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切照旧。”昂热拉说，“尼古拉是位出­色­的厨师。你看见那边的炉子吗？”

那边，从一个角落里突出来，立着一个巨大的敞开的半球形炉子，里面烈火熊熊。

“尼古拉在那儿烤­肉­，”昂热拉说，“­肉­好吃得很。他也在那炉子里做一种可口的苹果饼。你两样都得尝尝。”

“行，”我说，“我很想。”

“您的­肉­想怎么烤，先生？不老不­嫩­？”尼古拉问。

“不老不­嫩­，行。”我说。

“我马上拿香槟来，”这位开心的巨人说完拍了拍我的肩，“先生，您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我懂。”我说。

他走了。

“什么叫吃遍园子？”我问。

“这你马上就会看到。”昂热拉说，“我给你看一样新鲜事。我爱你，罗伯特。”

我看到，尼古拉走到了一个石头砌的酒吧后面，把唱片放到一台唱机上。紧接着响起了一把小提琴跟大乐队合奏的甜美音乐。

“尼古拉的岳父是法国一位很有名的小提琴家。他叫格拉帕利。”昂热拉说，“他演奏得很出­色­吧？”

我点头。

“你知道，尼古拉是罗马尼亚人。我听出了他讲话总还是带有很重的口音。而他，我相信，从一九五五年起就来法国了。”

我的眼睛习惯了烛光。我看到，其他客人衣着朴素，都没有注意我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进酒店，直接朝我们的桌子走过来。我认出了那个男人。那是布洛赛医院的儒贝尔大夫。儒贝尔大夫晚上有空时为什么不能来“黄金时代”吃饭呢？

21

他也认出我来了。

他愣怔了一会儿。我看到，昂热拉觉察了这一愣怔。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站起来。大夫和他的女伴，一个看上去很温柔的女人，走到我们桌旁。

“晚上好，儒贝尔大夫。”我说。

“晚上好，卢卡斯先生。”

我介绍。

那女人是儒贝尔的妻子。我向她和昂热拉解释：“儒贝尔大夫昨天帮助了我。”

“在哪儿？”昂热拉问。她的眼睛吓得睁大了。

“在布洛赛医院里。”我说，解释我在加斯东·迪尔曼的车子里虚脱了，倒下了。迪尔曼吓得马上开车送我去了医院。在那里德贝尔为我做了检查。

“你为什么对我只字未提？”昂热拉问，非常不安。

“没什么好讲的。不值得一提，是不是，大夫先生？”

“是，是。”这位微笑着说。

“可你是怎么了，罗伯特？”

“血液循环衰竭。小毛病，无害。昨天在太阳下跑得太多，太辛苦了。注­射­了一针，躺了两个小时后，一切又全好了。”

“真的吗？”昂热拉问。

“真的，夫人。您现在感觉怎么样，卢卡斯先生？”

尼古拉岳父的小提琴如歌如诉，甜蜜而忧伤。

“我好极了。”我说。

“我很高兴。”儒贝尔说。

“我照您讲的做了。我当心，当心太阳。”

“好，”儒贝尔说，“如果有什么事，如果您感觉不适——现在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他向昂热拉鞠一躬，他的妻子点点头，这两位走向远一点的一张桌子坐下来。

昂热拉看着我。

“你去医院了？”

“别吓成这样！我刚好也因为怕你误会了而激动……跟你一样。但你也听到了——从大夫本人嘴里，除了一次小小的虚脱没别的。”

“肯定没别的？”

“肯定没有，昂热拉。”

小提琴奏起来……

“你的脚！”她喊道，“是你的脚吗？还有你的心脏！”

“不，”我说，“不是我的脚，昂热拉，也不是我的心脏。”

“我不相信你！”她控制不住了，“你只是不想叫我害怕。你还记得在圣火奴拉特岛上你有多严重吗？你还记得你向我发过誓，找一位专家看看吗？”

我迅速说：“你可以放心，我遵守了我的誓言。”

“什么时候？”

“昨天，在医院里。在德贝尔大夫那儿。他刚巧是血流不畅的专家。”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为我彻底地进行了检查。”

“还有呢？”

“什么也没有。我患有小小的血流不畅。他说，我从德国带的药是正确的。我应该服用它，不吸烟，那脚疼就会完全消失。这回你听到的是一个专家的意见。满意了吗？”

“不，”她说，“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这次检查？”

“我是打算讲的。现在是吃饭的时候。不想让它引起你不安，想……”

她不再听下去了，突然跳起身，穿过饭店跑向儒贝尔的桌子。我看到医生站起身来，跟昂热拉讲话。她恳求地对他讲。亲爱的上帝，我想。那边的交谈似乎没完没了。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刚想站起来去叫昂热拉，却看到她跟儒贝尔告别，回来了。我想从她脸上的表情猜出她打听到了什么，但是她的脸部表情空空如也。她望着地上出神。

当她向我走来时，我站起身。我们俩都坐下，昂热拉望着烛光。

“怎么样？”我问。

她一言不发。

“昂热拉！他对你讲什么了？”

她的声音像耳语似的传来：“他告诉我的跟你讲的一模一样。根本没有危险，只是一次血流不畅。心脏根本没问题。”

谢谢，上帝，我想。“可你为什么摆出这么一副面孔？”我问。

她抓住我的手，把它按在她的脸上，结结巴巴地低语道：“我……我得镇静下来。我本来很害怕，怕得要命，罗伯特……”

“怕什么？”

“怕你骗了我，免得我不安，而事实很严重，严重得他们……他们……”

“他们怎么了？”

“他们……也许……会截去你的脚或者……或者甚至整条腿……”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但没有危险，现在我相信了。现在我放心了。你没骗我。这下一切都好了！”

“对，”我说，“这下一切都好了。”

五

22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侍者拿来满满一大篮生蔬菜。我看到芹菜、黄瓜、西红柿、带长茎的小洋葱、千差万别的­色­拉、洋蓟和我不认识的植物。还有煮­鸡­蛋、很多调料、液汁和热过的白­奶­酪。

“你吃这个？”

“喜欢得不得了。吃遍园子，这下你理解了吧。在尼古拉这儿饭菜有统一的价格，不管你叫多少叫什么。”那个漂亮的女侍者拿来一瓶香槟，倒满我们的杯子。尼古拉此刻站在敞开的炉子前，炉火魔术般地映照着他。他把一块­肉­放在烤板上，把烤板长柄的另一头抓在手里，就这样，他灵巧迅速地为我烤­肉­。他亲自端上桌来。真­棒­，我告诉他。我吃­肉­，昂热拉吃她的蔬菜。当我们吃时，尼古拉坐到我们旁边。他送来了第二瓶香槟，一起喝，说他近来在赌场上老是赢。我获悉，尼古拉是一位热情的轮盘赌客。他在这里工作完毕之后就换上衣服，开车去沉湎于他的激|情。他迫切地向我解释他的规则，我非常礼貌地听着，虽然在轮盘赌时当然没规则。可尼古拉相信他的规则。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什么东西吗？不管这东西有没有，不管它可能或不可能。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能活吗？

然后尼古拉走了，去那敞开的炉子为昂热拉和我做苹果饼。这苹果饼果然是我从没有吃过的美味。尼古拉又坐到我们桌旁来喝酒，为它这么合我口味而高兴。我想，如果我永远地生活在一个国家，那里的人像法国的人们这样重视爱情、好饭菜和友谊，那我会多么快乐或者幸运啊。我们又喝完了第三瓶，这下昂热拉有点微醉了，我也是。

“你们看来这么幸福，你们俩。”尼古拉说，“自从我上回见到她以来，夫人变得更年轻更美了。不用说，这是爱情。”

“对，尼古拉，”昂热拉说，紧紧抓住我的手，“这是爱情。”

23

她开得有点快。她开得稳当，但有点快。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路往前，左边是高高的栅栏。

“你知道吧，他们想把整条铁轨铺在地下。”昂热拉说，“他们也想建一座新车站。那老车站是这座城市惟一的羞耻。上个世纪的老房子。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坑，要去那些轨道你非得过地下通道不可。喏，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会完成的。嗬！”

“什么叫‘嗬’？”

“哎呀，你一点没觉察吗？”

“没有。”

“那你也有点喝醉了。”

“好像是，对。什么叫‘嗬’？”

“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在红灯时过了十字路口。”昂热拉说。我们到加里福尼亚区了。“你身上带有钱吗？”

“有。”

“多少？”

“大概有一千五百法郎。”

“好。”昂热拉说。我突然看到她开往哪里——去亚历山大三世林­阴­大道上“我们的”那个小教堂。她又把车停在美丽的古树下，我们走向关着的教堂门。大门上挂着一只箱子，上面写着：“为我们的穷人”。我找齐我在我的袋子里发现的钱，总共是一千六百五十法郎。我把它们交给昂热拉，她把那些钱塞进箱子里。

我们走回车子，开着回家。在过铁路道口时，拦木跟以往一样放了下来。在昂热拉鸣了两声喇叭之后，它被升起来了。小屋里那个人睡觉了。昂热拉冲他招手，他也招招手。

回到她的房子里，昂热拉摘下所有的首饰，只留下结婚戒指和那条有着双枚硬币的项链，脱去衣服，穿上一件短浴衣。我脱去上衣，取下领带，解开领子。现在子夜刚过。昂热拉从冰箱里取出一瓶香槟。我们打开平台门。清新的夜风涌进来。昂热拉拿来一只六脚烛台，把它放在大窗户附近的一张桌子上，透过窗户能眺望到整个城市。她点上所有的蜡烛，关掉电灯，把小晶体管收音机从卧室里拿出来，调到一个德国台。它正播放温情、感伤的爵士乐。我们紧挨着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喝，远眺戛纳和大海。远方的灯光移近又分开。那是两艘船相遇。

“滑稽。”过了一会儿我说。

“什么？”

“我刚刚在想，我对你懂得这么少，这事实上多么奇怪。”

她侧望着我。

“你忌妒吗？这我可开心了！”

“不，不是忌妒，只是……”

“我理解。”她说，“有一回我曾经想全都讲给你听，可那次你不想听。现在我给你讲，好吗？”

“请讲。”我说。

“行。你应该全知道。”

“但是你不必谈，真的不必，如果你不想谈的话。”

“可我想！我一直就想！”

“那好……”我说。

她讲她一生中跟男人有过的恋爱关系，仔细回想有没有忘掉谁。她数到了八九个，对于她这样年龄、这样模样的女人真不算太多。她轻声地讲，偎在我肩上，有两回她短短地睡着了。醒来后她又继续讲。看来全是些可爱的男人，除了一位，他偷了她的钱。以及另一位，他答应娶她但却是有­妇­之夫。我恨这个人，因为昂热拉险些为了他丧生。

“你知道，罗伯特，这你也熟悉——你发现某个人非常可爱，跟他谈得来，相信那就是爱情，然后你发觉，你只不过是自以为是。男人们也跟女人一样吗？”

“完全一样。”

“你说服自己，那是爱情，但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那是­性­欲，只是床帏，不是吗？”

“对。”

“只是床帏要简单些，结束之后，很容易继续做好朋友。”昂热拉说，“你现在听好。还有哈瑞。有一回我坐火车去巴黎的东头……”她讲啊讲啊。我听着，但我感觉不到忌妒。我非常肯定，她从没像爱我这样爱过这些男人中的任何一位——就像我从没像爱昂热拉这样爱过其他女人一样肯定。我要容易些，我想，我一生中还从没爱过一个女人。

从晶体管收音机里传出缓慢的爵士乐。时间消逝，东方亮了，太阳从海里冉冉升起。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讲话了。我们坐在一起，俯视城市和海洋。我侧身向前，对着她的耳朵说：“来吧，昂热拉。”我吻她的眼皮。

一小时后她在我的怀里睡着了。我像经常做的那样从边上打量她。当我这样从侧面看着她时，我又想起了圣母的脸，平静、放松，无比安详。我不停地望着她。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挤进来，我听到火车驶过。

24

科尔德·尤尔根手舞足蹈，表演着什么。伊莉莎白·泰勒、里查德·布尔顿和其他人坐在科尔德·尤尔根的桌旁，哈哈大笑。隔几张桌子，那位流亡的希腊国王和他的妻子正跟印度公主和一位年轻的夫人交谈。平台尽头，美国总统顾问亨利·基辛格正在热切地劝说几个男人，他们沉默地听他讲。他们全都坐在“岩石乐园”饭店下方的那个修在岩石海岸上的平台上。有许多的平台，这天下午全都坐满了人，这时候太阳已经很低了。外面，在海湾里，泊着许多游艇。我们坐在最顶上的平台上，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和梅丽娜·泰奈多斯夫妻和我。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也喝着开胃酒。我请求约见一次，泰奈多斯建议，我们坐他的劳斯莱斯车从戛纳出来，到安提伯斯海岬这儿来，来“岩石乐园”吃晚饭。其实提这建议的是他的长着娃娃脸、像布娃娃一样的妻子：“咱们随后开车去哪儿。在我们家太危险了。您知道为什么，卢卡斯先生。”

这是一席电话交谈，梅丽娜和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轮着跟我讲话。我是从昂热拉的房子里打的电话。

“对，”我说，“那群仆人。您害怕您的仆人维托里奥，那些激进分子。”

“小心！他有可能窃听谈话！我对您讲过，我们这里不能接待任何人。”梅丽娜呱呱地说，“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但是我认为，您想跟我们谈生意上的事，维托里奥肯定在偷听。不，不，这不行。我们的司机来接您——哪里？”

“在‘庄严’酒店。”我说。我还穿着燕尾服，得换衣服。

“行。到时候咱们再决定去哪里。但要到下午才行。四点钟？”

“四点钟。”我说。

“请您穿得简单些，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泰奈多斯又Сhā进来叫道，“我们也这么做，总是这样。这样在这里更安全。”

“是，夫人。”我说。

“他们怕他们的仆人怕得要死，这些可怜的亿万富翁。”当我挂断时，昂热拉说。她拿着另一只听筒一起听了这席谈话。

我们在床上躺了很久——我终于睡着了，在早晨——然后我们在中午吃了早饭。昂热拉下午得工作。我们约定，我晚上来她这儿，不管多晚。她想跟我在家里过一个晚上。我也想这样。我们彼此告别，好像是永别似的。我们接吻，然后昂热拉送我到电梯，伤心地站在那里，直到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

我坐出租车回“庄严”酒店。没人注意我在这白天时间穿着燕尾服出现。这里真的没人在意别人做什么。当我对门卫领班说，我将收拾我的一只箱子，请他将这只箱子送到昂热拉的地址时，他马上就答应了。我说，这回我有可能有时候在那里呆较长时间，但是我当然保留我的房间，如果有我的消息、电报或电话，他们应想办法在昂热拉的地址找到我。这行吗？我承认，当我这么问时，我非常难为情。

“那当然，先生。”门卫领班咧嘴笑着，“您喜欢上了戛纳，是不是？”

“是的，非常喜欢。”

“这我很高兴。”他说。

于是我上楼去我的房间，洗了澡，只穿上衬衫、裤子和凉鞋，然后收拾了一箱西服和内衣，按铃叫来一位行李员，让他取箱子。他已经知道情况了，说一切都会办妥。我给他小费，他走后，我感到，这次可笑的部分搬家又接近了昂热拉一点。

泰奈多斯的司机很准时。我独自坐在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喝着杜松酒加奎宁，想着昂热拉，等着我的脚又疼起来。可是它一点不痛。司机穿着一身米­色­的制服。他载着我去泰奈多斯家的别墅。这两位已经在公园里等着了。阿塔纳西奥，这个男人，他的肩上头颅方方，好像一点脖子也没有，因此老让我想起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来。他跟我一样穿着衬衫和裤子，他的妻子穿着一件廉价的花夏衣。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船主之一和他的妻子。

我下车，吻梅丽娜的手。她像娃娃似的低笑着，说她很高兴去“岩石乐园”。

“在那里，我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吃一回饭了，这让我们开心。”她说，用英语讲，“司机也是意大利人。您知道，他一句英语也听不懂。”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岩石乐园”饭店最上层的平台。我觉得，是梅丽娜不停地让我注意到那许多著名的和富有的人们。他们今天聚在这里人数特别多。

“那后面，在我们底下那一桌，那是唐·卡洛斯，西班牙的王子。他那桌上坐的是伯爵、男爵和侯爵，还有公主们和伯爵夫人们。”

“啊哈。”我说。

“那边，吸雪茄的那些男人，是美国人。搞钢铁的。我认识他们中的两位。”泰奈多斯挥手。那些人当中的两个人挥手回答。“您看。”阿塔纳西奥骄傲地说。

“您对我们有一种错误的印象，卢卡斯先生。”

“为什么？”

“您认为我们是暴发户，对不对？”

“我……”

“您当然这么认为。”梅丽娜说，眨动着眉毛。

“我在雅典是从擦鞋的男孩­干­起的。”泰奈多斯说，“这您还不知道吧？”

“不知道。”我说。太阳在海湾深蓝­色­的水里画出金­色­的轨道。“不，这我不知道。”

“可维托里奥知道。但他还是把我当死敌。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机会是均等的。如果他不利用他的机会，那不是我的责任。一切都是命运。您很有可能是跟他坐在这里，而不是跟我。他有可能成为船主而我也许是个仆人。”

“今晚我只吃鱼子酱，”梅丽娜说，“直到把肚子吃胀。我只喝‘吕德勒’。终于有一回不用害怕了。”

“咱们再喝一杯开胃酒。”她丈夫说，“卢卡斯有问题要问。咱们可以在饭前商谈它们。好吧，先生？”

跟托威尔一样，我向泰奈多斯讲泽贝格向我汇报过的一切。他们侧耳细听。最后泰奈多斯说：“梅丽娜和我，我们相信，赫尔曼是被害的。”

“托威尔先生也是这样。”

“您瞧。但他不是被我们这个圈子、拥有科德公司的这群人中的哪一个谋杀的。我们当中没有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这您不得不承认，卢卡斯先生！”

“我看不出来。但说不定还是有一个理由。”

“没有！您在这里时间够长了，不然您和警方必定会有所发现！有一位凶手，非常肯定。这是一个凶手的城市，咱们在特拉博家相识的那天晚上，我就对您讲过，您记得起来吗？”

“我记得。”我说。在我们底下，我看到科尔德·尤尔根与布尔通夫­妇­起身离开了平台。

“必定有一位凶手——赫尔曼死后又发生了那一切，对不对？我有个好主意。”泰奈多斯说。

“什么主意？”

“凶手是本地人，或者现在他就在这里。可赫尔曼临死前是在其他什么地方。”

“哪里？”

“在科西嘉。这你们当中还没有谁想到过，对不对？科西嘉！那台定时爆炸器是在科西嘉藏上游艇的，凶手是在科西嘉接受任务的。”

“谁委托的？”

“赫尔曼开船去阿亚科，去跟生意上的朋友碰头，总是这么讲，对不对？警方告诉过您那些生意上的朋友是谁吗？”

“没有。”

“那两个人是谁，您也不知道？”

“知道。企业家。”

泰奈多斯坏笑。

“这是人家对您讲的，啊哈。再没别的了？”

“再没有了。”

“那我就要建议，卢卡斯先生，您去问问那位法国外交部的迪尔曼先生，现在他就在这里——对，对，我们了解情况，请您别这么吃惊地看着我，我们对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那我就要建议，您去向迪尔曼先生了解一下这两位先生的情况。他们叫克莱蒙和阿贝尔。”

“克莱蒙和阿贝尔。”我重复道。

“对，您问问迪尔曼，这两个人是谁。”

“如果他不告诉我呢？”

“您抓住不放，不要松懈！如果他不想讲，您可以从中得出您的结论。如果他讲了，您也许会大吃一惊。”

“真的？”

“我什么也不再讲。”泰奈多斯说，“不，我不再讲了。您问问迪尔曼。您会吃惊的，我的朋友，非常吃惊。”

“鱼子酱，直到我肚子吃胀。”梅丽娜说。

“是，我的宝贝，给你吃。”她丈夫说，“咱们饭前再散一会儿步吗？”

于是，我们三个走上那条有红土的窄道，它从饭店通向供游艇的小船停靠的码头，两边长满玫瑰、丁香和开着我不认识的金黄|­色­花朵的巨大的灌木丛。它们后面是橘树、橙子树、五针松、棕榈树、松树和桉树。一艘艘游艇来来往往。天空已经变颜­色­了，大海也在变换着颜­色­。我们一直走到路边的大鸟笼，里面坐着那只鹦鹉，这里人人都知道它能讲话。

“你好，马赛尔！”那只鹦鹉说。那是一只自称马赛尔的鹦鹉。

“它可爱不？”娃娃脸梅丽娜问。

“你好吗？”马赛尔问。

“好，谢谢你。”泰奈多斯严肃地说。这人总是很严肃。他笑起来也很做作。我想，他本来没必要向我提他那段擦皮鞋的过去。他这么做过，有点打动了我，我更加友好地看着他。也许他刚才正是为此才讲的。

“你幸福。”马赛尔对梅丽娜说。她喜不自禁，像个孩子似的拍着双手。

“谢谢你，马赛尔，谢谢你！”她叫道。

“你是聪明人。”马赛尔对沉默的泰奈多斯说。

“而你是个傻瓜。”马赛尔对我说。

而你是个傻瓜……

“谢谢你，马赛尔。”我说，眺望海上，看胡安派恩斯缤纷的码头，再看大海湾，戛纳就在那大海湾里面。我只是模糊不清地看到这一切，因为离得很远，但太阳照在白房子上，让数千窗户金光四­射­。我看到康托码头、老港口和十字架路旁的酒店，我现在已经很熟悉它们。我看到城市上空山坡上的豪华住宅区。我向右望。那边是加利福尼亚区。那是‘克洛帕特拉豪华住宅区’。那里是昂热拉。

“你这幸福的傻瓜。”马赛尔对我说。

你这幸福的傻瓜。

这已经好一点了。

25

在我跟泰奈多斯去吃饭之前，我给昂热拉打了电话，告诉她，我还有事要做，可能要晚些回去。

“这没关系，我等。罗伯特，你的箱子送来了。我把东西全拿出来整理好了。你的电子牙刷里面的电池已经不行了。”

“对。”

“我进城买了新的。我得照顾你——照顾我的丈夫。如果有时候我家务上不太行的话，你得谅解我——准时开饭之类的。我不习惯跟一个男人同居。我单独过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一直是独身。我生活得像个流浪汉。不过这会改变的，罗伯特。我将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家庭主­妇­，我……”

“昂热拉？”

“嗯？”

“你得保留你的原样。”我说，“你不能变化。一点也别变。”

“你太好了。”她说，“我等，罗伯特……”

接着这个谈话我又给加斯东·迪尔曼打电话。他在“卡尔顿”酒店。我请求他留在那里等我，因为我有事要跟他商谈。

“好的。”他说。

我走回“岩石乐园”饭店那个有规模庞大的冷餐自助餐的餐厅，走回泰奈多斯的桌旁。我们吃饭。这个希腊人有一次严肃地对我讲：“您意识不到整个晚上不必害怕仆人意味着什么。我感到非常舒适。”

“您要是想，可以外出去吃饭啊。”我说。

“我们恰恰不能这么做。”梅丽娜说，“维托里奥只会利用它来煽动其他人继续反对我们，我们将会陷入更大的生命危险。不，不，我们只能少出去为妙——即使出去也是为了谈生意。”她果然只吃鱼子酱。

26

加斯东·迪尔曼长叹一声，摘下眼镜，用手帕擦镜片，再重新戴上眼镜，说：“我就知道您迟早还会再向我提这个问题，卢卡斯先生。”

我们坐在室外，坐在“卡尔顿”酒店大酒吧外面的平台上，喝着威士忌。我们面前的十字架路上，车流缓缓地爬行。我向迪尔曼讲了我跟泰奈多斯的谈话，问他谁是克莱蒙先生和阿贝尔先生。

迪尔曼说：“将您的注意力引到克莱蒙和阿贝尔身上，泰奈多斯这样做很聪明。我已经思考过谁会这么做。看来泰奈多斯是众人中最聪明的。或者是其他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谁，迪尔曼先生？”

酒店前有几个妓汝在来回走动。她们都很年轻，有时一辆车停下来，一位姑娘钻进车，或者她跟一个男人搭话。我曾经跟“庄严”酒店的一个门卫交谈过，他告诉我，这是最便宜的妓汝。她们一夜加起来至多总共四百法郎，一个小时至多两百。那些非常高级的妓汝自己有房，她们也不在街上跑来跑去，而是去赌场，那里总是能容下那么一批。或者她们哪儿也不去，呆在家里，等电话，因为她们的名字在私下传递，或者由酒店看门人告知。这些高档妓汝要价在一次五百到一夜总共一千法郎之间，门卫指的是新法郎。他告诉我，那些全是艳压群芳的女子。另外，大多数妓汝是德国人。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法国最大的电子工业康采恩背后的那两个人。”迪尔曼说，“您不熟悉这两个名字，因为这两个人尽可能不出头露面。我现在如果再不对您讲出全部实情，一点意义也没有，卢卡斯先生，因为您自己会寻根刨底，那只会引起不安。这两个工业巨头——出于很多原因，当然也有军备任务，但也有其它动机——跟政府关系很密切。克莱蒙和阿贝尔——我认识这些先生本人，熟悉他们的案卷——由于科德公司的­阴­谋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也陷进了一场严重的销售困境。钱政府可以帮忙。但是它不能将市场变得对克莱蒙和阿贝尔有利，如果科德公司持续低价倾销、廉价抛售、试图建立起垄断地位的话。赫尔曼跟这两位先生很熟。他们实际上是朋友。现在不再是了。”

“但大家总是说，他去科西嘉拜访生意上的朋友了。”我说。

一个妓汝，金发大嘴，已是第三次从我们身旁走过了。她望着我们，嫣然一笑，耸耸肩，继续逛下去。

“只有极少的人知道真相，卢卡斯先生。”

“那么，这两个人想要赫尔曼­干­什么？”

“据他们说，这一约会早就计划好了。他们想请求赫尔曼，中止科德集团的围困，重新给他们和他们的产品一个机会。他们呼吁，正如他们说的，呼吁他发挥作用……”

“您跟这两个人交谈过？”

“详详细细地谈过，”迪尔曼说，“在巴黎。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讲的。当赫尔曼对他们讲，他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时，他们变得……嗯……粗暴起来。”

“在多大程度上？”

迪尔曼说：“正如我们还不熟悉的那位在‘法兰克福宫’奚落赫尔曼的银行家一样，克莱蒙和阿贝尔也知道基尔伍德以科德集团的名义跟赫尔曼从事的金融活动。他们……那好吧：他们威胁，如果赫尔曼不公平地欺骗他们，宁可忍受跟他的科德公司的合作伙伴的冲突，就要将这一金融行为公之于众。他毕竟是个自由，用不着对基尔伍德言听计从。”

“他拒绝了？”

“流着泪。”

“什么？”

“他眼泪横流，这是克莱蒙和阿贝尔讲的。据说他大受震动。他说，正好相反，他处于压力之下，必须做基尔伍德要求他做的——一切，一切——因此他不能帮克莱蒙和阿贝尔。”

“等一等，”我说，“如果赫尔曼现在死去了，那对于克莱蒙和阿贝尔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赫尔曼银行、赫尔曼的继承人和科德公司的人还有可能继续推行迄今的政策或者还是在那么做。”

“到目前为止他们什么也没做。”加斯东·迪尔曼说，望着那个金发女郎的背影，“一种痛苦，如此年轻，如此漂亮，如此健康，如此鲜­嫩­。十年后她就被吸空了：三十法郎就能弄到手，或生病，或死去。”

“您是位浪漫主义者。”我说。

他讲：“不，我不是。我只想让人类幸福，所有的人。如果我能够，我将帮助所有不幸的人。”

“您至少在帮助几位吧？”

他沉默，然后他转过头，点了点。

“尽我所能。”他低声说。

“那您可真是­干­错了职业，迪尔曼先生！”

“是的，”他说，“不是吗？”他重复道，“到目前为止，科德公司这帮人没做什么针对克莱蒙、阿贝尔和他们的工厂的事。赫尔曼银行和它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也没采取任何行动。旧的刁难停止了。”

“每个人都一定会这么看，好像克莱蒙和阿贝尔现在能喘口气，是因为他们下决心除掉了不听话的赫尔曼。”

“看上去想必是这样，对，”迪尔曼说，“可实际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

“克莱蒙和阿贝尔是代表国家的，卢卡斯先生。如果他们做了此事，那您立即就可以指控法国政府犯了谋杀罪。”

“有人受政府的委托被­干­掉，这种事已有先例。”

“肯定。”迪尔曼说。

“总之，最高的部门选定了法国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就是您，来尽可能保密地解决此事。我们大家都得按您要求我们的去做。是这样吧。”

“正是这样，卢卡斯先生。正如我讲过的，泰奈多斯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您知道，自从我接手此案，我总是忍不住想起一个人写的文章里的一处地方，我对此人尤为敬重。他是个德国人——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李希敦贝格。”

“那地方怎么说？”我问。

他说：“它说：‘大雨倾盆，所有的猪都进去，所有的人都变得肮脏。’这个案子，卢卡斯先生，是我遭遇到的最大的暴雨。”

27

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坐在昂热拉身旁。我们在半夜看完电视后关掉了电视机，喝着“人头马”。我把我经历的一切都讲给昂热拉听了。

“是的，”她说，“我认识马赛尔，那只会讲话的鹦鹉。我到过‘岩石乐园’几回，跟朋友们一道。”

“你怎么认为？”我问，“迪尔曼说的是真话吗？”

“我跟他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几乎没讲过话。”昂热拉说，“但是他给人一种非常诚实的印象。我不相信这人会撒谎，即使他想撒谎。”

“我也这么想”，我说，“那我就又回到从前了。我没有前进一步。”

“那位来自波恩的缉税官克斯勒，那位……”

“克斯勒？他也没有。在征得迪尔曼的允许后，我给他和鲁瑟尔打了电话，告诉他克莱蒙和阿贝尔的事。鲁瑟尔对巴黎来的管束仍然怒气冲冲。克斯勒平静多了，跟你一样，他说，他相信迪尔曼讲的。”

“你瞧，”她抚摸着我的头发，“长时间没洗过了。”

“明天上午我去理发店。”

“我为你洗头发！”

“你疯了！”

“为什么？”

“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给我洗过头发。”

“你有过的那些女人一定都很可笑。我为你洗头发，或者你感到不自在？”

“当然不会，昂热拉。”我说，“这个该死的案子。我没有进展，没有卡琳的消息。另外，汇给她一千五百马克毕竟是错了。我的律师还是对了。”

她沉默，俯视着城市。

“你不觉得吗？”

“我对此想过很久，”昂热拉说，“在这位德赖尔夫人给我送来她的信之后。”

“怎么样？”

“我认为，那不是你的错。”

“我现在将立即停止支付。”

“是啊，这样最简单了，”昂热拉说，“可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怎么了？”

“信上表明，她爱你，罗伯特，还在爱着，尽管有这一切。”

“她……无稽之谈！卡琳多年来就不再爱我了！这封信表明她什么卑鄙事都­干­得出！再无别的！”

“随你怎么说吧。也许她直到现在失去了你才意识到她爱你。或者需要你。人们爱他所需要的人。处于她那种处境，没有什么手段是太卑鄙而不能使用的。”

“你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我强烈地说，“绝不会！你难道想说，你也­干­得出这种下流的事？”

“我可以想象得到。”她说。

“昂热拉！”

“嗯，”她平静地说，“为此，我想不应该怨怨相报。你现在一停止汇钱，你妻子就更气。她知道你想离婚。如果你现在这样反应的话，她更会不同意。相反，如果你继续汇钱——我从她的角度想——那么她必然会想：他对我规规矩矩，那两个人一定是真心相爱，不然我的信就会有成效。我失去了罗伯特。但那是因为爱情，不是因为仇恨。咱们还有机会，平心静气、客客气气地分手吧，他会永远照顾我。他现在证明了这一点，我给他自由。”

“你才会这么想，昂热拉！”我叫道，“你！”

“对，我。”

“可你不是卡琳！卡琳不像你这么想，我了解她！”

“那就因为迷信继续给她钱。如果停止给钱，我就会感到自己非常恶劣。”

“是的，”我低声说，“我也觉得，但确实只是因为迷信。”

“你看！”她叫起来，吻我的脸，“那么，你继续汇一千五百马克了？”

我点头。

“不管是出于迷信还是出于其它什么原因，”昂热拉说，“只有这样才行，相信我。哎呀，罗伯特……”她贴到我身上，一只手摸到衬衫底下，抚摸我的胸部，把玩着那根小项链和金币，金币上面有我们的星相。“我做了一件事……但愿你不发火……”

“我怎么会对你做的事发火？”

“我的理发师打来了电话，”昂热拉说，“她已经认识我很久了。那回是她带我去见那位算命女人的。我向你讲过她，那位大名鼎鼎的圣拉斐尔。这回我向她讲了我们的爱情——请原谅！——她对她的算命女人们笃信不疑。她又有了一位，贝尼斯夫人。她从安提伯斯过来，一周一次。她在卡诺特林­阴­大道上的‘奥地利旅馆’接待。我的理发师说，她神极了。你笑？”

“不，亲爱的。”我说。我更想哭，这下我们落到算命女手里了。

“您愿跟我去见贝尼斯夫人吗，罗伯特？”

“为什么不？”

“她明天来戛纳。我可以跟她约在明天下午什么时候吗？”

“当然。”我说。

她拥抱我。

“谢谢，”她说，“罗伯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这么想。但在我们这样的处境得抓住每一根稻草，渴望听好话，听给人希望的话，对不对？”

“对。”我说。

“现在来吧，洗头发？”昂热拉叫道。现在是凌晨三点。她拉着我的手穿过客厅，指给我看已腾空的一只壁橱。她把我的箱子里的所有东西，两套西服、轻便衬衫和裤子、内衣和鞋爱意绵绵地放在里面。“这是你放在这里的第一批东西。谢天谢地房子够用。我的计划已经够了：你能单独得到一个漂亮的房间。你的东西放在这个橱柜里。”

那是一个带推门的壁橱，非常大，两套西服和一点换洗衣服在里面显得孤零零的。

“地方够了，肯定够了。”我说。她继续把我拉进我还没见过的第二个浴室。它不大，但布置得很舒适。“今天下午我去了安提伯斯路为你买了这个小壁柜，自己挂上去的。你知道我手很巧吗？”

我打开小壁柜，在里面找到了我的电动剃须刀、洗脸水和一些药。

“脱掉衣服，”她说，“坐下来。我去取香波。”她跑开，我脱得只剩三角裤，坐到洗脸盆前的凳子上。她帮我洗头发，同时按摩我的头皮，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最后她说：“现在，可别吓坏了。冷水来了！”

水让我一激灵。

“这样头发特别有光泽、漂亮。”昂热拉说。她长时间地吹头发，把它们梳向后，尤其是把两侧的头发。

“两侧还得长长点。”她批评地说，“你的发型是一种典型的普鲁士式发型。两侧的头发得长许多，那样在往回梳时就能贴在头上。你让人理发时，请注意这一点。千万别让人剪掉两边的！你也不用分头了。这样你看上去好得多。但不管你在哪儿理发，请一直想着我。无论如何不要……”

“……剪掉两侧的头发。”我说，“不，我不会忘记。”

她认真地在我的头上扎了一个网。当我站起来时，她骄傲地指着两只塑料钩子，那上面挂着我的晨服和一件睡衣。

“这钩子也是我亲手钉上去的。现在站到水龙头下来吧！”她带我进暖房，从那里的一个角落里取出一只电动­干­燥帽。她让我坐到一张椅子上。她把帽子罩在我头上，打开烘­干­机，热风呼呼。昂热拉的脸红通通的，她在我面前坐下来，吸烟。

六

28

“奥地利旅馆”很小很旧，是个便宜旅馆。贝尼斯夫人跟我们约好了四点，我们准时到达，但门卫对我们说，贝尼斯夫人房间里还有客人。这家旅馆里一切都非常狭窄，昂热拉和我坐到一个空气恶浊、令人窒息的房间里。我试图打开窗户，可栓子栓死了。我头痛。这天下午天气闷热，一只胖苍蝇不停地在玻璃上嗡嗡。我越来越不安，走到过道上，问看门人，能不能给我们拿点什么喝的来。他说行，我要了啤酒。看门人拿来两瓶，倒满杯子。啤酒是温的。我想抱怨，但昂热拉摇摇头，于是我就作罢了，啤酒没喝。我开始淌汗，头痛加剧。昂热拉退下结婚戒指，收起来。

“不应该给算命女人任何提示。”她严肃地说。

四点半，一对小夫妻终于从大厅里一架摇摇晃晃的旧式电梯里下来了。我以为这两人只是到这儿睡觉来了，但他们像是贝尼斯夫人的顾客，因为看门人说，现在我们可以上去找她了。他开动一架木电梯，上到四楼，电梯安装在一个黑洞洞的铁栅房里，晃晃悠悠，嘎嘎直响。他带我们去贝尼斯夫人租下的那个房间。房间里很热，那里的空气也恶浊不堪。床上趴着一只琥珀­色­的大猫。贝尼斯夫人坐在房间中央一张椭圆形的桌子旁边，胖乎乎的，非常俗气。桌子上放着一只大水晶球。她面前摊着一列牌。昂热拉和我坐在一起，坐在贝尼斯夫人的对面。

“说我是个算命女人，这是错误的。”她开始道，“大家都这么讲，可我不是。我是个巫师。年轻时得了一次脑膜炎之后，我在学校里老是跟不上，始终是班上最差的。最后，一位神经医生给我检查，因为我有各种可能的症状。那个神经医生对我母亲讲，我是一个巫师，终生是。对于一个巫师，她多大年龄无所谓。我八十六岁。你们想到了吗？”

“没想到。”昂热拉说。

“我做的事非常吃力。”贝尼斯夫人说，“我每天接待顾客不能超过四名。你们是最后的。等咱们完了，我得躺上一个小时。”她抹她的太阳|­茓­。我们没对她讲我们的名字，也没告诉她我们彼此是什么关系。

“先生先来。”贝尼斯夫人说，“请您把一只手放在桌上。”我依言而行，她睁开眼睛，拿她的手迅速摸了一下我的手。我看到，她太阳|­茓­上的神经开始鼓跳。接下来她的眼睛差不多一直闭着。

“您不是本地人，先生，”贝尼斯夫人说，“不过您会在这儿住下来。永远。”

“什么时候？”昂热拉问，非常激动。

“请不要Сhā嘴！”贝尼斯夫人说，但她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年就会到这种地步。您有牵挂，先生……我看到在一座遥远的城市里有一个女人……您结了婚，对吗？”

“对。”

那只琥珀­色­的猫打着呼噜。楼下传来卡诺特林­阴­大道上繁忙交通的嘈杂声。

“但是您离开了您妻子……您不会再回到她身边去……您永远不会再见她……”

我向昂热拉瞥了一眼。她显得完全被吸引住了，几乎没注意到我的一瞥。她盯着枯燥地讲话的贝尼斯夫人。

“不，您永远不会再见到您的妻子……这是另一位女人，就在您的身旁……您爱这个女人，您爱这个女人……你们俩将一起生活……对……一起……”她顿住了。我看到她的手指发紫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贝尼斯夫人费劲地说：“没有什么能分开你们俩……我看到很多钱……”喏，我想。“是的，是的，因为某件事您将得到大笔钱。”

“是一桩什么事？”

“它处于黑暗之中，我无法看见它……我使劲……”太阳|­茓­上的血管跳动得更强烈了，手指甲快变成黑­色­了。“我看到幽灵……死人……被害的……旁边有许多钱，给您的许多钱，先生……我看到白外套……许多白外套……今年有一个人将死去，这样您就有可能跟您的情人结合……没有谁、没有什么能分开你们……我看到幸福……非常大的幸福……雨……暴雨……一座公墓……我无法看清它，雨下得太大了……在埋葬某人……看到您了，先生，在雨中……”

“所有这一切都将发生在今年？”我问，想到卡琳身体非常健康，她会不会想自杀？不，不是卡琳。我会死于截肢吗？可据说在这场死亡之后我会幸福自由地得到我的爱情！这就不可能是我，也不可能是昂热拉。

“这个死去的人，他是谁？”我问。

“这我不懂……”贝尼斯又用她的手抚摸我的手，“您跟调查有关系吗？”

“您是问什么？”

“就像警察那样调查什么东西，只不过您不在警方­干­。”

“对。”我说。

“您将不必再进行这种调查。您将有足够的钱，非常多的钱。噢，对了……这个死去的人……您等等……这是一条路……一辆汽车……”

“一场交通事故？”

她睁开眼睛。她的脸深陷下去了。

“这我讲不清。”她说，“请您原谅，等一会儿，这事确实很累人。”她走了，从一只大腹玻璃瓶里把水倒进一只杯子，像渴坏了似的喝起来。几分钟后她恢复过来。她的手指甲又恢复了正常的颜­色­。现在，昂热拉得把一只手放到桌上。

“您是本地人，夫人……您也将留在此地……我的天……您就是那个将要跟先生永远结合的女人！”

“就在今年吗？”

“就在今年，”贝尼斯夫人说，“永远地永恒地……我看到一场盛大的节日……音乐……人们身着华装……人们在庆祝什么……那是一只爆竹……现在我看到你们俩了……您非常幸福……您吸烟过多……天下雨时，请您当点心，夫人……雨中很容易出事……”

“跟车子吗？”

“也跟车子……您独身，无牵挂……那个死去的人又出现了，我无法认出他来……又有那么多的白外套……一间手术室……一场死亡，它为你们俩开道……”我看到，贝尼斯夫人的手指甲又重新变成蓝­色­了。“那是一座小教堂……你们俩在里面……一辆车被从水里拖出来……一个死者坐在方向盘后……”

“他是那个死者吗，他……”

“这我无法辨认……许多警察……您的名字是以A开头吗？”

“是……”

“雨……雨……您得当心雨……您的幸运数字是十三……”

这可真了不起，我想。贝尼斯夫人实际上是向昂热拉作出了她对我讲过的同样的预言。就在今年我们将永远地结合。

最后，她又要求我从不同的游戏里抽牌。

“这只是检查一下我看得是否正确。”她说。我从不同的牌里抽牌。它们有着我不认识的奇怪的图画和标志。有一张牌老是出现，贝尼斯夫人解释说，这是那张死亡牌。当昂热拉抽牌时，那张死亡牌也老是出现。

谈话就此结束。夫人索要五十法郎。她机械地向我们告别，看上去很痛苦。我们乘那部摇摇晃晃的电梯下楼，开着车去“庄严”酒店。在“我们的”角落里，我们喝晚上“我们的”一瓶香槟，昂热拉又戴上了戒指。

“我大为震惊。”她说，“你也是吗，罗伯特？”

“对。”我说，俯视那长着许多棕榈树和鲜花的十字架路和路后的大海，“我也是。”

我们俩都沉默不语。

最后昂热拉说：“咱们太过分了，竟然相信一个算命­妇­人的话。”

“你肯定，你的理发师没有向这个女人讲过我们什么吗？”

“我还特别请求过她别这样。她向我保证过。不，贝尼斯夫人对我们一无所知！因此我才这么吃惊。比如说，她如何能认出你的职业呢？”

“是啊，怎么认出来的呢？”我说。

我们喝酒，沉默，然后昂热拉几乎无法听见地说：“但愿我们没去找过那女人，罗伯特。”

“我也是。”我说。

“你感觉痛苦，对吗？”

“对，”我说，“很痛苦。”

“跟我一样。如果咱们俩今年还会幸福，而另一位死去，为我们开路，那只可能是……”

“对，”我说，“正是。”

“可我不想这样！如果这事真的发生的话，我绝对无法忍受！我……我觉得好像这是我的责任！”

“我也是。因此，咱们才如此痛苦。”

“如果咱们现在相信那女人对我们讲的事——会发生的话，咱们怎么能幸福起来呢？不，罗伯特，不，这我受不了！”

“咱们本来就不相信这个女人！你的理发师透露了一切！然后，这个女人就想对咱们讲点好听的话，咱们毕竟付给她钱了。”

“一点好听的话。”昂热拉说，全身颤栗。

“咱们不信她！这一切全是撒谎和欺骗，昂热拉！咱们就这样也会结合并且幸福——没有死亡，没有白大褂。”

“带你去见这个女人，这是我不好。可我并不知道她会讲什么。”

“你得忘记它，昂热拉。”

“是的，”她说，“我必须忘记它。噢，上帝，我希望我能忘记它，罗伯特！”

29

法比安家的别墅在加布勒城区，在卡瓦街上。这座大房子被粉刷成了金黄|­色­，坐落在一个大花园里。朝街的一面，高高的­精­心修剪的植物挡住了好奇者的目光。那是一座现代风格的别墅，至多十年。一切都显得崭新、昂贵和阔绰。花圃之间有一座肾形的游泳池。我在花园的大门口按了门铃，通过对讲器报了我的名字，说我跟法比安先生约好了十一点。于是出现嗡嗡声，大门弹开来，我可以进去了。我穿过长有很美丽的棕榈树的花园朝房子走去。一个一身白的仆人向我迎来。

“请您在游泳池边就坐，卢卡斯先生，只一会儿。”

“我不能进屋去？”

“请您行行好，等在游泳池边。”

那我就行行好吧。游泳池边有白­色­的桌子、藤椅和躺椅。我坐到一张藤椅里等。我等了不止一会儿，拖了二十分钟，才有人从别墅里走出来。那不是法比安，而是他的妻子比安卡，从前的“丽岛”女郎。她身材苗条，自信地向我走来。我迎向她。比安卡穿一身白浴袍。她那过分亲昵、卖俏的举止今天不见了。她显得高傲冷淡——这也嫌夸张。

“您好，卢卡斯先生。”

“您好，夫人。我是想跟您丈夫谈话。我跟他约好在十一点，现在是……”

“我丈夫不能跟您谈。”

“什么？”

她从我身旁走过，继续走向游泳池。我跟在她身后。比安卡在游泳池边脱去浴袍。她穿着一件发光的白布料做的小比基尼。她显得有点畏亵。她坐到一张沙发椅上，拉过去一张有很多抽屉的可以推动的小桌子，从一只抽屉里取出防晒霜。她边讲话边涂抹她的身体上没有被布遮住的地方，布遮住的地方很少。

“我丈夫不会接待您，卢卡斯先生。”她沾沾自喜地讲，这带给她真正的快意。她大动作地往她的皮肤上涂油。

“这话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他不想跟您打交道。我也不，卢卡斯先生。我只是帮我丈夫跟您进行这最后一次谈话。”她让每个词在舌头上化掉，她的鼻翼翕动，这一切对于她一定跟­性­Ｇao潮差不多。

“夫人，您听着，我并非乐意来这里……”

“我也不是。”她说。

“……因为我要弄清赫尔曼先生之死。”

“这是警方的事。如果是警方来什么人，我丈夫会接待他。不接待您。请您给我搽背。”

听起来像是命令。

我一动不动。

“您没听到吗？我说要您给我搽背。”

“这我听到了，”我说，“但我不会这么做。我请您现在直截了当地说，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直截了当，非常乐意。”比安卡·法比安说，“据我们了解，您在德国结了婚。”

“是。怎么样？”

“在戛纳这儿，您跟黛尔菲娅夫人生活在一起，好像您跟她结了婚似的。您跟她到处露面，你们——”这位丽岛女郎终于说出了口，“在公共场合拥抱狂吻。您送了她结婚戒指，虽然您还没有离婚。您住在黛尔菲娅夫人家。您跟她有恋爱关系，全城都在谈论此事。如果黛尔菲娅夫人不在乎这个——那是她的事。您也不在乎社会吗？”

“是的。”我说，心想，现在­阴­谋开始了。

“这我不相信。”比安卡说，“如果我请求您给我搽背，那您会做吗？”

我拿起防晒霜，搽到她的光滑、漂亮的背上。她舒服地伸展扭动。她胜利了。

“我们不是势利鬼，卢卡斯先生。我们祝你们幸福。”

“是吗，你们这么做吗？”

“当然是。特别是我。哪个女人不理解一场伟大的爱情？但这是另一回事。一个人跟黛尔菲娅夫人这样的女人出丑丢脸，这样的人不能跟我丈夫讲话。我丈夫的地位禁止他这么做。”

“噢，禁止吗？”

“对，禁止。”

“现在事关谋杀。事关多起谋杀，法比安夫人。”

“正因为事关如此麻烦的事，您不再是我丈夫的交谈伙伴了。您将您的任务和您的私生活混在一起了，卢卡斯先生。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对，这底下也搽，对不起，啊，真舒服。”我把防晒膏扔到小桌子上。我感到血涌上了我的脸。我说：“那我就得请求鲁瑟尔探长和拉克洛斯督察，为我来这里跟您丈夫谈。”

“不反对您这么做。”比安卡将比基尼的上面部分深深地退下来，拿起防晒膏，开始涂她的Ru房的皮肤。这时那薄薄的布全滑下来了。她­祼­露着Ru房坐在我面前——只一会儿，然后她又拉起了上身。“您什么也没看到，对不？”

“看到了，当然看到了。”我发怒地说。

“漂亮不漂亮？”比安卡·法比安问。她的眼睛眯成细缝。这女人很擅长这一套。她显然已经表演完了，因为她冲我喊：“您可以走了！您，卢卡斯先生！”

我没打招呼，转过身去，走过草地，走上通向花园门口的石子路。过了一会儿我再次转过身来，法比安已走到了他妻子身旁。他们俩目送着我。

比安卡的Ru房这时又没有遮拦了。

30

我穿过别墅，走了很长一段，直到我来到一家小酒吧。我走进去，叫了一杯茴香酒，打电话到“庄严”酒店。有留给我的信息吗？

“是的，先生。”一名门卫说，他的声音听上去激动得奇怪，“拉克洛斯先生打来过电话。一旦您联系，请您马上去老码头。”

“去他的办公室吗？”

“不，直接去老码头。您会看出去哪儿。”

“这话什么意思？”

“就我所知，那里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看门人说。他给人一种我无法解释的茫然印象。

我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当我喝完我的茴香酒时，一辆车停在小酒吧的门外。门口有一道珠帘，当我穿过它时，它轻声叮当。

“去老码头。”我告诉司机。

“好的，先生。”

老码头被警察封锁了。这里挤着许多看热闹的人们。一开始警察不肯放我过去。我报出我的名字，出示我的护照。

“对不起，卢卡斯先生。头头们在那前面。请……”

这是在码头内港西侧，在圣皮尔码头上。我看到“保安警”的浅红­色­大楼，那冬天的赌场，在对面——离得相当远。码头很大。从它中间的小码头上有摩托艇开往莱宁群岛，许多渔船和较大的船只停靠在那儿。我看到，两辆吊车驶过来了。它们的钢索消失在水里。周围停放着许多警车。我在一群人中发现了拉克洛斯、鲁瑟尔和迪尔曼。

“出什么事了？”

拉克洛斯向我冲过来。

“谢天谢地！”他激动地迅速拥抱我，“您活着！原来是个谎言！”

“什么谎言？”

鲁瑟尔和迪尔曼过来了，他们的脸上也显得大松一口气。

“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鲁瑟尔说。

“怎么说？”

“打电话的人说，您跟您的车跌进了码头内港里。”

“我？”

“对，您。”

“谁会想出这种事来？”

“我们不知道，那是个男人，当然乔装了声音。反正我们马上出动，开始在这里寻找。水油腻腻、脏乎乎的，但码头内港里果然有一辆车。是蛙人发现的。”

一名潜水员从水里钻出来。他戴着面具，背上背着氧气瓶。他给吊车司机打手势。

“他们现在真正系牢钢索了。”鲁瑟尔说。

“他们是谁？”

“下面还有一名潜水员。钢索总是滑脱。我们希望这一次成功。”潜水员又消失在油腻腻的水里。我听到，两辆吊车开始工作了。迪尔曼站在我身旁。他看上去累坏了，不讲一句话。

我们全都盯着钢索，它动起来了。吊车司机非常小心地把它们拉起来。过了一会儿，肮脏的水里露出一辆车子的发动机盖子，很快，整部车就悬在空中了，从车子里往外淌着水。那是一辆深绿­色­的旧谢夫洛特车。吊车晃动。车子向我们移过来，从我们的头顶转过，然后落下来，咯嚓一声，轻轻地落到码头上。车里面还在往外流水。我们急忙过去。司机座位旁边的窗户被旋下来了。一个男人坐在方向盘后，瘫作一团，头靠在垫子上。他还紧抓着方向盘。这人头发稀疏，个子矮胖。左太阳|­茓­上有个小洞。他的后脑壳被掀掉了，那是子弹­射­穿出去的地方。当我看到这破开的头颅和脑浆时，我感到恶心，沾得到处都是，后来我大声说：“这是达侬！”

“他是谁？”拉克洛斯问。

“阿兰·达侬，您会想起来的！‘巴黎宫’的那个家伙，他在那套本来说好是倪科尔·莫尼埃等着我的房子里。‘巴黎宫’！我被人打的那个地方！倪科尔·莫尼埃，她想把真相卖给我！”

“您肯定这是达侬吗？”迪尔曼问。他头一回讲话，忧伤、迟缓。

“绝对肯定！这家伙，后来他跟那个莫尼埃躲起来了，失踪了。您还说，不可能找到他。您记不得了吗，拉克洛斯先生？”

“我记得一清二楚。”那位小个子说，“现在他又出现了。”

“是的。”鲁瑟尔说，他探身到车子里看过，“他是被一支大口径手枪的达姆弹打死的，跟维阿拉一样。”他望着迪尔曼，“对新闻界——这也是一场小小的事故，对吗？”

“这是谋杀，”加斯东·迪尔曼冷静地说，“告诉新闻界。下层世界的谋杀。一个靠妓汝养活的人被枪打死了。也许是两个帮派之间的仇杀。这样够了吧？”

“什么都够，”鲁瑟尔愤懣地说，“一切，迪尔曼先生。总是由您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传下去。”

加斯东·迪尔曼盯着他，盯视了那么久，直到鲁瑟尔再也承受不了那目光，把头掉开了。

31

我让一辆警方的巡逻车送我去“庄严”酒店，给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我向他报告了最新的事件，请求指示。当有人叫我接电话时，我刚刚在电话总台交发了电报。我走进电话间，拿起挂壁电话的听筒。

“我是罗伯特·卢卡斯。”

一个女人的声音，抖抖索索，几乎听不清，说道：“咱们认识，先生。我曾想卖东西给您——在您的酒店的酒吧里，您还记得吗？”

倪科尔·莫尼埃！我不会听不出这声音来。

“一支红玫瑰。”我说。

“对。”现在我听到她哭了。“您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很难过。”我说。

抽泣声更响了。

“难道一切都是白搭了吗？他没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切都白搭了吗？不，不，不！您还想买点东西吗，先生？”

“当然。”

“那您得来我这儿。尽快，因为我不能在我现在呆的地方呆久。我得离开，远远地离开，但还是要先让您得到您想要的东西。我有它，您需要的一切。”

“您在哪儿？”

“在弗雷瑞斯。请您叫辆出租车来这儿。单独来！我警告您！如果您带警方的哪个人来，如果有人尾随您，我就不在这儿了。我是诚心的。您也得这样。”

“我单独来。”

“请您别将此行告诉任何人！”

“不告诉任何人。我应该去哪儿？”

“沙尔瓦雷里大街一百二十一号，找于勒·吕蕾。但您不能直接坐车到屋前。请您告诉出租车司机，让他送您到老广场。您熟悉弗雷瑞斯吗？”

“不。”

“那您得打听，不远。如果您不在老广场下车的话，您来时我就不在了。我警告您！”

“这您已经讲过一遍了。”

“我是认真的。”

“我照您说的做。”

“请您带钱来。”

“多少？”

“十万。我们本来想要更多，要一百万。但是我不能再等了，我得离开，有十万我就满足了……现在，阿兰死了，我对什么都无所谓了……我不需要一百万。”

我有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给我的三万德国马克的旅行支票，上次出发前他又给了我超过五万马克的旅行支票。我足够了。

“我有旅行支票。”我说。

“不行。”倪科尔·莫尼埃说，顿时住声不哭了，“不要支票。我告诉您，我得离开。支票您可以通知冻结，或者您可以透支。我要现金。您把支票兑好。请您照我说的做，否则您根本就不必来。”

“银行中午关门。我要等到两点才能兑换支票。那我下午来找您。请您不要不耐烦。”

“我不会不耐烦。从现在起，您每走一步都受到监视，先生。您懂这个，对吧？我不想也像阿兰那样……”那声音停了。

“我明白。”说完我就挂上了。

我略加思考，然后打电话给昂热拉。她正在作画。

“我下午得离开。你晚上等我。”

“什么时候？”

“我还不知道确切时间。”

“很重要，对吗？”

“我想是的。”

“小心。罗伯特，请小心！”

“我会当心的，晚上见。”我说，然后挂上了。

我在饭前走上平台，坐到一只大遮篷的­阴­影下“我们的”角落那张桌子旁，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杜松子酒加奎宁，心里想，今天，在不多几个小时之后，我终于要了解到有关赫尔曼之死的真相了。我有一种非常肯定的感觉。今天得知真相，结束此案，我的左腿还有六个月。在这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会发生什么事啊？我想，戛纳传开了有关昂热拉和我的流言飞语。比安卡·法比安会不遗余力地糟踏我们的爱情。我想，当我晚上回家时，我有一大堆话可以讲给昂热拉听。

饮料很凉，我请求过往杯子里多加点冰。

32

弗雷瑞斯距戛纳大约三十公里。我的出租车司机走的是艾斯特莱尔蓝­色­海岸公路，他开得很快。离开戛纳后，我们先是来到曼德略，进阿根廷山谷。我们穿过泰奈隆和艾斯特莱尔之间的界坎，从底下的一条大蓄水坝经过。

出租车司机半转过身来，说：“马尔科姆。您记得吗？”

“记得什么？”

“一九五九年，”他说，“十二月二日，那山上一座坝决口了。四百多人死亡。”

“是的，”我说，“现在我想起来了，那时老谈到弗雷瑞斯附近的蓄水坝。”

“喏，”他说，“咱们快到那里了。”

他实在是位言语不多的出租车司机。

我们来到雷隆河河谷，然后，高速公路穿过艾斯特莱尔荒凉凄清的山区。红­色­的岩石在太阳下燃烧。离弗雷瑞斯还有几公里时高速公路结束了。我们驶上一条宽阔的公路。这座城市位于雷隆河上方约二十米处，距海一公里半。我看到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和很漂亮的古老城堡。司机很急。我们一下子驶经许多废墟，它们估计是出自罗马时代——一座圆形露天剧场，一个巨大的水管桥，肯定有二十米高，穿过山谷。出租车穿过空地，颠簸地驶向废墟中的一堵墙。司机在这里停下来。

“呃，好了，老广场，先生。”

我下车，付钱。回戛纳我想另叫一辆出租车。我站在无人的广场上，面对倒塌的墙，等着看会不会有另一辆车出现，但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这座城市在中午的炎热里打鼾。我碰运气地走回我们来广场的那条路，看到这是戛纳路。在一座房子的影子下，一个残疾人坐在地上。他缺了一条腿，拉着小提琴。他身前放着一只帽子。我注视柏油路面上的那个地方良久，如果这人有两条腿的话，缺的那条腿本应是放在那儿的。他缺的是左腿。我把几枚硬币扔进空帽子里，问怎么走才能到萨尔瓦雷里大街。他没有停止拉琴，向我作了解释。我沿戛纳路朝着城市的方向走了一段，然后向左拐上保罗·维尔内林­阴­大道。从这里我能眺望到圣拉斐尔和艾斯特莱尔的秀美风景。

我停下脚步，欣赏那非常美丽的风景，因为我的左脚又开始疼了。我吞下两粒药继续左拐，后向右拐上城门街，又沿着它往右走。在一座小广场的左边我看到了城门。这是一座肯定曾经巍峨过的建筑的废墟。那个截了肢的拉琴人向我讲到了它，说它建于四世纪，是罗马人修建的。那现在是残墙的地方，过去曾经是码头。紧接着我就到了萨尔瓦雷里大街。除了那个乞丐外我没见到一个人，只有两条狗和一只猫，它们躺在旧屋影子下的沥青地面上。那只猫非常安静地躺着，两条狗拖着舌头，不安、艰难地呼吸着。窗户的所有百叶窗都关上了。我觉得，我就好像是落在了一座死人城里。

121号房只有两层，粉刷着一种难看的绿­色­。门牌显示，这房子里是吕蕾蒸汽洗衣店。大门关着。我大声地敲木板，站在烈日底下，用手帕擦去后颈和额头上的汗。我至少敲了五分钟门，才有脚步从另一边走近。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谁在那儿？请报上您的名字。”

“罗伯特·卢卡斯。”

一把钥匙在锁里转动，门打开了。一位年轻的巨人站在我面前，穿着紧身上衣、三角裤、袜子和鞋，肌­肉­发达。他肯定高我两个头。

“罗伯特·卢卡斯吗？”他问。

“有人在等你。”

“谁？”

“莫尼埃小姐。”

“您说说她的模样。”

我尽量描述她。当我提到坏牙齿时，那个巨人点点头。

“您跟我来。”他在我身后关上门，带我穿过一座四角形的院子，那里面放着一辆旧卡车和许多生锈的坏机器，又带我来到一座楼梯。楼梯上边连着一条过道，它在二楼环绕整个院子。我看到，房子的门和窗户都朝着这个过道。“您上去后的第一扇门。敲三下门，两短一长。”

我爬上那锈迹斑斑的铁楼梯。每一级铁皮都嘎嘎响，上面的过道是石头的。我停在第一扇门外，敲了两短一长。门应声而开。门框里站着倪科尔·莫尼埃。我又认出她来了，但我尽量不显示出我的惊骇。她没涂脂抹粉，她的脸­色­发灰，黑发一缕缕地垂下来。眼睛哭多了，红红的肿肿的。现在，倪科尔·莫尼埃不再哭了。现在，她脸上罩了一层面具样的呆滞。她看上去像个老太太。

“您请进。”倪科尔·莫尼埃说。我走进一间低矮、肮脏和未经收拾的厨房。我们继续走进一间没有收拾过的肮脏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双人床。床上方挂着一幅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油画。有两张放不稳的椅子、一张柜子和一个桌子。窗户的百叶窗关着，房间里幽暗，很暖和。倪科尔穿着一件灰外套，我看出来底下什么也没穿。她立即走过来。我脱去左脚的鞋，因为我的脚疼得更厉害了。

“咱们坐下吧。”倪科尔说。

我们坐到未收拾的床前，坐到桌子旁不稳的椅子上。桌上堆着照片。我也看到了一台小录音机。它的线一直通到近旁的Сhā座上。

“所发生的事确实让我很遗憾。”我说。

“我也是。”倪科尔说，“阿兰是个混蛋，但是我爱过他。现在他死了，留下我孤单单的。”此刻，她在讲话时不再努力遮掩她的难看的牙齿了。

“您准备怎么做？”

“离开。”她说，“您以为我在等他们也来­干­掉我吗？这里的人是我们的朋友，这房子属于他们。但现在我不能再呆下去了。”

“您想去哪儿？”

“随便去哪儿。离得远远的，离开法国。因此我需要钱，您把它带来了吗？”

“对。”

“给我看看。”

我给她看我装在皮包里的一捆捆钞票，那皮包是昂热拉送的礼物。

“您有烟吗？”

“我不再吸烟了。”我说。

“那也没关系。”她说，“题归正传。您急，对不对？”

“对。”

“跟我一样。”倪科尔说，“您听好。那次，当我在‘庄严’酒店对您说我有全部的真相好卖时，我也是当真的。那时我们已经得到它了，阿兰和我。阿兰派我出面跟您商谈。我本想在‘巴黎宫’的套房里接待您，将一切告诉您，可是我们看到了您如何被揍。”

“你们看到了——阿兰和您？”

“我说过了。于是阿兰认为，现在不行，这太危险。如果他现在上来获悉一切，把事情闹大，我们就暴露了。那他们就知道，他是从哪儿得知的。”

“谁是他们？”

“其他人。”倪科尔说。

“其他哪些人？”

“老天，您等会儿！”

“请您原谅。”

“算了。我的神经不好。您的也是，对吗？”

“对。”

“我想也是。”那个女人说。她在我的记忆中那么美丽，现在却极端虚弱。“这一切糟透了，对您也一样。怎么办？我得走，为此我需要您的钱。您需要真相。反正那时候阿兰说：‘这样不行。让我来接待此人。你不在。’顺便说一下，当阿兰后来领着您看房子时，我在一个橱柜里。卧室里的那个镜橱，您还记得吗？”

“那儿我可没向里望。”我说。

“它后面有一扇推门，门后有一个小房间，从外面看不见它。它位于两堵墙之间。”

“要是我不被打倒的话，你们就会跟我在卧室里谈，阿兰将藏在橱柜后面的小房间里，对吗？”

“对。”

“当您有客人时，你们总是这么做？”

“不总是。经常。当我们想敲诈什么人时，或者当我害怕时。反正阿兰在您来访之后害怕了，认为我们得躲一段时间。我们东躲西藏，最后来到了这里。阿兰从这里跟泽贝格取得联系。”

“跟谁？”

“泽贝格，赫尔曼银行里那个家伙，您认识的！”

“我当然认识他。可阿兰认识他……”

“阿兰认识他们所有的人，那一帮人。这正是我们想卖给您的。您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位！阿兰总是讲太危险了。您不危险，您乐于付钱——为了您的公司的利益。”倪科尔捋捋她的一缕缕头发。“阿兰那时候说的。后来他变得太自信了，想从泽贝格那儿诈一百万，至少一百万，在电话里暗示泽贝格。他们本想在老码头碰头，昨天夜里。阿兰当然没带上东西。”

倪科尔盯着她的双手，指甲油脱落了，双手很脏。“算了。”她说。

我的脚痛减轻了一点。

“您认为是泽贝格枪杀了阿兰？”

“肯定不是他本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一位专家。”她侧身向前，“您看看，先生，阿兰和阿尔戈是朋友，好多年了。”

“谁？”

“老天，阿尔戈，博卡的那位阿尔及利亚人！”

“原来是他！对不起，怎么了？”

“一天阿尔戈来找阿兰，对他讲：‘你听我说，有个意大利女人，要我帮她弄炸药，大量炸药。付十万。’从那时开始，阿兰就对这件事产生了兴趣。”

“从那时开始？”

“对，从那时开始。我的阿兰，他认识很多人。您明白，那些相关的人。喏，他密切跟踪此事，注意那位护士拿炸药做什么。开始她根本没有使用它。这位赫尔曼来到戛纳，彻底垮了。阿兰也观察他。在他开着车来回转时跟踪他——找法比安，找基尔伍德，找那个同­性­恋托威尔，找泰奈多斯，找萨冈塔纳。赫尔曼不停地开车去找这些人。”

“只找他们？”

“这话什么意思？”

“您谁也没忘记吗？”

她想想，然后摇摇头。

“特拉博呢？”我问。

“哎呀，他！”倪科尔说，“对，他跟赫尔曼也有生意上的往来，但是他跟这件事无关。这我肯定！您马上就会理解为什么。赫尔曼就这么来回转，也拜访了您的女友黛尔菲娅夫人。她跟此事也无关，她只是为他画了一张像。喏，我说过，阿兰认识很多人。他认识一位意大利人，也认识泰奈多斯的仆人，那位维托里奥。阿兰和维托里奥进行了交谈，维托里奥仇恨泰奈多斯夫妻。”

“对，因为泰奈多斯是亿万富翁。”

“不是，”倪科尔强烈地说，“不是为了这个！”

“那为什么？”

“因为泰奈多斯是一头猪！一头像凶手似的猪！您理解，维托里奥对正义和非正义、善和恶态度非常分明。因此，他也说他要帮助阿兰，一分钱不收。只有他能帮助­干­掉泰奈多斯，这条鲨鱼。他将冰箱放在客厅里的钢琴后面，夜里跟他的老太婆从里面取鱼子酱和香槟，这头胆小的猪！因为他害怕，如果他在他们面前露出他的摆阔的财富，仆人们在维托里奥的煽动下会将他杀死。”

“维托里奥煽惑仆人们了？”

“根本没这必要。您以为他们自己一个个会有什么想法？但泰亲多斯不会被他们杀死。维托里奥和仆人们不是凶手。凶手是其他人。”

“我不理解。”我说。

“您别急。我给您解释。我全解释给您听。维托里奥在客厅里拉了一根细线，装着隐藏的话筒。当赫尔曼再一次来到客厅里跟泰奈多斯谈时，维托里奥在他的房间里——电线一直通到那里——放了一台录音机。就是那边的那只。一盒磁带录下了泰奈多斯跟赫尔曼的讲话内容。磁带在这里面。”她打开机子，“您自己听这个吧。缺开头，维托里奥没有及时打开。但这也够了。”她摁下一个键。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已经对您讲过两遍了，我再对您讲第三遍：我对你们不幸的生意一无所知！这我也对所有其他人讲过，特别是那位基尔伍德。直到那天晚上，在‘法兰克福宫’人家跟我谈起，我还一点也不知道。那天我还连夜赶到银行，查看了外汇部。这是头一回，头一回，您理解吗，泰奈多斯？我得知，多年来，基尔伍德以你们众人的名义，背着我跟泽贝格­干­了高达数亿的肮脏舞弊！以你们大家的名义！因此我赶到这儿来！泽贝格，这个混蛋，我打电报解雇了他，只可惜我不能对外公布。”

“赫尔曼的声音。”倪科尔低声说。

这是个愚蠢的解释，但是我点点头。我俯身在录音机上方，现在响起的那个声音，我认识，它属于泰奈多斯。下面我按录音机喇叭里传出来的内容，记下这两个声音的对话。

泰奈多斯：“您所要求的，真是疯了！您不可能撤回英镑交易而又不让任何人发觉。”

赫尔曼：“我能！我能！”那声音听起来绝望而不知所措。这个人自己也不相信他讲的话，“我得将所有的数目重新登记，我得将老账目改掉……你们得帮助我，因为我不让你们毁掉我的名声！”

泰亲多斯：“我说，没人会相信您对这些交易一无所知。”

赫尔曼：“我正在告诉有关的内行！我在全世界都有银行家朋友，最好的人们。他们将作证，一个没有良心的全权总代表的流氓行径，他独立领导着我这家大银行的外汇部。他随时能够做这种生意，而不让银行主知道！”

泰奈多斯：“请您别这么大喊大叫！”

赫尔曼：“我还要更高声地喊叫！你们未能给我弥补这笔贷款生意。泽贝格­干­了这脏事，故意留下英镑，而没有交给联邦银行。你们想毁掉我。你们希望，在我弄清一切之后，我会一筹莫展地将一颗子弹­射­进脑袋。那样银行就会属于你们和泽贝格这头猪了，因为你们随时都可以开车压死我妹妹。我要求你们，现在一起帮着我弥补这笔损失。这个我也对基尔伍德讲了。”

泰奈多斯：“那么他是怎么回答的？”

赫尔曼：“他只是笑笑，说我去自杀好了。”

泰奈多斯：“这也只是好笑而已。”

赫尔曼：“是吗？好笑吗？咱们倒要看看，是谁笑！我现在讲最后一次，泰奈多斯，我要求弥补损失的德国马克。立即！由你们大家！因为基尔伍德给泽贝格发出指示，是受你们大家委托的。”

泰奈多斯：“四百万肯定不会要您这样一个人的命。”

赫尔曼：“不，但是八百万会！如果我以老价格将所有的英镑还给你，将所有的贷款生意转到你们身上，我就需要这么多。八百万我无法承受。当然，我决不会再跟你们做哪怕一小笔生意了！科德公司可以另找一家银行。”

倪科尔摁下“停”键。

“还要这样谈一阵子。”她说，“赫尔曼喊叫，泰奈多斯绕弯子，回避，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反正，阿兰查出来了，可以肯定：赫尔曼确实对这些交易一无所知，对此最好的证明就是他那么激动。”倪科尔让磁带在录音机里速进了一段又停住。她寻找，找到了第二次谈话的开头，说：“在赫尔曼拜访过泰奈多斯后，这位希腊人又接待了另一个来客，萨冈塔纳。他们又是在客厅里交谈。维托里奥又放了一盘磁带。开始几句又缺少。”她打开喇叭。

我听到了这次对话……

萨冈塔纳：“……一切照计划，我的亲爱的。赫尔曼钻进了咱们的圈套，再没有比这样更好的了。现在还怎么做，咱们已经谈过了。我只是再重复一次，因为时间紧迫。咱们暂且不要最终拒绝向赫尔曼提供帮助。咱们让他先去科西嘉。然后，当他回来时，咱们再告诉他情况。”

泰亲多斯：“他不会回来了。”

萨冈塔纳：“若有天助就不会，前提是：现在各人做自己在这件事上应当做的事。您说，您让一位绝对可以信赖的人从护士那儿取了炸药。此人绝对可以信赖？”

泰奈多斯：“绝对。”

萨冈塔纳：“为了，您我只能希望是如此。现在我只能希望咱们当中的任何人，在为这次共同的行动作出一点贡献时能雇请到一位完全可以信任的人。”

“为一桩共同的谋杀。”我说。

倪科尔点头。

秦奈多斯：“我的专家制造这台定时爆炸器。所有的工作，除了电器部分。那个由托威尔负责。他的人安装上了电器部分，让这东西可以使用。但必须看到还是有可能，某人胡说或者想胡说——咱们当中的一位，您别生气，后果严重，现在跟咱们合作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位，他们都是流氓——由于存在着这种可能，基尔伍德和您负责雇请一位职业杀手，只要谁有危险，就马上出手­干­掉。”

萨冈塔纳：“我们找到了这么一个人。”

泰奈多斯：“他是谁？”

萨冈塔纳：“这我不会对您讲。我只说，他是最好的。绝对不会有一点点怀疑落到他身上。但是我不告诉您他的名字。您也别告诉我您的人的名字。”

泰奈多斯：“好，您就别讲这个该死的名字吧。只要这位职业杀手听话就行。”

萨冈塔纳：“他听话，这点您大可放心！”

泰奈多斯：“赫尔曼在科西嘉碰头的那两个法国人怎么处理？”

萨冈塔纳：“克莱蒙和阿贝尔？”

泰奈多斯：“对。”

萨冈塔纳：“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赫尔曼不可能跟他们成交，或者向他们作出哪怕一点点的许诺，只要他跟咱们还没理清。他自己对咱们说过，这次科西嘉之行是为了活命而作的最后喘息。一旦他上路了，咱们就什么也不必再考虑了。事故，自杀，谋杀——只要咱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各人­干­自己那部分，那就永远也查不出来。只要那位杀手听话，咱们摆脱赫尔曼的计划就实现了。”

倪科尔又停下了磁带。她关掉了机子。

“一场共同的谋杀，”她说，“是的，先生，就是这么回事。一切都成功了！爆炸，杀手，维阿拉被清除了，估计是因为他找到了线索，它们引向阿尔及利亚人，那位阿尔戈。护士被杀死了，因为她有讲出来的危险。他们试图将您­干­掉，因为您变得远不再是不舒服了。他们­干­掉了我的阿兰，在他吓唬泽贝格之后。我一直对阿兰讲，他不应该跟那些人而是应该跟您做交易，宁可少挣点！他不听我的话。他从没听过我的话。这一下他死了……”她住口了，望着我，那样子好像她根本看不见我似的。孩子们在下面的院子里嬉戏。我听到他们开心的声音。

“这是些什么照片？”我问。

“哎呀，”倪科尔在这座照片的小山里翻找，“阿兰在这件事上花了功夫。他找到了那个组装那台定时爆炸器第一部分的人。照片背后有名字和地址。”她给我照片，另拿起一张，“这个人做电器部分，姓名和地址也在背面。”她把一组照片从肮脏的桌上推过来，“这是那些人碰头的照片，他们的店，他们如何拿着东西上路。阿兰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什么？”

“当‘月华’艇停在康托港时，总有两个人睡在甲板上。阿兰动员妓汝，成功地让那些水兵将她们带上船，跟她们在那里酗酒睡觉。阿兰连续几夜偷偷地呆在船上。他等候那个送来定时爆炸器并且安装上去的人。他等了三夜，才终于等到。来了一个人。阿兰穿着袜子跟他下到了机舱里。”

“那里肯定没有灯。”

“没有。可是阿兰有一架红外线照相机。红外线是看不见的，但是它足以拍出一流的照片。阿兰拍下了把定时爆炸器藏进机舱的那个人。这就是她。”倪科尔递给我最后那张照片。

我看到了伊尔德·赫尔曼，那位钻石伊尔德，赫伯特·赫尔曼的妹妹。她正在一艘船的机舱里，忙着安装一只小箱子。

七

33

二十一点三十分我回到了“庄严”酒店。我又要了一只更大的保险箱，将倪科尔·莫尼埃以十万法郎卖给我的所有材料存了进去。我把它的钥匙放在我那只较小的保险箱里。我总是将第二张钥匙卡交给他保管的那位门卫说：“杜塞尔多夫打来给您的电话，卢卡斯先生。这位先生已经是第二次打来了。请到三号间去接。”我走进那个电话间，拿起话筒。

“罗伯特？”

“古斯塔夫！我有……”一股谜一样的感情让我不再讲下去了，“出什么事了？”我问。

“你回来。”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的声音冷冷的，“坐第一架早班飞机。马上来这里。”

“为什么？”

“你被撤出此案了，马上生效。”

“可是为什么？”我喊道。

“昂热拉·黛尔菲娅。”

“她怎么了？”

“你一清二楚。”

“你也知道的！我们为她、为我、为我们的幸福­干­过杯！”

“我想不起来了。”

“见鬼，古斯塔夫……”

“有人在这儿投诉。戛纳的人。非常危险的人。”

“是的，我能想象出是哪些人。”

“他们不是向我投诉的，而是向董事会。董事会认为你的行为无法忍受，向这些人道了歉，答应将你立即撤出。现在你可以退休了，罗伯特，如果你还有资格退休的话。毕竟，粗暴地渎职……”

“古斯塔夫，”我说，“你再也记不得你说过，不管面临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信赖我吗？你连这个也记不得了吗？”

“不。”古斯塔夫说，我的好朋友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

我喊道：“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爱情，为了你，我会赴汤蹈火！也为了她！如果你爱她，那我也为她做一切！这是你说的！”

“你别这么大喊大叫。”勃兰登伯格说，­奸­笑，“真的吗？我这么说了吗？那又怎么样？我昨天的愚蠢闲话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这头脏猪……”

“住嘴！”勃兰登伯格说，“你坐头班飞机来，向我报到，明白吗？”

我挂断了，没有回答。

我出来，走进大厅，心想，我的处境很滑稽。非常滑稽，我一生中最滑稽的。我哈哈大笑。有几个人吃惊地望着我。我请一个门卫让人替我在飞往杜塞尔多夫的第一架早班飞机上订个座。

“可您保留您在我们这儿的房间吗，卢卡斯先生？”

“对，”我机械地说，“我很快就回来。”

“我们很高兴，卢卡斯先生。”

“我今夜估计不回来，明早直接坐车去机场。”

“行，先生。一路顺风，再幸福地返回。噢，随下午的邮件还有您的一封信。”

他递给我一封信。信封上印着我的朋友和律师保尔·冯塔纳博士的地址。

34

昂热拉坐在大平台一角的秋千上，紧挨着坐在我旁边。客厅的灯光洒落在许多花上。它也照在我手里拿的信上。我为昂热拉朗读：

“非常尊敬的卢卡斯先生——咱们相互以‘你’相称，你理解吗？但这是一封正式信函——‘现将法学博士博歇特的复印件寄给您。法学博士博歇特是您妻子的律师。我希望，你能尽快来事务所一谈。充满敬意的——保尔·冯塔纳’……那个复印件在哪里？”我从信封里抽出一张薄薄的纸，打开来，读道，“非常尊敬的同事先生！卡琳·卢卡斯夫人收到了您的一封信。您在信中通知她，她丈夫渴望离婚，您已经向法庭递交了这么一封离婚申请书。我以我的当事人的名义声明，她不打算同意这一离婚，不管何时与何种情况。我完全肯定，在目前的情形下，法庭绝不会认为贵当事人的离婚希望可以审理。致以同事间的敬意——博歇特，律师。”

我放下信笺，凝视着昂热拉。“看来亲爱的上帝不是太喜欢我们。”我说。

“别这么讲，”昂热拉说，“这才是开始。我们早就知道我们将会遭遇上什么，我们知道会有麻烦，大麻烦。是的，那又怎么样？咱们彼此拥有。咱们将永远在一起。没有人能阻止咱们这么做，你的妻子也不能。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庭能强迫你回到她身边去。”

“你真勇敢。”我说。

“我只是想得现实。在咱们眼里，咱们是丈夫和妻子。只缺一纸证书，一张纸。一张纸，罗伯特！”

“对，”我说，“对，你今天这么讲。可两三年之后……”

“少的仍然只是一张纸——也许。也许不是。你的妻子可能改变主意。生活中总是发生与期望相违的事。”

“在这里不是。在卡琳身上不会。”

“也许就是。你太悲观了，罗伯特。别反驳，你就是。我也因此爱你。但现在，有我在你身边，你得变得乐观些，更自信些。你已经得到了许多。你还会得到更多。”

“我很想跟你一样勇敢，”我说，“可我不是这样，可惜。”

“我将试着为咱们俩而勇敢。”昂热拉说。

“假如运气好，三年之后，即使违背卡琳的意愿，我也算离婚了。”

“假如运气不好就永远离不了。咱们眼下根本不想此事。哪怕你永远离不了！哪怕咱们永远结不成婚！我将永远只爱你，罗伯特。你这下明白了吗？你这下相信了吗？”

“对。”我说。

“那我在我的余生就要做你的情­妇­。我一点不在乎这个。只要你还爱我，我就根本无所谓。‘情­妇­’这个词在你的语言中竟然有贬义，真是奇怪。还有比这更美的词吗？你说，有比这更美的吗？”

“没有。”

“老实说，我早就料到你的妻子不同意离婚。我一直坚信，这一点儿也不会影响我对你的感情、咱们的爱情。”

一阵强风吹上平台。我抬头仰望。天空被乌云遮住了。天气一下子冷了。自从我来戛纳后，这是头一回，天气冷飕飕的。随后刮来第二阵风。然后，远处有暴风呼啸，迅疾扑来了。

“怎么回事？”

“米斯特拉风，”昂热拉说，“咱们进去吧。”她站起来。我帮她把被子和枕头抱进屋里，旋上宽宽的遮篷。现在暴风到达戛纳了。它低声轰隆，狂风大作，吹得百叶窗啪啪响，棕榈树沙沙沙。平台上的许多花被它吹乱了。当我们终于将一切都搬到安全处后，我好不容易关上了大玻璃推门。

“米斯特拉风？”我问。

“对，”昂热拉说，“它有时袭击我们这里。不舒服。”

“为什么不舒服？”

“所有的人都会紧张。所有的人都头疼。米斯特拉风是一股北方吹来的冷风，从罗奈河谷吹过来。别摆出这么一张脸，罗伯特。请不要这样！你得相信我讲的话。如果我终生做你的情­妇­——对于我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我用胳膊揽住她，吻她。我们倒在沙发上。米斯特拉风绕房怒吼。它摇晃着玻璃门，让遮篷的连接处咯咯作响。它呼啸、怒嚎、吼叫，透过窗缝钻进来。最后，当我放开昂热拉时，我看到她眼噙热泪。我吻净它们。

“我哭，只因为我太幸福了。”她低声说。

“当然是因为你太幸福了。”我说，继续吻净她的眼泪，但老有新泪不断流出。米斯特拉风绕着我们的家怒吼，绕着地球上这个我们惟一安全的地方。

但愿如此。

35

这天夜里我们也差不多没睡。

我们喝香槟，俯瞰波涛澎湃的大海。游艇的航行灯在康托港里起舞。我们看着电视里的一部影片，然后还收听了最后的新闻。后来，昂热拉放上了科勒·帕提的唱片。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通常要持续三天。”昂热拉说，“你冷吗，亲爱的？”

“一点也不冷。”

我穿着一件晨服，她穿着浴衣。

“我得去杜塞尔多夫。”我说。

她只是点点头。

“勃兰登伯格有事找我谈。”

“是这么回事啊。今天下午怎么样？你有什么收获吗？”

我倾听科勒·帕提的音乐，倾听米斯特拉风的泣诉、咆哮和叹息。在昂热拉讲过那番话之后，我现在要走的那条路对我来说明朗了，像玻璃一样明朗。我想过它。我必须走这条路，没有别的。我想在此写下那是一条怎样的路，什么也不隐瞒。

我现在要做的事实在不美。它不道德。噢，不！它是犯罪、肆无忌惮和——如果您想讲的话——令人憎厌的。对最后这个概念我无论如何还不是太肯定。我并非一直就这样，像我在那个米斯特拉风之夜那样。跟流氓打交道让我自己成了流氓。这样我就变得犯罪、肆无忌惮甚至令人憎厌了。

您已经读到这里，知道我遇上了什么事。立即被解除了我的职务。病人。最迟六个月后就得截去一条腿。那以后怎么样呢？昂热拉是如此勇敢，如果我妻子不肯离婚的话，她想做我的情­妇­，直到她的生命终结。可是她对截肢一无所知。她对我的职业处境一无所知。她是我一生中惟一伟大的、极其强大的爱情。我现在非常肯定——尽管有种种困窘，尽管有种种悲观——即使我只剩下一条腿，昂热拉也会像今天夜里这样爱我。只要我能活下来。如果我活不下来，我得预先做好照顾她的措施。如果我活下来，那就是我们俩日后的预备措施。

您瞧，我不是以普通的道德观念思考。今天下午倪科尔·莫尼埃在弗雷瑞斯向我讲完了那一切之后，在勃兰登伯格的卑鄙的电话之后，在卡琳拒绝同意离婚之后，我再也不能这样了。我不再想，作为规矩人我现在应该怎么做。规矩人！这是什么意思？我在此认识了一群所谓的正派人，备受尊敬，被人敬畏，叱咤风云，可他们只不过是无耻的罪犯加凶手。通过一场使小人物越来越穷的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而变得越来越富的人们。这是一些健康的人。这些人谁也无法动他们一根毫毛——即使多次谋杀——因为罪行和犯罪，一旦它们太大的话，就不再是罪行，不再是犯罪了。那好吧，那我现在就要变得跟他们一样！我已经大体知道，我该如何着手——在此生此世留给我们的剩余时间里，一定要让昂热拉和我安然无恙。在那个米斯特拉风之夜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您继续读下去，那您就会诅咒我，厌恶我——我没有办法反对。或者，也许您会理解我。

36

“哎呀，”昂热拉说，“今天下午怎么样？你有收获吗？”

您瞧，撒谎就此开始了。

“我去弗雷瑞斯了。去那个阿兰·达侬的女朋友那儿，他们把他从旧码头的内港里捞了上来。她告诉我，达侬已十分接近了真相，因此被枪杀了。她认识跟他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他是一位敲诈者。他想一旦掌握了真相，就利用它来敲诈有罪者。或者将真相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我得告诉勃兰登伯格。要花很多钱，付给这些人。也许勃兰登伯格独自作不了主该怎么做，那他就得问董事会。无论如何我们要得到真相——虽然那是非常昂贵的真相。有关赫尔曼之死和他的所有朋友的真相。”

此时我听到树­干­在呻吟，跟米斯特拉风一样强烈。什么地方的屋瓦像疯狂似的啪嗒直响。这只能是那座旧别墅卡兹贝克，它在我们下面，俄罗斯王子们曾经在那里面欢庆过他们的节日。这个住宅区没有砖瓦。我感到客厅里的穿堂风很厉害。米斯特拉风看起来好像能穿透一切，包括水泥墙、金属和玻璃。

好在昂热拉太专注于我们的事，没提出更多能拆穿此事的问题。她只是问：

“你得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大早，坐头班飞机。”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我说，“很快，亲爱的。”

“这次不能拖得太长，罗伯特！”

“我很快就回来。”我说，心想，这我可以保证。

“我太需要你了。”

“我也太需要你了。放心。我很快就回到你身边来。”

她侧身向前，吻挂在我脖子上的项链上的金币。我吻挂在昂热拉胸前的金币。接触到她的皮肤使我们俩都一颤。我们又一次Zuo爱，伴着科勒·帕提的音乐，伴着米斯特拉风令世界沉沦的怒号。最后，我们紧搂着睡着了，身上盖着一条法兰绒被子。

我六点半醒来。

手表我戴在手腕上。我看到天空仍然是灰蒙蒙的，听到米斯特拉风在劲吹。外面平台上的花草被狂风吹弯了。我以很多温柔的吻唤醒昂热拉。她睁开眼睛后，马上莞尔一笑，拥抱我。我们俩喝茶，迅速冲澡，都穿上衣服。当我刮胡须时，昂热拉收拾我的箱子。我们于八点离开房子。昂热拉坚持开车送我去尼斯机场。她穿着一条棕­色­的裤子和一件美军风衣样式的橄榄绿宽松夹克，穿在那里面她好像没了似的。我们沿着海堤行驶。海在许多地方漫过了行车道，米斯特拉风摇晃着车子，车子很难驾驶。一切都是灰蒙蒙的，风暴、灯光、天空和海洋。我们经过“Ru房”餐馆，那家普罗旺斯鱼汤饭店。米斯特拉风将一侧的木墙压进去了。众人正在费劲地修理它。

“你头疼吗？”昂热拉问我。

“对。”我说。

“我也是。”她说，“又是一种咱们俩共同拥有的东西。你痛时，我也痛。”

我的天，我想，说道：“我也是，昂热拉。”

她在机场上一直陪我到最后一道关卡，不能再跟着进去了。我们在此吻别。我双手抱住她的脸，双手和脸都是冰冷的。“我在第二个参观台上。”昂热拉说。她飞快地吻我的双手，穿着她的非常宽大的风衣跑走了。

当我走上机场，走向等候我们的汽车时，我抬头张望第二个参观台。今天那上面只站着一个人——昂热拉。米斯特拉风狂扯着她的头发，她必须用一只手抓稳栏杆，以防被吹倒，但是她另一只手在向我挥舞。狂风吹得我站立不稳，我往回挥手，心想：如果一切照我的计划进行，那这就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分别，对，最后一次。我上汽车，它开出到飞行区，米斯特拉风猛烈地吹着车子一侧的铁皮，司机好不容易才在笔直的跑道上把车停下来。在飞机外面，我再一次抬头望参观台，昂热拉仍站在那儿。我看到她的红头发，她再次挥手。我站在滑行道上，往回挥手，直到空中小姐在舷梯的上头喊我。

我们朝海上起飞，飞行员迅速将飞机非常陡地拉高。它摇摆，下沉，在米斯特拉风里侧滑，“请系好安全带”的显示灯没熄灭。我们在整个行程中都一直系着安全带，这是一次非常难受的飞行。许多人都不舒服。我­精­神抖擞，对未来充满信心。您看，在您下定决心成为一个罪犯之前，您肯定会经受一切的苦痛和良心折磨。但一旦您的决心下定了，那良心折磨和苦痛也就结束了。我现在就是这样。我不会再发生什么事了，再也不认识什么罪过、正派了。我下定了决心，要变得跟那些人一样。我一生中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平静过，这时我正准备犯罪。

37

“我为你尽了力。”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说，他讲话时嘴里填满了爆玉米花，“我为你把舌头都讲烂了。你不清楚，为了保住你，我都做了什么。一切都是徒劳，对不起。但你也是个该死的傻瓜。”

“怎么了？”

“我们已经把你的健康状况骗过了董事会。你还不够。你还得在那底下跟一个女人谈起恋爱来。像个疯子似的。只要你在我手下­干­活，你可以在全世界到处胡来，只要你有兴趣，你也这么做了。但这回却非得是伟大的爱情不可！傻瓜，笨死了！”

“古斯塔夫？”

“嗯？”他穿着一件黄蓝条纹的衬衫。

“闭嘴。”我低声说。

“什么？”他的猪眼睛变狡黠了。

“如果你已经记不得，你为这一伟大的爱情祝愿过我万事如意，给过我你的祝福，说过你愿意为了我们俩和我们的爱情赴汤蹈火的话，那么你至少闭上你的嘴，别谈这一爱情。因为它跟你屁关系也没有。”

他吞下嘴里的爆玉米花，用粗粗的手指敲响桌面，恶意地打量着我。

“这声调正合适。”他说，“恭喜。在你这种处境还撒野，好极了。了不起，实在了不起。我从没讲过我为你这个新女人高兴，这辈子从没讲过。”

“你这骗子！”

“你这­骚­羊！你想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吧！你完了！”他突然喊道，“完了！你明白吗？”

瞧瞧，这又是我的老古斯塔夫。

“我早就明白了。”我说。

他马上又安静了。

“正如所讲的，你不再过问此案。立即生效。我有一次给过你三万、另一次给过你五万马克的旅行支票，它们在哪儿？”

“这儿。”我说，将支票簿放到他面前。

我在来见古斯塔夫之前先去过银行，找到那位幸福的克拉塞老先生，从我的户头上取了八万德国马克。

“这么多？您有什么打算，卢卡斯先生？”克拉塞吃惊地问。跟所有与钱打交道的职员一样，当别人要求他自己的钱时，他总是吃惊。这一定是什么心理怪癖。这些人似乎是把那些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外人的钱看做他们自己的，想保护它们。“在您这种处境下，您现在可别­干­蠢事。您想想，您仍然需要钱生活，如果您现在提取这么大的数目……”

“我的户头上马上又会有钱进来，克拉塞先生。”我说，“我需要这八万买旅行支票。”我也这么做了。这是对的，我将我的大部分积蓄投入了赌博，但是我必须这么做，这属于我的计划。那是当然的，古斯塔夫现在当然会要回他的公司的旅行支票，原先的支票我已经给出去了，付给了倪科尔·莫尼埃。我拿着这本小簿子坐车来到吉斯塔夫那儿，现在我将它放在他面前。

“拿去。”我说，这是一个危险的瞬间，因为他也许马上就会发觉，那不是他给我的支票。但是他也有点激动，恼火我的粗暴行为。他大概期待过我会哭泣，而我却是这样的表现。他只匆匆地瞄了一眼旅行支票，推开它。

“资料，”他咕哝说，“密码本。”

我全给他了。今天早晨，当昂热拉开车送我去尼斯时，我从“庄严”酒店我的保险箱里取出了它们。一大堆古斯塔夫一无所知的东西留在了“庄严”酒店，在另一只更大的保险箱里。

“现在拿我怎么办？”我问，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我只是想看看，我的朋友，我的亲爱的朋友古斯塔夫会怎么讲。

“你这是自作自受。你让公司无法容忍。那些投诉你跟那一位乱搞关系的人，告诉了我们最上层，你们俩在戛纳的行为真是不知廉耻。这事儿环球保险公司可承受不起。我们得维护一个世界范围的声誉。我还以为你是聪明人呢，妈的。算了，你从没听过我的话。如果你任起­性­来……”

“古斯塔夫，”我说，“你真是一头老­骚­猪。”

“你是个没用货。一个屁用也没有的人。一个饭桶。”他说，点燃一支哈瓦纳雪茄，发出汗臭。我忍受了这个脏货十九年之久，我吃惊地想。十九年。不可理喻。“你浪费了公司的钱和时间，”古斯塔夫接着说，“你拥有所有的机会，每一种可能­性­，无限的手段。你查出了什么有利于我们的东西？你究竟查出什么来了？你查出的是臭屎一堆。你的时间到了，罗伯特。你完了，彻底完了。我再也用不着你了。没有哪一家公司会需要你。”他微笑。我同样微笑。我们真正是狂热地对望着。是啊，我都查出什么来了呢？

“或者你另有看法？那你就讲出来！我不想让你认为你遭受了不公正。你取得什么成果了？说啊！”

“没有。”我咬牙切齿地说，想起“庄严”酒店的另一只保险箱，“什么也没有。”

“相反你长膘了，玩够了，快活地跟……”

“古斯塔夫。”我迅速地说，“你要是再讲一个词，我就打掉你的臭牙。”我站起来。他不信地望着我。他还没见过我这样。雪茄从他嘴里掉下来，他在最后一瞬间接住了它。烟灰落到他的难看的衬衫上。“你永远别再提这位女士，明白了吗？不然你就得付出一副假牙的代价。我打烂你的嘴，你这条狗，哪怕这是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你明白了吗？”

他冷笑。

“我一个词也不再谈那位夫人了。爱情是一个神圣的夜晚。你现在有许多时间谈你的爱情，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喜讯，你已被解雇了。环球保险公司是正派的。比你值得的更正派。它不想让你出丑。它依据贝茨博士的鉴定让你提早退休。不是因为你闹出丑闻，玩忽职守，给环球保险公司抹了黑，不，纯粹是由于健康原因。通知你此事的信放在董事室。你今天就会收到它。像预计的那样，你得到你的退休金。你不再为我们工作。你的退休金汇给你。你难道还能再说这不正派？”

我无言。

“算了，不说也罢。我反正无所谓。你知道，罗伯特，实际上我从不想伤害你。”

“我也不想伤害你，古斯塔夫。”

“我早就知道，跟你会有这么个结局。你恩将仇报。你对环球保险公司不忠诚。你败坏它的名声。总有一天你会这么做的，这我早就知道。”

“那你看看，你多么英明。”我说。至此一切都是按计划运行的，跟我设想的一模一样。但我还想懂得更多。“现在谁接手此案？贝尼斯？霍尔格？”

“没人。”古斯塔夫说。

“什么叫‘没人’？”

“此案结案了。我们付钱。”

这我已经想到了。我坚信会这样——十九年后的第六感官。这当然好得很。这好极了。不，不，亲爱的上帝喜欢我，非常喜欢。

我当然演戏。我跳起来，叫嚷：“你们付钱？你们疯了吗？你们为什么付钱，见他妈的鬼！”

“你坐下。”古斯塔夫说。他的样子令人作呕。我忍受了一个模样令人作呕、其人也令人作呕的人十九年之久。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得吐出一千五百万，这根本无所谓。相反，你一定很高兴。”噢，是的，我想，一定。“我们衷心地感谢你的无能，只好付钱。你没能提供证据，连一个自杀的证据都没能提供。”

“没错，”我说，“因为那不是自杀，是谋杀，正如你们这里的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清楚。”

“别再自以为是了。”古斯塔夫说。他嘴里的哈瓦纳雪茄已经嚼碎了。“没找到凶手。就现在看来，永远也找不到。如果你不是这么老朽，你至少能摆出很多证据，让我们有理由拖延付款——无限期地拖延。可是不，阁下你不工作却去玩女人。阁下你耍了我们，而我们付给你钱。阁下你……”

“去你的。你们就支付一千五百万吧。”

“对。”

“何时？”

“现在，马上，立即，如果它还没有付掉的话。钻石伊尔德的律师使劲儿催我们。”这太好了。“既然我们派出去的是个没本事的人，那我们只好付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点事。”我说，如今我熟悉戛纳的那帮先生，对此事有我的看法。“逼环球保险公司的不单单是钻石伊尔德的律师，而且还有另外一些人。富人。大富豪。有权势者。权力遮天的那些人。当然不是他们自己。当然也是通过律师或第三者。也许环球保险公司还有一小部分属于他们。或者他们在你们这儿保了大笔钱。这些人，不管他们是谁，他们说：如果你们不给钻石伊尔德钱，那你们就有麻烦。在许多国家。非常不舒服的麻烦。那是谋杀，这是肯定的。你们不能证明是自杀，问题不在于一位无能的职员。问题在于那恰恰不是自杀。那好，付钱吧——随便！”

“胡说八道！”古斯塔夫说，但他不再看着我，而是盯着他的肮脏的手指甲。“环球保险公司不受任何人要挟。”

“不，但是你们付钱，中止调查，突如其来地中止了。就我所知。他们在所有类似的案子里，几年几十年地拒绝付钱，总是想出新花招，总是找靠不住的新借口。”

“我对你讲，没有人对环球保险公司施加过压力！”

“不，当然没有，”我说，“只不过是环球保险公司太高尚了。它不想染指如此肮脏的事。它不等案子澄清就付钱。它还从没这么做过，但这回它做了。”

“我们认为这案子已澄清了。是谋杀。”

“可是你曾经坚信那是自杀。你还记得吗，你是从尿中感觉到的？”

“第一，所有的人都会搞错；第二，如果我派个饭桶去，我的感觉就再也帮不了我。一千五百万——白扔了。”他看上去像要哭的样子。当公司要付钱时，他总是这副神情。“我一定是发疯了，竟然还保护过你。他们竟然付你退休金而不是因渎职行为­干­脆开除你。我还得听牢­骚­，这就是感谢。那好。那好。我反正早就知道，你是个混蛋。”

“只不过你十九年之久都没觉察到，是吗？那对你可真是地狱啊。”

“事实上也是。”他说，“我很高兴就此结束了。快滚吧，我不想再见到你。如果我想忘记一个名字，那就是你的。”

“你设想一下”，我说，“我也同样如此。”董事会里的那帮人一定给他好好地洗了脑，我想。我感到如此轻松愉快，好久没有过了。我的计划在实现，我的计划快要实现了！“你别劳神，你坐着吧，古斯塔夫。”我站起身，“把你的手放在雪茄上吧。我才不跟你握手呢，过一种敬神的生活吧，古斯塔夫，你这环球保险公司的头号摇旗呐喊者。”

他一口痰吐在地毯上。

“你见鬼去吧。”他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死去。你别费心来这里乞讨。在我眼里你已经死了。上帝呀，永远不必再见到你的嘴脸，我会多么轻松啊。”

“彼此彼此，古斯塔夫。”我说，“我的东西请最迟今晚送到‘洲际酒店’，明白吗？因为还有工作法庭。”

“这我现在才不管你呢，你这小混球！”古斯塔夫说，“在你的所作所为之后——更别说顾问医生了。那时我还帮过你，我这傻瓜。我总是忍不住做好事，见鬼。我不做不行。”

“是啊，这真是见鬼了。”我说。

“我跟贝茨大夫谈过。”他说，“他认为，不久就得截去你的整条腿。你已经知道何时截肢了吗？”

我转过身，跨过一块大地毯，走向办公室的门。我大步流星，我的脚真的一点不疼。我的心跳加剧，因为我的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现在有了。那是最最重要的，是我从古斯塔夫那儿得知的。阳光从高高的窗户洒落。杜塞尔多夫今天很热。我来到门口，打开它，往外走，来到前室。我随手关上门。古斯塔夫再没讲一句话，我也没有。这就是为环球保险公司卖命十九年的结局，为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的财产。如果好好想一想，这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完全合法的结局。在我们生存的社会制度里，如果你被剥削殆尽、累坏了，他们想摆脱你，决不会往你身上浇巧克力。哎呀，不，不会再浇巧克力的。

八

38

“你现在准备怎么做？”我的朋友、律师保尔·冯塔纳博士问。现在是同一天的十七点。冯塔纳的狭长、光滑的脸跟平时一样，一点也不透露出他的内心活动。他用一只手捋捋朝后梳的、像铁丝似的棕­色­头发。我把我跟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的一切经过都讲给他听了。“我飞回戛纳，”我说，“明天就回去。一旦我拿到了环球保险公司的书面通知。”

他注视我良久。

“什么事？”

“罗伯特，”他说，“正如博歇特所估计的，法庭拒绝了咱们的离婚申请。自然而然。我当时就担心过。你真是可怜。”

“噢，不。”我说。

“噢，是的，”他说，“你现在只拿到你的工资的一部分。你有病，这是你自己讲的。未来将带给你的是……不妙。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你，但作为律师我不得不谴责你，你不听我的建议还让汇钱给你的妻子……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跟她的律师通过电话，他告诉我的。”

“此事到此为止了。”我说。

他摇摇头。

“不，并未到此为止！你做了一种本该由法庭做的类似自我评估的行为。你要是还记得的话，我曾想将你妻子赶上法庭。现在你主动给她一千五，支付房租和保险。由于你的收入下降了，我将试着向法庭要求让你付得少于你至今主动付的。但愿我能成。我已经说过，你做了一种自我评估。它对你妻子不想离婚的影响不是不重要。”他剔着烟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迫切建议这么做，罗伯特？”

“因为迷信。她也赞成。”

“她？原来如此。不。”冯塔纳低声说，“我不相信迷信一说。你这么做。因为你是个正派人——这个女人也是。你们不能忍受那个想法，卡琳……”

“你别说了。”我说。

“如果你不照律师说的去做，那你请他做什么？”冯塔纳问，“冷静，我是你的朋友，仍然是你的朋友。只是我这下几乎帮不上忙了。三年期满后会发生什么事，还是未知数。”

“我们无所谓，昂热拉和我。我们全不在乎。”我说。“我们不分离，不管怎样。”

“她这么讲的吗？”冯塔纳问，磕空烟斗，又重新装上。

“对。”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罗伯特。”

“跟你的一样了不起。”我说。

冯塔纳又点燃烟叶。

“我将试着压低卡琳的生活费。我能不能成，那是另一回事。日期确定后，你有可能得在这里出庭。法官想见见双方。我的计划被你毁了。卡琳真的绝不会申请离婚。”

“你知道，我另有一个计划。”我说，“可我不能讲。”

“我不生你的气，只是为你难过。”

“你不必这样。开心起来，我也开心。”我说，“我的前程只会辉煌。”

“喏！”他说。

“就是！只会辉煌。”我说。

一位女秘书拿来这期间寄至“洲际酒店”并取到这里的邮件，装在一个尼龙袋子里。有相当多的邮件。我计划去酒店里说一声，让他们把我的所有信都转寄到昂热拉的地址。

“哎呀，还有点事，”我说，“我在戛纳需要一位公证员。你在那儿偶然认识一位好的、可靠的吗？”

“我想，我确实认识一位。等一等……”冯塔纳在一本大地址簿里寻找，然后他报给我戛纳那位公证员的姓名和地址。我终于向冯塔纳告别了。当他陪我走向事务所门口时，他一再摇着我的手。

“咱们何时再见面？”他问。

“喏，当我必须出庭的时候。”

“我不是问这个。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再见……真正的再见，在我家里，跟我妻子，还有你的情人。”我黯然不语。

“这恐怕永远也不可能了。”

“绝对可能。”我说，“这是怎么了，保尔？我们肯定会来拜访你们。”我说，心想，我们永远也不会再见了，不，绝不会。现在一切都最终一刀两断了。这里再也没有什么阻碍我，没有通回德国的道路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冯塔纳送我到电梯门。他还从没这么做过。等候厅里坐着两位当事人。

“幸福，”他说，“我祝你幸福，我的老朋友。只有极少数人拥抱它。大多数人堕落了。如果你堕落了，那对我就太可怕了。”

“我不会的。”我说。

电梯在|­乳­­色­玻璃后面出现了。我打开门。

“万事如意。”冯塔纳以奇怪的沙哑声音说，“现在你进去吧！”

我钻进电梯，又看了冯塔纳一会儿。他高大、­精­瘦，总是那么镇静。他的脸在抽动。然后电梯门关上了。我摁底楼的按钮，下去。我再也没见到保尔·冯塔纳。

39

我在杜塞尔多夫的街上走了老长一段。我仔细地打量一切，像一位游客，好像我还从没见过那些教堂、银行、博物馆、酒店、戏院、公园、国王大街上的大商店、高架路和车流似的。我观看这一切，听到带莱茵口音的声音，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再见到和听到这一切。不，永远不再，因为我不会来参加有关生活费的谈判。我现在有完全不一样的计划。这天下午，我就这样告别了杜塞尔多夫。

我累了，坐出租车返回酒店。我告诉一个门卫，明天我想搬出去，需要一家搬运公司，把我放在套房里的一切收拾好、运过去。门卫保证，到明天上午想办法找到这么一家公司。我把昂热拉的地址告诉了他，让他把我的所有邮件都转寄到那儿。

“很好，卢卡斯先生。您又得离开我们了，真令我遗憾。”

我上楼回到我的套房里，坐到客厅里的大窗户旁，观看了一会儿洛豪森机场上降落和起飞的飞机。这个夏天的傍晚夜­色­来得很晚。我叫了一瓶威士忌加冰块和苏打水，然后我边喝边一封封拆看我的邮件。其中有许多非常有趣的信。我把它们一一撕碎了，因为我现在正要步入一种崭新的生活，一封也不打算回复。我看到了银行通知。在我取出了八万之后，户头上只剩下很少的钱了，但很快就会多起来，多得不管法庭判给卡琳多少，都足够给她。

门卫打来电话。厅里有一位送信的，拿着一只大信封。“请您让他上来。”我说。那个年轻人来了，我给了他小费，然后拆开信封。那是环球保险公司的退休合同书。它感谢我多年来忠诚和献身的贡献，祝我万事如意，尤其是祝我健康状况好转，问我今后将退休金跟以前的工资一样汇到我的户头上行不行。如果我不反对，将像至今那样汇钱。我不想再对环球保险公司讲什么。

于是我将信一封封撕碎，没有一封是我想回复或者必须回复的。我突然觉得，我在德国这儿什么也不必再做了。在戛纳，是啊，在那里我还有事要做。可是在德国呢？啥事没有。最后，我手里还拿着一张用手工纸做的卡片。某一个我想不起来的人宣布他结婚了。那是一则非常机智的、高雅的启事。我盯视它良久，然后拿起电话听筒，要求跟戛纳通话。

昂热拉马上就来接了。

“罗伯特！你好吗？”

“好极了。”

“你喝酒了，罗伯特。”

“对。”我说，“我还要喝更多。这里一切都顺利，我是高兴得喝酒。”

“是你的公司那边吗？”

“我的公司那边，对。”

“你查出的一切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非常深刻，”我不费力地说，“印象深刻得不得了。他们特别夸奖我……夸奖……怎么说来着？”

“请你别喝这么多，罗伯特。”

“只是因为高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作画。”昂热拉说。

“我已经对你说了我爱你吗？”

“你何时回家来？”

家，她说。家……

“我将想办法弄到明天下午的飞机票。”

“不能更早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我还得等一家运输公司。我将把我离家时从家里带上的所有东西拿到戛纳来。可以吗？”

她高兴得叫出声来。

“噢，罗伯特！你最终来到我身边了？”

“最终，”我说，“对。”可是我不得不谨慎，“我是说，从现在起我生活在戛纳。如果他们要派我出去办什么案子，那就从戛纳出发。我将总是回到戛纳。”

“回到我这里。”

“回到你身边。我在公司里作了解释。他们同意。首先我还得处理这件案子，对不？”

“是的，罗伯特，对。哎呀，我是如此激动……”

“你今天呆在家里吗？”

“对，为什么？”

“因为我还将喝下去。很有可能我还会再给你打一次电话，或者两次。可以说这是相当肯定的。”

“给我打电话吧，你想打多少次就打多少次。不管多晚，我等你的电话。”昂热拉说。

我继续坐在窗前，看着白天缓缓地让位于夜晚，机场和周围处处灯光齐放。我慢慢地继续喝，详细地考虑，回到戛纳后我得做什么。这根本不难。

我把晚饭叫到房间里，饭后我又喝了一瓶，再次打电话给昂热拉。这天夜里我醉得更厉害，然后又一次打电话给昂热拉。一共四次，最后一次是凌晨三点。

40

次日，上午九点，门卫为我找的搬家公司的人来了。一共三个人——其中两位是大学生——他们灵活地将我的衣服和我从我的房子里带出来的所有财产装进两只大箱子。第三位，一个年龄较大、个子较矮的人，跟我办理完了手续。我告诉他这些箱子将寄去的地址，在不同的纸张上签字并预付了一笔费用。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大学生们仔细地包裹每一只箱子，不让什么破碎。那些年轻人非常可爱。我昨晚的酒醉还没全醒，但是我感到很惬意。

两小时后，那几个人和箱子消失了。剩下的东西，我收拾进我的箱子，穿上身。我在饭店里吃午饭。我的飞机于十五点三十分起飞，中途经停苏黎世。我把汽车证件和钥匙交给门卫领班，要他卖掉停在酒店门口的“海军上将”车，百分之十留给自己，其余的汇到我的银行户头上。

这回飞行领航员不是“根据制度”工作了。我们正常地起飞，一路非常顺利。杜塞尔多夫天气晴朗，苏黎世也是艳阳高照。尼斯的天空­阴­沉沉的，米斯特拉风仍在呼号。当我走出飞机时，我在二号参观台上看到了昂热拉。后来在大厅里，我们像我们曾经过的那样奔向对方，越跑越快，越跑越气喘。

我们这回没有沿着海堤行驶，因为昂热拉说它被水淹掉了。我们选了高速公路，不得不在一个收费站停下来。狂风在梅塞德斯车四周咆哮，这辆沉重的车微微晃动。行车道旁的棕榈树深深地低垂着，有些折断了。我感到我头疼起来。昂热拉看上去像熬过夜的样子。她的眼下有深深的眼圈。她又穿着那条棕­色­的裤子和橄榄绿布料的宽松风衣。

我们到达戛纳，走进昂热拉的房子里。我放下我的箱子。在这上面，米斯特拉风怒吼哀号，房间里也有穿堂风。我看到，平台上的所有花草和植物都在狂风中飞舞。大海动荡不安，跟天空一样黑沉沉的。我吃力地打开一扇通平台的玻璃门，走到室外。风几乎把我吹倒。我深呼吸。然后，我感到昂热拉的手放到我的肩上。我转过身。她的脸上泪流成河。

“昂热拉……昂热拉……”我忍不住喊，“你怎么了，昂热拉？”

她让她的嘴贴上我的耳朵。

“没什么……一点事也没有……是这该死的米斯特拉风……我对你讲过，它叫所有的人发疯……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噢，罗伯特，罗伯特……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了……永远不会吧？这……这我可受不了……”

我看到米斯特拉风吹走了花蔓。

我将昂热拉拉到那张靠在平台墙上的宽床上。我们俩很快就失去了控制。我的心突然刺痛了一下，但是我不在意。

41

“我是个虚弱的病女人。”伊尔德·赫尔曼诉苦地说，“我不熟悉生意。我希望，泽贝格先生留在我身边。”

“我希望，泽贝格先生让我们单独谈。”我说，“我要跟您谈的这桩生意，您­精­通，赫尔曼夫人。”

这是在星期一，六月二十六日，十六点左右。

我星期六回到了戛纳。星期天昂热拉和我是单独度过的，我们主要是躺在平台上休息。米斯特拉风远去了，天空蓝蓝的，天气又很热。还在星期天，我就跟钻石伊尔德预约好了——约的是今天，星期一。我说我想单独跟她谈谈。但现在，她坐在她的床上，跟平时一样睡衣外面套了件小夹祆。她的身旁站着那位眼睛冷冰冰的英俊的的全权总代表。他说：“我是赫尔曼夫人的亲信。如果您不想当着我的面讲，那您就得走，卢卡斯先生。”

但我听任颐指气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正是一个人没有良心的好处，我想。

“如果您不暂时回避，”我对泽贝格说，“那我就根本不跟赫尔曼夫人谈，而是去跟警方谈。”

我静候效果。效果正如我所期待的。

“您让我们单独谈吧。”钻石伊尔德说。

“很好，尊敬的夫人。”泽贝格说。

“您可以事后全告诉他。”当那个年轻人离开卧室时，我说，卧室里跟往常一样花香醉人。“您当然会将一切全讲给他听。不仅仅是他，这我明白。但首先我想单独跟您谈。”

“谈什么？”

“谈谋杀，”我说，“多次谋杀。”

她的粉红­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眨动着。这是惟一的反应。她在她的洛可可床上坐得笔直，今天戴着祖母绿和金刚石的华丽项链。伊尔德的耳朵上挂着耳环，每边一颗梨形的大祖母绿。发套这回戴正了。

“什么谋杀？”伊尔德问，“什么多次谋杀？”

我坐到床沿上。

“您的谋杀，赫尔曼夫人，”我说，“您的多次谋杀。”

这天上午我去事务所拜见了保尔·冯塔纳向我推荐的那位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他年纪五十岁左右，显得特别让人信赖，正直可靠……

“先生，”我对他说，“只有在您告诉我能接受我的案子之后，我才会对您讲出我的名字。”

他的眉毛扬起。

“这有点不寻常，先生！”

“我知道。您听着，我这些信封里有一些照片和一盘磁带。在您为我担保之前，您必须看看这些照片，听听这盘磁带吗？”

“不。”

“好。我想咱们一起封上这些信封，去一家银行租个保险箱。您和我都应该得到一把钥匙以及随时从保险箱里取出这些信封的代理权。咱们能这样做吗？”

“能。”黎贝勒说。

“很好。过几天我还将带给您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份手稿。咱们也将它放进保险箱。就这样，现在您听好了：如果我死于非命，您就将保险箱里的一切都取出来，飞往苏黎世。请您在那里召开一次国际­性­的新闻发布会，出示这些材料。然后，请您再将它们交给国际刑警组织。明白吗？”

“再明白不过了，先生。”

“但您要等我的死得到证实之后，必须是死于非命。如果我是自然死亡，您就不必做什么，什么也不做。那东西就留在它所在的地方。”

“永远？”

“永远。不，不是永远。我现在告诉您我的名字，我叫罗伯特·卢卡斯。”他的眼眉毛又扬了扬，但这也就是全部了。“如果在我死去之后，一位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我报出详细的地址，他扬着眉毛记下来，“……死于非命，那就可以公布这些材料，跟对我一样，现在您知道我是谁了。您要是关注戛纳的事情，您肯定熟悉我的名字，肯定也熟悉黛尔菲娅夫人的名字。”

“我知道您的名字，卢卡斯先生。”黎贝勒说，“我还熟悉跟您相关的其它名字。”

“咱们现在可以马上去银行吗？”

“行。”这位黎贝勒公证员是个非常内向的人。

我们走向附近的布托拉街上的巴黎国家银行，以我们俩的名义租了一只银行保险箱。每人得到一把钥匙。我们穿过炎热走回黎贝勒清凉、朦胧的办事处，我向他出具了一封相应的书面全权委托书。然后，我还请求他帮一个忙，他答应满足。接着我坐车来找钻石伊尔德，此刻正坐在她的床沿上。

“什么谋杀？”伊尔德问，“什么多次谋杀？”

“您的谋杀，赫尔曼夫人，”我说，“您的多次谋杀。”

“您疯了吧！”

“我不疯，赫尔曼夫人。”我一生中还从没有这么坚定、这么肆无忌惮过。“您才更像是疯了。我想，您是介于两可之间。您为金钱、权力和财富而疯狂。您拥有的您还嫌不够。您想要更多，越多越好。您恨您的哥哥……”

“恨？我爱他！”她像演戏似的喊。

“……跟瘟疫一样。您想要银行。您想要他拥有的一切。您想出一个计划。我肯定，这计划是您想出来的。您发现您的全权总代表泽贝格是个自愿的帮助者，您答应跟他合伙管理银行。科德公司构成员——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基尔伍德和泰奈多斯——时这个计划欣喜若狂。您哥哥恪守着他的传统的道德观，他早就是您的一颗眼中钉了。因此，泽贝格策划了那场英镑生意，事实证明那模式是有效的。”

“什么事实证明那模式是有效的？”那声音尖叫道。

“啊哈，您住口。”我说，“您和您的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机会太脏，有什么危机太严峻。自从战争结束后，确实有过足够多的机会和危机。先是法郎不稳，后是里拉，美元老是下跌——尤其是美元，您趁它贬值时捞取了您的疯狂的财产！”我不禁越讲越恼火，“我为您的所有奇想之财钦佩您！美国的康采恩为所欲为。美国的普通的诚实市民不可以随便购买德国股票。当他在国外投资时，他必须付税！您无此必要！您有科德公司，德国土地上的一家跨国公司！在其它许多国家有子公司！这样您就能——非常合法地——逃过所有的外汇规定和税务法！这样您可以跳过所有的障碍！您的哥哥，赫尔曼夫人，一直是高尚的广告牌！这下永远不会是了。您的哥哥，我坚信，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他背后发生的这些事，直到他后来通过英镑生意获悉了。他绝望了。他立即飞来这儿，追究你们大家的责任。你们大家——只是没有您，他的妹妹。我想，他到最后都没觉察，您是他最大的敌人。您如今已经制定出了一个完美的犯罪计划，每个人都有他特别的任务。您的护土负责那台定时爆炸器的炸药，泰奈多斯找一个人安装电器设备……”

“您疯了。”伊尔德低声说。当她迅速转动头部时，她佩戴的首饰亮闪闪的。“疯了，您！我要让人轰您出去！我要通知警察……”她去抓电话听筒。电话放在床旁边。我平静地望着她。她的手停在了听筒上。她没有拿起来。我继续盯住她。她终于从听筒上拿开了手。

“这样更好。”我望望表。现在电话马上就会响起来。“各­干­各的，还雇了一名职业杀手。但留给您这位妹妹的，是将定时爆炸器装到游艇上去。”

“这简直是疯了！疯了！”

“这是事实。我可以用照片和偷录在磁带上的谈话向您证明。我甚至有照片，照的是您正在安装那台定时爆炸器。”我伸手到袋子里，取出一张照片，让它落在我面前的地毯上。伊尔德无比灵活地从床上跳下来，拾起照片。她盯着它。那是一张明信片，展示的是戛纳的风景，伊尔德·赫尔曼发出一声粗鲁的诅咒，满腔仇恨地盯着我。

“我只想看看，您是不是真的如此虚弱，赫尔曼夫人。您非常健康，比有些人更健康。”

她又倒回床上，盖上了被子。

“您这只下流的猪。”她说。

电话响起来，终于来了，我想。

“我是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是赫尔曼夫人吗？”

“是。”她叹息道。

“卢卡斯先生在您家吗，夫人？”

“对……”

“他请求我现在给您打电话。我受托告诉您，他将一组照片和一盒磁带存放在我这儿，这些东西存在一只银行保险箱里。在某些条件下，卢卡斯先生现在会给您解释，我会将保险箱里的东西以及相关的东西全部公布给国际新闻界和国际刑警组织。夫人，请您接受我特别的敬意。”谈话结束了。

伊尔德盯着我。

“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您的一位合伙人呢？我怎么知道您不是在诈骗呢？”

“您打电话去黎贝勒公证员处。”我说，“或者您不相信我，也行。那么，一切都要快得多。”

“什么……照片上是什么？”

“你们大家……制造这台定时爆炸器的那些人。也有您，赫尔曼夫人，您在‘月华艇’的机舱里。”

“里面黑洞洞的。”她说，咬着嘴­唇­。

“拍照片的那个人有一架红外线照相机。”我说。

“噢，”伊尔德说，“原来您是个敲诈者。”

“对，赫尔曼夫人。”

“这会让警方和您的公司感兴趣的。”

“那当然，”我说，“那肯定。”我拿起听筒，开始拨号。

“您­干­什么？”

“我打给中心分局。”

她按下叉簧。她的粉红­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里有那种我已经见过的惊慌的表情——无法描述的恐惧。她低声问：“您要什么？”

“一份书面招供，赫尔曼夫人。有关所有参与者的所有细节。”

“这……这我不能！”

“您必须能。”

“我真的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知道得不全……我不知道谁是基尔伍德和泰奈多斯雇请的杀手。”

“那您就撇开他，将其余的详细写出来。请您赶快动手。每一天都算在内。我想下个星期一得到您的招供。事前我还要一点东西。”

“什么？”

“环球保险公司将为‘月华艇’支付赔偿，”我说，“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我要这一千五百万。”

42

“您这是疯了……您必定是疯了。”伊尔德·赫尔曼低语。我站起身，摁开关，荧光灯管亮起来。它照在昂热拉替伊尔德·赫尔曼画的画像上。这时我想，我是多么爱昂热拉啊，在我死后，我必须保证她安然无恙。我怎么做，我无所谓，完全无所谓。这幅肖像惟妙惟肖。我注视着。我注视着伊尔德，她倒回她的枕头上。

“一千五百万……您把它们保管在哪儿？人家会问您，您是从哪儿来的这笔钱！您这是自投罗网。”

“噢，不。”我说。

“灯光。请您关掉灯。”

我摁下开关，又坐到床沿上。“这笔钱汇入瑞士，赫尔曼夫人，汇到一个账户上。我星期四在苏黎世，期待着到时候在那里能拿到钱。”

“您怎么想得起来的？这么大一笔！我怎么能这么快弄到这么多钱而又不引起注意？”

“您有一位勤勉的全权总代表啊，”我说，“对他来说会很容易。我要把这一千五百万存在一家您在那里有一大笔财产的银行的账户上。这样交易起来就容易些了。我不要求替我把一千五百万现金送去苏黎世。我甚至没要求泽贝格先生亲自去苏黎世。”我业已查过了航空时刻表，订了机票。“我星期四上午十点在‘湖滨’酒店。如果您授权给我钱的那个人到十点半还不来，您就可以认为咱们的生意是吹了。”

“在时间上绝对行不通，这……”

“您闭嘴，”我说，“时间上行得通。赫尔曼夫人，如果您不照我说的做，如果新闻界获悉此事，那么您尤其是您的朋友们再强大也没用——真相将不会像迄今为止的这样靠恫吓和恐怖压下来。有几位先生将在牢狱里度过他们的余生——首先是您。”

“我不坐牢！我宁可自杀！”

“您宁可付钱。我还没说完。除了这笔我用作急用的一千五百万，从现在开始直到我死去，我要求您每月支付五万法郎。我会告诉您如何支付的。如果哪一回付款拖延超过十天，如果我死于非命，如果你们想­干­掉我……您从黎贝勒那儿听到了，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对于您和您的朋友们来说，一千五百万和另外这一小笔算得了什么？你们可以分摊。跟维护名声、您的银行、科德公司、您的自由——以及继续从事至今为此的如此肮脏的生意相比，这笔数目算得了什么？还有当然更肮脏得多的生意！”

伊尔德·赫尔曼说：“您应该死去。应该让您慢慢死去，应该让您痛不欲生，那么痛苦，痛得全世界还从没这么痛苦过。”

“您不应该希望我这样，赫尔曼夫人。”我说，“如果因为您的责任发生了这种事，您也就完了。”我站起身，“我等到明天晚上，等您电话告诉我，您的一位委托人于星期四十点在‘湖滨’酒店跟我碰头。请您打电话去‘庄严’酒店。或者您让别人打电话。您只需讲，碰头地点照旧。”

她的双手在床单上不停地搓来搓去。她眼睛半闭，呼吸很压抑。

“说到那每月的支付，我还会告诉您，我希望怎么做——至少是开始几笔，直到一切进入正轨之后。对了，在苏黎世，我想要您的亲信先交给我八十万马克，我要将它们存入一个账户。然后咱们再碰头一次。第二次我要求将一千四百二十万转到那个账户上。”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头一回不会是单独一个人，我不想我的陪伴者认识户头上这个高额数目。第二次碰头时就是我单独一个人了。”

“那位黛尔菲娅，”伊尔德说。“您想带上那位黛尔菲娅去，让她在户头上一同签名。”

“正确。”我说，“正如你们大家都知道而且也告诉了我的公司那样，我们相爱了。万一我遭遇了什么不测，我不愿黛尔菲娅夫人受苦。这笔钱是留给她的，但是她现在没必要知道此事。”

“您是个魔鬼！”

“而您是个女凶手。我刚刚失去了我的工作，赫尔曼夫人。我谁也不再顾忌。请您不要忘记，下星期一我想要您的招供。如果我得不到它，我就不在乎钱，把我的材料交给新闻界和国际刑警组织。我不知道您会坐多长时间的牢。有些人还会在那里面坐到很老。我现在离开您。您叫泽贝格先生进来，把全部情况告诉他吧。我肯定，他会急切地建议您接受我的建议。请您通知其他人。他们都会同意泽贝格的看法。好了，我在‘庄严’酒店等您的电话。不用说，如果您想告诉黛尔菲娅夫人这笔交易的话，我也会通知新闻界。明白了吗？”

她默然不语。

“我要您讲明白不明白！”

“明……明……白。”她吸气，“我……恨……您……”

“恨吧，恨吧。”我说。

她突然像疯子似的喊起来：“但是不及我对我哥哥的恨！不，不及对他的恨！我从没有像恨我哥那样恨过别人！从没有那样恨过别人！”

她透不过气来。

泽贝格闯进来。

“天哪，出什么事了？”

“夫人马上就会告诉您。”我说，“再见，赫尔曼夫人。再见，泽贝格先生。”我离开卧室。一个仆人默默地带我穿过房子，下楼来到门厅，门外停着一辆遮篷吉普车。这一天又是非常热，但我甚至觉得这炎热挺舒服。我钻进吉普，方向盘后的另一个仆人开动了。我靠回到我的座位上，心情舒畅，十分舒畅。在驶过时我看到了那尊双面头塑像，上面停栖着一只大花鸟。

九

43

我坐在昂热拉厨房里的小凳上。她站在桌边，剖开龙虾。壳子脆响裂开。昂热拉从壳里小心地取出白­色­的虾­肉­，放进碗里。“索尼”开着。昂热拉用­奶­油和切细的西红柿做了一份龙虾­色­拉。

我们铺好平台上的桌子。客厅里的第二台电视机也开着。在这里，我们吃西红柿龙虾­色­拉，喝一种低度的白葡萄酒，收听午间新闻的结束部分。­色­拉很可口，我吃得很多，昂热拉也是。

“星期四咱们得飞往苏黎世。”我说。

“为什么？”

我又一次撒谎说：“几年前我得到了一笔遗产。八十万。我现在将它们存到一个账号上，好让卡琳动不了它。”我说，尽可能含糊，“你知道什么是账号吗？”

“这我向来就一点也没搞明白过。”

这样好。

“他们会向你解释的。”我说，“你得一同去，因为我想要你也签字，知道这个号码。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好有权随时提钱。”

“别讲这话！请别讲！”

“我得什么都想到。”我说，“那就星期四早晨坐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咱们五十分钟后就到苏黎世了，当天就飞回来。你觉得合适吗？”

她点头。

“这次咱们头一回一起飞行了！哎呀，有那么多咱们还必须一起做的事情。”

“对，”我说，“不是吗？”至迟六个月后我的腿就要被截肢了。如果我倒霉，心绞痛会加剧。但我现在已把一切都料理好了，可以无忧无虑地跟昂热拉一起生活，而且如果我死了，保证她能不用­操­心地生活下去。一点也不用­操­心。

“你看上去十分开心，罗伯特。”昂热拉说。

“确实。”我说，“直到我得到杜塞尔多夫的新指示，我都和你在一起，这下有时间了。咱们可以整天做咱们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明天你想做什么？”

“明天？明天是星期二。”昂热拉说，“如今每个星期二晚上在卡格奈斯—苏梅尔都有赛马，非常激动人心。咱们开车去好吗？”

44

卡格奈斯—苏梅尔的“蓝­色­海岸赛马场”是一座庞大的建筑。我们从高速公路上开过去。警察在停车场上指挥交通。人们拥来挤去。年轻人喊叫着售卖赛马报纸。人群拥向赛马场。很多的人等在饭店的电梯外面。饭店位于两层楼上，顺着跑道，布置得像个梯田形状。许多侍者在服务。这上面也有马票柜，但人们也可以坐在桌前，等一位姑娘过来，她们胸前挂着售票箱，收下马票，支付赢款。饭店里灯火通明，屋顶和柱子上到处都悬挂着电视机。屏幕上显示出即将参赛的马的名字和号码表，然后转播赛马活动，最后公布赢者和分数。

跑马场是个巨大的椭圆形，就在我们脚下，被灯光照得亮如白昼。当我们到来时，一个个骑手正在给他们的马热身，为第一轮作准备。骑手们坐在小车里。所有的马身侧都有一个号码。只能靠大笔小费才能弄到好的桌位。底下传来人群的喧哗，像海啸似的。

我们坐在那里，喝着香槟，但昂热拉不耐烦。我还从没见过她这样。原来她像个跟马打过一辈子交道的总来参观赛马的人一样懂行。她熟悉那些最有希望获胜的马，讲给我听，在第一轮中的十八匹马中哪一匹今天晚上最有意思。她向我解释，在吃饭时也是不停地看她的赛马报，看登有马的名字、它们的主人、骑手和养马场的单子，解释说她在赛马时总是玩“前三名独赢”。

“什么是‘前三名独赢’？”

“你看，比如说今天晚上共有六组不同的比赛。有时是十二匹马跑，有时是十八匹或者更多。你每次都能想选多少就选多少，定输赢、排座次或两者都赌。”她像个小姑娘一样激动，脸­色­通红，“这是打赌的一种形式，每晚的每一轮，另加‘前三名独赢’。多数是直到第四或第五轮。今天例外是第一轮。要赌‘前三名独赢’，你得去另一位姑娘那儿报名参加这种特殊的赌法，付钱。‘前三名独赢’，这就是说，你选出三匹马来。最­棒­的是马儿照你报的数字顺序跑中。也就是‘正序’。这样你就得到了第一等的分数。虽然它们都中了，但不是按你的顺序，就是‘反序’，那你就只是二等奖。它有时候得的钱也很多。小姐！”一个姑娘走过来，昂热拉请她租一个望远镜来。这儿能租到望远镜。

“再吃点，昂热拉。”

“我现在吃不下。我太激动了。可笑，对吗？可我对马总是这样。这也是咱们从没有一起经历过的事——赌马。”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那姑娘拿来一只望远镜。昂热拉戴上她的斯特拉斯眼镜，向姑娘报出了第一轮马的八个数字，这一轮跑两千两百米。昂热拉拿到赌票的原本，那姑娘拿副本。

“现在该你了。”昂热拉对我讲。

“我不懂……”

“你还从没参加过赌马？”

“没有。”

“一个Chu女！那你还是个Chu女！那你得赢！来吧，随便说你头脑中想到的几个数字！或者你喜欢名字的那些马。”

我观看名单。我喜欢米洛培、出­色­领袖、优美之歌、炽爱、金­色­驼鹿、勇士、纯宝石和林达贝尔的名字。这些马的号码分别为三、四、六、八、十、十一、十三和十四。作为“前三名独赢”，我向另一个姑娘按顺序报了十、三和十三。一个数字最低十法郎。当然也可以提高赌价，我们这么做了。

现在，所有十八匹马都驮着它们的骑士一起出现在跑道上，集中在一起。一个男声从众多喇叭里宣布，第一轮就要开始了。这就跟我常在电视里看到的赛车开始时一样，当动物们相距很远地开跑时，饭店里的灯光非常暗，好让大家能更好地看清赛马场。我感觉我的左脚有些痛，观察昂热拉。她跳了起来，大声地呼喊她赌的数字。

“快，三号！加快，十号！当心十四号！三号！三号！十号！十号！十三号！十三号！十三号！”

除了我以外，她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饭店里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这样表现。主要是男人们。底下传来人群的吼叫，为马儿和骑手加油。有些喊叫非常滑稽。我想，如果昂热拉这么喜欢赛马，那么我一条腿也能来参加赌马。这个念头安慰了我。马儿们已经从我们身旁冲过，绕过了椭圆，现在又拐上了直线。当第一批马到达终点线时，底下传来了巨大的咆哮声。饭店里也有许多客人像发狂了似的——包括昂热拉。

“三号、十号和十三号！我中了！我中了！这是我的‘前三名独赢’！按这个顺序！”

“我也是，”我说，“只不过不是这个顺序。”

“这是不是了不起？”她抱住我的脖子，吻我，“你是一个Chu女，头一次，你必须赢，但咱们俩都赢了……”她激动地坐下，喝了一点香槟。众多的电视屏幕上显示出结果。饭店里的灯光又打到了最强。姑娘们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当我们赢的钱支付给我们时，昂热拉无比骄傲。由于我们俩赌的都是极无希望获胜的马，分数相当高。每份是五千法郎。她的“前三名独赢”赢了一万二千五百法郎，我赢了六千二百五十法郎。

“喏，怎么样？”当我给付钱的姑娘小费时，昂热拉问，“这不是很好吗？噗，我热死了！咱们的瓶子里还有一点吗？”

它空了。我招手叫侍者。

这时，昂热拉已经在报她的“输了就罚”的号码。第二轮，跑两千一百多米，有十匹马参加。每轮之间总是间隔三十分钟。一台巨大的扫路机扫平跑道。赛马场上方的天空星辰密布。我招手叫一个侍者。他拿着一个冰桶过来，里面有一瓶香槟Сhā在冰决之间。紧靠跑马场后面就是大海。

45

第二轮我们俩什么都没赢到，第三轮也没有。第四轮我赢了两千多法郎。在第五轮之前的休息时间，帕斯卡勒和克劳德·特拉博突然走近我们的桌子。两个女人相互拥吻。特拉博夫­妇­问，他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

“我们打电话到昂热拉家，但没人接。这时我想起来，你讲过，你们今天要来这里赌马。”帕斯卡勒对昂热拉说。

“是的，”昂热拉说，“出什么事了吗？”

特拉博显得心情沉重。

“快讲吧！”

“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帕斯卡勒说，“可是今天我们才知道。”

“有关什么？”

胸前挂着箱子的姑娘走近桌子，但昂热拉客气地挥手让她走开了。

“一件讨厌事。它似乎是比安卡·法比安传出来的。现在无法确定了。现在，它已经成了戛纳整个所谓上流社会的谈资。”

“什么？”我问。

“你们俩。你们的爱情。你们的关系。不管是谁开始造谣的，它都非常卑鄙。乱传，说你在德国结过婚，你抛弃了你的可怜的妻子，在这里伤风败俗地跟昂热拉厮混。说你已经给她买了一只结婚戒指，住在她那儿，要为一家正经的公司对一帮高尚的人进行调查，这本身就是一桩耻辱……诸如此类。”

喇叭声又响了，饭店里的灯光调小了，第五轮开始了。我相信，我们这一桌除了我谁也没注意到。我之所以注意到了，也只是因为我为事态的这种发展作好了准备。昂热拉显得茫然。

“我们在这儿得罪谁了？”她问，“这儿谁会如此卑鄙？”

“每个人，”克劳德说，“所有人。丑闻令他们高兴，感到快乐。你知道，戛纳事实上是一个怎样的窝，人们多么期待着一场丑闻，昂热拉。因此，咱们不得不严肃对待此事。有些人已经讲，不再跟你来往了——罗伯特不认识那么多人——这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为了谋生，你就得受到这个社会的喜欢，接受这个高级社会的订货。你靠绘画为生。”

“是的，”昂热拉说，“这是对的。可人们怎么会这样呢，克劳德？他们为什么不让其他人幸福呢？他们为什么要造谣惑众呢？罗伯特离开了他妻子，他申请了离婚，他……”

“这一切这里没人感兴趣。在这里，人们只对你们的桃­色­关系感兴趣。”帕斯卡勒说。

“你老是找那些人的麻烦，他们当然特别想让你失败。”克劳德说。

他们已经这么做了，我想。但我还是将他们全掌握在手里。

“是的，克劳德，当然了。”我说。

第五轮跑完了。昂热拉一点也没注意到。她被吓坏了。她也没心思再注意第六轮和最后一轮了。她急切地跟特拉博夫­妇­谈论社交失败的后果，似乎少了它不行似的。

“帕斯卡勒和我考虑了一下。”克劳德·特拉博说，“如果成功的话——这必须成功——那么这些人的嘴就被堵住了，你们就有了你们的安宁，昂热拉不必再担心新的订货。”我想，如果我还有点运气的话，她一生就不必再画一幅画了，可以让所有的订货都见鬼去。可后来我告诉自己，她可是非常爱她的绘画，这是她的职业，我不能剥夺她的职业。

当饭店里的灯光再次暗下来，最后一轮开始时，帕斯卡勒热切地说出了那个计划。

“七月四日，我们在‘棕榈海滩’举办今年最大的宴会。”

昂热拉对我讲：“这一天美国的飞机制造商们都会来，这个城市最重要、最著名和最富有的人们都会来庆祝美国独立日。那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

“我明白。”我说，看到底下的马儿在跑圈儿，看到那许多的电视屏幕和屏幕上在我们眼前起伏的人们，听到那嘈杂的声音。我听到帕斯卡勒说：“我们富有，我们对此没有责任。或者还是有。克劳德有点责任。他劳碌了一生。”

“我只是幸运。”克劳德说。

“对，怎么样，怎么样？”昂热拉问。

“我们被邀请坐到最前面的荣誉桌上，”帕斯卡勒说，“每年都一样。那是政治家们、军人、贵族和所有那些无赖坐的地方，你知道的，昂热拉。”

“对，我知道。”

“好了，那张桌子有四个位子。我们可以带两名客人前往。我们想过，如果我们邀请你们俩，引人注目地四人亮相——如果我说克劳德在法国声望很高，这不是虚荣或高傲，你知道，昂热拉，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咱们四个出场，接受拍照，让众人看看，一起跳舞，就会让这流言飞语结束。肯定会的。”我的脚疼得更厉害了。我偷偷地吞下两粒药，心想，在我­干­过这一切之后，我是活动在沼泽地里沉陷的、危险的地衣上。“昂热拉要尽可能化妆得美艳绝伦！你将成为这场宴会上最美丽的女人！你们肯接受我们的邀请吗？”帕斯卡勒问。

“谢谢，”昂热拉说，“你们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谢谢你们，对吗，罗伯特？”

“是的，非常感激。”

“那个比安卡和另外那一小撮人会跳出来。”帕斯卡勒说。

“完全相反，”克劳德说，“那一小撮人会突然对昂热拉和罗伯特表现出无比的敬意。我了解这些人！”他抬头看。店里的灯光又打到了最强。

“赛马好像结束了。”我们周围的客人们纷纷离座。跑道上的泛光灯熄灭了。

“咱们再喝一瓶，”克劳德说，“因为现在不可能开着汽车前进。不然咱们得在最后一轮之前走。”

于是我们又喝了一瓶香槟。帕斯卡勒和昂热拉轻声商谈，她们在“自由日”要穿什么衣服。克劳德和我谈了点赫尔曼。他对有些事情和形势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必定感觉到发生了什么改变我的事情。他改变话题，我们泛泛地谈论人。我又想起了他说过的一句话，是这一句：“你知道吗，罗伯特，我越年老，就越相信，人们永远不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去判断人，而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动机。”

饭店里几乎全空了，我们才起身离开。人群走光了。我们走向停车场，脚下踏着纸铺的毯子，那是由几千份被扔掉的《赌马报》构成的。

46

昂热拉和我在“湖滨”酒店住了一夜，得到了两个安静的房间，它们朝着运河。里面很暗，但我们反正不打算在此呆久。星期二晚上，当我们在卡格奈斯—苏梅尔的赛马之后回到昂热拉家时，我给“庄严”酒店打了电话，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

“有，先生。一位先生打来电话，说碰头地点照旧。”

这是跟钻石伊尔德约定的暗号，她同意我的要求。

十点，“湖滨”酒店里我房间的电话准时响了。

“卢卡斯先生，这里有位利希敦士登先生。他讲他跟您约好了。”

“我们马上去大厅。”我说。

昂热拉穿着一身白­色­的­精­梳毛纱套装，一件黄|­色­和紫晶­色­的胸衣。胸衣有一根宽带子。外衣的衬里跟胸衣是一样的颜­色­，当昂热拉敞开胸衣时，能看得见。

这位利希敦士登是个年轻、严肃和毫无感情的人。他只出示了一封全权总代表泽贝格签字授权他进行已谈好的交易的信。

“咱们必须去瑞士的水星银行，”利希敦士登说，“在车站街上。咱们最好走路过去。”

苏黎世阳光普照，很暖和。

在瑞士的水星银行里，我们坐电梯上到五楼。这里的全部墙壁都嵌着红木墙裙，地上铺着厚地毯。一位职员请我们等候。他进了一间办公室，马上又跟另一位年龄较大、很胖很慈祥的先生出来了。他自我介绍是行长吕特。吕特带我们来到他那布置得非常豪华的办公室。我们全坐下来。

利希敦士登递给吕特许多张纸。他们轻声交谈。

“这位利希敦士登是谁？”昂热拉问我，同样也是低声。

“我在杜塞尔多夫银行的一位代理人，我把我的遗产存在那里。是我请他来这里的。你明白吗，我不能把全部八十万马克运出境。这样，从银行到银行，要容易得多。一个账户仍然是件相当棘手的事。”

“我明白。”昂热拉说。我想，她不再提其它问题，我是多么感激啊。

吕特行长抬起头。

“全部好了。”他说，“利希敦士登现在离开我们，他另外还有事要料理。此事剩余的部分现在不需要他了，哈哈。”

“哈哈。”我说，起身跟利希敦士登握手，又从牙缝里说，“两点，银行外面。剩余的。”他严肃地点头。他生硬地吻了一下昂热拉的手就走了。我们又坐下，吕特和我。

吕特摁一只呼唤按钮。一个年轻人出现了。吕特将利希敦士登留在那儿的那些纸交给他，小声跟他讲话。那个年轻人离开了这个房间。

“好了，”吕特说，“你们想在我们这儿开一个账户。”

“对。”我说。

“我可以看看你们的护照吗？”

我们向他出示。

“只是证明一下你们的身份。”他说，递回护照，“此时此地在我们之间讲过的话，永远也不会被外人获悉。”他掏出表格，将复写纸垫在中间，用一支金­色­圆珠笔写道：

“今天付人八十万德国马克，”吕特说，“这是……”他迅速换算，“……九十四万九千三百六十瑞士法郎。我现在就把数目登记进去。然后你们跟先前的那位年轻人再去他的办公室，他将通过机器确认记到了这张表格上。我听对了吗？您，卢卡斯先生，和您，黛尔菲娅夫人，想开一个共同的账户，你们两人或你们中任何一人都可以支配。这就是说，你们中任何一位可以随时来到这儿，从户头上取钱，随便取多少——但也可以随意存入。明白吗？”

“明白。”我说。

“请问您的地址？”

我报出昂热拉在戛纳的地址。

“电话呢？不是我们打算给您打电话——只是预防有人来到这儿，说出户头的号码，同时伪造你们中一位的签名，而我又不在场——只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才会打电话给您。”

昂热拉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另外，”吕特说，“咱们相互从未见过面，你们也永远不会有我们的消息。如果你们想要钱，就过来取。没有税，没有警察，世界上没人知道这个户头。现在我需要卢卡斯先生先签字，然后请夫人您签字。”

我们俩签字。然后吕特签。这一下一切都解决了。吕特陪我们去隔壁他的秘书的房间，请我们等一会儿。他高兴有我们做客户。秘书室的房间空着。

“我们是富人，罗伯特。”昂热拉说。

“是的，我的心肝。”我说，心想，假如你知道了有多富的话！

“我永远也不会动这笔钱。”

“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这钱就属于你，你应该动用它。”我说。

“你别这么讲，”昂热拉说，“请别这么讲。”

那个年轻人来了，要走我们从吕特那儿得到的那张表。他再次走开，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现在，在我们的账户上正式登记了九十四万九千三百六十瑞土法郎。户头有一个字母和一个长长的号码。

我们向那个年轻人道谢，离开了银行。

在“湖滨”酒店里我们吃了螫虾。然后我对昂热拉说，她应该在车站街的一家商店里挑选一样漂亮的东西。我给她钱，我们分手了。十四点，我站在瑞士的水星银行的大门外。

十四点零二分，利希敦士登又来了，面无表情。我们像上次那样上到五楼，再次拜见行长吕特。这回利希敦士登拿出了新的纸张。显然已经通知过吕特，但他还是打了好长时间的电话。最后他放心了，叫进他的秘书来，重复上午的程序，花了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后，我又得到了另一张将款汇入那个账户的证明。那是一笔高达一千四百二十万德国马克的进账，也就是一千六百八十五万一千一百四十瑞士法郎。

我将这两张证明塞进那个年轻人取出的大信封里。他非常仔细地封上它，递给我。

利希敦士登一起离开银行。在大门外他微微一鞠躬走了，一句话也没讲。我溜达回“湖滨”酒店，坐到平台上，边喝茶边等昂热拉。她三点半左右回来，说她回到戛纳再给我看她买的东西。

十七点三十分我们往回飞。梅塞德斯车停在尼斯机场的停车场上。昂热拉在“棕榈海滩”即那家夏日赌场里也有她的保险箱，它的号码是十三。

“咱们得迅速去一趟‘棕榈海滩’。”我说，“你应该将那只装有账号收据的信封放进保险箱。保存在那里才安全。”放在那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昂热拉也能拿到信封，我想。于是我们驱车去“棕榈海滩”，它十七点开门。只有两张赌台上在赌。我把密封信封交给她，昂热拉，她消失在兑换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马上就回来了。我们不玩，而是驾车回家。在家里我们脱去衣服，冲澡，套上晨服，坐到平台上，坐到花海里。

“你快给我看你买的东西吧。”我对昂热拉说。她跑过去取。

我坐在好莱坞秋千里。它轻轻地晃来晃去，我对自己非常满意。一千五百万德国马克就是一千七百八十万零五百瑞士法郎，这是一大笔钱。

昂热拉走回来。她手里拿着一只蓝盒子。

“给你。”她说。

“为什么给我？我让你给自己买点东西！”

“哎呀，你知道吗，我没找到一样我喜欢的东西。现在打开来吧！”

我打开了那只盒子。

里面是两只镶着小钻石的扁扁的铂金袖口纽扣。

“致以亲切的问候。”昂热拉说。

47

“是的，”我说，“环球保险公司将赔偿‘月华艇’。它本来不必赔，因为此案还没有破。但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妥协取得新的进展。”

这是在中心分局鲁瑟尔的房间里出席加斯东·迪尔曼要求的一次定期碰头会。除了他和我，在场的还有鲁瑟尔、拉克洛斯和那位德国缉税官克斯勒。

拉克洛斯痛苦地说：“竟然还付钱。我­干­错了职业。该做凶手。”

我注意到迪尔曼从一侧严肃地打量我。

我说：“如果证明了是自杀，我的公司当然可以要回保险金。公司希望，当事人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至少认为我们这件事是了结了。这完全符合您的意思，迪尔曼先生，是吗？”

这位眼睛非常友善、脸­色­非常伤感的人久久地、沉默地看着我。然后他说：“也可以这么看。本来还有一条路——但环球保险公司认为它不可行，对不对？”

“不，”我说，“我们是在采取一个新的策略。”我撒谎说，坚信环球保险公司绝对不会大肆宣扬，在这里公布我给它带来了多大的耻辱，别人如何投诉我，他们如何被迫解雇了我。“环球保险公司现在还想对外宣称，将我调离此事，你们明白吗？这案子了结了——应该做得像模像样。我当然不是在这儿度假的。但通过我撤出来，通过付钱，将会对当事人起到安慰作用。这正是您最关心的，迪尔曼先生，对不对？”

他又望着我，两次垂下头去。我想，我也要告诉昂热拉新策略的事，直到我跟伊尔德·赫尔曼完了事。那之后我可以对昂热拉讲，环球保险公司认为此案了结了，我不必再调查这个案子，我想。晚一些时候我也将告诉昂热拉，环球保险公司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退休了——给了我一笔非常高的退职金。这样我可以一直呆在她身边。这对于她才是主要的。钱我现在也足够。

克斯勒开口说：“十匹马也无法将我拽离这件事！我坚持玩下去，直到我最终、最终能采取行动！”他讲得激|情洋溢。拉克洛斯和鲁瑟尔附和他，同样慷慨激昂。

后来我们走时，加斯东·迪尔曼在过道里赶上了我。“我相信，贵公司的这一新方法不会成功。”他说。我一怔。

“为什么不会？”

“这里的先生们现在已经感觉十分安全了，克莱蒙和阿贝尔公司面临的旧的麻烦和刁难开始了——而且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些人自以为是神灵，是碰不得的。他们相信，没有人能够调查他们。”

“会有人能，总有一天。”我说，对此一个字也不信。

“不，”加斯东·迪尔曼声音疲惫地说，“这不对。调查这些人的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他说，像个孩子似的茫然若失，“我们的世界是邪恶的，先生。它还会邪恶下去。”

48

翌日，我跟昂热拉去每天上午都有的福维勒集市。这里能非常便宜地买到各种蔬菜、­肉­和面包，什么都买得到。也有一座花卉市场。我在世界各地还从没见过像福维勒集市这样五彩缤纷的花的海洋。真是惊人，我的眼睛无法理解这美丽和斑斓。昂热拉和我买了食品和蔬菜，统统堆在车子里，驱车前往瓦洛利斯，去那里买落地花瓶和阿里巴巴罐，再驾车回家，把我们买的植物栽进去。到最后我们弄得一身脏。我们一起洗澡，洗完后Zuo爱，睡着了。我们五点左右醒来，穿上衣服，开车下山去“庄严”酒店平台上“我们的”角落。我们在那儿喝香槟。这角落从现在开始一直给我们留着。我们手拉手眺望海洋。远远的海中心已经停着两艘巨大的美国航空母舰，城市里满是穿着白制服的美国水兵。妓汝们迎来了繁忙的Ｇao潮。我告诉昂热拉，我的公司决定同意倪科尔·莫尼埃和她的朋友的要求，将许多钱投资进额外的情报，虽然我们表面上会暂时支付给伊尔德·赫尔曼保险金。不久我将得知，为了支付我的线人，我能得到多少钱，以及如何得到，在哪里得到。

我们开车回家，穿过加拿大路。这里云集着美国士兵和妓汝。我想，那个妓汝杰茜这下终于有了她所向往的生意兴隆了。这是星期六，七月一日。这天戛纳特别热，甚至在昂热拉的平台上都特别热。我们在外面一直呆到晨曦初露，彼此讲述各自的生活经历。生活中还有那无穷无尽的许多事，我们必须一起去经历，我想。然后我想到腿，想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十

49

星期一早晨，一大早，装有我的东西的两只箱子到了。家具搬运工把它们搬进昂热拉的房子里。运输快得惊人。搬运工打开箱子，就收起他们的小费走了。昂热拉非常激动。

我们一起把所有的东西整理到昂热拉为我腾出来的壁橱里，她一边欢笑唱歌。她看到我收集的象时大为兴奋。在她自己的收藏橱上还有空位，昂热拉将我的象安放在那儿。

“它们得错开来放，你的和我的，”她说，“因为它们现在全属于我们了。咱们是一个家庭，咱们俩和咱们的象。”

那只西里西亚小马在书架上也找到了一个位置。终于把一切都整理好了，昂热拉突然迸出泪来，我吓了一跳。

“什么事？昂热拉，亲爱的，你怎么了？”我把她贴在我身上。

“没事儿……”

“你怎么了？请你告诉我！”

“我……我只不过是太高兴了。”她抽泣道，“你终于真的来到我身边了！”

“对。”我说，越过她的肩头望出去，从平台上眺望灯火照亮的海洋。“终于真的到了你身边。”

50

“您叫人打电话给我，赫尔曼夫人？”

“我写完了。这儿就是。”钻石伊尔德说。她跟平时一样躺在她的洛可可床上。今天她没戴首饰，看上去筋疲力尽。这是星期一下午，很早。她指着床边的一叠纸。我坐下，非常仔细地阅读钻石伊尔德的招供，一个字一个字，一行又一行。她果然承认了一切，说出了地点、时间和姓名。她只是没有说出那个受雇的职业杀手的名字。她似乎真的不认识他。基尔伍德死了，他不可能再讲出来，萨冈塔也肯定拒绝了这么做。

“满意吗？”伊尔德恨得牙痒痒地问。

“是的。”

“您索要的其它钱怎么办，那每月的特殊费用？您希望怎么得到它？”

“这我还会通知您。”

“何时？”

“很快，赫尔曼夫人。”我说。

我拿着伊尔德的招供，坐车到了公证员查尔斯·黎贝勒处。我们将这些纸封进一只大马尼拉信封里，随后前往巴黎国家银行，把信封存放进租用的保险柜里。然后我告别黎贝勒，穿过城市，直逛到十字架路。我在河滨大道上伫立了很长时间，看着远方那两艘航空母舰。我想，我现在并不比所有那些对赫尔曼之死负有责任的人好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得符合逻辑，是正确的。我又看到了那个年轻画家，他正在这里展出他的画作。他马上也认出了我，非常礼貌地打招呼。我走向他，他告诉我，我带给了他运气。这期间他已经卖出了四幅画。

“太好了。”我说。

他发觉我在眺望海，也跟着我眺望。

“这么一艘航空母舰大得不可思议，对不？”

“对，”我说，“真是大得不可思议。”

51

跟“保安警”相反，“棕榈海滩”赌场是一座现代化建筑，宽宽的、长长的，房间很大。七月四日晚，它的正面被灯光照耀着，一辆又一辆的车向大门口驶来。警方封锁了“棕榈海滩”前面的整个广场。昂热拉和我坐着克劳德·特拉博的劳斯莱斯赶来。赌场里的服务员搀扶帕斯卡勒和昂热拉下车。一个人将劳斯莱斯开到了停车场上。克劳德和我穿着白­色­的晚礼服马甲。帕斯卡勒穿着一身紫­色­的晚礼服。昂热拉则穿着那件橘黄|­色­的麦斯林纱的晚礼服，有许多钟形的褶儿；那是她在胡安派恩斯的“老英格兰”买的。她戴着我送给她的耳环和结婚戒指，还有一只大钻戒和一根钻石项链——这是她工作挣得的首饰。

一块红地毯一直铺到门口。我们踩着它，走进“棕榈海滩”长长的回廊。左边，一动不动地站着法国警察，身穿蓝­色­制服，白绑腿、白手套和白警帽。右侧，同样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身白的美国水兵。灯光照向我们。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照相机咯嚓咯嚓地响。我们从那些一动不动的男人们中间穿过，穿过室内来到外面的大平台上。这里，最前面，挨着主席台，是酒店老板领着我们去的那张桌子。平台一直伸到水面，台子后面是大海，它在无数灯光下波光粼粼。两根木支架上安装了电视摄像机。三名工作人员扛着小型摄像机在桌子之间穿来穿去。还有摄像师，肯定有二十几个。

今天晚上在这里聚会的是人们称为蓝­色­海岸边的社交界的头面人物。想到我坐在这个位置多么不合适，而对于昂热拉和我，我们坐在这里又是多么必要，在这里，在许多非常富有的人们当中，在非常著名的人们和非常有权势、非常美丽的人们当中，想到这里我就头晕。昂热拉和特拉博夫­妇­把他们看到的一一告诉我：戛纳和尼斯的市长，法国南部地区的政治家、许多部门的负责人、贵族、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企业家和银行家——当然有泰奈多斯夫­妇­、法比安夫­妇­、萨冈塔纳夫­妇­、泽贝格和托威尔。先后到达的还有很多法国和美国的高级军官。­妇­女们穿着晚礼服，男人们穿着燕尾服，军官们身穿制服，胸佩勋章。我在这里看到的首饰，加在一起肯定价值有一亿。

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桌上时，在寻常的嘈杂声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间歇。我看到，很多人惊讶地朝我们望过来，就好像他们全都暂时屏住了呼吸似的。一位摄影师后退着，拍摄我们。我知道，这听起来愚蠢和先入为主，但并不是先入为主，而是事实：今晚汇集在这里的所有美轮美美的女人们中，昂热拉是最美的。她的红发金光闪闪，她的脸容光焕发，棕­色­皮肤上的黄衣服合身极了。灯柱上­射­，照亮了两面旗帜。它们挂在一起，美国的和法国的。一艘航空母舰的乐队在演奏《马赛曲》。所有的人站起来。紧接着法国国歌之后是美国国歌。我们也站着听完，穿便装和军装的美国人将右手放在心口上。后来一支乐队出现在台上。它先是演奏歌剧乐曲，然后是常演不衰的爵士乐。电视的光线从我们头上扫过，总是有一位拍摄人员在拍我们这一桌。

“这样就行了，对不？”帕斯卡勒问。

“是的，”我说，“谢谢，帕斯卡勒。”

空气很暖，没有一丝风，大旗子软软地垂着。上菜时，邻桌的一位夫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戴着齐肘的手套，也不脱去，手指伸在手套里，吃着黄油小白面包，等下一道菜。那手套本是白­色­的。现在它们退­色­变灰了。这个人看上去让人没胃口。帕斯卡勒觉察了我的目光。

“那一桌坐的全是我们这里的高雅贵族中最高雅的。”她说，“你关注的那位戴手套的夫人是女伯爵……”她报出一个名字。

“她总是这样吃饭吗？”

“对，”帕斯卡勒说，“这在伯爵中似乎很普遍。至少在她的伯爵家庭里。这位夫人也总是戴着这副手套玩轮盘赌，每天晚上。”

“戴着同一双？”

“戴着同一双！也许她迷信。”

“不管怎么样，她非常重视卫生。”克劳德说，“她老是向众人讲，光着手指摸筹码是多么不卫生。”

饭后，一个芭蕾舞团上台翩翩起舞。赌场的屋顶上打下不同颜­色­的灯光。它们将图像变成一会儿蓝­色­、一会儿红­色­、一会儿黄|­色­、一会儿绿­色­。今晚的明星已预报过了：艾斯特尔·奥法里姆。她唱美国的、法国的和以­色­列的歌曲，得到了很多掌声。后来大台子空了，供大家跳舞。

先是特拉博跟昂热拉走上前去，又是被一些摄像机跟踪着，又是被许多目光跟踪着。我带着帕斯卡勒。我们跳舞，被拍照。台子满了。这下平静终于结束了。我们几乎到不了我们的桌子。紧接着特拉博，那位全权总代表泽贝格跟昂热拉跳舞。他过分礼貌地、几乎是谦卑地请她跳一曲。在他之后是泰奈多斯、法比安、托威尔、萨冈塔纳、戛纳的警察局长、美国大使和一些军官。有一会儿，我单独坐在桌旁，这时比安卡·法比安突然站到了我面前。她的衣服又几乎露出Ru房来。

“您不会再生我的气了吧，卢卡斯先生？”

“为什么生气？”我站起来。

“您知道为什么。我行为失礼，真抱歉。我请求原谅，请您接受我的道歉。”

“那当然，”我说，“这种事谁都会碰上的。”

“这么说您不再生我的气了？”

“一点也不！”

“那么请您跟我跳舞。”

于是我跟比安卡·法比安跳舞。这位从前的“丽岛”女郎，她让她的下身顶着我的下身。我们几乎无法离开原地。电视摄像机嘤嘤地响，摄像师的闪光灯闪个不停。跳完舞，比安卡陪我回到泰奈多斯的桌子。我又跟梅丽娜·泰奈多斯跳，然后跟玛丽娅·萨冈塔纳跳。最后，我终于轮到跟昂热拉跳了。这是一曲华尔兹，我说：“现在咱们要露一手给他们众人看看。”

我紧紧地搂着昂热拉，好像我们是一体似的。所有的电视摄像机都对着我们，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其他的舞伴一下子退后了。我们单独在台子上，在大旗子下面，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方。当华尔兹结束时，围着我们的人都发出热烈的掌声。拍得最响的是比安卡·法比安和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

“好了，”昂热拉说，“人们好像原谅了我们。”

“是的，”我说，“好像是这样。”我细看他们，那些非常富有、非常有权势、非常有名、非常美丽的人。我想起加斯东·迪尔曼和他的话。

“我们的世界是邪恶的。它还将邪恶下去……”

我们刚刚回到桌旁，所有的探照灯全熄了，在我们周围烟火齐放。我们像是坐在一座喷发的火山中央。烟火不停地在我们头顶爆炸，­色­彩纷呈的图画盖住了夜­色­下的天空，星星、鲜花、谷穗和炸裂的灼热的球。烟屑如雨，纷纷落下，落进海里，海里映出整个奇观。

昂热拉抱住我的胳膊，对着我的耳朵说：“圣诞节和复活节也是这样的。咱们将一起经历。我的上帝，罗伯特，我做梦都没想到过，我这辈子还会有这种经历，这种奇妙的事情。”她侧身向前来吻我，烟花爆竹继续在我们周围爆炸。

52

大多数客人当然都还到大赌厅那边去，里面有比“保安警”多得多的赌台——这才是个名副其实的夏日赌场。昂热拉小赌赌，输了。我不赌，坐在一张很长的吧台旁，一杯接一杯地喝香槟。我一下子感觉到特别疲累和沮丧。我又要了一杯，发觉我醉了，感觉好些了，抬头向收银处和兑换柜望过去。那后面是有钢制自锁保险箱的小房间。十三号属于昂热拉。现在，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那只信封，内有两张苏黎世银行高达一千七百八十万零五百瑞士法郎的付款收据。这是一个美好的想象，我不停地再三想象。

克劳德·特拉博向我走来。他赢了，还想赌，但是他口渴。

“我相信你非常成功。”他说。

“我真心感谢你们俩，克劳德。”

“快别讲了。比安卡·法比安的这些朋友都是十足的无赖！”

“你这样觉得吗？”我问。

他皱眉望着我，然后笑了。

“听我说，”他说，“你们还想跟我再上一回‘沙利马’吗？我们想后天开到海上去。帕斯卡勒说，我应该问问你们，想不想一起来。”

“很乐意。”我说。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就说：“咱们开船去‘岩石乐园’！我请你们吃午饭。”

“好，”克劳德说，“现在我又得去工作了。”他喝光他的杯子，走向一张轮盘赌台。我远远地看到昂热拉坐在另一张台子边。她向我招招手，我也向她招手。

当我们终于由特拉博夫­妇­送回家时，已是两点钟。我们穿上我们的晨服，坐到大窗户前的沙发上。航空母舰灯火辉煌，像过节似的，它们装饰着无数的长形花环。我对昂热拉讲，克劳德邀请了我们，后天——现在是明天了——坐游艇出去。她说：“太好了。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明晚，电视里的地方节目甚至主要节目里都将播放出咱们俩，到时候这里的所有人都会知道咱们是怎么回事，没有人会再讲咱们的坏话、不理睬咱们或者说不该给我订货。没有人讲，这非常重要，你知道吗？”她也有点醉了，“咱们的照片将出现在报纸上，摄影师们对我讲的。真好，对不对？”

“非常好。”

“咱们跳舞时，所有的人都后退了。这真是太妙了，跟你这样跳舞，只有咱们俩，罗伯特。”

“是的，妙极了。”我说，心想，我还有两条腿，这是多大的幸福啊。

“罗伯特？”

“嗯？”

“我得问你点事。请不要客气！请实事求是地回答。你到底爱不爱我？”

“不。”我说。

“这样好。”昂热拉说，“这就对了。毕竟还有一个诚实的答案。”

“请便。”

“你以为，尽管如此你还是能跟我上床吗？”

“我相信，这是可以设法的。”我说。

然后，我大睁着双眼躺到睡觉的昂热拉身旁，特别清醒，过度清醒，我听到列车在城市和海洋之间滚动。

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流氓……你这个混蛋……你这个流氓，铁轨上列车的匆匆车轮对我说。

您瞧，当我在十字架路碰上这位年轻的画家时，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逻辑。可那时是大白天，亮亮堂堂。现在是夜晚，一片黑暗。在黑暗和夜里事情看上去就不一样了，噢，我的上帝，是的，完全两样。

我混蛋。我流氓。

我流氓。我混蛋。

我混蛋。我流氓。

53

“你好，马赛尔。”那只会讲话的鹦鹉在它的鸟笼里说，笼子挂在路旁，是那条从游艇的小船的停泊地通往“岩石乐园”饭店的小路。我的脚疼得很厉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这个午后，天气酷热，热得发疯。

昂热拉和我站在马赛尔面前。我们下面的海湾里泊着很多游艇。克劳德和帕斯卡勒正在往小船里跨。它先送我们上岸，又返回“沙利马”了。小狗纳芙塔利在甲板上激动地跑来跑去。没有一丝风。透过阳光的朦朦雾峦，越过大海，我依稀看到戛纳的老码头和新码头、十字架路两侧的棕榈树和它们后面的白­色­酒店。但一切都是隐隐约约的，整座城市、它的大楼、许多别墅和豪华住宅区，它们处在山坡上的花园里，山坡向上延伸至戛纳上区。加利福尼亚区在右边铺展开，昂热拉就住在那里。我想，我看到了我的家，我的家乡就在眼前。这个家和瑞士银行里的一千五百万马克。现在还会有更多的钱送来。

“已经是两点零三分，”昂热拉说，“那人迟到了。”

“是的，”我说，“可是他会来。他肯定会来。勃兰登伯格亲口通知我的。勃兰登伯格亲自为我将这个新指示译成了密码，给了这个人钱，好让我能支付我的线人。”

这是我让昂热拉相信的说法。昨天，我又一次去了钻石伊尔德家。

“明天，星期四，十四点，您的一位亲信把我的终生退休金的第一笔送给我，”我对那个患白化病的女人说，“而且他要来安提伯斯海岬上的‘岩石乐园’。我在那里等他，在那只会讲话的鹦鹉的笼子前。我要头六个月的数目——三十万法郎。”

“您去死吧！”钻石伊尔德说。

“肯定的，尊敬的夫人，”我说，“但我还会等些时日。您知道，如果这位使者不来或者他试图把我­干­掉，会发生什么事。”

她点头。

“不光是点头，”我说，“您讲！”

她说：“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您放心吧，您这头猪，使者会来的。”

“带着三十万。”

“带着三十万。”昨天钻石伊尔德戴的是蓝宝石首饰。

现在我站在鹦鹉笼前，已经是两点零三分了，可是我心情平静，非常平静。使者会来的，因为他必须来。

“你为什么偏偏要在这里跟此人碰头？”昂热拉问，有些不安。

“这我已经对你讲过了，昂热拉。在已经发生过的一切之后，咱们要避免一切冒险。这里，在大白天，那边有许多人，是不可能行凶的。勃兰登伯格想稳妥。我也是。”

“这人要给你带许多钱来吗？”

“是的，”我说，“非常多的钱。那些了解情况的人要求它。”

这下我又在骗她了。我别无选择。在马赛尔鸟笼前这次约会的真相昂热拉绝不可以知道。现在，也许再过几天，我准备很快告诉她，他们取消了我办这个案子，因为保险公司已看出来，他们必须付钱给钻石伊尔德。再晚些时候，我打算，我也要告诉伊尔德，我要求退休，拿一份非常好的退休工资，这下我可以永远呆在戛纳了。然后，也就快要截肢了。我还没完全想好，该如何向昂热拉详细地讲明白。至今事情很顺利，我想。它也会继续顺利下去。我不再是两个月前的那个我了。我现在等同于那些人，我不在乎。我什么都不在乎。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只有惟一的一个人算数——昂热拉。

“特拉博夫­妇­来了。”她说。“沙利马”的小船果然划个大弧接近了停泊点。我想，有个不准时的使者真是幸运，因为我请求过克劳德，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为这位使者和我拍几张照片。克劳德有一架非常好的相机，我想有我正在等的那个家伙的照片，以及他和我交接钱时的照片。一切正常，我想。我对昂热拉说：“我爱你。如果我在这一刻必须死去，我将是最幸福的……”

这句话我还没讲完，就有什么以无比恐怖的威力击中了我的背，在左肩下方。我向前仆倒，倒在红土地上。那是一发子弹，我想。一颗子弹打中了我，但是我没听到­射­击的声音。

我还知道，昂热拉在喊叫，可是我不理解她喊什么。奇怪，我感觉不到疼，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现在，除了昂热拉的声音，我还听到其它许多声音，高声的，惊骇的。然后我周围突然一片漆黑，我有一种在跌倒的感觉，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跌进一个无底的漩涡。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想：原来这就是死亡。

这是开始。

我还苏醒过来几次，虽然不是完全苏醒。我在一架直升飞机里看到昂热拉棕­色­的眼睛。我说过，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它们。直升机的旋翼大声地隆隆，昂热拉不得不将她的嘴贴在我耳朵上，这样我才听得懂她在喊什么。她脸上泪流如注：“求你，求你，求你，罗伯特，你别死！如果你不想死，你就不会死，不要放弃啊。你不可以放弃。我是你的妻子，我是如此爱你，罗伯特！不要放弃，想想我们还想做的那一切，我们的新生活，它才刚刚开始。你想想这个，好吗？请你想想吧！”

有一回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头动了一点点。然后我不得不闭上眼睛，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后来，就像万花筒一样，我经历了­色­彩、声音和形象的纷呈繁闹。万物都交融到一块儿，­色­彩、人脸、形象和声音。我在最近几星期里经历过、听过和看过的一切都向我冲下来。我的妻子卡琳。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棕榈海滩”在独立日放的烟花。昂热拉和我在台子上。昂热拉和我，我们如何Zuo爱。花的平台。约翰·基尔伍德，吊死在浴室里。杰茜，加拿大街上的那个妓汝。杜塞尔多夫药房里的那个老妪。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怎么会呢？噢，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赌场里喝醉的约翰·基尔伍德。凶手……凶手……我们大家全都是凶手！打高尔夫球的马尔科姆·托威尔。伊尔德·赫尔曼在她的洛可可床上。尼古拉，“黄金时代”的老板。凡·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分店。让·凯马尔和他的妻子。结婚戒指！夜深人静时从昂热拉的平台上看到的城市和海洋那数以千计的灯光，沿着艾斯特莱尔山路的灯光。博卡大搜捕。哒哒响的冲锋枪，伊利亚兄弟和他的摩托车，行李架上的蔬菜篮。“我们的”教堂。圣像台上的黑­色­圣母像。像前的蜡烛。一辆谢夫洛特车，它从旧码头的内港里被拉了出来。方向盘后坐着阿兰·达侬，被害死了。安娜·加丽娜躺在一张床上，那位护士，胸口Сhā着一把匕首，被杀害了。三台电视机。三次新闻。昂热拉手上的白斑。我在杜塞尔多夫的律师冯塔纳。布洛赛医院的儒贝尔大夫……

颜­色­变换不停，我听到和看到这许多，听到和看到更多的。我记得，直升机降落在一家医院的屋顶上，他们将我抬上了一只担架。一架电梯，一个似无尽头的走廊。昂热拉的声音突然传来，念着那句诗，非常清楚：“摆脱了狂野的生活欲望，摆脱了恐惧和希望……”

我又被搬动了。有什么东西被咝咝地撕裂了。我的衬衫。有什么东西照得我眼花。一只巨盘，里面有许多刺眼的灯，就在我头顶。带着面具、头戴白帽子的人们弯下身来……

一根针扎进我的右臂肘。

有什么被摁在我的脸上。响起一声细细的咝咝声。­色­彩！­色­彩！世界上不曾有过如此奇美的­色­彩！

现在，昂热拉的声音变得非常轻了：“最疲惫的河流有一天也会找到它通向大海的路途……”

咝咝声更响了。我突然看到了它。它在长满花的草地上蜿蜒，这条所有河流中最疲累的河流。我注意到，光滑的手指在抚摸我的身体，我的左胸侧有什么冰冷的、锋利的东西。这时我一下子知道了，这是一条怎么样的河流。这是­阴­间的冥河，它将活人的王国跟死者的王国分隔开来。这条冥河，死者的灵魂从里面啜饮遗忘。我吃惊地想：冥河的河岸有阳光照耀。

然后，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脏非常轻柔地停止了跳动。然后，满是鲜花的草地和冥河的图像缓缓地、小心地消失了。那些闪烁的­色­彩消失了，黑暗的漩涡又口来了。然后，我第一回沉沦。我主动屈从。我的呼吸变得非常平缓，停止了，咝咝声逐渐消失。我的静脉和动脉里的血进入静止状态。然后就只剩下黑暗、温暖和安定了。后来我就死了。

尾声

在我死去之后，我梦想过那么多那么久的那种生活开始了。是的，这肯定就是它。在一段我回忆不起来的短时间之后，我马上又继续活下去。就我的体验，死亡似乎无异于一场短暂的虚弱状态。

在我死后的生命里我摆脱了一切烦恼，永远跟昂热拉融合了。我们在“法兰西”号上，它从戛纳起航，开始周游全球。我们夜里用被子裹着，躺在舷梯旁的躺椅里休息，仰望星辰密布的天空。我们结婚了。卡琳突然同意了离婚。星星非常明亮地眨闪着，那上面有一轮硕大的、金黄的月亮。我们非常安静地躺着，几乎一句话也不讲。再也没有怀疑了，没有心神不宁，没有哪怕一个黑­色­的思想，我死后只有满足的幸福。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死后都这样。我是这样的。我得到了安慰，充满了爱情，安安全全，充满了野­性­的生活欲望。

在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在我死了以后，我想必经历过所有这一切。离开了这个世界。布洛赛医院的屋顶上有一架直升飞机在降落，当那架将我从“岩石乐园”运过来的直升飞机出现时，医院里的心脏抢救队已经等在屋顶上了。儒贝尔大夫也在等着，他听说了，送来的那位身受重伤的人是谁。后来，当我活过来时，他就讲给我听当场发生了什么事。

当场发生了下列的事：我上到手术台上，被施了麻醉。外科医生们打开我的胸腔。他们发现，一颗子弹打伤了心包和心肌。存在着心包血堵塞的危险。当我的心脏静止下来时，我得到了一针心内注­射­。心脏虽然受伤了，通过电休克又重新跳动起来。心包里的血被吸­干­了，心包的伤口被缝起来。我还是死去了那么长时间，这就是说，我的心脏停止跳动了那么长时间，形成了大脑缺氧缺血的伤害。后果是六天的昏迷和在抢救中心治疗。

这一切我还懂什么？一点也不懂。我跟昂热拉在“法兰西”号上，穿过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我们在卡萨布兰卡和卡普城抛锚，参观这些城市。到处都热得很，那座塔菲尔山让我觉得无比高大，卡普城就坐落在它的脚下。我给昂热拉买了一台摄像机，她兴奋地使用它。她不停地摄像，因为她想从我们这次周游全球之旅上多带点东西回家，她那么热切地向往过它。在船的甲板上，我们结识了有趣的可爱的人们——以­色­列人、美国人、瑞典人、荷兰人和法国人。晚上有宴会，昂热拉可以穿上她的最美的服装，我穿上我的燕尾服。我非常清楚地想到，我们总是夜很深了还走到甲板上去，长时间地伫立在栏杆旁。也许我在我的死亡的一秒钟的百万分之一的瞬间经历了所有这一切和即将到来的一切，也许是在我回到生活中的一秒钟之间，也许是在我失去知觉的日日夜夜之间。儒贝尔大夫认为，绝没有人能够这么讲，但他还从没有过像我这种状况的病人。当我醒过来之后，总是继续说和做我在医学上算是死了或介于生死之间的一切，而且回忆得那么­精­确。

在那个时候，当昂热拉和我穿过卡普城漫游，后来当我们到达杜尔邦，再后来，当我在达累斯萨拉姆的老城里跟一个商人为昂热拉的一根珊瑚项链讨价还价时，也正是那时候，我的气管里有一根管子，一台呼吸器在做人工呼吸。当我们到达卡拉奇和孟买时，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仍然有一根管子从手术的伤口挂出来。我的胳膊肘上有胶管和注­射­Сhā管，我被接上一根输液管，它给我人工喂食，又将电极粘在我胸上，Сhā在四肢上，不停地记录下我的心电图和其他身体数据，监测我的体温和我的血压——这谁也不会知道。那天夜里，我们驶离孟买，我想：你在死去。当你爱着时，你在死去。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生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死亡，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我还活着吗？我是不是早死了？死亡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或是同样的或类似于生活。我们注意不到差别吗？在孟买，我记得，这座罕见的城市，它有一座核反应堆，同时又是波斯的拜火教派的中心。那里，在马拉巴尔山的郊区立着“沉默之塔”。在这个不真实的城市里，昂热拉和我在那外面的“沉默之塔”旁边，跟一位古老的印度人讲话。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生活和死亡的秘密锁在两只柜子里，每只柜子里放着打开另一只柜子的钥匙。

谁还敢记住什么？

没有人。

儒贝尔大夫也不敢。

我在闪电的一瞬间看到了我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也许是在我与外界隔绝、躺在急救中心的那日日夜夜里。也许。也许我跟昂热拉一道看到了马德拉斯、卡尔库塔、西贡和新加坡的最大的美丽和最大的苦难，也许我们刚刚站在曼谷的王宫前，被折服了，也许昂热拉正在拍摄这座无与伦比的城市的幻想的不真实的寺庙，也许我们已经绕过了越南驶向香港。我对它那么熟悉，在那里我要带昂热拉参观许多东西。

“四十八小时后您开始了自动呼吸。”儒贝尔很久之后告诉我说，“但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供气不够。当您六天之后又恢复了知觉时，您糊里糊涂，心神不宁，满口疯狂的想象。”

“什么疯狂的想象，大夫？”

“好吧，您以为是在汪洋大海上，然后又朝向马尼拉，朝向台湾，在长崎和横滨……”

噢，我也跟昂热拉去过那里！我跟她去过东京！我们欣赏皇宫、寺庙、丝绸、釉陶和瓷器工厂！我们参观了一个古老的日本艺术展览。我为昂热拉买了一只上釉的美妙的工艺品——一对鸽子，雌的较小，雄的较大，张着翅膀。

两只锁着的柜子，每一只里锁着另一只的钥匙。

从东京，我们继续坐“法兰西号”驶往遥远的南方，前往悉尼，然后驶向新西兰的惠灵顿，又去北夏威夷。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熄灭的和仍在活动的火山，拍了照。我过去从没到过夏威夷，但我能向儒贝尔大夫详细地讲毛纳基火山和毛纳洛火山，包括齐佬火山口以及哈勒茂麦鲁熔湖。他在书里查找，我的描述完全正确！有谁能解释这个？这没人能解释。

我们从夏威夷来到有“金门”的旧金山，穿过巴拿马运河来到加勒比海，想由直布罗陀海峡踏上归途。

当我们离开加勒比海时，正是夜晚。我躺在我们的舱室里，躺在床上昂热拉的身旁，半睡半醒。我听到声音，睁开眼来。在我的瞳孔适应了周围的亮光（怎么是明亮的，现在可是夜晚啊？）之后，我首先看到的是昂热拉的眼睛，紧挨在我的眼前。

“什么事，亲爱的？”我平静地、非常清醒地问，“你为什么开灯？你睡不着吗？”

“我没有开灯。”昂热拉说，“太阳从百叶窗里斜照进来了，罗伯特。现在是下午三点。”

“噢，”我说，“咱们这是在哪儿？”

“在布洛赛医院里。他们今天早晨将你转到了一间单人病房里。”

“从哪儿转过来？”

“从抢救中心。整整十天我只能透过一块玻璃板看你。现在你度过了危险期，现在你不再需要抢救中心了。主治医生同意了在这里另放一张床，我可以留在你身边。只要我想，我也可以睡在这个房间里。你活着，罗伯特，你活着！你没死！”

“你的珊瑚项链呢？”我问。

“什么？”

“哎呀，没什么。”我说，因为这时我已经像个生病的孩子一样感到不知所措了，知道这一切都是一场梦。“没什么，亲爱的。对，我没死。至少没死去很长时间。”我转头望，在我稍微转动了一下头之后——只一点点，我无法多转——我看到一个现代化的大房间，里面一切都很明亮，亮堂堂，非常洁净。这虽然没让我吃惊，但是有一股短暂的不合逻辑的伤心，从我的幻想世界回到现实当中。哎呀，这是现实吗？我记得，我轻声地问：“今天是星期几？”

昂热拉回答道：“星期天。”

“几号？”

“七月十六号。”

七月十六号。

我想：你是七月六号去“岩石乐园”的。你是七月六号被枪打倒的。原来你在生死之间梦游了十天。十天没有知觉，糊里糊涂，幻想联翩——十个美妙的日子。我说：“咱们一直在一起，你知道。在‘法兰西’号上。咱们做了你那么想做的环球旅行，非常漂亮。现在，咱们真的做了这一旅行。”

“太好了。”昂热拉说，颤抖着嘴­唇­，对我微笑。她看上去很痛苦，她的脸让我觉得很小，陷下去了，苍白如纸，眼睛下有黑眼圈。儒贝尔大夫后来讲，昂热拉在这十天里一开始寸步不离，后来也只是离开医院几个小时。其余时间她日夜守在我身边，虽然他们总是想让她走。夜里，她躺在抢救中心门外的一张长凳上，在那里睡。最后他们为她腾出了一间护士房。她得到了一张床，但她还是最多睡一个小时。儒贝尔大夫告诉我，睡醒她又起来，走近抢救中心的大玻璃板，透过玻璃注视着我，一动不动，面无表情。而我没有知觉地躺在那里，缓缓地、艰难地从明媚的、幸福的死亡返回到一个黑暗的、不定的生命中。

这一天主任医生来了，外科医生和心脏急救队的男男女女们都来了，儒贝尔大夫也来了。我被做了非常彻底和认真的检查，结果是众人都认为，危险期过去了，虽然我的血液循环还很差，我显示出不断的衰竭。

“夫人可以留在这里。”主治医生说，他矮而胖，戴着金丝眼镜，“我认为这只会有好处。”

“谢谢。”在场的昂热拉说。

“我有急事要找一个人谈。”我说，因为现在，回到了现实中，我想立即处理一些事。

“不行。”主治医生说，“您知道，您还能活下来是怎样的一个奇迹吗？像您这样的病例百分之九十以死亡告终。不行，不行，您暂时不能跟任何人谈话。另外，已经有两个人来找过您，一定要跟您谈。我告诉了他们，这不可能。”

“那些人是谁？”我问

“一位赫尔曼夫人和一位叫黎贝勒的公证员。”

“我确实有急事需要见到这两个人。”我说。

“只要您的血液循环还这么弱，我就禁止。一个星期之后——也许一一我会批准。这我也对那两个人讲过了。”

“什么时候？”

“在我来见您之前。他们每天都来。他们找您­干­什么？”

“哎呀，这是件私事。您肯定知道，我是谁，我是为什么来戛纳的。”他点点头。“好了，这两个人肯定在为我担忧。”

“我会说，您很好——实事求是地讲。这一定会让他们宽心。”

“我想，这会让他们大为宽心。”我说，“我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感谢你们大家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你们为了将我接回生命所使用的­精­湛技艺。”

我这么讲，但是我根本不敢肯定，我是不是也真的这么认为。一股巨大的疲惫向我袭来，紧接着我就睡着了。我还知道，我梦到了寺庙。许多寺庙，有很多的象牙神像。这些神全都有很多胳膊。

星期六，七月二十二日，第十七个治疗日，我的状况已恢复得这么好，主治医生批准了短暂的来访。我说主治医生，指的是亨利·布瑞莱特教授，外科主任，正是他为我做的手术。布洛赛医院，我在我呆在这儿的时间里得知，是一座有很多个科室的非常大的和现代化的医院。

当鲁瑟尔、拉克洛斯和迪尔曼进来时，昂热拉呆在我身边。她恢复了一点儿，睡了几夜，但是她仍然很苍白，眼睛底下的黑圈仍然未消。她默默地坐在她的床上，听这三个人跟我谈话。他们获准有五分钟的探访时间。一开始他们当然是问我，我有没有预感，是谁出于什么原因应对这一袭击负责。昂热拉已经告诉了他们事发经过。

“不清楚。”我说。我活下来了，我想。我的生命逃过来了。我想好好地生活，安安全全，拥有很多的钱。“一点也不清楚。”我说。

拉克洛斯半痛苦半愤怒地打量着我，问：“您没向我们隐瞒什么？”

“我能隐瞒什么？”

“一定有个原因，使得他们想要杀死您。您对于这些……这些人一定构成了危险。您找出什么了？您告诉了这些人，您找出什么了吗？”

这问得太露骨了。

“没有，”我说，“我什么也没找出来，什么也没有。您也许还记得，他们已经破坏过黛尔菲娅夫人的车子，我们因此几乎冲进大海里。那是第一次袭击。当时我也一无所知。”

鲁瑟尔说。“当然，我们跟您的公司取得了联系。”

这不妙。

“是的，当然。”我说。

“他们告诉我，您不再负责此案的调查了。是的，您被取消了其它任何工作。”

我短笑一声，因为我一笑就疼。随后我想，如果拉克洛斯和鲁瑟尔继续刨根问底，事情就会露馅儿。最好是我先开口讲——我也不能再向昂热拉撒谎了。

“我甚至还有更多的要向你们解释，我的先生们。我的公司太保密了。”

“保密什么？”

“我不仅被免除了这个案子，而且已根本不再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了。”

“罗伯特！”昂热拉跳起来，来到我的床边。

“你冷静，亲爱的，我现在想向你们解释。没有理由激动。”

“您不再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这是什么意思？”迪尔曼问，“他们解雇了您？”

“对。”我说，直视着他的严肃的眼睛，心想，这个人看穿了我的全部把戏。“噢，不，不是解雇。他们找到了一种方式，提前退休——考虑到我的长期忠诚的服务和对环球保险公司的重大贡献。”

“这是怎么回事？提前退休？罗伯特！因为你的腿吗？你讲啊！”昂热拉挤上前来，向我弯下身子。她的眼睛吓得更大了。

“不是腿，根本不是腿。这是他们找到的借口，仁慈的借口。”

“您的腿怎么了？”鲁瑟尔问。

“没什么。血行障碍，轻度的。我们在杜塞尔多夫有一位非常认真的顾问医生。环球保险公司对他讲的话非常认真。可事实上我不是因为腿被解雇的，这里也对它进行过检查——您问问儒贝尔大夫——而是因为我跟黛尔菲娅夫人的关系。我们要对付的那些高贵的人们，估计首先是钻石伊尔德，将刀口架到环球保险公司的脖子上，投诉这一关系，说如果它不开除我，就到处宣扬环球保险公司是一家不正派的公司——如果它不付钱的话。我很抱歉，在上次碰头时我没有告诉你们真相，我的先生们。没有告诉全部的真相。因为环球保险公司当然会继续侦查这个案子，即使它支付了保险金。他们只是想撤换我。我还想尽可能久地呆在这场游戏中间，因此就撒了谎。”

“罗伯特，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丢掉了你的工作？因为我们，却对我只字未提？反而说，你的上司派了一个人到‘岩石乐园’，送了很多钱给你，让你支付线人？”昂热拉喊。这一下一切都抖露出来了。

可以想象，终有一天会暴露出来，快了。昂热拉讲完后，白­色­的房间里沉默了很长时间，足够数到七。然后，迪尔曼仍然低声谨慎地问：“是这样吗，卢卡斯先生？”

我点点头。

“这是事实吗？”

我摇摇头。

“罗伯特！”昂热拉喊道。我早就想过，她永远也不可能获悉此事。

“原谅我。”我说。

“你为什么欺骗黛尔菲娅夫人？”

“因为我不想让真相令她不安。”

“哪个是事实，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问。

一位护士把头从门缝里探进来。

“你们必须走了，我的先生们，五分钟到了。”

“马上，小姐。还有两分钟。”鲁瑟尔说。

“至多两分钟。不然我就叫医生。”护士说完走了。

“真相，卢卡斯先生！”拉克洛斯说。

“真相是：我于七月四日，夜里很晚，在赌场里，在自由日的宴会之后，被叫过去听电话。你没看到，昂热拉，你在赌钱。”

“电话上是谁？”鲁瑟尔问。

“一个男人。我不认识他。”

“当然不认识。”鲁瑟尔说。

“安静，”迪尔曼说，“讲下去，卢卡斯先生。”

“那人告诉我，如果我不再继续过问赫尔曼一案，他们准备给我钱，大笔的钱。”

“这人显然不知道您已退休和被解雇？”

“显然不懂。这种事环球保险公司不会大肆宣扬的。”

“多少钱？”拉克洛斯问。

“一百万新法郎。”

“那您一定查到了什么对某个人有生命危险的东西！”

“有可能。”

“是什么？”拉克洛斯问。

“我不清楚。但是处于我的处境，我会收下钱，对不对？我也很好奇，想看看来的是谁。我希望能有所发现。”

“罗伯特，罗伯特，你跟我都没讲过实话……”昂热拉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连你也没有。那个人要求我沉默。这是条件，要我不带警察去。我可以确定地点和时间。由于我的朋友特拉博在那次电话前刚刚邀请过七月六日乘他的游艇出海，我选了‘岩石乐园’作为碰头地点。那人同意了。我准时。他晚到了。结果我被枪杀了。”

“您当然没看到这个人。”鲁瑟尔说。

“当然没有。”

又出现一阵静谧。

“我不相信您。”拉克洛斯最后说。

“我也不相信。”鲁瑟尔说。他们两个都讲得非常客气。

“我相信您。”迪尔曼说，怪怪地望着我。

“我也相信你。”昂热拉说，“虽然你讲的很可怕……因为你被开除了……然后你就不信任我了……”

“不然我只会让你害怕！我真的以为，我会在那里跟给我钱的那个人碰面。我请求了克劳德·特拉博，拍下我和那伙的照片。”好吧，我想，至少有点有用的、能证明是实情的东西。“如果我找到一点新的线索，如果我有一点点怀疑，我当然会立即跟你们联系。”又是撒谎。

“是啊，您会吗，卢卡斯先生？”鲁瑟尔脱口问道。

“理所当然！难道您相信我跟这帮人狼狈为­奸­？”

“冷静，冷静。您必须非常冷静，卢卡斯先生。”迪尔曼说，“这没人相信。我坚信，您会将任何新的线索马上告诉我们。”

“谢谢。”我说。

“卢卡斯先生从现在起受警察保护。”迪尔曼对两位刑警说，“日夜派人监视他的房门。每一位来访者都得出示证件，检查武器。很有可能这些人认为卢卡斯先生拥有一个真相，它威胁着他们，而他事实上却根本不掌握它，或者没有意识到掌握着它。”

拉克洛斯和鲁瑟尔沉默不语。

“听明白我的话了吗？”迪尔曼问。

“当然，先生，”鲁瑟尔说，“警方保护。立即。多长时间？”

“很长。”迪尔曼说。

门推开了，先前的护士和一位抢救站的医生走进来。医生怒冲冲地说：“我的先生们，我不得不请求你们，赶紧离开。卢卡斯先生还很虚弱。”

他们马上走了。他们全都跟我握了手。迪尔曼只是鼓励地对我微微一笑。另外两个人紧绷着脸。当屋里只剩下我跟昂热拉时，她结结巴巴地说：“你没有对我讲实话，罗伯特……行，这我理解……你不想让我不安……可现在我是多么的不安啊！我的天，现在一切是多么的严重，如果他们相信，你了解到什么，想杀死你，而没有杀成，那他们还会相信下去，继续相信！你仍然处于生命危险之中！”

“当我们开着你的车冲进海里时，在‘Ru房’餐馆的那一夜显然就是处于生命危险之中了。”

“对，是这样……但这不会有一点点好转……他们会继续尝试，再一次……”

“这我不相信。”我说，“如果他们没出什么事，他们会看出，他们搞错了，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正如他们显然会相信的那样。因为不然现在我就会讲了，昂热拉！你不认为我现在会讲出来吗？”

她默默地望着我。

“昂热拉！我在问你：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想，你现在会讲出来。”她几乎是听不懂地答道，“我只能祈祷，你真的啥也不知道，他们看出了这一点。”

“放心，他们会看出来的。”我说。这是我能给她的安慰，别的一切我必须保密。

“因为咱们俩相爱，他们解雇了你？”

“对。”

“太可恨了。”

“太美妙了！”

“美妙，为什么？”

“我得到一份高额的退休金，昂热拉。然后——你还一直没明白？”

“什么？”

“这一下我可以一直呆在你身边！”

她凝视我许久，然后向我放在被子上的左手俯下身来，在上面印下许多小吻。

“在我身边……永远在我身边……从现在起，咱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永远！”

一小时后一名警察来到我房门外放哨。从这时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保护我。警察们每六小时换一次班。这特别令昂热拉宽心。随后的几天她经常离开我较长时间，去处理她无法再推迟的事情。星期三，七月二十六日，几个星期以来，她又去理发店了。她说，非去不可，她看上去已经像邋遢个的女人了。她不想这样子出现在我面前一天，不然我就不会再爱她了。这时候我们已经认识所有保护我的警察了，他们偶尔也进房间来看我。全是些挑选出来的和蔼可亲的警察。昂热拉委托刚好在那天下午值班的那位，要特别保护我。

下午四点刚过昂热拉就走了。四点半，那位值班的警察望望房间里，说：“有人来看您，卢卡斯先生。一位赫尔曼夫人和一位黎贝勒先生，得到了医生的允许。先生已由我搜查过武器，夫人由一位护士搜查过。”终于来了，我想。“赫尔曼夫人想先跟您单独谈谈。”

“请吧。”我说。

于是，钻石伊尔德就站在了我面前——没有首饰，妆化得很难看，穿着白­色­昂贵的真丝夏装。她的粉红­色­的患白化病的眼睛里闪烁着恐惧和惊骇。我指指一张椅子。她将它拉近，紧靠我坐下。

“这里没人能听见我们吗？我是说窃听器什么的……”

“我不知道，赫尔曼夫人，”我说，“不过我想没有。”

“万一有呢？”

“您必须冒险。”

“我低声讲。”

“换成我才不会。”我说，“警察知道您的名字。如果有窃听器的话……”

“对，没错！”她控制不住自己地说。

“不要。”我说。

“什么不要？”

“不要这种声调。我不喜欢，赫尔曼夫人。”

“请您原谅，卢卡斯先生。”

“这里没有窃听器。”我说，心想，但愿没有。“快点吧，您想对我说什么？”

那是一幕很不习惯的形象——钻石伊尔德终于穿上了衣服，离开了她的床。

“我已经试过无数次来找您，但……”

“我明白。您想对我讲什么？”

“讲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委托了凶手这么做。”她的话很急，“当我们知道了这场袭击时，我们大家都绝望透顶。您必须相信我，卢卡斯先生！您会相信我！我是作为代言人来这儿的，代表……代表大家。我这么做，虽然我知道，这是多么丢面子，尤其是多么危险。但是您必须相信我：这次谋杀事件我们没有责任！我们希望，您很快就会健康，再活上很长时间……您不该笑！”

“可我忍不住。”我说，笑得眼睛都流出泪来了，“我明白，您希望我健壮如牛，长寿，赫尔曼夫人。因为如果我再出点什么事，我死去，你们会有什么下场呢？”

“对不对？对不对？”她的假发套又稍微滑落了。我想，一个如此富有的女人确实该买顶合适的假发套了。“我们担心……担心极了……”

“为什么？”

“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干­的……那是由其他人促成的。”

“谁？”

“是啊，谁呢？我们不知道。您怎么想？”

我开玩笑说：“也许你们成功地收买了我的公证员黎贝勒，他将一切材料交给了你们。然后你们可以请求他，支付一笔额外酬金让人进行这场袭击。”

“您疯了吧！公证员是不受收买的！即使能，那样我们也只是落进另一个人的手里！那时您没有了，但黎贝勒……”她打住，“您在开玩笑，我看出来了。我这个蠢女人上当了。不，卢卡斯先生，我们相信是这样的：某个想毁掉我们的人，知道您把我们控制在手里，万一您暴死会发生什么事——于是这个人请了一位杀手。”

“您和您的朋友们想到是谁呢？”

“想到克莱蒙和阿贝尔。”

“胡说。”我立即说，可后来我想，这是胡说吗？伊尔德和她的朋友们肯定没有请人杀死我。但一定是有人这么做了。为什么不是那家法国企业的所有人呢？它已被科德公司慢慢然而是肯定地毁了——为什么不会是克莱蒙和阿贝尔呢？我想到，加斯东·迪尔曼在我讲明真相后多么迅速地帮助我。如果他……不，不，不，迪尔曼是个正派人，我想。但我也想：到底什么人是正派人呢？我是个正派人吗？上帝也搞不懂了。怎么样？

哼！

“您沉默。”钻石伊尔德说，“您开始沉思了。卢卡斯先生，咱们现在的处境都很可怕。如果他们再一次想打死您，如果这一次成功了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就会发生我对您宣布过的事。”我粗暴地说，“现在让我们停止猜测和怀疑吧。未来怎么样，会显示出来的。还有什么事吗？因为我不能长时间接待来访。”

“您……您没有泄露我们？”这是细声讲出的。

“没有。”

“在您虚弱时，在睡眠中，在胡言乱语时也没有？”

“这我不知道。我想没有。因为否则您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赫尔曼夫人。”

“您什么消息也没传出去——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对谁？”

“没有。”

“谢谢。我谢谢您。”

“您别说了。”

“黎贝勒……”

“他怎么了？”

“我想让他现在进来一下。”她走到门口，跟外面的警察讲话，又跟查尔斯·黎贝勒走回我的床前。公证员像往常那样温文尔雅、寡言少语。他礼节­性­地向我打招呼，对我躲过了一场谋杀而向我表示他的欣喜。他说：“事发之后，赫尔曼夫人就来找我。我告诉她，我得到的指示是，当我有了一目了然的证据，说明您果然是死于非命或死于一次暴力袭击的后果时，我才将我所拥有的一切材料交出去。我说，同样的条件也适用于黛尔菲娅夫人。”

“正确，先生。”我说。

他略一鞠躬。

“可您没有死，”黎贝勒说，“好长时间看上去像是死了，但您没有死。”

“差不了多少。”我说。

“由于您没有死，我也就没有把材料交出去。另外，赫尔曼夫人在来访时带来了三十多万法郎，我为您收下了它们，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

“您应该马上看出来——我是指黎贝勒先生应该看出来——我们对发生的事情没有责任。”钻石伊尔德恳求地说。

“谢谢这笔钱。”我说，“从现在开始，在下次到期时请将约定的数目交给黎贝勒先生。我不知道我得在这里呆多久。当然没有收据。相反，如果您哪次支付拖延了一个月的话，黎贝勒先生会马上告诉我。”

“我及时付钱！准时！”钻石伊尔德叫道。

“这很好，卢卡斯先生。”公证员说。

“还有，”我说，“你们俩都在这儿，很好。这样我就不必通过黎贝勒先生转告您了，赫尔曼夫人。我有点想法。”

“什么？”钻石伊尔德心惊胆战地问。

我告诉了这两个人我的想法。

“我听说，你有客人来访。”昂热拉说。现在是七点。她还采购了点东西。现在她站在我的床前，刚理过发，很漂亮，那么漂亮，但还是充满了恐惧。

“是的，”我说，“赫尔曼夫人和黎贝勒公证员来过。”

“他是谁？”

“我通过我的律师冯塔纳认识的一个人。一个完全可靠的人。当我被枪­射­中时，赫尔曼夫人找到他，向他保证，不是她和她的朋友们幕后指使的。”

“你相信她这番话吗？”

“对。”我说。

“为什么？”

“我不是查出了一些有关她和她的朋友们的情况吗？那是真的，我认识想卖给我真相的人们。这点钻石伊尔德也知道。事发前我在黎贝勒公证员那儿做了文字说明。放在一只银行的保险箱里，在公证员那儿，不是在警方。他受托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就将它们公布出来。我想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你理解吗？”

“你大错特错了！”

“这是一场不幸的巧合，一场误会，一个贸然的行动。它不会再重复了，相信我，昂热拉。”

“你从哪儿这么肯定呢？”

“因为我在这些天里想了一些事，因为我今天下午告诉了钻石伊尔德和黎贝勒。”

“是什么事？”

“我将写下我的故事。”我说，“我们的故事，如果你想听的话。有关我遭遇到的一切和我所知道的一切的故事。一切。我将这个告诉了钻石伊尔德。医生们说，离我能出院还要几个月。现在，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下我的故事——我擅长速记，法语也行。黎贝勒的女秘书每天晚上来取我白天写下的内容并誉清。手稿打好后存放进银行的保险箱。黎贝勒有第二把钥匙，我将集中­精­力快速工作。钻石伊尔德这下知道了，一旦我出了什么事，一旦你出了什么事，这部包含所有细节的故事就会被出版。我这是为咱们俩着想。这里的医生们知道我把写下的东西交给黎贝勒。因此我有证人。咱们要作为自由的人生活，平平安安，没有恐惧。钻石伊尔德将传播我从事写作的消息。不，不，当我写下我的故事之后，咱们俩就都安全了。”

昂热拉坐到我的床沿，侧过身来，小心地吻我。她的头发好闻极了。

只是写作的事没有成——反正没有马上成。医生们一个劲儿地抗议。他们说我还太虚弱。几星期过去了，我的状况一直在好转。昂热拉将那台日本产的小“索厄”电视机搬进了我们的房间。它也有一个浴室，晚上我们又一起看电视了。我大多是很快就睡着，我确实还很虚弱，后来虚弱感渐渐消退。我再也睡不着了。在治疗的第四个星期的周末，我头一回可以站起来，走了一点，由昂热拉和一位护士搀扶着。当我迈步时，我的左脚疼得很厉害，但是我一声不吭。每天的散步时间渐渐地延长，一位按摩师定期来。我接受医疗浴，突然又有了食欲，简直是患了饥饿症。在第五个治疗周结束时，八月十日，一个星期四，他们允许我开始动笔写。

我全力投入工作。我忙得很——写作，散步，体­操­运动，按摩，洗澡。我的白天每一分钟都分掉了。医生们甚至认为我写作是好事，他们从中看到一种工作疗法。警方当然也知道我的活动。在迪尔曼的安排下，黎贝勒公证员的女秘书可以每天晚上来，取走写下的纸页。我非常勤快。昂热拉耽搁了她的一切工作，敷衍客户，没有画画。现在她得满足早就到期了的许诺。因此，白天我大多数是一个人。昂热拉傍晚时来，早晨九点左右离开。我有生以来头一回怀着激|情­干­一项工作。您在此读到的这份报告是我写的。它应是对我所爱的女人的一种生命保险——对昂热拉。好吧，当然对我也是。为此，您看，我每天夜里都祈祷上帝，让我成功地将我所经历的一切写完。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如果是为了昂热拉，我什么都能做。那只是时间的问题。

八月份热得不得了，九月份也是。有时有很大的雷阵雨。昂热拉经常得去参加宴会。开始她一个都不想去，可我强迫她。那属于她的职业，生活必须继续下去。当昂热拉去出席宴会时，我在夜里也写作，许多个小时，直到她回来，经常是直接从宴会桌上回来，还穿着晚礼服。十月的一个夜里——现在已经凉爽些了，虽然白天还是阳光灿烂，医院的大花园里灌木茂盛，花儿怒放——十月里的一天夜里，昂热拉凌晨三点左右踮着脚尖走进我的房间。我一直写到两点，头脑清醒得很。她在黑暗中脱去衣服，去洗澡，然后我看到敞开的窗户前她的身影，月亮照耀着。这是我头一回又感觉到了渴望。

我轻声叫她的名字。

她一颤。

“我以为你睡着了。我吵醒你了？”

“过来。”

“什么？”

“到我这儿来。来吧，昂热拉。”

“你疯了。外面的警察会向里看……”

“你在我这里时，他夜里从不进来看。”

“或者夜班护士来。”

“她已经来过了。来吧，昂热拉，我求你。我是如此强烈地渴望你。”

“发疯……这是发疯，罗伯特！”

“可你也想要啊！你跟我一样想要啊！”

“当然，罗伯特，当然。”

“那就来吧。”

她非常迅速地出溜进我的被子底下。我闻到她的皮肤的香气，感觉到她的赤­祼­的身体，然后，我们像很久很久都没有过的那样融合在一起了。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我出院了。

这是个星期一，戛纳下着大雨。在这个十一月六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我离开了布洛赛医院。我在这几个月里写作大有进展，差不多已经写到了您刚才读到的地方。在我继续写之前，我还得讲一下两次谈话。有一次实际上是不断重复的谈话，它一直出现，是昂热拉和我进行的。句子差不多总是相同的……

“如果他们让你出院了，那会怎么样，罗伯特？那就一切又回到跟事发前一样了。他们又会设法杀死你。咱们将不会再有一分钟的安宁。咱们要一直生活在警察的保护下吗？”

我回答：“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朝我开枪。那我能怎么做呢？”

“你可以给这位赫尔曼打电话，告诉她，你不再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再也不过问这件事了，一秒钟也不再过问了。就说你不知道你会泄露什么，说你想跟我安安静静地生活。”

“这我已经告诉她了。”我撒谎说。

“那就再对她讲一遍！”

于是，我最终给钻石伊尔德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现在即将出院了。您知道，我不再为环球保险公司工作了。关于您哥哥的死或其它事我什么也没查出来，因此我不可能泄露什么。”

“黛尔菲娅夫人在用另一只话筒听，对不对？”钻石伊尔德问。

“是的，赫尔曼夫人。”

“我已经对您讲过，我为黛尔菲娅夫人再重复一次，我们圈子里没人想要你们的命。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加害于你们。我们没有一点点这么做的理由。您曾经对我讲过，您想将您的全部经历写下来。”

“这我已经做了，赫尔曼夫人。”

“您瞧，这足以在任何人面前保护你们俩，不然您为什么要写呢？我肯定，迪尔曼先生和警方也知道这些文字。”

“是的，赫尔曼夫人。”我保证了我的昂热拉的安全，尽我所能。

“如果迪尔曼知道此事，克莱蒙和阿贝尔就也知道。”

“肯定的。”

“那好，在这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您不可能有更多的保护了，卢卡斯先生！”

“这个幅员辽阔的世界充满了数百万的小笨蛋，赫尔曼夫人。”

“只要想一想……”她犹疑，“……您是多么擅长保护自己，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傻瓜，决定再去动您一根毫毛。”

“非常正确。我只想再次告诉您，从我出院起，我完全是以私人身份生活在戛纳。”

“您留在此地，我很高兴。继续好好地恢复吧，亲爱的卢卡斯先生。”钻石希尔德说。

我终于以这席谈话让昂热拉满足了。

探长鲁瑟尔坚持，至少在刚出院后应当由警察保护我。

“谁都说不准。”他说。我同意了。

第二席谈话发生在十一月六日上午，当医生们再一次为我全身检查时。我最后单独跟儒贝尔大夫进了一个房间。我们彼此注视了很长时间，不讲话，然后他说：“我花了很大的功夫说服同事们。他们根本不想放您出院，而是要您留在这里。”

“为什么？”

“这您一清二楚！您的左腿。这条腿的状况当然也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通过这次袭击、治疗和在这里的休息，您又得到了一个宽赦期。但是，尽管有这一切，腿里出血的情况还是灾难­性­的。不久您的脚将开始发蓝。”

“它还没蓝。”

“但是您一走路就疼。您别反驳。您一定疼！”

我只是点点头。

“如果能马上截肢，对于外科医生要容易些。”

“不行！”我强硬地说，“我不愿意这样！我在这里躺了这么长时间。在截肢前我还想再一次——再一次离开医院。您对此不能理解吗？”

“我当然能理解。因此……”

我打断他：“黛尔菲娅夫人还一点也不知道。”

“她从我们这儿什么也听不到。”

“这么说我得告诉她！为此我需要时间。只有一点点时间了。”

他重重地叹息。

“多长？”

“到圣诞节和除夕之后。”

“为什么这样？”

“我……”我忍不住咳嗽，“圣诞节和除夕我还想跟昂热拉一起出去，我答应过她。出去，快快活活，跳舞。跳舞，儒贝尔大夫！她可还一点也没觉察到！”

他伤心地看着我说：“那好吧。但一月初是最后的期限。到那时脚和腿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会发蓝，您又会疼得难受并发作。您可以想象到，您的心脏一点也没好转。”

“您净给我坏消息，大夫。”

“我只告诉您真相，这就是一切。这条腿必须截去。好，我同意最后一次延期，但到时候不能再拖了。”

“这是我送给昂热拉的一个漂亮的圣诞礼物。”我说。

“她会以理智和爱情忍受一切的。”他说，“我现在认识她了。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起来，在游艇的小船停靠的“岩石乐园”的台阶底下，那个老人也讲过同样的话。在很长时间之前，那位老翁给我们讲了他的妻子，她跟一位来自格拉瑟的含羞草种植人离开了他。

十一月六日下午，当我跟医生和护士道别，向众人道谢时，雨下得很猛。昂热拉给我把换洗衣服、一套西服、鞋和一件大衣拿进了医院。鲁瑟尔、拉克洛斯和迪尔曼来了。他们坚持护送我回家。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也受到保护，鲁瑟尔说。当我离开住宅楼时，警察会跟踪我，到处跟着我。平时有一个人在房门外站岗，另一个人在住宅楼大门口。我承认，我对这一守卫非常高兴，因为开始几天能看出会发生什么事。我这回得告诉昂热拉截肢的真相、这让我心情沉痛，我费很大劲堆出了一副愉快的笑脸。我当然也害怕手术。但是，我想，圣诞节和新年时我们还将一起跳舞，正如我许诺过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布洛赛医院，这家优秀的医院，在这里面他们将我从死亡接回了生命。布洛赛医院是一座巍峨的白­色­建筑。它有一座中翼，穿过它走进医院，两侧是宽阔的、高高的两翼建筑。当我在昂热拉的身旁走到外面时，我看到，对面有另一座医院大楼。房子之间有一块大空地，上面长着几棵非常高大的漂亮的棕榈树，树叶正在往下滴水。中翼的突出部分建在圆柱上。当我们离开医院时，左边一堵较低的墙前面有一个停车场，那后面是一座小教堂。我被枪打倒时还是夏天，炎热的、美妙的、­色­彩迷人的夏天。现在许多花都凋谢了，天空差不多是黑­色­的，到处的电灯都已经亮了，冷雨打在我的脸上。昂热拉把她的梅塞德斯车停在停车场上，就去取它。迪尔曼、鲁瑟尔和拉克洛斯是分乘三部车来的。它们形成一支纵队，拉克洛斯在最前面，其次是迪尔曼，第三是昂热拉驾驶着她的梅塞德斯车，鲁瑟尔跟他的雪铁龙车殿后。我看到五六个人身穿雨衣跑向他们的车，他们显然是在等我们。当他们现在慢慢开动时，三辆车组成了这个护送队的队首。

“保护得够好的。”我说，跟往常一样坐在昂热拉身旁。

“谢天谢地。”她说。

在医院前面的大广场上，有一条沥青路向下通向医院区的出口。两侧棕榈树林立。画在沥青上的箭头­精­确地显示着哪儿进哪儿出。这条路在一个问拱弯了一下，绕过大门附近的一幢管理楼。来的车辆沿着弯道绕过这幢楼，离开的车辆在另一边绕过另一幢。管理大楼前就是一扇打开的宽铁栅门。门柱上挂着灯笼。栅栏向两侧打开。

拉克洛斯和迪尔曼已经让他们的车滑上路了。勃兰登伯格医院位于格拉瑟街上。这里街面不太宽。大门对面另有一个停车场和出租汽车站。正因为格拉瑟路面不太宽，所以交通很繁忙。医院门外设有两盏交通灯，它们显示着红灯，拉克洛斯和迪尔曼不得不停下来。昂热拉将梅塞德斯车直接停在出口。

对面的停车场上停着一辆大贝克车。我看到司机的窗户旁枪口喷出的火焰闪烁，非常快，一下接一下。我还想，这一定是支冲锋枪。

昂热拉叫起来。我把她从方向盘后拉开，拉到车底，发动机一下子停住了。我听到人们在乱嚷。然后我听到很多的枪声，护卫我们的警官们还击了。拉克洛斯和迪尔曼肯定也开枪了，我像傻子似的想。我怒气冲天。我得看看！我得知道这里在发生什么事！我得知道，那个朝我们开枪的该死的家伙是谁。

于是我打开我这一侧的车门。我对昂热拉说：“无论如何躺好，等我回来。”

然后我绕着车子匍匐前进，直到我看清了。我看到，有吓坏的行人被打倒了。警官们一部分也伏在人行道上，一部分藏到了栅栏后面和大门的水泥柱后面。他们像疯了似的朝贝克车扫­射­——相距不足十米。对面，在停车场上，出租车司机们趴到了地上。突然，又横扫过来一排子弹，击中了墙，乱飞出去，打碎了对面一家食品店的橱窗玻璃，那店就在交通灯后面。人声乱作一团，女人们尖叫。一切进行得比我这里写时快得多。每一分钟都熄灭许多灯光。刚刚还是枪声隆隆，现在却幽灵似的阒静。我看到两名警官，他们跑向贝克车，成之字形大步跳跃着。我也跟着他们。我跟他们同时来到了那辆米­色­的车前，它侧面的窗户和挡风玻璃被子弹打碎了。在另一个人动手之前，我打开了司机一侧的门，想看看那只狗，那只该死的狗，他刚刚又想杀死我。当我打开车门时，那个身穿蓝大衣的人跌了出来，倒在水淋淋的沥青地上。他脸朝下跌倒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我跪下去，将这人翻成背朝下，以便看清他的脸。我看到了波恩的缉税官克斯勒的脸，看到了这位高大魁梧的人的脸，他的眼睛始终显得那么无情，那么冷酷，那么习惯了命令，那么专横。现在它们差不多已经闭上了。现在，这张脸像石灰一样苍白。一定有许多颗子弹击中了这家伙。他濒死了。他的呼吸像抽烟。大衣解开了。西服里淌出血来，许多的血。克斯勒差不多死了，但他还没完全死。在这一刻我失去了自制。我将这个人往空地上拉过去一点儿，直到他完全是仰面躺着。有什么“嗵”的一声响。他的冲锋枪掉了出来。奥托·克斯勒躺在沥青上，虽然警官们想把我从他身上拽开，却没有成功。我冲克斯勒吼叫，奥托·克斯勒，德国缉税部门的这张王牌。

“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这条狗？”

他沉默。

我抽打他的脸。我无所谓，什么都不在乎。

“回答！”

警官们现在听任我行动，显然没有人懂德语，或者他们明白了，我这样也许还能从一个快死的人嘴里得到一份招供。他们的同事们双手忙不过来，把看热闹的人们挡回去。

雨潇潇，雨潇潇。

“叫你回答呢，你这头猪！”我又打他。

“钱……”他只能含糊地讲。他一讲话，嘴里就涌出血来。“许多钱……”

“多少？”

“两百万马克……”

“他们给了你吗？是吗？是吗？你回答呀！”

他的眼睛睁开了一点。它们完全扭歪了，我几乎只看到眼白。

“给了我，是的……”

“那你就是那个职业杀手？”

“是的……别让我死……我……我……在死……救命……”

“你把他们全杀死了，是不是？先是维阿拉？”

“是……”

“女护士呢？达侬呢？你让人破坏了梅塞德斯车？”

“是……是……”

“我刚到时，是你的另外一些朋友在‘巴黎宫’门外打了我。”

“另外……朋友……是……是……我要死了……”

“你肯定要死。给赫尔曼的那封匿名恐吓信是怎么回事？是你写的吗？”

“我，是……”

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参与者的笔迹中没有一个对得上。

“谁向你口授了那封信？萨冈塔纳？”

“是……是……救命……请……救命……”

“是你在‘岩石乐园’冲我开了枪？”

“是我……全都是任务……”

“他们没想到，当你放倒我时，他们自己也就完了？”

“我不知道……他们非常有信心……要不然他们不会给我……这个任务……现在不会，今天也不会。两百万……妈的，这是……”他的头突然歪向一边。眼睛瞪得很大，眼白消失了。那双眼睛看着我。自从我见到奥托·克斯勒的眼睛以来，它们头一回显出一种感伤的、温暖的几乎是善良的表情。

这一下他死了。雨滴落进他睁开的眼睛里。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一位警官在用劲拉我的大衣袖管。

“什么……事？”

“您快去您的车子吧，先生！您去吧！快去！”

他在我前头跑走了。我跟在后面，拖着条疼得厉害的腿一瘸一拐，拐回梅塞德斯车。

我挤到车前。一位医生跪在昂热拉座位旁敞开的门边。我推推他。

“她怎么……”

他抬起头，然后站起身走到一边。

现在我跪在那肮脏、潮湿的路面上，我的脸紧贴着昂热拉的脸。

“昂热拉……昂热拉……结束了……那家伙死了……又一次顺利地……”我顿住了，“你受伤了吗？你别动，昂热拉，你别动。你就这样躺着。”她倒在座位和方向盘之间，在­操­纵杆底下，眼睛睁着，脸非常严肃，虽然嘴­唇­上有非常奇怪的微笑。一只手还抓着方向盘。“我看不到血……可是你受伤了，是不是……震惊……你不能讲话……昂热拉……昂热拉……”

有人在抚摸我的肩。我抬起头来，再也控制不住了。

“请您站起来，让医生们过来。”加斯东·迪尔曼说。

“她受伤了，是不是？她坐在左边的呀。所有的子弹都从左窗­射­进来……但是她伤得不重，您说啊，不重，是吧？”雨下得还很大。“我看不到有血……”

“没有血？”被我推到了一边的医生说，解开昂热拉的大衣。她的浅­色­羊毛衫被血浸透了。

“昂热拉，这没什么……这是……皮­肉­伤……”

“您停下吧。”那位医生对我说，“天哪，难道您看不出来，这个女人已死了？”

10

星期三，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晚上。

今天我们埋葬了昂热拉。我坐在她的写字台旁，天还在下着雨。自从我回家后，我就在写。我们将昂热拉埋在了大羊圈公墓上。这是一座很大的公墓。大羊圈公墓也位于格拉瑟街上，这里的街道已经开始往上升了。公墓地处城市上方。这里柏树很多，只有少量棕榈树。它的入口处坐落着低矮的灰灰的小屋，其中有一间里面开着家古董店。墓碑看起来跟德国的不一样。坟墓大多数要大得多，石座常常高出地面差不多一米。石座上有十字架和石头的双十字。大墓碑上有很多花儿。今天，在连下数天雨之后，花儿看上去满目凄凉。这里有许多坟墓也建成了小庙和小教堂的形状，整个公墓给人可憎的印象。我们在德国熟悉的低矮的大理石的扁平的墓，这里当然也有。只不过是一排排的，不是互相平行。在相当程度上像座迷宫。

他们派给了昂热拉一块坟地，它位于公墓高高一侧的最上面。从这个位置能看到所有的坟墓，能眺望整座城市，能看到海洋。大海今天是灰蒙蒙的，像天空一样，非常的孤寂。这里跟近旁的昂热拉平台上一样能看得很远。我听到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平台上，但是从康托港到拿破仑海湾我没有看到一只船。为了不必望坟墓，牧师讲话时我老望大海。可后来我又不停地望着坟墓。掘墓人还在用绳子拽着昂热拉的棺材。我从前不认识这位牧师。他负责昂热拉生活的加利福尼亚区。他昨天来找到我，主动要求通过一家殡仪馆代我办理一切手续。这是一位非常和气的牧师，我感激他，因为我连一步路都无法走，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上午。昨天他们一直将我留在布洛赛医院里，今天上午他们给我打了几针，然后我才能走、能站、能讲、能念、能写。我也能够思考了，真不幸。这位牧师打听了一些有关昂热拉的情况，因为他不熟悉她，他该怎么写悼词呢？因此我对他讲了一点，全是不重要的事，重要的事我没能讲。如果我想讲的话，我真的会泣不成声。我告诉牧师，昂热拉心地善良，正直勇敢，我爱她胜过爱一切。牧师后来在墓旁讲了所有这一切和另外一些东西。认识昂热拉和我的人们都来了。我们站在雨中。我站在最前面，站在敞开的墓坑旁，站在一大堆花束前。我发现矮个子督察拉克洛斯、探长鲁瑟尔和加斯东·迪尔曼站在我周围，还有清洁女工阿尔奉欣·佩蒂，她老是为我们的幸福祈祷，凯马尔夫­妇­，泽尔热，“庄严”酒店的那位泊车师傅，那位年轻的画家，他夏天在十字架路上展销他的画作（我不知道他从哪儿得知了昂热拉的死讯），“费利克斯”的老板，尼古拉，“黄金时代”的老板，雅克，康托港俱乐部的调酒师领班，帕斯卡勒和克劳德·特拉博，昂热拉专门画过像的小格奥吉娅，以及她的父亲，来自好莱坞的大电影制片商，“庄严”酒店的我们的“侍者”罗伯特，“保安警”赌场里坐在收银台后面的那位老太太，她已经八十岁了，还在工作，波恩联邦财政部的那位衣着过分整齐的丹尼尔·弗里瑟博士，他有一张镇定、憔悴的脸，还有大概二十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弗里瑟是昨天一大早到达的，来澄清克斯勒的案子。他在医院里探望过我，向我表示了他的同情。我不知道他都讲了些什么。

牧师讲了很长时间，他是好意，可他讲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感觉，我一分钟一分钟地越来越不安。我的脚很疼。

“……人，由女人生下，短暂人生，充满不安。他像一朵花开放又凋落。他像个影子一样逃跑。风不再知道他的处所……”

自昂热拉死后我就哭过，可是没有人看到，我在内心里哭。我的脸看上去一定像个面具，一个石头面具。当牧师这样祈祷时，我眺望着大海，海上乌云笼罩。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层密密的雨纱在飘。然后，掘墓人终于用绳子将棺材放下了墓|­茓­。牧师伸给我手，说了点我没听懂的话，然后递给我一把小铁铲。我弯下身，铲起一点湿土，抛了进去，抛在昂热拉的棺材上。铲子然后传给一个个来参加葬礼的人。他们全往棺材上扔土，还有许多的花。他们全都跟我握手，有些人也讲了点话，但我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最后剩下我一个跟四名掘墓人。他们合上坟墓，同时边吸烟边交谈。我站在一边，不停地眺望大海，昂热拉曾经那么爱它。天­色­已经暗了，我冷得直抖。我看着掘墓人结束他们的工作，把所有的鲜花和花环放在堆起的土堆上。然后他们也走了。这个墓当然还没有完。我挑选了一块墓碑，付了钱，请求在上面只刻一个词：昂热拉。他们告诉我，要过一段时间，土才能坚固，他们才能将石头、那块黑黑平平的大理石运过来。

大羊圈公墓确实非常大，但最后还是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走近那个土丘，想跟昂热拉交谈。我确实尝试过，尽了最大的努力，因为我还有许多的话要对她讲。但没有意义，我一句话也想不起来。于是后来我穿过雨走向公墓的出口，坐进了昂热拉的车子。这一天我头一回驾驶这辆梅塞德斯车，它的左侧座位上有几个枪眼。我原来送给昂热拉的那只小熊挂在挡风玻璃下方。我非常慢地开回城里，沿着十字架路向下，经过“庄严”酒店，经过“费利克斯”，经过几·克莱夫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

我把梅塞德斯车开进了车库，锁好了。在住宅区大门口，有一个男人向我打招呼，当我从电梯出来到楼上时，又有第二个，他站在门外。鲁瑟尔还让人一直保护着我，虽然克斯勒已经死了。但我跟垂死的克斯勒讲的是德语，我周围没有人听得懂我们。我只告诉鲁瑟尔，克斯勒受命­干­掉我，让我停止到处探听。同样的话我也对弗里瑟讲了。所有其它的东西新闻界都将获知，如果我们的公证员黎贝勒把巴黎国家银行保险箱里的材料，连同这份长篇报告和钻石伊尔德的招供、照片和磁带在苏黎世向新闻界公布的话。这期间我没有见到黎贝勒，他也没来公墓上。可他知道他该怎么做。我当然不断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促成克斯勒作出这一疯狂的举动。钻石伊尔德一清二楚，如果昂热拉或者我死于非命，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些人失去理智了吗？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令我们的证据不重要了吗？不管我怎么绞尽脑汁，我想象不出会有这么一条出路。无论如何我没有想太长时间，我很快就累了，很难集中­精­力。

房子里变冷了。我打开所有的灯和所有的电视机，从一间房走进另一间房，非常仔细地打量了一切——画室里已经画完和完成了一半的画像，厨房里的餐具，我经常在上面坐过的小凳子，我的衣橱和昂热拉的衣服。我试着再次从布料里闻出她的皮肤的香味，但我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我受不了这个。我走进我们的卧室，在宽大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我们总是一起睡在上面。最后连这个我也无法忍受了。我看了我们所有的像。客厅里的桌上有一只杯子。杯子里还有半杯茴香酒。在她开车去接我出院之前，昂热拉一定喝过。杯子上有一个­唇­膏印，当我坐在昂热拉的写字台旁写下这些字行时，它就放在我的面前。

雨又下大了。我先前听见，门外的警官被另一名警官换岗了，我一直在往下写。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现在是二十二点十五分。我刚才给公证员黎贝勒打过电话，对他说，请他十一点钟无论如何再来一下，取我的报告这最后几页。然后，他应该照我们约定的去做。他讲，他理所当然会这么做。我也找过门外的刑警，他坐在电梯旁的楼梯口。我把房门钥匙给了这位警官，对他讲，公证员黎贝勒十一点要来。请放他进房，黎贝勒来取一点东西。我想躺一下，因为我累了。这位警官也通知到了。他会带黎贝勒进屋。在我跟这位刑警讲过之后，我回到屋里，来到平台上，走进雨里，它冷冷地有力地打在我脸上。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曾经有人警告过昂热拉当心而。这个人也曾经讲到过那许多白大褂和某个将要死去的人。那之后——我又想起来——贝尼斯夫人，卡诺特街上“奥地利旅馆”里的那个算命女人。她说，那之后昂热拉和我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将化为一体，永远幸福。这事儿，她说，还将在这一年发生。是的，讲所有这一切的是贝尼斯夫人。

我走过平台。那许多的花有一部分被雨打落了。我越过栏杆往下看，昂热拉曾经想跳下去。房子的位置确实很高，我看到底下的水泥地面。如果从这儿跳下去，必摔死无疑。

我走回屋内。我听到电视机里在播新闻，但没听明白。我关掉了所有的电视机和所有的灯，只留下写字台上的灯，然后我写下了这几行。黎贝勒一刻钟后就会来。我要将我的报告的最后几页放整齐，好让他很快就发现手稿。我相信，我写下了所有重要的内容。现在我要走回到平台上去。栏杆潮湿得发亮，但是很容易跃过它。一切肯定非常快。

代替宣誓

我，具结人，在此声明，今天，星期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昨夜自杀辞世的德国籍公民罗伯特·卢卡斯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来到我的事务所找我。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去布图拉街上的巴黎国家银行租一只保险箱，钥匙由我们俩保管。死者将两只信封放在这只保险箱里。他告诉我，一只信封里装着照片，另一只信封里是一盒磁带。我既没看过磁带也没看过那些照片。罗伯特·卢卡斯要求我，在他暴死的情况下或者在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暴死的情况下，将两只信封拿到苏黎世，将其内容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向国际新闻界的代表们以及国际刑警组织公布。

在对他的谋杀失败之后，罗伯特·卢卡斯想到一个主意，就他的经历写一份报告。我的女秘书每天晚上去布洛赛医院取他速记写满的这些纸页，用打字机打出来。次日我再将它们送到巴黎的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直到罗伯特·卢卡斯死后我才想起也读一读这份报告。我在此声明，其中一部分是有意的纯想象——大概是为了复仇、敲诈或隐瞒自己罪行的目的——尤其是一种病态的情感混乱的产品。我从没跟罗伯特·卢卡斯谈起过伊尔德·赫尔曼夫人，也从没给这位夫人打过电话。我纯属偶然地在布洛赛医院里遇到她一回，当我在第一个允许探访日去见罗伯特·卢卡斯并请求新的指示时。因此，如果认为在赫尔曼夫人和我之间或者其他人和我之间存在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或协议的话，这是不真实的。任何人持此观点，我都将诉诸法庭。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赫尔曼夫人的那笔三十万新法郎，正如罗伯特·卢卡斯在他的报告里所写的。我不清楚赫尔曼夫人的一份“招供”。类似的东西在巴黎国家银行的保险箱里也从没放过。

刑警今天在“棕榈海滩”赌场里听从法官的决定，让人打开了属于黛尔菲娅夫人的十三号保险箱，在场的有鲁瑟尔探长、拉克洛斯督察、法国外交部的加斯东·迪尔曼和预审法官盖拉德·帕尼塞。保险箱里除了钱和死者的首饰，也有一只封上的信封。它在预审法官的指示下被打开了。信封里有苏黎世的瑞士水星银行的一个账号的表格，上面存有一千七百八拾万零伍百瑞士法郎。正如预料到的那样，瑞士的水星银行的行长坚决拒绝公开这个账户主人的名字，当然更不会讲，这笔钱是以何种方式如何进到这个户头上的。

罗伯特·卢卡斯在他自杀前不久还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黛尔菲娅夫人的房子里取最后数页的报告，我也照做了。次日，我让人迅速誊清了这几页，拿着它们去了巴黎国家银行，打开保险箱，取出其中的所有内容，严格按照逝者委托我的去执行。他请求过，在黛尔菲娅夫人死后不要立即打开保险箱，而是等他写完。罗伯特一定是把上面提到的两个信封——不管它们有什么内容——在不知什么时候，在谋杀他之前或者在他从布洛赛医院出院之后，从钢格里取了出去，因为它们已不在那里了。保险箱里只有现在的这部手稿。

公证员查尔斯·泰贝勒于戛纳

本小说情节的发生地点主要是在戛纳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包括酒店、游艇、赌场、商店、饭店和其它许多地方，以及一群生活和工作在这里的可爱的人。这些人口头同意我在书里提到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另外，我的小说里还有另一组人，他们跟整个情节一样，都是自由虚构的。任何跟真实事件和机构的相似都纯属巧合，尤其是货币危机、世界范围的金融­操­纵和跨国公司，或者这第二组人中的人物，不管他们在世与否。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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