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主席约翰·桑内斯教授在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她的人的尊严的观点建造了一座桥。毫无障碍地、自然地，她靠着这座桥过了这道鸿沟。她的信息在不同信仰的人民之中得到了回响。”印度总统这样评价说：“她是那些解放了的心灵中的一个，这样的心灵超越了由种族、宗教和民族设立的所有界限。在我们今天这个纷扰的、不断被冲突和仇恨所折磨的世界中，特蕾莎修女所过的生活、所做的工作，为人类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世界银行主席麦克纳马拉的评论则更容易被人们记住：“特蕾莎修女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她用最为根本的方式，用她对人的尊严神圣­性­的确证来促进和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士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伟人，而特蕾莎修女则是伟人中的伟人。她还是那身寻常的打扮，她身上的光芒却照耀着整个颁奖礼堂。

面对如花似锦的荣誉，特蕾莎修女的答辞是：“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这个奖是对贫穷世界的承认。耶稣说：‘我饿，我冷，我无家可归。’通过为穷人服务，我就是为他服务。”她认为，自己所获得的荣誉仅仅是耶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之一。我们的一生都在努力地学习如何去爱他人——世界上没有“爱”解决不了的难题。

在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崇高的奖项之后，特蕾莎修女她把奖金全部捐献了出去，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办事。她还向诺贝尔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取消例行的授奖宴会，她认为那太浪费了。委员会接受了这一请求，并且将省下来的七千一百美元赠与她领导的仁爱修会。

她不给自己留一点积蓄，也不使用任何奢侈品，就连教皇赠送给她的一辆林肯牌高级轿车，她也通过义卖，将所得款项用于修建一所麻风病医院。

特蕾莎修女曾经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她为这片土地上绵绵不绝的苦难而震惊和感动。她生前曾经说过，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次去中国，替中国的穷人们服务。她多次为这些贫弱的灵魂而祈祷。

我凝视着特蕾莎修女那张布满深深的皱纹的脸，每一次都想落泪。特蕾莎修女说：“我们所过的贫苦生活与我们的事业同样重要。事实上，我们应该感激那些穷人，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更加爱我们的神。”她又说：“我们感到所作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唯一的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个人。”这段话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中国，有抽象的“人”的概念，却没有具体的“人”的概念；有集体的“人”的概念，却没有单个的“人”的概念。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致命的缺陷。

这些只要是认识字的人都能够读懂的句子，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心中。它们比那些晦涩的哲学著作更接近人生的真相，它们比那些辉煌的领袖语录更接近人类的真理。这本小册子中，除去了背景介绍以外，真正属于特蕾莎修女文字的还不到十万字。然而，阅读这些文字，收益将远远大于阅读那些所谓的“大师”们的几乎可以“等身”的著作。

那些虚伪的、言行脱节的、道貌岸然的“作家”和“学者”们，在这样的文字和这样的心灵面前羞愧并忏悔吧。

特蕾莎修女在说这些话、写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没有花招、没有卖弄，有的只是一颗直白坦率的心灵。你不必去推敲、分析、演算，你只需要用自己的心灵去领悟和感受。她是微笑着说这些话和写这些话的，“让我们记住一点：没有孩子不被需要，我们要总是以微笑相见，尤其是在微笑起来很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微笑。”

是的，比“横眉冷对千夫指”更加可贵的是“俯首甘为孺子牛”——能够像前者那样生活的知识分子很多，能够像后者那样生活的知识分子却寥寥无几。在我们当中，有几个人还拥有微笑的能力呢？那些脸上的肌­肉­只会作机械运动的美女模特们，当她们面对特蕾莎修女的微笑的时候，才会发现什么是真正的美。美与爱联系在一起，美是爱的一部分。不懂得爱的人，永远跟美无缘。

特蕾莎修女的文字和灵魂到中国来了——来到千沟万壑之间，来到江河与山峦之间，来到烛光与星光之间。她的言和她的行，她的文字和她的生命，都沐浴在“爱”那神圣的光辉之中。

对于心灵正在趋于麻木和冷漠的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阅读与背诵这些文字，而是身体力行地去寻找特蕾莎修女与我们生命的内在联系，并谦卑而诚实地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去爱别人——世界上没有不值得我们爱的人。

四

理查得·沃慕布朗是罗马尼亚地下教会的领袖之一，曾经因为信仰坐牢十四年，包括数年关押在不见日光的地下室。在全球许多弟兄姐妹的祷告和营救下，在国际组织的­干­预和压力下，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终于答应了一项交易：在获得西方一大笔“赎金”之后，将理查得·沃慕布朗释放出狱。

不久，是一九八九年那场人们没有意料到的剧变。原先看起来稳如泰山的铁腕独裁者，在瞬息之间就像纸房子一样垮台了。

后来，理查得·沃慕布朗拖着病体创办了一本名叫《殉道者之声》的杂志。在这本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蓝宝石》的文章。

文章的主人公德米特里是一位牧师，也是理查得·沃慕布朗的难友。他们曾经被囚禁在一起。在狱中，德米特里的脊椎被一名残忍的警察用铁榔头打伤，一根脊椎骨被打坏，他全身瘫痪了，只有脖子还能转动。

可以想象，德米特里遭受到的是多么悲惨的命运！如果住在家里或是医院里，他的妻子或母亲会照顾他。即使身边没有亲人，也还有护士的护理。可是，德米特里是在黑暗而肮脏的监狱中，难友们怎么照顾他呢？难友们没有自来水为他洗濯，也没有衣服或布料替他换洗。他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他就像最低级的动物一样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中。他甚至无法伸出手来拿一杯水喝。白天，凡能走动能­干­活的人全都被押出去­干­苦工。大家只能在晚上收工回来以后，为他倒杯水喝。他一个人在潮湿的牢房里，整整忍受一个白天的饥渴，他低声的呻吟没有人听得见。

就这样，德米特里在监狱里躺了好几年。他简直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里。德米特里的苦难远远超过了大仲马小说中那被关闭在黑牢里的“基度山伯爵”——“基度山伯爵”毕竟还拥有健康的身体，德米特里却成了“行尸走­肉­”。那个将德米特里殴打致残的警察因此获得了高升，离开监狱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部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罗马尼亚人民终于奋起反抗暴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并被立即处决。人民自由了，德米特里也从狱中被释放，与家人和朋友团聚了。

家人没有想到，他们的亲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连最好的医生也对德米特里溃烂和萎缩的身体束手无策。经过漫长的治疗，他的手脚还是无法移动，可是他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的身边有慈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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