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说。
“就是！”昂热拉说，“上帝会因此惩罚我们。”
“为了我们彼此相爱？”我问。
“你知道为什么。”昂热拉说，“你不能跟上帝赌。”
“但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只能这么做。”我说，“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就不能了，昂热拉。”
又是一段无尽的间歇。电话听筒发出了杂音。
然后她说：“我也不能，罗伯特。”昂热拉说，“我也不能有别的做法。”
“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我说。她默然不语。
“你不相信吗？”
“不，”她说，“可我真想相信它。你喝醉了酒，对不对？”
“对，”我说，“很厉害。”
“我希望我也能醉。”昂热拉说，“那就明晚再说。我等你的电话，罗伯特。我……”然后线路突然断了。我考虑是不是再挂一个电话，但后来我放弃了。我坐在那里，双脚搁在一张桌子上，喝着酒，眺望飞机场上的无数灯光。那许多灯让我回想起戛纳。一架飞机直接从酒店上空飞走了。我看到它的航行灯闪烁着直冲我飞来，后来飞行员将它陡然拉高，但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很轻。我蓦然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了，一点也不真实。
六
33
一部电话响起来。我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我听到了，我只是梦到，电话在响。我刚刚梦到蛇，很多、很大的蛇，我为了求生跟它们相搏。蛇群准备让我窒息死去。一部电话响起来。不，这不是梦。我惊跳起来，一下子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几号，几点，我是谁。真的不知道，我说不出来。一部电话叮呤呤响。我看不见那部电话机，因为窗帘拉上了，房间里几乎墨黑一团。我仍然感到，群蛇在压迫我的身体，头发、身体和额头都汗淋淋的。
我在哪里？这部该死的电话在哪儿？我摸索，碰翻了一杯水，它放在我的床头柜上，一只手抓进水里，水往地上滴，嗒、嗒、嗒。手落在什么硬东西上——是电话。我拾起它。当我把听筒拿近耳朵时，我的手在颤抖。
“喂？”
“早上好，卢卡斯先生。”一位姑娘的声音说，“您要求我们叫醒您。现在是七点钟。”
“七点。”我荒唐地重复说。我想放回听筒，但是找不到叉簧，于是双手寻找床头灯的开关，摁下，讨厌的光线突然太刺眼地照亮了房间。这是什么……我随即恍然大悟。对，我的酒店房间。对，我请求过七点叫醒我。对，我在“洲际酒店”里。对，我离开了我妻子，因为昂热拉。我四点钟已经跟她通过电话。这么说才睡了不足三小时。我的眼睛火辣辣的。我知道，如果我不马上起床，很快就又会睡着。我不能再睡着。我看到杯子里的水浸湿了床头柜，在地毯上形成了黑色的斑痕。我深呼吸，从床上跃起——动作太快了，头发晕，几乎跌倒。我头疼。这是由于威士忌，昨夜的许多威士忌。我还是醉醺醺的。我脚步不稳，跌跌撞撞地穿过卧室走向窗户，拉开窗帘。强烈的阳光宛如一种突然的剧痛洒在我身上。我双手抵住额头。那边就是飞机场。
今天是星期四，五月十八日，我想。我的旧生活结束了。一场新生活开始了吗？是的，我希望如此。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可现在我如何能到达这种生活呢？今天早晨我没想过此事，后来才想到——在我前往昂热拉的路上横亘着麻烦和困难的高山。这天早晨，一半是因为威士忌，我晕乎乎的，头痛欲裂，只想到，昨夜你做了一个了结。这个了结里蕴藏着开始。我非常认真，认真而担心，现在不能走错一步。我也觉得不知所措，突然感到孤独，无比孤独。我想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吵醒她。我冲了个热水澡，再把头埋在冰冷的水下，剃胡子，但我头痛不止，迷糊依旧。我叫了两壶茶、一瓶阿尔卡苏打水和一瓶矿泉水。茶和阿尔卡苏打水终于管用了。我感觉好了一点。
七点四十五分。
我今天有好多事要办。我先是给冯塔纳打电话，打他的私人号码。这位保尔·冯塔纳博士是我的律师——已不下二十年了。我把发生的一切全告诉了他，说我急切地想跟他谈谈。
“什么时候？”冯塔纳问。他的声音像医生的声音一样平静友善。我从没听过他不这样讲话。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保尔。我得去公司。有可能勃兰登伯格派我到什么地方去。但晚上我无论如何是空闲的——最迟晚上。如果这也不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行。你到事务所里来。我有案子要处理。半夜之前肯定在这儿。如果行的话，六点过后再来。那时候所有的当事人都走了。”
“谢谢，保尔。”
“不用谢。我警告你，你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日子。”
“这我不在乎。”
“你现在这么讲。咱们等着瞧吧。”
“那你会等到我死去。不管面临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必须离开卡琳。我爱另一个女人。她也爱我。”
“这很好。但是这帮不了我们。我将想办法让事情对你尽可能容易些。但你到时候得真听我的，照我的建议去做。”
“因此我才想尽快见到你。”
“许多人想尽快见到我，可是又不按我说的去做。你的银行账户怎么样？”
“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只答应卡琳有签字权。”
“那你现在去银行，取消她的权利。”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得马上去办。”
“这当然。从现在开始，你妻子会想尽一切办法伤害你，让你吃亏，从一开始就尽量多捞好处。”
“她冲着我的背后喊，她要让我一贫如洗。”
“瞧瞧，”冯塔纳说，“你当心，罗伯特。一个被遗弃的女人，什么都做得出。仇恨是一种比爱情强烈得多的感情。卡琳也有个户头吗？”
“是的。在另一家银行，好多年了。我不知道上面有多少钱。”
“你也有签字权吗？”
“没有。”
“当然不会有，”冯塔纳说，“这就对了。那我今晚等你。这之前，除了办好户头一事，你什么也别做。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向我保证。”
“我保证。代我向维拉问好。”
“我会的。”维拉是他的妻子——十七年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生活幸福，一对理想的夫妻。这种事是有的。昂热拉和我也会是一对理想夫妻，我想。我穿上衣服，在总台要了一个保险箱，将我的文件和一个装有十一点九万法郎的信封存进里面，那是我剩余的钱。然后我坐进“海军上将”来，开车进城，去我的银行。那位微笑着冲我打招呼的工作人员，我从一九四九年就认识他了。他叫克拉塞，有一只假眼，不知道的人看不出来。他有一次给我看过。岁月流逝，克拉塞头发花白、苍老了。我告诉他我的愿望。他走开，取来我的档案，填了一张表格。我在表格里撤消了我对妻子的授权。我只需要在这张表格上签上字。这一下我妻子就动不了这个户头了。就这么简单，花了不足五分钟。我把我的新地址告诉克拉塞，让把银行账单寄到那里去，“洲际酒店”等等。他记下这个，没提一个私人问题。他是个非常羞怯的人。那只假眼是来自苏联狙击射手的子弹。他老是讲，他一生中有过两次幸运，比别人的一百次都幸运得多；那位狙击射手本来也能致他于死命，只差分毫。这是一个幸运。另一次幸运是他跟一个他称为“恩心”的女人结了婚。他跟“恩心”结婚二十八年了。他们没有孩子，恩恩嗳嗳，宛如新婚。这些年来克拉塞变得有点饶舌了。这天早晨，营业大厅里还差不多是空的。克拉塞取出一份日历，指给我看那一页，那一页印有全年的所有日子和月份。那些日子已几乎有一半用红笔画过。
“看起来很好看吧？”克拉塞的脸神采奕奕。我感觉到，不仅仅是他的真眼睛，连他的假眼睛也在高兴。“我每天晚上划掉结束了的一天。”
“为什么？”
“十二月二十日我退休。到时候‘恩心’和我就离开杜塞尔多夫，一庆祝完就走，全都安排好了。我们离开德国。我们从战后就开始省钱，好在特内里弗岛上买一座平房。在巴亚玛。您知道，卢卡斯先生，这是难得的好主意。那座有着黑色火焰海滩的岛。那里便宜许多。我们将在巴亚玛度过我们的晚年。美吧？”
“太美了。”我说，“我为您高兴，克拉塞先生。虽然在这里再也见不到您，会让我觉得遗憾。”
“我也会难过，卢卡斯先生。不过，也许这回您也不留在这里了。”这是他惟一能讲的宽慰话。
“不，也许不留了。”我说，盘算着我要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不管那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会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会遭遇到什么。在昂热拉身边过圣诞节。以及除夕。不管发生什么事。
“那里的小房子已经盖好了，配了家具。我们出租到十二月份。这里的家具我们卖掉。我们卖掉这里的一切。我们要在巴亚玛美美地生活。”
“咱们还会再见的。”我说，“请代我问您妻子好。”
“谢谢，卢卡斯先生。”他说。我们相互握手，克拉塞摆出立正姿势。他总是这么做。我走出银行，有点眩晕。我思忖我刚才所做的是不是一桩非常卑鄙的事。我对自己说，这是一桩卑鄙事，但为了昂热拉的利益和我自己的利益，我必须这么做。当我觉察我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做了一桩卑鄙事时，我头晕得更厉害了。克拉塞查看了一下，我的户头上共有一笔十九万二千五百四十二马克的财产，其中十五万马克是定期存款。毕竟我也想有点利息。这些钱是我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积攒起来的。我算不上百万富翁，但我也不是个乞丐。另外，我还有十一万九千法郎和我的工资。这将永远存进我的户头。我思考：如果我们离婚，我得给卡琳多少？如果她不肯离婚，我得给她多少？我想，冯塔纳会告诉我一切。我开车去附近的邮局，走进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填了一个申请表，申请把我所有的邮件转寄到“洲际酒店”的地址。马上就转，直到取消或有新的变更。收下表格的那个人研究了好久，然后又盯了我好长时间。
“怎么了？”我问，“我填错什么了吗？”
“没有，”他说，“全对。您离开家里，住进了酒店，对吧，卢卡斯先生？离开了您的妻子？”
“这关您什么事？”我粗暴地问。
“不关我事，”他低声说，“我没有恶意。我为每一个摆脱不幸、走出婚姻的人高兴。我的地狱已经持续十四年了。我患上了胃溃疡。我每天得服十四粒药丸。十四粒！避免一切激动，不然疼痛就会更加频繁。”他笑，“避免一切激动真好，对不对？”
“我真为您感到难过。”我说，心想，我至少不用每天服十四粒药丸，没有胃溃疡，而是间歇性跛足。也许还有心绞痛。当我在门口再次转过身时，我看到办公桌后面那个人又拿起了他读的那本书。他得到的是个清闲位置，他的机构富有同情心。我看封皮上的书名。它叫做《地球上的所有美事》。
34
“罗伯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我得拥抱你。”
此人敦实，中等身材，长着光秃秃的四方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站到我面前。他的女秘书为我通报过了。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钻了出来，胳臂抱着我，捶我的背，身上发出雪茄和汗透的衬衫味。我的胃稍微一紧。我想后退。但是他紧抱着我，抬头看我，因为他矮我许多。他的嘴角沾着一些爆玉米花，他的狡黠的猪眼睛里有些激动。我惊骇地注意到，它们甚至是湿润的。“你真了不起，罗伯特。你行动了！你终于不仅仅是讲讲而已，而是行动了。你知道这让我多高兴吗，罗伯特？你简直就像是我的儿子。”又是捶背，又是雪茄和汗味。我再也忍受不了啦，用力挣开。
我们走向他的乱糟糟的办公桌，上面有爆玉米花和雪茄的烟灰散落在大堆纸上。我迅速坐到办公桌前的一张沙发椅上。他犹疑着站在我面前。我很担心他会抚摸我或坐到沙发椅扶手上，因此我架起二郎腿，把下臂搁在两边的扶手上。他感伤地望望我，走回他的沙发椅，重重地坐上去。
“见鬼，”他说，“罗伯特，这真是个令我开心的日子。我等它等了十年。”
“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
他重新取出一只哈瓦纳雪茄，咬掉头，吐掉。当他点燃雪茄吐出浓烟时，他含糊不清地说：“卡琳打来电话了。今早八点就打了。全讲了。”
“全部？”
“全部，对。以她的细腻的方式，你是熟悉它的。真是夫人，高贵的女人！你在戛纳另有一个，离弃了你的高贵的夫人。这种男人环球保险公司不能雇用。要我炒你的鱿鱼。她失去理智了！如果我们炒了你，她怎么能够继续生活得这么好？我对你讲，这个卡琳什么事都做得出，甚至会把硫酸泼到别人脸上。喏，也许我让她碰钉子了。”
“你让她碰钉子了吗？”
“听我说！我讲，我无论如何不能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怎么样？”
“她说，那么她要找董事会，找最高层。”
“好极了，”我说，“好极了。”
“好极了，妈的。”古斯塔夫说，“如果她真的这么做，上面的那些人就会打电话找我。我支持你，坚持支持！我少不了你。公司也不会因为这种事开除你这样一份力量。”
“不会吗？”
“绝不会！”古斯塔夫说，“随卡琳去白忙一场吧。她做不到。”他好奇地盯着我，“这么说，你在县纳找到了伟大的爱情，是吗？”
“是的。”
“我高兴。我真为你高兴，罗伯特。”
“谢谢。”
他拥下连接他的女秘书的对讲机的按钮，瓮声地说：“请您现在将瓶子拿进来！”
“什么瓶子？”我问。
“香摈。咱们得庆祝庆祝，伙计！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那个老婆，我也许给她讲明白了，禁止她再拿她的私事来烦我。我告诉她，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听她讲你什么。这样对吗？”我点头。“我不想告诉你，她都讲了你什么。真恶心，伙计，恶心。”我想，既然连古斯塔夫都感到恶心，那一定是够恶心的了。“假如她发火，那还好。可是不，只有控诉和自怜。她威胁说，她能损害你的工作。卑鄙无耻，冷酷的威胁。她当然也不停地讲另一位，县纳的那位。她不认识她，对吧？”
“不认识。”
“讲到另一位时她才有点愤怒。只讲她是妓汝，虽纳妓汝。”
勃兰登伯格的女秘书，一位较老的小姐，用托盘端进来一瓶香摈和两只杯子。
297
“谢谢。”古斯塔夫说。他笨拙地打开瓶子，香槟喷溅到一堵墙上。“见鬼，”古斯塔夫说，“冰得还不透。算了，温就温吧。”他倒满杯子，递给我一杯，跟我干杯。
“为了你的幸福，罗伯特，我的孩子。”
我们喝酒。香槟真的是太温乎了。它肯定也很便宜。古斯塔夫马上又把杯子倒满了。
“你现在怎么做？”
“我得跟我的律师谈。”
“卡琳说你要求离婚。”
“不错。”
“娶另一位？”
“有可能。”
“肯定是！不是有可能！你可以信任我，伙计！你终于又找到了爱情，我跟你一起高兴。你多年来第一次看上去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干杯！”
“干杯！”我喝下温吞的香槟，虽然我觉得它并不好喝。我不想惹恼古斯塔夫。我现在不想让任何人生气。
“她叫什么？”
“这我目前不想讲。”
“听着，你对我可以无所不谈。说吧！”
“真的，古斯塔夫，请别逼我。”
“那好吧，我明白。我全明白，不生你的气。再为这个戛纳妓汝干一杯！”他一边将我的杯子重新斟满，一边哈哈地笑。
“不，”我说，“谢谢。我够了。”
“你不愿跟我为你的爱情干杯？为你们的幸福？你一点也不迷信吗，伙计？”
他这句话吓得我立即把手从我的杯子上拿开，让他倒满。
“喝吧。”古斯塔夫说。我们再喝。我感觉到微辣。这确实是最便宜的香槟。我的节俭的古斯塔夫。“你应该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们俩都可以信任我。为了你和她，我愿意赴汤蹈火。我根本不认识她。可如果你爱她，那么我也会为她做一切。”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这是一句我还会再次想起的话。
35
这天早晨，他穿的是一件有蓝色条纹的橘黄|色衬衫，打着一根绿领带。他的房间里暖乎乎的，空气稀薄恶浊。古斯塔夫的衬衫的腋窝底下露出大块深色的斑。我尽量不望过去，但我因此反而更经常看。
“戛纳发生的一切，我全知道。”古斯塔夫说，“那位克斯勒昨天还跟波恩他的上司、跟弗里瑟通过电话。说是打了一个小时。他的电话机上有个反窃听装置，克斯勒和他可以无所顾忌地畅谈。十年来我一直申请给我的机子装上这么一个东西。”他气乎乎地说，“我得到了吗？我得到的是狗屎。我们得用这破烂的密码电报工作。或者我得让我的人来回飞。好了，这一下他们将基尔伍德那个醉鬼干掉了。据说那样子相当恶心，是吗？”
“噢，是的，”我说，“相当恶心。”
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其他人样子恶心，可真是少见。
“谁干的？”
“不清楚。他们这期间没有进展吗？”
“没有一点线索。律师、警官以及谁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记者云集戛纳，但警察屁也不懂。被喊去的法国和美国的代表在尽量压下这件事。”
“是的，这我听说了。”我说。
“从谁那儿——算了算了。是啊，就是这么回事。成大事了。世界上最富的人之一。他们一心一意，尽力掩饰。他们当然进行调查——附带地进行。我不想做这位拉克洛斯或鲁瑟尔。可怜的狗。如果人家允许他们查，不管他们查出什么来——那也只是喂猫的。法国和德国的几家报纸今天早上报道了对一位美国富翁的神秘犯罪，把整件事说成了普通的刑事案。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你以为，是谁害死了基尔伍德呢？”
“某个害怕基尔伍德对赫尔曼的死讲得太多的人。基尔伍德懂很多。”
“跟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古斯塔夫说。他一讲话，爆玉米花就从他的嘴里喷出来。“可凶手如何接近得了基尔伍德呢？克斯勒说，房子是受到监视的。”
“他们认为，有可能是谁一直躲在房子里，谋杀被发现后趁乱逃走了。”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此话怎讲？”
“不是有一大批警察在监视那房子吗？不时有一个人进去看看。有可能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这是发疯了！”
“一点也不。”
“不，”我清醒地说，“你说得对。一点不疯，如果出的钱足够多的话。他们有的是钱。”
“正是。这个人也害死了维阿拉。还有另外十二个人，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
“如果赫尔曼不是自杀的话，环球保险公司得支付一千五百万。”我说，“你派我去，可是要我一定想办法证明那是自杀。”
古斯塔夫嚼着他的哈瓦纳雪茄，期待地望着我。
“出什么事了？你不是为此派我去的吗？”我问。“当然是，”勃兰登伯格说，“但我总可以好好想想吧？在这件臭事上什么都有可能。包括不止一个凶手，而是多个凶手，但也可能赫尔曼还是自杀的。”
“这么说你还相信？”
“我想相信。我必须相信它。我可以相信它。”古斯塔夫说，“因此，我把你招了回来。咱们还算走运，能证明是自杀。你得坐下一班飞机飞往法兰克福。”
“那儿出什么事了？”
“在弗里瑟打电话告诉我有关基尔伍德的一切之前，我还收到了一个电话。是法兰克福的一个人打来的，一定要跟我讲话——他说是找你的上司。然后他告诉我，他有事必须讲给你听。亲自。紧急。在法兰克福。他无法离开。还必须在晚上六点之前。”
“为什么？”
“因为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时间了。然后他就要开始工作。那家伙名叫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
“我不认识。他为什么偏偏要跟我谈？”
“因为他认识你。确切地说，是认识你的名字。了解你的一切情况。”古斯塔夫说，“他只跟你谈，不跟其他任何人谈。也不跟警方谈。根本不会跟警方谈。当然要钱。给他好了。你多带点。看他讲的值多少。”
“等等，”我说，“我完全糊涂了。这位……”
“莫利托尔。弗雷德·莫利托尔。这张纸条上写有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亚历山大街。在西边，在洛歇街附近。”
“这位莫利托尔怎么会认识我？”
“通过泽贝格。”古斯塔夫说。
“这更加不可思议了。”
“非常简单。莫利托尔在电话上对我讲，在戛纳出事的消息登出来后，他就给戛纳的泽贝格打了电话，问他应该怎么做。”
“什么该怎么做？”
“拿他可以出卖的东西怎么办，具体我也不清楚。泽贝格知道，他在电话里说的。泽贝格要他讲给你听，你是合适的人，因为你负责此案。”
“可你对这件事答应什么了？这一切听上去都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没什么太不可思议的，”勃兰登伯格说，“如果事关大笔钱的话。那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常常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你认为，莫利托尔现在会向我们提供一切问题的答案？”
“也许不是一切问题的。”勃兰登伯格说。
“那是什么的答案？”
“证明赫尔曼曾经是一头非常大的猪，他就是自杀了，因为他陷进了走投无路的处境。”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
36
“喂？”
“昂热拉，我是罗伯特。”
“这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真的！”
“什么？”
“我在电话前坐了一个小时，盯着它，想恳求它。我再三地说，让罗伯特打电话来吧，让他打电话，现在，请，请，我想听他的声音。我必须听他的声音。我不能等到晚上。我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罗伯特？”
我是从杜塞尔多夫机场邮局的一个电话间里打的电话。我告诉昂热拉，我必须飞往法兰克福，晚上将跟我的律师碰头。
“那以后你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那当然。”
“你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
“噢，上帝。”
“也许我晚上就会知道。”
“如果不知道呢？如果拖的时间长呢？”
“那我就得留下来。这是我的工作，昂热拉。”
“我明白。我明白，罗伯特。只是，你看……”线路里出现沙沙声，越来越大。
“你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喊道。
“等等，等它结束，这噪音。”
喇叭里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电话间。
“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公布它飞往法兰克福的645次航班的通知。请旅客们经14号出口上汽车。请注意！汉莎航空公司通知……”
沙沙声消失了。
“现在我又能听清了。”
“罗伯特，你做到了。”昂热拉的声音听起来语无伦次，低声细语，“你做到了。我……我也爱你。我的天，我想，我没有你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我知道！我知道！你离得这么遥远。”
“咱们彼此拥有。”
“对，罗伯特，对。”
“我没有你也……”沙沙声又响起来了。我等。喇叭声在重复呼叫前往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公司的旅客。过了一会儿那噪音又消失了，但这一会儿让我觉得好像过了好久。“我没有你也没法活下去。”
“昨天夜里我一分钟也没睡。咱们的所作所为真是疯了。”
“甜蜜的疯狂。”
“邪恶的疯狂，罗伯特。我不相信咱们能幸免。咱们的所作所为是被禁止的。”
“谁禁止它？”
“咱们在伤害另一个人，因此它是被禁止的。上帝禁止它。而且……”
“我不在乎，不管上帝……”
“你让我讲完！我要讲的话实在太可怕。”
“你要讲什么？”
“我也无所谓！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多么爱你，尽管咱们做得不对？尽管有这一切？我多么爱你，可是还没有真正认识你？”
“我……”
“你见过律师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吗？我等。哪怕是清晨五点钟，你打，好吗？”
“好。”我说。
沙沙声又响起来。我听不懂昂热拉的话了。喇叭里的声音第三次呼唤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沙沙声不断。没有意义。我将话筒放回叉簧，走到我所在邮局的柜台付费。然后我急忙——是的，我急忙，我紧赶慢赶，我一下子又能跑了——跑向一家花店。在那里我把昂热拉的详细地址给了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
“买两百马克的‘宋娅’。”我说，“请您打电话到戛纳。请通知加姆贝塔广场上的‘花月’花店，您能在您的全欧送花服务簿里找到。”
“当然，先生。要写点什么吗？”
两百马克……
要不要呢？
“当然要写点什么。我写下来。”我写好，付完钱。两百德国马克，外加电话费和全欧送花服务费。
然后，我背着旅行包穿过飞机场简直是没有尽头的过道。我的脚疼起来。我继续跑啊跑。一位机上服务员在14号登机口等我。
“去法兰克福吗？”
“对。”
“汽车开走了。那辆大众车送您去飞机。”
“谢谢。”汉莎航空公司的一辆蓝黄两色的大众车停在外面，发动机响着。司机几乎没等我在他身旁坐下就开动了。车门飞速关上。
“大人物总是慢吞吞的。”司机怒冲冲地说。他很年轻，脸板着，长满粉刺。我想，他这么怒气冲冲，肯定是因为粉刺。我的脚疼得厉害。我的心跳得那么急，我感觉到它冲到了喉咙里。
昂热拉爱我。她爱我。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吞下两粒药，心里想。当我在法兰克福约会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时，昂热拉已经收到玫瑰了。
“那辆大众车绕了个大弯驶近那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一位不耐烦的空中小姐站在飞机的舷梯上。我跳下去，一瘸一拐地沿着舷梯上去。”
我在纸条上写给昂热拉并且将跟“宋娅”一起送到的话是：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对不起，”我对那位美丽的、气呼呼的空中小姐说，“我真的很抱歉，请您原谅。”
空中小姐不答理我。她把我推进飞机，关上门，闩好。我在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上坐下来。我的脚仍在疼。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罗伯特。
37
古斯塔夫说，在洛歇街附近。我坐一辆出租车驶出机场，经过高速和快速公路，从现代化的、刚刚冒出来的高大住宅楼和绿化带旁驶过。后来，景色突然大变。我们陷进了小胡同的迷宫。两边的房子歪斜破败。我好像忽然跌进了另一个时代，回到了最遥远的过去。
弗雷德·莫利托尔就住在亚历山大街上的这么一套破屋子里。
来到二楼，一位高大的胖女人打开门。她肯定有六个下巴，跟整个房子一样散发出酸菜味。
“我是莫利托尔夫人。”她以令我吃惊的低音说，“对不起，我还围着围裙，正在洗碗。您知道，我们总是吃得很晚。弗雷德得睡很长时间。您去客厅里吧。弗雷德马上来，他正在小睡一会儿，但是他说了，如果您来了，就让我叫醒他。”
于是我到客厅里坐下，一个挂着织花壁毯的小房间，摇摆不稳的家具，圆桌上铺着织花台布，电视机上方镶在镜框里的照片，墙洞里摆满穿服装的布娃娃，都是在机场或纪念品商店里能买到的那种——一位西班牙女人，一位巴伐利亚人，一位荷兰女人——还包在赛璐玢纸里。我坐到一张沙发上弹簧咯咯响。窗户旁挂着一只鸟笼，养着一对小鸟儿。阳光洒照进房间，令我目眩。我一踩，地板就嘎嘎响。壁毯上起球了。墙壁上定是潮湿的，我想。这里也有酸菜味。
门开了，一位年约五十五岁的男人走进来，骨瘦如柴，面无血色，像所有的夜班工人一样，脸颊凹陷，眼圈黑黑的。弗雷德·莫利托尔——这么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他穿着拖鞋和晨服。他疲惫的眼睛红红的。他伸给我的手软沓沓的。地板也被他踩得嘎嘎响。当室外一辆汽车驶过时，屋里的一切全颤动不已。
“来一小杯酒吗？”莫利托尔问，跟他的妻子相反，他的声音非常尖，“来杯利口酒吗，卢卡斯先生？”
“不，谢谢。”
“来吧，不然你会伤害我。”他从电视机下面的一张橱里取出一瓶酒和两只杯子。他把它们倒满，跟我干杯。利口酒甜得起腻。我有点难受。莫利托尔舔舔嘴唇。“好不好喝？我最爱这玩意儿。”
“莫利托尔先生，泽贝格要您将您知道的情况告诉我。”
“没错，是的。关于赫尔曼先生，愿上帝让他快活。”疲累的眼睛活泼起来，令人反感地打量着我，“可怜的赫尔曼先生——他那时候还给过我钱，好让我不跟任何人谈。”
“但您后来还是跟人谈了——跟泽贝格先生。”
“这是另一码事。泽贝格先生是银行的人。这是我的义务。”
“跟我谈就不是您的义务？”
“我想不是。我对警方也什么都没讲。完全是因为泽贝格先生讲了，我应该讲给您听。我根本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如果泽贝格先生委托您这样做呢？”
“您知道，在保安公司我挣的只是糊口的钱。您看看我住的。我妻子肾有毛病。我本人——我还能工作多长时间？我是个穷人，卢卡斯先生。”
环球保险公司的总出纳按照勃兰登伯格的指示给我钱。我把两张一千马克的票子放在花边台布上。
“赫尔曼先生给了我五千。”他以他那像阉人似的声音不满地说。
“我给您两千。要是您不对我讲，我就告诉警方，您隐瞒了情况。”
“这是敲诈。”
“对。”我说。
“三千！卢卡斯先生。穷人也得生活。”
“两千，就这么多。”我说。
一辆卡车在我们下面驶过鹅卵石路面的狭窄街道。整座房子又颤动起来。
“我本以为您会更人道，卢卡斯先生。”
“喏，我可不是这样。发生了什么事？请您快讲！”
“办事得公道。”莫利托尔的晨服上满是饭渍，衣袖起毛了。他的拖鞋破了，款式过时了。“我要吃饭！我不得不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他离不开那儿。我在电话上把一切全讲给他听了。这花了多少钱啊！”
我再把一张五百马克的票子放到桌上。
他假惺惺地客气。
“我就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再来一杯利口酒？当然了，当然了，怎么也要来一杯！”他又拿起了瓶子。我不再喝，他贪婪地喝下他的利口酒。“啊，这真舒服。在吃过酸菜之后，我不停地翻胃。好了，您看看，我被分给了赫尔曼银行，已经九年了。跟三位同事一起。我们的任务从晚上六点到清晨七点。周末和节假日另有一组人，换我们的岗。我们有我们的考勤钟。各有各的楼层，我们在银行里实际上走个不停。手枪，催泪弹，当然都配备了这些东西。您认识泽尔街上的赫尔曼银行吗？”
“对。”
“宏伟吧？人总会累的。清晨我总是筋疲力尽。回到这破房子里又不能好好地睡。老是有卡车。两年来它们将这里的一切全改道了。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医生说……”
“莫利托尔先生！”
“好吧。您听好：那是四月二十五日，半夜时分。实际上已经是四月二十六日了，因为赫尔曼先生到零点三十分左右才来。那是个星期三。”
“还有呢？”
“那好吧，星期三凌晨零点三十分左右，侧门的门铃突然响起来。我那天夜里在底楼值班，在营业大厅里。于是我走过去，透过钢门上的猫眼，看到赫尔曼先生站在外面，燕尾服、大衣、帽子和白丝巾。他非常激动，双手乱挥，要我放他进来。如果我们当中没人为他开门，连赫尔曼先生夜里也进不了银行。我当然开了。三把特制的锁。您熟悉银行。他走进来，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只说他还得工作。”
“在凌晨零点三十分？”
“对。我也这么想过。”
“他常这么做吗？”
“什么？”
“在半夜跑来。”
“我在那里这么长时间，他只有这么一次。我告诉您，这个人快中风了，心肌梗塞，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毛病。他真的在颤抖，全身颤抖。”
“他喝醉了吗？”
“十分清醒！只是万分激动。光是低语。我的同事们在哪里？在室内，我说。他把五千马克塞进我的手里——我说的是五千，卢卡斯先生。”
“听到了。”
“好，那就不说了。五千，他说，这是让我别告诉任何人他来工作了，还让我跟三楼的同事换班。千万别让另外两个人见到他。要我永远不谈此事。这个人有点儿不正常，卢卡斯先生。我可是了解他的。那么一个稳重的、受人尊敬的人。而这天夜里……简直可以相信他失去了理智。”
“讲下去。”
“好吧，他缩进侧门旁的一个过道里。我上三楼找我的同事——是恩斯特·特洛斯特——对他讲，让他跟我换。营业厅里不是到处都有长椅吗？我对恩斯特讲，我疲乏极了，我会在长椅上一睡不醒的。楼层里不行，那里得站着。恩斯特说，他无所谓，就走下去了。赫尔曼上楼，侧门的一个小楼梯。谁也没注意到什么。这下他到三楼了，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也上去了，来回走动。我该怎么对您讲呢？赫尔曼先生根本没进他的办公室！他马上进了全权总代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它位于外汇部。这么一家银行是一家庞大的公司。根本没有哪个部门跟另一个部门有接触。好了，我想，我大吃一惊，当我再一次绕过来时，我看到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里有灯光——赫尔曼先生的办公室里却是黑洞洞的。泽贝格先生办公室的门没有关，开着一道缝。我不是好奇，真的不是。但这让我觉得无比神秘。于是我踮着脚尖走过去，望进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我看到什么了？赫尔曼先生坐在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旁。赫尔曼先生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泽贝格先生的办公桌开着，赫尔曼先生拿出文件、资料还有其它东西，一大堆，翻阅着。”
又是一辆卡车驶过。又是整幢房子都在颤抖。
“您不想要了？”莫利托尔说，再一次倒满他的小杯子。他喝酒，咳嗽，擦嘴。“当我下一回走过时，赫尔曼先生打开了泽贝格先生的文件箱，在文件夹和文件簿里翻找。再下一回，连办公室里的保险箱也开了。赫尔曼先生当然知道那密码。他站在那里，额头上冒出粗大的汗珠……”
“好了，好了。”
“如果不是这样，我立马就死！额头上冒出这么大的汗珠我还从来没见过，卢卡斯先生！这个人脸色苍白，我向您发誓。他读他从保险箱里取出来的材料。每当我走一圈回来看到他时，他看上去更苍老、更害怕、更绝望了。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坏事，可是会出什么事呢？在赫尔曼银行里？赫尔曼银行里不可能发生什么坏事。我真的担心起来，您相信我这话吗？”
“相信。这时候泽贝格先生在哪儿？”
“在阿根廷参加一个会议。不，您等等，在……在……见鬼，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智利的圣地亚哥？”
“对！那会议本来时间还要长，我相信……”
“到五月十九日。”
“对，没错。可是赫尔曼先生跟他的游艇遇难后，泽贝格先生立即从智利飞到了戛纳，去赫尔曼先生的妹妹家。是她让人打电话给他的。她彻底崩溃了。总得有个人继续管理银行，是不是？”
“谁管理？”
“泽贝格先生。跟平时不一样。警方不让他离开戛纳啊。他通过电话和传真处理一切。这里由格罗塞先生暂时领导。他是第一代理人。不像泽贝格先生那么有权。因此，我给戛纳的泽贝格先生打电话而没有跟格罗塞先生谈。”
“事情如何发展的呢？”
“就像我告诉您的，一整夜。到早上五点半。当时，当我走过时，赫尔曼先生突然站在了过道里——我对您讲，是一个幽灵！他让我放他出去。不让我们当中的其他任何人看到他。我照做了。随后，我上楼去了泽贝格先生的办公室。那里又全收拾齐整了。材料全放在原位。只有烟灰缸里满是烟蒂。赫尔曼先生在工作时吸烟吸个不停，这是什么工作啊！我也发现了空火柴盒，三只，那种扁的。从‘法兰克福宫’酒店拿的。”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
“那包装盒上不是写着吗？就是嘛。”他思考，“这是全部经过，卢卡斯先生。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听说，那天之后，赫尔曼先生完全崩溃绝望了。下一个星期三，他就飞去了戛纳。”
“这您是从谁那儿听来的？”
“同事们。这种事传得很快。据说赫尔曼先生举止像个疯子似的。好像魂不守舍。彻底毁了。”
“您由此得出什么结论？”
“为什么是我？”
“您对这一切一定有过想法。”
“我当然有过。我想，赫尔曼先生的银行，他的生意，一定出什么问题了。我对此一窍不通。某种无比重要的问题。泽贝格先生也这么认为。因此，他说，要我跟您谈。如果可以的话，不跟警方谈。不然就会被新闻界知道。那银行可就麻烦了。”
“泽贝格先生无法想象，是什么把赫尔曼先生吓成这样？”
“他一点也不明白。”莫利托尔打呃儿，“请原谅。还是这酸菜，我不能吃。它对我是毒药，纯粹是毒药，却是我最爱吃的菜。因此，我的克莱拉偶尔也做一回。吃过以后我就得遭罪……”
七
38
我坐车去“法兰克福宫”。莫利托尔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法兰克福宫”我已认识多年了。我认识那里所有的人，总台、门卫、餐厅、上司和调酒师。我经常在“法兰克福宫”住。我爱这家酒店。那里所有的人都热情友好，乐于助人，幸运的是门卫领班在那里。他一见到我，满脸喜色。我将他拉到一边。
“我能帮您吗，卢卡斯先生？”
“我希望如此。”我说，“您已经帮过我多次了。如果我运气好，这一次也能成功。”
“事关什么呢？”门卫领班问。我们站在“李皮查纳”酒吧的门外。客人们拥挤在接待处和门卫的长柜台前，白人、黑人、印度人和日本人。许多种语言，乱哄哄的。没人能听清我们，我们压低声音讲话。
“您听我说，”我问，“您能查明，你们这儿四月二十五日举行过什么会议吗，座谈会或银行家的什么会议？”
“我们马上就能查到，”他说，“稍等一下。”他走进接待处的一间办公室。两分钟后他又出来了。“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我们店里确实住有大批银行家。他们在这里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来自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奥地利和意大利的银行家们。”
“关于什么？”
“这我当然不知道。客人们用的是大会议室。会开了很长时间。在二十五日晚，也就是星期二，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
“谈什么？”
“这记录在我们的资料里。是关于银行家对社会的责任。随后客人们还一同出席了一次盛大的自助餐，在中间的宴会厅。星期三他们全都离店了。赫尔曼先生当然不住在我们店里。他住在城里。”
“您也查明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数有多少吗？”
“是的，卢卡斯先生。”
“多少？”
“如果您想寻找某个人或者了解某个人的情况，那可是够难的。”门卫领班说，“包括赫尔曼先生，总共六十三位客人。”他忧虑地望望我，“这是个坏消息吗？”
“这我还不知道，”我说，“差不多是吧。”
“我为您难受，卢卡斯先生。”
他是个善良的人，这位门卫领班，我很喜欢他。我相信他也喜欢我。
我突然垂头丧气地说：“您以为，能从您这儿得到这些银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吗？”
“我要问问经理室。这种事不常见。另外……只要经理室能承担一半的责任，您放心，您就会得到一份名单。我马上就去问。”
“好，麻烦您了。”我说，“如果经理室决定帮助我，那就请您尽快将名单交给我的公司——传真，电话。您找勃兰登伯格先生。他的女秘书会记录这些名字的。”
“如果我们可以公布的话。”
“是的，”我说，“当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非常重要。”
“我们会为您做一切，这您知道。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卢卡斯先生。”门卫领班说。
来自七个国家的六十三位银行家……
39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若夫妻双方分居三年，婚姻关系彻底破灭，无法愈合，没有重新恢复一种符合婚姻本质的共同生活的希望，每一方都可以请求离婚。若婚姻破裂的责任完全或主要在丈夫，他要求离婚，而另一方反对，就不得离婚，除非反对的一方缺少维持婚姻的诚意和不打算继续维持婚姻。’你就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保尔·冯塔纳律师放下他正在读的那本厚书，越过他的办公桌望着我。他吸烟斗。烟斗熄了。他盯着我，重新点燃。他跟我同龄，脸型狭长，脸上的光泽掩藏了一切激动和感情，棕色鬈发向后梳，像铁丝一样。他对女人有无穷的吸引力，自己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的大办公室坐落在费利格拉斯街上一幢楼的第三层。橱里放着一排排法律书和档案，办公桌上也堆满了。一扇窗户开着。夜晚温暖，星光明亮。一轮银月高照。姑娘们的笑声。汽车飞驰而过。一只喇叭在鸣叫。从什么地方传来爵士乐。人们交谈着，声音模糊不清。一个孟夏之夜的种种声音……
二十二点二十分，我赶到冯塔纳这里。我在关着的房门旁发现了他的名字和门铃按钮，他走过来为我打开门。他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工作，穿着衬衫和裤子，领带拽松了，吸着烟靠在椅背上，一声不响地听完了我的故事。我也穿着衬衫坐在那里。在我沉默时，他还提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问我搬出家的日期和过程，卡琳当时的反应。然后，他为我朗读婚姻法第四十八条，重新点燃他的已熄灭了的烟斗，说：“你看，这事情可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的亲爱的。”
“可我必须离开卡琳！我们的婚姻业已死去多年了，这你知道！如今我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再在卡琳身边呆下去我会完蛋的！”
跟他的镇定、慎重的声音一样，他的脸上也毫无表情。
“这些全是对的。只不过它们跟你的处境根本无关。你以为，新婚姻法的起草怎么会拖得没完没了？根据旧婚姻法，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两三次审理判决后你就能离婚——可我不相信——即使办成了，你也还得多次上法庭，因为生活费用、家用器具、租房、额外收入的处理还需要再三进行审理判决。许多人都这样倒霉。”
“这太可怕了！”我喊道。
“这当然可怕。杜会学家想制定一个新的离婚法，要求一旦查明了真相，一个法庭一名法官就能作出判决——根据新法律，分居两三年之后，你就如愿以偿，算是离婚了。但这部新婚姻法尚未公布。没人知道它何时开始实施。我不想拿现行法规引起的悲剧惹你乏味，但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或亲耳听过的。”
桌上有一瓶“人头马”和两只杯子。他把杯子倒满，我喝了一大口。我需要它。
“可怜的人，”冯塔纳说，“这位昂热拉，你非常爱她吗？”
“远不仅仅是非常。”
“你们俩之间相距数千公里，你看，你们的爱情对你们没一点好处。”
“我绝不会再回到卡琳身边。”我说，又喝了一口，“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总得做点什么。或者你，你这个讼棍。这可是你的职业！”
烟斗不通了。冯塔纳磕空烟斗头，然后拿瘦削修长的手指使劲堵住它，从一个白蓝色的荷兰瓷盒里取出烟，耸耸肩。
“咱们必须正视现实，罗伯特。按照正在起草的婚姻法，将不再以过错的原则作为婚姻离异的基础，而只看破灭的现状。因此你是在冒险，你惟有冒险一搏。你申请离婚。也许新的婚姻法不久就会公布。也许不会。也许你会离婚——非常快，但届时为了处理离婚以后的麻烦事，你还得跟法庭耗上几年。你的昂热拉受得了这个吗？”
“她受得了。”我说，“我受不了。”
“她也受不了。”冯塔纳说。他又重新点燃烟叶，吞云吐雾。它们散发出沥青和蜂蜜味。“你更加不行。你今天就已经是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我了解你。其他人注意不到。跟你握手时，我注意到了。你心神不宁，在这种状态下你连一年都支撑不了。”
一年？一年后会是什么样？我想。我会病得更厉害吗？重病？会保持现状吗？也许在昂热拉和我可以作为男人和女人交合之前，我就已经死了。也许正如冯塔纳认为的那样，昂热拉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是的，我是个神经极度紧张的人，冯塔纳的话讲得句句正确。
“可是，把两个完全分居的人强捆在一起，这是不人道的！”
“这法律是不人道。”不管说什么，冯塔纳脸上的光泽一直不消，他的声音也保持不变。凭着这一才能他已经赢得了许多诉讼。他平静地说：“因此，我也非常反对你的申请离婚的愿望。如果你想达到目标，那你就得尽可能对卡琳卑鄙，因为她还不想离婚。”
“她没讲她想离婚。”
“她肯定不想离！她永远也不想离婚！在你傻乎乎地告诉她，你多么爱另一个女人之后，她永远也不会把你让给别人。她乐于看到你死于你的爱情。我说的是死去。你得等到她死于你的爱情——或者她心软让步。”正如所说，讲这一切时那张小脸一动不动，声音平静悦耳，“卡琳多大年龄？”
“三十八岁。”
“你雇个侦探。这不便宜，但是值得。当您的妻子有外遇时，他也许会逮住她。那我们手里就有点主动权了。”
“卡琳没有外遇。现在肯定没有。”
“万一有呢？”
“她不会这么做。她不是那种人。”
“这跟哪种人没一点关系，只跟一个女人所处的处境有关。你说过，她不是特别聪明。这就行了。”
“我根本不指望一个侦探什么。”我轻声说。昂热拉，昂热拉！我将一切想象得多么简单啊！它现在变得多么艰难，也许就是不可能啊！
楼下的街上，一辆摩托车突突响着开过去。一列重型车子跟在它后面。
“摇滚分子。”冯塔纳说。
“什么？”
“没什么，那好吧，不要侦探。我只是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做不做是你的事。我想帮助你。我是你的朋友。”
“因此我才来找你。”
“考虑考虑侦探的事。还有，这个女人是健康的。她还非常年轻。她应该工作，自己挣钱。你冻结你的户头了吗？”
“对。”
“你昨天又给她钱了？”
“对。”
“多少？”
我迟疑。
“瞧！”
“两千八。”
“笨蛋！”他淡淡地说，“明早你还要送红玫瑰去呢！你以为你很快就能离婚？”
“那是个错误。我深感负疚……”
“从这一分钟开始，我禁止你再有哪怕一星点的负罪感。”
“你禁止我倒容易。但我却不能避免。我仍然觉得有责任。”
“你不能这样！那样你就永远自由不了。想想最近几年的地狱吧。她的恶劣态度。你对她的行为多么深恶痛绝。想想她对你干的一切坏事吧——好好想想。你一分钱也别再给。”
“这我可做不到！”我吃惊地结巴道，“那她怎么生活？叫她拿什么支付房租？”
“房租多少？”
“约七百马克。”
“那就付房租。但什么也别给她。她有一个户头。这是她过去拿你的钱，从家庭生活费里抠出来的。她不会饿死的。她应该工作。”
“她什么也没学过……”
“有些工作不需要培训。”他温和地说，“这样我们也许能做到——也许！如果她真的发火了，也许会自己要求离婚。当她看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的时候。我指的是你还可以跟你的昂热拉继续过疯狂的日子，这没人阻止你。不管怎么说，离了婚你总是要背债的。这昂热拉在不在乎？”
“她当然不在乎。”
“好。你就别再给你妻子钱了。听我的话，只付房租。以及你们的保险，疾病和生命保险。”他用烟斗柄捅捅我，“电话账记在你的名下？”
“对。”
“那你就立即取消。我先将你还需要做的事情给你开个单子。你在环球保险公司挣多少？”
“七千五。拿到手的。”
“你可以想到，离婚后你必须将你的收入和你的财产——包括银行户头——分出三分之一给你妻子。你受得了这个吗？”
我的收入、我的财产、我将来的退休金只剩下三分之二。这行，必要时这绝对行，我想。这时冯塔纳问：“昂热拉也挣钱吗？”
“可我总不能靠她的钱生活啊！相反，我得拿我的钱养活她！”
“你能够吗？戛纳那儿是很贵的。”
“那我们就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我反正不能生活在那里——环球保险公司在杜塞尔多夫。”我这么说，心想：该跟昂热拉生活在哪儿呢？她说过，除了戛纳她不想去别的地方生活。
冯塔纳又讲出了我的想法：“昂热拉可只想生活在戛纳啊！她的钱袋在那里，她可以画他们。对不起，罗伯特，但是我非讲不可。如果总是缺钱，最伟大的爱情也会死亡。”
“我……我……”
“瞧瞧！”
“我身体不好，保尔……”我全讲给他听了，“但你不能讲给任何人听。”我最后说。
“昂热拉知道吗？”
“不。她猜我有点毛病，在脚上。一旦严重了，我可以退休，靠退休金生活。”
“再将三分之一给卡琳。那你就更少了。”
“对，但是我可以一直呆在戛纳。在那里我找得到工作，肯定的！我能讲法语。我在那儿很容易找到工作。”我一下子感觉轻松些了，简直像解脱了似的。对，对，但愿间歇性跛足这期间严重起来。对，对，但愿他们要我退休！“但我不想折磨和羞辱卡琳，”我强调说，“那太卑鄙。我要申请离婚。”
“我一如既往地反对你申请离婚。有什么理由？你根本没有。”
“我怎么知道呢？我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地狱。我妻子恣意挑衅，充满敌意。我们不再一起过婚姻生活。你就不能靠这些做点文章吗？”
他生气地耸耸肩。
“这些太少了。让她起诉！让—…·”
“不！”我激烈地说，“我要你申请离婚！无论如何！我拒绝再侮辱和伤害卡琳。我要离开她——但是要尽可能公道。”
“随你吧。那咱们就再做一份档案记录，你不听我的建议，要我提出申请。你得为我签字。我是你的朋友。但我也是律师，得保护自己。”
“我乐意签字。”
“还要授予全权。”他将一张预先印好的表格推给我。我签了字。“那我就申请离婚吧。我说你真是疯了！可你反正不听我的。”
“不行，我不听你的！在这一点上不听。请原谅，保尔。要多久咱们才能收到反应？”
“几个星期。法庭通知卡琳。卡琳当然得给自己请个律师。那位律师会给她建议。然后他会跟我联系。”
“是的，”我说，“就应该这样。”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一切都会对我有利似的。
“你不听我的建议，”冯塔纳说，“这很糟糕。”
远处的音乐声变大了。那是一首缓慢、忧伤的曲子。40
我在零点三十分踏进了“洲际酒店”我的房间。桌上的一只瓶子里Сhā着红玫瑰——“宋姬”。我数了数，是十三朵。一只信封倚在花瓶上。我撕开它，摔出一张卡片。某家花店的某位职员笨拙的笔320迹写道：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的整个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手拿这张卡片走向大窗户，拉开窗帘，望向洛豪森机场，以及它的弧形白光和其它绿色、红色和蓝色的光线。我坐到电话机旁，玫瑰花就放在我面前，我能眺望机场。当我请求总机接通戛纳时，我将花店的卡片拿在手里。我一再地阅读那草书所写的内容。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整个的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的左脚疼起来，不太厉害。
电话响起来。
“这是您要的戛纳电话，卢卡斯先生。请讲话。”
“昂热拉！”
“罗伯特！终于等到了。我已等了几个小时。”
“我没法早打。”
“我还会再等上几个小时，等上整夜。我坐在平台上，在秋千上。这里真暖和，罗伯特！要是现在你在这里多好啊！夜晚美极了。我热切地渴望你。”
“我也是！”我的脚让我感到像铅一样重。同时，我感觉到玫瑰的甜蜜的芳香。
“谢谢那些‘宋娅’花，昂热拉，”我说，“谢谢你的话。”
“我感谢你。谢谢你的玫瑰，谢谢你的话。”
“你看到城市的灯光吗？”
“看到，就在我身下。还有海上的船只和艾斯特莱尔山脚下道路两旁的灯光。”
“我看到机场的灯光。我想象，这是同样的灯光。这样我就能想象，我是在你身边。”
“可爱的灯光。”昂热拉说，“我们有多少灯光啊，对不对？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幸运。这些灯光，当我们打电话时它们将我们连在一起，直到你又回到我身边。”
“是的，昂热拉。”
“你什么时候能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这回有可能比较长。”
没有回答。
“昂热拉！”
“嗯……”
“你没听懂我的话吗？”
“听懂了。”
“那你怎么不回答？”
“我无法回答。我……我忍不住哭了。真的，罗伯特，你说，要拖较长的时间才能等到你回来，我本想坚强些。我早就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这么知道了你的许多事情。我想表现得坚强愉快，好让你不伤感。但是不行，罗伯特。”
正好有一架飞机闪烁着航行灯朝我的窗户飞来，然后陡直地升上天空。
“这儿有一架飞机刚好起飞。”
“这里也是。就这时候。它飞得还很低很低。我们能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兆头吗？为了我们的爱情？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能相信是上帝原谅了我们并且保护着我们吗？”
“我们必须相信。”
“罗伯特……”
“嗯？”
“我警告你。你永远也摆脱不了我，永远。只要我在呼吸，我就会爱你，只爱你。跟律师谈得怎么样了？说一说。”
“一切都非常困难，昂热拉。”
“我早就知道不那么容易。怎么样？”
我把冯塔纳对我讲的话全都告诉了她。最后我说：“你没想到过这么困难，是吗？”
“我想到它更为困难。这有什么严重的，罗伯特？你的朋友说，没有人能禁止我们相爱和共同生活。这不就是主要的吗？这难道还不是全部吗？”
“可如果我工作，我就不能一直呆在戛纳，昂热拉。这咱们俩都还没想过。”
“我想到过了。”她说，“我跟着你，随便你去哪儿。”
“你可是讲过，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戛纳。”
“那时候我的生活中还没有你。我不在乎戛纳，完全无所谓。我到处都可以工作，在每一座有富人的大城市里。在杜塞尔多夫也有很多富人，是不是？”
“是的。”
“那就去杜塞尔多夫。我不怕你的妻子，不怕她也生活在杜塞尔多夫。”
“你暂时呆在戛纳。我还回到你身边来。我要看看，我们能不能让卡琳让步。”
“不要。”
“什么不要？”
“不要这么讲！你的律师肯定是对的，但是你不能那么做，你不可以那么做。不能羞辱她和不再给钱。我不要你完全照律师跟你讲的做。别全部照做。有许多是要做的，我看得出来。电话，银行户头，还有其它事。你不能不给你妻子钱而抛弃她。”
噢，昂热拉，我想。自从冯塔纳要求我这么做以来，我就对自己讲，我不能、不可以这么做。现在昂热拉也这么讲，而她本来最有理由听从冯塔纳的意见。
“你得付房租和保险，给她足够的钱，让她能好好生活——转到她的户头上去。这你得保证我。你挣多少钱，罗伯特？”
我告诉了她。
“那另外再给她一千五。”
“一千五？这加上房租和保险就超过三千了！这太多了！那么她永远也不会同意离婚。”我说，心存感激，感激不已，因为我想的正好也是这个数。
“如果她看到你不是流氓，你不会对她弃之不顾，她就会同意离婚。那样你还有足够的钱留给你自己。”
“可是给你和我……”我喊道。
“我有钱。我工作。我赚钱。在许多婚姻中都是这样的。咱们一起会够用，远远不止于够用。一千五，罗伯特——请你答应我，给她这个数！”
“好。”我说，心想我绝不能告诉冯塔纳此事，一旦他知道了，他会痛骂我。也许我真的会因为这一千五而自找不幸，可如果我不作出这一决定的话，我也永远不得安宁。
“我谢谢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对此坚信不疑，充满乐观。来吧，到我身边来。我知道你必须工作。但只要一有空，你就来吧。我焦急地等着你。眼下我也有很多活儿要做，这会有所帮助——在白天，不是在夜里。”
“对，”我说，“不是在夜里。”
“可这段时间也会结束，到时候咱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回忆说：你还记得那时候吗？当时咱们天各一方，总是不得不打电话？你想想，要是没有电话会怎么样。咱们还是很幸福的，不是吗？”
“对，咱们是幸福的，昂热拉。”我说。
“你明晚还抽空再打电话来吗？”
“当然。”
“我等。我一直等。即使还要等很久。晚安。”
“晚安。”她说。我听到她挂断了，我将我的听筒放回叉簧。然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闻玫瑰的芬芳，眺望机场。月光洒照在整个地区，非常明亮，非常空洞。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子，树、灌木、飞机、机库和控制塔，什么都没有影子。
41
“这是名单。”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越过杂乱的办公桌推给我两页纸。“今天一大早特快传来的。好人啊，‘法兰克福宫’的那些人。”
我阅读那两页纸。六十三名银行家相遇在“法兰克福宫”。赫尔曼一个人死了。其他六十二名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两页纸上。全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它们的主人生活在慕尼黑、汉堡、不来梅、柏林、法兰克福、汉诺威、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伦敦、维也纳、巴黎、罗马和奥斯陆。
“咱们从德国着手，”古斯塔夫叹息着说，“接下来得来回奔波了，我的亲爱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运气好，你拜访的第一位银行家就会讲给你听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要是倒霉，那就是最后一名。”
“或者没有。”我说。
“对，”古斯塔夫说，“或者没有。你妻子怎么样了？”
“我不懂。”
“你申请离婚了吗？”
“对。”
“好。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工作了。”他让他的女秘书跟一家又一家德国银行联系。这进行得很快。十点已过，他要求谈话的那些人已经全都在办公室里了。古斯塔夫讲话的方式像是牧师和法官的混合体，向来都会产生效果。他请他要求的所有银行家接听电话。在古斯塔夫说明了我们的打算之后，没有人拒绝接待我。所有这些银行家都很礼貌。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古斯塔夫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旅行计划。从德国北部开始，先汉堡，然后往南方。然后是国外。我想，这下我将长时间看不到昂热拉了，又气恼又伤心。幸好这些银行家在一个城市里差不多总是生活着好几个——比如说光在汉堡就有三位。
在汉堡的先生们说今天就能接待我之后，古斯塔夫决定我马上就从那里开始。我也觉得合适。我不想无所事事地等上一小时。于是我飞往汉堡，在十四点左右到达了那里。
在去公司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之前，我去了我的银行，委托那个有着童话般的假眼、正要退休的幸福的营业员克拉塞每月把一千五百马克汇到我妻子的账户上去。我不知道账号，让他打电话问我妻子。我从我在环球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还给长话台写了一封信，请求停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明天一大早你又要飞走了。听到什么卡琳的消息吗？”
“没有话，没有信，没有电话。”
“太好了。你会使她让步的。昂起头来，小伙子。我对你讲，咱们会找到真相的！现在上床吧。晚安。”
“晚安，古斯塔夫。”我说。
我从不马上上床，我太紧张太不安了。我总是冷热水交替着冲澡，然后给昂热拉打电话。经过这么一天，这是我的幸福时刻。一整天来，除了想这个电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向昂热拉讲了我的没有成果的行动。她从不表现出不耐烦，从不催我去。她看得出我眼下去不了。但是她那轻细的有时是颤抖的声音透露出来。我们俩都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孤独。
有一回她说：“昨夜我或许跟你经历过某种事，罗伯特！”
“什么？”
“咱们通过话以后我就睡觉了。三四点钟时我醒来，想抓你的手，可是你不在。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坚信不疑，你就在我身边，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过。”
“你先前梦见我了吗？”
“不！这正是疯狂所在！我起身，走进客厅，因为我想，也许我打鼾，你去客厅了。”
“你真的起床了？”
“就是啊。”
“噢，上帝，你就差开始梦游了！”
“那不是梦游。我清醒得很。你不在客厅里。我呼叫你，满屋子找你。因为我无论如何仍坚信，你就在我身边。当我找不到你时，我最终又回到床上哭了，因为这下我坚信，你悄悄地走了，抛弃我了。我哭啊哭，直哭到我又睡着了。今天早晨，我每一根骨头都疼。”
“我可怜的宝贝。”我说。
“我根本不可怜。我是热恋上了。”她说。
这些天我们吸烟吸得太多了。昂热拉发出真正的烟鬼的咳嗽，她连声道歉。烟呛进了她的气管，她噎住了，等等。我们俩都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是多么令我们难过，但无论昂热拉还是我都对此不置一词。我们端坐不动，当我们打电话时，我们能看到灯光——我看到机场的，她看到戛纳的。此时此刻，灯光是我们惟一的安慰，奇妙的灯光。
42
慕尼黑。不来梅。汉诺威。斯图加特。法兰克福。
总是一天之内解决。
总是同样的结果。总是一无结果。根本没有收获。
礼貌的脸，客套的话，没有线索，一点点也没有。
真的，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但是我帮不了您……
我飞往维也纳。这里我不想一天之内全解决。我住在“帝国酒店”。从奥地利不能直拨戛纳。昂热拉理所当然得出席招待会、演出和随后的舞会。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因为她不知道她晚上在什么地方。她想由她来给我打电话，不像平时那样由我打给她。
我在维也纳拜访了三位银行家，他们也没有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事的内容好讲。我已住过“帝国酒店”多次，很喜欢它。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两家餐厅中后面的那个餐厅吃饭，然后坐到红色调的酒吧里，喝上一点，吸烟，不慌不忙，因为昂热拉说过，她今天会很晚才打电话。
这没有结果的飞来飞去把我累坏了，我的脚如今常痛，我也老是在路上奔波。我不停地吞服贝茨大夫开的药片，但是总觉得它们无效。我跟弗朗茨先生交谈，他是首席调酒师。我跟他特别熟，认识时间特别长。他讲他的小果园，讲他靠着它开始为他的朋友和自己酿一些葡萄酒。他说，秋天他将寄给我几瓶。
我在酒吧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后来我的眼皮打架了。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上床去。我也可以这样等昂热拉的电话，我想。如果我睡着了，电话铃会吵醒我。我做梦，我失去了昂热拉，从而失去了一切生活乐趣，就这样，我在梦里跑过一条冬天的、冰封的高速公路，在弥漫的浓雾里，沿着行车的方向。天气凛冽，我冷得要命。我继续不停地跑，希望会有一辆车开来，司机在大雾中不能及时认出我，压过我身上，压死我。
当电话终于想起时，我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我没有立即找到床头灯的开关，电话听筒险些从我汗湿的手里滑落。我看看表：三点四十五分。
我把听筒举到耳边。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没有意义，我每天换一个地方。现在轮到英国，然后是瑞士。请有点耐心。”
“我当然有耐心。”她说，“不管要多久，我都会等。重要的是咱们彼此拥有。你听得到这首歌吗？我们的歌？”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乐队可是在餐厅里啊。我怎么听到它这么高声？”
“我在餐厅里，罗伯特！宴会结束了。我跟乐手们谈了，他们答应我再留一会儿。你不明白我在这里导演的是什么。我将一部电话拉到了餐厅里。线太短，一位电工帮我接了一根线。于是，我们将电话安在了乐队前面。餐厅里只有我和乐队，罗伯特。客人们在赌厅里，有的已经回家了。我说，我得处理一点急事。当我说，我想为我所爱的男人演奏这首歌时，经理室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事很急。”
“你说这话了吗？”
“为什么不？法国跟德国两样。”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那男声唱道。
“昂热拉？”
“嗯？”
“这段时间会结束的。然后咱们就会幸福。”歌儿结束了。“你想出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昂热拉。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罗伯特。”
“谢什么？”
“为你和你所做的一切。你飞回杜塞尔多夫吗？”
“不，我从维也纳直飞伦敦。你明晚在家吗？”
“在。我等，等你的电话。”
“你还去赌厅吗？”
“我去那儿干什么？我开车回家。我也累了。我希望，我会睡好觉，梦到你。”
“我也希望我梦到你。”我说，“晚安。”
“晚安。”
线路断了。
我熄掉灯，仰面躺着，想重新入睡。但是我久久睡不着。我躺在那里，感到左脚一种抽痛，我浮想联翩。
43
在伦敦三天后我来到苏黎世。在这里我也不能够迅速地一个个处理完。我住在“多尔德”酒店。环球保险公司对餐费账单非常慷慨，这得让它保持下去。我有十九年都只是住在世界上最贵、最好的酒店里。住在山上的“多尔德”酒店里真是奇美无比。我窗户下的草地纯粹是无边无际。它们属于高尔夫球场，嫩绿晶莹，空气柔和。酒店的客人们始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深受欢迎。我从我的房间里俯瞰苏黎世和苏黎世湖，没有、没有一点点交通噪音。我一直喜欢住在“多尔德”酒店，但这回我到来时疲劳过度，激动不安，充满被强压下去的悲观。
在苏黎世，我也得拜访三位银行家。办完后，我才访问了那六十二个人当中的四十一人——没有一点点成果。我对自己说，每天都发生一个奇迹，这在我这一行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不相信。我头一天谈话的两位银行家，举止也跟前面他的同事们一模一样。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相信，当我晚上给昂热拉打电话时，我表现出了我的绝望和垂头丧气。她安慰我。她说，她可以等，不管还要多久。这席谈话是在二十二点左右进行的。二十三点我躺在床上，来回奔波真把我累坏了，更主要是由于徒劳无功。四点二十分，电话铃又响了。
“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她讲得很慢，有点吃力。
“亲爱的……亲爱的，什么事？”
“我的天，现在我当然吵醒你了，你亟须睡眠。”
“瞎说。过后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在突然升起的恐惧中问，“出什么事了？”我听到昂热拉在哭，吓了一跳，“昂热拉……昂热拉……什么事？你怎么了？快说，昂热拉！”
这下我十分清醒，坐直在床上。
她抽泣：“我太爱你了，罗伯特。”
“我也是深深地爱你，昂热拉，我的心肝。你怎么了？”
“担心，”她说，“担心和思念。在咱们十点通话后，我又看电视看到半夜，但是我越来越不安了。我喝了一杯香槟。我喝了整整一瓶香槟，然后喝啤酒。我不停地吸烟。我简直坐不下来，咱们通过话后我忐忑不安。你是那么失望和疲乏，令人惊骇。罗伯特——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醉了。不，我喝醉了！我已经多年没醉过了。”她说着又哭起来。我听到她搁下听筒，然后说：“请原谅。我再向你哭一阵……现在我不哭了……我擦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上床？”
“我不能。看完电视后我坐在沙发上——你知道的——我想你。我以此自我麻醉。这种事我还从未发生过。我只是想，如果咱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么开始了。我喝起酒来，呆坐在那里，一直坐下去，想咱们的爱情。现在我叫醒你了。”
“这没关系！我为这电话感到高兴！真的，昂热拉！如果你是这样，那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如果我感到是这样，我也打给你。”
“你也必须这样！随时！罗伯特……”
“嗯？”
“我怕得要命。我还想讲！在我认识你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到底是怎样的。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完全变了。这下我吵醒了你……”
“你快别这么讲了！”
“我犹豫了一个小时。我一再地拿起听筒又放下，最后不得不这么做。你不生我的气吧？”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咱们如此地融合了。不管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对方也会发生。我想象你如何每天重新努力，又总是徒劳，而你一直是离我很远，离我如此遥远……”
“昂热拉，我在这里的工作会结束的。那时咱们就可以再见了。咱们又会呆在一起，昂热拉，在你那里，在你那花团锦簇的平台上……”
“在我这儿，”她重复道，“对，在我这儿。咱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罗伯特。没了你，生活对于我就一文不值了，什么也不值。我竟然失去了勇气，这是不是非常糟糕呢？”
“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八
44
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45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说英语带口音。不引人注目的那种。比赫尔曼先生年轻。另外，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有可能他不久就回他的房间了——或者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席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肯定是在半夜左右。有可能还要晚些。”
据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讲，赫尔曼先生于零点三十分左右来到他的银行里，心绪不宁，几近精神崩溃。
“您帮了我很大忙，卡灵先生。我不能就这么接受这一帮助。请您允许我为此支付您一笔报酬。请收下！”
“绝对不行。”他说。
“卡灵先生！”
“我说绝对不行！可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女儿。她想要个男的布娃娃。那对面有一家玩具店。”
47
“我早就知道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说过，我的尿！我们的朋友赫尔曼，他还真是干了坏事！他的一位同事知道了情况。这一下赫尔曼失去了理智。后来……后来……一切都吻合，罗伯特，一切都相互吻合！我对你讲，我从一开始就对了：这是自杀。我们渡过难关了。”
“但我相信，我们还需要一些细微的证据。”我说。
“你必须马上回戛纳。”勃兰登伯格说，掸净他腹部的衬衫。
“我必须……做什么？”
“我们这下不必问其他的那些银行家了。我们知道得够了。弗里瑟三小时前给我打来了电话，克斯勒在戛纳工作，他允许你的朋友拉克洛斯使用装有防窃听装置的电话跟部里联系。拉克洛斯请弗里瑟打电话给我，通知你。”
“干什么？”
“他想要你去那下面，越快越好。一个警方的线人给了他们线索。事关几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全住在博卡——你知道，喝醉酒的基尔伍德喊过，一切都开始于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对，怎么了？”
“等他们一查清楚，就会进行一场大搜捕。如果他们逮到了合适的阿尔及利亚人，他吐出了真情，我们这案子也许就了结了。喏，我干得如何？”
“你做得真了不起。”我说。我只能想到昂热拉。
这一下我又要回到她的身边了。“我马上就飞。”我说，“今天还有飞机吗？”
“对，但是很倒霉。”古斯塔夫说。
“这话什么意思？”
“罢工，”古斯塔夫说，“法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也在法国的机场上罢工。你不能坐火车去，也不能飞。”
48
“昂热拉！”
“罗伯特！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活！有什么好消息吗？”
“对，昂热拉！我去你那儿！”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现在已经太晚，没办法可想了——快半夜了。但后天中午我就到你身边了。”
后天中午——那是星期六，六月三日。我离开了十三天。十三天！它们让我感到像是十三年，像整整一生。而现在，现在……
“我的天，罗伯特，可我们这里在罢工！到处罢工！你不能飞！你也不能坐火车！”
“噢，不要紧，我能。”我说，“德国和意大利没罢工，火车还开。你只需开车去意法边境，去文提米格利亚。我赶到那里，你得在那儿接我。那儿离戛纳有多远？”
“不足两小时，罗伯特！你明天何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不是明天。后天！十二点五十五分。不过当心！这是意大利的夏令时！”
“我会在站台上等！我会大声喊，让所有的人吓死！我后天一大早就出发，保证准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次日上午，我又一次去了环球保险公司找古斯塔夫，听取指示，让人家将新的钱换成旅行支票。我妻子既没给我也没给他而且也没给其他什么人打过电话，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跟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通过电话，寄过去一份委托书，委托他的一位雇员在我不在时定期去取寄到“洲际酒店”的所有邮件。有可能是律师来信，也可能是法院来函。那我们就不能错过期限，不然就会在我缺席时作出判决。当我跟他讲话时，冯塔纳在电话上寡言少语。“我将拆开所有的官方信函。请给我你在戛纳的地址。”
“‘庄严’酒店，十字架路。”
“祝你好运。”冯塔纳说。然后他挂上了。
我也通知了“洲际酒店”，会有人来取我的邮件。房间我保留。下午，我乘城市间快车前往斯图加特。在那里我转乘前往文提米格利亚的直达车。环球保险公司在卧铺车厢里订了个单人包厢，我一点也不惊奇，这个包厢的号码是十三。我很快就睡着了，直到我们快驶近米兰时才醒过来。我的耳朵发胀，有点痛。我们毕竟是夜里驶过戈特哈尔德山口的，我感觉到海拔高度的差别。我哈欠连天，那种耳聋的感觉终于随着一声响消失了。
意大利艳阳高照，百花盛开，在这个可爱的南方世界，我每进入一公里就越幸福。在热那亚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卧铺车厢是这趟火车的最后一节，停在一个隧道里，隧道的黑墙上往下淌着水。后来火车终于动起来了。卧铺车厢的乘务员清理我的床。当我们缓缓地驶出热那亚时，我坐在窗前，喝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只见到很大的船停在灰灰的船坞里。这里的码头跟铁轨挨得很近。俄顷我就看到海了。从那里开始我一路上几乎都在看它，直到边境。火车沿着意大利的海岸线行驶。我看海上的船只，大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我看到沙滩上人很多，我又看到了棕榈树、桉树、橙子树和五彩缤纷的花卉。这列火车在每一个小站都停，许多人上上下下，但卧铺车厢里客人很少。我又感觉到，我这一生中从没体验过我对昂热拉产生的这种感情。我们俩都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不知道，卡琳会作何反应，我的痛会如何发展，我的案子会有何结果。我只知道，我正去见昂热拉的途中，这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海行驶的旅程对我就像是一场快乐的梦。我非常渴望能再听到昂热拉的笑，因为我爱她的笑。我想，为了补偿人类生活的所有忧愁、艰难和痛苦，上帝给了人类三样东西：笑、睡觉和希望。当这里的山脊和岩石越来越突兀地从海里钻出时，我们仍然在不停地穿越隧道。我看到隧道入口处挂有牌子，所有的隧道都有名字。一会儿之后，我放弃了数数。隧道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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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斯的机场上我们曾经跑向对方——越跑越快，上气不接下气。在文提米格利亚，在这座巨大的、形象可憎的火车站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从卧铺车厢里下来，乘务员把我的箱子送给我，我把它放在站台上。火车里没有那么多游客了，他们迅速消失了。乘务员喊叫一个行李员，因此我站在那儿等。火车旁的站台像有鬼似的一下子空了。太阳火辣辣地燃烧。我看到瘦削、失落的昂热拉站在很远的地方，在火车头附近。开始我只看到她的红得发亮的头发，后来我认出了她。昂热拉身着蓝上衣和白裤子。她也看到了我。但是她停住不走，我也停住不走。
事后我们谈起过这一瞬间，问对方为什么我们会呆住了，只是凝视着对方。昂热拉说：“我已在站台上站了几个小时。我是九点开车离开戛纳的，老怕来晚了。这天早晨我的举止像个机械的木偶，不像一个人。当我后来看到你时，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简直相信我要瘫痪了。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但我做不到我想做的事，也就是跑向你、拥抱你、吻你。我无法离开原地。我的向往和我的欢乐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变得如此巨大，当我终于看到你时，当我本来应该高兴时，我反而无比伤心了。这是最奇怪的。对，我心情悲伤，非常严肃，亲爱的。”
我同样如此。我不能理解，今天还不能。但我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在文提米格利亚那座外形可憎的边境火车站的站台上，太阳火辣辣的，我非常严肃。我连伸手打招呼都不能，昂热拉也一动不动。
一个意大利行李员推着车过来了。我把我的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放到车上。他说，他在出口处等我。他推着他的车子，我跟在他身后，像木头人似的，冷冷地无所适从，跌跌绊绊。昂热拉仍然不动。我沿着长长的火车往前。行李车消失在一架下行的货梯旁。我继续走啊走。我来到了昂热拉身边。她脸上的表情紧张而又克制。站台上只剩下了我们，阒静无声。我们四目相对。我又一次看到，在昂热拉棕色的大眼里我非常微小。我们不讲话。我们默默地拥抱，用尽全力抱紧，拥抱了很长时间。昂热拉抓起我的手，我们缓缓地沉默地走向通地下通道的台阶。过道在铁轨下面，通向火车站大楼，里面非常脏，有来苏儿的臭味。我们继续前行。现在，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对望。我们仍然是沉默严肃。我们沿着另一道台阶上去，穿过一道栏杆和一个厅，来到站前广场上，昂热拉的车停在那里，搬运行李的行李员也等在那儿。下午的这个时辰，烈日当空，大街上见不到人影，家家窗户紧闭，木制窗棂或白或绿。
火车站对面有一家酒店，人行道上有几张桌子，它们属于一家咖啡馆。一只毛蓬蓬的狗贴着墙趴在那里。这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面，为我打开她旁边的车门。那一刻我想到了死。我想，它比爱情更强大，它会找上每个人，结束一切，包括最伟大的爱情，我们对此必须忍受。当我上车时，我非常顺从。我再没去过文提米格利亚。
50
昂热拉一如往常把车子开得很稳很平静。我们来到意大利的海关，然后来到法国海关。官员们站在露天里，他们也非常热。他们穿着衬衫和裤子工作，他们的衬衫上汗斑点点。那些官员非常有礼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无论是在意大利一边还是在法国一边，官员们都跟昂热拉调情，但是，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没有反应时，他们就悄悄地停止了。我们开上一条高速公路，昂热拉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交费。公路上的空气似乎在沸腾。我脱去上装，扔在后座上，解开领带。我们还是没有交谈。昂热拉开车很快，大约五分钟后她踩刹车，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停下来。接下来的瞬间我们相互拥抱接吻，那么猛那么使劲地搂着对方，甚至带着绝望，好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保护和支撑似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终于能开Kou交谈了。
“昂热拉……”
“我亲爱的，我真高兴。”
“我也是。”
我们又狂吻。当我们讲话时，我们相互在脸上、额上和眼睛上吻了无数次。我们长时间地吻对方的唇。
“你在我身边，终于来了，罗伯特。我已经想过，我没有你会失去理智。”
“咱们在一起。我现在就留在这儿。”
“噢，罗伯特，”她说，“在那个可怕的火车站上，当时我突然起了一种可怕的念头。”
“什么念头？”我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脸。
“我……我想，只有一件事能分开咱们俩。这一件事会找上每一个人，也终有一天会找上我们。那时，咱们就被分开了。那时，一方就得孤独地生活下去。我想过，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追随你而去，因为孤独生活我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的爱情再也不能够了。”
原来她也想到了此事……
“不过现在，”她说，“它过去了。现在一切都美妙神奇。”她笑，“咱们在一起，罗伯特！咱们又在咱们的天堂里了！”她这下变了个人。她曾经让我觉得是那样忧虑，而她现在是如此自由、如此开心、如此愉快。“你饿吗？什么也别讲。当然你饿。我，我饿死了！我今天早上激动得连杯咖啡都没喝。咱们先去吃饭，然后开车回家，好吗？”
“行，昂热拉。”
“我认识这里一家很好的饭店，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咱们开车去那儿。你觉得合适吗？”
“我什么都合适。”我说，“开车吧，昂热拉。”
她又发动了，内胎摩擦，她发动得那么突然。我回头望。我们身后扬起了白色的灰尘。我们旋下车窗，打开了推顶。我坐在那里，从侧面定睛望着昂热拉，心里充满无比的骄傲，这女人像我爱她一样爱着我。不，不是骄傲，我充满了感激，非常大的感激，感激生活、上帝或谁负责此事的，感谢他让我们相遇了。我看昂热拉的双手。我看到那浅色的色斑。它变得更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昂热拉的手这期间被太阳晒得更黑了，我想。
“咱们去艾泽。”昂热拉说。
51
要去艾泽，我们得离开高速公路。沿着陡峭的海岸有三条路。昂热拉开上了中间的那条，峭壁中路，它满是灰尘。然后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灰尘更厉害的路上，它陡直地上升。艾泽村庄在高处，在一个山顶上面。山峰下面，在村头，有一座停车场。我们把车停在这里，沿着一条陡峭的胡同继续上行。两侧岩壁高耸。房屋依山而建，老掉了牙。一座支撑着另一座，狭窄的胡同那么陡，一家的房门常跟邻房的窗户位于同样的高度。这里的一切一定是中世纪修建起来的。
下面的停车场旁边是纪念品商店和一堵墙，倚墙摆放着许多幅画。我看到那些画家坐在画前等候着买主。房子里有许多店铺——鞋店、裁缝店和食品店。最多的是工艺品商店。我看到旧铜罐、圣母像、酒杯、雕刻品和许多花边台布。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在街头卖的。一切都非常小、非常挤、非常陡，是一座侏儒城市。岩壁之间很凉爽。在这上面生活的当地人肯定不足五十人，顶多六十人。这是游客们的郊游目的地。小胡同七拐八弯。昂热拉和我手拉手走着。许多男人在他们的店门外冲我们微笑，也有女人。这些人都客客气气。那条小胡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我们站在一座大楼前，它完全保持着村庄的风格。
“这里就是了。”昂热拉说，“这是‘金山羊’。”
“金山羊”店内满是珍贵的古董。我们穿过许多房间，来到一个布置时髦的餐厅。这里面和那外面相隔数百年。
我们在窗边找到一张桌子，它还空着。饭店老板让我们点菜。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依然手拉着手，望着外面。我远远地眺望大海，过去，我从没从地球上这么远的地方眺望过。好像我看到的是整个地中海。它跟天空一样湛蓝，远处海天交融。我们下面延伸着第二条沿海岸的路，那条小科林斯路。汽车小小的。岩壁间有座游泳场，那里的人还要小得多。
“这里漂亮不漂亮？”
“漂亮，昂热拉。”我说。
“我要让你看一切特别漂亮的东西。我是这么打算的。”
我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吻她。她的嘴唇张开来。我让第二只胳臂也箍着她。她用她的胳臂缠着我。昂热拉低声呻吟。
“喂，卢卡斯先生！”
一个女人的声音。
昂热拉和我突然分开来。我抬起头来看。我面前站着一男一女——德赖尔夫妇。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德赖尔夫妇，德赖尔先生和德赖尔夫人，卡琳的朋友。伊尔瑟·德赖尔有可能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女人，身材苗条，不能算不漂亮，但嘴巴周围有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的表情。德赖尔要年长得多，头发短短的。这两个人过分夸张地穿着时髦的夏装。他们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
“我们绝对不想打扰您，”伊尔瑟·德赖尔说，“我们正准备走。当我们经过您的桌旁时，弗朗茨说，这不是卢卡斯先生吗。你好吗，卢卡斯先生？”
我站起身。“谢谢，”我说，“我很好。”
“这看得出来。”德赖尔先生说，朗声大笑。
伊尔瑟·德赖尔盯着昂热拉。昂热拉也迎视着那目光。出现了一阵冷场。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德赖尔夫妇冷冰冰地站着。
“我来介绍一下……”我非常含糊地讲出名字，昂热拉的名字。
伊尔瑟·德赖尔微笑地脱口问道：“请您再说一遍好吗？”
“我叫黛尔菲娅，德赖尔夫人。”昂热拉说，同样微笑着，讲的是德语，非常清楚。“昂热拉·黛尔菲娅。”
“很高兴认识您，黛尔菲娅夫人。”
“我也很高兴认识您，德赖尔夫人。”
“您认识卢卡斯先生？他可从来没讲到过您！”伊尔瑟说。这情形让她丈夫很不舒服。
“不要这样，”他说，“不要这样，伊尔瑟。”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遇上您，这可真滑稽，卢卡斯先生，是不是？您知道，我们来这里旅游。我们住在胡安派恩斯。我丈夫今年提前休假了。我们还要呆十四天。这里多美啊。”
“是的，”昂热拉说，仍然微笑着，“不是吗？”
“我们现在确实不想再打扰了……”德赖尔先生催着说。
他妻子似乎不听他的。
“您知道，黛尔菲娅夫人，我们是卢卡斯先生的老熟人。这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他妻子的朋友，尤其是我。您不认识卢卡斯夫人吗？”
“不，德赖尔夫人。”昂热拉说。
我忍无可忍。“我们不想耽搁你们。遇到你们我真高兴。”我说。
“是吗，您高兴，卢卡斯先生？”伊尔瑟问。
“这还用讲！”我说。
“这也是我的荣幸。”昂热拉说。
“那就再见了。”伊尔瑟说。她丈夫只是生硬地鞠了个躬。他脸色通红，轻轻地用劲儿把他妻子从我们的桌上拉走了。她频频回头，直到离开饭店。
我坐到昂热拉身旁。
“这麻烦吗？”昂热拉问，“这会带给你麻烦吗，罗伯特？”
“一点也不。”我说，“我对我妻子讲过，我在戛纳爱上了人。德赖尔夫妇看到了我们，我真的感到高兴。会出什么事呢？这也许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让卡琳迅速离婚。”
“我也希望如此。”
“可如果不行，如果有麻烦，我也这样跟你一起生活。做你的情夫。”
我吻她的手。
一位侍者推着一辆冷餐车过来。当昂热拉饥饿地挑选食品，然后侍者放进她的盘子时，我再一次望向窗外，这回是看山下。在离饭店不远处，我看到了一个大仙人掌花园，里面有一座古堡的废墟。在灼热的阳光下，所有的颜色都鲜艳夺目，所有的东西都轮廓清晰、明朗。
52
在昂热拉的大床旁的床头柜上，立着一只小晶体管收音机，收音机天线拉了出来。我们回到家了。旅行过后我想洗个澡。昂热拉跟我一起经过卧室，她去浴室往浴缸里放水。我留在卧室里。它宽敞明亮，一面墙上开着窗户，光线射进来。昂热拉从卫生间回来了。
“马上就好了。”她说。这时她注意到，我在打量那只小收音机。“夜里能收到慕尼黑台。”
“你听德国台？”
她点头。
“每天夜里。半夜后听德国台。”
“你听法国台还听不够吗？”
“不够，”她说，“因为你还在德国。”
我从艾泽饭店就直接给拉克洛斯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们肯定要到明天才能从那位警方线人的供述中查出，在他所说的那七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当中，谁真的与游艇爆炸案和赫尔曼之死有关。为防万一，我告诉他，他可以在昂热拉家找到我。到戛纳后我先是去了“庄严”酒店，他们现在已经像接待好朋友一样接待我了。我又得到了我的老房间。我也告诉了“庄严”酒店，在哪里能找到我。后来我们行驶在十字架路上，前往昂热拉家，公路的中间地带和海滩一侧成了一片花的海洋。交通也繁忙了些。我们前进得很慢。现在，在楼上昂热拉的套房里，跟往常一样，这里比在那热死人的城市里凉爽得多。
“我有时睡不着觉。于是我就收听德国新闻。”昂热拉说，“我从来也不能全部理解我收听的内容。我是说，我当然理解，但我的大脑一点没反应。每当我听收音机时，我就神游在你的身边，罗伯特。”
“而我在睡觉。”
“现在你可以洗澡去了。”她说，“等一等，我再给你放点盐，这令人身心清爽。”她走在前头，往浴缸里倒了点什么，形成许多泡沫，散发出调料的味道。然后，她突然狂野地偎在我身上。
“快点儿，”她低语道，“赶紧。我等你。我等了这么久……”她跑出浴室。我脱去衣服，跨进浴缸，感觉我越来越兴奋。我尽量快洗，又爬出浴缸，用一块大毛巾擦干身子。当我坐在浴缸里时，我听到昂热拉放下了卧室里的百叶窗。我走出浴室。卧室里朦朦胧胧。昂热拉躺在床上。她被太阳晒黑的身体在幽暗中显得更黑了。她的腿修长、美丽，大腿漂亮，细细的臀部。我现在亲眼看到的，我曾经梦到过——自从许多个日日夜夜以来，在睡觉和醒着时。
昂热拉微笑地迎视我。我钻到她旁边的床上。我们开始相互抚摸，爱抚，我们接吻。她的皮肤滑润，像桃皮似的绵软温柔。我们搂抱着躺在大床上，相互说着最美丽最挚爱的话，做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做的一切，好在水|乳交融前达到更大的冲动。我们做了也许一刻钟，然后我以一种羞耻和愤怒相杂的声音说：“停下来吧。这没有意义。”
当我从浴室里出来时，我虽然准备好了——但我不可能真正跟昂热拉Zuo爱。我仰面躺着，回忆着，只能再三地讲一个词：“请原谅。”
原谅。原谅。原谅。
昂热拉吻我汗湿的额头、我的眼睛和我的嘴，说：“傻瓜。什么叫原谅？你只是太兴奋了。”
“我还从没这样过，昂热拉。从没有过！我……我不懂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长途坐车，旅行，你干了那么多工作。兴奋，兴奋，没别的。”她的声音听上去愉快。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另外我也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自从早饭以来我就渴极了。咱们有时间，罗伯特，世界上的所有时间。来，让我们喝一点！”
她跑进厨房。我还躺了一会儿，一方面虽然感到我的身体没用，另一方面那强烈的渴望又使它几乎爆炸。我站起来，走进客厅，坐到一张沙发上。我感到极其难为情，可笑。昂热拉端着一只托盘进来了。她拿过来一瓶酒、杯子和满满一瓷罐冰块和冰水。
当她配制饮料时，她讲话十分自然。“我现在做‘里卡德’。这是最能止渴的。”她从瓶子里倒出一种液体，再加进冰块和冰水，整个儿变成了|乳白色。我们像渴坏了似的喝。昂热拉站着。她的肚子起起伏伏。我看到她就在我眼前，满含着想满足一下的愿望，同时又仍然没有能力让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昂热拉连看都不看我。她又做了两杯饮料，然后跑向一台唱机。它高高的心轴能放十盘唱片，放在大电视机底下。
“咱们放什么？你也喜欢盖希维吗？”
“很喜欢。”我说。
“那就放《盖希维交响曲》吧。”她蹲在那里，从放声机旁的一个架子里一张一张地找出唱片，把它们放到心轴上。我打量着她。她有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脊背。背部同样也晒得黑黑的，它的皮肤像丝一样柔软，在光线下一闪一闪的，因为这儿很亮，太阳照到了室内。她向我走来，坐到沙发上我的身旁。我们俩抽烟，凝视着对方，沉默不语，听着那位天才的美妙的音乐。他那么早就死于脑瘤。我非常不合逻辑地想起了我在卧铺车厢里读过的一张报纸，所有的内容，包括电影广告、体育新闻和讣告，那上面有一则非常大的讣告。一位退役将军在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盖希维却不得不在三十九岁就死去，我想。他的音乐在房间里回荡。我看到了外面平台上昂热拉的花园。我们面对面而坐，伸手可及。我不能Zuo爱，不能跟我最爱的女人Zuo爱。
“你不知道，我因此多高兴。”昂热拉说。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高兴？”
她点头。
“你太爱我了，这我已经听说了。你不能跟我Zuo爱，因为你太爱我。眼下你不能，只是眼下。你如果不在乎我，就什么都能做出来。因此，我就更爱你了。”
“昂热拉，我向你起誓，我……”
“嘘！”她把一根手指放到唇上，“别讲。听，这难道不是无比美妙吗？”
“对，”我说，“无比美妙。”
然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昂热拉时不时地向我伸出她的手来，我抓住它。昂热拉攥得那么紧，我几乎感到疼。音乐继续在房间里回响。我们再吸一支烟，又喝了一杯“里卡德”。《F调交响曲》结束了，唱盘又放起了新的一盘。这是一盘盖希维写的高亢的常青曲。我首先听到的是《伦敦城里的一个大雾天》，缓慢、感伤，一把沉闷的长号吹着节奏。昂热拉站起来。
“来吧，”她说，“咱们跳舞。”
我站起身，抱住她。我们开始随着缓慢的音乐起舞，跳得非常慢。我们的身体先是害羞地接触，随后变得亲密了，最后相互抵在一起。昂热拉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跳，眼睛闭着，嘴微张。我们旋转拐弯，紧接着第一首歌的第二首是《我爱的那个男人》。
“我爱的那个男人——就是你。”昂热拉耳语地说。
这时候，奇迹陡然发生了。我感到，体内的血向上冲，我准备跟昂热拉Zuo爱了，像我许多天以来梦想的那样跟她Zuo爱。血在我的头颅里嘣嘣跳动。我想把昂热拉拽到我身上，可是她低声说：“慢点，罗伯特，慢点，现在别急。”我们从客厅跳进卧室。我们直接跳上了床。我们一起倒在床上，这一下我又是一个男人了，一个年轻的男人，一个自打二十年、二十五年以来我就不再是的男人。这会儿我们不再以事前的爱抚浪费时间了，这次我们直接开始Zuo爱。
当我进入她体内时，昂热拉发出一声喊叫。她像个年轻小姑娘似的，那喊声也可能是绝望的吸气，我不明白。因为那之后幸福的血开始在我的头颅里涌动，我们的身体一起动作。它们是一体，一个身体，是对爱情和证明爱情的惟一向往。
我们理所当然地同时达到了Ｇao潮。我们不讲话。我们以眼睛、双手、每个毛孔和我们身体的每个纤维Zuo爱，身体融合为一了。我不离开昂热拉。甜蜜和疯狂继续，这回持续的时间较长。昂热拉的手指甲有几回抠进了我的背。她咬住我的小臂，然后我们又一起结束了。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我留在昂热拉身边，这回持续的时间很长，非常长。我听到客厅里传来《蓝色狂想曲》。当我们一起达到Ｇao潮时，昂热拉轻喊出声来。我又紧抱了她一会儿，我们并肩躺着，眼望向天花板，盖希维的旋律还在回响。昂热拉点燃一支烟，把它递给我，又为自己点上一支。我们躺在那里吸烟。她摸向我的手，我抓住她，我们俩沉默不语，潜心谛听格奥尔格·盖希维的音乐。
后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门铃响了。昂热拉套上一件短晨服跑出卧室。我听到她讲话。然后她走回来。她的怀里抱着一束“宋娅”玫瑰花。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我委托过“花月”花店，每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送三十支“宋娅”给昂热拉，因为我们是在星期六相识的。
53
报告一开始我就写过，我写它是要让它成为给昂热拉的某种类似生命保险的东西。只要上帝帮助我，我就一定要结束它。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我在此如实准确地记下我的经历，一切的一切。只有一点我不会写下来：为了让我获得这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体验，昂热拉如何表现得妩媚性感。这是我们的秘密，永不泄漏。如果我把我们最深的秘密公布出来，如果我写下我们在这一天、这一夜和后来也再三做的事情，我会觉得是对昂热拉的背叛。我只想写下一点：她比任何女人都更会Zuo爱。我没想到，一个女人会这么能Zuo爱。她是一个奇迹，我的奇迹。奇迹、幸运、爱情和我的生活的满足。
54
当我从昂热拉的床上起来时，唱机仍在转，第三遍放最后一张唱片。
“你去哪儿？”
“我马上就回来。”
我走进浴室，从我的上衣口袋里取出我为昂热拉买的、她又退回给我的那对钻石耳环。我拿着这对耳环走近床边。她笑吟吟地、舒心地躺在床上。她看到了我手里拿的东西。我探询地望着她。她点点头。于是我将耳环给她，她将它们戴到耳垂上。我们一起走进浴室。她在浴缸里也没有取下耳环。她看上去像是穿着一身白泡沫的晚礼服。昂热拉穿上一件浴衣，我穿上一件睡衣。昂热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香槟。我们来到室外的平台上，坐到好莱坞秋千里，俯瞰大海、城市，慢慢地饮酒吸烟。时值傍晚，天空和大地的色彩瞬息万变，又有噪音很低的大飞机飞过来了。它们从尼斯起飞或者飞往尼斯，天空澄碧如水，第一批星星突然跃出。
“你是我的一切。”我说。
“你是我的一切。”她说，吻我的手掌心。耳朵上钻石闪烁。我们良久不语，坐在那里，四目相对。在这个傍晚时分，我们缠绵地互吻，一而再，再而三。
“我这下渐渐饿了。”当夜色开始降临时昂热拉突然说，“你跟我来，罗伯特，我的最亲爱的。”我们像孩子似的跑进厨房，时隔这么久之后，我又坐到凳子上，看昂热拉做菜。她做她已经准备好了的牛排和色拉。我的眼睛离不开她。我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梦想、期望和祈求的一切——就是现在。我得到它了。
“马上就到新闻了。”昂热拉说，打开厨房里的“索尼”和客厅里的大电视。她走回厨房，走近窗前的桌子，做色拉。接下来的瞬间她抓住我，拽上我，拉我一起跑进卧室，像疯了似的语无伦次：“来……来……快来……”
于是我们再次Zuo爱，这回因为快感而大气直喘、耳聋目盲。事后我们累成一团泥，躺在一起，昂热拉说：“我可真是发疯了，对不对？”
“你疯狂地爱上了，”我说，“你将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你让我变成了最幸福的女人。”她说，“噢，上帝，牛排！”
九
55
牛排煎焦了。
我们坐在客厅里一张临时铺上台布的桌子旁，吃着色拉、火腿和花式面包，那种长棍白面包，喝玫瑰红葡萄酒。电视里播放的第一次晚间新闻我们也错过了。昂热拉开着大电视机，但没有声音。饭后我帮着把一切都收拾回厨房。昂热拉认为，我们还能再喝下一瓶香槟。我们喝得非常慢，我给昂热拉讲我的工作。她告诉我，赫尔曼之死和基尔伍德的被杀虽然成了全城人的话题，戛纳云集着律师、外国警官和不知哪个部的高级官员，但对外却尽量淡化这件事。她介绍我在特拉博家相遇的那些人都还在这里。昂热拉说，她听说，他们经常单独或一起约会泽贝格。昂热拉收到了新的订单。我们走进她的画室，她骄傲地指给我看，她多么勤奋。
又到客厅后，她说：“罗伯特，我有个打算。今天我还想做它。现在我真的想做它。”
“什么？”
“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有权知道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
“安静。”
“不，我不想安静。我的生活中当然有过别的男人。”
“当然。请别讲，昂热拉！”
“让我讲！没有人像你，这我不是直到今天才知道的。当你头一回走进这儿来时，我就知道了。”
“穿着裁剪很糟的西服，筋疲力尽，垂头丧气。”
“是的，”昂热拉说，“所有这一切，罗伯特，所有这一切。我知道：这是那个我会爱上的男人，爱得胜过前面任何人。因此，我不想有什么秘密瞒着你。在……在这个下午之后不想有。不是大批的男人，我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我当然也不是尼姑。我全讲给你听。”
“不，”我说，“你什么也别对我讲。你生命中的过去，我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那没有意义。咱们那时候相互不认识啊。我们不懂我们有一天会相识。从前的一切，统统不算数。忘记它吧。”
她良久无语，注视着我，她的嘴唇在颤抖。
“哎呀，罗伯特，”她说，“罗伯特……从没有，从没有，我从没有想过我能这样爱。”
“我也没想过。”
“你教会了我这样爱，”昂热拉说，“因此我要感谢你。”她坐到我的膝上，摩挲着我的脸，抚摸我的头发。
“我也一样。”我说。
“什么也不能再分开我们。”
“对，昂热拉，什么也不能。”
“只有……只有那件事。”她结结巴巴地说。
这又是我们俩今天都已经想到过一次的死亡，它又来了。
“安静。”我请求道。
可是她不肯安静。
“如果……如果咱们有一个必须走，那么另一个很快就会跟上，对不对？因为没有了另一位，咱们当中谁也不能再活。是这样吗，罗伯特？”
“是的，昂热拉，是这样。”
她站起来，走向一本书，它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我在我的报告一开始写到过，我忘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一个美国人，这我知道，因为昂热拉告诉过我。她继续讲：“这是那些诗的德文译本。我发现了一首，最近几天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它。”她坐到沙发上，戴上她的斯特拉斯眼镜，一丝不挂，只戴着眼镜和钻石耳环，朗读这首诗：“摆脱了疯狂的生活欲望，摆脱了恐惧和希望，感谢上帝——不管你的上帝是谁：每个生命都有一个结束。没有哪个死者能够回返，最疲惫的河流也终有一天能找到通向大海的路途。”
她取下眼镜，放下书。
我说；“你为什么读这种东西，昂热拉？为什么？”
“安静，”她说，“安静，亲爱的。因为我现在想生活，非常想生活！就为了这。因此我当然也想……想那件事……我，觉得这首诗太美了，鼓舞人心。如果有上帝，我要更好地爱你……在那之后。”
我看到表上已经是凌晨零点三十分了。我们又错过了电视里的晚间新闻。在我们身子下面，那下面的水面和陆地上有无数的灯光在闪烁，白色的和彩色的。
许多的灯光。
56
零点三十分——但我们还没睡觉。我们继续放唱片，烟吸得太多，酒喝得太多。昂热拉把一盏三个烛架的灯座放到桌子，关掉电灯。于是我们坐在烛光下听音乐。我们同坐在沙发上，挨得紧紧的，我们的胳臂搂着对方的肩。烛火低声地闪跳着，投下奇幻的影子。
昂热拉突然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好长时间根本没注意到。她呼吸得那么平静。我任凭她睡去，静听着她的呼吸和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轻声祈祷。大约一小时后昂热拉醒了。
“你没叫醒我！”她充满责备地喊道。
“没有，”我说，“我端详你的脸来着。它是如此的美艳。你在睡觉时更美。我不想渎神，昂热拉，你的脸——它美得就像圣母的脸。我有一天要在你睡觉时给你拍一张照片，让你看看，你看上去多美，无比安详。”
这是事实：我在哪里都没见过昂热拉放松的脸上这么多的安详。
“可你不该让我睡！”她喊道，“你得叫醒我！你向我保证！”
“我保证。如果有一天我睡着了，那你就叫醒我。”
“对。”
“咱们不可以睡得太多。”我说，“咱们睡时，彼此听不到对方，看不到对方，也感觉不到对方。”
“咱们确实只能少睡。”昂热拉说。
“睡觉，这就像死了一样。”我说。死——又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对待他们的时间，就好像它是永恒的生命似的。”我的左脚开始轻轻地疼起来。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说，“他还能有多少时间——一年，五年，一分钟。”
“对，罗伯特，对……罗伯特？”
“我的心肝？”
“上床去吧。我是如此渴望。”
于是我们上床，再一次Zuo爱。然后，我们继续抽烟喝酒。到最后昂热拉已几乎讲不出话来了。我站起身，把玻璃门往旁边推一点，好放进清新的空气，然后走回到昂热拉身边。
“抱住我，”她说，“咱们要抱着睡，永远这样，好吗？”我几乎听不懂她的话了，她讲话时舌头那么沉。
我抱住她，她就这样睡着了，柔弱的脸上挂着一种神秘的微笑，我们的身体是一体。我还醒着，凝视着昂热拉的脸，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终于抽出胳臂，撑在一只肘上，又吸了一支烟，因为我太清醒了，睡不着觉。铁轨介于大海和城市之间，我一整夜都听着车轮滚滚。我现在也听到它。天早就亮了，我透过窗缝俯瞰苏醒的城市和无垠的大海，观察那迅速变幻的色彩。然后我又端详昂热拉的脸。它真的让我想起一位圣母的脸。我无法把目光从它上面移开。
底下，在海边，我听到火车轮滚滚向前。
57
当我起身走进浴室时，昂热拉睡得很沉。我穿上衣服，在一张纸条上写道：“我十点钟再回来。我爱你——罗伯特。”我把那纸条放在床头柜上，放在晶体管收音机旁边。我来到客厅里，打电话，又叫了辆出租车，让它送我去“庄严”酒店。那个把房间钥匙交给我的门卫友好地微笑着，没有因为我在店外过夜雨露出一丝责备的神色。没有我的信件。
我上楼去我的房间，冲澡刮胡子，又穿上了白凉鞋和白裤子、蓝衬衫——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昂热拉帮我买的，就好像已是多年以前似的。我要了茶，吃早饭，等到九点。然后我离开酒店，一直走到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的分店。凯马尔先生和一个职员正在等我。我预先给凯马尔打过电话，问今天星期天能不能破例为我打开他的店门。他当场就同意了。现在他打开玻璃门，见到我很高兴。我把我的法郎带在身边，告诉他，我想买一只结婚戒指。
“一只结婚戒指吗，卢卡斯先生？”
“对。您为什么问？”
“我们也有订婚戒指。在法国，如果买得起的话，人们订婚时就送一只带金钻石的戒指。而结婚戒指……”
“不是订婚戒指，”我说，“一只结婚戒指。”
“当然，先生。”他点头，满面喜色，让那个职员把一个铺着蓝色绒布的托盘拿出来挑选。
“戒指要多大的呢？”他问。
“这么大。”我说，从袋子里取出昂热拉的一只戒指。这是我从她的床头柜上拿的。凯马尔测量，发现这样大小的戒指有现货。我最喜欢的一只戒指，它上面像斜切棍式面包似的镶满了宝石，价值两万法郎。
凯马尔亲手包装好这只戒指，然后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坐车回“克洛帕特拉豪华住宅区”。我已带上了门钥匙，以防我回来时昂热拉仍在睡。她已经起床了，坐在平台上，从一个很大的杯子里喝着黑咖啡。
“罗伯特！”她跳起身来，“你上哪儿去了？我害怕死了！”
“我给你留了张字条。”
“但我还是害怕——醒来后，床上你的位置空了。那张字条我没能当即看到。你上哪儿去了？”
“闭上眼睛。”
她顺从地照办了。
我从盒子里拿出戒指。
“把你的左手给我。”
她依言而行。我把戒指戴到她的一只手指上。
“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
她睁开眼，盯着戒指，它的钻石五彩缤纷地闪烁。
她低语道：“罗伯特……”
我说：“真是疯了，我知道。我还是有妇之夫，却送给你结婚戒指。但这也不是发疯，因为你是我要娶的那个女人，你是我的妻子。”
“而你是我的丈夫。”昂热拉说，“我谢谢你，罗伯特。我太感谢你了。这戒指……这是一切的保证，对不对？”
“是保证，对。”我说。
客厅里的电话响起来。
58
塔楼很细很高，看上去像是一架垂直的巨形吊车。塔楼顶上，四周装有强大的探照灯，它们夜里照亮火车货站四周。塔楼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水泥广场中央。室内的一名警察把他的武器的枪管迅速伸出那上面的窗口，一梭子弹从一支冲锋枪里射出来。子弹打在一座房子二楼紧闭的窗户上，它位于火车站对门一条凄冷的街上。火车站门外只有两座房子和一棵落满灰尘的棕榈树。一座房子涂成了粉红色，另一座淡绿色。两座房子的涂料都剥落了，它们都是二层小楼，破败不堪。再没有其他住人的房子了。
在关闭的窗户后面有人在动。警察的子弹很快就受到了还击。我看到一支冲锋枪的枪口从一扇窗户的角落里开火，它位于那扇窗已打烂的窗户旁边。第二扇窗户打开了。无法看清射手。他不仅仅是朝塔楼里的警察射击，还扫射整个火车站一带，扫射车厢和铁轨。警察们蹲在许多车厢后面，一个个端着冲锋枪。我像只兔子似的从一辆货车厢跳向另一辆货车厢。当我赶到时，子弹从我身旁呼啸飞过。二楼的那个人就好像是个嗜杀狂。
整个这一带都被警察和巡逻车封锁了。好奇者挤在封锁带后面——渔夫、老人、孩子和卖鱼网的女人们。一个贫民区的可怜的人们。直等我向一位高级警官报了我的名字，说路易·拉克洛斯打电话请我到这儿来，我才被放过了封锁线。这个警官知道我的名字。拉克洛斯告诉过他，他用手指着铁轨上的一辆货车厢，拉克洛斯蹲在那后面，可我无法看见他。当我奔跑时，我怕得要命，但是我不停地跑，塔楼里的那个警察掩护我。他向皮尔·塞马德街上二楼那个人的房子猛烈扫射，扫射那上面的窗户。到处都是警察。长长的、悲哀的车站上挤满了他们。他们紧贴房子站着，房子里肯定已经有其他警察了。他们一个个全副武装，头戴钢盔。丑陋的皮尔·塞马德街北起弗朗西斯·图奈尔街，向南几乎是笔直地通到米迪林阴大道，那后面就是大海。正如所讲，皮尔·塞马德街东侧只有几座房子、左边是开阔地带，马康迪斯码头就坐落在那里，有许多轨道和货仓。这个货车站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最落后的车站。米迪林阴大道紧靠在它后面延伸，也许只相隔一百米就是大海了。可这儿却一切都是脏兮兮的，包括棕榈树的棕榈叶。
我到达了那个警官给我指的那节车厢，在那里也看到了那个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他像往常一样身着便服，同样也拿着一支冲锋枪。
“早上好。”他说，声音和举止令我惊愕。这不再是那个胆战心惊、缩手缩脚的官员了。这是一个怒不可遏、坚定不移的男人。“您没有武器？”
“没有。”
“这些傻瓜！他们为什么没给您一支武器？我们不是在这里扮演印第安人。”
当我们讲话时，枪声响了，或者那是连发射击。窗玻璃炸裂，女人们尖叫，男人们咆哮，交织在一起。
“这里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在电话里就对您讲过，我们还不能肯定，我们警方的线人告诉我们的那些阿尔及利亚人当中谁最可疑。我们想尽可能谨慎。谨慎，见鬼！”他一口吐在轨道旁的尘土里。他的西服跟我的裤子一样脏。我们俩都在淌汗。太阳无情地烘烤着。“今天八点，中心分局的刑警们开始在房子里搜查那些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总是两人一组，都持有搜查令。来到这里的那两位摁响了二楼这个该死的阿尔及利亚人家的门铃。那个阿尔及利亚人——他叫阿尔戈——在家里。他不肯开门。我们的人说，是警察。阿尔戈听后就失去控制了。他开始吼叫。”
“叫什么？”
“他一句话也不相信，说他们绝对不是警察，他不想就这么被人干掉。叫完他就端起他的冲锋枪从关闭的门后面射击，射中了一个人的腹部。这条该死的狗！”拉克洛斯又吐了一口痰。他一定在二楼的窗户里看到了什么，因为这时他扬起了他的冲锋枪扫射。“什么也没有。”他后来说。
“那个警官怎么样了？”
“送医院。立即开刀。”
“他会活下来吗？”
“但愿。他们还在开刀。反正，警方已为此全部出动。我们能动用的一切全调到这儿来了。鲁瑟尔也在这里，在冷藏车厢后面，您看不见他。”
我无法看见他，但紧接着一只麦克风里传出了他的声音：“阿尔戈！阿尔戈！你听着！我们现在已忍无可忍了！这房子被包围了！你绝不会活着逃出这儿！你放弃吧！警察站在你门口的楼梯间里！你已经打死了一个人！你还想罪上加罪吗？请你把你的冲锋枪从窗户里扔出来，双手举在头上，从房子里出来！”
那声音回响在太阳烘晒的火车站上空。回答鲁瑟尔喊话的是从第二扇窗户里又射出一个连射。
我看到，拉克洛斯身边带着个对讲机。天线抽了出来。他让对讲机的麦克风对着嘴说：“塔楼里的莱托，您听到我的话吗？”
“听见。”对讲机里回答说。
“现在用催泪弹，朝窗户里射。”
“好。”
我一只手撑到枕木上，又迅速缩回来，因为我烫了手，枕木太烫了。汗滴从拉克洛斯和我的脸上滚落。我的衬衫粘在身上。塔楼上传出一种比枪声小得多的声响，连续三下。我看到，被打烂的窗户里骤然冒出白色的浓烟。霎时间幽灵一般寂静。一分钟。两分钟。这时拉克洛斯的对讲机里传出来另一个声音：
“他投降了，探长。”
鲁瑟尔的声音：“小心。别给我打死他。我还需要他。他要是开枪，你们也开枪，但别打死他。”
“明白，头儿。”十五秒静谧。“他打开门了。”十秒静谧。“他出来了，双手抱头。我们逮住他了，头儿。我们捉住他了！”
“走，您跟我来。”拉克洛斯说。他在我前头跑出去，横穿铁轨，跑向皮尔·塞马德街。我绊在一根枕木上，跌倒了，手划破了，血淋淋的。我跳起身，落后老大一截地跟在拉克洛斯身后跑。我们好不容易挤过围观的密集的人群。我的脚这回一点不痛，这让我感到像是个奇迹。封锁的警察们放我们过去。当我们跑向房门口时，我看到了鲁瑟尔，他从另一个方向来。他冲我点头，怀抱一支冲锋枪。三个警察从大门口走出来，手端武器。后面走出来一个男人，穿着裤子，衬衫罩在裤子外面，双手背剪在身后。他脸色憔悴，肤色很深，小胡子，黑头发，举止非常疯狂。两名警察不是领着他，而是拖着他。
“让我活命！让我活命！你们这些狗，别害死我！”阿尔戈叫道，像瞎子似的跌跌撞撞。他眼睛通红，眼泪簌簌地淌出来。他一边喊一边咳嗽，呛得透不过气来。他一定是中了催泪弹。拖着他的那些人将他推进一辆警车。鲁瑟尔大步跑向他们，在阿尔戈后面跳进了那辆车，警笛长嚎。司机鲁莽地发动了车子。人们吓坏了，跳回去，让开了路。
“那边是我的车。”拉克洛斯说。
我继续跟在他身后跑，气喘吁吁，全身淌汗。今天热得要命。
59
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在中心分局的一间审讯室里，鲁瑟尔、拉克洛斯、两名警官、我和阿尔戈。阿尔戈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我们其他人都围着他站着。一位医生给这个阿尔及利亚人注射了一针镇定剂，为他的眼睛和他的喉咙注射了一点药。然后，他们让此人在一间囚室里躺了一小时，直到医生说，阿尔戈可以受审了。在这期间我试着跟住在“卡尔顿”酒店的克斯勒联系，可是他不在酒店，也没留下消息到哪里能找到他。我让转告他跟中心分局联系。
鲁瑟尔、拉克洛斯和那两位警官一起审讯。问题向阿尔戈接二连三提出，他没有时间好好地喘口气。他仍然穿着裤子和衬衫，光着脚，他的脸上肌肉颤动。刚才，他用他的口音很重的法语又讲了一遍他已经说了十几遍的话：“我不相信今天来找我的那些人是警察，所以我开了枪。”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被随便什么人开枪打死。”
“被谁？”
“被那些人！”
“谁是‘那些人’？”
我注意到，阿尔戈已经在全身颤抖。同时，他跟我们大家一样也在淌汗。一只大电风扇转动不停。室内空气恶浊。阿尔戈不回答。他发炎的眼睛里又流出泪水来。
“回答，你这混蛋！”鲁瑟尔吼道。
“我……我不能……”阿尔戈低声抽泣道。我这期间已经了解到，他名叫尤瑟夫。尤瑟夫·阿尔戈，三十五岁，仓库管理员，未婚。
“你不想说！”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能讲！”
对话进行得像车站内哒哒的冲锋枪扫射一样迅速。他们不给阿尔戈时间。他们不懂同情。他开枪打得他们的一位战友生命垂危。
“你为什么不能讲？”拉克洛斯吼道。
“害怕……害怕……我要是讲了，他们会杀死我。他们肯定会杀死我……自从游艇爆炸之后，后来，尤其是那个美国人被害之后，我睡不着觉，吃不好饭，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对我讲，他提到了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
“谁告诉你的？”
“记不得了。一家快餐店的什么人。”
“说谎！”
“我没说谎！我真的记不得了……”
“你肯定知道！”
“多天来我一直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我知道他们会来干掉我……他们必须干掉我……他们必须这么做，那些猪……因此我神经失常……”
“他们为什么必须？”拉克洛斯问。他抓住阿尔戈的下巴，逼视着他的脸。“为什么，尤瑟夫？为什么他们得干掉你？混蛋，回答……”
“因为他们怕我乱说。我不会乱说的，肯定不会。可现在……”
“现在你得讲，哪怕这是你做的最后一件事。”鲁瑟尔说，“不管怎样，你反正是完了。如果你打中腹部的那个人死掉，你就只能祈祷了，而祈祷也帮不了你。那就轮到你倒霉了！”
“可我没想……我根本不知道……他不能死！”尤瑟夫·阿尔戈绝望地喊道，“我没想这样！”
“没想！可是你干了。”
“我要是什么也不讲，那个腹部中弹者会让我受到最重的惩罚。”阿尔戈说，声音突然变得轻细镇静，“我要是讲了什么，他们就会干掉我。”
“只要你在监狱里，没人能干掉你。”鲁瑟尔说。
“有的，他们会的！他们在哪儿都能杀死你。他们到处有人。他们什么都能。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
“如果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你在你的囚室里将日夜受到看护。我们时刻派人监视你。这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继续闭着嘴，不立即讲出来，我们就把你关起来，不再管你，那或许就真会发生什么事了。反正那儿有足够多的犯人。可能谁有一把斧头，或者两个人用一根绳子，在你睡觉或者去撒尿时……”
“请您别讲了！”阿尔及利亚人叫道，“请您别讲了！别……”
“这就好听点了，”鲁瑟尔说，由于他个子高大，他始终得向阿尔戈深深地弯下腰来。“你要再不讲，我们就关你进去，那你就得翘辫子啦。你听明白了吗？”
阿尔及利亚人点头。
“怎么样？”
“我讲。”尤瑟夫·阿尔戈说。
60
审讯室里，办公桌上的录音机磁带在转动。阿尔戈不停地咳嗽作呕，说：“有人来找我……我先前从没见过……那个人知道我在火车站工作，当仓库保管员。在一个仓库里刚好保管着炸药，是炸艾斯特莱尔山用的。一大堆炸药——要我帮助弄炸药。我也有钱拿，很多钱。”
“因此你就弄了炸药？”鲁瑟尔问。
“那么多钱。我穷。我想结束火车站上的这份鬼工作，终于干点别的。那么多钱。”
“多少？”
“十万法郎。新法郎。答应一旦我弄到了炸药就付给我，因此我偷了它。非常困难，因为所有的箱子都封存登记过。我还叫了一个伙伴一起干。可是他不在这里了，他早就走了。我不知道他藏在哪里。弄到箱子后，我给了他两万。”
“好。这么说你偷了一箱。”
“跟一位伙伴一起。”
“交出去了。”
“对。”
“什么时候？”
“五月五号。那是个星期五，那一天我拿到了我的周薪，因此我记得。”
“那个人第一次找你是什么时候？”
“两天之前，五月三号。我呆在囚室里肯定有人保护吗？”
“肯定，如果你继续讲下去的话。否则没有。”
“我在讲……我在讲啊……”
“你以为，那个人用那炸药干什么？”
“我不懂。”
“尤瑟夫，别这样对我们，行不行？”拉克洛斯说。这位变得令人不敢相信的小个子拉克洛斯，他的声音听上去咄咄逼人。“赫尔曼的游艇飞上了天。你自己讲的，通过一次炸药爆炸。那是你的炸药！”
“不……不……”
“不要再讲‘不’！你知道，那是你的炸药！装在一台定时爆炸器里！那也是你提供的吗？”
“不是！”
“只提供了部分？”
“不！不！”
“组装了小巧玲珑的定时爆炸器——是你做的吗？”
“不！我发誓，我只搞了炸药！”
“你还发誓！”
“这是事实！处于这样的处境，现在我干吗还不讲全部事实？”
“因为你是一个流氓、恶棍、小偷和罪犯，这下尿裤子啦。”
“就是。正因为我现在吓得尿裤子，我才全都讲出来。我向您和盘托出，警官先生！”
“那好吧，你只提供了炸药。”
“只有炸药，我发……”
“闭嘴。拿到了酬金。”
“对，我拿到了。”
“那就是另外有人组装了这台定时爆炸器。”
“肯定是的。”
“好吧，现在告诉我们，买走你的炸药的那个人叫什么。”
“我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您想到哪儿去啦？那个人怎么会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一部电话在响。
拉克洛斯拿起来接听。他只简短地讲了几句就挂上了。他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医院打来的，”他说，“手术结束了。如果现在不出现并发症的话，那个人就活过来了。”
阿尔戈跪下来。
“我感谢你，真主，我感谢你！”他喊道。
“住嘴！”拉克洛斯一把拉起阿尔戈。他又重重地坐到椅子上。“别演戏了。你的运气比理智大，你这脏货！”
“他活下来了……他活下来了。”阿尔戈喃喃地说，“我不是凶手，我没有杀死他……”
“停下来，你听到了吗？等一等！咱们还没说完。如果你不知道那人叫什么，那么，他长什么样呢？”
阿尔戈颤抖着说：“那根本不是男人。”
“什么？”鲁瑟尔几乎是耳语地说。
“那根本不是男人，是个女人。”
“一个女人？”
“对！对！一个女人！”
“你当然也不知道她叫什么。”
“当然不知道。”
“那你就说说她的长相。快说！要你说说她的长相！”
“这很难。”阿尔戈说，“我们碰头时总是在夜里。她不是本地人，这是肯定的。”
“不是本地人？你怎么知道的？”
“她的法语。她带有非常重的口音。我当时就想到，她根本不是个法国女人。”
“那么她来自哪里呢？”
“来自意大利。我那里有朋友，他们这样讲话。也许是米兰或者热那亚。还……还有……她的相貌……她很高大健壮，比我健壮得多……我说的是真话，神圣的真话！她像个男人一样强壮有力——而且……”
“而且什么？”鲁瑟尔低声问。
“当时……太奇怪了……当我跟她讲话时，我老是忍不住想起我的母亲……”
“为什么想你的母亲？”
“因为……这个女人就像一个母亲，所有的母亲。她有某种母性的东西，您明白了吗？”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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