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秘书——师哲
陈云秘书——王鹤寿
王稼祥秘书——陶铸
康生秘书——匡亚明
“总学委”召开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为了“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这样，胡乔木参与了“总学委”的工作。
邓力群在《回忆延安整风》中说此文是作者1991年12月10日接受《党的文献》编辑采访时的谈话纪录。原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延安整风，距今已经五十年。作为亲历者，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感慨万千。延安整风，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运动。它锻炼和哺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巨大，现实意义十分深远。
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现在要讲权威，是胡乔木。他1942年到毛主席身边，正遇上整风，帮助做了许多事。
为了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接连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接连撰写社论，论述整风运动的重要性，阐述中央有关整风运动的精神：
《教条和裤子》(1942年3月9日)
《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4月5日)
《自我批评从何着手》(4月6日)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5月9日)
《宣传唯物论》(6月10日)
《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7月18日)
《报纸和新的文风》(8月4日)
他写的这些社论，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到毛泽东的见解，宣传毛泽东的观点。显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是非常注意和尊重毛泽东的言论。例如，他写的《教条和裤子》，把教条跟“裤子”并列，这命题似乎不可思议。读了文中他引述的毛泽东的话，那就明白其中的内涵：
“毛泽东同志在他2月1日的讲演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
哦，“裤子”的“典故”来自毛泽东的讲演。胡乔木的《教条和裤子》，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加以发挥，加以深化。
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所阐述的，就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基本观点。
吴冷西曾回忆说吴冷西，《忆乔木同志》，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乔木同志为《解放日报》写了很多社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篇:一篇是《请重庆看罗马》(1943年8月21日),另一篇是《驳蒋介石》(1946年4月7日)。前者是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覆亡而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那时我搞国际评论工作,没有想过借国际事件而评论国内政局,感到很新鲜。后者是驳斥蒋介石讲话的,揭露他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准备全面内战。这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那时我已知道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感到他一定从毛主席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在延安整风的日子里(2)
1943年10月11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告，题目是《关于人生观问题》。这是他配合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要求中###员和干部们“进一步从世界观上求得改造，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胡乔木的报告，共分三部分：
(一)没有阶级观点行不行?有没有人没有阶级观点?
(二)有了阶级观点究竟哪一种好?
(三)怎样由这个阶级观点转变到那个阶级观点?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从写社论到出面作长篇报告，表明胡乔木在延安的地位不断提高。他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层之中。1942年，当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生病期间，胡乔木曾一度代理这位代理部长的工作。
读书成了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共同爱好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非常勤奋的。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都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写出来的。延安的图书匮乏，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寻来阅读。
毛泽东在1943年12月10日，曾给秘书胡乔木写一便函，反映出他求知的渴望：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张伯简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12月20日
毛泽东所说的“猴子变人的小说”，也就是苏联科普作家伊林和夫人谢加尔合写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毛泽东要胡乔木找这本书，因为他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内中有一节《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毛泽东提到的另一本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由国光书店印行。张伯简是中共早期党员。
还有一本《唯物的社会学》，是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译，1929年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毛泽东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演说中，曾说过一段他的“读书观”：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胡乔木本来就喜欢看书。在毛泽东身边，受毛泽东感染，便更注意读各种各样的书。后来，读书成了胡乔木最大的兴趣爱好，他甚至同时看五、六本内容截然不同的书。在胡乔木晚年，家中藏书达三万多册，装在一百四十个书架上。即便这样，他还要经常向北京图书馆、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等处借书。另外，每到一地，逛书店、置书，成了他的习惯。在中共领导人之中，胡乔木是读书较多的一个。
迄今，在档案中，还保存着胡乔木所写的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目录，毛泽东在前面加了“干部必读”四字。在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份《干部必读》书目印发给所有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这十二本书是：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在毛泽东身边，胡乔木除了大量读书之外，还大量读了中共有关文献。他当毛泽东秘书后的“第一课”，是协助编选《六大以来》。接着，他又协助毛泽东编选《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两书。
《六大以前》于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此书收入1921年3月至1928年6月期间，中共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领导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献一百九十八篇，是研究中共“六大”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出版后，供中共高级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学习、研究之用。此书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编印的。
此外，胡乔木还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别人的文章做编辑、修改工作。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便提及对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作修改(后来发表于1944年6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三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5月27日
胡乔木把毛泽东意见转告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
延安的整风运动，从学习文件日渐进入反省党的历史。诚如毛泽东所言：“印了《六大以来重要文件汇编》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研究。”“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史》、《中###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曲折的路，经历了一右三“左”的反复：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着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博古的“左”倾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此后，又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要理清中###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是不容易的。然而，不理清这些问题，不在全党取得统一的认识，也就影响着中共的团结，影响着中共的未来。毛泽东要胡乔木协助编选《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三本书，就是为着中共高级干部们研究党史提供材料。
从1943年冬开始，整风运动转入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阶段。
随着三本书的印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支部里，有人提出要追查那些错误的文件是谁起草的，一时掀起一番风波。毛泽东当即作出答复：“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
1944年5月21日，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十七人，即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秘书、政治局秘书，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便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须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召开的，离此时将近五年了。相隔那么久才开这次中央委员会议，足见会议的重要。
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为主席团，决定改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务。这五人主席团，到了一年后的中共“七大”，都成为书记处书记，人称“五大书记”。除了任弼时因病于1950年逝世之外，毛、刘、周、朱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史上是创纪录的：从1944年5月2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直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如此漫长，是空前绝后的。这次历时十一个月的中央全会，开了八次全体会议。
会议如此漫长，内中的原因是在于此会为中共“七大”作准备工作。种种准备工作之中，最费时的要算是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实际上就是对中共历史上的一右三“左”以及其他重要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以求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整风运动中，中共高级干部们反反复复讨论中共历史经验，最后“凝固”在《决议》之中。
在五人主席团之中，指定由任弼时主持《决议》的起草工作。
参加起草《决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等七人。胡乔木也参与起草，但最初并不是由他执笔。
这是一项高难度的起草工作。《决议》中的每一句话，都要反覆斟酌——因为涉及对中共以往的一桩桩历史事件的评价。
中共的领袖们都投入到这一起草工作之中。
毛泽东先是作了《如何研究中###史》的报告，接着，在1944年4月12日又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中###史一系列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从中共“一大”谈到中共“六大”，从陈独秀谈到博古……
周恩来在1943年8月至11月，写下五万多字的笔记，记下他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见解。从11月15日起，他在整风学习会上，一连作了五天报告。1944年3月3日、4日，他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两次报告。他曾说：“做了廿年以上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
朱德作了关于红一军团史的报告，王若飞作《关于党的历史的报告》。
张闻天也写下长篇笔记，批判了自己过去所犯的“左”倾错误，实事求是地写下对一系列党史问题的看法。
曾是中共“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同样作自我批评，剖析自己的错误。
至于王明，此时称病——因为讨论中共第三次“左”倾路线时，受批判的主要对象就是他。
《决议》反反复复地起草着，前前后后写了三次草案，大的修改改了十四次之多。
毛泽东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工作。对于《决议》最初的稿子，他很不满意。推倒重来，又改一稿，仍不满意。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这样记述了《决议》的起草过程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668-6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４０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出力甚多。诚如当时参与有关工作的一位人士所忆：“胡乔木这人，思路特别清楚。乱麻似的一大堆党史问题，经他的笔一梳理，变得条理分明，一下子就清楚了……”
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
###也这么谈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见《我所知道的胡乔木》1-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30岁，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1945年到重庆谈判以后的事。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头。因此，在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的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乔木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历史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
1971年毛泽东去南方视察时，曾说及《决议》：“别人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是胡乔木理清的。”
胡乔木能有这样的“本事”，考究起来，是有缘由的：
一是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明了；
二是他参与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书，熟悉了中###史一系列文件、决定；
三是他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听了中共高层领导的一系列报告，熟知种种内情；
四是他具有相当的理论功底和文学修养。
比之于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之于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起草《决议》的难度要高得多。胡乔木担当起这一重任，从此确立了他的“中共中央一枝笔”的地位。
当然，胡乔木只是《决议》的最后执笔者，而《决议》本身是延安整风运动大学习、大讨论的结晶。毛泽东精心修改了《决议》。如今所保存的《决议》原稿上，还可看到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修改的手迹。
《决议》原计划交中共“七大”讨论通过。后来，为了使中共“七大”能够集中讨论中共关于抗战建国的方针，经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于1945年4月20日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决议》分析、批判了中共历史上一右三“左”的错误，特别着重于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批判。《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肯定了此后在中共全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决议》指出：
“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决议》起草过程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曾把三次草案都送给王明看。在1944年4月20日，《决议》获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那一天，王明发出长信致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并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王明写道：
“首先，我对这个决议草案的第一个基本认识，就是这个决议草案在党的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
王明还表示：
“我不仅以一个党员的资格，站在组织观点的立场上，完全服从这个决议；而且要如中央所指示者，以一个第三次‘左’倾路线开始形成的主要代表的地位，站在思想政治观点的立场上，认真研究和接受这个决议，作为今天自己改正政治、组织、思想各方面严重错误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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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
王明表示“心悦诚服”地承认毛泽东的正确和功绩。
连王明都如此“拥戴”《决议》，有点出乎意料。
自然，后来的情况表明王明言不由衷。在他叛离中共之后，在苏联写了《中共五十年》一书，则痛骂《决议》：“臭名昭著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决议》，是公开伪造中共历史的第一个文件。”这一段话，才是王明真正的“心声”。
不论王明“拥戴”也罢，痛骂也罢，《决议》毕竟以历史性的文献的地位，载入中###史。
值得提及的是，《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在《毛泽东选集》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决议》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但毕竟并非毛泽东个人的著作。除《决议》之外，《毛泽东选集》所收，都是毛泽东著作。这也足以表明毛泽东对《决议》的看重——因为《毛泽东选集》(指1951年以来由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一至四卷)是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三天——1945年4月23日，胡乔木来到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在那里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胡乔木当选正式代表。主席台上方高悬红底白字横额“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鲜明地点出了大会的主题……
三个月后——1945年7月13日，胡乔木步入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那里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八人，胡乔木是代表之一。这次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只是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时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按原计划召开……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成了中国的“新闻焦点”。
上午十一时，一架草绿色C—47运输机飞离延安机场。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这一起一降，毛泽东一直是记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成了中国各报的头条新闻。
翌日重庆《新华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上午十一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
其他各报，不论是共产党主办的，还是国民党主办的，新闻稿中提及的飞往重庆的共产党人，都是写毛、周、王三人。
此后，在整个国共谈判过程中，见报的中共代表也都是毛、周、王三人的名字。
在“新闻焦点”背后，谁都没有注意一位三十三岁，削瘦的男子，他便是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他与毛泽东同机飞往重庆，经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全过程。
他的唯一一次“曝光”，是在离开延安时，在那架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穿军装的张治中，戴着盔式帽的毛泽东，身材颀长、一身西装的赫尔利，微笑着的周恩来，上衣显得过长的王若飞，侧着脑袋、目光正注视着毛泽东的胡乔木，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开的陈龙。
毛泽东把胡乔木列为随行人员，一起飞往重庆，足见对胡乔木的看重。
陈龙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虽说蒋介石为他安排了豪华住处，他还是住进了重庆的“红区”。胡乔木也随毛泽东住在“红区”。
“红区”名叫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那里原是一片荒坡，饶国模在那里创办了“大有农场”。饶国模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对中共有好感。于是，取得了饶国模的帮助和支持，中共在那里红岩嘴十三号，建了一幢三层楼房，作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对外只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于是，红岩村也就成了重庆的“延安”——“红区”。
笔者访问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的童小鹏1992年10月14日采访于重庆。，据他回忆：
“毛泽东住在二楼东头靠里第一间。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是铺着木板，人一走过便发出噔噔脚步声。周恩来关照工作人员们不要穿皮鞋，避免发出响亮的脚步声，影响毛泽东的休息。我们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全部赤脚，这样走路无声……”
胡乔木依然做秘书工作。如同他写社论、起草文件一样，总是属于幕后，他仍悄然做着他的工作。
在重庆，毛泽东是众所关注的人物，求见者甚多，公务又繁忙。于是，给毛泽东增加了一位秘书，即王炳南。王炳南那时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熟悉当地的情况。
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陈龙负责，加上从延安来的颜太龙，还配备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等参与警卫。
此外，由“八办”（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李泽纯专为毛泽东做饭。
关于胡乔木在重庆的情况，笔者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上，查到这么一段报道：
“胡乔木继陈伯达之后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并茂。他随毛在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星市《南侨日报》，1950年2月3日，“新闻人物”专栏，作者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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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二乔”断名(1)
胡乔木来到重庆，发生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便是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老友相见甚欢，但乔冠华也是“笔杆子”，发表文章署笔名“乔木”，而胡乔木当时用名“乔木”——两个“乔木”聚在同一幢楼里，同在一家报纸《新华日报》上发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由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推荐，于1935年考取公费留德，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他写了关于《史记》的论文(据德国鲁尔大学海尔默特·马丁教授告诉笔者，他在1972年找到了(当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的论文)，并于1976年在德国出版了这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乔冠华于1937年回国。由他的留日同学赵一肩介绍，在广东国民党余汉谋部队当参谋。当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他前往香港，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这时，他起了个新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也取名“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商参不相见，倒也不相干。
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于是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落到乔冠华手中!
1939年8月，经廖承志、连贯介绍，乔冠华在香港加入中共。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
他不久打道桂林，来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同时担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
这么一来，署名“乔木”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乃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姐妹报，人们开始发现有两个“乔木”，称延安那个“乔木”为“北乔”，称重庆的“乔木”为“南乔”。毕竟两个“乔木”不在一地，还算不太“麻烦”。
眼下，“北乔”南下，跟“南乔”相聚于重庆，这就“麻烦”了!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终于，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这一轶闻，曾广为流传，通常都说成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乔进京，发生重名问题，此事惊动了毛泽东……”
笔者以为，前文已经提及的1950年2月3日的新加坡《南侨日报》署名江山的文章，较为可靠。因为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指明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二乔”断名。现引述江山的原文：
“正当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的期间，中共主席毛泽东亲到重庆参加谈判，他(引者注：指胡乔木)是随员之一，恰巧这时南乔亦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一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氏作评判，后经毛氏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至于“南乔”，他只是写文章时用“乔木”作笔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赴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了。
乔冠华还曾用过笔名“于怀”。他在1958年曾与姚溱、王力合用一个笔名“于兆力”，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那“于”来自“于怀”，“兆”来自姚字，“力”则来自王力。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2)
胡乔木在重庆，广交那里的文化界朋友。最有趣的是，1945年9月1日晚，胡乔木随毛泽东前往重庆黄家垭口，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鸡尾酒会。在那里，见到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只是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校长，已不记得胡鼎新这位学生。不过，他当年所说的“清华大学好比戏台”那番话，胡乔木倒记忆犹新。自然，翁文灏想不到，当年那位“拆戏台”的学生胡鼎新，如今居然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走笔至此，还要顺便提一下毛泽东论及“二乔”的续闻：
那是在1965年1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宴请部分工农代表。席间，当毛泽东得知那位因下乡务农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说：“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一时间，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毛泽东笑道：“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是胡乔木，乔冠华!”曹晋杰、王荫，《盐城二乔》，载《古今掌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1)
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时多，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飞回延安。跟去的时候不同，那时延安机场上一片沉闷，人们替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回延安的消息传开，四千多人云集那里，一片欢呼。
大抵是在重庆那四十五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那时，胡乔木住在延安枣园，妹妹方铭也住在他家。方铭记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胡乔木家，跟胡乔木、谷羽、方铭聊着。吃饭时，毛泽东的炊事员送来豆豉炒腊肉——那是毛泽东喜欢吃的湖南家乡菜，和胡乔木一家一起吃。方铭见到，毛泽东跟胡乔木的关系非常融洽，有说有笑。毛泽东知道方铭不久前从白区来，也向方铭问及那里的情况。
那时，毛泽东经斯大林派来的两位大夫——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医治，已经逐渐康复。
不久，1946年元旦来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蒋介石说，“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乘此“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要将我们政府的决策”，“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蒋介石要“明告”什么呢?他说：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蒋介石广播演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附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重庆谈判结束才两个来月，蒋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决中共的“割据”——这是他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
显然，这篇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态，颇为重要。毛泽东“点将”，要胡乔木来写。这除了由于胡乔木已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之外，当然也由于胡乔木随毛泽东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全力以赴写社论，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阅后，颇为赞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的学习文件。
社论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蒋介石——须知，两个多月前，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还高高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互相报以微笑。
胡乔木写道：
“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胡乔木针对蒋介石的演说，加以批驳道：
“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复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然后，胡乔木“笔分两路”，就两个问题批驳蒋介石。最后得出结论：
“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2)
这篇社论的发表，给一些因国共重庆谈判而做起和平梦来的人们一帖清醒剂。社论公开表明，国共双方的分歧，依然那么严重。蒋介石是无法“统一”中共，中共也绝不会答应让蒋介石“统一”。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未曾歇一口气，毛泽东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于是，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二十三篇之多，其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在1946年，胡乔木所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是：
《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月9日)；
《和平实现》(1月12日)；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1月19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1月23日)；
《坚持和平，保护和平》(1月27日)；
《恢复交通》(1月30日)；
《再论放手发动群众》(2月20日)；
《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2月25日)；
《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2月28日)；
《欢迎马歇尔将军》(3月4日)；
《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3月12日)；
《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19日)；
《驳蒋介石》(4月7日)；
《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4月10日)；
《东北应无条件停战》(4月12日)；
《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6月5日)；
《要求美国改变政策》(6月25日)；
《一年的教训》(8月29日)；
《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10月13日)；
《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10月23日)；
《两个声明》(11月11日)；
《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11月25日)。
这些社论，几乎都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时为之修改，为之补充。例如，胡乔木写的《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文，毛泽东为之写了一段点睛之笔——当年社论发表时，这段话是用与正文一样的铅字排印的。时隔多年，后来哪些话是由毛泽东所添加的，已记不清了。直到胡乔木晚年，为了编《胡乔木文集》，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查出这一段用“毛体”字写成的话：
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入骨髓，必欲消灭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在这里，毛泽东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分子”。于是胡乔木紧接着写了《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
在1943年，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由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撰写长文；而在1946年，毛泽东则倚重胡乔木来抨击蒋介石了。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1)
胡乔木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驳斥蒋介石的社论，充满激烈的火药味儿。然而，就在这年9月，也是在《解放日报》上，他发表了一首小诗，却是那般温馨，充满柔情：
晚上立在月光里，
抱着小孩等着妻。
小孩不管天多远，
伸手尽和月亮玩。
忽见母亲悄悄来，
欢呼一声投母怀。
月光美丽谁能比?
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首题为《人比月光更美丽》的诗，写出月夜之美，写出夫妻之情，母女、呣子之情。
那“欢呼一声”，打破了月夜的静谧，却点出了“人比月光更美丽”。
那时三十四岁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女儿幸福，儿子胜利。
国民党飞机往延安掷下的成批炸弹，炸碎了“月光下”的柔情。那是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五十架次狂轰滥炸延安达八小时之久。奉蒋介石之命，胡宗南率十六个旅进攻延安。国共重庆谈判所签定的“双十协定”，早已化为乌有。
面对强敌，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议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书记仍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另两位书记——刘少奇和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胡乔木当时在陇东参加土改，没有在毛泽东身边。
胡宗南部队在3月19日，占领了延安。虽说所占的是一座空城，国民党还是大大地庆贺了一番。
毛泽东在中央纵队，代号为“三支队”，共约八百人。中央纵队的司令员是任弼时，政委陆定一，参谋长为叶子龙，政治部主任方志高。为了保密，毛泽东改名李德胜，周恩来改名为胡必成，任弼时改名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改名郑位(政委的谐音)。胡乔木在陇东接到了电报，要他火速赶回总部。这样，赶到了“三支队”，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胡乔木这位“秀才”来说，平生头一回经受战火的洗礼。
战争是严酷的。胡宗南部队用美制电台测向仪探明了中共中央纵队在安塞县王家湾，蒋介石密令“即使牺牲三个师，也要消灭中共首脑”。胡宗南令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突袭，中央纵队只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就连毛泽东的警卫排也上了前线。由于毛泽东指挥灵活，布下迷阵，从敌军只十多里路的“身边”擦过，走出险境……
自从延安陷落，报纸无法印行，《解放日报》不得不于1947年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社全部工作人员归入了新华社编制，大部人员由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率领，渡过黄河，到山西太行地区重建总社。另有二三十人，由范长江率领，随中央纵队留在陕北，内中包括刘祖春、林朗、胡群德以及后来成为胡乔木秘书的东生等。
新华社最初叫“红中社”，因为那时与《红色中华》报社是同一组织机构，“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1937年1月，《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也就相应改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后来竟以这简称传世。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新华社不断发出电讯，发出来自中共首脑机关的信息，对于稳定鼓舞军心、民心起着莫大的作用。毛泽东急急召回胡乔木，便是要他为新华社写电讯。
据谷羽回忆，那一时期，胡乔木几乎天天要写新闻稿，仿佛成了毛泽东的“新闻发布官”。胡乔木每天把战况写成电讯，经毛泽东审阅后，交新华社发出。这些电讯除了由电台播发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办了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参考消息》，一份是《评论和电讯》。《参考消息》登的是新华社接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据严昭告诉笔者，她当时负责收听美国电台，并把英语电讯译成中文。严昭即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另一份《评论和电讯》，登载在这份油印刊物上，他曾经订成册，可惜如今不知在何处笔者手头倒是收存了一本内部印行的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但均无署名，无法确定哪些出自胡乔木手笔。。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2)
谷羽当时也在毛泽东身边，帮助做些秘书工作。她记得，毛泽东也亲自动手写新闻，写评论，写社论。她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了一遍，把手稿留下。这样，她手头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手稿，毛泽东当时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作，写在宣纸上。解放后，谷羽把自己精心保存的毛泽东手稿上交，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于谷羽保存了这些毛泽东手稿，倒是为确定哪些新闻、评论、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现已查到的胡乔木所写的新华社新闻、社论、评论，光是1947年的便有：
《祝蒙阴大捷》(5月19日，社论)；
《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6月4日，社论)；
《哀号无济于事》(6月20日，评论)；
《总动员与总崩溃》(7月13日，社论)；
《祝鲁西大捷》(7月30日，评论)；
《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7月31日，社论)；
《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8月6日，评论)；
《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9月11日，新闻)；
《救国必须灭蒋》(9月18日，社论)；
《中国和亚洲——美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反动派的仇敌》(10月30日，社论)；
《蒋介石解散民盟》(11月4日，评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11月7日，社论)；
《关于“一二九”和“一二一”》(11月30日，新华社信箱)。
内中的《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是一篇新闻稿，于1947年9月11日由新华社发出。胡乔木写的这篇新闻稿，气势磅礴。新闻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以下是《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全文，毛泽东修改处用黑体字标明《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版。：
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今已开始，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从此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解放军在南线实行全线出击的结果。紧接着东北、热河、冀东、津浦北段、正太、晋南、豫北等地解放军举行战略性反攻之后，正当中国的全面内战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南线开始了全线出击。解放军的南线出击至目前为止包含以下几个主要部分：（一）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军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淮河，已进至豫东南、鄂东、皖西的大别山地区。该军系于六月三十日在山东西部渡过黄河，七月在鲁西南连歼蒋军九个半旅，八月七日向南进军，十一日越过陇海路，先后收复解放宁陵、睢县、柘城、亳县、淮阳、沈邱、新蔡、项城、上蔡、临泉、息县等城，同月下旬渡过淮河，又先后收复与解放固始、光山、经扶、潢川、商城、麻城、立煌、六安、罗田、霍山、舒城等城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二）陈赓、谢富治、韩钧、秦基伟、孔从周诸将军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已进至豫西地区。该军在四月初至六月初解放晋西南以后，即撤回太岳地区休整准备，于八月二十三日起在晋南垣曲附近南渡黄河，先后解放新安、渑池、宜阳、洛宁、嵩县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三）陈毅、粟裕、陈士榘、唐亮、叶飞诸将军所部华东野战军西出津浦路、运河，已继刘邓部进至鲁西南地区。陈军于八月下旬在城武地区打击了伪吴化文部以后，于本月八日在菏泽以东，郓城以南之沙土集歼灭敌整十七师段霖茂全部。（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军所部西北野战军由陕北反攻。该军于八月初旬在榆林外围歼敌一个旅，继后南下于同月二十日在米脂以北沙家店地区歼敌整三十六师钟松部，又于同月下旬向南急进，现已达延川永坪之线，而刘戡、董钊等部敌军则落在后面，尚在清涧附近，饥疲恐慌，畏我如虎。此外，在苏北豫皖苏边区，在豫北、在晋南人民解放军亦积极出击，苏北解放军并于八月十二日歼灭了敌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收复叶挺城（盐城）。由此，在内战第二年的开始，东起苏北、西迄陕甘宁的整个南线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与北线同样转入日益扩大的反攻。从去年七月全国内战爆发以来，蒋军进攻的重点始终是在南线。去年七月间，蒋军正规军使用于南线者，计为苏皖边区三十一个旅，中原解放区二十五个旅，山东（不包括鲁西南）二十七个旅，晋冀鲁豫（包括鲁西南和晋西南）二十八个旅，陕甘宁十九个旅，共一百三十一旅，占当时蒋军进攻解放区总兵力一百九十三个旅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后南线蒋军虽连遭痛击，在内战第一年内仅正规军即被歼六十七个旅以上（内三十九个整旅，外九个师部），但蒋军仍继续增加和补充兵力，在今年一月至八月期间始终保持一百五十几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进攻华东解放区（山东津浦路东和苏北）者曾达八十几个旅，进攻陕甘宁边区者则达三十几个旅，因此，南线的两翼成为全国蒋军兵力最集中的两个战场。和李先念将军所部中原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牵制蒋军的战略任务，并分别胜利撤往苏皖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以后，蒋介石就一直企图用所谓重点攻势把南线解放军的两翼逼过黄河。但是蒋介石一直没有能实现他的企图，在南线解放军全线反攻以后，这个企图已被粉碎。战争第二年的开始，已把战线以巨大规模推到战争第一年开始的地方——长江流域，并使蒋军后方的信阳、武汉、安庆、合肥、洛阳、西安等重要城市迅速变为受威胁的前线。南线解放军的大举出击，已证明完全出于骄傲的蒋介石及其各指挥部和美国顾问的意料之外。他们愚蠢地解释刘伯承的行动是所谓“北渡不成向南窜”，企图“越平汉路西窜”，说陈赓军南下为“接应刘伯承”，又说山东只剩下了“绥靖作战”，陕北“###业已肃清”，一派胡言乱语，实则慌做一堆，仓皇失措。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迫由山东津浦路东调出十几个旅，由陕甘宁调出三四个旅，另由豫北晋南和长江守备部队中调出十几个旅，试图拦阻向中原和长江疾进的解放军，但是绝大部分都落在解放军之后。深陷陕北葭集米脂地区的蒋军，在发觉西北解放军已由南面向他们攻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处于危险的境地。深陷山东津浦路东的蒋军，甚至直到现在还在向胶东（胶济路北）滨西（胶济路南）沿海地区作盲目的冒险。据军方报告，各路南下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从分散各地的薄弱敌人手中得到代价极小的大量俘获。他们由于为人民驱除了称霸一方的各个地方性的“小蒋介石”，而受到各地城乡群众的热烈欢迎。久处蒋军蒋政蒋党黑暗地狱中的人民，普遍地称颂纪律严明的解放军为自己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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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3)
除了胡乔木之外，经常起草新华社社论或评论的，还有陆定一。社论、评论，一般经毛泽东或任弼时阅审。在那些日子里，夜行军，冒雨行军，是常事。生活处于异常艰难之中。
新华社记者东生带的一支牙膏，被###个人一起用了半年之久——每一回用，都只挤一点点!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1)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8年4月22日，广播了题为《收复延安》的新闻(是否系胡乔木所写，不得而知)：
“延安消息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收复延安。困踞延安的蒋胡匪军整编十七师，在人民解放军日益扩展的强大春季攻势的震慑下，在二十一号早晨，全部仓皇弃城向南逃窜。我围城部队正乘胜跟踪追击中。我陕甘宁边区延属专员公署，中共延属地委，已经在今天进驻延安市办公。延安是去年3月十九号我军主动撤离的，到现在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胡乔木随着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转战陕北，从安塞县王家湾(1947年春)，到靖边县小河村(6、7月)，到佳县朱官寨(8月)，到佳县神泉堡(9月)，到米脂县杨家沟(冬)，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1948年春)。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之际，毛泽东并没有重返延安。胡乔木随毛泽东于1948年5月26日，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于是，在那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那里成了新的“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
这时，三十六岁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七个年头，在政治上已是中共成熟的高级干部，他一下子就获得三项新的任命：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总编辑。这是胡乔木重要的擢升。从此，他的一辈子，一直从事于中共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
此前，在1948年2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这一文件，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当时，解放区日益扩大，土地改革已成为新农村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1948年2月3日至15日，也接连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三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文件，及时解决了各地土地中亟待明确的政策。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此时国民党已非气势汹汹大举进攻延安时所能相比，毛泽东坐镇西柏坡，运筹帷幄，指挥发起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蒋介石大势去矣!
早在1947年11月7日，毛泽东为胡乔木所写的新华社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增加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完全正确。
1948年7月29日，新华社播出胡乔木在西柏坡所写的长篇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十几处修改。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对战争的回顾和展望的话，成为全文的核心：
“经过过去两年空前规模与空前激烈的战争，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挡的了。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则已经变得更加没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们的统治，已经走到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在强大人民力量继续的锤击之下，他们的最后死亡，已经是不很远了。”
后来时局的发展，又一次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计。
已是###副部长的胡乔木，依然忙于为新华社写社论。通过胡乔木的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声音，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1948年9月30日，胡乔木写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播出之前，毛泽东为之加了一段话，号召国民党军官们走“辽南潘朔端师长、营口王家善师长和济南吴化文军长们的道路”，毛泽东指出：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2)
“这样，不但可以使人民解放战争早日在全国胜利，而且你们自己也得到一个将功折罪、重新改造自己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文章的审阅和修改，是非常仔细的。修改处，往往颇为令人寻味。例如，1948年10月13日新华社评论《战争贩子布立特关于中国的狂妄报告》是胡乔木写的，毛泽东阅毕，只加了十个字，顿时显得非常生动。那是在写及美国顾问们估计“美援”在中国的前途时，“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毛泽东这样加了十个字：
“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从干枯的蒋介石粪坑里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在广袤的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武装力量，而新华社则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文装力量”。无线电波穿云透雾，传遍全中国。不仅解放区普遍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虽说已在西柏坡，仍用“陕北”的名义)的广播，连国民党的将领们、白区的老百姓们，都收听“红色电波”。胡乔木成了毛泽东手下“文装力量”的一员主将。那一篇篇社论、评论，起着“精神炸弹”的作用。
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播发的评论《假和平和真和平》，曾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一番轩然大波。此文亦出自胡乔木之手。此文提及了“首要战犯名单”。
胡乔木的初稿中，“首要战犯”写了三人，即蒋介石、陈立夫、谷正纲。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补充，最后由新华社播出的“首要战犯”名单是：
“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谷正纲、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群、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励、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1)
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北平二十多万国民党部队在百万解放军围困下陷于绝境，傅作义将军决定率部起义，这一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向国内外发布北平解放的新闻，落在胡乔木头上。他奋笔写下《北平解放》新闻稿，经毛泽东改定，当时由新华社发出。
这一新闻稿一千五百多字，毛泽东改了近二十处，现照原文摘录若干于下。凡毛泽东增写之处，下面标以横线：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从《北平解放》这一新闻，可以看出，胡乔木一改政论的严肃笔调，显得活泼。
就在发出这一新闻的翌日，新华社又发出了评论《国民党怎样看北平和平解放》。此文也是一千五百多字，由毛泽东写了一千三百来字，由胡乔木写了开头的一小段。可以看得出，毛泽东和胡乔木配合默契，切切磋磋，无分你我。
1949年3月5日下午三时半，西柏坡村那座由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建造的长方形职工食堂里，七十来人坐在长凳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周恩来向大会报告出席人数。他宣布了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名单，又宣布了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名单，接着，他宣布了列席会议的十二人名单：
“李井泉、###、傅钟、罗迈(即李维汉)、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
虽说作为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曾列席中共中央许多会议，但那只作为工作人员列席。这一回，作为###副部长，他是正式的列席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新闻工作的发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作准备。开幕那天，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闭幕那天(3月13日)，毛泽东又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报告。
毛泽东精辟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打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2日，新华社发出新闻《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新闻稿，也就是后来中共每次召开中央全会所发表的公报。这篇新闻稿，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全文一千五百字，内中五百来字是毛泽东在审阅时所加。
毛泽东所加的文字，主要在一头一尾。开头，他加了一段关于会议的概况。末尾，他加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论断：
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2)
当胡乔木随着毛泽东去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咔嚓一声，一位记者拍下了他俩的合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正忙于走路，是记者抢拍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这帧照片竟是现今能够找到的他和毛泽东的很少的几帧合影之一!
在胡乔木晚年，他曾不无遗憾地说：“那时候，我从未想到该和主席拍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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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1)
依然是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在1949年3月23日播出《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据现存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当时广播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
新闻稿的第一句话，是毛泽东所加，打破了以往对中共中央所在地严格保密的惯例，如此“亮相”道：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现已完满结束……
为什么选择会议结束后的第十天——3月23日播出？为什么点明了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内中的原因，是在3月23日这天，中共中央机关“开拔”了，从平山县西柏坡村启程，经石家庄和保定地区，朝北平进发。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北上，于3月25日乘火车抵达北平清华园车站，在那里下车。胡乔木感慨万分，因为当年他曾在清华园这“戏台”上演过“戏”，大学岁月历历在目。转眼之间，十九个年头飞逝，如今他以胜利者的身份，重返古城……
毛泽东在北平城外清华园下火车，是由于中共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考虑到他的安全，安排他住在远郊——香山西南坡的双清别墅。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这样回忆跟随育英小学从西柏坡来到北平时的兴奋之情：
应该有个六七辆大卡车吧，来拉我们这些学生，老师，当时都给同学发了口罩，好像还发了个头巾，头巾可能就是什么白布那么裁的，那个还是发了草帽没发草帽，那个反正刚开始坐上车呢都高兴得不得了，从来没坐过这大卡车，所以当时坐在车上都特别高兴，又唱啊，又闹的，挺欢快的，晃荡晃荡就不行了，小孩就东倒西歪，再加上那全是土路，那前面车一开，后面的车就吃土，所以只能戴上口罩啊，把那个头巾也包上啊什么的，所以后来就不怎么唱了。好像就在保定过了一晚，睡了一觉，那就是一个大房间，一个大通铺，天刚刚亮就都给叫起来了，然后又上车，到了北京已经是晚上天黑了，从哪个门进来的就说不清，反正最后是穿过复兴门到这的。那穿过北京城那个时候，原来都是在农村的，所以一看到北平城里头又是灯光，又是路上有车，当然那个时候也有各式各样的车，还有骆驼，还有什么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叮咣叮咣，反正觉得挺热闹的，在我印象里开，就是看人家那个理发馆的那个霓红灯那么转还奇怪，这个灯怎么老在那转哪，而且还好几种色地在那变，那个所以一路上特别兴奋……
一进入北平，百废待兴，毛泽东可谓陷入“日理万机”的忙碌之中，胡乔木也随之进入“百忙”状态。这种忙碌，可从毛泽东1949年6月24日写给胡乔木的一封便函中，窥见一二：
乔木：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6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6月28日发出，6月29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7月2日写好，三四两日修改好，5日广播，7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亦须于7月2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引者注：载当日，即6月24日《人民日报》)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
毛泽东
6月24日下午六时
从6月24日(况且已是下午六时)，至7月2日，不过一星期，毛泽东要胡乔木完成的却有四篇全局性的重要文章：
(一)纪念七一的论文；
(二)纪念七七的口号；
(三)纪念七七的论文；
(四)各党派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
“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2)
确实，如同毛泽东所言，“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
胡乔木埋头苦干着。他这“中共中央一枝笔”，日夜不停地写着。
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他依然为新华社写了不少社论，诸如：
《要求南京政府向人民投降》(4月5日)；
《庆祝上海解放》(5月29日)；
《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8月20日)；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9月22日)；
……
他也写了许多新闻。在1949年4月20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时，英舰“紫石英”号等四舰开炮，“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在镇江附近。7月30日夜，“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时，强行靠近该轮，借以掩护逃跑。翌日，新华社播出新闻稿《袁仲贤将军为英舰紫石英号逃跑事发表谈话》，各报登载，连英国报纸也予转载。
袁仲贤，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世人都以为那新闻稿，是袁仲贤向新华社记者所发表的谈话。其实，那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袁仲贤的名义写的!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1)
住在远离市中心的香山双清别墅，毕竟诸多不便，毛泽东于1949年7月迁入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胡乔木也随着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住在静谷，胡乔木一家住在近北面的三间西厢房内院，与田家英为邻。那里离毛泽东住处不太远。毛泽东来一个电话，胡乔木随叫随到。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是这样回忆笫一次住进中南海的情形：
具体怎么搬的我不知道，但是只是到那个星期六下午接我们回去的时候呢，就不去香山了，就去了中南海，这才知道他们已经搬到中南海了。刚进中南海我们是住在那个静谷，就挨着主席的那个旁边，在他西边，静谷的后边呢，北边呢就是春耦斋，那个地方挺漂亮的，有树，有假山，而且还都是些老树，特别是那个院里头有两棵树是连根树，两个根，但是长到，后来长到一起成一棵树，所以印象特别深。
房子都比较破旧，漆脱落了，但是起码房间都有了，我父母的卧室，办公的地方，然后我们的住房和带我们的阿姨住的地方，反正一人都有那么一小间吧，房间也不是很大，但是足够，足够我们住了。
静谷、来福堂、喜福堂、颐园，我们家在中南海搬了几个地方。
那时，在胡乔木起草的种种文件之中，最费精力的莫过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了。
《共同纲领》的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刘少奇在1949年9月21日的讲话中，称《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这样的“建国纲领”，起草工作自然费时费力。
“政协”，有所谓“旧政协”与“新政协”之分。
“旧政协”的全称是“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在重庆举行，国民党、中共、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以“协商政治问题”。当时，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也就被迫同意举行这样的会议来“协商政治问题”。自然，当蒋介石军队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时，“政治”也就没有“协商”的余地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纪念‘五一’节口号》第五条这样写道：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这样，也就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倡议。中共的这一倡议，得到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于是，1948年10月初，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当时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1949年初，写出了第二次初稿。后来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初稿要另起炉灶。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许德珩为副组长。会议又决定，委托中共负责《共同纲领》草拟工作。
胡乔木参与了草拟工作。经过五易其稿，在8月22日才算写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总纲领》(当时的名称)，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如今，尚可从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五封便函，看到当年修改时的繁忙景象：
其一
乔木：
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毛泽东9月3日
你应注意睡眠。
其二
乔木：
今(引者注：指9月3日)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毛泽东即
其三
即刻付印(引者注：指9月5日)，一小时内交我。
毛泽东
其四
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毛泽东9月6日
反反复复修改《共同纲领》(2)
其五
乔木：
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交周副主席(引者注：指周恩来)。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
毛泽东9月11日下午四时半
内中，从9月10日晚九时起，周恩来、胡乔木等在毛泽东处一起讨论《共同纲领》的修改，直至翌晨七时，一口气讨论了十个小时!
从毛泽东关照胡乔木“你应注意睡眠”一句，也可看出当时胡乔木工作的紧张之状。
《共同纲领》，其实不光是“建国纲领”，而且还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临时宪法”。
周恩来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
1949年9月29日，《共同纲领》经新政协大会正式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载入了史册。
胡乔木还为新政协的召开，写了《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一文，作为新华社社论发表。胡乔木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全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新政协决定，自1949年9月27日起，北平改用原名北京——北京是在1928年6月20日被南京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的。北京定为新中国首都。新政协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成为“新闻人物”(1)
1949年10月1日，已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这天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施政方针。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下午三时，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胡乔木也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天，新华社播发了重要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不言而喻，这篇社论又出自胡乔木笔下。
胡乔木写道：“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在新中国成立之际，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不久，他又多了一项非常恰当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胡乔木为新华社写了那么多社论、评论、新闻，实际上已经在扮演中共发言人的角色，只是那时没有这样的名义罢了。
此外，他仍兼任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自1950年至1954年，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
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
当然，他仍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向来，他是在“幕后”工作，发表的文章是以社论、评论面目出现，他的名字很少在报刊上见到。然而，自从他担任新闻总署署长，尤其是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了“新闻人物”。
就在这时，一些报纸刊登了介绍胡乔木其人的文章，使这位一直身居幕后的人物首次“亮相”。
上海《新闻日报》在1949年12月2日，发表了署名癯山的《记胡乔木》一文，照录于下：
新华社社长及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是苏北盐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他父亲胡启东老先生是旧国会的议员，因为拒绝曹锟的贿选，在地方上很负清名。他原名叫鼎新，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人，他和他的大哥达新先后曾在扬州的前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读书，他是1924年秋进校的，当时才十三岁，因为一篇《送高二同学赴杭州参观序》的好文章而闻名全校；
学校特地把这篇文章刊印出来，交给大家做参考。他英文、算学的成绩，也远超在众人的上面，因此先生、同学都叫他做“神童”；说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奇才。
他1930年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当时一般学生的传统心理，皆以南进交大、北进清华为荣；尤其是清华毕业的学生，有优先留美的权利，更是大家所“向往”的学校。以胡氏的聪明才智，只要读完了四年，“放洋深造”，自无问题；但他却接受马列主义的真理，走上了革命的阵线……
这篇文章中尽管某些地方有出入，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胡乔木的人生轨迹。
两个月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南侨日报》刊出署名江山的文章，题为《严正驳斥美揆造谣的新闻署长胡乔木》，近两千字，更为详细。现亦照原文，摘录若干于下：
中央人民政府的发言人，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日前对美国务卿艾其森(引者注：即艾奇逊)歪曲中苏会谈(引者注：指当时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与斯大林会谈)的谈话，予以严正驳斥，这是他从新闻总署成立以来代表政府所作的第一次发言，以后我们听到他代表政府发表谈话的机会一定很多，无论是关于国内或国际方面的，他好像是一位播音台的播音员一样，全国人民经常静候着他的声浪，都想从他那里知道人民政府的意志与动向。
他的责任虽然如此之重，但他过去一直是个革命工作者，所以除了中共内部及其工作地区的人民而外，很少知道他的经历的……
成为“新闻人物”(2)
接着，文章便介绍了胡乔木的经历，内中提及了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最后，作者写道：
现在他是新华通讯总社社长，北京《人民日报》社社长，又是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肩负着全国新闻报道、政治宣传和政府发言人的重任，他会写，会说，会做，恰是胜任愉快，铢两悉称。
对于这些报道，胡乔木并不乐意。他仍希望悄然埋头于幕后，不愿报刊上介绍他本人。
好在他是新闻总署署长，嘱令各报不要再刊登关于他的报道。从此，在中国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画上了句号。直至他后来成为中共第二届政治局委员，按惯例要刊登简历，这才经他过目、由新华社发了一则关于他的数百字的简历，如此而已……
这时值得提到的是，1950年1月21日《人民日报》所载胡乔木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谈话，其实并不是胡乔木起草的，而是毛泽东起草的!
这一回，一反往常：平日，总是胡乔木替毛泽东起草文件，此次反过来，毛泽东为胡乔木“捉刀”!
那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发表谈话，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苏方建议，由苏方、中方各自发表一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谈话。于是，毛泽东在1月19日晨五时亲笔写好了一篇声明，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写的。毛泽东写好声明后，用电报发往北京，毛泽东特地注明：
“(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
“(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
“(三)今(十九)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
毛泽东的电报，是发给“少奇同志并告乔木”，告知“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就笔所写的电讯稿，原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20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电讯稿全文一千五百来字，痛斥了艾奇逊，理所当然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当然，胡乔木的名字也引起了注意。
据当年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斯大林曾问及中国政府是否发表了声明。
毛泽东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是新闻署长，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声明的。”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1)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担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跟毛泽东的联系频繁。不过，已经进了北京城，虽然同住中南海，毕竟不像在延安那样喊一声就过来。何况胡乔木担任了许多职务，要参与许多社会活动。因此，毛泽东常常给胡乔木写便函。如今，透过这些便函，倒是可以看出胡乔木当年的工作情形。
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一份便函如下——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引者注：乌鲁木齐的旧称)。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10月21日下午三时
三天后，毛泽东又写一函——
乔木：
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
毛泽东10月24日
毛泽东提及的“这类新闻”，是指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分子的新闻。彭，彭德怀。甘，甘泗琪。他俩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及政治部主任。可见毛泽东虑事甚细，很注意新闻的分寸。
在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长时，总编辑为邓拓。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了关于《人民日报》存在问题及进行改革的意见，给陆定一、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乔木：
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
毛泽东12月4日
1950年元旦，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来电报——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余程万二部及西昌胡宗南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1月1日
1950年1月14日，毛泽东又发电报给胡乔木，告知“我今晚九时动身去列宁城参观，要三天才能回来”。毛泽东嘱这三天内《人民日报》社论“由少奇同志看过即可发表”。
2月14日，毛泽东发来颇长的电报，注明“限即刻到”，交“少奇、乔木”。毛泽东要他们“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立即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毛泽东陈述了六条意见，最后写道：“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至要至要!”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1950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
在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连发两函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毛泽东10月21日
乔木同志：
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毛泽东10月21日
吴耀宗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这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
在195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
此件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可以发表，请酌办。
毛泽东11月3日
此处提及的是北京大学曾昭伦教授等三百多人联名致函毛泽东，表示抗议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翌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则是关于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罗隆基起草，关于各民主党派全力拥护抗美援朝)——
毛泽东频频致函胡乔木(2)
乔木，并徐冰同志：
此件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引者注：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
毛泽东11月4日上午九时
11月17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指出：“《参考消息》上，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也应加以整顿。”
毛泽东素来重视报纸，阅报甚细。他给胡乔木写了那么多的信件，表明他对新闻工作的注重。
发表《实践论》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在1950年11月22日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要他起草一个关于如何正确地写电报的文件，颇有意思——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11月22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便如刘邓(引者注：指刘伯承、邓小平)，陈饶(引者注：指陈毅、饶漱石)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毛泽东11月22日
信中提及的###，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涛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刘燕铭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薛暮桥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毛泽东要胡乔木起草这样的文件，是知道胡乔木写文章很注意语法、用词。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后来毛泽东让胡乔木代表中央参与语言文字工作，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12月28日，毛泽东写给胡乔木的信，则是关于发表《实践论》一事：
乔木同志：
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
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毛泽东12月28日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真理报》的评论，是指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所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胡乔木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先在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实践论》，翌日刊出《真理报》文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
1950年2月，当毛泽东要从苏联回国时，斯大林提议出版毛泽东的选集，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协助毛泽东编辑选集，斯大林指派了尤金来华。
毛泽东回国后，由他的俄语翻译以及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着手翻译。尤金读了俄文稿，对《实践论》极为推崇，建议送往苏联发表。毛泽东同意了。
尤金把《实践论》俄文稿交人呈送斯大林。斯大林阅毕，交由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于1950年第二十三期(1950年12月出版)全文发表。1950年12月18日，《真理报》配发了评论文章。
于是，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那封信，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实践论》，翌日发表《真理报》评论。
也就在写那封信的同一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了一信——
乔木：
(一)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二)不但“领导方法决定”，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毛泽东12月28日
这里提及的胡佛，是美国前总统。“胡佛演说”，是指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及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毛泽东看了演说稿，非常仔细地考虑了在中国加以发表的形式——以什么名义，在什么报第几版，在什么杂志上同时登，都作了很具体的安排。
至于“领导方法决定”，是指毛泽东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显然是由于《实践论》的发表，使毛泽东想及，“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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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1)
受毛泽东的感染，也受毛泽东的委托，胡乔木如同毛泽东那样，时时注意着报纸。作为“新闻首脑”，又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每日打开的头一份报后，便是《人民日报》。
毛泽东阅报时，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胡乔木。胡乔木呢?他阅《人民日报》，随手写下种种意见，总是批给“范、邓、安”，亦即范长江、邓拓、安岗。他的这些信件，到了《人民日报》社，被作为档案保存下来，迄今犹在。
胡乔木是写社论的好手，因此对《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颇严。1950年6月7日，他给范长江写信，对于《人民日报》送来请他审读的“公私工商业关系社论”以为“写得并不好，原因是没有分析”。他要求“最好是重写”，要说理透彻，“有说服性”，“要把必要的材料成熟地掌握一下，找出逻辑关系来”。他以为，“凡写重要问题的社论必须充分展开逻辑，才有被人接受和重视的理由。”
此后，胡乔木又多次谈及社论的写作。他说：
“写社论。选题是政治问题，怎样写是技巧问题。社论要有分类，各类社论的性质不同，彼此相差很大，对待敌人的社论和纪念性的社论和解决当前问题的社论就不一样。反驳杜勒斯(引者注：美国国务卿)只要驳倒就完了，不能指示他做什么。纪念性的社论只提出一般性的任务，而对国内的实际问题就要提出一些具体任务。”
他还曾这样说及：
“报纸上的社论应当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能去解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次，社论的篇幅应该有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制。有些社论今天不发表，明天发表就没有意义了，特别在国际斗争方面。社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
那时尚无“社论写作学”之类，胡乔木从自己写作社论的多年甘苦之中，谈了不少精辟之见。
他也很注意评论。他说：
“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报纸的声音。其他的东西虽然也是报纸的声音，但是评论是它的主要声音。”
1951年1月5日，胡乔木致函“范、邓、安”：
“《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著的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
1951年3月4日，胡乔木在信中写道：
“评论的沉闷当然首先是因为评论的内容空泛，使人不知道作者究竟在打算叫人干什么，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
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从《开明少年》杂志第六十六期上转载了一段文章，意思是说喜马拉雅山的主峰不应用外国人名称“额非尔士峰”，而应叫“珠穆朗玛峰”。文章用了标题《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胡乔木看了，颇不满意，写信论述了自己对于标题的见解：
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
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与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
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
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不是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注等成分安排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每天指导着报纸工作(2)
对于《人民日报》，胡乔木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他不断给“范、邓、安”写信。
1950年5月13日，他在信中要求《人民日报》改进广告工作，以期成为“领导全国广告改进的首脑”。
1950年6月25日，他写信称“《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很有益，但每信后面应注明处理情形或意见，如此信已复如何如何，此信已转抄某处某处，此信已请某人某人代复，此信为何为何尚未答复。否则看了就未免令人纳罕。”
胡乔木曾对《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的工作，写过许多这类信件，有时打电话，有时托人转告，有时约见报社领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因宣传部负责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引自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致毛泽东、刘少奇函)
终于累得病倒了(1)
给《人民日报》频频写指示信的胡乔木，在1951年1月8日至1951年3月4日之间，却忽地成了“空白期”；
给胡乔木频频写指示信的毛泽东，在1950年12月28日写了那封关于发表《实践论》的信之后，至1951年3月2日才又给胡乔木写了关于转载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的指示信，中间也出现了一段“空白期”。
在这“空白期”——1951年1月中旬至2月底，胡乔木到哪里去了呢？
他的夫人谷羽是这么回忆的：
1950年12月16日，她生下第三个孩子，正住在医院里。这样，胡乔木有了二子一女。他为新生的儿子取名“和平”。和平早产，才七个月，出生后只得养在氧气箱里。
谷羽正忙着照料早产的儿子，一天，忽地传来消息，胡乔木病倒了，送进了北京医院!
胡乔木是累倒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差不多天天像绷紧的弦，况且毛泽东的生活昼夜颠倒——白天，胡乔木作为新闻总署署长、###副部长，要办公；入夜，毛泽东开始办公，又常常找他。日子久了，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笔者曾采访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他也得此症。
胡乔木生活没规律，又得了胃病。那天，他突然胃出血，吐了一盆子血，急急送入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专家周泽沼亲自给胡乔木诊治。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瞕也赶往北京医院，过问此事。
经过检查，胡乔木患胃溃疡，已经穿孔，所以造成大出血。大夫认为，应该马上动手术，切除溃疡部分，但是又很担心，因为胡乔木体质弱，已经大出血，怕经受不起大手术。
周恩来总理闻讯，赶往北京医院，召集医生会诊，听取各方意见。
谷羽的答复非常干脆：“开刀!”
知道胡乔木要动手术，那天上午，经过一夜紧张工作的毛泽东，正要上床休息，要值班卫士把他的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
“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胡乔木同志，他病得很重，住进了北京医院。”毛泽东对王鹤滨说，“他可是个大好人哪!”②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王鹤滨随即赶往北京医院，上到病房主楼三层，见到了傅连瞕，也见到了胡乔木。王鹤滨回忆道②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胡乔木患溃疡病，大出血，面色苍白，显得很虚弱。医生护士们正忙着为他作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我走到躺在输送床上的胡乔木同志身旁，他马上要被送入手术室了。
“毛主席很关心您的健康，叫我代表他来看望您。”我握着胡乔木那发冷的、缺少血色的手说。
“谢谢毛主席的关怀，请转告主席，请他放心，不会出事的，要给我做手术。”胡乔木同?##椎牧成舷猿隽诵θ荩兴奋而稍有点吃力的说着?/p>“请主席放心!”当把他推向手术室时，胡乔木带着笑容又叮嘱我一次。
胡乔木被推进手术室，由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亲自主刀。胡乔木的胃溃疡颇严重，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毛泽东关注着胡乔木的病情。除了听取王鹤滨的报告之外，毛泽东还要求北京医院逐日把胡乔木病况报来。
手术之后，又发生意外的情况：胃与肠粘连，可能需要再动一次手术!
体质已很虚弱的胡乔木，能否再经受得住第二次手术？
周恩来闻言，又一次来到北京医院，听取大夫们的意见。周恩来问大夫们，除了再开刀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大夫们终于决定采用别的办法治疗，未动手术，解决了胡乔木的胃肠粘连。
胡乔木本来就消瘦。胃切除大部分之后，更是影响了消化。谷羽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胖过!”
在北京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也就成了那一段“空白期”。
终于累得病倒了(2)
胡乔木刚出院，便开始工作。毛泽东在1951年3月2日给他写了一信：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3月2日
萧乾，作家，当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李俊龙则为政务院参事，写了《战斗中的湖南农民》，载于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这封信表明，胡乔木又开始忙碌了。不过，他尚在休养之中。他和谷羽住到北京颐和园的谐趣园疗养。
谐趣园乃颐和园的“园中之园”，风景幽雅。此园原名“惠山园”，是清朝乾隆皇帝游江南时看中无锡惠山的寄畅园，下令在京仿建。后来，在光绪十九年重修，改名“谐趣园”。园内有涵远堂、湛清轩、瞩新楼、知春堂等十三座亭台楼阁，一泓碧水，游廊曲折，清静古朴，世外桃源。胡乔木在此一住数月，精神为之一爽。
这时，他在中南海的住处，已从静谷迁往春耦斋北面偏西的来福堂，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为邻。后来，又迁往中南海喜福堂住。
参与编辑《毛泽东选集》
在颐和园谐趣园疗养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仍不时给胡乔木写信，交办各种宣传事务。
那时毛泽东住在石家庄。
3月14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3月13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受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
3月20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事宜：“（一）宣传会议可自5月5日至15日开十天，如15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引者注：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花费了胡乔木颇多精力。
《毛泽东选集》最早的编辑者是邓拓。那是在1944年初，经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批准，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邓拓主持此事。1944年5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问世。在那样的艰苦岁月，能够印出《毛泽东选集》，确非易事。但是，《毛泽东选集》那时并未经毛泽东本人改定。
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建议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本人亦有此意，何况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确实需要出版《毛泽东选集》。于是，出版《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访苏归来后，郑重其事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毛泽东的三位秘书承担，即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毛泽东本人亲自过问这一工作。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大致上是这样分工的：
毛泽东亲自作修改工作，最后定稿；
陈伯达负责全面编选工作，但没有参与第四卷工作；
胡乔木主要负责语法修辞用字和标点方面的工作，编第四卷时负责全面工作；
田家英负责注释工作，组织了###、近代史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等人员参加。涉及历史方面的注释，大都由历史学家范文澜写。田家英还负责出版及外文翻译方面的组织工作。
笔者在采访陈伯达时，他说，《毛泽东选集》书前的《本书出版的说明》是他写的。文末本来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由于考虑到“编辑”两字似乎不妥——毛泽东的文章还要由别人“编辑”?于是他改署“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此后，便一直沿用这一名义。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一些文章，经毛泽东阅定后，在出版前交《人民日报》发表。这便是毛泽东给胡乔木信中所提及的“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章，待看后送你，4月或可发表一二篇。”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发行。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发行。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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