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圣经》中所说：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希伯来书13：3》）

朋霍费尔的写作，与荣誉、与金钱、与名声毫无关系。他不是职业作家，却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写作者。他的写作是他的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死亡是他的救赎计划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朋霍费尔的生命，就像是一棵压伤的芦苇。暴风雨终将过去，而这棵芦苇依然扎根在沙漠中。芦苇的存在证明了沙漠的无能，也启示着甘泉的降临。

朋霍费尔的写作和生命，都沐浴在爱中——无论花香常漫还是荆棘丛生，他都没有放弃爱，他都一如既往地在颂扬着爱。

朋霍费尔以他的生命、死亡和写作，告诉我们一个存在于当代世界的见证：只要有爱，人就可以战胜那看起来不可战胜的邪恶。

三

她不是手握权柄的国王，也不是富可敌国的总裁；她不是貌若天仙的演员，也不是万人痴迷的球星；她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是聪明绝顶的天才。她只是一位满面皱纹的、瘦弱文静的修女。

一九九七年九月，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印度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而流下哀伤的眼泪。

她就是被誉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所著的《活着就是爱》一书的中文版刚刚出版，我就赶到书店买了好多本，想送给身边的朋友。结果，当我兴冲冲地回到宿舍，送给同屋的朋友的时候，他的桌子上也放着几本。他说，也正准备要送我一本。我们不由地会心一笑。

这本小书收入了特蕾莎修女的部分谈话、祈祷、默想和书信。与《狱中书简》一样，它也不是一本系统和完整的著作；对于特蕾莎修女圣洁的一生来说，这些文字仅仅是飞鸿雪泥——她从来就没有为“立言”的目的而写作。但是，这些文字比那些学者的鸿篇巨制更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特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至它受到创伤。”正是缘于这样的信仰，她从她的家乡——马其顿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遥远的印度，来到被尼赫鲁哀叹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

本来，这是两个相隔千山万水的地方，特蕾莎修女的足迹却将它们联结起来。

那一年，她刚好十八岁，还是如花似玉的好年纪。

从此以后，她为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虽然从事教育工作也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但是学校里的女孩几乎都是出身于印度上层社会的女子，这个优越的环境与更加广大、更加真实的印度无关。

她走出修道院的高墙，走进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在那里，有病的人无人照看，孤独的男人和女人躺在街头等死，成百上千失去父母的儿童四处游逛，无人照看。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她感到了工作的召唤，决定在与他们每天的接触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于是，她把贵族女子学校和被保护起来的修女世界留在了身后。

一九四八年，特蕾莎修女得到教会的允许，终于换下修道院的制服，换上便宜的印度莎丽服。在经过紧张的护理培训后，她开始了特殊的工作，从此这一工作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并将被后人永远地继承下去。

在街头，这个瘦小的修女亲手握住快要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在医院，这个受着病痛折磨的修女亲吻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特蕾莎修女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的生活朴素无华；同时，她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比尔·盖茨和李嘉诚更加富有，因为她拥有爱、给予爱、收获爱。她用生命演绎了信仰：热爱人的生命、满足人的需要、唤醒人的尊严。

在特蕾莎修女的感召下，数以万计的宗教人士和非宗教人士参与了她的“慈善传教士”活动，数以千万计的人从这个修道会的社会福利和救援工作中受益。尽管她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印度和孟加拉国，但她的足迹遍布全世界，既包括欧洲、北美、澳大利亚，也包括非洲、俄罗斯和中国。

一九七九年，特蕾莎修女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单个人的尊重：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在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屈尊恩赐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敬之上的同情。”特蕾莎修女较之其他任何人都更清醒地认识到，居高临下地给予礼物，接受者会有单向和屈辱地依赖于施舍者的感觉，这对于接受者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是极有害的，它可能导出苦涩和敌意，而不是和谐与和平。她设法把这种认识转化为实践，她把这些压伤的芦苇都紧紧地握在了自己的手中、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脸上。他告诉我们，仅仅仰望基督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活出基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