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重新起用胡乔木/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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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2)
成为邓小平身边的笔杆子/208
走过了一段思索的路/211
抓住话剧《于无声处》大做政治文章/215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出自他的笔下/218
纠正沿袭多年“左”的口号/220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造成思想上的混乱/224
又一次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27
出任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31
致力中###史的研究/233
考证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238
为电影《武训传》平反/241
协助邓小平审定《文选》/244
依然在做着毛泽东的秘书工作/246
倡议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248
笫十三章 “头号文化首长”/252
季羡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252
与老同学钱钟书的友情/256
王蒙回忆胡乔木/261
关注从维熙的小说/266
解禁电影《黄河之滨》/272
主动为聂绀弩的诗集作序/276
《文汇报》总编辑眼中的胡乔木/283
与周扬的论战/289
尾声/299
最后的出访——访问美国/299
最后的诗道出最后的心声/306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五医院(1)
199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前来北京三○五医院：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先来医院。接着，常委李瑞环来了。
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来了。###未走，国务院总理###赶来了。
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为一位外宾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在晚宴之前，抽空前来。
三天前，9月14日，薄一波和邓力群前来医院。
邓力群曾回忆说邓力群，《向胡乔木同志学习》，《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他(指乔木同志)病危的时候，陈云同志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乔木那时还清醒，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要他的秘书给他念文件，交代秘书准备做些什么事。可是第二天他就不行了。
两天后，9月19日，上午姚依林来，下午陈云、王震派出秘书来。
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
他们都来探望一位病危的八旬老人。老人戴着氧气面罩，病情沉重，但头脑尚是清醒的。三○五医院在9月12日发出了他的病危通知。
9月28日，新华社发出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讣告，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9月28日七时十六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胡乔木，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除了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知的，还是他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二十五年。
胡乔木，人称“中共中央一枝笔”。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要著作、文件：
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的；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对起草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主要由他起草；
解放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出那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胡乔木夫人谷羽曾回忆，毛泽东是这样形容胡乔木起草的文件之多：
记得还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乔木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谷羽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胡乔木这“中共中央一枝笔”的一丝不苟：
198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经查询，我们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和他博闻强记，知识之渊博。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五医院(2)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依然是“中共中央一枝笔”。
被称作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世人所瞩目。在邓小平等主持下，会议公报出自胡乔木笔下；
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指导下，他又负责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文献，负责起草了中共“十二大”的主要文件；
他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的第二版修订工作，帮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
他的一生，写了大量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即便是那曾广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初也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直至毛泽东亲自提议以胡乔木名义发表，这才印行了以他署名的第一本书。他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是以党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延安《解放日报》或后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确确实实是“中共中央一枝笔”。
胡乔木这枝笔，受到过毛泽东的称赞。其中，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多次说过赞赏的话。
笔者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1992年11月30日采访于北京。，据他回忆，周恩来总理曾这样对他说起胡乔木：
“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文集，在发表、出版之前要送胡乔木看一下，作些修改，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正因为这样，在胡乔木病重之际，陈云派秘书转达了他的问候，并且表彰了胡乔木这枝笔多年来所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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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的一家(1)
胡乔木去世后近一个月——10月26日，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他曾多年工作、生活过的延安地区。
后事已毕，他的亲属们渐渐从哀痛的阴影中走出来，答应接受笔者的采访。我从上海前来北京，步入胡宅，来到胡乔木的办公室。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茄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
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的办公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Сhā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叠文件，一望而知是“笔杆子”伏案工作的场所。
他的夫人以及女儿、儿子跟我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夫人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她叫谷羽，常被人误写为“谷雨”，其实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
她原姓李、名桂英。据她说，“谷羽”这名字，是她跟胡乔木结婚时，胡乔木为她取的。我问起了“谷羽”的含义，由此又引出了“乔木”的来历……
其实，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据说，这笔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
类似的话，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至于“谷羽”的出典，就是“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羽即鸟。这样，胡乔木也就给妻子改名“谷羽”。夫妇之名，皆出于“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之中，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曰“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子曰“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后过着幸福生活；
次子曰“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1963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
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
“‘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布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游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家属交谈之初，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游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女儿胡木英曾经这样回忆父亲胡乔木：
印象之一：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似乎永无休止的时候。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桌下放着炭火盆，他就在那里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电灯座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印象之二：父亲在不停地看书、看报、看杂志、看文件、看稿件……似乎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有无穷的兴趣，甚至公园里的说明牌，他也会认真仔细的看，并指出中间的错别字、丢字或错误的标点；在书店的书架前更是挪不动脚步，恨不能把感兴趣的书都翻看一遍。他一生到底看了多少文字，恐怕也无法统计得出来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过这些东西都能久久保存在他的大脑记忆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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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的一家(2)
印象之三：父亲不爱聊天，爱思考。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他休息的时候。这时的他，不是在考问我们某些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就是在答复我们的问题：这是什么花、草、树、鸟，那是哪首古诗里的名句。如果这时他不说话，那就是他在想、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像不存在一样。就是他病卧在医院病床的最后日子里，他也还在思考着中国的改革之路问题。
“秋深深未解悲秋”(1)
在胡乔木家的客厅里，我听谷羽和木英叙述着胡乔木最后的那些日子……
胡乔木总是那么瘦削，那是长年累月在毛泽东身边，昼夜颠倒，工作又高度紧张，落了个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过，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大病，所以步入晚年时，身体还算可以。1989年春夏之交，他和夫人谷羽还应邀赴美，双双作为客座教授讲学，七十七岁的他尚能适应长途旅行和种种社交活动。
从美国回来之后，胡乔木打算回老家江苏盐城看看。“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思念着故乡，而故乡的朋友们也一次次邀请他回乡一游。
1990年5月，趁春暖花开，胡乔木携夫人谷羽离京南下，取道南京，准备返梓。在南京，忽地发现便血，不得不改变了行程。去南京的医院检查，大夫查明他的直肠里有硬块，主张马上动手术切除。他和夫人商量，并征求保健处的意见，决定还是回北京再检查一下。
就这样，胡乔木未圆故乡梦，不得不半途而返，打道回府。
在北京医院一检查，查明是肠息肉，即转三○一医院动了切除手术。手术做得不错。不过，大夫注意到，有癌症的征兆，嘱咐注意休息、观察。
胡乔木患前列腺肥大症。这本是老年男子常见病，他每年都要进行检查。9月，在例行的检查中，大夫发现他有前列腺肿块。大夫怀疑那是癌肿，举行了会诊。一个多月后，确诊那是癌症。
于是，胡乔木又进医院，在1991年1月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在用X光透视时，大夫发现他的耻骨上有斑，断定癌已转移。医嘱静养。
他无法静养。中国共产党的盛大节日——建党七十周年即将来临，由他提议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正由一个写作组紧张地在北京玉泉山写作。他要过问、审定这本将向全党发行的重要史著。他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不能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好这些“修史”工作——因为像他这样起草过中共中央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深知中###史的老人，已经不多了。
病中，他又帮助薄一波修改回忆录。因为薄一波也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样，把文章送去请胡乔木看一下，改一下，已成了“惯例”了。
很多人劝胡乔木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他一直摇头。大抵他已自知余日不多，此时终于同意写回忆录。一个工作班子已建立起来了，他要不断地跟他们谈话。不过，他的回忆录，几乎不涉及他自己，他所回忆的是毛泽东走过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
虽说癌已转移，胡乔木贾其余勇，仍在紧张工作，度过了忙碌的1991年。
1992年初，胡乔木突然感到腿疼。经大夫检查，大腿小软骨骨折。大夫警告，他的骨质已很疏松，随时可能发生大的骨折，即使在家中也必须拄拐杖。这样，他成了“拄杖老人”。诚如一位哲人所言，人的一生倘若缩成1日，那么在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傍晚三条腿。胡乔木多了一条“腿”，自知已是“夕阳近黄昏”了。
服用治癌药剂后，胡乔木头晕、呕吐，药物的副作用折磨着他。听说上海华东医院有一种副作用轻、疗效不错的治癌药物，3月，他去了一趟上海。4月，当他从上海回来时，副作用明显减轻了。不过，癌症的阴影依然难以驱散。遵医嘱，胡乔木在家中坐上了轮椅，以防骨折。
虽说胡乔木自我感觉良好，但家人已从大夫那里知道他患病的实情，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于是，在1992年6月1日，胡乔木八十寿辰那天，亲属们为他祝寿——他本人向来不作兴这类事。
那天，最使胡乔木高兴的是，人民出版社派人特地给他送来了“寿礼”——赶印出来的《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书中收入他1941年6月到1986年2月的政治评论一百一十四篇，共四十四万字。这些政治评论，当年大都是以《解放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如今头一回透露了作者是谁。胡乔木一辈子为这为那编文集，现在才出了自己的文集。文集共分三卷，胡乔木生前只见到这第一卷。抚摸着灰绿色皱纹纸封面的文集，胡乔木瘦削的脸上浮现了笑容。这本文集也是他在病中编成的，耗费了不少精力——要查阅各种报刊，要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要标明毛泽东、刘少奇修改过的字句，要写序言。……那序言先写了一稿，不满意，又重新另写了一稿。
“秋深深未解悲秋”(2)
病中的他，已无诗兴。十年前，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曾写《有所思》一诗，回顾那崎岖的人生之路：
七十孜孜何所求，
秋深深未解悲秋。
不将白发歌黄落，
贪伴青春事绿游。
旧辙常惭输折槛，
横流敢谢促行舟?
江山是处勾魂梦，
弦急琴摧志亦酬。
……
向巴金寿辰发出“迟到”的贺电(1)
八十大寿后的一个月，病情急剧加重了。
那是6月30日晚，胡乔木觉得右腿特别疼，不知什么原因。
翌日下午，三○一医院的骨科大夫上门，原本是为了向胡乔木家属讲授如何护理、防止骨折的一些主要事项，因为他们知道胡乔木的骨质已很疏松。听说腿疼，经大夫一检查，断定是骨折——这是癌症病理性骨折，虽说他并没有摔跤或受撞。随即入院拍X光片，证实大夫的判断完全正确。
从这一天起，胡乔木躺上了病床，再也没有下过病床。他一步步接近人生的终点——从拄拐杖、坐轮椅到卧床。
由于骨折，加剧了癌细胞扩散。
8月2日，他在病床上，给母校扬州中学亲笔写信：
扬州中学：
你们写信给吕骥同志，请他为校歌作曲，吕骥同志因忙于他事，要我转请当代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建议我将原题词稍加扩充，我已和他合作了一首，前已送上，后觉此歌仍不适于作校歌，故又补写了一段作为第一段，仍请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又另作了一曲，并唱给我听了，我觉得此曲旋律优美，感情洋溢，表示满意。现将新的校歌词曲再寄上，请查收。收到后，望简复表示收到。傅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来信望对他致谢。
胡乔木8月2日
这里提及的校歌，原是为了庆祝扬州中学九十周年校庆，胡乔木为母校题词，题词以诗行形式写的，结果被扬州中学用作校歌歌词。
8月14日，胡乔木转往三○五医院治疗。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力平派人看望他，他想亲笔复信，勉强执笔，因笔迹太乱，只得作罢，托来人带口信去上海。
9月初，癌细胞扩散至肝、肺，胡乔木的呼吸变得困难了，讲话也很吃力。
他已无法坐起来写字。9月9日，他躺在病床上，把信纸夹在一块玻璃上，吃力地亲笔给扬州中学写信——这是他这枝“笔杆”平生的最后绝笔。
信的全文如下：
江苏省扬州中学：
8月28日来信并给傅庚辰同志信，9月5日收到。我在病床上得悉你们全校师生一起投入学习新校歌的热潮，自然也加倍感到兴奋。你们对新校歌的评价虽然过高，但是全校师生如此热情却使我这个在校六年(1924-1927江苏八中，1927-1930江苏扬中)的老校友与扬州中学结下了新缘分。我说在病床上写信和写作歌词，这是实情，但我决不希望有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来此慰问之类，对此我决不接见。此事务请坚决彻底做到。
胡乔木9月9日
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
此信由于“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扬州中学收到时已是10月4日，胡乔木已不在人世。
由于呼吸日渐困难，护士给胡乔木戴上氧气面罩。
9月12日，三○五医院发出了胡乔木病危通知。他却未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危在旦夕，既未写遗嘱，也没有作临终嘱咐之类。他念念不忘的是改定他的诗集。
胡乔木喜欢写诗，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病中，他想修订再版此书，增加了一首诗，增加了附录，又口授后记，让秘书记录、整理。
9月21日，胡乔木嘱，把诗集增订稿送钱钟书审定——他和钱钟书有着颇深的友谊，诗集初版时便请钱钟书题写书名。
才一两天，钱钟书就看完增订稿，退回胡乔木。9月24日，女儿木英把改定的后记、附录念给胡乔木听。胡乔木细细听罢，这才说：“就这样吧!”说罢，如同了结一桩心事。
病中，他每日早上听新闻广播，听家人念报纸。每日必读报，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这时的他，运用氧气面罩都感到气闷，改用呼吸机帮助呼吸。
9月27日，他从新华社上海电讯中得知，25日是文坛耆宿巴金八十八岁生日，文艺界纷纷向巴老致贺。他也要向巴金致贺，虽说这已是“迟到”的贺电。他要亲笔写贺词，无奈手已颤抖，无法握管。于是，他只能轻声口授电文：
向巴金寿辰发出“迟到”的贺电(2)
“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寿辰。胡乔木。”他的生命列车，已经悄然驶入终点站。当天深夜十二时，血压剧降，接近零。
亲人们急急赶到医院，他已不省人事。大夫们尽力抢救，进行人工呼吸。翌日晨七时十六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曾写过《秋叶》，而他正是在叶落知秋的时节离开这个世界：
旋转，低回，依依地眷顾，
秋叶落下来，夹着些絮语；
在乡间人迹稀疏的去处，
随雨雪消融，化成了沃土。
在他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10月3日发出四千字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由于不再举行追悼会，这电讯实际上相当于悼词。电讯末段，对胡乔木的一生进行了评价：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一贯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经过长时期的刻苦磨练，终于成为才学超群的在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对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他具有高度的党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竭尽全力完成党所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廉洁奉公，生活俭朴，组织纪律性强，鄙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1983年8月16日他倡议身后将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以后又提出在他去世以后把角膜捐献出来。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
父亲胡启东乃盐城名流(1)
胡乔木一辈子出头露面不多，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默默地做着。他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正因为这样，他的身世，在他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才由新华社播发他的数百字的简历。此外，笔者也只查到1949年10月，当他出任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兼中央人民政府的发言人时，新加坡《南侨日报》及上海《新闻日报》登过关于他的经历的简短报道。长期以来，他主管宣传工作，没有他的点头，难以发表关于他的报道，而他向来不愿宣传自己。如此这般，他的身世就变得鲜为人知。
他的夫人谷羽，跟我谈起了他的老家和最初的经历。不过，她说胡乔木的胞妹方铭比她更熟悉。于是，我去访问方铭。
方铭在1992年时，已经七十有五，长相颇像胡乔木。她的身体不算太好，她的丈夫那几天又因发生中风征兆急送医院。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她仍抽时间很详细地向我介绍胡乔木。特别是第一次谈话后，她颇为劳累，头痛不已，睡眠不好，但还是约我继续再谈……
方铭，原本是她进入延安时改的名字。那时，她读了方志敏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非常敬佩，遂取名“方铭”——把方志敏铭记于心之意。她本名胡文新，胡乔木的二妹。
胡乔木兄弟姐妹五人，胡乔木居中。
大姐胡履新，如今居于北京，能自己料理生活，退休干部。笔者见到了她，白发苍苍，但行动仍很灵活。
大哥胡达新，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一直在铁路部门工作。解放后曾任西安铁路局副总工程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为胡乔木受到“审查”，下放“五·七”干校劳动，胃部常常疼痛不已。经检查，患胃癌，1972年病逝。
胡乔木是老三，原名胡鼎新，取义于成语“革故鼎新”。虽说他直至进入延安才改名乔木，此前一直叫胡鼎新，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笔者行文仍称之胡乔木；
大妹胡穗新，现名胡夏青，离休干部，曾任天津某中学校长，后在北京某中学任校长。现住北京。
小妹胡文新，亦即方铭，离休干部。
壬子年(即民国元年)4月16日，亦即1912年6月1日，胡乔木出生于江苏省盐都县鞍湖乡张本庄。
盐都县属盐城。盐城是江苏省的省辖市，位于苏北大平原东部，濒临黄海。盐城市下辖城区、东台市、大丰市、响水县、滨海县、阜宁县、建湖县、射阳县、盐都县，共九个县（市、区），总面积一万五千平方公里，人口八百万。
盐城盐、渔、农业较为发达，尤以产淮盐著名，因而得名盐城。
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胡乔木的出生地为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县鞍湖镇张本村。
胡乔木之父，乃盐城名流。人们习惯地称他为胡启东。方铭说，其实启东是他的号，他的名字是胡应庚，生于1885年。父亲给予胡乔木的影响是深刻的。胡乔木自幼喜爱文史，是受了父亲的感染。
胡乔木的母亲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劳而又贤慧的女性。
胡家本是农民。到了胡启东这一代，已有五十来亩土地，是地主了。
如今，胡家的盐城旧居，已经成为当地的名胜、旅游景点之一，人称“胡乔木故居”：
胡乔木故居原为砖瓦结构的四合院，前后三进，连东、西厢房有数十间。土改时，胡乔木父亲胡启东先生，主动将田地、房产献出，分给贫佃农，仅留下座北朝南堂屋三间。1991年当地政府对故居进行了重新修建，现有故居占地约200平方米。
故居堂屋正中悬挂着胡乔木七十岁时的巨幅画像，两侧悬挂的是他在北京工作、生活时的数十张大幅照片，其中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合影十余张。东房间陈列着胡乔木生前捐赠的千余册图书，西房间陈列胡乔木幼时睡的床铺，用的部分桌凳，还有原全国书法协会领导成员，标准草书学社社长胡公石赠送的28幅诗词字画。在故居东南方，还保存一高大石碑坊，上边横额是“贞孝之门”，两侧有联，为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手书，联曰:
父亲胡启东乃盐城名流(2)
春祠立石垂视范，河客停桡拜女宗。
这是当地百姓为表彰胡乔木祖母胡季氏青年守寡、抚孤成立而捐资建立的。
胡启东小时候，家境尚不宽裕。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得以读书：那是同村的一户有钱人家，请了私塾教师教儿子，想找个孩子伴读。胡启东与他儿子年纪相仿，聪明伶俐，便被选去伴读。从此，胡家与诗书结交。
胡启东居然考上了秀才——清朝的末届秀才。回乡，做私塾教师。娶妻夏氏(不知其名)，亦即胡乔木之母。
胡启东的诗文不错，在当地有了名气，成为盐城名流。民国初年，成立国会。这首届国会于1914年1月被袁世凯解散。1916年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胡启东当选为国会议员——第二届国会议员。
1917年6月，张勋复辟，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议员们纷纷南下护法。胡启东也南下广州护法，站在孙中山一边，在当时算是进步、开明的绅士。他在广州凭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写下诗集《寓穗集》。
胡启东在1923年10月，受到一场严峻的政治考验：那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把总统黎元洪逼出北京，然后在国会举行选举，以五千元收买一张选票，要议员们选举曹锟当总统。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10月5日选举时，出席的议员五百八十七人，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那些受贿的议员，被人们咒骂为“猪仔议员”。胡启东拒收贿款，不投曹锟的票，不当“猪仔议员”。他回到了故乡盐城，受到父老乡亲的敬重。
此后，胡启东告别宦途。他曾受命续修《盐城县志》，当地人称之“胡氏县志”。他家的田，由五十多亩增至一百来亩。当胡家长子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家境更好些，土地增至二百多亩。
胡启东喜欢写诗。他曾自费印行诗集《鞍湖诗集》。胡乔木也爱写诗，是与受父亲的薰陶有关。
胡乔木在六岁时进入鞍湖小学(今张本小学)上学。那时，他穿一件黑色的粗布褂子。他读书很用功，而且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夜里，在油灯下看书。夏日，在帐子里看书。只是他不喜欢体育运动。
胡乔木的学习成绩不错。在鞍湖小学读了六年，毕业时受到校长当众表扬——因为他的毕业成绩荣居榜首。
1924年，十二岁的胡乔木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今扬州中学)。他是鞍湖小学那年唯一考入江苏八中的人。
《中国青年》深深影响了他
江苏八中，一所学风严谨、教育质量很不错的中学。今日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之中，有十多位便出自该校。
江苏八中的左翼势力也颇强。1926年冬，江苏八中的学生们上街宣传，胡乔木也参加了。胡乔木在讲演时，点名批判了军阀孙传芳，为此遭到逮捕。鉴于他年幼，不过十四岁，很快获释。此事表明，年纪轻轻的他，已是左翼阵营中的一员。
他的大哥胡达新也在这所学校学习，他参加了国民党左派。胡氏兄弟都热心于政治。
恽代英来到江苏八中演讲，给学生们莫大影响。恽代英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主编《中国青年》杂志，江苏武进县人。他的演讲，富有鼓动性，使学生们为之振奋。胡乔木也是热心的听众之一。
从此，《中国青年》杂志成了胡乔木的密友。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当时的发行量达三万多份。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李求实等担任编辑，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二十多年后，胡乔木在延安成为《中国青年》的主编，这足以表明，当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当年该刊主编恽代英的演讲，给予胡乔木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中共在这所名牌中学建立了组织。胡乔木读到了《向导》。《向导》是中共中央刊物，周刊，半公开发行。胡乔木在《向导》上读到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罗章龙等的文章。他也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的政治倾向，日渐明朗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军阀孙传芳占领了扬州，抓学生当兵。八中的校长叶维善决定学校停课，让学生们回家躲避。胡乔木随哥哥胡达新到镇江住了些日子。当他返校时，江苏八中已改名扬州中学，他进入了高中一年级。
高中分文科、理科。那时的胡乔木学理科，却又酷爱文史。他给校刊写诗，被吸收为校刊编辑。
1929年江苏大旱，胡家收不上租来，经济困顿。那时，胡家五个子女，有四个在上学。不得已，胡乔木则不得不休学，以便省下钱来供大哥胡达新上完大学。
失学，对于胡乔木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幸亏校长帮了他的忙。校长教化学，让胡乔木做他的助手，批改实验作业，给他一些钱。这样，胡乔木在半工半读中读完高三。
临近毕业时，校方开除了几名学生，说他们是共产党。胡乔木为此写信给学校教务长，批评校方“甘当国民党的工具，把无罪的同学开除了……”这表明胡乔木的政治态度已很鲜明，表明他与共产党人有很多联系。
1930年夏，十八岁的胡乔木从扬州中学毕业，考取了北平清华大学。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1)
胡乔木进入清华大学，有人说是读中文系。其实那是误传。前些年，方铭生病住院，正巧胡乔木也住院。病中闲聊，胡乔木向方铭说起了他进入清华大学的有趣的经历……
胡乔木在高中读的是理科，也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那时，系主任乃大名鼎鼎的吴有训教授(后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新生入学后，吴教授便找新生们谈话。他问起胡乔木喜欢读什么，胡乔木照实直说，说的都是文史方面的课程。
吴有训当即说道：“既然你喜欢的是文科，大可不必读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
吴有训的一句话，使中国少了一位未来的物理学家，却造就了一位大“秀才”!
于是，胡乔木转到了文科。不过，他没有进中文系，而是进历史系。那时，中文系的招生名额已满，历史系尚有余额，而胡乔木对于历史也有兴趣——此后，他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直至晚年提议编写并审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都跟他当年读过历史系有点瓜葛。
传说胡乔木进入中文系，大抵是由于他跟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教授有过交往。
朱自清虽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但自五岁起便随父母迁往扬州，在扬州长大，他自称“我是扬州人”。在扬州中学上高中时，胡乔木便细读了朱自清的散文集《背影》，对这位散文名家钦慕不已。
进入清华之后，清华的左翼力量颇强，学生会的领导权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手中。胡乔木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些活动。他给朱自清教授写了一封信，征询朱先生对于“左联”的看法。
朱自清曾是中国文坛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1926年3月18日，朱自清教授曾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向当时的“执政府”请愿。军阀政府下令开枪，他亲历了血腥的“三一八惨案”……然而，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他觉得“心上的阴影越来越大”，埋头于书斋做学问。他收到胡乔木的信，出于对这位扬州中学毕业的“半同乡”的情谊，亲笔复了一函。这封信未能保存下来，但据胡乔木回忆，大意是：
大道之行，势不可挡。我或同情下去，或消沉下去。请来寒舍一聚……
寥寥数语，勾勒出朱自清芜杂的心境。他既同情左翼文化运动，以为“势不可挡”，但又处于重重矛盾之中。他约见胡乔木，对这位青年学子说及自己的夫人武钟谦不久前病逝于扬州，也说及自己准备留学英伦、漫游欧陆……
1930年底，十八岁的胡乔木经曾迪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他正式走上红色之路的起点。
据曾迪先之子曾昭凯告诉笔者：
“我的父亲曾迪先，广东梅县人，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8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起担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1931年夏，因白色恐怖，离开北平。胡乔木那时是我父亲组织的读书会会员，并由我父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曾迪先于1991年1月18日病逝。胡乔木闻讯，曾于3月25日致函曾昭凯：
“接2月11日信，惊悉令尊迪先同志已于1月18日去世，深为痛悼。他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他在清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活动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虽不在了，我仍希望上海市党组织能追认他的党籍。”
在曾迪先的帮助下胡乔木成了清华园里的活跃人物。他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编校刊，还办起了“平民夜校”，除校内职工外还吸收附近的农民参加，宣传进步文化。他还发展了团员，组成两个农民团支部。
那时候，季羡林是胡乔木的同学。后来，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一书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节中，曾经回忆说：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在清华园演出“危险的戏”(2)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
不久，一桩偶然发生的事，给胡乔木带来了麻烦：一位农民来清华园找他，他正好不在。那天，正巧学校宿舍里发生失窃，这位衣着简朴的农民竟然成了嫌疑对象。他被抓了起来，挨了打，盘问他来清华干什么。他没有办法，只得如实地说，来找胡鼎新。又追问他找胡鼎新干什么，他说出了是为共青团的事……这么一来，校方知道了胡乔木是共青团员。
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虽说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仍是一位自由主义的学者。翁文灏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的话：
“清华大学好比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倒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坍。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你交出你的组织的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
胡乔木选择了后者。
1931年秋，只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了一年的胡乔木，被共青团北平市委调去担任专职的宣传部长。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共(1)
胡乔木刚刚成为专职的共青团干部，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的声音，震撼了中国大地。他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组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救国”的口号。
不过，那时在中###内，王明路线占上风。方铭记得，那时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之类极左口号。中国人民正在遭受日本侵略，怎么可以号召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去“保卫苏联”呢?此外，还有“工人阶级无祖国”、“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等口号。这些口号，难以使群众接受，反而使中共脱离了群众。胡乔木等在宣传工作中，不大愿意提这类极左口号。为此，共青团北平市委遭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批评。
过了些日子，又出现新的风波：有人向中共河北省委告发，说是共青团北平市委某人跟托派有联系。于是，中共河北省委陈远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下令解散共青团北平市委，只留下那位告发者。
胡乔木再不是专职的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了，辗转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
胡乔木已经好久没有给家中写信了，担心父亲挂牵，写了一信。信中说，回信寄“北京大学×××代转”。
父亲胡启东见信，觉得奇怪：儿子明明在清华大学上学，信件怎么由“北京大学×××代转”呢?这意味着儿子不在清华大学。
胡启东不放心。他要女婿张肃堂(胡乔木的姐夫，中学语文教师)作陪，一起从盐城来北平，见一见儿子。
他们来到清华大学，找到了乔冠华。
乔冠华，后来在1974年至1976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此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他比胡乔木小一岁，盐城同乡——1913年2月出生于盐城庆丰乡东乔庄。他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毕业。他很想出国留学，到盐城的教会学校准美中学上学。后来在南京钟南中学读完高中，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胡乔木和乔冠华有着同乡、同学之谊。
乔冠华帮助胡启东找到了胡乔木。那时，胡乔木既没有在大学学习，又没有正式的工作，何况生了病。他就向组织请了假，随父亲暂且回老家盐城。
就这样，胡乔木在1932年春回到家乡。
姐夫张肃堂在盐城宋村中学教语文。胡乔木来到那里，帮助姐夫教课，改作文，度过了一个学期。
胡乔木的三姨父，在盐城县城当贫儿院院长。秋天，胡乔木到三姨父那里，帮助他办贫儿院。那里有一位教师叫刘必余，很注意胡乔木。他从胡乔木的言谈及所看的书籍判断，胡乔木是个左翼人物——胡乔木从北平回到故乡，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
刘必余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向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又名蔡道生)作了汇报。嵇荫根决定找胡乔木谈话。谈了几次，胡乔木明白嵇荫根的身份，喜出望外：因为他自从失去了共青团的组织关系后，曾给北平中国大学一位姓陈的同学去信，那位同学是共青团员，胡乔木希望恢复组织关系。无奈，去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估计那个同学已离开中国大学。他想不到，中共盐城县委会主动找他，于是他详细陈述了自己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的经过……
不言而喻，胡乔木是很合适的发展对象。这样，由嵇荫根作介绍人，胡乔木于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胡乔木在镰刀铁锤大旗之下，奋搏了一生。
胡乔木加入中共之后，依然做他擅长的工作——宣传。他在盐城创办了《海霞》半月刊，三十二开，宣传反帝反封建。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只是他不便出面，请乔冠华的长兄乔冠军担任主编。那时，乔冠军是当地小学教员。
胡乔木从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著作的英译本转译了小说《凡卡》，发表在《海霞》上。
《海霞》出了三期，便陷入经济困顿的窘境。盐城毕竟是小地方，《海霞》成本高，售价也高，销路不好。
看来，办杂志不行，那就改办报纸性刊物——《文艺青年》。每期八开四版一大张，价格比《海霞》低得多，销路也就好一些。《文艺青年》是周刊。为了使刊物有上乘之作，胡乔木特请正在清华大学上学的乔冠华，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短篇小说。还翻译、发表了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在胡乔木的苦心经营下，《文艺青年》出了五期。
在故乡盐城加入中共(2)
胡乔木还发展了邱剑鸣(胡扬)入党，发展妹妹胡文新(方铭)入团。他起草了《告盐城人民书》，油印成传单，和邱剑鸣以及妹妹胡文新等在深夜塞进家家户户的门缝里。
盐城的国民党政府注意起中共的地下活动。胡乔木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阜县委书记(那时中共盐城及阜宁县委已合并)嵇荫根被捕，很快就叛变。嵇荫根供出了两名中###员之后，便带人直扑贫儿院，去抓胡乔木。
贫儿院的门房不错，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去告诉胡乔木。知道情况不妙，胡乔木急忙躲到贫儿院隔壁邻居家的床底下。贫儿院的院长、胡乔木的三姨父出面，跟嵇荫根周旋。三姨父声称胡乔木绝对不会是共产党，况且眼下又外出了。嵇荫根虽明知胡乔木是中###员，无奈搜遍贫儿院找不到胡乔木的身影，只得勒令胡乔木的三姨父写下“保证书”。
这么一来，胡乔木难以在盐城立足，悄然南下，避往上海……
成了浙江大学校长的死对头
父亲胡启东希望胡乔木还是上大学为好。胡乔木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于1933年秋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
就在胡乔木进入浙江大学不久，一份名叫《沙泉》的壁报，引起了校长郭任远的注意。就壁报的内容而言，虽然带点左翼的色彩，总的来说还是温和的。校长的目光，凝视着壁报上的一张图片。这图片显然是从什么现成的报刊上剪下来的，那是一位苏联农民扛着一把锄头。论图片内容，似乎也没有太犯忌的地方。然而，郭任远却看出，那图片显然是从《中国论坛报》上剪下的!
郭任远追查《沙泉》是谁编的。一查，编稿、写稿、抄稿，由胡鼎新一人包揽。
上一回，是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找胡乔木谈话；这一回，则由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找他谈话。
郭校长直截了当：“你那图片，是从《中国论坛报》上剪下来的，而该报是共产党办的。你从哪里弄来《中国论坛报》?”
胡乔木故作惊讶：“《中国论坛报》是共产党办的呀?我不知道。我在路上拣到一张报纸，见到这图片不错，就剪了下来。”
从此，那“沙漠之泉”——《沙泉》被取缔了。胡乔木也受到了注意。
那时，他从盐城仓促出走。在上海，他遇见同乡陈延庆(王瀚)。陈延庆手中有中共地下刊物《中国论坛报》。
胡乔木到了浙江大学，单枪匹马办起了《沙泉》。那图片，是从陈延庆寄来的《中国论坛报》上剪下来的。
胡乔木不办壁报，在外文系组织了读书会。读书会秘密地组织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由于都是外文系的学生，能够直接阅读外文原著。
后来，学校里发现共产党印发的传单。校长郭任远又找胡乔木谈话。显而易见，校长已经“盯”上他了，尽管那传单并非他印发的。
1935年，一桩小事诱发了浙江大学一场风暴：两个大学生在打网球，两个教员也想打网球，便赶走学生。学生以为教员太不讲理了，争了起来，以致打了起来。教员告到校长那里，郭任远下令开除那两个学生。这下子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全校成立了罢课委员会，跟郭任远对着干——那委员会又称“驱郭委员会”。胡乔木是主要成员之一。郭任远斗不过学生们，只得表示辞职。
胡乔木抓住这个机会，提议为郭任远开盛大的“欢送会”。会上，胡乔木作了精彩表演。他来了个反话正说，含着“眼泪”，大声地诉说：
“我们敬爱的郭校长要走了，实在是太可惜了!郭校长真好，他那么关心我们学生的课外活动，积极提倡打网球!他又那么关心我们的壁报，连一张图片都仔仔细细地看，还要弄清楚图片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郭校长实在太好了，他一走，浙江大学全体学生都哭了!”
台下，一片哄笑，同学们笑出了眼泪!
郭任远恨透了胡乔木，搞了个小动作，把胡乔木的成绩从八十多分改成五十五分。于是，以成绩不及格为由头，勒令胡乔木退学。
这时，教务长费巩教授看不下去，他找胡乔木谈话，给他开了“休业证明”，帮助胡乔木转学。
于是，胡乔木离开了杭州，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出任“文总”书记
也真巧，当胡乔木被浙江大学勒令退学，来到上海，妹妹方铭在苏州也遭勒令退学，来到上海。
方铭那时在苏州中学上学。1935年“三八”节，方铭在学校里张贴壁报，介绍蔡特金，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妇女获得解放。于是，学校勒令她退学。
她跟二哥胡乔木一起，在上海闸北江湾路租了房子，住了下来。
胡乔木很快跟那个寄《中国论坛报》给他的同乡陈延庆取得了联系。陈延庆高高的个子，人们总是喊他“大陈”、“长子”。他在1932年加入中共，是复旦大学的学生。
胡乔木到上海不久，担任了中共上海东区区委委员。
那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警察搜去，也就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处于孤军奋战之中。
“大陈”带着胡乔木，来到“社联”。“社联”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组织，成立于1931年5月20日。何干之、艾思奇、陈延庆当时都是“社联”的领导人物。胡乔木参加了“社联”工作。不久，胡乔木担任了“社联”常委。
“社联”乃“文总”的下属组织。“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在中共领导下于1930年7月成立。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下属组织除了“社联”外，还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世界语小组等八个左翼文化团体。“文总”还创办了《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1935年夏，胡乔木出任“文总”的宣传部长。
胡乔木结识了周起应。周起应即周扬，比胡乔木年长四岁，湖南益阳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三十年代，他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文委”亦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文总”。胡乔木是通过王中民，跟周扬结识。周扬颇为欣赏胡乔木的才干。当“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的书记，而陈延庆则担任“文总”的组织部长，邓洁为宣传部长。
方铭记得，那时胡乔木忙极了，每天总是深更半夜才回家。
夏衍在他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写及：
“据我记忆，‘左联’党团书记仍为周扬，行政书记是徐懋庸；‘社联’党团书记仍为钱亦万，行政书记是李凡夫(王翰、陈家康为党团成员)；‘剧联’党团书记是于伶(张庆、章泯等是党团成员)；电影小组照旧。由于戏剧、电影方面的党组织除了赵铭彝被捕之外，骨干没有受到损失，于伶、张康、石凌鹤、司徒慧敏、吕骥、张曙这几个人可以担当起实际工作，所以周扬要我分出一点时间来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胡乔木、邓洁取得了联系。”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92-293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1)
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在艰难中孤军作战，既面临国民党当局的白色恐怖，又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的公开发表，使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欣喜若狂，这才知道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不过，中共中央尚未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直接取得联系。
1935年11月，一封署名“S3”的密信，终于从莫斯科辗转送到鲁迅手中。鲁迅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转交给茅盾，茅盾再转给周扬。于是，周扬、夏衍、胡乔木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S3”，亦即萧三，是“左联”驻苏代表，诗人，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友。
萧三的信中肯定了“左联”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存在关门主义倾向。他提出：“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
不言而喻，“S3”的密信，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同意“S3”的意见。于是，“文总”宣布解散，“左联”也随之解散，另行成立了各界救国会，以适应抗日救国的新形势。
中共成立了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邓洁为书记，胡乔木为宣传部长，陈延庆为组织部长。那时，上海属江苏省。“江苏临委”领导着中共在上海的工作。
1936年4月下旬，一位重要人物从陕北极为秘密地来到上海。他会见了鲁迅，也与胡风接触，而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对于他的到来竟毫无所知。显然，由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跟中共中央失去联系颇久，这位肩负重要使命而来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谨慎态度。
陕北方面选派他前来上海，可以说是“最佳人选”：他原本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曾担任中共“文委”书记兼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他与鲁迅也有着颇深的友谊。只是在1933年秋冬之间，他在上海四川北路(那时叫“北四川路”)被国民党特务盯住。他来到海宁路，那特务仍然紧盯，而那里行人颇多，于是急中生智，突然回过头来跟特务打架，同时大呼“绑票、绑票”。特务措手不及，被路人围住，他趁机溜之大吉。不久，他奉命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江西中央苏区，来到红都瑞金。后来，他参加了长征，到达延安……
此人便是冯雪峰。冯雪峰对于周扬他们的不信任态度，可从鲁迅1926年8月所写的著名论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看出。鲁迅写及“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即夏衍、阳翰笙。从此，周扬等四人有了“四条汉子”之称。虽说胡乔木不在“四条汉子”之列，不过，他也属于不被信任的范围。
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一个多月，周扬他们才从别人那里风闻延安派来要员。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得知来人乃是冯雪峰。周扬他们求见冯雪峰，冯雪峰终于答应。不过，彼此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
这时，胡乔木也与冯雪峰见了面。冯雪峰要求中共江苏临委暂停发展党员工作，必须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已经入党的党员，要做重新审查的工作。
在派出冯雪峰之际，中共中央又派出刘少奇前往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大力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北方局派人来沪，带来了北方局组织部长林枫、刘少奇的秘书的信，跟胡乔木取得了联系。不久，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北方局的文件。这样，中共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作战的年月。
然而，中共江苏临委的一位委员，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这个委员与某女子相好，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特务们在跟踪这个委员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共江苏临委书记邓洁。于是，邓洁也被捕了。
中共江苏临委不得不迅速改组，由李凡夫担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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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通知他前往陕北(2)
胡乔木仍为临委成员，但他隐蔽起来，原本他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福煦里，此时赶紧转移。
于是，上海新闸路的培明中学，来了一位新的教师。校长是盐城人，新教师是校长的同乡。新教师教英语课，看来还颇为在行。此人便是胡乔木。据估计，国民党特务可能会盯上他，党组织叮嘱他在外边少露面。正因为这样，诸如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营救“七君子”运动，胡乔木也没有参与。
终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的通知，要他离开上海，和李凡夫一起，前往延安。
据1992年10月3日新华社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载：“胡乔木同志于1937年7月到达延安。”据方铭回忆，胡乔木离沪，是在1937年3、4月间，不是7月。胡乔木离沪时，方铭去送行，记得他穿一件夹大衣。考虑到上海北站的特务多，胡乔木和李凡夫特地前往上海远郊火车站——真如站上车。
据说，李凡夫后来曾笑谓胡乔木，临行前，冯雪峰曾叮嘱，一路上要“监视”胡乔木。
李凡夫的话，倒也不假。虽说在解放后，冯雪峰跟胡乔木关系很不错，不过，那时冯雪峰对胡乔木确实有着戒心，如同那时冯雪峰对待周扬他们不信任一样。
在胡乔木之前，邓洁获释出狱，先去了延安。
胡乔木从上海来到延安，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一步。
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
胡乔木初抵延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时，遇上了小小的麻烦：他是中###员，这当然确实无疑，李凡夫、邓洁都能为他证明。然而，他的党龄从何时算起呢?
胡乔木是在1932年加入中共。可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后来被捕、叛变，带人前来抓他。他在仓促之中逃离盐城，失去党的组织关系。
在上海，1935年5月，由陈延庆介绍，胡乔木重新办理了入党手续。
胡乔木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说明了以上情况。由于他在盐城入党没有人证，组织部的组织科长对他说，那就只能写1935年入党了。
从此，胡乔木填履历表，一直写“1935年在上海入党”。
在他1982年9月当选中共十二届政治局委员时，他的简历上仍写“1935年入党”。
后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调查，这才确认他是在1932年入党。这样，盐城党史上的“悬案”，也随之解决了：因为胡乔木在盐城发展了邱剑鸣入党，倘若他那时还不是中###员，邱剑鸣入党又从何谈起?
二十五岁的胡乔木来到红都延安，他对这里一往情深。这里是他走向成熟的地方，这里是他一生中黄金岁月的所在。正因为这样，他死后，他的骨灰撒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
刚到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他的擅长，分配他做青年宣传工作。
那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大批青年奔向延安。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大会选出冯文彬、胡耀邦、刘英等二十三人为大会主席团。冯文彬致开幕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到会讲话。大会决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西北青救会”)，以冯文彬为主任，王盛荣为组织部长，胡乔木为宣传部长汉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1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值得顺便提一笔的是，胡乔木进入延安时，由原名胡鼎新改为“乔木”。改称“胡乔木”是后来的事。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此处仍用“胡乔木”。
胡乔木进入延安之后，写信给尚在上海的大妹胡穗新、二妹胡文新。由于二妹患伤寒，延至1937年10月才离沪前往延安。她俩到延安，分别改名夏青和方铭。
在西北青救会成立之后，1937年9月下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长兼西北青救会主任的冯文彬在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贾拓夫(即关烽)的支持下，决定开设“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在陕西泾阳县，那里属国民党统治区、离西安、咸阳很近。训练班为了便于接纳来自国民党地区的大批青年，于1937年10月11日在泾阳的邻县——三原县斗口镇农场开办训练班。这个农场原是国民党###于右任创办的。一个月后，训练班迁至泾阳县云阳镇的城隍庙。又过了一个多月，迁至云阳镇之北的安吴堡一座地主庭院内，安定下来。从此，人们也就称之为“安吴青训班”。
“安吴青训班”以朱德为名誉主任，最初只有四名工作人员，以冯文彬为主任，乐少华为大队长。训练班办第二期时，胡乔木从延安调到那里，担任副主任，分管教学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刘瑞龙为副主任。
“安吴青训班”设在西安的“门口”。西北青救会又派出黄华到西安招生。这样，大批学员涌来。1938年，“安吴青训班”开办了十期之多。每期的学员原定一百名，很快就被突破了，以至发展到每期三百多名。这些青年经过学习，分送到延安的“抗大”、陕北公学、中共中央党校等，成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初级班”。
胡乔木变得异常忙碌。好在他原先当过语文教员、英语教员，有教学经验，只是此刻改教抗战理论课程，又要负责安排整个青训班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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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1)
就在胡乔木异常忙碌的时刻，两位姑娘从延安前来找他。
她俩刚从延安的陕北公学毕业。内中的一位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另一位却是分配到武汉工作，顺道去安吴堡探望胡乔木。
这两位姑娘，一位十九岁，安徽省天长县人氏，在北平女一中上高中，投奔延安。她一头短发，眉目清秀，姓李名桂英。另一位则是方铭，胡乔木的二妹。
真巧，方铭进入延安，来到陕北公学学习，与李桂英正好同班，住同一间房。不过，方铭那时并未说及她有个哥哥在安吴青训班。
1938年1月，她俩从陕北公学毕业了，李桂英被分配到安吴青训班工作。当李桂英从延安搭上一辆卡车南行时，方铭也上了车，也说要去安吴——虽然方铭被分配到武汉工作。问起方铭为什么去安吴，李桂英才知道方铭去安吴探望哥哥乔木。大抵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李桂英在未见到胡乔木之前，已经有了一点了解。
卡车上坐满了人。那时，在延安、西安之间，能搭上卡车，算是很幸运的了。通常，要靠步行，走一个来星期。
卡车经过三原县时，她俩下了车，改为骑马，前往泾阳县安吴堡。
这位李桂英，也就是如今的谷羽。笔者请她回忆对胡乔木的第一印象，她这么叙述道：
那时，安吴青训班来了许多女学员，成立女生分队，我被分配到那里，担任女生队指导员。
我到了安吴堡，到了青训班的“班部”，见到了主任冯文彬。
冯文彬带我们去见副主任胡乔木。胡乔木不在“班部”，在一片小松林里，正在那儿招待外国记者——他能讲英语，所以这类外事活动由他主持。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胡乔木，他瘦得很，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他在陕北多半穿这件大褂，留着小分头。他不习惯于穿军装，嫌裹绑腿太麻烦。
他跟我第一次谈话，介绍女生连的情况，说明指导员的工作职责……
记得，那时人们对胡乔木的习惯称呼是“乔主任”。就这样，谷羽在“乔主任”手下工作。
安吴青训班在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有围墙。这里的学生，按照军事编制，以连为单位。连队设连长、指导员各一人，后来又增设协理员一人。
青训班的影响日渐扩大。有一回，谷羽要带领宣传队，到北面的邻县——耀县去。记得，胡乔木到女生连办公室，跟她谈话，教她如何做宣传，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最初，“乔主任”跟“指导员”之间，谈的都是工作。
后来，有一回进行野营拉练，记得已是晚上，谷羽正在女生连召开小组会，胡乔木忽地来了。谷羽觉得奇怪，因为她以为他这么晚来，一定有什么紧急的事，而“乔主任”则只是说来看看她。沉缅于往事的回忆的谷羽对笔者说：“在结婚之后我才明白，那时他已爱上了我，而我并不知道。”
他和她的一次倾心长谈，是谷羽向“乔主任”谈自己的入党经过，他才第一次详细知道她的身世……
她的故乡天长县(现改为天长市)，在安徽东北部，与江苏省相邻(天长县曾一度划属江苏省)，跟盐城相距不远。她生于1918年12月，比他小六岁。
谷羽，原名李桂英，曾用名周淑贞、黎明、王志远。父亲李兴泰是个小商人，经营香烛和杂货。母亲周氏，希望把李桂英培养成有出息的人，教育她要自强自立，要有文化。
李桂英在天长读完小学后，进入天长中学读初中。1933年夏，李桂英到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进入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读高中。
1934年暑假，李桂英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转入北平安徽中学高二学习。1935年初，她转入北平女一中高二(第二学期)学习。
当时，高一学生郭桂英(现名郭明秋)是共青团员。李桂英与她同住一屋，接触密切。1935年10月经郭介绍，李桂英加入共青团。此后，李桂英曾帮助郭编印《时代妇女》。郭写稿，李校对。只出了几期，后被认为该刊有“色彩”而停刊。郭桂英又介绍李桂英认识了师范大学的周怀球(后改名周小舟)。李桂英曾参加周负责的抗日武装自卫会西城区工作，在女一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
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2)
1936年1月，郭桂英去天津，到省委工作，把李桂英的关系介绍给老夏(后改名王国华)。这年秋天，通知取消共青团，团员均转为党员，党龄从入团时计算。此时，由老夏将李桂英的组织关系转到“铁委”的老孔(即吴德)处担任联络员。
1936年底，由于中共北方局要建北平分局，根据吴德指示，要李桂英与黄爱民假扮夫妻住机关，在北平分局担任刻印蜡版和送文件工作。
1937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二十多天后，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抗日救亡，谷羽也离开北平。离开前夕，中共北平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吴德关照谷羽，如果她进入延安，可去泾阳找###联系，并告知了联络暗号。
谷羽化装成做买卖的妇女，和平津学生们一起，从北平到了天津，再由天津坐船到烟台。他们搭乘的是一艘运煤的船，上面装煤，人住在阴湿的底舱。在烟台上岸，前往济南，再搭军运卡车来到南京。在南京，学生们分为三路：一路到北方打游击，一路前往大后方武汉，一路奔向延安。谷羽决定前往延安。
她从南京来到西安，在西安青联办事处做青年统战工作。
不久，她与七、八个青年一起从西安步行，走了十来天，这才于1937年9月抵达延安……
胡乔木曾写过一首题为《凤凰》的诗：
谁最早画出凤凰的形象?
谁最早唱出凤凰的诗章?
不知道。多谢往古的巨匠，
让多情的仙鸟歌舞在穹苍。
飞下去，你五彩缤纷的翅膀!
向天高地远，地久天长。
相互的了解，两颗心迅速贴近了。谷羽成了他心中的凤凰。
谷羽回忆说：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谈，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这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
1938年7月里的一天，胡乔木和谷羽把他俩的事，向主任冯文彬说了一声，那就算是向组织报告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他俩就结婚了，住在一起了。
后来，过了快一年——1939年4月，他俩在延安，请了李昌、黄华等吃了一包花生米，再吃碗面条，那就算是补办的“婚礼”，如此而已。
前文已经叙及，在结婚的时候，胡乔木咬文嚼字，依照《诗经》中那句“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把李桂英改名为“谷羽”谷羽在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兼党支部书记。1960年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顾问。1994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没有披婚纱，没有戴金戒指，他俩在黄土地上的简朴的结合，此后倒是同甘共苦度过了漫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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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1)
胡乔木在安吴堡跟谷羽结合后不久，被调回延安。他担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谷羽则去西安工作，然后又回安吴青训班，直至1939年春，他俩才在延安重逢。正因为这样，他俩才在延安补办“婚礼”。
此后，胡乔木被派往西南大后方，做青年工作。他来到桂林，来到重庆，来到昆明，风尘仆仆，行程千里。
他与谷羽失去了联系。此行是秘密的，谷羽只知他要远行，不知他的行踪。直至1939年底，胡乔木从西南返回延安，他与谷羽重逢，这才发觉，谷羽的听力骤衰。一问，原来谷羽差一点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那是1939年9月1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那时，谷羽住在延安城的招待所——很坚实的石头窑洞。那里也住了四、五十个从前方回来的将领。将领们是从弥漫的硝烟中走过来的，对那翅膀上漆着红日的轰炸机不在意。飞机来了，他们躲进窑洞；飞机刚走，他们就出来了。飞机发现了目标，掷下了一批炸弹。炸弹命中窑洞，墙坍了，压死了不少人。谷羽不省人事。她被抬进中央医院，醒来了，才知左耳鼓膜被震破，左臂受伤，头也破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这才康复……
回到延安，胡乔木担任了《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当年，他听过《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恽代英的报告。那时，《中国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刊物。自1927年11月起，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字秘密出版，至1932年停刊。
1939年4月，为迎接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延安复刊，仍用《中国青年》作刊名，改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胡乔木，从当年《中国青年》的一位热心读者，此时成为主编。至1941年3月出版了第三卷第五期，《中国青年》又休刊，直到1948年12月重新又复刊。办刊物，写文章，胡乔木此时已是“内行”。他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颇有独特的见解。
1941年２月５日《中国青年》第三卷第四期发表胡乔木（署名乔木）的《小品三题》，这样是散文诗，颇有趣味，又富有哲理，照录于下：
猫和刺猬多叫人羡慕的猫！它一会儿走着，攀登着，侦伺和捕捉着，睡着，……而且玩着。它可以跟自己的尾巴玩上一小时。
不懂得寂寞的小老虎呵！除了叫春的日子，对于它的邻人它是永远无所求的。
但是“一个冬天有一群刺猬挤在一起”，索本蒙如是说，“为的彼此可以温暖一些，免得冻死了。但是一会儿彼此又觉得刺刺得不舒服，于是又分散了。冷起来了又聚拢，刺得痛了又分散，这样一聚一散闹了许久，直到彼此间相隔，恰恰合式。”
聪明的人呵，你自许有万物之灵的，你从猫与刺猬将何所取舍？你爱我吗，我友？如果人间也是有刺的，我也不会是猫的弟子。是的，我常常寂寞，但愈是寂寞的时候我就愈恨猫，我用荆棘的鞭子打它，因它在寂寞中快乐，它不是我的同类。
火我不会抽纸烟，但是我却知道在一个沉默的黑屋中独自抽着纸烟的意味。火向你眨眼呢，火跟你谈心呢。这宗秘密你坐在炉边也可以看透一半。火，你会相信我，这就是人的生命的最准确的墓|茓，如果你想一想那熊熊的火焰……在辽阔的海面上，在狼群出没的荒原上，看见了豆大的灯光哪一颗夜行人的心能够不跳跃？哪一双眼睛记起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能够不感激流泪？恒星就是火，所以恒星无火；没有空气的行星上不能有火；不曾有人的地球上只有偶然的自然火；但有人才有意识的创造了火并由是创造了自己，所以发现了火的人也就发现了自己，他的快乐不是徒然的。
但是，我如是赞美了火，我的赞美却是徒然的哟。我不能够雪中送炭，却写下了这些愚蠢的文字——请告诉我，它们也能够变成火么？
水凡物有三态，思想也有三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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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双手，抚育我们长大”(2)
气体的思想是风。它是人脑中自由的过客，它自由地来而且自由地去，不着一点痕迹也不留一点痕迹。
固体的思想是石块。它在人脑中建筑堂堂的金字塔，堂堂的积蓄着和保护着几千年不变的尸体。
惟有液体的思想它在人脑中开阔有定而无定的河流。它是运转不息万古常新的，从它的不舍昼夜的奔驰中，人是不能和它有两度相识的，所以流水不腐；它的运转是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纪律和一定的方向的，它永远向前看，永远要冲决网罗和荡涤瑕秽，所以流水无情。
东方的哲人说：智者乐水。西方的哲人说：水生万物。水乎，水乎！既然人类也是你的婴儿，就让人人常能沐浴在你的怀抱中，从你的Ru房吸取无穷的睿智吧。
1940年5月3日，一所特殊的新型学校，在延安城北大砭沟(又称文化沟)诞生。这所学校的特殊，在于头一回以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这所学校，实际上是在“安吴青训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加剧###，“安吴青训班”不得不北撤，于1940年4月13日回到延安，改办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陈云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胡乔木为教务长。
5月3日下午，学校的开学典礼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毛泽东、张闻天前来祝贺。会上，师生们高唱着《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这首歌的歌词，出自胡乔木笔下，由冼星海谱曲：
生在英雄的时代，
长在人民的旗下，
毛泽东的双手，
抚育我们长大，
坚定意志，艰苦传统，
革命精神、民主作风，
我们学习虚怀若谷，
我们奋斗浩气如虹，
我们奋斗浩气如虹。
记住仇敌未平，
破碎河山未整，
同胞正在呻吟，
天下尚待澄清，
太阳照临我们的肝胆，
大地倾听我们的誓言，
愿将热血灌溉人间，
结成自由春花一片，
结成自由春花一片。
在中###史上，这是一首很早的毛泽东颂歌。胡乔木写此歌时，离遵义会议不过五年。
此时毛泽东虽已是中共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尚是张闻天。直至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才在组织上确定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
在写作《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时，胡乔木尚未与毛泽东有过直接交往。据谷羽回忆，那时胡乔木跟陈云的接触比较多，因为陈云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然而，连胡乔木本人都未曾想到，毛泽东已经注意“乔木”其人了——此事直至将近一年之后，胡乔木才知道……
据林默涵回忆，胡乔木在担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时，曾去找他，请他去该校讲课。那时，林默涵正在延安马列学院。他答应了，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采用艾思奇《大众哲学》那样的思路，穿Сhā很多事例，讲得生动活泼——虽说这是林默涵平生头一回开课。胡乔木告诉他，学员反映不错，又请他继续开讲。
1941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延安大学”。此前，胡乔木已经调离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1)
对于胡乔木来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此，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他。胡乔木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也正因为他长期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笔者请谷羽回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
“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自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来，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便是“毛主席”。尽管他后来的职务不断变化着，“毛主席”的称呼沿用下来。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最初叫书记)。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
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山村。据说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此，故原名“杨家陵”。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机关当夜便从城内凤凰山麓迁入这个小山村，从此改名“杨家岭”。
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胡乔木从来没有干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干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四十八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Сhā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闲坐。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干些什么。
如此这般，胡乔木心里十分不安。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干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
毛泽东笑道：“好呀!”
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会做秘书工作。
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清样。《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收入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来至1941年11月的党内文件五百五十七篇，分上、下集出版。此书是供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用的，借以弄清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这“大部头”在正式出书之前，先是把文件印成活页文选分发。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正是文件活页文选的清样。
胡乔木做过编辑，又有文字功底，所以经他校对的清样，不仅没有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毛泽东对这位年轻人的工作十分满意。
王若飞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
校对《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那五百多篇文件，使胡乔木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共“六大”以来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幕，第一次系统地读了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因此，协助毛泽东编《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是他在毛泽东身边所上的“第一课”。
后来，胡乔木回忆说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1)
就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不久，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卷1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翌日，崭新的《解放日报》在延安诞生了。从此，《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为世人所瞩目。
《解放日报》创刊时，以博古为社长，杨松为总编辑(杨松即吴绍镒，病逝后由陆定一继任总编辑)。
博古，即秦邦宪，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达四年，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被张闻天所取代。虽说他曾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当他认识了错误，便勇于改正，心悦诚服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走马上任《解放日报》社长，干劲十足地提出，每天要发一篇社论!
博古是这么说的：
“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等商量商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陆定一：《关于延安改版》，载《万众瞩目清凉山》第1集(内部资料)。
正因为《解放日报》每天都要发社论，博古约请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来撰写——诚如中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那样，《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内中，胡乔木也成了博古的约稿对象——有时，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胡乔木写；也有时是博古直接约胡乔木写。
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创刊不久，第一次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题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在6月8日刊出。胡乔木曾秘密去过中国西南大后方，他又多年从事青年工作，因此他写《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对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在社论中，胡乔木写道：
“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为了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每一青年都应振作精神，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用以毒害青年的武器有明枪，还有暗箭，你们不仅要认识满脸杀气，操着硬刀子的屠夫；更还要谨防那陪着笑脸，却是暗暗操着软刀子的谋士，——他们更善于巧言令色，为嗜杀的暴君歌功颂德，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眠曲。”
胡乔木显示了他写政论的功底。于是，《解放日报》编辑部“抓”住了他，约他不断地写社论，光是6月份便发表了他写的四篇社论。除了6月8日的一篇之外，还有：
6月10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6月17日，《国民党缺少什么》；
6月29日，《苏必胜，德必败》。
紧接着，他又写了不少社论：
7月8日，《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
7月27日，《出路和迷路》；
8月14日，《闻捷》；
8月26日，《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
9月11日，《打碎旧的一套》；
10月24日，《开展冬###动》；
11月6日，《庆祝边区参议会开幕》。
前前后后，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达五十八篇之多——在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之后，反对“每天一篇社论”，社论不再一天一篇，用稿量相对减少。
那时，《解放日报》社论，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声音。胡乔木能够成为《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写手”之一，既显示了他的理论、写作水平，也表明了他确实已成为中共高层的重要干部。
如同胡乔木所言：“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胡乔木文集》第1卷，《本卷序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2)
他写的社论，有的是毛泽东嘱意写作的，有的是他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作的，有的是他写好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而发表的。
胡乔木写的社论，既有阐述中共中央政策的，也有关于边区政治的，还有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以及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方方面面，无不涉及。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
一张薄薄的粉红色油光纸，上面印着几行字，算是当年延安的“豪华型”请帖了：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凯丰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从1942年5月2日起所召开的座谈会，后来闻名于世，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自始至终出席了座谈会。
胡乔木曾回忆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52-253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他还特别讲到：“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在粉红色的请帖上，跟毛泽东一起署名的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5月2日下午一时多，延安文艺明星——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吕骥、陈波儿、萧军……汇聚在杨家岭“飞机楼”底层南厅。
“飞机楼”，是杨家岭这小山村里当年的一幢“现代化”建筑。砖石结构，当中三层，两侧一层，从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张开双翅的“飞机”，人称“飞机楼”。“飞机楼”乃中共中央办公楼，是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军民在1941年建成的，胡乔木也参加过建楼劳动。
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这时，摆了二十多条长板凳，放上一张办公桌，就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办公桌上铺了一块白布，权且作为主席台。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
当人们差不多到齐的时候，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朝“飞机楼”走来。不过一分钟，就到了。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毛泽东的一侧，坐着速记员。毛泽东讲话时，手中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速记员记录着他的讲话，胡乔木也拿出笔记本，作详尽的记录。
毛泽东出语幽默，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那“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毛泽东解释，与会者方知是指鲁迅!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胡乔木回忆说，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五大问题《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54-25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的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那天，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这些思想混乱情况，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以期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说完这番话之后，大家就展开讨论。
林默涵是会议的出席者之一，据他对笔者说，那天有一位作家的发言口气很大，颇为出格。林默涵和许多出席者都有点听不下去了。这时，见胡乔木霍地站了起来发言，对那位作家当场加以批驳。全场的目光，都投向胡乔木。林默涵记得，胡乔木的发言，很尖锐、很明朗也很坚决，尽管那位作家很有名气。平素，胡乔木言语不多，然而，这一次发言，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他在关键的时候，是要说话的。
作家刘白羽的回忆，把这一情况说得更加清楚刘白羽，《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2002年5月17日《解放军报》。：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指挥。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党的领导。他话音未落，我就听到与我遥遥相对的墙下有人大吼一声：“我要发言！”
只见站起来的是胡乔木。他对萧军的意见作了尖锐的反驳，萧军就坐在他旁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非常激烈。
据胡乔木同志回忆，毛主席对他的发言非常高兴，开完会后让乔木去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5月16日，继续讨论，开了一整天的座谈会。据何其芳回忆，“中间休息的时候，毛主席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射进来，我才注意到毛主席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钉”!
经过讨论，以至经过争论，座谈会在5月23日下午闭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会议干脆在“飞机楼”前的广场上举行。先是由朱德讲话。讲毕，趁着落日的余晖，与会者簇拥在“飞机楼”前，拍下了合影。
晚饭后，毛泽东作长篇讲话。广场上点起了汽灯。据胡乔木对他的一位友人说：“主席讲话时，手中拿着一份毛笔写的提纲。他即兴而讲，讲得很风趣，很深刻，对许多争论不已的问题作了结论。”
胡乔木回忆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60-262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毛主席作“结论”时，已是晚饭之后。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广场上。在煤气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着毛主席的讲话。他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对这个根本问题给以充分的马克思主义阐述的基础上，对座谈会之前和座谈会期间延安文艺界反映出来的思想观点，一一分析、辩驳。他希望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划清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两种区域的界限，毫不迟疑地同新的群众结合起来，克服“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写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主席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第一次是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党的政策就是“要小心好好引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艺术家，自觉地不是勉强地、慢慢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如此才能写好工农，教育工农。他把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区别为两种，一种是某些作家发表了含有错误内容的文章、作品、言论，他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原因在于这些作家“根本都是革命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另一种是作家“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后一种是“最基本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文学艺术为工农，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他们，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总之，毛主席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讲话中，毛主席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
第二次是5月30日在鲁艺。他提出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主席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在毛泽东讲话时，速记员作了速记。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也在汽灯下仔细作了笔记。
毛泽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纷纷要求《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是著作巨匠。他的著作，通常是由他自己亲笔写就。这一回，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
于是，整理毛泽东讲话稿的任务，便落到胡乔木头上。他确实是很合适的人选。他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己的笔记。他的整理稿，分两部分：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为《结论》。
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作了仔仔细细的修改。毛泽东的著述态度甚为严谨。除了那些命令、电报、声明要马上发出去之外，重要的、不急于赶时间的著作，他总要斟酌、推敲多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将近一年——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五十来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会上讲了话。于是，延安文艺界掀起下乡热潮。
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同意，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公开发表。
直至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在这一天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翌日，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
“《解放日报》10月1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通知》要求把《讲话》“尽量印成小册子”，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
随着时间的推移，《讲话》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毛泽东的主要著作之一。直至1992年5月，中共中央还隆重纪念《讲话》发表五十周年。
在《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时，胡乔木是这样评价《讲话》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68-26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整个历程与毛主席的讲话密切相关。《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高干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这一部部为人熟知的作品的名字和全国解放后众多的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以及它们创作的过程，说明了《讲话》对中国文艺事业的伟大推动作用。
《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
当然，对《讲话》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那一套，因为《讲话》也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其历史局限的一面。对此，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毛主席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是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主席之所以欣赏这个说法，大概是他也确实认为他的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胡乔木生前，几乎绝口未提他是《讲话》的整理者。只是晚年在一次跟他的好友晤谈时，偶尔提及此事，但也不过说了寥寥数语而已。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1)
发出《通知》的那个“总学委”，全称是“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6月2日。
十天之后——6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如下报道：
“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委会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
那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全称是“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总学委”是这个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总学委”成立之后，毛泽东曾对康生说：“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们，协助他做工作，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参加工作的秘书们是：
毛泽东秘书——胡乔木
朱德秘书——黄华
王明秘书——廖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