房。它地处莫金斯，一个小地方，相距约八公里。据警官讲，基尔伍德酣睡得像头死猪。女管家说，基尔伍德天快亮时还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别墅受到监视，警官们说。基尔伍德若想离开它，不可能不被发现。如果他想逃跑，随时都可以阻止他——传讯他到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来。传讯单拉克洛斯已经预先填好了。这他还能做到，但尽管如此：“我希望那家伙睡觉，直到我们得到来自巴黎的援助。”这位“行政上司”的矮个子代表说。

“要到什么时候？”

“今晚之前来不了。”拉克洛斯说，“为什么？”

我又讲了我跟特拉博夫妇的约会。

“您放心地走吧。您回来后，就向‘庄严’酒店打听有没有给您的留言。如果没有，我们就仍然没到那种地步。”

“行。”我说，“小孩怎么样了？”

“不好，”拉克洛斯说，“可惜不好。医生说，麻疹在头几天总是最严重的。可怜的孩子。”

“有三种人，跟他们打交道有好处。”克劳德·特拉博说，“那些内心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我们相挨着坐在“沙利马”游艇船尾的长椅上，喝着杜松子酒加奎宁。在我们身后，一面法国国旗在风中猎猎飘动。我们的背后吊着那艘小船，还有抛锚用的两只铰盘。

昂热拉和帕斯卡勒站在前面船头上。她们在因为什么发笑，头扎头巾抵御行驶引起的大风。帕斯卡勒身材非常苗条，仍然透露出她曾当过模特儿。她穿一件细小的绿色比基尼。昂热拉穿着一身游泳衣，是由非常薄的肉色薄纱做成的，Ru房上方、肚子上、背下面缝有白色的花边。花边上是白色的布花。看上去就好像她皮肤上只有这些花。

“因此，”克劳德·特拉博说，“我们非常喜欢跟昂热拉交往。我们跟她交朋友。她一生经历坎坷，始终正直，内心坚强。您爱上昂热拉，我很能理解，卢卡斯先生。”

两位女人保持着平衡，沿着船舱和船帮之间的狭窄过道向我们走来。我穿一件黑白图案的游泳裤，是昂热拉为我买的，特拉博穿着一条蓝的。他们全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只有我身上非常白，我感到有点羞愧。上船之前，我们全都把鞋脱去了。昂热拉向我解释，说这是神圣的习俗。船尾的长椅前有一张固定得牢牢的桌子和三张躺椅。

“我们嫌热。”帕斯卡勒说，“我们也想喝点东西。”

“皮埃尔！”特拉博喊道。他必须喊，因为风从他嘴边吹走了话，船的螺旋桨制造着噪音，法国国旗在迎风沙沙响。

那位光脚的船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原来站在只比他年纪稍大一点的船长身旁。船长在我们前下方，坐在游艇船长室里的驾驶台旁，坐在他的设备和那只大轮子前的一张高椅上。小伙子走上三级台阶。

“你们要什么？”特拉博问女人们。

“你们喝的是什么？杜松子酒加奎宁？也来杜松子酒加奎宁。”帕斯卡勒说，“行吗，昂热拉？”

“行。”

“请再来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皮埃尔。”特拉博说。

“马上就来，先生。”皮埃尔走开了。跟船长马克斯一样，他也是一身白皙。女人们坐进甲板藤椅里。我们都涂了厚厚的防晒油。我身上是昂热拉帮我涂的，好让我不被晒伤。为了让我们不在椅子软垫或藤椅的布垫上留下痕迹，到处都铺着大浴巾。昂热拉也给我买了一顶白帽子。

纳芙塔利，那只克尔特猎狗和“以色列的儿子”，晃过来，在帕斯卡勒的腿上磨蹭。然后它舒服地躺在她那脚指甲涂成红色的脚上。

“你们谈什么了？”帕斯卡勒问。

“谈昂热拉。”她丈夫说。

“谈昂热拉什么？”

“我们为什么爱她。”她丈夫说。他吻昂热拉的手。

“哎呀，别这样。”这位说。她注意到我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便向我嫣然一笑，她的眼睛放射出金色的火花。她的头巾是白布做的。

皮埃尔端着两杯饮料上来，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起喝，马克斯让游艇拐了一个大弯，加速顶风行驶。风扯着我们的帽子，水花溅到了我们头顶。太阳、大海，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宁静感和幸福感，一种我还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前面就到尼斯了。”克劳德·特拉博说。

离开拉克洛斯的办公室后，我坐车去了“庄严”酒店，拟了一份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译成了密码。我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那封电报很长。我请求指示，万一丑闻受到掩盖和不对基尔伍德采取任何行动时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去了康托码头。其他人已经在等着我了。他们站在甲板上。一道栈桥通向码头。我想踩上去。

“脱掉鞋！”昂热拉喊道。

于是我脱去鞋，登上甲板，纳芙塔利快乐地吠叫着欢迎我。当我们起航驶出码头时，特拉博领我参观船。它有两台总发动机，每台二百八十三马力，一台柴油发动机供应船上用电。船身长十八米，宽五米，重四十五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八十海里。从甲板上有一个台阶通下上层船舱的前部。在一块巨大的玻璃板后面，右侧是船长的位置，左侧是雷达设备。两台设备中间有一个台阶通下客厅。全是用红木和漆成蓝色的家具布置的，有许多擦得锃亮的金属器件。再下去几级有两间客舱。里面的床是叠起来的。每间舱室都有一个卫生间。我在其中一间里更衣。昂热拉选了另外一间。船舱对面是厨房，备有电磁灶。最前面是两个小伙子、船工和二副的舱室。船的另一头，甲板上有个可以坐着休息的角落。甲板下是一间大船舱，舱里有双人床、书橱、壁橱和船上的电话。长途旅行时，特拉博夫妇就睡在这里。船上散发出帆布和沥青的味道。特拉博对他的船非常骄傲。换成我也会的……

“前面就到尼斯。”克劳德·特拉博这时说。游艇几乎画了一个圆圈，冲上尼斯的海滩。就在我的脚前，我看到一个四角形的箱子。特拉博向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救生器。如果将它抛进水里，它就膨胀成一艘橡皮艇，里面能容纳十二个人。那只船里储备有食物、水、闪光弹手枪、呼救器和能把水染得发亮的颜色，好让人从空中看到这个救生器。在通向船长室的门左侧挂着一只白色救生圈，上面写着白色字母：沙利马。游艇的船舱板是白色的。从船尾有一道梯子通到船长室的甲板上去。可以祼身躺在那上面。

尼斯的海滩近在眼前了。我看到其它游艇，水边人很多。我看到我所见过的最难看的居住机器——摩天大楼的怪物，地基很宽，越往上越狭窄，灰不溜丢，没有人性，但还是住着数千人。我既无法数楼层也无法数窗户。它整体看上去像是巴比伦古塔的复制品。

“您觉得它怎么样？”特拉博问。

我说了实话。

帕斯卡勒笑。

“您为什么笑？”

“因为克劳德有大笔钱花在这两样东西里。”她说。

“我也觉得它难看。”特拉博说，“我得想办法有所赢利地卖掉它们。这不难。整个沿海都在大兴土木。如果您想投资您的钱的话，那您就在这儿搞建筑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投资了。”

“我……”刚开口我就听到昂热拉笑了。

“对不起，”特拉博说，“我老是忍不住想到生意。”

“哎呀，罗伯特是个非常富有的人。”昂热拉说，“你们知道的，他昨天赢了多少。”

你不知道，我用它做了什么，我放在船舱里的皮包里放着什么，我想。

特拉博说：“另外，我得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昨晚我没向您讲实情。我确实是向您撒了谎。”

“撒谎？什么时候？”

“当我向您讲，我也有理由杀赫尔曼，因为我跟他做非法的外汇交易时。”

“您没有吗？”

“没有，”特拉博说，“我也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我常向赫尔曼银行贷款，是的，眼下也是。仅此而已。”

“我不理解。”我说，“那您为什么要自我谴责？”

“那是一个测验。”特拉博说，“您瞧，赫尔曼和我真正是好朋友。他的死让我很难过。我也想查出谁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因此，我当着我的客人们的面谴责自己，想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会有何反应。可是没有人反驳。他们的反应很奇怪，您不觉得吗？”

“对，”我说，“非常奇怪。尤其是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他肯定知道真情，知道您的自我谴责是不公正的，可是他也一句不反驳。这我觉得是最奇怪的。”

“泽贝格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他也许是不想当着其他人的面讲我撒谎。或者他也觉得奇怪，他附和我是因为希望弄清我的意图何在。他可以有许多的理由。但您别忘了——当不幸发生时，泽贝格还在智利。他因此几乎不可能干掉了他的上司。不管怎样，您必须知道，我真的没有干掉赫尔曼——从来没有。我艰难诚实地挣我的钱，我这个傻瓜。”

“您还记得我昨天告诉过您的我们的情况吗？”帕斯卡勒问。

“记得。”

“那就好。你们也互称克劳德和罗伯特吧。咱们大家都以‘你’相称！”帕斯卡勒说，“谁有异议，请举手。”

没人举手。

“你好，罗伯特。”克劳德·特拉博说。他戴着一顶退了色的船长帽。

“这样好。你们饿吗？”帕斯卡勒问。

“饿极了。”我说。

“那大妈我就去煮饭了。”她说，“昂热拉要让你看看莱宁群岛，如果不能看圣马格丽特，那至少要看看圣火奴拉特。圣火奴拉特要更有趣、更漂亮得多。”

“也小得多。”她丈夫说。

“咱们将停在那里吃饭。”帕斯卡勒说，“有酿肉辣椒，我今天早上预先煮好了，只需热一下。你起来吧，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她用脚趾温柔地轻挠猎狗。帕斯卡勒以姑娘般的动作走下了船长室的台阶。

“我来看你做。”克劳德说。

“这就对了，”帕斯卡勒转过头来说，“让这对年轻的幸运儿单独果会儿吧。我们让人给你们送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开胃，行不？”

“行，帕斯卡勒。”我说。

昂热拉滑到我身旁的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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