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功之臣曹操丝毫不吝惜奖赏，进一步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有识之士，形成|人才鼎盛的局面。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可怕的分歧，虽然没有人公开发起挑战，但那种无形的寒意也正一点点袭来。〕
【一、大赏功臣】
自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结束到建安十一年（206年），一晃六年过去了，经过连续作战，北方四州中的冀州、青州、并州已全部纳入曹操的势力范围，只有幽州北面的一部分在公孙度的实际控制中。
公孙度趁内地连年混战之机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大肆扩张势力，将原辽东郡分成了辽西郡和中辽郡，加上原来的辽东属国、玄郡、乐浪郡（今朝鲜半岛的一部分），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再当个太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干脆创设了一个新的州，名叫平州，自己担任平州牧，同时自称辽东侯。
公孙度还派人越过渤海到达山东半岛，占领了一部分地区，在那里也设置了一个新的州，叫做营州，任命了营州刺史。
数千里之外的公孙度尽管实际上成了另一个皇帝，每天都在干着大逆不道的勾当，但曹操现在并没有发兵讨伐他的打算。在曹操列出的对手名单中，像公孙度这种远在天边的割据军阀，可以排在最后面。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五十五岁的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接受了曹操的任命，对外不再提他的平州和营州，但实际控制区域不变。
公孙度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公孙康和公孙恭。就在曹操任命公孙度为武威将军的当年，公孙度死了，他的儿子公孙康继位，朝廷任命他为辽东郡太守，实际控制着公孙度留下的地盘。
不管怎么说，此时整个黄河以北地区，除了塞外少数民族部族之外，已全部纳入到“曹统区”的版图。长江上游的益州一带由刘璋占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分别由曹操以及刘表、孙权、刘备分别占领，而长江以南的地区，分别由刘表和孙权等人占领。
这是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平定并州后的天下大势，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局势更为清晰简单，因为在这十年里，陶谦、公孙瓒、袁术、孙策、袁绍等人先后逝去，弱者被淘汰，强者更强。
对曹操来说，这是将士们奋死拼杀的结果，自从己吾起兵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战斗，每一仗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流血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功劳应该归于大家。在北方大势初定之后，曹操下令对死去将士们的家属、遗孤给予抚恤，对有功的将士们给予封赏。
曹操开始起兵时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勉强算个杂牌军的军长，当时的骨干只有曹仁、曹洪以及夏侯渊、夏侯等几个，他们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属下的司马或别部司马，类似于团长。后来，随着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加入的将领越来越多，曹军的组织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到官渡之战时，夏侯他们已经升为军长一级的各种名号将军，或者师长一级的校尉，其中夏侯担任的是建武将军，可以看做是少将军长；夏侯渊担任的是督军校尉，可以看做是个大校师长；曹洪先是鹰扬校尉，后担任扬武中郎将，可以看做是个准将副军长；曹纯统率虎豹骑，具体军职不详，应该是校尉这一级。而曹家的年轻一代曹真和曹休，都是“虎豹骑宿卫”，即虎豹骑部队里的军官。
曹氏和夏侯氏兄弟们进步都很快，但相对于其他的异姓将军们，他们还算是慢的。
在官渡之战前后，于禁等人已经晋升为将军或偏将军、裨将军了，其中于禁是偏将军，乐进是游击将军，李典是捕虏将军，程昱是振威将军，张辽是裨将军，张、徐晃是偏将军，他们担任的这些职务，可以看做是军长或副军长。军衔较低的许褚，担任的也是校尉，可以算做是师长这一级。
这些情况说明，在曹军中曹氏和夏侯氏兄弟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的，起码现在仍是这样。他们晋升的速度并不比其他异姓将领更快，甚至还稍稍有些落后。
曹操的用人方略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其中一条就是奖罚分明，平时建立有严格的军功考核、登记制度，该奖的时候必奖，不该奖的时候决不滥奖，避免了奖惩和职务晋升的随意性。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从壶关回师许县，考评各位将领官渡之战前后的功劳，结果是于禁、乐进和张辽三个人的功劳最大。曹操上表献帝，对他们三人予以表彰，曹操在表彰命令中说道：
“乐进、于禁、张辽武力高强，谋划周密，品质专一忠诚，有节操和大义，每次临敌交战，都身先士卒（每临战攻，常为率督），有时亲自擂鼓助战，没有他们攻不破的坚阵。每次派他们出征，都坚决执行命令，安抚士卒，遇事当机立断，从未有过任何疏失。”
于是擢升于禁为虎威将军，乐进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
除了这些武将，谋士们也功不可没，功劳最大的自然是荀。
早在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就根据荀前后所立的功劳，上书献帝表荀为万岁亭侯。曹操在给献帝的奏章中写道：
“侍中兼尚书令荀，积德累行，从少到长均无过失（少长无悔），遭遇纷扰的乱世，却怀抱忠诚，力创太平。我始举义兵，四处征伐，与荀戮力同心，帮助朝廷谋划，他所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践后没有不成功的（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有荀的功业，我才得以成功，如同拨去浮云，才显出日月的光明。陛下到许县后，荀在陛下身边地处机要，他忠诚尽职，如履薄冰，不管处理什么事务，都准确而精当。现在天下平定，是荀的功劳，应该授予他很高爵位，以表彰他建立的功勋（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但荀坚决推辞，他是朝廷的秘书长（尚书令），有关文件需要从他这里传递，荀自作主张将其扣下不发（不通太祖表）。
曹操只好专门给荀写信说：“与君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是先生你从中辅助，你帮着提建议，出谋划策，建立的功勋已经很多了，愿你不要推辞。”反复劝说，最后荀才肯接受。
不久，曹操又表奏荀攸的功劳，说“军师荀攸开始辅佐我以来，无征不从，前后克敌，都是荀攸出的主意”，于是献帝封荀攸为陵树亭侯。
荀之所以坚决辞让，是因为封侯通常需要有军功，在战场上杀敌通常是最直接的条件，而文士封侯通常是很难的。一般来说，封侯不以职务和地位高低为取舍，职务高的人即使位至三公，没有特别的功绩也难以封侯，职务很低，如果有特殊贡献的，也可以封侯。荀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不配封侯。
曹营的武将中封侯比较早的是乐进，在破张超的雍丘之战中，他第一个攀上城头（先登），因此被封为广昌亭侯。后来，于禁在征张绣之战中功劳显著，被封为益寿亭侯。张官渡前线临阵倒戈，加速了袁绍的灭亡，被封为都亭侯。曹氏和夏侯氏兄弟里，似乎只有夏侯一个人较早被封侯，那是在献帝刚到许县时，献帝任命夏侯为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
还有一个人的情况特殊，他就是徐晃。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献帝东归路过安邑时，杨奉护驾有功，手下人也跟着沾光，封了不少官职和爵位，徐晃在那时被封为都亭侯。除了上述几个人外，张辽、乐进以及曹氏、夏侯氏其他兄弟还都没有被封侯。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在邺县表奏献帝，大封功臣二十多人，全部封为列侯，其余的也都评出等级予以封赏。曹操在命令中说：“以前赵奢、窦婴为大将，得到千金重赏，一天之内就全部分给了部下，所以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永世留声。我读到这样的文章，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敬慕。我和诸将、士大夫共同征战，依靠大家不吝其谋、不遗其力，才夷险平乱，得到了朝廷的重赏。这事，让我不禁追思起窦婴散金之义，所以我要把封地的租税拿出来分给将士们，以酬谢大家的功劳。对死亡将士的遗孤，也要评定等级，分给租谷。如果年成好，国力充足，租税全部收齐，当尽其所有，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次受封的二十多个人名单不详，根据现有资料看，曹纯的高陵亭侯、张辽的都亭侯等都是这次受封的，想必其他战功显赫的武将们也都封了侯。除了武将，谋士里至少郭嘉在这次也得到了封侯，他受封的是洧阳亭侯。
荀当初被封为万岁亭侯的时候食邑是一千户，此次又加封一千户，共计二千户。曹操在上献帝的奏章里又一次追述了荀的功劳，说他在官渡之战时鼓励自己坚持作战；官渡之战后自己想先征刘表，还是在荀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下才决定北征冀州。曹操认为，如果当时不听荀的这两条重要建议，局面将完全不可想象，荀的这两项建议“以亡为存，以祸致福”，是自己所不及的。
荀又再次谦让，曹操多次写信给他，让他不要推辞。曹操甚至想让荀担任三公，荀让荀攸出面谢绝，前后达十多次，曹操才放弃了这个想法。在这次大封中，已经被封为高安乡侯的夏侯根据新立的功劳，被增封食邑一千八百户，合计达到二千五百户。已经被封为陵树亭侯的荀攸，再增食邑四百户，合计为七百户。
【二、人才鼎盛】
曹操用对了两个人，使河东郡以及并州从此不再让他操心。这让曹操更加觉得抢人才比抢地盘更重要，他要梁习多向他推荐并州的人才，梁习先后向曹操推荐了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荀纬等人。
这些人里只有王凌是正宗的并州人，其他人都是避难到并州的，其中常林、杨俊、王象、荀纬是河内郡人，仲长统是山阳郡人，曹操全部任命他们为县长，这些人后来干得都不错。
常林字伯槐，河内郡温县人，跟司马懿一个县。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好学，一边耕田，一边坚持研习经学（带经耕），虽然是个乡间农民，却处处以士人的风范要求自己，与妻子相敬如宾。
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时，常林的叔父因为发表了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话被王匡抓了起来，族人们都很害怕，不敢相救。当时本县在外面做大官的人里有一个叫胡母彪的，常林跑去见他，说服他出面将叔父救出。常林看到河内郡没法待下去，就跑去依附河间郡太守陈延壁。军阀张杨贪慕河间郡的财物，派兵前来攻打。常林辅佐陈延壁拒敌，坚守六十多天，令张杨无计可施，常林由此出名。高干想请他帮忙，给了一个骑都尉的官职，但常林不答应。
梁习听说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南和县长。常林工作很出色，后来升为博陵郡太守、幽州刺史。
杨俊字季才，河内郡获嘉县人。他是被曹操杀掉的名士边让的学生。杨俊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同郡，在司马懿十六七岁时杨俊就认识他们，当时司马朗已经有点名声，而司马懿还默默无闻，杨俊认为司马懿将来更不得了，成就将超过司马朗。杨俊识人赏才的眼光还不止此一例。本郡人王象从小是个孤儿，给人当奴仆，地位低下，但他发愤刻苦，一边放羊一边坚持自学。杨俊看出他是个人才，就把王象赎出来，接到自己家里，还帮他娶妻成家，王象后来果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本郡的审固、陈留郡的卫恂都是当兵的出身，被杨俊发现后给予资助扶持，后来审固成为郡太守，卫恂成为御史。
曹操任命杨俊担任曲梁县长，后来杨俊还担任过南阳郡太守等职。
荀纬字公高，以后跟杨修、丁仪等人来往密切，死于曹丕执政后的第四年。他是河内郡人，跟荀、荀攸不是一个家族。
上面这些从并州出来的人里有两个很特殊，一个是王凌，一个是仲长统。王凌是前司徒王允的侄子，王允被杀时也在长安，当时他年龄很小，为了逃命，他和哥哥王晨居然从高大的长安城墙上翻了出来。在曹魏后期，司马懿专权，王凌是少数几个手握重兵又心系曹氏的旧臣之一，后来他发动兵变反抗司马懿，失败后自杀。
仲长统字公理，此时约二十六七岁，豫州刺史部山阳郡人，是个大哲学家、政论家。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从二十岁开始，游学于北方各州郡。他性情倜傥，不拘小节，时人称为“狂生”。
在游学期间，他结识了高干，高干很厚待他，并且向他请教时事。仲长统以敢于直言著称，在这方面恐怕跟祢衡有一拼。他不怎么看得上高干，就对他说：“你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在这些方面应当深以为戒。”话说得这么直白，搁谁都不会爱听，好在高干修养还行，只是不再理他。
高干死后，仲长统滞留于并州。荀知道他是个大才，推荐他到许县朝廷工作，担任尚书郎，后来还曾被曹操调到身边担任军事参谋。仲长统不喜欢刻板的生活，他与曹操同年而死，他生前参与曹操军事、政治事务方面的记载很少，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了，整天都在思考政治和哲学，著有《昌言》一书，浓缩了他思想的精华，是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里程碑式著作。
在《昌言》中，仲长统发挥了他始终如一的直言风格，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各个方面，从外戚和宦官专权，到贪欲昏聩的天子，他都大胆予以抨击。
按说仲长统这样的言行和脾气简直就是祢衡第二，但他却活得挺滋润。原因可能是他比祢衡更有真才实学，不仅有一定名气还有一定的人缘，荀等人对他颇为赏识。同时，曹操杀了边让以后引起了连锁的副作用，对于边让这种类型的名士，曹操可能认为他们也就耍耍嘴皮子而已，对他们舞刀弄枪反而成全了他们名垂青史的理想，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仲长统的政治主张里，对现行的三公制很有意见，认为应当恢复汉初的丞相制，理由是“由一个人集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力，多人共同执政容易互相依赖；集权反而容易和谐，相互依赖则容易出问题（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这恰好与曹操眼下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在平定河东郡以及并州的战事中，除了钟繇、杜畿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贾逵，一个是张既。
贾逵前面已有提及，官渡之战前后，钟繇坐镇关中，贾逵当时是绛邑县长。袁尚派袁氏任命的河东郡太守郭援南下，在高干和南匈奴单于的配合下从曹军的左路出击，势头很猛，所过之县均被攻占，到绛邑县时却被贾逵挡住。
但终究实力悬殊，贾逵后来被俘，他大义凛然，斥责郭援，郭援想杀他，但全县官民听到消息后一起站在城上喊：“要杀我们的贤君，我们愿意一同死（杀我贤君，宁俱死耳）！”郭援怕生变故，没敢杀贾逵，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后来把他放了。
据《三国志贾逵传》说，高干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张琰起兵响应，这个时候贾逵正好在张琰那里，贾逵听说张琰叛乱，仍不动声色，帮张琰谋划，取得张琰的信任。后来贾逵以城池不够坚固为由建议张琰修城，然后伺机掌握兵权与张琰相拒，曹操大军赶到，将张琰杀了。
据《魏略》说，贾逵当初被囚禁于壶关，关在一个土窖中，上面用车轮盖住窖口，有人把守。有个姓祝的看守深感贾逵的节义，夜里把他偷偷放走了。
据《孙资别传》说，贾逵在河东郡时有个朋友叫孙资，在郡政府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孙资经常到许县出差，他向曹操推荐了贾逵，于是曹操任命贾逵担任渑池县令。
贾逵后来成为曹魏的重臣，多次临危受命，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曹丕称帝时他与曹休共同主持与孙吴的战事。贾逵一生忠于曹魏，死前病中还对人说：“我受国厚恩，只是恨不能斩孙权到地下以见先帝呀。”
张既前面也提到过，他当新丰县令的时候，钟繇派他劝说马腾，为韩遂、马腾陈说祸福，使他们二人遣子入朝，为打败郭援等人的联合进攻立下了功劳。
高干反叛后，张晟、卫固、张琰等人响应，占领了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河东郡很多地方，曹操任命张既以议郎的身份协助钟繇处理军务（参繇军事）。张既凭借他与韩遂、马腾的关系，说服他们出兵协助攻打张晟、卫固等人。
后来张既担任了京兆尹，作为关中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他积极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为曹军历次用兵汉中做好后勤支援。魏国初建时，在西北地区新设了雍州，他是第一任刺史，后改任凉州刺史，一直任职于曹魏西部地区，很有政绩。
这一时期也是曹操人才大丰收的时期，进入曹操阵营的人才除了上面这几位，还有之前提到过的崔琰、崔林、牵招、陈琳、辛毗、高柔、王修、李孚、杜畿、梁习等，除此之外，较有名气的还有王思、薛悌、嘉、司马朗、刘放、孙资等人。
在《魏略》一书里，把王思、薛悌、嘉都列入《苛吏传》中。他们三人出身都很低微，后来做的官也差不多，王思开始与梁习都在司空府人事部门供职，后来都被提拔为刺史，又做到九卿。
薛悌是在兖州时期就跟随曹操的旧部，张邈叛乱时协助程昱守鄄城三地，受到曹操重用，后来担任过郡太守，他最出名的一个经历是，作为护军与张辽、乐进、李典等人守合肥。嘉情况不详，既然列入《苛吏传》，应该做过郡太守或刺史。
司马朗字伯达，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人，曹操的老上司、前河南尹司马防之子。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分别是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旭、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个个都很出色，时人称为“八达”，意思是司马家的八个“达人”。
“达人”一词现在很时髦，它最早见于《左传》：“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孔颖达注释“达人”的意思为“智能通达之人”，除了这个意思外，“达人”在古代还有“显贵的人”、“豁达豪放的人”等意思，反正都是褒义词。
不过现在说的“达人”，据说是从日文和韩文演变而来，指的是经过长年锻炼积累了丰富经验，从而在某个领域里顶尖的人，是某方面、某领域里最牛、最猛的人。
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的时候，司马防担任天子身边负责办理文件的机要秘书（治书御史），有感于天下即将大乱，他让长子司马朗带上家眷回温县老家。司马朗不负父亲嘱托，带着家人辗转回到了温县，召集宗族，替父亲教导诸弟。
建安七年（202年），司马朗的家乡河内郡已成为“曹统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三国志司马朗传》说他二十二岁，但又说他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时四十七岁，所以二十二岁应为三十二岁之误。
曹操感念于老领导当年的关照，于是征辟司马朗到司空府工作，后来又任命他为成皋县令、堂阳县长、元城县令，曹操担任丞相后，调他到丞相府担任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中，还有两个人对曹魏政权影响深远，即刘放和孙资，他们大约也是这一时期加入曹操阵营里的。
刘放字子弃，冀州刺史部涿郡人，是刘氏宗亲，广阳顺王的后代，举过孝廉。天下大乱后，幽州刺史部渔阳郡的王松据地称雄，刘放去依附他。曹操平定冀州后，刘放劝王松归顺曹操，王松接受，让刘放以自己的名义给曹操写了封信，这件事让曹操很高兴，而这封信因为文采飞扬更给曹操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皮之战期间，王松率雍奴、泉州、安次等县归附曹操。曹操听说刘放有劝王松归附之功，而且王松那封信又是他代笔的，于是对刘放刮目相看，招入司空府从事秘书方面的工作（历主簿记室），后来又下派到阳等地当县令。
孙资字彦龙，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中都县（今山西平遥）人，小时候就很聪慧，三岁时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王允也是太原郡人，对他很欣赏。曹操担任司空后，曾经征辟他，但由于孙资的个人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孙资也是贾逵的好朋友，贾逵后来劝孙资出来做事，曹操任命他为县令。曹操担任丞相后，调孙资担任丞相府军事参谋（参丞相军事）。
一般总会把刘放和孙资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有一项特长：做秘书工作。曹操建立魏国后，选他俩为机要秘书（秘书郎），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为中书，权力很大，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成为机要部门的主管，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曹魏的江山甚至一度被他们二人所左右。
【三、许攸之死】
但也有两个人的日子不太好过，不过他们最后的结局却刚好相反。
一个是袁绍的外甥、高干的堂弟高柔，因为跟袁绍、高干有这层关系，在高干叛乱后，曹操对高柔产生了成见。高柔本来当县长，曹操下令把他调回来，任命他为刺奸令史。刺奸是执法官，最早设于军中，后来地方上也有；令史是令的属吏。刺奸令史这个官职，大约相当于基层法院的院长。
《三国志高柔传》说得很明白，曹操让高柔担任这个职务，不是想栽培他，而是想找个茬把他杀了。因为法官每天都要断案，在断过的案子里找出几个冤假错案来还是不难的，到那时可以找个证据把他杀了（太祖欲因事诛之）。但是，高柔没有让曹操找到机会，因为他判案允当，所管理的监狱里也没有积压留滞的犯人，曹操对高柔慢慢有了好感。
让曹操彻底改变想法的是一件小事，据《魏氏春秋》记载，高柔平时工作很敬业，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有一次曹操夜里出巡，到高柔所在部门时，发现他坐在那里抱着文书睡着了（拥膝抱文书而寝），曹操大为感动，解下自己身上的裘衣盖在高柔身上悄悄离开了。
曹操后来把高柔调到司空府任仓曹属，司空府下设各部门称为“曹”，类似于局或处，正职称为“掾”，副职称为“属”，高柔担任的这个职务，类似于粮食处副处长。
高柔在司法方面经验更丰富，曹操担任丞相后，让高柔当丞相府司法处处长（法曹掾）。曹丕当了皇帝后，任命他为司法部部长（廷尉）。
与高柔比起来，另一个让曹操不快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就是许攸。据《魏略》记载，曹操平定冀州后，许攸自恃有功，又与曹操有故交，所以常摆老资格，说话口气很大，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算了，估计也没多少人会跟他叫劲，但他连对曹操也相当轻慢，经常当众跟领导拍肩头，开领导玩笑（时与太祖相戏），有时还呼曹操的小名，经常说：“阿瞒呀，要是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曹操笑笑说：“你说得对。”但心里很反感他（然内嫌之）。
有一次许攸从邺县东城门经过时，回头对左右的人说：“要不是有我，曹家人根本进不了这个门。”有人向曹操打了小报告，曹操忍无可忍，把许攸抓起来杀了。
曹操能容忍敌人，容忍仇人，容忍背叛自己的人，但即使像这样心胸已经够宽阔的人，也有忍不下去的时候。曹操能容忍祢衡，虽然他很狂傲，曹操能容忍仲长统，虽然他说话比较直，但他不能容忍挑战他权威的人。领导的权威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你说无所谓，那你一定没有当过领导。许攸大概就没有当过像样的领导，他可能长期都是智囊这种角色，所以不懂曹操的心理，掉了脑袋，恐怕都不知道为了啥。
刘邦开始时也是一个比较随和的皇帝，因为他出身草根，端着架子能走路，不端架子也能走，尤其是在跟他一块打江山的那帮老哥们面前，刘邦更是无拘无束。但是，当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往下打量这些老战友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是那么跟他不见外，开会时乱讲话，张口直呼他的小名，走到路上随便勾领导的肩头。此时，刘邦才发现这些习惯原来是那么让人不爽。
于是刘邦重用了儒生，当初他拿人家的帽子当尿壶，现在却发现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能制定礼仪规范，帮助领导树立权威，这是当了皇帝的刘邦所急需的。
许攸跟曹操过去很熟，那时候一张嘴可能就直呼“阿瞒”，显得很亲切。但是，很多年过去了，许攸还是那个许攸，顶多是立了点儿功劳，而曹操已经不是那个阿瞒了，起码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这么叫。
对那些职位甚高，凡人见了都敬畏有加、哆哆嗦嗦的人，你敢当众喊他一声“老张”或“老王”，旁边的人必然会对你刮目相看，只那一句话，就能代表你的资历、你的地位、你的分量。
然而，这通常是不能随便喊的，除非你跟他确实够铁，他也没把你当外人。否则，往轻了说，领导会不悦，往重了说，你就得付出代价。
许攸付出的代价是他的脑袋。
有位当过领导的人曾一针见血地说过：有本事也肯服我，我提拔；没本事但肯服我，我培养；没本事也不服我，可以留下，但决不重用；有本事但不服我，请你走人！
曹操用许攸的一颗人头表达了自己想说的话：对于有功之臣，一定会给予奖赏，但给不给、什么时候给、给多少，那不是你操心的事。不管你资格多老，不管你功劳多大，不管你本事多牛，平时都得服从领导，团结同事，不能把尾巴翘得那么高。
【四、司马懿出仕】
在这个阶段，曹操在狂占地盘的同时也狂揽人才。在各路割据势力中，曹操是人力资源战略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手里有天子这个得天独厚的招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懂得人才的价值，能够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关心人才。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对求才若渴的曹操都抱以积极的回应，也有人不肯买他的账，司马氏“八达”中的老二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个。
司马懿在家里排行第二，比他兄长司马朗小了八岁，跟著名哲学家仲长统同年，比曹操小二十四岁，差了一代人都不止。
据《晋书宣帝纪》介绍，温县的司马氏家族是一个名门望族，自楚汉相争时的名将司马仰开始，历经八世，到东汉安帝时这个家族出了个征西将军司马钧；司马钧有个儿子叫司马量，做过豫章郡太守；司马量有个儿子叫司马俊，做过颖川郡太守；司马俊即曹操老上司司马防的父亲，也是司马懿的爷爷。
董卓进洛阳的时候司马懿才十岁，他的哥哥司马朗十八岁，估计他那时已经有了几个弟弟，不过年龄更小，所以司马防才叮嘱司马朗让他带弟弟们回家乡躲难。到曹操迎天子来许县时司马懿十七岁，官渡之战时他二十一岁。
《晋书》说司马懿从小有奇志，聪明过人，有雄心大略，同时博闻强识，对儒学有很深造诣（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面对乱世，他常常心怀感叹，以天下为忧。
《晋书》由唐代名臣同时也是著名史学家的房玄龄主编，这部书以司马氏为写作主体，中间有不少对司马氏的歌颂和吹捧，对于上述描写司马懿的话，不能说其全无，但也不能信其全有。
司马懿早年确有雄才大略，这在杨俊和崔琰等人对他的评价里可以看出来，但忧国忧民的部分，明显是为了塑造被晋朝尊为宣帝的司马懿的光辉形象而虚构和夸大了。
上面提过，善于识人的杨俊早年见过司马懿，这时候司马朗已经出来工作且小有名气，而司马懿还无人知晓，杨俊对司马懿评价很高，认为远远超过乃兄。崔琰跟司马朗关系很好，他也有相同看法，他曾对司马朗说：“你兄弟聪明、智慧，处事允当，并且刚断有谋，你是比不了的（非子所及也）。”
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的家乡河内郡已经成为“曹统区”，二十二岁的司马懿参加了工作，被推举为郡政府驻京办主任的随从（上计掾），大约相当于一个科长吧，因而每年都要去首都许县出差。这个时候曹操正四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司马懿有点小名气，于是派人召见他，想让他到司空府任职。
由地方抽调到中央，而且工作在曹操的身边，前途自然不可限量，这是别人打着灯笼也不好找的美事，但却被司马科长拒绝了。
这件事还是记录在《晋书》里，据称司马懿拒绝曹操征辟的理由是看到汉朝国运衰微，自己不肯屈事曹操（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这个理由很含糊，似乎是想说司马懿看到汉室不振，大权在曹操手中掌握，因而心中不平。但这种想法未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即便如荀、孔融那样内心里十分忠诚于汉室的人，此刻不也在许县为官吗？
在成书更接近那个时代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三国志荀传》里，列举了荀向曹操推荐的人才名单，其中就有司马懿的名字，说明司马懿是经过荀推荐出仕的。
但《晋书》坚持司马懿“拒曹”这个情节，为了让大家相信，它还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司马懿以自己患风痹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了曹操的征辟。曹操有点怀疑，认为这小子可能有诈，就派人夜里到司马懿家看看，结果发现司马懿果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就信以为真，不再强迫他应征了。
讲完这个故事，《晋书》还怕有人不相信，于是又讲了一个：司马懿前面骗过了曹操的密探，但从此也就得装下去了。有一天，他们家在院子里晒书，突然来了暴雨，司马懿一着急，忘了自己在装病人，起身跑过去收书，这件事恰巧被家里的一个婢女看到了。司马懿的老婆叫张春华，她很厉害，不仅亲手把这个婢女杀了灭口，并且“亲自执爨”。“爨”的意思是烧火做饭，表面看来似乎是说婢女被杀之后，家里没人做饭，张春华亲自做饭。
但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司马懿那时候是个二十多岁没有工作的小青年，在外人眼里还是个重病在身不能动的残疾人，老婆下厨房做个饭也值得写进史书里吗？仔细看看，这几个字里恐怕隐藏着令人恐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