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零点三十分踏进了“洲际酒店”我的房间。桌上的一只瓶子里Сhā着红玫瑰——“宋姬”。我数了数，是十三朵。一只信封倚在花瓶上。我撕开它，摔出一张卡片。某家花店的某位职员笨拙的笔320迹写道：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的整个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手拿这张卡片走向大窗户，拉开窗帘，望向洛豪森机场，以及它的弧形白光和其它绿­色­、红­色­和蓝­色­的光线。我坐到电话机旁，玫瑰花就放在我面前，我能眺望机场。当我请求总机接通戛纳时，我将花店的卡片拿在手里。我一再地阅读那草书所写的内容。

我以我的全心和我整个的一生爱你——昂热拉。

我的左脚疼起来，不太厉害。

电话响起来。

“这是您要的戛纳电话，卢卡斯先生。请讲话。”

“昂热拉！”

“罗伯特！终于等到了。我已等了几个小时。”

“我没法早打。”

“我还会再等上几个小时，等上整夜。我坐在平台上，在秋千上。这里真暖和，罗伯特！要是现在你在这里多好啊！夜晚美极了。我热切地渴望你。”

“我也是！”我的脚让我感到像铅一样重。同时，我感觉到玫瑰的甜蜜的芳香。

“谢谢那些‘宋娅’花，昂热拉，”我说，“谢谢你的话。”

“我感谢你。谢谢你的玫瑰，谢谢你的话。”

“你看到城市的灯光吗？”

“看到，就在我身下。还有海上的船只和艾斯特莱尔山脚下道路两旁的灯光。”

“我看到机场的灯光。我想象，这是同样的灯光。这样我就能想象，我是在你身边。”

“可爱的灯光。”昂热拉说，“我们有多少灯光啊，对不对？一个接一个。我们的幸运。这些灯光，当我们打电话时它们将我们连在一起，直到你又回到我身边。”

“是的，昂热拉。”

“你什么时候能回到我身边来？”

“这我还不知道。这回有可能比较长。”

没有回答。

“昂热拉！”

“嗯……”

“你没听懂我的话吗？”

“听懂了。”

“那你怎么不回答？”

“我无法回答。我……我忍不住哭了。真的，罗伯特，你说，要拖较长的时间才能等到你回来，我本想坚强些。我早就知道了。”

“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这么知道了你的许多事情。我想表现得坚强愉快，好让你不伤感。但是不行，罗伯特。”

正好有一架飞机闪烁着航行灯朝我的窗户飞来，然后陡直地升上天空。

“这儿有一架飞机刚好起飞。”

“这里也是。就这时候。它飞得还很低很低。我们能相信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兆头吗？为了我们的爱情？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能相信是上帝原谅了我们并且保护着我们吗？”

“我们必须相信。”

“罗伯特……”

“嗯？”

“我警告你。你永远也摆脱不了我，永远。只要我在呼吸，我就会爱你，只爱你。跟律师谈得怎么样了？说一说。”

“一切都非常困难，昂热拉。”

“我早就知道不那么容易。怎么样？”

我把冯塔纳对我讲的话全都告诉了她。最后我说：“你没想到过这么困难，是吗？”

“我想到它更为困难。这有什么严重的，罗伯特？你的朋友说，没有人能禁止我们相爱和共同生活。这不就是主要的吗？这难道还不是全部吗？”

“可如果我工作，我就不能一直呆在戛纳，昂热拉。这咱们俩都还没想过。”

“我想到过了。”她说，“我跟着你，随便你去哪儿。”

“你可是讲过，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戛纳。”

“那时候我的生活中还没有你。我不在乎戛纳，完全无所谓。我到处都可以工作，在每一座有富人的大城市里。在杜塞尔多夫也有很多富人，是不是？”

“是的。”

“那就去杜塞尔多夫。我不怕你的妻子，不怕她也生活在杜塞尔多夫。”

“你暂时呆在戛纳。我还回到你身边来。我要看看，我们能不能让卡琳让步。”

“不要。”

“什么不要？”

“不要这么讲！你的律师肯定是对的，但是你不能那么做，你不可以那么做。不能羞辱她和不再给钱。我不要你完全照律师跟你讲的做。别全部照做。有许多是要做的，我看得出来。电话，银行户头，还有其它事。你不能不给你妻子钱而抛弃她。”

噢，昂热拉，我想。自从冯塔纳要求我这么做以来，我就对自己讲，我不能、不可以这么做。现在昂热拉也这么讲，而她本来最有理由听从冯塔纳的意见。

“你得付房租和保险，给她足够的钱，让她能好好生活——转到她的户头上去。这你得保证我。你挣多少钱，罗伯特？”

我告诉了她。

“那另外再给她一千五。”

“一千五？这加上房租和保险就超过三千了！这太多了！那么她永远也不会同意离婚。”我说，心存感激，感激不已，因为我想的正好也是这个数。

“如果她看到你不是流氓，你不会对她弃之不顾，她就会同意离婚。那样你还有足够的钱留给你自己。”

“可是给你和我……”我喊道。

“我有钱。我工作。我赚钱。在许多婚姻中都是这样的。咱们一起会够用，远远不止于够用。一千五，罗伯特——请你答应我，给她这个数！”

“好。”我说，心想我绝不能告诉冯塔纳此事，一旦他知道了，他会痛骂我。也许我真的会因为这一千五而自找不幸，可如果我不作出这一决定的话，我也永远不得安宁。

“我谢谢你。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对此坚信不疑，充满乐观。来吧，到我身边来。我知道你必须工作。但只要一有空，你就来吧。我焦急地等着你。眼下我也有很多活儿要做，这会有所帮助——在白天，不是在夜里。”

“对，”我说，“不是在夜里。”

“可这段时间也会结束，到时候咱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回忆说：你还记得那时候吗？当时咱们天各一方，总是不得不打电话？你想想，要是没有电话会怎么样。咱们还是很幸福的，不是吗？”

“对，咱们是幸福的，昂热拉。”我说。

“你明晚还抽空再打电话来吗？”

“当然。”

“我等。我一直等。即使还要等很久。晚安。”

“晚安。”她说。我听到她挂断了，我将我的听筒放回叉簧。然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闻玫瑰的芬芳，眺望机场。月光洒照在整个地区，非常明亮，非常空洞。我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影子，树、灌木、飞机、机库和控制塔，什么都没有影子。

41

“这是名单。”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越过杂乱的办公桌推给我两页纸。“今天一大早特快传来的。好人啊，‘法兰克福宫’的那些人。”

我阅读那两页纸。六十三名银行家相遇在“法兰克福宫”。赫尔曼一个人死了。其他六十二名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两页纸上。全是大名鼎鼎的名字，它们的主人生活在慕尼黑、汉堡、不来梅、柏林、法兰克福、汉诺威、斯图加特、苏黎世、巴塞尔、伯尔尼、伦敦、维也纳、巴黎、罗马和奥斯陆。

“咱们从德国着手，”古斯塔夫叹息着说，“接下来得来回奔波了，我的亲爱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运气好，你拜访的第一位银行家就会讲给你听我们所需要的内容。要是倒霉，那就是最后一名。”

“或者没有。”我说。

“对，”古斯塔夫说，“或者没有。你妻子怎么样了？”

“我不懂。”

“你申请离婚了吗？”

“对。”

“好。接下来咱们要开始工作了。”他让他的女秘书跟一家又一家德国银行联系。这进行得很快。十点已过，他要求谈话的那些人已经全都在办公室里了。古斯塔夫讲话的方式像是牧师和法官的混合体，向来都会产生效果。他请他要求的所有银行家接听电话。在古斯塔夫说明了我们的打算之后，没有人拒绝接待我。所有这些银行家都很礼貌。他们说我随时可以去。古斯塔夫在我到达之前已经设计了一个合适的旅行计划。从德国北部开始，先汉堡，然后往南方。然后是国外。我想，这下我将长时间看不到昂热拉了，又气恼又伤心。幸好这些银行家在一个城市里差不多总是生活着好几个——比如说光在汉堡就有三位。

在汉堡的先生们说今天就能接待我之后，古斯塔夫决定我马上就从那里开始。我也觉得合适。我不想无所事事地等上一小时。于是我飞往汉堡，在十四点左右到达了那里。

在去公司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之前，我去了我的银行，委托那个有着童话般的假眼、正要退休的幸福的营业员克拉塞每月把一千五百马克汇到我妻子的账户上去。我不知道账号，让他打电话问我妻子。我从我在环球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还给长话台写了一封信，请求停掉我的电话。我立竿见影地停订了报纸，取消了电视，还处理了其它一些冯塔纳建议我做的事情。一堆别的事情——以及每月自动汇一千五百马克！房租早就是由我的银行汇的了，疾病和人寿保险金也一样。我做的都纯粹是小事，但在大事上，在钱的事情上，我没按塔纳要求的去做。他得知后恐怕会暴跳如雷。在前往汉堡的飞机上，我也产生了最严重的念头——我做错了，这是肯定的。但每个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不给卡琳钱而且弃她于不顾，这我做不到。

汉堡­阴­凉多云。

我拜访第一家银行的领导——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此我不报出名字来。他的银行坐落在阿斯特纳河畔，他在一间镶红木的办公室里接待我，彬彬有礼，镇静自如。预先交待一下：我接下来看到的这间办公室，装潢得阔气奢华，坐在里面的男人都彬彬有礼，镇静自如。他们虽然用词不同，但本质上讲的都同样。谈话简短，我只要在这里给出第一席谈话，就等于是给出了全部的谈话。这第一席谈话用问答式大体上是这样的……

“我在调查赫尔曼先生死亡案的原因。我知道，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你们俩和其他先生在‘法兰克福宫’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知道，赫尔曼先生在会议结束后坐立不安，无缘无故地绝望、暴怒或两者兼而有之，直到他飞往戛纳。您能想出造成这突然的情绪变化的原因吗？”

“不能，卢卡斯先生。”

“在法兰克福的会议上发生过什么能让赫尔曼先生如此坐立不安的事吗？有分歧吗？争吵过吗？”

“我们的圈子里不习惯争吵，卢卡斯先生。”

“赫尔曼先生会不会陷进了困境呢？”

“一点也不。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知道的。这种事我们总是很快就传开。”

“您认为，赫尔曼先生有可能­干­了跟他的无可指摘的声誉不相容的金融交易吗？”

“这我认为绝对不可能。”

“那您如何解释他在你们的会议之后的情绪呢？”

“我对此没有解释。”

“那是一场特别的会议吗？我是说——一席由于某种原因专门召开的会议？”

“不，绝对不是。我们每年碰头两三次。主要是为了保持联络、交换信息和讨论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您知道，卢卡斯先生，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团结一致，不向外人泄露出丑事，是吗？”

“这问题有点——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有点粗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照您声称的——我就您的话讲——赫尔曼先生在我们碰头之后那么不安，我会告诉您的。”

“您会吗？”

“当然了。您不相信我？”

“不信。赫尔曼先生是如何丧生的？是事故、谋杀还是自杀？”

“事故或谋杀。我认为不可能是自杀。可就是没有理由——除非赫尔曼先生患有不治之症，可这想法十分牵强附会。但即使这样，他也绝不会以那种害死其他许多人的方式自杀。”

“您知道或有什么别的推断能继续帮助我吗？”

“在您来之前我研究过我的良心，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答案是‘没有’。”

我刚才写下的是第一席谈话——只是略为删减并修饰过了。其他的全都一模一样。我一天之内就能解决国内某个城市的银行，还能坐晚班飞机飞回杜塞尔多夫。我累死了，没胃口，我的脚老疼。我从“洲际酒店”跟勃兰登伯格通了电话，告诉他这一天的结果：自始至终都是否定。

“怎么了？”他说，而我感到特别疲乏。“咱们还远没有结束。但咱们必须对付过去。谁知道呢？也许这些家伙中最终会有谁张开嘴来。现在你好好睡，明天一大早你又要飞走了。听到什么卡琳的消息吗？”

“没有话，没有信，没有电话。”

“太好了。你会使她让步的。昂起头来，小伙子。我对你讲，咱们会找到真相的！现在上床吧。晚安。”

“晚安，古斯塔夫。”我说。

我从不马上上床，我太紧张太不安了。我总是冷热水交替着冲澡，然后给昂热拉打电话。经过这么一天，这是我的幸福时刻。一整天来，除了想这个电话，我什么也不想。我向昂热拉讲了我的没有成果的行动。她从不表现出不耐烦，从不催我去。她看得出我眼下去不了。但是她那轻细的有时是颤抖的声音透露出来。我们俩都受不了这样长时间的孤独。

有一回她说：“昨夜我或许跟你经历过某种事，罗伯特！”

“什么？”

“咱们通过话以后我就睡觉了。三四点钟时我醒来，想抓你的手，可是你不在。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我坚信不疑，你就在我身边，我一点也没有怀疑过。”

“你先前梦见我了吗？”

“不！这正是疯狂所在！我起身，走进客厅，因为我想，也许我打鼾，你去客厅了。”

“你真的起床了？”

“就是啊。”

“噢，上帝，你就差开始梦游了！”

“那不是梦游。我清醒得很。你不在客厅里。我呼叫你，满屋子找你。因为我无论如何仍坚信，你就在我身边。当我找不到你时，我最终又回到床上哭了，因为这下我坚信，你悄悄地走了，抛弃我了。我哭啊哭，直哭到我又睡着了。今天早晨，我每一根骨头都疼。”

“我可怜的宝贝。”我说。

“我根本不可怜。我是热恋上了。”她说。

这些天我们吸烟吸得太多了。昂热拉发出真正的烟鬼的咳嗽，她连声道歉。烟呛进了她的气管，她噎住了，等等。我们俩都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是多么令我们难过，但无论昂热拉还是我都对此不置一词。我们端坐不动，当我们打电话时，我们能看到灯光——我看到机场的，她看到戛纳的。此时此刻，灯光是我们惟一的安慰，奇妙的灯光。

42

慕尼黑。不来梅。汉诺威。斯图加特。法兰克福。

总是一天之内解决。

总是同样的结果。总是一无结果。根本没有收获。

礼貌的脸，客套的话，没有线索，一点点也没有。

真的，卢卡斯先生，我很抱歉，但是我帮不了您……

我飞往维也纳。这里我不想一天之内全解决。我住在“帝国酒店”。从奥地利不能直拨戛纳。昂热拉理所当然得出席招待会、演出和随后的舞会。我们改变我们的方式，因为她不知道她晚上在什么地方。她想由她来给我打电话，不像平时那样由我打给她。

我在维也纳拜访了三位银行家，他们也没有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事的内容好讲。我已住过“帝国酒店”多次，很喜欢它。当我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在两家餐厅中后面的那个餐厅吃饭，然后坐到红­色­调的酒吧里，喝上一点，吸烟，不慌不忙，因为昂热拉说过，她今天会很晚才打电话。

这没有结果的飞来飞去把我累坏了，我的脚如今常痛，我也老是在路上奔波。我不停地吞服贝茨大夫开的药片，但是总觉得它们无效。我跟弗朗茨先生交谈，他是首席调酒师。我跟他特别熟，认识时间特别长。他讲他的小果园，讲他靠着它开始为他的朋友和自己酿一些葡萄酒。他说，秋天他将寄给我几瓶。

我在酒吧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后来我的眼皮打架了。我回到我的房间，躺上床去。我也可以这样等昂热拉的电话，我想。如果我睡着了，电话铃会吵醒我。我做梦，我失去了昂热拉，从而失去了一切生活乐趣，就这样，我在梦里跑过一条冬天的、冰封的高速公路，在弥漫的浓雾里，沿着行车的方向。天气凛冽，我冷得要命。我继续不停地跑，希望会有一辆车开来，司机在大雾中不能及时认出我，压过我身上，压死我。

当电话终于想起时，我好不容易才慢慢地清醒过来。我没有立即找到床头灯的开关，电话听筒险些从我汗湿的手里滑落。我看看表：三点四十五分。

我把听筒举到耳边。

“喂……”

我听到音乐，我熟悉的音乐。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唱——《随风飘去》。

“罗伯特……”

“昂热拉！”我忍不住咳嗽，“昂热拉。”

“我叫醒你了，我可怜的人儿。”

“不是。”

“就是，我听得出来。”

那个男声仍然在唱，乐曲响起。

“那好吧，你叫醒了我。我太高兴了！谁在那儿唱？你在哪儿？”

“电影首映式结束后，在‘领事饭店’里还举办了一场宴会。‘保安警’赌场的那家饭店，你还记得吗？”

“记得。”

“很多人。一个个都大名鼎鼎，有钱人。我收到三个订单，画肖像，罗伯特！”

“恭喜你！”

“谢谢。你呢？你在维也纳怎么样？”

“又是一无所获。”

“哎呀，老天！”她低声说。那音乐和男声现在清晰可闻。然后又响起了昂热拉的声音，尽量热情地怀着希望说：“有一天这也会过去的，罗伯特！”

“肯定。”

“要我来德国吗？来到你身边？我可以随便住在什么地方。咱们可以偷偷约会。”

“你来也没有意义，我每天换一个地方。现在轮到英国，然后是瑞士。请有点耐心。”

“我当然有耐心。”她说，“不管要多久，我都会等。重要的是咱们彼此拥有。你听得到这首歌吗？我们的歌？”

“对。”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乐队可是在餐厅里啊。我怎么听到它这么高声？”

“我在餐厅里，罗伯特！宴会结束了。我跟乐手们谈了，他们答应我再留一会儿。你不明白我在这里导演的是什么。我将一部电话拉到了餐厅里。线太短，一位电工帮我接了一根线。于是，我们将电话安在了乐队前面。餐厅里只有我和乐队，罗伯特。客人们在赌厅里，有的已经回家了。我说，我得处理一点急事。当我说，我想为我所爱的男人演奏这首歌时，经理室很快就看出来了，这事很急。”

“你说这话了吗？”

“为什么不？法国跟德国两样。”

“答案，我的朋友，随风飘去，答案随风飘去。”那男声唱道。

“昂热拉？”

“嗯？”

“这段时间会结束的。然后咱们就会幸福。”歌儿结束了。“你想出了一个美妙的惊喜，昂热拉。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罗伯特。”

“谢什么？”

“为你和你所做的一切。你飞回杜塞尔多夫吗？”

“不，我从维也纳直飞伦敦。你明晚在家吗？”

“在。我等，等你的电话。”

“你还去赌厅吗？”

“我去那儿­干­什么？我开车回家。我也累了。我希望，我会睡好觉，梦到你。”

“我也希望我梦到你。”我说，“晚安。”

“晚安。”

线路断了。

我熄掉灯，仰面躺着，想重新入睡。但是我久久睡不着。我躺在那里，感到左脚一种抽痛，我浮想联翩。

43

在伦敦三天后我来到苏黎世。在这里我也不能够迅速地一个个处理完。我住在“多尔德”酒店。环球保险公司对餐费账单非常慷慨，这得让它保持下去。我有十九年都只是住在世界上最贵、最好的酒店里。住在山上的“多尔德”酒店里真是奇美无比。我窗户下的草地纯粹是无边无际。它们属于高尔夫球场，­嫩­绿晶莹，空气柔和。酒店的客人们始终都是来自世界各地，深受欢迎。我从我的房间里俯瞰苏黎世和苏黎世湖，没有、没有一点点交通噪音。我一直喜欢住在“多尔德”酒店，但这回我到来时疲劳过度，激动不安，充满被强压下去的悲观。

在苏黎世，我也得拜访三位银行家。办完后，我才访问了那六十二个人当中的四十一人——没有一点点成果。我对自己说，每天都发生一个奇迹，这在我这一行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不相信。我头一天谈话的两位银行家，举止也跟前面他的同事们一模一样。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相信，当我晚上给昂热拉打电话时，我表现出了我的绝望和垂头丧气。她安慰我。她说，她可以等，不管还要多久。这席谈话是在二十二点左右进行的。二十三点我躺在床上，来回奔波真把我累坏了，更主要是由于徒劳无功。四点二十分，电话铃又响了。

“罗伯特……”昂热拉的声音里没有一丝快乐，没有鼓励，没有信心。她讲得很慢，有点吃力。

“亲爱的……亲爱的，什么事？”

“我的天，现在我当然吵醒你了，你亟须睡眠。”

“瞎说。过后我很快就会睡着的。”我在突然升起的恐惧中问，“出什么事了？”我听到昂热拉在哭，吓了一跳，“昂热拉……昂热拉……什么事？你怎么了？快说，昂热拉！”

这下我十分清醒，坐直在床上。

她抽泣：“我太爱你了，罗伯特。”

“我也是深深地爱你，昂热拉，我的心肝。你怎么了？”

“担心，”她说，“担心和思念。在咱们十点通话后，我又看电视看到半夜，但是我越来越不安了。我喝了一杯香槟。我喝了整整一瓶香槟，然后喝啤酒。我不停地吸烟。我简直坐不下来，咱们通过话后我忐忑不安。你是那么失望和疲乏，令人惊骇。罗伯特——你已经注意到了，我醉了。不，我喝醉了！我已经多年没醉过了。”她说着又哭起来。我听到她搁下听筒，然后说：“请原谅。我再向你哭一阵……现在我不哭了……我擦鼻子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上床？”

“我不能。看完电视后我坐在沙发上——你知道的——我想你。我以此自我麻醉。这种事我还从未发生过。我只是想，如果咱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就这么开始了。我喝起酒来，呆坐在那里，一直坐下去，想咱们的爱情。现在我叫醒你了。”

“这没关系！我为这电话感到高兴！真的，昂热拉！如果你是这样，那就打电话给我！一定要打！如果我感到是这样，我也打给你。”

“你也必须这样！随时！罗伯特……”

“嗯？”

“我怕得要命。我还想讲！在我认识你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到底是怎样的。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就完全变了。这下我吵醒了你……”

“你快别这么讲了！”

“我犹豫了一个小时。我一再地拿起听筒又放下，最后不得不这么做。你不生我的气吧？”

“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咱们如此地融合了。不管一个人发生什么事，对方也会发生。我想象你如何每天重新努力，又总是徒劳，而你一直是离我很远，离我如此遥远……”

“昂热拉，我在这里的工作会结束的。那时咱们就可以再见了。咱们又会呆在一起，昂热拉，在你那里，在你那花团锦簇的平台上……”

“在我这儿，”她重复道，“对，在我这儿。咱们必须找到一条路，罗伯特。没了你，生活对于我就一文不值了，什么也不值。我竟然失去了勇气，这是不是非常糟糕呢？”

“你看，昂热拉，我每天失去它又找回它。”

“我必须听你的声音，罗伯特，我必须。”

“这我很能理解，昂热拉。不过你现在向我保证，不再喝酒并且上床睡觉！”

“我服一粒药，”她说，“再喝完一瓶啤酒，然后就行了。但愿。原谅我，罗伯特，我叫醒了你。”她看来还醉着，“晚安。”

“晚安。”

当我放下听筒时，透过窗帘我看到太阳正在升起，那燃烧般耀眼的光束落进宇宙。

八

44

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那是位老先生，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卢卡斯先生，我知道，这是您的职业，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停止调查，结束此案。”

“为什么？”

“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

“您怎么知道？”

“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他引导地说，“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

“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我不能告诉您。请您相信我，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

“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我说。

“还是有的，卢卡斯先生。”他抚摸着他的胡子，“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对吗……”

“对，肯定无疑。”

“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不是金融事故，是人命事故。”他站起来，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他说：“不管对方是谁，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我们应该和善、原谅、宽恕……”说时他用苍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

“什么？”我喊道，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他继续说，“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人类就没有了高傲、骄傲、自满和貌似公正了。公正，卢卡斯先生，这是抽象的。”

“不，”我说，“对不起，我不得不反驳您。公正不是抽象的。公正是具体的。”

他盯视我良久，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

45

在“多尔德”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急切地等着我回电。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

“喏，”他那懒洋洋的、狡猾的声音说，“你有什么成果吗？”

“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我说，“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

“我相信，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古斯塔夫说，“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你的朋友，那位‘法兰克相宫’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要你去找他。给我打电话，好让我知道，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

“又是瞎报警。”我说。

“不是，”古斯塔夫说，“这不是瞎报警。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快飞吧，罗伯特！”

我飞了。三点钟左右我到了“法兰克福宫”。当我走进厅里时，门卫领班喜形于­色­。

“这可真是神速！我去通知卡灵。他还等在酒店里。你们不能在这里谈，这太引人注意，他不想这样。他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

“卡灵是谁？”

“一位侍者，”门卫领班说，“还相当年轻。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

“什么？”

“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现在是三点。三点四十分，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

“我非常感激您。”

“废话！您知道的，我会尽力帮您！也许，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

“我如何认出卡灵来？”

“他阅读《慕尼黑晚报》，体育部分。他会靠在报亭上。他跟您一样高大，棕­色­头发，三十二岁，脸瘦长苍白，叼一支雪茄……”

46

“卡灵先生吗？”

那个长着棕­色­头发、瘦长脸、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打量着我说：“您好，卢卡斯先生。”

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火车开进开出，那噪音正好合适，人群也是。没人注意我们。

“门卫领班说，您有什么情况要讲。我当然付费。”

“除非您分文不付，我才会讲。”卡灵说，“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我理所当然帮您忙——但是不要报酬。”

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

“那好，”我说，“好吧。”

“是这样的，”卡灵说，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孩子们哭闹，火车头鸣笛，车轮滚动，“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对吗？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用英语。”

“关于什么？”我问，“详细谈了什么？”

“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卡灵说，吸着他的雪茄，“电梯旁有块黑牌子，对不对？我是指酒店里。那上面总是公布，何时何地有何事。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于是，我当然就听到了他们的交谈。”

“当然。”

“银行家们对赫尔曼充满敬佩和热情，他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席演讲一定非常出­色­。赫尔曼也是国内最有声望的银行家，对不对？”

“对。”我说。前往多特蒙德的直快车暂时晚点十五分钟，喇叭里的声音说。

“可不是所有的银行家都充满热情。”

“什么？”我说。

“不，”卡灵说，“有一个人不是。因此，这件事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是说，如果您站在自助餐台后面，只听到对一个人的欣赏、夸赞和溢美之词，这时您突然听到一点完全不同的话，您就会竖耳聆听，对不？”

“肯定是的。”

“赫尔曼先生走近自助餐，跟另一位先生一起。他们径直向我走来。他们挑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盛进他们的碟子。”

“赫尔曼如何穿着？”

“燕尾服——跟大家一样。”

“您见多了所以认识他？”

“认识？他多年来就是我们法国餐厅里的常客。”

“是吗？接下来呢？”

卡灵说：“这两位先生站在我面前。另一位先挑。赫尔曼先生后挑。当我往他的盘子里装时，另一位先生对他讲：‘您的演讲真出­色­，我的亲爱的。这么多的人­性­和高尚连石头都会流泪。’”

“这您记得字字清楚，一字不误？”

“对。或者至少差不多。也许词的顺序不一样，但这祝贺是有的，那怀有恶意的词汇，包括‘人­性­和高尚’。这我还一清二楚，因为后来发生了那小小的风波。”

“什么风波？请您原谅，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卡灵先生。”

“好，按顺序来。那只是一席短短的谈话。赫尔曼先生听后茫然不解地望着另一位先生，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或者他是问：‘此话怎讲？’或者他是问……”

“好了，我已经理解了。”我说，“还有呢？”

“还有，”卡灵说，“这时，那另一位先生以真正厌恶的表情望定他，讲了几句话，然后——我记得一清二楚：‘老天，请您现在别再演闹剧了！您自己最清楚您在于什么。好极了，好吧，如果您能无愧于您的良心，那您就做吧。但如果那样的话，见鬼，请您别再给我们作如此令人麻木的报告！’”

“这是字字如此还是差不多如此？”

“字字如此，卢卡斯先生。”

“后来呢？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那另一个人扔下赫尔曼先生就走了，拿着他的盘子走了。赫尔曼先生根本不看我递给他的盘子。他靠在餐台上，我甚至以为他马上就会晕倒。我担心得要命，喊他，一次，两次，可是他根本听不见。他全身抖索，双手攥拳，后来他走了，连看都没看我一眼。我端着他的盘子站在那里。”

“他提前离开了大厅？”

“对。这我可以起誓；他再也没有回来。这对您有帮助吗？”

“我相信，它对我帮助很大。”我说，“这另一位先生，您还能记得起他吗？您知道他是谁吗？”

“他看上去像个意大利人，但也可能根本不是。说英语带口音。不引人注目的那种。比赫尔曼先生年轻。另外，我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他。有可能他不久就回他的房间了——或者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这席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肯定是在半夜左右。有可能还要晚些。”

据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讲，赫尔曼先生于零点三十分左右来到他的银行里，心绪不宁，几近­精­神崩溃。

“您帮了我很大忙，卡灵先生。我不能就这么接受这一帮助。请您允许我为此支付您一笔报酬。请收下！”

“绝对不行。”他说。

“卡灵先生！”

“我说绝对不行！可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女儿。她想要个男的布娃娃。那对面有一家玩具店。”

47

“我早就知道了！”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瓮声瓮气地说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说过，我的尿！我们的朋友赫尔曼，他还真是­干­了坏事！他的一位同事知道了情况。这一下赫尔曼失去了理智。后来……后来……一切都吻合，罗伯特，一切都相互吻合！我对你讲，我从一开始就对了：这是自杀。我们渡过难关了。”

“但我相信，我们还需要一些细微的证据。”我说。

“你必须马上回戛纳。”勃兰登伯格说，掸净他腹部的衬衫。

“我必须……做什么？”

“我们这下不必问其他的那些银行家了。我们知道得够了。弗里瑟三小时前给我打来了电话，克斯勒在戛纳工作，他允许你的朋友拉克洛斯使用装有防窃听装置的电话跟部里联系。拉克洛斯请弗里瑟打电话给我，通知你。”

“­干­什么？”

“他想要你去那下面，越快越好。一个警方的线人给了他们线索。事关几个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全住在博卡——你知道，喝醉酒的基尔伍德喊过，一切都开始于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对，怎么了？”

“等他们一查清楚，就会进行一场大搜捕。如果他们逮到了合适的阿尔及利亚人，他吐出了真情，我们这案子也许就了结了。喏，我­干­得如何？”

“你做得真了不起。”我说。我只能想到昂热拉。

这一下我又要回到她的身边了。“我马上就飞。”我说，“今天还有飞机吗？”

“对，但是很倒霉。”古斯塔夫说。

“这话什么意思？”

“罢工，”古斯塔夫说，“法国的铁路工人罢工，地勤人员和飞行员也在法国的机场上罢工。你不能坐火车去，也不能飞。”

48

“昂热拉！”

“罗伯特！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快活！有什么好消息吗？”

“对，昂热拉！我去你那儿！”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现在已经太晚，没办法可想了——快半夜了。但后天中午我就到你身边了。”

后天中午——那是星期六，六月三日。我离开了十三天。十三天！它们让我感到像是十三年，像整整一生。而现在，现在……

“我的天，罗伯特，可我们这里在罢工！到处罢工！你不能飞！你也不能坐火车！”

“噢，不要紧，我能。”我说，“德国和意大利没罢工，火车还开。你只需开车去意法边境，去文提米格利亚。我赶到那里，你得在那儿接我。那儿离戛纳有多远？”

“不足两小时，罗伯特！你明天何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不是明天。后天！十二点五十五分。不过当心！这是意大利的夏令时！”

“我会在站台上等！我会大声喊，让所有的人吓死！我后天一大早就出发，保证准时到达文提米格利亚！”

次日上午，我又一次去了环球保险公司找古斯塔夫，听取指示，让人家将新的钱换成旅行支票。我妻子既没给我也没给他而且也没给其他什么人打过电话，我对她一无所知。我跟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通过电话，寄过去一份委托书，委托他的一位雇员在我不在时定期去取寄到“洲际酒店”的所有邮件。有可能是律师来信，也可能是法院来函。那我们就不能错过期限，不然就会在我缺席时作出判决。当我跟他讲话时，冯塔纳在电话上寡言少语。“我将拆开所有的官方信函。请给我你在戛纳的地址。”

“‘庄严’酒店，十字架路。”

“祝你好运。”冯塔纳说。然后他挂上了。

我也通知了“洲际酒店”，会有人来取我的邮件。房间我保留。下午，我乘城市间快车前往斯图加特。在那里我转乘前往文提米格利亚的直达车。环球保险公司在卧铺车厢里订了个单人包厢，我一点也不惊奇，这个包厢的号码是十三。我很快就睡着了，直到我们快驶近米兰时才醒过来。我的耳朵发胀，有点痛。我们毕竟是夜里驶过戈特哈尔德山口的，我感觉到海拔高度的差别。我哈欠连天，那种耳聋的感觉终于随着一声响消失了。

意大利艳阳高照，百花盛开，在这个可爱的南方世界，我每进入一公里就越幸福。在热那亚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卧铺车厢是这趟火车的最后一节，停在一个隧道里，隧道的黑墙上往下淌着水。后来火车终于动起来了。卧铺车厢的乘务员清理我的床。当我们缓缓地驶出热那亚时，我坐在窗前，喝一杯浓浓的速溶咖啡。只见到很大的船停在灰灰的船坞里。这里的码头跟铁轨挨得很近。俄顷我就看到海了。从那里开始我一路上几乎都在看它，直到边境。火车沿着意大利的海岸线行驶。我看海上的船只，大海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我看到沙滩上人很多，我又看到了棕榈树、桉树、橙子树和五彩缤纷的花卉。这列火车在每一个小站都停，许多人上上下下，但卧铺车厢里客人很少。我又感觉到，我这一生中从没体验过我对昂热拉产生的这种感情。我们俩都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不知道，卡琳会作何反应，我的痛会如何发展，我的案子会有何结果。我只知道，我正去见昂热拉的途中，这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海行驶的旅程对我就像是一场快乐的梦。我非常渴望能再听到昂热拉的笑，因为我爱她的笑。我想，为了补偿人类生活的所有忧愁、艰难和痛苦，上帝给了人类三样东西：笑、睡觉和希望。当这里的山脊和岩石越来越突兀地从海里钻出时，我们仍然在不停地穿越隧道。我看到隧道入口处挂有牌子，所有的隧道都有名字。一会儿之后，我放弃了数数。隧道多得令人不敢相信。

49

在尼斯的机场上我们曾经跑向对方——越跑越快，上气不接下气。在文提米格利亚，在这座巨大的、形象可憎的火车站上，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从卧铺车厢里下来，乘务员把我的箱子送给我，我把它放在站台上。火车里没有那么多游客了，他们迅速消失了。乘务员喊叫一个行李员，因此我站在那儿等。火车旁的站台像有鬼似的一下子空了。太阳火辣辣地燃烧。我看到瘦削、失落的昂热拉站在很远的地方，在火车头附近。开始我只看到她的红得发亮的头发，后来我认出了她。昂热拉身着蓝上衣和白裤子。她也看到了我。但是她停住不走，我也停住不走。

事后我们谈起过这一瞬间，问对方为什么我们会呆住了，只是凝视着对方。昂热拉说：“我已在站台上站了几个小时。我是九点开车离开戛纳的，老怕来晚了。这天早晨我的举止像个机械的木偶，不像一个人。当我后来看到你时，我根本动弹不得。我简直相信我要瘫痪了。我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但我做不到我想做的事，也就是跑向你、拥抱你、吻你。我无法离开原地。我的向往和我的欢乐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变得如此巨大，当我终于看到你时，当我本来应该高兴时，我反而无比伤心了。这是最奇怪的。对，我心情悲伤，非常严肃，亲爱的。”

我同样如此。我不能理解，今天还不能。但我也感到一种巨大的悲伤，在文提米格利亚那座外形可憎的边境火车站的站台上，太阳火辣辣的，我非常严肃。我连伸手打招呼都不能，昂热拉也一动不动。

一个意大利行李员推着车过来了。我把我的两只箱子和我的旅行包放到车上。他说，他在出口处等我。他推着他的车子，我跟在他身后，像木头人似的，冷冷地无所适从，跌跌绊绊。昂热拉仍然不动。我沿着长长的火车往前。行李车消失在一架下行的货梯旁。我继续走啊走。我来到了昂热拉身边。她脸上的表情紧张而又克制。站台上只剩下了我们，阒静无声。我们四目相对。我又一次看到，在昂热拉棕­色­的大眼里我非常微小。我们不讲话。我们默默地拥抱，用尽全力抱紧，拥抱了很长时间。昂热拉抓起我的手，我们缓缓地沉默地走向通地下通道的台阶。过道在铁轨下面，通向火车站大楼，里面非常脏，有来苏儿的臭味。我们继续前行。现在，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对望。我们仍然是沉默严肃。我们沿着另一道台阶上去，穿过一道栏杆和一个厅，来到站前广场上，昂热拉的车停在那里，搬运行李的行李员也等在那儿。下午的这个时辰，烈日当空，大街上见不到人影，家家窗户紧闭，木制窗棂或白或绿。

火车站对面有一家酒店，人行道上有几张桌子，它们属于一家咖啡馆。一只毛蓬蓬的狗贴着墙趴在那里。这里也是死一般的寂静。昂热拉坐到方向盘后面，为我打开她旁边的车门。那一刻我想到了死。我想，它比爱情更强大，它会找上每个人，结束一切，包括最伟大的爱情，我们对此必须忍受。当我上车时，我非常顺从。我再没去过文提米格利亚。

50

昂热拉一如往常把车子开得很稳很平静。我们来到意大利的海关，然后来到法国海关。官员们站在露天里，他们也非常热。他们穿着衬衫和裤子工作，他们的衬衫上汗斑点点。那些官员非常有礼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无论是在意大利一边还是在法国一边，官员们都跟昂热拉调情，但是，当他们看到昂热拉没有反应时，他们就悄悄地停止了。我们开上一条高速公路，昂热拉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交费。公路上的空气似乎在沸腾。我脱去上装，扔在后座上，解开领带。我们还是没有交谈。昂热拉开车很快，大约五分钟后她踩刹车，把车开进一个停车场，停下来。接下来的瞬间我们相互拥抱接吻，那么猛那么使劲地搂着对方，甚至带着绝望，好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最后的保护和支撑似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终于能开Kou交谈了。

“昂热拉……”

“我亲爱的，我真高兴。”

“我也是。”

我们又狂吻。当我们讲话时，我们相互在脸上、额上和眼睛上吻了无数次。我们长时间地吻对方的­唇­。

“你在我身边，终于来了，罗伯特。我已经想过，我没有你会失去理智。”

“咱们在一起。我现在就留在这儿。”

“噢，罗伯特，”她说，“在那个可怕的火车站上，当时我突然起了一种可怕的念头。”

“什么念头？”我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脸。

“我……我想，只有一件事能分开咱们俩。这一件事会找上每一个人，也终有一天会找上我们。那时，咱们就被分开了。那时，一方就得孤独地生活下去。我想过，如果我是这样的话，我就追随你而去，因为孤独生活我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再也不能够了，没有你的爱情再也不能够了。”

原来她也想到了此事……

“不过现在，”她说，“它过去了。现在一切都美妙神奇。”她笑，“咱们在一起，罗伯特！咱们又在咱们的天堂里了！”她这下变了个人。她曾经让我觉得是那样忧虑，而她现在是如此自由、如此开心、如此愉快。“你饿吗？什么也别讲。当然你饿。我，我饿死了！我今天早上激动得连杯咖啡都没喝。咱们先去吃饭，然后开车回家，好吗？”

“行，昂热拉。”

“我认识这里一家很好的饭店，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咱们开车去那儿。你觉得合适吗？”

“我什么都合适。”我说，“开车吧，昂热拉。”

她又发动了，内胎摩擦，她发动得那么突然。我回头望。我们身后扬起了白­色­的灰尘。我们旋下车窗，打开了推顶。我坐在那里，从侧面定睛望着昂热拉，心里充满无比的骄傲，这女人像我爱她一样爱着我。不，不是骄傲，我充满了感激，非常大的感激，感激生活、上帝或谁负责此事的，感谢他让我们相遇了。我看昂热拉的双手。我看到那浅­色­的­色­斑。它变得更白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昂热拉的手这期间被太阳晒得更黑了，我想。

“咱们去艾泽。”昂热拉说。

51

要去艾泽，我们得离开高速公路。沿着陡峭的海岸有三条路。昂热拉开上了中间的那条，峭壁中路，它满是灰尘。然后我们来到一条狭窄的、灰尘更厉害的路上，它陡直地上升。艾泽村庄在高处，在一个山顶上面。山峰下面，在村头，有一座停车场。我们把车停在这里，沿着一条陡峭的胡同继续上行。两侧岩壁高耸。房屋依山而建，老掉了牙。一座支撑着另一座，狭窄的胡同那么陡，一家的房门常跟邻房的窗户位于同样的高度。这里的一切一定是中世纪修建起来的。

下面的停车场旁边是纪念品商店和一堵墙，倚墙摆放着许多幅画。我看到那些画家坐在画前等候着买主。房子里有许多店铺——鞋店、裁缝店和食品店。最多的是工艺品商店。我看到旧铜罐、圣母像、酒杯、雕刻品和许多花边台布。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在街头卖的。一切都非常小、非常挤、非常陡，是一座侏儒城市。岩壁之间很凉爽。在这上面生活的当地人肯定不足五十人，顶多六十人。这是游客们的郊游目的地。小胡同七拐八弯。昂热拉和我手拉手走着。许多男人在他们的店门外冲我们微笑，也有女人。这些人都客客气气。那条小胡同突然拐了一个大弯。我们站在一座大楼前，它完全保持着村庄的风格。

“这里就是了。”昂热拉说，“这是‘金山羊’。”

“金山羊”店内满是珍贵的古董。我们穿过许多房间，来到一个布置时髦的餐厅。这里面和那外面相隔数百年。

我们在窗边找到一张桌子，它还空着。饭店老板让我们点菜。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依然手拉着手，望着外面。我远远地眺望大海，过去，我从没从地球上这么远的地方眺望过。好像我看到的是整个地中海。它跟天空一样湛蓝，远处海天交融。我们下面延伸着第二条沿海岸的路，那条小科林斯路。汽车小小的。岩壁间有座游泳场，那里的人还要小得多。

“这里漂亮不漂亮？”

“漂亮，昂热拉。”我说。

“我要让你看一切特别漂亮的东西。我是这么打算的。”

我用一只胳臂搂着她，吻她。她的嘴­唇­张开来。我让第二只胳臂也箍着她。她用她的胳臂缠着我。昂热拉低声呻吟。

“喂，卢卡斯先生！”

一个女人的声音。

昂热拉和我突然分开来。我抬起头来看。我面前站着一男一女——德赖尔夫­妇­。来自杜塞尔多夫的德赖尔夫­妇­，德赖尔先生和德赖尔夫人，卡琳的朋友。伊尔瑟·德赖尔有可能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女人，身材苗条，不能算不漂亮，但嘴巴周围有永远得不到满足的、痛苦的表情。德赖尔要年长得多，头发短短的。这两个人过分夸张地穿着时髦的夏装。他们一向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

“我们绝对不想打扰您，”伊尔瑟·德赖尔说，“我们正准备走。当我们经过您的桌旁时，弗朗茨说，这不是卢卡斯先生吗。你好吗，卢卡斯先生？”

我站起身。“谢谢，”我说，“我很好。”

“这看得出来。”德赖尔先生说，朗声大笑。

伊尔瑟·德赖尔盯着昂热拉。昂热拉也迎视着那目光。出现了一阵冷场。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德赖尔夫­妇­冷冰冰地站着。

“我来介绍一下……”我非常含糊地讲出名字，昂热拉的名字。

伊尔瑟·德赖尔微笑地脱口问道：“请您再说一遍好吗？”

“我叫黛尔菲娅，德赖尔夫人。”昂热拉说，同样微笑着，讲的是德语，非常清楚。“昂热拉·黛尔菲娅。”

“很高兴认识您，黛尔菲娅夫人。”

“我也很高兴认识您，德赖尔夫人。”

“您认识卢卡斯先生？他可从来没讲到过您！”伊尔瑟说。这情形让她丈夫很不舒服。

“不要这样，”他说，“不要这样，伊尔瑟。”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遇上您，这可真滑稽，卢卡斯先生，是不是？您知道，我们来这里旅游。我们住在胡安派恩斯。我丈夫今年提前休假了。我们还要呆十四天。这里多美啊。”

“是的，”昂热拉说，仍然微笑着，“不是吗？”

“我们现在确实不想再打扰了……”德赖尔先生催着说。

他妻子似乎不听他的。

“您知道，黛尔菲娅夫人，我们是卢卡斯先生的老熟人。这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他妻子的朋友，尤其是我。您不认识卢卡斯夫人吗？”

“不，德赖尔夫人。”昂热拉说。

我忍无可忍。“我们不想耽搁你们。遇到你们我真高兴。”我说。

“是吗，您高兴，卢卡斯先生？”伊尔瑟问。

“这还用讲！”我说。

“这也是我的荣幸。”昂热拉说。

“那就再见了。”伊尔瑟说。她丈夫只是生硬地鞠了个躬。他脸­色­通红，轻轻地用劲儿把他妻子从我们的桌上拉走了。她频频回头，直到离开饭店。

我坐到昂热拉身旁。

“这麻烦吗？”昂热拉问，“这会带给你麻烦吗，罗伯特？”

“一点也不。”我说，“我对我妻子讲过，我在戛纳爱上了人。德赖尔夫­妇­看到了我们，我真的感到高兴。会出什么事呢？这也许会起决定­性­的作用，让卡琳迅速离婚。”

“我也希望如此。”

“可如果不行，如果有麻烦，我也这样跟你一起生活。做你的情夫。”

我吻她的手。

一位侍者推着一辆冷餐车过来。当昂热拉饥饿地挑选食品，然后侍者放进她的盘子时，我再一次望向窗外，这回是看山下。在离饭店不远处，我看到了一个大仙人掌花园，里面有一座古堡的废墟。在灼热的阳光下，所有的颜­色­都鲜艳夺目，所有的东西都轮廓清晰、明朗。

52

在昂热拉的大床旁的床头柜上，立着一只小晶体管收音机，收音机天线拉了出来。我们回到家了。旅行过后我想洗个澡。昂热拉跟我一起经过卧室，她去浴室往浴缸里放水。我留在卧室里。它宽敞明亮，一面墙上开着窗户，光线­射­进来。昂热拉从卫生间回来了。

“马上就好了。”她说。这时她注意到，我在打量那只小收音机。“夜里能收到慕尼黑台。”

“你听德国台？”

她点头。

“每天夜里。半夜后听德国台。”

“你听法国台还听不够吗？”

“不够，”她说，“因为你还在德国。”

我从艾泽饭店就直接给拉克洛斯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们肯定要到明天才能从那位警方线人的供述中查出，在他所说的那七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当中，谁真的与游艇爆炸案和赫尔曼之死有关。为防万一，我告诉他，他可以在昂热拉家找到我。到戛纳后我先是去了“庄严”酒店，他们现在已经像接待好朋友一样接待我了。我又得到了我的老房间。我也告诉了“庄严”酒店，在哪里能找到我。后来我们行驶在十字架路上，前往昂热拉家，公路的中间地带和海滩一侧成了一片花的海洋。交通也繁忙了些。我们前进得很慢。现在，在楼上昂热拉的套房里，跟往常一样，这里比在那热死人的城市里凉爽得多。

“我有时睡不着觉。于是我就收听德国新闻。”昂热拉说，“我从来也不能全部理解我收听的内容。我是说，我当然理解，但我的大脑一点没反应。每当我听收音机时，我就神游在你的身边，罗伯特。”

“而我在睡觉。”

“现在你可以洗澡去了。”她说，“等一等，我再给你放点盐，这令人身心清爽。”她走在前头，往浴缸里倒了点什么，形成许多泡沫，散发出调料的味道。然后，她突然狂野地偎在我身上。

“快点儿，”她低语道，“赶紧。我等你。我等了这么久……”她跑出浴室。我脱去衣服，跨进浴缸，感觉我越来越兴奋。我尽量快洗，又爬出浴缸，用一块大毛巾擦­干­身子。当我坐在浴缸里时，我听到昂热拉放下了卧室里的百叶窗。我走出浴室。卧室里朦朦胧胧。昂热拉躺在床上。她被太阳晒黑的身体在幽暗中显得更黑了。她的腿修长、美丽，大腿漂亮，细细的臀部。我现在亲眼看到的，我曾经梦到过——自从许多个日日夜夜以来，在睡觉和醒着时。

昂热拉微笑地迎视我。我钻到她旁边的床上。我们开始相互抚摸，爱抚，我们接吻。她的皮肤滑润，像桃皮似的绵软温柔。我们搂抱着躺在大床上，相互说着最美丽最挚爱的话，做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能做的一切，好在水|­乳­交融前达到更大的冲动。我们做了也许一刻钟，然后我以一种羞耻和愤怒相杂的声音说：“停下来吧。这没有意义。”

当我从浴室里出来时，我虽然准备好了——但我不可能真正跟昂热拉Zuo爱。我仰面躺着，回忆着，只能再三地讲一个词：“请原谅。”

原谅。原谅。原谅。

昂热拉吻我汗湿的额头、我的眼睛和我的嘴，说：“傻瓜。什么叫原谅？你只是太兴奋了。”

“我还从没这样过，昂热拉。从没有过！我……我不懂是怎么回事。”

“是因为长途坐车，旅行，你­干­了那么多工作。兴奋，兴奋，没别的。”她的声音听上去愉快。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另外我也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自从早饭以来我就渴极了。咱们有时间，罗伯特，世界上的所有时间。来，让我们喝一点！”

她跑进厨房。我还躺了一会儿，一方面虽然感到我的身体没用，另一方面那强烈的渴望又使它几乎爆炸。我站起来，走进客厅，坐到一张沙发上。我感到极其难为情，可笑。昂热拉端着一只托盘进来了。她拿过来一瓶酒、杯子和满满一瓷罐冰块和冰水。

当她配制饮料时，她讲话十分自然。“我现在做‘里卡德’。这是最能止渴的。”她从瓶子里倒出一种液体，再加进冰块和冰水，整个儿变成了|­乳­白­色­。我们像渴坏了似的喝。昂热拉站着。她的肚子起起伏伏。我看到她就在我眼前，满含着想满足一下的愿望，同时又仍然没有能力让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昂热拉连看都不看我。她又做了两杯饮料，然后跑向一台唱机。它高高的心轴能放十盘唱片，放在大电视机底下。

“咱们放什么？你也喜欢盖希维吗？”

“很喜欢。”我说。

“那就放《盖希维交响曲》吧。”她蹲在那里，从放声机旁的一个架子里一张一张地找出唱片，把它们放到心轴上。我打量着她。她有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脊背。背部同样也晒得黑黑的，它的皮肤像丝一样柔软，在光线下一闪一闪的，因为这儿很亮，太阳照到了室内。她向我走来，坐到沙发上我的身旁。我们俩抽烟，凝视着对方，沉默不语，听着那位天才的美妙的音乐。他那么早就死于脑瘤。我非常不合逻辑地想起了我在卧铺车厢里读过的一张报纸，所有的内容，包括电影广告、体育新闻和讣告，那上面有一则非常大的讣告。一位退役将军在九十二岁的高龄去世。盖希维却不得不在三十九岁就死去，我想。他的音乐在房间里回荡。我看到了外面平台上昂热拉的花园。我们面对面而坐，伸手可及。我不能Zuo爱，不能跟我最爱的女人Zuo爱。

“你不知道，我因此多高兴。”昂热拉说。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高兴？”

她点头。

“你太爱我了，这我已经听说了。你不能跟我Zuo爱，因为你太爱我。眼下你不能，只是眼下。你如果不在乎我，就什么都能做出来。因此，我就更爱你了。”

“昂热拉，我向你起誓，我……”

“嘘！”她把一根手指放到­唇­上，“别讲。听，这难道不是无比美妙吗？”

“对，”我说，“无比美妙。”

然后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昂热拉时不时地向我伸出她的手来，我抓住它。昂热拉攥得那么紧，我几乎感到疼。音乐继续在房间里回响。我们再吸一支烟，又喝了一杯“里卡德”。《F调交响曲》结束了，唱盘又放起了新的一盘。这是一盘盖希维写的高亢的常青曲。我首先听到的是《伦敦城里的一个大雾天》，缓慢、感伤，一把沉闷的长号吹着节奏。昂热拉站起来。

“来吧，”她说，“咱们跳舞。”

我站起身，抱住她。我们开始随着缓慢的音乐起舞，跳得非常慢。我们的身体先是害羞地接触，随后变得亲密了，最后相互抵在一起。昂热拉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跳，眼睛闭着，嘴微张。我们旋转拐弯，紧接着第一首歌的第二首是《我爱的那个男人》。

“我爱的那个男人——就是你。”昂热拉耳语地说。

这时候，奇迹陡然发生了。我感到，体内的血向上冲，我准备跟昂热拉Zuo爱了，像我许多天以来梦想的那样跟她Zuo爱。血在我的头颅里嘣嘣跳动。我想把昂热拉拽到我身上，可是她低声说：“慢点，罗伯特，慢点，现在别急。”我们从客厅跳进卧室。我们直接跳上了床。我们一起倒在床上，这一下我又是一个男人了，一个年轻的男人，一个自打二十年、二十五年以来我就不再是的男人。这会儿我们不再以事前的爱抚浪费时间了，这次我们直接开始Zuo爱。

当我进入她体内时，昂热拉发出一声喊叫。她像个年轻小姑娘似的，那喊声也可能是绝望的吸气，我不明白。因为那之后幸福的血开始在我的头颅里涌动，我们的身体一起动作。它们是一体，一个身体，是对爱情和证明爱情的惟一向往。

我们理所当然地同时达到了Ｇao潮。我们不讲话。我们以眼睛、双手、每个毛孔和我们身体的每个纤维Zuo爱，身体融合为一了。我不离开昂热拉。甜蜜和疯狂继续，这回持续的时间较长。昂热拉的手指甲有几回抠进了我的背。她咬住我的小臂，然后我们又一起结束了。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我留在昂热拉身边，这回持续的时间很长，非常长。我听到客厅里传来《蓝­色­狂想曲》。当我们一起达到Ｇao潮时，昂热拉轻喊出声来。我又紧抱了她一会儿，我们并肩躺着，眼望向天花板，盖希维的旋律还在回响。昂热拉点燃一支烟，把它递给我，又为自己点上一支。我们躺在那里吸烟。她摸向我的手，我抓住她，我们俩沉默不语，潜心谛听格奥尔格·盖希维的音乐。

后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门铃响了。昂热拉套上一件短晨服跑出卧室。我听到她讲话。然后她走回来。她的怀里抱着一束“宋娅”玫瑰花。原来今天是星期六，我委托过“花月”花店，每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送三十支“宋娅”给昂热拉，因为我们是在星期六相识的。

53

报告一开始我就写过，我写它是要让它成为给昂热拉的某种类似生命保险的东西。只要上帝帮助我，我就一定要结束它。这不是能力的问题。只要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我在此如实准确地记下我的经历，一切的一切。只有一点我不会写下来：为了让我获得这有生以来最伟大的体验，昂热拉如何表现得妩媚­性­感。这是我们的秘密，永不泄漏。如果我把我们最深的秘密公布出来，如果我写下我们在这一天、这一夜和后来也再三做的事情，我会觉得是对昂热拉的背叛。我只想写下一点：她比任何女人都更会Zuo爱。我没想到，一个女人会这么能Zuo爱。她是一个奇迹，我的奇迹。奇迹、幸运、爱情和我的生活的满足。

54

当我从昂热拉的床上起来时，唱机仍在转，第三遍放最后一张唱片。

“你去哪儿？”

“我马上就回来。”

我走进浴室，从我的上衣口袋里取出我为昂热拉买的、她又退回给我的那对钻石耳环。我拿着这对耳环走近床边。她笑吟吟地、舒心地躺在床上。她看到了我手里拿的东西。我探询地望着她。她点点头。于是我将耳环给她，她将它们戴到耳垂上。我们一起走进浴室。她在浴缸里也没有取下耳环。她看上去像是穿着一身白泡沫的晚礼服。昂热拉穿上一件浴衣，我穿上一件睡衣。昂热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香槟。我们来到室外的平台上，坐到好莱坞秋千里，俯瞰大海、城市，慢慢地饮酒吸烟。时值傍晚，天空和大地的­色­彩瞬息万变，又有噪音很低的大飞机飞过来了。它们从尼斯起飞或者飞往尼斯，天空澄碧如水，第一批星星突然跃出。

“你是我的一切。”我说。

“你是我的一切。”她说，吻我的手掌心。耳朵上钻石闪烁。我们良久不语，坐在那里，四目相对。在这个傍晚时分，我们缠绵地互吻，一而再，再而三。

“我这下渐渐饿了。”当夜­色­开始降临时昂热拉突然说，“你跟我来，罗伯特，我的最亲爱的。”我们像孩子似的跑进厨房，时隔这么久之后，我又坐到凳子上，看昂热拉做菜。她做她已经准备好了的牛排和­色­拉。我的眼睛离不开她。我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梦想、期望和祈求的一切——就是现在。我得到它了。

“马上就到新闻了。”昂热拉说，打开厨房里的“索尼”和客厅里的大电视。她走回厨房，走近窗前的桌子，做­色­拉。接下来的瞬间她抓住我，拽上我，拉我一起跑进卧室，像疯了似的语无伦次：“来……来……快来……”

于是我们再次Zuo爱，这回因为快感而大气直喘、耳聋目盲。事后我们累成一团泥，躺在一起，昂热拉说：“我可真是发疯了，对不对？”

“你疯狂地爱上了，”我说，“你将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你让我变成了最幸福的女人。”她说，“噢，上帝，牛排！”

九

55

牛排煎焦了。

我们坐在客厅里一张临时铺上台布的桌子旁，吃着­色­拉、火腿和花式面包，那种长棍白面包，喝玫瑰红葡萄酒。电视里播放的第一次晚间新闻我们也错过了。昂热拉开着大电视机，但没有声音。饭后我帮着把一切都收拾回厨房。昂热拉认为，我们还能再喝下一瓶香槟。我们喝得非常慢，我给昂热拉讲我的工作。她告诉我，赫尔曼之死和基尔伍德的被杀虽然成了全城人的话题，戛纳云集着律师、外国警官和不知哪个部的高级官员，但对外却尽量淡化这件事。她介绍我在特拉博家相遇的那些人都还在这里。昂热拉说，她听说，他们经常单独或一起约会泽贝格。昂热拉收到了新的订单。我们走进她的画室，她骄傲地指给我看，她多么勤奋。

又到客厅后，她说：“罗伯特，我有个打算。今天我还想做它。现在我真的想做它。”

“什么？”

“我属于你。你属于我。你有权知道我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

“安静。”

“不，我不想安静。我的生活中当然有过别的男人。”

“当然。请别讲，昂热拉！”

“让我讲！没有人像你，这我不是直到今天才知道的。当你头一回走进这儿来时，我就知道了。”

“穿着裁剪很糟的西服，筋疲力尽，垂头丧气。”

“是的，”昂热拉说，“所有这一切，罗伯特，所有这一切。我知道：这是那个我会爱上的男人，爱得胜过前面任何人。因此，我不想有什么秘密瞒着你。在……在这个下午之后不想有。不是大批的男人，我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我当然也不是尼姑。我全讲给你听。”

“不，”我说，“你什么也别对我讲。你生命中的过去，我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那没有意义。咱们那时候相互不认识啊。我们不懂我们有一天会相识。从前的一切，统统不算数。忘记它吧。”

她良久无语，注视着我，她的嘴­唇­在颤抖。

“哎呀，罗伯特，”她说，“罗伯特……从没有，从没有，我从没有想过我能这样爱。”

“我也没想过。”

“你教会了我这样爱，”昂热拉说，“因此我要感谢你。”她坐到我的膝上，摩挲着我的脸，抚摸我的头发。

“我也一样。”我说。

“什么也不能再分开我们。”

“对，昂热拉，什么也不能。”

“只有……只有那件事。”她结结巴巴地说。

这又是我们俩今天都已经想到过一次的死亡，它又来了。

“安静。”我请求道。

可是她不肯安静。

“如果……如果咱们有一个必须走，那么另一个很快就会跟上，对不对？因为没有了另一位，咱们当中谁也不能再活。是这样吗，罗伯特？”

“是的，昂热拉，是这样。”

她站起来，走向一本书，它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我在我的报告一开始写到过，我忘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一个美国人，这我知道，因为昂热拉告诉过我。她继续讲：“这是那些诗的德文译本。我发现了一首，最近几天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它。”她坐到沙发上，戴上她的斯特拉斯眼镜，一丝不挂，只戴着眼镜和钻石耳环，朗读这首诗：“摆脱了疯狂的生活欲望，摆脱了恐惧和希望，感谢上帝——不管你的上帝是谁：每个生命都有一个结束。没有哪个死者能够回返，最疲惫的河流也终有一天能找到通向大海的路途。”

她取下眼镜，放下书。

我说；“你为什么读这种东西，昂热拉？为什么？”

“安静，”她说，“安静，亲爱的。因为我现在想生活，非常想生活！就为了这。因此我当然也想……想那件事……我，觉得这首诗太美了，鼓舞人心。如果有上帝，我要更好地爱你……在那之后。”

我看到表上已经是凌晨零点三十分了。我们又错过了电视里的晚间新闻。在我们身子下面，那下面的水面和陆地上有无数的灯光在闪烁，白­色­的和彩­色­的。

许多的灯光。

56

零点三十分——但我们还没睡觉。我们继续放唱片，烟吸得太多，酒喝得太多。昂热拉把一盏三个烛架的灯座放到桌子，关掉电灯。于是我们坐在烛光下听音乐。我们同坐在沙发上，挨得紧紧的，我们的胳臂搂着对方的肩。烛火低声地闪跳着，投下奇幻的影子。

昂热拉突然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好长时间根本没注意到。她呼吸得那么平静。我任凭她睡去，静听着她的呼吸和拉赫马尼诺夫的音乐，轻声祈祷。大约一小时后昂热拉醒了。

“你没叫醒我！”她充满责备地喊道。

“没有，”我说，“我端详你的脸来着。它是如此的美艳。你在睡觉时更美。我不想渎神，昂热拉，你的脸——它美得就像圣母的脸。我有一天要在你睡觉时给你拍一张照片，让你看看，你看上去多美，无比安详。”

这是事实：我在哪里都没见过昂热拉放松的脸上这么多的安详。

“可你不该让我睡！”她喊道，“你得叫醒我！你向我保证！”

“我保证。如果有一天我睡着了，那你就叫醒我。”

“对。”

“咱们不可以睡得太多。”我说，“咱们睡时，彼此听不到对方，看不到对方，也感觉不到对方。”

“咱们确实只能少睡。”昂热拉说。

“睡觉，这就像死了一样。”我说。死——又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对待他们的时间，就好像它是永恒的生命似的。”我的左脚开始轻轻地疼起来。

“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说，“他还能有多少时间——一年，五年，一分钟。”

“对，罗伯特，对……罗伯特？”

“我的心肝？”

“上床去吧。我是如此渴望。”

于是我们上床，再一次Zuo爱。然后，我们继续抽烟喝酒。到最后昂热拉已几乎讲不出话来了。我站起身，把玻璃门往旁边推一点，好放进清新的空气，然后走回到昂热拉身边。

“抱住我，”她说，“咱们要抱着睡，永远这样，好吗？”我几乎听不懂她的话了，她讲话时舌头那么沉。

我抱住她，她就这样睡着了，柔弱的脸上挂着一种神秘的微笑，我们的身体是一体。我还醒着，凝视着昂热拉的脸，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终于抽出胳臂，撑在一只肘上，又吸了一支烟，因为我太清醒了，睡不着觉。铁轨介于大海和城市之间，我一整夜都听着车轮滚滚。我现在也听到它。天早就亮了，我透过窗缝俯瞰苏醒的城市和无垠的大海，观察那迅速变幻的­色­彩。然后我又端详昂热拉的脸。它真的让我想起一位圣母的脸。我无法把目光从它上面移开。

底下，在海边，我听到火车轮滚滚向前。

57

当我起身走进浴室时，昂热拉睡得很沉。我穿上衣服，在一张纸条上写道：“我十点钟再回来。我爱你——罗伯特。”我把那纸条放在床头柜上，放在晶体管收音机旁边。我来到客厅里，打电话，又叫了辆出租车，让它送我去“庄严”酒店。那个把房间钥匙交给我的门卫友好地微笑着，没有因为我在店外过夜雨露出一丝责备的神­色­。没有我的信件。

我上楼去我的房间，冲澡刮胡子，又穿上了白凉鞋和白裤子、蓝衬衫——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昂热拉帮我买的，就好像已是多年以前似的。我要了茶，吃早饭，等到九点。然后我离开酒店，一直走到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的分店。凯马尔先生和一个职员正在等我。我预先给凯马尔打过电话，问今天星期天能不能破例为我打开他的店门。他当场就同意了。现在他打开玻璃门，见到我很高兴。我把我的法郎带在身边，告诉他，我想买一只结婚戒指。

“一只结婚戒指吗，卢卡斯先生？”

“对。您为什么问？”

“我们也有订婚戒指。在法国，如果买得起的话，人们订婚时就送一只带金钻石的戒指。而结婚戒指……”

“不是订婚戒指，”我说，“一只结婚戒指。”

“当然，先生。”他点头，满面喜­色­，让那个职员把一个铺着蓝­色­绒布的托盘拿出来挑选。

“戒指要多大的呢？”他问。

“这么大。”我说，从袋子里取出昂热拉的一只戒指。这是我从她的床头柜上拿的。凯马尔测量，发现这样大小的戒指有现货。我最喜欢的一只戒指，它上面像斜切棍式面包似的镶满了宝石，价值两万法郎。

凯马尔亲手包装好这只戒指，然后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我坐车回“克洛帕特拉豪华住宅区”。我已带上了门钥匙，以防我回来时昂热拉仍在睡。她已经起床了，坐在平台上，从一个很大的杯子里喝着黑咖啡。

“罗伯特！”她跳起身来，“你上哪儿去了？我害怕死了！”

“我给你留了张字条。”

“但我还是害怕——醒来后，床上你的位置空了。那张字条我没能当即看到。你上哪儿去了？”

“闭上眼睛。”

她顺从地照办了。

我从盒子里拿出戒指。

“把你的左手给我。”

她依言而行。我把戒指戴到她的一只手指上。

“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

她睁开眼，盯着戒指，它的钻石五彩缤纷地闪烁。

她低语道：“罗伯特……”

我说：“真是疯了，我知道。我还是有­妇­之夫，却送给你结婚戒指。但这也不是发疯，因为你是我要娶的那个女人，你是我的妻子。”

“而你是我的丈夫。”昂热拉说，“我谢谢你，罗伯特。我太感谢你了。这戒指……这是一切的保证，对不对？”

“是保证，对。”我说。

客厅里的电话响起来。

58

塔楼很细很高，看上去像是一架垂直的巨形吊车。塔楼顶上，四周装有强大的探照灯，它们夜里照亮火车货站四周。塔楼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水泥广场中央。室内的一名警察把他的武器的枪管迅速伸出那上面的窗口，一梭子弹从一支冲锋枪里­射­出来。子弹打在一座房子二楼紧闭的窗户上，它位于火车站对门一条凄冷的街上。火车站门外只有两座房子和一棵落满灰尘的棕榈树。一座房子涂成了粉红­色­，另一座淡绿­色­。两座房子的涂料都剥落了，它们都是二层小楼，破败不堪。再没有其他住人的房子了。

在关闭的窗户后面有人在动。警察的子弹很快就受到了还击。我看到一支冲锋枪的枪口从一扇窗户的角落里开火，它位于那扇窗已打烂的窗户旁边。第二扇窗户打开了。无法看清­射­手。他不仅仅是朝塔楼里的警察­射­击，还扫­射­整个火车站一带，扫­射­车厢和铁轨。警察们蹲在许多车厢后面，一个个端着冲锋枪。我像只兔子似的从一辆货车厢跳向另一辆货车厢。当我赶到时，子弹从我身旁呼啸飞过。二楼的那个人就好像是个嗜杀狂。

整个这一带都被警察和巡逻车封锁了。好奇者挤在封锁带后面——渔夫、老人、孩子和卖鱼网的女人们。一个贫民区的可怜的人们。直等我向一位高级警官报了我的名字，说路易·拉克洛斯打电话请我到这儿来，我才被放过了封锁线。这个警官知道我的名字。拉克洛斯告诉过他，他用手指着铁轨上的一辆货车厢，拉克洛斯蹲在那后面，可我无法看见他。当我奔跑时，我怕得要命，但是我不停地跑，塔楼里的那个警察掩护我。他向皮尔·塞马德街上二楼那个人的房子猛烈扫­射­，扫­射­那上面的窗户。到处都是警察。长长的、悲哀的车站上挤满了他们。他们紧贴房子站着，房子里肯定已经有其他警察了。他们一个个全副武装，头戴钢盔。丑陋的皮尔·塞马德街北起弗朗西斯·图奈尔街，向南几乎是笔直地通到米迪林­阴­大道，那后面就是大海。正如所讲，皮尔·塞马德街东侧只有几座房子、左边是开阔地带，马康迪斯码头就坐落在那里，有许多轨道和货仓。这个货车站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最落后的车站。米迪林­阴­大道紧靠在它后面延伸，也许只相隔一百米就是大海了。可这儿却一切都是脏兮兮的，包括棕榈树的棕榈叶。

我到达了那个警官给我指的那节车厢，在那里也看到了那个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他像往常一样身着便服，同样也拿着一支冲锋枪。

“早上好。”他说，声音和举止令我惊愕。这不再是那个胆战心惊、缩手缩脚的官员了。这是一个怒不可遏、坚定不移的男人。“您没有武器？”

“没有。”

“这些傻瓜！他们为什么没给您一支武器？我们不是在这里扮演印第安人。”

当我们讲话时，枪声响了，或者那是连发­射­击。窗玻璃炸裂，女人们尖叫，男人们咆哮，交织在一起。

“这里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在电话里就对您讲过，我们还不能肯定，我们警方的线人告诉我们的那些阿尔及利亚人当中谁最可疑。我们想尽可能谨慎。谨慎，见鬼！”他一口吐在轨道旁的尘土里。他的西服跟我的裤子一样脏。我们俩都在淌汗。太阳无情地烘烤着。“今天八点，中心分局的刑警们开始在房子里搜查那些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总是两人一组，都持有搜查令。来到这里的那两位摁响了二楼这个该死的阿尔及利亚人家的门铃。那个阿尔及利亚人——他叫阿尔戈——在家里。他不肯开门。我们的人说，是警察。阿尔戈听后就失去控制了。他开始吼叫。”

“叫什么？”

“他一句话也不相信，说他们绝对不是警察，他不想就这么被人­干­掉。叫完他就端起他的冲锋枪从关闭的门后面­射­击，­射­中了一个人的腹部。这条该死的狗！”拉克洛斯又吐了一口痰。他一定在二楼的窗户里看到了什么，因为这时他扬起了他的冲锋枪扫­射­。“什么也没有。”他后来说。

“那个警官怎么样了？”

“送医院。立即开刀。”

“他会活下来吗？”

“但愿。他们还在开刀。反正，警方已为此全部出动。我们能动用的一切全调到这儿来了。鲁瑟尔也在这里，在冷藏车厢后面，您看不见他。”

我无法看见他，但紧接着一只麦克风里传出了他的声音：“阿尔戈！阿尔戈！你听着！我们现在已忍无可忍了！这房子被包围了！你绝不会活着逃出这儿！你放弃吧！警察站在你门口的楼梯间里！你已经打死了一个人！你还想罪上加罪吗？请你把你的冲锋枪从窗户里扔出来，双手举在头上，从房子里出来！”

那声音回响在太阳烘晒的火车站上空。回答鲁瑟尔喊话的是从第二扇窗户里又­射­出一个连­射­。

我看到，拉克洛斯身边带着个对讲机。天线抽了出来。他让对讲机的麦克风对着嘴说：“塔楼里的莱托，您听到我的话吗？”

“听见。”对讲机里回答说。

“现在用催泪弹，朝窗户里­射­。”

“好。”

我一只手撑到枕木上，又迅速缩回来，因为我烫了手，枕木太烫了。汗滴从拉克洛斯和我的脸上滚落。我的衬衫粘在身上。塔楼上传出一种比枪声小得多的声响，连续三下。我看到，被打烂的窗户里骤然冒出白­色­的浓烟。霎时间幽灵一般寂静。一分钟。两分钟。这时拉克洛斯的对讲机里传出来另一个声音：

“他投降了，探长。”

鲁瑟尔的声音：“小心。别给我打死他。我还需要他。他要是开枪，你们也开枪，但别打死他。”

“明白，头儿。”十五秒静谧。“他打开门了。”十秒静谧。“他出来了，双手抱头。我们逮住他了，头儿。我们捉住他了！”

“走，您跟我来。”拉克洛斯说。他在我前头跑出去，横穿铁轨，跑向皮尔·塞马德街。我绊在一根枕木上，跌倒了，手划破了，血淋淋的。我跳起身，落后老大一截地跟在拉克洛斯身后跑。我们好不容易挤过围观的密集的人群。我的脚这回一点不痛，这让我感到像是个奇迹。封锁的警察们放我们过去。当我们跑向房门口时，我看到了鲁瑟尔，他从另一个方向来。他冲我点头，怀抱一支冲锋枪。三个警察从大门口走出来，手端武器。后面走出来一个男人，穿着裤子，衬衫罩在裤子外面，双手背剪在身后。他脸­色­憔悴，肤­色­很深，小胡子，黑头发，举止非常疯狂。两名警察不是领着他，而是拖着他。

“让我活命！让我活命！你们这些狗，别害死我！”阿尔戈叫道，像瞎子似的跌跌撞撞。他眼睛通红，眼泪簌簌地淌出来。他一边喊一边咳嗽，呛得透不过气来。他一定是中了催泪弹。拖着他的那些人将他推进一辆警车。鲁瑟尔大步跑向他们，在阿尔戈后面跳进了那辆车，警笛长嚎。司机鲁莽地发动了车子。人们吓坏了，跳回去，让开了路。

“那边是我的车。”拉克洛斯说。

我继续跟在他身后跑，气喘吁吁，全身淌汗。今天热得要命。

59

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在中心分局的一间审讯室里，鲁瑟尔、拉克洛斯、两名警官、我和阿尔戈。阿尔戈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椅子上。我们其他人都围着他站着。一位医生给这个阿尔及利亚人注­射­了一针镇定剂，为他的眼睛和他的喉咙注­射­了一点药。然后，他们让此人在一间囚室里躺了一小时，直到医生说，阿尔戈可以受审了。在这期间我试着跟住在“卡尔顿”酒店的克斯勒联系，可是他不在酒店，也没留下消息到哪里能找到他。我让转告他跟中心分局联系。

鲁瑟尔、拉克洛斯和那两位警官一起审讯。问题向阿尔戈接二连三提出，他没有时间好好地喘口气。他仍然穿着裤子和衬衫，光着脚，他的脸上肌­肉­颤动。刚才，他用他的口音很重的法语又讲了一遍他已经说了十几遍的话：“我不相信今天来找我的那些人是警察，所以我开了枪。”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被随便什么人开枪打死。”

“被谁？”

“被那些人！”

“谁是‘那些人’？”

我注意到，阿尔戈已经在全身颤抖。同时，他跟我们大家一样也在淌汗。一只大电风扇转动不停。室内空气恶浊。阿尔戈不回答。他发炎的眼睛里又流出泪水来。

“回答，你这混蛋！”鲁瑟尔吼道。

“我……我不能……”阿尔戈低声抽泣道。我这期间已经了解到，他名叫尤瑟夫。尤瑟夫·阿尔戈，三十五岁，仓库管理员，未婚。

“你不想说！”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能讲！”

对话进行得像车站内哒哒的冲锋枪扫­射­一样迅速。他们不给阿尔戈时间。他们不懂同情。他开枪打得他们的一位战友生命垂危。

“你为什么不能讲？”拉克洛斯吼道。

“害怕……害怕……我要是讲了，他们会杀死我。他们肯定会杀死我……自从游艇爆炸之后，后来，尤其是那个美国人被害之后，我睡不着觉，吃不好饭，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他们对我讲，他提到了博卡的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

“谁告诉你的？”

“记不得了。一家快餐店的什么人。”

“说谎！”

“我没说谎！我真的记不得了……”

“你肯定知道！”

“多天来我一直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我知道他们会来­干­掉我……他们必须­干­掉我……他们必须这么做，那些猪……因此我神经失常……”

“他们为什么必须？”拉克洛斯问。他抓住阿尔戈的下巴，逼视着他的脸。“为什么，尤瑟夫？为什么他们得­干­掉你？混蛋，回答……”

“因为他们怕我乱说。我不会乱说的，肯定不会。可现在……”

“现在你得讲，哪怕这是你做的最后一件事。”鲁瑟尔说，“不管怎样，你反正是完了。如果你打中腹部的那个人死掉，你就只能祈祷了，而祈祷也帮不了你。那就轮到你倒霉了！”

“可我没想……我根本不知道……他不能死！”尤瑟夫·阿尔戈绝望地喊道，“我没想这样！”

“没想！可是你­干­了。”

“我要是什么也不讲，那个腹部中弹者会让我受到最重的惩罚。”阿尔戈说，声音突然变得轻细镇静，“我要是讲了什么，他们就会­干­掉我。”

“只要你在监狱里，没人能­干­掉你。”鲁瑟尔说。

“有的，他们会的！他们在哪儿都能杀死你。他们到处有人。他们什么都能。没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

“如果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你在你的囚室里将日夜受到看护。我们时刻派人监视你。这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继续闭着嘴，不立即讲出来，我们就把你关起来，不再管你，那或许就真会发生什么事了。反正那儿有足够多的犯人。可能谁有一把斧头，或者两个人用一根绳子，在你睡觉或者去撒尿时……”

“请您别讲了！”阿尔及利亚人叫道，“请您别讲了！别……”

“这就好听点了，”鲁瑟尔说，由于他个子高大，他始终得向阿尔戈深深地弯下腰来。“你要再不讲，我们就关你进去，那你就得翘辫子啦。你听明白了吗？”

阿尔及利亚人点头。

“怎么样？”

“我讲。”尤瑟夫·阿尔戈说。

60

审讯室里，办公桌上的录音机磁带在转动。阿尔戈不停地咳嗽作呕，说：“有人来找我……我先前从没见过……那个人知道我在火车站工作，当仓库保管员。在一个仓库里刚好保管着炸药，是炸艾斯特莱尔山用的。一大堆炸药——要我帮助弄炸药。我也有钱拿，很多钱。”

“因此你就弄了炸药？”鲁瑟尔问。

“那么多钱。我穷。我想结束火车站上的这份鬼工作，终于­干­点别的。那么多钱。”

“多少？”

“十万法郎。新法郎。答应一旦我弄到了炸药就付给我，因此我偷了它。非常困难，因为所有的箱子都封存登记过。我还叫了一个伙伴一起­干­。可是他不在这里了，他早就走了。我不知道他藏在哪里。弄到箱子后，我给了他两万。”

“好。这么说你偷了一箱。”

“跟一位伙伴一起。”

“交出去了。”

“对。”

“什么时候？”

“五月五号。那是个星期五，那一天我拿到了我的周薪，因此我记得。”

“那个人第一次找你是什么时候？”

“两天之前，五月三号。我呆在囚室里肯定有人保护吗？”

“肯定，如果你继续讲下去的话。否则没有。”

“我在讲……我在讲啊……”

“你以为，那个人用那炸药­干­什么？”

“我不懂。”

“尤瑟夫，别这样对我们，行不行？”拉克洛斯说。这位变得令人不敢相信的小个子拉克洛斯，他的声音听上去咄咄逼人。“赫尔曼的游艇飞上了天。你自己讲的，通过一次炸药爆炸。那是你的炸药！”

“不……不……”

“不要再讲‘不’！你知道，那是你的炸药！装在一台定时爆炸器里！那也是你提供的吗？”

“不是！”

“只提供了部分？”

“不！不！”

“组装了小巧玲珑的定时爆炸器——是你做的吗？”

“不！我发誓，我只搞了炸药！”

“你还发誓！”

“这是事实！处于这样的处境，现在我­干­吗还不讲全部事实？”

“因为你是一个流氓、恶棍、小偷和罪犯，这下尿裤子啦。”

“就是。正因为我现在吓得尿裤子，我才全都讲出来。我向您和盘托出，警官先生！”

“那好吧，你只提供了炸药。”

“只有炸药，我发……”

“闭嘴。拿到了酬金。”

“对，我拿到了。”

“那就是另外有人组装了这台定时爆炸器。”

“肯定是的。”

“好吧，现在告诉我们，买走你的炸药的那个人叫什么。”

“我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您想到哪儿去啦？那个人怎么会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一部电话在响。

拉克洛斯拿起来接听。他只简短地讲了几句就挂上了。他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医院打来的，”他说，“手术结束了。如果现在不出现并发症的话，那个人就活过来了。”

阿尔戈跪下来。

“我感谢你，真主，我感谢你！”他喊道。

“住嘴！”拉克洛斯一把拉起阿尔戈。他又重重地坐到椅子上。“别演戏了。你的运气比理智大，你这脏货！”

“他活下来了……他活下来了。”阿尔戈喃喃地说，“我不是凶手，我没有杀死他……”

“停下来，你听到了吗？等一等！咱们还没说完。如果你不知道那人叫什么，那么，他长什么样呢？”

阿尔戈颤抖着说：“那根本不是男人。”

“什么？”鲁瑟尔几乎是耳语地说。

“那根本不是男人，是个女人。”

“一个女人？”

“对！对！一个女人！”

“你当然也不知道她叫什么。”

“当然不知道。”

“那你就说说她的长相。快说！要你说说她的长相！”

“这很难。”阿尔戈说，“我们碰头时总是在夜里。她不是本地人，这是肯定的。”

“不是本地人？你怎么知道的？”

“她的法语。她带有非常重的口音。我当时就想到，她根本不是个法国女人。”

“那么她来自哪里呢？”

“来自意大利。我那里有朋友，他们这样讲话。也许是米兰或者热那亚。还……还有……她的相貌……她很高大健壮，比我健壮得多……我说的是真话，神圣的真话！她像个男人一样强壮有力——而且……”

“而且什么？”鲁瑟尔低声问。

“当时……太奇怪了……当我跟她讲话时，我老是忍不住想起我的母亲……”

“为什么想你的母亲？”

“因为……这个女人就像一个母亲，所有的母亲。她有某种母­性­的东西，您明白了吗？”

十

61

我们坐在两辆车里驶过戛纳。人们闪开。汽车停到路旁。我们闯过红灯。我坐在鲁瑟尔身旁。拉克洛斯坐在司机旁边。我们坐的是第一辆车。第二辆车上坐满了刑警。我们急驶过高贵的瓦勒格城区的宁静街道。到赫尔曼家了，一堵高墙，墙上面有铁钉和铁丝。那是通向公园入口的大门。两部车轮胎吱吱叫着停下来。我已经认识的看门人从他的小屋里走出来。他又是穿着有金属钮扣和金丝级带的白制服。我们的司机鸣响喇叭。

看门人给他做了一个下车手势。

“他不放任何汽车进去。”我说。

“哎呀，不错，”拉克洛斯­阴­沉沉地说，“等一会儿。”他跳出车子，赶向门口，向看门人出示了他的工作证件，冲他嚷叫。我听不懂他喊些什么，但那一定是颇具威胁­性­的。当拉克洛斯走回车子，坐回他的坐位时，看门人吓得打开了大门。“蠢狗！”他说。

司机又开动起来。第二辆车紧随其后。我们驶过长着棕榈树、杉树、柏树和橄榄树的公园。我们穿过树叶的隧道，隧道有时是由古树的树权组成的。又是那些石凳、天使雕像和破裂的塑像，又是游泳池，池里面没有水。我已经看到入口处那鲜花满园的花圃了，喷水器像从前一样转动着，在骄阳下形成彩虹。

我们的车子沙沙地停在石子上。我们快步经过柱子，走向门口。门关着。门上挂着一只沉重的金属环。拉克洛斯用它拍门，不停地拍。几秒钟后，另一位仆人出现了——也是身穿白衣服。

“警察！”拉克洛斯嚷道。

“看门人打电话了。”那人结巴说，“这……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许在这儿这样大吵大嚷，我的先生们。夫人身体不好……很不好……”

“她在哪儿？”

“在床上，在她的房间里……”

“您带我们去！”

“可我不能这样……会开除我的……”

“没有人开除您。快，快，快！”拉克洛斯冲他叫道。

后来我们来到了厅里。我看到，刑警们从第二辆车子里跳出来，绕着房子奔跑。只有一个人跟在我们身后。从大厅的各个门后都有员工好奇的脸伸出来张望。

“上楼！”拉克洛斯说。我们快步上去，从鲁本斯、波提切利、艾尔·格列柯、弗麦尔·凡·德尔夫特的画像和巨幅织花壁毯旁经过。我又闻到了屋里许多花的氤氲。壁洞里灯光照亮的象牙雕像。我们沿着二楼的过道往前跑，在二楼两次跑上跑下三个台阶，经过许多房间。那个仆人张皇失措，敲响我已经熟悉的客厅的门。一个我还不认识的女佣打开了门。

“这些先生……”仆人开口说，但拉克洛斯­干­脆把他推到了一边。“夫人在哪儿？在她的房间里吗？”他急步赶往她的卧室门。当门打开时，他已快到门口了。钻石伊尔德站在门框里，像是一场白日梦里的一个恐怖的幽灵。她身上套着一件玫瑰­色­的绣花晨服。她的假发套又有点滑落了，脸孔光滑白皙。这一次钻石伊尔德戴着一根古典的钻石项链，还戴着中央有一枚大钻石的戒指，另一只戒指上有一颗大珍珠和另外两颗较大的钻石。由于她的假发套这一回向前沿，我在伊尔德的耳朵后发觉了­色­素沉淀的皱缩发黄的皮肤。美容师把脸上的皮绷紧，把多余的皮拉到耳朵后面去，在那里结成疤，它们就是这样形成的。粉红­色­的晨服配上伊尔德粉红­色­的眼睛，她怒不可遏地盯着我们。

“这是多么厚颜无耻啊！拉克洛斯探长，您今天就会被开除，这您尽可放心！您有您，卢卡斯先生，我马上给杜塞尔多夫打电话！”

“我以为要我为您找出杀害您哥哥的凶手呢。”我说。

“啊哈，您闭嘴，您这个笨蛋！”她嚷道，然后对着高大的鲁瑟尔说，“还有您，先生，我将让您……”

“您什么也­干­不成。”鲁瑟尔说，“您得停止这样大声叱责。我们不是平白无故地来的。夫人，您身体不好吗？”

“这您可以看得见。”钻石伊尔德摇摇摆摆。我无法判断这是真的还是假装的。“我难受得很。”

“那您的护士在哪儿呢？”

“安娜？”

“对，安娜。她在哪儿？”

“我不懂。”

“这话什么意思？”

“我早饭过后又睡着了。你们现在吵醒了我。早晨我看到了安娜。她去她的房间了。我通常是七点醒来。现在才三点。”

拉克洛斯问那位女佣：“护士的房间在哪儿？”

“在三楼，先生……”

“请您带我们上去。”

“您不能这样做！”钻石伊尔德哑声说，“您有搜查令吗？”

“没有，”拉克洛斯平静地说，“我们不在乎。快，请您照探长对您说的做，不然您会有麻烦。”他对那个女佣说。她仍在迟疑，求助地望着钻石伊尔德。

“好吧，您前面走。”那个充满仇恨的声音说，“不过，我一起去。”

“我以为您难受得很呢。”我说。

“您知不知道，卢卡斯先生？”她说话声突然像个渔­妇­，“请您别管闲事！走，请您扶着我！”她挽住我的胳臂。我们从过道出去，来到一个大理石楼梯上，它通往三楼。这上面的过道矮一些，房门没那么高。

“这里就是。”女佣说。

鲁瑟尔敲门。

“安娜夫人！”

没回音。

“安娜夫人，请您打开门！我们是警察！”

没有声息。

“她会不会逃出去了？”我对拉克洛斯耳语说。

“整座房子被包围了。如果我们来时她还在，那么她现在也还在。于勒！”

那个跟我们一起上来的警官走上前，转动门把手。

“锁住了，”他说，躬下身，通过钥匙孔观看，“可里面没Сhā着钥匙。”

“砸开！”拉克洛斯说。

“真可怕！”钻石伊尔德叫道。

“你给我闭嘴！”拉克洛斯说。这个小个子，曾经是那么害怕大人物和富人们，现在似乎一点也不怕了。

那位警官身强力壮，高大魁梧，他用身体撞门——一次，两次。第三次时门弹开了，警官收不住脚，撞进了房间里。我们紧随其后。那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大房间，有半圆形的落地窗。钻石伊尔德只跨进房间一只脚，就发出一声惊叫，仰身后跌。我跃上前，刚好还来得及接住她。她晕厥了，如果她不是晕过去了，那就是她表演得完美无缺。她沉重地吊在我的胳臂上。我把她放到地上。

“该死的！”拉克洛斯说。

来自米兰的那个护士安娜，那个健壮、高大同时又显得颇有母­性­感的女人，躺在一张大床上。她穿着她的白­色­工作服，但那服装已不再是白的，安娜看上去也不再像个母亲了。她的头歪在一侧，眼睛盯着天花板，嘴大张着。白­色­工作服上部浸满了血。一把匕首的柄从她的胸膛里竖出来，在心脏一侧。

62

半小时后凶杀科的专家们赶到了。和他们一起来的有矮个子法医韦农大夫和缉税官克斯勒。克斯勒给“卡尔顿”酒店打了电话，问有没有给他的留言。中心分局的人告诉他，他应该来这儿。克斯勒望着那位死去的护士，打了个寒噤。

“这是谁­干­的？”

拉克洛斯向他简短地介绍了这天上午的事情，现在回答说：“某个在她有可能开口之前想让她闭嘴的人，因为现在那个阿尔及利亚人已经讲话了。”

“可凶手怎么会知道，阿尔及利亚人开口了呢？”

“这他可以推测。他可能看到了那场大搜捕。我们那里还要审讯。他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我说。

“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缉税官沉思着说，“我一上午跟马尔科姆·托威尔在网球场上，把他像个橙子似的榨尽了，询问他跟基尔伍德的生意往来，询问所有这些人的生意往来——我们也讲到了基尔伍德喊的那个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托威尔说，这纯粹是醉话，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慈悲的上帝，现在还是有他。基尔伍德那个醉鬼，他讲的是真话。”

“当然是真话，”拉克洛斯不高兴地说，“因此他才被害了。因为有人害怕他会公布出更多的实情来。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位护士现在也被害了。”

凶杀组的人员来回走动，给尸体拍照，将石墨灰洒在家具上，寻找痕迹。他们处理完了尸体，这会儿是那个韦农大夫在检查它。

“我无论如何不想催您，大夫，”拉克洛斯说，“可您是不是有了差不多的想象，这会是何时发生的呢？”

“当然没有，乖乖。”韦农说，低笑一声。

“大概？”

“尸体已开始发硬了。现在是几点？十六点三十分。那好吧，乖乖，因为是您问，我就随便说说：这个女人不是在十点以前，也不是在十二点以后被杀的。”

“您瞧，时间足够。”拉克洛斯对克斯勒说。

我说：“可她的房门锁着。我们没能找到钥匙。”

“那就是凶手带走了它。或者是女凶手。在这个案子里，我料想什么都有可能。”鲁瑟尔说。

“好极了。凶手怎么进到屋里来的呢？恰恰是在这么一座房子里？”我问。

“这我不知道，”鲁瑟尔说，“也许他原本就在这屋子里。”

“一位员工？”克斯勒问。

“比如说，或者是钻石伊尔德。”

“为什么……”我刚开口又打住了。

“对呀，”拉克洛斯说，沉思地点点头，“您刚刚也问过：为什么不可能是钻石伊尔德呢？对不对？您瞧。为什么她就不可能是女凶手呢？她能跑，这我们已看到了，她没病得那么重，匕首也是屋子里的，这我们现在知道了。”

警官们发现，凶器Сhā在楼梯间墙上一把­精­制的古典刀鞘里。

“指纹怎么样？”鲁瑟尔问鉴定科的一个人。

他耸耸肩。

“当然有很多死者的，以及一大堆别人的。有可能是女佣、仆人或屋子里其他什么人的。我们先得一一查验。”

“该死，”拉克洛斯说，“我感觉到，这又是一桩基尔伍德式的案子。”

放我们进屋来的那个仆人走进来。

“对不起，我的先生们，夫人感觉非常不舒服，让我问问，警医先生可不可以给她看看。她自己的医生半小时后才能来。”

“当然，小家伙，当然，”韦农开心地说，“善良的大夫叔叔来了。我马上就回来，先生们。”他向门口走去。

“也请卢卡斯先生一起去夫人那儿。”仆人说。

“我？”我吃惊地问。

“夫人亲口要求的。”

我们俩下楼去钻石伊尔德那儿。她躺在洛可可式的床上，不停地摇摆着头。她的手指不停地摩挲被子。这里也摆放着许多花，气味令人迷醉。当韦农给钻石伊尔德检查时，我透过放下的百叶窗的缝隙俯瞰花圃，回想起我头一次来这房子后离开时的情形。泽贝格一直把我送到那辆奇怪的吉普车那儿，我转过身来，抬头望墙上。那时我看到了一扇窗户，一定是那一扇，在那扇窗户的窗玻璃上贴着两张脸——钻石伊尔德的脸和护士安娜的脸。当她们感觉到被人观察时，她们将原先撩起的窗帘马上放下了。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从两张人脸上看到过如此赤­祼­­祼­的害怕。钻石伊尔德害怕什么？我揣测。护士害怕什么？钻石伊尔德现在也有生命危险吗？如果她分担了这一恐惧，那么她就是有生命危险，我想。不，这不对。这恐惧也可能只对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是致命的。可我对此肯定吗？

我听到韦农讲话，向床上望过去。

“……一切正常，只是惊吓。我的尊敬的同事给您开了非常好的镇静药丸。我要求您在他来之前服两粒……”他扶起伊尔德的头，将那杯水端到她的­唇­边。她从杯子里喝水，好不容易才咽下他给她的药。“好了，这下您会看到，您在几分钟后就会好些了，夫人。”

“安娜为什么被害？”钻石伊尔德低声问。躺在床上的她又在长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针织小外套。还有首饰。

“这我们还不知道。您有怀疑对象吗？”韦农问。

她摇摇头。

“我又得上楼去了。”

“让卢卡斯先生留下来。只要一会儿。”她恳求地望着韦农。

“那好吧。但您不要讲得太多。”韦农走向门口，同时对我讲，“五分钟。”

当只剩下我们俩时，钻石伊尔德招手叫我过去。她耳语道：“两百万。”

“什么？”

“马克。两百万马克。”她抓牢我的一只衬衫纽扣，“如果您将那帮人置于死地的话，我付。”

这下又来了。

“是的，赫尔曼夫人。”我说。

“您瞧，我说得对吧！那些人无所畏惧。我的哥哥。基尔伍德。安娜。明天我……我害怕！害怕！”她拽着我的纽扣。我用力挣脱她。

“我尽力而为。警方也是。”

“警方！他们什么也不­干­！他们什么也不能做！您，卢卡斯先生，您是惟一能做点什么的人。您做吧，趁着还不太晚，我恳求您。您想马上要这笔钱吗？您想要一张支票吗？”

“我回头再来，”我说，“很快就来。我得跟您的全权总代表谈谈。”

“跟泽贝格？”

“对。他在哪儿？”

“他今天早晨飞去法兰克福了。银行里有急事需要他。警方许可他离开戛纳。过几天他就回来。您找泽贝格­干­什么？”

“这我会对他讲。”我说。

“行。行。您帮助我，是吗？您能将那帮坏蛋置于死地吗？您想办法除掉他们——全部，全部，全部？”

“当然，赫尔曼夫人。”我说。花儿太多，那味道令我非常恶心个人怎么能够睡在这么一间房子里呢？

63

鲁瑟尔和拉克洛斯现在开始调查这一新谋杀案的例行工作。我跟他们约定，我每三小时联系一次。其余时间在黛尔菲娅夫人家可以找到我。我是轻声对拉克洛斯讲的，他只是点点头，神­色­一点没变。警车把我送到了“庄严”酒店。我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去两封长长的密码电报。在一封里我汇报了护士安娜·加丽娜之死。在另一封里我请求立即确认，泽贝格是否真在法兰克福，他有没有去过银行，或者仍然在那里，他是坐哪一架飞机到达的，然后我要求打听他何时返回。古斯塔夫可是自吹过，他能贿赂许多的人。现在轮到他证明的时候了！我将电报作为加急件交发了。我在我的房间里换衣服，给昂热拉打电话。但接电话的不是她，而是阿尔奉欣·佩蒂，那位矮个子清洁女工，她很喜欢我。

“夫人等您的电话等了很长时间，先生。现在她走了。大约十分钟之前。”

“去哪儿了？”

“如果您打电话来的话，她要我说是去教堂。”阿尔奉欣回答。

“谢谢。”我说。当我挂上时，我的左胸侧突然掠过一阵意料之外的疼痛。我佝偻成一团。然后一切又都过去了。

64

那座小小的俄罗斯教堂幽暗凉爽。许多圣像亮闪闪的。当我的眼睛习惯了朦胧光线后，我看到了昂热拉。她坐在那尊黑­色­大圣母像前，像前有许多烛台。她显然已经把一根新蜡烛Сhā在了烛台上，点燃了，因为她望着烛光，双手合十，像个孩子。

我走向她，坐到她的身旁，吻她的头发。她纹丝不动。她的嘴­唇­无声地祷告着。我没有合起双手，但我凝视着蜡烛、它的光芒和那后面的黑­色­圣母，我也祈祷。这回行了。我请求上帝，帮助我们，巧作安排，让卡琳同意离婚，我能娶昂热拉。

祈祷完以后，我静静地坐在昂热拉身旁。她现在合上了眼睛，完全沉醉了。我听到我后面的脚步声，但是我不转身。我等，直到昂热拉又睁开眼来，抓住我的手，站起来。教堂门口，一位年轻的牧师正把公告用图钉钉到一块黑牌子上。我们向他走去。他微笑着点点头。

昂热拉停下脚步，良久地盯视他。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夫人？”那位年轻的牧师客气地问。他穿着一件长僧袍，头发松散地直拖到肩上。他的眼睛灰­色­、漂亮，他的声音平静，充满无穷的力量和善良。

“神父，”昂热拉低声说，“是您。我又认出您的声音了。对，肯定是您。”

“我肯定是谁？”孩子们在外面的荒园里玩耍。他们愉快的高喊声径直传进宁静的教堂来。

“您不会想得起来，”昂热拉说，“如今已经过去三年了。确切地说，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一日的夜里。那时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想自杀。不，您肯定想不起来。”

年轻的牧师笑吟吟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那位夫人非常绝望，非常孤独。她跟一个男人有一场可怕的经历。她说，因为职业的缘故，她不得不参加很多的社交活动，出席所有的宴会。她必须始终愉快、美丽，永远不可以露出她的忧伤和她的苦闷。我期待您的来访很久了，夫人。”

“您真的记得？”

“宛如昨天。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总是想起您。我肯定您有一天会来。这下您来了。我觉得，您现在很幸福。”

“幸福得不能再幸福了，神父。”昂热拉说，“这我要感谢您。我一直没来，感到羞愧。后来我对自己说，我要等到我真正幸福了才来，等到我不再孤独时。”

“现在就是这样。”

“对，”昂热拉说，“现在我不再孤独了。现在，我找到了我真正爱的男人。”

“我确实爱这个女人，神父。”我说。

“我叫伊尔亚。您就叫我伊尔亚兄弟吧——我还很年轻。”

我们也报了我们的名字，他伸手和我握了握。

“我真高兴，您找到了幸福和安宁，黛尔菲娅夫人。”伊尔亚兄弟说。他流利地讲着一口带俄罗斯口音的法语。“您瞧，所有的痛苦都会过去。上帝爱人类，也需要人类。没有他们上帝­干­什么？”

“我们找到了幸福，伊尔亚兄弟，”昂热拉说，“但是还没有安宁。卢卡斯先生结过婚了。”

“噢。”牧师说。

“我跟我妻子分手了，但我仍是有­妇­之夫。”我说。

“我理解。”伊尔亚兄弟说。他看着他的双手，然后望着我们俩。“请你再给我多讲一点——您是想要我说出我的看法，对吗？”

“那当然了。”昂热拉说。

“那我得将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一些。卢卡斯先生，您讲也许容易些……”

我讲，伊尔亚默默地听着。最后他说：“您对您妻子有一种负疚感吗？”

“不，”我说，“不，伊尔亚兄弟。我感到负疚——在我向我妻子讲出实情之前。那之后就不再有了。”

“您呢，夫人？”

“我也一样……”昂热拉讲起她的故事。她最后说：“您看，当我获悉实情时，我们分手了。我永远也不能跟罗伯特一道欺骗他的妻子，做他的情­妇­。但现在他讲实话了。现在我坚信，他的婚姻已经死去多年，只是依据法律还存在着。现在，我也感觉不到负疚了。这很无耻吗？”伊尔亚兄弟微微地笑了。

“我不得不放弃对您的行为做任何普通的道德评判。您也不能要求我这样做。我只能作为一个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的人来回答您。”

“那么答案如何呢？”

伊尔亚兄弟说：“您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夫人。您有爱，您幸福。您的生活又有了意义和美丽……”

“对。”昂热拉说。

“而您，卢卡斯先生，您多年来生活在一场已死亡的婚姻关系中。您肯定不幸。可是现在您不再不幸了。您跟您的妻子没生孩子。如果您现在离开她，您毫无疑问将一直照顾她，不让她陷入困境。”

“肯定的。”我说。

我们手拉手站在牧师面前，像两个孩子。

“那么从神学的观点看——我是这么年轻和自由，我可以这么说，也许另一位牧师会对您讲得完全不一样——那么从神学的观点看，诅咒、禁止这种把你们重新带回生活的关系，称之为罪孽，那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是错误的。不，”伊尔亚兄弟沉思着说，“这我做不到。我说过，作为有感觉的人，而不是根据教会的戒条——我看不到什么罪恶。你们曾经是三个不幸的人。现在有两个幸福了。您，先生，如果我看得不错，您永远也不会再有和睦的婚姻关系，让您的妻子幸福了。”

“您看得对。”

“那么您只是结束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一种对您妻子肯定也是难以忍受的处境。冒着受最严厉批评的风险，我为你们俩高兴。你们以心相许，完全信赖你们的感情。我支持你们，我这么讲是因为我相信，作为基督徒首先是有人­性­——当然是指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我们永远也不可以忽视，教会的戒条——不仅仅是我们的宗教，也包括其它许多宗教——只有当人们注意人类整体时，其内容才适用于上帝喜欢的一种幸福生活。但是，对个体有罪或无罪的判决掌握在上帝手里，不必为人类所知。根据这个或那个派系来最终断定戒条，这纯粹是亵渎神灵。”他注视着昂热拉，“我已经说过，我非常年轻。也许我对您讲的是错误的，但我得说出我的想法、我的感觉以及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法庭将如何判决，您妻子将如何反应，先生，这一切我都不知道。未来，它存在于黑暗之中。但是，夫人，我利用作为牧师的这一自由，告诉你们，我为你们俩高兴。你们俩一起开始了某种新鲜的、有生命力的、美丽的生活。教会、基督教应该站在人­性­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法律的一边。这也是耶稣基督说的，只是用词不同而已。”他微笑着，客客气气，又有些难为情。出现了一阵长长的沉默。后来昂热拉低声地说：“谢谢您，伊尔亚兄弟，谢谢您。”

“我也是。”我说。我伸手到我的皮包里寻找。他注意到了，马上说：“不，不，请不要。现在不要。”

“可您需要钱啊。”

“我们急需钱，但请您现在什么也别给我们，先生。别在这一番谈话之后。您看教堂门旁的那个箱子。您可以把钱投进那里面，随您什么时候投。只是现在不行。这您会理解的。”

“当然，”我羞愧地说，“请您原谅我。”

“欢迎您再来。”伊尔亚兄弟说，“如果您伤心，如果您有忧愁，欢迎您随时来。我在这里。”

我们告辞。我们手拉手走向昂热拉的车。它停在古树下面，又满是花絮了。我们上车，车子滑向大门。伊尔亚兄弟站在教堂门里。我们向他挥手。他挥手回答我们。昂热拉开上了路。

“我现在多高兴啊，罗伯特。”昂热拉说。

“我也一样。”

“他理解我们。我早就知道，他理解我们。他说，如果我们有忧愁或伤心，我们可以再来。你想到过还会有这种人吗？”

“没有。”

“你现在得工作吗？”

“暂时不。只是打电话。”

“出什么事了？”

“咱们去‘庄严’酒店里‘我们的’那个角落吧。咱们喝点东西。我会全都讲给你听。”我说。

我们又一次驶上十字架路，昂热拉坐在方向盘后，我坐在她旁边，置身于其它汽车的洪流里。跟往常一样，伴随着傍晚的到来，空气凉爽宜人。泽尔热，“庄严”酒店里昂热拉的那个朋友和泊车师傅，接过梅塞德斯车，把它开进了地下车库。平台上“我们的”角落空着。我们就座，“我们的”侍者来了，我叫了一瓶香槟。然后我走进大厅。古斯塔夫的回电还没到。我给中心分局打电话，找到了鲁瑟尔。还在调查，他说，至今没有什么依据能怀疑某个特定的人。要我三小时后再打电话。依他看，早晨之前估计不会有什么重要的新发现。我走回平台，现在平台上满是人，全都在喝着他们的餐前酒。我坐在昂热拉旁边，我们喝香槟。我吃了几粒橄榄和咸杏仁，一边给昂热拉讲博卡的大搜捕以及对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谋杀。

“这越来越严重了。”她说。

“是的，”我说，“我感觉这还远远不是结束。”

她把她的右手放在桌上我的左手上。我打了一个冷战。哪来这种事，我想，这不可能，不可能。

“罗伯特！”我听到昂热拉说，“罗伯特，你怎么了？”

我讲不出话来。

她看到我望向哪里，发出一声喊叫。

“不！不，这不可能！罗伯特，这不可能！”

一阵无穷的甜蜜感让我晕乎乎的。

“这是可能的。咱们俩都看到了。我对你说过，有一天会这样的。现在就是这样了。”

“噢，罗伯特，罗伯特！”昂热拉说。她的声音低成了耳语。她让胳臂贴着我的胳臂。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我们的桌旁，看着她的右手的手背，它就放在我的手上。如我所知，在她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右手手背上，昂热拉从童年起就有一块浅斑。它跟其它的皮肤不一样，从来晒不黑。现在，我们俩盯着这只手背。它滑润，到处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那块非常亮的斑已经彻底消失了。

一

加斯东·迪尔曼说：“发生的一切都有其非常特殊的意义。要我们认出这一意义常常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陷入愤怒或沮丧——就像你们现在这样，我的先生们。你们不可以这样。我来这里不是用廉价的话安慰你们或者让你们失望。我得到的任务是随时都有可能带给我自己沮丧和愤怒的。但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因为它也有其特定的意义。我想象，一本书里的每一张纸都有两面，也包括生活这本书。它的一面由我们人类写满目标、信心、希冀、愿望和打算；而那张纸的另一面却由命运在写，是隐藏在一切背后的那个意义在写。这个意义所安排的很少是我们的近目标，但它始终是正义的远目标。”他轻轻地摸摸金黄|­色­的头发。他高大、强壮，衣着高雅挺括，像名外衣官（他也确实是一名外交官）。他有一张红润的、无比善良的圆脸。他的眼睛和善客气，戴着一副眼镜。加斯东·迪尔曼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是带着特定的使命被派到戛纳来的，现在正向我们公布这一使命。我们围坐在警察局会议室的一张大桌子周围。我们是指警察局长、拉克洛斯、鲁瑟尔、戛纳警察局的五六名负责人、缉税官克斯勒和我。加斯东·迪尔曼轻咳一声，补充说：“尽管有时让我们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这个遥远的目标终将实现。正义最终总会胜利。”

矮小的路易·拉克洛斯声音中带着极大的苦涩说：“您最终胜利，迪尔曼先生。什么时候？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您说，这要很长时间，是一个长远目标。到那时胜利的是谁？不公正？先生，我憎恶不公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发生着不公正，发生了犯罪，而且肯定还会发生。如果我经历不到，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公正的胜利和罪行得不到惩罚，那正义的遥远胜利对我又有什么用？当我就职时，我起过誓，要尽全力追究不公正。我应该忘记我的誓言吗？因为巴黎的大人们跟其它什么地方的大人们商谈过，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它就无效了吗？”

加斯东·迪尔曼平静地说：“我对你们讲过，我的先生们，我是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接受我的任务的。我很理解您，拉克洛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那些派我来的人不是轻易采取行动的。如果对手力量强大，想战胜它，就需要很大的才智。”

这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十点刚过，一个星期五。

加斯东·迪尔曼是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专机一大早抵达戛纳的，下榻在“卡尔顿”酒店。昨天就通知了他要来。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加斯东·迪尔曼想今天九点三十分在局办公室里讲话。他以他的客气、平静和坚定的方式解释了他的使命是什么：国际最高层在商谈过此案后认为，戛纳发生的事件、游艇的爆炸、人们的死以及随后的罪行，虽然要想尽一切办法侦破，但是对外界要尽量绝对保密，尽可能地保护和小心对待那群跟赫尔曼相熟的金融巨头们，必须想办法这么做。如果公开抨击这些人，就存在着刺激某些人作出轻率举动的危险。一旦这群人中有一个成员一时冲动，进行报复，就会引起雪崩效应。我们在此要对付的跨国公司势力强大，轻率的行为将会引起世界范围的不安，尤其是如果公共舆论获悉了那庞大的外汇转移和金融­操­作之后。其它企业、银行和投机商们到时候会作何反应，股市会作何反应？如果这个包括科德公司在内的犯罪分子辛迪加瓦解的话，极有可能发生一个“黑­色­星期五”，股市大瘫痪。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应该将所发生的事情和还将发生的事情只作为一堆神秘的不幸事故和罪行对待，公之于众。因此，最高层达成一致意见，由一个人来领导这种事，由他负责，向新闻界、电台、电视台以及基尔伍德死后云集在戛纳的法国的和许多外国的记者通报消息，掩盖事实真相，通过最大的外交手段阻止太接近那个“大富豪”社会里的任何一位成员，不让对他们攻击得太狠，以免惹得他们抱怨或者抗议。这一切都是加斯东·迪尔曼通知我们的。他承认，他也想象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按部就班地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得一起努力，变不利为有利。”

我为加斯东·迪尔曼感到遗憾。我对他抱有好感。他的职务看来不轻松。

鲁瑟尔讥讽地说：“一目了然。一切都允许。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只有一点我们不能做。我们不能鲁莽地问这些亿万富翁，他们的亿万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是通过多少不公正和伤害取得的。那样不文雅。”

“您夸张了，鲁瑟尔先生。”迪尔曼说，又摸摸他的头发，“请您指证这些人之一有罪……”他打住了，一脸不高兴。

“好，还有呢？”鲁瑟尔问。

“然后……我们会找到途径，让他承担责任。”迪尔曼说，头往后一甩。

“迪尔曼先生，”克斯勒说，他沉默到现在，此时气势汹汹，惹得众人都看着他，“我们大家都是公共舆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不对了吗？根据法律，每个人都同样享有幸福、安全、正义和信息的权利，这也不对了吗？”

“它们还是对的，克斯勒先生。”迪尔曼说。此人忍耐力无限。也正因为如此，才选派他来完成这一任务。

“护士安娜·加丽娜也有这一权利。”克斯勒说，他的声音现在高昂起来，“海军少尉维阿拉同样享有这一权利。安娜·加丽娜在米兰有家属。维阿拉留下了一位老母亲。即使我们破获了这些罪行，关于他们的最亲爱的人是如何死去的，我们也要向他们过滤、删除并经过审查地公布真情，对吗？”

“我对你们讲过，我们被逼进了一个麻烦、难堪的处境之中，克斯勒先生。”加斯东·迪尔曼说，挪挪他的眼镜，“可­干­了这些事的人既不是傻瓜也不是笨蛋。可惜——在这种情况下，少数几个直接的当事人不了解或至少不立即了解真相，总比全世界因为这一真相的公布被吓坏而采取无法控制的行动更好。正如弗里瑟先生向我证实过的，您也应该跟我们持同样的看法，克斯勒先生。”

“我知道，”他愤愤地说，“我跟他通过电话。这真是少有的天大的丑闻，我说。我不会为此原谅我自己。我们，这些成熟的男人们，坐在这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演的什么戏，明白事关什么，为什么要演戏。无辜者或有罪者在此丧生，无所谓，失去生命的是他们，而且还将这么丧生下去。而我们，我们现在得到任务，向您，迪尔曼先生——不是针对您个人，您只是奉命行事——向您报告一切，好让您对我们讲，我们该如何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和不可以做什么。”我还从没见过克斯勒这么激动。他望望我：“您也讲点什么吧，卢卡斯！别光让我讲！”

我说：“我收到了我的公司的电报。我的公司得到了相应的指示，迪尔曼先生。我有义务照您吩咐的去做。”

“可环球保险公司是一家私人企业啊！”鲁瑟尔叫道，“国家怎么能影响它？它怎么能这么做？”

“它本来不可以，但是现在它显然能够。”我还没来得及这么回答，拉克洛斯就说，“您总还可以说，我不参加。您为什么不这么讲？”

“因为我跟迪尔曼先生一样，坚信正义最终会胜利，”我说，“虽然有时候要过很长时间。它最后总是胜利。我不愿意到时候我不能为这胜利作出我的贡献。”这是一个谎言，我想。事实是：如果我拒绝在迪尔曼的指挥下继续工作，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就会把我从戛纳召回，让我去办一桩新的案子。那昂热拉和我怎么办？我处于一种非逻辑的情感状态，认识到只有时间才会找到答案。我只能想到今天。只想昂热拉，只想尽可能地跟她呆在一起。然后……别的我就无法去想了。

警察局长令我意外地说：“我感谢您的这些话，卢卡斯先生。我的先生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全服从迪尔曼先生的指挥。”

“本人绝不会专横地滥用交给我的权力。”当拉克洛斯从鼻子里鄙夷地发出一声“哼”时，迪尔曼低沉地说。

“你们继续一如既往地调查。”警察局长说，“从现在起，这些调查全由迪尔曼先生协调。”

“那我现在要问迪尔曼先生一个问题。”克斯勒说，“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先生？”迪尔曼问。

“也就是那个我们当中至今没人能澄清的问题，因为这里的一切痕迹都被销毁了。赫尔曼先生，据说他坐船去科西嘉，是去阿亚科跟生意上的朋友碰头。”我看到，迪尔曼的嘴在轻轻地抽搐。“我们当中没有人认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他们一定是住在私人家里，在赫尔曼来访后立即离开了。这些生意上的朋友是谁，迪尔曼先生？”

“法国的企业家们。”这位外交部来人说。

“什么企业家？他们叫什么？他们此刻人在哪里？”

“这个，”迪尔曼低声说，“我不可以告诉您，克斯勒先生。”

“为什么不能？”鲁瑟尔愕然问。他是那么惊愕，问得十分茫然。

“因为我的部里禁止我这么做，”迪尔曼说，“至少暂时如此。我只能向你们保证，这些企业家跟这一系列谋杀或其它什么不法行为无关。”

“这么说要保护他们了。”拉克洛斯说。

“对，先生。”迪尔曼说。

“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

“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迪尔曼说，扫视了一圈，“对不起，咱们的工作竟会这样开场。但是我无法改变。还有人有问题吗？”

没人有问题。谈话结束了。众人离开大房间。我突然发现我站在迪尔曼身旁。他低声对我讲：“谢谢您，先生。尤其是谢谢您用您自己也不相信的话支持了我。”

我们正沿着一条长长的过道往前走。

“什么话？”我问。

“关于正义的话，说它最后总是胜利。您真相信吗？”

“不，”我说，“您呢，先生？”

“我也不信。”加斯东·迪尔曼说，他的无比善良的脸一下子显得非常失落。

当我来到昂热拉家时，一个小姑娘身穿红衣服坐在她的画室里的一张小椅子上。她吻我。昂热拉穿着白罩衫和拖鞋，白罩衫上沾了许多颜料。她在红头发上扎了一根宽丝带，眼镜用一根小链子挂在胸前。

“你看，”还在前厅里昂热拉就说，让我看左手和钻石戒指，“我拥有过的最珍贵的戒指，我此生有过的最珍贵的戒指。”她让我看右手，“你看这儿。”她说。手背被太阳晒成金灰­色­，那白­色­的­色­素斑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这奇迹，”昂热拉说，“是你创造的。你是我生活中最伟大的奇迹。”

我们走进画室，小姑娘站起身，行了一个屈膝礼，伸给我手，说了声：“您好”。

“这是格奥吉娅。”昂热拉用英语讲，“格奥吉娅的父亲在好莱坞拍巨片。他是个著名的制片人。现在，他跟格奥吉娅在此度假。”

“只有爸爸和我，”格奥吉娅说，又坐下去，“因为我们离婚了，你知道吗？”她把小胳膊交叉放在大腿间，严肃地望着我。

“这真叫我难过。”我说。

“我也是，”格奥吉娅说，“但也很激动人心。我半年呆在爸爸身边，半年呆在妈咪身边。这可是很叫人激动的！”

“非常令人激动。”我说，走到昂热拉身旁，她已经又站在了画架旁。这幅画很宽。在孩子的头后面，昂热拉画了一匹玩具马灰灰的轮廓。我忍不住想起那只西西里亚小马，那只有丝线和许多闪光的金属小片的彩马。它放在杜塞尔多夫“洲际酒店”我的套房里，在一只橱上，放在两只象之间。

“心灵的残酷，”格奥吉娅严肃地说，“爸爸对妈咪心灵上非常残酷。她说的。在法庭上。登在报上。我已经能读了。心灵的残酷，这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吗？”

“有可能。”我说。

“这是离婚的理由。”格奥吉娅说，“但我不相信爸爸对妈咪心灵残酷。爸爸可爱慈祥。妈咪为什么立即搬去跟叔叔弗雷德同住？”

“格奥吉娅，”昂热拉说，“在我工作时你不可以讲话，这你是知道的，对吗？”

“对，当然，”小姑娘说，“我也已经够安静了。我只是问自己，如果我长大了，怎么半年跟爸爸半年跟妈妈过法。”格奥吉娅的脸一下子愁云密布。

“你坐吧。”昂热拉对我说。

我坐到一张凳子上，点燃一支香烟，看昂热拉作画。这时，那股甜蜜的、无法描绘的疼痛又一次流过我的全身。

“今天下午我开车去胡安派恩斯。”昂热拉说，“我买了几件衣服，它们改动过，我还得再试一下。你有事吗？”

“没有，我有时间。”

我们现在讲起了德语。

“那你也一起去吗？”

“当然。”我说。

她转向画，又画起来。我注视着她。

昨天很晚和今天相当早，到了好几封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电报。两封是关于全权总代表泽贝格的。他果然在法兰克福。他订了明天飞到尼斯的飞机。古斯塔夫告诉了航空公司和准备到达的时间。古斯塔夫在他的头一封密码电报里就预告了加斯东·迪尔曼会来，说到护士安娜·加丽娜的被杀。他写道，他受他的董事会指示，而董事会又听从上头的指示，最终指示我，我的一切行动从现在起要不断地向这位加斯东·迪尔曼汇报。我当然不要因此而感到受了牵制，但是在作出任何重要决定之前，都不仅要请示古斯塔夫，而且也要请示迪尔曼。好在上午的会议上我也表现得很顺从。该死的亿万富翁……

大约两小时之后门铃响了。一位身着制服的司机出现了，来接小格奥吉娅。

“明天十一点再来。”昂热拉对司机说。

“是，夫人。”

格奥吉娅以一个屈膝礼向我告别，又在脸上吻了一下告别昂热拉。她在往外走时半是自言自语地沉思着说：“爸爸仍然很爱妈咪。妈咪跟弗雷德叔叔一起生活。到底是谁心灵残酷呢？”然后门在她和司机身后锁上了。

昂热拉就站在我面前。

我从涂满颜料的工作服上方触碰她的左|­乳­。

她解开我的衬衫。我解开她的工作服。她在那下面只穿着一条短裤。工作服落到地上。我们没有再进卧室。直到很久之后，当我蹲在躺着的昂热拉身旁时，我才慢慢地理解了她说的话。

“……怎么了，亲爱的？我说过，像跟你这么神奇，还从来没有过，跟哪个男人都没有过。”

“跟哪个女人都从来没有过。”我说。

“你怎么了？疼痛？”

“一点也不。你想到哪儿去了？”

“你没有听到我讲什么。”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忍不住盯着你的嘴看。”我说，“因此，我无法听到你讲什么。”

我们沿着那条跟海岸平行的路前往胡安派恩斯。这座小城现在就已经满是游客了。我看到许多德国汽车，听到非常多的德语声音。胡安派恩斯让我觉得是一座大而乱的娱乐场。饭馆挨着饭馆，商店挨着商店，一切都是匆匆忙忙、嘈嘈杂杂的，这就是胡安派恩斯。

“冬天这里冷冷清清，”昂热拉说，“夏天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我发现了一家店，它绝对是最出­色­的，因此我才来这儿。”

人群拥挤，汽车拥挤。我想起拉斯维加斯、圣保利①，想起淘金时代美国西部的一座小城。我们将车停在赌场前的古树下。然后我们走几步，一直走到一家叫做“老英格兰”的时装店。女店主格莱高尔夫人和女裁缝们热情地招呼昂热拉。她将我作为她未来的丈夫作了介绍。她以感人的方式善于让那只结婚钻戒进入跟她讲话的人的视线里，总是显得绝非故意似的。

①拉斯维加斯是美国的赌城，圣保利是德国汉堡的红灯区，都很出名。

“老英格兰”不是一家大店，但我看得出来，昂热拉挑的确实是最好的。当她由一道环形楼梯被带上二楼试衣时，我坐到衣服和布料之间的一张靠背椅上。一位部门负责人端给我威士忌。当我把杯子拿在手里时，一个女学徒走下一半楼梯，说：“先生，请您到夫人这儿来好吗？她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沿着狭窄的环形楼梯走上二楼，来到一间堆满衣服的房间。它的中间有点空位。昂热拉站在这里，只穿一条小三角裤。她的金棕­色­的、丝一样软的皮肤在光线下闪亮。一位女裁缝正好拿来一件衣服。

“我订了三样东西。我想要你全都看看，因为我只想穿你喜欢的衣服。”昂热拉说。

她十分自然地几乎全­祼­着站在那里。我，一个男人，坐到一张沙发椅上，手端威士忌杯子，店里那些围着她忙的女人也一点没觉得有何不妥。昂热拉身后有一扇窗户。我望向下面的街道，能认出赌场前的古树和昂热拉的车子。

头一身衣服是绿­色­的麦斯林纱做的，高领，袖子又长又宽，各有两排褶儿。这身拖地的衣服下面打着许多褶儿。

“你喜欢吗？”昂热拉问。

“非常喜欢，”我说，“绿­色­配你合适极了。”女裁缝们将别针别在衣服的某些地方，仍然不是太合身。我喝了一小口威士忌，望着昂热拉。

她又脱去，我又看到了她的­祼­体，感觉到渴望。第二身衣服是黑­色­的，高只齐膝，真丝的，高领，脖子周围有褶儿，好像脖子是从褶儿里长出来的花萼。那布一直到|­乳­根都是透明的。长袖，底下又有许多褶儿。褶儿似乎挺时髦。

我突然发现一个身穿米­色­西服的男人，他走近昂热拉的梅塞德斯车，在左前轮旁跪下来。我站起身，走向窗户，向外张望。那人还年轻，我无法认清他的脸。他正在摸前轮。我正要出声喝止，这时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在观察他。他闪电般起身，跳了两步就消失在古树的树­干­后面了。

“有什么事吗？”昂热拉问，背朝窗户。

“没有。”我说。但是我呆在那儿，想看看那家伙会不会再来。

第三身衣服长可曳地，是橙­色­的麦斯林纱做的，带有微偏的钟形荷叶边，一个套着一个。我很喜欢这身衣服，就说了出来。

“但最美的是那件短黑的！”

“那我就在我们的生日那天穿它。”昂热拉说，“六月十三日是我们的生日，罗伯特。”

她脱去这件晚礼服，又穿上这天下午她的那套运动衫。那是纯丝的，白底上有紫­色­和金­色­的纹状图案。

那些衣服还得作些改动。他们要给昂热拉送到戛纳去。我要求发票。当我付钱时，外面有三个男人脸­色­通红，穿着黄花衬衫和麻布短裤摇摇晃晃地走过。他们喝醉了，彼此挽肩搭背。他们怪声怪气地高声唱着：“莱茵河畔为何如此秀美？”

傍晚了，天­色­发暗了。我们坐在“福姆福姆”旁边，这是一家著名的喧闹的夜总会。我们坐在一家街头咖啡馆的小桌旁，喝着香槟，打量从我们身旁经过的许多人和汽车。我不时地望向梅塞德斯车，但先前的那个人不再露面了。这时我感到昂热拉在往我手里塞钱。

“这是­干­什么？”

“你为那些衣服付的钱。”她说。

“那些衣服由我买。”

“绝对不行！它们是我订做的，是一种工作服，你知道。我在店里让你付钱，因为你是我丈夫——不过，现在请你收回这些钱。”

“不！”

“收回吧！我坚决要求！”

这样推让了一会儿，最后昂热拉赢了。我收起钱。昂热拉顿时显得非常满意。我注视她良久，问：“你在想什么？”

“想圣诞节。”昂热拉脱口而出。

我盯着她。

“什么？”

“我一直在想圣诞节，罗伯特。”她笑，“我疯了，这你是知道的！”

“谢天谢地，”我说，“要不然咱们相互怎么合得来？圣诞节怎么了？”

“我想，你今年会在这里过圣诞节。你会在这里过——对不？”她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万分害怕地望着我。

“那当然。”我说。我这么说时对此坚信不移。不管届时会发生什么事——圣诞节时我想呆在昂热拉身边。

“那将是我生命中最美的圣诞节。”昂热拉说，“过去我总是害怕这些日子。”

“不总是。”我说。

“对，”她说，“有时候也有人陪我——但这一切就好像遮在一股烟后面，你知道吗？圣诞节时这里常常还很暖和，你可以坐在室外的阳光下。我记得，两年前下过一点雪。当时，照相馆突然连一个胶卷也没有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抢着买胶卷拍雪景，真是轰动事件！”她抓住我的手，“咱们将互赠礼物，对不？纯粹是小礼物。我……我……别笑话我，罗伯特……我想放一棵树在平台上，装饰起来。你喜欢那样吗？那样太假吗？”

“这只能证明你品味高。”我说。

“咱们穿得漂漂亮亮，好吗？然后咱们互赠礼物。咱们不唱圣诞歌曲，你别怕。然后咱们去‘大使饭店’，也就是‘保安警’赌场里的那家饭店，好不好？”

“好，昂热拉。”我说，心想现在才是六月。

“我得及时向马里奥订张桌子。他是饭店的头儿。一张两人桌。一张情侣桌，给世界上两个爱得最深的人。你知道，圣诞节在法国是个快活的节日。人们又跳又笑，有五彩纸屑和纸条，把它们从一张桌子抛向另一张桌子。咱们也要跳舞，对不？”

“我们将做你希望做的一切。”

“除夕时你也在。”她说，“除夕时咱们再去‘大使饭店’。半夜时，就像圣诞节一样，他们关熄灯，让人们好接吻。噢，咱们将相互接吻，罗伯特！然后燃放一个爆竹。就在窗外！真是难以描述，你就坐在一座火山中央。前几年，当我跟一个我不爱的男人出去时，每当放爆竹时我总是忍不住流泪。或者当朋友们带上我时——去年是特拉博夫­妇­——那时候我总是得迅速找一个借口，说流泪是因为一只爆竹照花了我的眼睛或类似的什么。新年伊始，对于我一直是个严重的瞬间。这你能理解吗？”

“能，昂热拉，”我说，“这我很能理解。那对于我也一直是个严重的瞬间。我经常想把它睡过去。”

“但今年不。今年咱们俩在一起。咱们不会伤心，因为今年是咱们的年，对不对？”

“咱们的年，肯定的。”我说。

“我当然先得好好地哭个够。”昂热拉说。

两个衣着褴褛的人在我们的桌子近旁相遇。他们俩都挂着牌子。

一个人挂的牌子上写着：每星期二晚上在卡格奈斯—苏梅尔赛马！

另一块牌子上写着：后悔吧，你们这些罪人！世界的末日来临了！

挂着牌子的这两个人彼此认识。他们相互握手，交谈起来。我看到他们在笑。

虽然没有一丝风，天气和暖，这天夜里大海很不安。我们坐在“Ru房”餐馆，喝着普罗旺斯鱼汤。当我们驱车离开胡安派恩斯时，昂热拉说，她饿了。“你想尝尝普罗旺斯鱼汤吗？”

“很想。等等，那我们最好是去……”

“去‘Ru房’餐馆。”我迅速说，因为我想起来，我头一次到达时送我从尼斯开往戛纳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推荐过这家饭店。“在‘Ru房’餐馆有海岸边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我说。

昂热拉从旁边惊讶地望着我。

“你怎么知道的？”

“每一位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这个。”我说，我们笑了。“Ru房”餐馆所在的木棚，直接傍水而修，朝着海滩，紧靠路边。那是一个简易棚，里面非常­干­净，漆成了白­色­，但也还是一个棚。昂热拉对我讲，店主们挣钱挣得很笨很蠢。大房间里所有的桌子都满了，里面很热。太阳一整天烤着木头。紧挨餐厅建有一个带玻璃窗的小阳台。由于紧靠水，它已经是修在柱子上了。这里凉爽些，我们在此找到了位置。我们将车停在了对面，停在路的另一侧，停在一块空地上。空地上撑起的柱子上挂着草席，好让车子白天不致被晒得太烫。

阳台窗户有一扇窗开着，大声的哗哗声钻进来。这是海浪引起的。我看到，它就在我们的脚下冲上沙滩。远方还有带着白­色­泡沫的波涛。浪头真的是在咆哮，这令我吃惊。月光照在海上，因为大海动荡不安，光的反­射­在黑­色­的水面上飞速起舞。

“海浪为何如此呼啸？”我问。

“它总是这样呼啸。”

“不，我是指，在这里也这么响，这些小波浪，它们快没了。”

“这些小波浪，”昂热拉说，“看上去一点没有危险。但它们来势是那么迅捷凶猛。你要是陷在了里面，它们会很快将你卷走。这里不美吗？”

“美，”我说，“可只要你在我身边，到处都美。”

过了一会儿，鱼汤来了。我们先吃了新鲜的带黄油的棍式白面包，喝了冰镇的啤酒。跟往常一样，我们相挨着坐在一起。我长时间地摩挲昂热拉的右手，那上面的­色­素斑消失了。

“这是我生活中的谜。”她说，“我给一位我认识多年的医生打过电话。他说，他不敢相信这块斑消失了。他不得不相信，但是他无法解释。”

“咱们有一个解释，对不对？”我说。

“是的。”昂热拉说。她凝视着我，在她棕­色­的大眼里，金­色­的亮点在跳跃。“咱们俩，咱们知道情况。”

我吻那只手。

昂热拉举起杯。

“­干­杯。”她说。

我也说声“­干­杯”。

我们喝酒。啤酒浓度高、苦涩、冰冷，刺激得牙齿都疼了。

“我老是想，咱们俩直到现在才相识，这是多大的不幸啊。如果咱们十年或十五年前相识……”

“对，如果。”我说。

“可那时我就会改变我的主意了。你知道，罗伯特，那样咱们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不会这样子。十年、十五年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经历过，我们还有许多事不懂。我必须走过我的路，犯过我的错误，有过我的忧愁，你也一样。这些年，各走各的路，不幸或相信是幸福的，最后才断定是上当了。这整个漫长的岁月，是它们将我们变成了我们今天这样子，是它们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的伟大的爱情。你不信吗？”

“信，肯定是，”我说，“只不过咱们不能相遇得再晚。我当时快垮了。”

“那时刻正合适，”昂热拉说，“是上帝这么安排的。一定有一个上帝。不是那个长白胡子的老头。某种……你怎么认为？”

“一定有某种东西，肯定的。”我说，“而现在，当我们找到了对方时，我们寄希望于这种东西。我们请求它帮助我们，我们向它祈祷。”

“向亲爱的上帝。”昂热拉说。

“对，我们就这么称呼它。”我说。我们讲得很大声，因为涛声很大。那是永不间断的雷霆。一位年龄较大的女侍者，端上了普罗旺斯鱼汤。她似乎一直在笑。这是一套大菜。先是清汤盛在一只汤罐里。各种鱼和海产品用一只大盘子端上来了。第三只盘子里是龙虾。一只小篮子里盛着烤过的白面包片。昂热拉告诉我，我应该用桌上一种金黄|­色­像芥末的汁涂在我的面包上。它叫“绵羊汁”。

昂热拉把鱼放在我的汤里，当然是切成了小块。我把烤面包片放在上面，等它吸满了。当我将第一片面包放进嘴里时，我倒抽一口冷气。这“绵羊汁”是我吃过的最辣的东西，我赶紧喝啤酒。我们如狼似虎地吃。

这普罗旺斯鱼汤真可口，出租车司机讲得对。我看着昂热拉吃。我眺望窗外狂野的漆黑中泛着银­色­的海，水的轰隆声在我的耳朵里像是音乐。

“再来点汤，再来点鱼吗？”昂热拉问。

“行。”我说，看着她盛满我的盘子。

“你的脚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

一段时间以来，我的脚确实一切正常。

二

后来我们在九点半左右驱车回家。昂热拉把车拐上车辆更多的沿岸的路。迎面­射­来的车灯照花了人的眼睛，在我们前面行驶着一辆雪铁龙车，非常缓慢非常小心。

“这家伙让我发疯。”昂热拉说，她再三想超过那辆雪铁龙，但是徒劳。“他喝醉了，肯定的，因此他开得这么小心。等一等，我相信，现在可以了。”她加速超车。当我们跟雪铁龙平行时，它猛然一改车速。迎面驶来另一辆车，打着车灯。

“该死的！”昂热拉说。她踩刹车。这一下出事了。梅塞德斯车突然滑向一旁，打滑了，擦过雪铁龙，向左冲去，朝着海里。我一言不发，昂热拉也不出声。她绝望地将方向盘来回打。没有意义，她的梅塞德斯继续打滑。它也没有慢下来。那辆迎面而来的车子转到错误的车道上，直冲雪铁龙开去。雪铁龙也同样拐上了错误的车道，这两辆车鸣着喇叭擦肩而过。然后，迎面而来的那辆车到了我们身旁，那么近，我能认出车子里面三张惊愕的脸。梅塞德斯车险些撞坏那辆车，突然冲向左，在人行道上颠簸，哐啷哐啷地滚下河岸，滚到沙滩上，掉进汹涌的水里。它滑动，越滑越深，向前滑下去。我突然看到，水有将我们拽走的危险。昂热拉关掉油门。车子被前后抛来抛去。浪涛冲刷着车的半腰处，玻璃窗上的水溅起老高。

“出去！”我喊。

“我打不开门！”昂热拉平静得出奇。

我也打不开我的门。水压太强了。我拼命顶门，感到我的心跳到喉咙里。我使劲用力，门打开一道缝。水涌进车内，但现在门至少可以打开了。我抓住昂热拉，她瘫坐在那里，随后我拉她出车子。波浪齐我的腹部，一下子掀倒了我。我呛了许多咸水，然后又站稳了。昂热拉在哪儿？那儿！她的头已伸出车外，波涛冲刷着车子。她失去了知觉，我连拉带拖。她沉沉的，很重。我弄不动。波涛一浪又一浪地冲打，我一再地跌倒。我抬起昂热拉的头，感觉我的力量正在消逝。上面路上停下了两辆汽车，有人跑过来，奋力地趟着水来到我身边。我们一起把昂热拉抬出了车子，沿斜坡拖上路去。停下来的一辆车的司机说：“我去下一个快餐店给警察打电话。”说完就开走了。我们把昂热拉放在人行道上。第二位司机从他的车子里取出来一条被子。她躺在上面，很快就苏醒过来了。

“罗伯特！”她睑带惊骇地望着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踩了刹车，可还是出事了。我驾车这么小心，还从没有……”

“是的，昂热拉，是的，安静，现在又好了。”

“要是万一出了事呢！罗伯特，我险些害死咱们俩！”她哆嗦起来。我用被子包住她，抚摸她的头发和她的脸。

“一切都过去了。”我说。我一遍又一遍地讲。这期间有许多汽车停了下来，一群好奇者围在我们周围。过了十分钟，从戛纳来的第一辆警车到了，里面坐着三个穿警服的人。他们跳出来。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个警察问我。第二个站在他身旁，第三个要求好奇者继续往前开，因为这条路很窄。我讲了事发经过。

“您喝醉了吗？”

“没有。”

他取出一根连着一只尼龙袋的小玻璃管。“您朝里面吹一下气好吗，或者我们让人验一下血？”

“我想我还是吹吧，”我说，“但根本不是我开车。”

“是夫人开车？”

“对。”昂热拉说。

他们让我们俩朝袋子里吹气，把内有晶体的小玻璃管拿到一只手电筒的光下。

“两根都有点变绿。”第一个警察说。

“我们吃饭时喝了啤酒。”我说。

“我没讲你们喝醉了。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车子，”昂热拉说，“车子一定有什么毛病，在开到‘Ru房’餐馆之前还一切正常，后来……”

我想起一件事。

“那个男人！”

“什么男人？”

我讲我在胡安派恩斯看到的那个人，他曾经跪在梅塞德斯车的左前轮旁。

“会不会在咱们吃饭时车子被做了手脚？”我问。我的裤子在往下滴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第一位警察问。

“我叫罗伯特·卢卡斯。”

“对，那又怎么样？”

“您能通过对讲机告诉鲁瑟尔探长我们所发生的事吗？”

“鲁瑟尔？您是不是也在查这件事，那……”

“对。”

“该死！”警察跑向他的车，拿起麦克风讲话。当他返回时，他说：“探长还在中心分局。他马上就来。”

几分钟以后一辆清障车来了。两位装配工将一根钢缆固定在深陷于水里的梅塞德斯车的后杠上。然后，这些男人走向他们的车，发动起车子。钢缆绷直了，梅塞德斯也被拖上了岸，他们一直将它拖到了路上。昂热拉这时已经恢复了。她用被子裹着，站在我身旁。正当装配师开始检查梅塞德斯时——警察们也在场——一辆黑­色­的标致车从戛纳方向风驰电掣而来，停到我们身旁。鲁瑟尔、拉克洛斯和那位巴黎外交部的迪尔曼跳下车来。我将昂热拉介绍给迪尔曼和鲁瑟尔。拉克洛斯原来就认识她。

“得到消息时我正跟鲁瑟尔在一起。”拉克洛斯说，“我们马上打电话去酒店，找到了迪尔曼先生。他坚持一起来。”

“这不是普通的事故。”我说，重讲了一遍我在胡安派恩斯看到的那个人。一位跟装配工一道检查汽车的警察走过来。

“我们查出来了，”他说，“左前方的刹车管。”

“它怎么了？”鲁瑟尔问。

“被一把钳子绞断了，挂了下来。这种事很容易一下子就做成。您发动车子时，一点也注意不到，在您踩刹车之前，也只会漏出少量的刹车油。反正一切都挥发进了空气里，一点也进不了车轮的刹车瓦。车子打滑。不管是谁做的，显然想要车内人死于非命——或至少是一起严重的车祸。”

然后出现了一阵静默。

拉克洛斯和鲁瑟尔走向梅塞德斯，观看那被铰断的刹车管。我也去检查它。我们走回到昂热拉和平静的加斯东·迪尔曼身边。

“好得很，”拉克洛斯恼怒地对他讲，“企图谋杀。终于又有点新事了。”

迪尔曼的脸上有几秒钟显出一种痛苦的表情。

“企图谋杀……”昂热拉望着我，“可是为什么，罗伯特？为什么？咱们­干­什么了？”

“你什么也没做。我­干­得太多了。”我说。

“还是一点也不向外透露，对不对？”拉克洛斯问。他继续抨击迪尔曼。“交通事故。技术故障。幸好没出什么事。《潇洒马丁报》上来一则三行字的消息，再没别的了。”

“再没别的了，没有。”迪尔曼说，“不然您的处境还会恶化，卢卡斯先生。”

“哎呀，您住口吧！”拉克洛斯控制不住了，“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封锁消息。好吧，随您的便，迪尔曼先生。如果您相信这是正确的方法，如果您相信您能对此负责……”

“冷静点，路易。”鲁瑟尔说，“你也看得出来，迪尔曼先生对这一切也不开心。他奉有上司的指示。”

“我对这一切全不理解。”昂热拉说，“这是什么意思，迪尔曼先生？”

警察们赶走了最后一名好奇者。许多汽车从我们身旁驶过海岸路，我们只是一小群。

“卢卡斯先生会给您解释的，夫人。”迪尔曼说，“他知道我不能采取其它行动。您的车会被拖进戛纳的梅塞德斯车修理厂修好。你肯定您一点没事吗？”

“是的，肯定。我只是冷得很。”

“警车送您回家。夫人，在您从卢卡斯先生那儿得到解释之后，我也请您保持沉默。在场的所有人都将保持沉默——对不对，我的先生们？”加斯东·迪尔曼环顾一周。

众人慢慢地点头，一个接着一个，最后是拉克洛斯。

“谢谢。”迪尔曼说。

一名警察带我们去巡逻车。我把昂热拉扶上后座，坐到她身旁。那位警察爬到方向盘后面，发动了车子。我转过身。透过后窗我看到加斯东·迪尔曼。他站得离其他人稍远一点，孤单单的。他目送着我们的车。他双肩耷拉着。他站在呼啸而过的汽车的灯光和黑­色­中泛着银­色­的狂野大海之间，一个年约五十五岁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看上去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伤感、无助、艰难和负担的象征。

“我理解迪尔曼。”昂热拉说。她躺在床上，我光着身子坐在床边。我们一回家就马上换掉了湿衣服。“他没有抢着要这个使命！他眼睛那么善良。他肯定是个善良的人。他只是在完成他的任务。”

“对。”我说，“你又真正暖和了吗？你不冷了吗？”

“我好极了，罗伯特……罗伯特……我为你担心。”

“无稽之谈。”

“绝不是无稽之谈！他们想看到你死去。噢，上帝，万一你出了什么事——那我怎么办？”

“我不会出什么事的。”我说，心想，但愿如此。今天晚上可够险的。

昂热拉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抱住我。

“我怕，怕得很！到我身边来，罗伯特，到我身边来，快！我想感觉到你。”她全身都在发抖。

于是我来到昂热拉身边，我们以绝望的野­性­Zuo爱。最后，我从昂热拉的身上挪开了我的身体，谛听她平静的呼吸。我熄掉床头灯，睁眼躺在黑暗中，听到火车隆隆地驶过海边。我睡熟了，是昂热拉唤醒了我。她抱着我的胳膊叫我的名字。我好不容易才醒过来。

“什么……事？”

“请原谅，亲爱的，我叫醒了你！我得让你看一样东西。”

她站在床边，俯身向着我。

“几点了？”

“四点半，”她说，“我再也睡不着了。我起床走上平台，于是我就看到它了。”

“什么？”

“我要带你去看。来。”

我从床上跳起来，跟在她身后，急步穿过客厅，跑到室外一片花海的平台上，它沐浴在朝阳的强光之中。我俯瞰城市，它的白房子也亮得刺眼，就跟又变得波平如镜的大海一样。

“不是在那下面，”昂热拉说，“在那上面。在山坡上。”她用手指，“在柏树旁边！”最后，我在房子后面陡峭山坡上的柏树旁发现了它——一棵开满粉红­色­花朵的杏树。阳光下，这棵树和树上的花朵熠熠生辉，超凡脱俗。

“我观察这棵树多年了。”昂热拉说，“六月里它还从没开过花。今年它开了。您还记得吗——岛上的僧侣、神圣的火奴拉特和他的杏树？”

“对。”我说。

她跑进客厅，又拿着一只相机回来了。

“我得拍下它。”她说，“它是为我们绽放的，罗伯特！我想准备一本相册，里面只放对我们有意义的照片。这就算第一张。”她将相机举到眼前，“它将永远为咱们俩开放。”放下相机时她说。她的目光从我身上下滑。“回去吧”，她笑吟吟地说，“快回来……”

空游泳池在太阳下白闪闪的。

保尔·泽贝格也跟我一样，穿着衬衫和裤子。天气一天一天地更热了，我们穿着凉鞋，在杉树、橄榄树和棕榈树的绿荫下来回漫步。灼热的太阳下，透过树­干­，我看到伊尔德·赫尔曼家门外五彩缤纷的花圃，老是看到那个游泳池。我看到，有几块石板是供跳水用的。池底有几根树枝。小动物在那里来回蹿跳，小蜥蜴。现在是下午一点，公园里静悄悄的。

泽贝格一回来我就前去拜访，令他猝不及防。我做好了他会拖延、推托的打算，但是他声明，他很想立即回答我的问题。因此，我坐着一辆车出城了。

我汇报了在法兰克福时保安公司的那位弗雷德·莫利托尔告诉我的情况，据他说是泽贝格特别强调要他讲给我听的。我只字未提我拜访过所有的银行家，也没提我了解银行家在“法兰克福宫”聚会的一些情况。

泽贝格点头。

“这一切都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即使穿着衬衫和裤子，他也显得像个一本正经、绝对正确的银行人士。“莫利托尔打电话找我，我告诉他，他应该将一切都告诉您。莫利托尔讲的情况，对您有什么帮助吗？”

“这我还说不准。因此，我想跟您谈谈。”

“我当然支持您，只要我力所能及。”他又散放出那种“粗陶人”的香水味。他­精­力充沛，法兰克福的工作、飞行和气候的变化似乎一点也没能影响他。“我不说您也知道，当我听到莫利托尔讲的话时，我自己完全惊呆了。”

“这我可以想象到。获悉您的上司翻找您办公室的办公桌、文件柜和保险箱，就好像您是个罪犯似的，您一定也大吃一惊。”

我这话讲得很挑衅，他反应得也强烈。

“罪犯？为什么？不，不，我不这么看！”

“请你……”

“不，请您听我说！我意识到您猜的是什么。可是您看，不是这样的，不可能是这样的。赫尔曼先生没必要乱翻我的办公室——找某种文件——我像个犯人似的把它藏起来了……每次交易的某些书面材料。”

“他为什么没必要？”

“因为——您不熟悉银行­操­作，卢卡斯先生——因为在银行里，若非赫尔曼先生同意、亲自安排或亲自执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可能不被他知道。我虽然是全权总代表，但我没有银行里的小银行。外汇科跟其他所有科一样属于这个家庭。因此，赫尔曼先生不可能指望找到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泽贝格在一根柱子前停下来，它的两面神头像已经风化了，部分长了苔藓。这个头有两张脸，一张脸向前，展望未来，另一张向后，回顾过去。他沉思地打量着那双面的头像。

“他会不会估计，他能找到什么东西呢？”我问，“我是指，他会不会估计或害怕——保安公司的那个人对我讲，他无比激动——他会不会害怕有资料失踪呢？”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眼下就是这样做的。”泽贝格心不在焉地说，“是啊，肯定的，赫尔曼先生有可能担心这个。可这会是什么样的资料呢？如果是那种事关某一桩交易的——让我们假想我真的做了这种事——销毁有关交易的资料对于我也毫无意义，合伙人持有副本。我想，这能说明问题。”

“是的，”我说，“既然为了讨论，我们已经将您自己假想成理论上的作案人，那也就可以推测，您不会将您和另外某个人在银行和赫尔曼不知情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交易的某种资料或其它保密的文字放在您的办公室里……”

“事实上这是个可爱的假想。”泽贝格说，“另外——如果我有什么要隐瞒的东西放在银行里，那我在飞往智利之前无论如何会带上。”

“哎呀，真的，您去了智利呢。”

“出席世界贸易大会。会前我还处理了那边的银行事务。会议开始于四月十三日。我三月二十九号就飞过去了。”

“这就是说，您直到接到莫利托尔的电话，才知道了赫尔曼先生夜里的这一行动。”

“对。赫尔曼先生遇难后，我一得到消息就马上飞往尼斯，来戛纳照顾赫尔曼夫人。”

“那莫利托尔的报告为什么会让您那么吃惊呢？”

“我的天！”泽贝格说，在有双面头像的柱子旁的石凳上坐下来。“您问我这个？直到接到电话之前我当然相信是事故或谋杀，像这儿的所有人一样，包括赫尔曼夫人。”

“她仍然相信是谋杀。”我说。

他不听，迅速讲下去：“接到电话后，我只有一个解释：赫尔曼先生不是在寻找某种资料，而是想销毁某些资料。”

“您说过，这种资料总是有多份复印件。”

“他有可能想办法全部弄到手，以便掩盖某件事。也许他没成功。也许悲剧因此而发生。”

“这就是说，您现在不再相信是谋杀或事故了？”

“是这样，卢卡斯先生。”

“那您现在相信是什么？请您讲出来！”

“我相信是自杀，”全权总代表保尔·泽贝格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了。”

鸟儿在树枝间啁啾，蜜蜂嗡嗡。

泽贝格说：“我对赫尔曼夫人只字未提此事——她的状况不允许。我实话告诉您我在法兰克福查到的一切吧——是跟格罗塞先生一起调查的。在我最终返回法兰克福之前，他是负责生意的第一代理人。我跟他忙了几个昼夜。事实不妙，但我还是要对您讲。我不在时，赫尔曼先生和约翰·基尔伍德在英镑贬值前买下了英镑，发放英镑贷款，加起来总共高达五亿马克。”

“您讲出来真是太好了，”我说，“因为缉税官克斯勒也查出来了。”

“您知道了？”

我点点头。

“您知道赫尔曼先生是在基尔伍德的委托下买的？”

“对。”

“您也知道那不可思议的、谜一样的、发疯的事：赫尔曼没有立即将英镑转抛给联邦银行，再加上那疯狂的英镑贷款，让银行蒙受了四千万的损失？”

“这我也知道。”我说，心想，泽贝格之所以这么热心地告诉我，也许正如他所说，是因为他别无出路。

“银行不会因此而动摇的，”泽贝格说，“我这期间已经处理好了。一切都继续运行。但是，您理解那些英镑为什么留在我们行里吗？我们为什么发出英镑贷款吗？赫尔曼先生有何计划？”

“这我不懂，”我说，“跟您一样懂得很少。”

“噢，”他说，“您是说，我知道。但是这不对！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知情人没人理解。”

“知情人，这是指您和那位格罗塞，以及萨冈塔纳、法比安、托威尔和泰奈多斯等先生，对吗？长话短说，泽贝格先生，我也知道，所有这些先生，包括基尔伍德在内，创建了一家跨国公司，这家科德公司，这家生产电子产品的魔鬼公司——以你们的银行为家庭银行。”

“约翰·基尔伍德是科德公司的全权代理。”他说。

“是的。”我说，端详着那个双面头像。他会有几百年了？

“我什么也不瞒您。也不隐瞒基尔伍德常受团体的委托在我们那儿进行的金钱交易，以及在贬值之前购买弱货币的事。只不过赫尔曼当然总是立即将弱货币卖给联邦银行。”

“您说说，泽贝格先生，您认为这种交易道德吗？”

“它们是合法的。这才是关键。一位银行家不可以做任何不合法的事。金钱自有其道德。这是我说的，听起来带有讥讽的意味。我不是冷嘲热讽者，但我也不是伪君子。”

“跟赫尔曼先生相反。”我说。

“此话怎讲？原来如此！”他咬着嘴­唇­，“看来您也知道了那场报告，他在去我的办公室乱翻之前那一夜在‘法兰克福宫’所作的报告。您是指那次关于银行家的伦理和他对社会的责任的演讲吧，对不对？”

“对，泽贝格先生。”

他缄默。我等了好长一会儿，然后说：“您不想评判您的上司。”

“永远不要讲死者的坏话。”他说。

“可如果他从事这种生意，他在那儿这么讲就是伪君子了。”我说，“您对我讲，金钱自有其道德。我相信，那些把跟金钱打交道当成他们的生意的人完全忘记了，毕竟有数百万的­性­命悬系在这些钱上。金钱对他们成了一样物体。一个物体没有道德。因此，这些人在他们的职业里就自然地反道德了。不然的话他们经常是或好或坏——就跟普通人一模一样，对，他们有时甚至弥补他们的有意识的或潜在的不快。我想到洛克菲勒、卡奈基，想到他们赠给社会的那些博物馆、医院、学校和藏画，想起他们的资助和需要为大众­干­的好事——当然只是在其职业范围之外。”

“您放心地讲出来吧。”他说，“您说的极有可能是对的。”

“这是肯定的。”我说，“您对赫尔曼在他的法兰克福演讲之后的行为有什么解释？”

“只是一种模糊的猜测。”

“是什么呢？”

“也许因为他跟基尔伍德的金融交易受到了攻击，他担心他的好名声毁于一旦。”

“好名声。”我说，“这么说，您的银行和赫尔曼先生所做的事显然也不是特别光彩啊。”

“它是合法的。”

“这您已经讲过了。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吗？”

“没有。”

“咳！还是有道德的顾虑？泽贝格先生，到现在为止，您讲出的一切都令人信服。”

“我知道，现在却不再是了。”他说。

“因为您想保护您死去的上司？”

他耸耸肩。

我说：“基尔伍德内心一定发生了什么，不然他不会那么自责，讲出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话，因为有人想阻止、也必须阻止他继续讲话。依您看这有可能是谁呢？”

“这我不懂，卢卡斯先生。另外，今天下午，迪尔曼先生，这位法国政府的代表，约好在我这里进行一次谈话。我顺便告诉您，我将要对他讲的跟我告诉您的话一模一样。”

“这不冒险吗？”

“正好相反，卢卡斯先生。您一定已经知道了，迪尔曼先生是带着某种特殊的使命被派来这里的。我现在必须想方设法保住我们银行的声誉。正因为如此，我要将一切情况告诉此人，因为他是被挑选来避免引起任何社会不安的。我还有什么比这更聪明的办法吗？”

“这您做对了。”我说。我们匆匆地对视一眼，然后，我们俩望向那双面头像。泽贝格打量着双面头像展望未来的脸，我打量着那张回顾过去的脸。

10

这天下午，我还跟鲁瑟尔、拉克洛斯和克斯勒碰了头，向他们讲了我跟泽贝格的谈话。我们坐在旧码头旁边拉克洛斯的办公室里。风扇又转开了，但我们的额头上还是汗涔涔的。当我结束我的报告时，鲁瑟尔说：“可怜的迪尔曼。他们给了他一项该死的任务。泽贝格是只狡猾的狐狸。实际上他是以他的招认强迫法国政府——从而也包括德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保护赫尔曼银行。事情会这么解决的。”

我对克斯勒说：“您查出了许多真实的情况，但不是全部。”

他挑衅地反驳道：“我跟基尔伍德谈过话！他信赖我！我把他榨­干­了。如果他不告诉我全部，如果他也骗我一回，我有什么办法？您讲的这一切，我几乎在杜塞尔多夫都已经讲过了。”

“您对那家跨国公司一无所知吗？除了特拉博之外，这帮人都跟它有牵连。”我说。

“是这样。”他缩回头，“不过现在我们已知道了。看来他们全都可疑。”

“全部，对。”我说，“您女儿怎么样了，拉克洛斯先生？”

“哎呀，她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友好地冲我点点头，转而又严肃起来。“我们这里有个cabale，”他说，“对，一个黑社会。”

我迫不得已写下了这个法语单词，因为它在德语里没有对应的词。法语里的cabale相当于这么一帮人，他们盟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团结一致，无比神秘和隐蔽……

六点左右，我坐出租车去昂热拉那儿。我打过电话，但没通，虽然她对我讲过，她下午在家里工作。我怀着一种不祥的感觉去她那里。会发生什么呢？当我后来按她的门铃，她为我打开门时，我的不安加剧了。她问候我，客气而冷淡。我想吻她的嘴，却吻在了她脸上，因为她把头转开了。她穿着她的许多浴衣中的一套，在我前面径自走到了平台上，在落日的余晖下，那里的花儿再次灿烂。

她坐进秋千。我在她面前站住，端详着她。她一声不响。她点燃香烟的双手在微微颤抖。

“出什么事了，昂热拉？”

“我有客人来过，”她说，“一小时前。”

“谁来过？”

“英格·德赖尔夫人。”

“谁？”

“你已经听明白了。你妻子的朋友。她说，她坐车从胡安派恩斯过来的。她从电话号码簿里查到了我的地址。那回在‘金山羊’，我非常高声、非常清楚地报出了我的名字——跟你相反。”

“这是什么意思？”

“你讲我的名字时讲得人家难听懂。”

“我想省去你的难堪。”我说。

“对，当然，当时我也是这么想。”

“昂热拉！你怎么这样跟我讲话？”

我试图抱住她的肩，可是她避开了。“请别这样。”

“那好吧，真的，我弄不懂了！这女人要你­干­什么？”

“这女人，”昂热拉说，她的声音顿时变得低沉、伤心和沮丧，“她告诉我，在艾泽见过咱们俩后，她马上给你妻子打了电话。这是她急着要做的事，当然。这我当时就想到了。”

“我也想到了。那又怎么样呢！这咱们俩可不在乎！”

“是吗？”昂热拉问，非常低声，“你不在乎吗，罗伯特？”

“这话是什么意思？昂热拉！请问出什么事了，昂热拉？”

“你妻子当时在电话上讲了你一大堆话。然后，她还把它们详细地写了下来。特快。航空邮件。信是今天寄到的。德赖尔夫人认为，我使她很同情，她觉得她有义务让我读读这封信。她本来也收到了这一委托。”昂热拉伸手摸进上衣口袋，“信在这儿。”她递给我一个信封。我认出了卡琳的笔迹，从信封里抽出好几页纸，上面写满了卡琳工工整整的笔迹。

“你读吧。”昂热拉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

我读道：

我亲爱的英格！

你真好，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你碰上罗伯特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两个人接吻拥抱，像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我在电话上已经简单告诉过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对此持何态度。我现在只是写得稍微详细一点，好让你别不必要地担心。

跟你和你丈夫以为的相反——当你们这么看到罗伯特时，必然会相信的！——这是事实。事实很简单，正如我对你讲过的：我们过着一种现代派的、非常幸福的婚姻。我们早就达成了一致，每个人可以走自己的路，但我们永远留在彼此身边，彼此相爱——由于深深的­精­神之根。你看，最亲爱的英格，你丈夫和你，你们过着一种普通形式的幸福、和谐的婚姻，跟我们有点两样。我们­精­神上是如此的互相依赖，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能取代我的罗伯特，或者能取代他的我！在十年的婚姻生活之后，我们在­性­欲领域里已是如此习惯了，寻找和需要不断的新体验。你可以因此谴责我——我对你只讲实话。这种­性­欲的体验，这种不断的‘外遇’，对我们的婚姻没一点点不良影响。恰恰相反！我们越来越亲密。你认为，如果两个人相互给予这许多的自由，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呢？我有过的所有男人，都比不上罗伯特。他老是讲，他跟他的女孩子和女人们交往也同样是如此。当他从旅途中回家来时，他详详细细地向我讲述他的最新冒险，以那种风趣向我描述最隐秘的情形，他的风趣你是了解的，取笑那些愚蠢的母牛，那些可怜的小兔子。他，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正向她们宣布他的伟大的爱情。他准确地向我表演所有的隐秘情节！你知道，这会刺激得我多么发狂？我同样也这么做，我也向他详细表演我跟我的所有男人的故事。这总是令我们俩如痴如醉！

我放下信纸，望着昂热拉。她的目光越过我身旁，俯视着城市和大海。

“昂热拉！这是一封卑鄙的、­精­心策划的撒谎信！写出它就是为了把它交给你！”我喊道，“这里面没有一句真话！这一切都是一个被遗弃女人的复仇！昂热拉，我请你……”

“你读下去。”她说。

“我对你说……”

“叫你读下去！”

我读道：

你以为那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英格？你就说它是­性­倒错吧，好。可我告诉你，那之后我们就一连数天不下床。我们像动物似的扑向对方！哎呀，亲爱的英格，你有个可爱的丈夫，你本人也是个善良的忠诚的妻子——我知道，你们不能理解我和罗伯特。可这正是我们让我们的婚姻像新婚燕尔那样保持亲密的方法。罗伯特当然告诉过我，他在戛纳遇上了那位昂热拉·黛尔菲娅。他打算再演一出伟大的戏，正如我们这么叫它那样。这我在电话上就对你讲过了。他又一次有了外遇，那个可怜的女人，她肯定很漂亮，或许也很可爱。他告诉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他只要她……

“这真卑鄙！”我说，“噢，这真下流！”

……说他没有她就无法生存，他的婚姻已死去多年，我是个怪物——跟游戏有关的那一切，你理解吧？当你在电话上告诉我，这女人给你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时，我开始没用心听，因为这一切我早就熟悉了。然后，后来，我起了疑心。在罗伯特和我这样两个人之间的游戏得有个限度！这就在于其他人的不幸。这我还从没想到过。现在我头一回思索此事。我本想给罗伯特打电话，告诉他，他应该终止这场闹剧，但你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他会开他的玩笑，引我发笑。因此我写信给你，请你把这封信给那个现在跟他要好的女人看看。我请尚未谋面的她原谅，为了他，也为了我，我不比他好。我不能期望她会理解罗伯特正在跟她做和做过的事情。可怜的人儿。我实在是为她难过。我头一回为我跟罗伯特多年来所做的事感到羞愧。我们必须终止此事，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再打电话给我，最亲爱的英格，真诚地问候你的丈夫。祝你们在南方再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从你写的看来，那里一定美妙无比。拥抱你！

你的老朋友卡琳

我放下那几张纸。

“昂热拉，”我说，“老天，你总不至于相信这里面所写的吧？”

她不回答，望着下面的城市和大海。

“昂热拉，请讲话！”

她说：“这位英格·德赖尔给人一种真正不安的印象。我本人也认识一些玩这种游戏的夫妻。”

“可我没这么做！”

“你喊什么？”

“我必须喊！这是胡说八道！我爱你，昂热拉，只爱你，你是我的生命——这你还没有理解吗？你还感觉不到吗？我没向你证明吗？我离开了卡琳，我提出了离婚，我搬进了酒店……”

“是的，”她说，“你一生中已经这样做过多少回了？你自己也记不清了吗？”

“你……那么你相信这个女骗子了。”我颓丧地说，“这不可能。昂热拉，请听我说！在咱们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会相信这些谎言？”

“这一切都属于游戏，是不是？”昂热拉问，“然后，当你又回到她身边时，你向你妻子表演一切，现在这一幕，我们在床上做的一切，我所讲的一切，一切？”

“我绝不会再去她身边！”

“你又喊起来了。”昂热拉说，“请你别嚷。我只是一个人。”

“昂热拉，我以我们的爱情向你起誓，这是一个最最无耻的谎言！”

“你老是以你的爱情起誓吗？”

“我只有一个，你！”

“你还这么讲？”

我愤怒了。

“你可是一个知识女­性­，昂热拉！你怎么竟会相信这封信？你怎么会对我怀疑？”

“这我也不懂。”

“这么说你怀疑了？”

她沉默。

“你怀疑了？”

“你知道，我跟男人们经历过什么，”她说，“因此很容易生疑。很容易怯懦，或者变得现实。你跟我玩得开心吗，罗伯特？”

“昂热拉，”我说，感到血又在我的太阳|­茓­里跳动，“你不可以这样跟我讲话！”

“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就这样敏感吗？可是，可是！一个经常做这种事的男人！哎呀，我忘记了，这一切还属于游戏，当然。这回，当你回家去时，你有一大堆好讲的啦。”

我真想放声大哭，无法再听这种话。

“昂热拉，我请求您，理智些！”

“我非常理智。”她说，“别担心，罗伯特，我不再从平台上往下跳了。你跟卡琳的共同生活一定非常刺激。”

“你要是再讲一句这种话，我就走。”我大声喊道，“你真是疯了！没法跟你谈！要么你现在马上相信我，这一切都是谎言和卑鄙，要么……”

“要么？”

“要么我就走！我为你做了一切！我不能也不想受到这种怀疑和对待。”

“第二场结束。”昂热拉说。

我快步上前，狠狠地抽在她脸上。

她的头歪向一边。

“对不起！”与此同时我绝望地喊道，“请你原谅我，昂热拉，原谅我！”我想将我的手放在她肩上，可是她推开了我。

“现在你可以走了。”她说。

“我就走！”我说，感到眼泪涌进我的眼眶。

“对，”昂热拉说，“而且赶快。”

我一脚踢到一只放满唐菖蒲的落地花瓶上。它碎了，花儿跟碎陶片飞向四面八方。水喷溅。我转身就走，在身后摔上了门。在载我下去的电梯里，我失声痛哭。我全身哆嗦。楼梯到了下面，但是我无力离开它。我倚在一个角落里，泪流满面。我的双腿再也驮不动我了。我瘫作一团，用双手擂电梯，粗鲁地大声诅咒。我是那么虚弱，站不起身来，更别说走了。

三

11

那之后我有一会儿失去了时间感。也许我在电梯里蹲了两分钟，也许半个小时，我不清楚。我只知道，电梯间的门终于开了。一位年纪较大的贵夫人站在那里。她看到我，发出一声惊叫，让门关上了。我听到她跑开，去呼喊房主了。

“我现在得离开这儿——赶快！我是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的。我的膝盖在颤抖。我走出电梯，穿过门厅走到外面。暮霭沉沉，这种时刻的凉爽又来了。当我踩上屋前广场的碎石子时，我的左脚又疼起来，很厉害。我停下来，吸气，拿手帕稍微擦­干­净我的脸，继续走，不，是继续瘸着，因为疼痛越来越严重了。这只脚不属于我的铅一般沉重的感觉又出现了。如果找不到一辆出租车，我说什么也到不了‘庄严’酒店。我咬紧牙踉跄到大路上，停下来，把我的体重转到右腿上。

许多汽车开过去，没有出租车。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半小时，没有出租车。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仍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打了昂热拉。昂热拉！我一生中还从没打过一个女人，现在打了昂热拉……

左脚疼得更厉害了。我想起来，我是用左脚踢花瓶的。疼痛也许是因此引发的。我像个疯子，像一个真正有错的人，昂热拉一定有这个印象。不，她不可以有这种印象！她就这么不信任我？不过，卡琳的信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昂热拉有过坏的体验。该诅咒的应当是你，卡琳。汽车。汽车。没有出租车。我永远到了不“庄严”酒店。

昂热拉和我，我们两个人都生活在这么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我想，神经质地想对发生的事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样，像这封信这种推动力就足够……不！不，不能让它得逞！在这么一种爱情中不行！现在是谁真的爱谁，谁是接受爱？我？昂热拉？昂热拉？我？即使我不迈步走，脚也疼得要命。这时，一辆出租车从路上开下来了。我发疯地招手。出租车停下来。我坐到后排座位上。

“请去‘庄严’酒店。”

“是，先生。”

在出租车开动的一刹那，我也感觉到左胸在疼，我对它已是那么熟悉。还很轻，但我知道，它会厉害起来的。我手指灵巧地寻找药片和硝酸甘油胶囊，我总是随身带着，吞下第一种，嚼碎另一种。

我现在怎么做？到酒店后给昂热拉打电话？乞求，请求，向她起誓，相信我？不，如果不是她自己相信我，这是徒劳的。因为只有有错者才会不顾一切地自卫，所以我不可能那么做。这到底对不对呢？如果对，那我是不是无所谓呢？没了昂热拉我还能­干­什么？我不敢想象我们的关系会就此结束。脚里的感觉难以忍受了。我胸口的压迫越来越强了。左臂疼起来。昂热拉。昂热拉。我不可以想她，要不然我会失去理智。可我忍不住要想她！今天早晨她还指给我看那棵开花的杏树。今天早晨还……

我终于觉察司机在看着我，跟我讲话。我们已停在了“庄严”酒店的大门入口处。我不知道已经停在这儿多久了。

“您不舒服吗，先生？”

“一切正常。”我边说边付钱。我费力地从后座上下来，因为我几乎抬不起我的左脚了。出租车开走了。现在天­色­已经差不多全黑了。我一定在电梯里蹲了很长时间，我想。滑稽，在那位老太太之前，没人想乘它。滑稽，一切都滑稽。滑稽得要死，滑稽死人。我在室外又吞服药片和硝酸甘油胶囊，一瘸一拐地进了大厅。

大厅里只有少数人，有些人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房间，我想上我的房间。我像个生病的动物那样趴在它的窝里死去。我再也没有力气了，只有疼痛和恐惧。然后，就是那每一分钟都在像这种疼痛一样增长的绝望。

“卢卡斯先生！”

我转过身。

像以往那样亲切——加斯东·迪尔曼。他善良的眼睛在镜片后关切地望着我。

“噢，晚上好，迪尔曼先生。”

“晚上好。我给黛尔菲娅夫人打过电话。她说您走了，估计是回了酒店，确切的她说不清。因此我就从‘卡尔顿’酒店过来了，在这里等您。”

“为什么？”

“您今天跟那位泽贝格先生谈过，对吗？我也跟他谈过。现在我想跟您谈谈。您怎么了？您不想跟我谈吗？”

我思索。如果我现在单独呆着的话，那疼痛、那绝望也许会强大无比。最好是不单独呆着——即使会出什么事。迪尔曼似乎没注意到我的状况。我也尽量打起­精­神来。

“我当然想跟您谈谈，迪尔曼先生。也许在酒吧……在平台上？”

“那儿到处都有许多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偷听我们。我不想冒险。我在戛纳这儿租了一辆车。它停在‘卡尔顿’酒店门外。咱们走过去，开着兜一圈。这样肯定就没人偷听到我们了。”我们走过去……老天，我们走到‘卡尔顿’酒店去！那距离虽不远——但不是对于像我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人。什么叫像我这种情况？我不能被疼痛和绝望打败，不！我说：

“行，咱们走过去。”

我们走。

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卡尔顿”酒店的。我的脚前所未有地疼得厉害。左胸侧的疼痛现在扩散到了左臂，一直到手指尖。我透不过气来。十字架路的人行道上有许多开心的人们。商店的灯光闪烁。我看不真切了。我听不真切迪尔曼在讲什么了。他有一家什么鳟鱼饲养场。他是个热情的钓鱼迷。驶过的汽车的车灯。暖和的空气。一声清脆的女人笑声。人们，人们，人们。我撞上他们，我被人踩了脚。我的脚。我的心。更严重，越来越严重。我要是留在酒店里就好了。疯了。我正在做的一切全是胡闹。我所做过的一切。我打了昂热拉。不。不。别想昂热拉。这该死的药没效，一点效用也没有。我再也走不动了，我想，我连一步都走不动了。我走着。我坚持到了“卡尔顿”酒店，坚持到迪尔曼的车，一辆黑­色­的大克莱斯勒。

他开动。十字架路上的车流是那么密集，我们只能像走路似的前进。迪尔曼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胸口和脚里的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可千万不能讲什么。谁知道迪尔曼到时候会不会害怕得送我去一家医院，会不会这样就泄露出我患的是什么病，古斯塔夫到时候会不会获悉了将我召回。如果他召我回去呢？跟昂热拉那可就完了啊。完了！它永远不会完！

“一切似乎都很有说服力。”迪尔曼说。注意，你没听到这句话的开头。

“什么？请您原谅，先生。”

他瞥我一眼。

“我说，泽贝格先生所讲的有关他的上司赫尔曼的一切，似乎都非常有说服力。您不觉得吗？”

“是的。不。”那钳子来了，我还能感觉到它。

噢，亲爱的上帝，请不要。

“是的，不。”迪尔曼说，点点头，“这正是正确的回答。赫尔曼可能做了什么事情，它一旦被公布出来，必然会毁掉他作为一个无可指摘的银行家的声誉。它似乎公开出来了——总之，他在‘法兰克福宫’演讲完之后冲进了银行，开始在泽贝格的办公室里到处翻找。”

“对。”再多的话我讲不出来了。那钳子现在紧紧夹着我的胸。我在我的位置上坐直，有点气喘。我把我这一边的窗户旋下。空气！

“但也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泽贝格很狡猾。我们没必要相信他。根本不可以相信任何人。”

“对。”不，上帝不帮我。那种毁灭感出现了。那种碾碎感。这是那种恐惧，那种可怕的疯狂的恐惧。我的双手抓进座位的皮垫里。迪尔曼全神贯注于开车，他必须非常注意，但不是注意我。

“现在，我们假想赫尔曼确实想拯救他的名声。他来到这下面，跟其他所有这些人商谈，说服他们帮助他，弥补这笔英镑生意。这就是说，靠简单的办法他当然再也不能弥补了。请您想想这笔生意之大！请您想想德国的银行监督！不，不，但至少为了保护他的名声，他隐隐看到了有可能由参与的整个组织共同分担这笔巨大的损失。如果他们帮了他，那或许还有可能，比如说在内部转嫁到属于科德公司的公司头上。这是可以想象的，对吧？”

“对。”在我眼前，汽车的红­色­尾灯像在乱舞。每当车辆停下时，刹车灯也跟着亮。红灯、红灯、许多红灯。钳子。我正在死去。我死在这位如此彬彬有礼的人身旁，他根本没注意到我怎么了。我正在死去。对，对，对。噢，那钳子。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胸口和脚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疼痛。不能再讲话了。不能再思想了。只想到死。死在戛纳。在十字架路上。在一辆克莱斯勒车里。红灯。现在它们旋转起来了。一切都在旋转。我在我的座位上扭动，双手捂着胸。开车非常困难。迪尔曼不得不当心，不然就会出车祸。十字架路越来越堵塞。

“先是找基尔伍德。他说，不，他不帮忙。然后找其他人。他们也说‘不’。他们也许是想毁掉他，逼他自杀。他们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我们可以想得到。也可能完全是另一回事，但也可能是这样，对不？”

他一个劲地讲着，不等我的回答。

唾液不停地在我的嘴里聚集。我咽啊咽。汗流进我的眼睛里。那钳子。那钳子。它还从没这么可怕过。我正在死去。我爱你，昂热拉。不，不，不，我知道，你也爱我。或者不再爱了？那我就死掉好了。啊……

“这样赫尔曼就自杀了。总之——那位护士给他搞了炸药。她可能是他的亲信。她被害了。维阿拉被害了。基尔伍德被害了。他们殴打了您。昨天他们又将黛尔菲娅夫人的汽车破坏，好让您发生车祸。但这一切都说明，那不是自杀，而是谋杀，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掩盖它。我现在想讲的话听起来骇人听闻……”

红­色­！全是红­色­！汽车的灯光散开。迪尔曼的声音从远方飘来。我坐在那里，为了不发出哼哼，为了不致因为疼痛、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叫出声来，我咬得嘴­唇­都出血了。也许事情会过去。昂热拉和我又可以走到一起。肯定的，非常肯定。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如果我向迪尔曼公开了我的状况呢？不，不，不，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该坐上这辆车。现在我连下车都不能够了。现在我困在这里了。

“您瞧，我是那个要尽可能避免一场世界范围的丑闻、将一切大事化小的人。我相信，您能够想象到我的感觉。”

“啊……”

“我只是这么想，也希望如此。”他点头，望着前方。不可思议，他一点也没注意到我的状况。我的心脏现在急剧跳动，我感觉它就在舌头上，在牙齿间，在脖子里，无处不在。我的全身都在跳动，好像有一把灼热的钳子搁在我的左脚上，我整个的左腿上。

“他们不是刑事犯罪分子。那些谋杀和袭击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另有原因。这个亿万富翁的组织在此一定有他们的秘密。在最高层，他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不跟这个组织斗争，因为后果不可估量。我已经说过，我恨他们派给我的这项任务，但我现在接受它了。因此有个问题：您能不能——请您不要瞧不起我，先生——让您的保险公司令人信赖地持自杀的观点呢？”

情形还在恶化，更加恶化。我根本无法呼吸。

“呃……”

“您等等！我是为了我们大家的利益提这个建议的。先生，咱们俩知道，没有任何办法对付这群人。如果我们想阻止更多的灾难，如果我们不想再引发别的谋杀，就应该让这件事尽可能和缓地平息下来。我所讲的这些很可怕，但是我看不到其它出路。如果您在您的公司持自杀的观点，它也就不必付钱。因此，发表这种看法应该是容易的。赫尔曼夫人肯定不会坚持索要保险金。毫无疑问，跟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她更关心那些重要得无与伦比的事情。即使您的保险公司不付钱，这也已经是朝着掩饰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您的公司也许可以通过这一做法让克斯勒也中止他的调查。那么，您愿意给您的公司……我认为，那么，自杀的理论就会非常强烈地显示出来，我们就会有一个机会……卢卡斯先生！卢卡斯先生！您怎么了？”

“我……呃……”

太严重了。我窒息。我在燃烧。现在他终于觉察了。他惊慌地踩刹车。车子猛一跳动。随着这一跳动我向前倒下去。我还记得，我的头撞在仪表板的软垫上。这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12

白­色­。一切都是白­色­，非常亮。

我万分害怕，非常缓慢地试着呼吸。一点也不费力。没有疼痛了，没有钳子了。我小心地睁开眼睛，习惯了那白­色­、那亮堂。我躺在一张床上，身上穿着衣服，只是没有鞋。一位高个子男人坐在床边，观察着我。他的脸宽宽的，波浪形黑发。他的脸酷似一个画家、一个诗人。他大概有五十岁。

“好了。”他说。

“您是谁？”

“我是儒贝尔大夫。您这是在布洛赛医院。”

“在一家医院里？”

“对，卢卡斯先生。”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送您来的那位先生对我讲的。”

“迪尔曼先生吗？”

“对。他等了一会儿就开车走了。他必须去赴一个约会。他会再打电话来。您在他的车子里……”

“是的。”我望着儒贝尔，“现在几点了？”

“晚上九点，先生。您昏迷了……一段时间。您被送来后，我给您注­射­了一针。对付……对付那发作。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对不对？”

“一切。”

“您认为您能站起来吗？”

“我不知道。”

“您试试。”

我试了试。好像我脚里从没疼过似的，好像我从没发过心脏病似的。儒贝尔大夫微笑地望着我。他也站起来了。

“这太好了！”

“对，”我说，“太好了。”

“卢卡斯先生，这可不是您头一回发生这种事。”

我迟疑。

“您别担心，我保证保密。”

对这位医生我马上就有了信任。

“不，不是头一回。”我说，然后向他讲起前几次的发作，贝茨大夫所做的检查，都讲得很简单。“杜塞尔多夫的医生说，我患的是间歇­性­跛足。”

“这是对的，”德贝尔说，“而且心脏也有病。我看了他开给您的药。当我们抬您上来时，药盒子从您的袋子里掉了出来。今天是一次特别严重的发作。”

“最严重的，大夫。”我说，“现在我该怎么做？病情恶化了吗？”

“我不清楚，那位德国医生给您检查时它有多严重。您近来老是激动不安吗？”

“是的，”我说，“很多。我也吸了烟，因为您肯定也想知道这个。我工作很多，来回奔波。我还得继续工作下去。我现在不能垮下来。还有……大夫，我发生的这些事请别让任何人知道！任何人！也别让送我来的迪尔曼先生知道。”

“我对您讲过，我答应保守秘密。没有您的明确允许，不会有哪个第三者从我这儿了解到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那我有个请求。”

“什么事？”

“您能不能为我检查一下我的脚和我的心脏，告诉我，它们怎样——马上就查？”

“我正想建议您这么做。”他说。

“您肯定也会告诉我真相，儒贝尔大夫。”

“您跟我来。”他说。

他带我穿过医院，来到不同的科室，做心电图和一系列其它检查。他亲自非常仔细地检查了心脏，尤其是脚。我注意到，他测了两只脚上的脉搏。一小时后检查完毕。我们走进他的房间，那里面除了一张堆满纸的办公桌和满满的橱柜，只有两张沙发椅和一张床，值夜班时他可能就睡在那上面。我坐下。

“怎么样？”

“您想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是的，当然。”

“全部真相？”

“就是！”

“您也肯定能承受全部真相吗？”

“肯定。”我说，“我不能承受的是现在还继续不明就里。”

“那好吧。”他说，“那么……”他以他的梦想般的眼睛望着我，它们变换着表情，变得很明朗很严肃了。“您有病，卢卡斯先生，病得很重。我指的根本不是心脏。心脏患有心绞痛，但是可望用硝酸甘油控制住它，必要时也可以用其它药物。真正灾难­性­的是您的左腿。”

“我的左脚。”

“不是，可惜是整条腿，一直到大腿根。您的左脚还有您的整个左腿出血都非常严重。一根烟也别再吸！”

“是，是……接着讲，接着讲！”

“接着……”他的目光不离我的脸，“接着……左腿没了。”

“什么叫没了？”我问，此刻我非常镇定和平静。

“这是指，您得料到，要截掉左腿——最迟在六个月后。也许要早得多。”

“截掉？”

“您说，您能承受全部的真相。”

“我做得到。但截肢……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没有，卢卡斯先生，即使您一根烟也不再抽。即使您生活得无比理智，一点也不激动。脚里的疼痛还会出现，渐渐严重。跟您将会遇到的相比，今天的疼痛算不上什么。您将不能承受那种疼痛。”

“也许能够呢。”

“不。”他说。

“用药。重药！”

“这没有意义。您的腿必须截肢。必须，先生。”

“可是为什么，如果我——用药——忍受这疼痛？”

“因为它到时候会坏死，因为它会腐烂。如果不截肢，您会死于烂腿，卢卡斯先生。”

我缄口不语。我们仍然望定对方。

“这很残酷。”他说。

“是的。但我还是感谢您。我非常感激您，德贝尔大夫。”

“您说过您能忍受真相，先生。好吧，这就是真相。”

“您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一个字？”

“这我发誓。”儒贝尔大夫说。

13

“庄严”酒店的门卫给我一个消息。

“请您马上打电话给迪尔曼先生。”

“谢谢。”

我上楼去我的套房。这天夜里也非常暖。我在客厅里坐到电话机旁，要求接通“卡尔顿”酒店。那里帮我接通了迪尔曼。他的声音听上去困惑不解：“我不得不赶紧离开。我跟警察局长约好了。医院里说，您的事可能会拖得很长。老天，怎么回事？”

我笑。

“没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医生说，是这里的炎热。今天来回跑得太多了。小小的血液循环系统供血不足。”

“实情真是这样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实情！儒贝尔大夫为我从头到脚做了检查。我拿了药。得防着点太阳。别的我完全健康。”

“肯定无疑？”

“您不相信我吗？我向您发誓！”

反正儒贝尔大夫向我起过誓。

“那好吧，您别再恼火了。无论如何我是放心了。在我的车子里真是可怕。”

“这下您又可以彻底放宽心了。”

“是吗？好吧，我放心了。”

我想，最好是赶紧再谈起我们的生意：“我没有能够回答您的建议，亲爱的迪尔曼先生。我完全理解您的困难处境，您为此受罪，这从您身上看得出来。”

“从我身上看得出来吗？”他的声音听起来听天由命。

“对，您这人太正经了，不会喜欢这种事。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这让我非常抱歉。我也有我的使命，跟您一样也有一颗良心。您请求我的事，我不能做。跟克斯勒谈论此事也没有意义。他绝不会同意这种事。”

出现一阵阵长长的静默。

“迪尔曼先生！您听到了我讲的话吗？”

“不错。那是一个尝试。处在我的处境必须什么都试试。我能想得到，您不会……”迪尔曼叹息一声，“糟糕的是我看得见，一切将会如何结局。”

“如何？”

“肯定不像您或我希望的，卢卡斯先生。”他悲伤地说，“而是像上面的那些大人希望的，是的，可能是这样。像不同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这我预见得到。为此我将以我的努力取得成就。一种我憎恶的成就。而您，先生，您将……咱们停止吧。每个人都必须做他必须做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谢谢您。”

“谢什么？”

“谢谢您的支持。”迪尔曼说。

啊，我支持……

挂断之后，我冲澡，穿上晨衣，坐到大窗户前的阳台上。十字架路，灯光，大海，一座美妙城市的如今已经如此熟悉的神奇图像。我仍然坐在阳台上。我还能工作。我还可以挣钱。我还有两条腿。我的银行户头上还有钱。我还有我的工资。

还有。

但一切都已经注定了，我想。灾难和沉沦。孤独，苦难。结局。也许这样反而更好。昂热拉相信我妻子，而不是相信我。昂热拉结束了我们的这段爱情，因为她不信任我。眼下真是太可怕了，在我这样的年龄，我对自己说。但从长远看——什么叫从长远看？最多看到六个月后，那大概是惟一的解决方法。一定有个上帝，将一切导人他的轨道。大多数时候我们不能当场理解，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我现在能理解了。我看透了你，上帝。看来你甚至是善意待我的。因为当我知道了我的真相时，在昂热拉的身旁我如何忍受接下来的那六个月？如果我将真相告诉了她，昂热拉会如何承受它？而终有一天我必须这么做。她肯定会非常勇敢，会安慰我，说，即使他们给我截了肢，她的感情也始终不渝。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如果她还爱你，如果她今天不结束这段爱情的话，她会这么说的。哎呀，跟一个只剩一条腿的男人能好多久？就算他还能工作，他也得有几个月工作不了。因此，他们当然得让你退休，我对自己说，他们没别的出路。你没有了昂热拉。你离开了你的妻子。我宁愿死去，也不愿回到卡琳身边去。我会死去，孤独地死去，请让我孤独地死去。怎么死？在哪儿死？我的银行户头上的钱会迅速花光。我的退休金比我的工资低得多。如果卡琳不同意离婚，她必须得到她的那一部分。如果我截肢了，也许她永远不会离婚，她会想，我也许很快就会死去，那留下的一切就全属于她了，住房、家具、保险，一切。另一方面，假设昂热拉今天没有跟我决裂——作为没有工作能力或只有部分工作能力的人，我在经济上该如何做到？环球保险公司不能留下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干­我这一行需要两条腿奔跑。那我能­干­什么工作呢？挣多点？那我到头来还是会成为昂热拉的累赘。不，不，你聪明地安排好了一切，上帝，我想。非常聪明。就算我现在完了。彻底完了——没有昂热拉。也许我得受到惩罚。也许是因为我这样抛弃了卡琳而受罚。这么没有怜悯，这么冷酷无情。不顾她怎样。就为这事。也许。

天­色­已经晚了，十字架路宁静空虚地横卧在我下面。时间旋转。我再三地想着同样的事：我的腿一点也不痛了，它似乎好了。只不过它最迟六个月后就得截肢。有很好的假肢。也许过一段时间后就能勉强走路了。但那时候我还是不能再­干­重活了。真奇怪，我想，生活之中，早晚之间一切就会彻底崩溃。一切。爱情，幸福，甚至生活本身。

当我这么坐在那里时，我的身体有时因为对昂热拉的爱情和渴望而抽搐作一团。因为对这结局的忧伤。噢，是的，这一整夜经常这样。但后来我又现实地想起钱、假肢、不能工作和贫穷。我当然也想：儒贝尔大夫有可能弄错了。但我马上就又想：如果一位大夫这么肯定地讲这么严重的事，那他就一定有把握。吞下去吧，我的老伙计，我对自己说，咽下去吧，你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你本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现在你体验到了。一小会儿。上帝不会再给你了。只有这么一点时间。一切就过去了。现在你是孤独一人，你将非常地孤独下去。《理查三世》里怎么唱的？“你会绝望、绝望地死去！”

我还没有绝望。截肢不会截死人。大多数不会。也许会。无所谓。我什么都无所谓。钱。两个女人。跟昂热拉的年龄差距。即使没有今天这一天。年龄差距，再加上是个残疾。不，不，上帝做得对，我对自己说。尽管很痛，但我看得明白。是的，是的，我看得明白。我已没有力量，现在再像个疯子似的将我拥有的一切押上去，过上六个月，追逐某种冒牌的幸福。去酗酒、去嫖妓、去赌。数小时后，我心如止水。我想，不，我不会做这种事，而是要规矩地、尽量好地结束此事，毕竟环球保险公司为此支付了我大笔钱。工作将会帮助我忍受一切，失去昂热拉，我的孤独，等待手术。然后得走着瞧。现在你得睡觉，我对自己说。

我上床，但是我睡不着。我的走投无路的处境令我喉咙作呕。我辗转反侧。我诅咒我的生活，诅咒昂热拉，诅咒上帝。您知道吗，理智、冷静、超脱地行事，就好像你已经是个能承受一切的人，这是一回事。然后你躺到床上，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人对你讲话，没有一个人听你讲，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家，什么也没有——这又是另一回事。连最后的东西、连希望都没有了——是啊，这已经有点不同了。

14

马尔科姆·托威尔不厌其烦地挑选合适的球­棒­，走来走去，目测球，不慌不忙，把球­棒­举到头顶，然后击出去。球飞走，越过护理过的草地飞得远远的，这儿的草地起伏不平。

“不赖。”马尔科姆·托威尔满意地说。他穿着山东绸的衬衫和紧身的灰­色­麻布裤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花丝巾，有点太注意修饰了。他动作像个女人，讲话软绵绵的，唱着歌，哼着曲。我们走向第三个洞，球落在那附近。一个球童推着小车跟着我们，车上放着托威尔的球­棒­，球装在一只袋子里。那球童是个长满粉刺的男孩，至多十四岁。他只讲法语。我们只讲英语。

这是六月十三日，星期二，上午八点半。我一大早打电话到托威尔家，因为我知道，他每天在莫金斯附近的草地上打高尔夫球，而且，因为炎热，是上午打。他开着他的奔驰车到“庄严”酒店前接我。这天夜里我睡了也许半个小时，但我感觉­精­神旺盛，心情舒畅。我一点也不想昂热拉和那条要截肢的腿，一次也不想。但这其实是撒谎。

“真迷人。对不对？”托威尔望着那个小球童，冲他微笑。他推着小车跟在我们身后。小男孩开心地笑着回答他。“我非常迷恋这男孩。他迷恋我，总想跟我走，不跟其他任何人，将我深藏在心，可爱的小不点儿。这粉刺——迷人，对不？”

“对，”我说，“迷人！”我将泽贝格告诉我的一切都讲给托威尔听了——他对赫尔曼在法兰克福的举止的想象，对这底下发生的事和是什么逼得赫尔曼自杀的猜测。现在我问：“您相信这个理论吗？”

“哪一种……噢，当然。不，我不相信。荒谬至极，我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赫尔曼跟我们­干­这种生意很多年了——我是说，跟我们，以基尔伍德做我们的代言人。这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这个赫尔曼。害怕失去他的名声？幡然悔悟？喏，您知道！您不了解银行家们。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害怕。他们神经好得很。”

“那您不相信是自杀？”

“不。”托威尔扭着ρi股走。我走在他身旁。我们大步走。我的脚一切正常。“我跟先前一样相信是谋杀。”

“为什么要谋杀赫尔曼呢？”

“这我不知道。但一切都证明是这样——我指的是他死后发生的一切。您看得见，每个太接近这件事的人都被谋杀了，那个可能泄露点什么的人，像可怜的酗酒的约翰·基尔伍德，那个也许知道一点情况的人，像这位维阿拉或这位护士。那就得有一位杀手，对不？为什么不会是他杀害了赫尔曼呢？保护自己。我听说，甚至企图袭击过您？”

“对。”我说。我们现在来到球跟前了。它躺在一个小坑里，洞就在这附近。托威尔检查一下地形，挑选了另一根球­棒­，摸摸球童的金发，摸摸他的脸。他打量球，击出去。球果然滚进洞了。

“好极了。”我说。球童取出球，又将它放好。托威尔不是惟一的球手，我还看到其他人，在很远的地方。球场上笼罩着无限的宁静。

“那个人会是谁呢？”

“您认为，有可能是我——或者是我指使的。是不是，您可是这么认为的？”他几乎是温柔地冲我微笑，“您注意到这小家伙有像丝一样光滑的睫毛没有？像个小女孩。漂亮，对不？有可能是我指使的，因为，基尔伍德委托赫尔曼经营的套汇和其它生意导致科德公司的英国配件供应公司破产了——因为这家配件供应公司几乎全属我所有。”他低笑一声，“卢卡斯先生，这当然让我不舒服，但是您肯定知道，那家公司只是我的许多公司里的一家。”

“这我知道。”

“您也会相信，这一破产不会置我于死地。”

“肯定的。”

“那好。”他轻轻地撑在一根球­棒­上，“另外您别忘记，科德公司也属于我——属于我们这里的所有人。我始终同意基尔伍德和赫尔曼所采取的措施。他们先是毁掉了一家配件供应厂。我倒霉。但我可不能对赫尔曼不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了我的间接委托做的。科德公司依然存在。我在它里面占有很大的股份。正如其他人有他们的股份一样——萨冈塔纳、泰奈多斯、法比安和基尔伍德。他死了。他有遗产继承人。”

“这就是说，您认为，这些人当中谁也没有一个谋杀赫尔曼的理智的动机。”

“正确。”

“但您仍然相信是谋杀。”

“我讲过那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吗？不，我相信我没这么讲过，卢卡斯先生。有一个凶手，这我坚信，但是他不在我们的圈子里。这是一个局外人。因此，看看基尔伍德吧，我们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只能希望你们这帮人勤快点，在凶手像对可怜的约翰那样再次行凶之前，将他找出来。”

“约翰·基尔伍德把那场谋杀归咎于自己——有点模糊——归咎于‘我们大家’，正如他所讲的，您记得吧。”

“约翰是个不可救药的醉鬼。上帝宽恕他的灵魂。”

他也讲到了博卡的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说一切都是从他开始的：“我们找到了那个阿尔及利亚人。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炸药是他提供的。赫尔曼夫人的护士收下了它。”

“那个阿尔及利亚人说的？”

“我们还没来得及问她，护士就被害了。”

托威尔又忙于打球了。他换了两次球­棒­，用手摸摸喜形于­色­地望着他的球童，在球前走来走去。

“也许护士跟凶手是联合的。”

“基尔伍德怎么知道了博卡的阿尔及利亚人？”

“也许他进行了调查，懂得的比我们其他人都多。”

“您讲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醉鬼？”

“因此他进行了调查！”托威尔终于将球击走了。我们在草地上继续往前。“警方没有进展。您没有进展。你们可都是专家啊！你们为什么没有进展？”

“为什么没有？”我问

“因为你们都被那个固定的想法迷住了，以为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干­的，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如果您不能撇开这一想法，您将永远不会获悉真相，卢卡斯先生。你们将太多的秘密塞进我们当中。我们不是发过誓的黑社会，我们不是cabale。”

cabale——这个词又来了！英语里也有它。黑社会——小个子拉克洛斯这么形容“富豪”们的这个社会。他认为他们组成了一个盟过誓的黑社会。马尔科姆·托威尔取笑了这个念头。他笑着朝球的方向走去。小球童和我跟在他身后。在这城外的莫金斯的高尔夫球场上，景­色­非常秀美。我深深地呼吸这纯洁的空气。微风轻吹。多汁的­嫩­叶在老树稍上颤动。当我仰头望天，想看看太阳有多高时，我注意到了。

四

15

十一点左右，我回到“庄严”酒店。酒店的室外大游泳池里有几位客人在游泳。其他人躺在太阳底下。我看到帕斯卡勒·特拉博坐在昂热拉和我的那个角落里。她使劲向我招手。我向她走过去。帕斯卡勒穿着一件很薄的胸衣和一种料子很薄的裤子。这个角落里还很­阴­凉。

“我等你两个小时了。”她跟我们打了招呼，等我在她身旁坐下后说。

“我没想到你会来。”我说。

“你也不可能想到。我还会再等两个小时，再等四个小时。你总会回酒店里来。”

一位侍者出现了。

“你喝的是什么？”我问。

“杜松子酒加奎宁。”

“我也要一份。”我说，“给夫人再来一杯。”

侍者走了。

“什么事，帕斯卡勒？”

“昂热拉。”

“昂热拉怎么了？”

“她昨晚来了我们家，呆了一整夜——在那种状态中，我们不能让她单独一个人。克劳德今天早上送她回家了。她的车还在修理厂里。”

“什么叫——在那种状态中？”

“她垮了，彻底垮了。她全都讲给我们听了，谈你妻子的信，她对此的反应，你如何反应的，说你打了她就走了。”

“我失去了理智。”我说，“我道了歉。我实在是感到抱歉，真的。”

“这我知道。这昂热拉也知道。她也难过得要命。”

“什么？”

“她那种行为。她相信了你妻子写的信，而不相信你的话。”

噢，上帝，我想。噢，上帝，你这是怎么对我啊？我刚刚开始适应走给我划定的路，现在你又将一切反过来。上帝，或者不管你是谁，你做出这一切，让这一切发生，你就同情同情我吧。我是个病人，我再也忍受不了这么多。

“你一句话也不讲。”帕斯卡勒说。

“我好讲什么？”

“跟昂热拉一样的举止。她好讲什么？她能对你讲什么？她不知道。她不敢随便讲什么。罗伯特，我还从没见过一个比她更不幸的人。她不知道我在这里。你得去找她，罗伯特。”

“不……不……这……我不能这么做。”

“你不再爱她了吗？”

我感到我的眼睛开始火烧火燎。我望向游泳池，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刚刚跳进水里，激起高高的水花。

“我，”我说，每个词都令我窒息，“我比过去更爱她，不管她做什么，我都将爱她。”

“她同样爱你，罗伯特，但是她羞愧。她相信，她永远也不能弥补她所做的事了。因此，你得去找她。”

我沉默。幸福感回来了，我能感觉到它，但它来得缓慢，令我伤感，这听起来是如此的奇怪。如果我们的爱情继续下去，那么一切就更要麻烦、更严重——在几个月之后。可是我已经适应了……

我适应了吗？我想。一秒也没有！百分之一秒也没有！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上帝。但是要让昂热拉和我重新和好。一会儿，只要一会儿。等我到了那种地步。无论如何，我们只有这么短的时间了。

“罗伯特，回答啊！我请求你，回答我！”

侍者端着饮料出现了。我看到他走过来，不等他来到面前，就跳起身，一句话也没讲，跑过平台。众人都望着我。当我冲到泽尔热面前时，那个泊车师傅也吃惊地看着我。

“出租车！”我说，“请您赶快叫一辆！”

他急忙走了。

我站在烈日下，望着那个大花圃，我的呼吸迅猛短促。昂热拉，昂热拉。噢，苍天在上，昂热拉。

16

当她打开门时，她让我觉得特别的脆弱和疲惫。她的脸上有哭过一整夜的痕迹。棕­色­的眼睛下有深深的黑眼圈。她的嘴在颤抖。她想讲什么，但是讲不出来，只发出一声沙哑的叫声。

我抱住她，温情地吻她的嘴。这时她哭起来。

“昂热拉，别哭了！”

她摇晃着头，抓住我的手，带我到阳台上，带到烈日下鲜花的海洋里。我们坐到预先卷起的遮篷下，坐在­阴­凉处的一张宽床上，相互不看对方，长时间不讲一句话。我俯瞰城市和大海，我看到天空和飞机，我感觉到，我好像看到整个世界浓缩在一个小核桃壳里，就像诗里写的：“我看到耶路撒冷和马达加斯加，北美洲和南美洲……”昂热拉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我们彼此不再放开。她望着九重葛，但我想，她什么也没看。

最后她低声说：“我很抱歉，罗伯特。我真抱歉。”

“别再提它了，”我说，“已经过去了。”

“对，”她说，用力握握我的手，“已经过去了，罗伯特。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我感觉真难受，难受得要命。这怎么会发生的呢？”

“别再想它了。”

“我忍不住不想它……我无法忘记它。我也不想忘记它。我想过，我爱你，没有哪个女人能爱得这么深。然后我又怀疑你，赶你走，相信你妻子写的。”

“你相信它，是因为你太爱我。”我说。海上又有许多帆船了，这回它们的帆五颜六­色­。“就是这么回事。换成我同样也会这样。”

“这不对。你从没怀疑过我。”

“噢，怀疑过。”我说。现在我们四目对视。她眼睛里的金点在闪烁。我说：“这才是开始，昂热拉。咱们得想办法，别真的失去理智。咱们才处于开端。卑鄙、无耻和诽谤还会成吨地向我们倾泻。但咱们本来就知道了，不是吗？”她点点头，仍然很严肃地直视着我的眼睛。“好吧！昨天咱们俩都失去了理智。我打了你……”她把一只手指放到我的­唇­上。我推开它。“我打了你。我走了，怒气冲冲地扔下你一个人。这再也不会发生了。”

“不，”她说，“绝对不会了。”

噢，上帝，我想，脑子里似乎听到儒贝尔大夫的声音：“……六个月之后。这是实情，卢卡斯先生。您想知道全部实情……”

这一下我又想到，如果他们截去一条腿，不会死人。有时候当然会，但是不经常。

“我对你太不公平了。”昂热拉说。

“我给了你这么大的痛楚。”

“不是你，你从来没有过。”昂热拉说，“不，今天我全明白了。现在这就是最后的证明。”她的眼睛模糊起来，“到我身边来，罗伯特。”她说。

17

我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看着昂热拉准备我们的——一顿很晚的——午餐。厨房和客厅里的电视机开着，我听新闻，却没听到，因为我所想的一切都是昂热拉，昂热拉，昂热拉。她现在十分愉快，十分幸福。当她经过我身旁时，她俯下身来吻我。她说：“这样老看电视真是疯了，叫你受不了吧？”

“一点也不。”

“噢，你太礼貌了，才不讲。”

“这是事实，昂热拉。”

“你看，我孤身一人，那么多时间，不断地看——当然不总是，但是经常。我的电视癖就由此而来。比起我一夜一夜地乱转，你更喜欢我这样。是不是？”

“不，”我说，“我更愿意你一夜夜地转来转去。”

我帮着昂热拉铺好平台上的桌子，我们平静地坐着。当我们收走餐具后，我们从宽腹的高脚杯里喝了一点威士忌。昂热拉吸烟，我不吸。她左手上的戒指亮闪闪的。

“罗伯特，”昂热拉说，“今天是六月十三日。咱们的第一个生日。”

“对。”我说。激动和一夜未睡的后果来了。我越来越打瞌睡了。“你知道，我很想咱们特别地庆祝这一天。咱们有过这一打算，对不？”

“我也想这样。我想过，咱们去尼古拉的‘黄金时代’。这是一家我一定要带你去的饭店。”

“咱们先在‘庄严’酒店‘我们的’那个角落里喝一杯开胃酒。”

“当然，最亲爱的。”

“咱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你今天晚上穿得光彩照人，像过节似的，好吗？”

“你知道吗，‘黄金时代’是一家很有名、很好的饭店。去那儿时没有人穿得像出席宴会似的。人们会觉得那样很滑稽。”

“随他们去吧，”我说，“这是我们的生日。我们想怎么庆祝就怎么庆祝。我是那么迷恋你在‘老英格兰’买的那身黑­色­短装。你穿上它，戴上耳环，戴上你的首饰。我穿燕尾服。”

“你真想这样吗？”

“这可是咱们的一个大节日啊！如果咱们这样打扮不适合尼古拉那儿，那咱们就去其它什么地方。”

“不，”昂热拉说，“去尼古拉那儿。照你希望的那样，穿得像过节似的。我会打扮得非常漂亮。”

“你不可能打扮得比你本身更漂亮。”

“我可以涂涂抹抹之类的。”

“对，”我说，“请你这样做吧。要让所有的人以为咱们是两个疯子——咱们都不介意。”

“全不介意，”她说，“尼古拉会理解的。只要他看到了咱们俩，就会理解咱们是怎么回事……罗伯特！”

我的头垂下来了。

“嗯？”

“你累了。”

“不，一点也不。”我说，“对，是的，相当累。”

“我也同样如此。”她站起身，“你到床上来吧。咱们睡一会儿，好让咱们晚上­精­力充沛。”

于是我们躺下去，这上面一直能感觉到的凉风带来清新宜人的空气。床足够我们两人睡。我吸进昂热拉被太阳晒透的皮肤的香气，越来越感到疲乏了。

昂热拉轻声说：“你知道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吗，罗伯特？”

“什么？”

“不是现在，以后。当一切都好起来之后，当你有了时间不再忧愁时。”

“那时­干­什么？”

“那时我很想跟你周游世界……”她的声音似乎从遥远的地方飘来，“在一艘大船上，比如说，‘法兰西号’。你是不是也想这样？”

“嗯……”

“咱们可以从这里起航，绕过非洲、卡萨布兰卡、开普敦、达累斯萨拉姆，然后去卡拉奇、孟买、马德拉斯、卡尔库塔、新加坡和曼谷。我见过所有这些城市的图片，真的想见见它们，跟你一起，只跟你一起。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愿望。这么环球旅游也贵不到哪儿去。”

“咱们将周游全球。”我说，感到睡意包围着我，“咱们一起参观所有的城市，我也希望这样。它们当中有一些我熟悉，到时候我领你一一游览。”

“太好了，罗伯特！”她更紧地搂着我，“香港、马尼拉、台北、长崎、横滨、东京……”

我只能非常模糊地听到这些话，然后我就睡着了。在梦里，我到了非洲、达累斯萨拉姆，为了给昂热拉买一根珊瑚项链，我跟一位商人讨价还价。

18

她坐在浴室里的梳妆台前，坐在有三块镜面的镜子前的一张小椅子上。灯光间接地照在镜子上。昂热拉穿着一条­肉­­色­的三角裤，别的什么也没穿。她已经做好了头发，做得很快。此刻昂热拉正在化妆，因为我请求过她这么做。我坐在卧室的床上，注视着她。先前我们已洗了澡。然后昂热拉用一种油脂搽了全身，它很快就被皮肤吸收了，我给她帮忙。她说，因为戛纳空气­干­燥，她经常把她的皮肤暴露在阳光下，得经常往皮肤上涂油。现在她坐在三块镜面的镜子前，把一种矿泉水浇在一块小海绵上洗脸。我坐在那里，看着她，一动不动。

“这会让男人感到无聊透顶。”昂热拉说，“你走吧，去读点什么，喝点什么，罗伯特。”

“不，”我说，“我要看你。”

“你喜欢这么做吗？”

“我还从没有这么做过。跟你在一起我喜欢这么做。”我说。

现在她往脸上涂另一种油脂，揉搓，让它渗入皮肤里面。她集中­精­力地这么做着，不停地望着镜子里，她能从那里面看到我。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睛，虽然她是背对着我。她拿起一种液体的化妆品，均匀地涂在脸上，它跟她的皮肤有同样的金棕­色­­色­调。

“你用这种化妆品让肤­色­均匀，是吗？”

“对，”她说，“我有几种——不同的­色­调——你知道，这取决于我的皮肤被太阳晒得有多黑，取决于它的­色­调。”

我点头，她在镜子里看到了。

我想：我今天肯定不会告诉她，我的腿得截去，但是我总得在什么时候对她讲。那时候她会如何反应呢？要是她安慰我、帮助我，怎么办呢？那我怎么办？感激每一句话？缠住她？这是不是太自私了，我能鼓励她这样做吗？或者，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就因为我深爱她，我也不必悄然无声、不留痕迹地从她的生活中消失？我的思绪、我的感情反反复复。紧接着我又充满了希望，心想，如果我不扔下昂热拉单独一个人，不让她孤独，那不是自私自利，相反。我可以而且必须留在她身边。我想，我必须……

昂热拉拿眉笔挑高眉毛。她完全沉醉于她的工作。她想让自己变得“更美”。她为我这么做。如果她为我这么做，她也会为我做其它事情，肯定无疑。她肯定会为我做一切，在手术之后照料我，帮助我，直到我装着那么一个假肢能走得好好的。跟我夜里的想法完全相反，我现在想：我的老伙计，你遇到了昂热拉，这是你能碰上的最大幸福。如果他们截去你的腿，跟她一道你也能挺过来。可那之后你还是个真正的男人吗？这行吗？为一个女人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昂热拉拿起一个小瓶子和一支小毛笔，把它浸进去，小心地描绿宝石似的眼影。绿宝石配那身黑­色­衣服，我想。穿另外的衣服她会画其它颜­色­的眼影。我想：没错，只有一条腿我也是个真正的男人——在昂热拉身边。通过昂热拉，你这个幸运的人儿，我对自己说。

昂热拉用另一支小笔把上眼睫上的线重新描黑。她也把眼角描黑了。我坐在那儿注视着她，这好像是我所见过的最有趣的事。我感到，温暖像一股洪流似的流过我的身体。我想她也会帮我忙，在这下面找到工作。我的天，一切是这么的简单。昨天夜里一切都不可能。你是多大的傻瓜啊，我暗自说，你这个永远的困窘乔。困窘乔，我又想起它来了。是啊，我确实是这么一个人。对于一个假肢安装完好的男人，这里有多少工作的机会啊。我讲多种语言。我肯定能找到什么做。比如说，我能为一位律师或公证人工作。昂热拉在戛纳认识许多这样的人。她肯定会为我找到工作！那样钱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那样我就有足够的钱给我们俩和给卡琳了。最奇妙的是：一旦他们截去了我的一条腿，我就可以永远留在戛纳，永远不必离开了。我们虽然没有谈过，这本来可是我们最大的麻烦啊。傻瓜，我对自己说。

昂热拉有着丝一样乌黑的长睫毛。她正在染它们。我可以永远呆在戛纳！呆在昂热拉身边！似乎向你压过来的一场麻烦的雪崩，就此迎刃而解了，你这傻瓜，我想。你怎么可以这样怀疑昂热拉？她把一切看得如此乐观，对于你这样一个悲观者和困窘乔，这是多大的幸福啊。我想起来，有一回，我们在夜里通电话，谈到我对未来的担忧，她说过的话就是：“我一生中总是依据一个座右铭生活：让它来吧！”

让它来吧！

这是正确的观点。光我一人我永远也不会有那么做的力量和勇气。但是跟她一起就有了。

昂热拉使用一种橘­色­的­唇­膏。她准确缓慢地画­唇­线，给它涂油。我想，在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比这个前倾的女人的身体、这张温柔的脸、这一头红发的瘦小的脸更感动我。

画完­唇­后，昂热拉站起来，往身上洒一种她从一个大盒子里取出的香水，盒子里有许多种用小盒包装或者盛在小瓶子里的香水。

“你知道吗？自从我来到戛纳，我就再也没买过香水。一次也没买过！在那些招待会上，在那些宴会上，夫人都得到某家公司赠送的香水，先生们得到其它东西。我­干­吗要买香水？你看，我连他们赠送试用的都用不完。好闻吗？”她把小臂伸向我。

“好极了。”我说，俯身向前，吻她。

“噢，”她说，“咱们想留在这儿吗，罗伯特？”

“不，咱们想庆祝。”

“那你就别这么做。你知道，我很快就会冲动的。请别抚摸我的颈项和背上部。我对你说过，那是我最容易兴奋的地方。帮我穿衣服。”

这衣服有一只缝在里面的胸罩。我拿着它，昂热拉钻进去，我们拉起它，然后我拉上拉链。我送给昂热拉的钻石耳环放在床上，还有一枚白金钻戒，是昂热拉的，钻石镶在一只白金戒指上，一只细小的钻石手镯。所有这些首饰全戴上了。然后，她再一次坐下，用跟­唇­膏同­色­的油涂她的手指甲。

“这我总是最后做。”她说，“它很快就­干­。你先去拿上汽车证件，好吗？”修好的梅塞德斯车傍晚时分就送过来了，停在下面，在豪华住宅楼前。现在快七点了。昂热拉身穿那身齐膝长、有很多褶、高褶领、将脖子和头衬托得像是一枝花萼的真丝黑衣服，在我面前缓缓转身。

“我让您满意吗？”

我只是点头。话我是讲不出了。

“请关上平台门。”昂热拉说。我关上门想：对，她是你的救星，我的老伙计，她会帮你、爱你，永远不变。这时我突然停住了，手放在门把手上，感到僵住了，因为我想，不得不想，无法做别的：如果你弄错了呢？如果一切都发生得像你昨夜没想的那样呢？

19

我们开车去“庄严”酒店。跟平时一样，我坐在开车的昂热拉身旁，看着她，我的心为这么多的美艳兴奋不已。我们上了十字架路。太阳刺眼。它当空高悬在艾斯特莱尔山上方。我想起在我们的第一夜里昂热拉念给我听的那首诗。是怎么念的？“摆脱了狂野的生活欲望，摆脱了恐惧和希望……”摆脱了恐惧和希望。谁摆脱了这些就幸福了，我想。我不是，我充满了所有这些，希望、恐惧和生活的欲望。刚才我看着昂热拉化妆时还觉得未来是一片光明，现在却觉得是黑暗和看不透。伤感向我袭来。

“你在想什么，亲爱的？”

“想你，昂热拉。”我说。

“你快活吗？”

“对，”我说，“很快活。”

当昂热拉后来在“庄严”酒店门口跟泊车师傅泽尔热交谈，又走向角落里“我们的”桌子叫香槟时，我走进了厅里。没有给我的消息。这很好。我上楼去房间，迅速换了我的燕尾服，从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取了点东西。我又坐电梯下去，来到平台上，跟平常这时候一样。平台上坐满了快活的人们，我坐到昂热拉身边。“我们的”侍者打开香槟，昂热拉邀请他跟我们同喝一杯。

“因为我们今天欢庆一个伟大的节日。”她说。

那位侍者叫罗伯特。他取来一只杯子，当我倒满后，他欢快地举起它来，说：“我祝你们健康和幸福，夫人和先生。你们是——请你们原谅我的直率，如果我这么说的话——理想的一对。”

“谢谢。”我说。

“不仅我这么讲。”跟我一样名叫罗伯特的那位侍者说。

“还有谁讲？”

“许多经常在这里看到夫人和先生的人。”他喝光他的杯子，深鞠一躬走了。

“咱们是理想的一对，”昂热拉说，“这回你终于听到了。”

“对，”我说，“许多见过咱们的人都这么讲。”

“可咱们也真是这样，罗伯特——不是吗？我为你骄傲。你穿燕尾服非常潇洒。吻我。”

我侧身向前，我们当着众人的面吻了好长时间。但没人盯着我们看，谁看到了，都只是善意地笑笑。哎呀，法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啊！

“因为咱们今天是庆祝咱们的第一个生日，”昂热拉说，在她的小包里翻找，“你也得到一个小礼物。我几天前就订好了——后来我怕得要死，我怕咱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那我拿我的礼物怎么办？”她取出一个小包，递给我。我打开绢纸，一只相当长的、细细的金链子落在我手里。链子上挂着一枚金币。实际上那是两枚金币，相互粘在一起，背对背。一面是狮子座，另一面是宝瓶座。昂热拉是在狮子座出生的，在八月份，我是在宝瓶座降世的。

“我谢谢你，昂热拉。”我说。

“你喜欢吗？”

“很喜欢。”

“当你还在德国时，我就已经预订了它——向凡·克菜夫的凯马尔先生。”

“那位善良的凯马尔先生。”我说，从我的燕尾服马甲袋子里取出一个小包。“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昂热拉。”

她剥开纸，手里举着一根相当长的细细的金项链，那上面有两枚粘在一起的金币，一边是狮子座，另一边是宝瓶座。

“咱们俩……”

“选了同样的礼物。我也去了凯马尔先生那里。我一回来，就为你预订了这个。凯马尔先生一句话也没出卖你。”

“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昂热拉说。

“一个保守秘密的男人。”我说。

“一个出­色­的男人。”昂热拉说，说完用胳臂搂住我的脖子，又吻起我来。我的左脚有点痛起来。今天别，我想，请别痛。昂热拉举起她的杯子。“为我们的未来，”她说，“为我们永远像今天这样相爱。”

我们­干­杯，侍者罗伯特走过来，为我们倒满杯子。他走后，昂热拉说：“现在各人都有同样的礼物。我将一直戴着你的礼物，除非我不得不穿低胸的服装时。”

“当我不必穿低胸衣裙时，我也将戴着你的项链。”我说，“这一下哪根项链是谁的？”

“咱们把它们交换得太多了，再也分不清了。”昂热拉说，“这是最美的。它们跟我们一样，同是一体。谁戴哪一根，无所谓。”她把一根套到我头上，我把它从燕尾服衬衫的衣领下塞进去，直到硬币落在胸前。“我给你翻成让狮子贴在你心上。现在你给我套上另一根，让我把宝瓶贴在心上。”

我照做了。我的脚痛得厉害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昂热拉说。

“祝你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日，亲爱的。”我说。

“你饿吗？”

“饿得很。”

“那咱们去尼古拉那儿吧。”昂热拉说，“噢，等等！拿上你的杯子！”于是，我们又将我们杯子里剩下的酒滴在了平台上的大理石地砖上——给地底下的焦渴的神灵们。

泽尔热看到我们过去，便从地下车库里取出梅塞德斯车。趁着他跟昂热拉讲话，我迅速地吞下了两粒药片。太阳落到艾斯特莱尔山后去了。那里的天空看上去像是流动的金液。东方很亮，几乎没有颜­色­。

20

弗莱雷街上的“黄金时代”餐馆。

弗莱雷街是一条非常窄的、笔直向下的小街。“黄金时代”是一家七拐八弯的老饭店，有低矮的大房间、拱形走廊和十字形回廊，过去曾经是一座寺院。酒店后面坐落着一个大花园。夏天晚上很热时也在室外用餐，昂热拉说。她领头穿过酒店，它的墙粉刷得白白的，墙上挂着旧煎锅、锡碟和骑士的头盔。一个愉快的巨人笑容满面地伸着双手向我们走来。他跟昂热拉打招呼。她为我们作介绍。

“罗伯特，这是尼古拉。尼古拉，这是我未来的丈夫。”

“我已经听说您要结婚了，黛尔菲娅夫人。”老板说。他穿着一件脖子处敞开的白衬衫，衣袖上挽，系着一条红围裙。他身上什么都大，双手，胳膊，头，脸，眼睛，嘴。

“您从谁那儿听说的？”昂热拉问。

“我记不得听谁说的了。我们这儿只是个村庄，是不是？卢卡斯先生，我衷心祝福您。”

“谢谢，尼古拉先生。”

“不是先生。是尼古拉。我的朋友们只叫我尼古拉。黛尔菲娅夫人爱您。她叫我尼古拉，因为我们是朋友。因此咱们也是朋友，先生。”他领我们到一个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桌上铺着一块红­色­的亚麻布台布，台布上有一只花瓶，花瓶里Сhā着玫瑰。一只烛台里燃着三支蜡烛，店里的所有桌子上都是这样。这里凉爽宜人。

“您瞧，尼古拉。”昂热拉说，让店老板看结婚戒指。

“啊。”尼古拉说。

昂热拉摸摸我的脸。我的脚不疼了。

“我拿喝的去。”尼古拉说，“不要拒绝，先生。想喝什么？葡萄酒？香槟？”

“香槟。”昂热拉说。

“您还是吃遍园子吗，黛尔菲娅夫人？”尼古拉说，“一如往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