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8,一个转折点 / 268
没有大国兴迭,就没有世界历史 / 268
北京奥运给西方人“洗了一次脑” / 270
二、中国的软肋 / 275
大国为何“瘸腿”? / 275
学会使用“国际语言” / 278
不妨开放境外媒体,只有开放才能趋同 / 280
首先解决“国际形象”问题 / 283
序(1)
直面“巨人症”:中国离头等强国还有多远?
中国可能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论愿意与否,中国已站上国际舞台的核心地带。然而,要想成为世界头等强国,无论国内政经结构还是国际交往,都还要做巨大调整。近日,《大国策》丛书作者,政治、经济、文化与国际关系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激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及破解之策。
中国处在现代国家构建初期,如何构建一个优良政体,处理好裹在一起的普世原则和国家利益两层关系?
政治文明就是限权文明,权力与权力间的不均衡是以权制权最重要的动力,而不是道德呼吁、社会呼吁和市场要求。
有无之间的大国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这个大国一直在有无之间。GDP是大国,可人均呢?制造业是大国,产品创新呢?人口数量是大国,人口素质呢……昔日的文化大国,在我们这一代也已萎缩成文化小国。
中国在快速发展,如果骨骼不长,肌肉不长,突然一下变得很大,是巨人症。没有内部各种各样的发展,大国很难名副其实。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不是想不想当,而是全世界都已把中国当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应对金融危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能源消费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国加一起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几件事都很难解决。
陈明(《原道》主编):我理解的大国,首先是在南海、台湾、新疆、西藏等问题上的核心利益能得到尊重;其次是在这个体系里的“法权”能够得到保障,不受各种超规则的指摘刁难。
跳出复仇心态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几年前写了篇文章,对中国提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大;二是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应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三是如果中国成功地做到了前两点,30年便会成为世界的领导者,那时,中国将向世界提出什么要求?
我觉得他内心深处关心的还是最后一个问题,中国真正强大后如何对待曾经侵略棱辱过自己的西方。在部分西方人看来,相当多的中国人所追求的,就是有朝一日向西方复仇。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大国”首先有个“大”字。得道可以多助。德国不想当大国?没办法,被打败了。真正的“大国”不仅是中国人的福祉,也是世界的福祉。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不能空谈正确的东西,许多听上去正确的东西,实际上行不通。比如全球资源就这么多,几千年来中国人用很低的成本养活了这么多人,按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但西方崛起的模式是把全世界资源都采完用尽,中国怎么办?学西方,一块完,不学,自己完。这就是今天的悖论:别人都虎狼式发展,中国能洁身自好么?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道德是空谈吗?不是。儒家的信仰是,即使陷入到“资源就这么多,我不用你也会用完”的困境之中,我也要修正你。分歧就在这,政治学家已经把道德给阉割掉了,认为都是骗人。
尤其,道德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没有它,社会共同体都很难构筑起来,甭说跟别人打交道。苏联就是无法获得内部成员认同,解体了。
序(2)
乔良(空军指挥学院教授):道德对社会内部非常重要,但到了国家层面就很难说。美国人的基督教道德水准比欧洲人还高,很保守,可到了国家层面,美国人最不讲道德。
张宇燕(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但丁在《世界帝国》中说,强大的实力和崇高的道德是成为世界帝国的两大条件。道德问题非常复杂,用到个人或小群体时是一种情况,运用到国家层面往往是另一种情况。要多一个心眼,道德被用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事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