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左拉因写作《我控诉》而被迫流亡国外，他愤怒地控诉，是因为爱，爱那个素不相识的、含冤的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罗素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研制核武器而入狱，他激越地抗议，是因为爱，爱被笼罩在核­阴­影下的每一个生命体；索尔仁尼琴因发表《古拉格群岛》而流亡西方二十多年，他无畏地揭露，也是因为爱，爱那些在集中营里死去的和还活着的同胞。

表面上，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的宽容、温和、悲悯不同，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是愤怒、尖刻、锐利的。但是，在左拉、罗素、索尔仁尼琴们的愤怒、尖刻、锐利的背后，有着大爱、大牺牲、大奉献。他们不是一味的愤怒、尖刻、锐利，相反，愤怒、尖刻、锐利仅仅是一个悠长的乐章中的山重水复、峰回路转而已。不是愤怒、尖刻、锐利控制着他们，而是他们的心灵控制着这些情绪。他们正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张力之间艰难地写作。与安徒生、朋霍费尔、特蕾莎修女们相比，他们构成了这个世界上另一道同样绚烂的风景。

他们在这样一点上是一样的：他们的写作与他们的生活同构，他们沐浴在阳光之下，也沐浴在爱之下。

这样的写作是我所仰望的写作，也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写作状态。

这样的生活是我所崇敬的生活，也是我所期望的一种生活状态。

虽远远不能达到，但心向往之。

最近一年多来，我开始吸取全新的­精­神资源，开始调整固有的文化结构。我一点点地减少自己在生活和写作之中的傲慢、独断、怨恨、轻蔑这样一些情绪和姿态，而以爱、谦卑、同情和怜悯这样一些内在的质素来替换它们。

每一点点的进步都是艰难的——我要像关公刮骨疗伤一样，刮出自己身上的文化毒素。我还得直面刮毒的整个过程，而不能通过诸如与旁人下棋之内的办法来转移注意力。

在刮去毒素的同时，我让自己站在阳光下，沐浴着阳光，沐浴着爱。

阳光和爱是最好的药物。

爱、谦卑、同情和悲悯，是我自身­精­神结构中匮乏，也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的文明状态中的匮乏。

我像一个沙漠中的饥渴者一样渴求它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和同胞能够感知和获得它们。

这几年来，我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些漩涡和纷争之中。羞辱和误会、嘲弄和冷眼，都成了家常便饭。我一度苦恼，一度怨恨，一度心力交瘁，也一度心灰意冷。但是，最后我终于站稳了，而没有像围观的看客们所盼望的那样倒下去。我变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幸福。我不再害怕敌人的明枪和同伴的暗箭，有了“爱”的盔甲，我刀枪不入。同时，我的创作能力也飞速增长——仿佛在冥冥之中，有神灵指挥着我写作。我不知道疲惫，也不感到匮乏。

在这一“大换血”的过程中，我的文字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我指的不仅仅是文章的语言风格，更是文字骨子里的东西。

回顾几年来的人生道路和写作道路，我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脉络：

《火与冰》和《铁屋中的呐喊》是第一个阶段——那是青春的激|情和孩子般的单纯，那是一种天然的直觉和对真理的渴求；

《说，还是不说》和《想飞的翅膀》是第二阶段——那是沉默之后言说的欲望，那是沉潜之后飞翔的梦想，那是对常识的捍卫和对启蒙的坚守；

《老鼠爱大米》和《爱与痛的边缘》是第三个阶段——两本书的书名各异其趣，却都有一个“爱”字，说明了我对“爱”的发现与觉醒；

长篇小说《香草山》与随笔集《压伤的芦苇》则是第四个阶段——我将爱提升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将它作为生命与写作的核心及本质。我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字，感受爱，接近爱，传达爱，分享爱——爱既蕴含在温柔与宽容之中，也隐藏在尖锐与锋利背后。

我对罪恶和暴力的厌恶依旧，我对平庸与愚昧的挑战依旧。我不妥协、不退守。

今天的我从昨天的我之中脱胎出来，这不是改弦易帜，而是柳暗花明。

我穿越了一个长长的隧道，终于看见了一片明亮的洁净的天空。

我找到了生活和写作的理由。

《圣经》中说：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泪的泉源，

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圣经·耶利米书9：1》）

我的眼泪，是不是这泉源中的一小滴？

我的文字，是不是这哭泣声中的一声？

清晨，阳光照­射­到我的书桌上。

我沐浴着阳光在写作，我沐浴着爱在写作。

我沐浴着阳光在生活，我沐浴着爱在生活。

。.××xt×小×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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