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在别处（序篇）

这一辑里都是些小文章。

不仅小，而且零散。

所以敢于把这些小文章凑到一起，首先要蒙此书责编给我勇气，同时觉得这也能呈现出我另一种写作。这样的写作与我执意要从事的那种文学写作不能同曰而语，但是，只有这些写作和我真正的写作放在一起，才会真实呈现出我全部的写作生洁。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接近生活常态下的我。至今为止我只写了四五本书，但突然因一本小说而得了响亮的名声。于是，各种关于文章的约请便多起来了，各方各面的人会来请你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发表看法。其实，这些事情中的很多自己并不了解，即使有所了解也是些1很皮相的知识，一些很肤浅的看法。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拒绝。并且在绝大多数时候，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比率上我都能成功拒绝。

但是，事情总有例外，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拒绝，所有时候都能成功拒绝。道理很简单。你遇到了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人，特别懂得蘑菇战术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社会上，真就是马克思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如果说总和有些夸张，但每个人都是一个结点，都是一群人的聚合处。领导、朋友、很远的亲戚、帮过你忙的人、同事、邻居、同学和同行，等等，等等，比如，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于是，有些文章就是为人情而不得不写的了。

这一辑文章里写作的原因，都是以上这些关系的结果。比如为给我出书的出版社诞辰日贺喜；比如为某个发过你书评的编辑写一篇应急的书评；比如因为曾经的贪杯喝了人家的酒而写一点什么酒文化；比如一个多年的朋友写了书，一定要请你写序；一个作家朋友跳到某报去当了部门主任，要作一个漂亮的亮相，便第一次公款请了一­干­旧相识，请大家支持捧场，于是，大家当然只好欣然应允，或作欣然应允状。问题是，我这个人有点固执，做着这些并不是十分愿意做的事情时，心里总还守着一条底线。这条底线便是这个社会的良心所公认的那些最起码的标准。如果不能直言其不够好的东西，但在说好话的时候，也只说确乎让我们看到的好的那一面。而且，不拔高，不无原则的吹捧。现在的文人，在有钱有权的人面前，在朋友面前，在商业利益面前，容易用言语文字作一些无原则的吹捧。我害怕自己变成这样。突然想起蒙田的某一篇随笔中引过贺拉斯的一句话：“我们是木偶，听任强劲的手的­操­纵和摆布。”

其实，生活里那些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无形的手，是非常柔软而人情的，所以，它往往比强权更容易让我们屈服。

我对自己记忆力在细节上的准确信不是十分自信，为了引文准确，便撂开电脑在书柜里找出《蒙田全集》。结果发现蒙田的另一些话也很对我现在的意思。他说：“我们一般的行动，都是根据我们的心意，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听任一时的风把我们吹向哪儿就是哪儿。”

“我们在不同的主意之间游移不定。我们对什么都不愿意自由地、绝对地、有恒心地做出决定。”

事实确实是如此。我曾经为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为某一个商业机构而写作。但也有事与愿违的时候。《接近想像中的花园》就是为某某花园而写的。我的两位朋友就住在这座花园里。那里是成都市的高价楼盘。广告上的形象代表是一名本国有名的足球运动员。一天，朋友找到我；

说花园的物业公司要办一个以业主为对象的会员制刊物，希望有名人来写点文章，并许以高额稿酬。当时，正逢我也想着换房子，经常四处去看那些叫做花园或广场的商住楼盘，也正好有些感想，便答应下来，并想，他们的楼盘差不多是本市的最高价，我的文章在一定范围里也是高品质的，所以也没有说不取报酬那些客气话。现在，忽忽半年过去，不知某某名花园的会员刊物办起来没有，但稿酬却是一分钱没有见到。我的两位朋友是成功人士，有钱，夫­妇­都是君子，一家人先富起来，没有暴发气，总是乐善而慷慨，所以大家才能成为朋友。包括请我写这篇文字，他们也是要为物管公司的人无条件帮忙的意思。如果我跟他们提起这件事，我先便失去做他们朋友的资格了。但作为一个有名的花园，对于一个商家，这种作为，这种对于文化的漠视，对文化劳动的漠视，却是让人会为他们感到惋惜的。加上在那些四处看过的花园里的经历，我才知道，我们要接近一些想像中那种真正的花园，时间还会非常遥远。

甚至比我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自由，在文章上不受太多人情牵缂还要难以实现。

随风远走

获茅盾文学奖时的答谢辞

又听见了杜鹃的声音：悠长，遥远，宁静。

1994年5月，我坐在窗前，面对着不远处山坡上一片­嫩­绿的白桦林，听见了从林子里传来的杜鹃的啼鸣声。身后的音响低低回荡着的是贝多芬《春天》与舒伯特《蹲鱼》优美的旋律。那个时候，音乐是每天的功课。那片白桦林也与我有了十几年的厮守，我早在不同时间与情景中，为它四季美景而深浅不一地感动过了。杜鹃也是每年杜鹃花开的季节都要叫起来的。不同的只是，在那个5月的某一天，我打开了电脑。而且，多年以来在对地方史的关注中积累起来的点点滴滴，忽然在那一刻呈现出一种隐约而又生机勃勃、含义丰富的面貌。于是，《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便落在屏幕上了。小说所以从冬天开始，应当是我想起历史时，心里定有的一种萧疏肃杀之感，但是因为那丰沛的激|情与预感中的很多可能­性­，所以，便先来一场丰润的大雪。我必须承认，这都是我自己面对自己创建的文本所作的揣摩与分析，而不是出于当时刻意的苦思。我必须说，那时的一切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淌。

《尘埃落定》就这样开始了它生命的诞生过程。

今天，我已经很难回想起具体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了。眼前却永远浮现着那片白桦林富有意蕴的变化。每天上午，打开电脑，我都会抬眼看一看它。不同的天气里，它呈现出不桶同的质感与情愫。

马尔康的春天来得晚。初夏的5月才是春天。7月，盛大的夏天来到，春天清新的翠绿日渐加深，就像一个新生的湖泊被不断注人一样（我有两行诗可以描摹那种情境日益就丰盈了\/日益就显出忧伤与蔚蓝”）。那种浓重的绿，加上高原明亮阳光的照耀，真是一种特别美丽的蓝。10月，那金黄嘹亮而高亢，有一种颂歌般的庄严。然后，冬天来到了。白桦林一天天掉光了叶子。霜下来了，雪下来了。茂密的树林重新变得稀疏，露出了林子下面的岩石、泥土与斑驳的残雪。这时，小说里的世界像那片白桦林一样，已经历了所有生命的冲动与暄嚣，复归于寂静。世界又变回到什么都未曾发生也末曾经历过的那种样子。但是，那一片树林的荣枯，已经成了这本书本身，这本身的诞生过程’以及创造这个故事的那个人在创造这个故事时情感与思想状态的一个形象而绝妙的况喻。

直到今天，我都会为了这个况喻里那些潜伏的富于象征­性­的因子不断感动。

写完最后一行字，面对那片萧疏的林子，那片在沉睡了一个漫长冬季后，必然又会开始新一轮荣枯的林子，我差不多被一种巨大的幸福击倒。对我而言，这是一次创3造，也是一次隆重的­精­神洗礼。然而这一切，都在1994年最后几天里结束了。

故事从我的脑子里走出来，走到了电脑磁盘里。又经过打印机一行行流淌到纸上。从此，这本书不再属于阿来了。它开始了自己的历程，踏上了自己的命运之旅。我不知道别的作家同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我却深深感到，我对它将来的际遇已经无能为力了。

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本书也是一样。它走向世界，流布于人群中的故事再不是由我来­操­控把握了，而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社会因素参与进来，共同的创造着。大家知道，它的出版过程有过三四年的曲折期。后来就有朋友说，那曲折其实是一种等待，等到一个特别合适面世的机会。找到最合适机会出声的角­色­，总会迎面便撞上剧场里大面积的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