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苏”算是大半个老乡。我的家乡离这三位大文豪的家乡眉山只有几十里路。在川西平原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和小村落里，苏东坡是一名享有极高知名度的古代文人。那些头上包着白布、背上背着背篓的乡亲们，经常用羡慕和热爱的口吻谈论苏东坡。尽管他们可能大字不识一个、也没有读过苏东坡的任何一篇文章和一首诗歌，他们却知道苏东坡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并且把苏东坡作为教育孩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榜样。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述眉山，他写道：“眉山并非一个很大的城市，但住家颇为舒适。镇上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当地种植荷花已成一项庞大行业，人在街上步行之时，会见到路旁有许多荷花池，花朵盛开，香气袭人。”林语堂大概没有到过眉山，全是凭想象写来。因此，有着实际生活体验的我总觉得还有点“隔”，总觉得他还没有把这片土地的“好”写完、写透。不过，我同意林语堂的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性情乃至文风，与他诞生的地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东坡浩瀚的才情与纯净的童心，得益于眉山那“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也只有这片桃源般的土地，方能孕育出一位旷达的赤子和一颗温润的文心。
苏东坡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极其丰富的文人之一，林语堂在序言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迦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对苏东坡最为精妙的概括。在这诸多身份中，一般人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就得耗尽一生的心血。而苏东坡一边玩乐一边工作，所有的成就似乎都是信手拈来、不费半点功夫。我分析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他有极高的天赋；二是他有赤子之心。苏东坡曾经对弟弟苏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他成功的“秘诀”，也许就隐藏在这句半玩笑半认真的话之中。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既是一本“无一字无来处”的学术著作——他所作的考据和引证不亚于正统的历史学家，同时更是一本情趣盎然的小说——也只有采用这样自由烂漫的文体才能够凸显传主的神采。就品性和才华而言，在二十世纪诸多第一流的文化人中，林语堂最为接近苏东坡。我一直认为，传记是一种最难写的文体。即使是最出色的传记作家，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各种类型的传主的传记写好——只有作者与传主在心性接近的情况下，作者才有可能揭示传主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茨威格与他笔下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与他笔下的贝多芬、斯通与他笔下的凡·高，都有一种“恋人”般心灵相通的关系。与之相似，林语堂堪称二十世纪活着的“苏东坡”。在一个世纪的革命浪潮、军阀混战、党派夺权和文人纷争中，林语堂逐步退向边缘乃至黯然去国。苏东坡命运多舛，不断遭到诽谤乃至于流放，最后在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离开人世，再也都没有能够回到眷恋的故乡；而林语堂对“当代”的参与程度，远远赶不上苏东坡那么深切，他选择了一名身在异国的“旁观者”的身份，才得以保全自己相对的独立与自由。
对当下残暴的政治和喧嚣的文化的反感、疏离和厌恶，一千年后的林语堂与一千年前的苏东坡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都不是时代的弄潮儿和大英雄，他们有限度地参与社会的变革，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始终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苏东坡身处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夹缝里。在两派轮流当权的时期，他从来没有受到过重用，因为他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依靠良心而不依靠利益来做出关于“对”与“错”的判断，最后自然是左右都不讨好。不过，没有关系，苏东坡还可以做农夫呢，他真正拿起了锄头。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还有哪个士大夫能像苏东坡这样做呢？林语堂既赞赏又不无嫉妒地说：“苏东坡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要变成一个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海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的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只有在乡野之间、在村落之中，苏东坡的赤子之心才不至于被泯灭和扭曲。苏东坡从来不掩饰自己喜欢吃肉，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烹调大师，他创造的“东坡肉”至今依然是川菜中的“当家菜”；苏东坡从来不收敛自己的幽默才能，他那充满机智的对话让禅宗大师也难于应对，后人专门搜集整理了一本《东坡志林》；苏东坡也从来不遮掩自己对鬼神世界的好奇，面对邈然的未知领域，他总像一个可爱的孩子睁着一双大眼睛。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点也不缺乏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和理直气壮的大道德家，更不缺乏聪明的诗人和圆滑的文人，偏偏最缺乏有真性情的人、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好奇心的人——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个。
苏东坡是一个婴孩，一个饱经沧桑之后依然不改赤子之心的孩子。在诗人之中，杜甫太拘谨，李白又太单薄，只有苏东坡兼有孩童的纯洁和思想家的敏锐。学者刘再复在一封给女儿的信中说：“知识与财富一样，积累得太多太饱的时候，也会危害身心的健康。……许多有学问的人，到最后不仅无法从学问中跳出，而且变得非常冰冷、世故，以至世故大于学问，就是被知识所危害。所以我觉得最幸运的学者是他获得知识并由此获得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穿透力与洞察力以后又有力量返回婴儿状态，所以我称之为‘生之凯旋’。”学问之于苏东坡，正如“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从来不被学问所左右，学问却被他兴之所至地差遣。学问没有使他傲慢，反而让他更加谦卑。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完成了“生之凯旋”的文人之一。赤子的心灵是最宽广的心灵，婴孩的眼睛是最深邃的眼睛，正是在怡然自得的“生之凯旋”中，苏东坡如清风明月般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皇帝的心思
在华文文学中，影响力能够与金庸武侠小说相提并论的，大概唯有高阳的历史小说了。就小说技巧而论，高阳深得传统小说之神髓，安排故事情节，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时时给读者以桃源洞口豁然开朗之感；塑造人物形象，则音容笑貌流淌于薄纸之上，常常让读者有“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就史学功底而论，出生于浙江钱塘望族的高阳，虽然没有在学院中接受过严格的现代史学训练，但自小目熏耳染，经史子集尤其是典章制度、笔记野史，洞悉于胸，为一般“正途”出身的史学家远不能及。高阳一生创作了九十余部历史小说，自成一恢弘壮丽之文学世界。此一高阳的“文学世界”，可以与官修史书相互参照，如同一对双胞胎兄弟，各有优长、相映成趣。
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高阳的慈禧系列、胡雪岩系列、民国系列等。每一个系列都堪称一个曲径通幽的园林，既有亭台楼阁之类的建筑，也有梅兰竹菊之类的植物，让人赏心悦目而目不暇接。最近，我读完高阳的“红楼”系列，则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又有崭新的阅读体验和思想启示。高阳虽然不是所谓的“红学家”或者“曹学家”，但以他对清史研究之透彻和对《红楼梦》把玩之深切，着笔写曹家由朱门绣户、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的盛衰荣辱，宛如一幅清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在这一系列的“曹氏小说”中，高阳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一体，为解读曹雪芹和《红楼梦》以及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彼此诠释的精彩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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