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_答案只有风知道

0型的车门。特拉博家的客人们钻进车里。停车场和通向大门口的路也被安装在树丛中的灯照亮了。

昂热拉说：“事实上在戛纳只能去赌场。这里没有别的好去处，只有年轻人的夜总会。”

“这可能吗？在戛纳这样一座城市里！”我说。

“全球的赌场都权力很大。事实上您可以实现一切或阻止一切——比方说每一次竞争。这里也没什么两样。您想做什么？”昂热拉让她的车缓缓地沿着石子路前行，跟在法比安的劳斯莱斯车后面。“这些树丛中的灯真浪漫，是不是？”

“是的，”我说，“非常浪漫。”

“特拉博夫妇和蔼可亲。”

“非常和蔼。”我说，“看来您原谅帕斯卡勒了？”

“什么呀，罗伯特。”昂热拉说。她一直沉默到我们驶上了大路。“您有收获吗？”

“我相信是的。”我说，“我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收获。”

“太好了。”她伸手摸我的手，“罗伯特？”

“嗯？”

“您知道，还有什么也很好吗？”

“什么？”

“咱们俩都曾经非常贫穷过。”昂热拉说。

“四点，双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单数，黑色大数！”

“七点，单数，红色没有！”

守局人大声报着每一张赌台上刚刚出现的数字。许多张赌台同时在赌，这间宽敞、堂皇、老式舒适的房间里挤满了人。一位小个子意大利人尽力喊叫，用他的母语喊着幸福的幸运的祝福。他赢了。我看到，给了他很多钱。

“他输了之后也喊。”昂热拉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连续好几个月了。带着妻子和朋友们。他们为他加油。他总是赌最大数，输完他的全部赌金，常常只需要几分钟。”

“到现在为止，他今天晚上输了六十万法郎，”我们身旁一位彬彬有礼、不引人注目的先生说，向昂热拉一鞠躬，“晚上好，黛尔菲娅夫人。”

昂热拉为我们作介绍。

这位彬彬有礼的男子是在这里值勤、注意赌徒们的许多“警官”之一，每一家赌场里都一样。昂热拉认识他们中的大多数。

“这一位，”她说，目送着那个不显眼的男人，“有个女儿，她看上去像一个天使。他曾经带她来过戛纳一回。我为她画了像。免费，因为这让我高兴。为此他帮我在平台上Сhā上了木条。他是个好园丁。他总是照料我的花。”

跟我们一道来的那群人很快就散开了，各赌各的，夫妻们也分开了。我看到，比安卡·法比安如何催促她丈夫，他正坐在一张绿色赌台旁，直到他给了她几枚筹码。比安卡来到我们这里，她的脸气歪了。

“你们看看这个吝啬鬼！”她说，“我的丈夫，呸！他才给我两百法郎，因为我没钱了还想赌。他，他输了好几千。得像玛丽娅那样做才行。”

“玛丽娅是怎么做的？”我问。

“玛丽娅老穿那身臀部有块布遮着的晚礼服，对不对？如今我知道为什么了。有一回她让我看过，那块布下面有块缝满小袋子的贴边。玛丽娅把她赢的钱塞在那里面。如果她赢了，就瞒过她丈夫。她有时候坐在那里，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看不下去，就重新给她钱，马上给。您知道，玛丽娅已经积攒了多少钱吗？我真蠢啊！”她急急地赶往一张赌台，从那些赌客中间挤过去。

“您看到了吗，那上面？”昂热拉指指屋顶。一根柱子上隐蔽地安装着一只小盒子。“这是一只监视器。这里到处都有。客人们一直受到监视或者被录下来。”

“可我甚至没用入场券就进来了。”

“对，”昂热拉带着狡黠的微笑说，“因为您有我陪着。我也不需要入场券。我对您讲过，我是‘旅游联合会’的一个创始人。”

冬季赌场内有赌厅、剧院和“大使”餐厅，粉红色的大楼位于阿尔伯格—爱德华码头最底下，就在拉克洛斯的办公室所在的旧码头和马利提姆码头附近，那里有小艇开往各个岛屿。

“十点，双数，黑色没有！”

小个子意大利人愤怒地高声诅咒。

“您不玩吗？”昂热拉问我。

“这让我感到无聊。”我说，“不过我当然要小赌赌。”

我跟她走向换币台。那后面有个房间，备有钢制自锁保险箱。昂热拉从她的拎包里取出一把钥匙。

“我马上就来。我取点钱。”

“从哪儿取？”

“从我的保险箱里。我的保险箱在这儿。”她笑道，“文件、钱、首饰和全部的东西！昨天下午我来取过我戴的首饰。我为什么要把钱存进银行的保险箱呢？这里的这一只免费供我使用……”

她走了。

我把一百法郎换成两个五十法郎的筹码。我确实从来没有过赌博的兴趣。轮盘赌让我乏味。一种只由偶然作决定的游戏，智力根本无法影响它。我穿过大厅。赌台和长酒吧之间摆放着一家小饭店的桌子，还有人在吃饭。约翰·基尔伍德独自坐在吧台上，喝着威士忌。他醉醺醺地冲我招手。我招手回答。然后，我看到了玛丽娅·萨冈塔纳，她果然正在把一堆筹码塞进她的衣服贴边里。我想，有钱人确实是怪。有可能是非常奇怪的凶手。

我走近另外一张桌子，看见昂热拉在我对面找到了位置。她坐在那儿，吸着烟，告诉她身旁的守局人她下的赌注。我望着她的脸发呆，险些忘记了我是在什么地方。我想，我是在十三号那一天认识昂热拉的，在十三号那一天我的新生活开始，我决定，试试上帝。

我从一位坐着的夫人头上俯下身去，把两枚五十法郎的筹码放在十三点上。无论如何我想迅速了结。我又望着昂热拉，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相遇，就好像是旭日初升似的。目光停住了，就好像我们谁也不能再让眼睛盯住其它东西。我头发晕，抓紧一张椅子的扶手，美国人、荷兰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众多声音汇成乱哄哄的噪音。

“先生……”

我吓一跳。

我站在他身旁的那位守局人转过了身。他用他的耙子敲打着放在十三点上的两枚筹码。

“这是您投的吗？”

“是。”

“十三点由我左边的先生投了一百法郎。”守局人说。另一位守局人坐在桌子中间，坐在支付赢钱的桶旁边。他推给我两堆筹码。我赢了三千五百法郎。

“这一百给员工。”我说。我试了你，上帝，你理解了。你说了“行”，现在让我看看，上帝，我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你，现在让我看看，我想。然后我报出了我的新赌注。我在十三点上押了最高注一千五百法郎。现在让我看看，上帝。现在给我看看。球在滚。我不望过去。我闭着眼睛，直到听见侍者说：“十三点，单数，黑色没有。”

十三点第二次赢了。

在赌客们中间引起了不安。

这回他们把我赢的钱分三堆推给我。是五万二千五百法郎。

我给员工五百法郎，这回赌三个，两个同点、两个横向的小注和横向的最大注有十三到十五点，当然是十三点，统统是最高注。甚至在最普通的机会上，在花色、双数和竖数上我也放了筹码。其他的赌客也跟我一样试十三。

它第三次又中了。

那个矮个子意大利人，他根本没赌，表现得像发了疯似的。他向我挤来，在我的上衣上搓他的手背，好沾点我的幸运，德国的扫烟囱工就是这么做的。这一桌的负责人走向那位付钱的守局人，他们俩算来算去很长时间，然后守局人从桌子的翻转抽屉里取出很大的筹码，真正的大筹码，数给我看我每一注赢了多少，总共是多少。一共是二十三万五千五百法郎。我给了员工五千法郎，撤出了所有放在那里的注。我够了。我再也不能忍受筹码了。一位手拿一只小盒子的大厅侍者不得不帮助我。当我跟他走向账台时，我看到了昂热拉。她跟在另一位守局人身后走过来，他为她拎着一只小箱子。

“您也是下的十三点？”我问。

“对，”她容光焕发，“跟您一起！您没注意到吗？”

“没有。”

“我……”

我们异口同声。

“请讲吧。”

“不，您讲，昂热拉。”

“咱们一起说，我有那么一种预感。”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放在十三点，因为咱们俩是在十三号相识的。”

说完昂热拉的目光有点闪烁。

“您当心，这会成为爱情的。”我说。

她不回答。在柜台前，一位守局人再一次当着她的面将赢的钱数给她，问要不要全换成现钱。

“是的，全换。”昂热拉说。

当她手拿满满的一捆捆钞票消失在那间有钢制保险箱的房间时，我的钱也付给我了。我也给了收银处那个人小费，请求他把钱包起来，因为钱非常多，我无法把它们塞进我的燕尾服袋子里。

昂热拉从那个保险间走回来。她笑着。

“您也一起去酒吧吧。我口渴。您请我喝一杯好吗？”

“非常乐意，夫人。”我说，“我只等这儿包扎好我的财产。”

那个小个子意大利人汗流满面地跑过来，冲着昂热拉讲话，将一枚五千法郎的大筹码伸到她的鼻子底下。

“他想干什么？”昂热拉问。

“要您往上面吐痰，好给它带来幸运。”我说，“我也是。”

于是，我们俩象征性地冲那筹码吐痰，小个子意大利人不停地鞠躬。

“多谢，先生，多谢，夫人，多谢两位……”他跑回他的赌台，淌着汗，上气不接下气。

“这个小个子意大利人，”昂热拉说，“在意大利制造庞大的火车头。是先前我的一位警官朋友告诉我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从文提米加利亚到戛纳才需要这么长时间。”

那位出纳员仍然在忙着帮我包扎。

“我先走了。”昂热拉说。

我目送她穿过大厅走向大酒吧。我看到她的臀部轻扭，从闪亮的白衣服的开口里看到她背上晒黑的皮肤。我看着她的红头发。许多女人的走路姿势都很难看，尤其是从后面看她们。昂热拉看上去棒极了。她走路腰挺得很直，但是很放松，我也喜欢她的步姿。

我看到她在酒吧里走向一位老妇。她坐在一台收银机后面，所有的饮料都是在那儿订。那里有许多调酒师在忙乎。昂热拉跟那位老妇讲话，又一次越过吧台伸出手去。然后她迅速离开那里，在一张长桌子中央坐下来。

那位收银员终于帮我包扎好了。我急忙赶向昂热拉，坐到她身旁的凳子上，要了两杯香槟。当酒送来时，我说：“十三带给了我们运气！”

昂热拉举起杯子。“我在此将十三定为我们的幸运数字。”她说。

“同意。”我说。

“把十三号定为咱们的生日吧。咱们要庆祝它，每个月。”昂热拉说，注意到了我的脸部表情，“也许您至少下个月十三号还在这儿吧。”她迅速说，“一个月后会是怎样？您想过此事，对吗？”

“我想过，从现在开始，一个月后我的生命会是怎样，昂热拉。”我说。

“别这样，”她说，“请不要，罗伯特。咱们是这么开心。请您别这么讲。请您别这么想。”

“好了好了，”我说，“一切又正常了，昂热拉。”

“没有什么正常。”她说，突然伤心起来。

“让我们为每个人最希望的东西干杯。都别讲出来。只为它干杯——您觉得这样行吗？”我问。

“行，罗伯特，”昂热拉说，“您这么善良。”

“而您是这么漂亮，”我说，“让我如此迷恋，深深地迷恋。”

“别这样。不要这么说。咱们喝酒吧。”

“好。”我说。

我们喝酒。

昂热拉对那位矮而胖的首席调酒师说：“您也在吧台上喝一杯吧，保尔。”

“我为你们两位干杯。”保尔说。我已经说过，很少有调酒师不可爱的。保尔是最可爱的一个。“为您的幸福。为您的愿望都能实现。”

“保尔，”我说，“您最喜欢什么牌子的香槟？”

“孔泰产的泰亭格牌香槟。”保尔说。

“那么请您允许我送您一瓶。我们需要您的祝福。”

收银台旁的老太忽然哭出声来。保尔向她赶过去。

“这是这么回事？”我问昂热拉。

“哎，什么事也没有。”她说，“您来吧，咱们再去看看别人赌。”

“不，我想知道这老太为什么哭。保尔！”他走过来，一边怯怯地望着昂热拉。“保尔，你们的出纳怎么了？她怎么了？”

“请您别讲。”昂热拉说。

“请您讲出来，保尔。”我说。

“那我就走开。”昂热拉说。

“我马上就来。”我说。她果然走了。

“说吧，保尔！”

“先生，”那位调酒师讲得很低，好像除了我谁也不能听到似的，“罗朗夫人，我们的出纳，已经很老了。您认为她有多大年纪？”

我望向柜台，罗朗仍一直在哭，但是她含泪冲着我点了点头，破涕为笑。

“超过六十了吗？”

“她八十岁了。”

“不可能！”我说。

“我告诉您，先生，她仍一直在这儿工作。当我们下个月关门，‘棕榈海滩’开门时，我们全套人马都去多维尔，跟每年一样。罗朗夫人也一起去。她虽然八十高龄，但每天都在柜台后面一直坐到凌晨三点。赌场仍旧让她一直干下去。这家赌场的社会福利就是这样。因为如果她再干一年，她就能得到最高的退休金。她在戛纳这儿有一座房子。可那是一座非常寒碜的房子，我认识。比如说没有暖气。冬天我们这儿有时候还是很冷的。罗朗夫人可惜得挨冻。现在，黛尔菲娅夫人给了老太太钱。这一下可以装暖气了。那钱是给她装暖气的。您别将这事讲出去，先生，您不会讲吧？”

“不会，当然不会。”我说，“您也给罗朗夫人端一杯去。”

“她喜欢喝啤酒。”保尔说。

“那就啤酒吧。”我说。

我瞅瞅昂热拉。她在远远地观察我。现在，她生气地用一只鞋重重地一跺地板，转身走了。我马上向她赶过去。

“昂热拉……”

她把背转向我。

“我坚决要求过您别问保尔！”

“您太了不起了，昂热拉。”

“我没一点儿了不起，”她说，“您也不可爱，一点不可爱。我搞错了。”

“那咱们俩就都搞错了。”我说。她转过身来，莞尔一笑，当我们的目光彼此相遇再也不分开时，我感觉我的血流得更快了。

我抓起她的手，吻它。

“因为我赢了这么多……”昂热拉说，紧接着退回去。她的声音听起来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她望着地面。我也望着地面。基尔伍德正跪在昂热拉面前，烂醉如泥，把她的衣服往嘴里塞，同时口齿不清地说：“最了不起的女人，我的公主，让我吻您的衣角吧。只吻衣角……只吻一下……我是个酒鬼，一个罪犯……您美丽如画，我的公主……”

“请您滚开。”我说。

“高贵的先生，请您同情一条癞皮狗吧……”他将衣服的布料按在唇上。我给了他轻轻的一脚。他往后倒去。他眼睛流着泪，阴险地望着我。

“您滚吧，”我说，“马上滚。滚，滚，滚！不然有您好受的。”

他醉醺醺地站起来。

“多了不起的绅士啊，”他狞笑着说，“多么勇敢的骑士啊……”他摇摇摆摆地向一张赌台走去。

“他失去理智了。”昂热拉扫兴地说。

“您来吧，”我说，“我要看看听听，这家伙现在又要干什么。”

我们跟在基尔伍德身后，我手里捧着我的一包钱。

基尔伍德这时已经走到了托威尔身后，抚摸他的肩。我听到他讲：“向您表示我的敬意，国王陛下。噢，伟大的君主啊，您真是人类的朋友。如此高尚，如此谦虚。有您做朋友，我是多么幸运啊。”

“您快滚开吧。”托威尔抱怨道。

基尔伍德已经继续趑趄向特拉博了，他就在附近，站在坐着的赌客身后。现在他跟特拉博讲道：“您也是一位绅士，一位雅人，我的最好的朋友……”他想吻特拉博的脸。特拉博把他推开了。基尔伍德脚步踉跄，来到邻桌的比安卡·法比安身边。他抱住她，吻她的脖子。她发出一声惊叫。基尔伍德抓向她的胸，话音清晰得令人吃惊：“最最漂亮的美人儿啊，我崇拜的人儿，人类之子的奇迹。能自称是您的朋友，我是多么幸福啊！”

“请您快快滚开！”比安卡努气冲冲地叫道。然后，她声音更大了，呼喊她丈夫。他正坐在第三张赌台上赌，连忙赶过来。加柯摩·法比安抓住基尔伍德的燕尾服的领子，赌客中引起了骚乱。

“这家伙干什么？”

“噢，别这样，别这样，我的主宰。”基尔伍德的声音满含讥讽，他的眼睛闪动着邪恶，他的微笑卑鄙下流，“我啥也不做。我尊敬这位尊贵的人儿，您总不会因此生我的气吧？您也是个尊贵的人。你们全都是高贵的人。人中之凤……”他得体地住口了，随即又恶意地讲下去，“全是可敬的人。”阿塔纳西奥夫妇和梅丽娜·泰奈多斯走过来。“你们，还有你们，我的最亲爱的朋友们，全是了不起的人。”他抚摸泰奈多斯的脸，在梅丽娜面前鞠躬鞠得那么深，险些跌倒。“噢，诸位，可以逗留在你们中间，我是多么幸运啊。”他突然走上前，吻梅丽娜的嘴。“我必须这么做！噢，出色的女人，我们这个集体中最杰出的女人！”这一下在他旁边的那张赌台几乎完全停止了赌博，变安静了。我看到几个男人赶过来，他们肯定是警官。基尔伍德似乎浑然不觉。他突然放声大哭。“你们大家全都这么了不起，这么惹人尊敬，这么没有一丝瑕疵。而我，我是个傻瓜，一个老笨蛋，一头醉猪……”我感觉昂热拉抓紧了我的手。“我是个罪犯！”

“您快安静下来吧，您这个傻瓜。”泰奈多斯低声威胁地说。

“安静？在这个养得肥肥胖胖、额头光亮、夜里睡得安稳的男人圈子里，我怎么能安静得下来？我是最肮脏最卑鄙最龌龊的。我……”他停下来喘气，突然像是清醒地叫道，“凶手！”

客人们从赌台旁站起来。这一下所有人都停下来了，全都盯着约翰·基尔伍德。他眼睛下的眼圈是乌黑的，从眼中流出了眼泪。那鼓突的脸呈现出一种紫色调。他一直在摇摇晃晃，可他仍坚持站着。他的话，法语，在大厅里回响：“凶手！对，凶手！”现在他十分阴险地说，“不光是我！还有我最珍贵的公主，我的了不起的阁下们，我们的整个令人尊敬的社会圈子！我们全都是凶手！”

我看到，这回特拉博和泽贝格也急步赶向他。警官们已经逮住他了。他推开众人。他盯着我。他嚷道：“您看到的这些高贵的人和我这个老傻瓜醉鬼，卢卡斯先生——我们是凶手，我们大家，是的，凶手！”

“老天，他怎么了？”昂热拉深为惊骇地说。

“这我倒很想知道。”我说。我看到，现在，他这个社交圈子的所有男人都站在他周围，只有若塞·萨冈塔纳例外。他坐在一旁的一张深靠背椅上，吸着烟，观看着，一动不动。

其他人七嘴八舌。

“请您现在住嘴，约翰！”

“酗酒的笨蛋！”

“没理由激动，我的先生们，这个人只是喝醉了。”

“是的，我是喝醉了，没错！正如我们大家是凶手一样正确。我们大家，大家，大家！”基尔伍德喊道。

我突然惊呆了，虽然这厅里很热，我感到发凉。我看到和听到伊尔德·赫尔曼，在她的床上，在她的幽灵似的家里，挂满首饰，疯了。疯了？她的声音在我耳朵里回响：“您别摆出这么一张脸来！请您别这样！您一清二楚，所有的人一起杀死了他……”

伊尔德·赫尔曼有多疯？约翰·基尔伍德有多醉？

我从包围着他、拉扯着他的男人们的圈子挤过去。

“等等，基尔伍德先生。您听……”

泰东多斯野蛮地将我推到一边。

“走开，你这家伙！”

我跌进一位警官怀里。

“请别闹出丑闻来，先生。”他低声说，“这位醉酒的先生得离开这儿，尽快。”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架起基尔伍德的胳膊。

“来，来，来，您走吧，约翰！”

“您醉了！”

“那又如何？我讲实话！一切都开始于那位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男人们将基尔伍德又拉又扯，这下他终于失去平衡了。泪流过他的脸，滴落在地毯上。

泰奈多斯和托威尔迅速地拖着基尔伍德穿过大厅，经过那些惊呆的赌客和愕然的守局人身旁。监视器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一幕，它是不是被录下来了？我想，我能不能得到那录相？”

警官们在基尔伍德周围手拉手围成了一圈。

守局人们回到了赌台旁。又响起了他们的喊声。

“下大注，夫人和先生！”

“下大注！”

现在，那群人已经消失在大厅门口了。那位发疯的造火车头的小个子意大利人，从我身旁穿过去，冲我喊了句什么。

“他说什么？”昂热拉问。

“现在他无论如何得下二十三。”

“为什么？”

“因为流眼泪了。流眼泪时就得投二十三。”

我问昂热拉：“这一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全是凶手？’”

“人就是怪。”昂热拉说。我看到，不远处，特拉博在跟一位警官讲话：“也许真有一大罪孽在折磨着这位基尔伍德。它以这种骇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区的肉铺师傅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人。您知道，他做什么吗？他一边挥斧砍碎他杀死的动物；一边唱宗教歌曲。有一回我亲眼看到了。他割下一头羊的头，嘴里却唱着‘祝福这头小羊吧’。真是无奇不有。”

“博卡是什么，昂热拉？”

“戛纳的一个城区，在老码头附近。在西边。”

“那儿生活着阿尔及利亚人吗？”

“没错。那是一个社会福利房区，您知道。邮局的小职员，退休人员，阿尔及利亚人。”

“基尔伍德说，一切都是从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开始的。”

那个意大利人突然又嚷又舞，他的举止前所未有的疯狂。他投了二十三，因为流眼泪时应当投二十三。在他那个台子上二十三赢了。

三

我们开车回家。

此时是凌晨两点。

昂热拉像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面。

一条狭窄的街道蜿蜒而上，通向她的住宅区。我们驶近铁轨。拦木放下来了。昂热拉按喇叭。在路旁一间道口看守员的小房间里，一个男人爬起身来，转动滑轮。拦木升起来了。

“这些拦木夜里总是放下的，得按喇叭。”昂热拉说，“这样，即使道口看守员睡着了，也不会发生事故。”

当我们爬上坡时，在车灯照耀下，我看到周围别墅的花园里有许多栋榈树和柏树。月光洒照着它们。那装着二十三万五千法郎的包裹我抱在膝上。昂热拉把车开进她的车库，锁上车库。这上面空气清新，我感到吃惊。我一点不累。

我跟昂热拉坐电梯去四楼她的住处。小小的电梯里我们的身体碰到了一块儿。我们彼此对望，纹丝不动。在她的房门外，昂热拉在手提包里找钥匙找了很久。当她终于打开了门时，我犹豫不决地站住了。昂热拉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我抓住她，搂紧，吻她的嘴。透过衣服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每一根线条，她一定也感觉到了我的冲动。她先是紧闭着嘴唇，然后，突然张开来，她的嘴温软神奇。她轻声呻吟。然后她推开我。

“不，”她说，“不，罗伯特，亲爱的罗伯特。请别这样。我不想……”

“您不愿发生得过早？”

她只是凝视着我，不回答。

“好吧，”我说，“明天上午我有事。我叫辆出租车去康托码头。咱们在特拉博夫妇的船边再见。”

“您找得到它吗？”

“它叫什么？”

“沙利马。”

“那我就找得到。”

“您有游泳裤吗？”

“没有。”

“我为您买一条。浴巾、防晒油和所有的东西全由我带。给您带一顶帽子，因为太阳。在海上它非常厉害。”

“我不知道，”我说，“我是不是愿意脱得只剩下一条游泳裤。你们一个个都晒得黑油油的。我……我身上很白……”

“这让您难为情？我们曾经都很白。您别招人笑话了。”

“我很可笑，对不对？”

“一点也不。”

“每一个热恋的男人都可笑。”

“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祼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跟她戴的同样——我是说同样的工艺。”凯马尔夫人说。

“多少钱？”我问。

凯马尔翻查一本登记簿。

“十一万五千法郎，卢卡斯先生。”

“您是外国人。如果您将这首饰带出国，在边境上申报的话，您能省下税。我们可以优惠百分之二十。”凯马尔夫人说。

“我不会带它出国。”我说，想到我要为这对耳环支付多少钱，我有点晕乎乎的。可这些钱不是轮盘赌赢来的吗？我不是靠我们的幸运数字十三赢的吗？

“行。”我说。

“您当然得到一份纯洁度证明和一份详细说明，有供保险公司使用的图片。您希望把它们送到哪里？”

“请送到‘庄严’酒店。耳环我想马上带走。”

凯马尔夫人进去取了一只盒子把东西装起来。这期间我打开我的皮包，数出十一万五千法郎。我赢的钱还余十一万九千法郎。凯马尔数那些五百法郎的票子，每十张拿一根小针别好。凯马尔夫人走回来，递给我盒子。外面包了层有金色小星星的深蓝色的纸，盖了章。我把它塞进我的皮包。

“这下我将很难向黛尔菲娅夫人解释我卖掉了这对耳环。”凯马尔说。

“我买下它们，是为了把它们赠给黛尔菲娅夫人。”我说，心想我早这么说或许能多打折，但为时已晚。

“那还用说，这我明白，卢卡斯先生。请您原谅这愚蠢的玩笑。”凯马尔说。

“您送这件礼物会让夫人喜不自禁。”凯马尔夫人说。

“是的，”我说，“我很想这样。”

“我们谢谢您的惠顾，先生。”凯马尔说，跟他妻子送我到门口。

“您感谢赌场去吧。”我说。来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让我感觉一点也不真实。我看到‘费利克斯’对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画家，正把他的画往棕榈树之间挂。这是那位不走运的青年画家。我向他走去，给了他五百法郎。他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拒绝收下钱，因为我不想买他的画。

“您收下吧。”我说，“您今天吃中饭了吗？”

他羞愧地摇摇头。

“那您就赶快去吃吧。您必须吃饭。您好好地吃上几天吧，空着肚子不会有运气。”

“谢谢您，先生。”那拉年轻人说，“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我也没有。”我说。当我望向大海时，我注意到美国的驱逐舰夜里开走了。

若塞·萨冈塔纳讲着一口在学校里学的德语：“‘如果那只犀牛怒冲冲地想吃掉你，这很糟糕，那么就及时爬上一棵树。不然你就麻烦了。’我知道的，我还能背。威廉·布什。一直很给我启发。”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又讲起法语来，“我是想这样。我痛恨麻烦。”

此时是九点四十五分，我在阿根廷肉罐头大王巨大的办公室里，拜勒乌豪华住宅区他家的房子里。这里地处皮耶尔城区高勒王子街，是最精致、最漂亮、最昂贵的地区之一。拜勒乌豪华住宅区坐落在长满棕榈树、柏树和杉树的大公园里，有很多大游泳池。这可能是全城最大的豪华住宅区。这男人外表有点土气、总让我想起南美草原上的骑马牧人。我们可以相信，昨天他还是个牧牛人，在他的故乡的辽阔平原上放牧大群牛。当我到达时，他早就在工作了。一位仆人迎候我，把我交给一位秘书，他则请我在一间客厅里就坐。萨冈塔纳很快就从隔壁的一间房子里出来了。我看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五个姑娘坐在办公桌旁，敲着打字机、打电话或者发传真。

“您这办公室可真大。”我吃惊地说。

“两间。这间里面还有一间。七名女秘书。我到处都有办公室。得到处工作，让人家找得到。您过来，我领您看看这房子，不是所有的，我妻子还在睡。她需要很多睡眠。”这男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纽扣眼鼓突着，他一直半眯着它们，领我穿过房子。萨冈塔纳穿着衬衫和裤子，光着脚来回跑，说这里实际上是三套房子，分布在两个楼层。他把三套全买了下来，作了改造。

“每套房子有九个房间。一共花了十七万美金。我最喜欢用美金换算，也是这么支付的。”我能想象得到，我想。“这是我在这里花钱最少的部分。因为这房子是两层的，我得让人安装楼梯和一部专用电梯。我让人把墙扒掉，只留下柱子和支撑梁，好有个足够大的厅。”他领着我穿过许多这样的房间。图书馆和接待室，里面也可以开饭，肯定有普通公寓房中普通房间的十到十五倍大。在生活条件优越的市民来说是客厅，在萨冈塔纳这儿只是带壁橱和镜子的更衣间。萨冈塔纳骄傲地解释说，地面全铺的是清一色的卡拉拉大理石，包括浴室和浴缸的瓷砖。他指给我看这么一间浴室。普通的水龙头和小五金被换成了那种金的。顺便说一下，整体布置气派非凡，古式家具和昂贵的地毯。

窗户跟外墙一样大，三米高，十五米长。当然有空调。所有的接待室和工作间位于底下的两个套间里，私人房间在二楼。玛丽娅·萨冈塔纳还在楼上睡觉。从窗户里能望到大海。

“这房子有多少房间？”我问。

“二十二间。”他说，像个骄傲地展示一只特别漂亮的玩具的孩子一样自豪，“我需要很多地方，您知道。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有一幢三十二个房间的别墅。现在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吧。”

他的办公室在女秘书们那两间办公室后面，完全保持着翠绿色的色调。翠绿色——以及深褐色的旧家具。巨大的办公桌空着。只有一部电话，无论如何，上面有许多开关。当我进去时，一个男人站起来。他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等候的。那人身材高大，短发淡黄，左额头有一块疤。这人是波恩的缉税官奥托·克斯勒。

“多么愉快的意外。”我说。

“我同样高兴。”克斯勒是个没有一点幽默感的人，“我本想打电话给您，问您有没有进展。那样咱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碰头。”

“你们别在这里讨论你们的调查。”萨冈塔纳说。他坐到一张气派的大办公桌后面，头顶上方挂着我从画册里认识的一幅马奈的画。“我也请克斯勒先生今天早晨来这儿，因为我跟他有事要处理，因为我要对您讲的，你们俩都会感兴趣。”

“今天有人邀请我了。上特拉博先生的游艇。”我对克斯勒说，“不过我已经去过拉克洛斯那里。他知道我了解到的一切。”

“那我过后就去他那儿。”克斯勒说。他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精力不集中的印象。“我的大多数消息都得自萨冈塔纳先生，有关黑森林的科德公司、基尔伍德先生和赫尔曼先生的英镑生意——我在杜塞尔多夫汇报的一切。我当然仔细核对过它们——不是不信任您，萨冈塔纳先生，但我必须这么做。”

“理所当然。我也只是给了您提示。”那位阿根廷人说。

“另外，基尔伍德昨晚又酩酊大醉了。”

“对，在赌场……”我开口道，克斯勒点点头。

“我已经听说了。有一位警官跟我是朋友。这真是令人恶心。是谁把基尔伍德送回家的？”

“法比安和泰奈多斯。”阿根廷人说，“可是，您要是相信基尔伍德只有晚上才出丑，那您就错了。在玛丽娅和我正准备去特拉博家之前，他来到这里，那时候已经醉得很厉害了，非要跟我讲话不可。说他跟我最熟。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什么？”我问。

“那罪过，那压迫着他的可怕的罪过。”

“什么罪过？”

“赫尔曼之死的罪过。”若塞·萨冈塔纳说。说完他背诵了那首犀牛诗。

“您现在想及时爬上一棵树。”我说。

“对，”若塞·萨冈塔纳说，“我想这样。我痛恨麻烦。”他转向克斯勒，“我告诉您我的猜测，您核查后证明了是正确的。我也告诉过您，基尔伍德是个严重的酒鬼。他最近几天的表现已经不能再说是喝酒，甚至不能再说是酗酒了。您昨天经历过了。”萨冈塔纳对我讲。我点头。“如果您擦一根火柴放到基尔伍德的嘴边，他就会爆炸。”萨冈塔纳摩挲着他的下巴，“逃上树不容易。”他说。

“不管怎么说，现在会慢慢地引发一场丑闻。我不仅跟基尔伍德是朋友，跟他也有共同的生意。现在还有。事实反正会暴露出来的。基尔伍德陷进了一种疯狂的招供狂状态。昨天下午，当他来找我时，他就想招供了。他先是想去警察局。我阻止了他这么做。”

“为什么？”

“我对您讲过，我很想爬上一棵树，如果那只犀牛，那只最严重的，我们讲法律、正义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到了想吃我的地步，我想，就把我从基尔伍德那儿获悉的东西告诉你们。我不想直接跟警方联系。这对于……对于一个人……”他真正难为情起来，第一次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感。“如果像我这种地位的人陷进了这种事，那他就需要朋友，中间人，让他躲在背后。我必须呆在背后，只要能行的话。你们去跟法国警方讨论怎么办好。你们直接说，是我叫你们来的。这位拉克洛斯先生的上司们肯定会理解。我的工厂眼下正跟法国合作一笔很大的生意。法国想在阿根廷投资。还要我讲下去吗？”

克斯勒和我摇摇头。我想，原来这种事在这个圈子里是这么处理的。克斯勒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了，他毫不惊讶。

“还有呢？”我问。

“还有，基尔伍德喝醉了，来到这里嚎哭。我把他弄到这间房子里。他想招供，一定要招供！他想到了一些好事：一场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这我可没想到。我相信，谁也不会想到——连您的部里都不会，克斯勒先生。”

他单调地摇摇头。他穿着米色的喇叭裤和凉鞋。

“基尔伍德怎么讲？”我问。

萨冈塔纳按了按他的办公桌一侧的一个按钮。一只装有录音机的抽屉弹了出来。萨冈塔纳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堆纸——原始的和一份多页手稿的打印副本。他把它们递给我们。

“为了先安慰住他，我对基尔伍德讲，让他对著录音机讲话。然后，我亲手打出他讲的内容——请您原谅打印错误，但我可不能将它交给一位女秘书。在我答应了他把两份都转交警方后，他在原件和打印件上签了名。”

“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找警方？”我问。

“要那么做他又太胆小了。他想坦白，然后自杀。”萨冈塔纳说，“我告诉您，这个人快要疯了。无论如何他昨天晚上在这间房子里讲了，您可以跟着读。”萨冈塔纳将录音机摁到“重播”上。

“这是约翰·基尔伍德在……在讲话。我所说的，是……是……是一份把供。我起誓，是我……若塞·萨冈塔纳……废话……逼得赫伯特·赫尔曼自杀的……”

磁带转动。响起了基尔伍德醉醺醺的声音。我们跟着他的话，克斯勒和我。外面，在窗外，公园里百花争妍，色彩纷呈，太阳从深蓝色的天空照耀到深蓝色的海面上。

“我多年来跟赫尔曼……一……一起……喏！……合作，好了……他是一位银行家……我们在德国开有科德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好几年，我们所有的舞弊……”接下来是详细叙述克斯勒在杜塞尔多夫就已经汇报过的金融交易。这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在打印件中占了很大的篇幅。终于：“……后来发生了英镑的事……我把钱转到了赫尔曼的银行，委托他，以英镑放贷……全部加起来高达……高达……达……”

含糊不清的话。

萨冈塔纳的声音，很严厉：“您振作起来，约翰！”

基尔伍德的声音，更清楚了：“……高达五亿德国马克……我有个周密的计划……如果没有赫尔曼的疯狂行为，也会成功的……这一下一切全泡汤了，当然……赫尔曼来到这里，要求我补偿他……他在这件事上损失了四千万马克……他咎由自取！”

“我全都猜着向您讲过了。”萨冈塔纳迅速对克斯勒说。他只是点点头。

“他要求弥补……弥补他得承担的百分之八的损失……我帮不了他……钱周转不开……暂时全套住了……不，这不是真的！……我……这不是真的……”抽泣，好几分钟。带子转动。阳光洒照。外面的花园里鸟儿在啁啾。“这是个谎言！事实是我想毁了赫尔曼！要他去死！我想要他的银行！不错，我要它！因此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他。他说，那他就得杀死自己……自杀……我说，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建议他来个炸船……好让一切看上去像一场事故，他保得一身清白……他说，他是当真的……我说，说，说……说，我也是当真的。我希望，他真的是当真的。希望得有道理。赫尔曼杀死自己——自己和其他人。如果他只杀死自己的话，但是……那许多的无辜者……这令我发疯！”这下那声音喊道，“这令我失去理智！那些无辜者！我本来能够帮助他！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帮助他！我们的小集团！我们有足够的钱！他……他……我不懂，他是不是也向其他人求助过……萨冈塔纳，没向他……我相信……您别生气，若塞，我不相信您……像他这样处境的人会抓住每一根稻草！无庸置疑……可没人帮过他……因此实际上不仅我是他的凶手……因此我们大家都是凶手……我们大家……可我，我确实因为他而良心不安。这……这是我的招供。今天是星期一，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现在是十八点五十二分。我叫约翰·基尔伍德。我发誓，我所讲的……是事实……纯粹的……事实……我当着上帝起誓……”声音沉默了。磁带无声地转动。

我读着打印纸上最后的句子：“我向上帝起誓。”那下面还有基尔伍德的签名，潦草，几乎无法辨认。萨冈塔纳关掉录音机。

“这应该马上送给警方。”克斯勒说。

“因此我将它交给您。”萨冈塔纳倒带，把磁带交给克斯勒。“请拿去吧。拉克洛斯的上司们会知道该干什么和如何干。我相信，我上树了。”

“昨天在赌场里他嚷个不停，说你们全是凶手。”我慢条斯理地说。

“这下，他在磁带上也解释了他是什么意思。”

“但听起来两样。”我固执地说。

“您这么觉得？”萨冈塔纳傲慢地望着我。

“对，这是我的感觉。”我说，“当他们问我时，我也会这么讲。不，如果他们不问我，我也会讲！一定会讲。在被拖走之前，基尔伍德还喊了一些有关博卡的一位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一切都是由他开始的。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清楚。”

“真不清楚？”克斯勒问。

萨冈塔纳耸耸肩。

“基尔伍德对我讲，他还讥讽地建议过赫尔曼，让他去雇一名美国专家，请他准备游艇，因为他自己没这本事。十分钟后他又说，他建议过他，从巴黎的黑社会请个人来。昨天又成了个来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我有什么好讲的？这个人精神有毛病。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哎呀，我想，当时我对我听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当他对着磁带讲时，他清楚他在讲什么吗？”我问。

“我想是清楚的。”萨冈塔纳冷冷地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卢卡斯先生？”

“只是问问而已。”

“您问得怪，卢卡斯先生。”

我忍无可忍。

“您讲了奇怪的故事，萨冈塔纳先生。”

“您是讲您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您。”我说，“我不明白我是不是该相信基尔伍德。”

“但是我知道。”克斯勒说，“现在，尽快把它送给拉克洛斯和鲁瑟尔吧。该死的丑闻！这反正会被掩盖掉的，您不用担忧，萨冈塔纳先生。您上到您的树上了。走吧，卢卡斯，咱们走，您有车吗？”

“没有。”

“那您叫辆出租车吧。一刻钟后咱们在拉克洛斯处相会。咱们每人拿一份这次招供的复印件。磁带您拿着，卢卡斯。萨冈塔纳先生，在此事澄清之前，请您别离开欧洲。”

“肯定不，”那位阿根廷人说，“我呆在我的树上。”

这一天天气变得非常热。

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三台电风扇都开着。那些早晨在海滩上玩球的老头子们不见了，渔夫们也不见了。他们的船停泊在那儿，网晒干了，白得像石灰。

当鲁瑟尔和拉克洛斯跟巴黎通电话时，克斯勒和我坐在一旁听着。他们要求司法部派代表来，派有全权的经济部代表来，通知美国大使馆。

我从电话中听出来，他们碰到了坚韧的扯皮和很大的抵抗。鲁瑟尔发怒了，他威胁将自行行动，把事情闹大，显然是要尽力阻止这样。

克斯勒对我讲：“这情形有趣吧？”

“您相信在我们国家会两样吗？”我问。

他不回答，随意地摁响手指。警官们进进出出。

拉克洛斯跟他们谈。他现在精力旺盛多了，不再那么伤感。警官们似乎在监视基尔伍德的住房。它地处莫金斯，一个小地方，相距约八公里。据警官讲，基尔伍德酣睡得像头死猪。女管家说，基尔伍德天快亮时还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别墅受到监视，警官们说。基尔伍德若想离开它，不可能不被发现。如果他想逃跑，随时都可以阻止他——传讯他到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来。传讯单拉克洛斯已经预先填好了。这他还能做到，但尽管如此：“我希望那家伙睡觉，直到我们得到来自巴黎的援助。”这位“行政上司”的矮个子代表说。

“要到什么时候？”

“今晚之前来不了。”拉克洛斯说，“为什么？”

我又讲了我跟特拉博夫妇的约会。

“您放心地走吧。您回来后，就向‘庄严’酒店打听有没有给您的留言。如果没有，我们就仍然没到那种地步。”

“行。”我说，“小孩怎么样了？”

“不好，”拉克洛斯说，“可惜不好。医生说，麻疹在头几天总是最严重的。可怜的孩子。”

“有三种人，跟他们打交道有好处。”克劳德·特拉博说，“那些内心坚强的人、正直的人和知识渊博的人。”我们相挨着坐在“沙利马”游艇船尾的长椅上，喝着杜松子酒加奎宁。在我们身后，一面法国国旗在风中猎猎飘动。我们的背后吊着那艘小船，还有抛锚用的两只铰盘。

昂热拉和帕斯卡勒站在前面船头上。她们在因为什么发笑，头扎头巾抵御行驶引起的大风。帕斯卡勒身材非常苗条，仍然透露出她曾当过模特儿。她穿一件细小的绿色比基尼。昂热拉穿着一身游泳衣，是由非常薄的肉色薄纱做成的，Ru房上方、肚子上、背下面缝有白色的花边。花边上是白色的布花。看上去就好像她皮肤上只有这些花。

“因此，”克劳德·特拉博说，“我们非常喜欢跟昂热拉交往。我们跟她交朋友。她一生经历坎坷，始终正直，内心坚强。您爱上昂热拉，我很能理解，卢卡斯先生。”

两位女人保持着平衡，沿着船舱和船帮之间的狭窄过道向我们走来。我穿一件黑白图案的游泳裤，是昂热拉为我买的，特拉博穿着一条蓝的。他们全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只有我身上非常白，我感到有点羞愧。上船之前，我们全都把鞋脱去了。昂热拉向我解释，说这是神圣的习俗。船尾的长椅前有一张固定得牢牢的桌子和三张躺椅。

“我们嫌热。”帕斯卡勒说，“我们也想喝点东西。”

“皮埃尔！”特拉博喊道。他必须喊，因为风从他嘴边吹走了话，船的螺旋桨制造着噪音，法国国旗在迎风沙沙响。

那位光脚的船工，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他原来站在只比他年纪稍大一点的船长身旁。船长在我们前下方，坐在游艇船长室里的驾驶台旁，坐在他的设备和那只大轮子前的一张高椅上。小伙子走上三级台阶。

“你们要什么？”特拉博问女人们。

“你们喝的是什么？杜松子酒加奎宁？也来杜松子酒加奎宁。”帕斯卡勒说，“行吗，昂热拉？”

“行。”

“请再来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皮埃尔。”特拉博说。

“马上就来，先生。”皮埃尔走开了。跟船长马克斯一样，他也是一身白皙。女人们坐进甲板藤椅里。我们都涂了厚厚的防晒油。我身上是昂热拉帮我涂的，好让我不被晒伤。为了让我们不在椅子软垫或藤椅的布垫上留下痕迹，到处都铺着大浴巾。昂热拉也给我买了一顶白帽子。

纳芙塔利，那只克尔特猎狗和“以色列的儿子”，晃过来，在帕斯卡勒的腿上磨蹭。然后它舒服地躺在她那脚指甲涂成红色的脚上。

“你们谈什么了？”帕斯卡勒问。

“谈昂热拉。”她丈夫说。

“谈昂热拉什么？”

“我们为什么爱她。”她丈夫说。他吻昂热拉的手。

“哎呀，别这样。”这位说。她注意到我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便向我嫣然一笑，她的眼睛放射出金色的火花。她的头巾是白布做的。

皮埃尔端着两杯饮料上来，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我们一起喝，马克斯让游艇拐了一个大弯，加速顶风行驶。风扯着我们的帽子，水花溅到了我们头顶。太阳、大海，我心里有一种巨大的宁静感和幸福感，一种我还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前面就到尼斯了。”克劳德·特拉博说。

离开拉克洛斯的办公室后，我坐车去了“庄严”酒店，拟了一份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译成了密码。我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那封电报很长。我请求指示，万一丑闻受到掩盖和不对基尔伍德采取任何行动时我该怎么做。然后我去了康托码头。其他人已经在等着我了。他们站在甲板上。一道栈桥通向码头。我想踩上去。

“脱掉鞋！”昂热拉喊道。

于是我脱去鞋，登上甲板，纳芙塔利快乐地吠叫着欢迎我。当我们起航驶出码头时，特拉博领我参观船。它有两台总发动机，每台二百八十三马力，一台柴油发动机供应船上用电。船身长十八米，宽五米，重四十五吨，速度能达到每小时八十海里。从甲板上有一个台阶通下上层船舱的前部。在一块巨大的玻璃板后面，右侧是船长的位置，左侧是雷达设备。两台设备中间有一个台阶通下客厅。全是用红木和漆成蓝色的家具布置的，有许多擦得锃亮的金属器件。再下去几级有两间客舱。里面的床是叠起来的。每间舱室都有一个卫生间。我在其中一间里更衣。昂热拉选了另外一间。船舱对面是厨房，备有电磁灶。最前面是两个小伙子、船工和二副的舱室。船的另一头，甲板上有个可以坐着休息的角落。甲板下是一间大船舱，舱里有双人床、书橱、壁橱和船上的电话。长途旅行时，特拉博夫妇就睡在这里。船上散发出帆布和沥青的味道。特拉博对他的船非常骄傲。换成我也会的……

“前面就到尼斯。”克劳德·特拉博这时说。游艇几乎画了一个圆圈，冲上尼斯的海滩。就在我的脚前，我看到一个四角形的箱子。特拉博向我解释说，这是一个救生器。如果将它抛进水里，它就膨胀成一艘橡皮艇，里面能容纳十二个人。那只船里储备有食物、水、闪光弹手枪、呼救器和能把水染得发亮的颜色，好让人从空中看到这个救生器。在通向船长室的门左侧挂着一只白色救生圈，上面写着白色字母：沙利马。游艇的船舱板是白色的。从船尾有一道梯子通到船长室的甲板上去。可以祼身躺在那上面。

尼斯的海滩近在眼前了。我看到其它游艇，水边人很多。我看到我所见过的最难看的居住机器——摩天大楼的怪物，地基很宽，越往上越狭窄，灰不溜丢，没有人性，但还是住着数千人。我既无法数楼层也无法数窗户。它整体看上去像是巴比伦古塔的复制品。

“您觉得它怎么样？”特拉博问。

我说了实话。

帕斯卡勒笑。

“您为什么笑？”

“因为克劳德有大笔钱花在这两样东西里。”她说。

“我也觉得它难看。”特拉博说，“我得想办法有所赢利地卖掉它们。这不难。整个沿海都在大兴土木。如果您想投资您的钱的话，那您就在这儿搞建筑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投资了。”

“我……”刚开口我就听到昂热拉笑了。

“对不起，”特拉博说，“我老是忍不住想到生意。”

“哎呀，罗伯特是个非常富有的人。”昂热拉说，“你们知道的，他昨天赢了多少。”

你不知道，我用它做了什么，我放在船舱里的皮包里放着什么，我想。

特拉博说：“另外，我得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昨晚我没向您讲实情。我确实是向您撒了谎。”

“撒谎？什么时候？”

“当我向您讲，我也有理由杀赫尔曼，因为我跟他做非法的外汇交易时。”

“您没有吗？”

“没有，”特拉博说，“我也永远不会做这种事。我常向赫尔曼银行贷款，是的，眼下也是。仅此而已。”

“我不理解。”我说，“那您为什么要自我谴责？”

“那是一个测验。”特拉博说，“您瞧，赫尔曼和我真正是好朋友。他的死让我很难过。我也想查出谁对他的死负有责任。因此，我当着我的客人们的面谴责自己，想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反驳，他们会有何反应。可是没有人反驳。他们的反应很奇怪，您不觉得吗？”

“对，”我说，“非常奇怪。尤其是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他肯定知道真情，知道您的自我谴责是不公正的，可是他也一句不反驳。这我觉得是最奇怪的。”

“泽贝格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他也许是不想当着其他人的面讲我撒谎。或者他也觉得奇怪，他附和我是因为希望弄清我的意图何在。他可以有许多的理由。但您别忘了——当不幸发生时，泽贝格还在智利。他因此几乎不可能干掉了他的上司。不管怎样，您必须知道，我真的没有干掉赫尔曼——从来没有。我艰难诚实地挣我的钱，我这个傻瓜。”

“您还记得我昨天告诉过您的我们的情况吗？”帕斯卡勒问。

“记得。”

“那就好。你们也互称克劳德和罗伯特吧。咱们大家都以‘你’相称！”帕斯卡勒说，“谁有异议，请举手。”

没人举手。

“你好，罗伯特。”克劳德·特拉博说。他戴着一顶退了色的船长帽。

“这样好。你们饿吗？”帕斯卡勒问。

“饿极了。”我说。

“那大妈我就去煮饭了。”她说，“昂热拉要让你看看莱宁群岛，如果不能看圣马格丽特，那至少要看看圣火奴拉特。圣火奴拉特要更有趣、更漂亮得多。”

“也小得多。”她丈夫说。

“咱们将停在那里吃饭。”帕斯卡勒说，“有酿肉辣椒，我今天早上预先煮好了，只需热一下。你起来吧，纳芙塔利，以色列的儿子！”她用脚趾温柔地轻挠猎狗。帕斯卡勒以姑娘般的动作走下了船长室的台阶。

“我来看你做。”克劳德说。

“这就对了，”帕斯卡勒转过头来说，“让这对年轻的幸运儿单独果会儿吧。我们让人给你们送两杯杜松子酒加奎宁开胃，行不？”

“行，帕斯卡勒。”我说。

昂热拉滑到我身旁的椅子上。

我用一只胳膊箍着她。船现在又冲向宽阔的海上。

“他们俩是不是了不起？”昂热拉问。

“对，了不起。”

“你快活，罗伯特？”

“对，很快活。”我说，将她搂紧。

“这真好。”昂热拉说，“这太好了。我要你终于高兴起来。”

“你，”我说，感觉到我唇上的咸咸的海水，“这你很容易做到。你已经做到了。”

“我还会做到很多。”昂热拉说。

一只大游艇迎面而来，水波激在“沙利马”上，它开始有点左右摇晃和颠簸起来，我将昂热拉紧紧地抱在怀里。

四

我手抓缆绳，皮埃尔抓着另一头，当他将小艇弄到离登岸点足够近时，他跳向前，将船拉靠岸，帮着昂热拉和我下船。他说，他和小艇都留在这儿，他游会儿泳，我们不用急。

“沙利马”停在远处的海面上。帕斯卡勒祼体躺在上面的太阳甲板上，别人看不到她，克劳德躺在下面的大船舱里。他们俩都在睡午觉。大气炎热，但这里有风，还能忍受。

昂热拉穿一身鹅黄|色的套装和相配的鞋。她拉起我的手，我们从停泊点向一座雄伟而破败的门走去。这个圣火奴拉特岛至多一千五百米长，也许有五百米宽，长有许多阿莱波松树、桉树、玫瑰、含羞草、春白菊和唐菖蒲。

“我很喜欢来这儿。我来后就爬到这里城堡的塔上去。”昂热拉说，“我在这里画过许多画。你知道吗？曾几何时，这个岛占有戛纳数百年，而不是戛纳占有这座岛。事实上，戛纳是这岛上的人修建的——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

我们经过大门，来到一条长满桉树的长长的林阴路上。门上镌刻着“修道院”的字样。

“这些岛叫做莱宁群岛，因为在那个较大的岛上曾经有一座庙，供奉的是莱洛。”

“莱洛是谁？”我问。

“一位希腊神，类似赫尔库勒斯神。”昂热拉说，“我相信，这座寺庙建于公元后四百年左右——那前面你已经看得到了——是神圣的火奴拉特修建的。”我们仍然是手拉着手走，相互讲德语。单独在一起时，我们总是讲德语，若有别人在场，就讲法语。

我的左脚疼起来，但我不在乎。只要昂热拉拉着我的手，走在我身旁，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我就什么都不在乎。

我们来到大路尽头，站在寺庙大门口。我看到，有一部分修得不怎么好，只有一座十字形回廊似乎还保持着原先的美。我在荒芜的园子里看到各种石头纪念碑的残骸和一根罗马的半月形柱子。两名僧人身穿白袈裟，一位又矮又胖，另一位高大瘦削，他们正在打羽毛球。他们笑着来回奔跑，将那只轻球在空中打来打去。胖的那位汗水淋淋，大气直喘。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时，他们马上跑过来，礼貌地问候我们。昂热拉跟他们握手，介绍我，我也跟他们握手。重新见到昂热拉，两名僧侣非常高兴。

“夫人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那位胖僧人说，“因为有她，杏树会每周开花。”

“什么杏树？”我问。

瘦的说：“根据传说，神圣的火奴拉特有个妹妹，神圣的玛格丽特。当时，她跟一群信基督的妇女定居在那边的岛上，圣玛格丽特岛。她非常爱她的哥哥。但神圣的火奴拉特不允许任何女人涉足他的岛上。他自己每年只拜访他的妹妹一次。他说，只有当杏树开花时，他才去看她。妹妹深爱她的哥哥，就祈祷奇迹，请万能的上帝让杏树每个月开放，这样神圣的火奴拉特就能每月来访——遵守他的誓言。可如果他认识了夫人……”

“那他就绝对成不了圣人。”我说，“先生们，你们的谈话非常动听，是说给虔诚男人听的。”两人笑了。胖的那位讲：“请稍等一下。”他跑开了，消失在庙里，看上去好像一只白色的球滚过红色的沙路。“您一定想领先生参观那座城堡，黛尔菲娅夫人，对不对？”瘦僧人说。

昂热拉点头。

“那我就不请二位进庙了。另外，在这数百年里它也相当没落了。到如今，这里只生活着四名僧人。小岛涨价了。先后有各种人买下过它——那位女演员桑瓦尔，《费加罗的婚礼》里演鲍玛夏女爵的一号女演员，然后是弗莱尤斯的主教，然后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最后是西妥教团的僧侣们。”

那位矮胖的僧人回来了。他抱着一只绿瓶子。“送给夫人和先生。”他说。那是一瓶“莱丽娜”甜酒，是僧侣们自己酿的。“夫人为这个岛、寺庙和城堡画过一些画，送给了我们。我们将它们挂在寺院里最漂亮的地方。”那个矮胖子说，“在我们这儿，夫人想要多少‘莱丽娜’就能得到多少。”

“谢谢。”昂热拉说，“咱们四个人现在都喝一口……可我们怎么才能打开瓶塞？”

“这我也想到了。”胖子说，从他的僧袍里取出一把带开瓶器的刀子。他打开瓶子，我们轮流喝。昂热拉先喝，我第二个喝。甜酒酸甜，爽口。那位瘦的举起瓶子说：“我祝你们俩能找到一段时间的和平和安宁。”

“谢谢。”我取出一张钞票，“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给寺庙捐献一点……”

“您可以。”那位胖子愉快地说，“您可以，先生。我们不富有。我们谢谢您。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们再次相互握手，然后我跟昂热拉往前走。左脚疼得厉害。我停下来，转过身。两位僧人笑着招手。我往回招手。我一只手里举着瓶子。

“这就是那座城堡。”昂热拉说。它紧挨着寺庙。“当看到可疑的船只驶近时，僧侣们总是躲进城堡去。它建于公元一一○○年左右——为了防备海盗的袭击。你看，城堡根本不是一座宫殿，而是一座堡垒。”

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尽量不露声色，以免引起昂热拉不安。

塔的地下室坍塌了，四角形，有一个内院。围墙修在蓝色大海和松树之间的平坦岩石上，被太阳镀成了金色，闪闪发亮。在距地面约四米处有一扇门。有台阶通向它。

“从前没这台阶。”昂热拉走在我身旁说，“从前僧侣们有一架梯子。一旦海盗的船帆出现，他们就在身后把梯子拉上去。他们还迅速点燃一个火堆报警，通知谢瓦利埃山上的瞭望塔。”我们穿过门，走进一间十分破败的小教堂。“女演员桑瓦尔曾在这里举行过她的沙龙。”昂热拉说。

我从一扇窗户望进内院。那里有一个罗马式蓄水池。长廊高达两米，那也许曾经是十字形回廊。小教堂后面是个大厅，确实大得很。“岛上的所有人都经常逃来这里，”昂热拉说，“因此要大得足以藏身。我听说，僧侣们睡在这上面。”

一道宽宽的回旋楼梯通向二楼。僧侣的小房间空空的，发了霉。我们穿过从前的图书室。我气短，我的脚沉重如铅。我有点气喘吁吁。

“我走得太快，你跟不上，罗伯特？”

“不是。”我说。

我们上到三层和四层。

昂热拉说，三楼住着住持，四楼住着手下人员和看守的士兵。我们上到镀锌的屋顶上。

“所有的建筑风格混在了一起。”昂热拉说，“数百年里，这座城堡一直扩建不停。”

现在，高高地站在岛屿和大海的上方，站在火辣辣的太阳里。

“我常来这儿。”昂热拉说。我靠在栏杆上，借以减轻左脚的负担。“你看，罗伯特，那边就是戛纳。”她用手指。那是那座临海的城市，那是豪华住宅区所在的山坡。“我住在那上面，在那一排高高的棕榈树后。”昂热拉说，“我爱这个地方。我绝对不愿意住到其它地方去。我熟悉戛纳的阴暗面。尽管如此，我要永远呆在这里。”

“这我也想。”我说。太阳在数千房屋的窗玻璃上闪耀。今天，近岸处能看到许多白帆，也许是有一场划船比赛吧。脚疼得那么厉害，我迅速偷偷地吞下几粒药片。昂热拉马上就注意到了。

“你怎么了？”

“你知道的，饭后服药。”

“这不对。”她说，“你疼，罗伯特。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请你告诉我，罗伯特，请你告诉我。”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说。但紧接着我不得不坐下来，我疼得再也受不了啦。

“罗伯特！”昂热拉在我身旁跪下来。

“那好吧，”我说，“我疼。没啥严重。医生说是吸烟引起的。”

“心脏疼吗？”

“不。脚，左脚。”

“你脱掉鞋。”

“我不愿意。真的，昂热拉，一会儿就过去了。我……”

她从我的脚上脱下凉鞋，仔细打量它。然后，她开始以凉爽干燥的双手按摩脚趾和整个脚，把它抱在她的膝上。我背倚城垛坐着，她跪在我面前，拿捏和抚摸我的脚。

“别，”我说，“别惊慌，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这我已经有过好几回了。医生说，一点也不危险。”我又撒谎了，向我爱的这个女人撒谎。

昂热拉说：“你去找个专家，罗伯特，去找我们这儿最好的。你答应我吗？”

“行。”

“你得起誓。”

“我起誓。”以后我还会想到这个誓的。

“现在我们找到了对方，你可不能出什么事。我的天，那就太可怕了，太恐怖了……”

“我不会有什么事。”我说。太阳燃烧着。我听到两个僧侣在远处笑。

“如果必须疼，必须生病，那我宁愿自己承受，不让你承受。”

“昂热拉，”我说，“你胡说。”

她举起我的脚，顶在她的胸前，继续按摩。我突然感觉到，疼痛渐渐地消退了。

“已经过去了，”我说，“总是很快就过去。”

昂热拉用她的胸顶着我的脚，继续用她清凉的手指抚摸它。真的，疼痛完全消失了。

“又好了，对不对？”

我点点头，站起来。

高高地俯临着大海和岛屿，在浩渺的天空下，在一座古老的守卫塔的屋顶上，我们拥抱、热吻，好像这个吻永无尽头似的。我也许会忘记我一生中遭遇的一切，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吻。直到死亡的那一秒钟，我绝不会忘记这个吻，这个在圣火奴拉特城堡顶上的午前炽热中给予和接受的吻。这是莱宁群岛两个岛屿中较小的那个。

我们的唇终于分开了。

“永远。”我说。

“对。”昂热拉严肃地说。

“为了我们的一生。”我说。

昂热拉弯身抱起那只绿瓶子，打开瓶塞，让我喝，自己也喝。然后，她将剩余的瓶中物浇在滚烫的屋顶上，扔下瓶子。

“献给地下的神灵们，”她说，“你知道。”

“对，”我说，“我知道。”我想，当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幸福时，他不需要什么就能接近神灵。我想起圣火奴拉特的开花的杏树，说：“杏树应该每天每夜为我们绽放。”

“每个小时，每分钟，永远，罗伯特，只要我们活着。”

我在一个城垛上瞥见了一只蜥蜴。它端坐不动，圆眼睛盯着我们。

“跨国公司，”克劳德·特拉博说，“这是什么？这是在许多国家里营运的公司。他们依照商业赢利的信条，将生产和投资计划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

克劳德坐在轻轻晃动的船尾，光光的腿搁在一张藤椅上，手端一杯威士忌。我坐在他对面。昂热拉和我从圣火奴拉特返回来了。昂热拉和帕斯卡勒躺在我们头顶的甲板上晒太阳。她们一丝不挂，任太阳晒黑。我听到她们低声交谈。现在是下午四点半，静得很。我也喝威士忌，小口地呷。这里的水清澈无比，能看到海底。海底有岩石、水草和许多大大小小的鱼。

“跨国公司都富得流油。有一些的生产能力，其价值甚至比一个中等国家的全民收人还要大。比如说，通用发动机公司的销售额就比荷兰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大。标准石油公司、荷兰王室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他们的销售额比奥地利或丹麦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大。通用电气公司超过挪威，克莱斯勒公司超过希腊、英国，荷兰的跨国公司优尼莱福尔跟新西兰一样高。这些公司的领导结构组成复杂，几乎弄不懂是哪里在作决定。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外国的康采恩也控制着重点工业的百分之二十。德国的一百家最大企业，大约三分之一是受国外控制的。那确实是些大企业……”

纳芙塔利小狗慢慢地从甲板上走过来，在克劳德·特拉博身旁躺下。我们听到两个女人在我们头顶笑。微风习习，游艇剧烈晃动。

“如今，想要分裂这些公司，连这些国家也做不到。它们全都超过了有可能发生这种事的界限——若不重新规划整个经济的话，这是联想也不用想的。这些跨国公司的所作所为，无论是从民族立场出发还是受雇于它们的那些人的利益出发，有许多都是不受欢迎的。这些公司自行决定在何处从事他们的研究工作，在何处生产。它们可以决定投入多大的生产量。它们可以阻止将划时代的新发明用于经济，如果它不适合赢利目的的话。它们的规模和弹性使针对它们的一切压力、也包括政府的压力都无效。只能预感到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企业能力和它们对市场对竞争甚至对政治对国家的影响——我不想把话讲得太满。我的酒店业的朋友和我坚信，英镑的压力主要是对跨国公司的户头的压力。我们面临的这股力量，它能将世界货币市场搅得天翻地覆。这是决定性的因素——它根本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这就是说，拿它什么办法也没有？”我问。

“如果这些国家不全力反抗的话，那么这些魔鬼公司的所作所为就无法控制，无法惩罚，最终导致彻底的混乱。”特拉博笑望着我，“你想想，这话是我这种人讲的。但是我可以一边赚很多的钱，一边还这么为社会着想，你不这么认为吗？”

“是这样，肯定是的。”

“我不属于任何跨国公司。我的酒店连锁店总是跟酒店所在的国家合资建造。另外，在你昨天在我们家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我是惟一能这么讲的人。”

我突然高度清醒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他说，“这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什么？”

“这么说你不知道了。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泰奈多斯和基尔伍德组成了这么一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也在你的国家。科德公司属于他们全体，你明白吗？”

我只能点头。船似乎骤然剧烈晃动起来了。科德公司属于他们大家……原来不只是属于基尔伍德，不，还有泰奈多斯、萨冈塔纳、法比安和托威尔！

“他们的家庭银行赫尔曼银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营规模如此之大，这些人应该能帮助他摆脱任何困境，并且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拥有不受限制的手段。可是相反，赫尔曼却被谋杀了。”

“是的。”我说，“没人知道为什么。”

“没人知道。”

“克劳德，你不知道你帮了我多大的忙。”我说。

晚上七点，我们又驶进康托码头。照克劳德最喜欢的习惯，他还想呆在船上聊天喝酒，可是帕斯卡勒说服了他：“你难道看不见，这两位想独自呆着吗？现在你就打起精神来，破例单独跟你的老太婆喝一回吧。”

我身上被太阳晒得火燎燎的，尽管搽了许多防晒霜、防晒油。它被晒成了深红色，我的脸也被晒得厉害。我为这美妙的一天向帕斯卡勒道谢。

“废话，好极了，”她说，“我们很快再这么做。你是昂热拉的朋友。因此你也是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纳芙塔利？”

那只猎狗吠叫一声。我们跟皮埃尔和马克斯告别。我给了他们俩小费，离开，鞋拎在手里，沿浮桥走向码头。昂热拉的梅塞德斯车停在那里，就在一幅涂在码头墙壁上的大标语下，标语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拎着昂热拉的大包，她把毛巾、她的浴衣和我的游泳裤塞在里面。我扶着她穿鞋。然后我穿上我的鞋。

“一点也不疼了吗？”昂热拉低语道。

“一点也不了。”

特拉博夫妇站在他们的船上，冲我们挥手，直到昂热拉将梅塞德斯车开出了码头。

“我口渴。”她说，“你们男人酗酒，而我跟帕斯卡勒在上面烤太阳。等等，小伙子，大妈现在得喝点东西了。”她把方向盘往右转，马上停在了一堵土灰色建筑前面：“康托码头俱乐部”。我们走进一个凉爽的厅里，走过俱乐部的许多房间和一个小酒吧，那里面有一支三人小乐队在演奏，正对着一座阴凉的平台。我们坐到靠墙的一张桌子旁，那儿能听到音乐。除了我们，另外还有四对。我叫了香槟，酒送来后，昂热拉像渴极了似的喝了一杯。我马上又给她倒上了。夜色降临。光线又一分钟一分钟地变换着颜色，空气像丝绸一样。我穿过敞开着的门走进酒吧，给音乐家们钱，要求他们演奏《随风飘去》。然后我走回我们的桌子，昂热拉抬头望我。

“你做什么了？”

“什么也没做。”我说。

我们喝酒，接着响起了《随风飘去》的第一节。

“咱们的歌。”昂热拉说。

她跳起身跑进酒吧，平台上差不多是空的，紧接着喇叭里就传来了她的声音。她对着一只麦克风唱，声音很低，几乎是耳语，因此歌词听起来半似在唱、半似在呵气，是德语……

“这世界上有多少条眼泪和痛苦之路？这世界上有多少座伤心的海洋……”

钢琴。打击乐器。堵塞的萨克斯管。昂热拉的声音。我靠回去，喝酒，我的思想神游、神游……

我说过，我未婚。我骗了昂热拉。这是卑鄙的……

“有多少母亲早就孤苦伶仃，等啊，至今还在等？……”

我的身体灼烧。那不仅是太阳，不仅是香槟。你知道那是什么。你骗了昂热拉。你家里有一个妻子。你不自由。不，你不自由……

“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昂热拉耳语般的声音唱道。

那又怎么样！我一下子不再良心不安了。那又怎么样？我是自由的！我的婚姻死去了。卡琳只在纸上算是我的妻子。我爱的那个女人，我的妻子，她在这里，就在我身旁，她叫昂热拉。

昂热拉唱：“……如今有多少人还不自由却又心甘情愿？有多少孩子晚上休息时饿得难以入眠？……”

我不想说出真话。我不会讲出真话。我会祈祷，其他人不会说，昂热拉不会从别人处获悉。我得澄清我的案子。我得工作。挣钱。我不能趴下。

“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我必须……我必须……什么？我必须什么？我难道不可以幸福一回吗？我这一生可都只是必须、必须！

我越来越陷进激动和自我辩护之中，因为我感到，我不对昂热拉讲实话是不对的。我不能对她讲！如果我这么做了，我就会失去她……

“人们为炸弹、火箭和死亡支出的金钱堆积如山。”昂热拉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有些人今天夸口夺得很大，却一点也缓解不了困难……”

我不想失去昂热拉！绝不！那将是结束，一切的结束……

“为了让人类反省，还得再发生多大的灾难？那答案，我的朋友，只有风知道，答案只有风知道……”

昂热拉的声音停了。萨克斯管缓慢伤感地吹起来，将曲子吹完。当昂热拉唱时，我打开了凡·克莱芙的那只小盒子。现在，我让那两只钻石耳环落进昂热拉只有半杯的香槟酒杯里。她容光焕发地走回到桌旁。

我站起身。

“谢谢，”我说，“谢谢，昂热拉。”

“我们的歌，”她说，“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歌。‘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全是我们的。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对不起，亲爱的角落，我们今天对你不忠了。明天我们再来看你。”我们就坐。“那里面还是很热。”昂热拉说，“噗！咱们还能再喝一小口吗？”

“咱们一定要喝。”我说，“咱们还能再喝一小口。咱们能喝下。”

昂热拉发出一声惊叫。她盯着她的杯子。

“我怎么了？”她说，“我在我的杯子里看到耳环。马蒂妮·卡洛尔的那种。我醉了。”

“我也醉了，”我说，“我也看到你杯子里有耳环。把它们取出来，亲爱的，要不然你会吞下它们去。”

昂热拉用手指从香槟里取出那首饰。

“戴上它们。”我说。

她的脸色倏忽变了，一脸严肃充满了责备。

“你真是发疯了。这我绝不接受！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你是我爱的女人。”

“可这是发疯！你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我当然有这么多钱，”我说，“要不然我就买不起这耳环了。是凯马尔夫人和凯马尔先生最好的推荐。”

“不，这我不接受！说什么也不行！不然我会感到自己像个表子！”

“可爱的表子！我一直就想爱这么个表子。”我说，“Le chaim，我的宝贝！”我转身，“侍者，请再拿只杯子来。”

“就来，先生！”

昂热拉仍然盯着那对钻石耳环。

“可你从哪儿……”

“喏，赌场啊！你忘了吗？”

“你把你赢的一切马上就送去了凡·克莱芙？”

“远不是全部，也不是马上。直到今天早晨。自从我看到你如何盯着它们看——你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就想买这对耳环。可我买不起。然后十三来了，连续三次。这难道不是命运吗？”酒吧负责人亲自拿来一只新杯子，斟满酒。昂热拉为我作介绍。酒吧负责人名叫雅克。

“很高兴认识您，先生。”雅克说。

“我也一样。”我说，“请再来一瓶，雅克先生。”我心头轻松，心情高兴。酒吧负责人离开了。

“不，不，不，”昂热拉说，“我不要这耳环。我跟你去凡·克莱芙，咱们把它们退回去。”

“他不会收回的，这种事珠宝商是不做的。”

“凯马尔会做的。我们是朋友。”

“我们也是朋友。他不收回这耳环，他答应过我。现在，请你试试它们吧。”

她的大眼睛瞪着我。

“这一切是发疯。”她说。

“对，甜蜜的疯狂。”

“这不会有好结局。”

“当然。”我说，“你应该试试这耳环。”

她忽然笑起来。

“你真是不可思议，罗伯特！赢了钱——做什么？”

“是啊，做什么？”我问。然后，我看着她将两只镶有长长的条形钻石的耳环戴到她的小耳朵上，对着一面化妆镜端详。“它们是不是美不可言？”

“你美不可言。”我说。

“哎呀，罗伯特……”她抓起我的手，我看到她手背上的白斑。“罗伯特，我……我谢谢你……要是你知道，我多么想得到这一对耳环……”

“我知道。我全知道。”我说，“凯马尔先生和我是结拜兄弟，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那友谊雷打不动。喝光！咱们要开第二瓶庆祝了。今天是个节日，得庆祝它。”酒吧负责人雅克用一只银托盘又端来一瓶。我亲手打开它，重新斟满我们的杯子。我们碰杯。此时，海上、岸上和艾斯特莱尔山脚，灯光齐亮。“为我们干杯。”我说。

“为我们干杯！”昂热拉说，“我还从没接受过男人送的首饰。你是头一位。”

“夫人，”我说，“您给了我许多愉快的消息。”

“罗伯特……”

“嗯？”

“一个女人肯定能非常、非常地爱你。”

“我不要随便哪个女人。我要你。”

她的手还放在我手上。耳环在她的耳朵上晶莹闪亮。我跟克劳德·特拉博在游艇上喝了很多。现在我感到我渐渐醉了，淡淡地轻轻地醉了。“我始终只要你，昂热拉。”我说，吻她的那只手背有亮斑的手的手心。

一群嘈杂愉快的人走上平台——看他们的样子像是电影人。他们在稍远的地方坐下来，讲着意大利语。一共是七个男人和一名年轻女子。

“这位是克劳迪娅·卡蒂娜尔。”昂热拉说，“你快转身看。”

“不。”我说。

“你转身看看她吧！她那么漂亮。我很喜欢看她的片子。她美若天仙。”昂热拉也有些醉了。

“不如你这么美若天仙。”我说，“你以为我为什么脸朝墙坐？因为我只想看你，一直只看你，不看别人。”

平台上的灯也亮了。它们的光线让钻石耳环晶莹缤纷。

我们开车去昂热拉家，她跟往常一样坐在方向盘后，我跟往常一样坐在她身旁看着她。她戴着那对耳环。车子里的收音机调到了蒙特卡洛台。约翰·威廉姆斯唱着：“谢谢，再见，谢谢……”我们又行驶在有着广告墙和歪斜的房子的拐弯抹角的老胡同里。车灯下突然冒出一个人影来。他蜷缩成一团，坐在人行道边，头埋在膝上。昂热拉急刹车。她下去。我跟着她。她先于我来到那人面前。她跟他讲话。

他不舒服吗？他病了吗？

那个痛苦的人好长时间没有回答。他终于抬起头来。那是一位老人，他的脸上形成了结痂的疹子。

“我是园丁。”他低声说，“我在这儿工作过，就在这附近。在一幢别墅里，我不想说出它的名字。也不是指它，是尊贵的夫人将我赶了出来，今天晚上。”

“为什么？”

“您看看我的面孔吧。”老人说，“我面孔难看，又长了这疹子。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染上它的。可能是某种植物保护剂，几星期前有那么一罐炸在了我脸上。我的夫人对我的脸感到恶心。我也对它恶心，可我能怎么办呢？这是我的脸啊。”

“然后呢？”昂热拉跪在他身旁，同样低声地说。

“没了。”老人说，“我现在怎么办？我这种年龄的人到哪儿还找得到工作？加上这疹子！最好是您的车子压死我，我就完了。可我连这运气也没有。”

“你上车吧。”昂热拉说，“我马上来。”

我走回梅塞德斯车，坐进去，看到昂热拉跟那个老人交谈，然后把她拎包里的所有钱都给他。然后她向我走回来。我看到那位老人站起身走了。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我们不讲话，直至开到那个一到夜里就放下拦木的铁路道口。在这儿，昂热拉得等。

“我给了他一个地址，”她说，“拉瓦尔夫妇的。他们也住在这儿。有大花园，急需一名园丁。我告诉他，他得去找哪个医生看他的疹子。我已经见过一位患这个的园丁。那位医生能治好它。那肯定是由于那些植物保护剂。”

拦木升起。

昂热拉继续往前开。

她载着我们回家。

回家。

这下我头一回写下了这个词。这就像我当时的感觉——昂热拉的房子也是我的，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窝，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遭遇上什么不幸的事，当时我这么想。

我们进房，门缝下的地上有一张纸条。那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我每天早上向圣盖特鲁德为你们祈祷幸福。阿尔奉欣·佩蒂。”

“这座圣盖特鲁德教堂坐落在火车站附近。”昂热拉说，“阿尔奉欣住在火车站附近。”

“你的清洁女工在那儿祈祷。”

“对，每天早晨。”昂热拉说。

我一个人站在前厅里，手里拿着纸条，因为昂热拉跑进卧室脱衣服去了。途中她将厨房、客厅和暖房里的电视机全打开了。正播放第二遍晚间新闻。

昂热拉又出现了。她穿着一件毛巾布短浴衣和拖鞋，戴着耳环。我脱去我的衬衫和我的鞋，坐到厨房里的凳子上，望着昂热拉以最快的速度做一道俾斯麦鲱鱼色拉。当她在厨房和平台之间来回跑时，她听着新闻。我帮她铺外面的桌子。我又俯瞰着城市的灯海和茫茫的大海。我现在不能跟昂热拉讲话，她在听新闻，贪婪地吞进每个词。我也是——谈的几乎净是英镑的贬值。其它的大工业国家，主要是美国，要求马克增值。芬尼俱乐部在巴塞尔开会。日本股市反响强烈。意大利也一样。

我从康托码头给“庄严”酒店打过电话。那里没有给我的留言，也没有电报。拉克洛斯没联系。

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基尔伍德还酣睡未醒吗？巴黎的那些高级人物还没到吗？

昂热拉在她的电视机之间跑来跑去，浴衣敞开着，我一直看到她秀长的双腿的上部。除了鲱鱼还有花式面包，那种白面包，以及克隆堡啤酒，冰冷的。我们坐在平台上，边吃边喝，望着对方。

电视机里正播放一场演出。三台机子里响起音乐。

“它们美不美？”昂热拉说，将头转来转去，让耳环的钻石闪烁，“是不是美极了？”

“你，”我说，“你美极了。”

电视里的演出中有许多非常老的感伤歌曲。昂热拉和我收拾走了盘子。我们在平台上跳舞，客厅里的灯光洒落到平台上的花海里。我们跳得很慢，紧搂着，她两臂抱着我的脖子。我们边舞边吻对方，一再地吻。

“好在咱们俩都吃了鲱鱼。”昂热拉说。

她停下来。她的吻越来越亲热，越来越强烈。我感到：她今天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做一切。这时我突然明白：我不能骗这个女人，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秒钟也不能再骗她！

我在她的拥抱中说：“我没对你讲真话，昂热拉。我结婚了。”

我能感到她如何僵住了。她缓缓地、机械地松开我，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关掉电视机，回到平台上。她坐到一张藤椅里。我坐到秋千里。我们沉默。

“婚姻很不幸。”我终于说。

“是的，当然是了。”昂热拉愣愣地说。现在她又讲起法语来。“所有男人的婚姻都不幸。他也是，他，我为了他……”她顿住了，“他的婚姻不幸得可怕。”

“我是真的。”我说。

“住口吧。”她说。

“对不起，昂热拉……”

“叫你住口！我不跟已婚的男人恋爱。你……你很诚实，还是向我讲了实情。但现在结束了。拿去，收起这耳环吧。”

“不。”

“收起来！”

“不！”

她跑进厅里，我的衬衫挂在那儿，她将它们塞进一只口袋。她又走回来。

“我跟我妻子谈，”我说，“我离开她。这是我今晚还想对你讲的。我请求跟她离婚。我妻子，她比我年轻。她面容姣好。她也早就不爱我了——如果她什么时候爱过的话。”

“说说而已。”昂热拉说，坐回她的椅子，“空话，空洞的话。一文不值。”

“我是认真的。我还从没对什么事如此认真过。我明天飞回杜塞尔多夫，跟我妻子分手，昂热拉。我要你，只要你。我需要你就像需要空气和呼吸一样。”

“走吧，”昂热拉说，背转向我，“请你走吧。”她盯着深处的灯光。

“昂热拉，相信我……”

“你该走了！”她突然发疯地叫道，然后又低声说，“对不起，罗伯特，请让我现在一个人呆着。”

徒劳。

我再劝她，可是她不回答。她望着下面的城市、海洋，不再望我。

“好，”我说，“我走。”

她不回答。

“我还来，”我说，“当我跟我妻子分手之后。”

她不回答。

“晚安。”我说。

她不回答。

我走进前厅，穿上我的衬衫，感觉到了那对耳环，再次走回平台。昂热拉背转向我。她看上去就好像是坐着死去了。于是我离开了这房子。

她浓妆艳抹，Ru房硕大，ρi股肥大，一张嘴又大又红，像一道开裂的伤口。

“你最喜欢什么？”那位黑发女郎问，“我什么都做。你只要付钱就行。如果你有特殊愿望，我都能满足你。现在让我摸摸。老天，你真行，我的宝贝。”

这是在加拿大路的一家酒吧里，但这是他们后来接我时我才得知的。酒吧开在一家按小时收费的酒店里，这我进来时也知道。我要是知道了，也无所谓。离开昂热拉家，我想徒步走回“庄严”酒店，但在那种状态下，我失去了一切方向感。来到这条加拿大路，我看到街上有许多妓汝，有许多酒吧，我听到和看到很多的美国游客。

我想酗酒，因此我走进了霓虹灯广告最醒目的那家酒吧，坐到柜台前，叫了杯威士忌。这时，那位Ru房硕大的黑发女郎就走过来了，不用请就紧挨着我坐下，抚摸我的大腿。这家酒吧里只有妓汝和非常响的音乐，无数对男女走进来，消失不见了，许多男人都酩酊大醉。但一切都平平静静。酒吧里朦朦胧胧，虽然大门外亮堂堂的。

我突然看到了昂热拉，我离开时她在平台上的样子。我知道，我得赶快多喝点，好忘记这幅图像，好忘记昂热拉，好什么也不再想。我恍然大悟，人们不仅彼此相爱，人们也彼此相恨。我开始要双份的威士忌。那位黑发女郎喝香槟，她说她的胃有问题，受不了威士忌。

“更别说苏格兰威士忌了。我恨英国人。你可不是，对吧？”

“不是。”

“你是哪国人？”当我将一只手Сhā进她的胸衣时她问。

“德国人。”我说，喝酒，又要了个双份。

“我爱德国人。”黑发女郎说。

“明白。”我说。

我感觉酒精开始起作用。我还在想昂热拉，但不再是愁肠寸断，而是怒不可遏。我对她是真诚的。如果我撒了谎，那就一切无事了。我应该继续撒谎。不，我想，我必须讲真话。我又喝下双份，喝完我想，我要停止酗酒，因为要不然我就不行了。

这担心来得没有缘由。黑发女郎将我拖到楼上她的房间里，迅速脱光了衣服。我也脱光了我的衣服，床咯咯作响。当我醉得还能想时，我想：见你的鬼去吧，昂热拉，我够了，让你见鬼去吧！去见鬼吧！我确实是醉了。黑发女郎开始叫起来。她叫得那么大声，有人敲起墙来。我对她说，她应该住嘴。可她说，她是那么兴奋，她服了一种抗疲乏的药，这药也让人特别的敏感，我又让她获得了这么大的满足。

喏，我尽可能让她满足，我们做我想得起来的一切，她全都照做不误，她只是再三地索要额外的费用。她根本不贵，又年轻，不足二十五岁，她的皮肤非常白。最后我精疲力竭地仰面躺着，她在坐盆上洗，说她爱我，德国人是了不起的男人，跟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完全不同。然后她告诉我，厕所在哪里。我穿过走廊，去厕所里洗、呕吐和漱口，再走回那个黑发女郎那里。她躺在床上读《潇洒马丁报》。

“现在他们将英镑贬值了百分之八，”她说，“我这儿正好读到。对英国人不利，对不？”

“对。”我说。

“我很高兴，”黑发女郎说，“狗屎。”

“什么狗屎？”

“美国第六舰队的军舰下回要到七月初才来，就在独立日前不久。你知道，到时候这里将隆重欢庆。我可以告诉你，到时候这儿也许会有不少交易可做。前年他们来个不停。今年他们为何来得这么少？”

“地中海有很多的俄国人。”我说。

“他们也应该到这儿来，”黑发女郎说，“俄国佬和美国佬。小伙子，那就美了。据说俄国人挺行。当然不如你行。美国佬也很棒。他们带来他们的全部家当，将它们花光。我可以对你讲，他们也许是发泄。我不想做水兵。连续几个月没女人，只能手Yin。你不信俄国人也会到这儿来？”

“不，我不信。”我说。

“那他们在哪儿玩？”黑发女郎问，“他们总不能光在地中海里游来游去，他们总得上岸啊，对不？”

“你说得对。”我说。

“这是政治，对吧？”

“是。”我说。

“狗屁政治，”黑发女郎说，“把我们的生意全毁了。”

“这有点儿说对了。”我说。我一点也不再想昂热拉，一下子累坏了，只想睡觉。

“你到底叫什么？”黑发女郎问。

“阿多夫。”我说，“你呢？”

“杰茜。”她说，“你要是累了，就睡吧，我马上把灯关掉。只想再读一下体育部分。拳击，你知道。今天干够了。你也付的是整夜的钱。早晨，我再给咱们俩做点什么好吃的。”

最后那句话还没听完，我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想不起来做过梦。有一回，杰茜摇着我的肩膀唤醒我。

“什么……什么事？”

“阿多夫，伙计，你病了吗？”

“为什么？”我睡意朦胧、含糊不清地说。

“你在睡眠中喊叫。难道你是个疯子？”

“不是，”我说，“我有时候喊叫。如果侧睡，我就不喊叫。”

“是的，是的。好了，你们这些蠢猪！”杰茜大声嚷道，因为隔壁又有人在敲墙。然后，她在她摁亮的床头灯的灯光下注视我，抑郁地说：“你非常爱她，是不是？”

“谁？”

“好了好了，”杰茜说，“继续睡吧，不过请侧睡。”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侧睡了，反正我不再喊了。下回我醒来，是因为有人在敲房间的门，喊我的名字。

“来了，”我大声说，“来了！”

杰茜躺在我身旁。她从梦中惊醒，诅咒。

“安静，”我说，“是叫我的。”

“请您打开门，卢卡斯先生。我们是警察！”

“你干了什么坏事吗？”杰茜盯着我，“从窗户出去，你就到了屋顶，从那里……”

“没事儿，”我说，“我得打开门。”我起来，我的头疼得要炸，我套上内裤和裤子，喊：“等一会儿！”

我走向门，打开来。

两位穿着便衣的人站在外面。他们俩都戴着帽子。

“刑事警察。中心分局的罗杰和克拉迪。”两人中年纪较大的那位说。他们出示他们的证件，我仔细查看了它们。

“我们得请您跟我们走。”

“去哪儿？”

“去莫金斯，离这儿不远。鲁瑟尔探长请您马上去。”

“行，明白。”我边穿衣服边说。我没洗脸没刮胡子，但这无所谓。杰茜坐在床上，露出她的Ru房，一句话也听不懂。

“一大群警官找您几个小时了。”我系领带时较年轻的那位讲，“您受到我们的监视，这您知道。”

“对。”

“我们的人今天夜里在这个区盯丢了您。我们已经去过黛尔菲娅夫人家，可她说，她不知道您在哪儿。因此，我们搜查了这里的所有酒店和客栈。有一大批，先生。”

“出什么事了？”我问。

“不清楚，”叫罗杰的那位说，“我们直接从分局来。我们有车。我们开车送您去莫金斯。”

提到昂热拉突然使我流出泪来。

“您怎么了？”

“灰尘进眼睛了。”我说，拿一块手帕擦擦，但眼泪老是不断地流出来，“再见，杰茜。”

“再见，阿多夫。”杰茜说，抛给我一个飞吻。

我们走下酒店的楼梯，它很窄，摇摇晃晃，然后坐进一辆黑色标致车。罗杰坐在方向盘后，太阳照花了我的眼睛，使它们生疼。我感到自己像头猪。

直到我们上了十字架路时，罗杰才问：“那妓汝是叫您阿多夫吗？”

“对。”

“为什么？”

“我告诉她我叫阿多夫。”

“原来如此，”罗杰说，“我还以为你们俩吵架了呢。”

五

约翰·基尔伍德的脸圆得像只气球，鼓鼓的，似要炸裂，舌头发紫，挂在嘴外，眼睛外凸。约翰·基尔伍德脖子上有一根尼龙绳。绳子系紧在浴室房顶的一个钩子上。约翰·基尔伍德就挂在那上面。他只穿着一条睡裤，上面被吐脏了。

这是所有照片中的一张。

还有许多别的照片，包括放大的脸，全是彩色的，全是高感光。我一张张地看，感到不舒服。鲁瑟尔探长将照片一张张地递给我。我们站在莫金斯的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里的二楼，这又是一个酷热天。屋子里有许多人，他们进进出出，站在鲁瑟尔和我周围。约翰·基尔伍德，那个详细招供了他是赫伯特·赫尔曼的真正凶手的人，已经一命归西了。

“他是自己上吊的吗？”我问。

“绝对不是。”鲁瑟尔说，“我们几乎还什么也不懂，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这不是自杀。约翰·基尔伍德是被杀的。”

莫金斯这小地方只有三千居民，处在一个高坡上，从那里能远远地眺望格拉瑟和大海之间的地带。我们是穿过有古堡遗迹的大门驶进这座小城的，驶过一个男子的半身塑像。罗杰向我解释，这是拉米·封·瓦利指挥官，他于世纪之交在一次远征撒哈拉时阵亡，出生在莫金斯这里。约翰·基尔伍德的房子叫做“天宇”。它坐落在一条非常狭窄的胡同里，前面是一座美丽的老教堂的广场。广场很小，长着梧桐树和几棵棕榈树。这座房子三层，狭长，窗户很高，挂满深红色的真丝窗帘。整座房子保持着红色调。

除了鲁瑟尔、拉克洛斯、克斯勒以及刑警中心分局的凶杀科、鉴定科和司法警察的官员之外，还有另外三人在场。鲁瑟尔为我跟他们作了介绍。第一位叫做毛里斯·法布勒，来自巴黎的内政部。看他的穿着似乎级别很高，尽管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观看着检查。第二个人来自巴黎的财政部，名叫米歇尔·里卡德，有一头蓬乱的黑发。他也差不多一声不吭。第三个人是从尼斯的美国领事馆过来的，因为基尔伍德是美国人。他叫弗朗茨·黎德威。最后，还有那位我已经认识的矮个子警医韦农大夫。主角约翰·基尔伍德不在场了。他已经被装在一只金属浴缸里弄到了法医研究所。痕迹寻找者和鉴定科的人员在屋子里穿行，把石墨撒到桌沿、杯子和瓶子上，寻找指纹和许多别的东西，一直在不停地拍照。

没有谁对我的外表讲什么，他们有别的担心。讲的是法语，美国领事馆的那位讲得非常吃力，听力很差。一个警察走过来，不停地往这些男人的杯子里倒黑咖啡。我喝了三杯茶，这下我感觉好些了。

拉克洛斯问候我时说，他们从凌晨五点起就在找我。也就是说，凌晨五点，鲁瑟尔和他进屋来，想唤醒基尔伍德，因为他担心基尔伍德会不会服食了过多的安眠药——对一个盛满威士忌的身体来说太多了。他们在浴室里发现了那个醉鬼，吊死在这根钩子上。

我问：“你们先前进过屋吗？”

“常进来，”拉克洛斯说，“有时是我，有时是探长。”

“我也进来过。”克斯勒说。

“怎么样？”

“基尔伍德在睡觉。女管家八点钟就走了。她是今天早晨来的，我们审讯了她，又放她走了。”

“自从我们有了这份招供之后，昨天一整天我们轮班看管他。”鲁瑟尔说，“对面是‘法兰西酒店’，我们把现场总指挥部设在那里面。我们等候来自巴黎的先生们。我们早就通知了美国领事馆。黎德威先生是二十二点左右赶到的。”

“我也进过屋几回，看到基尔伍德正在睡觉。”黎德威用他的蹩脚法语说。

“正如所说，我们大家都是一再地进去看。”拉克洛斯说。

“你们为什么没有唤醒和逮捕基尔伍德？”

“他根本不应该受到逮捕。没有理由逮捕。只不过是警方传讯。传票要等两位来自巴黎的先生带来。”

内政部的法布勒说：“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在这件事上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得跟美国大使馆商量。”

财政部的里卡德说：“因此我们赶不上飞机了。空军的一架飞机把我们送到尼斯。我们从那里坐车赶来。遗憾，无法更快了。此事非同小可……”

“我明白。”我说。

“我已经跟里卡德先生谈过。”克斯勒说。这两个人相互表示同事间的敬佩。

鲁瑟尔说：“基尔伍德无法逃跑，这房子由宪兵看守着。在理论上有可能，有人从花园里潜入，由墙壁爬上去——墙上有常春藤——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大。更有可能是某个人一直藏在房子里，没被我们发现，干完后溜走了。怎么做的，我无法想象。”

“我也无法想象。”拉克洛斯说，“最后我们不得不试图唤醒基尔伍德——来自巴黎的先生们已经陪我们等了好久了。”

“另外，发现死者时，我是一同进屋的。”法布勒说。他脸色发黄，肝脏肯定有毛病。

“我也是，”财政部的里卡德说，“跟我的同事一道。”他望着克斯勒。

“你们怎么会想到这里是谋杀而非自杀呢？”我问鲁瑟尔。他一边讲话，一边将已经冲洗放大的照片拿给我看。

“大夫说的。”我们全都望向法医，那个矮个子，比拉克洛斯还要矮。

韦农大夫抬起他的细胳臂。

“这连小孩子都看得出来，卢卡斯先生！我们刚把他从钩子上取下来，我就看出来了。根本没疑问。当基尔伍德被挂上钩子时，他已经死了。”

“大夫认为，”拉克洛斯说，“基尔伍德是在睡觉时被尼龙绳勒死的。”

“勒死的，乖乖，勒死的。”矮个子医生说。

“原来他是被勒死的。”

“这谁能知道？”韦农又举起细胳膊。他在浴室里来回走动，手里端着咖啡杯。浴室很大，我们全都站在里面。他喝上一小口。“我告诉您吧，在进行尸体解剖之前我对死因什么也不能讲。看上去，基尔伍德像是被勒死的。”

“那好吧。”我说。

“但是这屁用也没有。我得剖开尸体。您看，乖乖，也可能是假装被勒死的。也许基尔伍德是被毒死的。或死于心肌梗塞。或因为被勒住咽喉吓死的。”

“那好吧，可总得有个人把他挂上这根钩子呀。”

“当然，乖乖，当然了。”韦农拦住那位拎着咖啡壶来回走的警察，“我还要一杯。非常感谢。啊，真舒服。如果他真是被勒死的，他在尸体解剖时会显示出窒息的症状。我对您讲，这种事是最令人不舒服的，因为你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在勒死时颈静脉和颈动脉堵塞，脊椎动脉却畅通。结果是脸上出现淤血，膨胀，发紫，等等。”

“那脸是发紫，胀鼓鼓的。”我说。

“它先前就是这样的！因为酗酒。基尔伍德酗酒，这我们全知道。它不像一个被勒死者那样紫那样肿胀。”

“这么说他不是被勒死的？”我问。

“谁这么讲了？”矮个子医生低声笑起来，“也许这张脸是因为酗酒而发紫发肿的。当凶手将基尔伍德拖进浴室并吊起来时，他一定放松了尼龙绳。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勒住喉咙引起的肿胀和紫斑会因此消失。”

“真见鬼，”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说，“这简直是捉弄人。”

“既然凶手做得这么天衣无缝，他为什么还要伪造出上吊的假象呢？”我问。

“他以为他做得不是天衣无缝。他认为他这么做才没有破绽。他确实想得很周到，但还是有漏洞。他没有医学知识——我对您说过，这是最棘手的领域之一。”

“但您还是肯定，基尔伍德不是自杀的。”

“完全肯定！”

“但是，为什么要杀死基尔伍德呢？在这份招供之后可没有理由这样做啊！”我说。

“谁知道这份招供呢？”韦农胜利地掉头望，“呃，啊！不管是谁藏在这屋里——我可以推断，是一个男人谋杀了基尔伍德，嘿嘿嘿——他肯定不知道。”韦农沾沾自喜，“如果基尔伍德真是被勒死的，我解剖尸体必然会在结膜和头皮里发现出血，而且是大出血。当然也可能根本没出血。”

“这个人让我发疯。”财政部的那个人低声对我讲，用一块手帕擦擦脸。

“怎么会根本没出血？”拉克洛斯问，淡淡地微笑着，一脸狡黠。

“这取决于——还有咖啡吗？有？好极了。请再来一杯。这取决于勒杀工具，也就是那根绳子，是不是抽紧了或中间又松开了。多谢咖啡，乖乖。”

“这就是说，”我说，“如果绳子抽紧了，那么，您就会找到特别多的血。”

“完全相反！如果绳子抽紧了，非常紧而且突然，我就根本找不到出血。”

美国领事馆的那个人发出声音：“噢！……”

“这位先生怎么了？”

“流鼻涕。”鲁瑟尔说，“为什么根本不出血？”

“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血管都突然闭合，血上不去。这可是一目了然的，小家伙，对不对？”

“一目了然。”鲁瑟尔说，“请您原谅，大夫。”

“但也有可能绳子被猛一下抽紧了！凶手也不是在床上勒死基尔伍德的——如果是勒死的话——而是在浴室里。看看那浴缸旁的呕吐痕迹吧。我们在床上找不到。这样，死亡就是在浴室里发生的。这凶手想得可够聪明的，但还是聪明不到家。”韦农喝咖啡，然后来回走动，继续讲解，“也可能是喉结受损。”

“啊哈。”我说。

“但也不一定！一件刺激物，这是勒杀，正如所说过的。如果是勒杀的话，我承认，有一些证据说明了此事。我在喉结下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勒痕。它是平面延伸，颈部很明显。我在尸体解剖时也能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里发现骨折。”

“好，好！”拉克洛斯嘲讽地幸灾乐祸道。

“……但是我不必。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现不了这种骨折。”

“这家伙真让我受不了。”美国领事馆那个人说。韦农冲他像孩子似的微笑。

“请您现在忘记死因吧，大夫。死亡时间如何？您对此能讲点什么吗？”鲁瑟尔问。

“对，这也是难以说清的一回事。难，很难……”

“为什么难？您是五点半来的。当您看到基尔伍德时，尸体发硬了没有？”

“能不能给我点糖……谢谢。先是局部变硬，下颚的肌肉。脖子和胳膊，腿和脚还没有。”

“这么说您到达时，基尔伍德死了还不足五个小时。”

“这正是问题所在。”

“这怎么是个问题？”鲁瑟尔低声说，“五个小时后尸体就完全发硬了。”

“您说的！其他人可不这样讲。不过好吧，常温下五个小时。只是这房子里的温度不正常，浴室里尤其不正常。浴室里非常暖和，这你们全都会同意我，对不对？那好。也许，当我来时，基尔伍德已经死去五个小时了，但因为温暖，还没有全身发硬，小家伙。另外——发硬根本不是从下颚开始，而是从心脏——这我没解剖尸体又怎么能断定呢？”

“我们知道，早晨五点钟基尔伍德无论如何已死了。因为这时候我们发现了他。您在五点三十分来到这里。有没有尸斑？”拉克洛斯问。

“我未能发现。”

“这么说基尔伍德死了还不到三小时……”

“等等，小家伙，等等……当一个人被迅速勒死时，血虽然流得更快——但它在最初的二十四小时内是液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尸斑出现得晚，虽然……”

财政部的里卡德大声呻吟。

“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温和地说，“请问——在这种种保留和不肯定之下，基尔伍德最早死于何时，最迟死于何时？”

“这我不能给您准确的时间！这谁也做不到！”

“不确切的时间。”

韦农咕哝道：“不确切——这是不是说，您允许我有一小时的偏差？”

“对。”

“那我要说，基尔伍德不是死于零点三十分之前，也不是死于一点三十分之后。这就是说……”

“……他在二十三点三十分就已经死了，但也有可能是两点三十分才死的，明白了，亲爱的大夫。”鲁瑟尔说。

“我成了一个蠢货。”美国人说。

不讲一句英语的韦农愉快地冲他点点头。

拉克洛斯对我说：“另外，我们将您的所有笔迹都交给了我们的专家。”

“结果如何？”

“虽然恫吓信的笔迹经过了伪装，但是专家完全排除了有一个笔迹跟恫吓信的笔迹相符合。”路易·拉克洛斯说。

我猛地转身，从浴室里走出，穿过房间来到阳台上。我深深地长呼吸。我不得不抓牢栏杆。如果我再继续听上一秒钟的话，我就要进精神病院了。我眺望格拉瑟深深的绿色山谷。在颤动的空气中，香水厂所有花圃的五彩缤纷也在颤动，紫色、红色、黄|色、蓝色、白色和橘色。那是非常美丽的景色，我这辈子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卡琳，”我对我的妻子说，“我想离婚。”

“你再说一遍。”我妻子说。她穿着一件晨服，只是草草梳了梳头，没化妆。她不知道我会回家来，只准备了一块奶酪和啤酒当晚餐。我们面对面坐在大客厅的吃饭角落里，这时是晚上九点钟。客厅里点着四盏高高的落地灯，有着宽宽的、金黄|色的钟形绸灯罩。

我说：“我想离婚，卡琳。我很抱歉，可我不再爱你了，不能再跟你生活。我想离开你。”

“因为另一个女人？”

“因为另一个女人。”

“你脸上有块奶酪，”我妻子说，“擦掉它。上次你回来时，我就知道了。你骗不了我什么。”

“我爱这个女人，卡琳。”我说，觉得自己卑鄙，也确实是这样，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已在飞机上深思熟虑过。“我爱这个女人。”我说。

“这个脏货，跟一个已婚男人乱搞。”

“她不知道我结过婚。后来我才对她讲了。”

卡琳喝光她的杯子，重新倒上啤酒。她点燃一支烟，眯着眼打量我。

“于是她说，如果你不跟你的老婆谈清楚，处理干净，那我就不再跟你来往了，对不？”

“不，不是这么回事。”

“哎呀，别再向我撒谎了，你这只胆小的狗！”

“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完全不一样呢？”

“这无所谓。不一样。”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妻子卡琳说。

“不，我没有想得太简单。”我说，“如果我想得太简单的话，几年前我就跟你分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早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因为我不再爱你，而你也好几年不再爱我了，你说实话。”

“我一直爱着你。我将一直爱你，即使你是头猪。”我妻子卡琳说。

“这不是真的。”我说。

“这是真的。”卡琳说，说完哭起来，无声地哭。她继续吸烟，喝啤酒，眼泪从她美丽的脸庞上不停地流下来，像断了线似的。我们讲话声音不很大。“你知道我什么？你知道我多么爱你吗？你何时关心过我？你只关心那些脏货中的脏货。是戛纳的那个妓汝，对吗？”

“这个女人生活在戛纳。”我说。

“这个戛纳妓汝身上有什么特殊呢？”我妻子卡琳问，“她在床上棒极了吗？她比我棒得多吗？”

“我没跟她睡过觉。”我说。

“你这个骗子。没跟她睡过觉，却想跟妻子离婚。这个戛纳的妓汝跟你干什么？她有什么特别的手腕？现在，你老了，你当然得跟这么一个女人乱搞。对，你正是于这种事的合适年龄。那说吧，说吧，说吧，快说吧，你的妓汝怎么做？她有什么秘密的把戏？”

“我没跟她睡过觉。”

“我没跟她睡过觉！”她模仿我的话，“你这无辜的天使。她对你讲绝对不能承认此事吗？”

“这是事实。”我说。

“事实！原来她做得更好。那好极了。你和你对妓汝的爱情。你一定是为那个女人发狂了。跟别的妓汝，你总还要回家来休息休息。但这次不一样。”

“这回一切都两样。”我说，“这女人不是妓汝。”

“一位身着闪烁甲胄的高贵的骑士。”卡琳说，从额上拂开一缕金发。她还在哭，但是讲得很平静。“这回不是个妓汝。突然，一下子。恰恰恰。不是妓汝，对吗？”

“不是。”

“不是妓汝？妓汝！妓汝！戛纳妓汝！”

“你住口。”我说。

“要我住口？我？如果我不住口呢？那怎么样？你就要打我吗？你会杀死我吗？竟然要我住口！她比我漂亮吗？”

我不回答。

“我问她是不是比我漂亮！”

“是。”我说。

“好极了。”我妻子说，“她比我年轻吗？”

“不重要。”

“那就是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是上帝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堆屎。你知道咱们结婚多久了吗？十年。”

我担心她现在会说出那句话。“我将我生命中最好的十年赠送给了你。”卡琳说。这一下她说出它来了。

“赠送。”我说。

“对！”她突然像疯了似的嚷道，“赠送！是谁照顾你，是谁等着你？经常是一等好几个月，变丑变老了，现在就要像一片纸那样扔掉吗？是谁拒绝了许多可爱的男人，接受了你？当时有许多可爱的，这你知道。我？是我！我手上戴着你的戒指。是你将它戴在了我的手上。你向我保证过，你要一直呆在我身边，不管是丰时歉时，不管是生病还是贫困，直到……”

“不。咱们没有在教堂里结婚，”我说，“只去了结婚登记处。卡琳，请记住。”

“因为你不愿去教堂！你也永远不愿戴戒指！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了！我的可怜的父母向我警告过你，尤其是爸爸。现在他们死了。现在我谁也没有了，只有你。连你我也没有了，你远离我数千公里，始终是这么远，这我能准确地感觉到，但你至少还回家来。你回来时，这里的人们就说，我有个丈夫，他老出差，身体不健康，睡觉时大喊大叫。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睡觉时大喊大叫了。”

“别胡说，”我说，“我喊叫几年了。那女人是我去戛纳后才认识的。”

“她叫什么？”

我沉默。

“要查出这个来，不会很难。”

“是的，不会很难。”我说。

“我会查出来。”我妻子卡琳说，“到时候我会对付那个妓汝的，这我可以告诉你。我要搞得她不得不离开戛纳。”

“你想怎么做？”

“这不用你操心！破坏一场婚姻！为了一个妓汝！这个天杀的……”

“我对你讲了，她不知道我结了婚。我没有同她睡过觉。”

“我也要搞垮你！去古斯塔夫那儿！去公司里！我要把你的事讲给他们听！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还能继续保留你的这份美差，这份嫖妓流浪的美差。”

“你不可能搞垮我而不搞垮你自己。”我说，“你要生活，对不对？咱们需要钱，不管结没结婚。你不想饿死，不是吗？”

“你这卑鄙的禽兽，”她说，“我蔑视你。我打心眼里蔑视你，蔑视到死。”

“放我走吧，卡琳。求你了，”我说，“我请求你。咱们过的已不再是婚姻生活了。咱们俩还能怎么样？我答应你，永远照顾你，我将……”

“哎呀，瞧瞧他！你可真是高尚啊。活见鬼！摘帽致敬！一位绅士！这么说你要继续照顾我，你这头猪？你不想抛弃我不顾，逃走。你不想说，你找个活干干吧，你年轻、健康，还能工作。”

“你也能。”我说。

“我为什么要去工作？”她问，“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过错。是你想走，不是我。有法律。”

“这我知道。”

“谢天谢地，还有保护妇女的法律。”

我从莫金斯那里的死人屋坐车回了戛纳。我在“庄严”酒店发现了一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要我速回杜塞尔多夫。我洗澡剃须，收拾了一下我的旅行软包，穿了一身休闲西服，是昂热拉为我挑选的第二套。下一架经由巴黎飞往杜塞尔多夫的飞机三个半小时后才起飞，于是我坐到了空无一人的平台上。由于太阳炽热，那上面撑着许多伞。在“我们的”角落里，那个昂热拉和我坐过的角落里，我喝着一瓶香槟。但我心情越来越难受，在这个角落里我已无法忍受了。我走进大厅，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后来还是没打。我在厅里坐了两个小时，老想打电话，但终于没打。我没有勇气打。我的上衣袋里放着那两只钻石耳环。我玩着它们，然后我想将它们扔掉。这时我发觉，我都快神经失常了。我叫了辆出租车，前往尼斯，去机场。我在那里继续等，在尼斯喝的也是香槟。

当呼叫我们的飞机时，我晕乎乎地出去上汽车。我像个傻子似的抬头望参观台，但昂热拉当然不在那儿。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在我上汽车时。所有的人都看着我，发觉我喝醉了。后来，在飞机上，他们也看着我，虽然我非常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再喝了，只想着我现在必须跟卡琳分手。那些人，他们还老是看着我，也许我脸上有脏东西。

后来，我坐着一辆出租车回家，给古斯塔夫打了电话。他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要我明天九点去他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吃了奶酪面包，卡琳和我，喝啤酒。后来我告诉她，我爱另一个女人，想跟她分手，她作出了回答，一切正如我至此所写的。杜塞尔多夫的天气变得非常暖和，一个闷热的夜晚，我们开着窗户。

我妻子卡琳从她的晨服里取出一块手帕，擦去眼泪，摸鼻涕，十分冷静地问：“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瞬间我心乱加麻。瞧，我充满负罪感地回家来，开始了这席谈话。我知道，我是一头猪，因为另一个女人就想离开妻子。我对自己说，只有一头猪才干这种事。但我非这么做不可，别无选择。我太爱昂热拉了，以至于我无法跟卡琳在同一个屋顶下再忍受一夜。尽管如此，我害怕这席谈话，害怕歇斯底里大发作和爱情的呓语。请求、哀求、誓言。看来男人们对跟他们结成不幸婚姻的女人们完全想象错了。他们以为，这些女人，当她们因为另一个女人被抛弃时，她们会自杀、崩溃、自暴自弃。因为尽管这一切，她们仍然爱着她们的丈夫。但似乎不是这么回事。

“经济方面你是怎么想的？”我妻子卡琳实实在在、冷冷淡淡地问。

这一下我的负罪感骤然消失了。

“我当然把房子留给你。”我说，“我搬出去。随便去哪儿，去一家酒店。我还不知道。”其实我已经知道了，但现在我不直说。“我身边有三千马克，可以马上给你两千八。我付房租、保险等等，你得到足够的钱，足以生活，直到我们拿到官方的判决。”

“什么叫官方的判决？”

“如果我们离婚的话。”

“谁讲我要离婚了？我一句也没这么讲过。你很想这样，但是我不答应。一句不讲。我现在得跟我的律师谈。在此之前我什么也不讲。那么你给我多少？”

我报出一个对于我的状况相当高的数字。

“这太少！这样我无法维持生活。这倒很适合你。我得点零钱挨饿，你给我一个月的钱只够你跟你的戛纳妓汝两天之内就奢侈地花光。”

“我也只有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财产。”

“你有一个银行户头。”

“你知道那上面有多少。”

“户头上是你的名字。我只有签字权。如果我把上面的全提光，你怎么办？”

“你不会这么做的，”我说，“免得理亏。”我说，打算明天一大早就禁止卡琳使用这个户头。

“瑞士的股票，其中也有一半属于我。”卡琳说，“我可以飞往苏黎世，卖掉那一半。”

“你可以这么做。”我说。奇怪的是我对瑞士的股票无所谓。我明天也得去找我的律师。他二十年来就是我的律师和我的朋友。我得跟他商量。

“我现在什么都不讲了，”卡琳说，“你别诱我钻陷阱。我得跟我的律师谈。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你怎么想的？想我今天就说同意，让你跟你的戛纳妓汝结婚？让你随便娶哪个妓汝？你从我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我现在得为我想想。我需要安全——如果我别的什么也得不到的话。我们拥有的钱，是我们的钱，不是你的。”

“这是对的，”我说，“我们有共同的财产。不过，你存的钱也不是你的。它也是我们的。”

现在，当我们只谈到钱时，我们谈得非常平静冷淡，声音轻细，互相不看对方。

“好吧，你这头猪，”卡琳说，“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搬出去，现在立即搬。”

“可笑。你的东西呢？”

“我带上，只带最必须的。”

“怎么拿？”

“放在我的车子里。”

“那是我们的车！”卡琳喊道。

我站起来。

“你想去哪里？”

“收拾东西。”我说，“天晚了。”

这一下她又哭起来了。她从我身旁跑进她的房间，摔上门，我听到她在哽咽。接下来我听到她抽泣了整整一小时。

我脱去上装，解开领带，走进更衣室，先是从壁橱最上面的格子里取出三只大箱子。在飞机上，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我必须带上的所有东西。这张纸条是这样的：

象玳瑁纽扣鞋

西西里亚的小马电话地址本保险单

打字机支票簿旅行闹钟

西服汽车证件小收音机

换洗衣服资料米诺克斯相机

领带法郎雨衣

这单子很可笑，不过我还是照着它收拾。我先是收拾了整整一箱子衬衫、内衣、袜子、鞋和领带。有一大堆东西。每当我停下来歇一会儿时，我就听到卡琳在抽泣。她的抽泣声更大了。

我走进杂物间，找到一只内有木棉的大箱子，拎进卧室，拿木棉小心包好我的象等等，再拿报纸包起，一个一个地包。然后是那只彩色的小马。然后是那只半导体小收音机，它放在我的床头，虽然我们有一台高档音响，我还是很喜欢它。最后是米诺克斯相机。我把我放在写字台里的个人资料、我的私人电话本、汽车证件、玳瑁纽扣、领带别针和三块手表收进一只旅行包里。我带上了我的全部手表，这尤其可笑。那些手表，包括我戴在手上的，全是卡琳送给我的。

收拾完，我就把箱子和纸箱搬下去。我的车停在楼前。我使用电梯，把箱子放进车尾的行李箱。好在它很大，但还是不够大。一只箱子和旅行包放在后排坐位上，装象的纸箱子放到前面司机旁边的坐位上。我不得不几次上楼。第二趟时，对面的门开了，我们的邻居哈特维希夫人站在那里。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晚上好。”我说，想往前走，可是她跟着我。

“您在干什么？您搬出去？”

“暂时搬出去，是的，哈特维希夫人。”从室内能听到卡琳的抽泣。

“您可怜的妻子……”

“是的，”我说，“请您原谅，哈特维希夫人。”

“您这么做不公平，卢卡斯先生。您有这么个好妻子……”

“哈特维希夫人……”

“什么事，卢卡斯先生？”

“您管好您自己的事吧。”

她说声“不要脸”就走了，摔上了她的门。当我开始将我的西服连同衣架运下去时，我感到，她正在透过门上的猫眼观察我。它们很沉。我在潮湿的闷热中淌汗。我的腿和脚疼起来。我吞服药片，没效果。这活儿真累人，我真想休息，但是没办法。我把西服挂在后座上，挂不下的就放在箱子上。街上有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他们出来透透气。我大声地诅咒。衬衫、裤子，全粘着，汗从头发上流经额头淌到脸上。我终于全弄完了。车子超载，陷了下去。我再一次乘电梯上去，打开卧室门。我把两千八百马克的百元钞票扔在一个橱柜上。卡琳横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嚎啕大哭，哽咽不止。

“这是第一批钱。一旦我知道我住在哪里，我会通知你。”我说。

她默不作声。

“好好过，卡琳。”我说，“如果你能的话，请你原谅我。”

“要我原谅你？绝不会。绝不！上帝会惩罚你！你这恶棍！”

这样做没有意义。现在我得赶紧走。我走向门口，突然听到卡琳从床上跳起，跟在我身后跑过来。我来到门口。当我走进过道时，卡琳追上了我。她抱住我，嘶声喊：“留下来！留下来！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要走，原谅我。”我说，挣开她。对面的门拉开了，哈特维希夫人又站在那里。一见到她，卡琳就喊道：“哈特维希夫人，我丈夫离开我了！”说完，她扑进哈特维希夫人的怀里，痉挛地大哭，听起来很吓人。

“这看得出来，”当我走进电梯时哈特维希夫人说，“但您不是孤独的。您还有朋友们。我丈夫和我也是您的朋友。可怜的、亲爱的卢卡斯夫人。您丈夫会明白的。您丈夫，他会大吃一惊！”

我摁下行的按钮，电梯滑下去。我听到卡琳突然在我身后嗄声嘶喊：“罪犯！猪！可怜的狗！你会受到我的惩罚！我要让你一贫如洗！”

我还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夹杂在其间的喊叫，我不理解她说的是什么。我累得喘气，直淌汗，我的脚很疼。我想，这一切现在应该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把上衣搭在肩上。我来到地下室，在身后关上了房门，这是我此生最后一次穿过这道门，对，最后一次。

我驾驶得非常谨慎，因为我情绪激动，担心发生车祸。我朝着城外的洛豪森机场开去。那里有杜塞尔多夫的“洲际酒店”，环球保险公司总是把它的所有来访者和客人安顿在那里。我认识门卫、经理和总经理。我们享有折扣价。我落地之后给总经理打过电话，告诉了他我会来，因为我要跟我妻子分手。我问过他，能不能给我一套有许多壁橱的大房间——时间不定。我们就价格达成了一致意见。天气还很闷热。今天夜里是凉不下来了。当我来到“洲际酒店”时，我还在汗流不止。这回是酒店服务员帮我把所有的东西运上楼去——运到八楼一个漂亮的大套间里。果然有足够多的地方放我的内衣和我的西服。经理室让人给我在门厅里放了两瓶香槟酒，可我却没有心情喝香槟。我让酒吧里送来一瓶威士忌、许多冰块和苏打水。我开始从箱子里往外取东西，一边喝着酒，渐渐平静下来了。我脱得光光的，虽然房间里开了空调，但我根本不适应体力劳动。我喝酒，把西服挂起来，放好换洗衣服以及其它一切。象和那匹小马我放在门厅靠墙的两块大搁板上。我想，文件明早得存进酒店保险箱。然后我得从银行取钱，将户头冻结，不让卡琳取钱。这又是一桩卑鄙的行为，但是我不想冒风险。凌晨两点左右，我终于收拾停当了。我累坏了，空落落地坐在那里，急促地喘气。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继续喝酒，感觉醉了。我所能想的一切是：我离开卡琳了。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办。但我离开卡琳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她马上就来接了。我听到哈特维希夫人和她丈夫的声音，他们显然是在我妻子身旁。

“卡琳，我住在‘洲际酒店’。”我说。

“噢。”她说完就挂断了。

我坐到客厅里一扇窗户前，眺望夜空，望着机场的方向。那里亮着很多白色、红色和蓝色的灯光，灯光照得起飞跑道亮如白昼。不时有一架飞机起飞或降落。这一定是运送邮件的飞机，我想。或者是中途降落的飞机，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还得飞很长的一段距离。飞机有时候紧贴着酒店飞，奇怪的是听不到它们的隆隆声——就像戛纳的飞机一样，它们降落在尼斯。

电视节目早就结束了，因此我打开我的小收音机。频率指针指着法兰克福美国军队网络台，那个美军台。我听到的第一首歌是鲍勃·迪兰的声音，千真万确。“……那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我马上又把机子关掉了，继续喝酒，想昂热拉。我的身体因渴望她而疼痛。

凌晨四点我已酩酊大醉。于是我要求接通戛纳的电话。过了一会儿昂热拉来接听。我讲话有点儿费劲，但是特别清楚。起初她没反应过来。

“我不想再跟你来往。”她说，“你在哪里？在‘庄严’酒店吗？你为什么这时候打电话？”

“我在杜塞尔多夫。”我说。

“哪里？”

“在德国。在杜塞尔多夫。”这回我们互相讲的是法语。昂热拉还迷迷糊糊的，没法讲德语。

“你不在戛纳？”

“不在。我不得不回来。”

“你事先没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勇气打。”

“昨天刑警们到过我这里。他们找你。在你离开我这里之后，你失踪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一家酒吧，然后去了一个表子那儿。”我说，“基尔伍德被杀了。”

“这我知道。你以为这里出了什么事呢？记者，记者。来自全世界。基尔伍德的律师们。美国的警官。但一切都进行得很保密。报纸只报导了谋杀，显然是要避免一场丑闻。噢，罗伯特，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对你讲了真话。”

“是的，到最后。但你起初撒谎了。”

“现在我不再撒谎了，昂热拉。”我说，“我不在我妻子身边。我离开了她……”

“噢，老天。”昂热拉说。

“我是从一家酒店打的电话。”我告诉她是哪家酒店，给了她电话号码。

“等等。等等。我先得取我的眼镜……取点写字用的东西……号码是多少？”

我又从头说了一遍，她记下来。

“我离开了我妻子，让你看看，我对你讲的是实话。我不再爱我的妻子了，已经好长时间不爱了。明天我去找律师——我指的是今天——申请离婚。当然，我对离婚负有责任。”

昂热拉听后沉默了许久，我甚至以为她挂掉了。

“昂热拉！”

“嗯。”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你再来吧，罗伯特……”

“行，昂热拉，行。”我说，这时我体内的疼痛消逝了，像是被一场奇迹吹走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还不清楚。”

“很快吗？”

“我尽量快。但我还不知道有多快。我在这里有事。我明天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你随时可以打，”昂热拉说，“上午，晚上，夜里，凌晨，就像现在这样。我会一直在家，等你的电话。你感觉怎么样？”

“可怕，”我说，“非常幸福，幸福无比。两者都有。”

“我也是，”昂热拉说，“我也是，罗伯特。但是特别害怕。咱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没什么不对，我对你讲，我的婚姻只剩下了装模作样。”

“是的，这点我现在相信了。否则我现在也不会搭理你。但这还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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