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的文字,是一双温暖的手,伸向一双又一双寒冷的手。
安徒生的文字,是两瓣湿润的唇,亲吻着干裂而苍白的嘴唇。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写作。
这正是我所景仰的生活。
二
当希特勒神气活现地夺取政权、纳粹在国内推行恐怖统治的时候,德国年轻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讲学。
他公开抨击纳粹主义。
他是安全的。
然而,他为这种安全感到耻辱。
“我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朋霍费尔在给朋友尼布尔的信中这样说。他决定立刻回国。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时刻回国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更深切地意识到,“假如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我将无权参加战后生活的重建。”
他听到有一种声音在呼唤他,宛如太阳在呼唤向日葵。
神学家吕斯布鲁克说过:“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向日葵昂头向着阳光开放,太阳转至西方,它也随而转向西方,它始终面向阳光的温暖。但是,在晚上,它便收拢自己,隐匿自身的颜色,等待新的日出。”朋霍费尔采取他自己特殊的方式来“等待”新光的再度降临——他向黑暗猛扑过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朋霍费尔也没有为自己当初归国的决定而感到后悔。他在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从不为自己在一九三七年夏天作出的决定后悔,而且似乎奇怪的是,我相信我的生活一直在遵循着一条笔直平坦的路程,就其外在的环境而言就是这样。它一直不断地丰富着我的经历,为此我只能感激。”他没有恐惧之心,只有感激之情;他没有懊悔之意,只有喜悦之感。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破晓,在盟军解放佛洛森堡集中营的前一天,朋霍费尔迈着沉稳的脚步,走向巴伐利亚森林边缘的刑场。正如耶稣明知十字架的苦难在耶路撒冷等待着他,依然毫不犹豫地走向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奔赴十字架的道路;朋霍费尔在临行前的那一刻,并没有对死亡低下高贵的头颅,而像平时一样温和地对着刽子手微笑。
朋霍费尔给狱中难友的最后告别是:“这就是结局。但对我而言,却是生命的开始。”他尘世生命的终结,正是永世生命的开端。他向今世的黑夜道晚安,醒来,却要在永世的黎明道早安。
这名年轻的学者在狱中写下了一批书信和零散的札记。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学者”或者“作家”来看待,他也没有预料到这些文字能够在身后得以整理并发表。
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就是薄薄的一本《狱中书简》。就是这样的一本小书,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神学的发展方向。
我无数次地阅读《狱中书简》。当我沮丧的时候,当我忧伤的时候,当我怨恨的时候,当我受到侮辱的时候,当我遭到误会的时候,当我遇到困苦的时候,《狱中书简》都是一剂让心灵重归宁静的良药。在朋霍费尔所遭受和承担的考验、羞辱和折磨面前,我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经历的一切像尘土一样微渺、像鸿毛一样轻飘。我经历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不是太重了,而是太轻了。
在这些没有经过谋篇布局的文字中,我看到了一个伟人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隐秘细节,他的生活已经惊人地融入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那些悲惨事件之中。他与所有的受难者同在。
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在给父母的信中,朋霍费尔写道:“不用说,我非常盼望得到释放,与你们在一起。但是,这许多年来,你们已给我许多欢乐的圣诞节,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其光辉足以强烈地照亮这幽暗的圣诞节。……从回忆中得到的温柔的感觉,属于人类更美好更珍贵的东西。凡能坚持和维护这不可剥夺的价值的人,是不会被压倒的。”他的心态是如此平和与谦卑。他没有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认为自己仅仅在从事一件如同吃饭、穿衣一样“理应如此”的事情。
在信中,朋霍费尔继续写道:“我敢说,在监牢里守候圣诞节的人,比在别的许多地方、比那些有名无实的人,更有意义、更为真诚。上帝会降临到人们通常憎恶的地方,基督因为那个客店没有他的地方而生于马厩——关于这些事情,囚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理解。对于囚徒来说,圣诞故事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是一个喜讯。这种信仰使他得以同圣徒交流,赋予他以超越时空限制的默契,并且使在此被监禁的岁月变得微不足道了。”他没有被灾难所征服,他以自己的坚贞反证了敌人的虚弱,他以自己的喜悦烛照出敌人的丑陋。他也没有对未来流露出一丁点的失望。他向死而生,朴实无华、清水出芙蓉般的文字是他生命的延伸和发展。他更没有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感到骄傲,他强调自己是卑微的,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不过是在“分担上帝的苦弱”。
就在被杀害之前三个月,朋霍费尔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爸爸妈妈,这最后的两年告诉了我,我们所能经历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只要想起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没有权利说什么东西是属于我们的。”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外边“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我”存在于“我们”之中。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多思所说:“没有人是座孤岛,独自一人,每个人都是一座大陆的一片,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一小块泥土被海卷走,欧洲就是少了一点,如同一座海岬少一些一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对我的缩小,因为我是处于人类之中;因此不必去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用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反对极权主义斗争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将“丧钟为谁而鸣”作为他最伟大的一部著作的名字,并在扉页引用了这段话。与海明威一样,朋霍费尔也认为,每一个处于镣铐之中的兄弟同伴都是自己的耻辱;每一次渴望自由的每一次被压制,人权的每一次被侵犯,都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我们被连结在人类之中,分享着各自的命运。我们必须直面邪恶,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正如《圣经》中所说:
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
就像趟浑之泉,弄浊之井。(《箴言25:26》)
在备受折磨和棱辱的牢狱生活中,朋霍费尔早已预料到了自己的死亡,并无比平静地面对死神的到来。他的文字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因为他的心灵也达到了朴实和真实的极致。
在另一封短信中,他请求父母给他送去“火柴、面巾和毛巾”,还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得到一点牙膏和几粒咖啡豆吗?”这是最打动我内心的细节——这位圣徒,并非“特殊材料”制造的人,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一个人,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有着跟我们一模一样的日常生活的需要,他跟我们一样呼吸和饮食,跟我们一样渴望爱与被爱。他的软弱之处,恰好是他的刚强之处。他的腼腆之处,恰恰是他的高尚之处。
朋霍费尔的一位难友、英国军官佩恩·白斯特,是集中营中的一名幸存者。他在《文洛事变》一书中写道:“朋霍费尔简直是谦卑虚心与亲切温和的化身,在我看来,他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上总是在散布着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气氛,仅仅为他活着这个事实也总是在散布着深切感激的气氛。……他是我所见过的极少数这样的人之一。”很明显,朋霍费尔自觉地分担着“上帝的苦弱”,在狭小的囚室中体验着天堂。他将爱传递给身边的难友,他在把面包分给难友的同时,也分给他们同情和怜悯的感情;他在把衣物赠送给难友的同时,也将温暖和幸福的感觉送抵他们的心灵深处。吕斯布鲁克说:“爱并不是默然无声,它永不停息地呼喊——时刻准备去爱。”朋霍费尔的呼喊穿透了监狱厚厚的墙壁,也穿透了时间漆黑的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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