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参加新落成教堂的活动对艾达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与1863年妹妹莎拉·艾斯纳什·塔贝尔（Sarah Asenath Tarbell）出生在山坡的小屋里相比就不值一提了。妹妹的名字是按照他们父母双方祖母的名字取的。自弟弟威尔诞生以来，艾达就对他极其宠爱。但令她更为自豪的是她能够照顾萨拉直到6岁。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深厚感情延续了一生。即使到了成年，艾达也一再优先考虑兄弟姊妹的需要，以及父母的需要。艾达、威尔和萨拉从感情和工作上都深爱着彼此，他们之间既是兄弟姐妹又是搭腔的好朋友。

萨拉降生后不久，塔贝尔家就雇用了帮手来协助照顾这个日益庞大的家庭。在艾达的记忆中，来自临镇的玛姬·史高（Maggie Schall）总是个令人愉快、办事效率高且和蔼可亲的年轻女士。除了作为一名称职的家庭帮佣外，玛姬还成为年轻艾达的知己和好友。

两年后，这个家庭由于小富兰克林·萨姆·塔贝尔（Franklin Sumner Tarbell, Jr.）的诞生而再次扩大。不幸的是，小富兰克林还没活到三岁就因为猩红热而夭折了。在19世纪中叶，婴幼儿的死亡相当普遍。当时造成五岁以下婴幼儿高死亡率的疾病有成千上万种，而现在这些病都已经可以预防。在那个年代，人类可预期的寿命只有45岁，与现在相比少了30多年。小富兰克林的死亡，从统计角度来说并不是什么意外，但是这些不足以抚慰塔贝尔一家。小富兰克林日夜不停的啼哭声始终萦绕在艾达的余生中。在自己的自传中是否要谈到小富兰克林的死，塔贝尔内心曾经激烈地争斗过。最终，她用以下的文字描述道，“小富兰克林，我们一直这样称呼他，因为他拥有和父亲一样蓝­色­的眼睛，他是我们中间最阳光的孩子。他一连好几个星期躺在客厅同猩红热做抗争，这是一种比天花更令母亲们恐惧的疾病”。每一天，塔贝尔说，“我痛苦地站在门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门后的屋里小富兰克林就躺在那里，痛苦地哀嚎，同病魔做斗争。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那扇紧闭着门背后的痛楚渐渐消退和我紧握的拳头松开后，我手指关节上留下的白点停留了多长的时间”。

学校为艾达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在她的孩童时代，小学和中学实行八年制是惯例。孩子们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就永远离开了教室。许多同学读了四年就不读了。大约有一半的学龄儿童根本就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约翰·洛克菲勒在中学的辍学经历就说明，无论有多么强烈的愿望，在当时完成所有课程相当困难。同时，这也表明，接受教育并不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当艾达十八年后进入学校的时候，中学教育在许多地方依然匮乏。私立学校的支持者一直反对向公立中学征税，因为他们担心就读人数的下降会影响他们的投资收益。只有收入有结余的人才能在接受基础教育后，继负担得起私立教育的学业。在许多城市，学生在八年级后想要上学，就必须离家去较远的私立学校。

作为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艾达没有想过会接受正规教育。她原本只能在家中接受教育。路易斯维尔连个像样的教学楼都没有，而且在那里女孩受教育的机会远比男孩少。幸运的是，艾达的父母具备足够的知识以及物质条件来开展家庭教育计划。该计划中包括路易斯维尔罕见的东西——书本，以及《纽约论坛》（New York Tribune）、《哈伯周刊》（Harper’s Weekly）、《哈伯月刊》（Harper’s Monthly）等期刊，还有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威廉姆·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和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笔名乔治·埃利奥特更出名）的小说。艾达所受的教育包括以《赞美诗和曲调集》he Hymn and Tune Book）一书为基础的钢琴课。在4岁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已经可以正确地阅读和拼写了。她把学会的课程复述了给洋娃娃听，感觉她自己就是课堂上的老师。艾斯特和富兰克林感觉到他们的女儿可能是个奇才，他们在家庭教育之外还安排了学校教育。艾达后来回忆说，课程是在赖斯家由一个“非常­棒­的­妇­女”讲授的，和她一起上课的还有几个来自同一个镇上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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